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范文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1

内容提要: 在当代中国，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是中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必然要求， 体现了鲜明的自主品格与中国特色。自主型司法改革是社会主体从本国国情条件出发对司法改革方案、进程、目标和路径的自主选择， 体现了司法改革的“中国中心主义”。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 实际上就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 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只有正确认识固有的司法国情条件， 才能科学选择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 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史行程。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 中国司法改革进程波澜壮阔， 中国司法生活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司法改革与发展， 积累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其中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在当代中国， 推进司法改革， 推动司法发展， 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司法国情条件， 从中国实际的司法状况出发， 坚定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探索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历史与现实的改革实践充分表明，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意愿与行动， 都有其特定的国情条件与国情背景。衡量一个国家的司法改革方向正确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司法改革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条件， 是否适应本国司法国情的现实需要。不断增强国情意识，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条件和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与中国司法国情条件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中国的司法国情条件出发推进司法改革，这是坚持中国司法改革正确方向的基本前提。只有内生于本国深厚土壤的司法改革， 才能体现时展的要求， 才能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立足国情条件， 探索符合本国司法国情条件的司法发展道路。因此， 如何科学把握司法国情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 进而明确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运动方向， 自觉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积极回应。

二、自主改革与依附改革

在这里， 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司法改革类型加以辩析。一般来说， 以司法改革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条件为尺度， 可以把司法改革区分为自主型司法改革与依附型司法改革。这两种不同的司法改革类型，反映出不同国度或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不对称或不平等的。

自主型司法改革是指基于对本国国情条件的深刻把握， 自主选择适合本国社会生活状况的司法制度模式， 进而稳步推进司法改革。这一司法改革类型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 一般来说， 它是因社会自身内部条件的逐步成熟而渐进式地加以推进的。尽管域外司法理念与制度对这一改革进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但是就总体而言， 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与文化诸方面的条件或因素， 决定或制约着司法改革的基本取向与运动方向。第二， 自主型司法改革注重从本国的法律与司法传统中汲取丰厚的历史资源。在自主型司法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传统与现代性是水融在一起的。尽管传统司法理念与制度和现代司法理念与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截然分别的， 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来说， 传统的司法理念与制度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发生断裂，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一个新的司法系统中发挥新的功用。第三，自主型司法改革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架构的推动。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以及现代政党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始终起到主导的作用， 藉以维护国家的法律与司法。政府主导和推动作用的方式主要有： 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保障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司法改革目标的需要， 建立健全法律与司法机构； 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司法改革进程。

“依附”这一概念最初是由依附学派的一些学者在讨论拉美国家不发达与发展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个分析工具， 藉以强调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实现现代化， 主要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格局控制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使之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果。因之， 依附是一种限定性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所作出的选择不是完全自由的， 由此也就规定了被支配的那些国家可能的发展限度和方式。〔1〕302 - 306由这种依附概念衍伸开去， 在司法领域， 依附型司法改革主要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国国情条件与需要，按照域外国家的司法制度模式， 制定和实施司法改革方案， 从而使本国的司法发展依附于域外国家的司法制度。这一司法改革类型的特点主要有： 首先，它简单片面地移植域外国家的司法体制与制度。依附型司法改革或是在外部世界的强大压力下， 移植别国的司法制度而被迫走上司法制度转型与改革的道路， 或是不顾本国的国情特点和社会的现实需要，盲目地引进别国的司法制度模式， 进而误入脱离国情实际的司法改革歧途。其次， 依附型司法改革缺乏对本国司法传统的合理传承。依附型司法改革由于以舶来的域外司法制度与规范为司法改革的模式选择， 把司法制度的舶来品作为评价司法改革与司法发展的基本参照系， 因而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排拒本国司法传统的历史价值， 制造了司法传统与现代司法发展之间的文化断裂， 从而使当代的司法改革进程失去了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再次， 依附型司法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本国司法发展的边缘化状态。由于依附型司法改革的推进力量强调域外(主要是西方) 司法制度模式的普世性价值意义，而忽略本国司法制度的固有逻辑力量， 因而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之中。按照这种司法改革的“西方中心观”， 西方国家成为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先行者， 而广大非西方国家则是司法现代化征途上疾步前行的后来人， 西方国家的司法发展样式被认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 成为后起的非西方国家司法发展的样板或原型。因之， 依附型司法改革使本国的司法发展失去了应有的独立自主的品格， 沦入司法依附发展的边缘化境况。

显而易见， 自主型司法改革与依附型司法改革在社会动因、历史基础与主体力量诸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改革后果。我们知道，在19世纪之前， 中国的法律与司法系统大体上处于自成一体的状态， 经历着自主发展的历史行程， 很少为外部世界所影响。然而， 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和商品， 强行打开中国的封闭大门， 古老中国的司法生活中断了自主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 逐渐被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体系之中。正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和西方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统治集团启动了法制与司法改革， 实施了“修订新律”、“统一法权”的修律改制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来整顿旧法， “将采西法， 以补中法之不足”，〔2〕4754 进而务期“中外通行”，〔3〕475收回领事裁判权。很显然， 清末司法改革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的情势下所采取的一种回应姿态， 是按照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双重标准所进行的一次司法改造工程。它固然存留着传统法律与司法文化的深厚遗迹， 但更多地表现了近代西方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强大影响。这一以采用西法为特征的依附型司法改革的历史性后果之一， 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司法体制， 而代之以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度的分立， 并且一个带有“西方化”色彩的新的司法体系开始逐步形成。清末司法改革的被动性与依附性， 非但没有达致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改革目标， 反而加剧了中国司法发展的边缘化趋势。

晚清十年的依附型司法改革之所以最终走向流产，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便是西法与固有民情风俗之间的紧张关系。沈家本、伍廷芳受命担任修律大臣之后， 抓紧制定《刑事民事诉讼法》， 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完稿。随后， 伍、沈二人联名上疏《奏诉讼法请先试办摺》， 强调要参照泰西各国诉讼之法， 复析为民事裁判与刑事裁判二项， 这样有助于收回治外法权， 日本即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伍、沈二人还申明， 欧美之诉讼规制， 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 现谨就中国现时之程度，分别刑事、民事， 阐明诉讼法； 并且对在中国建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作了特别的强调， 认为这二者“俱我法所未备， 尤为收回法权最要之端”， 是各国通例中“我国亟应取法者”。〔4〕280 - 281这部根据中国现时之国情程度、参酌欧美诉讼法制而编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 包含总册、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案等5章、260条， 最终未能得到清廷的允准颁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中法与近代西法的内在冲突。在清廷要求各地就该法草案签注评议时， 张之洞认为，这部法律草案“综核所纂二百六十条， 大率采用西法， 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 于中国情形亦未尽合。诚恐难挽法权， 转滋狱讼”。〔5〕5732所以， 他极力主张暂停试行该法。袁世凯的进奏， 一方面肯定编订该法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又指出： “惟于现在民情风俗， 间有抒格难行之处。谨督同属僚中之娴习法律者， 体察本地情形， 悉心研究， 或原本罅漏， 尚待声明； 或礼俗不同， 暂难变更。其中尤以陪审员一是为最有异同”。〔6〕1421因此， 正是在“中法本原”、“中国情形”、“民情风俗”等等名义之下， 晚清的司法改革终于未能建立起近代的司法审判体制与制度。

这一依附型司法改革的历史事例， 把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今天的人们面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的法律与司法生活日益同全球范围内的法律与司法生活逐渐交融互动，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怎样才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品格， 避免出现依附型司法改革或司法发展的边缘化的情形？ 这里的关键在于深刻地把握国情。

我们知道，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进程中， 发生了两次司法革命。尽管受到了苏俄法制模式与司法体制的深刻影响， 但是新中国的创立者们力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出发， 选择适合自己的司法变革与发展的道路， 努力创制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与制度。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在建国之初的七年间， 国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司法制度的创制性立法， 有力地推进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创设和司法制度的建设。在第一次司法革命的过程中， 艰辛探索， 自主发展， 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与制度， 奠定了当代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政治与法律基础。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第二次司法革命， 面对着扑面而来的全球性浪潮，深刻反思“”的历史悲剧，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着力重构法律与司法制度， 坚定地走自主型司法改革的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广阔前景。在这一司法革命的过程中，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总揽司法革命的全局并且主导着司法革命的发展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 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特别要求： “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 忠实于人民利益， 忠实于事实真相； 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7〕101979年7月，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把刑事审判工作建立在刑事法治化的坚实基础之上。为了保证这两部法律的严格执行，1979年9月， 中共中央专门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以下简称《九月指示》) ， 明确提出了刑事司法法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科学论述了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主要原则及其实现机制， 从而成为指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司法审判工作的纲领性文献。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战略任务。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1999年10月， 最高人民法院了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一五改革纲要”) ，提出了39项具体改革任务， 成为指导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司法文献。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处于重要战略时期的中国司法革命， 也面临着推进体制性的司法改革的时代要求。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进程中的战略抉择。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 第一次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而不是司法改革) 来总揽当代中国司法革命的发展趋势， 把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视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性特征。〔8〕34中共中央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摆上了重要议程，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具体负责和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工作。2004年底， 中共中央以21号文件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 确立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提出了35 项具体改革措施， 全面部署了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9〕162 - 163该文件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对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这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颁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二五改革纲要”) ， 提出了八个方面50项具体改革任务， 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 基于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司法发展的战略与全局的深刻把握，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出了战略部署， 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规范司法行为，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0〕30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第二次司法革命获得历史性升华的清晰轨迹。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 到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一方面， 再现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渐进式推进的路线图，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问题的坚持不懈的高度关注和执着努力， 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推进司法改革的规律性有了更为深透的科学把握， 进而体现了我们党对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自觉。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 2008年12 月， 中共中央批准和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份司法改革意见在强调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的基础上， 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 提出了29条60项改革任务， 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根据中央的部署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于2009年3月正式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 - 2013) 》(以下简称“三五改革纲要”) ， 明确了深化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要求， 提出了五个方面30项具体改革任务， 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

由此可见， 建国以来六十年的司法革命历程，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司法改革与发展道路， 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方向，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中国的法制实际相结合， 同中国司法发展的时代特征相结合， 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司法国情条件出发， 独立自主， 开拓奋进， 锐意改革，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司法发展规律的认识， 从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事业勃勃生机与活力， 开辟了自主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的新境界。

三、自主型司法改革的国情基础

接下来， 我们需要对司法国情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探讨， 以便科学把握自主型司法改革的国情机理或国情基础。一般来说，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司法国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主要是指该国国情状况在司法生活领域中的具体反映和表现。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司法国情，就必须悉心探讨司法国情赖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因素， 进而揭示司法国情的内在构成要素。

首先， 我们来分析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司法与政治关系紧密， 内在相联。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与制度， 决定着该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活动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任何脱离政治的司法乃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在标榜司法独立的西方国家， 司法活动从来都不是超然中立的， 而是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的。

就总体而言， 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 一国的政权性质， 决定了司法权的性质；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家权力的基本架构， 决定了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 司法作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一种方式， 必须以自己的特殊的功能形式， 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与需要。因之，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制度， 是该国司法国情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当代中国， 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集中地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司法国情的国体与政体因素。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体决定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政权体系中，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居于核心地位。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出来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均由国家权力机关派生， 以此确保所有国家权力最终归于人民统一行使。这与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与制衡的政治模式， 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之，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 由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对相关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判断， 并依照法律作出裁判。所以， 在考察当代中国的司法国情时， 就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的国体与政体对司法权运行的深刻影响， 把握人民法院在国家政权架构中的基本地位， 准确把握我国司法权作为一种执政权的功能要求。

二是司法国情的政党因素。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活大都具有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国外的政党制度不同， 我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 通过行使审判权来实现党的意志。因此， 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是中国司法国情的决定性因素。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 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 我们党更加重视司法工作， 进一步强调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因之， 我们思考中国的司法国情， 必须善于从政治上来观察和处理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牢固确立党的意识， 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的观念， 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作为分析把握中国司法国情的核心要义， 从而更加扎实地做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权威的各项司法工作。

三是司法国情的大局因素。在文明社会， 司法权作为国家统治者实施治理的一种重要工具， 都是为一定的社会政治需要服务的，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我们研究司法国情问题时必须悉心关注的。在当代中国， 司法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执政权，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司法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中国， 认识和把握司法国情，就应当充分认识到， 人民法院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就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任务， 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这一重要的执政权， 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执政过程， 从而成为党依法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自觉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任务， 善于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与司法问题， 运用法律与司法手段开展政治斗争； 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维护人民权益的政治任务， 时刻牢记人民法院人民性的根本要求， 畅通民意沟通表达渠道，悉心把握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 通过司法审判活动， 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讼利益问题； 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政治任务， 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努力运用和谐的司法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很显然， 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职能的有效发挥， 能动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这是中国司法国情的鲜明特征。

因之， 分析中国司法国情的国体与政体因素、政党因素和大局因素， 这是把握中国司法国情的政治属性的必然要求， 也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政治基础。

其次， 我们来探讨司法国情的经济要素。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是一个国家国情状况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也是决定和制约国情其他方面要素的本质性的内容。一切司法国情条件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条件， 并且从这些社会经济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 才能把握该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内在底蕴。从总体上讲， 研究一个国家司法国情状况的经济要素， 重要的是要观察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类型。1949年人民大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 进而推动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与司法秩序向社会主义法律与司法秩序的历史性更替。然而， 在我国，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脱离客观存在的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构筑了一个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 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了全面直接控制， 并且这种控制方式的经济性、法律性因素比较薄弱， 主要诉诸于直接命令的控制手段，政府对市场生活的干预常常具有超经济的垄断性质，从而导致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1978年开始启动的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在经济领域的基本目标， 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经济体制。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革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 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特别应当看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即： 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另一方面带来社会正义与平等， 进而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在这里， 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正义， 实际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经济是一个川流不息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平与效率之关系构成了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一对矛盾。是以效率为代价而更多地强调公平， 还是以公平为代价而更多地强调效率， 抑或其他？ 社会由此面临着对这两者的重大抉择。合理地协调统一这一价值矛盾， 便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也是我们考虑当代中国司法国情之经济要素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 尤其要高度关注和解决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邓小平明确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指出： “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 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 才能改善人民生活？ 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 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11〕64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11〕110 - 111后来，邓小平又反复告诫说： “共同致富， 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1〕364所以，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正义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司法国情的经济要素， 坚定地走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再次， 我们有必要分析司法国情的社会要素。马克思指出：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12〕291 - 292这就告诉我们， 包括司法在内的一切法律现象， 都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 并且反映客观的社会存在状况。司法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 制约着这个国家司法活动的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司法运作模式； 并且， 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状况， 也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司法功能效果。因之， 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司法国情， 必须悉心考察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状况， 寻找司法与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内在机理。在当代中国急剧变革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社会生活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社会组织、社会治理诸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发展阶段的总体状况上看，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与此同时， 我国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我们知道， 我国是在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历史条件下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亦即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综合实力明显提升，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中国赢得了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 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势不可挡。在时下的这场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过程中， 中国的举措尤其受到关注和重视， 国际社会普遍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不俗表现。但是，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 我国社会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 依然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诸如，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状况依然存在，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比较突出， 区域之间发展依然不够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够高， 等等。因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问题始终保持清醒自觉的意识。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司法国情的社会要素至关重要。经过建国以来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和建设， 当代中国的司法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然而， 我国司法领域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实行司法法治的社会历史基础还比较薄弱； 二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司法发展还很不平衡； 三是司法公信力偏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四是司法职业保障机制与条件还需要切实加以改善， 等等。这一状况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还不够完善， 我国司法领域的基本矛盾依然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机关司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 我们同样也要清醒地看到，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深刻的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必然对司法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 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但是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结构性矛盾突出， 发展还很不平衡， 影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依然存在， 统筹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 这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但是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由此引发大量的涉诉民生纠纷；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 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明显增长， 并且对司法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要求更高， 但是一些群众义务意识相对薄弱，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不当， 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的影响增大； 解决矛盾纠纷的制度与机制在不断创新发展， 但解决矛盾纠纷的社会合力还没有完全形成，使得原本可以由社会自我消解的矛盾纠纷大量涌入人民法院， 司法审判任务空前繁重， 等等。因此，上述基本的司法国情和司法领域的基本矛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司法工作的深刻影响，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司法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也必然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 推进人民法院的改革、发展与建设， 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司法实际出发， 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司法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这一点， 对于深入推进自主型司法改革，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发展道路， 具有重要的意义。

又次， 我们再来分析司法国情的文化因素。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 构成了人类赖以生活和活动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司法既具有文化的属性， 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这里， 重要的是要分析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司法国情的内在影响。这是我们把握司法国情的文化要素的关键之处。在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 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 它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法律与司法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之中， 因而与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密不可分。“传统之中包含着某种东西， 它会唤起人们改进传统的愿望。”〔13〕286一种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之所以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 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该社会诸方面条件和因素的法权要求之体现。在这种文化传统中， 凝聚了该社会人们调整行为以及制度安排的丰富历史经验，因而具有历史定在性。法律与司法调整经验之积累，经受了历史时间的长久考验， 其中有些部分继续存续下来并且用社会时间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乃至优越性。如同文化传统可以区别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一样， 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亦存在大、小传统之分，前者是指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以制度和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 而后者则是指民间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民俗习惯型态展示出来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我们先来看一看作为大传统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以制度和观念型态表现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从形式意义上看， 它表现为法律分化程度较低的诸法合体的法律结构体系， 民事法与刑事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混然一体。从价值意义上看， 古代中国法制与司法表现为以宗法为本位的熔法律与道德为一炉的伦理法律价值体系。在古代中国， 体现儒家伦理精神的法律， 乃是一个建构于“天人合一”深厚道德基础之上的以王道精神相标榜的、通过家族本位与君权主义体现出来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天人合一”是古代伦理法律与司法的深层指导原则和存在的根据， 因而构成了该系统的终极依托； “内圣外王之道”是实现“天人合一”法律与司法理想的行动方式， 它表现为礼治主义、泛道德主义、人治主义和自然和谐主义。在礼治秩序下， 个体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与个性， 都被置于儒家纲常名教规范之中， 因而在司法过程中， 人们更多地以是否合乎礼的规范来评判纠纷各方的行为和司法裁判的结果。在古代中国， 宗法血缘关系根深蒂固， 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 铸就了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体制， 形成了以“信念伦理”为表征的家族本位的伦理法系统。因而在传统中国的伦理法系统中， 道德律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 “德主刑辅”亦因此成为国家治理与司法运作的模式选择， 由此， 泛道德主义的盛行， 一方面导致了民众权利意识的缺乏，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非讼传统的形成。传统法律与司法的泛道德主义， 必然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 把社会的有效治理寄希望于品德和才能突出的清官贤人， 期望通过包拯、海瑞式的清官来为民伸冤、替民作主， 这就为法律与司法世界中的人治主义提供了根据。此外， 在传统中国， 家族体制的存在与发展， 亦使调解机制在解纷过程中的功用愈发重要， 而调解机制的发达， 也体现了儒家伦理法律的中庸精神， 反映了民众的厌讼心态， 这种心态又与儒家“无讼”观念的长期熏陶密切相关。从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讲， 这种机制乃是传统乡村自然经济体系所衍生出来的法权要求， 是传统的家族共同体内部关系的一种衡平方式。当然， 当代中国法律与司法系统亦保留了一套调节民事关系的调解规则(较之传统的调解机制， 无疑有所改进) 。这种保留是由于调解机制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法律自治的某种需要， 反映了广大民众力图通过自身努力来排解纷争而公平交往的心理要求。这种对传统解纷方式的认同与接受，充分表明了法律与司法传统的生命力。再就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小传统而言， 民俗习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对于国家法， 民俗习惯是在长期社会生活历史中形成的， 为社会公众的内心所确信的习俗与惯例。它凝结着社会大众的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准则， 体现着社会成员的普遍性的社会经验。在传统中国， 民俗习惯反映了礼治社会的客观要求， “礼是合式的路子， 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14〕52作为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习惯乃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基本依据， 进而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秩序的重要工具。民俗习惯被大量运用于民间调解和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 成为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 法律与人情、事理的内在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俗习惯的价值意义。因此，今天的人们尽可以对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和选择， 但是，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 在迅速走上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当代中国， 传统法律与司法精神依然以特定的方式影响今天中国人的法律与司法生活。况且传统法律与司法的价值系统本身， 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待人们去开掘的历史遗产， 诸如， 对现行法律与司法的道德评价， 追求实质正义， 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 建立秩序的责任体系， 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完善当代法律与司法调整机制的有益借鉴。所以， 我们对于司法国情的文化要素的把握， 必须始终关注本国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问题， 无论是大传统， 还是小传统。这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内在必然性之所在。

最后， 我们需要研究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如上所述， 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文化要素， 主要是从司法现象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方面考察司法国情的构成要素，由此来把握自主型司法改革的深厚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 则是从司法的内在机理方面考察司法国情的构成要素。一般来说， 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主要包括如下若干方面： 一是司法的功能。从政治意义上讲， 司法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 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功能。从社会意义上讲， 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借助司法手段，调整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因而司法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当然， 司法只有在执行一般的社会管理职能时， 才能将其特殊的社会政治职能持续下去。二是司法程序。从总体上看，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模式， 即纠问式模式和对抗式模式。这两种诉讼程序既与诉讼体制与制度的不同有关， 也与一定社会的诉讼文化传统密切相联。应当看到，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这两种诉讼程序模式正在呈现出彼此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三是司法过程。这涉及到司法活动的运行机理与机制问题。当代司法活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 司法过程愈益向社会开放， 司法运作更加注意接近公众，司法活动的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 司法显得更加公开透明。司法过程的这一趋势和特点， 是司法回应变革时代的司法挑战的客观表现。四是司法方式。面对日趋强劲的“诉讼爆炸”浪潮， 司法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从司法内部来看， 判决、调解、和解、协调等等司法方式的一体化的综合运用， 已经成为有效解决纠纷的明显特点。从司法外部来看，司法机关更加重视依靠社会力量， 努力形成诉讼与非诉讼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共同化解矛盾纠纷。五是司法效果。司法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司法活动效果， 国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一面， 也有差异之处。尽管司法公正是世界各国司法活动的共同价值取向，但是， 在不同的国度， 人们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或尺度又是不尽相同的。就与司法公正内在相关的司法公信而言， 由于受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司法机关自身司法水平的高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差异等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司法公信状况亦是不尽相同的。此外， 司法队伍素质、司法保障条件等等， 也是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的重要内容， 各国也是不同的。在当代中国， 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历史进程， 人民司法事业发展已经或正在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一方面， 人民司法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司法改革、基层基础建设等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另一方面， 人民法院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考验，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从司法功能看， 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更大，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更高， 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的任务更重。从司法程序来看， 人民群众不仅要求司法程序严谨公正， 还要求司法程序高效便捷， 切实减轻诉讼负担； 不仅要求司法恪守中立， 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 还要求司法对诉讼过程的能动干预， 促进当事人更多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司法方式看， 人民群众要求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能动司法， 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和谐司法、弹性司法等司法手段有效解决纠纷。从司法过程看， 人民群众期待司法更加民主， 以便参与司法活动。从司法效果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 还期待案结事了； 不仅要求程序公正， 还期待实体公正。与此同时， 人民群众对实体公正的认识日趋多元化， 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的结果， 不仅要接受法律的评判， 还要接受社会道德、民俗习惯乃至当事人自身立场的评判。

对于同一案件的处理结果， 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个体时常做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评判，人民群众对实体公正的理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差异性。从司法公信看， 人民群众要求法官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以严格公正文明司法来不断提升司法公信。此外， 当前一些困扰人民法院的司法难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些司法难题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司法发展还很不平衡， 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并正在成为常态， 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涉诉矛盾依然较为突出， 执行难问题尚未从根本上缓解， 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司法保障乏力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司法环境还不尽理想， 等等。因此， 我们研究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 必须高度关注转型时期司法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深入分析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当代中国司法生活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 悉心把握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为探寻当代中国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基本要求

综上所述， 坚持当代中国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就必须从中国的司法国情条件出发， 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和现状， 牢牢把握司法改革的国情基础。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司法发展与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 实际上就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分析与把握， 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 就是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日益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走出了一条自主型的中国司法改革道路。

当然， 推进司法改革， 这是当代中国司法生活领域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科学认识和处理好吸收国际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 这对于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在深化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过程中， 对于那些反映社会治理与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外域司法文化的有益因素， 无疑是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 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制与司法同世界法律与司法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我国经济生活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主流之中， 法律与司法领域也同样面临着开放性和全球化的全新挑战。闭关自守， 盲目排外， 只能导致司法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但是，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展开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的创新实践， 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所建构的司法制度， 有着自身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 对域外的司法发展经验和模式进行具体的辨析， 才能建构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模式， 才能走出一条自主型的中国司法改革之路。

总之， 诚如邓小平所精辟指出的，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取得成功”。〔11〕2在这里， 自主型的中国司法改革， 实际上就是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 就是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就是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我们需要在悉心分析中国国情特点的基础上， 深刻把握中国司法改革的运动方向， 探寻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模式， 进而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发展事业。那么， 自主型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或者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 有着哪些基本要求抑或质的规定性呢？

其一，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人类司法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往往交织着诸多矛盾冲突运动。这种矛盾运动既会引起司法生活领域的根本性变化， 也会促进司法生活关系的某些部分改变。从社会学的一般意义上讲， 每一次社会革命都标志着整个社会体制的一次基本变化， 力图寻求某种合法性根据； 而从法律与司法意义上讲， 每次社会革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与司法体系。因之， 伴随着社会革命的司法革命， 带来了法律与司法领域的全新的变化。依据司法革命的程度、目的与手段的不同， 司法革命的型态是有差异性的。有的社会的司法革命是在基本上不触动或很少触动先前司法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展开的； 而有的社会的司法革命则是要彻底摒弃先前司法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 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于先前司法制度的全新的司法系统。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司法革命， 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司法制度的本质与结构， 创设了共和国的现代司法架构， 而且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革命的合法性基础， 从而为新的经济社会生活系统确立有效的规范与制度基础。在这六十年司法革命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中， 发生了前后相继的两次司法革命。从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到1956年党的召开， 这七年间生成的当代中国第一次司法革命， 在彻底废除“六法全书”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司法制度， 深刻地改变了建国之初司法生活领域的面貌，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当代中国第二次司法革命， 旨在实现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司法秩序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司法秩序的历史转型， 从而架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司法制度与机制。毫无疑问，与第一次司法革命相比， 第二次司法革命的性质决不是要打破先前司法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根基， 也不是要从根本上改革先前司法制度的本质与结构，而是要在建国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 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 革故鼎新， 创新探索， 以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必须正确把握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政治方向，始终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作为司法改革的主旋律； 必须把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加以谋划和推进， 通过改革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加扎实地做好维护党的执政权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各项司法工作， 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全局， 尊重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从而更好地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当然，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无所作为。恰恰相反， 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也是一个辩证的扬弃过程。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司法革命。它要在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 依靠自身的力量， 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 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一深刻的司法革命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本质性规定的基础上， 适应变革时代的司法需求， 创设新的司法制度结构， 建立新的司法运行机制， 确立新的司法正义标准，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司法生活秩序，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提供稳定的司法支持。因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是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基本立足点。

其二，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必须确保强大的国家政权主导司法改革与发展的走向。一般来说， 司法变革与发展的过程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架构的启动， 而这一情形在东方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拥有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 是东方国家迅速实现法制与司法变革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 为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新型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政治架构之创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 不断成长、日益壮大的现代市民社会能够为现代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可靠的社会基础； 但是， 仅仅依靠市民社会的自发机制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司法成长的现实需要。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 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司法发展的区域差异亦相当明显， 司法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 需要有一个现代的、理性化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司法制度的变革进程， 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司法改革与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只有这样，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时下， 人们广泛议论中国模式问题。如何把握中国模式的本质性特征？ 在我看来， 关键在于正确把握保持社会活力与强化国家权威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 社会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自主地位明显提高。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创造性及自治功能， 保持社会进步的生机与活力， 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行为模式， 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泛发展， 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体自身的飞跃，主体的自主性逐步得以确立。这一时代特点反映到法律与司法价值系统中来， 就表现为社会主体的自由和权利在法律与司法现实中的比重明显增长。司法调整的重要职能之一， 就是要允许社会主体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生活与交往过程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 保障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因之， 司法改革与发展的任务之一， 就在于建立健全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司法体制、制度和机制。然而， 确保社会主体的自主性， 扩展社会主体的自治权能， 保持社会进步的活力， 决不意味着国家及政府功能的弱化， 也决不表明现代化的政府是相对无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来说， 拥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权威型政府， 是中国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基本条件。30年的改革开放把当代中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是，在向新体制转轨过程中， 社会运行过程亦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 国家与政府的权威有待强化。因此， 当我们选择和建构新的国家功能模式时， 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 充分考虑到自己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特点以及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只有植根于自己国家的国情和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国家功能模式， 才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推进司法改革， 必须牢牢把握我国的司法国情条件，不断增强国家与政府的权威， 使之成为司法改革进程的主导力量， 从而保证司法改革的平衡有序推进。在这里， 尤其重要的是， 要始终坚持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作为强有力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有效实现对国家、社会与法律生活的领导， 加强对司法改革工作的领导， 主导司法改革的发展走向， 这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关键所在。

其三，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必须把握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在当代中国司法生活实践中，能动司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司法理念与机制正在产生愈益广泛的影响。在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深刻把握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 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要实现这一改革要求，就需要悉心分析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固有逻辑， 切实加强能动司法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能动司法的机制与制度， 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能动司法的有效实现。一是要建立健全司法适度主动机制和制度。我们不赞同司法的绝对被动， 司法的被动性， 更多的是对司法的程序要求， 而不是对司法的价值判断。人民法院有责任通过能动司法在维护法律秩序与实现社会正义之间维持一种有益的平衡。要善于从司法活动中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与此同时， 要立足审判工作， 认真研究案件特点， 善于从中把握倾向性、规律性的东西， 从而为调整司法政策、制定司法措施、完善司法工作机制， 提供可靠的依据。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依法司法的前提下， 充分运用规则空间， 创造性地适用法律， 通过司法技术(合理解释、有效补漏、发展规则等) ， 寻求规则与审判具体案件要求之间的某种平衡， 以便妥善解决具体案件； 特别是要善于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及时从个案和类案的审理中， 总结审判经验， 制定相关规范性意见， 以便提供审判思路， 确立审判规则， 确保司法审判的良好效果。要建立健全司法预警机制， 把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可能反映在司法领域的各种情况和问题预料在前， 应对在前， 建立健全司法统计分析机制、大要案报告机制、司法应急处置机制， 审判监督指导机制和案件统筹协调机制，努力掌握司法审判工作的主动权。二是要建立健全司法适度弹性机制。毫无疑问， 依据现行法的规定作出司法裁判， 这是法官依法司法的基本要求。然而， 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 法官机械地依照法律规定所作出的裁判， 往往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形。人民法院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 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 而应当坚持原创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正确解读法律原则与政策精神， 慎重把握司法尺度， 充分适用弹性司法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避免刚性裁判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 要创造性地适用法律， 正确处理好依法司法与执行政策的关系， 自觉地融入政策考量， 注重针对特殊情形的政策考量， 使法律的适用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而确保案件审理的良好效果。要强化利益衡平， 正确把握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进而从法律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政策导向等角度出发， 认真进行价值判断， 正确适用推理方法， 合理调整诉讼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关系，从而达到最佳的利益衡平的结果。要立足于有效解决纠纷， 积极倡导和谐司法， 切实尊重当事人的自治地位， 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与对话， 自主解决纠纷， 减少冲突和对抗， 努力适用和谐的司法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进而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司法目标。要在法律规则的空间内， 深入分析纠纷形成的特殊背景， 根据具体案件的要求， 适用柔性司法方式， 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 合理适度地采取不同的司法措施， 避免刚性地运用司法方式， 从而有效钝化矛盾， 舒缓纠纷， 在法律的范围内维护诉讼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三是要建立健全司法适度干预机制。在中国的司法国情条件下， 法官决不是超然于诉讼各方之上的消极、中立的仲裁者， 也不能仅仅在诉讼各方提出的证据范围之内确定案件的是非曲直而忘却应当承担的司法责任， 而应当对诉讼过程进行必要的能动干预。要积极行使司法职权，加强对当事人诉讼活动的指导， 从而使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 承担诉讼义务； 特别是对于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 法官要进行必要的释明， 使其正确充分表达诉讼意愿， 形成合理的诉讼预期， 从而依法有序地进行诉讼。要进一步加强便民诉讼机制建设， 完善便民诉讼机制， 使司法服务更加贴近群众， 方便群众诉讼， 使群众更加接近司法， 彰显司法的亲和力， 从而更加便利及时有效地回应群众的司法需求。要积极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努力将纠纷解决进一步向社会开放，为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 依靠社会各方力量合力化解矛盾纠纷。很显然， 中国特色的司法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强化能动主义的法权要求， 司法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有力工具。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 就必然蕴涵着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建设中国特色能动司法的制度与机制， 乃是中国特色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内在逻辑要义。

其四，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必须以实现实质正义为价值目标。在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过程中， 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一般来说， 在司法活动中，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相辅相成、内在关联的。司法活动实际上就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这一中介环节， 把法律规范的抽象设定和普遍要求， 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具体单个的行为。司法的任务就在于把一般法律应用于特殊情况下的具体事实， 从而使司法判决具有可靠的预测性。这一情形被m·韦伯称之为司法形式主义。在韦伯看来， “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程度的自由， 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程序变成了以固定的和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为限制的、特殊类型的和平竞争。”〔15〕656司法形式主义的实质乃是司法法治主义。而司法法治主义的要义之一， 就是注重司法过程的程序性， 寻求司法活动的形式正义。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 司法程序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关系司法法治命运的重要问题之一。违背司法法治的行为， 往往是在司法程序上违法。然而， 司法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 司法活动不仅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 遵循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 注重形式正义的实现， 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测性，而且强调对价值基本准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 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 从而致力于追求实质正义。司法的实质正义通过形式正义表现出来， 司法的形式正义则必须以实质正义为其存在的根据和前提， 因而司法的实质正义对于形式正义具有优先性。在中国，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不仅要重视形式正义， 而且要更加关注实质正义，社会公平正义构成了法律与司法价值系统的终极依托。我们知道， 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生活形态， 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构成了衡量和评价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基本价值尺度。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 必须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随着转型期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 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社会利益分层化， 利益冲突形式多样， 社会利益关系格局日趋复杂； 收入差距拉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利益矛盾愈益突出； 人民内部矛盾凸显， 问题居高不下， 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方式显现出新特点， 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等等。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密切相关， 这也更加表明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这些年来， 党和国家愈益充分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逐步加以调整。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法制、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全面论述了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性任务， 强调在经济领域， 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 都要注意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都要注重公平； 在政治领域，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在法制领域， 要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社会领域， 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在意识形态领域， 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显然， 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建设和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 也是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在这里， 坚持实质正义的优先性， 进而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如下若干关系。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关系。这里强调的是， 要努力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活动， 来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以个案的公正裁决来实现普遍的司法公正， 把普遍的司法公正寓于个案的公正裁决之中， 切实防止以抽象的普遍公正观点来影响个案的公正审理。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人们普遍忽略程序的价值意义， 片面追求实体上的公正， 最终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近些年来， 程序公正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也出现了片面强化程序公正而弱化实体公正的倾向， 从而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严重影响。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应当看到， 实体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前提，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和外在表现。我们要确立实体公正优先性的理念， 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公正，进而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一般来说，公正与效率都是司法审判活动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我们要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力求实现节约司法成本、讲究司法效率的司法公正， 也就是“有效率的公正”。当公正与效率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应当坚持公正对于效率的优先地位， 效率服从于公正。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依法司法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司法作为专门解决纠纷的机构，基本职责在于定纷止争， 化解矛盾， 进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必须坚持依法司法， 运用法律规划来化解纷争。然而， 现实世界也是复杂多样的。成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矛盾纠纷的标准或尺度。这就需要法官的创造性的司法审判活动， 把依法司法与案结事了有机结合起来， 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息事宁人的司法目的。评价一个法官的司法水平， 不仅要看办理了多少案件， 更要看是否化解了矛盾纠纷，是否理顺了当事人情绪， 是否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否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所追求的和谐， 是公正的和谐， 正义的和谐。这是实质正义理念对于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五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法律公正观与群众公正观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公正司法、公平正义的标准问题，也关系到纠纷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法律公正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和法律评价的基础之上的， 而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正， 更多的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的。人民法院必须坚持法律公正， 但是如果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这种公正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大受影响， 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 不利于树立司法的公信力。我们要准确合理运用证据裁判规则， 在实质正义理念的引导下， 最大限度地去发现客观事实， 努力做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 使裁判结果真正经得起人民群众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评判。总体来看，实质正义理念的确证， 要求中国司法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条件出发， 坚持理性与经验的统一、法理与情理的统一， 建立健全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优先性的司法体制、制度和机制， 从而展示当代中国人的司法智慧， 体现自主型司法改革的中国风格。

其五，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必须遵循务实主义的司法改革路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确实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m·j·列维从社会学意义上区分了现代化问题的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 指出： “当我使用‘理想模式’，‘理想地’或是‘理想地讲’之类的概念时， 我只是指人们认为应该如何做。而我使用的‘现实模式’， ‘实际上’或‘实际地讲’， 则是指有关的人实际上正在如此做。”〔16〕22他要求人们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理想模式与现实模式之间的不一致或彼此相互整合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冷静的理智的态度。同样地， 社会主体在从事司法改革的实践中， 都受到特定的司法价值理想的支配。他们对司法变革事业的未来和前途以及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过程本身， 已经在观念上产生了一种自觉的认识和要求， 形成了自己活动的司法理想目标。因此， 司法价值理想的意义， 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改革所要创设出来的司法模式的一种主观期待或愿望。设定与确证司法价值理想的过程， 乃是一个由客观到主观、由司法现实到寻求司法理想的过程。但是， 另一方面，司法价值理想在司法改革事业中的实现过程， 又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 这种司法理想与当下的司法现实是不相吻合的， 甚至是相矛盾的。这种司法理想模式又不是在司法现实生活中直接地存在的， 而是有待社会主体建构的符合需要的司法理想实体。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运动表明， 司法理想模式是以一定的司法现实为前提的， 但它又是和司法现实不尽一致的， 是一种尚未实现的东西。然而， 司法理想模式并不是消极地适应司法现实， 而是源于司法现实， 又高于司法现实， 所以才能为社会主体从事司法改革提供追求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只有通过主体的创造性的司法改革实践活动， 司法理想模式才能由主观的期待或愿望变为客观的体现司法文明进步主流的司法现实。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 “要想站起来， 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 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 那是不行的”。〔17〕105因之， 推进司法改革， 是一个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过程。在当代中国，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就必须自觉遵循务实主义的司法改革路线， 循序渐进地稳步展开司法改革事业。但是， 渐进式的司法改革决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消极等待， 而要以勇往直前的精神， 锐意进取， 迎难而上， 奋力把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推向前进。当前， 坚持务实主义的司法改革路线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通过司法改革有效破解司法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司法难题。多年来， 人民法院坚持以改革应对挑战， 以改革破解难题， 人民司法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新需求，人民法院在司法理念、审判工作、队伍素质、物质保障、体制机制等方面， 还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亟需通过深化司法改革切实加以解决。所以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司法事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明确提出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为根本出发点， 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入手， 以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努力克服制约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 无论在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司法改革意见中， 还是在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中， 都把解决突出问题、破解司法难题作为深化司法改革的重点方向而予以统筹部署。这充分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求真务实精神。所以， 在当代中国， 坚持务实主义的司法改革路线， 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必然选择。

五、初步的小结

现在， 我们有必要对本文的论述内容作一个简要的小结， 以便对中国特色自主型司法改革模式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

一个国家的国情状况与特点， 对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样地， 一个国家的司法国情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司法改革进程与取向。在当代中国，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这是中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内在要求。自主型司法改革是与依附型司法改革相对而言的，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司法改革模式。自主型司法改革强调社会主体对于本国司法改革路径的自主选择， 注重从本国的国情条件出发， 设计司法改革方案， 把握司法改革进程， 进而达到预定的司法改革目标。而依附型司法改革则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展开的， 往往脱离本国司法国情的基本状况，按照域外司法制度模式， 组织推进本国的司法改革。前者体现了司法改革的“中国中心主义”， 突出了司法改革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而后者则是司法改革“域外中心主义” (准确地讲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征， 反映了司法改革的依附性与被动性。这两种不同类型、不同取向的司法改革模式， 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司法改革与发展前途。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 可以带来本国司法的自主发展， 彰显司法改革的本国特色与独立地位， 进而更加有效地回应本国社会对司法事业的需求， 充分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能动作用。而依附型司法改革， 必然导致本国司法的依附发展， 丢却了司法改革的主体地位，遂而造成本国司法发展的边缘化状态。因之， 我们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摒弃依附型司法改革模式。

在当代中国， 自主型司法改革有着浓厚的国情基础。从政治方面来看， 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集中地表现为： 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决定了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权架构中的基本地位； 人民法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 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依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则是人民法院的政治使命。从经济方面来看，司法国情的经济要素主要在于把握国家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类型。在我国，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年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革命， 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构成了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一对矛盾。分析司法国情， 推进司法改革， 必须认识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这一对价值矛盾。从社会方面来看，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司法领域也带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 司法领域的基本矛盾依然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机关司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社会发展显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 这必然对司法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进而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因此， 在新的形势下， 深化司法改革， 推动司法发展， 就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是我们考察中国司法国情社会要素时需要悉心加以关注的。从文化方面来看， 研究中国司法国情的文化要素， 应当着力探求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的内在影响。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在传统中国， 作为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大传统， 在形式意义上表现为法律分化程度较低的诸法各体的法律结构体系， 在实体意义上则表现为以宗法为本位的熔法律与道德于一炉的伦理法律价值体系， 因而在司法领域， “德主刑辅”成为国家治理与司法运作的模式选择。作为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小传统， 民俗习惯反映了礼治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秩序的重要工具， 也成为解决纠纷的有力手段。因之， 在当代中国， 把握司法国情， 推进司法改革， 必须高度关注本国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问题。再从司法本身来看， 也需要探讨中国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问题， 这就涉及到司法功能、司法程序、司法过程、司法方式、司法效果、司法队伍素质、司法保障条件等等诸方面因素。因之， 我们研究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 必须深入考察社会变革与转型时期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状况的阶段性特征， 藉以确定司法改革的重点方向。

毫无疑问， 在当代中国，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应当合理地借鉴域外那些反映人类司法文明进步发展的有益司法成果。然而，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展开的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司法体制、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实践， 体现了鲜明的自主品格与中国特色。坚持自主型的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 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具体言之， 自主型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就是说，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这一主旋律， 把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放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加以谋划和推进， 通过推进司法改革， 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制度和机制， 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当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 是一个创设新的司法制度结构、建立新的司法运行机制、确立新的司法正义标准、形成新的司法生活秩序的过程， 因而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司法革命的过程。第二， 必须坚持权威型政府主导司法改革进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来说， 司法改革的推进， 离不开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权威型政府的有力推动。中国司法国情的重要特点之一，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区域司法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在这一社会与司法条件下， 要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国家与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推动司法改革、发展与建设的历史重任， 从而保证司法改革的平衡协调有序展开。而有效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司法改革工作的领导， 则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根本保证。第三， 必须坚持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在当代中国， 强化能动主义的法权要求，法律与司法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有力工具， 这乃是自主型司法改革的一个明显特征， 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因此， 要把能动司法的理念贯穿于司法改革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悉心把握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固有逻辑， 努力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能动司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更加扎实有力地促进能动司法的生动实践。第四，必须坚持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目标。在当代中国，推进自主型司法改革， 需要妥善处理好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 坚定地恪守司法的实质正义对于司法的形式正义的优先性地位， 把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作为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价值依归。在这里， 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关系， 以个案的公正裁判来实现普遍的司法公正；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公正；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牢固确立“有效率的公正”的理念， 建立健全“有效率的公正”的司法制度与机制；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依法司法与案结事了的关系， 努力实现定纷止争、息事宁人的司法目的。第五， 必须坚持务实主义的司法改革路径。在中国， 推进司法改革事业的过程艰巨而复杂， 这就要求我们抛却司法浪漫主义的理想图式， 以客观冷静严谨的理性态度， 正视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复杂矛盾运动， 自觉遵循现实主义的司法改革路线图， 循序渐进地引导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尤其是要把有效破解司法难题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司法改革的中心议题， 切实解决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 从而彰显自主型司法改革的求真务实精神。我们坚信， 伴随着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与转型进程， 一个有着浓郁的中国风格的自主型司法改革模式， 必将愈益显示出它的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必将愈走愈宽广。

注释:

[1]〔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帝国主义与依附〔m〕. 杨衍永，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2]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廖一中. 袁世凯奏议(上册) 〔z〕.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4]伍廷芳， 沈家本. 奏诉讼法请先试办摺〔m〕/ /伍廷芳. 伍廷芳集(上册) 1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朱寿朋1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6]袁世凯. 遵旨复陈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折〔m〕/ /袁世凯. 袁世凯奏议(下).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9]沈德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1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m〕1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13]〔美〕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铿， 吕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14]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5]max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 an outline interp retive sociology， bedminsterpress， new york， 1968.

[16]〔美〕m·j·列维. 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 吴荫， 译. 知识出版社， 1990.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2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平等。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法律文化的精华，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却是高于法律制度和司法理论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指南。①

    一、 现代司法理念内涵的详细内容。

    具体说来，现代司法理念包含几层意思：第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与其他国家职能活动相比较，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国家权力相似的规律，如公权力的强制性、确定性；另一部分是司法活动特有的规律，如裁判权的中立性、专业性。人类在研究、认识、运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司法理论。而将司法理论中的精髓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概括、简练、根本、基础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

    第二、现代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与司法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等。而司法理念可以说就是司法思想，而且是高度凝练的司法思想。司法理念与普通的司法理论相区别，形成统领全局、发挥根本作用的精神指导。

    第三、现代司法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意识形态本身“关于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一系列信仰”（科贝特语），是高层次人类精神的成就和结晶。所以，司法理念便成为人类在一个健康、法治社会中的共同追求。从司法理念的表述形成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公正、独立、公开、民主，都是共同追求。世界各国都有一些法官为维护司法独立而做出牺牲，而社会对司法理念的信仰成为司法权威得以树立的基础②。

    二、司法理念内涵的历史发展和由来

    司法理念的内涵不是从来就是这样定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与政治制度、文明程度相适应，从而也不断的发展来的。在司法独立的环节上，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是通过在上世纪末的司法改革而逐步实现和完善的。

    在德国，1998年10月27日施罗德新政府上台以来，雄心勃勃的对德国的司法制度进行120年来规模最大的整体性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简化司法程序。其中就刑事司法领域而言，德国最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转变检察职能，简化诉讼程序。（2）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一是在1999年5月26日，联邦内阁接受了联邦司法部长的建议，通过了在刑事诉讼法中确定犯罪人和受害人间的赔偿制度。二是在1998年12月1日，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开始生效，目的是帮助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和保护受害人的证人。（3）增加刑罚种类，完善罪名体系③。

    1991年英国成立了旨在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Criminal Justice）。2001年，英国内政部奉女王之令向议会提出《刑事司法：前方的路》，概括了刑事司法改革计划，特别是关于预防、处置犯罪行为的改革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2002年7月，英国内政部长、上议院大法官以及总检察长应女王之命又向议会提出《所有人的正义》白皮书，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司法制度制订了一个广泛的改革计划，意在创造出一种满足社会需要、赢得公民信任的司法制度。④

    1999年伊始日本政府宣布，将对日本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由法务省负责，具体修改工作由“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承办。从日本此次司法改革所确定的基本理念、方向以及《意见书》的产生经过来看，日本的司法改革具有全面性、整体性。[8]《意见书》也宣称：“涉及到司法制度方面的各种改革，相互之间是有机联系的，需要采取全面的、统一的具体化措施。司法改革也是与本《意见》开头所说的先前进行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包括放宽限制在内的经济结构改革等一连串的改革有机地联系的，实际上，这些改革也指出了进行彻底的改革司法制度的必要性。” ⑤

    在法国，为了全面指导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1988年专门设置了“刑事司法与人权委员会”这一全国性机构。1997年10月29日，法国改革法国司法制度，其目的在于提高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目前，法国的上述司法改革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仍在进行中。

    三、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

    司法理念虽然与我们的日常法律工作看似关联不大，但实际上，司法理念决定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及以后将要进行的司法工作的效果和成败。同时，司法理念的价值还远不止体现在司法领域，其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甚至于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1、国家权利机构、行政机构、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组织者们广泛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对于推进司法改革，积极有效的保证司法改革的进行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伴随着世界性的司法改革浪潮，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势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给与前所未有的关注，就连广大民众在谈起司法改革时亦是津津乐道。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还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不仅是涉及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全面改革，而且是由统一的组织机构进行整体规划、统一部署的系统改革。

    2001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详细地对我国司法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根据该报告，我国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七个方面：（1）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2）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3）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5）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6）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7）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因此，我们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新世纪中国司法改革绝非司法系统内的一次局部调整，而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深层次变革，它不但受制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而且要融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部署当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发展；它既涉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的权力与资源再分配，也触动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它不仅需要司法体制内的因素进行自我完善，还有赖于司法体制外的环境得到优化。显然，单靠司法机关绝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因为，一方面，司法机关具有天然的依附性，根本不可能调动完成上述深层次改革所需要的政治、财政、人力等资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任务是执行法律，它本身不具备上述改革所需要的立法权限。由此，司法改革的成功进行必须依靠各部门的合作，有时更必须要求有些部门放弃本部门已掌握的一部分权利，更有时会让有些地方、有些人认为触动了他们的一些既得利益。只有让各部门的人都树立了良好现代司法理念，奉法律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从思想认识上保证大家齐心协力，目标一致，自觉地将在改革过程中牺牲部分利益视为理所就当的责任。

    2、司法理念对社会公众及人文思想的价值。从民族思想文化基础来讲，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内涵的古国。经过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虽然人们的对一些旧封建思想已经基本摒弃，但是普通群众对于封建社会实行人治的那一套思想还是从近些年来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时才开始认识到转变的重要性。所谓的官本位思想其实也是一种人治制度的衍生物。法治社会要求全社会都共同信仰法律，视法律为唯一的强制公共准则。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据法律规定作为标准，也依靠法律来调整。这也实际上要求全社会的公民都对司法理念有一种统一的认识，也即是司法理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具有全社会认同的唯一的内涵。只有全社会呼唤“法治”，共同认识到必须司法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平，才能取得法治建设的成功，也才能使司法理念的要求最大程序的实现。

    3、对法院改革的价值。良好的司法理念是法院改革的支撑。司法理念是法院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也是一个由始至终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在认识上需要不断解决好的问题。

    （1）司法理念决定了法院领导者在改革中的决策。长期以来，我国法院总体建构在一种行政管理体制上，法院内部的重大决策都是由院长或院党组这样的领导层作出的，其中院长的意见又显得至关重要。法院内部的改革思路与构想往往都出自于这一层面，最终的决策也是由这一层面作出。因此，这一层面每个成员的司法理念，就或多或少直接地影响着一个法院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为什么有的法院改革起步早，行动快，效果好，很快步入了以审判工作为重心的良性运作，而有的法院仍亦步亦趋，甚至裹足不前，法院工作难以打开局面，即使在一些法院内部，改革的步子往往也有快有慢。造成这种不平衡书面的原因较为复杂的，但从根本上讲，这就是领导层的司法理念问题，如果一个法院领导层具有较为良好的司法理念，这个法院的改革工作将少走许多弯路。

    （2）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自我在改革中的价值评估，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无疑使每个人面对眼前物欲横流的世界，都在对自己重新定位。就目前的国情而言，我国法官是显然还是一个相对清贫的职业，就法院改革的短期目标而言，还看不出会有质的改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果没有良好的司法理念，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了失衡、吃亏感，进而有可能谋取个人的私利，把人民斌予的审判权变成谋利的工具。如果法官缺乏法律信仰，更无所谓具有良好的司法理念，在改革面前就会显得飘然浮躁，无所适从，将其行为的思想根源定位在个人地位、待遇等方面的考虑。

    （3）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对法院改革的态度。当前全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的探索和实践，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涌现出了青岛法院、海淀法院等一批初步取得改革的成果的优秀法院，但也有一些法院在改革的大潮面前有畏难情绪，甚至于有的有抵触情绪，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官的认识问题。信仰法律，视公平正义为职业生命的法官，往往对改革都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能在改革中较为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有所作为。

    四、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

    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区分理想法治社会目标与现阶段改革步骤的制定的深层理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矛盾中共生共存，各种力量在其中起着不同的调整作用，其中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后和最权威的救济手段。它事关社会关系能否最终得到正确调整，社会秩序能否最终得到实现，这就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应是公正的。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司法独立。因为要公正司法，就须居中裁判；要居中裁判，就须独立司法，不受法外各种社会因素所左右或干扰。

德国学者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目前最新的一种观点是：司法独立应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可能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尚未能达到这一观点的标准，且司法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可能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很大的转变，但是树立这一司法理念与结合实际制定阶段目标并不矛盾。深刻的理解了司法理念的内涵，就会明确不能在目前追求片面的绝对的司法独立，而应最大化的实现社会的平稳、秩序和人民利益。在实际的操作中就能适用好最适应我国特有的国情的司法制度，将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结合起来。司法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就能将总体的目标和现阶段我国国情结合起来，能动的协调司法中立、回避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执法与司法为民的关系、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等各种关系。

    （1）树立了良好的司法理念，就能在司法工作中更好的适用法律，处理好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关系，在判决中注入人性化的理念。由于法律本身的特性，法律有时常出现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的情况。法律规定的内容和条文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在适用法律时，在法律所规定的酌情处理和酌定处理的范围内，协调好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严格执法意味着以国家强制力处理各种案件。但是法律、特别是民主社会中的法律，不是脱离人性的冰冷的法条，富含人性是民主社会法律的重要特点，相应地，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司法也要求充满人性。体现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充满人文关怀的司法，要求法官具有民主意识、以人为本的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但从实践看，我们并没有把握好，常常是一讲严格执法，就会机械办案、埋头办案，对待当事人生、冷、硬。严格执法的真正含义应当是依法办案和文明办案，认真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们讲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法官应当有服务意识、亲民意识，文明而礼貌的对待当事人，重视人性、尊重人权。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礼貌对待当事人，在裁判时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为当事人着想，使每个裁判都充满人性。

    （2）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价值观，理解司法独立的真正内涵，处理好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司法独立原则是世界各国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共同认识，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我国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审判工作贯彻这一原则，有利于保证国家审判权的统一行使，有利于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从理论上讲，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最为合理的制度设置。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或基点是法官的独立，而法官独立的直接效果是审判独立。从现实来看，司法独立是必然趋势，因为它有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有利于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但是，我们在力主审判独立的同时，必须从政治和党性的高度来处理好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可靠保障，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雷打不动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因此，我们要摆正好位置，定期向党委和人大汇报工作，以主动争取党委和人大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并定期向政府和政协通报情况，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和关心，从而保证法院的各项工作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3）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法官职业化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容易产生脱离社会和民众的现象。我们在建设法官职业化的同时，尤其要注意结合法官职业化和它的社会化以及亲和力，同时要确立正确的法官职业化理念，处理好提升法官单一素质与整体素质的关系。世界的法制发展史和中国的法治历程，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正义化身的法官，必须走法官职业化建设之路，否则，人民法院就不能很好地实践“三个代表”，就很难更好地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官职业化包含了对法官职业能力、职业精神、职业自治和职业声望等方面更高的品质要求。所以说，法官职业化是一个富有理论内涵的命题。去年以来，按照最高法院的部署，法院在法官职业化建设上作了许多工作，如进行了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结合机构改革进行了法官遴选、加大了专业化培训等。但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官职业化的内涵和目标要求法官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条文，而是要在审判中融入法官的法律思想、司法理念和审判经验，实现法的目的和精神。由此，法官一方面要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文明的司法礼仪、自觉的廉洁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审判经验，能够深刻领会司法原则和精神，在立法和司法解释滞后、法律存在空白的情况下，善于运用法理，以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浓厚的人文科学知识去合理运用法律原则，弥补法律空白，作出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弘扬先进文化、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司法裁判。

    （4）司法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发自内心的信仰法律，就能在司法工作实践中到心手合一的效果。面对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运用自身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不断的及时总结，进一步的不断创新。司法理念的内涵要求是具体的，但相对于错综复杂的案情来说，司法理念又是抽象的。就象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与适用法律的千差万别一样。在任何时间，合理的创新都是需要的。只有司法人员内心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有合理创新的基础。而创新的成果必然能更恰当地保证司法理念的实现。

    五、现代司法理念的未来展望

    现代司法理念的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平等基本内涵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认识和信仰。但是，司法理念不是停滞不前的概念，它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的。人类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正如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样，法治社会可能也不过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前面或许有更适应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只有充分的发挥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并实现司法理念的价值，才能为以后的文明发展成立基础。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为工作实践中大胆创新思想提供基础和保证。合理的创新思维加上成果的不断积累，最终必将实现从质变到量变的飞跃，到达一个目前无法想象的新阶段。

    「注释

    ①徐立新：《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

    ②蒋惠岭著：《现代司法理念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3

司法大众化是我国司法改革不可忘却的观念

司法大众化我们并不陌生，建国以后由于过分强调司法的群众路线，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奉行“重政治，轻业务”的标准，我国的司法工作在大众化的道路上走向了一个极端，当然也给我们的司法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司法改革又要走上另一个极端。司法大众化的本意和出发点是要防止因司法的“贵族化”而过分偏离民众的意识和价值，最终导致司法偏离法治的价值基础。[3]司法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有其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列宁明确指出：“民主共和制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利’。”[4]这也意味着司法权最终属于全体人民，受委托从事司法工作的专业人员最终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特别是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体系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司法大众化思想，[5]这对于避免司法的过度职业化和精英化可能带来的弊端是具有极强的积极意义的。从现代意义上来讲，我们国家是缺乏法治传统的，这也意味着司法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在我国缺乏固有的社会基础，因而我们的司法改革也必须在整体社会改革所推动的社会转型轨道上展开。这与医学上猛药治重病是不同的，脱离社会现实而进行的激进的社会改革不可避免的是会带来“草根文化的反叛”的，试想在一个人民的国家里背离人民的司法系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那么如何防止在以职业化和精英化为目标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司法工作过分背离民意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和断离呢？司法大众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缓冲剂和剂。其实用司法实务界的一句更能直观、确切地体现司法大众化的语言就是“立法为公、执法为民”，顺应民意、符合民意这是任何现代法治社会都必须不能忘却的观念。

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良性沟通是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有人不禁要问，一面要求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改革目标，一面要求牢记司法大众化的观念，这不是自相矛盾么？其实不然，较高程度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是我们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司法大众化也不是要求我们回到建国后的“外行司法”的状态，如果认为我们的司法改革就是在两个极端中的非此即彼的静态选择，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发展观的。当前我们的整个改革事业包括司法改革在内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是缺乏坚实的民众基础的。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司法的职业化和精英化的精英意识通过政府主导了司法改革的进程，而人民大众的意识和需求则由于缺乏相关的意见表达机制或民意传输机制而得不到体现。但是社会改革是要在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成功最终也是需要获得民众基础的，因此主导改革的精英们要在大众化的观念指导下积极建立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的有效沟通机制，既要确保司法改革在民众心理承受范围内和社会变革的轨道上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改革协调推进，又要在实现了职业化和精英化的司法中给大众化留下合理的空间，避免司法因过度职业化和精英化而过分偏离民意。

有效的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的沟通机制必须是一种双向的良性沟通机制。在这个沟通机制中，虽然精英们占据积极地位，但他们不是单方面的灌输和宣传，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民众，而是要进行双向的交流和沟通。一方面把先进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另一方面就是倾听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的需求。在这种沟通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团体———学术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通过运用其知识和技能诠释权力精英，一方面通过社会调查等多种手段反映民众诉求，从而可以很好的实现两极沟通。另外还有很多具体的制度和实践，比如司法听证制度，法院的社会调查等也是很好的途径。[6]再比如近两年相继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和全国人大刚刚通过、2013年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刑诉法，都从体现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方面进行了理念上和实体上的修改，具体包括部分死刑条款的取消、经济犯罪的轻刑化、危险驾驶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增加、社区矫正的引入、刑事和解程序的增加、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行、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处理程序，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当前司法制度的重要改革，也充分展现了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这一良性沟通机制的有效成果。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4

内容摘要：司法改革涉及到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文以东亚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为基础，介绍了韩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目标与途径等基本问题，并分析了韩国的经验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东亚 法治 司法 宪政 

东亚社会与法治模式 

司法改革[2]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与传统下有不同的动力机制与表现形式，呈现出目标、过程与效果的多样性。司法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共同性与具体实现过程的特殊性体现了司法在东亚社会中的特殊形态。目前，东亚各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具有浓厚的东亚社会结构的特点。东亚社会的司法理念、功能与具体的运作过程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社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任何法治都是民族国家的法治，因而带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烙印，并由此形成法治多元化的局面。东亚国家法治社会的形成受其不同民族性的影响，使之不仅得以西方法治区别开来，而且也使东亚各法治社会区别开来，最终导致东亚国家法治社会多元化成为现实。[3]因此，在研究东亚社会司法改革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东亚法治的基本范畴与司法理念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 

在东亚社会，所谓东亚法是一种多样化的概念，其价值体系已成为世界法律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概括了历史发展与现实运作过程中的东亚各国（地区）法律思想、原理与制度的一般特征，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思想体系与法律制度体系。[4]司法在东亚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是东亚法治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法律文化与传统的不同，司法理念与具体的运作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需要从东亚法治的历史、价值与事实关系中解释东亚社会中司法的结构及其改革的意义。 

从社会结构与法治的关系看，笔者认为东亚法治整体上表现出如下基本特点： 

法治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中，东亚法治以其特殊的功能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推动法治的东亚模式的形成。源于西方的法治理论经过社会的变迁，逐步引进到东亚社会，逐步形成为东亚社会的法治理念。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东亚社会是世界上法律移植途径多元、内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当然，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西方社会经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法治理念与东亚传统社会结构之间发生了冲突与矛盾，出现了一些与西方社会原来的理念不同的原理或制度。 

东亚社会法治模式是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价值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法治在东亚社会中的本土资源。法治精神源于西方社会结构，但法治中体现的各种原理在东亚社会结构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从东亚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共同遵循法治的基本理念与规则，并表现出法治实现过程的特殊性。 

东亚法治模式反映了东亚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同化能力。法治理论与制度的移植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文化本身是否具有同化能力是评价法律移植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志。东亚法律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助于人们在文化的选择和竞争中强化法治的社会适应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东亚法治模式是以东亚人特有的法的观念为基础的，是一种多层次的法律制度模式。从宏观角度看，在东亚社会中的法具有两种意义：一是与礼仪与道理相同意义上使用，它提供做人的一种准则，从外延上同社会规范的范围相同；二是法具有强制和反价值的性质[5]。从东亚法的外在结构看，东亚社会的法是以刑罚为中心建立的，嫌诉讼、远离法是东亚人传统的法的观念。正如奈斯比特教授所说的，“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亚洲政治日趋开放，但西方人还不能要求亚洲完全做到“依法办事”。在这里，融洽的合作关系和相互信任才是成功的保证，而西方的法治作用就未必行得通。“[6]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源于东亚传统的羞耻文化，即在法与道德、法与自然等价值体系的问题上，文化对东西方社会主体的法观念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如东亚法文化强调实体的合理性的价值高于形式的合理性，法通常被理解为技术性的手段等。另外，东亚法治模式在人与制度关系上遵循着独特的原理，法律制度呈现出人间化（personal）的特色，实体的合理主义得到长时期的维持，形式合理主义理念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与发展等。 

认识上述东亚社会法治模式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分析东亚社会背景下司法改革的基础、目标与过程，并可能提供分析的出发点和认识工具。司法的价值或司法改革的必要性、正当性存在于法治的总体框架之内，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对司法赋予的功能与使命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的法治历史与理念孕育着不同的司法价值。而不同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又与不同的宪政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亚社会，法治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本质上是宪政体制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它并不仅仅是法院或检察机关或律师制度的单方面的改革。为了国民，国民满意的司法改革应当是对司法整体的框架或根本问题的分析与解决”，[7]具有深刻的宪政背景。因为：1。整个东亚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之中，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法律体系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变革。经过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法治在东亚社会中的价值和功能，认识到法治改革的必要性。[8]2。法治社会中宪政体制的改革是基础与出发点。由于东亚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宪政表现其价值的多样性，社会变革的合宪性危机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东亚社会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多数表现为政治问题或宪法问题，从客观上要求从宪法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3。司法权或司法体制运作的基础是宪法，司法权首先表现为宪法权力，源于宪法的授权。尽管东亚各国采用的司法体制不同，但司法权的配置上都确立了宪法统一性原则，使司法具有合宪性基础。从目前东亚各国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看，各国普遍重视宪法在司法改革中的基础地位，使司法改革的目标与过程具有浓厚的宪政色彩。4。在东亚社会，司法改革既表现为法律问题，同时表现为确立政治体系与司法之间界限。由于东亚社会的改革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司法与政治体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本质上政治与司法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切断司法与政治之间存在的不当利益，使司法保持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司法改革内容与具体步骤直接关系到东亚社会宪政体制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涉及到宪政体制总体框架的调整与建构。因此，司法改革的进程与社会效果实际上体现了宪政的意义与功能，不仅仅是司法运作的问题。下面以韩国司法改革的实践为例具体说明宪政与司法在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 

司法改革的理念与目标 

在韩国，司法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学者们通常把司法分为实质意义的司法与形式意义的司法，并以形式意义的司法为基础解释有关司法权的结构与运作机制。按照学理上的解释，所谓司法权指国家机关作用中除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的作用，即属于法院的国家作用。[9]在韩国社会结构和法治发展进程中，司法发挥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法的控制功能，即为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而提供的控制功能；个体权利保护功能，即根据法治国家发展的要求，为个体权利的发展提供保护；法官的法律创造活动；及时地消除社会的紧张关系或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当然，社会生活中司法的功能并不是万能的，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如司法或司法权首先受实定宪法的限制，宪法规定了司法权的范围与功能。宪法同时规定了司法机关不得干预的几个领域，如违宪法律审查权由宪法法院行使、弹劾审判、政党解散诉讼、国会议员资格审查等普通法院是不能审理的。另外，司法在功能上只能对有争议的具体纠纷案件进行判断，不能对规范进行抽象的判断与解释。这种功能上的界限具体表现为：事件性、诉的利益与事件的成熟性。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政策或政治性行为对司法也产生一定的制约。韩国宪政体系中司法所具有的如上特点有助于我们从司法、司法权的本质出发分析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功能。 

司法改革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革目的的确立，即为什么改革，改革的正当性是什么。在东亚国家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我们普遍发现改革目标缺失的问题。围绕司法改革理念或目标问题，韩国的学术界和法律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政府与民间、学术界与司法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造成司法改革进程的缓慢与不确定性。在学术争论中，学者们认为，司法改革的理念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司法正义，使司法发挥贴近国民，为国民服务，保障人权价值的功能。为人权提供保障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与使命。[10]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韩国确立了司法改革需要确立的改革目标。大法院提出的司法改革的目标分为长期目标与中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中期目标是：司法权独立，推动法律文化的发展，机构与程序的完备，法官的培养与保护，自身能力的提高等。总体而言，司法改革的目标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运营的民主化，具体内容和标志是：在各种司法程序中不仅保障各种权利与自由，而且要消除司法服务的不公正性，实现司法福利的平等理念；对消费者保护，经济弱者法治主义原则的保护；确立地球环境保护的新理念。二是司法程序的效率化，即提高司法程序的效能，实现程序功能的迅速性、效率性、公正性与透明性。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性是司法运作民主化的基础性观念，需要建立予以充分保障的手段。三是司法服务的国际化。 上述三个方面的目标实际上体现了宪法的民主与正义价值，是宪法价值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化。 

司法改革的背景与起因 

在不同的宪政体制与法律文化背景下，进行司法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各国有不同的改革起因。如同属东亚三国的中国、日本与韩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日本，司法改革是在经济界、学界、政府共同推动的，是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与司法改革的总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中进行的，经济力量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司法改革主要由司法机关主导，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的降低、司法的行政化、司法腐败等。[11] 

在韩国，司法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克服司法的非政治化、司法体制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矛盾，国民对司法普遍存在不信任的情绪。从总的背景看，司法改革的动力是有效地解决政治司法[12]的弊端，使政治权力与司法权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适应社会结构国际化的要求，建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法治主义体制；适应市民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总体需求具体表现在： 

1．从司法体制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看， 韩国的司法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法学思潮与法律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司法体制既受英美法的影响，又受德国法的影响，同时司法制度结构中还保留着部分韩国传统法的因素。这种混合性因素的相互影响虽有助于发挥司法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功能，但同时导致司法制度主体意识的欠缺，导致司法制度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宪法与司法制度关系上，司法制度缺乏能够指导司法制度运作的系统的理念与程序性原理，不能充分地体现宪法原则。司法运作与宪法原则的脱节是启动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 

2．恢复国民对司法的信任。司法的价值在于通过司法正义体现国民的意志。国民的信任是司法维护正义价值的重要条件。如前所述，推动韩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内在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司法权威没有获得国民的普遍信任。1991年韩国法制研究院曾在全国进行了国民法律意识调查，其中问到“权力或财力对审判过程是否产生影响”时，认为绝对产生影响的人占40．3％，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的占53．9％，认为不受影响的占4．7％，认为绝对不受影响的只占1．2％。特别是，司法制度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诉讼效率低、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国民的普遍不满。 

3．适应产业化与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演变，韩国社会进入了以市民人权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追求个体的自治意识，要求国家把更多的权力还给社会，建立和谐、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伴随着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司法逐步转化为一种满足市民需求的服务市场，依照法律合理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纠纷。通过改革力求使游离于市民生活之外的司法进入到市民生活之中，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4．法曹人数过少，不能适应法治发展的需要。在韩国，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与国家总人口的比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大法院每年审理约2万件左右的案件。据1996年统计，韩国法官数为1400多名，律师数为3400名。到了2002年全国有7000名左右的法曹实务家。尽管通过司法改革，法曹人数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从人口比例看，人数还是比较低的，不能为国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 另外，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出现了法曹结构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表现为年龄的不平衡。据统计，韩国法官的平均年龄为37．8岁（1996年），律师的平均年龄为48．7岁（1995年）。二是从事法律事务的经历也存在不平衡。1995年3064名律师中最活跃的律师为40岁左右的律师，70岁以上律师只占12％。从事法律职业不到十年的年轻律师占35％。这种经历上的不平衡实际上影响了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水平。第三是地域的不平衡。1996年统计的3400名律师中1893名律师（占全体律师的61．5％）集中在汉城，在首都圈从事律师的占70％以上。法曹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影响司法制度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5．司法制度理念与运作过程之间的冲突。在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如刑事司法制度所保护的人权标准低于宪法规定的人权标准、民事救济程序缺乏有效性与透明度、法曹的选任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司法正义得不到充分实现的原因既表现为司法制度结构问题，同时也表现为运作过程。 

6．现行的司法制度不能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的发展需求。随着国际化的发展，有关法律服务与法律人才的培养日益成为司法制度关注的问题。韩国已加入WTO与OECD，面临法律市场开放的新的环境，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更加系统、有效的法律服务体系，以满足国际化的发展要求。 

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 

目前，在韩国进行的司法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大法院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 

1．法院组织体系的改革 

司法改革首先涉及到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官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各种司法改革方案都提出了以韩国法律文化特点为基础，积极吸收英美司法制度中合理因素的方案。大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同时也是最高司法行政机关。改革的具体内容是：（1）为了确保大法院的民主正当性，首先进行法官人事制度改革，设立法官人事委员会，分为作为大法院院长咨询机构的中央人事委员会和作为高等法院院长咨询机构的地区人事委员会，以保障法官人事制度的公开性和透明性。[13]改革现行的大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任免方式，可组成法官推荐会议，以保证法官的民主正当性基础。（2）为了解决初任法官平均年龄偏低的问题，需要改进现行的法官、检察官任免程序，强化法官的任免资格，实行法曹一体化，原则上从年满40周岁以上、具有十年以上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士中选拔法官。（3）进一步提高法官的待遇，引进助理法官制度，如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法官待遇，法官的人数则受到一定限制，需要引进助理法官制度，由助理法官协助法官处理有关案件审理的具体事项。（4）审级制度的改革。主要目标是强化大法院的法律审功能，减轻大法官的业务，为国民提供更方便的法律服务。实行一审的独任审判，可以由副法官审理非诉事件、少年事件、简易的刑事事件等。 

2．法曹人数的增加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增加法曹人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增加法律人才的数量，以满足国民的需求。2000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已达到800名，2002年增加到1000名。 

3．扩大国民的司法参与 

为了在司法领域更好地体现国民主权理念，扩大司法的民主基础，国民的司法参与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与内容。通过国民的司法参与，确立国民对司法的信任，使司法活动更加贴近国民生活，减少距离感，确立司法制度接近国民、为国民服务的新理念。 

4．法曹培养制度的改革 

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强调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改革的互动，使司法改革与法曹培养制度的改革保持内在的一体性。韩国的司法改革始终把法曹培养和法学教育改革作为重要内容。法曹培养制度改革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司法研修院制度改革与法学教育制度改革。司法考试改革的具体成果已体现在2001年3月公布的《司法考试法》中，该法对应试者资格、考试方法、考试科目、司法考试管理委员会设置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司法研修院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研修目标的多样性、研修内容的规范化与研修课程多样化等。强化法律伦理教育和培养综合分析能力是司法研修院教育的基本目标。法学教育改革主要涉及学制的改革、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一元化、“学士后教育”，把本科的法学教育提高到研究生水平。[14]另外，课程结构改革、教育方法的改革也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5．权利救济制度改革 

具体改革的内容包括人身拘束制度和搜查程序的改革、《人身保护法》的制定、律师参与权的实质化，即席审判制度的改善等。在刑事审判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到量刑合理化方案的确定，迅速公正审判的保障，保释制度改革等。民事审判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强化当事人口头辩论权，民事执行程序的改革，对债务不履行者的金融上的处罚措施等。为了保障检察制度的公正性与独立性，韩国已实行了特别检察官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腐败现象发挥了积极的功能，目前围绕特别检察官的任命程序、特别检察官搜查权的扩大等问题进行改革。 

司法改革的基本途径 

为了实现上述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具体内容，韩国在司法改革中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法与途径，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法官的业务。为了保证公正而高水平的裁判活动，需要解决法官工作量过大的问题，减轻其业务负担。在韩国学者看来，一般情况下业务量的增加与审判质量是成反比例的。如果业务量过大，有可能导致法官每天陷入机械性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无法集中精力思考法律逻辑与理念问题。当然，减轻业务仅仅是实现司法改革的一种手段，不是司法改革本身的目的。具体措施是，首先要解决法律垄断问题，不宜把法院设置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把法院分散到各个地区，增加法院的数量。同时还要解决法官程序上的垄断问题，即改革一名法官负责审判程序上所有审判业务的做法，实行法官主要负责业务中的核心部分，其他业务交助理法官或其他辅助人员处理。这种改革有助于解决法院构成上的少数主义与业务上的多数主义的矛盾。同时，在审判业务中积极引进信息化技术也是减轻负担的重要形式。 

2．完善法官的培养制度。到目前为止，法官的培养基本上是由法院体系自身完成的，通过司法考试者在大法院管辖的司法研修院学习二年，然后被任命为法官，从初级法官开始进入法曹队伍。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审判中重要的是法官应具有判例的广博知识、诉讼指挥能力和判决书的制作技术等，这些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要靠法院内部的体系，实际上由法院垄断法官培养的一切事务。但目前法律知识被垄断的局面已被打破，对于法官而言，对判例的理解与诉讼指挥能力固然重要，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寻求平衡也是法官应当面对的现实。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宽录用法官的途径，从司法考试、法官教育功能等不同角度解决法院垄断法官培养的不合理体制。 

3．推动法官的职业化。随着法律关系的多样化，法官的知识结构要多样化，具有专业化的知识，应积极探讨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机制，以提高法官与法院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法官的专业化与法院的专业化应同步进行，扩大法院的开放程度。 

4．提高法院自身的权威性。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力的，社会对司法的公正评价是司法正义的重要基础。法院通过判决所宣示的正义体现其权威性与强制性，这是法院发挥其审判功能的基础。提高法院自身的权威性并不是一种权威主义的思考方式，它是法院公正司法的具体表现。 

5．建立推动司法改革的统一组织体系。 在韩国，司法改革一直是法律制度发展中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改革的措施和新的改革理念往往通过司法改革得到具体化，并逐步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因此，司法改革首先涉及到整个社会改革理念问题，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环节，绝不仅仅是对司法权结构与具体运作程序的改革。 随着宪政体制的发展和国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司法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焦点问题。由于国民民主意识与司法改革之间存在冲突与紧张关系，司法改革被列入完善社会结构的基本内容之中。为了消除国民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和不满，适应司法正义实现的需求，韩国自1989年开始进行了新的司法改革。进行司法改革的基本阶段是： 

1989年11月，新任的大法院院长提出为研究21世纪司法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设立研究法官的方案。 

1990年3月2日，大法院行政处内设立了司法政策研究审议官室，对司法制度的总体结构与运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1992年大法院出版了十卷本《司法制度研究报告》，确立了进行司法改革的理论框架。以这种研究成果为基础，大法院于1993年11月成立了司法制度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包括拘束令状制度、上诉制度改革等24项内容的司法制度改革方案，并以此方案为依据发表了司法改革案，并于1994年7月公布了司法制度改革法律案。 

但1994年以前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仍不能消除国民中普遍存在的司法不信任情绪，实现司法正义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要求。学者普遍认为，消除司法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司法的民主化，恢复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消除阻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因素，实现司法民主原则。 

为了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进程，1995年2月，作为总统咨询机构的“世界化促进委员会”与大法院、法务部共同进行了司法改革问题的研究，于1995年12月发表了《法律服务及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扩大司法考试合格者人数，调整考试内容，加强司法研修院独立性等。 

1999年5月又成立了作为总统咨询机构的司法改革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的31名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和法曹界人士，而且包括社会各界的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委员会最后提出了有关司法改革的方案，内容包括消除司法腐败，建立公正而迅速的权利救济制度，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推动法曹的先进化和国际化，改革法曹的选拔制度，改革法学教育制度等。 

2000年，为了使司法改革的成果得到制度化，大法院提出了《21世纪司法发展计划》，其内容主要包括扩大国选律师制度，扩大有机会获得律师帮助的被告人的范围，扩大民事纠纷解决范围制度，设立准常设的调解委员会，强化法院的调解功能，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证据接近权等。 

2003年韩国总统与大法院院长共同商定，为了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成立由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组织的“司法改革促进机构”，避免过去仅仅由行政机关主导司法改革的弊端。至此，韩国司法改革进入了具体操作阶段，具体改革成果正通过各种制度和程序得到实施。 

司法改革的经验与几点启示 

韩国的司法改革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从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内容的确定及其改革方法的选择都充分考虑到了国际化背景下司法制度的变革与新的角色问题。司法改革适应国际化和社会发展需求是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从司法改革的过程看，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司法制度不同价值体系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建立了各种价值要素互动的良性机制。在反思或改革某一司法改革内容时应注意评价制度所表现的文化因素，注意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既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合理性，又要尊重本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历史。在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始终以国民主权原则作为司法改革的指导原理，以方便国民作为司法改革的出发点。在推动司法改革的具体组织体系上，韩国重视司法改革进程的统一协调功能，先后组织了推动司法改革的专门的组织机构，对司法改革的步骤作出统一规划，把民间的研究机构和大法院、总统的司法改革咨询机构结合起来，建立了高效、统一的推进司法改革的机构。 当然，这种改革在实践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司法改革推动力量单一，没有吸收更多的经济界的力量、没有充分地以“民主化过程”为基础推动司法改革、虽建立了统一的司法改革组织体系，但缺乏运作的有效性、司法改革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等。 

韩国的司法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正在进行司法改革的中国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首先，在司法改革的出发点上，应从宪政体制角度审视司法改革的目标与过程，使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步骤与具体内容具有合宪性基础，发挥宪法在司法改革中的积极功能。 

其次，在司法改革的内容上，司法改革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改革，改革中应注意相关制度之间的联系，改革某一制度时要考虑相关制度的配套问题。在韩国，司法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需要从客观上确立全面改革理念。 

再次，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主体上，司法改革不能仅仅由司法机构本身推动，需要确立以立法机关为主体的机构体系，对改革内容、具体步骤等作出统一协调和安排。从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看，成立专门的司法改革组织机构来协调改革过程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机构应保持其权威性与代表性，能够体现社会各界对司法改革的基本需求。如日本成立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其构成是：教授4名、经济界人士3名、律师3 名、作家1名、市民团体1名。中国的司法改革将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需要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改革的机构，以便对司法改革的总体计划作出统一规划。它有助于保证司法改革的规划性与协调性，降低司法改革的负面效应，防止改革的随意性。为了保证司法改革机构的权威性与代表性，该机构需要由法律专家、知名学者、法院、检察院及律师等组成。 

第四．需要加强对司法改革机构、过程的法律化，从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对司法改革的目标、机构设置的依据、机构权限等基本问题通过具体法律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提高司法改革的稳定性与权威性。 

第五，在司法改革中既要反对乐观主义，也要反对悲观主义。在司法改革中取得某种阶段性成果后容易陷入乐观主义，过分强调改革的正面效应，而忽略改革可能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负面效应。同时对司法改革效果的期待也要客观，要警惕因期待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司法改革的悲观主义也是不足取的，我们需要考虑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应相信司法改革体现的正义力量和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第六，各国的司法改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法律文化因素是我们评价司法改革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司法改革而言，我们既需要借鉴西方司法改革的经验，同时也要关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司法改革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国家司法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司法改革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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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 司法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是属于不同性质的范畴。在法治发展进程中司法的自我完善首先在司法改革领域得到体现，司法体制则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形态。

[3] 马新福：“东亚法治社会论纲”，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3期

[4] 详见韩大元著：《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5] [韩]崔大权：《法社会学》，汉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6] [美]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7] 韩国〈法学家〉2003年10期。

[8] 韩大元：《东亚法治的理念与历史》，第49页。

[9] 参见[韩]金哲洙：《法与政治》，教育科学社，1995年版，第481页。

[10] 2000年韩国司法改革委员会提出的“21世纪司法发展计划”对司法的基本使命提出了新的目标：一是改变过去存在的司法制度只满足法院、检察官、律师需求的做法，建立以满足需要者利益为基础的新司法理念，形成积极反映国民的意志与利益的司法政策；二是实现司法的公正性，改善司法内部的不合理制度；三是把权威主义的司法转化为“国民容易接受的法律服务性”司法制度；四是扩大国民参与司法的途径，体现国民信赖的司法价值等。

[11] 中日韩三国目前都进行司法改革，但在司法改革的理念、目标、过程与评价体系等方面表现出多样性，需要进行比较研究。

[12] 指政治权力与司法权相互融合，两者处于利益共同体之中，司法权失去了对政治权力的必要控制。由于在现代宪政体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呈现出日益融合的趋势，相互之间的制约受到体制上的限制。司法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司法本身受制于政治权力，就不能发挥政治控制的功能。

[13] 最近围绕大法院新任法官任免而引起的风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改革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争论的焦点是：大法官标准的认定；大法官任命方式；法官人事制度；法官任免制度等。在大法院的大法官应是政策性人才，还是实务性人才问题上大法院与市民团体的意见分歧比较大。大法院认为，大法院院长根据宪法有权独立地行使大法官的提名权，限制提名权实际上是对宪法权威的挑战，缺乏改革的宪法基础。改革的意见普遍认为，应设立大法官推荐委员会，限制大法院院长的任命权等。这场风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民社会对司法价值的期待与要求。《中央日报》2003年8月16日

[14] 详见韩大元：“韩国法学教育的基本体制与改革”，载《法学家》2002年第4期。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5

 

20世纪至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指出，我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跳跃，其一是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其二是从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这种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当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却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跳跃了。。5从经济体制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如今这种转变仍在进行当中。与社会转型相呼应，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正经历着一场观念更新、学理递进的演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整体性的嬗变。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成为社会整体变革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或转换，如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观念的转换、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这些变革或转换也必然对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地位是商品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个人的人格主体性”是商品经济社会所提供的基本法律价值。该价值观的确立，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理论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打击对象、纠问客体的历史窠白，为刑事诉讼主体理论的研究扫清了障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増长，在刑事司法中，如何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指控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成为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形态壁垒的消除也使我们对刑事诉讼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逐步从“真理论”转向“价值论”，价值分析成为我们评价一项刑事司法制度优劣的基本方法。上述种种变化，最终、最直接、最集中地反映在一种现象上，那就是: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将权利保护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研究视角。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并明确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很显然，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诉讼公正紧密地联系起来了。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为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1996年我国对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作了重大修正。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有关机关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形成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此外，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领域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制，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了立法规划。如何评价10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如何规划和预测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未来，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依法治国方略与刑事司法改革目标

 

关于依法治国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如下阐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厉行法治，它着重强调“公权者要服从法律，居于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之上”,®这种法治是“着重规制公共权力的法治，着重治官的法治，着重维护受治者尊严与自由的法治”。®刑事司法正是这样一个需要加以法治化的领域。

 

刑事司法作为国家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活动，其中涉及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的关系。警察、检察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而涉嫌犯罪的公民个人则成为被追诉的对象。刑事诉讼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了严重的干预。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的采用，构成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巨大威胁;而被告人一旦被判决有罪，将面临被剥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严重后果。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专门机关如果滥用权力，将会导致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成为一纸空文。在国家专门机关滥用权力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刑事追诉的对象，都可能成为刑事诉讼的牺牲品。

 

法治原则在刑事司法中体现为:通过刑事程序对国家的权力加以制约、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加以保护。现代刑事程序的设置旨在防止由于公共权力的专横和滥用而产生的侵害。刑事诉讼以追诉犯罪为开端、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现代刑事程序的重点在于建立防止国家刑事追诉权、惩罚权被滥用、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的装置。因此，惩罚犯罪更多地体现为刑事程序的隐性目的，而保障人权则是刑事程序的显性要求。刑事法治要求，对于犯罪的打击应当建立在充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贯穿刑事司法的一条主线，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总是在协调二者的矛盾中向前发展的。在公法领域从任意司法到程序司法的演进被认为是法制史上的重大变革，而刑事程序本身以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为基本内核。因为如果刑事司法仅仅追求惩罚犯罪，那么抛弃程序的束缚即为最好的选择。在刑事诉讼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获取被告人口供，以求发现案件真相的例证。现代刑事诉讼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不择手段、不问是非、不计代价的真实发现。这一要求为刑事诉讼中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设置了底线。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曾经长期盛行“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现象。在依法治国方略指导之下，推进刑事法治，加强人权保障，应当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

 

三、刑事司法改革: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刑事法治目标的确立，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基本的方向，但是，它并不足以回答刑事司法改革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些刑事诉讼法学者试图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模式作出理论回答。如龙宗智教授认为，在司法改革中应奉行“相对合理主义”这是对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种理论表述。其理论前提是视国际标准为普适性公理。他认为，中国目前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因此，只能采取相对合理主义，“不求最好，只求较好”。®卞建林教授提出了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问题。他指出，在全球化的、现代整体社会发展的视野下，现代化的刑事司法所应体现的品质有二:一是对人权的尊重;二是对程序正义的强调。®左卫民教授则认为，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应当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现代型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人权保障优先、诉讼职能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

 

上述学术争论的背后，隐含着对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认识。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论争一直呈此消彼长的态势。刑事诉讼法学领域也是如此。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采取渐进或激进的方式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向国际标准靠拢，也有少数学者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主张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改进司法制度。从总体状况看，普遍主义显然占了上风，但特殊主义并未从人们的心里彻底逸出，这或许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危机有关。自清末变法以来，器用之争、中西文化论辩、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学术思考。许多人想把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成与原来不同的、同时又能与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区别的一种制度，但无情的现实是:在刑事司法领域过去曾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内容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如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在刑事证据法学中的核心地位、受刑事指控者的“如实陈述”义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等。这种观念的转变离不开国际、国内的相关背景。从国际背景看，这种观念的转变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人权普遍化、法律世界化带来的影响;从国内背景看，这种观念的转变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关。

 

显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既要考虑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又要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现实需要。如何将我国的刑事司法传统与现代性融会贯通，如何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是摆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十年刑事司法改革:如何评说?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内容主要包括:増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确立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调整侦查管辖与自诉案件范围、扩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完善强制措施制度、改革一审审判方式、増设简易审判程序、完善第二审程序、改革死刑执行方式等。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针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较集中地解决了一批长期没有解决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收容审查、免予起诉、庭审走过场等，在刑事诉讼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种进步并没有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在辩护问题上甚至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学术界所提出的不少改革建议也未被立法机关完全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立法机关对来自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界、学术界等各个方面的意见进行折中的结果。

 

事实上，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存在着立法技术不成熟和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该法实施后不久，有关机关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该法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形成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有的对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条文中过于原则的地方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有的对立法没有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弥补了立法本身的不足，®但是，有的解释未必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原意，甚至对个别问题的解释与立法明显不符。®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6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力口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

 

考察1997—2007年10年间最高人民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就法院系统而言，与刑事司法体制有关的改革主要包括: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制度;强化立法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健全新闻制度，深化审判公开，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外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关于人民法庭的立案管理、巡回办案、诉讼调解和适用简易程序等工作，形成了制度性规定;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方式、表决机制、委员任职资格等作了修改(内部关系)完善法官管理、选任、培训制度。涉及刑事司法程序的改革则主要包括:全面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完善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死刑案件二审程序和核准程序，所有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推行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制度，解决偏远地区当事人申请立案不便问题;完善巡回审判制度，方便群众参加诉讼;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加强司法调解工作，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纠纷;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协调机制，解决申诉难、申请再审难问题;完善少年审判工作机制;清理超审限案件;改革和规范裁判文书的制作，加强说理性;制定司法解释工作规范，完善司法解释机制;等等。

 

考察1997—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就检察院系统而言，刑事司法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完善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制度;推行检务公开，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完善查办职务犯罪的内部制约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和人员的管理体制;改革检察委员会制度，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完善特约检察官制度;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清理纠正超期羁押;推行审查逮捕方式改革;健全对侦查取证活动的监督机制;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完善刑事赔偿确认程序;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等。

 

刑事司法体制改革贯穿了“司法为民”的指导方针，体现了对司法公正的追求。但是，该改革侧重于对司法权的内部关系和司法程序进行调整，基本未触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等体制性问题，作为现代司法制度基石的司法独立原则未能通过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而得到明显加强。由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仍然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较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司法机关所采取的部分改革举措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进一步落实而己。

 

五、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未来之走向

 

过去10年的刑事司法改革，基本上沿着依法治国和建立刑事法治的目标逐步迈进，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有学者将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缺陷概括为5个方面:总则部分统率功能不足、纯粹纠问式的审前构造、以对抗制为形式以职权模式为实质的审判方式、救济程序的功能严重不足、秩序混乱的执行程序。®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大检查，发现刑事诉讼中存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三大痼疾。1近年来，刑事冤、假、错案频频被媒体曝光，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上述问题亟待通过再次修正《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

 

如何再修正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目前我国存在着大修、中修、小修三种意见：(1)所谓大修。

 

1)在条款数量上，要大量増加新的条款，同时对相当一部分现行法条款进行修正。2)从修正涉及的法律内容看，要改造刑事诉讼结构，全面调整刑事诉讼的运作机制，以满足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要求。(2)所谓中修，即在目前由宪法设定的刑事诉讼框架内，改善刑事诉讼运作机制，建立某些适应诉讼现代化要求的重要原则与制度，对现行制度作局部性的修正，对实践中问题暴露明显、弊端比较突出的，进行重点修正完善。⑶所谓小修即诉讼结构、重要制度不动，利益机制不作大的调整，只对有限的某些条款作修正，并増补某些亟待建立的规范。实行小修，最有利于法律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同时牵涉面较窄，工作量不太大，阻力较小，易于操作。但惟其如此，不能在较深的层次、较大的范围内解决问题，通过改革实现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实现。1“中修”与“小修”方案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于保持现行法律的基本框架与重要制度不变，在宪法的框架内再修正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解决几个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大修”方案则着眼于长远，主张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综合性、整体性改造，细化程序规则，大量増加法律条文。

 

鉴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改变“司法一体化”或者“流水作业式”的基本诉讼构造，一部分学者提出对刑事诉讼法要进行全面修正或者进行结构性改造，使其能够较长时间不变，以后只是作某些或个别调整。4也有学者认为，目前进行大修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技术准备也不足，进行大修缺乏相关制度以及实际条件的支持，而且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普遍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主张进行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即以大修为目标，近期实行中修，而后再视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变革。5无论采取何种修正方案(大修、中修或者小修)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进行制度改造，实现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一些学者认为，在近期修正《宪法》尚无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应当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尽可能地调整诉讼结构，完善制度规范，从而使刑事诉讼法的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改善。

 

从目前的讨论看，再修正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主要包括：(1)再修正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2)确立一事不再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对再次起诉制度和再审制度进行改造;(3)赋予被指控人沉默权，同时可以考虑设立一定的例外;(4)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保障律师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法庭言论豁免权;(5)改革证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证人作证制度、强化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6)完善侦查程序，解决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控制、审讯程序的正当化、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法制化等问题;(7)完善不起诉以及变更起诉的法律规范，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实行比较灵活的量刑建议制度;(8)完善审判程序，调整庭前审查程序，完善庭审质证制度，强化二审开庭审理，收回死刑复核权，7改死刑复核制度为死刑案件的三审终审制;(9)强化刑事诉讼法得以严格执行的保障程序。尤其要就违法取证的法律后果、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律师权利的保障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増强刑事诉讼法的刚性。8从保障被指控人人权的角度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控制与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重点。

 

笔者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努力推动一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例如，通过制度和条件设置，真正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改革审判前程序，实现对侦查行为的法律控制，尤其是对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刑事诉讼模式一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一的选择一直是困扰立法界与学术界的一个重大问题。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职权主义乃至强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初步建立了一种混合式的诉讼结构。如何保证该机制协调、合理、有效地运行，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正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六、结语

 

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法治原则要求，惩罚犯罪应当建立在充分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考察世界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制度可以发现：国际化、宪法化、社会化己经成为现代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既应对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作出回应，也应对我国的社会转型作出回应。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实现了律师对侦查程序的介入、取消了备受抨击的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进行了审判方式的改革，在诉讼的公正性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实体法的贯彻与程序法的遵守并重，这样的一些司法观念己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逐步得到了司法人员的认同。在此后10年的刑事司法改革中，法院和检察院以“司法为民”为指导方针、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目标，在司法系统内部进行了管理体制和司法工作机制改革，完善了刑事司法程序。但是，近10年的刑事司法改革未能在保障司法独立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司法一体化”或者‘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也未得到根本改变。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6

关 键 词：东亚，法治，司法，宪政

东亚社会与法治模式

司法改革[1]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与传统下有不同的动力机制与表现形式，呈现出目标、过程与效果的多样性。司法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共同性与具体实现过程的特殊性体现了司法在东亚社会中的特殊形态。目前，东亚各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具有浓厚的东亚社会结构的特点。东亚社会的司法理念、功能与具体的运作过程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社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任何法治都是民族国家的法治，因而带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烙印，并由此形成法治多元化的局面。东亚国家法治社会的形成受其不同民族性的影响，使之不仅得以西方法治区别开来，而且也使东亚各法治社会区别开来，最终导致东亚国家法治社会多元化成为现实。[2]因此，在研究东亚社会司法改革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东亚法治的基本范畴与司法理念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

在东亚社会，所谓东亚法是一种多样化的概念，其价值体系已成为世界法律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概括了历史发展与现实运作过程中的东亚各国（地区）法律思想、原理与制度的一般特征，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思想体系与法律制度体系。[3]司法在东亚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是东亚法治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法律文化与传统的不同，司法理念与具体的运作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需要从东亚法治的历史、价值与事实关系中解释东亚社会中司法的结构及其改革的意义。

从社会结构与法治的关系看，笔者认为东亚法治整体上表现出如下基本特点：

法治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中，东亚法治以其特殊的功能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推动法治的东亚模式的形成。源于西方的法治理论经过社会的变迁，逐步引进到东亚社会，逐步形成为东亚社会的法治理念。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东亚社会是世界上法律移植途径多元、内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当然，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西方社会经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法治理念与东亚传统社会结构之间发生了冲突与矛盾，出现了一些与西方社会原来的理念不同的原理或制度。

东亚社会法治模式是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价值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法治在东亚社会中的本土资源。法治精神源于西方社会结构，但法治中体现的各种原理在东亚社会结构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从东亚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共同遵循法治的基本理念与规则，并表现出法治实现过程的特殊性。

东亚法治模式反映了东亚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同化能力。法治理论与制度的移植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文化本身是否具有同化能力是评价法律移植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志。东亚法律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助于人们在文化的选择和竞争中强化法治的社会适应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东亚法治模式是以东亚人特有的法的观念为基础的，是一种多层次的法律制度模式。从宏观角度看，在东亚社会中的法具有两种意义：一是与礼仪与道理相同意义上使用，它提供做人的一种准则，从外延上同社会规范的范围相同；二是法具有强制和反价值的性质[4].从东亚法的外在结构看，东亚社会的法是以刑罚为中心建立的，嫌诉讼、远离法是东亚人传统的法的观念。正如奈斯比特教授所说的，“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亚洲政治日趋开放，但西方人还不能要求亚洲完全做到 ”依法办事“。在这里，融洽的合作关系和相互信任才是成功的保证，而西方的法治作用就未必行得通。”[5]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源于东亚传统的羞耻文化，即在法与道德、法与自然等价值体系的问题上，文化对东西方社会主体的法观念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如东亚法文化强调实体的合理性的价值高于形式的合理性，法通常被理解为技术性的手段等。另外，东亚法治模式在人与制度关系上遵循着独特的原理，法律制度呈现出人间化（personal）的特色，实体的合理主义得到长时期的维持，形式合理主义理念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与发展等。

认识上述东亚社会法治模式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分析东亚社会背景下司法改革的基础、目标与过程，并可能提供分析的出发点和认识工具。司法的价值或司法改革的必要性、正当性存在于法治的总体框架之内，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对司法赋予的功能与使命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的法治历史与理念孕育着不同的司法价值。而不同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又与不同的宪政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亚社会，法治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本质上是宪政体制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它并不仅仅是法院或检察机关或律师制度的单方面的改革。为了国民，国民满意的司法改革应当是对司法整体的框架或根本问题的分析与解决”，[6]具有深刻的宪政背景。因为：1.整个东亚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之中，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法律体系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变革。经过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法治在东亚社会中的价值和功能，认识到法治改革的必要性。[7]2.法治社会中宪政体制的改革是基础与出发点。由于东亚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宪政表现其价值的多样性，社会变革的合宪性危机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东亚社会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多数表现为政治问题或宪法问题，从客观上要求从宪法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3.司法权或司法体制运作的基础是宪法，司法权首先表现为宪法权力，源于宪法的授权。尽管东亚各国采用的司法体制不同，但司法权的配置上都确立了宪法统一性原则，使司法具有合宪性基础。从目前东亚各国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看，各国普遍重视宪法在司法改革中的基础地位，使司法改革的目标与过程具有浓厚的宪政色彩。4.在东亚社会，司法改革既表现为法律问题，同时表现为确立政治体系与司法之间界限。由于东亚社会的改革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司法与政治体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本质上政治与司法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切断司法与政治之间存在的不当利益，使司法保持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司法改革内容与具体步骤直接关系到东亚社会宪政体制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涉及到宪政体制总体框架的调整与建构。因此，司法改革的进程与社会效果实际上体现了宪政的意义与功能，不仅仅是司法运作的问题。下面以韩国司法改革的实践为例具体说明宪政与司法在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

司法改革的理念与目标

在韩国，司法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学者们通常把司法分为实质意义的司法与形式意义的司法，并以形式意义的司法为基础解释有关司法权的结构与运作机制。按照学理上的解释，所谓司法权指国家机关作用中除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的作用，即属于法院的国家作用。[8]在韩国社会结构和法治发展进程中，司法发挥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法的控制功能，即为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而提供的控制功能；个体权利保护功能，即根据法治国家发展的要求，为个体权利的发展提供保护；法官的法律创造活动；及时地消除社会的紧张关系或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当然，社会生活中司法的功能并不是万能的，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如司法或司法权首先受实定宪法的限制，宪法规定了司法权的范围与功能。宪法同时规定了司法机关不得干预的几个领域，如违宪法律审查权由宪法法院行使、弹劾审判、政党解散诉讼、国会议员资格审查等普通法院是不能审理的。另外，司法在功能上只能对有争议的具体纠纷案件进行判断，不能对规范进行抽象的判断与解释。这种功能上的界限具体表现为：事件性、诉的利益与事件的成熟性。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政策或政治性行为对司法也产生一定的制约。韩国宪政体系中司法所具有的如上特点有助于我们从司法、司法权的本质出发分析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功能。

司法改革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革目的的确立，即为什么改革，改革的正当性是什么。在东亚国家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我们普遍发现改革目标缺失的问题。围绕司法改革理念或目标问题，韩国的学术界和法律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政府与民间、学术界与司法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造成司法改革进程的缓慢与不确定性。在学术争论中，学者们认为，司法改革的理念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司法正义，使司法发挥贴近国民，为国民服务，保障人权价值的功能。为人权提供保障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与使命。[9]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韩国确立了司法改革需要确立的改革目标。大法院提出的司法改革的目标分为长期目标与中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中期目标是：司法权独立，推动法律文化的发展，机构与程序的完备，法官的培养与保护，自身能力的提高等。总体而言，司法改革的目标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运营的民主化，具体内容和标志是：在各种司法程序中不仅保障各种权利与自由，而且要消除司法服务的不公正性，实现司法福利的平等理念；对消费者保护，经济弱者法治主义原则的保护；确立地球环境保护的新理念。二是司法程序的效率化，即提高司法程序的效能，实现程序功能的迅速性、效率性、公正性与透明性。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性是司法运作民主化的基础性观念，需要建立予以充分保障的手段。三是司法服务的国际化。上述三个方面的目标实际上体现了宪法的民主与正义价值，是宪法价值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化。

司法改革的背景与起因

在不同的宪政体制与法律文化背景下，进行司法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各国有不同的改革起因。如同属东亚三国的中国、日本与韩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日本，司法改革是在经济界、学界、政府共同推动的，是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与司法改革的总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中进行的，经济力量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司法改革主要由司法机关主导，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的降低、司法的行政化、司法腐败等。[10]

在韩国，司法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克服司法的非政治化、司法体制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矛盾，国民对司法普遍存在不信任的情绪。从总的背景看，司法改革的动力是有效地解决政治司法[11]的弊端，使政治权力与司法权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适应社会结构国际化的要求，建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法治主义体制；适应市民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总体需求具体表现在：

1.从司法体制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看，韩国的司法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法学思潮与法律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司法体制既受英美法的影响，又受德国法的影响，同时司法制度结构中还保留着部分韩国传统法的因素。这种混合性因素的相互影响虽有助于发挥司法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功能，但同时导致司法制度主体意识的欠缺，导致司法制度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宪法与司法制度关系上，司法制度缺乏能够指导司法制度运作的系统的理念与程序性原理，不能充分地体现宪法原则。司法运作与宪法原则的脱节是启动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

2.恢复国民对司法的信任。司法的价值在于通过司法正义体现国民的意志。国民的信任是司法维护正义价值的重要条件。如前所述，推动韩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内在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司法权威没有获得国民的普遍信任。1991年韩国法制研究院曾在全国进行了国民法律意识调查，其中问到“权力或财力对审判过程是否产生影响”时，认为绝对产生影响的人占40.3％，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的占53.9％，认为不受影响的占4.7％，认为绝对不受影响的只占1.2％。特别是，司法制度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诉讼效率低、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国民的普遍不满。

3.适应产业化与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演变，韩国社会进入了以市民人权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追求个体的自治意识，要求国家把更多的权力还给社会，建立和谐、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伴随着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司法逐步转化为一种满足市民需求的服务市场，依照法律合理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纠纷。通过改革力求使游离于市民生活之外的司法进入到市民生活之中，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4.法曹人数过少，不能适应法治发展的需要。在韩国，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与国家总人口的比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大法院每年审理约2万件左右的案件。据 1996年统计，韩国法官数为1400多名，律师数为3400名。到了2002年全国有7000名左右的法曹实务家。尽管通过司法改革，法曹人数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从人口比例看，人数还是比较低的，不能为国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另外，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出现了法曹结构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表现为年龄的不平衡。据统计，韩国法官的平均年龄为37.8岁（1996年），律师的平均年龄为48.7岁（1995年）。二是从事法律事务的经历也存在不平衡。1995年3064名律师中最活跃的律师为40岁左右的律师，70岁以上律师只占12％。从事法律职业不到十年的年轻律师占35％。这种经历上的不平衡实际上影响了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水平。第三是地域的不平衡。1996年统计的3400名律师中1893名律师（占全体律师的61.5％）集中在汉城，在首都圈从事律师的占70％以上。法曹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影响司法制度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5.司法制度理念与运作过程之间的冲突。在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如刑事司法制度所保护的人权标准低于宪法规定的人权标准、民事救济程序缺乏有效性与透明度、法曹的选任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司法正义得不到充分实现的原因既表现为司法制度结构问题，同时也表现为运作过程。

6.现行的司法制度不能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的发展需求。随着国际化的发展，有关法律服务与法律人才的培养日益成为司法制度关注的问题。韩国已加入WTO与OECD，面临法律市场开放的新的环境，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更加系统、有效的法律服务体系，以满足国际化的发展要求。

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

目前，在韩国进行的司法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大法院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

1.法院组织体系的改革

司法改革首先涉及到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官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各种司法改革方案都提出了以韩国法律文化特点为基础，积极吸收英美司法制度中合理因素的方案。大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同时也是最高司法行政机关。改革的具体内容是：（1）为了确保大法院的民主正当性，首先进行法官人事制度改革，设立法官人事委员会，分为作为大法院院长咨询机构的中央人事委员会和作为高等法院院长咨询机构的地区人事委员会，以保障法官人事制度的公开性和透明性。[12]改革现行的大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任免方式，可组成法官推荐会议，以保证法官的民主正当性基础。（2）为了解决初任法官平均年龄偏低的问题，需要改进现行的法官、检察官任免程序，强化法官的任免资格，实行法曹一体化，原则上从年满40周岁以上、具有十年以上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士中选拔法官。（3）进一步提高法官的待遇，引进助理法官制度，如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法官待遇，法官的人数则受到一定限制，需要引进助理法官制度，由助理法官协助法官处理有关案件审理的具体事项。（4）审级制度的改革。主要目标是强化大法院的法律审功能，减轻大法官的业务，为国民提供更方便的法律服务。实行一审的独任审判，可以由副法官审理非诉事件、少年事件、简易的刑事事件等。

2.法曹人数的增加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增加法曹人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增加法律人才的数量，以满足国民的需求。2000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已达到800名，2002年增加到1000名。

3.扩大国民的司法参与

为了在司法领域更好地体现国民主权理念，扩大司法的民主基础，国民的司法参与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与内容。通过国民的司法参与，确立国民对司法的信任，使司法活动更加贴近国民生活，减少距离感，确立司法制度接近国民、为国民服务的新理念。

4.法曹培养制度的改革

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强调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改革的互动，使司法改革与法曹培养制度的改革保持内在的一体性。韩国的司法改革始终把法曹培养和法学教育改革作为重要内容。法曹培养制度改革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司法研修院制度改革与法学教育制度改革。司法考试改革的具体成果已体现在2001年3月公布的《司法考试法》中，该法对应试者资格、考试方法、考试科目、司法考试管理委员会设置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司法研修院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研修目标的多样性、研修内容的规范化与研修课程多样化等。强化法律伦理教育和培养综合分析能力是司法研修院教育的基本目标。法学教育改革主要涉及学制的改革、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一元化、“学士后教育”，把本科的法学教育提高到研究生水平。[13]另外，课程结构改革、教育方法的改革也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5.权利救济制度改革

具体改革的内容包括人身拘束制度和搜查程序的改革、《人身保护法》的制定、律师参与权的实质化，即席审判制度的改善等。在刑事审判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到量刑合理化方案的确定，迅速公正审判的保障，保释制度改革等。民事审判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强化当事人口头辩论权，民事执行程序的改革，对债务不履行者的金融上的处罚措施等。为了保障检察制度的公正性与独立性，韩国已实行了特别检察官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腐败现象发挥了积极的功能，目前围绕特别检察官的任命程序、特别检察官搜查权的扩大等问题进行改革。

司法改革的基本途径

为了实现上述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具体内容，韩国在司法改革中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法与途径，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法官的业务。为了保证公正而高水平的裁判活动，需要解决法官工作量过大的问题，减轻其业务负担。在韩国学者看来，一般情况下业务量的增加与审判质量是成反比例的。如果业务量过大，有可能导致法官每天陷入机械性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无法集中精力思考法律逻辑与理念问题。当然，减轻业务仅仅是实现司法改革的一种手段，不是司法改革本身的目的。具体措施是，首先要解决法律垄断问题，不宜把法院设置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把法院分散到各个地区，增加法院的数量。同时还要解决法官程序上的垄断问题，即改革一名法官负责审判程序上所有审判业务的做法，实行法官主要负责业务中的核心部分，其他业务交助理法官或其他辅助人员处理。这种改革有助于解决法院构成上的少数主义与业务上的多数主义的矛盾。同时，在审判业务中积极引进信息化技术也是减轻负担的重要形式。

2.完善法官的培养制度。到目前为止，法官的培养基本上是由法院体系自身完成的，通过司法考试者在大法院管辖的司法研修院学习二年，然后被任命为法官，从初级法官开始进入法曹队伍。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审判中重要的是法官应具有判例的广博知识、诉讼指挥能力和判决书的制作技术等，这些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要靠法院内部的体系，实际上由法院垄断法官培养的一切事务。但目前法律知识被垄断的局面已被打破，对于法官而言，对判例的理解与诉讼指挥能力固然重要，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寻求平衡也是法官应当面对的现实。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宽录用法官的途径，从司法考试、法官教育功能等不同角度解决法院垄断法官培养的不合理体制。

3.推动法官的职业化。随着法律关系的多样化，法官的知识结构要多样化，具有专业化的知识，应积极探讨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机制，以提高法官与法院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法官的专业化与法院的专业化应同步进行，扩大法院的开放程度。

4.提高法院自身的权威性。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力的，社会对司法的公正评价是司法正义的重要基础。法院通过判决所宣示的正义体现其权威性与强制性，这是法院发挥其审判功能的基础。提高法院自身的权威性并不是一种权威主义的思考方式，它是法院公正司法的具体表现。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7

随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将会加快进度，本文就这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现状

由于中央企业大多数是原各部委投资形成的，因此产权结构大多是国有独资。尽管从1993年开始，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多次发文要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真正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并不多。

中央企业的注册登记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中央企业中有小部分经由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单独投资设立或改制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或产权多元化但由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这部分公司名称中都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另一类是在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施行前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登记的，顾名思义，按照《企业法》登记的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肯定是国有独资，按照《企业法》登记的这部分企业名称中都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

对196家中央企业名称进行检索，发现只有20家中央企业是有限公司或已经完成公司制改革，而其余中央企业都是未经公司制改革的国有独资企业。由此说明，需要进行公司制改革的中央企业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必要性

中央企业大多数还是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旧的组织制度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效率低下，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经营困难，需要尽快进行彻底的改革。

规范的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

从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一九九九年九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对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多次的要求和强调，原国家经贸委在2001年初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收效不大，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原因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在现代公司制的范畴内实施的，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在资本结构多元化、资本形成社会化和市场化等制度上进行重构，国有独资企业不是现代公司制，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与公司制改革同时进行，这是关键所在。

公司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产权多元化，虽然产权多元化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产权多元化，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往往有很大缺陷。

公司制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有明确的投资主体，建立权责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与功能，增强外部股东、合资者、合作者及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制约和监督，明确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利、义务、责任及相应的聘任、解聘机制，建立公司事务决策规则、程序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

在公司制改革后，产权的代表人（董事或董事长）和经营者（总经理）分开设立，产权的代表人由国资委及其他股东委派，主要对产权所有者（国资委或其他投资主体）负责，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人选择来完成经营目标任务的经理人选，两者权责明确，有利于约束和激励。

公司制改革也解决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的通病。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导致经营者享有所有者的权力，两者分不清，权责不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公司改制后可望解决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公司制明确了国有公司的有限责任，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方式

公司制改革后，国有企业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重要的深刻的含义。

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减少债务风险，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仅以其独立的全部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二是投资风险减少，如果是无限公司，公司在资不抵债而破产后，债权人可直接对股东进行追索，直至倾家荡产，而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及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三是促进国有资本流动及投资风险转移，国有资本转化为股权或股票后，可以按照经营资本的要求去运作，转让、交易给其他投资者，既可获益，也可转移风险，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盘活了国有资产。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对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来说，公司制改革实质上是制度创新，应是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中央企业中的176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公司制改革中应区别对待，分类实施。

（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国防军事工业）、基础设施、重要自然资源等行业的中央企业应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也大多是非竞争性、垄断性的，应该是指十六大报告中说的极少数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

（二）分布于各个竞争性行业的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如贸易、轻工、化工、纺织、外贸、旅游、机械、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建筑、煤炭、冶金及各类科研设计单位等，种类繁多，数量较多，在中央企业中占多数，这些中央企业应该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公司制改革的任务较重，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改制的困难较多。

上述中央企业，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总资产规模从几亿一直分布到几百亿人民币，净资产从1亿多一直分布到几十亿人民币，资产规模大小不一，条件不一，但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在产权多元化过程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入股，由其他投资主体向改制后的公司注入资金或资产，在其中占有一定的股份，这一种改制适合于急需资金的中央企业；另一种是转让股权，改制后把一定比例的国有股转让给其他投资主体，国资委可收回一部分资金，改作他用，这一种改制适合于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这个行业的中央企业。当然，这两种方式适用的范围是相对的。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面的途径可作为选择：

员工持股和经营者持股。让职工和经理人员购买企业的部分或大部分股权，这种做法对小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好办法，但对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讲，由于资产规模大，购买大部分股权不现实，购买小部分股权是可行的，它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和积极性，也可以对经营者采取期权激励办法，同时，要引进其他投资主体。

让民营企业参股或控股。这种方式在法律上、市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民营企业是否愿意进来，进来后职工能否接受，或进来后多数职工是否下岗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且目前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有限，资本积累一般比较薄弱，民营资本有没有实力大规模接手国有企业的股权，也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是方向之一。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相互持股。此举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相互支持，资源共享，有利于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在治理结构的建设上会有缺陷。企业相互持股在日本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这与日本的群体意识，强调集体主义，追求长期利益是分不开的。在国内中央企业下一步公司制改革中是否可以采取相互持股的做法，可以探讨和试验。

国内其它经济主体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较可行的是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持股。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三大保险基金缺口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历史欠账，如果从中央企业中把一部分股权划拨给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基金，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由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股东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利益分配，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真正体现了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的性质，是一种可行的尝试。

由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基金及信托公司持股国有企业，在国外也是有先例的。作为一种投资行为，这些基金和信托公司会计算投资回报，真正参与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督中来。

吸引外商投资，或与外商建立合资企业。利用国外的物质与人力资源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类似做法已经在许多领域展开。但在中央企业的范围内，吸引外商投资及入股的工作进展相对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思想观念上要更解放。

上市。多数中央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上市公司，但往往采取剥离部分资产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办法来上市，这种改革只能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完成改制，而另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还是在原体制内运行，改革不够彻底。整体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是最彻底的改制，但困难很大。

在进行公司制改革时，要防止“一卖了之”的倾向，认为全卖掉就解决了问题，这种思路肯定是不对的，否则，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压力，不利于目前稳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还要防止“惜售”的错误观念，认为有些中央企业盈利水平还不错，日子还过得去，没有必要进行产权多元化，舍不得把国有股转让，不愿意让民营资本或外资进入，可是我们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如果等到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没有价值了，谁还会来入股或接手这个国有企业？到这个时候，只有破产了；还有一种观念，认为把国有股转让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两种想法存在的范围不小，这也是造成目前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总之，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是刻不容缓、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的国企改革方向，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虽然困难比较多，但这一步必须走，这一步走好了，国有企业中的许多问题相对就比较容易解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校教材，2003年。

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编：《现行企业登记管理法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3．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李维安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宁向东：《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

6．剧锦文：《国有企业产业分布与产业重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篇8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沈建国、无党派人士甄贞先后发言。他们认为，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司法机关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他们就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法官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工作中的作用、切实加强司法经费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深化审判管理机制改革、推进海峡两岸区际司法协助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贾庆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共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从总体上看，我国司法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基本适应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基本适应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现行的司法体制、工作机制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贾庆林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模式；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出发，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进一步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必须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使每项改革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使政法机关更好地履行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首要政治任务，使政法队伍真正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重任。

贾庆林指出，要精心做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改革意见经中共中央同意印发后，各有关部门要根据任务分工，制定落实改革意见的实施方案，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

马凯、孟建柱、王胜俊、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张榕明、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和张宝文、马培华、王钦敏、陈抗甫、黄志贤、孙安民、彭雪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