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管理范文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1篇

针对司法行政化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年，《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把“探索建立新型管理模式，实现司法政务管理的集中化和专门化”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引发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或者说是司法行政权力的归属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历史因素和现实司法环境等角度，论证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的不可分性，并就如何规范二者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行政权干预司法审判进行了一点肤浅的思考。

一、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界定

法院的职责是行使国家赋予的司法审判职权，同时必然具有行政性事务，必然产生司法行政管理职能，这一点已是常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是国家行政管理总体中的组成部分，其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普通的公务活动。从事务构成来说，与普通的行政管理是相匹配的，集中在人、财、物、事务等方面，而且应用于这些管理的原则也是相同的，其与普通行政管理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服务的对象、管理的方式等方面。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法官主持进行的审判活动外，其他的几乎都可称之为管理职能，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很不容易划分，但总的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案件审理层次。与法院办理案件直接相关的管理活动，是司法行政管理最主要的内容，通常称之为“审判管理”。具体内容包括两大类：一是审判流程管理。这部分内容与案件审理活动的进展结合在一起，形成对审判活动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具体包括案件管理、审限管理等；二是审判质量管理。这是法院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对法院、审判庭、合议庭乃至法官个人的工作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第二，系统运转层次——外部管理。人民法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整体上履行审判职能，需要一系列保障条件，这就形成了法院的外部管理制度。具体包括人事管理、经费管理、物质设备管理、信息管理等。除此之外，法院与其他公共机关的关系管理也属于外部管理的范围。第三，机关运转层次——事务管理。主要包括机关后勤服务、文秘、设施维护、车辆管理、档案管理等。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司法独立原则被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和落实，司法行政权力的归属逐步成为影响审判权能否正当行使甚至司法独立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院面临的司法行政管理事务多且复杂。在法院系统内部也设置了两套分别用来处理两类不同问题的制度予以应对，即审判制度和从规范上看应是为保证和支持法院审判职能之实现所不可缺少的行政管理制度。应当说，这两套制度的设置都具有其自身合理性。司法裁判权与司法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应当是：司法裁判为基本职权，司法行政为附属职能，司法行政工作是为审判工作服务的；司法行政权的归属、组织设置、工作程序都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司法裁判权。但是，这两套制度既然附着于同一机构中，在一个相互交叉的制度空间中运作，那么其逻辑就有可能混淆。【1】事实上，在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实际运作中，这两套体制经常被混同（如审判委员会成员基本上是由院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法律文书由庭长、分管院长签发等），甚至其主次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颠倒过来了。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判制度溶入了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变成法院行政管理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法院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法院履行其审判职能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有积极的但更多的也许是消极的作用，具体的评价则往往取决于观察者和读者的视角和立场。

我国法院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正是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因由。近些年，法院系统充当了司法改革的“主力军”，从审判程序到法官制度再到司法仪式都作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但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司法行政化”的结症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法官助理制度、审判长负责制和书记员单列等制度的推行，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以及法院用人制度上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单独将司法管理制度改革和司法工作运行机制改革作为一项任务提出，迈出了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触及到了法院内部司法行政化的体制性弊端，具有方向性的重要意义。

为消除司法行政化的弊端，有学者提出，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应由司法行政部门来负责，即成立一个独立的、混合性质的法定机构，该机构是一个专业的、特别的组织，专门管理司法人员和法院的行政事务、经费等，与政府有一定的距离，在司法部门和政府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从根本上实现司法审判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分离。对此，笔者认为，现行司法体制经过50多年的运行，总体上适应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大局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因此，简单地将司法审判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离的改革，在实践中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过于理想化，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三、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归属

（一）从历史因素、宏观角度看，司法审判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具有近乎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也是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将司法功能作为政府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司法传统特质，使我国在历史上，法官和行政官员一直没有区分。而近代的司法独立原则从一开始就是由于外部压力而接受的事物，法院也是大致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理念人为地从“衙门”中分离出来的。【2】从清末设置大理院到时期的司法党化，【3】从建国初期的司法民主化尝试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努力，这种与传统衙门的血缘关系很容易令我国的政治家、法律家和法学家不注意、看不到或看不清司法制度内在的逻辑，我国的民众也很容易并且习惯于把法院仅仅看成是另一个政府机构，只不过是一个专司解决纠纷的机构，而不是司法审判机构。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努力也历来提倡司法机构的活动应直接地为社会的中心任务服务，要求司法机关深系群众，强调的是“司法为民”。这些工作无疑曾起过并仍在起着积极的作用，也必须有人去做。因此，法院的司法特性一再被忽视，法院也往往不得不借助行政管理体制和逻辑来保证法院职能的履行，而这种制度和逻辑的借助最终又改变了法院自身应当具有的逻辑，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逻辑。尽管这种逻辑一直被致力于实现司法独立原则的法律人所诟病，但在现实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曾经且仍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司法改革之路必须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4】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这已经为众多学者所论证的观点，也适用于如今用来处理法院的行政管理职能同司法审判职能之间关系。在这里，我想套用一句名言“与其改变传统，不如给人们提供一个热爱传统的新理由”。【5】

（二）从司法环境、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司法审判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没有必要且不可能实现分离

1.司法的功能。要进行司法改革，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重新全面理解司法的功能。我们总习惯于用教科书上讲述的政治学角度或者宪法具体条文对司法的职能进行定义。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司法的功能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从来都是社会中的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这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司法可能或者可以被用做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如当今西方许多国家发生的，大都是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或者于司法途径有关）。没有分权传统固然是司法无从独立的重要原因，然而，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乃是制约司法独立的最重要因素。将过于笼统的“分离”概念作为司法改革的口号，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以“分离”作为幌子，兜售西方司法独立的“迷魂汤”，从而消弱甚至代替中国共产党对司法的领导。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执政能力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得不一再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允许的框架内进行司法改革，这也是法院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果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先行的情况下，而将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硬性分离并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目标，是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也必然不能实现的。

2、对宪法规定的理解。《宪法》第1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国家权力构成理论当中，法院居中裁判法律纠纷的职能更为明显。问题是：审判是不是法院的唯一职能呢？换句话说，审判工作的管理以及法院机关本身的管理是不是法院职能的一部分呢？将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很容易甚至可以说必然引起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这是因为，法院的行政管理是一项特别的职能，虽然它在形式上和其他的行政管理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它所服务的对象——审判职能与普通的执行法律职能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它对独立性、中立性、程序性专业性方面的要求，使法院的行政管理职能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稍有不慎便可能伤及审判独立，进而涉及行政与司法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因此，尽管我国宪法没有规定法院的行政事务由法院自行管理，但1983年的法院组织法将“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删去，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把这部分权力交给了法院自行管理，这可以看成，实践中，审判工作的管理以及法院机关本身的管理是法院职能的一部分已经得到承认。

3、司法实践的困境。转型阶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对司法的依赖程度明显增强。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填补社会治理方式与治理结构空白的合理选择。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其承载社会治理的使命和任务也日益繁重。对法院的发展和改革来说，这既是良好的机遇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机遇是法院的审判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也相应提高；挑战是法律所调整的范围越宽，受到的阻力越大。一是人们对法律内在局限性认识不足，司法实践难度增大。“人类的一切行为在为他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使他付出代价”。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对法制的设计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的确定，表明了人们对法律过于理想化的心态。将法制的坐标原点放在法律的制定上，忽略法律在实践中运作和适用的复杂性，以为司法只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便足以。始料不及的是，首先，作为司法的准绳、逻辑推理的大前提——法律，其文本语言总是难以表达生动的社会实践；其次，作为司法的依据、逻辑推理的小前提——案件事实，往往被当事人利益需求、诉讼能力，法官法律知识、实践经验、职业道德素养等诸多因素所影响，导致类似案件出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决，而且所依据的理由从不同的视角考虑总有一定的正当性。对于这种现象，中国的民众自古以来就是难以接受的。人们潜意识里认为，法官理应个个是包公，能从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明辨是非。败诉方很容易把法官依照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假设因此而导致一方当事人败诉）认为是司法不公，进而产生种种所谓的合理怀疑，感觉受到莫大的冤屈，于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要“给个说法”。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到党委、人大或政府上访，不断的上访。目前，涉诉已经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二是司法权在三大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中的附属地位，使得司法实践过程中不得不借助于党政权威。尽管司法独立被认为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普遍遵守的司法原则，虽然我国宪法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中为司法独立安排了一个席位，但无论是在具体的制度设置上，还是在实践的运作中，司法权的附属性和工具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执政党与司法的关系上，执政党对司法的组织、路线和思想领导是明确的，但在制度设置上没有为排除地方个别领导干部不当干预司法提供必要的保障；在立法机关与司法的关系上，人大对司法具有广泛的监督权力，监督与干预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个案监督往往成为不当干预司法的一种貌似合法的形式；在行政机关与司法的关系上，人事权、财权的控制让司法机关疲于应付；在代表民意的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上，媒体的话语优势使得法院在处理与其的关系上不得不小心翼翼。

综上所述，我国法院今天所面临的行政化倾向严重的问题，是一系列社会条件综合的产物。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中，由人民法院自行行使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是维护和谐稳定发展大局的最佳选择。我们可以努力的是，如何在法院内部建立一种更合理的管理机制，规范司法审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使之分离，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行政权对司法审判权的影响，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四、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规范

要规范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建立符合审判规律的管理机制，首先必须厘清司法审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审判职能的主导性与管理职能的辅。设立法院的目的是对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裁判。这是宪法、法院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也是国家机关之间科学分工、职能分立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机构中，一切制度的建立，一切人力的安排，一切财力的运用，一切资源的配置，都必须与审判活动的运行、审判职能的实现结合起来。脱离了审判活动，便没有独立价值的其他活动。换句话说，法院的管理活动是为审判活动的实现和完成而存在的，都是辅的。二是审判职能的裁判性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运转性。法院的基本职能就是对至法院的案件，依照法律进行裁判、解释。行政管理职能则不同，并不直接作用于案件的处理结果，其重点是为了保证审判活动的运行。三是审判职能的独立性与行政管理职能的领导性。审判职能与其他国家职能相互独立，这是宪法的规定，更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每一个审判组织（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一个案件进行裁判时，与其他组织是相互独立的。他们的决定就是本级法院的裁判。而对于行政管理职能来说，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机关是一个整体（必要时也分级管理），所以要确保管理的统一性。上下级之间应该是领导关系，上令下从，上下一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才能保证管理标准的统一，使各项裁判活动在这个统一的框架中正常运行。【6】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2篇

一、紧密围绕“三大目标”。

一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切实履行服务经济的第一职责，牢牢抓住保稳促调的工作重心，根据区委“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创业创新”的总体思路，积极参与全区经济建设，及时制定相关措施，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二是积极服务保障群众民生。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服务为民，围绕人们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分析把握群众的要求和期待，推出便民利民举措，满足人们群众需要，努力实现民生利益的最大化，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三是努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综合运用司法行政各项职能，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机制，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因素，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氛围，维护社会安宁有序，为打造“平安*”服务。

二、努力实现“三个提高”。

一是加强政治建设，提高创业创新意识。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切实增强实践科学发展、推进创业创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执业水平。优化全区司法行政队伍的人员、知识结构，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群众工作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教育改造能力以及理论研究能力，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法行政队伍。

三是加强业务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把司法行政工作置于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职能和手段，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调整规范各类社会关系，引导公众学法守法用法，满足群众法律需求，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三、扎实做好“三篇文章”。

（一）探索创新，建立健全司法行政体制机制。

一是建设好村（社区）法律服务室。下沉工作重心，将基层司法行政职能延伸到村（社区），在高桥镇、钟公庙街道成功实践村（社区）法律服务室的基础上，推广这一工作模式，为群众零距离开展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工作，便利全区广大基层群众。

二是争取出台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政策。改变以往针对调解员等级的每月定额补助，转而根据人民调解员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数量和难易程度按件给予奖励，使调解员的收入和工作实际成效直接相挂钩，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是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20*年，对于同时具备在我区有固定住所地（1年以上）、稳定的经济生活来源和明确的监护（担保）人三项条件的非*区常住户籍罪犯，适用社区矫正措施，2009年将进一步探索对被剥夺政治权利、保外就医和假释的三种对象加强管理的措施。

（二）服务民生，积极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一是做好农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认真做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2009年实现全区各行政村（社区）全覆盖，并推行“法律顾问联系卡”、“法律顾问信箱”等各项便民举措，把农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真正办成一项民心工程、实事工程。

二是加强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的衔接配合。贯彻实施好区人民法院与我局共同制定出台的《关于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相互衔接配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使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在民事诉讼立案、诉讼保全、执行、诉讼费用减免等各个环节都得到相应的便利，维护经济确有困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三是积极实施农村法律援助工程。配足配好镇乡（街道）、村（居）法律援助站点的人员力量，落实办案、工作经费，完成沿街“落地”接待窗口建设，使镇乡、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构建“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保稳促调，确保全区经济稳定保持增长。

一是主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引导律师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为企业重整重组、化解企业债务危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提高化解矛盾和防范风险能力，协助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是组织“聘请律师进百家企业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联合区总工会，组织律师直接进企业开展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健全规章制度，疏导化解企业内部矛盾纠纷，抵御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提高经营管理者决策水平，推进职工与企业共度时艰、共谋发展。

三是做好重大建设项目的法律服务工作。结合*发展实际，重点做好南部商务区，BEST广场，长丰、潘火开发片区等一批重大建设投资项目的法律服务工作，制定政策措施，提供全程法律服务，从源头上规避建设投资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3篇

一、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一）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认识基点

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检察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决定着检察改革的方向，也构成检察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实行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也必须以此为认识为基点，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权的性质并予以准确定位，才能深刻认识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内在动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分离措施。

对于检察权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之分歧。“行政权说”从检察权具有的主动性、国家代表性、命令性和执行性特征上，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检察官是行政官；“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权与审判权具有“接近度”，检察官与法官具有“近似性”，检察官虽非法官，但“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在有些国家，检察官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法律监督权说”将检察权作为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国家权力，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对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行监督的法律监督权。

笔者认为，仅从其权力特点和行使方式的角度分析，检察权无疑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但定位我国检察权性质，不仅要从权力本身发展的共同性规律出发，还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尤其要从我国的体制和司法体制出发进行“应然性”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而不应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应然性”的依据来给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检察权定性，从而墨守司法权只是审判权的成规，否认检察权是司法权。根据我国的体制及司法体制，我国意义上的“司法权”就是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统一。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权在基本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国家体制上仍属于司法权，在行使方式上具有司法与行政的双重属性。因此，对检察活动的管理模式就应既不同于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也应有别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应根据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按照司法规律，以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

（二）违背司法规律，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是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但是，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并没有按照司法规律建设检察机关，也没有按照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业务，而是把检察机关视为行政机关，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形成了检察机关内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造成了检察职能同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相互错位，影响了检察职能充分发挥。

1、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涵义及形式

所谓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是指违背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检察活动。它和法院的行政化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行政化问题。法院的行政化问题，众多学者俱已做过详细论述，而关于检察院的行政化问题，因对检察权及检察机关的性质在法理上一直没有澄清，且检察权在行使方式上确具司法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学者鲜有专门论述。同法院的行政化一样，检察院的行政化，也包括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表现在国家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方式即检察机关的外部体制上，它涉及检察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检察人事权（尤其是检察长及副检察长人选）和财权的行政任命和行政拨付制。外部行政的直接后果是制约了检察权外部独立的效果；内部行政化是指检察活动内部管理上的行政化，即本文所指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内部行政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合一，即检察业务活动的完全行政化，也就是说，对检察业务活动管理完全采取了行政模式，其弊端是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二是检察机关内部行政管理方式违背司法机关行政管理特点和规律，或者完全行政机关模式化，或者带有行政模式的痕迹，其弊端是造成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制约、干扰和侵袭。在行政化的检察活动管理模式下，检察职能同检察机关内部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和、混合（同一），使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颠倒了检察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主次地位，造成检察制度的变形，使检察制度成为行政管理职能的附属，也从内部制约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2、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

（1）办案体制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是以行政审批、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机制，即检察权由检察机关通过层层审批的方式集体行使，再由检察机关整体承担办案的法律责任。《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这种办案体制中，普通检察官只是案件承办人员，即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检察官办案，决定权集中于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部门负责人有审核权，这就使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副检察长、业务科（处）长成为决定案件的领导层，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审而不定，定而不审”不符合司法活动直接性和亲历性的要求，难以保证诉讼决定和诉讼行为的正确性。二是造成了办案人员对领导的依赖，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不利于培养精英型检察官。三是办案环节过多，造成办案效率低下，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四是权责分离、责任不明，不利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落实。

（2）检察委员会构成和运作行政化。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下，检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检察机关的行政领导（检察长、副检察长、政治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检委会构成上的行政色化，使检委会在运作上也被打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由于检委会委员都是行政领导，且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往往会影响甚至左右行政职位低的委员的意见。而行政职位低的委员也往往也会因为顾及领导关系而附合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其结果就是，往往影响了检委会议事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案件，业务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在审核案件时，有是并不是因为案件重大、复杂或疑难，而是因为不愿承担领导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使检委会成了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3）检察官任免行政化。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助理检察员由检察长直接任命，检察员由检察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但人大的任命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审查，检察官的任命事实上由检察院自由决定：首先由其所在业务部门的领导和院领导推荐，再由人事部门考察，然后由院党组最终决定。因此，一个检察官是否能够成为检察官或者继续成为检察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所在检察院内部的别处一些有行政职务的检察官决定的。因此，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也势必会受到这种任免因素的影响。

（4）检察官惩戒手段行政化。根据《检察官法》，我国现行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是一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这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从而强化检察官对其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使检察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有所顾忌或者因需“投桃报李”而不能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5）检察官管理模式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在检察官的管理上，一直把检察官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等同于行政机关的干部，完全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其中以检察官行政级别制最为典型。检察官管理模式的完全行政化，一方面，模糊了检察官同一般行政人员的界线，忽视了检察官的司法性，阻碍了检察官职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检察官之间过分行政化的阶位关系，强化了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和责任，增强了下级检察官对上级检察官的过分依赖性，使检察官的独立性难以保障。

（6）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和缺乏分类管理。检察院内部由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员和法警组成，除行使检察权的检察长外，还有一些不行使检察权的司法行政人员，也具有检察官职位。由于没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使我国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检察官比例极不协调，影响了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妨碍了检察官素质的提高和办案效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本应成为检察职能的支撑和附属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却浸没了检察职能，掣肘了检察职能的发挥。必须实现这二种不同职能的分离，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

二、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

-----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弱化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性，而司法性的核心就是要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因此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内部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就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来核心目标。

（一）检察权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性质的本质要求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检察权之所以需要独立行使，一是因为法律监督需要一种独立性。二是因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一种独立性保障。三是因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四是因为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有赖于检察权的独立性。但从根本上讲，检察权行使独立性，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是其司法性的本质要求。因为检察权行使独立性创造了正确运用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它使检察官能够排除非法干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切实地贯彻法制原则。

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包括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外部独立性，指检察权运行过程遵循自身的规律而不受外部的非法干涉，它涉及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与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是指检察机关的外部独立性。检察权的外部独立是一种集体独立，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指检察官的个体独立性，其主要意义是：第一、检察官的独立性是检察业务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要求。检察权以公诉权为基本构成，而公诉是一种司法性很强的活动，是以亲历性为基础的个人判断和个体操作，赋予检察官独立性，可以防止“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有悖司法认识规律的做法，从而提高检察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检察官独立性是防止不正当干预的重要条件，有助于保障检察权的公正行使。第三、检察官独立性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司法的效能，要求办案检察官的职务行为直接产生职务上的效力，而应避免环节过多，造成决定和行为实施迟缓。第四、检察官独立是检察机关集体独立的基础，没有检察官个体独立，检察机关集体独立则得不到有效保障。但是，检察官独立不同于“除了法律没有上司”的法官独立，它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限制。所谓“检察一体制”，是指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对内要求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官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对外则要求“检察权的行使保持整体的统一。因此，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需接受上级的指示，其行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即相对独立性。“检察一体制”虽然限制了检察官执行职务的独立性，但并未否定检察官的独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以合法地对抗检察长的指令，如享有消极抗命权或积极抗命权。

（二）我国检察机关独立性缺乏有效保障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检察权行使原则。与国外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相比，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检察机关相对于执政党与权力机关是不独立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独立性的表述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检察管理体制的行政化使检察权的行使受制过多，检察权的外部独立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未获得法律的确认。在我国，宪法、司法机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种独立性，是一种集体独立，也就是外部独立，而非个人独立即官员独立。在现行体制中，检察官受检察长领导，任何检察活动应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虽然检察官也是检察权行使的主体，但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确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官合法对抗行政指令权的能力。同时，诉讼法还是以人民检察院而非检察官为诉讼主体，检察官是检察院意志的执行者，其本身在诉讼法上还缺乏独立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完全以行政管理方式而不注意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业务，使它难以做到“独立 行使检察权”，难以做到“严格执法”，难以保证检察官的高素质，确是我国检察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因此，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举措，实现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检察官的司法官化为核心目标。

三、改革检察业务管理　引入司法管理方式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根本途径

实行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为根据途径，主要措施如下：

（一）重新配置检察权，改革办案体制，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改革目前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就要对检察权进行重新配置。借鉴国外检察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笔者建议对检察权可实行“三级配置”制，即明确规定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检察工作中的权限和职责，逐步取消业务部门建制，变助理检察员为检察官助理，实行主诉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负责的办案体制，其核心是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主诉检察官制是指在检察长领导下，在公诉部门实行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的检察官办案体制。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就是要打破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模式，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使检察官成为对办理案件有一定决定权和独立性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形成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权责统一的新的办案体制。主诉检察官制2000年在全国推行以来，在提高办案质量、造就高素质的公诉队伍、明确办案责任，落实错案追究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化的办案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但是，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成熟的理论指导，在主诉检察官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争议较多，分歧较大，影响了主诉检察官制的深入推行，使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笔者认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无疑是正确的，它适应了刑诉法制度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要和重要的举措。以“主诉检察官制的设定没有法律依据、主诉检察官的职责范围界定不清、主诉检察官的难以统一”为理由反对推行此项制度的同志，没有深刻认识到主诉检察官制的制度价值，也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此项改革及整个检察体制改革。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和反对此项改革，当务之急是对主诉检察官制做进一步的完善：

1、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检察官法》，明确规定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提供法律依据。

2、完善检察官具体职权的设置，进一步理顺检察官同业务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解决主诉检察官制的法律依据问题后，根据相当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逐步扩大检察官的职权，同时逐步限缩业务部门负责人、副检察长及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取消业务部门副检察长建制，最终将检察权主要配置给检察长及检察委员会，并明确规定各自职权范围、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切实做到权责统一。

3、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目前主诉检察官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与主诉检察官承担的任务和责任是不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诉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主诉检察官的激励机制，为主诉检察官提供切实的职务保障。

4、待主诉检察官制成熟后，可参照主诉检察官制在其他业务部门推行“主办检察官”办案制。

（二）改革检察委员会

1、将检察委员会由现在的虚设改为实体制。

2、检察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检察长、副检察长是当然的检委会委员，其他委员由具有五年以上法律职业资历、德才兼备的资深检察官担任。（副检察长和业务部门建制取消后，仅由检察长和资深检察官组成，除检察长外，其他检委会委员在行政地位上都是平等的）。检委会的日常工作由检委会办公室负责。

3、检委人会的职能：一是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二是监督检察官的工作；三是法律政策研究工作。

4、严格限定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的条件和范围，只讨论决定检察长提交的案件。

改革后的检察委员会的运行机制，既符合检察权中行政性属性和检察一体制的要求，同时又减少或避免了行政性烙印对检察职能干扰和影响。

（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的分类管理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离的必然要求。根据行使检察权主体的不同，可对检察人员实行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司法警察等四种序列的分类管理框架。对从事职务犯罪的侦查、审查逮捕、出庭公诉工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主要业务部门的主要检察人员授予检察官；改变把书记员当作检察官后备军的管理制度，设立独立的检察书记官序列，书记员在检察工作中要服从检察官的指挥。司法警察纳入警官系列。其他检察人员列入司法行政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

（四）成立“司法行政管理部”。实行分类管理后，要相应地设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检察机关内部的非司法性工作，即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管理部”不仅要行使检察机关内部基本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如从事政工、行政装备、档案管理等行政事务，还可负责检察机关同人大、法院及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另外，为加强检察官的协调，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内设置“检察官秘书处”，作为检察机关检察官运行的协调机构。主诉（主办）检察官根据办案需要可向检察官秘书处申请配备若干名检察官助理。主诉（主办）检察官在办理重大案件需要提交检委会讨论时，可直接通过检察长按规定程序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而不必经过部门行政审核。

五、将一部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从检察机关剥离。如改革对检察官的内部惩戒制度，在检察机关之外，建立统一的司法官惩戒机构。如前所述，检察官的内部惩戒制度强化了检察官对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不利于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因此，可设立二级统一的司法官惩戒机构。中央一级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最高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中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行为惩戒；在地方一级，可在省级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省级司法机关（院长和检察长除外）和省级以下司法机关中的法官、检察官的行为惩戒。　四、协调、高效、精减、渐进

-----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是一项涉及理论和体制创新重大司法改革，必须积极慎重，注意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协调原则，即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相协调的原则。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我国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没被法律认可，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就成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之一，但是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一定限制。“检察一体制”是检察权行政性属

性的表现，而检察官的独立性是其司法性属性的必然要求，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因此，必须协调好检察官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的关系，划定二者合理的边界，在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和维护“检察一体制”，又要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如何协调，笔者认为可按以下原则处理：

1、检察长以及上级检察官对下级检察官的管理要注意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减少行政命令，使上级的指挥监督权与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协调；

2由于隶属关系和指令权的存在，一旦检察长或者上级检察官下达指令，检察官一般应服从命令，以维护检察一体制。

3、检察长以及上级检察官的指令权不是绝对的，可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违法指令，法律高于“上命下从”，检察官有权拒绝服从。

4、建立健全检察官独立性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身分保障、经济保障和一定的特权保障。

（二）高效和精减原则

高效原则是指通过实施“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稳定、和谐、有序、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效益，提高法律监督的效率和质量。效率是现代司法的所要追求主要目标之一。作为法的价值之一的法律正义的一部分，司法效率的实现，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法律正义精神的实现。因此，实施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坚决革除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完全行政化所产生的办案效率不高甚至低下的问题，提高司法行政管理质量，使其真正成为检察职能的有力支撑。高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减少检察权运行的行政性中间环节，畅通检察权的运行渠道，以消除行政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侵浸，实现检察权的高效运行。

精减原则就是要要根据检察权的司法性规律，尽可能减少检察机关的行政性事务，真正使司法行政管理成为保障检察职能有效实现的辅助功能，从而还原其辅。贯彻这一原则，要做到“减”和“精”的高度统一，在减少行政性事务的同时，要提高司法行政管理的质量，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检察职能。

（三）渐进原则

实行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涉及到检察体制的层次问题，一些关键的检察理论问题还存在重大分歧，而且由于历史、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对检察机关的行政式管理方式还不可能在短期得到根本革新，实现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原则，逐步推进此项改革的深入开展。附：主要参考资料

1、《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　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主编（2000年11月）

2、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苏力《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朱》

载《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9月版

4、龙宗智《论检察机关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10期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4篇

一、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现状

1、法院运行体制行政化。随着法制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司法独立受到行政的严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首先，法官的产生方式行政化。在中国，法官是国家公务员，其产生与行政官员一样。以院长为例，在中国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受同级人大监督，对同级人大负责，任期与同级人大相同，如果在任期内有失职或其他严重问题，人大可予以罢免。这样的政治设计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负面影响。一是司法缺乏稳定性，每开一届人大，必换一班人马，司法队伍不稳定。二是突出了院长在法官群体中的地位，院长往往从行政官员中选出，形成"院长出自法官之外"的局面，有人说，"十个院长，九个法盲"。对普通法官，《法官法》设立门槛太低，有大量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虽然也设立了一些保障措施，但并非是终身安全的，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情况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官员是很相似的。

其次，法官内部存在众多的级别，酷似行政机关。根据《法官法》的明确规定，法官的级别分为十二级。如此众多的级别划分，形成一个法官的官僚层级系统。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法官的才能和品德是次要的，而资历则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审判的正确与否不是决定于法官的学识和才能，而是取决于其级别、职位。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官系统也存在着"首长负责制"，即院长负责制。我国法院存在着长官把关的制度。司法的行政化色彩又显露出来了。

2、司法权定位行政化。我认为，在今日中国是没有独立的司法权。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首先，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司法权没有独立的地位。其主要任务是为行政权提供法律保障，也就是说，司法权的设立不是基于司法权本身，而是基于行政权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家和法律理念，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意志，因此，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在于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镇压敌对阶级和反动分子的反抗，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全国人大是全权机关并拥有宏观的立法权，行政机关是人大的执行机关，因此，行政权具有大量权力和部分立法权；司法权来源于立法权，当然也受控于它的执行机关了。因此，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并由公、检、法三家所分享，分工负责，共同为行政权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机关是"准行政机关"。

其次，司法权对人大负有政治责任，同于行政机关。中国是"议行合一，人大至上"的政治制度，一切机关都要向人大负责。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又规定司法机关向人大负责，人大可进行个案监督，也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在实践中，还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中国，不提"司法独立"，只提"独立行使审判权"。显然，政治的依附性与职能的独立性是一个逻辑矛盾。特别是在今日中国，我们的司法机关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不难理解，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要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所谓，"经济要上，法律要让"，"调查摸底，主动收案"、"案子有了结，服务无止境"，尤其是在历次"严打"斗争活动中，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作办案，满足和迎合政治需要，简化程序，从重从快的判决案件。这都体现着司法机关追求着政治目的，而不仅是法律目的。

最后，司法权沦为行政权的附庸，成为其一部分。在目前的中国，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仅要受地方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还处处制肘于各级地方政府。在人事安排、经费调拨、家属就业、子女就学、水电供应等诸方面均受制于地方。而且，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法院必须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往往就是地方政府领导，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原则，地方官员必然会管理司法事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样，司法权由于既没有宪法上的独立地位，又在事实上接受行政权的主导，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异化为行政权的一部分，而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如此。

以上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我国司法的行政化倾向的现状，下面讨论起历史原由。

二、中国古代司法的历史形态

孟德斯鸠说："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有关系"。(1)依据现代法学，国家政务和权力可划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此三部分相互制衡、运作，共同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那么，在古代中国社会，存在上述分权体制吗？由此，我们来探讨中国古代司法体制在国家结构中的存在形态和运作方式。

1、皇权与司法权。今天，我们的法学界普遍承认"中华法系"的存在，以及法律形成和国家形成一致性。在古代中国，国家的雏形在夏朝已经出现，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而完备，中国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它在本质上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具有无限的行使空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2)皇帝是真命天子，九五之尊，一切权力属于皇帝，皇帝掌握着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文化等一切权力。查士丁尼说："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并且须要法律来巩固"。（3）先看立法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类似近代西方的立法机构，更没有独立于皇权以外的立法权。君主是法律的源泉，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法者，治之端也，君主者，法之原也"。(4)"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5)""皇帝临位，作制明法，治道运行，皆有法式。"(6)在中国古代，任何法律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参与或敕诏下制订出来，首先反映皇帝的个人意志、其次是皇权统治集团的意志。在司法方面，皇帝是最高审判官，一切重大案件的终审都在皇帝那儿，皇帝哪怕再辛苦，也要牢牢掌握司法权，因为这是其专制的支柱和护符，一旦失去，皇权便失去保障。如汉代的"上请"，魏晋及隋唐的"三复奏"、"五复奏"、宋代的"御笔断罪"和"审刑院"的设立，明清时期的"会审"，尽皆表明这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从隋唐开始，司法职能在中央虽然有了具体的分工，即刑部主掌司法行政（明清时转为专司审判），大理寺主管审判（明清时转为专管复核），御史台主职检察（明清时改为"都察院"），但三机关的各自活动或联合活动（"三司推事"和"三司会审"）都要受到中央行政中枢机关和皇帝的控制，其审判结果一律要奏请皇帝裁决，违者治罪。在中国古代，皇帝直接掌握死刑案的最后裁决权。这显然是很有利于其统治的。

由上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司法权完全是皇权的工具，直属于皇权，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相反，司法是皇权的保障和支柱，直接为皇权的巩固服务。

2、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古代中国，司法与行政难以严格区分。因为在封建国家，权力是越集中越好，越有利于统治，大权旁落，谁会安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皇帝是一国之主，事无巨细，样样要管，臣子们是为他管家的奴才。在中央虽然有专职的司法机构，如秦汉时的廷尉，秦汉以后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明清时改为"都察院"），但这些机构都要受行政的限制和领导。行政权很大，几乎包容一切。秦汉时期的宰相或丞相、隋唐时期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以及明清时期的"内阁"、"六部"等既是行政机构，又可参与或主持审判，并有权监督司法机构的活动。因为所有的专职司法机构并没有获得独立于行政的权力，只是相对的职能分工有所不同，所以机构和职官建制都归属于行政系统。以唐为例，刑部归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管辖，大理寺归刑部管辖，御史台归皇帝直接领导，均归属于行政。

在地方上历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依据国家法律，刑、名、钱、谷是地方行政长官的四大职能，其中维持地方治安和负责司法审判是首要之务"。（7）地方长官代表皇上在地方上行使统治权，当然要事无巨细，统统管理。所谓一方的"父母官"。不管是郡首、州长还是县令，都既是地方行政官，又是地方司法官。既要实施国家法令，又要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镇国家，抚百姓"，维护封建统治。出现诉讼，则是诉讼的当然主审官，并对其审判负责。如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都是身兼数职而以为政清廉、执法严明著称的地方行政长官。

由此可见，司法在中国古代是不独立的，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它都只是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司法权完全消融在行政权中。这是由于在专制官僚体制中，行政权是唯一的真正权力，行政囊括一切，为皇权服务。因为皇权是最高行政权，中央是全国的行政中枢，皇权和中央在权力上意味着一切（立法权也是作为行政的皇权和中央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地位）。三、我国司法行政化的历史缘由

以上，我已论述了中国古代与现代司法的情况，现在就可以讨论他们的关系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其影响是可以无限延续的。马克斯·韦伯说："中国司法行政化------是由世俗的原因造成的"。（8）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是十分正确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的事物当然会受历史的影响。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古老国家，历史的惯性是不会马上消失的，何况新中国成立不过五十余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完全消除封建人治的影响，何其艰难。

行政为什么要干涉司法，为什么会干涉司法？我认为其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司法权要服从于党中央。在我国现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党中央处于政治核心地位，掌握着内政外交军事等最高权力，这有如古代的帝王。中国仍然是一元化的领导，最高权力归代表全国人民的党，通过党中央所掌控。这和现代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做到了各自掌握部分最高权力，中央权力多元化，从而达到分权制衡。在中国，立法是党代表人民，将人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用于管理国家；司法是党用于维护人民民主，镇压反动阶级的工具，为实现党的革命纲领服务。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来实行，因此，在我国，"党和政府"是经常连在一起使用的。和古代一样，从中央到地方，我国政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司法权也和古代一样，是从属于党和政府的，要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执行党和政府的有关决议。显然，在现阶段，我国司法在现行体制下较有成效的运转，与历史传统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其次，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型的国家，"人治"传统根深蒂固。我国早在西周就确立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以礼治国"等原则，至唐代形成"德主刑辅"的国家制度基本模式。在国家机构中，权力的运行强调人的道德，而不是强调法律，特点是"有治人，无治法"；在社会生活中，是"权大于法"而不是"法大于权"，是"官本位"，而不是"法本位"。这和我国今日社会很相似。传统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更无，皇权支配着法权，官僚的权力来自皇上的恩赐而非法律，古代法不是取消特权，而是予特权法律化、制度化，"八议"、"上请"、"减免"、"官当"等，即是明证。在中央，是皇帝的人治；在地方，是行政官员的人治，司法权消融于行政权中。我国今天的情况很与上相同，法治难于实施，官员为了追求政绩，"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预司法，法官屈从于地方官员。因为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使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管理一切地方事务的观念；而现实中国家的制度设计又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插手司法。

最后，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更甚。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哪能在断断的几十年中消失！一方面，国家本位传统的影响。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民众早已习惯于委屈个人服从家国、政治权力一元和伦理至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因为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得这些方面，特别是政治权力一元，不是削弱，而是空前地加强，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处于极度漠视状态。传统中国的伦理至上则被"纪律政策至上"代替，所谓"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国家本位成为绝对的纪律，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成为立国之基。尽管也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它们在革命实践中均未认真执行下去，倒是短期成本低、收效明显、有利于满足斗争需要的行政行为在法律、法规面前大肆横行。另一方面，无讼的法律文化的价值的影响。"古代中国家国一体，国家内乱或国民争讼是家内不睦的延伸，因此，一国犹如一家，以安定为上；处理国民争讼如排解家庭纠纷，调解为主辅之以刑，以求和谐"（9）。中国人厌恶诉讼，视诉讼为畏途；统治阶级也不鼓励争讼，视其为刁民。如此，法律的地位更加不受重视。而行政行为能高效解决问题，因此更加广泛应用。而现代中国大量运用的的调解制度，显然就是古代行政行为的现代继承者。

四、结语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5篇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全区平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表彰先进，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今年全区司法行政工作任务。区几大家领导对召开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以及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同志百忙中出席会议，这充分体现了区几大家领导以及各乡镇、街道领导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司法行政干警的关心、爱护和支持。我们一定认真学习领会、准确把握领导将要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根据局党政领导班子研究的意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去年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回顾

年，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紧紧围绕全区9个“十大重点项目”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法律保障、法律服务、法制宣传职能作用，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司法行政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和突破，为推进平安市中建设、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区荣获法治枣庄建设先进区。我局荣获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目标考核先进集体（三等功），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全市思想政治工作示范单位、全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平安市中建设、法治市中建设、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以及国庆全运会期间维护稳定工作、重点项目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提案承办、工作先进单位。连续四年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全区目标管理考核先进集体；连续五年保持省级文明机关称号。

（一）法治市中建设成效显著，全民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快速启动“法治市中”建设年活动，制订不同层面法治创建工作方案和考核评估细则，基本形成党政主管、牵头部门联动、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的法治创建工作格局。法治乡镇（街道）、法治机关、法治村、法治社区、法治学校、法治企业创建工作成效显著，在全市“法治枣庄”创建工作考核验收中，受到广泛好评和赞誉。永安乡等7个单位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法治枣庄建设先进集体。今年3月，在法治市中建设中取得辉煌业绩的53个先进集体和93名先进个人受到区委、区政府隆重表彰。继续完善法律知识培训、普法考试和任前考法等制度，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机制进一步健全。在总结以往普法考试基础上，切实改进年度普法考试工作，区分行业、划分类别、扩大范围，考试的针对性、实效性更加突出，2632名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年度普法考试。积极开辟第二课堂，组织青少年学生开展知识竞赛、手抄报、法制论文等生动活泼的学法用法实践活动，营造校园法治文化，切实提高了青少年学生法律素质。去年6月，与区法院在枣庄四十一中学组织举办“真实法庭进校园”，公开审理一起青少年盗窃案件，2800余名师生受到真实直观的警示教育。积极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突出抓好“一室一街一校”农村普法阵地建设，建立法治村创建办公室、建好普法一条街、用好村法制夜校，有效提高了农民群众法律素质。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一年来，先后8次组织开展“解千家事、暖万人心”普法实践活动，赠送书籍8600册，发放资料5.6万余份，解答咨询757起，化解纠纷138起。以企业法制建设促进会为平台，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企业，审查、修订经营合同1437份，解答法律咨询187人次，参与企业重大经营活动论证63起，诉讼、非诉讼案件128起，避免和挽回企业经营损失180余万元。扎实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去年12月4日，组织各乡镇、街道和区直有关部门在青檀路两侧，设立站点42个，制作彩虹门2个，200余名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普及法律知识，发放资料、书籍12.3万份（册），解答咨询360余人次。区政府分管领导通过区电视台向全区作法制讲座，《市中通讯》开辟法制专栏，使活动更具新颖性、应求性和普及性。

（二）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更加牢固。大力加强区、乡（镇、街）、村（居、企）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建设，积极推行调解主任职业化，落实待遇，调动工作积极性。积极发挥乡镇、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的独特优势，探索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衔接配合的“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在各乡镇、光明路街道司法所设立了法庭庭前调解室,在派出所设立调解室、医疗机构设立医患纠纷调处办公室；与区纪委联合，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在全区乡镇、光明路街道设立农村（社区）合同监管中心、项目竞标服务中心，实现了与区直有关部门联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渠道，形成了优势互补、联动联调，化解效能明显提高的良好效果。一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54件，处置43起1290余人次，防止民转刑案件16起，处理医患纠纷12起，避免上访或越级上访案件35起。我局在医疗机构设立医患纠纷办公室、切实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创新做法，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全区政务管理创新三等奖。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方法、新途径，注重在个性化教育矫正、心理矫正、教育学习、评估体系等方面求突破。全区520名社区矫正对象，全部建立动态分类个案，做到了底子清、情况明、不失控、不漏管。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强化与劳动部门和再就业培训指导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加强就业培训和过渡性安置实体建设，提高安置率，全区453名刑释解教人员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司法所基础建设投入不断扩大，工作环境根本改善，职能和地位日益增强，工作效能愈加体现，作用发挥越来越突出，在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心目中的份量越来越重。光明路司法所被市人事局、市司法局授予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齐村、孟庄司法所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国庆全运会期间维护稳定工作先进集体，永安、税郭司法所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平安建设先进基层单位。

（三）法律服务工作实现新发展，服务大局、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坚持拓展与规范并重，科学规划发展布局，努力改善发展环境，全区法律服务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较好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去年初，专门出台《关于为全区9个“十大重点项目”建设搞好法律服务的实施意见》，充分整合

职能、人力资源，努力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区委于书记专门批示：“区司法局结合部门职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全区9个‘十个重点项目’建设提出的法律服务意见很好，应给予充分肯定”。组织开展文明律师所、公证处和规范化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创建活动，法律服务诚信化、品牌化、专业化建设成效明显。充分发挥律师、公证专业特长，积极参与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研究，建立与部门的固定联系渠道，协助处理涉法涉诉案件，妥善处理各类“急、难、险、重”事件和热点难点问题，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制止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明公律师事务所被评为全市优秀法律服务单位，公证处被区委、区政府授予目标考核先进基层单位。基层法律服务“护农惠农”活动成效显著，直接受惠农民群众8000余人次。大力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纵向上，在11个乡镇（街道）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全部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的基础上，又在22家企业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横向上，与残联、妇联、卫生等部门联合成立了8个法律援助联络站，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各站（点）为基础和纽带，覆盖全区、运作顺畅、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法律援助维权网络。区法律援助中心被市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在3月12日召开的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上，我局作了《全方位覆盖、多渠道便民，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维权网络成效》的典型发言，受到广泛好评和赞誉。

（四）队伍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公正廉洁规范执法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始终把提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在全系统广泛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机关效能提质提速年、马上就办、民主评议行风等集中教育、专题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人员的执法执业理念进一步端正。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坚持做到深入学习调研与理清工作思路、认真分析整改与破解发展难题、完善工作机制与激发工作活力、实践科学发展理念与服务全区工作大局“四个结合”，切实取得了学习实践活动实效。深入开展岗位练兵、岗位练功和学习型、服务型、和谐型机关创建活动，坚持大规模培训干警，建立起各项学习激励机制，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明显提高。加强全系统法制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检查，推行执法服务公开，促进了严格公正执法、诚信文明服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开展廉洁谈话和专项监督，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逐步完善。积极开展立功创模活动，“用生命对待事业”的宋厚省干事创业精神广泛弘扬。去年，全系统共有31名同志受到各级记功、嘉奖，1名同志被评为全市优秀代表，宋厚省同志被评为“感动枣庄十佳政法人物”提名奖，形成了争先创优、你追我赶的浓厚工作氛围。同时，全系统招商引资、计划生育、后勤保障、信息调研、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一年来，经过全局上下艰苦努力、拼搏奉献，全区司法行政工作职能由弱到强，队伍力量日益壮大，业务领域不断拓展，体制机制逐步完善，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谱写了辉煌篇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成绩的取得，是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乡镇、街道鼎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全局上下凝心聚力、同心同德、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局党组，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全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以及各乡镇、街道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人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二、今年全区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

当前，全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司法行政工作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一年来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辉煌业绩、积累的成功经验，为进一步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加速推进，为司法行政改革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央和省、市、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尤其是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社会矛盾调处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为司法行政业务拓展、职能强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是应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当前社会矛盾数量持续上升，问题趋于复杂，诉求趋于升级，关联性、聚合性、突发性、对抗性增强，不确定、难预测的隐性因素增加，预防、处置和化解难度加大；随着我区城市转型进程的加快，为经济社会发展“转方式、调结构”提供职能服务的任务更加艰巨；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与区委、区政府新赋予的社会矛盾调处职责对应，一些同志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还亟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等等。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共同奋斗，在新的起点上不断谱写司法行政工作新篇章。

在区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区人大政协“两会”上，区委、区政府全面安排部署了2010年工作，研究确定了实施项目带动稳增长、注重民生促和谐，突出城市转型“百项工程”建设。这为我们谋划好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全区司法行政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区政法工作暨平安建设会议、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全局，紧紧围绕城市转型“百项工程”建设，围绕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以服务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第一责任，以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为城市转型“百项工程”提供法律服务。年初，我局出台了《关于在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双百五进大服务”活动，全力保障和推进城市转型“百项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区委书记专门批示：“区司法系统围绕推进‘百项工程’，组织大服务活动，思路正确，抓住了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值得大家学习。”全局上下要认真按照杜书记的重要批示和意见要求，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建立经常性工作机制，搭建优质服务平台，掌握重大工程项目信息，只争朝夕，拼搏实干，全力以赴为城市转型“百项工程”建设搞好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要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律服务。把服务“三农”放在突出位置，组织引导法律服务人员围绕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发展现代农业、壮大区域经济、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等工作，为乡镇党委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要适应城镇化加快的趋势，推动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转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围绕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等搞好服务。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法律服务。引导法律服务人员转变服务理念，更加关注民生、服务民生，围绕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积极提供优质优惠法律服务。要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落实十项便民利民措施，进一步降低援助门槛，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群众获得法律帮助。

（二）坚持聚焦基层、夯实基础，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要把社会矛盾调处机构建设作为抓基层、夯基础的一项长期任务，确保精力倾注到基层，人力充实到基层，措施落实到基层。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调处工作，近日区委、区政府研究成立了区社会矛盾调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设置了区社会矛盾处置大队、调解处和乡镇、光明路街道社会矛盾处置中队。当前，要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通知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区、乡两级社会矛盾处置大队、调解处以及处置中队的人员招聘（调剂）、办公经费保障、办公用房和装备落实等工作。要认真研究人员管理、横向协调、运行机制等环节的问题，尽快建立目标考核、绩效评价等制度。要建立突发性应急处置机制，充分发挥区、乡两级社会矛盾调处机构的职能作用，处理有影响的社会矛盾和突发性、，维护好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环境。要进一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统筹化解矛盾纠纷。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更好地发挥司法所维护基层稳定的综合服务平台作用。

（三）坚持立足职能、积极作为，努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自身改革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普法为民，突出重点对象、重点地域，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法律素质。要全面深化“法律五进”工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实现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要深入开展法治市中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推动依法治区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迈进。要加强区企业法制建设促进会建设，积极拓展参与企业管理的新领域，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快发展。今年是实施“五五”普法和第四个依法治区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一年。要做好总结验收工作，研究制定好新一轮普法依法治理规划。要切实抓好刑释解教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加强过渡性基地(实体)建设，完善危险性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化管理，建立与监狱、劳教所、单位、社区、家庭的衔接管控机制。要全面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制度。要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严格落实管控措施，提高教育矫正效果。要认真把握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需求，探索法律服务新模式、新途径、新机制；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管理体制，建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状况评价体系，强化自律管理，保障执业权利。

（四）坚持健全机制、完善制度，切实提高队伍公正廉洁规范执法服务水平和公信力。要切实加强班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努力把党政班子建设成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要巩固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果，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保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人员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切实做到“四个在心中”。要健全完善执法执业工作规范、程序规范、责任规范和监督考核规范，推行执法执业责任制，推行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和不良执业行为档案，加强监督检查。要以开展政府效能责任年活动为重点，细化各部门的职能和目标任务，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和工作要求，确保考评检查、管理措施到位。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廉政主题教育活动，实现廉政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肃查处违纪行为，筑牢预防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岗位练功活动，在提高队伍执法服务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上取得新成效。要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政策，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爱护干警，积极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要大力宣传表彰先进典型，在全系统营造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6篇

在司法行政机关的组织体系中，司法部对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实行领导，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受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同时也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有：

1、 管理劳改、劳教工作。

组织、领导劳改、劳教工作，确定监狱、劳教场所的设置、分布和犯人、劳教人员的安置;指导、督促和检查监狱和劳教场所，正确贯彻执行劳改和劳教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或者审定劳改和劳教工作的重大决定;制定和审查劳改和劳教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监狱和劳教场所不断改善和改革管教制度，提高改造水平;总结和推广劳改和劳教工作的先进经验，对监狱和劳教场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检查和处理，对违法乱纪的管教干部予以纪律处分;管理劳改和劳教单位的干部，进行考察、培训和任用，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2、 管理律师工作

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审查律师协会章程，负责律师资格的报考，考试工作;授予律师资格和批准律师执业证书;决定律师事务所的设置和律师队伍的发展;制定法律援助的具体办法;对律师违纪进行处罚，取消严重不称职律师的资格;制定律师收费的具体办法;总结和推广律师工作的先进经验，制定律师工作发展规划。

3、 管理公证工作

领导公证处工作，确定公证处的设置、公证人员的编制、机构和考核制度，任免公证处的正副主任;监督公证处的收费标准和财务支付，对公证人员进行纪律检查;总结和推广公证工作的先进经验。

4、 管理司法干部培训

确定司法干部培训工作的方针，制定培训工作计划;指导政法干部学校的工作，培养师资，编写教材;总结推广干部培训工作的经验。

5、 管理法学教育工作

确定法学教育的方向，制定法学教育的发展规划，协调全国法学教育，协同国家教委指导全国法学教育;管理部属政法院校领导干部的任免和考核，督促和检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审批基建计划和重大财务开支，负责专业设置，招生和毕业生分配计划;组织编写全国法学教材。

6、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

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调解工作;调查研究民间纠纷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提出预防纠纷的办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法律和道德的宣传教育;总结推广调解工作的先进经验。

7、 负责组织法制宣传工作

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法制教育，在各类学校开设法制教育课，出版法制报刊和法律书籍，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

8、 负责司法外事工作

司法部统一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外事活动 。确定司法外事工作的方向，活动范围和方式，并对外事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和出席国际会议，组织接待外宾，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业务活动 。

9、 开展司法行政理论研究与法制工作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7篇

过去一年，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在普法依法治理、人民调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我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里，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司法行政战线上的广大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局长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去年工作，并对今年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我完全同意。下面，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再讲三点意见。

一、解放思想，科学定位，进一步增强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20*年是实施“*”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我县“工业强县、农业富县、旅游名县、和谐兴县”战略目标的关键一年。全县司法行政系统要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司法行政事业发展的紧迫性，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在司法行政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体现在履行新时期司法行政职能、服务保障义县振兴和发展上；体现在以人为本，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上；体现在促进协调发展，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上；体现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科学态度和务实作风抓各项任务的落实上。面对新的形势，全县司法行政系统要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以高昂的激情创一流工作。这是推进司法行政事业发展的保证。我们要在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大力培育和弘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务求实效的精神，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抓住发展机遇，努力工作，力争上游，推进各项工作上台阶。二是坚持改革创新，在改革中突破，在突破中创新。这是司法行政工作持续发展的动力。要按照上级的要求，对司法鉴定、公证、律师等工作大胆地改革和创新。不断创新工作载体，深化工作内容，使司法行政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民。这是司法行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意识，把服务为民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坚持执法为民，在实际工作中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工作手段，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充分发挥下新形势下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系统要进一步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落实到司法行政工作的全过程，一切为了发展，一切服务于发展，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进一步深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努力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要切实抓好法制宣传教育各项任务的落实，坚持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能力、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要围绕法治、平安、和谐义县建设，围绕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的创建活动。推进法律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二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着力点，强化人民调解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的职能作用，积极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和功能，调整、充实各级人民调解组织，抓好调解员培训，健全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要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推进“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工作职责规范化”的落实。三是紧紧围绕我县“四大战略”的目标，努力提升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构建和谐义县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保障。要进一步拓展和规范律师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规范公证法律服务，努力提高公证法律服务的层次和水平。要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让法律援助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同时县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使法律援助机构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要进一步做好法司鉴定管理工作，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努力构建规范、统一、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三、加强领导，树立形象，为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是要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二是要完善司法行政队伍的管理制度。继续抓好教育培训工作，根据职业特点，确定培训内容。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队伍管理，抓好队伍的革命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进一步强化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的管理，规范职业行为，严肃职业纪律。三是要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建设学习型机关、和谐型机关、务实型机关、服务型机关。四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结合实际，把建立健全惩治腐败体系纳入司法行政工作的整体规划。继续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广大干警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切实保持司法行政队伍的良好形象。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8篇

形势变化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建议社会管理创新。时代赋予我任务，也是当前司法行政部门树立形象、提升地位、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司法行政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

一、分析情况、找准定位

中央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加强和完善。初步一看，创新社会管理。与司法行政职能都有关；但仔细一分析，都不够紧密。客观地讲，司法行政部门临时以来，由于职能所限，宏观指导多，直接操作少；务虚的多，务实的少；幕后的多，前台的少。县局机关实际所承担的社会管理任务并不重。这几年，市局的关心指导下，通过学习兄弟县区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重心下沉，窗口前移，使得专业队伍有了增强，阵地有了扩大，业务有了拓展。特别是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专业性调委会建设、特殊人群的管控以及基层司法所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平台，打下了基础。司法行政部门所承担的职能告诉我只要努力发明条件，完善自我抓住关键，就会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大局中，具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抓得住契机，自身发展也会加速度；抓不住，不进则退。因此，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成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发挥职能

二、围绕大局。

首先要围绕大局，发挥好三项职能。一是发挥社会管理职能。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安排帮教这两种保证性管理职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抗因素，最直接地维护社会和谐，为社会管理活动发明稳定的发展环境。二是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法制宣传等法律服务工作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司法行政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能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以个案的公正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协调市场主体平衡利益关系，以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和社会秩序。三是发挥社会矛盾的预防职能。通过矛盾纠纷排查和调解，防止矛盾纠纷的发生；公证制度介入民事、商事和经济活动，一项重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政府担当法律顾问，有效降低政府决策风险、行政执行风险，这些工作发挥着独特的预防功能。

重点突破

三、整合力量。

其中包括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社会矛盾的排查化解、特殊人群的帮扶管控、网络信息的监督管理等等。司法行政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广泛。应充分利用点多面广，松散型队伍大而且都直接面向基层群众的优势，着重在距离群众最近和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下功夫，来整合力量，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配强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一是司法所队伍。认真贯彻市两办文件精神，1.抓基层一线。每个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3-5名政法专项编制的队伍，成为基层政府实施维稳、化解矛盾的最重要的中坚力量。现在要做的完成直派所的建设，着重向基层倾斜人财物，积极争取直派所的财政补助政策。二是局机关专业队伍。特别是直接面向群众的援助中心、服务中心、矫正办的建设要加强。这三个机构是与公检法、维稳、工青妇合作配合的重要平台。法律援助中心和法律服务中心成立以后，已经成为直接引导群众合理诉求、依法维权的重要渠道。去年，共接待咨询1900多人次，料理援助案件495件，按法律顺序平稳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虽然我工作繁了压力大了但通过平台建设，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广泛发动社会各类资源，2.联合部门。完善大调解体系。目前，大调解体系还不够完善，也不够重视。最近，中央16部委发出了推进大调解工作指导意见》关键一条，解决力量分散问题，如何来形成合力机制。一是力争在更高层面上重视和加强大调解体系建设，建议再次下发指导意见。二是现有专业性调委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扩大领域，可以依托各部门，也可依托行业协会来组建，这既是指导范围，也应成为对应主管部门的责任。三是主动利用社会力量来化解，从政策上鼓励支持。动员热心于调解工作的社会人士、老干部、老教师、老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来，致力于“大调解”格局的建设。如我县钟管老娘舅工作站，其中有8位老书记参加，以热情的态度、积极的服务、优秀的业务水平深得人心。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9篇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有效实现行政目的而实施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和执法方式的重要变革和补充。司法行政指导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在其职责、任务和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内，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和政策，在司法行政相对方的同意和协助下，通过采取非强制性措施和业务性、技术性指点，实现一定的司法行政目的但不产生>！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在管理与执法领域引入行政指导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转变行政理念。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建立行政指导制度，改变过去管理就是审批和处罚的传统观念，树立起管理就是引导和服务的新观念，在实施行政指导过程中，更加注重与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交流和沟通，更加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愿和诉求，更加注重帮助行政相对人实现良性发展，自觉地将引导和服务作为日常管理的重要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将引导和服务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2、有利于完善行政职能。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实施行政辅导、行政建议、行政约谈、执法提示等行政指导，主动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引导其合法执业，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自身行为。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执业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对其进行法律法规宣传，帮助其迅速纠正错误。通过实施行政警示、整改告诫、案件回访、案后帮扶等行政指导，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警示，责令其停止和改正违法违规行为，并实施督促整改和案后救济措施，巩固行政执法效果。将行政指导贯穿于司法行政管理工作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使司法行政职能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3、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法律服务是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能，法律服务工作的好坏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服务机构不仅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将行政辅导、行政建议等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的常规工作，引导法律服务机构树立维权意识、品牌意识、信用意识，为法律服务机构营造一种有利的执业环境，促进法律服务机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司法行政部门服务能力的提升。

1、辅导。是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能和国家相关政策，对特定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审批业务进行指导，并根据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就所涉及事项进行政策宣传、政策解读、政策咨询等重点辅导。

2、建议。是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职能，在日常行政监管中主动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引导其合法执业，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自身行为。

3、约谈。是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执业活动中的突出问题，采取集中或个别约谈方式，对其宣传法律法规、指出存在问题，帮助其迅速纠正违法行为。

4、提示。是行政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投诉情况和日常监管数据信息，为有效防范某种违法行为发生，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宣传、解释法律法规，提前告知各项监管要求，提示、引导、督促其按照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履行义务。

5、警示。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显著轻微、无主观故意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适当方式警示其立即纠正错误，并告知其正确的规范和要求，而不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6、告诫。是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案件查处过程中，责令案件当事人停止和改正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告知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改正违法违规行为的措施，防止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延续，违法违规后果进一步扩大。

7、回访。是行政机关对本机关或下级行政机关查处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回访，指导、帮助和督促案件当事人落实整改措施，巩固行政执法效果。

8、帮扶。是行政机关对因主观或客观原因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有困难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督促整改和案后救济措施。对确有实际困难或合理要求的，认真听取理由并依法决定暂缓执行；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督导其迅速纠正，必要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推进行政指导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自愿性、合法性、合理性、公开性、便民性等几项基本原则，注意避免行政指导操作不当，造成违法指导、乱指导、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等问题的发生。

1、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应以行政管理相对人自愿为前提，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自主选择，通过说理性的沟通，使行政相对人认同和自愿接受行政指导，不得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等方式迫使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不得因行政相对人拒绝接受行政指导而对其采取不利措施。

2、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职责与职能范围内实施行政指导，不能任意地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所实施的指导行为不得违背法律精神、原则和规定以及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不得侵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外，行政指导的依据、内容、方法、程序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等信息应依法公示，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4、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应综合考虑指导成效，实施程序应简明高效，针对不同类型事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优质服务，避免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司法行政管理范文第10篇

一、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一）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认识基点

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检察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决定着检察改革的方向，也构成检察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实行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也必须以此为认识为基点，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权的性质并予以准确定位，才能深刻认识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内在动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分离措施。

对于检察权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之分歧。“行政权说”从检察权具有的主动性、国家代表性、命令性和执行性特征上，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检察官是行政官；“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权与审判权具有“接近度”，检察官与法官具有“近似性”，检察官虽非法官，但“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在有些国家，检察官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法律监督权说”将检察权作为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国家权力，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对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行监督的法律监督权。

笔者认为，仅从其权力特点和行使方式的角度分析，检察权无疑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但定位我国检察权性质，不仅要从权力本身发展的共同性规律出发，还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尤其要从我国的体制和司法体制出发进行“应然性”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而不应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应然性”的依据来给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检察权定性，从而墨守司法权只是审判权的成规，否认检察权是司法权。根据我国的体制及司法体制，我国意义上的“司法权”就是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统一。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权在基本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国家体制上仍属于司法权，在行使方式上具有司法与行政的双重属性。因此，对检察活动的管理模式就应既不同于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也应有别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应根据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按照司法规律，以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

（二）违背司法规律，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是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但是，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并没有按照司法规律建设检察机关，也没有按照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业务，而是把检察机关视为行政机关，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形成了检察机关内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造成了检察职能同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相互错位，影响了检察职能充分发挥。

1、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涵义及形式

所谓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是指违背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检察活动。它和法院的行政化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行政化问题。法院的行政化问题，众多学者俱已做过详细论述，而关于检察院的行政化问题，因对检察权及检察机关的性质在法理上一直没有澄清，且检察权在行使方式上确具司法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学者鲜有专门论述。同法院的行政化一样，检察院的行政化，也包括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表现在国家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方式即检察机关的外部体制上，它涉及检察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检察人事权（尤其是检察长及副检察长人选）和财权的行政任命和行政拨付制。外部行政的直接后果是制约了检察权外部独立的效果；内部行政化是指检察活动内部管理上的行政化，即本文所指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内部行政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合一，即检察业务活动的完全行政化，也就是说，对检察业务活动管理完全采取了行政模式，其弊端是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二是检察机关内部行政管理方式违背司法机关行政管理特点和规律，或者完全行政机关模式化，或者带有行政模式的痕迹，其弊端是造成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制约、干扰和侵袭。在行政化的检察活动管理模式下，检察职能同检察机关内部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和、混合（同一），使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颠倒了检察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主次地位，造成检察制度的变形，使检察制度成为行政管理职能的附属，也从内部制约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2、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

（1）办案体制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是以行政审批、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机制，即检察权由检察机关通过层层审批的方式集体行使，再由检察机关整体承担办案的法律责任。《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这种办案体制中，普通检察官只是案件承办人员，即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检察官办案，决定权集中于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部门负责人有审核权，这就使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副检察长、业务科（处）长成为决定案件的领导层，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审而不定，定而不审”不符合司法活动直接性和亲历性的要求，难以保证诉讼决定和诉讼行为的正确性。二是造成了办案人员对领导的依赖，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不利于培养精英型检察官。三是办案环节过多，造成办案效率低下，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四是权责分离、责任不明，不利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落实。

（2）检察委员会构成和运作行政化。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下，检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检察机关的行政领导（检察长、副检察长、政治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检委会构成上的行政色化，使检委会在运作上也被打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由于检委会委员都是行政领导，且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往往会影响甚至左右行政职位低的委员的意见。而行政职位低的委员也往往也会因为顾及领导关系而附合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其结果就是，往往影响了检委会议事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案件，业务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在审核案件时，有是并不是因为案件重大、复杂或疑难，而是因为不愿承担领导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使检委会成了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3）检察官任免行政化。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助理检察员由检察长直接任命，检察员由检察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但人大的任命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审查，检察官的任命事实上由检察院自由决定：首先由其所在业务部门的领导和院领导推荐，再由人事部门考察，然后由院党组最终决定。因此，一个检察官是否能够成为检察官或者继续成为检察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所在检察院内部的别处一些有行政职务的检察官决定的。因此，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也势必会受到这种任免因素的影响。

（4）检察官惩戒手段行政化。根据《检察官法》，我国现行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是一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这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从而强化检察官对其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使检察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有所顾忌或者因需“投桃报李”而不能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5）检察官管理模式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在检察官的管理上，一直把检察官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等同于行政机关的干部，完全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其中以检察官行政级别制最为典型。检察官管理模式的完全行政化，一方面，模糊了检察官同一般行政人员的界线，忽视了检察官的司法性，阻碍了检察官职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检察官之间过分行政化的阶位关系，强化了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和责任，增强了下级检察官对上级检察官的过分依赖性，使检察官的独立性难以保障。

（6）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和缺乏分类管理。检察院内部由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员和法警组成，除行使检察权的检察长外，还有一些不行使检察权的司法行政人员，也具有检察官职位。由于没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使我国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检察官比例极不协调，影响了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妨碍了检察官素质的提高和办案效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本应成为检察职能的支撑和附属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却浸没了检察职能，掣肘了检察职能的发挥。必须实现这二种不同职能的分离，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

二、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

-----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弱化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性，而司法性的核心就是要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因此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内部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就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来核心目标。

（一）检察权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性质的本质要求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检察权之所以需要独立行使，一是因为法律监督需要一种独立性。二是因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一种独立性保障。三是因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四是因为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有赖于检察权的独立性。但从根本上讲，检察权行使独立性，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是其司法性的本质要求。因为检察权行使独立性创造了正确运用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它使检察官能够排除非法干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切实地贯彻法制原则。

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包括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外部独立性，指检察权运行过程遵循自身的规律而不受外部的非法干涉，它涉及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与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是指检察机关的外部独立性。检察权的外部独立是一种集体独立，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指检察官的个体独立性，其主要意义是：第

一、检察官的独立性是检察业务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要求。检察权以公诉权为基本构成，而公诉是一种司法性很强的活动，是以亲历性为基础的个人判断和个体操作，赋予检察官独立性，可以防止“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有悖司法认识规律的做法，从而提高检察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

二、检察官独立性是防止不正当干预的重要条件，有助于保障检察权的公正行使。第

三、检察官独立性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司法的效能，要求办案检察官的职务行为直接产生职务上的效力，而应避免环节过多，造成决定和行为实施迟缓。第

四、检察官独立是检察机关集体独立的基础，没有检察官个体独立，检察机关集体独立则得不到有效保障。但是，检察官独立不同于“除了法律没有上司”的法官独立，它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限制。所谓“检察一体制”，是指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对内要求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官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对外则要求“检察权的行使保持整体的统一。因此，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需接受上级的指示，其行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即相对独立性。“检察一体制”虽然限制了检察官执行职务的独立性，但并未否定检察官的独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以合法地对抗检察长的指令，如享有消极抗命权或积极抗命权。

（二）我国检察机关独立性缺乏有效保障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检察权行使原则。与国外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相比，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检察机关相对于执政党与权力机关是不独立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独立性的表述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检察管理体制的行政化使检察权的行使受制过多，检察权的外部独立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未获得法律的确认。在我国，宪法、司法机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种独立性，是一种集体独立，也就是外部独立，而非个人独立即官员独立。在现行体制中，检察官受检察长领导，任何检察活动应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虽然检察官也是检察权行使的主体，但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确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官合法对抗行政指令权的能力。同时，诉讼法还是以人民检察院而非检察官为诉讼主体，检察官是检察院意志的执行者，其本身在诉讼法上还缺乏独立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完全以行政管理方式而不注意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业务，使它难以做到“独立行使检察权”，难以做到“严格执法”，难以保证检察官的高素质，确是我国检察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因此，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举措，实现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检察官的司法官化为核心目标。

三、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根本途径

实行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为根据途径，主要措施如下：

（一）重新配置检察权，改革办案体制，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改革目前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就要对检察权进行重新配置。借鉴国外检察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笔者建议对检察权可实行“三级配置”制，即明确规定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检察工作中的权限和职责，逐步取消业务部门建制，变助理检察员为检察官助理，实行主诉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负责的办案体制，其核心是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主诉检察官制是指在检察长领导下，在公诉部门实行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的检察官办案体制。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就是要打破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模式，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使检察官成为对办理案件有一定决定权和独立性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形成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权责统一的新的办案体制。主诉检察官制2000年在全国推行以来，在提高办案质量、造就高素质的公诉队伍、明确办案责任，落实错案追究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化的办案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但是，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成熟的理论指导，在主诉检察官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争议较多，分歧较大，影响了主诉检察官制的深入推行，使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笔者认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无疑是正确的，它适应了刑诉法制度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要和重要的举措。以“主诉检察官制的设定没有法律依据、主诉检察官的职责范围界定不清、主诉检察官的难以统一”为理由反对推行此项制度的同志，没有深刻认识到主诉检察官制的制度价值，也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此项改革及整个检察体制改革。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和反对此项改革，当务之急是对主诉检察官制做进一步的完善：

1、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检察官法》，明确规定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提供法律依据。

2、完善检察官具体职权的设置，进一步理顺检察官同业务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解决主诉检察官制的法律依据问题后，根据相当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逐步扩大检察官的职权，同时逐步限缩业务部门负责人、副检察长及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取消业务部门副检察长建制，最终将检察权主要配置给检察长及检察委员会，并明确规定各自职权范围、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切实做到权责统一。

3、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目前主诉检察官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与主诉检察官承担的任务和责任是不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诉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主诉检察官的激励机制，为主诉检察官提供切实的职务保障。

4、待主诉检察官制成熟后，可参照主诉检察官制在其他业务部门推行“主办检察官”办案制。

（二）改革检察委员会

1、将检察委员会由现在的虚设改为实体制。

2、检察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检察长、副检察长是当然的检委会委员，其他委员由具有五年以上法律职业资历、德才兼备的资深检察官担任。（副检察长和业务部门建制取消后，仅由检察长和资深检察官组成，除检察长外，其他检委会委员在行政地位上都是平等的）。检委会的日常工作由检委会办公室负责。

3、检委人会的职能：一是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二是监督检察官的工作；三是法律政策研究工作。

4、严格限定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的条件和范围，只讨论决定检察长提交的案件。

改革后的检察委员会的运行机制，既符合检察权中行政性属性和检察一体制的要求，同时又减少或避免了行政性烙印对检察职能干扰和影响。

（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的分类管理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离的必然要求。根据行使检察权主体的不同，可对检察人员实行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司法警察等四种序列的分类管理框架。对从事职务犯罪的侦查、审查逮捕、出庭公诉工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主要业务部门的主要检察人员授予检察官；改变把书记员当作检察官后备军的管理制度，设立独立的检察书记官序列，书记员在检察工作中要服从检察官的指挥。司法警察纳入警官系列。其他检察人员列入司法行政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

（四）成立“司法行政管理部”。实行分类管理后，要相应地设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检察机关内部的非司法性工作，即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管理部”不仅要行使检察机关内部基本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如从事政工、行政装备、档案管理等行政事务，还可负责检察机关同人大、法院及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另外，为加强检察官的协调，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内设置“检察官秘书处”，作为检察机关检察官运行的协调机构。主诉（主办）检察官根据办案需要可向检察官秘书处申请配备若干名检察官助理。主诉（主办）检察官在办理重大案件需要提交检委会讨论时，可直接通过检察长按规定程序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而不必经过部门行政审核。

五、将一部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从检察机关剥离。如改革对检察官的内部惩戒制度，在检察机关之外，建立统一的司法官惩戒机构。如前所述，检察官的内部惩戒制度强化了检察官对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不利于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因此，可设立二级统一的司法官惩戒机构。中央一级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最高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中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行为惩戒；在地方一级，可在省级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省级司法机关（院长和检察长除外）和省级以下司法机关中的法官、检察官的行为惩戒。

四、协调、高效、精减、渐进

-----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是一项涉及理论和体制创新重大司法改革，必须积极慎重，注意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协调原则，即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相协调的原则。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我国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没被法律认可，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就成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之一，但是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一定限制。“检察一体制”是检察权行政性属性的表现，而检察官的独立性是其司法性属性的必然要求，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因此，必须协调好检察官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的关系，划定二者合理的边界，在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和维护“检察一体制”，又要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制如何协调，笔者认为可按以下原则处理：

1、检察长以及上级检察官对下级检察官的管理要注意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减少行政命令，使上级的指挥监督权与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协调；

2由于隶属关系和指令权的存在，一旦检察长或者上级检察官下达指令，检察官一般应服从命令，以维护检察一体制。

3、检察长以及上级检察官的指令权不是绝对的，可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违法指令，法律高于“上命下从”，检察官有权拒绝服从。

4、建立健全检察官独立性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身分保障、经济保障和一定的特权保障。

（二）高效和精减原则

高效原则是指通过实施“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稳定、和谐、有序、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效益，提高法律监督的效率和质量。效率是现代司法的所要追求主要目标之一。作为法的价值之一的法律正义的一部分，司法效率的实现，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法律正义精神的实现。因此，实施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坚决革除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完全行政化所产生的办案效率不高甚至低下的问题，提高司法行政管理质量，使其真正成为检察职能的有力支撑。高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减少检察权运行的行政性中间环节，畅通检察权的运行渠道，以消除行政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侵浸，实现检察权的高效运行。

精减原则就是要要根据检察权的司法性规律，尽可能减少检察机关的行政性事务，真正使司法行政管理成为保障检察职能有效实现的辅助功能，从而还原其辅。贯彻这一原则，要做到“减”和“精”的高度统一，在减少行政性事务的同时，要提高司法行政管理的质量，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检察职能。

（三）渐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