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民俗文物 ；保护 利用 ；几点思考

中图分类号：C2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35-02

我国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自然环境殊异，因而具有丰富的民俗文物资源。长期以来，我们对民俗文物的内涵和价值认识不足，民俗文物未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加上社会飞速发展，许多民俗文物正趋于消亡和流失。所以，如何理解民俗文物的概念和价值，如何加强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力度，仍是我们博物馆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民俗文物的基本概念

从前，我们对文物分类通常理解为历史文物、革命文物（近现代文物）、民族文物（少数民族文物），较少谈及民俗文物的说法及其存在的事实。即便认识到民俗文物存在的客观事实，也因受民族文物概念的影响，习惯上常常将其等同于民族文物，因此出现理论概念上的认识不足的现象。为此很有必要对民俗文物做一界定。

什么是民俗文物？理解这一概念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文物的问题。

民俗，简言之就是民间的传承文化。即指人们历代相传的播及于社会和集体的，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经常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表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信仰和游艺等等。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陶立燔先生将民俗归纳为四大类。即（1）物质民俗，包括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交易。（2）社会民俗，包括家族和亲族、村落、各种社会职业集团、人生仪礼、岁时习俗。（3）口承语言民俗，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谚语、谜语、民间艺术。（4）精神民俗，包括巫术、宗教、信仰、禁忌、道德、礼仪、民间游艺。[]民俗是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又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了解历代人民的物质生活、科学文化和精神面貌，了解每个民族的不同性格和特点。《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定下较翔实的规定，其中一项是：“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这一项可作为定义民俗文物的依据。所以，民俗文物是与人们的民俗活动，即民间的生产、生活、文艺、娱乐、风俗、习惯、信仰等民俗事象有关的富有特色的典型器物。因此，民俗文物与历史文物、民族文物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所以，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的重点恐怕在于近现代民俗文物，况且，民俗文物面临消失的危险性较大，应成为重中之重。

二、民俗文物的科学保护

博物馆它们所遵循的方针和承担的义务是一致的，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这种变化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将是十分剧烈的，因此，民俗文物受到的冲击并面临消亡的危险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博物馆要做好民俗文物保护，必须开展以下几点工作。（1）争取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指导，解决专门的经费供博物馆使用。这种经费支持应该长期有续地保持下去。（2）博物馆应该组成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深入民间，调查和征集民俗文物。同时，向群众宣传《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让人们懂得民俗文物的内涵和保护的重要性，防止民俗文物的自然的、人为的流失。（3）在具体工作当中，眼光不能只盯在实物的年代是否久远，物品是否精美。民俗文物大都是制作粗糟，好多还在流传和使用，因而，没有多少年份、多么精美可言。好多物品不出几年就再也见不到了，这就需要调查和征集者们具有超前眼光。这一点，老一辈的民俗文物工作者体会最深，他们常常感叹，当年司空见惯，俯拾皆是的器物，如今已难见踪影。（4）在工作中，不应只满足于获得实物材料。因此，要作好文字记录，并写调查报告，与文物一起入库。另外，在调查和征集中应引入影视记录和电脑数码技术，采录民俗文物在民俗活动中的使用情况，丰富民俗文化内容。（5）民俗文物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牵涉到同一个地区，多个民族的民俗文物，所以，博物馆收藏民俗文物，不应只局限于某几个方面或某一个民族。

三、民俗文物的合理利用

新时期，国家对文物工作提出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明确了保护和利用的相互关系。

第一、利用民俗文物可以开展科研工作。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为了获取民俗文物，需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所获取的民俗文物又带有大量的民俗学和民族学信息，因此，博物馆拥有着很多的第一手资料，具备着其他科研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搞出许多科研成果。这种研究工作，不仅会提高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的科研水平，而且对博物馆的收藏、展览、教育等工作提供可靠的理论信息和实物材料，最终促进文博事业的发展。

第二、利用民俗文物可以进行陈列展览。展览是博物馆提供给社会的精神产品，是向大众展示民族文化的最好的方式。博物馆的民俗文物展览应灵活多样，可以就某个民族的全部民俗事象进行陈列，也可以某一特定的民俗事象为题应用多个民族的实物材料进行展览。在具体的展览陈列当中，应尽可能地采用放映电视录象的手段，并邀请该民族群众进行演示，增强视觉效果，活跃展览气氛。因为大多数群众的心理是不仅要知道它为何物，还要知道它怎样产生，如何使用。另外，我们的民俗展览应考虑让观众参与，让观众自己动手，体会其中的艰辛和乐趣。但是，博物馆的民俗文物展览，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业性的陈列展示，一定要资料翔实，充满文化气息。

第三、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还可以考虑进行民俗商品的开发。许多民间工艺技术如今仍存在，我们可以通过民间调查，发现民间艺人，发挥其技能，仿造工艺作坊，制作原汁原味的民俗工艺品，让观众边参观，边购买，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总而言之，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我们博物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工作任务。博物馆必须根据自己的特性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抢救和保护面临岌岌可危境地的民俗文物，丰富文化宝库，促进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陶立 《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年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2

一、顾颉刚与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顾颉刚出身于苏州书香人家，其父顾柏年有秀才功名，曾一度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后因家境窘迫辍学谋生。几经转换，最终任职于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生活渐趋稳定，并有余资收藏书画古玩。[4]5据顾颉刚回忆，其父在各地购买的书画都带回家交给他保管，久而久之，中国书画所透出的浑然美感把少年时期的顾颉刚深深陶醉，[3]卷五178由此也奠定了他对书画古玩的兴趣。

1913年1月，参与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组建工作的顾颉刚来到北京，到京第二日即到位于农坛的古物陈列所参观，但看到其中陈列的只是天坛、地坛的食器和乐器，心中很是失望。他当时认为“古物之可传者，当以美术为依归，食器乐器，备一格则可，如仅止于此，弗若称某坛祭品陈列所之为得也。”[2]卷一15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博物馆陈列品的看法还停留在传统文人对古玩的认识阶段。

1913年4月，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至1920年本科毕业，顾颉刚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了七年。[4]29、58期间蔡元培掌校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影响了顾颉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特别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美育思想，使得本身就对书画古物深感兴趣的顾颉刚在提倡美术、发展社会教育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当其中学同学，时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教务长的江颖年提议设立集陈列展览、书画研究于一身的美术院时，他非常赞成，想毕业后就投身其中。[2]卷四209而其自身也将办博物馆作为其终生事业之一。[2]卷四155可以说，此时的顾颉刚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即可进行社会教育又可满足自身兴趣的容身之处，而博物馆或美术院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佳地。

但就业的现实与理想总有差距。大学毕业后的顾颉刚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供职，后于1922年受马裕藻和沈兼士的邀请，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学门担任助教。国学门虽不是美术院，但却是对近代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学术组织，尤其在中国考古学、民俗学、史学等方面有开创之功。而中国博物馆界的前辈如马衡、李宗侗、庄严等也都曾任职于此。[5]110-111顾颉刚因是历史系毕业，进入国学门后参与的工作和研究多与历史考古相关，如西山碧云寺僧墓发掘调查、圆明园文源阁残存建筑调查、江苏杨惠之塑像的保护、国学门考古学会陈列室的布置等活动等。192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古籍古物暨古迹保存法草案并说明书，国学门考古学会认为不妥并提出意见，其起草人正是顾颉刚。在意见书中，顾颉刚以内务部保存古物不力、权贵利用职权占用古物古迹为由对保存法的颁布单位大为批评，[3]卷一206-208凸显出其强烈文物保护意识。1925年，顾颉刚针对古物陈列所不合理的管理方式再次撰文批评，并建议开放式管理，允许拍照和笔记;编写藏品目录出售;精印藏品出售;降低门票等，更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希望“陈列所的所员们学到一点商业上的常识，会得计划如何可使游人众多，如何可使游人满意，如何可使游人心爱的作品都有精美的印片买了回去，作永久的欣赏。”[3]卷五184这种博物馆运营观念在当时可谓超前，及至如今仍是博物馆同仁所要思考的问题。

1926年至1929年，因政治、经济等原因，顾颉刚随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几位同仁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并主要参与创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所。这两所研究机构其实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精神在南方的延伸。而顾颉刚正是这一精神的传播者。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他继续把搜集实物资料、保护地方文物、重视陈列展示作为整个机构的工作主旨，启事“收集各地古器及风俗物品以资研究。”[3]卷一241在中山大学，他又设立古物陈列室、风俗物品陈列室，开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3]卷一295并在1929年的年度计划中，将语言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作为重要工作任务。[3]卷一303-305

在做好自身业务研究的同时，顾颉刚对当时其他地方的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也很关心。1927年1月，顾颉刚闻悉北伐军进入江西，特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名义致电当时江西省政府，建议保护龙虎山道教建筑和器物，“仿照故宫博物院成例，组织道教博物院委员会，从事查点登记，逐步开放。”[2]卷二276当年6月，北伐胜利在望，顾颉刚又致电昔日同窗、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罗家伦，希望“将来党军到北京，即可合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北大研究所（中藏明清档案甚多）为一大规模之博物院。以故宫全部为院址，南自中华门，北至地安门皆在内，分为图书、古物、史料三部。”[2]卷一250从后世来观，这些构想并未实现，但顾颉刚对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关心可见一斑。

1930年后，因人事、学术等方面的原因，顾颉刚进入燕京大学任教，脱离北京大学国学门一派，基本不再策划古物陈列等学术活动。但对博物馆的关心和重视并未消减。1934年，在考察完绥远等地后，发现内蒙古地区已日益被日本列强侵蚀，边疆民族问题愈发突出。为此，他开始重视边疆民族问题，并在此后发表多篇论文讨论边疆教育、民族发展的问题。[4]165-166这其中又涉及博物馆的发展。在1937年4月发表的《禹贡学会工作计划》中，他提出建设边疆博物院，陈列边陲同胞之日用什物，供研究和民众了解。[3]卷四226后在1942年4月，借介绍庄学本先生西康摄影展览会之机，鼓励学人到边疆调查，搜集实物，开设博物馆。[3]卷四542

抗战结束至建国初期，顾颉刚大部分时间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此时因昔日学术同志杨宽、学生方诗铭、童书业等人均在上海市立博物馆任职，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博物馆，1948年，为了呼吁市政府尽快提出扩充市立博物馆的具体方案，顾颉刚撰文《重建市博物馆的重要》，重点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意义。[3]卷三361-362

及至建国后，顾颉刚仍通过各种场合呼吁博物馆的建设，如1957年，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在北京筹建农业博物馆和工业博物馆的提案，以凸显建国后中国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成绩。[3]卷六442-444后来著名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在1959年建成，这或许与顾颉刚的提案不无关系。

纵观顾颉刚的一生，博物馆与他的学术生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博物馆，除了他是史料的聚集地，更重要的是博物馆的教育作用。

二、顾颉刚博物馆教育思想

与众多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人物一样，史学家的顾颉刚也有着社会教育家的一面。无论是大学时期对美育的提倡，还是中年时开始致力于通俗读物的撰写，无不体现出他对社会教育的关心。而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使他始终思考着利用博物馆来传播思想、教育大众。但在教育内容方面，不同时期顾颉刚有着不同的看法。总体来说，顾颉刚认为博物馆的教育作用主要是传播学术思想、打破书本限制、激发爱国热情。

（一）博物馆是传播现代学术观念的重要平台

民国以来学术发展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学术平等和研究对象的扩充，通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运作，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方言、戏剧等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而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实物材料也成为与古代典籍平起平坐的学术资料。但这种学术趋势在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发展，广大民众乃至一些旧式学者都对此并不了解。

1925年12月，北京大学召开成立二十七周年纪念会，国学门也对外开放。顾颉刚在旁观察游人参观，他觉得“他们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感到诏谕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有人看了纸牌和骨牌，怪诧道：‘这种赌具放在这儿作什么用，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有人看了山西妇人的窄小的弓鞋，高声笑道：这是所有陈列的东西中最有趣的一件呀！。有了看了北京的玩具，鄙薄地说道：这种小孩的玩意儿也配陈列到此地来吗。”[3]卷一217-218而当他在厦门大学办国学研究院时，理科主任刘楚青面对国学院中陈设的北邙明器，竟骂“这也配算做国学”。[2]卷一438这种种戏谑和辱骂，表达了当时人对学术新思潮的不理解，为此，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时便积极参与考古学陈列馆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古物“只供骨董家之抚玩及骨董商之贩卖”的局面，将科学整理过的古物展现于世人面前，成为世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3]卷一209后来，在中山大学，他仍然秉承这一思想，设立古物陈列室，并于1928年12月组织举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他在说明书中写道：

“我们觉得要做好一件事决非几个人可以闭了门做的，尤其是现代的学问，要向全世界寻材料，寻同志、寻指导者，更不能适用古人“下帷三年”的老法子。所以我们这些不成样子的成就常要向社会上公开，为的是想引起社会的同情和专家的批评，使得我们可以走上一条轨道，并且可以永久地走下去，我们平时出周刊、出丛书、今天开展览会都是这个意思。”[3]卷一295-296

这种宣传在民众中的作用或许不大，但对当时广州市立博物院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1928年，时任广州市政委员长的林云陔提出筹备建设博物院，其目的不是教育民众，而是“予人民以实物观感之机会，而引起其研究科学之兴趣。”[6]及至1929年博物院成立，其征集方面物品，基本秉承当时顾颉刚史料征集的思想，举凡革命遗物、宗教法器、日用常品、明器泥俑都在征集范围。[7]可见，顾颉刚筹办的陈列室和展览会的教育作用已经凸显。

（二）博物馆是提升爱国热情的重要载体

进入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以及1931年的访古活动，使得顾颉刚的忧患意识剧增。他看到国内的破败和外敌的觊觎，再也无法闭门读书，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到民众教育方面，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组织撰写科学大鼓书，宣传抗日思想、提升国民素质。即使学术组织禹贡学会，也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了，其目的是在通过研究中国沿革地理的同时，宣扬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4]166-167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顾颉刚对博物馆的教育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改变以往将博物馆作为史料库的看法，开始注重博物馆的宣扬爱国热情方面的作用。

1934年，顾颉刚认为故宫博物院在开放后，南方人“限于职业或困于旅费，欲观览而未得者”很多，因此建议故宫博物院在“京、沪、苏、杭设立分院，公开展览，则以交通支便利，必能吸引无数之观者，且得以民族文化之伟大力量油然而兴起其爱国之心。”并建议将藏品拍照印刷出版，其目的“即使将来帝国主义者之摧残更甚于今日，即使我辈一生已被压迫至于无可反抗，而我辈之子孙必能受此民族文化之陶冶，起而奋斗已复神州者。”[2]卷三9而针对抗战时期开发边疆问题，顾颉刚更是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作用发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他认为在经过实地调查、搜集资料后，“开设若干所博物馆，再把自己游历的印象写成若干富有文学性的游记，那么内地人对于边疆的认识激进了之后，必有多少的青年敢去冒险，多少的富翁敢去投资，多少的技术人才乐于发挥他们的能力。”[3]卷四542顾颉刚这段文字虽然具有鼓动意味，但一种正面的宣传总会在人们心中或多或少地产生“正能量”，博物馆正是这种文化宣传的窗口，而不仅仅是古物的仓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博物馆在殖民统治的作用，殖民地的博物馆是当地伟大传统的承载者，又是权力的象征，让人在不自觉中认可殖民统治的合法性。[8]167-173同样，在抵抗殖民的过程中，博物馆能够起到反作用，顾颉刚虽然没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样将博物馆的作用理论化，但他已认识到在民族危亡过程物馆所代表的文化的力量。

（三）博物馆是打破书本限制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顾颉刚总在探求一种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知识的途径。而实物教育正是他所极为重视的教育方式。他曾言“过去中国的读书人往往只知读书、不知格物，这种错误的治学方法一直影响到现在，试问现代治历史学的人，又有几个能把古代实物和书本配合起来研究的。在这种风气之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不发达，自是理所当然。在教育上说起来，中国现代的教育也还偏重于书本……这真是我们教育界莫大的耻辱。”[3]卷三362

为此，他十分注重利用实物进行教育，在中山大学他组织学生进行古墓探考工作，在燕京大学他又开设“古物古迹调查实习”一课，其主旨在使学生作实地观察，不受书本限制，四郊则有古迹，城内各文化机关则有古物，一一参观调查，可使学生自动搜集材料。[3]卷二209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仍然在齐鲁大学开设此课程，带领学生到四川博物馆参观。[3]卷一10

为了推广这种教育方式，他在《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中呼吁中学教师“于必要时最好带学生去旅行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和参观历史博物馆，这样的观摩定能使学生明白历史和对它发生趣味。”[3]卷三103而对经学这种让人感到枯燥的学问，他也提出了利用图像、实物进行教育的方法和构想，即设立经学博物馆，在此博物馆中：“1、经典中所有制度悉为作模型及图表，其有异说者俱作之;2、就今日考古学上已论定之商、西周、东周之物品悉为仿制，陈列为商代室、西周室、东周室，俾一入其中即具见古人生活;3、《仪礼》十七篇，制为电影;4、将古代重要史迹作故事图;5、古籍中之草木鸟兽，凡今日可觅得者，悉培植育养之给友人看。”[1]卷五651

顾颉刚对利用博物馆进行教育的种种思考，因当时形势所限，很多无法实行，但他对博物馆实物教育的思考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依然有着启示意义。

三、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的一点反思

从整体上看，顾颉刚对博物馆教育的认识，也随着他的思想境遇的改变而改变。当他秉承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时，他将博物馆视为学术理念的传播者。当他开始致力于民众教育时，博物馆又成为知识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从后世来观，顾颉刚这些观点并不新奇，但如果考虑民国博物馆教育的背景，我们就清楚顾颉刚的高明之处了。

博物馆这一近代新生事物，从进入中国之后就被有识之士当做教育机构。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张謇认为博物馆是教育救国的一部分，后来的蔡元培更将博物馆视为“增进普通人之智德”的文化机构。[9]而民国时期一些关于博物馆的通论性文章，也都特别强调了博物馆的教育性，如杨成志《现代博物院学》（《国立北平研究员院务汇报》1936年3期）、曾昭橘《博物馆》（1943年出版）、韩寿萱的《中国博物馆的展望》（《教育杂志》1947年6期）等。但在运营过程中，博物馆教育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当时国内主要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西湖博物馆等均无设置教育推广部门，故宫博物院的业务部门有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10]而西湖博物馆成立时全馆仅两个部门――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11]部门设置简单，且注重科研。在文字宣传方面，虽然也有博物馆的专业期刊，但上面所刊登的文章几乎全是专业论文或古物鉴赏，如《故宫周刊》从创刊到停刊，每一期除了书画题跋、便是古籍选刊，再就是古物照片，其所设定的读者群完全是业内人士或文人阶层。其他如《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1938）、《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等几乎是史学、考古学的学术专刊，博物馆和教育的意味丝毫不见。顾颉刚针对这种现象就曾在1935年致李书华（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书信中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近来南方人士努力于民族复兴运动，此事诚为当务之急。然必须有人对于古文化作深澈之研究，深入而浅出，然后宣传者方有所资，听受之民众亦方得有正确之自信。否则仅说空话则不能号召，信口而谈则流于谬妄。北平保存古书古物最多，研究古文化者又最多，宜可当此重任。然不幸其无整个之目光，但能作细碎之考据;又不幸其不能作通俗之，故任何工作对于民众皆不能发生影响。”[2]卷三30顾颉刚此论虽是针对北平文史学界，但作为学者云集的故宫博物院等自然不能排除在外。而中国博物馆学的主要开创者韩寿萱也在1947年建议博物馆当局“亦应认教育为其生命，无教育即无博物馆。”[12]由此可见当时博物馆教育的薄弱。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民国时期博物馆大都属于草创时期，过于简陋外，更多的还是博物馆主要负责人的责任。中国早期博物馆建设的提倡者大都是教育家，但因为博物馆藏品大多数为历史古物，实际的管理者却都是学者和专家，以当时文博界的核心人物之一马衡为例，观其文章和行事，大都围绕古物的挖掘、整理、鉴定、保管等，很少谈及教育。即使在1936年国家局势日益危殆之际，他作为刚刚当选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临时主席发言，仍将中国博协的三大任务之一定为“唤起一般人之注意，使对于民族固有之文化，有真确的认识，而增加其研究之兴趣。”[13]最终落脚点还在于“研究”。而其学生、著名文博专家傅振伦为其作传，也主要凸显其学术成就。[14]这一方面显示他的确没有过多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折射出当时中国文博界的唯学术研究至上的价值观。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3

引言

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同乐村是澜沧江流域典型的傈僳族村寨，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生态文化村，傈僳族魍澄幕丰富，为保证其在现代文明中的持续存在与发展，通过对各种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展示利用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对努力打造国内乃至国际的傈僳族文化体验区具有重要意义。

一、同乐村文化资源分析

（一）村落民居建筑与历史遗迹

传统居住建筑群是同乐村最为重要的部分，占地约4.6万平方米，其中98%都为木楞房，采用木制瓦顶。传统居住用房通常由堂屋（火塘房）、灶房、粮仓、牲畜房四部分组成，民居功能较为完整，一般为半架空形式，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供人居住，下层架空部分用来关养牲畜。二层为起居空间，内设火塘，置铁三脚，包括接待、厨房、饭厅、卧室多种功能；底层一般为牲畜饲养空间。

（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乐村傈僳族经历几百年的生产生活，培育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因此，浓郁的傈僳族民族风情成为同乐村社会文化的特色。

1.传统民俗，是傈僳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包括丧葬嫁娶、传统节日（阔时节、阿尼盍什节）、、建房习俗等。

2.传统美术工艺，同乐村傈僳族的纺麻技艺、绣花技艺和编织工艺，伴随着傈僳族几乎所有的生活生产活动，其制作工艺备受傈僳族人民及社会公众的推崇。

3.音节文字

哇忍波于1923试着创作文字符号，历经6年之久，创造出了傈僳族音节文字918字。这套文字在建国以后，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傅懋薅运作了评价，并就其有关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讨后，得出“这是一种音节文字，没有字母，一个形体代表一个音节”的结论，从此，有关学术论著便将它通称为“傈僳族音节文字”。

4.传统歌舞

傈僳族“阿尺目刮”歌舞已不仅是傈僳族的“百科全书”，它已经成为研究人类历史文化和傈僳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阿尺目刮” 意为“山羊之歌”或“山羊调”，是一种群众自娱性舞蹈，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目前已在国内外多处进行表演，并取得优异成绩。

二、展示利用策略

根据展示内容到达受众的便利性，可将展示利用策略分为直接展示利用策略和间接展示利用策略。

（一）直接展示利用策略

直接展示利用策略主要是以同乐村为基点，针对前来同乐村的游客，根据同乐村的实际情况和游客偏好展示同乐村傈僳族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对传统民居建筑、传统文化的展示。

1.传统民居建筑展示

展示内容：展示同乐村落的整体风貌，以及传统民居的建筑造型、结构、室内陈设、建房习俗等建筑文化。

展示方式：村落全貌以及单体传统民居建筑。以重点保护民居为主，非遗传承人家庭为辅，形成一条串连村寨典型的民居建筑的文化视廊。详细介绍传统民居的历史、结构、装饰、空间特征以及用途等，并辅以住宿体验。

展示措施：在庄房观景台远眺，远观同乐村落全貌；将典型民居建筑作为传统民居展示点，设立指示牌与展示标识牌，配以相应的图文解说词，在文字设计上，保证中文、英文、音节文字三语并用；将有接待能力的典型民居设为农家接待点，进行内部居住环境整改。

展示线路：同乐新村――村寨入口――观景台――阿尺木刮传统展示馆――余信莲民居――余信芝民居――余莲芳民居――旅游接待示范点。

2.传统文化展示

传统文化展示主要包括综合展示利用和分类展示利用，主要展示同乐村傈僳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最重要的展示内容。

（1）综合展示利用

依托同乐村“阿尺木刮传承展示馆”和“迪庆傈僳族阿尺木刮传习中心”，将其作为同乐傈僳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区与传承基地，对外进行综合展示，对内开展文化传承、村民教育与村寨公共文化建设。

展示内容：主要展示同乐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同乐村傈僳族的民俗风情、民族服饰、民俗活动器物、特色工艺、生产生活器具等。

展示方式：图文影像，实物展示，场景再现，传承活动。

展示措施：以阿尺木刮传承展示馆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集中展示场所，调查梳理同乐村民族文化、器物文化、建筑文化以及传承人的现状，建档归类，征集实物，辅以图文说明，选取生产生活及文化活动片断，进行场景再现；依托阿尺木刮传习中心的数字化运用，通过多媒体、触摸屏、图像采集、用户体验等数字化交互技术，活化展示傈僳族日常生活及文化表演，增强大众参与体验性设计；并在这两处场地内完善观赏、展示设施和管理服务设施，并设置图文解说牌与活态展示时间表。

展示线路：村寨入口――观景台――阿尺木刮传统展示馆――阿尺木刮传习中心。

（2）分类展示利用

在综合展示利用下，为保证外来人员和村民能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可将非物质文化项目再进行分类的详细展示，即串联同乐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民居点，对传统文化进行现场展示。

展示内容：主要展示傈僳族阿尺木刮歌舞的名称、含义、起源、分布、唱词、唱调、舞蹈动作、传承情况；纺麻、绣花、编织等传统手工艺的选材、制造过程以及傈僳族传统节日、、建房习俗等传统民俗情况。

展示方式：以传承人住所为展示点，进行非遗文化活态展示，并辅以参观、体验、参与和学习等。

展示措施：选取各类型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住所作为展示点，设立解说标识牌，介绍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传承项目；传承人在住所内进行活态展示，要对展示的项目过程进行步骤解说，并鼓励游客体验、学习，以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展示线路：将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住所串联成线路，如村寨入口――观景台――阿尺木刮传统展示馆――传习中心――余信芝（服饰纺织）――余秀芝（编织、刺绣）――封云波（编织、刺绣）――观景台――李碧清（阿尺木刮传承）。

（二）间接展示利用策略

除了针对亲临同乐村的游客进行现场直接展示外，还可通过各种间接传播手段将同乐村的传统文化展示给社会大众，从而扩大展示范围，对同乐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W络数字博物馆展示

同乐村可利用网络媒体空间，在观众与数字博物馆之间通过网络建立网络数字博物馆。运用数字技术创造视觉呈现与互动形式，利用计算机及数字媒体艺术将有关同乐村的建筑文化及民俗文化等的文献、手稿、照片、影音资料等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点击进入相应地博物馆进行作品赏析，观众可以对其进行选择、过滤等操作，自由取得想要的信息或博览馆内的各种展示，也可以通过网页上所设定的数据或利用电子邮件向博物馆提出问题并寻求解答，改变博物馆与观众之间互动的机制，吸引年轻人参与。

2.公共关系展示

同乐村可以特邀媒体从业人员、编辑、旅游撰稿人、图片记者、网络播客等作实地考察，向公众介绍同乐村的自然和人文情况，创造免费的广告和评述时间，以树立形象、提高知名度；特邀旅游批发商和零售商、旅游协会的高级官员团组来访，邀请主要客源市场的组团旅行社实地考察，以使其详细了解情况，并将它们列入旅行社的旅游项目，积极建立和发展广泛而又同定的业务关系，通过旅游带动文化传播及展示。

3.广告宣传展示

广告宣传展示主要是依靠不同的广告媒体，一是利用报纸、杂志等纸质广告来介绍同乐村和推销当地民族产品，以手绘卡通的形式编制出版同乐文化地图，包含工艺美术、阿尺木刮等标志性文化元素，发放到文化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二是户外广告，利用户外牌匾、指示牌等在客流量大的车站、道路转折点等地展示同乐自然与人文文化；三是利用移动终端展示，特别是时下十分流行的微信和微博，同乐村可通过申请公众号的方式向社会传达独特的民族文化动态。四是利用互联网平台，以网站为依托，通过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来传播文化及其相关载体内容。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4

由于战争、殖民等特殊历史原因，韩国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满目疮痍、残损稀疏，以星星点点的面貌散落于韩国大地。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馆藏陈列便可说明这一点。为此，韩国的历史文化遗物界定大约为距今50年，也就是说，凡是有50年历史的事物，都可以定为有保护研究价值的历史遗物。如果以这个文化遗产界定时间为准，可以说韩国到处都是历史遗物了。而有几百年历史的遗物就越显珍贵。韩国的遗物档案整理工作十分成熟，所有历史文化遗物都记录在册，并予以重视和保护。

在韩国各地可以看到许多标有“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的景区，究其历史，观其遗物规模、形制，似乎不足为奇。然而，韩国人却认认真真地珍惜着自己的遗物，并整理研究公示于众。民族意识的彰显，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共识与自觉，给人以强烈地震撼和感动。

积少成多，集腋为裘，在一个处处有历史遗物标示的国家，足以让外国人驻足观看，足以培养韩国后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也足以提示世界朝鲜半岛文化之重。

而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一铲子挖下去没准就会碰到少说几百年历史的遗物。其地下出土文物，从质量到数量都极其珍贵可观并有文化研究价值。这些的确令人自豪，可以形容为遍地“珍宝”。然而，“珍宝”多得到处都是的时候，似乎便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丢失几个也不在话下。进入博物馆的文物自然是幸运的，而被文物贩子贩卖的遗物数不胜数。最痛心的是，有些中国人并不在乎文化遗产的流失与被盗取，反而自欺欺人地：“这样的东西，咱们有的是！”照此道理，再多的“珍宝”也是禁不住丢弃的吧？

别人因为缺少，才在拼命地捡拾，而我们因为拥有，又在毫不吝惜地丢弃，“珍宝”再多也会有丢尽的一天！

韩国布刷

2005年8月，刚到韩国的第二天，在梨花女子大学美术学院李教授的工作室中见到过一把他珍惜收藏的大刷子，凭直觉我认为是一种民俗用品，但李教授也说不清它的真正用途，只是凭着艺术家对造型美观的直觉才收藏的。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此物属于我研究的范围，我反复观看此物，并辨别其用途，从它的使用痕迹上首先否定了它是炊具，因为没有侧面的使用磨损痕迹。其次怀疑是否是印刷工具，但没有染料的使用痕迹。制作刷子的材料更是令我难以辨认，似草非草，似树非树，分辨不出是何等植物，更分辨不出是植物的哪一部分。从此，那把大刷子像一个谜语一直在我心里牵挂。

2005年秋，由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生陪同参观了“韩国稻草博物馆”，见到展品中陈列有此物，说明文字解释为韩国传统纺织疏经上浆工具。因为没有具体工艺技术的图片配合，还是不太理解此物。在韩国各地参观的各类民俗馆中也都陈列有此物，并都挂在传统民居厨房灶台旁的柱子上，很容易使人联想为厨房炊具。

之后，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图书室与梨花女子大学图书馆中，我终于查阅到此物的正确信息，并在考察韩国古玩市场时不惜以重金购得一把品相相当完好的韩国“布刷”。2005年底，笔者于东大门旧货市场，经过协商购得布刷一把，市价35000韩元。经过多方请教，特别是请教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民俗专家，再结合所掌握的文字资料，写出一个小小的韩国传统民间纺织用品考察报告，结束了对此物的考察。

刷子的正确名称为“布刷”，其形制多样，只韩国江原道一带的布刷就有大、中、小3种不同的形制。估计韩国其他地方布刷的形制还会有所不同。

制作布刷的材料很特殊，是江原道一带山上一种齐腰高的草，当地人称之为“刷草”。 在秋天采制其根，利用草根作原料，将草根洗净、晒干、梳理顺直，抓住一头再用布或藤条等材料缠绕绑扎制作成布刷。

布刷是用于传统麻、棉纺织工艺中疏经上浆工序的特有工具。为了使经线整齐、通顺、挺直而便于纺织，要在整理经线时梳理通顺并上浆水。上浆时，经线下燃一炭火盆或炭火堆，以便使上过浆的经线快速烘干。这样处理后的经线挺括舒展，易于上机纺织，织出的布匹也美观挺括耐用。

据韩国图书文字记载，过去，此工具的制作者多为四处流浪的乞丐，他们多以制作布刷换取食物以维持生存。从刷子的制作形式来看，需要有很大的力量与熟练的技巧，估计制作者应为男性。

从收集的图片来看，此工具的使用者多为女性。因为女性是纺织工艺的主导者。此物还用于日常的服装上浆，如韩国传统服装领口的上浆等，但也不排除男性用其梳理牲畜的皮毛。

在我收藏的韩国布刷上，残留有许多麻、棉线头。嗅之有强烈的炭火味道，藤把上有明显的浆糊残留。这些实物残存更证实了文字记载的准确。从我收藏的布刷品相来看，其使用者为勤劳能干并人品端庄的女性。因为此工具使用痕迹端正，说明使用者在此工序中没有不良毛病，动作平直均匀，因此工具使用得平衡端正。工具的保存也相当完好。

在韩国，传统布刷已成为文物级别的遗物被广泛重视，因此，才有了进入博物馆、民俗村的现象。布刷逐渐消失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传统纺织技术在民间的消退、制作人（工匠）的稀少、技术的消亡，以及制作布刷的材料稀缺等。“无用则退，无用而亡”的规律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在韩国如布刷这样小小的民间传统纺织工具却被收藏进入博物馆，并有相应的文字图书记录，加之布刷在韩国文物市场上不断攀升的价格，已经构成了人们对布刷的重视与收藏的基础。

目前，韩国传统纺织工艺作为部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庆典、旅游等多种形式聚集人气，展演技艺，为人们提供了传统纺织技艺的实践机会。传承技艺，观赏产品，宣传文化已成为固定的地方特色庆典。在这种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相信布刷这种传统纺织工具不会消失。

韩国“竹夫人”

在韩国各地的民俗村以及博物馆中都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之为“竹夫人”的夏季传统纳凉卧具。“竹夫人”用竹子编制而成，有大大的透气网眼，中空而结实，富有弹性。人在盛夏抱其睡卧以达舒适。其尺寸大小有别，但都为圆柱形，很符合器物人体功学的设计尺度。

此物在韩国被称之为特有的韩国传统民俗用品，在各地旅游市场上可以见到其踪影，售价不菲。目前，由于物质科技的发达，电扇、空调的诞生，韩国人也早已不使用“竹夫人”避暑纳凉了。“竹夫人”也成了历史遗物，被展示在博物馆和民俗村中。

我很喜欢“竹夫人”这个名字，也喜欢其竹编制造工艺和其优美的造型。问过许多中国人都说目前没有见到中国人使用此物，我很想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也有此物，是否有过普及时期。

在韩国水源民俗村，我购买了一个大号的“竹夫人”。由于是在冬天，一路抱着“竹夫人”乘地铁回家，引起不少韩国人侧目。在候车时，抱着“竹夫人”细看，意外发现在“竹夫人”内侧不显眼的地方，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上注“Made in China”。这使我大为困惑，是中国的东西来到了韩国，还是韩国的东西在中国加工？这更加促使我探究“竹夫人”的“身世”。

上因特网，用“谷歌”很容易查询到有关“竹夫人”的中国信息。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竹夫人”的故事和诗歌，可见“竹夫人”是古代中国南方夏季比较普及的日常用品。北方人可以用扇子除去酷暑的干热，而在闷热潮湿的南方，抱个“竹夫人”睡觉却很舒适。然而，随着现代冷气设备的发展，“竹夫人”已经在生活中被遗弃。而韩国却将“竹夫人”奉为传统民俗遗物，请进博物馆展示于众。

目前，韩国出售的“竹夫人”90%为“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费用低廉，而“竹夫人”目前在中国没有使用市场，韩国在中国订样加工，再运回韩国作为民俗工艺品出售。我大叫冤枉，在韩国购得了中国制造的“竹夫人”，又花运费将她们运回了中国。可见两国人对民俗传统工艺的不同态度。

中国古代有关“竹夫人”的文字，最著名的有北宋文人苏轼的《送竹几与谢秀才》中的诗句：“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北宋文人黄庭坚的《竹夫人诗》：“侬理四弦风拂席，昭华云弄月浸床。我无红袖添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诗中“青奴”是“竹夫人”的别称。南宋文人陆游《初夏幽居》中也有“瓶竭重招曲道士，床头新聘竹夫人。”的诗句。名著《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有薛宝钗诗谜：“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去，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即为“竹夫人”。

在中国民间也有许多有关“竹夫人”的俗语，如：“冬守汤婆子，夏拥竹夫人”等。

“竹夫人”又称竹女、竹妻、竹膝、竹几、竹姬、竹妃、青奴、百花娘子等。

中国南方各省都有使用“竹夫人”的习俗，中国台湾也有此俗，并至今在民间应用，只不过称之为“竹抱枕”。这种古老的纳凉卧具在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也有应用。

目前，中国南方的浙江、安徽、湖南等地许多竹木加工厂有“竹夫人”的定制产品。除了少数本地人使用外，大量出口东南亚以及日本、韩国等地。2006年浙江一县竹制加工，仅出口韩国定制的“竹夫人”就有两千多只，每只加工费只有10元。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把“竹夫人”作为自己的传统民俗工艺品加以重视。我到各地考察时，没有见过此物，询问过许多南方朋友也没有得到有关“竹夫人”的肯定回答。显然“竹夫人”在中国当代生活中失去了地位，并被人们遗忘。

通过一个小小的民俗卧具“竹夫人”，我看到同样生活在现代化环境中的中韩两国人民，对已经失去实用功能的传统工艺品的不同态度。“无用则退”的确是事物的自然规律，但对传统民俗工艺品如何扩展其所“用”，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想象，在中国众多的传统民间工艺品中，在“无用则退”的自然淘汰规律中，中国丢失的又何止一个“竹夫人”。

韩国民画

2005年刚到韩国，在首尔仁寺洞一家艺术品商店橱窗里，我突然看到一幅装裱整齐的韩国绘画。画中一只大猫蹲卧、面带微笑、憨态可掬，画面构图简练，色彩质朴。我不禁脱口而出“这只大猫太可爱了。”话一出口，立即被同行的华侨老先生笑话：“这哪里是大猫，是韩国的老虎呀。韩国的老虎不像中国的老虎那样凶猛吓人，而是温柔可爱的。”听了老先生的话，我还是对着画面愣了半天。在我眼中韩国的老虎仍然是一只可爱的“大猫”。自此，我开始接触了韩国的民间绘画，韩国学者称之为“民画”的艺术。

在韩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我对韩国民画特别关注，并与中国民间绘画作了对照比较，得出韩国民间绘画追求“纯朴自然、稚拙风趣”之特点。

韩国传统绘画在形式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文人画为样式的所谓纯艺术欣赏、笔墨技巧高超、作者有较高文化造诣的文人画；另一类是实用性很强、绘画技巧简朴、作者社会地位低微的民间绘画。韩国的民间绘画和中国的年画、民间绘画的功能相近，都是民间百姓为了装饰生活空间，或根据风俗习惯、绘制而成的实用性绘画。

韩国民画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发展、改造、创新、定型，形成了特有的朝鲜民画艺术风格。18世纪朝鲜时代后期，民画已在百姓的生活中蔚然成风。这种特殊的绘画以其特有的谐谑性造型特征，反映了韩民族老百姓普遍的审美情趣。

韩国民画多数不落作者姓名。其作者一种是被称为“过客”的画匠，他们从一个村庄流动到另一个村庄，为人绘制家里所需的绘画作品。他们绝大多数是技艺幼稚的农民画匠，但也不乏一些绘画技艺高超，未能跻身于宫廷画师之列的受过专门绘画训练的画家。

第二种是画僧。这是在绘画大师门下接受过严格绘画训练的富有才能的僧人，出师后成为专业画僧，为特定的寺庙绘制各种佛像。未能出师的，往往成为游走画僧，从一个寺院到另一个寺院，依靠为寺院画壁画或单幅佛像画为生。他们也有可能是民画的作者。

第三种是宫廷画师。就社会地位而言，宫廷画师在韩国是艺术家所追求的最高地位。人们往往以为这些人只画古典风格、文人风格的绘画作品，其实他们也绘制装饰宫殿的装饰绘画，只不过其绘画活动在宫廷中而已。宫殿中王位后面的大型屏风背景画就多出自他们之手。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宫廷大殿王位后面的大型屏风背景画，多数为象征着国家疆土与王室权力的《日月五岳图》和祈求长生吉瑞的《十长生图》等，这样的宫廷装饰绘画在韩国同样被列为民画之范畴。

因此，在韩国的宫廷、寺院、萨满神堂、妓生茶室、祭祀场所和私人住宅里都能找到民画的存在。在民间，常见的是贴在大门上的镇邪虎门画、贮藏室房门上贴着的“狗”、 卧室的墙上悬挂供人欣赏的花卉鸟兽及可爱孩童的条幅。这些都与中国民间绘画的使用情况相同。韩国民画内容反映出韩民族对自然的憧憬，对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和防御邪恶的天然朴素愿望，也可以看作为世人普遍求吉愿望的韩国式表达。正是这种朴素的心愿，导致韩国民画艺术风格上的朴素特征。

韩国同中国一样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使用农历的国家，民画在一年四季的传统习俗中都有与之相呼应的作品。如阴历正月初一、立春、五月初五等，会有专门要张贴的民画。从历史记载和保存下来的民画可以看出，这类民画绝大部分象征着吉祥、长寿、幸运，以及各种镇邪守护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民画具有精神上的实用性和装饰性。普通民画的制作大都为简单的木刻印刷品，极少有手绘作品出现。其画面特点为：构图单纯，造型简练，形象随意风趣，色彩单调，内容诙谐幽默、极富情趣性。在简单的木刻版上涂以墨色，铺以低廉价格的白色纸张印制，以墨色线条为主要造型，在色彩上只是简单的黑白色，很少赋予其他色彩。一块木版可以多次印刷，其作品形式简单，价格低廉，不加装裱，直接张贴于民宅大门及建筑物上，是韩国老百姓经济上可以承受，精神上获得满足的大众化艺术商品。

在我见过的韩国民画作品中，印象最深、造型最突出、数量最多的是以“虎”造型为主题的民画，以及以儒学精神为主题的屏风画。

以“虎”造型为题材的民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是以一种温顺可爱、憨态可掬之虎的形象出现的。虽然大多张贴在庭院或居室的大门上，有些手绘作品悬挂在居室的墙壁上，有镇宅避邪驱恶之意义，但没有一只“虎”为凶恶之相。这与中国年画中威猛的镇宅虎有所不同。在以“虎”造型为题材的韩国民画中，还有许多诙谐有趣的画面，如《鹰虎图》、《鹊虎图》、《虎兔图》、《虎符图》等等。

虎在朝鲜半岛广泛栖息。韩国人自古认为，老虎是万兽之王，百姓对其加以神性化，并敬畏崇拜。韩国是一个多山国家，韩国国土面积的70%以上是高山和丘陵。韩国人自古敬重山神，老虎被认为是山神的代表。韩国李朝末期学者朴趾源在其所作的《虎叱》中是这样描写老虎的：“老虎善良而神圣，美丽而善战，仁慈而守孝道，有智慧且善良，行动憨厚而敏捷，猛烈且凶悍，天下没有能够与之相匹敌的动物。”可以说韩国人对老虎的理解达到了极为细致的程度，并赋予人性化的优秀品德。在韩国，有关老虎的民间故事也非常普及，虎往往还是对小男孩的爱称，虎被认为是韩民族的精神象征。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也是一只可爱的小老虎。

韩国民画中的《鹊虎图》，大多以喜鹊站在高高的松树枝上叽喳叫嚷，老虎在树下蹲坐观望为构图。这时的喜鹊是城隍神的代表，老虎是山神的代表。他们都具有避邪扼恶的作用。春节的早晨，人们会将这样内容的民画贴在大门上或墙上，以求神灵的保佑，祈求平安。

《虎兔图》的内容更有诙谐性，强壮凶猛的山神老虎与诡计多端的兔子狭路相逢，狡诈的兔子使尽阿谀奉承之术，一杆长长的旱烟杆殷勤地送到老虎嘴中，此时的兽中之王变得呆傻憨厚，而兔子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儿。画面用拟人化的方式表现了智慧与力量的对峙，反映了韩国人幽默谐谑的美学观。

在韩国民画的虎图中，也有老虎与巫术符咒组合在一起的画面，这可以理解为萨满教巫术结合山神虎而融合应用的实例。

在韩国春节期间，我看到各地民俗村民居大门上都张贴上了此类民画。在朴素的木质大门板上，除了贴有木版印制的传统民画外，还会有一些单体的汉字出现。如：“虎”等字。同样是在白色的纸张上书写大大的墨字，黑白两色，既简单又质朴，与朴素的民画风格相融一体。

另一类民画体现在韩国传统高、中档建筑中。此类民画大多有一定绘画技巧，是色彩浓重的手绘单幅画，其中包括带有儒家精神及王室使用的室内屏风画。此类民画大多装饰于家境较好的人家，特别是男子读书的书房，大多装饰儒学书卷内容的屏风画。客厅中装饰有儒学精神的警句书法以及相似内容的民画，相对于木版印刷的民画要精细许多。大多为民间画匠手工绘制，造型相对严谨、赋彩浓重、价格较贵。当今，作为博物馆藏品展出。有收藏价值的民画多为此类。

屏风民画中，运用最多的题材是具有儒学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宣扬三纲五常的《文字图》、《孝悌图》和鼓励勤奋读书、进取功名的《册架图》。

“仁、义、礼、智、信”屏风民画大多以变化的汉字书法来完成，其形式特殊而美观，在汉字书法中所用之花鸟虫鱼造型既符合文字之内涵，又有视觉愉悦之功效，大大的汉字在被灵活巧妙的装饰化后，具有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的双重效果。

《册架图》多以勤奋读书、进取功名必须使用的工具组合在一起的画面出现，其内容有古装书籍、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配以书房所用之各种道具，笔筒、纸筒、墨盒、印章、眼镜、烟袋、花卉、鲜果等等，书卷气十足。《册架图》在构图上多为以书架、书阁为主体，以上提到的物品有规律地摆放其上，整个画面虽规整有序，但在花卉、果物等穿插调解下，画面又不失灵活。《册架图》为读书人创造出一个优雅安静，适合学习的好环境。此类屏风民画，既是对书房环境的装饰，又是激励读书人奋取功名的励志图，是宣扬儒学精神的物化体现。

屏风民画大都为手绘的单幅画，其构图讲究、色彩浓重，但又以庄重典雅的深沉色为主。一方面庄重的色彩能为读书之人平静心态、收敛情绪；另一方面，这种色彩也体现出儒学中庸平和之精神。目前，在韩国所能收集到的屏风民画大多已进入博物馆，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中就有保存完好的屏风民画为公众展示。

在韩国民画的各种形式中，无论哪一种形式，所描绘的都是百姓的普通生活，画法则往往有悖于常规和正统水墨画的笔法，多以单线平涂为主，色彩也是较单纯的自然色。然而，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成就了韩国民画纯朴自然之风。

韩国民画代表了韩国人对生活的理想化追求，以及韩国式的幽默、讽刺和幻觉。在内涵上反映了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念，在形式上又有其天真稚气的特性。这一切都体现出韩民族对世界万物与自然规律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韩民族的民族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韩国传统民画在生活中的实用性虽然已经渐渐离人们远去，但韩国民画的艺术价值却被现代人越发重视，这也可以理解为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对韩民族崇尚质朴自然审美观的肯定。

2006年夏季，韩国首尔国立民俗博物馆举办了以韩国民画为主题的特别展览，我受邀参观。丰富的韩国民画令我大饱眼福，同时我也就韩国民画和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专家、展览策划者进行了学术上的探讨。韩国学者赵正来先生的学术论文《韩国传统民画的艺术审美特征研究》对我理解韩国民画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在中国北京韩国文化院又特邀我参加“韩国民画”展览开幕式，许多精美的韩国民画原作在北京展出。韩国民画如此受到重视的确是韩国艺术史上的幸事。

目前，韩国对传统文化遗物的重视具体到了每一个小细节。积少成多就不乏更多的发现与收藏和深入的研究与结论。类似“民画”、“竹夫人”、“布刷”这样的遗物，在中国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丢失的结果将会是一片空白，当中国人回过头来寻找自己的历史文化遗存时，得到的只能是更多的惋惜与遗憾。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历史街区， 整改， 保护与利用，文化产业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historical block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use of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it is the history of the space to build, and call for the return of the historical place spiri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hengdu size a lane, jin history blocks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process, with "protec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street space not only to the original paper,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function space, keep the atmosphere of street life, to reshape the place spirit space build, activate the urban collective memory, let blocks with vigor" life "going on. It for reference, analyses the current zhongshan accelerate cultural blocks of the 139 construction project.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block, rectifica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cultural industry

中图分类号： TU2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山市139文化街区孙文路博物馆群（以下简称：139文化街区）建设项目位于旧城区的孙文中路、民生路、民族路、水关街等道路所围合的地块范围内，用地规模为69.1亩，一期建设用地约17.9亩，主要项目有中山市博物馆总馆、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山•中国收音机博物馆、漫画博物馆、博物馆办公楼；二期建设用地规模约51.2亩，由石岐民俗风情园（包括中山石刻碑廊）、中山历史建筑艺术博物馆（包括群众文化广场）和其他辅助配套设施组成。

139文化街区建设目标是：中山市城市历史和人文形象的窗口之一；纯公益性的，为提高中山市民文化艺术修养服务的公共活动设施；中山地方历史、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展示与发扬的平台。

为加快推进139文化街区项目建设，充分展示中山地方历史和传统文化，促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提升城市历史文化品位，笔者随团赴成都，就宽窄巷子、锦里历史街区整改的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学习。

一、 宽窄巷子和锦里的基本情况

1、宽窄巷子的基本情况

宽窄巷子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于上世纪80年代列入《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范围内。规划控制面积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108亩。

宽窄巷子的开发改造，采用政府调节整合各种资源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模式，经营管理采取企业、运营公司和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模式，经营管理特色十分鲜明。

宽窄巷子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项目业主是成都少城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属国有控股公司。该公司以市场化运作模式，构筑投融资平台，引入信贷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统一负责实施宽窄巷子的规划、保护、建设和管理。宽窄巷子项目总投资6.3亿，其中建设投入2.4亿，拆迁、赔偿投入3亿多，运营、广告投入4千万。地面建筑面积34000多m2,地下停车场10000多m2。区域内的建筑，其中新建的约占20%，修复的约占40%，原有保护的约占40%。规划设计方案为全国招标，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设计中标后负责建筑及景观设计。

宽窄巷子历史文化片区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平行排列的老式街道及其之间的四合院落群组成。宽巷子主要经营中式风格的餐饮、娱乐、工艺品等商铺，窄巷子为西式风格，主要经营不同主题的酒吧，井巷子全部做酒吧。商铺出租率目前达到90%以上，月租金按150元/m2，出租年限30年。商铺招租方式采取定向选择，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资金实力雄厚的商家；二是商铺设计理念及风格与街区文化定位相符的商家。实行租赁前期优惠措施，经营开始三个月免租金。

自2008年6月14日开放至今，宽窄巷子游客量屡创新高，节假日高峰能达10万人/日，已成为成都一个著名的旅游观光点。目前，管理处共有管理人员40人，保安、保洁人员200人。

2、锦里的基本情况

锦里民俗休闲街，位于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旁，是成都市首座以传统川西古镇为建筑风格新开发而成的旅游休闲街区。2005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示范景区”、全国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街区全长350余米，目前主要包括酒吧娱乐区、四川餐饮名小吃区、府第客栈区、特色旅游工艺品展销区等几大部分。

锦里项目开发的融资方式是以武侯祠博物馆门票收入作为抵押贷款。分两期开发：一期占地16亩（政府划拨），建筑面积6500多m2，投资2000万元（没有拆迁工程），于2004年4月开放；二期占地20多亩（政府划拨），总建筑面积8800多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6700多m2，地下建筑面积2100多 m2，投资5000多万元，于2009年春节开放。锦里的业态比例为：民间小吃占62%、工艺品占32%、其他业态占6%。现有商家100多家，还有1000多商家在等待锦里扩建的时机,希望能争取在锦里租赁商铺的机会。

在锦里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放权给经营主体。锦里的经营主体是成都武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其职能是对锦里的经营、推广进行操控与管理。公司体制开创全国文博系统的先河：采取股份制模式。其中40%的股份由武侯祠博物馆持有，这体现了作为宏观调控的远见；四川龙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日后管理公司的中坚力量，投入相应资金，同样持有40%的股份；而剩下的20%则由武侯祠的员工共同出资购买股份。这不仅从侧面解决了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尴尬，同时让员工的工作热情与归属感更加强烈。在出资购买股权前，身份仅仅是雇用关系，而在自筹资金购买股份之后，便成为锦里这一主体的经营者。在年底结算时，武侯祠、员工以及龙鼎公司分别作为股东，享有分红的资格。同时管理公司必须定时缴纳定额的管理费用。

锦里的招商方式采取“选”和“招”相结合方式：一是定向选择与古街前期策划中“对号入座”的商家进驻，给予适当优惠；二是对外招商，价高者得。对符合锦里的经营定位风格,突显成都文化特色定向选择的文化企业,锦里在收租方面采取了一套独创的租金测算法，与单位面积无关，而是根据商家的一般营业额的15%-20%的份额来收取租金。管理者认为，锦里的发展，要建立在商家盈利的基础之上，这才是可持续地发展。

二、考察后的体会

对成都关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以及文化产业开况进行认真深入的学习考察后，笔者结合中山市139文化街区建设的实际情况，有以下几点体会：

1、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中山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对老城区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139文化街区项目位于中山老城区的孙文中路、民生路、民族路、水关街等道路所围合的地块范围内，该区域属中心老城区，那里集中了中山清末民初的民风民俗、传统建筑、华侨文化、革命斗争史等十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老城区历史悠久，基础设施薄弱，交通组织不流畅，环境卫生不理想，且空置的房屋较多。我们通过开发利用139文化街区，对老城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重新规划老城区交通布局，改善交通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后，大大提高空置房的利用率，汇集老城区的人流、人气，增强旧城人居魅力和商业活力，与周边的孙文西路步行街、逢源商业街连成一片，推动旧城区繁荣发展，有效提升旧城区的文化品位和现代服务业再上一个台阶，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以139文化街区项目为突破口，探索一条旧城保护与合理开发的新模式，推动旧城改造工作。

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必须要有一个既具有前瞻性意识，又尊重老城区历史风貌特征的总体规划，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效地保护历史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促进新老城区空间的持续发展。

2、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两大既相互交叉渗透又相互独立的不同形态。要根据其不同属性，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政府部门要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等职能，努力办好公益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挖掘中山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广东省委省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里提出：“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基础文化设施覆盖工程”，中山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要求：“加强博物馆建设，做好历史文化积累，在办好以政府投入、公益性为主的博物馆前提下，调动社会力量，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结合区域特色经济，办好各种形式的专题博物馆和收藏馆。”为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山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精神，我们要进一步推进139文化街区的建设，把旧城区改造与发展文博事业、文化旅游业有机地结合起来。139文化街区项目拟将中山市博物馆及华侨历史博物馆、收音机博物馆和漫画博物馆与中山纪念堂、周边历史民居资源有机整合起来，利用城市广场雕塑、街道命名、饮食文化、民俗展示、字画经营等各种形式加强街区历史文化氛围建设。在经营项目上要形成自身风格，突出地方特色，与其他文化旅游点错位发展，商品特点与景点文化做到协调统一。这样，可以充分整合市内旅游资源，把简单的观光“过客”变成留住中山进行全方位综合消费的旅游者。

3、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要由“办文化产业”向“管文化产业”转变，逐步实现政府职能部门对文化产业依据政策、法规，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笔者认为：宽窄巷子与锦里两种开发模式，宽窄巷子的融资经营模式更值得中山借鉴。结合中山市的实际情况，就139文化街区的建设，我们可参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民间参与”模式。由企业投资参与开发改造和经营管理，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在财力、人力上的负担；另一方面顺应市场发展规律，让企业来运作文化产业，在经营规模和效益上都能有比较好的发展。在139文化街区项目的建设过程及日后经营管理中，如何更好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由于街区的投入回报周期长，由非国资的企业作为经营主体，会急于求效益回报而导致规划变异、质量折扣、管理粗放等后果。由国资的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可以更好的配合党委政府主导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党委政府的规划、引导和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更好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有品位和内涵的文化休闲服务。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6

嘉兴初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故有“吴根越角”之称，端午民俗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交战频繁，吴国大将伍子胥曾在这里屯军练兵，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嘉兴端午习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纪念伍子胥。

由于嘉兴地处水乡泽国, 河湖纵横交错, 嘉兴人“以舟代车”, 生活“一日不能废舟楫”, 这给舟船制造和龙舟竞渡创造了条件。嘉兴农村盛产稻米箬叶, 给裹粽食黍提供了方便。而这些正是确保嘉兴一带端午节两大主要活动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嘉兴端午习俗具有“吴越文化”、“稻作文化”和“水乡泽国”的深厚背景，凸现了江南水乡独特的传统文化。通过节日的举办使得吴越文化背景下嘉兴端午习俗的形成、流变得到了充分的挖掘与传承，嘉兴已成为全国首个“中国端午文化研究基地”、浙江省首批“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

嘉兴地处浙江省东北部，东接上海，北邻苏州，西连杭州，南濒杭州湾，陆域面积3915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339万。

7000年前在这里孕育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公元231年，嘉兴建城，城市肌脉延续1700多年基本未变，至今仍保存着月河、芦席汇、梅湾街等三大历史街区，散发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体现着古老水城的凝重历史。

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因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袭扰而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南湖红船见证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嘉兴南湖历来为风景名胜，“微雨欲来，轻烟满湖，登楼远眺，苍茫迷蒙”的妙趣，备受文人雅士的推崇。宋朝杨万里赞其“轻烟漠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清代吴伟业则诗云：“柳叶乱翻千尺雨，桃花红带一溪烟”，而乾隆皇帝更是对它情有独钟。他六下江南，八次光临，并写下了“试看浅烟方淡荡，便教不雨也迷离”等诗句。

嘉兴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速。除南湖外，生活着的千年古镇西塘、最后的枕水人家——乌镇，保留着浓浓的江南水乡风情。平湖九龙山滨海旅游区，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海盐南北湖，被称为江南一片真山水。海宁钱江潮，更是壮观天下无。嘉兴还保留着众多的名人故居，晚清大儒沈曾植、国学大师王国维、出版巨擘张元济、文学巨匠茅盾、著名诗人徐志摩、艺术奇才丰子恺、海派画家蒲华、译界楷模朱生豪和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著名社会活动家褚辅成、数学大师陈省身等，都在故乡留下他们成长的足迹。

如今的嘉兴正在大力实施生态立市和文化兴市战略，建设江南水乡生态型文化大市，全力打造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

2012中国蚕桑丝织民俗文化论坛

6月28日至29日，2012中国蚕桑丝织民俗文化论坛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来自全国58位专家学者和嘉宾出席论坛。嘉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柴永强、浙江省文化厅副巡视员陶月彪、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办公室副主任李晓松等领导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论坛由国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浙江省文化厅和嘉兴市人民政府主办，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湖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办。

论坛共收到论文63篇。论坛上，与会代表们重点围绕“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及其民俗文化”主题，探讨中国蚕桑丝织民俗文化内涵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走向，探讨其科学保护理念、方式和实践，论题涉猎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和民俗文化保护传承区域特色比较、区域保护互动联动机制、文化空间构成、保护策略、传承模式、文化生态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民间蚕神信仰、传统染色技艺以及蚕俗文化保护与现代新农村建设等众多研究领域，这是当前我国蚕桑丝织技艺和蚕俗文化研究与传承实践的智慧结晶。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作大会总结。论坛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把酒画桑麻”书画展，实地考察了嘉兴丝绸博物馆、海宁周王庙镇云龙蚕俗文化园、桐乡洲泉镇蚕俗文化博物馆等场馆。这次论坛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文化部举行的首次蚕桑丝织民俗文化高端学术论坛。

2009年9月，“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蚕桑丝织是中国的原创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五千年来，它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遗产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技艺，在这个过程中所用到的各种巧妙精到的工具和织机，以及由此生产的绚丽多彩的绫绢、纱罗和织锦等丝绸产品，同时也包括这一过程中衍生的相关民俗活动。这一传统生产手工技艺和民俗活动至今还保存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以及四川的成都等地，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申报书》）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7

关键词：思南 文化结构 解析

文化是一个泛概念，历史文化则相对要具体得多。目前受到热捧与广泛关注的历史文化，在我国范围内，应该是指在文化眼光的审视下，“中国传统文化从远古时期的发生，历经夏商周三代、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走向高潮，随后转入衰落的历史全过程。另外，对促成中国文化发生转变的历史原因，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化所取得的成果”。[1]作为一个县区的地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其所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从社会、婚姻、家族、地方政权的演变到贸易、衣食、文学、宗教、民俗、节庆等都包括在内。事实上，一个县区的历史文化，便是该县区历史上社会生活的缩影

思南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地区，在今贵州省境的县（市）中，思南历史沿区域的脉络，是相对比较清晰的。先秦之际，今思南地初属巴国南境或秦国之巴郡。其后，为楚黔中地、秦黔中郡辖地。秦统一六国后，分全国为36郡，思南在黔中郡内。西汉初年，黔中郡更名武陵郡，领辖范围依旧。至东汉末，于原涪陵县地分置丹兴、汉葭、永宁3　县，思南在永宁县境。今思南县地正式设置建制，应在南北朝时期。研究北周时期历史的学者认为：“费州，当今思南城关。”[2]隋开皇五年，改置涪川县。唐代恢复费州，领属范围有所扩大。宋朝时属思州。元至正年间，该地归属于盘据四川的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思南之名由此见于文献。

思南不仅有“黔东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古朴淳厚的土家民族风情。思南历史文化是一种集贵州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贵州历史文化的缩影。如果对思南文化的结构进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结构应该包括乌江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黔东地域历史文化三个板块。其中乌江文化与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贵州高原第一大河的乌江，北源六冲河出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汇合后流到息烽县乌江渡，抵达思南县，再经沿河县出省境，至重庆市酉阳折向东北，于涪陵汇入长江，全长1018千米。1990年，贵州省文化部门在思南建立乌江博物馆，是对思南在乌江流域范围内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认同。目前，乌江博物馆仍然属于我国境内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馆。但什么是乌江文化，迄今我们尚未看到关于它的学术界定。对于乌江文化，立足于贵州文化资源的视角，不仅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观察，更应从它在山地高原这一特殊地形地貌条件下，在贵州一体多元民族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贵州是一个通道文化特征尤为显著的省区，是祖国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其区位上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大西南片区的政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我们只要由此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乌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无疑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内容，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可展现出更广阔的前景。

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对集中，地理上与汉民族居住区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间的文化渗透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吸纳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变迁程度较大。从整体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灯为代表的土家族艺术文化；二是以傩堂戏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习俗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

贵州是花灯流行最盛的省区之一，除省境东南较少见外，黔南、黔北、黔中、黔东北都较普遍。尤其黔东北思南、印江两县的花灯特色独具，有“高台戏”、“花灯戏”之称。思南花灯早在宋元之际即已广泛存在于民间，较之其他地区清末民初才流行开来要早六百余年。从思南花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活跃诙谐的风格等方面，不难发现这种艺术表演形式与土家族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正由于此，思南才能够在全省范围内赢得“花灯之乡”的美誉。

傩堂戏是思南土家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有关部门开展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思南傩堂戏的情况得到了科学的展示与评估。调查报告认为：“在思南地区，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融汇，形成了以‘信巫鬼，重淫祀’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环境与氛围。”[3]

就铜仁市辖区而言，思南傩堂戏历史最悠久，属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享有“戏剧活化石”之美誉。

思南是一个由汉、土家、苗、仡佬、蒙古等18个民族聚居的县区，民风民俗异彩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民族民俗仍是土家族习俗。其中除土家族的年俗、婚俗、生育习俗外，奇特的土家族节日习俗，尤其表现出诸多独特性。以盛行于板桥乡的“甩神节”为例，在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镇上，不仅分布着四寺八庙12组古建筑，当地每年农历正月十四的“甩神节”，更是热闹非凡。内容与举办形式均令人十分神往。自古以来，菩萨一直是民众心中的神灵，神圣不可亵渎，“唯有板桥民间，偏要在每年正月十四这天将菩萨抬来甩着玩。[4]

由于思南滨临乌江，建置较早，汉末为永宁县治，魏晋时为万宁县治，隋唐为涪川县治，因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宋以后虽为土官统治，其后属思州土司管辖，但这不仅没有削弱当地文化的内涵，反而为思南文化增添了土司文化异彩。因而，地域历史文化同样是思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如前所述，思南历史文化是一种具有独特地域特点的文化，我们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考思南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不能不高度重视对思南历史文化的思考与研究。

参考文献：

[1]颜吾芟、颜品忠：《中国历史文化概论》，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一章，第二节。

[2]王仲犖著：《北周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一版。

[3]游涛：《思南傩堂戏调查》，《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土家族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页377。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篇8

关键词：校本课程；体验式；活动周

课程改革的大潮中，不断涌现出新颖的体系架构和灵活的课程实施形式。我们学校经过调研，决定在“齐鲁文化课程”上另辟蹊径。既然突出地方文化，为什么不可以走出书本，走进富有文化气息的山水名胜呢？古人尚且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何不也让学生去亲近故乡的山水田园、名胜古迹、文化场馆，去身临其境地感受、体验呢？据调查，学生甚至家长，对家乡的政治经济了解不全，对于历史文化更是一知半解，只有不到50%的家长到过全市所辖的五区三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做出了走出校园，走遍淄博的社会实践课程的设想，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

根据课程方案的设置要求，校本课程一般都是每周安排一节课，一学年为36～40课时，我们创造性地打破了这一限制，集中一周时间参与课程实践活动，既保证了课程课时总量，同时又能极好地协调各种教育教学资源，保证课程效果。这种集中的活动，便于组织，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家长也因为学生能四处走走看看，增长见识而十分满意。在确定了以“走遍淄博，探寻齐鲁文化”为内容，以“实践活动周”为形式的活动模式之后，我们着手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初步感知阶段

我们以班级为单位，提前一周布置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作为实践活动的开端，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对家乡各区县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内容进行收集整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民间采风、倾听家长或村居长者的讲述等形式，以小组为单位，对各自收集的资料进行整合，制作成诸如粘贴报、报告集等文字书面材料，更鼓励制作成PPT等形式进行直观地展示。与此同时，任课教师也要进行积极准备，每人详细地梳理一个区县的资料，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T课件。周一的课程表按照区县名称命名，分别安排张店区、临淄区、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沂源县和高青县、文昌湖度假区和高新区等七个板块，教师这时俨然成为各区县的“代言人”。课堂分三步完成，首先集中学习学校整理印发的材料；其次是由教师集中展示自己负责的某一区县的相关资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学生展示自己搜集并制作的相关素材，并进行开放式的交流。在我们的实践中，教师都对学生收集的相关资料感到吃惊，因为很多甚至连教师也未曾听说，同时也为学生那种探究的热情、资料整理的细致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实践体察阶段

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是学生真正的体验活动时间。根据周边区县的地理方位分布，我们设计了三条不同的路线：A线向南以淄川、博山、沂源为一线，分别选定蒲松龄纪念馆、淄川博物馆，博山的赵执信纪念馆、文姜祠广场、沂源博物馆、江北第一溶洞、齐长城遗址等景点，并在沂源县进行采摘活动；B线向东北历经临淄的中国足球博物馆、齐国历史博物馆、齐都古国遗址、桓台的王渔洋纪念馆、高青的引黄工程、黄河浮桥等景点；C线向西经过文昌湖度假区，到周村的古商城大街、淄博体育中心、高新区、山东理工大学、中国陶瓷馆、淄博博物馆等主要站点。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沿途经过的大型企业、重点国道省道、重要的地理地标性建筑、以及相关的地理历史背景等都由随车教师及时讲解。周五上午集中安排学生参观代表了齐鲁文化精髓的山东省博物馆。

整个活动过程，从中国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到淄博现代的繁荣发展，从悠久的陶瓷文化到享誉世界的足球文化，从王渔洋到蒲松龄，从黄河岸边到齐鲁国界，走遍淄博，历经古今。这样的活动，对学生是全新的课程，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感受了家乡的秀美，领略了地域文化的魅力，那种以故乡为荣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三、总结提升评价阶段

外出探究活动于周五上午结束，周五下午返校后，学生进行总结交流，填写实践活动记录表。利用周末把活动中的感悟整理成考察报告的形式，在自己的空间、博客上。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学生在网络上交流心得，把自己拍摄的照片起上一个靓丽的标题，在班级宣传栏办起了小小的摄影展。总结中，学生有太多的感慨：终于见到“母亲河”了；我们家乡原来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原来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家长这样说：我们四十多岁了，都没有机会走遍淄博各地，感谢学校和老师们给了孩子这次机会，孩子们归来的讲述让我们都知道了很多，学会了很多……在学校层面，组织了“探寻齐鲁文化”的图片展，优秀实践活动报告展等活动。同时，我们对每个学生在活动过程的表现进行评价，对表现出色的学生进行表彰。有效的评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成就感，让他们认识到这项活动作为“课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高了课程实施的力度和效度，落实了课程的育人效果。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样的实践类课程是课程体系建设中的有益探索，丰富了课程内涵、创新了课程实施模式。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善于创新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这种“另类”校本课程，是符合教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的，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上做出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魏书生，陶继新.种好心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4.

[2]李晓雯.没有教科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