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心得体会范文

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1

（一）娱乐性和观赏性

人们在民俗体育活动中自由抒发情感，发掘潜在的心理能量，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享受生活的乐趣。虽然民俗体育在其产生之初可能具有宗教的、军事的、劳动的或其他某种实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娱乐，只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娱乐性的特征才更加凸现出来。民俗体育一旦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来满足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时，它就天生具有娱乐意义，从而使民俗体育逐渐成为人们强健体魄、自娱自乐、沟通情感、美化生活、增强群体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内容。

（二）民族性和地域性

每个民族的民俗体育都会反映出本民族的体育特点，通过这些体育特点使每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得以形成自己的性格。

地域性是民俗体育在空间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决定民俗体育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民俗体育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定的民族居住在一定的地区，他们在特定的地域条件下形成自己的民俗体育文化，一旦民族文化心理形成，民俗体育就有强烈的传承性，即使脱离了特定的地域空间，他们还会继续保存着本民族的民俗体育。民俗体育的地域性特征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它总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地方色彩。这些地域性的民俗体育不仅表明了人类各种群体独特的体育娱乐方式，也表现了它们不同的体育心理趋向。

（三）共同性和阶段性

民俗体育文化的共同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指的是同一民族内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共同的民俗体育文化现象。虽然不同阶层的人群从事民俗体育的场所、物质条件有所不同，但其民俗体育的本质功能(如健身、娱乐)则是相同的，同一体育活动方式所形成的体育规范对于不同的阶层具有相同的约束力。其二，民俗体育还具有全人类的共通性。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民俗体育，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存在着许多相似或相近的因素，它们往往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深刻内容，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民俗体育的阶段性是指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共同具有的与该时期相适应的体育文化。不同时期的民俗体育通常都带有那个时期的文化特点。按照我国社会的发展，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封建社会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

（四）传承性和变异性

传承性是民俗体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具有运动规律性的特征。这个特征对于民俗体育的存在和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同样也具有普遍性。民俗体育从产生之时起，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隧道，绵延流传至今，就得益于其传承的力量，因为任何文化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具有自身的活动规律和惯性，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顽强的传承性。变异性是指民俗体育在传承过程中引起的自发的和渐进的变化。民俗体育的传承性，绝不可以理解为原封不动的代代照搬、各地照办、毫不走样，相反民俗体育恰恰是随着时间上的变迁、空间上的传播，从内容到形式或多或少有些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五）依附性和融合性

民俗体育主要依附于各民族的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活动中。依附在生产劳动中的民俗体育活动各个民族都有，大多表现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民俗体育文化的融合性是体现水平式的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和地域民俗体育文化在交流中往往出现“抗拒”、“同化”、“涵化”等多种不同情况。“抗拒”是某种民俗体育文化在受到外来冲击时采取完全抵制的态度；“同化”是指一种层次较高的民俗体育文化与较低的民俗体育文化相接触，后者往往被前者所摄取和融化；“涵化”是两种相同或相近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双向交流的渐进过程及其相互结合的自然结果。“抗拒”和“同化”只是暂时和局部现象，“涵化”才是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中健康的发展途径。

二、 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非常重要。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全民族的事业，是国家行为，单靠个人和民间组织是无法完成这一工程的，必须由各级政府去主导实施，形成一种金字塔形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重视和倡导、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必要的经济扶持外，政府至少可以在“正名”、引导、组织三个方面，为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宣传和教育途径

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审美风格；现代性方案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7-150-03

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源自于陕北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提炼的生活情态和艺术样式，是陕北民众对自己生存物质和生命繁衍获得保障而需求信仰和想象的物质与精神结晶。据此而言，所谓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就是指陕北区域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固的地方民俗事象、审美风格及文化精神。陕北地方由于特殊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及融合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这一特殊的民族融合历史，决定了其文化特质相对古老和独立。由于其古老，历史文化纵深感特别强，区域内部原生文化积淀深厚；由于其独立，较多地继承和保留了原始文化的基质，为今日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民俗审美文化提供一个范例。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范型，其所折射的是陕北民众刚健、清新、欢娱、福乐的生活美学精神。本文拟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角度，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审美特质进行分析，揭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社会现代性所发生的诸多变异现象，并探索这种变异现象的根源及其在社会现代性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最后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来提出解决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发展困境的可行途径，同时挖掘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建设的潜在价值。

一、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的审美表现形式及其审美特质

尽管几乎所有民俗审美文化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对于民俗审美文化现象的认识与理解又本能地指向当下与未来时间意识，民俗审美文化因而同时体现出复杂的现代性气质。因为“现代性本是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剧变的正当性论述，它是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的变化，而且在人心秩序一社会秩序一人心秩序的框架中，不仅赋予社会秩序变化以前提，而且亦是社会秩序变化投射的结果。‘现代性’作为心性及其结构概念，它并非是自然客体固有属性，而是关于现代人自身的属性”。基于此，对于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审视，特别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民歌、秧歌、剪纸的审视，也需要我们在现代性的视野内，分析其外在的审美表现症候，把握其审美特质。

1.陕北民歌及其审美特质。陕北民歌又称陕北“信天游”，是陕北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即兴而作、信口而唱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山歌艺术形式。陕北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广泛，善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在歌词运用上，惯用双字叠用，多用音韵响亮、生动形象的重词叠字和方言土语来加强民歌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模声词、摹状词等人类童年时期用词被大量使用，体现出情趣盎然、形象生动唱词风格；在唱腔运用上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强化直感的形象视觉美，颇有我国古代《诗经》歌词的味道。陕北民歌在总体上讲究感情的真挚美、强烈的抒情美、鲜明的形象美、形式的灵活美、手法的多样美的审美风格，极能体现陕北民众的诗性思维和陕北文化的诗性智慧，反映陕北民众的淳朴文化观念和悦乐的审美精神。

2.陕北秧歌及其审美特质。作为一种与太阳崇拜和祭祀有关的民间艺术形式，陕北秧歌在美学风格上追求一种“走的轻巧，摆的花哨，扭的活泛”的表演风格，表演时场面阔大，气势恢弘，动律欢快，节奏鲜明，线条洗练，形象淳朴，精神饱满，意气风发，规范完整，稳中有变，推崇浓墨重彩、悦目动情的色彩审美效应，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表演时表演者多为红袄绿裤，脸上油彩鲜亮，手持彩帕、红伞，突出色彩的强烈对比。而色彩本身是形式美的构成因素，其魅力在于其能折射人们的理想，渗透人的情感，表现人的理性，是表演者心灵的表露。陕北秧歌因而就用色彩形式与肢体语言生动地再现了陕北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操，是一种典型地反映陕北传统民俗审美文化，并体现现代陕北传统生活风格的艺术样式，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反映了陕北民众珍重当下、追求永恒的生活观念与精神理想。

3.陕北剪纸及其审美特质。陕北剪纸是一种以彩纸、金银箔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剪刀和刻刀为主要创作工具而完成的镂空艺术。由于其主要展示载体是窑洞的窗户格子，所以剪纸在陕北又名“窗花”。陕北剪纸在表现内容上多为陕北民众的日常生活物什，像大公鸡、肥猪、羊、牧童、黄牛、飞鸟、玉兔、蔬菜等成为主要表现内容，因而同样显示出很强的地方性特征。在创作手法上喜用夸张、变形、象征的手法，如用葡萄、葫芦象征多子，用桃、松鹤象征长寿，用鸳鸯、双飞燕象征夫妻永结同心等，以此来体现陕北民众驱邪禳灾、繁衍求子、节庆祈福、阴阳互生的美好愿望与素朴观念。从表现方式上看，陕北的窗花充满了抽象意识，它绝非客观如实地再现自然，而是将对象做二维形态的变形和抽象处理，抑制空间的生成。其图案线条简练、刻画生动、内容丰富、形象饱满，较好地保留了汉画像石的美学风格；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地域位置，同时体现出粗犷、质朴、大气的边塞遗风。

二、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困境与出路

然而，随着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激变，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原本蕴藏的自然生命与生活节律、纯朴善美的生命追求、对生的崇拜和对死的敬畏以及人类面对存在万物时的谦逊姿态与物哀精神，在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驱动下，有的完全异化为装饰性、程式性的各种权力规训与时尚扮饰，不仅失去了原初民俗审美文化的活力内核，而且掺杂了诸多利欲和假恶丑的内容。这种传统民俗活动形式结构‘能指’与‘所指’链条的在现代社会的断裂，在极大程度上归因于现代科技工具理性对伦理价值理性和审美表现理性的僭越”。受市场功利主义强烈影响的现代陕北人追求物质满足，享受当下幸福，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心灵的慰藉，结果使民俗审美文化活动沦为形象展演，民俗技艺则在大规模的工业复制中生命力逐渐走向衰亡，民俗审美文化活动完全蜕变成一种伪审美的庸俗实用主义。

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这种现代性发展悖论在陕北地区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下表现得颇为明显：身处现代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渴慕丰富多样、奇妙炫目、新潮时髦的现代消费文化及其文艺娱乐形式，而视自身沿袭已久的民俗审美文化为陈旧、落后的东西而有意识地予以否弃。

对于上述民俗审美文化中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需谨慎对待。首先，民俗审美事象、民俗审美活动、民俗审美仪式、民

俗审美观念的迁衍暗示了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和情感意绪的变迁，彰显了民俗审美惯例、民俗审美规制的发展与衍变，预示了民俗审美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多元的权利消长与斗争过程，展现了民俗审美文化决心走向现代性的复杂心路历程。如同美国当代心理人类学家维特・巴诺在其《心理人类学》一书中所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古代民俗的各方面内容不能与现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相融、相协调，那么，它绝不会延续到今天，而是会早早地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如果一种民俗的内容同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与态度偏离太远，它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流传下来。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然有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其次，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并不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亦步亦趋，而总是顽强地存留自身固有的文化一心理一情感结构，因为民俗审美文化的多元性难以在受工具理性规制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单一结构中栖身，民俗审美文化总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现身。事实也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性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都能较清楚地看见其源初的民俗审美文化原型。有些民俗审美文化存续至今，而有些则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巨量发展与文化现代性的急剧变革而逐渐成为地方性的民俗审美记忆。因此，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民俗审美文化模式对地方民俗审美文化进行评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对整个地方民俗审美文化的误读。

解决上述困境要求我们运用审美文化学的分析方法，对陕北民俗文化的审美形式进行梳理和描述，洞悉陕北民俗文化表象及其深层结构在陕北文化变迁中的相互关系和历史走向，将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与当代陕北民众生活联系起来，探索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重建方案：

1.民俗审美文化资源感性审美外观及展演形式的重建，这主要表现在物质化民俗审美文化的保护重建、惯制化民俗审美文化的即时表演、精神类民俗审美文化的形象再现。尽管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裹挟会使民众的生产生活走向同质化、单调化、浅表化，然而民俗审美文化中的宗教与信仰一直与其感性形式及岁时节令纠结在一起。“不论是存续在民俗审美文化感性活动中体现民众情感、意绪、思想、信仰的美感形式，还是积淀在民俗审美文化中勾连地方民众生存与立世、发展与中兴的集体无意识的美感内容，最后无不诉诸一种艺术化的现代生活形式，体现为一种生气灌注的审美生活形式”。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民众往往把民俗审美事象作为艺术化的创造与欣赏对象，处于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主体不由自主地被民俗审美活动的艺术氛围所包围，信奉的价值、内在的情感、崇高的信仰随着丰富的想象，一起融人民俗审美文化活动富丽的审美场面与艺术化的狂化氛围中。这是因为，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求就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意在艺术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黑格尔的如上断言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重要形式――秧歌中得到极好的例证：随着秧歌表演内容的展开，演员陶醉于自己所营构的艺术世界中，似乎找到了与诸神共在的机缘，得到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飞升和肉体的享受。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民俗审美文化及其感性外观形式，民众才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找到了联结生存物质与情感信仰的纽带。

2.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生产与消费逻辑的重建，这主要是指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生产方式与价值理想，将会对原有民俗审美文化起到认同或消解作用。从民俗审美文化的发展的逻辑来说，作为一种文化惯习，其主要受制于民众自己的文化甄别逻辑，即地方性民俗文化知识以及民俗现代性和民众生存体验之间整合而成的稳固文化一心理的结构，所以，应该根据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的时空分延与民众生产生活的感性物质活动之不断整合与迁延所形塑而成的文化一心理结构来把握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生产与消费，而不能陷入惟生产与消费决定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犹如一面镜子。它可以映射陕北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境况，折射出他们的思想与观念情况，反映出他们的情感与心理状况。根据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处于消费社会中的民众，其社会地位、思想境况、审美取向与价值理想，皆可以通过其所持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观念反映出来。因此，从民俗审美文化生产与消费逻辑重建的视角来看待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异现象，就可以让我们从生存论的根基意义上认清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变异的根源，并在这一框架下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生产与消费逻辑的重建，还可以使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内涵得以丰富扩大，民俗审美文化的生命基质重新焕发，民俗审美文化的习惯样式衍展更新，民俗审美文化因此获得坚实的生存论根基。

3.民俗文化审美文化研究在场感的重建。这主要表现研究者应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生存论与体验论的角度，积极探索陕北民俗文化及其延续载体和媒介的创新，努力推动陕北民俗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者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注意到挖掘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实用伦理价值，忽视了载体与媒介的创新，致使许多优秀的陕北民俗审美文化遗产消失。事实上，对任何民俗审美文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其浅表形式的简单探讨，而应挖掘其深层意蕴，进行在场式的体验性研究。因为缺乏体验式的、感通式的单纯学术性研究，容易切断陕北民俗审美文化鲜活的生命源头，背离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生活本质。此外，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本身的丰富性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民俗学研究视角，而从更为广阔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文化学、美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仔细分析地域民俗审美文化在当代的生产与消费逻辑，研究地域民俗审美文化与当代陕北民众生产生活的关系，分析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社会现代性进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变异乃至异化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以说，以民俗审美文化的载体与媒介创新为着眼点，运用现代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新发展，不失为保存和发扬陕北优秀民俗审美文化的一条可行途径。

三、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如果说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钟敬文)，是民间民众的文化资本，那么，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流传久远的地方性审美文化现象，也是陕北民间民众的文化资本。在今日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双重语境下，重新开发并利用这一资本，推进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有利于培养陕北民众的社会团契精神。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陕北民众日常的一种生活审美活动，承载着他们价值理想与情感信仰，外化为他们的礼仪惯制与生活内容，始终契合于审美的终极目的，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自然统一，指向“有意味”的

生活形式。同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陕北民众自由自觉地进行创造并享用的生活一文化活动，对陕北民众的情感理想与价值范型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优秀的民俗审美文化能够融合社会集体理性价值观和地方性个体感性生命与情感形式为鲜丽的审美形式外观，成为地方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休闲和娱乐形式，使民众享用其中而不问缘由”。可以说，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鲜活的地方性文化范型，其现代性价值就在于其通过丰盈的审美内容和多样的审美形式重新唤回对地方优秀民俗审美文化的价值体认与情感信仰，形塑当代陕北民众的生活审美风格和人生价值理想。

2.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为我们深入地理解并阐释陕北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工具，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与研究当代陕北民俗文学、民俗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是植根于陕北民间、民众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研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就是研究陕北人的精神状况。同时，由于陕北艺术与文学在现代审美文化史上一度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诞生了如陕北秧歌、信天游等享誉海内外的经典艺术形式，产生了如路遥、高建群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所以，研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艺术形式与作家产生的文化因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如何培育地方性的优秀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借鉴。

3.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还有利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本身的发展。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及其相关活动所蕴涵的重视当下、追求彼岸，求得生活丰富和精神永恒的乐生精神，可以成为今日中国审美文化同质化、模式化、优美化等异化现象的批判基质，唤回当代审美文化中久已忘却的对生命力的礼赞及其对自由意志的张扬，唤回对传统审美文化中所蕴藏的追求新奇、敢于抗争、直面痛苦的崇高美学精神。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生命旺盛并流传广远的多种艺术形式，包括民歌、秧歌、剪纸、建筑以及其他多种民俗艺术，其艺术形式粗犷憨朴，艺术风格清新活泼，艺术精神积极健康，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果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衍变进行梳理，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所潜伏的发展危机进行探讨，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和本土性建设提供镜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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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3

一、用当代油画抒发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感悟

（1）对民间美术的喜好。在当代，不乏有些油画艺术家深深地喜爱并关注着中国的民间美术，并将之中的相关元素和内容在进行油画创作的时候直接应用，不但能够提升油画创作的亮点，还促使作品达到理想的效果。例如，忻东旺和宫力龙的油画人物造型借鉴了民间泥塑中滑稽夸张的造型；费正的《元宵夜》借鉴了民间剪纸的色彩和造型等，这些都是油画艺术家出于对传统民俗文化中民间美术的喜爱，从而将其灵活应用到艺术创作中，有利于充分保持油画创作的活力。（2）对本土民俗活动的感悟。一般地，艺术家都具有较强的审美感受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其对事物的敏感度比一般人要强。因而不管其是否在本土民俗活动中有直接参与，其心理都会受到民俗活动氛围的影响，使其对生活的意义、人文关怀等关系到人生意义的问题产生新的感悟，并进一步将这些感悟表达在自己的油画创作中。本土民俗活动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艺术家个体本民族的民俗；另一方面是指艺术家生活的民俗。人都是带有强烈情感的个体，不同地域环境下的人总是对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域有着强烈的感情。例如，在中国油画写实作家中，有一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代表，那就是王宏剑，他对于中原地区民俗活动具有自己的独特感悟，例如，《冬之祭》则是对当地丧葬礼仪的描述，揭示了人和土地人与土地、生命轮回的主题。又如，宫力龙的《探戈》《打台球》以及王维安的《王金庄农民的节日》等这些当代油画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中，都是艺术家根据其周围的民俗活动进行创作的。（3）对异地风俗的猎奇。现实生活中，不同地理条件下人的文化环境会有所不同，人往往容易会对不同的异质文化产生好奇和向往，因而有些油画艺术家会对其身处的熟悉地区以外的生活环境或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产生好奇，从而进行深入探究实践和新鲜体验，为了提高油画的创新水平、增加作品的亮点，油画艺术家就将异地风俗体现在油画作品当中，这也是油画艺术家对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例如，王晓明的《古尔邦节》、陈逸飞的《山地风》、刘秉江的《丝绸古韵》、韦尔申的《吉祥蒙古》等，都是在油画艺术家们受到异地风俗的感染和影响之后产生的。

二、当代油画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及其展望

1中国当代油画创作技巧与创作道路的拓展与创新

当代艺术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意识的重要体现，从架上绘画到装置、行为艺术，艺术形式在不断地更新和拓展。为此，在当今艺术多元化的年代，通过油画创作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变得十分必要且重要了。油画艺术家在创作当代油画作品的过程中，要灵活地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与作品相关的元素融入其中，从而更加充分地表达人们的民俗感情和信念，这对于当代油画创作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而现实的道路。不论在描绘方法上借鉴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有利因素，还是在题材中描述具体的民俗事物，又或者是融入民俗审美欣赏等，对于当代油画来讲，都有利于不断地拓展创作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发扬。

2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在文化发展方面，也面临着西方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当前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迅速，文化更新速度也随之加快，这样就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或遗忘。而传统民俗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必须要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适度的保护，这样能够避免中国传统文化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因此，在当代油画的创作中合理引入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让人们通过欣赏油画作品来感受民俗文化，并使人们对民俗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让人们在享受精神文化熏陶的同时感受和体验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将大大有利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3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代油画的创作中将受到广泛重视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今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因而人们更加关注和追求精神生活的提高。中国的科技化、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迅猛，在通向国际化的道路上，与人们生活紧紧相连的传统民俗文化更应该受到重视。人们渴望用艺术的方式更好地把握生活，从而促进生活的理性又和谐。在物质生产异常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艺术的关注越来越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此，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油画作品应该将地域文化的特色、时代的格调等充分与艺术家自身的独特充分地结合起来，这就需要艺术家在创作油画的过程中灵活地将传统民俗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其中，这样会使当代油画创作受到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

三、结语

中国当代的油画创作要充分挖掘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涵，吸取民俗文化的营养，使油画的创作与传统民俗文化充分融合，用油画体现并传承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这样能够为油画的创作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有利于中国当代油画创作的加倍繁荣，推动中国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同时有利于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以继承和发展。

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体验经济；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体验经济产生的背景和旅游业的新趋势

回顾人类经济发展史，人类的经济活动走过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人们从低层次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中调转目光，将兴趣投向广阔的精神需求领域，这一发展趋势宣告了体验经济的繁荣时代已经到来，在此背景下，作为高端文化产品的文化遗产迎来了广大旅游者青睐的目光。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未来的冲击》当中。体验经济中，消费者消费的客体不再仅仅是商品或者服务，而更多的是获得一种体验和感知。因此要求产品的开发商和制造商从生活情景出发，开发能够获得消费者心理认同，调动综合感官体验的产品，用充满感情的力量给顾客提供难以忘却的愉悦经历，这份经历是一种冠绝，一种不仅在身体上，更是在情绪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体验。与前面三种经济类型相比较，体验经济富有的是一种舞台展示的经济功能，提供的是难忘且充满个性的产品，突出感受，并历时短暂却能给旅游者留下经久不衰的难忘回忆。体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消费是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单纯的物质形态，其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

旅游者要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离不开完善的旅游体验载体系统，不同的旅游单位其旅游体验系统存在差异，以最常见的旅游景区为例，旅游景区的体验载体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舞台体验载体、活动体验载体、环境体验载体和服务体验载体。其中舞台体验系统是基础与前提，活动体验系统是核心，环境体验系统和服务体验系统是支持系统。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能否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旅游者本身和媒介。旅游者本身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关系到外界刺激被旅游者感知的深度和所获得的愉悦感；而媒介则决定了旅游者的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匹配度。

二、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民俗文化遗产特征

文化遗产是指从艺术、历史或科学的角度评价，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遗址和建筑物。文化遗产根据存在的形态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中具有典型特征和普遍意义，并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主要包括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两大类。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是从经营者的角度考虑，在文化遗产本身的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旅游开发和策划，进一步汇集和提升其文化价值，为旅游者提供丰盛的文化体验产品。

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核心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体验分为物质、制度和文化心理三个层次。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旅游诉求是综合的，因此，光顾文化遗产旅游的游客并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体验，他们更看重的是体验思想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的旅游产品，这也是大多数深度旅游者对旅游品质的文化层面的要求。从体验主体上看，旅游者的体验效果取决于他们的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从客体上看，遗产地文化特色是否通过旅游产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内容是否丰富等将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而从媒介上看，是否具有统一的主题框架引导和规范旅游者的行为，并为旅游者获得完整、丰富、创新的旅游体验提供支持。

与一般的文化遗产一样，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除此之外，民俗文化遗产还具有多元性、变异性、中心发散性、地方性、神秘性、适应性、实用性等特征。多元性是指民俗文化的种类繁多；地方性是民俗在空间上所显示的地理特征或者乡土特征，这一特征是民俗文化民间身份的体现，也说明了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变异性是民俗在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强大的适应能力，标志着民俗事象在流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变化。也正因为这种变异性，民俗文化的传承才造就了多元而庞大的民俗文化体系，而非单一文化的单纯复制。民俗的神秘性是源于先民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自由发挥想象力，从大脑中构建出种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对生活加以阐释，进而形成了今天流传于民间丰富多彩的神怪世界和美丽的传说故事等民俗文化内容。许多民俗文化事象今天看来荒诞不羁且难以理解，而实际上在过去先民所生活的年代正反映了科学的落后和特定时代下的生活方式，只是过去的生活方式已不被现代人所理解，因此对于先民来说来源于简单而平实的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对于现代人来说平添了几分神秘。民俗文化的适应性和变异性是相生的两大属性，而实用性反映了民俗来源于民间，产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一原理。

由于民俗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因此民俗文化遗产的亲民性在旅游产品的体验性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对民俗文化遗产生活属性的挖掘和情景再现手段，可以开发出丰富的体验性旅游产品，既为旅游者提供了愉悦的经历，又达到了传承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作用。

三、民俗文化遗产的体验性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民俗文化无疑是体验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也是旅游开发操刀者不竭的灵感来源。对于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来说，民俗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参与体验性活动的有力卖点，随着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活动的增多，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开发者对文物保护不力，规划不当，解说不详，导致民俗被误读、误用、甚至在游客的心里留下了“民俗=低俗”的错误认识。如传统的婚俗中，有些地区在新娘出嫁离开娘家之时在地上撒米驱邪，导游和活动组织者均向游客解释此民俗源于民众的封建思想，甚至违背民俗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编造故事为此民俗增色。而事实上新娘出嫁向地上撒米源于过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农村家家散养鸡鸭，新娘出嫁朝地上撒米是为了吸引鸡鸭啄食，避免鸡鸭啄伤新娘破坏婚礼的喜庆气氛。因此，为了向旅游者提供真实且愉悦的民俗文化体验之旅要求开发者和经营者立足实际，提升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在维护民俗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开发体验性产品。具体来说，可从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着手：

（一）物质层面

物质层面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旅游者接触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所获得的第一感官体验，物质打造的好坏决定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第一印象，关系到旅游者是否愿意进一步深入下去体验旅游产品更深层次的内容。而要打造物质文化精品要求开发者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内涵，将民俗文化的物质形态以适应体验式旅游发展的方式予以呈现，并赋予符号化和象征化特征。民俗文化遗产与体验经济的结合要求民俗文化不能一成不变地展示其乡土的一面，而要结合城市生活方式，以迎合旅游者消费需求，朝旅游工艺品的方向发展（舞台展示的道具除外，舞台展示必须较为本真地表现民俗的一面，这样才能给旅游者带来真实的民俗体验）。

（二）制度层面

民俗的制度层面在体验经济当中运用较少，主要存在于民俗事象的解说当中，为了帮助游客更深入地理解民俗产生、变异、发展乃至消亡的历程，为其进一步参与体验式活动提供真实的知识背景，促进游客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旅游开发者应对所开发的旅游产品涉及到的民俗活动和事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并将其以各种物质形态和手段予以展示，以帮助游客理解民俗活动和事象别后所隐藏的思想和制度文化，从而提升游客对民俗文化价值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三）文化层面

文化层面是最高层面，一方面要求旅游者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保护民俗文化的氛围，那么参与并体验民俗文化才能从单纯的娱乐发展成为文化享受。消费者消费需求的转变才能推动供给的转型，迫使开发者立足于民俗文化的核心，即文化产品的开发，从而推动深度体验旅游的发展，触动旅游者的心弦，使旅游者获得高峰体验。

旅游开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就旅游开发者来说，要注重景区整体人文氛围的营造，将文化融入景区的方方面面，不仅出于经济利益，并在获利的过程中以景区的文化氛围感化游客，在游客与旅游景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文化互动，达到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三十二届会议.2003.

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稿，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做出重要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重振国民精神，部署“文化兴国”战略。民俗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俗学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挖掘、梳理中华文化，对文化兴国战略有积极的意义。民俗学人应抓住这一契机，使民俗学研究达到新高度。

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端，始于“五四”前后。民俗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吸引了大批学者，应该说民俗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由收集整理，特别是现在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又迎来了民俗学研究的新高潮。但是民俗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各项成就与其他学科相比存在滞后现象，其学科发展也不尽人意。当某些圈内人士大谈民俗学研究的繁荣之际，实际上民俗学的研究和工作却逐渐走进了死胡同，鲜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近来关于十余所大学中文系一致取消民俗学课程的事实，也间接证明民俗学的地位；上述问题的存在已长期未能根本改变。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民俗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研究方法、思想意识的落后甚至僵化是其原因之一；许多研究者跟在其他学科的后面亦步亦趋，或者以拾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牙慧为乐事；有些研究人员本身隶属于其他学科，研究民俗学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要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应理清民俗学现状，改善研究方法，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国民俗学派”，服务当今社会，服务文化兴国战略。

钟敬文先生生前一再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在其《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对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做了具体构想。钟敬文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并非是说中国民俗学界就只要一个学派，而是说中国民俗学研究整体上应该与外国民俗学研究，如英国民俗学研究、法国民俗学研究、日本民俗学研究等有区别，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中国民俗学应该走自己的道路。钟先生所说的中国民俗学派是一杆大旗，希望它迎风飘展，屹立于世界各国民俗学研究之林。但中国民俗学如何才会迎来繁荣，走向辉煌？那就要解放思想，改变思维模式，创立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式，多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研究民俗学。

一、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方法

提倡建立中国的民俗学派，创立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式，并不否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1846年，民俗学创建于英国，只有仅仅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民俗学更是一门新兴学科。

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首次揭示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1928年初，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并举办民俗学讲习班，影响颇大。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工作。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著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论文。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学习它的重要，因而在西北并扩及到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由发展历程可见，民俗学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都不够成熟，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引进研究成果，借鉴相近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科优势，对促进民俗学发展的意义很大。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民俗学属于人文科学，所谓人文科学，“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它是关于人类价值、人文追求及其表现的许多学科的总结”。从与其他主导学科群的关系看，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专注于外在事实，着力于探求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它主要关心的是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所探寻的是人生活的目的、信念和理想，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个性及其实现，人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审美的需要及其满足等一系列关涉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类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学科。所以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规范，民俗学做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方法有其相通的一面，民俗学的研究必须借鉴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因此，在民俗学研究中，应吸收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方法。民俗学的研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调研难度大，对调研人员的要求高。在必要的理论指导下，调研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调研成果的水平。对民俗学的调研，必须采取多学科综合调研方法，借鉴国外和台湾的调研经验，吸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调研特长，将田野作业、定量分析、信息系统处理等纳入民俗学的调研方法之中，以期取得民俗学研究的卓越成果。

二、区别对待，“立体化”具体研究不同的民俗事象

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就是对民俗事象的研究，要改变原来的“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运用“立体化”的手段进行研究，就是不论哪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拿来用，不问“姓”什么，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都可以，既对表面现象进行记录、整理、研究，又要对内部规律深入挖掘，形成理论体系，丰富民族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礼仪，以反映其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要了解某个民族的习俗礼仪，就必须深入调查和研究其源流之来龙去脉，多方位、多层次地全面探索，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人口的众多与疆域的广大决定了在许多方面都会体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表现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应该是这样，民俗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应该例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民俗学研究人员和基层的民俗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对不同的民俗事象应区别对待，具体研究、具体分析，不可照搬照抄别人、他国的研究成果。

民俗学隶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论域极其广泛，但其核心仍然是要论说人文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就必然要论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这些相关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人文科学方法赖以确立的基础和依据方面的问题；另一类则是制约或影响人文科学方法的人文科学性质和特征方面的问题。其中，前者最为重要的是人文科学的对象和目的，这是它自身独特方法的前提。或者说，人文科学的方法必须适合于自己的特殊对象并服务于自己的特定目的。后一类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及其历史进步问题。只有弄清这两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和说明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及其合理性，也才能真正说明人文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人文科学对人文世界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发掘、领悟、传承和宏扬人文世界所蕴含、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换句话说，人文科学的宗旨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完整地反映人文世界、获取关于人文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要结合特定时代的需要来问询、了悟和觉知人文世界的意义，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目的。同时民俗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域的改变而变化着的，这就要求在研究时应具体分析不同的民俗事象，多方位、多层次进行研究，才能够揭示出不同民俗事象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建构自己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创立“中国民俗学派”，让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屹立于世界各国民俗学研究之林，屹立于人文科学研究之林。

三、做好民俗学理论研究，服务文化兴国战略

钟敬文先生教导说：“无论是为具体目标所进行的应用研究，还是一般性的基础研究，学术取向上和研究过程中的非功利性，始终是自顾颉刚以来中国民俗学保持高水平、高境界的优秀传统和基础保证。”只有这样，中国民俗学才能始终成为“无用之大用”。（《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俗学源于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民俗学必须为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服务——这是由民俗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民俗学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民俗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

强调民俗学的应用性，并不意味着忽略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实践只有上升为理论才会变得更完善、更成熟。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应该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而理论必须对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一理论才能变得更有用。忽视了这一点，为理论而理论，就可能把理论研究引入死胡同。所以，理论离不开实践，理论必须联系实践——以实践作为研究的基础，为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既包括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广泛性、适用性，同时也体现在研究人员组成的广泛性、适用性。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说，“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民族学、文学等都在关注民俗文化”。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应用研究，只有在民俗学者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借鉴、相互交融中才能实现。“精彩源于打破后的重组”，这种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各学科学者的重新组合，而且体现在从事研究的人员与从事民俗学宣传、普及、乃至管理工作人员的广泛性上。

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民俗民俗文化广告文本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3－0048－01

独特的风俗习惯依赖着语言在民间进行传播和传承。“语言与民俗之间发生的最经常、最密切、也是最重要的带有规律性的关系，即共同的双向涵化运动过程，其运动的结果便是民俗语言文化形态，主要是民俗语言与民俗语言现象。”不同的地方和国家的民俗文化是千差万别的，那么一则公益广告能否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与广告文本中蕴含的民俗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一则成功广告的基础就是广告文本中含有浓厚的民俗文化，并且表达得合情合理。

一、公益广告中民俗文化的特点

在公益广告中的民俗文化的特点主要有：表现的号召性、社会的效益性、主题的现实性。公益广告涵盖的范围很广，无论哪个层面的公益广告文本或多或少的都有着一定的民俗文化。

(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的文本――表现的号召性。1.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2.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二)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的文本――社会的现实性。1.节省一分零钱，献出一份爱心，温暖世间真情。2.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

(三)以人与自身的关系为切入点的文本――主题的现实性。1.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2.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二、广告文本与民俗文化结合的必然性

(一)国外的本土化广告文本与民俗文化结合是广告本土化发展道路的需要。作为一则优秀的广告必须能打动具有相同民俗文化心理的广告受众。“只有与当时当地的民俗文化相结合，广告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力，才能保持其独特的个性。”在民俗制约人们消费心理的大背景下，广告不得不对民俗文化给予应有的重视。很多企业以迎合中国传统习俗，着重渲染传统节日等喜庆的气氛，以唤起观众对于传统习俗的认同，将传统习俗与所宣传产品联系起来，使产品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味，引导受众的消费动机。

(二)本土的国际化。广告文本与民俗文化结合是对广告文化教育功能以及民俗传播的补充。现代广告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是社会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中国广告只有依托本土民俗文化并吸取西方先进文化，这样才能走上国际化的轨道，同时促进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观念习俗是一种存在于人们内心的对于某种事物的认同。谁能充分理解民俗文化，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信息传播中掌握先机。如果本土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观念习俗比较固定这一特点，把广告定位于民俗观念中的共同点，那么在影响很多人的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宣传了我们的民俗文化。

(三)在全球信息化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日趋完善的今天，广告文本更是不能脱离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21世纪是信息经济的时代，广告创意或广告传播作为一种商业民俗和社会文化现象，由以前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发展到今天电视、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广告的目的之一就是追求达到一定认知度和知名度。作为有着丰富的人文底蕴的中国，民俗文化成为了众多广告借鉴的重要题材，也是公益广告的首要考虑因素。综上，广告文本与民俗文化结合是现代广告寻求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民俗文化传播的有力补充。

三、广告文本与民俗的相互作用

(一)广告对民俗的作用。广告是一种文化行为，是唤起大众对某种事物的注意，并通过对商品的宣传而引导人们实现消费行为的一种手段。“当广告成为一种文化行为时，就不能不重视民俗文化。”广告创意的竞争，就是广告文本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竞争，而消费者对广告的认可，实际上就是对广告所传达的民俗文化的认同。

(二)民俗对广告的作用。民俗对于广。告的影响，主要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俗文化是广告创作的源泉。第二，民俗文化对广告受众心理的影响。第三，民俗文化影响广告创作所展现的价值观。因此，广告创作所体现的价值观也必然是与民俗文化形态下的价值观相呼应的。

四、总　结

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大众传播媒介；陕南民俗文化；传承；变迁；影响

陕南位于汉水流域上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地处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会之处，由于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的独特性，以及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文化，既交叉融合，兼容了中原和西北地区的许多特点，又形成了自成体系、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如年节习俗、婚姻习俗、民间活动、其他习俗等。

民俗是人们（包括不同民族、阶级和阶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创造、孕育和传承的风俗、习惯、心理、观念。[1]民俗文化即民间风俗文化，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们普遍认同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有着浓厚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征，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认知和思维判断都有一定影响。

时代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后，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传媒以其强大的传播速度、力度和新兴的传播方式，加深了报道内容，也加大了民俗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民俗的跨民族、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给传统民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极大地影响了民俗文化传播。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陕南民俗文化日渐受到新传播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随之出现变化，一些传统民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或被简化，而一些新的民俗文化慢慢被人们接受并融入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中，像结婚穿西式婚纱、礼服，但仍保留了陕南当地的特有风俗，如公婆化妆等，只是其中也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

一、陕南民俗文化的变迁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大众交往、信息传播的工具，其诸多的传播优势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这种工具来反映、记录、描述和诠释民俗文化，其对民俗文化变化产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下，传统的民俗文化正发生变迁和整合。

民俗文化传播环境的变迁。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任何技术都在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积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传播环境是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如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媒介环境、教育环境等，是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共同构筑而成的整体环境。传播环境往往以特定的时代、民族、区域等为传播背景，民俗的变迁是一种客观规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民俗文化往往和特有的传播环境紧密相连，传统的相对稳定的传播环境保证了民俗文化传承的纯正性，但也带来了传播范围小的弊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进步、交通的便利、地区交往的频繁、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群体范围和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旧时的较为封闭的以言传身教为主的民俗传播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传播环境的改变相应地带来了民俗文化的变迁。

民俗文化传播媒介的变迁。传统的民俗传播，大多为口语传播、小范围的群体传播、仪式活动传播及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得记录、反映和传播民俗文化的媒介日趋增多，如2011年汉中本土电影《迷途》就是通过电影这种媒介宣传了本土文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近年来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已深深渗入民众中，带来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全新变革和媒介空间的扩大，新的传播媒介日渐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传播途径，加速了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下民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一般而言，传统民俗文化只在特定领域流行和传承，而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可打破这种时空局限，在较大范围内实现较长时间的传播，且媒体化的民俗文化更易于被反复复制、加工，不断活跃于传播领域，影像传播中，民俗文化已渐渐成为其中重要的传播元素，只是这种民俗是被加工、改造过的“民俗”。

民俗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变迁。民俗在数千年的传播和传承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根据时代、环境、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变化而不断变迁、融合和创新。如陕南旧时兴盛的赶庙会，多设在寺庙或附近的集市，在节日或规定的时间举办，以寺庙的名称为会名，赶庙会也被称为“赶会”。这类庙会，其实就是在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人们进行物资交流的一个场所。随着交通逐渐便利和物质的丰富，现在的庙会已经不是传统形式上的商品买卖场所，而是庙宇确定的会期，以进行敬神祈祷、许愿还愿等仪式性活动为主，有时还会安排一些当地的戏剧、杂耍或颇具特色的民间活动。再如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结婚时接亲、送亲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如果在路上遇见另一个结婚的，叫“冲喜”，是不吉利的，新娘之间要互换腰带、手绢或提前准备好的小礼物，而现在都是坐汽车结婚，路上遇见另外的新人也不必下车互赠礼物。

当然，这种民俗文化的变迁和受众心理变化也有一定联系，受众的需要和选择心理也会促进其有意识地选择保存和传承一些和自己生活紧密相关或自己能理解、记忆的民俗，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民俗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变迁。

二、大众传播媒介对陕南民俗文化变迁的影响

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具有广泛性特征。民俗文化有了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兴载体，其传播广度和速度、便利性有了极大改善，大众传播媒介和民俗文化两者的结合，极大地增加了民俗文化的传播速度，跨地域、跨媒介传播，使传统的民俗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构建了一种基于现代化传播环境和传播手段下的全新的民俗文化氛围，增强了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性、迅速性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民俗文化成为大众传媒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扩大了民俗文化的传播范围，使之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大众传播媒介对民俗文化的传播，大多是通过对民俗内容报道、民俗文化意义的解读等方式表现出来，如媒体对于褒河栈道、汉中社火、饮食小吃等的报道。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观点，民俗具有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调节功能。此外，它还可以在一定时期统一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外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和凝聚力。“民俗传播，就是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民俗文化，使人们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民俗生活，同时反映其时代变迁。”[2]陕南民风淳厚，历来有着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民俗，2010年8月，陕西城固县博望镇在新农村建设中首创以“知足知恩、知荣知耻、知法知德”为主题的“六知”农民教育活动，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引起社会、政府和媒体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新华网、网易等纷纷予以报道转载，正面且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和推广了陕南优良的民俗文化。

大众传播时代，陕南民俗文化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大的社会环境赋予了民俗文化传播活跃的氛围，因此陕南特有的民俗文化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传承，应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强化并泛化其自身的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手段和民俗文化的艺术性相融合，使民俗文化更具传承性。传统的传播环境保持了民俗文化传播的稳定和纯正，但也限制了其在大范围传播，其传承的范围往往越来越小。传承是文化的代代相传，大众传播媒介先进的技术性和良好的存储功能，使民俗文化得以形成纸质、影像资料或电子文档保存，避免了某些民俗文化在某一时期的小范围传播中遗失。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方式破坏了传统的传承氛围，对民俗文化传承并不能起到显著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大众传播通过技术手段很好地保存、推广、宣扬了民俗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了一些不利于口语传播的民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任何民俗文化，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受众知道、了解、关注，才能激发人们去保护、传承民俗文化的欲望。另外，随着博客、播客、拍客的兴起，手机媒体和互联网的结合，使得更多的民俗文化得以被人们（更多的是青年一代）发现、挖掘并随时进行传播。

如汇聚了巴蜀文化、秦陇文化、吴楚文化，极具地域民俗文化特色，作为陕南民俗文化重要传承的汉中社火，本是由民间发展而起，起初为群众拜神祭祀的活动，后逐步演变为群众吉庆的集社活动，多为民间自发行为，汉中日报、汉中电视台等媒体相继对汉中社火进行相关报道，将这种传统的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的陕南民间艺术融合了大众传播媒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去研究、保护，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每年都由政府组织协调，或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3天，由乡镇轮流入县城进行社火游演，或组织参加陕南首届民歌节、汉中市文化艺术节、南郑县“两节一会”等活动，社火在传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媒介欣赏到这种独特生命力的民间艺术，深受群众青睐，增强了民众的历史文化感。

传播的片面性和选择性。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从陕西的汉中、安康等地方媒体看，对于陕南民风民俗的报道还是较为频繁，如社火、皮影戏、桄桄戏、丈头木偶等，这些都是艺术传播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也是目前地方媒体文化报道的内容之一，但遗憾的是，地方媒体的影响力不大，难以形成大范围传播，而部级媒体对于此类报道是有限的，报道内容也更多选择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民俗文化，而且报道过程中，往往融入编导、主创等媒体从业人员对民俗文化的理解，易使民俗失去原生态的面貌，传播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而且这样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范围也会逐渐影响受众对于地方民俗文化的认知。

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一方面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但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在对民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为受众提供的是一种典型的媒体环境，传播的是一种影像化或媒体化的民俗文化，弱化了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如过年时人们不再走亲访友拜年，甚至也不再写信、寄贺卡，而是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MSN、微博、微信等方式拜年，一些传统的年节民俗文化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或忽视，媒体化的年节民俗更多地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一种新的民俗。而且传媒在传承民俗、创造新民俗文化的同时，民俗文化的大众传播慢慢脱离了传统民俗活动特有的氛围，未能有效发挥民俗文化独有的感染力效果，且媒体化的民俗文化传播的传受双方缺乏面对面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俗文化的现场性，难以引发受众的认同感，降低了民俗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大众传播媒介时代，传播环境和传播媒介的变迁，使得大众传媒通过现代化的技术和媒介手段影响民俗文化已成为一种必然和无法更改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所在，民俗文化是需要传播的，只有在传播中才能焕发其新的生机。应当看到，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和受众间构建了沟通和传播的桥梁，我们在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发挥其传播、传承民俗文化的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善设议程的功能，更要注意维护陕南固有的民俗文化传播、传承的原生态环境，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认知陕南特有的民俗文化，让其在时代演进过程中，在保持陕南民俗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具有越来越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省级重点学科资助课题《传播学视阙下陕南民风民俗变迁研究》（SLGH1241）]

参考文献：

[1]李乔.谈谈民俗的特点[J].道德与文明，1985（5）.

[2]葛苑菲.新闻报道中的民俗传播及其功能[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1）.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

民俗文化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齐俗;主文化;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32-0148-01

在《淮南子》成书的时代,统一的刘氏西汉帝国经过几十年黄老政治的休养生息,逐渐走向巩固与强大,这时的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如何治理南越北胡东夷西戎,成为了政治上的重要问题。所以其书专门有一章《齐俗训》来探讨风俗问题。“齐俗”的意思就是用“道”的观点平等地看待不同的习俗,承认其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这无疑是封建时代在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问题上的重要见解。

在《齐俗训》中作者指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习俗,这些不同的习俗是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道德观念的反映,它们在形式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在维系独特的文化形态与生存方式上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作为君主,不应当也不可能不顾地方、文化的差异强令风俗整齐划一,而是应该对不同的习俗都要给以尊重,不能认为不同的习俗有高低贵贱雅俗优劣之分,更不能搞一家独尊,否则势必会背离自然规律,损害人的天性。作者主张应该用“道”作为衡量一切习俗的标准,用“道”将不同的习俗统一在一起,即认为一切习俗都是平等的,自然的,合理的,可以共存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得到大治。在这里,《齐俗训》与《庄子・齐物论》之“齐”无疑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是与庄子要通过“齐物”来泯灭是非不同,《淮南子》以不齐为齐,承认差别,统而包容之,表达的是对于诸多个体价值的普遍性认同,即承认所有个体都各具独特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的确,每一个个体相对于它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言,都是伟大的,无论这个个体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项风俗还是具体到每个个人。从《齐俗论》体现出的对存有差异但却有平等价值的个体的充分的关注与尊重来看,它是《淮南子》光辉的民本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淮南子》所论的风俗,基本上是指起于民间、体现民心、发自民意、反映民情,而又带有特定的地域、历史及文化色彩的东西。《淮南子》所重视的是风俗的内在本质而非外在的形式,所强调的是风俗在维系社会秩序中体现的作用和功能而非其具体表现。《淮南子》主张正确认识风俗的差异,不认为某一种文化形态下的风俗比其他类型的风俗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权威,并且明确反对以一种风俗压制另外一种风俗。正如《齐俗训》所云:“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并且,孔子之术也不能使鲁国强盛。言下之意,它更不能行之于全国。由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风俗差异,并不意味着风俗之优劣高下或是非对错,只要能各得其宜,则风俗之间的不同不仅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反而有益于维持社会的秩序。作者在书中还例举了另外很多历史事实,用以说明政治好坏不在礼节服饰等形式上,而在治国理念与方略上。《齐俗训》认为,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君主,必须胸怀宽广,尊重四面八方的奇风异俗,方能怀远安民,使中央政权得到巩固。

不过,《淮南子》并不是让君主放弃对风俗施加适当的影响和引导的责任。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可见,古人即认识到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在良性运行,其社会是否保持良好的秩序、其民众是否拥有美好的风俗,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道德的沦丧和风俗的败坏。而所谓的风俗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行为方式构成了风俗。并且,风俗还具有鲜明的的地域性特征。《淮南子》认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语言、服饰、礼俗的差别并非由人的先天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后天的生长环境与教育方式。但特定的风俗对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特定的风俗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会逐渐地内化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行为与观念之中,甚至会改变人的本性。《淮南子・泰族训》以水喻风俗,认为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通则清美”,“不通则污恶”。因此君主应当着力于教化民众,“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泰族训》)《淮南子》正是在肯定风俗可变的基础上,指出了风俗之于治国理民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君主对于风俗应当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总体而言,《淮南子》主张的是:在礼仪习惯方面,君主应该存异随俗;在民风民心方面,君主应该化邪归正。

《淮南子》认为,当一个社会财用有余、人民富足时,则风俗趋于美善,反之,则风俗及易流于丑恶。《淮南子》还认识到君主之好恶凭借着权势的支持,可以大大影响到风俗的形成与变化,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由此可见,君主在承担“移风化俗”之职责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人民生活的衣食无忧以及维护政治的清明有序。然后君主以本人的身体力行,为民表率,树立一套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道德标准。而且,作者还认识到“高不可及者,不可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齐俗训》)君主不应当对一般民众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标准太高达不到化善为俗的目的,道德教化的标准须使多数人能够达到。

《淮南子》专门提出一套“齐俗”理论是用心良苦的。自秦统一天下以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演变成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说的这样:“在上面,是中央集权帝国,是庞大的科层组织;在下面,则是无数分散的、大抵上终生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这两层结构并不紧密衔接,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车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的,如果说处于上面的科层组织或曰“官方社会”主要是依据以儒家道德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运作的话,对于处于下层的小农社会或“民间社会”,起作用的一直是由各种风俗构成的“小传统”。显然,相对于频繁改朝换代的官方社会,民间社会是相对静止与稳定的,前人的经验与传统是解决生活问题的主要依据。而对这样的传统,人们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自然会随之而产生一套价值,形成一定的风俗,而人们对于这样的风俗也就自然地加以顺从。《淮南子》一方面看到了风俗对于治国理民的重要意义,以及君主对人民施行教化、“移风易俗”所能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基于时代、地域差异的风俗的多样性对于小农社会自治与稳定的不可或缺性。

《齐俗训》所明确表达的对风俗多样性的尊重态度,显示了刘安作为地方诸侯势力代表的一贯政治立场,也是他从既维护中央权威,又保护自身王国权利的角度对解决当时日益激化的中央政权与王国之间的政治矛盾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构想,刘安承认中央是树干,王国是树枝,“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主术训》)。他身为诸侯王,能从国家大局出发,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宣扬地方政权不得僭越中央政权的政治思想是可贵的。这与后来董仲舒“强干弱枝,以明大小职别”的主张完全一致。但是,《淮南子》清醒地认识到,谋求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仅仅强调中央集权是远远不够的,不同的区域还有自己民风民俗、自然特征以及各种特殊状况,搞“一刀切”是不合适的,因而应当保持王国的相对独立性,保障分封国按照自身的特点和实际状况施行教化的权力。刘安君臣害怕中央集权的无限扩张,惟恐限制增多、自身利益被侵夺,痛恨中央统治层动辄打着“仁爱”、“礼义”的虚伪旗号进行讨伐的威胁。他们虽然支持统一,但这种统一是松散的统一,是能确保地方王国得到自由与权力的统一。同样,他们也十分反感对风俗礼制的强行统一,希望包括风俗在内的封国内的所以事务都不要受到干扰与压制。作为让步,王国的丞相、军事长官固然可以由中央任命,但是具体行政事务应该由王国自行处理,中央不应过多干预,只要王国与中央互不侵犯,“各得其所安”,整个国家也自然就长治久安了。《淮南子》这一构想非常近似于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中的联邦制,可惜的是这种理论根本不可能得到喜好扩边战争、推行个人高度集权的汉武帝的认同。

淮南王与淮南国的悲惨命运是注定的,纵使作者倡扬齐俗论也改变不了什么。《淮南子》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借助经学来“移风易俗”,其目的就是要以经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之懂得“君臣父子之纲”,从而自觉维护和遵守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随着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经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使得这套“大传统”不断地侵蚀并取代着民间“小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由此定型,儒家独尊也由此落实。然而,其代价是处于下层的小农社会日益衰颓,丧失了应有的活力,中国古代也终于没有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市民社会”,从而自发地走向现代化之路。

不过,齐俗论所阐述的一些道理是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不会过时的。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民族、种族、宗教之间的纷争与战争。美国学者亨廷顿甚至称之为“文明的冲突”。文化或文明的交流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文化震惊”。所谓文化震惊是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这时候,如何用“齐俗”的观点来平等友好地看待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就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面积广阔,人口、民族、宗教构成异常复杂的国家,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就极其形象地概括了我国风俗、民俗的多样性。如何正确对待不同风俗习惯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以及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两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并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创举,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及未来两岸中国人以何种方式避免兵戎相见,实现最终统一,都是对于当代中国人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在这方面,《齐俗训》依然可以给予很多借鉴。另外,我们当今社会也是有“主文化”与“亚文化”之分的,如何大力弘扬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主文化”,又尊重与保护各种“亚文化”及其受众,并且积极引导不同“亚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话题。此外,在全球化步伐逐渐加快的今天,当中国面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断入侵时,保护与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就更是要上升到了保证我们民族特性,保持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的高度来认识了。以上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是判定《齐俗训》在今天依然具有巨大理论价值的依据所在。

参考文献

[1]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2]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3]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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