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范文
时间：2024-01-30 11:32:07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1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精神及工作部署，推进法院司法改革进程，我院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按照相关要求推进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完成了既定改革试点任务目标，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是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实了员额法官独立办案，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组建了八个新型审判团队（执行局暂按原模式），按照上级法院要求，停止了未入额法官独立办案，已经定岗为司法辅助人员的干警不再作为合议庭成员参审案件。重新修订了《关于院党组成员审理案件的规定》，推进院领导带头办案。院长、其他院领导、其他业务庭法官（立案、行政、审监）、民事法官（民一庭、民二庭、桑园法庭）按照1:3:5:10比例分案。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书记员的职能责任，建立了相关考核办法。
二是积极按照县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推进建立跨部门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平台。从软硬件上加大投入，在健全机制、集中管理、清晰流程、明确责任、处置到位等方面，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的存放、保管。
三是稳步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制定《吴桥县人民法院
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建立以审判工作为中心，设置科学合理、职能划分明确、运行高效顺畅，符合审判机关特点和审判权运行规律的内设机构体系。改革后的内设机构由原来的13个减少为5个，分别为政治保障处、综合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审务监督中心、执行局，新设机构预计年底前到位。
四是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精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积极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取得实效。
五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完成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序列等级评定工作，开展兼职法警清理，所有兼职法警均已归队。目前，各类人员已在各自岗位履行职责。稳步提升司法人员职业待遇、职业安全、职位稳定等方面保障力度，推行办案终身负责制、错案追究制，充分保障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其中法官工资套改、绩效考核均已稳步开展落实，基础性绩效已按月精准发放到位。认真落实《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坚决遏制干预司法的行为，对一切干预司法行为如实记录并通报追责。
六是稳步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今年以来，按照上级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我院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有层次、有创新地部署和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当事人调解、和解比例进一步提高。对家事审判区整体设计、布局突出“以和为贵”、“人和家兴”的家庭美德文化元素，将法的严肃性、刚性和家庭的和谐温馨、柔性有机结合，尽可能为家事审判提供配套硬件支撑。同时，以多部门联动为基石，打造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合理配置家事审判司法资源。在现有人员和编制不变的情况下，成立了家事审判合议庭。
七是积极开展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为推进本院的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更加便捷的进行尝试改进，建立了小额诉讼案件速裁机构，推进阶段暂将该机构设在审判管理办公室，机构名称为“小额诉讼速裁合议庭”，简称“速裁庭”，履行职责重点突出简化和便捷，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二、改革工作中的创新经验
一是充实一线办案力量。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十几名未入额法官及过去具有法官法警双重身份的人员不再承办案件，这些干警以前的办案数占全院40%左右，对审执工作造成较大冲击。通过制定《入额法官分案办法》，由院庭长带头办案，全体员额任务均衡，为审执工作的开展和司法责任制的落实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科学配置新型审判团队。根据本院实际，建立改进专业化新型审判团队，探索1+1+1的团队模式，最大限度的发挥团队合力。
三是加大家事审判软硬件投入。投资30余万元，对家事审判法庭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家事审判场所的温馨氛围。选派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家事审判合议庭。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
目前的聘用人员待遇较低，对其工作热情造成了一定程度影响，也对队伍的稳定性造成一定冲击。省以下地方法院财物统管改革有待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实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后，原与行政职级挂钩的住房、医疗、差旅等待遇保障如何落实尚无明确文件依据。建立跨部门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平台等工作需上级党委或上级法院统一指导协调推进。请上级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尽快出台相应制度，进一步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强大保障。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7年10月30日在仙桃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邓今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代表仙桃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2014年以来，我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以加快落实改革举措、健全完善配套制度为抓手，以强化司法责任、推动创新发展、加强队伍建设为依托，全力搭建司法体制改革①的“四梁八柱”，检察重点改革得以平稳有序推进。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着力构建检察管理新机制
坚持遵循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构建检察管理和检察权运行新机制，蹄疾步稳地推进司法责任制落实。
1.圆满完成检察人员分类管理②。从2015年起，我院陆续推进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检察辅助人员招录机制、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分步完成了检察人员的分类定岗工作，初步形成了各归其类、各司其职、“各行其道”的管理格局。一是科学配置员额③。在省院确定的39%员额上限的前提下，择优选任首批员额检察官46名，保证让高素质的检察人员进入员额；坚持“以案定额”“以职能定额”相结合，综合运用司法办案“大数据”，科学考察各部、局所需要的员额数量，将82.6%的员额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办案力量更加优化。二是严格遴选标准。实行全员选任、综合考评、专业比选的工作方法，在坚持政治标准基础上，注重实绩、突出专业、竞争择优，保证入额检察官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办案能力和职业操守。经过省遴选委员会审核和市人大常委会任命，首批员额检察官已在2016年3月1日集体宣誓，正式履职。目前，第二批4名员额检察官的遴选工作正在进行中。三是分类定岗其他检察人员。综合个人意愿和组织安排，实行双向选择，将38名检察官助理④、29名书记员、2名检察技术人员和6名司法警察，全部分类定岗到位。在政治部、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局配备司法行政人员15名，在市纪委派驻我院纪检组配备行政人员3名，有效保持了司法行政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的稳定性。
2.稳步推进人财物统一管理。根据省院统一部署，我院人财物上划省级实施统管。一方面，配合做好机构、编制清理上收工作，建立由省检察院配合省编办统一管理、动态调整、按需调配的管理机制。检察长由省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由市委管理。检察官选任和公开选拔、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招录、检察人员交流，严格按规定报送上级院及有关部门批准执行。另一方面，及时做好财物的统一上划管理工作。经费保障方面，2015年省统管以后，在省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院经费支出基数逐年调增至3600万元，有效确保了检察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经费统管方面，实行预（决）算、国库收付和涉案财物统一管理。资产上划方面，我院及时将土地、房产、设备等各类资产清理登记，统一划转省院管理。
3.严格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⑤。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根据省院制定下发的8大类10项配套制度，着力构建权责明晰、监督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新机制。一是改革“三级审批”⑥办案模式，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按照“充分放权、应放尽放”的原则，制定实施检察官权力清单⑦，健全完善办案指挥、指令、审核、决定制度，赋予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对案件作出决定的权力，使检察官成为有职有权的办案主体。二是实行“大部制”⑧管理方式，优化检察官办案形式。坚持扁平化管理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适当分离的要求，将原有16个内设机构整合为“八部一局”⑨，取消原中层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职务序列和行政管理职能，全部让其回归办案一线。同时，依据业务类别、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不同要件，推行独任检察官⑩和检察官办案组⑪两种办案组织形式，建立新型办案团队。三是强化对检察官履职的监督制约，确保放权不放任。根据省检察院关于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规定，严格落实领导直接办案制度，对领导干部办案提出明确的数量要求，鼓励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复杂、疑难和新类型案件。今年以来，入额院领导共办理各类案件95件。采取“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发挥流程监控、检察官联席会议、案件评查等辅助机制的作用，加强对司法办案活动的全程监督，确保办案质量和司法廉洁，防止权力滥用。
4.逐步完善检察职业保障体制。建立与人员分类管理相配套、与办案责任制相匹配的职业保障体系，全面激发改革动力。一是建立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完成了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的等级确定和按期晋升工作；提升了高等级检察官职数配备比例，基层检察官的职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二是严格落实检察人员薪酬待遇。完成了司法警察职务套改和工资套改工作，员额检察官执行新的工资标准；建立了与办案质效直接挂钩的奖金分配机制，2016年度绩效奖金的核定、发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三是切实落实检察人员执业保障。检察官依法正确履职具有豁免权，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辞退或调整。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通报问责制度，切实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二、全面推进检察重点改革，着力构建法律监督新格局
坚持将制度机制创新与检察重点改革深度融合，主动适应新形势下检察监督的新变化，不断提升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1.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⑫。认真落实上级检察机关相关规定，强化检察环节的审查把关和监督制约功能，确保案件证据事实经得起法律检验。一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我院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强化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审查把关，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范适用不批捕、不起诉、撤回起诉等制度。三年来，共依法不批捕470人、不起诉80人；共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62件次，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二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庭审中指控犯罪的主体作用。全面加强公诉人的履职能力和职业素养建设，主动适应庭审对抗性和博弈性明显增强的新变化；高度重视庭前准备工作，积极与法院就案件管辖、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定性等问题交换意见；庭审中注重把握节奏，充分发挥适当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优势，推广多媒体示证系统应用，切实提高公诉人当庭讯问、示证质证和辩论说理的能力。共依法申请16名公安民警、7名鉴定人出庭作证。三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的法律职能。强化诉讼监督实效，主动适应刑事裁判质量不断提升、审判监督难度不断加大的新变化，发挥参与庭审、全程监督的优势，及时调整监督重心和结构，加大对生效裁判文书的复查力度，提高发现、核实和纠正审判活动违法的能力。三年来，共提出抗诉20件35人。
2.圆满完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⑬。我院牢牢把握公益这个核心，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心，全面推进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共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份，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件，追缴国家专项资金110余万元，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我院先后查办了部分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套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90余万元的窝串案件；查办了我市部分乡镇工作人员，骗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190余万元的窝串案件。依法向对专项资金负有监管职责的市财政局、市卫计委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履职、追缴资金。今年3月，我院审查发现，市国土资源局怠于追缴土地出让金和违约金，遂向市国土资源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在市国土资源局仍怠于履职的前提下，依法向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月29日，市法院已依法立案受理。经过全国检察机关近2年的探索实践，今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修法，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写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3.不断深化检务公开。按照“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进一步加大案件信息公开力度，及时案件法律文书、诉讼程序和重大信息等内容，增强司法办案透明度。三年来，共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3561条、法律文书1698份。大力推进“互联网+检察”模式，着力构建“检察网阵”，积极宣传检察工作。我院连续7年被最高检评为“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不断拓展互动交流平台，认真落实检察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去年10月、今年9月，分别就服务非公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两个专项法律监督工作召开了新闻会；推进“公众开放日”活动制度化，积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我院参观指导，听取宝贵意见和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
4.大力推动“智慧检务”建设工程。坚持将体制创新与科技应用创新一体推进，不断提升检察工作科技含量。升级改版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搭建纵向贯通、横向集成、资源共享的司法办案统一平台，实现了所有案件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运行、办案活动网上监督的新格局；与全市18家行政执法单位共建“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⑭，督促和指导录入行政执法信息3000余条，监督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18件18人，使监督更加高效、精准；加强检察人员信息化应用能力培养，积极参加全省各级信息化应用“大比武”，先后有26名干警被评为信息化应用能手；侦查部门有4起案件被上级检察机关评为信息化初查精品案件。
三、全面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着力提升检察改革新成效
近年来，我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正是因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关心和悉心支持，才让我们一路负重前行、义无反顾，在此，我谨代表市院党组和全体检察干警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理念、体制、方式的重大调整，牵涉面广、政策性强，虽然目前完成了一些改革任务，但仍有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各类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够完善。基层院检察官、检察官助理、辅助人员的职业“天花板”较低，如何调动检察官积极性，稳定检察官助理等后备力量，防止综合性业务人才流失，成为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二是购买服务制度不够完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留人难，综合工作面临“事多人少”的局面；检察业务一线力量虽然得到了充实，但“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向社会购买服务的范围、比例，解决各类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三是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实行大部制后，在处理与上级检察院对口部门的关系上，“一对多”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工作衔接不畅的问题有待解决。省检察院虽然下发了基层检察院检察人员工作职责、各业务部门权限划分的文件，但详细规定较少，职权划分和考核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法委“贵阳会议”和省委相关部署要求，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作风、更精准的举措，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持续发展。
（一）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改革越往纵深发展，面临的困难就越多。我们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要做战士而不做绅士，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自觉加强与各级人大代表普遍、直接和经常性联系，主动接受人大代表视察检察工作，积极邀请人大代表参加检察机关公众开放日活动，虚心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强化督办落实，不断改进工作。加强改革督促检查，将改革精神落实到每一位检察人员、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推动改革从形式到位向实质到位的转变，努力提高司法效能。大力弘扬只争朝夕、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以一种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闲不下的使命感，倒排工期，担当履职。
（二）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及时回应干警关切，有针对性做好政策宣讲、思想疏导和情感引导，坚持改革推进到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切实增强全体检察人员对改革的认同感。坚持以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加强专业素能和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升检察人员履职能力，为改革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三）进一步加强改革统筹。更加注重司法改革和业务工作的精准对接，确保改革、业务与队伍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抓好标志性改革任务的落地生根，确保配套性改革措施及时跟进、衔接有序、推进有力。更加注重建立健全检察官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联席会议”议案制度，强化业务研究探讨，群策群力推进司法公正。更加注重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交流沟通，通过巡查监督、信息共享、提前介入、及时建议和纠正违法等方式，形成改革合力，不断解放和发展“司法生产力”。
（四）进一步提升改革成效。秉承“工匠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精耕细作、务实重行、开拓创新，不断提升司法改革的整体成效。坚持建立健全员额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做好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确保员额管理严格规范；坚持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健全检察机关办案组织，与时俱进地创新司法办案监督方式，促进新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成熟成型；坚持提高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发现能力、提高检察建议的监督质量、增强公益诉讼的监督实效，更好地发挥公益保护职能作用；坚持发挥好各项改革的融合效应，建立繁案精办、简案快结的诉讼模式，从更高层次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坚持在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背景下，积极研究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的途径，为上级检察机关新一轮改革部署提供决策参考。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听取我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既是对我院司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也是对我们检察工作的悉心推进和有力监督。我们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会议审议意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加强和改进各项检察工作，为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司法保障。
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其目的是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实现司法公平公正。自改革工作开展以来，我院在县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的有力监督下，在县政府、政协及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扎实推进各项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检察人员编制情况
全院现有政法编93个，工勤编9个，实有在职在编84人，其中，政法编78人，工勤编6人。
（二）检察人员学历结构情况
研究生学历12人，占总人数的14.29%，其中在职研究生9人，占总人数的10.71%；大学本科学历63名，占总人数的75%；专科5人，占总人数的5.95%；专科以下4人，占比4.76％；
（三）检察人员年龄结构情况
我院平均年龄：38.5岁。25岁以下：5人，占5.95%；26岁至35岁：39人，占45.43%；36岁至45岁：13人，占15.48%；46岁至55岁：23人，占27.38%；56岁及以上：4人，占4.76%。
（四）各类检察人员划分情况
把检察人员划分为员额内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具有检察官资格的58人，首批入额检察官34人（已经调出2人），检察辅助人员33名，司法行政人员13名。
二、主要成效
（一）以落实员额制为重点，优化检察官队伍结构素养。
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落实检察官员额制，使检察官的队伍结构、职业素养得到明显优化和提升。在首批员额制检察官遴选中，我院出台了《平南县人民检察院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确保了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顺利进行。一是坚持从严从紧、留有余地，科学制定检察官员额规划。严格按照上级检察院的要求，把检察官员额配置比例控制为编制数的40%，首批入额比例是33.3%，把6.7%的比例规划为今后检察官员额的补充，确保员额检察官梯队发展、良性循环。二是严格入额标准和条件，确保入额检察官素质。我们规定了首批入额检察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素养以及相应的办案能力和办案经验，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等条件，同时对首次选任设置严格程序，即必须经过个人报名、报名审批、个人业绩展示、资格审查、考试、考核、院党组研究、自治区检察院党组研究、自治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审议、公示、确认、提请任命等程序，经过层层遴选，在具有检察官资格的58人中， 确定了34名检察官作为首批入额检察官。三是坚持入额检察官配置到办案一线。检察官必须办案，是实行员额制的一项重要原则。为此，我们把34名入额检察官（含入额的院领导检察官）全部配置到业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不再配置员额检察官。四是明确分类原则，完成了检察人员分类定岗。根据个人意愿和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原则，现有员额检察官32名、检察辅助人员33名、司法行政人员13名，占队伍编制总数的31.37%、32.35%、12.75%。
（二）以司法责任为核心，落实检察官在执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
按照高检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广西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要求，积极推进司法办案责任制落实。一是建立具有检察特点的办案组织，实行了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两种办案组织形式，对批捕、公诉及诉讼监督中简单案件及一般事项等由独任检察官办理，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以及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的侦查等则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确保案件的质量。二是实行非员额检察官不再分配案件独立办案。实行独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部门，案件管理办转案件到相应部门内勤，内勤收案后按顺序分流至员额检察官的统一业务系统内，按办案责任、权限进行案件办理，非员额检察官不再分配案件独立办案。三是建立检察官权力清单，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明确了决定不批捕、不起诉、提起抗诉、职务犯罪案件立案、不立案等职权仍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外，其他均授权主任检察官或检察官行使，检察长或检察委会行使的职权比改革前减少了三分之二，而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案件大幅上升，办案效率明显提升。四是明确界定司法办案责任，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解决“办案者不定案，定案者不办案”问题。
（三）以实现办案组织科学化管理为目标，积极推进内设机构“大部制”改革。
根据《广西基层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指导意见》，制定了《平南县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及人员安排方案》，按照“检察业务”、“业务管理与服务”、“司法行政”等三大功能模块进行整合提升，将原有的16个内设机构整合成为8部1局，其中业务类部门6个，分别为：侦查监督部、公诉部、未成年人检察部、反贪污贿赂局、诉讼监督部、业务管理部；司法行政类部门3个，分别为：政治监察部、检务保障部、警务保障部。院党组结合全院工作需要科学统筹调剂，把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合理配置到各个检察岗位上，发挥了有限人力资源的最大优化，进一步调动全体检察人员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
三、主要做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院首批员额检察官遴选、内设机构改革、司法责任制等司法改革基本完成，检察权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检察官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平稳有序，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组织工作。成立了由党组书记、检察长任组长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把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检察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全院干警积极参与的改革格局，并结合我院实际，相继出台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首批员额内检察官遴选工作实施方案》、《内设机构改革及人员安排方案》等多个配套方案，为司法责任制改革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加强思想工作。通过召开党组会、改革领导小组会、中层干部座谈会、全体干警大会、部门会议、“一对一”谈话谈心等多种形式，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工作要求，引导全体干警树立合理改革预期，理解、拥护、支持改革，凝聚推进改革的正能量，确保队伍稳定、工作有序、改革有力。
（三）加强探索实践。我们紧扣中央顶层设计，严格按照分类分步推行实施、逐步完善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建立健全首批员额检察官遴选、内设机构改革、司法责任制等的改革具体措施和实施办法，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在探索中推进，在推进中实践，边改革边完善，确保了改革扎实有序推进。
（四）加强带头办案。入额的领导干部带头办案，要负责案件办理全过程，亲自完成阅卷、讯问、形成处理意见、撰写法律文书、出庭公诉等各个环节的办案流程工作。截止目前，包括检察长在内的6名入额院领导检察官已办理各类案件59件，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又为全体干警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五）加强舆论引导。通过检察门户网站、平南检察“两微一端”、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广泛宣传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各级党委和检察机关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以及开展改革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做法，为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存在问题
（一）人少案多矛盾的问题。目前我院检察干警编制配备与辖区人口比例为万分之0.68，远远低于全区万分之1.3、全国万分之1.8的配备水平。因司法体制改革要严格控制入额检察官比例，导致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入额的检察官少，检察辅助人员配备不足，现行编制状况与案件增长幅度不匹配，案多人少问题更加突出。
（二）分类人员队伍稳定发展的问题。改革后，员额内检察官与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不仅在薪资待遇方面拉开距离，且岗位职责、工作责任等也有不同，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稳定和发展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认真解决。
（三）改革配套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三类检察人员的管理和内部交流机制、业绩评价机制、员额退出机制、与职务序列配套的薪酬制度、晋升制度、履职保障制度、检察辅助人员的配置等制度文件还不到位，缺少人事、组织、财政等方面具体改革配套措施。
（四）原中层干部职务保留的问题。内设机构没有整合前，内设机构的中层干部既是各项具体检察业务工作的指挥员，更是工作的排头兵，但在确定新的内设机构负责人后，是否会影响到这些中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他们的职务是否保留、如何安排、如何解决级别等问题，还需相应的配套机制衔接。
五、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人大监督。继续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改革进展情况，紧紧依靠党委坚强领导和人大监督支持，形成合力推动检察改革，确保上级改革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任务。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详细梳理、逐一研究、对症施策，细化检察人员的工作岗位职责，努力做到各归其类、各尽其责、各尽其才。
（三）有序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过渡。做好应对改革期间出现各种问题的准备工作，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进程，确保做到改革期间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
（四）紧紧围绕中央改革政策和上级检察院改革措施，继续做好改革相关文件精神的解读，确保检察人员吃透改革精神、紧跟改革步伐、与中央、党委、高检院改革部署步调一致，同频共振，用活政策。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2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也就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根据中央关于重大改革事项先行试点的要求，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商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决定就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四项改革，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个省市先行试点。
司法改革试点应当以探索司法规律和积累改革经验为主旨，其中探索司法规律是改革试点的重要取向。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和尊重司法规律，让司法制度的顶层设计依照司法规律的蓝图精心描绘。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四项改革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不能闭门造车随意拍脑袋决策，必须从司法职业的特点出发探索和遵循科学的司法规律，确保取得满意的改革效果。
探索、尊重和遵循司法规律
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也由立法转到司法，司法改革无疑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法治建设的重心。如何谋划好、实施好新一轮司法改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政法系统和法律界、法学界亟待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依笔者之见，探索、尊重和遵循司法规律是新一轮司法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应当成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关键词。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尊重司法规律、遵循司法规律，在承继中国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科学的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路径，违背司法规律的改革容易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
司法规律是一套科学完善的理念体系和制度体系，包括司法权力的配置规律、司法权力的运行规律、司法权力的监督制约规律等等。有关司法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必须尊重和遵循这些基本的规律。探索司法规律，需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总结试点经验。司法改革是实践性和指导性很强的活动，司法改革政策的决策者和制定者不能闭门造车，而要通过改革试点，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基层司法创新经验，积极关注和回应社会各界的司法需求，将司法改革深深植根于司法实践，做好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只有“接地气”，司法改革才有底气，司法改革的大树才能根深叶茂、蓬勃向上。
尊重和遵循司法规律，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司法审判活动的独立性。司法改革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将独立审判真正落实到制度层面，营造独立审判的制度环境。独立审判是我国重要的宪法原则之一。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遗憾的是，独立审判的理想与现实存在明显的差距。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一大弊端就是地方法院缺乏独立性，法官判案极易受到不当干预。在法院人事、财政、职权都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审判也就难以抵制一些部门的干预。同时，法院内部实行的行政色彩浓厚的内部请示汇报、等级管理体制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独立审判。
深化司法改革必须要致力于构建一个确保独立审判的司法体制环境，不能回避缺乏独立性这一体制之弊，必须还法院独立审判的体制性环境，真正兑现宪法第126条有关独立审判的庄严承诺。司法改革应当对司法审判体系强化垂直管理，减少乃至彻底割断法院在人事与财政上的地方依附，坚决遏制司法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遵循司法规律，按照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要从司法职业特点出发，统筹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改革试点。同时，也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法院内部各种可能影响独立审判的行政化管理制度，对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公开曝光、予以坚决问责，让法官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
尊重和遵循司法规律，就必须坚决革除影响公正司法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把形形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彰显司法规律的正能量。坚决革除影响公正司法的各种司法潜规则，不能听任司法潜规则作祟，把形形的司法潜规则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赶走司法潜规则，开门请进司法规律。地方和部门司法保护主义、内部请示、先定后审等司法潜规则往往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不可小觑的负能量，也是酿成冤假错案的重要诱因。形形的司法潜规则败坏司法作风、扰乱司法秩序、破坏司法环境和戕害司法公信力。革除司法潜规则，就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厉行阳光司法，优化司法环境。
从法理上讲，衡量司法改革的基本准绳是中国国情和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规律。任何一项司法改革措施都要符合基本的司法规律，而不能违背司法规律。这就要求积极探索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基本规律，切实加强对司法改革相关课题的研究，广泛征求、充分吸纳法学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夯实司法改革举措的法理基础。要将司法改革课题尽可能纳入国家社科基金及有关法学研究课题的招标范畴，充分利用学界的智力和智慧，充分鼓励理论工作者参与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必须依法推进
6月23日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及其说明的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范围和条件，简化诉讼程序，增加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配套办法，试点地区，试点时间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以立法的形式授权“两高”进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开创了在司法领域进行试验性立法的先河，可以为今后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积累实践经验，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意义，充分体现尊重法治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司法改革要依法进行的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授权国务院进行一些突破法律的改革试点，但是授权最高司法机关还是第一次。
同志曾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是关于改革与法治、全面改革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断。“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意味着改革必须要有法理依据，任何改革都不能偏离法治路径，也意味着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依法进行、先立后破，要及时运用立法手段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及时做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授权的，必须按法律程序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求立法工作紧跟改革的步伐，分析改革措施与立法的关系，充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新时期的改革具有鲜明的法治色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面改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挥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引领推动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好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关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特别是重点做好立法工作，更加重视做好深化改革中的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及时运用立法手段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
与法律制度密切相关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显然也不例外，必须恪守“于法有据”这一原则，决不能以改革的名义抛开法律另搞一套。司法改革要依法进行，在法治的框架内推进，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司法改革的合法性、确立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和巩固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这次授权“两高”进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是在国家权力机关授权的前提下，在授权范围内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既确保了改革于法有据、合法正当，也体现了依法改革的法治精神。此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时间为两年，两年后根据试点情况，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如果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则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所谓试验性立法，是在特殊条件下或针对带有基本性、全局性的国家法律制度采取的临时立法措施。试验性立法带有很强的探索性、试验性，可以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积累立法经验，为涉及司法制度的法律立、改、废决策积累有益的经验。“两高”作为此次试验性立法的牵头负责单位，应当抓住机遇，抓好落实，切实做好试点工作，为最高立法机关最终科学、准确、合理地修正刑事诉讼法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
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为例，这次授权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有所突破的，但仅限于简化开庭程序，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以及增加了不公开审理的事由，这些都属于比较小的改革，不是实质性修改，没有对法律基本原则的突破。正因为对现行刑诉法规定有所突破，该项改革就必须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和允许，否则改革的合法性就会存疑；正因为对现行刑诉法有所突破而又没有原则性的突破，并非实质性的修改，所以目前只要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和“试验性立法”即可，而暂时不必对现行刑诉法立即修改。可见，由最高立法机关授权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的试点，既体现了循序渐进、慎重稳妥的改革原则，也体现了依法进行司法改革的法治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新一轮司法改革有多项试点工作，伴随着改革的深化，需要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可能不止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这一项工作。这就需要最高司法机关加强与最高立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和合作，牢固树立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的基本观念，凡突破法律规定的必须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坚决捍卫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和程序性，彰显司法改革的法治精神。
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和授权方，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全程指导、监督此次“两高”试验性立法的整个过程，加强调查研究，科学总结首次司法领域“试验性立法”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推广和完善“试验性立法”。一言以蔽之，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于法有据，司法改革与立法保障必须同步进行、协调推进。首开先河的司法领域“试验性立法”值得期待，期望不断完善的“试验性立法”尽快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司法改革的关键词：讲大局、重宣传、接地气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讲大局”、“重宣传”、“接地气”，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新一轮司法改革要更加“讲大局”。从本质上讲，司法改革是司法领域的利益格局调整，必然涉及有关公检法司等各家政法部门的利益调整。因此，在涉及利益调整的司法改革上，有关政法部门必须上升到“讲大局”的高度，尊重司法规律，顾全司法大局，服从司法基本规律，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政法各部门要在司法改革上形成合力，坚决避免司法改革中的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切忌片面地争权夺利。从一定意义上讲，司法改革也是考量各级政法部门大局意识的一张试卷。
新一轮司法改革要更加“重宣传”。新一轮司法改革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知晓度和参与度，通过媒体积极、及时、广泛地向社会宣传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义、内容、进展和成果。建议加大司法改革的媒体宣传力度，向公众广泛宣传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和成就。积极有序地宣传报道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和成就，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改革的知情权，为群众监督和评价司法改革提供有利条件。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向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司法改革不仅仅关系到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和利益调整，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和权利保障。实际上，司法改革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和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权利知晓司法改革的内容、进度和成果，有权利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司法改革举措吸纳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从法理上讲，衡量司法改革的基本准绳是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司法规律。而从根本上讲，衡量司法改革的得失要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最终标准，是否尊重民意、吸纳民声，符合民心，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为最终标准。
新一轮司法改革要更加“接地气”。司法改革是实践性和指导性很强的活动，司法改革政策的决策者和制定者不能闭门造车，而要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善于总结基层司法创新经验，积极关注和回应社会各界的司法需求，将司法改革深深植根于司法实践，做好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实证研究，用具体翔实的数据和实例说话。
用司法责任制倒逼司法公正
《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将司法责任制作为改革试点的重点内容之一，以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突出法官、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是遏制不当干预司法个案之风的有效举措，也是实现审判独立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非常现实和务实的重要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本身就是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保障司法权力依据法定程序在不受外界不当干预的阳光环境下顺畅运行，对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权力必有责任，有司法权力就有如影随形的司法责任。唯有真正落实司法责任制，才能从制度上倒逼司法人员公正司法。司法办案人员对所办案件担负责任，一旦出现冤假错案必须被追究相应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常理，也是无可非议的法理。司法人员不对所办案件负责，出了冤假错案也无需担责――这在常理上属于无稽之谈，在法理上更说不通。然而，实践中确有极少数冤假错案的相关责任人员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问责，或者问责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与冤假错案的严重程度不匹配。对于司法领域的冤假错案和徇私枉法、渎职失职等违法违规行为，不问责就是司法不作为，就是司法监督的失职，就是对徇私枉法等行为和对冤假错案制造者的纵容，就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近日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7月11日，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大检察官研讨班、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在贵阳召开，就进一步推动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作出详细部署。
党的十以来，司法机关迎难而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司改“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在司法体制改革决战之年，公z法又将有哪些“大动作”？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7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首批员额法官宪法宣誓仪式。被称为“啃下一块硬骨头”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键。司法责任制改革，更被视为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
本刊记者从公检法三家的会议上了解到，目前，全国法院首批员额法官选任工作已经完成，31个省区市和兵团检察机关分3批开展司法责任制改革试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公安改革不断破题前行，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和执法公信力得到有效提升。
攻难点、破难点，无疑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最鲜明的特点。
“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升改革整体效能。”的重要指示，指引司法机关继续攻坚克难。
针对目前改革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司法机关如何狠抓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落实常态化员额法官遴选制度，完善员额退出机制，对入额满一年的法官要进行办案绩效考核，达不到考核标准的，一律退出员额。
――推进庭审实质化，切实提高出庭作证率和律师辩护率，推进控辩对抗实质化，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
――推进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实现“疑案精审”“简案快审”。
――完善和规范检察官员额制，全面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构建权责明晰、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真正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公安部门针对公交、地铁等存在的安全风险和寄递物流、无人机、共享单车等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积极推动落实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
――进一步深化公安机关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强化全警执法教育培训，切实做到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经过本轮司法改革，一个崭新的、符合司法规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正在形成。
“的重要指示，使我们更加坚定了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更加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将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大力提升司法公信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安凤德说。
努力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指引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本刊记者获悉，近年来，人民法院全面建成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三位一体”的诉讼服务中心，探索建立电子法院、网络法院、跨域立案等新模式，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现在所有检察机关均可提起公益诉讼，从源头上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对生产生活影响严重的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老大难”问题。
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胡卫列表示，检察机关将抓紧抓好全面铺开公益诉讼各项工作，在司法解释中规范监督机制、完善办案规则;在办案指南中细化实体审查标准、程序操作要领，确保公益诉讼改革布局落地生根。
公安改革方面，从户籍制度改革到驾考改革，一系列“放管服”改革措施的落地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要统筹推进公安改革、国家安全机关改革、司法行政改革，提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能力。”这是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的更高要求。
最高法提出，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完善消费、物业、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医疗卫生等领域诉调对接机制，让人民群众更便捷地解决矛盾纠纷。加快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继续完善巡回审判工作机制，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加强司法便民利民工作，切实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说。
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发展到哪里，司法改革就要跟进到哪里。
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切实发挥公益保护职能作用――检察机关将把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案上，多办案、办好案，充分彰显公益诉讼制度价值。
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公安改革砥砺前行――
推进各项“放管服”改革举措落实，狠抓方便群众办事创业若干措施的落实，优化营商和服务环境，年内28项措施要全部落实到位。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4
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在检察一体化的领导体制下，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才能使检察效能得到良好的发挥。本文以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切入点，探析在中央新一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赋予主任检察官独立性，实现检察权内部的独立行使。
【关键词】
检察权；内部独立；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2013年11月，党的十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中央新一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建立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为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探索建立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受追究。2013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在全国7个省份17个检察院开展以主任检察官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将“司法责任制作为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突出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明确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该办案责任制改革关键在于赋予主任检察官在一定范围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强调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地位。由于我国检察机关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属性，长期坚持检察一体化的原则，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加之，检察委员会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集体决策色彩。因此，明晰检察机关内部权责关系，兼顾检察一体和检察独立原则，合理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现行试点改革动因：“去行政化”“明确案件责任”
我国大陆地区检察机关具有司法和行政双重属性，司法性源于检察机关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性体现为检察机关奉行检察一体原则。检察机关的定位依据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一体原则不仅体现在最高检察机关对于全体检察机关、上级检察机关对于下级检察机关的指挥、监督权，也体现在上级检察首长对于下级检察官的内部指令权、监督权，使检察机关通过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实现有效打击犯罪的目的。长期以来，检察系统奉行检察一体原则，对于上级检察首长的指令，检察官具有服从的义务，检察官缺乏独立的地位，导致我国大陆地区的检察工作机制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对于案件的办理实行“三级审批制”，即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办理中涉及到的批捕、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采取逐级审批的模式，实行“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案件经过层层审批，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导致办案效率低下，也背离了司法运行的亲历性，案件承办人没有决定权，案件的决定权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对于案件事实问题的决定仅仅依赖于承办人报送的书面材料，不但影响了司法认知的精准性，也为案件办理的公正性埋下了隐患。检察官作为案件的直接承办人却没有案件决定权，直接影响了检察权的内部独立。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改革，但由于该办案责任制改革仅仅是名义上赋予主诉检察官一定程度的独立权，势单力薄的检察官仍无法摆脱检委会“集体决策”的影响。同时，此次改革并没有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制度设计自身存在缺陷且配套措施缺失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内部的权责关系没有得到合理配置，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也随着这项制度的名存实亡而被搁置。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建立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相比主诉检察官制度，其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组建办案组织，并享有一定程度的案件决定权，独立承担案件责任。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对于实现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弱化了检察机关的行政化色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检察机关内部案件责任承担主体不明。检察机关案件三级审批模式下，承办人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提出法律适用意见之后，报送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据，作出法律适用的决定；检委会作出法律适用决定也是依赖于对于事实和证据的讨论。虽然三级审批模式下的案件责任划分规定为“承办人对事实和证据负责、检察长和检委会对法律适用负责”；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及其执法办案部门经集体讨论造成执法过错的，由集体讨论的主持人和导致错误决定产生的其他人员分别承担责任。案件承办人隐瞒、遗漏案件主要事实、证据或者重要情况，导致集体讨论结果错误并造成执法过错的，由承办人员承担责任。”以上规定似乎明确了案件承办人与检委会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但案件事实、证据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案件事实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合理公正的法律适用决定必然依赖于对于案件事实的亲历性；同时，案件事实认定比法律适用问题更为复杂，只有亲历案件事实认定环节，才能更准确的作出法律适用决定，案件承办人虽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亲历者，却被剥夺了法律适用问题的决定权。检委会背离亲历案件审查环节作出法律适用决定，却仅仅对法律适用负责，落实到具体案件的追责，检委会作出的错误法律适用决定可能全部归责于承办人对于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所以，以上规定对于检察官与检委会之间的责任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检察官与检委会之间的责任难以落实。最终，案件经过层层审批，在检委会浓厚的集体决策色彩的影响下，会出现责任承担难以落实到具体个人，出现似乎人人有责，实则无人承担责任的情况。
二、现行试点改革理论基点：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
检察独立包括检察的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检察外部独立指各级检察院对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不受外部干涉的前提下，保证检察权遵循自身规律得到良好运行；检察内部独立指在检察一体原则的领导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我国大陆地区宪法将检察院独立确立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指人民检察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其他机关，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并不意味着检察官独立，而是人民检察院的独立。由此可知，我国大陆地区的检察独立仅指检察外部独立，检察内部独立，即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得以体现。纵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运行制度都注重强调检察官的独立性。英美法系国家因三权分立的政治传统，检察官个体独立性强，基本不受上命下从等级关系的制约。大陆法系国家家检察机关内部虽然受检察一体原则的制约，实行具有行政隶属性的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检察官的检察运行机制，但赋予检察官抗命权，仍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保证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强化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者的独立地位早已得到明确认可。我国进行检察权改革，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过程中，应注重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体现检察官主体价值，赋予检察官相对独立性。检察一体原则是我国检察体制运行的指导原则，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构建及检察权能运行体现着检察一体的特征。检察一体强调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上下一体，检察机关内部服从检察长的领导，其对于维护检察机关整体的对外权威性，实现检察机关组织内部的构建的规范性、服从性，使检察机关的权能得到科学高效的发挥，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检察机关上下一体的浓厚行政化特征，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司法性质存在矛盾，司法权运行以独立性为目标，要求具备直接性、亲历性等特征，过于强大的行政化因素渗透到案件办理的过程中，会严重影响案件具体承办人的独立意志，甚至引发司法不公。因此，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要处理好“检察官独立”与“检察一体原则”的关系，实现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相协调，不可忽略其一。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而言，实现脱离检察一体的检察官独立，不合理也不科学。首先，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检察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检察机关内部存在着未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法律思维以及法治观念并未在其头脑中占据根深蒂固的地位。其次，检察机关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检察官存在着以权谋利的思想，缺少维护法律公正权威的敬业精神。再次，从检察一体的效能来看，检察一体的监督指挥、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其实是为了防范和救济检察独立可能带来的弊端而设置的。没有检察一体反而体现不出检察独立来。
三、现行试点改革探索路径：划分权力、明确责任
1、明确划分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各自的权力三级审批模式下，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遵循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的案件办理流程。长此以往，不但有违司法活动的直接性和亲历性原则，也造成检察官主体地位的缺失，检察官仅能对自己办理的案件提出意见，没有最终的案件决定权。因此，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过程中应重视主任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复归，让检察官成为办案的主体。同时，充分发挥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能动性，不应忽视检察机关“检察一体”的特征及检察机关内部“上命下从”的职权运行模式。为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需要将检察长、检委会的部分职权赋予检察官，即“放权”或“还权”给检察官，加大检察官行使批捕、等具有司法性质的检察职能的独立决定权。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只规定了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是行使检察权的主体，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并没有规定检察官对于案件的独立决定权。在现行法律修改之前，仍需要以检察长的授权决定检察官独立行使案件决定权的范围。因此，现阶段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要在“检察一体”原则的领导下，实现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因此，明确合理划分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的权力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主任检察官放权的范围，应限定为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的权力以外，即除了由检察长决定或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对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决定权应放权给主任检察官行使。上海、湖北、重庆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改革经验对于划分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的权力范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上海、湖北在赋予主任检察官对一般低风险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同时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高风险案件应由主任检察官亲自办理，最终决定权仍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会行使；重庆试点改革保留了检察长或监察委员会对于特别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2、建立以主任检察官为主导的办案组织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突破检察机关内部的行政审批模式，在检察机关的相关业务部门设置若干个主任检察官，形成以其为主体的办案组织。主任检察官在办案组内处于主导地位，其作为办案组的负责人，对于组内案件的办理承担主要责任。但为避免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过于强调主任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导致主任检察官与组内其他助理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之间再次走上“三级审批制”的老路，所以，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在建立以主任检察官为主导的办案组织的同时，应注重合理配置主任检察官与其辅助人员之间的职责。主任检察官在办案组织内部应发挥其“主导”作用，即在办案组织内部起到领导作用，具有指派检察辅助人员的权力，不要求对案件的办理过程全部亲历亲为、对组内的案件承担全部责任。在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应赋予其他检察官及检察辅助人员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作为其能正常履职的保障，并承担履职范围内的相应责任。主任检察官应负责审查组内所办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亲历案件材料审查、复核证据、核实取证合法性等问题，对于一般刑事案件则由具体承办检察官独立办理。
3、明晰执法办案中的案件责任明确责任划分，将责任追究落到实处，是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三级审批制”办案模式下，案件承办人与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权责分离，责任分担不明，不利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落实。办案责任制改革过程中，需要明确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主任检察官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的责任承担。首先，主任检察官在办案组织内部起主导作用，由其决定的办案组织内部的事项，其对该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主任检察官提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事项，办案检察官应只对提请事项的事实和证据负责，在检察长、检察委员会采纳该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决定的情况下，主任检察官只对事实和证据承担责任，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对最终的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不采纳或者改变部分、全部决定的，主任检察官对不采纳或全部改变其意见，造成错误决定的，主任检察官不承担责任；对于检察、检察委员会会部分改变其意见的，主任检察官对因其改变意见而作出的错误决定不承担责任。再次，对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的责任承担问题，应以办案组织内部的职责分工为基础。检察辅助人员办理的案件，由其承担相应责任；主任检察官办理的案件或作出决定的事项，由其个人承担责任；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辅助人员报请主任检察官决定的事项，由于检察辅助人员提供错误的事实和证据，导致主任检察官作出错误决定的，由检察辅助人员承担责任，主任检察官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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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本报记者张先明：《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访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J].人民法院报,2014-6-16.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5
扎实推进检察机关全面深化改革见实效
===人民检察院严格按照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地区检察分院关于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相关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2019年工作要点及改革任务清单要求，紧紧围绕“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检察工作总要求，紧扣县委各项工作部署，强力推动检察机关全面深化改革见实效。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绝对领导，确保检察改革方向不动摇。院党组始终把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作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的主线，时刻把握检察机关的政治属性，教育和引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检察人员认识到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正确处理政治机关和业务机关的关系。成立以党组书记为组长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改革推进措施，随时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推进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及时向县委、县政法委报告，把讲政治摆在推进改革的首要位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育和引导全体检察人员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把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院党组班子成员带头做到，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关于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来，切实做到对自治区院、阿克苏分院和县委的部署要求“心中有数”，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改革任务“心中有数”。
坚持强化以办案为中心，以内设机构改革为抓手完善检察职能。院党组严格按照自治区检察院、d检察地区分院关《关于印发各基层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从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出发，完善法律监督“四大检察”格局，实现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并行发展。坚持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建设相结合，机构精简和职能优化相结合，根据自治区检察院、地区检察分院统一部署，==县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方案已经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按照《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方案》和《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分配方案，改革后，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检察职能得以完善。机构改革实施以来，院党组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着力解决公益诉讼工作动力不足、人手不够、能力不强等瓶颈问题，扫除了线索及立案空白，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坚持以服务大局不缺位，确保做到“十个手指弹钢琴”。院党组自觉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工作融入全县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当中，正确处理好加快推进改革和正常履行检察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的关系，做到两不误、两促进。今年以来，院党组落实上级院和县委各项工作部署和要求，全力以赴坚持维稳不动摇，坚持严打力度不减，在“破网打伞”、“深挖根治”上持续发力；全力以赴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是根据区院的统一部署，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精准服务“三大攻坚战”，依法严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涉金融风险的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监督力度；二是继续服务打好脱贫攻坚战，依法严厉打击套取侵吞、截留私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犯罪，从严惩处向扶贫资金、困难群众伸手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蝇贪”“蚁贪”；立足“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干部下沉等工作，主动把扶贫帮困等社会责任融入到脱贫攻坚中，切实帮助贫困家庭解决实际困难。三是做好服务和保障民生。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因案返贫、因案致贫的困难群众提供有效司法救助；加强对妇女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妇女儿童，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
坚持以规范办案为突破口，严格规范检察官司法办案行为。一是继续深化检察官办案责任改革。完善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责任体系，坚决贯彻“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修定《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办案权力清单（试行）》，使检察官办案权力清单更加全面规范完善，紧跟形势任务要求，服务司法办案需要。二是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规范化水平，结合工作实际，制定《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的工作办法（试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法院在重大疑难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协作配合和监督制约。三是强化检察官惩戒和管理。制定《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工作实施方案》、《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认定与追究办法》（试行），建立检察官执法档案，加强检察官日常考核、考评。制定《人民检察院绩效考核管理办法》，通过制定各项规定，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度，促进检察官依法履职，规范办案，公正司法。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6
论文关键词 改革历程 制度与缺陷 改革措施
行政化在司法管理中的弊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程序改革不断深化而不断表露出来，并成为制约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瓶颈之一。至20世纪末，审判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受到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开始从审判方式和审判程序的改革转向行政化的审判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的历程
（一）“一五改革纲要”豍实施时期
“一五改革纲要”首次提出“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审判流程管理展开的，其实质是将实体审判权与流程控制权实行相对分离。在改革前，以上的两种权利都集中于办案法官手中，而改革后，打破了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将案件的实体裁判权交给办案法官，案件审理流程控制权则掌握在立案庭等专门机构手中，从而保障对案件审理的权力制约，取得一些成效。
（二）“二五改革纲要”豎实施时期
“二五改革纲要”首次将改革和完善审判管理制度作为一项独立改革任务提出，其主要内容有：对审判流程管理改革既有成果的深化巩固，健全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和审判绩效评估制度。这一时期的改革重心开始向案件质量管理方法转变，审判管理制度与司法政务管理、人事管理制度一起构成法院管理制度的三大支柱。
（三）“三五改革纲要”豏实施时期
“三五改革纲要”明确指出：“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高效运转的审判管理工作机制……规范审判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工作程序。”该纲要的深入实施，将为审判管理改革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并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专门化、组织化趋势。
从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发展规律来看，审判管理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发展与丰富当中。但是，从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来看，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改革中，层级化权力结构非但没有减弱，一些改革措施甚至助长或强化了审判管理的行政化。
二、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表现与缺陷
（一）法官等级制度
根据《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的规定，我国法官分设为4等12级，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为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至此，中国法官除了原有的各“长”（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各“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称谓外，又增加了各等级的“官”衔。法官在行政等级与审判之物之外又增加了另一个序列的等级。法官等级制度的推行，形成了极具行政色彩的金字塔式的法官阶层，抹杀了上、下级法官在审判职能上的平等性，等级观念与官僚思想进一步强化。
2005年《公务员法》将法官纳入了公务员的范围，尽管在此之前，对法官的管理事实上也是套用公务员的管理方式，但是，至少在形式上，法官与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序列。而该法的实施，使对法官的行政化管理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在某种程序上为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设置了一道坚固的障碍。
（二）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
在中国各级法院，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虽然没有任何成文法上的依据，却确实是长期得到奉行的司法决策方式。按照现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观点：“现实中，庭长、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的职责往往被浓缩或异化为对案件的把关权和对裁判文书的审核签发权。这种做法，事实上将庭长、院长的管理、监督权变成了不具有正当程序的审批权，变成了个人凌驾于审判组织之上的法外特权。”
该制度的实行不仅严重威胁司法公正的实现，严重影响司法效率，造成审理权与裁判的分离，更使得公开、透明的审判程序受到规避，诸如回避制度、合意制度等形同虚设。虽然，最高法院的改革决策者们也意识到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缺陷和问题，并对这一制度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改革女里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那种上令下从、垂直领导的司法决策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与普通法官之间的职务关系。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
审判委员会参加审判的方式是听取主审人的汇报，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在法律效力方面，其决定优于合议庭意见，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在审判责任上，合议庭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负责，审判委员会对适用法律负责。这种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是不公开和不透明的，不仅无法发挥规范法庭审理程序的作用。而且由于审判委员会委员获取案件事实信息的来源是不完整的，经常出现大多数“外行委员”讨论一个专门法律问题的局面。
无论各级法院在进行法院管理制度改革中采取何种措施来弱化这种行政化，不断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只要这一机构的组成方式不发生根本的变更，只要法院内部继续保留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行政职务系列，那么，审判委员会就不可能变成一种具有“合议庭”属性的裁判机构，而注定保持其法院内部“行政会议”的基本特征。同时，在审判委员会保持其行政决策机构属性的前提下，这一机构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也不能改变其“行政审批”的基本特征。
(四)审判长与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
为了实现“一五改革纲要”的相关目标，我国法院开始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其目的是发挥他们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一方面可以确保优秀的资深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扩大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减少院庭长审批案件的范围。然而，这种被赋予较大权力的“审判长”，不仅从院庭长、审判委员会那里获取了相对独立的审判权，，且也攫取了其他普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从而成为一种架空了合议庭的“超级法官”。
（五）院长引咎辞职制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规定了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的四种情形。这一规定在法学界受到了强烈的抨击。苏力教授认为：“规定通过对院长辞职的威胁，迫使院长加强对法院的管理和对法官的监督，实际上强化了院长支配其他法官的权利，进一步威胁了法官独立。”豐也就是说，规定通过“连坐”法，间接地赋予了院长行使对法官独立进行审理的干预权的合法性，客观上强化了院长行政化管理的趋势，使得审判管理制度更加行政化。
三、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成因分析
（一）政法传统
行政与司法部分是封建中国数千年的特有遗产，其影响遗留至今。虽然，我国也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断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压制型法和行政法的阴影，取得了机构、人员与职能上的相对独立。但是，在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上，司法仍然紧密地依附于政治权力上。在长期的各项工作中形成了司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大局的观念，从我国建国至今并没有实质性转变。政法一体化现象更是在不同程度上提现了政治与司法的结合，即政治对司法的领导和制约以及司法对政治的依存和服从。
（二）司法的政治响应性
若将司法服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党的政策，成为司法的政治响应性，而将司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回应于社会，称为司法的社会回应性，那么，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司法仍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响应性，虽然已经出现了社会回应性的端倪，但是，司法回应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政治的响应性的，司法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给予司法的自治空间。具体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法院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应
从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所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其“政治语言”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现今社会，党与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为了响应政治的号召，法院必将稳定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具体在审判策略上，就是通过审判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强调充分运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调解不成不得不判决的，则要求向当事人充分说明，让当事人胜败皆服，审判目标是定分止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访。
2．法院院长的三种身份
人民法院的院长首先是法官，其次，院长这个职务实质上是行政职务，是一个行政机构中的行政长官，其行政属性决定院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最后，院长还是党组书记，院长一般兼任党组书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即使行政“一把手”，又是党组织的“一把手”。三种身份的重合，决定了院长不仅是内部管理制度的中心人物，也是与外部体制的交汇点。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对法院的领导、监督和支持，以及无论正当地或者不正当地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干预，一般都是通过院长进行，院长再通过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实现上级或者外部的领导、监督或者干预。
四、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法官等级制度，实行法官级别的职称化管理
将全体法官独立出来，自成一个体系，行政上直属于法院院长和院务会，不再隶属于任何内设职能部门；业务上各自为主，直接在审判委员会或者法官会议下审理案件，减少内设行政部门，弱化法院审判职能内部行政性运作。同时，取消刑事、民事、行政、立案等不同业务庭建置，取消了相应的庭长、副庭长职务，从而消除层层审批制度，使法官能够专心与审判工作，作出独立判断。
（二）改革行政化的管理制度
将行政管理职务从审判中分离出来，取消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常人审判长的职务，仅仅保留院长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导”职务，同一级法院中的所有法官在审判权、行政级别、法官等级与物质待遇等方面一律平等。
（三）取消案件审批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
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容易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对我国司法程序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旦发生冤假错案难以分清责任主体。因此，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完善相应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审判公正。
（四）合理设置审判管理组织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7
作为一名办案多年的法官，亲身经历了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既有感触，也听到了很多感言，有褒有贬，莫衷一是。改革就是一场革命，破旧立新，要破除旧的体制，创建新的体制。这就必然会损害到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必然会赋予新的机会，形成新的改革获利者。但是，就像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同志所讲，改革的指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评判我们的改革是否有成效、是否正确，不在于是否有人对其予以否定或予以肯定，而在于这场改革是否解决了现在体制所存在的弊病，是否体现了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法官员额制改革就是一项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体现司法内在规律、能够切实改善司法弊端的有效举措和制度创新。
法官员额制改革，凸显了法官在法院的主体地位。依照宪法规定，法院的职能就是行使国家审判权。又依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行使审判权的是法官、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因此，法官是法院的核心所在，确立法官在法院的核心地位既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审判规律的必然要求。法官员额制要求法官到一线办案，这就缓解了原初很多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让法官真正履行起审判的职能。正如《将改革进行到底》所讲述的一个故事，一名离开检察一线多年的老检察官因为员额制又重新回到检察一线岗位。如果一名法官却履行着非法官的职能，这既模糊了法院的职能，也模糊了我们法官的使命。改革，就是要理顺事物之间的关系，摆正事物的科学位置。法官，就是要从事审判的。法院，以及改革的设计师们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探索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法官员额制恰恰是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而做出的改革举措，他让法官真正从事审判，让法官为其职业选择而感到梦想成真。
法官员额制改革，构建了法官人人平等的政治架构。市政府有市长、局长、科长，甚至还有股长，而法院也有院长、庭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和行政机关一样有着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之分，而在于法院的院、庭长手中掌握着实权：案件签发权、决定权，而这些权力恰恰是院、庭长不应当有的，因为院、庭长往往不是这些案件的审判人员。这就为权钱交易、权力寻租铺设了温床，引发金钱案、关系案，造成司法腐败，破坏司法形象。法官员额制就是要让法官之间人人平等，无论是院长，还是庭长，都要承办案件，都要承担起责任，在合议庭中都只有一票，且无权干涉其他法官发表意见，决定案件的走向和结果。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不能自动生成判决书，法律需要我们每一个法官去进行审理和判决，发挥每一个法官的智慧和力量，且每一个法官在法律面前都应当享有同样的评议权和决定权。法官员额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重要改革举措，他让法官可以独立发表意见，不因其意见与院、庭长不一致而影响到其切身利益，也不会因其意见与院、庭长不一致而石沉大海。相反，如果我们的法官曲意逢迎院、庭长的意见，等待他的就是法官责任制这一紧箍咒，更为重要的是法官员额制的制度设计为法官排除了后顾之忧：决定法官身份的不是院、庭长，而是其办理的案件是否经得起检验，这个检验期不仅在其任职期间，更在其有生之年。
法官员额制改革，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西方法律典故里，达摩克里利斯之剑是法官手中的利器，但在法官员额制中，这把剑也同样是指向法官自己的剑，因为如果法官不能正确使用这把剑，那么法官也将为此承担责任，这就是法官责任制。恰如《将改革进行到底》所述，法官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牛鼻子。进行司法改革首要的就是牵好这个牛鼻子，要让每一个案件都有责任承担者，让每一个案件的办案法官都成为该案件的责任承担者。否则，谁将会为那些冤假错案买单，谁将为司法腐败买单；谁又能举起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大旗，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法官责任制就像一个摇篮，他培育着有着法治梦想，并愿为此努力奋斗的法官以及法律执业人员，也抛弃着没有法治梦想，滥竽充数的伪法官们，让法官真正成为法治建设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精英力量。
法官员额制改革是一项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科学创举，其正确方向应当坚持。但是，这项改革毕竟是一项深层次改革，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参照，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制度执行，都存在一些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既成为一些人对此予以诟病的理由，也成为这项改革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绊脚石。因此，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的设计者、执行者也应当广泛听取不同的声音，汲取其有益的思想，不断将法官员额制及其配套制度予以完善，让真正有着法治梦想的人成为我们的法官，也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法官守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想说的是，要将法官员额制改革进行到底！
司法责任制改革方案篇8
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当前，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作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组织保障制度，已经在全国多个地区进行试点。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并为不同类型人员建立相应地员额比例、职务晋升、工资待遇的管理模式。在这三类人员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对检察官以及司法辅助人员给予较多的关注，而在当前的检察管理体制中，检察机关综合行政部门既有行政工作也有业务工作，一些行政人员本身是从业务岗位过来，司法行政人员的管理改革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来说同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本文结合改革框架方案及试点地区改革实践，以J市A检察院的内设机构、人员等数据为样本，对在检察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改革面临的难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以期对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和改革路径提出建议。
一、实证分析：司法行政人员管理现状及特点
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中，我国现行的检察人员管理制度是以行政职级区分主体的分类模式，长久以来，在晋升、考评等方面，检察官和检察机关其他工作人员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在业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之间调整岗位也没有严格的限制，业务部门的检察官可以到非业务部门工作，非业务部门的人员只要具有检察官资格，也可以申请到业务部门从事检察业务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内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司法行政人员。
根据司改方案以及试点地区的制度设计，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人员是指在检察院从事政工党务、纪检监察、行政事务、后勤管理等司法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包括了在办公室、政治处以及机关党务、纪检监察、行装部门工作人员。以J市A区检察院为例，目前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人员存在如下特点：
(一)司法行政人员占比大，合同制聘用人员多
检察院内部人员流动相对开放，司法办案人员与司法行政人员可以相互调动。截止2015年6月30日，A区检察院实际共有工作人员74人，其中政法编制人员65人，合同制聘用人员9人。四个司法行政部门实际工作人员为23人，占到总人数的31%，其中政法编制人员为16人，占到政法编制人员的24.6%。7名合同制聘用人员占到司法行政部门人员的35%。如下图所示：
(二)具有检察员资格人员占比大，混岗人员多
全院具有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资格的有34人，占到全部政法编制人员的52.3%，而在司法行政部门中具有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资格的有10人，占到了62.5%。另外，在司法行政部门有2人身份为司法警察，还有2人同时担任其他业务部门主要领导，混岗现象普遍。如下图所示：
(三)法律专业居多，与司法行政岗位要求不匹配
由于当前司法机关在人员招录时基本以法律专业为主，考取后再进行工作分配，很少专门针对某个具体行政岗位招录专业人员。在司法行政部门的16名政法编制人员中有9名为法律专业，占到56%。目前，两名司法警察分别兼任了宣传和会计岗位。而具有保密要求如档案、文秘岗位，目前也均是由合同制聘用人员担任。司法行政岗位需求涉及文秘、档案、财务、技术、宣传等多方面内容，与法律专业并非直接相关，吸收过高比例的法律专业人才从事非法律相关的行政工作，不仅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影响相关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二、对照分析：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面临的难题
2014年6月6日，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在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不仅成为首批试点省市，也是全国最早启动的试点省市。2015年4月，上海召开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改革在全市所有法院、检察院推开，上海成为首个在省级层面全面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地区。课题组以上海市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及实践为参照，结合当前司法行政人员管理现状，分析当前我们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面临的难题。
(一)上海市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概述
2014年以来，上海市检察院党组会相继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上海检察机关关于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等相关制度，在具体改革实践中，关于司法行政人员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司法行政人员的含义及范围。其是指在各级检察院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办公室、政治部以及机关党务、纪检监察、行装部门的工作人员。二是司法行政人员的比例。上海市全市的司法行政人员的比例为队伍总人数的15%，具体到上海市院、分院和基层院比例有调整，基层院司法行政人员比例肯定低于15%，目前暂定为14%。三是司法行政部门不再配备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全部为司法行政人员。四是司法行政人员职务序列和职数，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的有关规定执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配套法规进行管理。
(二)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改革面临的难题及原因
1.司法行政部门职能定位不清——司法行政人员确定难：上海市在进行人员分类管理等司法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同时进行内设机构的改革，而从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由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缺乏合理界定，加上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并没有省、市院那么齐全，实践当中，司法行政部门在履行司法行政管理事务的同时，也担负着部分司法权和司法事务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人员在履行司法行政管理职责时还兼有检察业务性工作。这不仅导致司法行政人员不断“膨胀”，而且也是当前我们司法行政部门本身职能定位不清的表现。如果人员分类改革仅仅从内设机构来划分司法行政人员范围，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在具体司法行政人员人数范围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相关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也就无从谈起。下面以A检察院办公室、行装科、监察室为例，对其目前承担的工作职能分析如下：
(1)办公室。目前，A检察院办公室除了作为处理检察政务的主要部门，负责文件起草、信息、档案管理、保密、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等工作外，还承担检委会办公室、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检察调研和宣传等工作职能。从对应的上级院的内设机构来看，有办公室、政治处，还有研究室(如下图所示)。对照上海市司法改革要求，他们将研究室是作为非办案的业务部门，要适当配备检察官员额，也就是说其并非属于司法行政部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的办公室的工作职能中包含了不属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内容。
(2)行装(技术)科。基层检察院的行装科除了作为后勤保障部门负责本院机关的财务、固定资产、交通通信装备、接待等工作外，还承担了为计算机网络和应用系统提供技术保障、配合办案部门做好视听资料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和运用等技术性工作。根据《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其中技术性工作是作为司法辅助人员的检察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责。
(3)监察室(检务督查室)。作为主要负责党风廉政建设、检察人员违纪行为的控告、举报，查办检察人员的违纪案件的部门，根据《浙江省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暂行规定》，其还要负责对一些重点案件如不立、不捕、不诉等案件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纪律情况进行监督。在工作实践中，这些必然与作为综合业务部门的案件管理部门的流程监控、案件评查等职能存在着交叉重叠。
2.司法行政人员转岗——面临“空心化”难题：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关系到每个检察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必将带来人事工作上的变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司法行政人员。在此次改革中，很多司法行政人员可能会重新回到业务科室，而从业务科室人员很少会到司法行政岗位上来，必将造成司法行政人员“空心化”问题。主要原因是：
(1)管理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检察人事在单一制行政化管理模式下，行政色彩较浓，职业化意识不强，业务部门与司法行政部门混杂在一起，检察人员与行政人员相互交流。从而造成目前在司法行政岗位的检察人员很多曾在一线业务部门从事过办案工作，有的还是业务骨干，基层检察院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基本是检察官或者书记员，还有很多是兼职，混岗现象普遍。
(2)人员招录问题。如前文所述，在过去司法机关招录的过程中，主要以法律专业为主，没有根据具体行政岗位的对专业的要求来招录工作人员，造成政岗位上的人员很多都是法律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有的甚至还通过了司法考试，只是因为组织上的安排在司法行政岗位上工作。
(3)职务保障问题。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目前关于办案责任制、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研究全部都集中于“检察官”一身，突出强调检察官的待遇保障和地位作用，对司法行政人员的关注较少.没有对其职务保障措施、职业晋升通道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使许多司法行政人员转岗交流至检察官序列的意愿更加强烈。
三、改革建议：在人员分类改革中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的思考
(一)缕清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行政职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此次司法改革方案中就要求所有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必须配备在检察业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全部为司法行政人员，也就是要求司法行政部门专职履行司法行政职能。针对当前司法行政部门职能混乱的情况，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司法行政职能进行梳理，将检察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同诉讼活动以及与诉讼活动密切相关的检察管理活动相区别。凡是依据相关的法律程序规则从事的行为都应当做诉讼行为，运用诉讼法加以调整，而不应归入行政管理事务，包括司法辅助人员履行的直接服务检察权的也应是司法性活动，属于检察事务管理权范围。据此，当前司法行政部门担负的一些职能不属于司法行政事务，应予以剥离。具体包括：
1.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检察委员会是检察机关内部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检察院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和决定行使检察权等重大问题的业务决策机构，其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检委办作为检委会的办事机构具体是根据检委会的要求，组织、安排、落实检委会讨论案件、事项，做好记录、起草检委会决定，并督促落实的工作，从事的是直接辅助业务职能的司法性活动，应当定为检察业务机构，而不能归为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这一点从各个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来看基本无异议。
2.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一直以来，该职能都是由检察机关办公室承担，主要负责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培训、考核、奖惩等管理和对被监督的案件、事项进入监督程序，履行催办、督办职责。2014年9月，最高检、司法部联合出台意见对人民监督员管理进行了试点改革，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这些行政性工作改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负责。改革后，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与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基本相似，区别在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只具有程序性效力，没有实体上法律强制力。课题组认为该项工作由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较为适合，主要理由：一方面，其作为一种外部监督程序仍然是直接作用于相关司法性活动，可以对案件程序直接产生影响，与案管部门业务监督职能切合;另一方面，从工作方便性而言，案管部门负责统计等工作，对被监督案件、事项也较为熟悉。
3.检察调研。目前，基层检察院检察调研工作确实存在行政化倾向，主要工作就是对接上级院研究室的工作，组织协调干警承担课题、统计发表文章数量等，而实际上按照高检院2002年《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研究室作为综合业务部门，主要职责除了组织协调本院检察调研工作，主要是对本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和执行政策问题和检察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本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为领导机关和本院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等，并且还承担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相关职责。课题组认为对于基层检察院本身没有必要单独设立研究室，建议将检察调研工作与检委办合在一起，工作职责主要是对本院重点案件、事项进行调查研究，而对干警个人研究成果统计等事项作为个人绩效考核部分由负责人事管理的部门统计存档。
4.检察技术工作。根据司法改革要求，检察技术人员归为检察辅助人员，主要工作是从事司法鉴定、勘验、技术取证，检察信息化建设以及为计算机网络和应用系统运行提供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等。因而基层检察机关行装科技术人员应当从司法行政人员分出，但要注意计算机等设备管理作为后勤保障，属于司法行政管理职责。
5.案件管理监督工作。要正确把握纪检监察部门和案件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区分。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重点应该是执法人员的纪律作风、检察工作纪律的遵守情况和检察干警违法违纪的调查处理。案件管理部门通过流程对检察干警在办案中是否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和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进行同步监测、实时监控以及事后案件评查。二者的工作联系在于，案件管理部门对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具有发现和示警功能，最后应当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无权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处理。
(二)坚持大部制改革，合理设置司法行政部门
基层检察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机构设置过多，从而导致职能交叉、工作重叠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司法改革试点地区如吉林、广东等在人员分类改革中同时进行内设机构改革，主要是试行大部制，将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实现人员优化和资源配置最大化。通过对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的梳理，检察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可以简单概括为两项即管人和管事，现有的司法行政部门也可以合并为两个部门，分别为政治监察部和行政事务部。
1.政治监察部。主要包含现在的政治处和监察室的职能，具体负责检察机关人事管理，管理对象包括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等所有检察工作人员。具体工作职能有组织人事、机构编制、社会保障及监督检查等，如检察官人选的考察、推荐、考评、晋升、福利、保护，人员的编制、工作分配、考评等，当然还包括检察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廉政监督以及对检察官惩戒等。
2.行政事务部。主要包括现在的办公室和行装科的职能，具体负责行政事务管理即司法政务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职责主要是协调检察院工作运转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决策部署、行政管理、会务管理和事务管理等，如案卷档案管理、信息报送、新闻媒介与对外宣传、后勤保障等实体事务性工作，以及检察机关与同级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事务协调、检察院与其他机构之间等事务性对外协调工作。
(三)健全招录机制，明确司法行政人员职务保障
针对司法行政人员“空心化”问题，有必要通过招录的方式补充司法行政岗位人员。在人员招录过程中，需要改变过去单一的招录方式方法，进一步健全招录机制。同时，明确司法行政人员待遇及晋升渠道，加强职务保障。具体来说：
1.坚持定向招录原则，以保持队伍的稳定性。检察行政人员由省级检察机关统一招录，可以由省级检察院会同省级公务员招录部门进行，也可以委托省级公务员招录部门进行统一招录，但是对于改革后招录的司法行政人员必须明确只能在司法行政岗位，不能转任到检察官岗位以及检察官助理等检察辅助人员岗位。
2.坚持按岗招录原则，以保证人尽其才。根据不同行政岗位对专业要求的不同来招录相关专业的人员，比如财务、宣传、档案、文秘等可以直接招录相关专业的人员，从事专业性工作，还可以招录人力资源专业从事人事管理工作。
3.坚持定期招录原则，建立长效招录机制。改革后，无论是在检察官还是在司法行政人员招录中，更要考虑好退休、调离、辞职等人员流失因素，因为改革将使每个岗位、每个人员的职责更明确，不能再随时从其他岗位调配人员，当然也不能等到人员离职后再招录，当前一年一次的招录显然不能满足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随时做好补充人员的准备。
4.明确司法行政人员职务保障。合理设定并明确司法行政人员待遇及晋升渠道，尽量打通司法系统内部行政人员同普通党政系统公务员之间的流通渠道，避免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人员成为体制内的孤岛。根据司改方案，司法行政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司法行政人员的选任也应当按照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执行副处级工资并享受相应经济待遇的主任科员这样的渠道晋升。
(四)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对司法行政人员的科学管理
施行检察人员分类、缕清司法行政职能、合理设置司法行政部门，是实现司法行政管理目标的前提保障，而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加强对司法行政人员的科学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行政管理工作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
1.加强制度建设，细化司法行政管理职责。科学管理必须通过规范制度这一载体来实现。目前检察院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措施很多，除了最高检、省检出台的规定外，各检察院还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并实施了一批管理制度。结合当前检察体制改革实际，应重新对各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工作程序进一步细化，对司法行政部门同检察业务部门的工作联系和配合进一步明确，从而达到各项工作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2.实现定编定岗，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对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工作量核定人员编制，明确岗位职责，制作详细的职位说明书，实行绩效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为导向，设定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借鉴最高检针对各检察业务部门已经着手编制的岗位素能标准，对每个司法行政岗位编制《岗位说明书》，每一项工作均有一名负责人或司法行政人员负责，建立以岗位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工作运行、监督制约、后勤保障、队伍管理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