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15:08:10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个人主义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问题时难以推导出审慎的道德选择。在英文中，个人主义的表达是“individualism”，这是一种道德态度，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强调个人的道德存在价值的社会共识。它的基本前提是人类个体要求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3］。因此，个人主义的本质在于强调个体的尊严、权利和价值，强调理性的人类具有选择尊严、权利和价值的可能性，强调不论个体通过何种方式加入到社会中，都具有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强调民主、自治和理性，这带来了个人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问题上的悖论。从个人主义下的民主原则出发，人体基因科技能否全面实施是一个二元化的答案，即行与不行。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罹患只有依靠改变基因才能治愈的疾病的人在社会中处于少数地位，而由于惧怕伦理学家们所鼓吹的基因革命引发的末世危机，占社会多数的人群不愿意通过关于人体基因科技的法案，使得少数人仅有的治疗疾病的权利被剥夺;另一种情况是，占社会多数的人群因为听从科学家们乐观的基因革命立场，相信基因能够使人类更加强大，而愿意通过关于人体基因科技的法案，使得人类作为族群所面对的存亡风险陡然增加，并将子孙后代置于未知的境地;理论上还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即同意进行基因改造的人群和不同意进行基因改造的人群数量相同。因此，民主原则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问题上难以具有真正的意义，这正是人体基因科技特殊性的体现。一方面，人体基因科技的专业性使得人们容易被舆论导向所影响;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人体基因科技受益或受损的未必是当代人，很难要求人们立足于全人类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思考问题，这有悖于个人主义要求关注自身的独特性。
个人主义强调的理性被暴露在显微镜下，它的真实情况能够在基因序列中得到证实，这也将带来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理性被证实是独立于基因而存在的，如同康德所架构的先验理性一样，通过人体基因科技对个体基因的修正或增强都不会影响到人的理性，即对自然世界中的人的修正改变不了理性世界中人的地位。因此，从“人具有理性”的角度出发无法推导出应该限制人体基因科技发展的结论，对人类基因的修正亦不会影响人的本体性。另一种可能性是理性被证实是依附于基因而存在的，那么人的理性世界来源于人的自然世界，受到人类基因的限制。换言之，人的理性不仅存在，而且可以根据人类基因进行预测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允许人体基因科技中的基因修正或增强的主张，人的理性就成为了人工设计的产品，将会导致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的权利框架崩塌，自由主义所赖以建立的根基将受到冲击。由此可见，随着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仅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理性出发，既可以推导出不应该限制人体基因科技的开发研究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受人类基因的限制;又可以推导出应该禁止人体基因科技的开发研究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能独立于人类基因而存在，一旦改变人类基因，将带来以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动摇。在当前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仅能从疾病预防的层面上探讨实施人体基因科技的领域和范围，无法永久禁止在当前情况下禁止的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基因增强，这是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探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存有的悖论，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无法完全达到从立法上全面禁止可能改变人类基因的人体基因科技的目的。
二、人体基因科技立法在自由选择问题上面临的悖论
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关于干细胞的声明》指出，在一些已经患有疾病的情况下，预防或治疗疾病可能会导致一种崭新的和潜在的优生学风险，影响那些已经生存和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类，并指出个人差异和自由选择应该被保护，个人的完整性和个人权利应该予以坚持，因此，不建议进行能够影响到未来人利益的基因修正。欧洲的《奥维耶多协议》第四章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旨在改变人类基因组的干预只能出于预防、诊断或治疗目的，且仅当它的目的不是基于对后代基因组的任何修正，方得实施。这些规定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基于保护未来人的自治权利而制定的，然而，这些规定充分反映出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自由选择权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所面临的悖论，体现出代际可遗传的“自由选择”问题。遵循自由原则，个人享有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限于当代人，亦应该适用于那些未来要生存在世界上的个人，他们的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既得权利，还是一种期待权利。因此，人类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时享有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自由选择权天然地及于当代人，也及于未来人。但是，在实践中两种选择权可能存在矛盾，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本身内含着当代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是否适用基因改造技术的权利，而鉴于基因的遗传特性，当代人的选择势必影响到未来人的权利，影响到未来人的自由选择权。这种代际间可遗传的“自由选择”带来了自由主义优生学的问题。尼古拉斯•阿加主张父母只有在确保基因改造有利于其子女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自由地对子女的基因进行干涉，且倡议允许当代人改造下一代人的基因，但是要保证这种改造由个人决定而不是由国家决定。换言之，在人体基因科技问题上，政府要保持中立地位，由父母来决定如何在不影响孩子的自由人生规划的前提下增强基因［4］。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学者的支持，主张绝对自由的罗伯特•诺奇克认为，人体基因科技应该完全自由开展，人们应该建立“基因超市”以备父母在完全不受任何政府强制性决策限制的情况下自由选择孩子的基因。主张平等主义的德沃金则认为“使人类未来一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本质上是不存在问题的，“相反，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努力去改良人类，决心用我们蓄意的设计来改进上帝慎重地或自然盲目地进行了千万年的人种，那么道德个人主义的首要原则统领着这份努力。”
他认为，自由主义伦理不应该在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中投反对票，因为这不合乎自由主义伦理所要求的允许人们通过发达的技术手段得到幸福生活的要求。优生主义虽然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启迪并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学者的支持，但是，这种思路带来的是尖锐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尊重了父母的自由选择权，保障了当代人在人体基因科技适用问题上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它所允许的是父母能够自由地按照他们对事情后果的假想而做出选择，而父母的决定必然严重受到现存观念中关于美好生活本质认识的影响，因此，在给予父母自由选择权的同时，亦侵害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如果允许父母通过改造基因的方式增强孩子的抗病能力，并强制性增强各种认知、社会和智力能力，那么，国家也必须对这些基因干预进行授权，保证基因干预的合法性，以便实现对类似胚胎等自然产品的安全保障［6］。这意味着可遗传的“自由选择”既在父母和子女的个人自由选择问题上存在悖论，不利于代际公平的实现，又暗含着政府干预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些分析和争论，不难看出，在自由主义框架下，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仅保护未来人的自由选择权而忽视当代人的自由选择权，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可的。
三、解决悖论的可行性思考
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的多份声明都明确规定了人类基因组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不论是从人类基因数据的保护方面，还是从人体基因科技成果的分配方面，都要求重视基因对人类个体、家庭以及社群的意义。这些规定显然不是仅仅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出发所制定的，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了人类的整体价值和区域文化的特殊性，这恰恰是社群主义的主张。因此，针对自由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领域中面临的悖论问题，援引社群主义的观点能够对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层面产生积极影响，缓和与化解许多源于自由主义核心理念而引发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上的争议。首先，对社群主义观点的借鉴有利于缓解人体基因科技对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自然状态的动摇。
社群主义者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并非是构建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前提，人类是进入到社会后才被赋予德性和善，通过这种设定使得个体之善和共同之善在国家中得到糅合，人类真实的自然状态并不影响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追求善的权利，也不影响人类步入社会、组成国家后享有权利的正当性。虽然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群主义主张的这种善很容易导致极端家长式的国家管理，继而引发集权政治，但是，不能否认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方面，它更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一旦人的自然状态的假定变得微不足道，平等问题也再次回到了社会层面上，人类的先天不平等同自然状态的假设一样，再次变成了可以忽略的问题。因为人的本质是作为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人，所要求实现的平等是共同体中的平等而绝非作为个人所要求的天赋平等，不平等问题在社群主义的设定里明确地变成了社会造成的问题，这使得人体基因科技所能够通过技术实现的先天平等不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援引社群主义观点对可修正的“先天不平等”问题加入了更多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思考后，完全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选择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来改造个人基因是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而国家的责任不仅是要保护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还要顾及到全社会成员追求共同性美好生活的权利，这就解决了单一的自由主义观点带来的平等问题上的悖论。在社群主义的道德追求中，人们对通过技术手段修正先天不平等的关注和选择被转化为对因先天差异而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考和防治。其次，针对自由主义设定的民主、理性及自由问题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存在的悖论，社群主义的引入能够起到剂的作用。自由主义的民主要求强调个人的理性，强调有限政府的重要性，不追求政府的主动性，正如麦金泰尔所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中，他是作为公民个体进行推理的;在托马斯主义者的实践推理中，个体是作为探究者来探究他或她的善或他或她的共同体的善的;在休谟的实践推理中，个体作为有产或无产的参与者，处于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性的社会中;但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实践推理中，个体却作为个人而进行推理。”［7］社群主义者认为，任何将个人从社群参与者的角度中抽离出来的论证方式都是不可靠的。人只有在参与到社群生活中后，才能证明自身之所在，即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证明自身之价值，才具有生存之意义，因此，个人理性亦不能独立于社群生活而存在。社群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的理论应该顺应时代要求有所改变，主张政府应起到引导人们走向共同的善的积极作用。
鉴于人体基因科技的高尖端程度，政府在面对该项技术的立法问题时，如果采取守势，可能不利于这项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理解，也不利于涉及到人类基因保护的共同的善的形成。相反地，如果政府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在对国民的教育过程中，慢慢渗透和说明人体基因科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以及能够带来的优势和利益，将有利于个人在面对人体科技问题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人体基因科技的话语权方面。人体基因科技的专业化程度和语言的晦涩程度使得具有解释权利的主体在交流中起到主导作用，在话语权的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限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有限政府，而应该更为主动地关注人体基因科技中的话语权转化问题，提高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引导能力和平衡能力，这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问题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体现在政府对医生、研究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道德规范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府对人体基因科技产品的研发核准和临床研究审核上。政府的这种引导和平衡是积极的，目的在于防止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的过度倾斜和集中，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对共同的善的追求。西方国家一直大力发展人体基因科技的伦理委员会建设和关于此项技术的基因咨询建设，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科技滥用的情况，保障人们的知情同意权;另一方面是为了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的开放，进而为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体制下推广和普及人体基因科技开辟道路。最后，援引社群主义的主张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树立人类共同的善的理念，有助于缓解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价值普遍性所引发的矛盾。社群主义承认特殊性的重要地位，认为受到历史、文化、科技等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整齐划一的价值取向是不合理的，应该允许各国按照自身的客观实践来选择能够遵循的法律规制方式，不能因为他国在某些方面与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普遍价值有所冲突，即认为该国的这些方面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或是判定这些方面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吸收和理解社群主义所推崇的共同的善，将有利于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保护上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这既能缓解各国在人体基因科技竞争中的巨大压力，又能增加在国际间建立关于人体基因科技合作共识的可能性。
正如在一个社区范围内确立共同的善将有利于这个社区的公共利益一样，地球作为人类最大的社群，建立共同的善将有助于对人类基因资源共有性和多样性的保护。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要求的价值普遍性的缓冲，也有助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虽然儒家文化强调的家庭主义不同于社群主义对社群的理解，但家庭作为一种社群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家庭作为儒家文化下的第一社群，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且通过家庭的观念将当代人同祖先与后代密切结合在一起。儒家重视家族的完整、繁荣和持续，讲求自然的男女结合和传承，因此，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方面，东方国家很难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要求摆脱外力束缚实现完全个人自治，家庭应该作为第一考量对象而受到重视。这一方面要求在是否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方面要由家庭共同决定，另一方面要求在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时要尊重人的自然属性，保持人伦关系的稳定。儒家文化对人体基因科技的要求可以视为对家庭“共同的善”的追求，这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社群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方面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单一的自由主义观点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立法时存在悖论，援引社群主义对共同的善的追求有利于修正自由主义的一些极端观念。不论是在人体基因科技成果的惠益共享问题上还是在基因专利的保护问题上，强调社群的重要地位，将社群主义理念中合理的部分纳入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来，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建立相互融合的互助关系，有助于为人体基因科技的法律规制提供更加客观和实用的理论依据。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档案管理》；2012年；文献计量；统计分析
1 引言
《档案管理》创刊于1986年[1]，连续入选中文核心期刊，刊发了大量高被引的论文，备受业界关注。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档案管理》2012年的载文情况，作者对当年刊发的全部文章进行了各项统计。为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对关键词作了必要的规范，归并了重复引文，剔除了无文献来源的注释性引文，并对全部引文逐一进行了核对，修正了引文中的差错。
2 统计分析方法
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该刊2012年刊发的文章从栏目发文量、作者及地域和机构、主题、基金论文、引文类型及年代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运用CNKI检索了被引情况。根据载文实际和统计分析的需要，作者统计分析不含“通讯”、“卷首语”、“文摘”等栏目的文章，主题统计分析不含无关键词的文章，引文统计分析不含无参考文献或参考文献类注释的文章。
3 载文统计分析
3.1 载文栏目发文量。2012年《档案管理》设置有“卷首语”、“理论探讨”、“争鸣”、“业务研究”、“局馆长访谈”、“专题沙龙”、“调查报告”、“海外采风”、“工作园地”、“史料钩沉”等18个栏目，共刊发文章277篇，表1是主要栏目的发文数量。发文量集中于“工作园地”、“业务研究”、“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四个栏目（表中单列了占比）。
3.2 作者分布。作者统计针对“工作园地”、 “业务研究”、“调查报告”、“理论探讨”、“海外采风”等9个栏目的242篇文章，其中独著210篇，两人合著28篇，三人合著4篇，分别占统计文章的86.78%、11.57%和1.65%。
3.2.1 作者发文数量。最多的发文6篇，共两人，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共12人（“+”后为第二作者发文数），另有马帅章等28人发文2篇（含非第一作者）。
3.2.2 第一作者地域分布。以第一作者发文最多的为河南作者（168篇），其次是北京（9篇）、山东和上海（各8篇），发文作者涵盖了19个省市。河南省又以郑州、开封、濮阳作者发文数量居多（105篇）。
3.2.3 第一作者机构分布。由于有些文章作者单位不够具体，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有一定影响。242篇文章中，各类院校和各级各类档案馆（局）的作者占比较高，分别发文102篇和82篇。
3.3 主题分布。关键词是从文献的标题、摘要和正文中选取的，能够反映文献的主题[2]，因而选用关键词进行主题分析。2012年《档案管理》中有关键词的107篇论文共有关键词401个，篇均3.75个。涉及关键词305个，最多的仅出现8次，可见分散度较大。为较好地反映文献主题，可将表达相同或相关概念的关键词进行必要的统一，如将“档案馆”、“档案局”、“档案部门”等统一为“档案馆”。规范统一后，利用自编的软件处理得到以下统计结果。
3.4 基金论文。2012年基金项目论文共25篇，基金论文占比超过10%。其中，河南省档案局科技项目《转变档案行政管理职能研究》、《档案执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各发文3篇，河南省档案局科技项目《档案立法技术研究》发文2篇，基金发文量如表4所示。
3.5 引文统计。2012年《档案管理》文章中，列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类注释的论文96篇，共有引文725条（其中外文13条），篇均引文7.55条。从年代分布看，2005年后的引文数量占66.62%。引用文献类型中，期刊论文最多，占比达70.62%，其次是电子文献、图书和学位论文。表5列示了引文的年代分布（“其他”为1980年前或无法确认年代的）。
引用文献中的期刊论文共涉及期刊139种，其中以档案类期刊为主，排在前9位的都是档案核心期刊，其次是非核心档案类期刊和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
3.6 被引统计。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截至2013年4月23日，2012年《档案管理》刊发的被引论文达25篇，其中《中部六省市级档案网站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估结果分析》被引3次，《浅谈事业单位档案的信息化建设》等两篇各被引2次。表6列示了十种档案学期刊2012年发文及被引情况。
4 结论
通过以上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4.1 从栏目发文分布看，“工作园地”、“业务研究”、“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四个栏目是发文主体，“工作园地”和“业务研究”两栏目的发文量超过发文总数的一半，表明《档案管理》特别注重结合工作实际，与其“以业务指导为主，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1]的定位是一致的。
“卷首语”是许多档案刊物共有的栏目，但《档案管理》六篇卷首语的内容均为“档案依法行政管理”，对做好档案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4.2 载文中独著文章居多，发文2篇以上的作者超过40人，他们独立或合作发文的数量超过100篇，表明《档案管理》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作者队伍。但作者以个人自由研究为主，论文合作程度偏低[3]。
发文作者的地域和机构数据表明，《档案管理》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注重反映本省的研究成果，注重各级各类档案馆（局）的业务交流，不断传播和促进学术研究。发文作者集中在各级各类档案馆（局）和各类高校，反映了这两个系统科研能力较强[3]。
4.3 从关键词的词频可以看出，《档案管理》2012年特别注重刊载“档案执法”、“档案法规”和“立法”方面的文献，同卷首语的内容相呼应。此外，“档案馆”、“档案”、“档案管理”、“档案鉴定”、“档案服务”等也是刊载的重点，有很强的实际工作指导价值。但列有关键词的论文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统计结论的准确性。
4.4 基金项目多为与档案工作相关的省部级以上项目，基金项目级别较高。基金论文占比虽不算高，但针对性很强，较充分地反映了档案科研特别是档案执法和立法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4.5 引用文献表现出期刊论文多、核心期刊论文比重大、引用年代新的特点，表明刊载的论文注重高水平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吸收，注重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成果的借鉴，同时广泛吸纳其他学科的成果。但列有引文的论文偏少，有些著录不准确，外文引文较少。
4.6 尽管统计的时间段较短，而论文的被引和被引率均有较大的滞后性[4]，但截至2013年4月23日的2012年载文被引同其他档案类期刊2012年载文被引的对比表明，《档案管理》有较高的被引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刊在档案类核心期刊中有较高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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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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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息时代；论文剽窃；治理
中图分类号：G312文献标识码：A
据英国《自然》杂志2010年9月报道，截止2009年底，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杂志上的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期杂志同时在“通信”栏目刊登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的一封来信，道出给中国某杂志投稿中有31%的论文包含剽窃内容。同是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出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社论，直指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浪费资源、腐蚀心灵”，使我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随后11月，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更是呼吁“我们的学术道德维护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自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工业社会庞大结构的逐步解体、集中调控到再分散，以信息技术为主题的信息革命正悄然到来。计算机的逐步普及，电子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晶体管、集成电路的规模化应用，特别是各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都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由传统产业时代逐步向以创造和开发知识为重点的信息时代过渡。时代变革，社会竞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时，也为我国学术领域论文剽窃创造了沃土，严重浪费资源、阻碍创新步伐，极不利于我国干净、有序、自由、健康科研环境的构建。因此，探讨当前如何防止、规制论文剽窃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剽窃”的内涵界定
“剽窃”一词由公元一世纪古罗马著名讽刺诗人马歇尔创造，[1]其概念源于拉丁语“plagiarius”，英文“plagiarism/plagiarist”（剽窃/剽窃者）便是由拉丁文“plagiarius”（掠夺者、绑架奴隶或儿童的人）演变而来，[2]并在1621年由理查德•蒙大拿第一次将其使用在英文中。[3]
在中国古代 ，“剽窃”一词有“抄袭窃取”和“掠夺”两层意思。唐文学家柳宗元的《辩文子》：“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此为“剽窃”一词在我国的最早记录，[4] 意为“抄袭窃取”。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一：“缘道纵兵士剽窃民家”，意为“掠夺”。西方国家里，“剽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的著作权成文法或判例法中都未使用“剽窃”这一概念，[5]《牛津简明英语词典》中，“剽窃”的定义是：窃取、抄袭他人的思想、著作、发明等一切智力成果的行为。[6]
在科研实践中，“剽窃”的定义在中西学界均无统一界定，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有：一是我国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1999年1月15日的解释，即“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二是美国白宫科技办公室2000年12月6日公布的科研不端行为中，将“剽窃”界定为“把他人的观点、程序、结果或话语据为己有，而未给予他人贡献以足够的承认。” [7]在西方学术界，“剽窃”的定义来自于学术或职业共同体的诚信规范而“无法可依”，但人们又有大致相同的认识：剽窃就是使用他人的作品而“遗失来源”（without attribution）──把他人的观点或者表达当成自己的，这是最主要的属性，又因为学术或职业共同体对自己的行规比法官更有发言权，所以“剽窃”的定义在西方“无法可依”却又无比清晰。在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机构规程都有禁止剽窃的规定，却无一种规范界定何谓“剽窃”，每个大学都要学生远离剽窃，却从来没有清楚的告诉学生“什么是剽窃”。认识研究“什么是剽窃”是预防和惩治剽窃的起点，所有跳过起点的研究意味着过程尚未开始。[8]
作者以为，可以把“剽窃”定义为：将他人的观点、程序、结果或话语等原创智力成果（贡献）擅自据为己有并公开使用，不标明来源或不予以足够承认的行为。
二、信息时代视角下论文剽窃行为缘由剖析
剽窃是全球的通病，传递着复杂的政治、文化、道德和心理信息，学术剽窃折射出的更是学者个人、学术群体和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地产泡沫、伪劣商品、垃圾股票和浮夸政绩一样，论文剽窃已经成为我国信息社会的顽症之一，[9]其出现蔓延的趋势定有缘由：
（一）客观缘由
1. 论文网络化、规模化、系统化
“0”、“1”二进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传统固化在有形载体之上的论文开始与载体独立，[10]手稿、印刷品论文资料逐步通过计算机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规模化，与其同步出现的是庞杂的学术杂志种类，据相关人士预计，中国目前有5000家左右的中文学术杂志和200多本英文学术杂志，[11]这使我国论文的系统化也日益形成和完善。
一些期刊和个人利用这些特点，趁机参与论文剽窃，“井冈山大学两教师两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70多篇”便是其典型。两年70多篇，除刊发杂志《晶体学报》有问题之外，作者本人充分利用网络，在成规模和系统化的论文体系中实施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二者又都是信息时代下的“产物”。
2. 论文形式多样，剽窃方法简单
信息技术的发展，论文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手写稿，印刷稿，取而代之的是text文本、Microsoft Word 文档、Adobe Reader和CAJViewer等电子文档和软件。同时，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抄袭者提供了先进手段, 搜索引擎(比如Google)的强劲搜索能力使抄袭论文更为快捷和方便。[12]二者带来的后果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先检索一定数量的同类论文，然后操作电脑进行删减、增添、换补、拼凑等，短时间内就可完成一篇新论文，且水平不低。
显然，经过包装实施的剽窃比直接在电脑上操作“复制”──“粘贴”──“重命名”的手段要高明，被识破也相对困难，这也是这种伎俩成为剽窃最主要手段的原因。
3. 定义不清，标准模糊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机构规程都有禁止剽窃的规定，却没有一种规范界定了“什么是剽窃”。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在《著作权法》唯一一次出现“剽窃”一词是在第五章第四十六条，把“剽窃他人作品的”作为侵权行为之一，没有任何解释性规章。定义不清、中文文献引证无统一规范，加之信息时代网络化虚拟环境，势必会导致剽窃从判断、认定、惩罚到预防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根据，也就不能对论文原创性做明确的界定并给予保护。
定义、标准不明，无章法可循，是当前我国反论文剽窃的最大障碍，以“中国青年报编委张建伟涉嫌剽窃”一案为例，虽然最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侵权成立，但胜诉方作家刘元举却发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是打了三年，这场官司让我赢得索然无味”的感叹。[13]可以看出，赢了官司，如此感慨，何况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又推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清晰的定义和统一的裁量标准，举证困难，司法判决更困难，权益人的权益保护就难上加难，这是我国论文剽窃出现蔓延趋势的又一重要原因。
4. 竞争激烈化、评价体系偏颇
在对科研人员以论文、奖励数量为主要评价标准的体系下，论文成了评职称、拿学位、机构证明科研实力的硬性指标。时展，人类社会科研实力不断提高，把论文作为各类评审的绝对参考依据，出发点是继续推动科技进步，无可厚非。可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现状下，[14]院士、教授、研究生等科研人员数量的巨额增加，在信息时代人人努力使自己更出色以参与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极易造成人们行为失范和伦理功能失效，特别是一些忙于政务的官员型学者，为了经济利益和名誉地位而实施剽窃，铤而走险。
这类案例屡见不鲜，以“赵青申报教授的论文涉嫌抄袭”为例[15]，2010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教师赵青的教授职称申报论文《台湾校园歌曲回眸》被指涉嫌严重抄袭。从5月发表到10月申报，这篇论文到底是正常的研究成果还是单纯为了教授职称而写，实在让人怀疑，而问题的背后除了与其自身学术素养紧密相关外，当前的评价体系无疑是这类恶性事件发生的导火索。
（二）主观方面，版权意识淡薄
在信息资源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资源时代环境下，信息总量、信息传播速度、信息处理速度和信息应用能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论文剽窃的辨识难度也随之加大。在没有明确的中文文献引证规范现状下，许多学术素养不高的人抱着侥幸心理，在巨量信息中实施论文剽窃，特别是一些院士、教授等年龄较大的学者，受传统“天下文章一大抄”，“窃书不是偷”错误观念影响，版权意识本来淡薄，对网络了解又相对较少，在反剽窃态度上不够坚定，有的甚至会将错误观念传授给科研新人，造成恶劣后果。以近期的“抄袭门”事件最为典型，面对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的博士论文约2.7万字涉嫌抄袭，其博士导师的回应是：“这很正常，没有错误!” [16]这不仅是导师自己版权意识淡薄的表现，更是助长了学生以后科研道路上的剽窃之风。
三、论文剽窃的治理与防范
（一）科技治理，“以暴制暴”
论文网络化、规模化、系统化的表现形式是巨额的论文数量和庞大的杂志种类，如果还是单凭肉眼、人工等方法去鉴别论文剽窃会十分困难，这就需要研发完善论文识别系统，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治理这种不端行为。
当前，相关的论文识别系统主要有siff、COPS、dSCAM、KOALA 和Check 等，大力将其推广和普及使用，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对所有论文进行技术识别，对一些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论文更是要多次识别、严格识别。充分利用科技进行监管，“以暴制暴”，既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也是信息时代背景下治理和防范论文剽窃的有效措施。
（二）学界规制，净化环境
随着我国著作权法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剽窃他人科研成果行为逐步进入了民法的调整范围，但习惯上，我们仍然会只把盗窃有形财产的行为视为盗窃。传统习俗和立法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论文剽窃的预防和治理进程，所以，通过立法形成一个清晰的定义和明确的标准规范治理论文剽窃，似乎是当前我国构建健康学术环境的一个不错选择（有学者就提出在刑法中增设“剽窃科学研究成果罪”的建议）[17]，但应该看到，剽窃和盗窃并不是完全相同，二者的行为对象有无形和有形之别，相比较而言，无形财产在网络虚拟化的环境里，通过法规去保护，难度很大，所以，作者以为借鉴西方国家学界自律的做法，可行且必要。
经验也已经表明，凭借公权力去维护正当学术行为、净化学术环境效果并不好，如果依旧按照公权力进行操作，可能会重复当前同样的错误，所以，学界自律应该尝试，首先，制定出一套统一的引证规范，由一个学校、一个出版社率先推出一个实验性标准，在竞争中不断形成优势，最终在实践中达成共识。然后，学界都“按章办事、按部就班”，即省却麻烦，又能有效预防和治理论文剽窃，净化学术环境。[18]
（三）体制改革，从严处理
既要建立一个对科研人员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体系，适应科学研究规律，又要治理剽窃，推动科技进步，这就需要体制作出合理调整。
首先，改变评价科研人员以论文、奖励数量为主的现状，实现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评价为主的跨越。其次，允许以其他研究成果代替论文，特别是在大学生、研究生学位问题上，可适当考虑他们其他方面的学术成果。再次，从严处理，设立专门监管部门，形成一套完整的反剽窃体系，一旦发现不端行为，单位坚决取消评审资格，高校收回学位，杂志社撤销论文，计入个人诚信档案等。
（四）观念教育，德育治理
社会转型，时代变革，很多科研新人特别是广大学生群体，极易形成不健康的学术理想，需要加强这一类人群的观念教育，预防剽窃。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
第一，大学在网站、学生手册等位置设置有关剽窃问题的专题，告诫学生何为剽窃、剽窃有何危害、如何避免和剽窃行为会受到那些惩罚。第二、为研究生专门开设包括剽窃在内的学术规范课程，学习引证规范。[19]第三、导师必须对学生进行反剽窃等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培养其高尚的学术素养和学术理想，对所教学生的毕业论文负永久责任。
（五）公开监督，鼓励参与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科研成果特别是论文作品公开透明带来了便利，也为大众参与、监督论文剽窃带来了契机。
第一，科研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把更多的特别是一些影响力大的论文公开，既方便学术交流，又可让其经受大众的检验。第二，国家建立专门网站，鼓励大众参与举报、监督。第三，政府积极响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学术人（方是民、邓正来、杨玉圣等），鼓励他们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介揭露论文剽窃。
参考文献：
[1] 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 方流芳. 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J]. 中国法学, 2006(5).
[3] 参见Stuart P•Green,Plagiarism,Norms,and the Limits of Theft Law: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Criminal Sanctions in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tings Law Journal.11(2002), 载郑政蓉. 剽窃的法律认定与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4] 参见鲁景云. 谈古论今说“剽窃”[J]. 编辑之友, 1996(3), 载郑政蓉. 剽窃的法律认定与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5] [6]郑政蓉. 剽窃的法律认定与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7]陈广仁. 学术“抄袭、剽窃”的界定[M]. 科技导报, 2010(28).
[8][9][18] 方流芳. 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J]. 中国法学, 2006(5).
[10]吴汉东等著. 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1]据《网易探索》2010年9月17日报道，一位资深出版人称中国5000家左右中文学术杂志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大学学报，许多中国的杂志正转换成以英文的形式发行以提高它们的影响力，而且目前已有200多本英文科技杂志是中国出版的。
[12]史彦军, 滕弘飞, 金 博. 抄袭论文识别研究与进展[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2005(1).
[13]吕蓓. 论学术剽窃的法律治理――从行为认定和法律后果的角度探讨[Z].学术批评网, (www.省略/)2009-03-13.
[14]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为159.68万人，2008年，计划招生数为599万，净增了400多万.
[15]参考方舟子. 刘老师“关于中国音乐学院赵青申报教授的论文成果的抄袭情况”[Z]. 新语丝 2010-10-28, xys5.省略/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1/zhaoqing.txt.
[16]参见河北大学校长博士论文导师回应“抄袭门”[N]. 东方早报, 2010-10-28.载腾讯新闻网: news.qq. com/ a/20101028/000569.htm
[17]参见杜勤: 增设剽窃科学研究成果罪的立法构想[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23).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5篇
在统计的661篇论文中，除去5篇会议论文，其余656篇论文分别公开发表在177种学术期刊上。中国知网对所收录的期刊按照内容进行了学科分类，本次统计到的177种期刊分别属于32个不同的学科(如图3)。从刊载论文数量上看，图书情报档案类期刊共登载了368篇文章，占统计总数的56．10%，说明图书情报档案类期刊是图书情报人员科研交流的重要阵地。其次大学学报也是作者常选择投稿的期刊，表中数据显示，2010年在此类期刊上发表了78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11．89%。同时，自然科学总论类期刊刊登了53篇论文，占总数8．08%。少数文章分别刊登在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科研管理等类别的期刊上，另外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类期刊上刊载了8篇。图书情报类文章发表在其他学科期刊上的发表，从侧面说明了文章内容的跨学科性。对图3中的42种图书情报档案类期刊从论文数量分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53篇)、《农业图书情报学刊》(31篇)、《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8篇)分别位于第一、第二、第三位，这三类期刊出版周期短、每期刊载文章数量较多。其他普通期刊中，陕西作者较多的有《当代图书馆》(28篇)、《现代情报》(16篇)、《图书馆学刊》(15篇)、《情报探索》(12篇)、《河南图书馆学刊》(10篇)、《兰台世界》(10篇)等;核心期刊中，陕西作者在《情报杂志》(22篇)、《图书情报工作》(15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4篇)、《图书馆建设》(11篇)、《图书馆论坛》(10篇)等期刊上发表文章较多。
论文关键词分析
学术论文的关键词，是研究者学术思想及学术观点的凝练，是文献主题的浓缩。笔者通过统计论文的中文关键词，来分析陕西作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本文共统计中文关键词约1863个，约有1103种(去除重复)。经过分析，去除一些无实在意义的词汇和含义宽泛的词汇(如“图书馆”出现113次)，并对同一类关键词进行同类合并、频次累加(如表2所示)。1）信息服务。为用户服务是图书馆工作最基本的职能，图书馆的成效完全体现在它的服务上。信息资源服务类关键词在统计数据中排在第一位，合计词频达195次，其中“读者服务”33次、“信息素养”5次。信息服务一直是图书馆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论文包括的内容有:数字参考咨询、数字资源服务、网络文献传递、信息资源共享、个性化服务、政府信息服务、信息素养等。2）各类型图书馆。该类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共有151次，其中“高校图书馆”123次、“公共图书馆”14次、“高职图书馆”5次，其他的关键词还有“专升本高校图书馆”、“民族院校图书馆”等。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基于自己的工作环境，结合其实际工作进行的研究，内容更贴近实际，因此对各类型图书馆建设具有指导意义。3）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类关键词词频数达121次，排在第三位。有关“信息资源”的研究主要包括“电子资源”、“原生信息资源”、“复合型馆藏”、“学科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等。现阶段图书馆处于复合图书馆状态，信息资源建设工作要协调好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之间的比例。数字资源又有纯数字资源(原生数字资源)和非纯数字资源(有对应的纸质资源)，数字资源建设研究是一大热点。4）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对图书情报工作影响很大，关于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也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笔者统计“信息技术”词频达86次，此类论文主要内容包括移动图书馆、Web2．0技术、数据管理、图书馆网站建设、网格技术、网络数据库、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等方面。5）图书馆管理、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词频达55次，主要内容有:学习型组织、网络化管理、图书馆危机、人力资源管理、图书馆文化等。基础理论研究关键词出现频率为47次，核心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立法、图书馆史、现代图书馆理念、泛在图书馆、泛在知识环境等方面。6）其他。其他的重点研究领域还有:“队伍建设”类关键词词频34次，主要关注学科馆员、古籍管理员、女性馆员以及馆员流失等问题;“数字图书馆”词频数为31次，数字图书馆馆藏、古籍数字化、数字版权、机构知识库等方面是图书馆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献学”关键词出现频数22次;“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一直是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重点，此类关键词频数分别为22次、20次，其中，“知识组织”、“知识整合”、“本体”、“自组织”、“信息构建”、“跨库检索”等是研究的新动向;“情报学”类关键词频数为17次，竞争情报、文献计量学研究依然十分引人注目。通过对论文单个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分析，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数字图书馆、电子视听阅览室、公共图书馆、文献采访、图书馆管理、大学生、资源共享、图书馆馆员、数字资源、文献资源建设、Web2．0等关键词是2010年陕西省图书馆学研究非常关注的内容。
论文被引频次分析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统计，截止统计时间(2011－9－9)，在所调查的661篇文章中有136篇文章被引用过，总被引次数为218次。其中，被引10次、8次、7次、6次的各有1篇文章，有2篇文章被引用了4次，被引3次的有11篇，被引2次的文章有27篇，被引1次的有92篇文章。表4中显示的是被引频次在3次以上的论文信息。表4中的论文是2010年陕西省图书馆学论文中影响力比较高的文章，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被引频次相对高的文章，也相应有较高的下载频次。从文章内容来看，信息服务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文章③⑥⑧⑨瑏瑣瑏瑤分别从政府信息公开、大学生阅读行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数字资源跨平台整合系统、期刊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被引频次达7次、下载频次达432次。文章④瑏瑢瑏瑦讨论了《公共图书馆法》、农家书屋、城市区域图书馆合作等问题，其中《＜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基础与必要性研究》被引6次、下载532次，图书馆立法很受业界关注。崔旭等在文章瑏瑡中实际调查了西安市部分企业产学研合作情况，在文章①中讨论了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制约因素，被引频次达10次，居第一位。《2010年学术图书馆十大趋势》是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报告的翻译，论述了学术图书馆在馆藏、服务、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该文被引用4次、下载188次。知识管理是图书馆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②论述了图书馆馆员隐性知识的挖掘，被引频次为8次、下载频次202次，文章⑦分析了RFID技术服务模式下馆员角色的转换。文章⑩瑏瑥主要论述图书馆管理问题，内容涉及图书馆业务外包、图书馆危机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也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文章瑏瑧讨论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问题。
核心作者分析
利用中国知网对2010年期间陕西作者发表的图书情报类文章进行统计，当年共有156人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上。表4中显示的是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2篇以上文章的人员，一共26人，当年共发表文章61篇，占本次核心文章统计总数(135篇)的45．19%，构成了陕西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团队。从作者单位看，1人为陕西省图书馆，其他作者均来自高等院校。其中，有9人分别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这些单位人员整体学术水平较高，在陕西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他16人分别来自陕西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渭南师范学院、西安财经学院、西安文理学院、安康学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普通高校，说明这些高校工作人员在进行业务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学术水平和综合实力也在逐步提升。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电子技术；期刊；载文分析；作者分析；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73X(2008)10-192-03オ
Posted Paper Analysis of "Modern Electronks Technique"in Four Years(2004~2007)
WANG Rui1 ，ZHU Shu 2 ，YAO Yuan2
(1.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710033,China；
2.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Northewest University/Insititution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Communicating Science of Northewest 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オ
Abstract：Aim to analyse the texts,the authors and citation of "Modern Electronics Techniqu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Applied bibliometrics method to gain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otal 96 magazine published from 2004 to 2007.96 issues of the magazine posted 4977 articles,the average posted 51.8 articels.Among them,dissertations devoted by fund projects accounted 5% with average 2.08 papers.The rate of dissertations prepared in corporation was 76.89%,the average of corporation reached 2.28.More than half of the authors′ age was below of 30-year-old.At the same time,master′s thesis also took up a considerable amount.It was very wide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very rich in columns.Citation was standardized.The average of each dissertation quoted 5 papers,with moderate volume and variety of types.Most citations were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the citation in three years accounted for 41.33%,the citation of past half of the dissertations were in four years.The average Price Indexwas as high as 62.44%.Magazine has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and excellent editorial quality.
Keywords：electronic technologies;journal;post analysis;writer analysis;quote analysis
《现代电子技术》创刊于1977年，原名为《陕西电子》，内刊，季刊；1984年改为公开发行，季刊；1986年更名为《电子工程师》，季刊；1991年更名为《现代电子技术》，季刊；1998年改为双月刊；1999年改为月刊；2003年改为半月刊至今。
《现代电子技术》是一份有着光荣发展历史的优秀期刊，也是我国科技期刊走市场化之路的先锋。1993年1月，陕西电子杂志社与陕西省电子研究所分离，成为陕西省第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1990年，1996年，1998年在全省科技期刊评审中被陕西省新闻出版局评为陕西省优秀期刊一等奖。1992年被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评为优秀期刊经营一等奖。该刊从1984年起，抓住我国计算机科技快速发展的机遇，在出版期刊的同时编辑出版发行230余种计算机图书资料，形成与期刊并行发展之势。杂志社也实现扭亏为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誉为我国第一家走向市场的科技期刊[1]。2007年4月，行政归属仍回归陕西省电子研究所，但仍保持独立法人资格，期刊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我国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纸质文献与网络文献优势互补、比翼齐飞之势正在形成。截止2007年3月15日，仅在中国知网的全球访问量即达669 330次，而仅过了9个月，到了2007年12月31日，在全球的访问量即猛增至1 089 084次[2]，增长1.63倍。其中仅欧洲用户的访问量即由截止2007年3月15日的2 595次猛增至2007年12月31日的14 421次，增长5.56倍。2007年被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3]。
本文以2004年第1期至2007年第24期（共96期）纸质文献为数据源，运用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参考过去的工作[4，5],对《现代电子技术》的载文、作者及引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载文统计分析
1.1 载文量及信息密度
载文量常被用作衡量学术类期刊吸收和传递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所统计的96期《现代电子技术》共载文4 977篇，期均载文逐年增加，分别为39.8，45.6，54.8，67.2篇，平均51.8篇。该刊栏目丰富,且每年均有新的栏目出现。在4 977篇论文中，按所刊登论文的篇数由高至低依次为：无线通信411篇；计算机应用300篇；军事通信266篇；总线与网络266篇；电子技术263篇；自动化技术232篇；工控技术227篇；测控技术218篇；多媒体技术218篇；软件应用218篇；微电子技术213篇；嵌入式技术199篇；通信设备191篇；数控技术173篇；元器件与应用169篇；信息安全147篇；仪器与仪表147篇；数字/模拟电路146篇；测试；封装；材料101篇；制造与设计82篇；新型电子器件75篇；网络与通信73篇；汽车电子71篇；传感器技术68篇；仿真与测试66篇；消费电子62篇；终端与显示49篇；监测与分析48篇；新型显示技术45篇；电力电子技术34篇；语音图像30篇；数据库系统28篇；微电子与光电技术17篇；制造技术16篇；数字化设备15篇；单片机应用14篇；高校配置14篇；数码技术11篇；电子技术9篇；软件科技园9篇；智能交通9篇；专家论坛7篇；电信技术6篇；信号处理技术5篇；项目管理3篇；工业机器人2篇；项目论证2篇；军工电子1篇；现场总线1篇。《现代电子技术》的篇均页码在1.61～2.71之间,平均2.08页。所统计的论文未包括“资讯博览”、“新品推荐”、“新闻前沿”等栏目的内容。
1.2 基金项目论文
基金项目论文数量的多少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质量。《现代电子技术》的平均基金资助项目论文为16.40%，且逐年提高。在所资助的项目中，以国家及省部级基金项目为主，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基金资助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等，以及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省教育厅专项基金、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其中有的论文同时获3项部级基金资助。2006和2007年共获国际基金项目资助6项。2006年：世界银行援建项目、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学会资助；2007年：西安-美国应用材料创新基金资助项目3项、美国高通公司无线通信研究基金等。
2 作者情况分析
2.1 合著率与合作度统计分析
作者合著率可反映期刊所载论文学科交叉的程度、涉及领域的广度和学术研究的力度。在4 977篇论文中，作者人数从1至6位不等，论文合著率76.89%。平均合作度为2.28（见表1）。
2.2 作者地区分布
《现代电子技术》的作者地区分布极为广泛,所刊登的论文来自于32个省、市、自治区。由陕西省产出的论文为1 451篇，占总数的29.15%，其中，西安市产出的论文占1 322篇；其他地域分布按论文篇数依次为：江苏513篇；湖北334篇；四川283篇；湖南280篇；广东251篇；北京236篇；河南198篇；浙江160篇；山东148篇；福建140篇；上海135篇；安徽127篇；河北109篇；辽宁106篇；广西89篇；重庆69篇；黑龙江55篇；江西45篇；山西35篇；天津35篇；甘肃34篇；新疆30篇；云南30篇；吉林24篇；海南17篇；宁夏13篇；内蒙古12篇；贵州10篇；青海7篇；香港1篇。
2.3 第一作者分析
《现代电子技术》共有2 693篇有学历介绍，其中，硕士生论文占70.37%。在1 671篇有职称介绍的论文中，具有中级职称的作者占53.32%。有57篇标明作者为硕士或博士生导师。有3 296篇标明了作者年龄，其中，绝大部分的作者年龄小于40岁，年龄在30岁以下的作者占51.21%。
3 引文统计分析
3.1 引文量、类型及语种
引文量可反映期刊载文对其他文献及自刊载文的吸收能力，所载论文与已有研究成果的相关性、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大小，也可反映出作者的知识水平、研究条件和掌握有关资料的情况，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论文的质量和所含的信息量。在4 977篇论文中，有4 882篇有引文，单篇最高引文量为50篇。篇均引文量也在逐年提高，平均为4.78篇（见表2）,但也有一部分论文无参考文献，分别是2004年46篇，2005年17篇，2006年17篇，2007年15篇。在引文的类型中，图书和期刊为主要引文，分别占38.30%和37.55%。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引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国家标准、专利、手册、规范、产品说明书等特殊文献，占21.26%。电子文献也有一定的比例，占2.51%。其中，有一些论文的参考文献全是电子文献或特殊文献，且电子文献几乎全是当年的文献。在所有引文中，中文引文占大多数，为64.53%，英文引文占35.33%，其他语种如德语、日语、俄语等，仅占35条。
3.2 引文年距分布
《现代电子技术》的引用文献非常新，在23 791条引文中，有680条为当年文献。引用第2年的文献最多，占14.37%，平均引用3年内的文献占41.33%，有一半以上的文献为前4年的文献。
3.3 普赖斯指数
普赖斯指数是指引用文献中近5年的文献所占比例，用来测量文献的老化程度，该指数越高，表明引用的文献越新。《现代电子技术》近5年的普赖斯指数见表3，平均普赖斯指数高达62.44%，说明所引文献绝大多数是新颖的。
4 文献引证分析
根据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研究报告[6，7]，与2005年的指标相比，《现代电子技术》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平均引文数、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均有明显提高，其中总被引频次在同类全国排名中位居第7。另据《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8]，2007年《现代电子技术》的总被引频次为1 064，影响因子为0.295，位居同类期刊第4名。2006年的h指数为15，表明截止2006年发表的论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15次，其余论文的被引频次不大于15次，在全国同类期刊当中排名第3位（最高的《电子学报》的h指数为22）。网上即年下载率（Web即年下载率）达到57.7，表明在统计当年出版上网并被全文下载篇次总和与当年出版并上网的文献总数之比（即平均每篇文章的下载篇次）在全国同类期刊当中排名第3位。
5 结 语
在《现代电子技术》近4年来所刊出的4 977篇论文中，基金论文占有一定的比例；论文合著率较高；作者年青，学历较高；稿源地域分布广泛，除陕西地区外，遍及全国其他31个省、市。引用文献极新，引文规范，表明《现代电子技术》的作者具有较强的利用和吸收文献资料的能力，也显示了《现代电子技术》较强的文献意识和优秀的编辑质量。
参 考 文 献
［1］姚远，吴文祯，张忠智，等.风雨兼程二十年［J］.西安：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2004.
［2］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知网•文献评价［OL］./cpas5/mainDefault.aspx.2008-02-25.
［3］薛鲍.《现代电子技术》创刊30周年暨进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7（6）：911.
［4］颜志森，张薇.《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以来载文、作者和引文的统计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4（3）：373-377.
［5］王睿，阎斐，冯丽，等.《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近5年文献分析（2002~2006）［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7（6）：1043-1047.
［6］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6年度陕西省期刊指标研究报告［R］.西安:2006.
［7］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年度陕西省期刊指标研究报告［R］.西安:2005.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7篇
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社会经验尚且不足，所以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进入研究领域并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基于这一点，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实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与效果。
（一）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学习兴趣不断提高
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从实施之初就引起了学生的兴趣。相对于枯燥的课堂教学来说，科技创新计划的实施往往需要学生走出校门开展一些调查工作，这对学生的吸引力极大，越来越多的学生对科技创新计划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申报相关科研项目的积极性逐年高涨。可以说，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实施激发了学生从事科研活动的热情，吸引学生把注意力从书本知识转向社会知识，开阔了学生的学习视野。
（二）学生科研立项的质量逐年提高，研究方法不断改进
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实施之初，学生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学习项目感到非常迷茫和困惑，不知从何下手。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实施，通过几届学生在科技创新计划完成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并进行相互的传授与交流，现在的学生在相关项目的选题、研究过程和成果总结等方面都越来越成熟，相关项目的完成质量逐年提高。
（三）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展，社会责任心逐渐增强
通过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实施，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的领域得到不断拓展。以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类专业为例，学生的研究方向囊括了林业发展、农村发展、城市建设、环境治理等方方面面，研究课题包括了天然林立法、湿地立法、生态公益林补偿、动物福利制度、外来物种入侵、二手房买卖、小广告治理、新农村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对社会热点问题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并努力通过自己的调查来探究事实真相，学会使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对社会有了一种人文关怀，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四）学生提交的课题材料逐渐成熟与规范，培养了认真的学习态度
通过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实施，学生所提交的课题申报材料和项目结题材料越来越成熟，学术规范受到重视，培养了学生严谨、认真、踏实的学习风气和学习态度。这将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学生受益终身。
二、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在选题、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的较多“硬伤”，有待认真反思并加以改进。
（一）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1．选题过大，研究难以深入
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设立的项目普遍存在选题过大的问题。例如，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类专业有些学生申请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研究”“湿地保护研究”“保护地立法问题研究”等课题，都是以一项系统工程作为研究对象，范围过于宽泛。学生往往认为立项题目大则容易搜集资料，研究即有章可循、相对轻松。殊不知庞大的论题难以把握，在研究时缺乏重点，只能浅尝辄止，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无法成为研究中的精品。
2．片面追求专业化，脱离日常生活实际
学生在选择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立项题目时，往往注重考虑与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是否相吻合，以图在立项申请时占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类专业学生申请的课题大多与林业、环境有关，而学生平时很难接触到相关的知识，对实务问题也了解不多，如此专业化的选题有可能超出学生的把握能力，在其研究过程中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反而会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以及研究能力的锻炼产生不利的影响。
3．专业跨度过大，不同专业的联合研究难以实现
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一些选题专业跨度过大。例如，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类专业学生申请的有关外来生物入侵、野生动物保护的研究题目，都需要对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知识有所了解，而法学专业学生通常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在进行课题研究时会面临太多的困难和障碍，甚至于无法完成研究。虽然现在鼓励多种学科背景的学生联合起来开展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研究，但是由于大学生受自身能力的局限，很难实现知识上的综合运用与融会贯通。再加上当前的相关管理制度只注重扶持项目主持人，对项目参加人没有给予太多的利益，这也导致学生缺乏合作意识，难以组成团队进行联合研究。
4．选题重复较多，所关注的问题较为狭窄
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研究项目的创新性不够。例如，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类专业学生的选题重复性较严重，外来生物入侵、生态公益林补偿、城市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选题在每年的科技创新计划研究项目申请中都会出现，而且在研究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新意。这说明学生的研究视野依然不够开阔，受到一定局限。
（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忽视文献研究，缺乏对现有理论的总结与梳理
在人文社科类大学生提交的科技创新计划课题申请材料和最终研究报告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总结。虽然在形式上学生会列出相关的文献和资料，但是实质上并未仔细阅读和理解这些文献内容，更谈不上深入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共性与差异。这说明学生的研究尚缺乏足够的严谨性。严谨是学术研究必备的条件，也是学术精神传承的要求，所以严谨性对大学生的研究工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求。
2．实证研究流于表象，难以深入
在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与单纯的文献分析和理论研究相比较，学生对实证研究更感兴趣。因为有实证资料，就可以做数据统计与分析，研究方法容易掌握，分析路径也容易切入。在实证研究方面，学生采取的主要是调查问卷和访谈方式。通常，学生对调查问卷的设计比较用心，但是在调查问卷的对象选择和发放方面往往比较盲目。例如，有的学生仅仅通过网络进行问卷调查，这使调查对象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调查结果也有失偏颇。而学生在访谈对象的联系方面也面临着一定的难度，这使访谈对象的选择受到限制，往往仅仅局限于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他利益各方的诉求则被忽视，从而导致访谈的最终结论难以客观准确。
3．不注重方法论，忽视研究方法的使用与贯彻
以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类专业为例，在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学生更侧重于传统的法学研究，而对方法论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样，在相关的法学教育中也缺乏相应的内容。这都导致学生对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往往忽略研究方法的使用与贯彻。缺乏方法论的指导，研究方法不能以一贯之，则研究过程就不具有连贯性，研究成果也难以严谨、客观。
（三）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过于注重立法研究，研究内容避重就轻
以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类专业为例，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课题研究在最后的结论上大多定格于提出立法建议，动辄要求修改现有法律，或是干脆出台一部新的法律，而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缺乏深入的调查与评价。立法建议的重要性当然不可否认，但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难以迅速实施。所以这样的研究结论最后往往流于空谈，效果无法检验，对问题的解决也是于事无补。
2．研究结论以点带面、挂一漏万
由于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选题往往过大，所以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通常会自行将论题加以限缩，但是为了使最终的研究结论与题目相符，学生又会将一时一地的分析推而广之，设定为普适性的经验，从而得出一个大而无当的结论。有的学生的课题研究往往仅关注影响因子中的某一要素，而忽视了其他要素的作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从而导致课题研究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3．一味追求批判的新意，缺乏科学的基础
在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学生惯常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对现实问题总是站在对立的立场进行审视。例如，在课题研究中，学生往往只是从一些学术资料出发，对现实制度进行大肆批判，并不考究制度背后的支撑因素究竟是什么、现行制度在现实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是将怀疑等同于批判，将合理怀疑变异为一概批判。批判的精神对研究者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品质，但是批判应当是经过调查分析之后完成的。如果没有自己的调查分析，没有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那么虽然秉承了批判的精神，但是忽略了科学的内核，也是不符合科学要求的。
三、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缺乏以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足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说，受专业知识积累不够、生活阅历浅的限制，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不深入、对社会问题不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课题研究对象的认知。同时，大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整天忙碌于上课、考试以及考研、找工作等常规性事务，而投入到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课题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研究质量。
（二）指导教师未充分发挥指导效能是问题产生的间接原因
指导教师对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指导往往集中于“一头一尾”，即对学生的课题申请和成果总结阶段进行指导，而对研究过程这一中间阶段缺乏必要的指导。同时，教师的指导内容大多局限于提供一定的思路、审查相关的材料，而对学生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及进行研究的基础文献总结等缺乏必要的指导。
（三）传统的教育模式桎梏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
从根本上说，影响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科研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学生的科研能力不足，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应试教育造成的。从小学到大学，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所采取的方法都是以灌输式为主，考核方式都是侧重于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训练严重不足，所以不利于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以及进行拓展性思考。
（四）对科研教育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是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
当前，从学生、教师到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误区，这阻碍了大学科研教育的整体发展。大学生往往认为，国家或是学校提供资金的课题研究是科研活动的唯一表现形式，只有那些成功申请到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学生才有资格从事科研活动，其他人只能在门外旁观；同时认为学校对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的要求不过是在考试之外设置的一种辅助的考察形式。因此，大学生虽然对申请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热情高涨，但是如果未能申请成功，那么大部分学生就会放弃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当然，导致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可能是高校对大学生的科研教育缺乏经费支持，使除科技创新计划项目之外的科研活动难以开展，但对大学教育的误解、对科研教育的忽视也是不可否认的主观原因之一。
教师对科研教育存在同样的认识误区，认为科研教育是课堂之外的事情，仅仅将其等同于对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指导，而忽视了在平时对大学生进行广泛的科研指导与训练。其实，对教师而言，“教学与科研并重”并不仅仅意味着教师的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同等重要，还意味着书本知识的传授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教师的教学活动中都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同样，高校对科研教育的认识也仅仅是将大学生的科研活动定位为课外活动。虽然高校在修订教学大纲时，逐渐压缩课堂教学学时和增加实践教学学时，同时大力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挑战杯”科技大赛以及各种论文评奖等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是作为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开展的，其重要地位仅仅体现在活动成果可以作为学生课程考试成绩的补充上。因此，高校应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意识到科研教育是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与知识传授同等重要的一项教育内容。
学生、教师和学校等各方对科研教育重要性的忽视，严重阻碍了大学生科研活动的开展，导致了科研活动在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中仅占据了非常次要的位置；也使科研活动的参与仅仅成为少数大学生的专利，而不是全体大学生积极参与的普及。这最终导致高校缺乏开展科研活动的氛围，也间接影响了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实施质量的提高。
四、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实施的改进建议
（一）对学生的建议
1．选题宜小，研究方法宜简，研究结论不宜夸大
大学生在初次进行科研尝试时，首先应当将选题限定在一定范围，切忌贪大贪多，因为小的选题更容易把握和完成。尤其是在实施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过程中，大学生应该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从普通的社会问题入手确立选题。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学生自身的科研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选题，所以容易搜集到丰富的信息资料，研究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同时，相对其他研究方法而言，实证研究的方法比较容易掌握，同时对大学生的能力锻炼较为全面。例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需要学生全面掌握所研究的问题，这个过程使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得到了锻炼；而发放调查问卷的过程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总结与分析问卷结果、完成调查报告的过程则可以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因此，在没有掌握其他研究方法之前，人文社科类大学生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研究中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是较为便捷和高效的。此外，人文社科类大学生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研究中，应根据调查结果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恰当而严谨地做出评判并得出研究结论，要尽量避免夸大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不要过分地拔高结论的重要性。
2．转变思想观念，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索未知
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学生基本上都是在课堂上接受教师灌输的知识，属于被动学习。而在大学，虽然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仍处于重要位置，但其决定性作用正逐渐消减，自主学习模式已逐步成为教育教学的主导模式，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因此，人文社科类大学生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研究中，应逐步转变思想观念，学会学习，学会主动学习，以便更好地适应大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大学生学习模式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提高其科研能力，而且有助于培养其敢于创新、勇于挑战的观念，从而有助于为大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和自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创建良好的开端。
3．加强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锻炼组织与协调能力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个体意识比较强，团队意识相对较弱，缺乏与他人合作的意愿与经验。但是，科研活动往往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团队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因此，人文社科类大学生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的研究中，应注重培养与他人合作的团队精神与协作能力。这也是大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素质和能力。
（二）对指导教师的建议
相关调查显示，没有教师指导是导致学生不知如何开展创新项目研究的主要原因，也是阻碍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1］。教师的工作重点是育人，教书只是达到育人目的的手段。因此，教师在完成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必须考虑学生发展的需求，促进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学生需求的相互融合。教师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其中应当包括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应当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要从点到面给予全面指导［2］。这种指导包括2个方面：一是在课堂上对所有学生进行普遍的科研培训，包括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论文撰写等方面的指导；二是专门对参加科技活动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包括课题申请、研究过程的开展和研究结果的总结等方面的指导。
（三）对学校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以及学生从中小学教育阶段沿袭下来的被动式学习方法，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3］。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学校应当通过从书本知识讲授向创新能力培养的转变，促进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
1．更新教育思想观念
大学应当明确自身在学生学习阶段中的转折性地位。大学是学生从校园到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既是学习的场所，也是一个职业训练场。在这里，学生需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态度等方面完成转变，而大学则应对学生的这些转变发挥推动作用。
2．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中融入科研需要
高校应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中考虑学生的科研需要，为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创造条件、提供空间。大学生科技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同时也需要解放时间和空间［4］。过多的学时和学分要求容易使学生疲于上课、疲于考试［4］。因此，高校应适当减少总学时和学分的要求，重点减少课内学时和学分，扩大学生学习的自和选择权，扩展学生自主学习的时空［4］。
3．改革考试制度，以适应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需要
在考核方式方面，高校应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考核手段，以激发学生开展科技活动的动力。笔者认为，利用平时成绩来调整学生考试总成绩是一个不错的手段，但是平时成绩不应以出勤率来认定，而应结合学生的发言、讨论、提问情况以及课外论文的完成情况等予以评定。另外，笔者认为，应当提高结课论文写作在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效用。对文科学生而言，4年的本科学习中总有几门课程是以撰写论文作为考核方式的。如果每一次都能够充分利用结课论文的完成过程进行发现和总结问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锻炼，那么对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将是有益的。可惜的是，当前教师和学生两方面都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教师往往将其单纯地作为评定成绩的依据，而学生也只是将其作为拿到学分的一种手段。这使结课论文仅仅成为学生通过课程考核获取学分以及教师评判学生课程成绩的一个工具，丧失了其真正的运用价值。
4．改革教师的评价体制，以激励教师指导学生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高校应当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以及采取配套的保障措施，如提高教师科研教学工作的评价权重，制定倾斜政策使教师为学生科研教育付出的努力得到回报，从而鼓励教师积极开展创新教育，不断开拓教学思路。总之，高校、教师和大学生都应当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这不仅是提高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要求，也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科研事业发展的需要。资助项目：北京林业大学2011年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合同法”课程建设。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科研；学术造假；体制；道德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93－03
2006年，国内媒体先后披露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学术造假”事件，名牌高校的科研氛围遭遇重大危机。人们在震惊的同时，不禁产生“中国的学术界为什么会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学术造假行为，特别是论文和著作抄袭、剽窃，成果虚报、假冒，评奖、立项腐败等行为在学术领域早已存在，严重败坏了学术道德，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中国科协2003年“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显示，在1074个被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周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占32.2%，48%的人表示“说不清楚”。调查中认为“学术不端现象”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各占6.2%和23.3%，合计达三成[1]。2006年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向外界公布自己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60%的人承认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大多数人承认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2]。
事实上，“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已经严重违背了科研活动“求真”和“诚实”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为：教材的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学术泡沫，成果的假冒伪劣，论文和著作的抄袭、剽窃，评奖立项的腐败。
在学术造假现象中，最令人头疼当数论文抄袭、著作剽窃。尽管目前对抄袭和剽窃的评判标准不尽一致，但基本认定相当。例如，对抄袭行为的定义大致如下：全篇抄袭他人作品；与他人作品整体相似度极高，未标明转载的；采用他人作品基本框架、情节，肢解部分段落者；转载他人作品未注明出处的[3]。美国现代语言联合会对剽窃的定义是：剽窃就是指在写作中使用他人的观点或表述而没有恰当注明出处，包括逐字复述、复制他人的写作，使用他人的观点没有给出恰当的引用[4]。
一、学术造假产生的机制诱因
浙江大学教授朱淼良指出：“当前屡屡曝光的论文抄袭、专利造假事件，有个人道德因素，也有制度导向的原因”。[5]这种导向就是科研领域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机制。在中国高校和科技界，职称的高低标志着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同时也与很多待遇息息相关，如住房、津贴、职务等。目前，我国的职称评定是量化的。例如，高等院校内部科研评价指标主要由科研项目、论文、专利、成果等要素组成，这些条块成为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 这种科研评价体系最大的弊端就是重量不重质。例如，科研被量化成项目数量和经费的多少，论文评价的标准主要看的数量和刊发等级。有的重点大学要求比较高，主要看作者发表国内一级刊物和SCI检索、EI检索的数量及被引用次数的多少。
“过分强调科研项目的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学术浮夸习气。”[5]朱淼良指出，为了寻找更多“加分”因子，追求量化分数最大，许多人长年在外跑科研项目、找关系，个别人甚至伪造成果、抄袭剽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把SCI检索作为衡量科研机构和作者学术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前，高质量的SCI检索论文很难发表，一个学校一年可能只有一两篇。现在有的人一年可以弄到好几篇。 由于当前高校过于量化的科研评价机制，促使一些学者卖力拼凑论文，许多粗制滥造、编造的论文大量“上市”，滋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直接导致中国论文整体质量下降。据中科院统计，2004年我国发表的论文的总量居世界第九位，但每篇文章平均被引用的次数却排在世界第124位。[2]另一方面，由于论文要求的日益提高和数量的不断膨胀，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办的刊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刊物越办越厚，质量却在下滑。据统计，高等学校主办的学报数量就有1000多种，总体质量却参差不齐。在教育部“名刊工程”的评选中，选中的高校学报仅有11种[6]。
总体而言，我国科研人员和高校的研究成果评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关注的数量，二是强调学术刊物的行政级别。我国的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也比较短，一般是一年一考核。 客观来说，目前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的弊端已经显现，表现在： “量化管理考核”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造假和滥竽充数流行，导致“学术垃圾”遍天下；论文的质量应以其实际学术水平来评价，不应该以论文刊发的数量和级别去评价，加之某些杂志允许“创收”，“版面费”应运而生，一些“经纪人”活跃于学术界，他们掌握着众多报刊资源，为报刊“组织”收费稿件，从中收取提成，促使“抄袭成风”；考核周期过短，导致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动“短视”，研究者不愿意作深入的研究。为了完成论文考核指标，他们宁愿放弃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
二、学术造假的外部诱因
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2.1亿，手机网民数量达到4 430万人。目前，中国网民总数比全球最大的互连网市场――美国，仅相差500万。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一分钟新增网民100人，半年的增长量接近2006年全年的增长量[7]。科技的发展和网民的激增，迅速带动互连网的兴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娱乐、沟通变得非常便捷。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已经悬挂在不同的网页上，只要你愿意在“百度”、“谷歌”、“雅虎”等搜索网站打入关键词，可以瞬间获得大量的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轻点鼠标用WORD文档复制和粘贴，一篇文章眨眼间就可以“出炉”。真正的研究，需要艰辛的努力。造假性的研究，也许只需要那么一小步，就可以得到荣誉的光环。伴随国际互连网的延伸，复制加粘贴等抄袭现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城网络道德状况调查》显示，受调查对象中57%的学生承认自己曾经在网络上抄袭过论文。[8]当然，网络抄袭并非中国的特产，在其他国家也非常普遍。《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美国拉特斯洛大学的教授唐・麦凯布2006年对6万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7%的学生承认他们的论文部分来自网络。1999年，比例仅有10%[8]。抄袭行为，不仅包括学士、硕士、博士，甚至还包括一些教授和副教授、知名学者。抄袭现象如此“猖獗”的原因如下：论文和著作抄袭的成本相当低，效率高而风险少。发表一篇有一定见地的论文并非一日之功。俗话说的好“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不可能堆砌文字做简单的拼凑所能实现，要表明作者的看法和评价，要求牢固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为依托，需要不断积累和考证。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和科研人员不愿耗费心血沉下心来长期做一件“精品”，这在年度考核中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学者拥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也相当有限，而到网络、图书馆查阅相关信息如此快捷，成本如此低廉，传统的手抄升级为如今的粘贴，甚至还有机器能整本复制文章（如汉本王），效率大大提高。为对付高校大学生网络抄袭，不少老师被迫拿出自己的“照妖法宝”。南昌大学一位新闻系教师为了震慑抄袭学生，将学生论文挂在博客上展示，并注明“本站有累计近8万的点击率，足以鉴别论文的引用和原创程度”。上海高校的一些教师启用了更先进的科技手段：用“电子狗”防抄袭软件查处抄袭拼凑论文，只要联网启动软件，会将选中论文的抄袭部分字迹变红，跟WORD文档中校对功能一样。这些措施既是无奈又是被迫之举，人们在感叹之余不禁会反思打假为何如此艰难。
三、处罚机制的缺失
对于近期曝光的国内学术剽窃事件，我们在反思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监督和处罚机制的缺失。要根绝类似的现象，社会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厉的处罚体系，让所有的人不敢“以身试法”。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代表表示，中国学术界和政府要及时行动起来，共同捍卫学术尊严，让剽窃、造假行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9]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指出：“我建议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在打击学术腐败方面一定不能手软。今天容忍一个偷窃，明天就有十个偷窃。”[9]目前，我国对论文剽窃的处罚手段还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基本标准。国内对待大学生抄袭和剽窃的处罚案例经常见之报刊。2005年12月，北京大学出台了《本科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对论文作弊的学生不再手下留情。北大决定本科生有下列情况之一，学校可以开除学籍：提交的论文、实验报告、科研论文存在抄袭事实，抄袭篇幅超过总篇幅50%的；提交的毕业论文、设计中存在抄袭事实，抄袭篇幅超过总篇幅30%的；由他人替自己撰写论文和替他人撰写论文的[10]。北京大学希望通过严厉的处罚杜绝剽窃行为。无独有偶，2006年6月，暨南大学一名研究生因为两次递交的课程论文被认定为抄袭，被学校开除学籍。暨南大学认为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可以对学生行使管理和奖惩权。条款明确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后来，当地法院支持学校决定，驳回原告的上诉。除高校学生之外，高校和科技界对学者抄袭行为建立处罚制度设想也很多：例如，为了杜绝高校学术和科研腐败，教育部2002年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5月，为了在我国科技工作者中形成良好的学风和职业道德，中国科协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科协主席周光召呼吁制订科学道德公约和规范，建立科技人员诚信档案。同月，教育部宣布将要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负责制订处罚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给有关单位参考。我国的相关法律也有类似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6条明确规定：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并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的[11]。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客观的第三方监控机制，对抄袭、剽窃的认定有基本的定性，当然我们要求量化指标，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认定。在这里，我国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对论文的剽窃区分得很详细，列出剽窃的5个层次，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12]。美国还在1989年初成立“科学求实办公室”负责处理科学家的越轨行为[12]。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部也专门成立“研究诚实办公室”，负责处置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情节、处罚决定。一旦某个人“榜上有名”，其学术生涯基本宣告结束[12]。
四、学术道德的缺失
学术没有道德便失去了灵魂。作为学者和科学家，诚实是最起码的基本素质。中国古人认为，诚是真实、表里如一的品格，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说人文本质是“求善”，艺术的本质是“求美”，科学的本质便是“求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科研人员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学问，努力钻研一个方向，潜心塑造精品论著，成为该方向的专家。学术造假之所以让人痛心疾首，是因为学者和教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的最后底线。学术和学者腐败了，就会动摇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学术腐败的发生并不单纯是制度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价值导向出了问题在教育界的反映”[13]。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也强调“学术道德是一项基础工程”，并以此呼吁学术者要保持“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13]。北京大学校长许志宏院士也呼吁高校教师在科研中要以德修身，率先垂范，“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13]。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教授指出“学术的本质是发扬真理，学术一旦腐败了，真理就失去存在的空间。大学一旦出现了学术腐败，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就会丧失。”[9]学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脉，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形而上”，是不能工具化、实用化的。然而，今天的学术评价体制，把学术和学术研究当成一种工具，用以获取学术之外的实际利益。由于一些人道德操守的沦丧，弄虚作假成为谋取个人利益最便利的“捷径”，于是学术成了某些人的升降机和敲门砖。对于学术和学术研究，正确的观点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
五、对策和思考
人们必须反思学术界流行的评价机制弊端，改变重量不重质的评价标准。对人才的评判不能只看著作和论文的数量，同时要注重科研成果的有效性。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学术研究特点，许多学科成果的产生，要求长时间的积累，单纯依靠论文数量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难以反映其真实的学术水平，也助长高等学府“重学术、轻教学”的不良风气，驱使一些教师在科研上急功近利。要杜绝学术造假，就要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不要逼迫教师为不合理的考核而拼命。
（一）改革现有学术评价机制
要从根本上杜绝学术造假现象，必须改革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取消过去重量不重质的评判指标。要树立科学、长远、可持续的科研发展观，鼓励学者踏踏实实进行基础性研究，要沉下心去积累，写出真正有分量的、有影响力的文章。学术研究在于积累，是慢工出细活儿，它不能量化，不能限时化，我们的学术恰恰是“定时定量”的。要建立科学、客观的职称评价体系，取消数量、级别崇拜指标。要明确：学术研究不是所有类型的学校、所有级别的教师都能做的工作，把学术作为硬指标强加于非研究型大学、所有的教师，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杨玉圣教授指出，在美国大学一般分为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除了教书育人外，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这样的大学数量有一百多所。其余的大多数是教学型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是教书。不同类型的学校分工明确，研究型大学搞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好书[6]。我国一流的大学抓科研、搞学术如果是基本职责，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但数量庞大的本科、大专还有一些不具备基本学术氛围、缺乏科学研究基本条件的中等学校都一窝蜂地搞学术研究，只能导致学术和科研的“”，祸害国家，祸害自己。只有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才能够防止急功近利现象的出现。美国数学家丘成桐曾经正告我国学术界，不要用急功近利取代学术真诚：“如果科学家整天想着如何、升官、评为教授，那就不能做出很大的成就。不改变这种局面，自主创新就没有希望”。国内高校和科技界应该静下心反思量化评价体系的弊病，积极探索新的评估办法，当然这一改革并非一夕之功。
（二）建立客观、科学的监督机制
仅仅靠道德的力量去维持学术的纯洁性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客观的、科学的学术规范机构，专职调查和处理学术领域的违规行为。美国的类似机构我们可以借鉴：1989年，美国建立“科学求实办公室”，从科学研究的不同环节加以防范，例如，从选题、研究、、成果公布等阶段监管[12]。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部设立有“研究诚实办公室”，调查和处理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的造假行为，最近几年接连曝光了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的不诚实行为、南卡罗纳医科大学博士的论文捏造数据行为、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师的研究报告造假行为、密苏里大学教授研究成果的变造行为，令这些越轨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的人从此失去了学术生命。[12]我们可以设想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道德监督机构，专门接受举报、调查、处置，由这样一个机构做出客观、中肯的报告，依照规定处置。在处置过程中接受人们的申诉，公布越轨情节，展示具体证据，让人们口服心服。同时公布违规者姓名和情节，通过处理给更多的人以警示。让所有的学术界人士明白一个道理：不具备诚实品格的人不配搞科研和学术研究。
（三）加大相关立法和处罚力度
要杜绝科技造假行为，必须通过立法去制止。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呼吁采取有效的立法手段预防和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还没有惩治剽窃他人成果的法律，有关部门应该着手考虑如何制订一部有效的行政法规或著作权法规的具体细则，在学术和科技领域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局面。此外，加大目前规则的处罚力度，让人知道应该“有所不为”。美国现有的处罚措施是相当严厉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的“诚实办公室”一旦发现学者涉嫌造假，随时公布其姓名，并与越轨者签署“自愿排除协议”。在未来3―5年内不得参与任何由政府资助的所有项目，同时向被侵权者公开道歉和赔偿[12]。美国的一些杂志处罚的力度也相当厉害，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规定：未注明出处地全文复制一篇论文，将导致在该文章记录中注明违规，并吊销违规者在（IEEE）刊物上发表权利达五年；未注明出处的大量复制（达一半篇幅的），处罚同上；未注明出处地照搬句子、段落或插图的，可能在该文章记录中列入违规，必须向原作者道歉以避免吊销发表权利3年[12]。
总之，要防止学术的“”，杜绝学术虚假行为，我们首先要让学术真正脱离量化的硬指标，改革评价机制和体系，同时建立规范的学术监督机构，加大处罚力度，依托法律为基准，塑造中国学者良好的整体形象，为国家的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学术土壤。
参考文献：
[1] 陈健，何国祥.中国科研环境调查报告[J].新华文摘，2006，（14）：115-118.
[2] 葛剑雄.学术腐败看似品德问题，实际体制问题[EB/OL].中国科技大学新闻网，2008-04-04.
[3] 关于论文抄袭的定义http：//club.省略，2006-05-12.
[4] 关于剽窃的定义http：//column.省略，2006-05-09.
[5] 学术评价不能简单化http：//www.省略，2006-11-20.
[6] 杨玉圣.教育和学术不能[N].中国青年报，2004-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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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强大学生学术诚信教育http：//www.省略，2005-12-29.
[9] 许林贵，徐晶.中外校长呼吁严厉处罚学术造假[N].新华电讯，2006-07-14.
[10] 北京大学公布学术规范条例.北京大学新闻网，2005-12-15.
[11] 杨嘉文.试论我国著作权法上的剽窃标准[J].法制与经济，2007，（6）：30-31.
[12] 方舟子.论世界一流大学与学术腐败.http：//blog.省略，2004-11-18.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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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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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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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根红.(2008,November).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以《收获》（1990―2008）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10篇
>>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 日本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我国农村土壤污染现状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 浅谈我国土壤污染及其防治 浅析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思考 浅议完善国家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浅议我国土壤污染的危害及防治 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现状及防治措施分析 试论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及防治对策 探析土壤污染防治与法制完善 浅谈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分析 改善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现状的法律构想 我国环境中的土壤污染检测手段分析 我国农业土壤污染现状及其成因 探究土壤污染与我国农业环境保护 探讨土壤污染与我国农业环境保护 浅谈土壤污染的防治措施 浅谈如何防治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的危害与防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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