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新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07:16:04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科学发展观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人的认识过程始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掌握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这是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新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性认识，这种正确的理论一旦被实践主体所掌握，并付诸实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便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理论创新的检验标准
1．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杜撰，异想天开，更不是闭门造车，脱离实践。人类社会的无限性决定人们实践的无限性，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最初是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当这种认识与实践一致时，人们就能够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有目的的实践，否则便是自由的、盲目的实践。这说明，理论是来自实践的，而实践是第一性的，但如果这种实践没有一种正确理论的指导，人们自由的、盲目的实践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元序甚至灾难。所以，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大挫折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以保证这种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否则所谓的理论就是元病，就是空洞的理论，实践也就成了盲目的实践。
2．提出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就必须想办法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理论体系”，不能是一两句话或者某一方面的简单理论。因为它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重大挫折等重大问题，否则就把理论庸俗化或者简单化了。
3．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理论是用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和实践相一致，必须在实践中检验。这种理论如果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能解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则说明是正确的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4．这种理论应该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是不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讲必须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三、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理论建设上的创新成果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执政实践；执政机制
在2003年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这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主题、人民的意志，也是我们党始终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从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政党发展规律的最新成果，是我党执政历史、执政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次新的飞跃。
执政理念是精神的范畴，精神只有转化为物质，理念只有转化为实践，才具有真正价值。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的执政理念确立之后，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形成全党的统一实践。就社会学而言，执政实践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的一个永恒主题是“协调、秩序、进步”。也就是社会经济学所追求的“均衡”、社会法学所追求的“公正”、社会政治学所追求的“合作”。这些科学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执政党建设而言，科学的执政理念需要科学的执政实践来支撑和体现，建立完善科学的执政机制是执政实践的重要环节、重要内容。因此，围绕科学执政机制进行思考和研究，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探索。我以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完善科学的执政机制，需要关注和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科学执政机制的本质——权力制衡
我们所说的“权力制衡”，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削弱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设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实现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独立，形成权力相对制衡的结构体系，确立起科学的执政机制，使党的政治性权威发展为法理性权威，以法律的意志保证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地位。
（1）确立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对独立、相对制衡的权力结构。我国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主张通过立法权相对独立而成为权力制衡的要素，其内涵是人民规定权力，即人民运用法律赋予的民主选举权推举出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代表行使立法权。同时，对国家管理权的合法性和执行过程中的正当性进行监督，也就是拥有对国家行政权、司法权实施监督限制的权力，其中包括对行政与司法权力个体人员的任用和罢免，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体现人民意志，运用检举、弹劾、罢免的法律程序，对不能承担权力职能和滥用权力的行政权、司法权的掌管者实行罢免，依法收回权力。我国的行政权归属各级政府。行政权在权力行为中是最大量、最经常的行为，也是腐败易发、高发区域。因此，行政权力运行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主张权力制衡，重点是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要将行政权力的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置于法律和立法机关的严格控制之下，通过行政立法，公平分配行政机关、行政人员以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强化执法中的民主和公正因素；弱化行政手段；强化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注重行政诉讼的实现。[1]我国的司法权以检察院、法院为主体，其主要职能是以司法手段审判惩治社会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党政干部的违法行为。我们主张司法权独立行使，保持权力结构的平衡，主旨是科学地处理党的领导权、国家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因为，如若司法权不能独立，其捍卫法律公正、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就无法体现，理性的法治秩序也就无法保障。因此，从体制改革着手，赋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职能势在必行。可以考虑司法机构财政经费独立运行；实行法官、检察官终身制或延长任职最高年龄的限制，其任免权归属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每一审级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党委及政府无权例会终审或干预刑事审判。
（2）确立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独立、相对制衡的权力结构。党的决策权归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党的执行权归属党的各级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党的监督权归属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行使的最高裁决及监督归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保证有效地行使，可以考虑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每届一次，改为每年一次，决策和决定党内重大事项和重大党内人事任免，充分体现决策职能；党的各级委员会除在每年一次的党员代表大会上报告工作外，还要负责对大会期间党员代表提交的质疑案给予解释答复；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也应本着“相对独立”的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可以考虑党的各级纪委隶属上一级党委、纪委领导，纪委主要领导不参加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但要列席同级党委会和常务委员会，各级纪委办事机构人员的任免权归属上一级党委或纪委，纪委财政独立运行，办事经费由上一级纪委按年度预算划拨。
二、科学执政机制的核心——民主公开
民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公开。由此可见，民主公开是科学执政机制的核心内容，也是科学执政机制的一条重要原则。民主公开是维护正义、消除邪恶的利剑。执政机制坚持民主公开是维护人民权益、制止执政权力蜕化变质的重要保证。列宁在阐述民主公开原则的意义及作用时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2]又说：“公开揭穿是一把利剑，它自己可以治疗它所带来的创伤。”[3]我们在科学执政机制中坚持民主公开，就是用公开体现民主，用民主保障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执政行为全过程的民主公开制度。一是决策过程公开。决策前的酝酿和决策后的结果都要采取一定的民主形式公开运行，保证公开后，能够迅速实现信息反馈，纠正决策出现的偏差和决策中隐含的谋私动机。二是执行过程公开。权力运行的执行操作阶段是最易出现非公正行为乃至腐败现象的环节，实现执行过程公开，能够有效消除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不良现象和腐败行为，保证正确的决策得以公正执行。比如，人事任免方案公示制度，就是执行过程公开的最佳选择。方案公示于群众，能够增强任免执行过程的透明度，迅速获取群众意见的反馈，纠正或避免人事任免中的偏差和用人不公的问题。三是运行结果公开。不仅权力运行的最终结果要公开，而且执行过程中的阶段性结果也要公开。结果公开的目的是接受群众检验，曝光揭露权力运行中的违规越轨行为，其中包括对造成不良结果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公开惩处。四是应公开未公开的执行事项公开。权力运行机制明确规定必须公开执行的事项或程序，未予公开而擅自执行，一经发现，要公开事实真相，撤消执行结果，并公开处理有关责任人。
三、科学执政机制的方式——规范程序
“程序”的词义是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引申于社会领域是指国家事务按时间先后依次安排的规范化的工作步骤。在现代法治社会，程序是醒目的标志，没有程序，也就没有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就是“程序治”。但是，我们所要求的执政权力运行中的程序，应该是科学的、民主的，而且是符合实际的简便可行的程序。如果程序失去了这些基本条件而导致非科学的、非民主的、脱离实际的程序设计，那么，越是坚持这个程序运行过程，就越背离原本程序设计目标。因此，科学的执政机制应是运行程序与效果的统一。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特举一例。2001年1月4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1998年，联勤某分部出台了一项财务“联审会签”制度，即“对一定时期的经费开支计划和已完成的经费支出项目，由行政主官牵头，组织军政主官、部门领导、财务人员和有关经办人员参加，定期以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联合审查”。该分部实行“联审会签”制度的两年时间里，共节省经费1200多万元，无一名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因经济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目前，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多数实行按权限、分数额的行政领导“一支笔”审批经费制度。这种制度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一些经济腐败案件多数是在这一审批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个分部实行的“联审会签”制度与分工行政主官“一支笔”签字审批经费的制度比较，在程序上的区别是：前者财务审批权力的运行过程民主监督的成份高、经费审批权失误、异化的可能性低；后者运行过程民主监督的成份低、利用经办或审批过程侵财贪占的可能性高。二者权力运行程序不同，效果也就明显不同。由此可见，坚持程序与效果统一的原则是建立科学执政机制，提高科学执政水平的重要途径。
严格地说，程序就是法律，坚持程序就是维护法律，违背程序就是违犯法律。我们要把执政程序上升为遵守法律，使科学执政机制建立在执政行为程序化的基础之上。以各级政府权力运行为例。政府机构在明确职能任务与职责分工的前提下，其权力运行要经过决策、执行、信息反馈、执行结果奖惩等工作过程。基本运行程序为：决策阶段——行政首长（决策者）根据工作机构提供的信息与动态，参谋机构提供的决策建议，咨询机构提供的决策论证，经过决策集体进行充分研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决策。执行阶段——执行机构根据行政首长的决策，指令各职能部门分别制定本部门执行决策的计划、方案，业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和执行措施，并组织执行。信息反馈阶段——在实施与执行过程中，由信息与监督机构检验实施与执行的偏差情况和实际效果，适时反馈执行信息，并向决策机构提供修正决策建议，提出纠正执行偏差的措施。由于大量的信息反馈是由监督机构完成的，所以，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决策执行的跟踪监督。结果奖惩阶段——以行政首长和决策机构为主，对决策执行结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考查验收，依据执行结果的质量高低、效果好差，指令职能部门提出奖惩意见与方案，按奖惩权限规定实施奖惩。政府机构还应围绕运行程序，根据各自的职能与业务性质，制定相关的工作规则。工作规则要细化到相关机构的每个基层单元，使进入权力运行过程的每一位公务人员，均能按照工作职责、任务、程序和规则，顺利地进入工作角色。
四、科学执政机制的保障——广泛监督
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对执政行为实施监督，是科学执政机制的重要保障。一种科学的执政机制，应具有多方式、多渠道的监督保障。因此，除加强司法监督外，我们还必须拓宽各种监督渠道和监督方式。
（1）加强政协监督。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实行以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是人民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协包括了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别的代表人士，能够充分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看法；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能够提出切实的、深刻的意见；人民政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其监督活动既有规范的形式，又有制度的保障。[4]拓宽政协监督渠道，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也有利于防止和现象。必须看到，政协履行监督职能还比较薄弱，监督力度还比较小，这就要求在构建权力监督机制中，注重以法保证人民政协监督渠道的畅通，要落实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制定配套措施，规范监督程序。特别是注重依法保护政协委员的监督权利，扩大委员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
（2）加强群众监督。群众监督，即公民监督，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群众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遵纪守法者对违法乱纪者的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具体体现。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5]群众监督的主要形式包括举报监督、监督、控申监督等。党和国家对群众监督的主要形式均有相关的法规制度予以保障，公民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方式、手段基本上是能够实现的。现实的需要是依法建立健全群众监督的有效机制，提高实际效果，增大监督力度。一方面，要实现群众监督法治化、规范化。可以考虑通过立法程序出台《公民监督细则》，明确公民监督的性质、职权、义务及程序，明确举报、上访、控申人的权利、义务及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举报、上访、控申受理中的保密原则、办理期限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维护公民检举、上访、控申等监督实践活动的权益。建立严格的监督工作保密制度，科学设置举报电话、信箱及相关设施。对因故延期办理的举报事项，要及时向举报人说明原由；对有意拖延，甚至阻止举报事项受理的人员和问题，要追究涉嫌人的责任并给予司法或党政纪律处分；对打击报复举报、上访、控申人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加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包括新闻监督，是群众监督的重要形式，主要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以反映群众呼声、提供舆论信息为手段，对社会政治活动、权力机关及人员的行为实施监督。就现阶段舆论监督的现状而言，主要应解决舆论监督的立法问题。可以考虑出台《舆论监督法》或《新闻法》，确立具有法律效力的舆论监督公开的范围；放宽新闻稿件审批的规格，减免繁杂的审批程序；维护传播媒介消息来源的秘匿权利；保护舆论监督直接参与人的人身安全；规范对破坏、阻止舆论监督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方式及程序。
（4）加强特殊方式监督。针对权力非公正、非正常运行引发的腐败问题及严重危害，可以考虑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腐败现象的特点，采取一些特殊方式实施有效监督。一是实行政府公开采购制度。政府在采购商品和服务时发生大量腐败行为，这已经是认定的事实。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实行政府公开采购制度。但从全局而言，政府公开采购的比例低、范围小，不仅增加了财政支出，而且为不良执政行为提供了活动空间。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政府公开采购制度，政府机关的所有办公用品、办公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和相关的服务项目，均实行公开采购的办法，做到采购物品、采购渠道、价格标准、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并逐步将采购范围由国内扩大到国外。军队后勤供给和物资采购实行社会化的项目，也应采取招标式的公开采购渠道。二是严格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同级国家机关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家庭财产进行普遍登记，包括存款、股票、债券和金器、古董、字画、家具、电器等贵重物品，登记后逐人建立家庭财产档案。并以制度的形式，在相应的范围，定期申报、核查、公布各级各类公务员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对财产来源不明不符的收入予以没收，并给予相应的惩处。对在登记、申报和审核中隐瞒不报的，查实后，隐瞒部分按非法所得认定，并追究个人责任。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应自上而下逐步展开实施。三是试行退休金赏罚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增加公务员是否公正用权的即期成本和利益风险，形成不良执政行为“高风险、低收益”的价值定位。具体设想是，建立公务员公积金制度，把公务员每人月工资的一部分和国家按公务员每人月工资比例给予的补贴作为公积金储存起来，职务越高，工龄越长，公积金数额越多。一旦发生腐败或不良执政行为，在刑事处罚的同时，没收或削减其公积金。退休后未发现有不良执政行为的公务员，按个人公积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用奖廉惩贪的政策导向，保证执政机制运行的公正性。
注释：
[1]洪威雷.论我国规范行政责任的机制建设[J].湖北大学学报，2000（2）：9.
[2]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7.
[3]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215.
[4]李瑞环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1-3-13.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一，整合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功能。据专家预测，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高水平科学家群体，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这就要求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的联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整合，发挥出新的威力。当前，地方社科界闭塞现象依然严重，小生产的影响仍阻碍着人们的观念创新，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增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更少，这显然落后于交叉学科已成现代社会基本主导的潮流。
第二，平抑功能。浮躁是科学的大敌，而浮躁之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已久。有的仅有“创新”的冲动，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种种条件，特别是必备的心态、知识、见识和人格；有的自诩是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是上不接天际、下不接地气的梦话呓语；有的是抄国人洋人甚至侵占学生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同一些社科研究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同现行有关政策的引导也大有关系。如今，教研人员的晋级任职，都免不了有一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承担多少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研究任务等要求，这就使一些社科工作者迫于既得利益，忙于“一年磨十剑”的平庸之作，很难达到“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针对眼下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和做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注意发挥平抑功能，使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社科领域里潜心研究，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以期出现更好的成果。
(二)要科学把握社科研究的难度
“社科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有难度。没有难度的问题何必要“研究”?可见，没有难度，就不是社科研究，就没有社科价值。社科工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社科研究必然要有难度，所以需要专门的努力，不是可以随便干的。一般来说，研究的难度越大，社科价值越高。社科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因为一个专业男子跳高运动员，一千次跳过1.5米还是不及格，而只要一次跳过2.5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事实上，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科学研究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削弱社科价值。如果研究机构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使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社科价值。
(三)把握高起点是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所谓高起点就是既面对当前实际，又超越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实践发展的未来趋势为着眼点，力求引导社会实践发展。研究课题的确定比研究更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党委、政府具体行为目标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的作用。
高起点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高起点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阶段成本，减少了研究过程的弯路。例如，把一些缺乏完整意义的小课题安排在相关的大课题中解决。其次，高起点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低起点的课题，虽然能够满足一时之急需，然而实行起来也需要许多零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些大课题中解决就比以小课题单独立项的方式解决更好。再次，高起点课题能够使其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当然，高起点并不是主观任意地想象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随意超越，而是在课题的选择上通过“大坐标定位”而产生的，即通过参照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维度来实现课题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四)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所谓“厚积而薄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半点儿捷径可走的。近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原创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
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全党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一是建议在市、县两级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为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市、县委可成立以主管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市、县委宣传部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本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用科学理论作支撑和论证；结合理论中心组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结合本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研究，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发现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骨干。二是建立县市区社科联，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水上浮萍无根基、上下断档的问题，扩展和延伸哲学社会科学的触角，把“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落到实处，改变人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高深、遥不可及的认识误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县市区目标管理。县市区按人口多少，机构设置1～3人，工作职责放在宣传部。社科联主席、副主席一般由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兼任，设一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秘书长。新组建的社科机构，业务上接受市社科联的协调指导，具体工作目标由本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三是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加强对全市理论研究的引领。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十分必要。它可使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协调指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以宏观把握社科理论创新、科学决策论证、研究成果转化；可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可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通过实行课题立项招标制度，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市社科院可挑选经长期实践证明在社科界具有较强竞争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精英，充实到社科研究中来。
(三)建立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一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基金，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献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扶持和促进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二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切实解决部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难的问题，以鼓励学者潜心社科研究，努力创造社科精品。三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基金。主要资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学科的重要交流活动，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进修、培训和对外社科交流活动。四是继续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建议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精神落到实处。
(四)创造宽松的社科研究环境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
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教训，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新理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笔者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深刻领会到科学发展观对指导和推进我们劳动教养工作，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创新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此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从科学发展观看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一）从以人为本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保证公民权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虽然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保证公民权利方面确实不够。
1、劳动教养对象的随意性
某些公安机关的少数执法人员缺乏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意识，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执法中，将一些不能及时侦破的疑难、复杂案件和共同犯罪中主、从犯抓捕时间不一致的犯罪嫌疑人，先暂时报送劳动教养，由劳教所“代行关押”，以期解决羁押期与案件侦破时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以教代刑”现象的发生，结果是把一些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送进了劳教所。①
2、决定劳动教养缺乏严肃的法律程序、法律监督
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实际上由公安机关内的法制机构独家行使处罚权，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少数执法人员利用劳教这一手段随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劳动教养决定作出后，被处罚人往往无处申诉和辩解，《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被处罚人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虽可以向法院，但不停止执行，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②
3、执行手段与监狱罪犯十分相似
长期以来，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一直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没有从两者的性质上加以区分，都是奉行“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的思想，重视严格管理，忽略区别对待。除了在同等条件下，奖惩有所区别外，其他方面的处遇均差别不大，对劳教人员在所区范围内的人身自由权限制很大，重视管理的处罚性，忽略管理的教育性。有人就说劳教所是“二劳改”。
（二）从协调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规定》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办法》属于行政规章,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冲突。
1、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这点与《宪法》精神有冲突。
2、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依据的《决定》、《规定》、《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不属于法律，这样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就与《行政处罚法》存在法律冲突。
3、与《立法法》的冲突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条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决定》、《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制定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就与《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有冲突。
（三）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改造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阶段，劳动教养制度几乎被废除，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近几年，劳教场所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这个中心，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转化了一大批、吸毒等类型劳教人员。但是在劳教人员解教后，社会帮教衔接工作脱节，社区环境恶劣，缺乏可持续教育改造的环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教人员解教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据1996年对山东、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区7个劳教场所的调查，多进宫劳教人员占劳教人员总数的平均比例为34.89%③。据近期吸毒型劳教人员复吸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调查，重新违法率高达85%以上。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有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衡量劳动教养的成绩不仅仅是收容了多少违法人员，更应该是教育矫治了多少违法人员，使他们不再重新违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劳动教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发生起到的作用。
二、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协调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重新制定一部系统的、完善的、合理的新型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新的形势。在去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湖北代表团的郭生练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和《关于制定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混乱，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涉及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问题。需要改革劳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要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以法制建设全面系统化的观念，扩大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围，放宽视野，确定立法目标；把以人为本和以宪为纲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证实立法依据，夯实立法基础；以协调互补和系统层次论的观念，争取“三分天下”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确法律地位；以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全面审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扩大立法范围，确定立法目标劳教立法问题是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必遇的问题，劳教立法是我们党依法治国，我们政府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去年12月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报告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时，专门谈到了劳动教养立法问题。报告指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建立的，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制度实施以来，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劳动教养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委员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建议，以规范行政强制教育措施，笔者认为劳教立法问题不能就单一的劳教问题进行立法，应扩大劳教立法问题的波及面，全面地看待劳教立法的范围，应将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多种措施一并纳入其中，如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收容求助（收容遣送）、工读教育、社会帮教等教育矫正措施；涉及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等保护措施；对乞丐、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的救济性管理措施；还有保护公民健康的强制医疗措施，如“非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治疗等等，也就是将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统一归类到司法处分中，以国家司法权的身份管理社会违法和不文明行为，即“大司法”观念。消除在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真空地带，弥补在法律构架上存在的明显漏洞。同时要有超前意识，不要等出了“孙志刚事件”才修改收容遣送措施，出了“非典”才发现社会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太落后，使得政府对公民的社会化管理滞后于社会发展，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回顾历史，劳动教养以及其他几种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行政措施的打击对象虽经几次变动，但其根本目的没有变，那就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我们要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点上，扩大现有劳教立法问题的讨论范围，我们以前讨论的劳教立法问题实质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立法下的一个分课题。同时考虑将我们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把有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法律化，因此劳教立法问题的目标应是创立一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保护法性质的法律。根据我们当前情况建立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的目标应是对那些严重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违法行为，或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和保护性文明救济，将其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同时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人员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所以本人认为劳动教养立法后应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可定名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暂定名称）。在这部法律中还应包括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和执行性质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
（二）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夯实立法基础
根据我国现实状况，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有效的预防犯罪的法律体系，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以宪为纲,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们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据，在所有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是我国国家机关、党派、企事业单位、其它组织和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社会文明进步法》就从社会文明教育和社会文明保护两重角度看寻找未来劳教制度立法的依据。一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权利、公民享有健康权利和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的角度来看，对于那处于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无法生活的公民来说，他们有权利获得必要生活来源权利，政府应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应向公民提供社会保护救济，其实我们政府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不过没有将其法律化，如公安部门的工读学校、收容救助（收容遣送站），民政部门的孤儿院、养老院，医疗部门的精神病院。二是从宪法赋予公民享有教育和劳动的义务、公民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虽有生活保障，但长期畸形消耗社会资源的，长期制造社会矛盾的，破坏社会文明进步的公民，政府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出发对公民采取教育性文明矫治措施，如司法部门的劳教所，公安部门的强制戒毒所、看守所，民政部门办理的自愿戒毒所。根据《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设计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创立的目的是要取消《刑法》与《行政处罚法》以外的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或非行政措施，包括所有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机关或党政机关，如目前政府部门的精神文明办公室、610办公室、禁毒办、扫黄打非办公室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非法律化的执法机构，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上法治化的道路。所以《社会文明进步法》是以《宪法》为立法依据的法律层次的法律制度。
（三）协调互补，层次分明，争取“三分天下”，明确法律地位
目前，法学界对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主要二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应纳入刑事处罚。由上述观点可知，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是消除政府对公民的社会化管理在刑罚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真空地带，在法律构架上与《刑法》、《行政法》是协调互补，并列存在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是应纳入行政处罚系统里，还是应归刑罚处罚体系，而是应按行政处分、司法处分、刑罚处分三级层次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应属司法处分，如果要让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有一个合理的存在空间，势必要适当调整《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另可被判刑一年有期徒刑，也不愿判三年劳教”④的情况。那么我们应如何调整我国的法律制度呢？我们仍应以宪法为根本，以被处分人的社会危害性和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应做出严格的法律规定，以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的长短分为：1.行政拘留(行政处分)，最高不超过15天。2.文明矫治处罚(司法处分)，封闭执行期限大于15天，低于2年(含2年)（据全国劳教场所统计劳教收容执行的实际平均期限为13个月）。3.判刑处罚(刑事处分)，执行徒刑期限仍以1年为底线的。相应地取消或修改《刑法》中的管制（上限为2年，下限仅3个月）、拘役（上限6个月，下限仅1个月）和部分低于2年的有期徒刑。为了防止多次重复犯罪的发生应对多次违法人员进行罪错累加处罚。
文明救济措施和文明医疗措施都是以人为本的保护性措施，因而文明救济措施保护期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文明医疗措施保护期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虽然对人身自由作出了限制，但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最根本的人权，即生存权和生命权，同时也是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权和身体健康权，所以有必要将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纳入“大司法”处分中，对其人身自由作出一定的限制。
（四）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实现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
某些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特别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指责，主要还集中在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上。现行的劳动教养决定权，由公安部门一家行使处罚权，无须经过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与《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精神相违背，所以今后的《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必须司法化。在原则性的《社会文明进步法》中将适用范围应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扩大至全体公民。对于批审程序应按“人民法院依法享有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享有法律监督权”的原则将现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改为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人民检察院提讼，人民法院审判的司法程序。根据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社会文明进步法》判罚的条款、期限具体化。制定诉讼性质的《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模式，以有利于被矫治和保护对象改造成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生活，思想上文明上进，心理上积极健康，行为上文明守法的合格公民为宗旨。要制定执行性质的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主要是执行一些保护公民权利的救济和医疗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社会文明教育法》主要执行是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和矫治等强制措施。
《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设立，从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到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再到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组成一套完整的司法处分制度，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根本基石。
三、以科学发展观设计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确定之后，制定怎样的设计方案呢？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方案也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对原则性的主体法《社会文明进步法》、程序性的诉讼法《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等法律作出一套全面、协调、相对稳定的方案，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理论的推敲，笔者设计的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方案如下：
(一)《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
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原则性主体部分要明确：法律名称、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期限、具体条款等基本内容。
1、法律名称：我们制定这一部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所以以《社会文明进步法》这一名称较妥当。相应地程序性的诉讼法叫《社会文明诉讼法》，执行性的实施法叫《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
2、适用范围：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中国公民。（不包括特别行政区和居住国外的中国公民，居住中国的外国公民）
3、适用对象：对那些缺乏守法意识，道德水平低下，心理不健康，有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违法行为的中国公民，实行教育性文明矫治（简称文明矫治）。
对无基本生活资料又无生活来源，有潜在犯罪可能性的中国公民，实行保护性文明救济（简称文明救济）。
对患有精神病，有潜在攻击他人人身安全的，及患有“非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潜在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健康的中国公民实施保护性文明医疗（简称文明医疗）。
4、适用期限：文明矫治措施，封闭执行期限以大于15天，低于2年(含2年)为宜，开放执行期限以2—3年为宜（针对戒毒人员的文明矫治设立开放执行）。
文明救济措施保护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资料，或获取生活来源，无潜在犯罪可能性为止。
文明医疗措施保护以30天起，直至身体健康，无潜在危害他人健康为止。
5、具体条款：需要结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措施的适用情况，将具体行为综合分析，逐条逐款地明列出来，形式内容与现有的《刑法》类似，有些方面可参照《刑法》的制定。
具体条款的制定还可根据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情况制定一些有苗头的、局部地区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如办假证问题。
（二）《社会文明进步法》的程序性诉讼部分
基于程序司法化和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社会文明进步法》要制定程序性的《社会文明诉讼法》，其适用程序模式应为：由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或公民提出申请或举报，公安部门负责调查取证，人民检察院负责与监督，人民法院负责审判裁决，文明矫治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文明保护由民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1、申请：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和公民。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司法、公安、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部门或公民有权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对违反《社会文明进步法》的行为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
2、侦察：公安部门。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享有调查取证和侦察的权利。在办理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时，由公安机关负责案件事实的调查，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报申请人民检察院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是较为妥当的。具体程序可以设计为：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举报的案件进行调取证，认为违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应当写出《文明矫治意见书》、《文明救济意见书》、《文明医疗意见书》，连同案件有关卷宗移送基层人民检察院。
3、：检察院。
检察院负责审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审核，对认为行为人应处以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批裁定）。
4、审判：法院。
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请裁定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负责审判裁决。决定是否执行教育性文明矫治、保护性文明救济和保护性文明医疗。
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由人民法院由基层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具体审理程序的设计，应当兼顾公正与效率。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在作出裁判时，除当事人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个人、家庭情况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社会危险性。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的确定，应当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有关条款确定封闭执行期限和开放执行期限。
5、执行：司法、教育、民政、卫生、劳动与保障等政府部门。
文明矫治由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救济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文明医疗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
6、监督与评估：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进行监督，目的是保证公正地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具体监督活动表现为：审查公安机关拟移送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对公安机关的不当决定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第一审未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的，按照上诉审提出抗诉；对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认为存在错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受理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申诉；监督对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人员的管理，审查延长或缩短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期限，所外就医、清理和提前开放是否合法等。
人民检察院对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效果还要进行评估，客观地评价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社会效果，保证适用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所实现的社会效益最大化，避免某些负责实施文明矫治、文明救济和文明医疗措施的司法行政单位追求本单位、本部门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社会文明进步法》的执行性实施部分
根据《社会文明进步法》和《文明进步诉讼法》审判结果的执行分为：文明矫治、文明救济、文明医疗三种手段，基于执行社会化原则的要求，文明矫治应由司法部执行；文明救济应由民政部、教育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执行；文明医疗应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为确保这三种措施的有效执行，要制定执行性的法律《文明教育矫治法》、《文明保护救济法》《文明保护医疗法》来保证执行。根据性质的不同，确定执行方式和限制人身自由方面的要求。
1、《文明教育矫治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机关）。具体文明矫治措施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矫治机构（类同于现有的劳教所和戒毒所）负责实施。在《文明教育矫治法》中，确立与文明矫治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封闭式和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隔绝的封闭式文明矫治所和与社会环境相一致的开放式文明矫治所，封闭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封闭执行期的执行，开放式文明矫治所执行矫治对象开放执行期的执行。保障其与外界联络的权利，与其亲友会见的权利。对于执行期间的行为矫治、教育培训、所外执行、延期或减期、所外就医、提前开放等问题。目前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和我们所说的《文明教育矫治法》有许多相似之处。2、《文明文明救济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具体文明救济措施由民政、教育、劳动与保障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救助机构（类同于现有的收容教养、少年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救助站、工读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救济法》中，确立与文明保护救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救济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救济期间的监护权代管、义务劳动、教育学习、医疗、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3、《文明文明医疗法》的执行主体应当是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执行。具体文明医疗措施由卫生部等行政机关设立的医疗机构（类同于现有的“非典”收容医院、艾滋病医院、精神病院、自愿戒毒所和残疾人康复学校）负责实施。在《文明文明医疗法》中，确立与文明医疗制度目的相契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即确立半开放式管理模式，建立与社会环境相近的半开放式文明医疗所。保障其生活生存的权利与受有医疗的权利。对于执行文明医疗期间的监护权代管、医疗、学习、娱乐、离所、留所等问题作出规定。
四、以科学发展观推广《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
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基本的要求是发展，首先是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就更谈不上科学。其次是科学，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地发展。随着《宪法》、《刑法》、《刑事诉讼》的修订与完善，《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重新立法问题目前已经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笔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实践是检验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唯一标准。《社会文明进步法》设计得是否完善？是否科学？只有付诸于实践，让实践来证明。《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是一场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管理行为司法化的过程，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措施。《社会文明进步法》的实施模式，我们不妨借鉴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设立特别行政市区（如同设立经济特区）作为《社会文明进步法》推广（如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进行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足之处，建立特区模式，等特区模式逐步完善后，再进行大范围试行，如部分开放省市区试行，在实践的摸索中前进，等试点省市区的模式成熟后，再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从特别行政市区----特别行政省区----全国的推广模式可以使因《社会文明进步法》实施的管理成本降到最低。
坚持科学实验的思想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根本途径。几种观点理论的争辩不如设计几套试点方案在实践中进行实验，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如果不敢实践，不敢付诸实践行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使设计得再完善、再科学、再完美无缺，也就是空纸一张，毫无意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要求。实对于我们现有劳动教养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违反《宪法》的地方，应该客观对待，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更正，改过，绝不能将错就错，一错再错。更不能将我们的缺点说成是我们的特色，不讲实际。
坚持全民参与的理念是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社会文明进步法》实现创新设计的基本动力。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即《社会文明进步法》涉及到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劳动与保障部等政府部门权利和义务的调整，涉及到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因而与此可能发生权益相关的部分和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到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中来，全体法制工作者、国家机关和党的领导们更应责无旁贷地参与到这部法律制度的制定中。笔者在此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注释：
①参见《负案在教问题及其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6期，第26页。
②参见刘智峰主编《走向司法公正——司法腐败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61页。
③参见《多进宫劳动教养人员的现状与法律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8年第3期，第19页。
④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参考文献：
①参见姜金芳《劳动教养立法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页
②参见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89－90页。
③参见沈福俊《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载《法学》，1999年第7期，第18－20页。
④参见夏宗素、高莹《路漫漫其修远兮――劳动教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3期，第7页。
⑤参见陈履海：《劳动教养执行中诸问题初探》，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第11期，第20页。
⑥参见王发强《谈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2期，第32页。
⑦参见云山城著：《劳动教养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05页。
⑧参见李忠信主编：《公安执法焦点透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6页
⑨参见胡月红《劳动教养审批制度改革设想》，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6期，第25页。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提出了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自然发展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两大基本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由蒙昧的原始社会经历野蛮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自身的发展史。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发展的最高命题。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作为生产者，只能依附于各种自然共同体或共同体的代表才能生存，缺乏任何独立性。第二个阶段，是在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市场和交换关系的充分发展，把个人从对共同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不够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个人的独立只是局部的、不全面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产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为发达，一切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因此，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离开了人的发展也就没有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强调人要自觉地认识、学习、掌握、服从、运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重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要盲目自大，违背规律，自作聪明，做蠢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揭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和价值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成果的享有者和发展的见证人，发展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关怀，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价值。
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超越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等同于GDP增长的传统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克服了“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摆正了人与自然、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既见物，又见人；既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又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有血有肉的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二、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确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从奴隶般的固定分工中解放出来，从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他们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社会生活的高度和谐并列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在给必然性开辟道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现成答案。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作过有益的探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直到中国改革开放14年之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明确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要立足于时代和本国实际。目前，我国已经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和温饱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向更加全面的小康迈进，但是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在国际上，虽然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要求，丰富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新回答。
科学发展观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的基础上辩证地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关键不放松，同时也要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发展民主政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社会两大基本矛盾保持协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全面发展。
其次，从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要讲效率，但这种效率不仅只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更应该是在全面考虑经济增长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基础上的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最广大群众共享文明成果，共担发展成本，要逐步建立平等的权利保障机制、公正的司法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充分地实现社会公正。
再者，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
第四，从对“富裕”的物质财富层次理解出发，延伸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富裕”一词的内涵，说明在社会普遍贫困条件下追求物质“富裕”的合理性，同时表明在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满足人的文化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发展状态的大视角揭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也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只要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丰富、生态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下去，我们就能达到这个美好目标。
总之，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生产发展是前提、社会公平是保障、共同富裕是目标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重视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科学发展观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新探索
从1949年算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历史已经有58年，这58年可以分为两个29年。从1949年到1978年，党是在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环境中领导全国人民搞建设的；改革开放以来这29年，党是在实行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搞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指导。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时期。我们党现在承担的历史任务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重，执政环境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可以判断，从现在起到建党100周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对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能够把自身建设搞好，就能够为长期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立足于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一，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动的特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区分了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一方面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另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科学发展观鼓励中等社会收入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当前我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数量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参与方式日益多样、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趋势，一方面积极培养其中的优秀分子自愿加入党组织，为党的组织补充新生力量，壮大党的队伍，在执政党制度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他们合法成立或加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积极支持这些组织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功能。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又使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阶层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各安其位，进一步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
意识形态是区别政党性质的一项重要标志，任何政党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全党的思想。同时，执政党还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成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科学发展观倡导求真务实之风，“求”马克思主义之真，“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之实，是凝聚全党力量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以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殷切之情，以其“八荣八耻”的道德情怀，以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共产党员的范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理想。
第三，深化对发展内涵、发展目的、发展道路的认识，使发展更有可持续性、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什么？发展为了什么？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这些问题，科学发展观用系统的思维，作出了明确回答。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发展的内容决不只是经济发展，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政治和法制建设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文化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满足人高尚的精神需要，社会发展要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要统一起来，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要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不是单打一的片面发展，要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科学发展观就把发展的过程当作最广大人民共同参与创建、共同享有成果的过程，把发展的目的落在了代表好、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第四，完善党内民主，扩大社会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打天下，坐天下，革命是执政合法性的天然来源。但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不能再把执政本身当成目的。如果有了一己私利，为执政而执政，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丢掉执政地位。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来自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地位的丧失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反对，而人民拥护还是反对是由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再是枪杆子的作用。所以，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民主成了执政地位合法性的重要资源，能不能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成了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民主包括相互联系的三方面：一是党内民主，一是国家民主，一是社会民主，科学发展观对这三方面民主建设都有充分的论述。就党内民主建设而言，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消除党内腐败。在发展国家民主方面，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处理好党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在社会民主方面，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等基层民主，处理好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最直接的民利。
科学发展观强调党内民主建设与社会民主建设是紧密联系的，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科学发展观反思了当代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渔猎时代和农耕时代，生产力落后，生产方式简陋，发展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并且彼此隔阻，加之当时人们的发展的知识有限，所以，尚未形成自觉的发展观。
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全部内容的发展观逐步确立，这种发展观念今天也被称为传统发展观。在资本逐利性和物欲无限膨胀的刺激下，传统发展观魔术般地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纪所创造的还要多的生产力、还要多的物质财富，成就了一批现代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发展观以其卓然的经济增长成就吸引着新独立的国家，早期发展经济学几乎是搬用了传统发展观的全部内容，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实现追赶目标，形成了以工业化、GDP、全民动员、国家计划等为核心概念的经济增长型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实质依然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的影响颇为广泛和深远，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持这样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但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活质量总体下降等难以挽回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加深对传统发展观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就率先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强调利用资源要遵循“减量、再用、循环”的原则，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但是，在当时这种发展理念影响不大。
20世纪70年代初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提出了增长极限思想，认为地球的资源、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和人类生活的空间都是有限的，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因此，必须制止无限制的增长，停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思想引起了人类的高度关注，随后发达国家便出现了制定“地球伦理”的呼声、“社会指标运动”，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以1983年联合国推出的《新发展观》一书为标志，诞生了一种新的综合型发展观，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清晰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走工业化道路、不发展经济不行，但是人口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发展时机的选择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决定了增长型发展观不能成为指导我们的发展思想。增长极限的思想较之于经济增长型发展观，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种认识进步，但它要求“零增长”，显然又不适合我国国情。综合型发展观的局限性，在于强调了当展的各种综合协调，但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空间。可持续性发展观恰恰弥补了综合型发展观的缺陷。我国认可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也表明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材料。
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深入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当代各种发展观念的精华，反思了它们的局限性，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诠释，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的必然趋势，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五、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的新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精华纷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是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渗透着对人生的参悟，对天地]变的认识，对社会的思考，对经世安邦之道的探寻。
在哲学层面上，传统文化中的发展思想承认事物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发展不是排斥、消灭不同的事物，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特别是儒家思想，强调“中和位育”，“和谐”与“平衡”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的最佳状态。道家思想也从“道”的角度，解释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从发展的“和谐”本质出发，从人到社会再到自然界，推]和规范出一整套经世之用的发展思想。一是“人和”。要实现人和，儒家先哲制定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教化每个人要各安其位，“群而不党”，“鉴己而言它”。二是家和。在儒家看来，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为维护家庭和谐，就必须遵循“孝”和“悌”的伦理规范。三是国和。传统上，中国提倡家国一理，从家庭和谐能够推出社会、国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相辅相成。为达到“国和”，全社会要倡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国家要实施有教无类、选贤任能。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上，要“礼尚往来”、“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四是“天人合一”。在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三才”“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形成“天人合一”这一世界最宝贵、最美好的发展状态。“天人合一”强调人的发展要合理地利用天地自然，揭示了人的道德性和自然界的内在发展规律，反映了传统文化爱护自然、尊崇环境的思想。
传统文化讲究诚信等道德伦理价值。“仁、义、礼、智、信”在儒家道德规范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仁、义、礼、智、信”衍生出来的道德价值，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等，成为两千多年来规范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价值的精华之一。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天地之间人为大，政治的目的不仅在于“养民”，而且在于“贵民”，“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人民是政治的主体。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把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阐明“立君所以为民”，君臣乃人民公仆。清末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也极力“倡民权共和之说”。传统的民本思想，虽未冲破君主专制的范围，但给中国古代政治留下了深深烙印。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民族的生命才能得到顽强的延续。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平共处，构建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要求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有这些，既是对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的阐发，对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勇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民本思想、荣辱诚信思想的鲜明体现。因此，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六、结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概念，但这决不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实事求是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结果。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部署。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党的先进性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领导保障。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外部条件。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6篇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伟大纲领。贯彻科学发展观，既要从实践的层面研究落实的途径，也要从理论的层面搞清楚其理论根基，了解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的中心是发展，它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发展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心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主题。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中心论，既源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又是对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超越。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本质上就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同志的名言。在我国，发展问题应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又是一个在很长时期内没能很好解决的老问题。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号召“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始终不如人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既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把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突出了发展的机遇说，它强调指出，21世纪的头20年，是最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国就能建设起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发展的关键说，它认为，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只有把“蛋糕”做大，才可能处理好发展中的相关矛盾。因此，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发展说，它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科学发展观将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又快又好发展，它推进了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论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关键就在于它的主要内容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它的实质是突出又快又好地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快又好发展，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当年，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提出了“多快好省”。但由于操之过急，又试图以“”的方式和“”的组织形式去实现，结果事与愿违。的探索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总设计师。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国尽快发展起来的问题。因此，他提出，要“用发展解决10亿中国人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任务、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和发展保证等的理论。其中，在发展战略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论：我们要“为今后50年以至70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观点，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内涵和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多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发展过程中的粗放性、浪费性、污染性的存在，使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有鉴如此，同志大声疾呼：“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实践的教训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来源。
总结实践经验，科学发展观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突出了又快又好地发展，丰富了对发展的认识，创新了发展的理念。具体说来，它强调了发展的全面性，将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量的扩展发展到质与量的统一，克服了以往某些方面存在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财富、轻精神财富，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偏差。它明确指出了发展的协调性，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统筹兼顾，相互促进，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它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节约生产、清洁生产、绿色生产，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持久性，将当前与长远、当代与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可见，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就在于，它强调要“按照科学规律来谋划发展大计”；它突出了又快又好、更快更好的发展内涵；它明确将人、地和谐发展、区域和谐发展、人际和谐发展、代际和谐发展切实地提上了发展日程。因此，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的大思路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方面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以人为本”，它丰富了邓小平的发展为民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精髓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展开，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是“现实的人”。这一点将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与近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区别开来；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所内涵的“人是目的”的理论，又将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区别开来了。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合理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理论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飞跃，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精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是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目标，以惠民为目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邓小平的发展为民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强调，衡量改革发展成败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以发展是否惠民、为民作为根本标准。发展惠民、发展为民论，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正是对邓小平发展为民论的理论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经济利益。总书记的“利为民所谋”，十分恰切地表达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十分注重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发展的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十分注重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精神食粮。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新人”观；人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大飞跃。把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一个多世纪以前所热切呼唤的“新人”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实际体现和创新。
一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由来已久。但无论是我国古代“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重民思想，还是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都是试图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则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出发，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过考察分析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现实存在的活的生命体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而这些欲望和需求又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实现的。从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个人的发展是人类在不断拓展自身活动范围的基础上，为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一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社会存在，他也就获得了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如同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正在改变以自然为存在对象的人自己一样，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改变以社会为存在对象的人。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并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要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财产的占有方式，其核心是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性。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观印证着新的哲学精神和实践原则——人的发展唯有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价值体系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马克思又将人的发展放在了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发展时期，其中商品经济是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中间环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系统，经济力量是超自然的人的力量。这时，人虽然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从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可是，继而人又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奴隶。人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经济动物”，都呈现出被某种外部力量奴役的特性——物役性。这个发现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马克思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互相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着矛盾不平衡关系，即商品经济和人的发展的“二律背反”状态。马克思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发展观，揭示了“物役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区域性的血缘群体中，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依赖于血缘关系的。而这种人和人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威严统治和绝对服从的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的兴起，打破了前一社会形态的封闭状态，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它有效地激发了人潜藏在物质欲望中的生命力，扬弃了那种阻碍和抑制个性发展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类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人不再是血缘等级中的“精神动物”，先前的人对人的“统治和从属”现在代之以各具自由身份的人对所缔契约的共守；法律取消了等级特权，从政治形式上认可了每个人的平等地位。从对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能力的提升方面来说，这种“物役陸”要比对“人的依赖性”进步得多。然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动机，就有可能使人萌生出冲破一切制约的欲望；垄断财富所造成的金钱万能的魔力的诱惑，抵消了人的一切最美好的精神情趣。而人如何挣脱“物役性”桎梏就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
商品意识是现代文明意识生长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既是社会性存在又具有精神性存在的特性，使得一批敏锐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从文化上寻求物质发展与人类自身完善之间的合理平衡上。马克思的“新人”观就为人类摆脱“物役性”文化困惑提供了一条根本出路：从文化理念上寻找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更新，从而为人成为“新人”提供“意义”的凭借和价值标准。
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对自身发展的意向、要求和评价，人的理想、人格特质和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为市场经济所制约，并受相应的商品意识影响。然而，“文明”的真实含义并不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一味满足，而是对“自然本性”中种种“非人性”因素以及文化中非人性倾向的疏导和改造。社会实践内容包括商品生产流通和人类精神生活等。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主要反映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和要求，人被设定为“经济人”，其全部活动背后所潜藏的动机都只是为了利益，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文精神则反映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它把人设定为“道德人”、“完整人”，其全部活动都蕴涵着对生存意义、精神家园和价值目标、理想信念的追求和憧憬。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不仅是两个不同的精神范畴，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它们都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折射出市场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即以物和金钱为鹄的，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二者的矛盾和对立使社会具有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念、两种对立的舆论导向和两种对立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市场经济社会自身的矛盾，将不同性质的力量施加到同一个人身上，使人的精神生活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恼之中。如果说人类第一次是从“宗教”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么如今人类有必要实行第二次解放，即从“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的“新人”观则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要求。
“新人”观是在马克思的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实践发展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始终反对在抽象的理想中设计人的前景，而是要立足于社会物质条件，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考虑问题。“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收到大工业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种新人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这种新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自由王国”中的“自由的人”。如前所述，人类目前整体上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既需要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智慧和潜力；另一方面又需要社会各成员的协作行动。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世上唯一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来决定和创造对象世界的存在物。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丰富，马克思所憧憬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将会愈加富有生命力。那时候，“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的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压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自觉的意识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之一。
因此，马克思所热切呼唤的“新人”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一文化价值理想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辩证发展的自觉把握与切实体认上。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人的发展历程必须经过群体人、个体人与社会人三种形态。如果说人在群体主义时期，人依靠自然纽带组成共同体，在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去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那么，当人已经从大自然的限制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时，一些人却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因此。要摆脱“物役性”的精神困惑，必须依赖人的觉醒，使人成为历史过程的自觉参加者，成为社会化的个人。这种“新人”与受制于“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的“经济人”截然不同，他完全摆脱了以占有财富为人生宗旨的“物欲”的束缚；同时又与只重精神而轻财富，重义轻利的“道德人”完全不同，这种“新人”力争把“道德人”理念中体现的终极意义的价值合理地落实于俗世中，而不使其因空灵而无法实现。这种“新人”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在更高层面重建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人类与社会协调促进、全面发展的人。
三
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最高理想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刻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突出发展旨在实现两个全面发展的新理念。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环境优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人类能动创造的主体能力不断生成、进步、展现并由片面的人向“新人”跃迁的过程，是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以一种动态的形式揭示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全面发展，指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致力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所谓协调发展，旨在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必须使得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在这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中：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和有序的制度文化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想和人力资源。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它同马克思的“新人”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首先，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构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一贯重视人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因此，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的命意就使“以人为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成为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渠道、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它使得社会中各阶层的竞争观念、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同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各个阶层的重新定位，要求我们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体现和包容、平衡和调节各阶层利益的政治机制，充分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以人为本”就是从价值观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思路。其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人的发展的基础，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则是人的发展的目的要求。即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之理念把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调整到最佳状态，使其凝聚成一股合力，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互促进、共同生长、和谐相处，共建人类家园。“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在质的向度上的跃迁和提升。
第二，科学发展观将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新人”观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新人”是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的精神载体。如果说商品意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人文精神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是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制精神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以及为共同富裕而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相结合的新的科学人文精神。这种新的科学人文精神的确立对于人类的发展前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重建人在文化上的和谐、推动人的健全发展方面起着指导性作用。在市场经济社会，要塑造“信任”，就要努力实现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整合。一方面要发挥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对于人文精神的基础性和推动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以新的科学人文精神去塑造市场经济和商品意识，即倡导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竞争、诚信和合作意识，抵制和消除商品意识中的消极因素和经济活动中的丑恶现象，促使市场经济走向健康和成熟。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城市化；城市交通；城市广场；城市雕塑
一、引言
科学发展观(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出发，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更好地把握和运用事物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人为本，遵循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把握中国特色，实现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速度过快，城市建设理念陈旧，脱离了城市发展的正常轨道，带来了诸多隐患，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城市化进程分析来看，198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20％，2001年达到40％。与世界各发达国家相比，各国城市化进程各不相同。从20％增长到40％所经历的时间，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1860-1900），前苏联是30年（1920-1950），日本是30年（1925-1955），我国是22年。相比之下，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现实，一方面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活力和态势，另一方面也快速积累了城市化过程中来不及解决的许多问题，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困难重重。从社会整体层面看，城市公共设施供给不足、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城市住房短缺和房地产市场失控、城市交通臃堵、城市环境污染加剧、农民工数量巨大等问题不断暴露，西方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患的“城市病”一一开始表现。由于进程速度加快，消除和解决“城市病”的难度加大。从城市建设和发展层面看，城市空间扩张失控，各地争建大广场、大马路、大雕塑、豪华行政中心等，在城市建设方面追求政绩工程、漠视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建设观念陈旧，各城市千城一面，城市内部功能失调，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到200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14亿人，其中城镇人口5.77亿人，城市化水平为43.9％。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16亿之际，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即城市人口会达到9.6亿左右。在这样一种发展局面和发展态势下，需要我们探讨这样一个命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城市理性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城市化的本质要求和城市建设的理念创新角度做些粗浅的探讨。
二、城市建设理念创新
（一）城市化发展要遵循其本质要求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是一种社会经济变化的地域空间过程。它有四个基本含义：（1）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2）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提高的过程；（3）是二、三产业向城市集中和发展的过程；（4）是城市对农村影响的传播过程，以及全社会人口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I和城市化II。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乡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者是可见的、物化了的或实体性的过程，而后者则是抽象的、精神上的过程。[1]可见，城市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统一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集聚是由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而带动的，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一般而言，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第二、三产业活动迅速向城市集聚，带动人口向城市集聚，又带动第三产业活动的集聚和发展，总体表现为二、三产业的集聚与发展和城市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人口城市化的不可逆特征，人口的集聚往往会脱离产业集聚的水平和要求，造成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过度城市化(注：过度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失控和城乡发展失调。过量的乡村人口盲目向大城市转移，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造成过度的人口迁移压力、城乡发展失调。)的特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有一个主导思想，即我国“工业化超过了城镇化，城镇化滞后了”，我国“农村人口太多，需要尽快解决城乡不合理的二元结构问题”这两点，都要求我国实行“快速城镇化”。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我国工业化进程长期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是改革开放前的片面重工业化，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在两个空间并行。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城市化水平是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工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所以，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主要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是因为服务业发展滞后，这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改革开放前由于片面重工业化导致吸纳劳动力数量有限，(注：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每亿元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约0.5万个）只及轻工业的1/3。)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以及抑制消费的社会导向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导致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人口集聚速度慢、水平低。改革开放后，相关制度的改革和松动使农村经济迸发出强劲的活力，但限于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完全打破，我国出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在两个地域空间并行发展的格局，乡村城市化发展模式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探索出了新的路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部地区在城市发展方面表现出无序的态势，造成部分区域分散化发展的局势。此现象一方面违背了集聚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因人口统计系统尚沿用传统体制下的模式，人口的集聚水平不能得到真实体现，因此，造成一种片面的认识，即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要加快城市化发展。实际上，据测算，1995-2005期间，全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达到1.44个百分点，远远超过每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的正常水平。[2]在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下，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重要资源过度消耗，城市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城镇空间规划建设出现无序乃至土地失控等问题不断显化，实质上已经属于冒进式的“过度城镇化”现象，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巨大的浪费。
西方国家城市建设与农村改造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原始积累，依靠掠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财富而起家的。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则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总人口规模小。我国现阶段13.14亿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所要求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发达国家相应进程中的要求高出5-10倍。
总理在2005年3月全国人大会上强调，我国13亿人口大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400万人，每年进城民工1.2亿人，还有贫困人口9000多万。因此，要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还得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所以，中国城市化发展“要尊重城镇化的发展规律，要特别警惕过度城镇化，要充分估计到中国城镇化过程的艰巨性，树立城镇化进程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的观念。城镇化要与经济增长、新增就业、资源、环境、生态保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关系。”“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2]这正是城市化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城市发展应遵循的基本路径。
（二）城市规划要重视城市布局及其调整与交通规划的结合
从城市发展的空间属性看，城市用地布局和交通骨架构成了城市的空间秩序，成为城市各种活动的载体。城市用地布局是指城市的大小和形态、各类用地性质、规模和空间分布，及其开发建设的密度、时序与强度。它决定了城市中人和物的空间分布情况，对城市的交通生成、分布、交通方式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反过来，城市交通“可达性”会影响城市的功能布局，一静一动，二者密不可分。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城市开发与建设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过于急功近利，尤其在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方面。同时，我国城市机动车辆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造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因此，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交通拥堵等问题，制约各城市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关键是城市规划中用地布局与交通规划长期脱节，在现实社会中，城市决策者也往往就局部用地进行调整而费尽心机，而忽略城市交通网络的整体协调发展。
城市用地布局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源”，在特定的城市交通设施供给条件下，用地布局的变化势必影响城市交通效率和城市空间秩序。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在时序、理论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相互独立，城市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大多分开编制。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规划为核心，城市交通与道路系统规划常作为一种配套性的规划依附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总是先考虑城市用地的布局，然后在用地的基础上，交通进行协调。本来两者是互动进行，但实际工作中很难做到这点。在“先城市规划，后城市交通规划”的模式下，城市交通规划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只能分析现状城市交通问题和提出近期或局部的城市交通设施调整改善规划，难以对城市规划目标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的城市交通规划论证并及时进行比较和信息反馈。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期间，土地用途的调整和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随意性较大，而且一般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分析，对城市交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当前城市用地功能置换的速度与频率明显加快，城市发展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城市用地发展面临多重选择，城市交通规划仅是在已有城市布局的基础上对城市交通进行规划组织，不能与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很好结合，必定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交通问题。
例如，亚运村是北京现在最堵的路段，但是规划中的亚运村原本并没有规划成现在这种大型住宅区，由于当时良好的市政设施，吸引了大批房地产投资商，而政府的管理调控措施不力，使得土地用途和土地利用强度发生改变，而既有的交通骨架已经建成，新的大型住宅区形成巨大的交通需求，进而造成现在的交通瓶颈。又如，现在很多城市的主要商业区都布置于城市主干道两侧，使得主干道所承担的通过通与商业区所需要的到达通相互影响，产生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在交通主干线两侧建设的新的大型商业网点成为城市新的交通堵塞点的原因。到两者矛盾激化时，往往就是高架而过，使通过通与到达通分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者的矛盾，但是，对于商业区的景观破坏殆尽。对于老城区的改造更加是这样，临江、临主干道地段开发商都喜欢，拼命建高层，而交通影响评估一般都是事后评估，对建筑体量不可能有很大改动。有些地方政府，明知大型建筑物建成后对交通影响很大，仍一意孤行，对此重视不够，导致城市开发建设过度，已有的道路容量不能满足要求，或者道路性质与道路两侧的建设用地性质不协调，使城市中交通性干道“生活化”，甚至因为城市布局带来城市交通的“潮汐式”流动，造成新的城市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1999年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第二次修编，其经验获得建设部的肯定和推广，其优点和经验就是在总体规划中非常重视交通规划的作用，使土地使用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紧密结合，对多种土地使用调整方案产生的交通需求进行评价分析，提出反馈意见，使城市布局结构、复杂的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得到协调优化。在交通专项规划中，引入了先进的定量交通预测、分析方法，对各种城市布局和土地使用规划方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城市交通角度对城市结构和土地使用规划调整提出反馈意见，建立了土地使用与交通规划的联系。可见，科学的城市发展观就是要遵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城市建设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功能定位和功能开发
城市公共设施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事业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主要指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工程设施，城市事业设施主要指公共的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休闲等设施，它们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保障，直接和间接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各种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尤其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急速扩张时期，盲目照搬国外和其他城市的做法，城市建设表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尤其是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追求形式的美观，而忽略各类设施功能的定位和开发。例如，城市中心大拆大建，大马路、大广场修建攀比成风，新区开发大面积圈占土地，带来诸多城市问题，影响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所有基础设施中，交通设施的供求变化最为明显，需求快速增长，不同类型的交通设施的供给也在快速发展，立交桥就是发展最快的交通设施之一。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车辆日益增多，平面立交的道口造成车辆堵塞和拥挤不断加剧，需要通过修建立交桥和高架道路形成多层立体的布局，以提高车速和通过能力。建设立交桥的主要目的是满通功能的要求，由于立交桥功能的特点、空间的制约和设计理念的影响，多数立交桥的造型与主体构造都大体相同，不可能给美学设计留下太多的余地。所以，立交桥的修建不应过分追求造型和美观，而应注重其功能的定位和功能开发。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许多特大城市大力发展立交桥，以缓解城市交通臃堵问题，目前城市立交桥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许多城市立交桥修建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新的堵塞点，很多立交桥上面赫然耸立着双向红绿灯控制交通，令世人惊叹。例如，北京是国内最早修建立交桥的城市之一，北京的立交桥数量众多、形状各异，从空中看有不同的造型和图案，多种多样的立交桥虽然美化了首都，却让北京的驾驶者不知所措。立交桥设计的非常复杂，对于路况不熟的驾驶者来说，尤其是到北京办事的外地驾驶者，在立交桥上行车是件非常头痛的事情，经常发生上得去、下不来的现象。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片面追求立交桥的视觉效果和美观度，而忽略了立交桥的功能是提高车速和通过能力。一般而言，实现立交桥功能的根本途径就是让驾驶者快速学习和掌握通行方法。所以，立交桥的设计应当以行车人员为本，设计力求实用，通行方法要简单易学。因为对于驾驶者来说，简单的重复是最快的学习方法，不同的立交桥的通行方法越相似，行车通过的时间则越短。但是，现实生活中，北京众多的立交桥中，不同的立交桥左转、右转、直行、掉头走法都不相同，同一条环线光一个左转弯就能有三四种走法，再加上标志牌和行车指示不够完善和清楚，从而造成堵车严重的交通问题。另一方面，就一座立交桥而言，修建完成后，如何发挥该立交桥的功能呢，换句话说，如何将它的功能开发出来呢？清晰的标志和行程指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城市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立交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看似加快了，但城市交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另一个典型问题是交通岛的设计问题。交通岛的功能是为控制车辆行驶方向和保障行人安全，在车道之间设置的高出路面的岛状设施，包括导流岛、中心岛、安全岛等。由于交通岛占地面积大，如果是中央环岛的话，车辆绕行延误行车时间，车流量大的情况下，还会延误车辆通过时间，所以现在城市道路设计很少用中央岛、导流岛等交通岛做交叉口渠化了，一般采用平面画线式加以指示，这种措施可以达到两种效果：其一，起到了交通岛为驾驶员指明行车方向的同样效果；其二，交通流量大时可以压线行驶，可以临时停放交通事故车。但是，目前仍有很多城市仍然盲目学习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比如，在城市的入口处设计大的交通岛，并提供行人休闲的设施，进而演化成交通广场，人为地增加人车混流，埋设很多交通隐患。实际上，交通广场应当禁止行人通行和休闲。
（四）城市广场建设要以人为本，选址应与社区布局相结合
城市广场是城市环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柱。它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良好而具特色的休憩空间，主要包括有市、镇、区的中心广场、宗教广场、城市中的纪念性广场、建筑前庭广场等。城市广场是城市开放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空间内最具公共性的开放空间，它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享受空间和交往、娱乐、休闲和集会等活动的公共场所。而且，城市广场也是传递城市文化、弘扬城市历史的重要载体。它不但丰富了城市的风貌、文化内涵及景观特色,并且更能增强城市本身的内聚力和对外吸引力。所以，城市广场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一个热点，各地城市兴起了广场建设热潮。但是，我国很多城市在广场建设方面观念陈旧、追求奢华、追求面积、追求形象，广场设计缺乏与城市总体空间的联系，很多广场成为交通广场、政治集会型广场，缺乏对人的关怀。例如，武汉的洪山广场，位于一个六岔路口，总面积10.8万m2，是武汉最大的广场。它曾因是武汉最大面积的广场、拥有武汉最大面积的观赏草坪以及最大面积的楚文化铺底图案而被誉为中南地区一流的城市广场，广为其他城市效仿和学习。但是，从选址角度看，在一个道路交叉口设计一个城市广场，选址本身有误。一是行人在通向广场的路途中形成人车混流，影响通行车辆的车速，引起交通堵塞，并易发生交通事故；二是在交通闹市区，噪音和汽车尾气造成的空间污染极不适宜市民的休闲；三是广场远离市民生活区。从广场设计角度看，追求大尺度的广场空间缺乏亲切感和舒适感，同时，因片面追求视觉效果，绿化单调，广场使用效率不高，广场建设缺乏文化理念设计素材和根据，盲目追求图案化的表面化造型而缺乏文化交流活动的场所，最后陷入文化表现形态单一的僵局。[3]再如，武汉鲁巷光谷广场位于一个六岔路口，四周是人口密度很高的高校集聚区，往东一公里处是华中科技大学，两公里处是光谷腹地——关东科技园。往南，约三公里处，是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南湖。往西一公里处即到东湖，再走就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市区。往北两公里处是中国地质大学。据说若从天空俯视，那银色的布幕呈一只鸽子飞翔状，非常美观。广场内修建有各种健身休闲设施供居民使用。但是，地处交通要道和人口密集区的鲁巷光谷广场也是一个交通环岛，行人穿行其间干扰车辆运行，车辆绕行也延误通过时间。2005年，光谷广场建成地下通道，通道穿过珞喻路，并连接鲁巷购物广场地下超市，在广场上活动的市民人数更不断增加，2007年光谷步行街正在修建，其交通秩序及人流状况不容乐观。实际上，因缺乏便民的小型休闲广场，在很多交通要道附近，已经自发形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娱乐空间。如，鲁巷光谷广场之外的东北角、光谷大道与珞喻大道的交汇处已经成为附近市民集聚、休闲、娱乐的主要空间。然而，从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精神出发，一个城区的城市广场的选址尤为重要，环境安全、步行化、通达性、噪声小污染少应当是基本的选址原则，应当与社区布局相结合。应尽量避免在闹市区、在交通要道和交叉口修建大型广场；其次，要以人为本，坚持人性化、多样化原则，设计休闲空间和休闲设施，来更好地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高品质的文化生活需求。目前，很多中小城市都在修建城市广场，尤其是借新区开发之际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大广场，城市形象确实改变了，但是因广场远离居民生活区，人气聚集不足，广场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而居民需要的休闲空间又极度缺乏，“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等都成了一句空话，并为城市未来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总体而言，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不断膨胀要求人们提高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率。因此，理性认识城市广场建设的原则，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城市建设、城市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至关重要。
（五）城市雕塑要挖掘文化内涵，追求城市特色
城市雕塑是现代城市的公共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大致可以分为纪念性、主题性、装饰性、娱乐性、宗教性五类。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城市雕塑艺术作为城市特色构成的重要元素，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城市雕塑不仅成为美化市容的主题构件，最主要的是作为记载当地文化、历史延续的载体，它不仅传承历史、弘扬优秀文化，同时作为城市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而成为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经济投资点。
城市是一个空间实体，因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等因素影响，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间性格，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城市雕塑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当是城市个性的组成部分，成为彰显一个城市个性的重要途径。作为审美文化的构成部分，城市雕塑艺术代表了本城市、本地区的文化档次和精神风貌。某些城市的雕塑作品，由于反映了该城市或地区某些方面的特点，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艺术上又比较成功，受到公众的喜爱，从而被公认为该城市的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地标后，并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可极大地提升城市的形象和知名度，可为城市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城市雕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例如，哥本哈根的“海的女儿”，广州市的“五羊石刻”，纽约的“自由女神”、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童”等。可见，不同的城市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符合自己城市性格和文化特色的城雕艺术。[4]
与欧洲的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城市雕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很晚，但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的速度也不断加快，各级城市政府都认识到城市雕塑在城市形象建设中的作用，城市雕塑越来越受各级城市政府的重视，雕塑和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建设对象。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城市雕塑最多的国家，而且，雕塑建设的热潮仍很高涨。但是，许多城市雕塑形式放弃了对于艺术个性、格调、品位、深度和境界的追求，其外观形式不断标新立异，花样翻新，但其文化内涵却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肤浅，造成一种浮夸之风。例如，2006年7月12日，比自由女神还高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在郑州落成后，2007年5月底，又传出了河南永城市政府耗资3000万元建全国第一高历史人物雕塑——刘邦塑像的消息。花巨资让帝王将相争相复活的做法一时引发社会热议。在争论余波未平的时候，2007年9月又传出高邮要建世界之最的巨型尧帝青铜雕像的消息。这尊尧帝雕像为世界最高的青铜雕像，99米高，需要青铜2200吨。项目建设方还将在尧帝塑像体内设灯光隧道和观光电梯，可升至头顶，观众可在塑像体内的多层平台向外观景。根据设想，竣工后该雕像将成为扬州吸引2010年上海世博会海内外游客的文化地标。与此同时，很多市民在质问，“穿膛而过”的尧帝雕像是对始祖的祭奠还是蹂躏？与此相比，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童”的高度仅有50厘米高左右，占地不足10平方米，但因其凝聚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传说，使其三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国著名的旅游热点。所以，在城市的不同位置应选择城市雕塑的不同主题，分别表现城市的历史、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展望城市未来、表现城市特色等。这些主题可以表现伟大的题材，也可以表现细小的题材，应该因地制宜。
城市雕塑作为产生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城市形象的凝缩，更是城市文化品位不可或缺的象征。城市雕塑是社会需要的结果，有很强的公共性，应当体现社会的共同理念、共同需要和共同信仰。城市雕塑要讲究艺术性、要与环境协调、要有明确的文化定位、切忌在创作时不顾城市的文化历史、不顾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不顾城市独特的自然环境，不顾城市的文化定位，盲目追求“欧化风”、“广场风”、“大雕塑风”，似乎雕塑建得越大越好，如此下去，往往会弄巧成拙。而且，绝大多数城市雕塑都是政府出资建设，少则投资数十万，多则高达上千万，甚至上亿，变成所谓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结语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对于城市决策者和管理者而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应当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掌握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次要能认真吸取国际、国内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能深刻总结各国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成功经验；再次，要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竞争正变得日趋激烈。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交通秩序、城市形象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竞争力。各级城市政府在求新、求异、求快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真正把握城市化本质要求、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挖掘和培育城市特色和内涵，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城市和区域、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随着以快速城市化进程为特征的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耕地（特别是城郊高产良田）锐减、能源和资源的浪费、环境质量的恶化等问题已经日益凸现，部分城市化地区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在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人均资源）的国情背景下，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以科学的城市发展理念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冒进式发展而引起的资源环境问题和城市建设失控问题，建设宜居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彦琳.现代城市管理学[M].科学出版社,2005.25.
[2]周一星.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J].城市规划,2006增刊.
[3]陈芬.以武汉洪山广场为例谈城市广场设计的误区[J].山西建筑,2005,(21).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共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有的平衡发展与赶超战略,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和台阶式发展战略,的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上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制定和实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更显成熟,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与理论背景,更深入地认识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所作出的重要理论创新。
一:平衡发展和赶超战略
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先后提出了平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
1.平衡发展战略
所谓平衡发展战略,一是指围绕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形象地称之为“两条腿走路”。二是指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
1956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初步总结了苏联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提出要“以苏为鉴戒”,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接着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和农业并举的发展战略”。他说:“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1](310页)这是在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1959年12月—1960年1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工业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2](122-123页)平衡发展战略的另一方面是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这一战略的实施主要体现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一五”计划期间,根据提出的思想,我国政府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加快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达到经济发展的平衡。“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如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67个,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这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并达到体系配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还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25页)
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时期是“三线”建设时期。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扶持台湾在东南沿海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中印关系紧张,客观上存在战争危险。而我国经济重心过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能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党中央便作出了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建立大后方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78年长达24年,按照“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初步建成了一批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以及钢铁、有色金属、能源、交通、机械、电子、汽车、轻纺等工业基地,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东西不平衡的现状。
2.赶超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赶超战略的影响,加上国内反冒进及随之而来的“”和化运动,头脑开始发热,于1957年11月提出了在短时间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11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设想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5月在二次会议上,他又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求强”、“求速”的“赶超战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其后,通过反思“”的沉痛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3](32页)“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2](236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实际上放弃了这一赶超战略。
二邓小平:非均衡发展与台阶式发展战略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他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构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二是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1.非均衡发展战略
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还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4](152页)具体而言,这一发展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让一部分辛勤劳动的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指出,要让“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也就是说,先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5](23页),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合法的。第二,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这是客观现实。邓小平认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5](155页),“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5](375页)。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放胆地干,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第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364页)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5](166页)1986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再次强调:“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5](195页)
2.台阶式发展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邓小平还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375页)邓小平还认为,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5](377页)
三: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显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的改革、发展面临新情况,遇到新问题。敏锐地观察和把握这一新时代的变化,针对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发展呈加速态势,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重新凸显,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压力加剧使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挑战的新情况,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
1.跨越式发展战略
所谓“跨越”,是指原本生产力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状态的国家,它的发展不再按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模式,而是在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交往过程中,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自己现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对传统的跨越,从而接近或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6](1402页)这就是说,虽然我国工业化水平尚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我国的发展战略也要作相应调整,由“台阶式”转向“跨越式”。所以,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6]
2.协调发展战略
的协调发展战略包括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实施西部大开发,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7](1254页)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上个世纪末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本世纪初又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二,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集中表现在党的十六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2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同时又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的发展任务。
为了突出发展和建设的全面性,党的十六大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前面,特意加上了“全面”二字,把我国当前的历史阶段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把我们当前面临的建设任务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第三,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7](1463—1464页)。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重申“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8](22页)。
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我国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概念。随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江西讲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此基础上,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科学发展观的概念逐字逐句地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9]
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0]
十七大报告还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的目标任务:“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0]
五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
1.发展理念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建设经验的缺乏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不足,加上受国际发展理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苏联发展实践的影响,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战略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检验标准。尽管在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型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创造了全新的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同时也引起了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传统发展理念进行深刻地反思。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汲取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现展理念的精华,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的诠释,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第一次明确了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从发展理念层面,对以往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作出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完善。
2.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回顾可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比较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对于全面发展的要求尚乏深刻的认识,结果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提出协调发展战略,表明中共领导人已开始注意完善过去发展战略之不足。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强调全面发展应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从理论上指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之关键。而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主张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主张建设低投入、少排污、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由此可见,在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发展观更注重发展的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更注重从总体和长远角度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对经济发展战略内容的深化,并切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
3.发展要求的创新
从的赶超战略、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战略到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加快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题。然而,在“快”字当先、快速增长、百姓受惠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支配下,拼资源、拼环境,竭泽而渔,由此导致的能源高消耗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还没有完全终结;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耕地逐渐减少并逼近18亿亩红线;缺水威胁着400多个城市,水污染问题也在步步紧逼.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强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表面上看是顺序的变化,实质体现了我们党发展要求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将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治国理念上更加成熟,更加求真务实。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总结吸收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对发展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更加成熟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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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1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EB/OL].新华网:/newscenter/2004-04/04/content_1400069.htm.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
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教训，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新理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笔者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深刻领会到科学发展观对指导和推进我们劳动教养工作，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创新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此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从科学发展观看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一）从以人为本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保证公民权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虽然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保证公民权利方面确实不够。
1、劳动教养对象的随意性
某些公安机关的少数执法人员缺乏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意识，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执法中，将一些不能及时侦破的疑难、复杂案件和共同犯罪中主、从犯抓捕时间不一致的犯罪嫌疑人，先暂时报送劳动教养，由劳教所“代行关押”，以期解决羁押期与案件侦破时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以教代刑”现象的发生，结果是把一些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送进了劳教所。①
2、决定劳动教养缺乏严肃的法律程序、法律监督
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实际上由公安机关内的法制机构独家行使处罚权，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少数执法人员利用劳教这一手段随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劳动教养决定作出后，被处罚人往往无处申诉和辩解，《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被处罚人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虽可以向法院，但不停止执行，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
3、执行手段与监狱罪犯十分相似
长期以来，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一直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没有从两者的性质上加以区分，都是奉行“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的思想，重视严格管理，忽略区别对待。除了在同等条件下，奖惩有所区别外，其他方面的处遇均差别不大，对劳教人员在所区范围内的人身自由权限制很大，重视管理的处罚性，忽略管理的教育性。有人就说劳教所是“二劳改”。
（二）从协调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规定》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办法》属于行政规章，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冲突。
1、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这点与《宪法》精神有冲突。
2、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依据的《决定》、《规定》、《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不属于法律，这样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就与《行政处罚法》存在法律冲突。
3、与《立法法》的冲突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条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决定》、《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制定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就与《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有冲突。
（三）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改造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阶段，劳动教养制度几乎被废除，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近几年，劳教场所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这个中心，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转化了一大批、吸毒等类型劳教人员。但是在劳教人员解教后，社会帮教衔接工作脱节，社区环境恶劣，缺乏可持续教育改造的环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教人员解教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据1996年对山东、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区7个劳教场所的调查，多进宫劳教人员占劳教人员总数的平均比例为34.89%③。据近期吸毒型劳教人员复吸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调查，重新违法率高达85%以上。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有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衡量劳动教养的成绩不仅仅是收容了多少违法人员，更应该是教育矫治了多少违法人员，使他们不再重新违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劳动教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发生起到的作用。
二、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协调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重新制定一部系统的、完善的、合理的新型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新的形势。在去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湖北代表团的郭生练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和《关于制定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混乱，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涉及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问题。需要改革劳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要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以法制建设全面系统化的观念，扩大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围，放宽视野，确定立法目标；把以人为本和以宪为纲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证实立法依据，夯实立法基础；以协调互补和系统层次论的观念，争取“三分天下”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确法律地位；以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一）全面审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扩大立法范围，确定立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