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07:23:26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研究不足之处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英美 学术著作 匿名评审 规范
英美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出版流程分为选题策划及组稿、出版计划制订(编辑委员会)、编辑加工、设计制作、生产销售等几个阶段。策划编辑将选题方案提交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committee)讨论。该委员会根据年度经费预算、出书方向以及选题本身的价值来决策选题是否纳入出版计划。一旦选题获得通过，就进入订合同、修改书稿和编辑加工等出版程序。英美大学出版社历史悠久，多以学术著作出版为主，且编辑规范严密、成熟，值得借鉴。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学术著作选题匿名审稿制度规范进行分析。
一、学术著作出版个案
《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一书以赴美留学时间为序，收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31位留美历史学人的文章，文章如实记录了他们在美大学从事历史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学术历程。该书对英美大学出版学术著作的规范，尤其是学术著作出版前的匿名评审规范做了深入的剖析，从中可对英美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的制度规范进行分析和总结。兹仅列举数例。
个案一：刘晓原，1990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出版并不顺利，几年中在一些声望、等次不一的大学出版社屡屡碰壁。导师建议投稿剑桥大学出版社后，峰回路转。后来作者辗转得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审稿人是中美关系史学界享有盛名的教授。“多亏两位教授独具慧眼，才使我的书稿免于灭顶之灾”。博士毕业6年以后，其专著终由剑桥大学出版。
个案二：李小兵，1990年从美国卡内基一梅隆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97年，作者翻译一本中国将领抗美援朝回忆录，并投稿堪萨斯大学出版社。“按照美国学术出版社的做法，送出去请这个(研究)领域的两三位权威的专家来审阅。如果他们的审阅报告非常肯定，认为可以出版，主编将把这些审阅意见提交到每季度的出版社董事会上。若董事会最后决定出版，主编将与作者签合同”。
个案三：王希，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学位。当年投寄博士论文到牛津大学出版社，外审未获通过。修改期间，作者再投佐治亚大学出版社。该社邀请三位美国史研究的专家匿名评审，一致同意出版该书，还提出具体修改意见。1994年订出版合同，1995年交修改稿，1997年专著《民主的考验：1860－1910年黑人选举权与北部共和党人》得以出版。
个案四：熊存瑞，1988年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其博士论文投寄密歇根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外审未通过。作者全面修改论文后，出版社再次安排外审，两个外审依次审稿。最后，均同意将书稿稍作修改后出版。按出版社的程序，该计划还要经过出版委员会的同意。但有委员认为，该书稿曾有否定性意见，提议再次外审。最后一次外审也顺利通过。在出版社两易社长、稿件经一次内审四次外审(四人外审)之后，作者的博士论文终于在1997年得以出版。
事实上，许多博士论文都是在做了大量的修改之后方才得以出版的，有的甚至改得面目全非或重新写作了绝大部分的内容。如从事冷战史研究的陈兼博士，用两年时间修改、补充论文，“90％以上的内容是新写的”。1994年，其博士论文《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之形成》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有人甚至称为“经典著作”。
学术著作的出版耗时颇多，即使顺利，也多要数年时间。美国大学教授出版第一本专著实际上所花的时间，“若加上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平均7－8年可能是保守的估计”。
二、匿名评审程序
从上述个案可以看出，英美大学出版社对学术著作书稿普遍实行匿名评审。评审通过，才能列入出版计划，以此来保证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学术价值。
出版社邀请的匿名评审者，多是出版编辑过重要著作，且为同一研究领域中成就卓著的专家、教授。至于匿名制度，有的学者认为是单向匿名，即保证审稿人的匿名性，公开作者姓名。也有学者认为是双向匿名，即评审者和被审者皆不知情。若书稿评审通过或出版后，也有评审者会主动告知被评审人。
一般大学出版社审查书稿，需一次内审，这是出版社内部的审稿。通常由编辑对书稿的某一章节进行审阅。通过出版社的内部审稿，出版社会要求作者寄来全稿，请外审专家对全部稿件进行评审。按照外审的制度规范，通常由两名社外的同行专家对书稿进行匿名评审。也有出版社安排三名专家审阅，如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外审大多同时评审，但也有出版社依次进行外审，即第一外审通过后，再进行第二外审。叫若第一次外审不通过，则不再安排第二次外审。
如果两个外审均同意出版，则评审通过；若两人意见不一，有的出版社则另请外审审阅书稿，即安排第三次审稿。熊存瑞博士的著作投寄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社两易社长、稿件经一次内审四次外审(四人外审)之后，我终于在1997年获出版合同”。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的出版审稿程序与美国大学出版社基本相同，即由两位匿名审稿人审阅稿件；若推荐出版，则由出版社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哈佛大学的出版程序也大体相同，若两位匿名审稿人一致推荐出版，并通过出版社董事会的审议，则可正式安排出版。
评审结束，评审者要向出版社提交评审报告。即使同意出版，评审者也有义务对稿件提出较具体的书面修改意见；如果不同意出版，也会提出具体的审稿意见。无论外审是否推荐出版或评审是否通过，被评审者最后都能看到具体的审稿意见。
在美国，学术著作出版颇为不易。每个大学出版社均有各自的学术著作出版方向和出版领域。一方面作者的书稿要符合其出版范围，另一方面，稿件还要通过严格的书稿评审制度。如出版东亚学术专著负有盛名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每年收到上千件有关亚洲的图书选题，但每年最终不过只有40－50种书稿得以出版。学术著作出版的竞争非常激烈。
匿名评审报告最后要提交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由其决定是否列入出版计划。大学出版社编辑委员会成员通常从代表大学实力的各科系老师中挑选。如哈佛大学的编辑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席，共有12位男女成员。他们每月开会一次，讨论由出版社编辑提出的10－12种书稿。同时，还要请作者所在大学以外的一两名甚至三名学者审稿。编辑委员会将学术著作的经济效益评估和编辑对学术著作的评价分开，主要依据学术著作的价值来决定是否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有一个常设的20人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牛津大学各学科领域的专家代表组成，负责审核出版社的选题计划。除学校放假期间，委员会每两周召开一次例会，对编辑部上报的选题进行审核，对书稿的内容和质量均有明确的要求。如果选题通过出版委员会的审核，则组稿编辑代表出版社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
三、对匿名评审制度的评价
前文个案说明，出版社主要依赖审稿人的审稿意见来做出是否出版的决定，但因审稿人的不同，相同的著作也会有不同的评审结果。
当然这种评审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如有些论著的最后成形与作者的原意有差距”。因审稿者自己要发表类似的研究成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魏斐德教授的一本著作曾被要求删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有个别审稿人利用审稿机会排斥他人。如李小兵博士和光教授的学术著作历时六年，从几十种图书、几百万字的中文回忆录里选出相关内容，共同翻译、编辑了中国将领抗美援朝回忆录书稿，投给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后者安排两位专家匿名评审。第一位专家的审读报告称，两个编辑译者都是来自中国的历史教授，书中又全是关于如何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内容，有宣传共产主义之嫌。“如果把他(美国教授)的名字加上作为本书的编者之一，再加些注释，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第二位审稿人居然也提出同样的要求，称这样会产生更大影响。堪萨斯大学出版社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大学出版社，且为西方军事史出版领域的权威，竟然也同意审稿人的意见。最后，光教授退出，这本《的将领忆韩战》的军事史著作终于出版，三个编译者中，有两个是该书的审稿人。
尽管有上述弊端，但笔者认为，书稿匿名评审制度仍保证了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
美国大学的社科与人文领域盛传一句老话“不出版即灭亡”，即若不出版专著，大学教师将难以生存。美国大学的教授评级制度促使专家们精益求精。评审大学终身教授资格或正教授资格，最重要的条件是研究成果。而学术著作的匿名评审是美国大学制度健全的重要保障之一。在美国，评定终身教授和晋升职称时，以历史系为例，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要求至少在本专业认可的学术刊物(一般是匿名评审的学术刊物)发表三篇文章，才有可能得到终身职教资格。而在以研究为主的大学，除在学术刊物外，还须出版一本专著，当然还有其他条件。因此，美国的教授评级制度催生了大批的学术著作，而严格的书稿匿名评审出版制度则保证了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其推进学术的作用是“积极有效的”。因为绝大多数审稿者对书稿质量的评价都有共识，即“注重资料丰富、研究扎实和理论创新”三大标准。当然这一切是以文字流畅、用词得当，以及结构严谨为基础的。
一般来说，出版社的名声越大，其书稿的匿名评审越难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视出版物的质量，有一套严谨的制度和程序来保证学术著作的质量。出版社邀请专家匿名审读书稿并做出评论，编辑再与作者讨论这些意见，并作适当修改。如此反复，方才定稿。请同行专家评审，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重要的出版政策，也是牛津的学术出版物享有崇高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出版高质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便成了英美大学出版社共同追求的目标。
总体而言，“英美的审稿制度很健全，而且比较客观和科学”。更有学者坦称，匿名审稿制度“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就保证图书质量及审稿的公平性而言，比其他的制度要远为优越。出版界应尽力完善之，而不应因噎废食”。
四、书稿匿名评审制度对国内学术出版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数量的大幅增长，学术评价机制也从无到有，初具雏形。最典型的有南京大学的社科期刊评价体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该索引是一个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其中，经该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审定，2012－2013年度共确定25个学科的535种期刊为来源期刊目录，即所谓的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的重要工具，CSSCI提供多种定量数据和定量指标，为出版社及各学科著作的学术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尽管对核心期刊目录还有争议，但南大核心期刊目录已普遍为高校所接受，并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重要依据。同时，国内部分社科期刊，特别是一些学术水平高、影响大的学术期刊也在探索采用匿名审稿制度，这对保证期刊学术论文的质量有积极作用。可以说，在规范学术评价机制的探索方面，学术期刊出版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反观学术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乱象丛生。许多出版社，为谋取经济效益，盲目扩大学术著作的出版范围，出版前的审稿标准极为宽松。凡有出版补贴的书稿，几乎来者不拒，导致学术著作出版泛滥，这是近年来学术著作质量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高校及研究机构对学术著作的评价低于核心期刊论文的评价，许多高校甚至把核心期刊论文作为评价教师科研成果的主要依据。作者也不再对学术著作投入更大的精力，学术著作的出版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在此背景下，审视英美大学学术著作的匿名审稿制度，它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保证学术著作的高质量是学术出版的生命力。只有出版高质量的为社会所认可的学术著作，学术出版才能提高自身的价值，才能吸引更多作者投身于学术著作的著述中，学术出版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第二，在出版体制转制过程中，应有一部分出版社转制成非营利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专注于学术著作的出版，而不是把所有出版社都转变成商业性的出版机构。至少对那些过去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业的部分大学出版社或一些以学术出版见长的出版社来说更是如此。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张岂之；教育人文观；研究生培养；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教育人文观”与文化自觉
张岂之先生①是学术界公认的思想史家、史学家、哲学家，著述等身。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张岂之先生还对如何提升民族素质、如何达到社会文化自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认为，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手段。[1]张先生认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张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即为大学通识教材，此外，张先生还发表了《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对立耶？―体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考察》、《论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色》、《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与理论教育》、《关于教育人文观的思索》等文章，系统探讨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问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教育人文观”。②谢阳举教授认为，张岂之先生的“教育人文观”不仅包含了大学理念的纬度、文化的纬度、素质的纬度，其还将三者高度浓缩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集中展示了张岂之先生对大学素质教育、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独特运思。[2]98
其二，对社会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1992年张岂之先生创办并主编了《华夏文化》杂志，该刊物刊登了大量来自于社会的稿件，文章的作者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或是退休乡村教师、或是普通的农民，有的文章对某地的名胜古迹进行了介绍，如：刘书通所写的《关于涂山位置的确认――全国五处涂山稽考》一文，③有的文章对传统的民俗进行了考订，如：姜吉林所写的《我国古代的媒妁及其称谓》一文，④有的文章则对古代文物进行了考释，如：黄林纳所写的《牛角形三彩孔雀杯》一文，⑤有的文章还对古文字进行了考证，如：邢千里所写的《从甲骨文“册”字说起》一文，⑥经过20余年的发展，《华夏文化》逐渐成为了在社会上宣传、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如果说，在大学中倡扬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了张岂之先生的“教育人文观”，那么，在社会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将这种“教育人文观”的受众由大学生扩展到了普通民众，张岂之先生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和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结晶。”[3]3而“人文精神”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主要由天人之学、有对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经世致用之学等构成。⑧张岂之先生进而指出，人文精神是文化的核心，标志着文化的发展方向。[4]所以，张先生认为，只有以大学生为中心，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播、发酵，才能达到“学术自觉”、“道德自觉”、“理性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1]
可见，张岂之先生所倡导的“教育人文观”是倡扬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手段，因为“教育人文观”是一种使人成为文明人的教育，[2]103它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所以，只有通过“教育人文观”才能使全社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达成“人文”层面的共识，进而去接纳它、学习它、吸收它，张先生的“教育人文观”将“教育”与“人文”合二为一，通过教育来传播人文知识，利用人文知识来深化教育，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心，其是实现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教育方法与理念。
二、兼和、守正、日新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张岂之先生还非常执着于教育研究，特别是对人文学科研究生的教育研究，“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78年被批准为专门史（中国思想史）硕士学位点，1984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点，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5]221在三十多年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张岂之先生逐渐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在2007年7月举行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张岂之先生做了题为《兼和B守正B日新》的主题发言，“兼和”、“守正”、“日新”既是张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又是其进行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经验总结。⑨
“兼和”指应努力做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虚心吸收其他学科、其他学人的长处，形成自得之见。[6]张岂之先生在北大和清华求学期间，先后聆听过胡适、熊十力、朱光潜、石峻等著名学者的课程，诸先生的学识对张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先生曾感慨道：“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7]439张岂之先生同样将这种“兼和”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实际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无论是课程的设置，还是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张先生都力图将“中西融会”、“会通古今”的原则贯穿其间。此外，在张岂之先生所开的硕、博研究生必读的书目中，就中国的典籍而言，既有《论语》、《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又有《老子》、《庄子》这样的道家经典，还有《坛经》、《肇论》这样的佛教经典；就西方的典籍而言，则有《西方哲学史》（罗素）、《小逻辑》、《论法的精神》、《德意志意识形态》、《正义论》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著作。[5]171可见，张岂之先生将“兼和”原则运用到了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虽然，张岂之先生提倡中西会通的研究方法，但是，张先生立足研究生培养的客观实际，并不主张研究生进行中西比较的研究，而是认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要为后续的中西比较研究打好基础。此外，张岂之先生还指出，在中西互通的过程中要坚持“自我”：“自我，即我们自己的某些基本思路、推论方法和名词术语；有这个‘主体’，才能有效地吸收域外的某些成果，使它们为我们所用。如果没有‘自我’，一味跟着别人跑，就有可能迷失‘自我’。自己有了‘主体’，将域外的见解经过消化而吸收，使得‘主体’更加丰满，这也许是最值得提倡的。”[8]2
“守正” 指做正派人，有正义感，追求实现社会公正，在学术上走正道，讲学术道德，自觉地树立优良学风。[6]张岂之先生将“守正”原则运用于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做人，张先生指出：“所谓做人的教育，是指要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要教育研究生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教师等等方面的关系。只有在‘做人’这一点上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才能真正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真正地搞好学术研究。”[9]张先生进而认为：“在文章里，在著作里应体现人品，有人品才有文品。”[5]31所以，“做人的教育”要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并且张先生将其放在了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首位。[9]
其二、做学问，如果说，“做人的教育”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那么，“做学问的教育”则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张岂之先生认为，要做好学问，首先，必须打好基础，其中既包括相关的学术基础和理论基础；还包括外语基础、文字基础、文献基础、逻辑基础；甚至包括一定的人生阅历。[10]74
其次，注重学术规范，张岂之先生认为，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要看它所依据的史料是否是新发现的史料，对于已经普遍使用的史料是否从新角度去做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说明和解释；与前人在某一个问题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相比，是否有所进展；对已将发表过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全面的审查。新的学术观点不能模仿，更不能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2]142
最后，高度重视毕业论文质量，张岂之先生视毕业论文质量为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博士论文，张岂之先生要求博士在撰写毕业论文时，要尽可能完整地、系统地阅读研究课题的原始资料，而且要编出资料长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类归纳，进而得出切合实际的学术观点。[9]在博士论文的审核和答辩环节，张岂之先生往往会邀请国内最一流的学者来进行博士论文的评审工作，如：邀请张立文教授来评审理学方面的论文；林家有教授来评审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论文；龚书铎教授来评审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5]148而在论文答辩环节，张岂之先生不要求答辩委员做“集体讨论”，而是要求答辩委员根据博士生实际答辩情况来判定其是否通过，并指出，博士论文答辩全票通过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日新”指要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理念。[6]张岂之先生一再强调研究生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要对最前沿的学术动态拥有敏锐的洞察力。[5]154
张先生同样将“日新”原则运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如：在指导关于先秦楚文化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要求这位博士生关注最新出土的楚地文物。[5]103在指导关于近代学术史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则要求博士生吸纳港、澳、台最新的研究成果。[5]42在指导关于明清海防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更是要求博士生要借鉴以日本为主的最新海外研究成果。[5]85
不仅如此，虽然张岂之先生年近九旬，但先生扔坚持进行学术研究，除了论文与书籍的写作之外，张先生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全国各地的高校进行学术讲座，并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界分享。如：2013年10月张岂之先生在南京大学讲授了其对中国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2014年4月张岂之先生在东南大学讲授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亲和力。可见，张岂之先生真正将“日新”践行到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中。
三、经世致用、教学相长
“经世致用”一直以来都是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恪守的人生信条，士人们希望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完成先由内圣再到外王的终极目标。[11]427而张岂之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有着精深的研究，张先生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以至个人修身，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明清之际的诸多思想家都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致用思想。[12]95
张岂之先生同样将“经世致用”原则运用到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张岂之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研究生要多多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我国古来学术为的是经世致用，当然不必那么实用，但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因此，还是要看点报纸，重要的文件，要做些研究。胸中有全局，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样做学问才会有时代感。”[5]31
张先生认为，农民的增收问题、城市居民的社保问题、[5]31环境保护问题、[13]等都是学者或研究生急需关注的现实问题，并指出，虽然研究生所选择的学术课题不同，但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还是要关心的，这既是搞好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又是对研究者社会良心、良知的考量。[5]31
“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专门史的范畴，其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的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14]3可见，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极为宽泛，“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14]3都是其研究的领域。所以，张岂之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同样要对一些之前没有旁及的学术问题进行研习，做到“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一直以来都是侯外庐学派传承的学术传统。⑩张岂之先生曾回忆道：“我们师生间的文稿可以相互修改，侯外庐先生鼓励我们这么做。我至今怀念我们和侯先生一起写书时的美好时刻。那时，侯先生自己执笔写成的稿子送来，杨超、李学勤和我在他的稿子上有时也作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7]418作为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张岂之先生在培养研究生时，也秉承着“教学相长”的原则。如：在指导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同样对中国古代本体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了符合思想史发展原貌的学术观点：1、儒家是以《中庸》为代表的道德本体论；2、道家是以玄学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3、佛教是以法性宗为代表的心性本体论；4、法相宗是融汇了道德本体说、自然本体说与心性本体说的融合本体论。[5]33可见，师生通过对相同学术问题的探究，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除了师生共同进步之外，张岂之先生还视“教学相长”为引导学生步入学术领域的重要手段。“侯先生平时很少给我们讲如何搞科学研究，然而，他通过和我们讨论问题，以及帮我们修改文稿，亲切而又实际地带领着我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7]419张岂之先生也通过讨论论文、学术问题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将学生引领到学术研究的领域。如：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张先生会让博士生准备三个题目，通过与他们之间的讨论，来最终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5]172如：通过对一位博士所写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明辨思潮论文的注释、行文以及内在逻辑进行指导，使得这位博士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5]112可见，在张岂之先生看来，“教学相长”不仅可以提升师生的学术水平，其还是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
四、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张岂之先生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仅要求他们多读书，还要求他们做好读书笔记，并且要在读书的过程中发表见解，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5]152所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大多需要学习4到5年才能毕业，有的甚至需要6年。[15]
虽然身为严师，但张岂之先生并不主张博士研究生承担过重的学术负担，极为反对博士生需在“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上才能毕业的硬性规定。[16]不仅如此，张岂之先生在实际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还恪守着“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首先，张先生会让学生研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因为这5本典籍在思想上明快直截，不仅可以使学生对中国思想史产生兴趣，还可以为《诗》、《书》、《礼》、《春秋》等典籍的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2]150
其次，张先生会给研究生列出一大堆书目，先生不会再继续指定书目，而是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进行重点阅读。这样以来，研究生就能以某部典籍为基础，进行延伸性的阅读，如：有的研究生对《老子》一书感兴趣，那么，他就可以以《老子》为基础对道家的典籍进行扩展性的阅读，这就为日后毕业论文的写作，确定了研究方向。[2]151
最后，张先生会让学生把读书的心得体会写成文字，交他审阅，先生则会对读书笔记进行评判和指正，而先生的意见往往都是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研究生则会在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如：有的研究生写了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读书心得，他在读书心得的基础之上，最终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了“李约瑟”难题上。[2]152
可见，张岂之先生将“循序渐进”的原则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始末，入门、读书、心得体会、观点酝酿、论文写作，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由于研究生在学术基础、文字功底、逻辑思维能力、外语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张岂之先生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对于基础好的研究生，张先生会让他们选择学术难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认为，唯其有难度，才有做头，也才有趣味，才能培养科研的能力。如：让一位文史基础较好的研究生进行诗经学术史的研究。[5]114对于基础相对薄弱的研究生，张岂之先生会根据他们的学源、学术背景来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如：让一位本、硕均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将博士论文的撰写与两汉的“乐律学”相结合。可见，张岂之先生会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来对他们采用不同的培养方法，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作为学术界知名的思想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视为自身学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教育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兼和”、“守正”、“日新”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虽已年近90，但张先生仍然在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岗位上默默地坚守着、奉献着，为无数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使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薪火相传。
注释：
①张岂之先生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如皋人，抗战期间，南通濒临沦陷，先生
被家人辗转送至陕西城固，并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而后，
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并于1946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0年开始在清华
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北大和清华求学期间，先生聆听了侯外庐、胡
适、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贺麟、石峻、容肇祖等著名学者的课程，诸先
生的学识与师德对张岂之先生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张
先生任教于西北大学，开始了他长达60余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生涯。张先生
先后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四卷），并参与
主编了《宋明理学史》，自著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思
想史》、《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华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历史》（六卷本）、《中国历
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中国思想
学说史》（六卷本）等，张岂之先生在思想史、史学、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
方面的学术造诣极深，研究硕果累累，是公认的学术权威。
②详见谢阳举所写《为了人文的春天―张岂之先生教育人文观述要》一文，载《人
文学人―张岂之教授纪事》，西安出版社，2008年，第91-121页。
③⑤详见《华夏文化》，2009年第3期。
④详见《华夏文化》，2009年第4期。
⑥详见《华夏文化》，2008年第4期。
⑦张岂之先生认为：“以人为本，在社会生活中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正确
认识，以及实现现实生活的平等和公正原则，就成为伦理观、法律观需要继续
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被视为社会生活的根本，即人文精神。”详见《关
于教育人文观的思考》，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6期。
⑧详见张岂之先生所著的《中华人文精神》一书，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⑨详见张岂之先生所写的《兼和B守正B日新》一文，载《华夏文化》2007年
第4期。
⑩“侯外庐”学派是影响最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自上个世纪40年代
后期起，这一学派在中国思想史领域辛勤耕耘、奋力开拓，撰写出一系列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如：《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详见陈寒鸣
所写的《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一文，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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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岂之.人文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负担不宜过重 [J].中国高等教育，2000（20）.
作者简介：藏明（1982-），男，山东烟台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邢台学院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这位57岁的女士，拥有博士学历，此前曾担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
2000年9月，她以吉林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师从吉林大学教授张维达，在职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职获取博士学位，李斌的教育履历在中共高官中具有普遍性。检索官方的简历可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现任省委(含直辖市市委、自治区区委)397位常委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有86人，博士比例达21．7％，平均5个常委中就有一位博士。
博士常委最多的是山西省和天津市，如果13个常委坐成一桌，近一半是博士。在山西，包括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内的6位常委分别拥有管理学、法学博士学位，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兆前，更是工学和管理学“双料博士”。
在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其他5位常委有3位经济学博士、1位管理学博士和1位法学博士。
河北省有5位博士常委。福建、山东、青海、江苏、海南、等省区的常委中分别有1位博士，其中江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李小敏仍在职读博。
另外，有少数常委在从政前就完成了博士学习。新近入疆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熊选国，是刑法学泰斗马克昌的开门弟子，博士毕业后即入最高法院工作，一路升至副院长。此外，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副书记夏德仁，江西省委常委尚勇，甘肃省委常委蒋文兰，广东省委常委王荣等人曾在学界工作多年，其博士履历完成于从政前，博士专业都是其从事的本业。
只有北京、上海是例外，两地现任各13名常委里，最高学位只有硕士。
从数据上看，官员们读博士喜欢扎堆儿。他们既同地为官，也喜欢同校甚至同专业读博士。
吉林官员爱上吉林大学经济博士学位，河北官员则青睐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河北省委常委聂辰席、景春华、田向利三人，拿的都是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他们专业同样是管理科学与工程。聂辰席、景春华1999年9月同一年进校，景春华、田向利甚至师出同门，导师都是天津大学教授赵黎明。
在读博士期间，聂、景、田三人都获得了升职，其中晋升最显著的是聂辰席。入学之初，聂辰席任河北邯郸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3年9月拿到博士学位时，他已经升任邯郸市委副书记、市长。此后不到一年，聂辰席就任邯郸市委书记。
景春华在河北承德市委副书记任上入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时，已官至承德市长。不过，虽和聂辰席1999年同年入学，但景的博士学位迟到了两年。2005年，景春华获得管理学博士时，河北邯郸“一把手”聂辰席已经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职从事两年的民商法博士后研究。结束民商法博士后研究5个月后，2006年11月，聂辰席跻身河北省委班子。
就在聂辰席、景春华、田向利等博士生忙着从河北各地奔向天津大学校园时，天津本地官员则悠闲得多，他们有足够时间赶到和天大一墙之隔的南开校园。
天津的6位博士常委，3人毕业于南开。同门博士的情谊，出现在天津市委常委段春华、崔津渡身上。崔津渡初入南开校园，团市委书记段春华刚从世界经济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都是冼国明教授。
翻阅博士常委们的履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是他们青睐的双子星。在86位博士常委中，经济学博士28人，管理学博士26人，法学博士有14人。除上述三大学科，其他博士常委中，还有工学博士8人、农学博士3人，哲学、教育学博士各2人，文学、历史学、理学博士各1人。
在86位博士常委中，有45人是异地读博(其中4人因工作调动)。他们不得不重复一地工作、一地读书的双城记经历。
对于在职异地读博的地方大员来说，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1990年代末，梁滨尚在山西沂州担任地委常务副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其导师郑友敬说，梁将假日时间全部利用起来，最后完成了质量较高的论文。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卢贾宁对中国研究情有独钟，精通汉语和蒙古语。他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中国相关，分别是《1911-1919年俄蒙关系中的中国》(1984)、《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蒙古与中国教1994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俄关系史、中国外交史以及当代中俄关系等。
对中俄关系史的深入研究，让卢贾宁对当代中俄关系的观察更有历史厚度和深度，对未来的判断也更显战略眼光。他不仅在俄罗斯国内媒体上非常活跃，也是很多中国媒体的常客。他不断为中俄关系及中国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是当代俄罗斯为数不多的能自由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中国问题专家。
卢贾宁非常赞赏中国当前发展成就，在此基础上，他对当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对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2010年11月18日卢贾宁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明确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尤其是两国政治关系，现在处在最高发展水平”。他非常看重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认为俄中巩固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使双方能够“更具信心、更得心应手地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他还认为，从地缘政治和地区政策方面看，俄中合作对捍卫各自国家的利益非常重要。
对于中俄两国未来经济贸易合作的方向，卢贾宁尤其看重中俄间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他认为，由于欧洲需求日益下降，亚洲需求增长，俄罗斯开始推行亚洲大能源政策，而中国则成为俄罗斯能源进入亚洲的“窗口”。2011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营。卢贾宁对此评论说，随着中俄原油管道这条能源“桥梁”的开通，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向亚洲出口能源的通道。他说：“中俄石油管道的开通不仅仅将促进两国的石油合作，也将推动两国其他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核能合作、新能源设备生产合作，也包括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建设炼油厂、研发新的能源工艺等。”
除了建议加强经贸合作，卢贾宁也非常看重中俄间的人文交流。对于中俄双方近年来互办“语言年”，他认为，这是两国人文合作的组成部分，不只是政府行为，更是民间外交取得的成绩。他说，“汉语年”有助于中国在俄树立更为正面的国家形象，如今在俄罗斯，中文已成为除英文外最炙手可热的外语，很多人都开始对汉语感兴趣。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卢贾宁对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他指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贡献非常大。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军队的大部分力量。同时，中国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认为，中国对日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战场也是二战亚洲地区的主战场，中国军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英勇抵抗，是二战亚洲战场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卢贾宁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值得骄傲，它表明中国经济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但他同时也提醒说，经济总量只是衡量经济实力的一项指标，考虑到中国有10多亿人口，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再从科技、创新和自主品牌等方面看，中国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刘美：博士论文曾让重新选题
刘美是的博士论文导师。1998至2002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读了4年在职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接受采访时，76岁的刘美特意强调：“只聊博士论文，只说博士论文的事情，我是会负责任的。”
严格，是刘美在访谈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为了说明自己严厉的程度，刘美表示曾劝退过一个每次都带一大帮人和她讨论问题的学生，“我心想我是跟你讨论还是跟你带来的这帮人？”她提到，在跟她谈话时不带秘书。
就读的这种在职博士与普通博士略有不同。一是入学不需要参加全国考试，“他们是带着已经研究了的成果来读博士的，然后全校组成专家组来考评，通过这个以后才能入学”；二是不需要在课堂上听课，学校会对每门课程进行教学录音，然后寄送给学生。
出于对学生负责，学校通常会请很多老师授课。刘美提到一门叫《社会思潮》的课，从外面请了10位老师来讲。每门课程都要读很多书，每本书都要求写读书报告作为平时考核，最后还要“针对这门课的学习写一篇论文”。
刘美透露，的毕业论文最初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她觉得题目太大，让重新选题，这才有了《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
刘美还解释了的法学博士与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学博士的区别：“这个法学不是法律的法学，我们授学位是按大门类来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大类。”
： 大学期间曾经常到龚祥瑞家中挑灯夜谈
可能跟自身的经历有关，龚祥瑞在晚年很少谈论得意门生。“我想他是不希望影响到，因为他自己当时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另类。”龚祥瑞的学生、在北大法学院时的同学北大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姜明安说。
虽不公开谈论，但在亲近的学生面前，龚祥瑞偶尔也会聊到。“他希望能够上去。我们听了他这么多课，交流了这么多，他的一些信念，自己没有办法实现的，就寄托在我们身上。”姜明安说。
姜明安珍藏着一张摄于大三时的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簇拥着穿黑色中山装、戴黑框眼镜的龚祥瑞。照片右上角题有“师生留念”，时间是1981年。站在后排最右侧的位置。
2008年5月出版的《北大之精神》一书，收录了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师风散记》。书中，回忆了他在北大求学时与一些老师交往的片段。其中就有龚祥瑞。
的文章发表时，龚祥瑞已辞世12年。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回忆文章，无形中促成了老师遗世之作――龚祥瑞自传《盲人奥里翁》的出版。
这本书辗转了十几年，姜明安和龚祥瑞的另一名学生陈有西多次联系出版社，都未果。“我觉得如果没有的回忆文章，出版可能要更晚一点。既然都能够讲龚先生，说他受龚先生影响，那出版社出这个书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姜明安说。
当年龚祥瑞位于北京大学中关园202室的家，是他的学生们留下温暖回忆的地方。在仅有6平方米的客厅里，时常能看到耄耋之年的老师与稚气未脱的学生慷慨激昂地讨论着民主与。兴味浓时的深夜，旧疾在身、很少沾酒的的龚祥瑞会从柜子中取出白酒，学生则出门买来花生米，大家就着烟酒，挑灯夜谈。酒酣人困之际，老师不拘小节，学生便就地留宿。
“学习成绩好。我们毕业那年北大只有27个优秀毕业生，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我们法律系给了两个指标，就是我和，那是很光荣的。”姜明安回忆。
他最不能忘怀的是老师的理想和信念：“他确实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想把它建设得更好、更符合法制，人民生活得更好。这种事业心，这种追求，是龚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也是对我和同学们最大的影响。”
俞正声：戴其萼让自己“终身受益匪浅”
现任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俞正声是最早进入大学的。1963年，18岁的俞正声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几年前，他在接受电视纪录片《哈军工》剧组采访时，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严酷的组织纪律：每天早上起来都要长跑，三千米到五千米，完了之后洗冷水澡。“冬天戴一个毛线帽子，跑下来全部都是白的，都结了霜了。”
与学生相比，老师也一样辛苦，“我们起床号一吹往外面走的时候，系里戴其萼主任已经站在门口看我们了”。戴其萼曾是哈军工创办人陈赓大将的通讯科长，参加了哈军工的建校工作。
“那么大年纪，天天看着学员们出来跑步，看着学员们去洗冷水澡，什么话也不多说了，就是提倡大家要有一种能吃苦的精神。”俞正声说，这让他“终身受益匪浅”。
张岂之：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公开提到或拜访过两位老师，一个是就读西北大学时的校长张伯声，另一个是当时的历史系教授张岂之。他起码两次拜访后者。
谈及，张岂之印象深刻――两人在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时就已结识。
在张岂之记忆里，大学时爱讲话、坦率、幽默，与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很好。1977年，他卧病期间，已在陕西博物馆工作的专门去探望。
2011年2月，他们在西安也见过面。到陕西视察，特意约他聊天。地点是陕西宾馆，作陪的还有西北大学的现任书记和校长。
“见面后我问他，你最近读什么书？他说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我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他讲了几点，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张岂之说他当时还没看过这本书，“他讲了以后我再看，觉得他的介绍还是准确的。”
分别时，双手搀扶着老师，一路把他送上车。张岂之送给自己编撰的《中国历史》六卷本和《中国思想学说史》。
对这名国家领导中为数不多的历史系学生，张岂之充满期待。“一个学历史的人后来去抓经济，把潜在的才能发挥出来，很投入。现在他抓廉政，最近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做廉政文化报告，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张岂之评价说，“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就在我们与张岂之取得联系的数天前，在3月初的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专场，这位曾师从侯外庐、任继愈、季羡林等大家的学生，把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又推荐给更年轻的学生。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威廉・麦克尼尔属于典型的由某部著作声誉鹊起，终身受益的历史学家。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的兴起》，被公认为西方史学路径转移，开辟全球史写作的开创之作，博得包括汤因比在内的一系列学者激赏和公众赞誉，至今依然畅销。2010年，奥巴马在白宫为其颁发国家人文勋章，表彰他在西方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誉满天下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对于自己的学术思想轨迹有着感性认识。有人以为，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著作代表着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理性与进步思想的历史自省和不断超越，洋溢着特有的乐观精神，但麦克尼尔内心更认同自己扮演的是希罗多德的门徒，这是一位开启西方史学编撰新纪元的世界旅行家和博闻记录者。
麦克尼尔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后随担任神学院教授的父亲迁居美国。作为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父亲敦促他培养对真理和信仰的永恒追求。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麦克尼尔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此时的芝大正在年轻校长罗伯特・赫钦斯的带领下，开展人文经典通识课程运动，麦克尼尔一边服膺赫钦斯营造学生与教员论辩的浓厚思想氛围，另一边广泛汲取各类学科思想，芝大的哲学、古典学、文化人类学和欧洲中世纪史等，都给他灌输了思想活力。青年麦克尼尔推崇思想的原创性和对事物的想象推断能力，对那种堆砌史料而毫无观点洞见的研究很不以为然。这种思想偏好后来也波及到他对各位授业教师的评价，就这点而言，麦克尼尔称得上学术思想史上时常出现的“离经叛道者”。
“二战”期间，麦克尼尔终止在康奈尔的博士学业应征入伍。战争期间，他被推荐担任美国驻埃及使馆的武官助理，随后在欧战结束前夕调至希腊担任观察员，并领命为五角大楼撰写战后巴尔干地区政治分析报告。这段时期是麦克尼尔个人将历史文化知识与现实政治需求完美结合的黄金时期，他撰写的一系列关于战后希腊政治的书籍获得好评，同时他对国际事务敏锐分析的优秀素养亦得到汤因比垂青，邀请其参与由英国皇家国际研究所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撰写，该书系被奉为20世纪最为经典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值得称道的是，他所负责的“二战”期间美、苏、英大国关系史的分册是唯一一部由非英国籍学者撰写，但学术评价位居最佳之列的专著。假设麦克尼尔日后没有重返高校任教，他亦注定会成为冷战期间研究国际事务的风云学者。
战后麦克尼尔返回康奈尔完成博士论文。得益于赫钦斯的赏识和推荐，麦克尼尔重返芝加哥大学执掌教鞭，开启他服务芝大40年的学者历程。游历过世界各地，具有丰富观察经验的退役上尉麦克尼尔，其眼界已经超越众多同行而更具全球视野。麦克尼尔不满足于单纯讲解西方文明的历史，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最好的选择就是写一部前人所未曾开拓、未曾突破的大部头著作。
《西方的兴起》正是这种个人发展与时代背景相融合的产物，麦克尼尔花了整整八年时间构思结构、处理史料、增删枝节，最后成文书稿近千页，出版即轰动。该书契合了战后美国式的文明发展观：承认非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贡献和重要地位的同时，强调西方世界崛起背后的技术、科技、交通因素的排他性优势；把西方历史的发展阶段与其他非西方文明交错书写，各自碰撞，终而汇聚。
《西方的兴起》出版后，麦克尼尔没有停下对世界史领域的探索，他开始更关注在宏大叙事与微小主题之间的平衡。他日后出版的《瘟疫与人》探讨的即是疾病、病菌对于人类社会的正反影响力；《追寻权力》则围绕不同社会中的军事制度和组织对于国家和文明的作用。退休之后的麦克尼尔依旧笔耕不辍，关注着世界史发展的最新动态。他和儿子约翰・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代表着从全球史观和生态环境史观审视全球数千年间文明碰撞交错的视角。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观始终是流动和富有想象力的。他在日后曾坦言在撰写《西方的兴起》时，他内心的西方文明优越感影响了写作的均衡，而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对峙也影响了他对非西方文明的观察态度。麦克尼尔并未真正摒弃被后殖民者主义者所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点他日后也并不讳言。
麦克尼尔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不满足于对某个主题的固化思维，欣赏并期待来自其他学科发展后带来的新空间观、时间观的冲击。他反对历史学科的自我抱团和碎片化趋势，强调要积极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唯有这样，历史学家赖以维持的砝码才不至于偏向，所亟须的想象力才不至于枯竭。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中国；第一女博士；博士学位授予；学位制度
1983年5月27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中国第一批博、硕学位授予大会，有18位来自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中，就有新中国第一女博士学位获得者徐功巧，她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生物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和理学女博士学位获得者。徐功巧成为我国自行培养并授予的第一个女博士，从此开始，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渐渐增多。她们之中，有的成为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后各个学科的“第一女博士”。
由于资料分散的缘故，加上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长期来一直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和考证，存在很多疏漏和错误的说法。笔者依据我国实施博士学位授予制度的学科分类来梳理和考证，查缺补漏，修正误传。
一、新中国的“第一女博士”
继徐功巧获得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学位之后，1983年12月27日，倪以信在清华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清华大学参加答辩的只有两个，而倪以信又是第一位答辩，所以她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博士，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工学女博士。
第一批医学女博士是由北京医学院1984年12月授予的，她们是第一位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女博士曹承敬，首批生理学女博士谢翠微、李思嘉（1）。
第一位经济学女博士刘桂苏（2）的专业是财政学，依学科分类，她也是经济学科门类第一位女博士，获得学位时间比世界经济专业第一位女博士赵涛要早半年。
第一位法学女博士梅小侃（3）的专业为国际法，她于1986年7月7日获得学位。她是北京大学著名法学家王铁崖的第一位博士生，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位法学博士。
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学位获得者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若薇，她于1986年7月7日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学科专业为中国古代史，导师是邓广铭教授，博士论文是《辽朝军政制度考察》。（4）由于杨若薇为人低调，加上对她关注不够多，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历史学的第一位女博士的头衔戴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爱平头上。黄爱平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第一位女博士，她于“1988年5月获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学科专业为中国古代史”。她于1985年7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学位之后又继续攻读博士，成为人大录取的第二位女博士。关于“第一名”的头衔，她并不在意：“不少人，包括我导师，都说我是我国第一个历史学女博士，这是一头撞上的，纯属偶然”，“不止一家媒体提过，甚至一些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也是专门奔此而来的，特别是女生。但我对过程中的排名并不在意，对巧遇到的‘第一’、‘首位’也不看重。回想起来，我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第二批博士。当时第一批博士人数很少，其中的历史学博士，好象没有女性。在第二批博士中，女姓也寥寥无几。”（5）可见她自己和导师也没弄清楚，殊不知这第一位其实并不是她，可谓当局者迷。其实若除去杨若薇，这第二位也不是她，而是于1987年9月获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方慧（6）。
第一位语言文字学女博士是1987年7月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石定果（7），依学科分类，她同时也是文学类第一个女博士。
第一位农学女博士是李晓方，她于1987年12月在华中农业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位，专业为作物遗传育种（8）。
第一位哲学女博士是1988年5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穗明（9），她所学专业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位教育学女博士由史静寰于1990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她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教育史（10）。与史静寰同时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还有年仅25岁，于1990年初获得华东师范大学普通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宋美娥，她是我国心理学第一位女博士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博士（11）。因心理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故笔者以目前执有的资料很难判断史静寰与宋美娥谁是“第一位教育学博士”。
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姚云竹（12），她于1998年毕业于军事科学院战略学专业，获得军事学博士学位。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工红旗手”、“中国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管理学博士学位是1997年新的学位授予学科目录中从经济学分离出来的，1999年共授予331人管理学博士学位，因此，谁是第一位管理学女博士很难考证。
艺术学是2012年新学位授予学科目录中从文学独立出来的，因此目前还没有授予艺术学博士学位的历史。
以上是按大学科目录分类区分的，如果以学科细化来分，有中国“第一女博士”头衔的人更多，如：第一位经济学女博士赵涛13；第一位书法女博士解小青；第一位轮椅女博士侯晶晶；第一位聋人女博士郑璇；第一位舞蹈学女博士袁禾；第一位体育学女博士陈小蓉；（14）第一位美术学女博士王可平（15）；第一位统计学女博士蒋萍；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曲晓辉；第一位词学女博士王筱芸；第一位外科女博士周晓霞；第一位生殖医学女博士司远征；第一位农业动物工程学女博士夏平（16）；第一位女中医博士陈光新（17）；第一位词学女博士王筱云；第一位整形外科女博士乔群等等。
二、新中国女博士授予情况分析
随着20世纪20年代开始提倡在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便开始有女性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的甚至出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很难实现男女在教育上的平等。在那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寥寥无几，而且都是在中国的教会大学或者外国大学获得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上实现真正上的男女平等原则。在研究生教育中，女性也占到一定的比例，但人数极少，获得突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授予的首批硕士中，就有近一成的女性：“首批授予的8665名硕士中，男7835人，占90.4%；女830人，占9.6%。”（18）从1981～1993年，我国共授予了女博士学位1149人，而同期共授予12095名博士，女性博士只占其中的9.5%。（19）与男博士相比，1994年以前我国的女博士人数不多。但从当时我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女性受教育权利的传统来看，取得这些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目前关于博士学位授予的男女性别分析资料甚缺，本文试以《中国博士发展报告》给出的1995～2008年的毕业生性别比例来分析中国女博士学位的授予情况。虽然本书中的许多数据的可靠性还有待详核，而且毕业生人数与学位授予人数有一定差别，但以毕业生的性别比例来分析学位授予的性别比例，基本上还是可行的。通过分析，中国的女博士数量和所占的比例是逐年增加的，从1995年的约12%增长到2008年的35%，男女博士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85：120。
2009年、2010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的性别比例基本维持在1.85：1的水平上。2009年授予男博士占64.31%，女博士占35.69%21；2010年授予男博士占64.6%，女博士35.4%，其中各个学科的授予男女比例分别是哲学61.3：38.7，经济学66.3：33.7，教育学53.9：46.1，文学46.0：54.0，历史学61.3：38.7，理学63.3：36.7，工学74.1：25.9，农学59.2：40.8，医学52.5：47.5，管理学62.9：37.1，专业学位56.1：43.922，在文学上出现了女博士比例高于男博士的状况，表现出非常积极的信号，男女博士比例趋于平衡的方向有望。
女博士学位授予成就有三点：一是授予学科覆盖范围广，从1983年开始授予工学学位，到1997年12月授予军事学学位，再到1999年授予新划分出来的管理学学位，12个学科门类全部有女博士获得学位的授予；二是获得博士学位者日趋年轻化，从近年授予的女博士的年龄上看，比以前更加年轻，平均年龄普遍降低，这给她们在工作、生活上带来了红利，如今的女博士不论是在学业上、工作上、家庭生活上都能获得丰收；三是女博士在科研、教学、技术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她们活跃在祖国的各行各业中，担当起自己独特的角色，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并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
注释：
（1）《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88页。
（2）周木：《我国第一位财政学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京举行》，载《中国财政》，1986年06期，第48页。
（3）《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67页。
（4）《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68页。
（5）阚红柳：《谈泊明志宁静致远――黄爱平教授访谈录》，2004年5月7日，载于《历史教学》编辑部编：《新生代历史学者（第一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57页
（6）文精主编：《蒙古族大辞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88页。
（7）《北京研究生教育》编审委员会编写组编：《北京研究生教育1949～1989》，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附录部分，第468页。
（8）梁桂芝主编：《中国博士人名辞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262页。
（9）梁桂芝主编：《中国博士人名辞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4页。
（10）梁桂芝主编：《中国博士人名辞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8页。
（11）周有恒：《中国女博士“第一人”》，载《中华英才》1993年05期，第29页。
（12）包国俊：《姚云竹：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载《报》，2002年9月11日。
（13）李海鸥：《新中国第一位经济学女博士――赵涛》，纪念“巾帼建功”2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http：//219.238.228.244/newsfl/jinguoji
angong/zhengwen/3j.jsp？news_id=851。
（14）注：张汇兰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获得的，陈小蓉为中国自己培养授予的第一位体育学女博士。
（15）李润芝：《新中国帼国博士第一人》，载《河南税务》1998年第3期，第45页。由于“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韦钰”是在德国获得学位，“第一位军办女博士蔡文琴”是在英国获得的，“第一位海洋化学女博士洪华生”是在美国获得的，“第一位护理学女博士林菊英”是由美国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另外第一位中医女博士不是周珉，故不列入，以下几位的注释均与此处相同。
（16）张守强、于华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之最大辞典》，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17页。
（17）周有恒：《中国女博士“第一人”》，载《中华英才》1993年03期第30页，以下几位均同。
（18）《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646页。
（19）原载《中国教育年鉴（1994）》和《中国妇女报》1994年1月12日。转引自《社科信息文荟》，1994年第5期，第8页。
（20）蔡学军、范巍等著：《中国博士发展状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4页。
（2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课题给：《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0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47页。注：不含军事学人数。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分析；学科水平；博士研究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109-03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博士研究生教育是最高层次的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是衡量学位授予单位博士生教育质量的主要指标。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深入推进，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s，以下简称NEDD）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入选NEDD的数量也已成为衡量学位授予单位博士生教育质量和全国一级学科评估、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和高校排名的重要指标。西北师范大学省部共建规划也将“实现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零的突破”作为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迄今仍没有一篇入选或提名论文。
一、NEDD评选有关情况
199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委托“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首次开展NEDD的评选工作。本着“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每年评选出的NEDD不超过100篇。参加评选的论文一般为上一学年度在国内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
参加评选的论文覆盖了目前国内培养博士生的所有主要学位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首先，这些论文的选题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自然科学类论文的选题大多属于本学科国际前沿的课题，涉及本学科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的选题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开创性，并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其次，从优秀论文反映出的情况看，作者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优秀论文的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都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有的被国内外同行多次引用，说明博士生已经成为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生力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博士生教育经过30年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NEDD统计分析
1999～2011年全国共评选出NEDD1279篇、NEDD提名论文1902篇。从评选情况看，每年评选出的NEDD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保持在96～100篇，其中4年是100篇，其他年份不足100篇。这与教育部规定的“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原则相一致，也说明我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非常严格。
（一）区域分布
高校创新成果已经成为衡量区域知识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优秀博士论文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高质量成果，间接地反映了区域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潜力。图1反映了1999～2011年各省、市、自治区NEDD情况，从中可以看出，NEDD的区域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的分布状态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
（二）学位授权单位分布
对1279篇NEDD的授予单位进行统计分析（以最新名称为准，统计第一授予单位），最终共得到151个学位授予单位。其中，高等学校共入选NEDD1057篇，占NEDD总数的82.6%。39所“985工程”高校共入选776 篇，占高校总数的73.4%；6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共入选905篇，占高校总数的85.6 %，65所地方高校（其中19所为“211工程”高校）共入选112篇，占高校总数的10.6 %；师范院校共入选62篇，占高校总数的5.9 %，省部共建高校共入选11篇，占高校总数的1.0 %。
（三）学科分布
1.学科门类分布
图2是1279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学科门类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出，各学科门类之间差异很大，呈现出明显的学科集聚效应。位列前4位的工学、理学、医学、农学四大门类共入选1043篇，占总量的81.5%；文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军事学人文社会科学门类入选236篇，占总量的18.5%。可见，博士培养在文理科存在较大差异，理科的NEDD明显高于文科。
2.有关学科分布分析
第一，理学。在理学门类中，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分列理学入选NEDD一级学科的前三位，同时也排在所有一级学科入选论文数量的前三位，分别为86篇、82篇、77篇；化学学科平均每年入选6.6篇，体现了该学科强劲的科研创新能力；数学、地质学每年也均有论文入选。
第二，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文社会类NEDD中，历史学、文学、哲学门类入选论文数量居于前三位。从一级学科角度看，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法学、心理学等传统基础学科每年均有论文入选，论文总量分别为：历史学34篇、中国语言文学31篇、哲学18篇、法学18篇、心理学14篇。经济学门类下理论经济学论文15篇，应用经济学论文14篇。
第三，学科层次聚类相关。据统计，除军事学因不参与国家重点学科评选而没有国家重点学科外，1999～2011年，高校1050篇NEDD（不含军事院校7篇NEDD）中，982篇出自国家重点学科，所占比例达93.5%，这说明国家重点学科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优势，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NEDD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哲学、医学的NEDD无一例外全部出自于国家重点学科；其余9个学科门类尚有少数NEDD来自于非国家重点学科，其比例最高的为经济学，为22%，最低的为工学，仅3.7%。总的来说，人文社科类来自非国家重点学科的NEDD比例为14.1%，明显高于理工科来自非国家重点学科的4.7%。由此可见，一方面，NEDD与国家重点学科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但人文社会科学类NEDD与国家重点学科间的相关性要相对小一些。
三、相关高校NEDD和NEDD提名论文统计分析
为进一步探寻NEDD和NEDD提名论文与学科实力和导师队伍的相关性，笔者搜集整理了相关高校NEDD和NEDD提名论文的详细信息，以下分类作简要分析。
（一）师范院校
据统计，1999～2011年全国师范院校共入选NEDD62篇，其中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入选44篇，占71%；地方师范院校入选18篇，占29%。入选NEDD提名论文113篇，其中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入选78篇，占69%；地方师范院校入选35篇，占31%。入选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与区域聚集效应和单位综合实力相一致。湖南师范大学作为地方师范院校入选NEDD5篇、NEDD提名论文6篇，排名第5位（在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之前）。西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既没有入选NEDD，也没有入选NEDD提名论文。
地方师范院校18篇NEDD中有15篇出自国家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占83.3%，3篇出自省级重点学科，占16.7%；35篇NEDD提名论文中有27篇出自国家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占77.1%，8篇出自省级重点学科，占22.9%。这说明地方师范院校NEDD和NEDD提名论文也与国家重点学科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此外，18篇NEDD中有13篇出自人文社科类学科（占72.0%），35篇NEDD提名论文中有21篇出自人文社科类学科（占60.0%），反映了师范院校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传统优势地位。
（二）省部共建高校
据统计，1999～2011年省部共建高校中仅有西北大学、湘潭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延边大学5所高校入选NEDD，山西大学、西北大学、湘潭大学、内蒙古大学、郑州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河北大学8所高校入选NEDD提名论文，其他13所省部共建高校既没有入选NEDD，也没有入选NEDD提名论文。
省部共建高校11篇NEDD中有10篇出自国家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占91.0%，1篇出自省级重点学科，占9.0%；19篇NEDD提名论文中有14篇出自国家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占73.7%，5篇出自省级重点学科，占26.3%。这说明省部共建高校NEDD和NEDD提名论文也与国家重点学科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三）甘肃省高校
据统计，1999～2011年甘肃省高校中仅有兰州大学入选NEDD6篇、NEDD提名论文13篇，其他高校既没有入选NEDD，也没有入选NEDD提名论文。兰州大学6篇NEDD全部出自国家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13篇NEDD提名论文中有12篇出自国家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占92.3%，这两类论文均与国家重点学科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四、实现NEDD突破的思路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和由此产生的马太效应，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招生规模、培养质量和特色优势的不均衡性和NEDD集中于少数单位的现象是客观的，并将长期存在。为此，西北师范大学应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和重点突破模式，通过重点支持优势特色学科、提高博士生源质量和提升导师指导水平等措施，切实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力争在NEDD评选中取得突破，实现省部共建规划所确定的目标。
1.打造优势特色学科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产出NEDD的必由之路
许多高水平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和建设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优势特色学科群，其NEDD也主要产生于这些优势学科群。西北师范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科见长的传统师范大学，应坚持“特色兴校”，紧紧抓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有利政策和甘肃建设文化大省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优势学科地位，将“中国古代文学”和“课程与教学论”两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将教育学、心理学做强、做大，并在边疆史地、古籍整理、敦煌学、简牍学、艺术学等学科中培育建设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或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未来西北师范大学NEDD的突破方向应该明确定位在具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人文基地、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学科平台的博士招生方向上，将实现NEDD的突破作为“教育科学与教师教育创新基地”、“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基地”、“生态环境相关高分子材料创新平台”、“丝绸之路与西北史地研究基地”等平台基地建设的重要任务和考核指标，并将培育重点放在经过长期积淀、具有显著特色优势的先秦文学、边疆史地、简牍学、民族教育、农村教育等学科方向上。
2.提高生源质量是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和产出NEDD的基本前提
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术型的研究人才，为了使真正有志于研究和有能力研究的考生进入研究领域，首先应该在博士研究生的入口处把好质量关，注重考查考生的学习动机、研究基础和工作潜力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部分院系在2012年的博士招生中，初试环节由评委审核学生已有的研究成果、硕士论文等材料，合格者即可进入复试，考生不用再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初试，主要目的就是要重点考查申请人的科研能力。西北师范大学可以考虑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课程与教学论”两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试行。其次应多措并举，吸引优秀博士生源。利用学校“云亭班”高水平本科人才培养的机会，发现好苗子，及早列为研究生招收对象，及早开展研究工作。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开展硕博连读培养，并逐年增加硕博连读研究生的比例，切实把创新能力强和综合素质高的博士生选拔进来。三是加大对优秀博士生的资助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的作用，用好用足已有政策，争取早日产出NEDD。
3.提升导师指导水平是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和产出NEDD的关键因素
通过统计全国高校NEDD和NEDD提名论文指导教师信息，可以发现，各学科NEDD和NEDD提名论文指导教师都是本学科领域的顶级专家或知名学者，许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等，部分导师担任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副主任等，许多都有重要的学术兼职。因此，提升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培养质量，尽快产出NEDD或NEDD提名论文，必须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博导队伍。一是做好优势特色学科高水平师资的引进、稳定和发展，改革博士生导师选聘办法，形成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导师梯队。二是加强博士生合作培养，选拔优秀博士生到国内外高水平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研究，实行团队培养和双导师制。三是鼓励导师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推荐导师到各种学术团体中任职，从而提升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四是加强考核评价，把博士生产出成果作为导师评价考核的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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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65-04
在我所了解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中，近些年涌现出一些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史学家，李金铮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我心里，他一直是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但从他所发表的论著的内容来看，却是年富力强、相当成熟的中年了。近来我正在整理我的简陋而杂乱的书库，他赠我的书就有《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研究》《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等专著。重新翻阅，十分欣慰于他的著述的厚实出新。金铮还百余篇，其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数十篇，这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是不多见的。不少文章产生了很大反响。对这些文章我时有翻阅，并看到有的报刊对他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赞誉。金铮的研究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脉络，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近现代乡村史、中共革命史等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并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愈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我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拉拉杂杂的论著也写了不少，我希望它们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对后世仍有阅读的价值。不过，我更寄望于金铮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希望他们能为史学界作出更多经得起检验的成果。
已有几家报刊对金铮教授做过比较详细的访谈，这几篇文章反映了他的成长历程、研究方向、学术成就、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影响。当我向他谈起，我读过报刊对他的访谈时，他说这都是编辑、记者三番五次做工作才接受的。我知道金铮的个性，埋头做事，不喜张扬，律己宽人。他经常讲，学术不是生意场，学者当以学术立足，尽量少掺杂其他因素。我非常赞成这个看法，在今天这个喧嚣的、浮躁的年代，我们缺乏的就是这种难得的品质。在当今，能将为学与为人结合在一起者，似乎越来越少了。有的所谓学术“权威”，并不是来自于学术成就，是很不正常的。
我和金铮是师生关系，1996～1999年他曾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又同在南开大学生活和工作，变成了同事。迄今，我们已经交往20余年了。尽管我们并不经常见面，但只要坐在一起，就谈历史、谈学术、谈人生、谈社会。他每次外出参加学术研讨会回来，也都要和我谈新的学术动向、学术见闻。我曾与金铮合写过《从11村个体农民生产消费看中国近代农村变迁》的文章，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合作过程中，我们讨论了许多方面的学术问题，所以，我对他的了解是比较多、比较深的。不过，当我向金铮谈到写一篇评论他的学术研究的文章时，他连连摇头，笑称有“老师鼓吹学生之嫌”。他说，他倒是想听到老师的批评，以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学术研究。他的反应，尤其是他的顾虑，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这符合他的个性。不过，我还是坚持写。为什么呢？我觉得金铮的治学历程、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也就是说，我没有将此仅仅看作他个人的事情，而是认为值得青年学者以及学生学习和借鉴。我都是91岁的老“九零后”了，还有必要抬举一个晚辈、一个学生吗？
我想，以前几个报刊对他的访谈内容，这里不做过多重复了。我只是就我个人的接触和了解，谈一点体会和看法。
金铮生于冀中农村，那里曾是革命老区，这一背景对他后来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响。我是陕西农村长大的，知道环境对人的一辈子都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16岁考取大学，可谓少年才俊。在改革开放之初，能走出农村，接受高等教育是不可多得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七八年，在职考取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生，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可以说是南开培育的史学人才。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培养博士生近20年之久，博士生中大多数为在职教师，后来他们几乎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教授乃至知名学者，金铮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金铮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他特别尊重前辈学者，很善于从他们的成长和治学经历中汲取经验。我们见面时，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史学界的名人掌故。我向他回忆，我求学和治学过程中遇到的老师和著名学者，譬如读辅仁大学时的老师陈垣、赵光贤、张星R、余逊、柴德赓；读南开大学时的老师冯文潜、杨志玖、杨生茂、吴廷G、王玉哲、黎国彬，老同学蔡美彪；留校任教之后与郑天挺、雷海宗、杨翼骧、谢国桢、李何林、滕维藻、穆旦、梁寒冰的交往，以及五六十年代与范文澜、沈从文、郑振铎、吴晗、陈翰笙、白寿彝、尹达、齐思和、周一良、邵循正的相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与国外学者接触频繁，谈的较多的有周锡瑞、麦金农、傅高义、塞尔登、弗里德曼、范力沛、高博、李来福、乔伟、古德曼、山田辰雄、野泽丰、池田诚、西村成雄、三谷孝、顾琳、笠原十九司等。在言谈话语中，金铮能领略到这些学者的个性、风范和智慧。
在谈学术界的名人轶事时，我还不时听到金铮对一些前辈学者的事迹多有了解，如数家珍。他对著名学者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录、日记、书信等有浓厚的兴趣，见到这方面的书即喜出望外，动辄买之。他关注的范围不仅限于历史学者，也涉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已积累百余种之多。除了我发表的回忆文字之外，他经常向我谈到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家列传》《文史专家谈治学》《励耘书屋问学记》《读史阅世六十年》《问学谏往录》《毕竟是书生》《爱国一书生》《谭其骧前传》《治史三书》《师门五年记》《胡适口述自传》《黄仁宇回忆录》《费正清自传》《萨义德回忆录》《我与历史有个约会》《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南港学风》，以及《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吴宓日记》《竺可桢日记》《朱希祖日记》《刘节日记》《陈寅恪集・书信选》等。金铮说，看了这些书，就等于遍访“名山大川”，博采众长，吸收了营养，这的确是巧妙的读书之法。他从中获得了许多教益，史学工作者也应从他的学习体会中也受到不少启示。一个学者的成功，除了天赋以外，更主要的是靠辛勤的钻研。天赋是没法学习的，但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道路是可以借鉴的。有一些貌似天资聪慧的人，因为不够执著，不够吃苦，终究一事无成。就此来说，吃苦耐劳，不惧挫折，持之以恒，是比天赋更为可贵的一个基本素养。另外，所有成功的学者，都会根据个人的成长背景、性格特征、知识基础，选择一个稳定的、可行的研究方向，心无旁骛，必有所成。也就是说，知识可以无限广博，但做研究一定要具体。即便是大师级的学者，熔铸古今，学贯中西，其研究领域仍是有限的，他们总是在一两个方面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相反，有的学者游移不定，这山望着那山高，每个问题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最终在哪个方面都未能站稳脚跟。再者，凡属成功的学者，都有强烈的创新思维。他们秉持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反对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或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新见，更上层楼；或者开疆拓土，挖掘新领域、新课题，为学界辟出新天地。与学术大师相比，后辈学人存在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见贤思齐”。我们从金铮的学术成长之路，从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是不难看到前辈学者的激励作用的。在我80岁生日时，八哥赠送我一幅墨宝，“松柏老更健，芝荣清目香”，意思是学问是日积月累所得。在金铮的身上，最令我欣赏的，是他对学术坚守不移、积土成山的态度。
关于学术著作的阅读，我们也常有议论。金铮认为，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之内，应该选择经典之作来阅读。经典之作就是大家认可的、值得反复阅读的论著。我赞成这个看法，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现在学界每年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值得阅读的并不多。金铮不仅精选国内外历史学专业的经典之作，还关注相关学科的有影响的论著。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他经常提到的还有斯密、韦伯、米塞斯、哈耶克、恰亚诺夫、舒尔茨、米格代尔、斯科特、波普金、格尔茨、托克维尔、勒庞、霍布斯鲍姆、阿伦特、斯考切波、亨廷顿、布迪厄、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著作。金铮对经典著作不仅仔细阅读，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不仅摘录精彩的论述，还积累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在阅读过程中，他的学术眼界不断扩大，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我很认可金铮阅读经典的做法，值得青年学者仿效。
金铮曾对我说，他有幸成长于这个学术勃发的时代，总要有点作为。他践行了这一志向，在史学研究中，脚踏实地，知难而进，不断探索，勇于创新。
他做博士论文的过程，我了解较多，体会也较深。金铮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与社会史，其中用力最多的是乡村史和中共革命史，读博之前就已经发表了若干篇不错的论文，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两个方向，与我那些年所做的研究是比较类似的。那时我刚刚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正在进行另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我让金铮参加了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他的硕士论的是《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涉猎的领域。著名社会经济史家李文治先生、从翰香先生参加了论文答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乡村史研究难度大，李金铮具有很强的探索精神。在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金铮说仍希望继续做乡村史课题，我很赞成。近代中国依然是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这一特点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走向。要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史，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关键是选取什么样的问题，我提出两点意见，一是研究范围可以在冀中的基础上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二是尽量选择一个学术界以往没有探讨或较少探讨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地做好学术史，在对以往研究进行详细了解的基础上，选出自己认为最具价值、且能把握的题目。金铮一直非常重视学术史梳理，他积累和整理了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的论著资料索引、中共华北根据地、解放区论著资料索引，掌握了大量海内外研究信息，这对其正确地判断选题有很大的帮助。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讨论，他最后决定，以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关系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我觉得，这个题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离不开借贷的调剂，富裕的地主、富农和商人靠出贷获得一部分收入，政府也介入到民间借贷关系之中。所以，借贷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很复杂的。而民国时期在中国乡村借贷关系史上，又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时代，有其突出的历史特色和历史地位。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在与金铮的通信中，对这一选题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具有开拓意义，成果必多创见。该论文的研究时段尽管为民国时期，但金铮并未将眼光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民国”，而是除了北洋军阀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他还前溯古代，并将中共革命时期也纳入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传统、现代与革命的基本线索。
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一向强调，搜集资料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金铮广泛搜集了图书、报刊、方志、文史以及未刊档案资料。我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亲眼看到，他由于长时间集中翻检《大公报》《申报》《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手指甲竟磨出了血！在长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中，我还提倡进行田野调查，走出书斋，奔走田间地头，寻找源头活水，抢救活资料。我曾与金铮一道深入到易县等太行山区访谈老人，挖掘他们在旧中国农村的经历、见闻，获得了不少珍贵的口述资料。至今，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不仅如此，为了找到与民国时期借贷有关的当事人资料，金铮还通过信函的方式，调查历史学界曾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老一代学者，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些做法，都是值得推广的。
这篇博士论文，是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乡村借贷关系的专著，不仅为近代乡村借贷关系史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而且在高利贷、中共革命借贷等问题上也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解释，加深了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和中共革命史的理解。论文答辩时，获得了李文海、丁守和等著名学者的极高评价。现在，两位老师都已作古，令人唏嘘。博士毕业后，金铮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继续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进一步探讨民国乡村借贷关系问题。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两部著作相继出版，广受学界同行好评。凭借这两部专著，金铮教授成为中国近代乡村金融史领域最有话语权的学者之一。
除了民间借贷关系，金铮教授对其他中国近现代乡村史问题也多有涉猎。一是在原来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对近代冀中乡村社会经济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包括人口、家庭、土地问题、租佃关系、农业生产、家庭手工业、市场交易、农民生活等方面。这些论文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与学界主流观点进行论辩，进而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我认为，能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发表意见的学者是很少的。可以说，冀中研究是近代乡村微观研究的典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二是开展清末民国时期乡村社会调查史的研究，包括卜凯等国外学者的农村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农村调查、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农村调查和共产党人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等。以往我们主要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但很少关注其产生的过程。金铮对这些调查的目标、方法及其影响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三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史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包括区域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乡村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论争等。他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区域的选择标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方向也发表了看法。不仅如此，他还以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为例，参与了大家关注的“碎片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整体史理念，这就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的内容，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这一理念，将碎片研究、整体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的问题统摄起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几个方面相互之间的矛盾。金铮以上认识，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他对中国近代日常生活史、天津城市史、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以及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还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名著为例，对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叙述方式、理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值得我们思考。
近些年金铮教授的研究引起学界更大反响的，是他较早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这是他多年研究乡村史和中共革命史的结果，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标志性能力。当然，一个学者一生也不见得有运气碰到和提出一个带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命题。从这一角度来说，金铮是幸运的。他认为，传统革命史观尽管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存在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就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关系来说，革命史著述由于受到党派争论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基本上呈现为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中共政权制定和颁布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样一个模式之下，鲜活的、具体的革命过程消失了，一场本来十分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革命变得简单化了。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与广大民众之间，成了单向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共产党的政策与农民的革命认同之间，呈现为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出革命领导者和中共政权的正确性、权威性。但正如金铮所说，这种以为“高大全”就能抬高共产党革命形象的做法，恰恰淡化了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基本结论，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共产党的作用。
金铮教授所提出的新革命史，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回归实事求是的轨道，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譬如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革命史与社会史、乡村史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他对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中农民的心态、减息废债中传统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实践。新革命史观的提出，引起党史学界、近现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有学者评论道：新革命史“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为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不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对于今后切实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以为，这一评论是恰当的。我多年从事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研究，对传统革命史观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切身体会，的确需要改进。也许新革命史观还有不完善之处，但金铮仍在探索和补充之中。其敢于突破陈说的创新精神，是应该给予足够的肯定的。
我以为，金铮教授已经闯出了一条史学研究之路。他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近现代乡村史和革命史领域，不仅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路径，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来源于他的学者品质。具体一点说，就是他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对学术史源流的重视，对问题意识的强调，对理论方法的追求，对实证研究的崇尚。当然，更来自他锲而不舍的努力和愈益深厚的人生感悟。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南开浓郁的学术氛围的熏陶下，金铮有一种独立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