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的作用范文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1

论文摘要: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该制度对于维护宪法车严，强化法院独立地位，实现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原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矛质复杂化的结果，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消极作用。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所羞洒的有价值的观念、制度或措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待的，以便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司法审查制度是指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或执法活动进行审查，宣告违宪的立法和行政行为无效的一种制度。该制度开始于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一个判例，即“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从此，该制度在美国社会和法律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就该制度产生的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做一初步探讨。

一、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积极作用

1.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第一次真正实珑了司法独立，树立了司法权成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三权分立，其理论贡献当归功于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认为，实行联邦制的共和政体，应该:“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而司法机关在分立的三权中是最弱的一个，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与强大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相抗衡，为保持司法独立与三权分立，必须增强司法部门的职能，即给予司法机关违宪审查职能。尽管汉密尔顿竭力主张应授予联邦法院以违宪审查权，但在1787年美国宪法的本文或修正案中都未授予最高法院这种权力，美国国会也未通过法律规定这种权力。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开始于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一个判例，即“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自此，联邦最高法院将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违宪审查权抓在手里，真正“成为捍卫宪法方舟的最高权威机构”。如果说，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是法官身上的一张护身符，那么，司法机关获得司法审查权就是法官手中的一把利剑，该权力与法官终身任责制、高薪制和独立审判制相结合，真正实现了司法独立，树立了司法权威。

2.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发挥了独特的监专制衡作用

(1)在制约立法权力方面。在设计美国宪法分权制衡的框架时，美国宪法学者对立法权的扩张性和危险性进行过理性分析。汉密尔顿认为:立法权应当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对立法权的这种限制也不能仅指望立法机关自己限制自己，而必须有一个机关去限制它，他认为司法机关则是行使这种限制、监督立法机关的合适机关。自1803年至1986年期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宣布全部或部分违宪的联邦法规共125个。虽然，从数量上看每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不多，被宜告违宪的法律与同期立法数量相比也微不足道，但司法审查制度的存在，无疑是防止立法机关滥用立法权，监督其在宪法范围丙私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2)在制约行政权力方面。在制约行政权力方面美国司法审查权表现为咭法院有权以政府的行为与宪法相抵触为由而宣布其无效。这种权力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联邦行政机关和国会的行为，而且也包括各州政府的行为。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利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司法审查不仅在其实际应用时可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且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的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行使权力。自1803年以来，司法审查制度一直是深受公众依赖，具有传统权威性，是最主要的监督行政权力的方式。

(3)在调节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矛盾方面。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调节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矛盾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平衡和监控能力。美国作为两党制国家，政党政治往往使两个政党控制下的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矛盾激化，从而影响美国政治的稳定，联邦最高法院此时可发挥重要的调节和平衡作用。例如，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水门事件”的解决，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利用司法审查权最终解决了国会与总统的对峙，并对日益扩大的总统权力予以严格的限制。

3.灸国司法审查例度提供了一种新的促进宪法实施、监份宪法实施的摸式

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解释，把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司法判例不断赋予宪法以新的内容，从而使宪法既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又能保持它的相对稳定。美国宪法之所以继续发展，正是这部不成文宪法反映了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架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结果。同时，司法审查制度在社会变迁和法律改革的过程中对促进宪法实施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大规模的革故鼎新之后，现代社会往往采取制定宪法的方式巩固改革成果，但是整个国家规范体系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面更替，修改什么，保留什么也往往很费斟酌。采取了司法审查制度，法官们可以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照新宪法来审查和否定旧规定，使现有的法律体系能够在实务活动中不断进行新陈代谢。

二、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消极作用

虽然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在保障宪法统一实施，维护法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根本不象统治阶级自己所标榜的那样理想，无懈可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本身都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可以说它是为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结果。

首先，通过司法审查来适用宪法，把一切不利于统治集团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统统宜布为违宪。例如，1905年在“洛克诉纽约”一案中，宜布纽约州关于把面包房工作工时限制为每天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为无效。同时还把一批规定工人工资标准，禁止童工保护女工的法律宣布为无效。理由是违反了“契约自由”原则。

其次，通过违宪审查权的行使阻挠社会进步立法。如20世纪30年代，总统罗斯福提出许多“新政”法案，但当时最高法院则持较为保守的态度，反对“新政”立法。仅在1934年一1936年，最高法院就有12个判决宜布“新政”违宪无效。1937年罗斯福以改组最高法院要挟，使最高法院支持“新政”立法，造成行政与司法关系紧张。

再次，美国司法审查的特点之一就是法院通过对宪法的解释而进行“再立法”，使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但常常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解释时根据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随意取舍，歪曲解释。二是法官个人思想倾向具有决定性意义。同一类案件，涉及内容大致相同的法律，由于法官思想倾向不同，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最后，最高法院在审查具体违宪案件时，规定了若干原则，分别是“政治问题原则”、“无诉案则无司法审查原则”和“法律之合宪性推定原则”。规定这些原则，一方面有利于最高法院在碰到棘手的案件时，可采取消极的态度退避三舍，得以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联邦法院灵活的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例如:1946年科尔格罗夫诉格林案，最高法院认为划分选区界线的方法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不予干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国会选区划分不合理现象越来越严重，成为群众运动，特别是黑人运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两大党派进行争论的主题之一。1962年的贝克诉卡尔案，最高法院推翻上述判决，宣称选区划分问题，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法院有权审理，进行司法审查。同样的选区划分问题，开始是政治性问题，后又成为司法性问题。由此可见，所谓政治性问题或司法性问题，只是联邦法院灵活的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法。

三、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与美国在历史传统、政治制度、法律体制、文化背景以及基本国情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所蕴涵的有价值的观念、制度和措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待的，以便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如:“宪法至上”的理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

1．“宪法至上”的理念

“宪法至上”是一切法治国家的首要标志，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宪法的至尊权威，这里所蕴含的“宪法至上”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国，虽然人人皆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天天在说“宪法至上”，但我们距离实现“宪法至上”的法治原则尚有很大差距。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宪法至上”?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实现“宪法至上”，除了完善宪法本身的内容，还要加强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纵观我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却不能具体应用。宪法的效力习惯上被定位在立法上，只是制定其他法的依据，只产生间接效力，忽略了宪法也应该是裁判法律纠纷具有可操作性的最高原则。

2.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2

所谓的法院司法能力，是指法院依照《宪法》规定，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并通过司法活动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制裁违法行为，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本领和水平。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法院司法能力提高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第一，法院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第二，法院所面对的司法环境和时代要求；第三，法院的现有运行制度与法官自身状况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司法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法院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发挥好法院职能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就必须大力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第二的司法能力考验问题不是法院自身能解决的，至于第三则理应成为法院研究的重点问题。要提高法院司法能力除了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重要的是以建设高法官队伍素质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法院的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法院的基层建设和法院队伍建设为基础。

提高司法能力关键是全面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但作为制度建设在司法能力提高中却是当前的重点，笔者从下列三个方面论述制度创新与司法能力提高的作用关系。

一、推进制度创新是提高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法院的司法能力与法官特别是法院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密切相关。民主也好，监督也罢，一切审判工作都要通过广大法官来实现。作为法院，我们的司法活动表现能否使人民群众满意，关键也要靠广大法官来实践。但是，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又不能仅仅限于提高法官内在素质这一个方面。法院的司法能力既指法官的个体能力，更指法官的整体能力，而法官的整体能力表现形式就是法院的整体司法能力，法院整体司法能力如何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和机制，尤其是决策机制、司法体制、监督机制以及法官任免机制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既要注重建立在法官高度自觉基础上的自律，更要注重建立在严格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他律。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重在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我们要推进制度创新，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学的、民主的、公正的、高效的司法体制和机制，使法院从自我约束性质的司法行为，逐步发展到以体现制度约束性为主的司法行为，从而真正实现司法能力的制度化建设目标。

虽然法院的司法行为是我国司法活动的核心，但长期以后，在关注司法能力方面很容易淡化忧患意识，忽视制度建设。司法的特殊地位容易使一些法官滋生优越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权思想和行为。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教训时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对于一个单位的建设特别是对法院司法能力的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和法院基层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必须大力加强法院的建设，尤其是法院的司法能力与执法水平的建设，这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同志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不仅要求法院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不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而且要求法院建立起适应时代精神和体现人民意愿的司法理念，不断改进和完善法院的审判方式与审判管理体制，以及一系列司法体制机制，以此推动新的实践，担负起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律保障使命。因此，把制度建设作为司法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既是对历史审判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当今法院的现实选择。

二、推进制度创新是提高法院的司法能力的重要环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院能否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固然与法院整个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直接相关；但问题在于，法院整个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成效的充分发挥，始终受制度建设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不断推进制度的创新和优化是当前法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司法能力、永葆自身生机活力的关键环节和“治本”之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就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中提出，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不仅是依法审判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涵。（1）其中又强调司法能力的评断标准，指出司法能力是不是强，司法水平是不是高，检验的标准是案件的质量；指出衡量审判案件的质量就是看是不是既确保了公正，又提高了效率；指出公正，是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公正，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要注意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相结合，用公开、透明的工作程序和方式，让群众看得见、信得过，感受到司法公正。效率，是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是法律规定时限内的效率。同时指出要切实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确保公正司法、高效司法，要从制度入手，推进制度创新，按照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改善法院的审判方式和执法方式，这无疑是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必须牢牢加以把握的关键环节。在制度建设中，特别涉及到廉政建设上，最高人民法院又提出要求，各级法院要尽快在人民法院建立起“四不为”机制：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着力构筑“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制约，

努力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进一步强化“不敢为”的惩治机制；从严治院与法官待遇从优相结合，积极探索确保法官“不必为”的保障机制。（2）随后，最高院又就改革和完善法院内部设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思路，比如不在城市市区内设置人民法庭、（3）关于“二五改革”八项重点（4）等等。同时，还就以审判管理带动司法公正与效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提出正确处理五大关系：便于群众诉讼与便于法院审判关系；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关系；坐堂问案与巡回审判关系； 司法调解与判决关系； 法官审判与人民陪审关系。（5）这一些重要论述虽然目前没有上升为制度，但已经是为了创新制度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创新制度来提升司法能力也越来越得到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这些体制性的改革创新集中体现了法院面向时代的司法理念，体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司法取向，成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重要保证。为此，一要积极推进法院的自身建设层面上的制度创新，解决“不断提高法院的司法能力和执法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要真正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必须推进法院内部教育制度的创新，进一步健全法官特别是领导干部各类学习、教育、培训制度以及法官内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努力建设学习型法院，提高全体法官理论思维和适用法律思维水平；必须推进法院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进一步完善能够涵盖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以及法官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既有时代特点又有约束作用的管理制度体系；必须推进法院内部监督制度的创新，本着源头重于末端、权力系统重于非权力系统的原则，进一步强化法院内部监督制度，并使法院内部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有效衔接起来。二要积极推进管理层次上的各项制度创新，真正实现“科学司法、民主司法、独立司法”的司法方略。以什么方式司法，怎样处理好审判委员会司法与法官个体司法的关系，既是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反映，也影响着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充分发挥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虽然在这报告里是针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实际上运用到法院提高司法能力上也是理论同一体的问题，因此，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和完善法院在审判上的指导体制，既保证在以审判委员会为指导核心，又要充分发挥审判业务庭、个体法官独立审判活动；必须推进依法独立司法，把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管理与指导纳入法制化轨道；必须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司法独立化，司法民主化。三要积极推进案件流程、质量及其效率管理层面上各项制度的创新，更好地贯彻“司法为公，司法为效，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案件流程、质量及其效率管理层面上各项制度能否通过创新而获得优化，直接关系着司法能力、执法水平能否得到更快地提高，关系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诉讼效率能否得到有效的维护和实现。法院要切实贯彻“司法为公，司法为效，司法为民”的要求，就必须全方位地推进案件流程、案件质量及其案件效率管理层面上的制度创新。

三、努力开拓以制度创新推进司法能力提高的新境界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单位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谁能够首先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更加科学、更加完备、更加有效的制度，谁就能够走到潮流的最前面。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之后，最高法院随即提出“全面增强司法能力”，提出加强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适应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近几年来，司法改革和基层法院建设取得的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当前，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跟时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推动新实践，开拓司法制度建设的新境界。

（一）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的新境界，必须着眼于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目标任务来进行。《肖扬院长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讲话》明确提出了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并提出了今后法院要从六个方面全面增强司法能力。首先是要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其次要增强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第三，法院还要增强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第四，增强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第五，增强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第六，增强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6）法院应当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法院整体司法能力建设同时，强调法官个体八项司法能力的提高：一是提高服从服务大局的能力。二是提高恰当适用法律的能力。三是提高化解群体性纠纷等社会矛盾的能力。四是提高驾驭庭审艺术的能力。五是提高规范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六是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七是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八是提高课题调研能力和法学撰写能力。如何实现上述目标任务是对法院部门的一个重大考验。法院必须紧紧围绕上述目标和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法院有关司法能力方式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把实现上述目标任务作为推进制度创新的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把制度创新作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就此而言，推进制度创新，促成制度优化，是实现“法院的司法方略更加完善、司法体制更加健全、司法方式更加科学、司法基础更加巩固”的重要保证。

（二）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审判管理制度建设，着眼于形成一个科学的、既能保证程序公正又能保证实体公正与效率的、完全适应审判新需求的机制来进行。对一个审判机关来说，其审判功能的有效发挥，执法水平的有序运作，归根结底取决于审判管理机制是否合理、完善。在过去以往执法中，包括佘祥林杀妻冤案发生所带来的历史上种种问题，尽管与人的主观因素不无关联，但更为根本的是与司法制

度和审判机制的缺陷有关。曾经有一位名人曾对这方面的审判制度缺陷作了精辟分析：“从中国目前司法制度与审判管理制度、法官任免管理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司法行政化，法官管理行政化，审判行政化，审判权力过分集中，审判家长制，法院领导职务非职业化现象和形形的特权现象。”这就难免要严重弱化审判机制应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着眼于建立和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司法与审判管理新机制，不断推进法官的自身建设、司法方式、审判方略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从而真正体现法院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能本质要求。这样的一个制度要体现下列四个方面：一是体现司法独立性与中立性要求。法院司法的本质在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正义，这就决定了保障和发扬社会主义公正与正义是法院的司法机制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特点。作为审判机关必须通过推进制度创新，使法院的司法机制能够确保广大法官特别是法院领导干部正确有效地履行好执法使命，能够确保“法官独立开展审判，保证在依法独立审判过程中，接受法律监督，接受民主监督，接受群众监督，接受社会其它方面的监督，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公正与效率。”二是体现司法的公正性要求。审判机关司法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平等公正，以利于把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引导好。司法历来是同社会公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不仅意味着要让当事人充分享有审判过程中的各项诉讼权利，而且意味着要按照平等公正原则，保证当事人实体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三是体现司法程序公平与透明性要求。审判机关司法既然是以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标的，其司法活动就理所当然要充分展示程序应有的公正与公开。公正公平，是非曲直清晰，这本来就是审判机关特有的职责品格。程序公正、公开、透明作为依法开展审判的重要原则，是程序法律框架下法官独立审判，确保当事人正当权益不受侵害的先决条件，因此，当前法院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法院内部审判情况通报制度、审判质量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司法事项征求意见制度，推行阳光审判、阳光执行、阳光，增强重大案件审判的透明度。这对于健全和完善法院的司法机制方面至关重要的举措。四是体现司法运行规律上的科学性要求。司法既有个体独立一面，又有集体独立一面，集体司法独立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一般说来，多数人的意志往往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要求，从而也比较具有科学性。法院在对疑难重大案件审判过程中，从以往单一的司法内容逐步转移到注意在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和社团及其国家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以民主性去求得司法的科学性。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科学执政”的要求，这同样非常适合于法院司法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只有坚持科学司法，才能有力地保证和增强重大案件、疑难案件审判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从根本上提升审判机关的司法能力，使审判机关能够卓有成效地通过履行审判职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健康地向前推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的新境界，必须在不断深化对“刑、民、行三大诉讼法”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来进行。制度创新一项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制度，为发展指引方向；二是使原有的制度不断更新，保持活力，与时俱进。不论是创立新制度，还是完善原有的制度，都是建立在不断深化对审判机关审判规律、执法建设规律和司法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也是审判机关提高司法能力、强化司法地位的重要前提。由于审判机关在司法行为实践、司法改革实践和司法个体实践总是在向前发展，对“三大诉讼规律”的认识必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反映“三大诉讼”的制度也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审判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对“三大诉讼法”的认识，有助于法官们提升制度创新的水平。应当指出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三大诉讼规律”，从而“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事业”。

（四）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的新境界，必须着眼于法官优秀人才的选拨与培养机制建立。对于审判机关来说，人才永远是关键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进步是群众的事业。但是，群众不是自发地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是在一大批优秀人才的组织带领下行动的。当前法院优秀人才的流失与缺乏，是司法能力提高的一大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能力的获取，就是人才特别是一大批优秀法官人才的获取。因此，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不能不发挥优秀法官人才的作用和加强法官人才队伍的建设。当前各地法院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法院比较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但从总体上来说，为人才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另一方面问题，由于某些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优秀法官人才受到不同程度排斥和压制。鉴于这种情况，法院应当制定了新时期人才发展战略，大力解决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靠什么发展壮大法官人才队伍呢？理所当然，要靠任人唯贤的人才政策，靠主要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的责任心和眼力。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有利于优秀法官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才制度。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被邓小平同志称为“落后的”干部选拔制度，主要在于它是依靠传统的“相马”方法，“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先进的法官选拔制度。这种干部选拔制度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民主性。它不排斥领导人对人才的培养和推荐，但必须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的原则。二是具有现代科学性。应把社会学、政治学、领导学、管理学、人才学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法官选拔工作中来，形成系统的科学方法和机制，增加客观性、公正性，减少主观性、盲目性。三是具有真实公开性。人才的公平竞争要以公开化做保证。对领导干部而言，从工作到生活，从领导成效到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可以公开的都应向人民群众公开，使那些有大德大才的人被人民群众所认识、所接受。

只有建立健全先进的法官选拔制度，才能保证广开进贤之路、纳新之路，畅通去劣之路、吐故之路。

综上所述，要使制度创新对司法能力提高作用达到最大化，就要求广大法官们，特别是处于领导层次的法官们，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司法制度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吸收和借鉴各国司法成功经验，以世界眼光去探索和推进司法能力提高的制度创新问题，为提高审判机关的司法能力打开更加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肖扬院长在2004年12月6日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

（2）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3月底向全国发出建立“四不为”的反腐机制

通知。

（3）2005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城市市区今后不再新设人民法庭决定”；

（4） 2005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二五改革”八项重点。

（5）2005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官要正确处理五大关系要求”；

（6）2004年12月底肖扬院长在“增强司法能力须常抓不懈”要求中提出了六种司法能力。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3

关键词: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性;完善构想

一、引言

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三大基石之一的有限责任制度，在承认公司作为法人具备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前提下，要求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度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股东投资的安全性和营利性，以有效发挥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就可以将商业活动的风险控制在其出资额度内，这就使股东的权益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保障，从而刺激了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但是商业投资的固有风险不会因为制度的保护而消失，总会客观存在。在商业活动中，股东通过有限责任制度将投资风险转移在公司的债权人身上。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投资活动失败，发生亏损，股东可以受到法律保护，使得债权人不得绕过法律而对股东投资额度以外的个人财产进行追究。这是法律公平精神的体现，股东和债权人各自进行投资，同时承担商业风险，风险都控制在自身投资额度以内。但是法律也难以尽善尽美，总会有其缺陷，公平总是建立在相对条件下的。如果发生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或是利用有限责任制度为自身牟利行为，就会将本不该由债权人承担的风险通过公司的形式转嫁到债权人身上，这就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为解决该问题，美国于1905年的一则经济案件判例，引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被许多国家相继采用。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主要内涵

鉴于商业活动中公司股东出现不合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跨越了商业活动中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风险共同担负范围，让债权人承担了不属于自身的风险，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直接侵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原则，各国都已经通过判例或是立法认可或是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disregardofcorpotatepersonality)。英国将其形象的称为“刺破公司的面纱(piercingthecopora-tion’sveil)”，德国将其称为直索责任的制度，日本将其称之为“透视理论”。虽然各自的形式有所区别，但是该制度的目的和作用都是一致的。朱慈蕴教授对此有着精辟的定义:“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应用

2005年10月28日，我国修订《公司法》，制定人格否认制度相关规范。该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了股东的法律义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第三款则规定了相关法律制裁手段:“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上说明我国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已有了较为明确的法律精神，对商业活动中的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权利的情形予以规范，以保障与滥用权利股东共同承担商业活动风险的其它股东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

1．适用于《公司法》相关条文规定下的案件审理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首先要求在合法原则下进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进行具体案件审理时，要求必须有法可依，必须符合案件相关法律条文规定，法官必须依照现有的法律条文或者现有司法解释进行判决。所以新的《公司法》是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判定的法律基础，由于我国尚无其它相关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公司法》也就是相关法律案件的唯一法律依据。

2．适用于公司资本不足以担负经营风险的情形

公司资本不足有三种情形，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1)公司设计资本未达到投资要求。

这种情况是在公司注册成立时候，股东所投入资本明显达不到承担公司所开展的业务的经营风险的要求，两者之间极度不平衡，这就意味着公司投资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必然会超出与债权人共同担负的风险范围，说明投资人的投资动机在于过度转嫁投资风险，使公司债权人承担不属于他们的风险，并借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权利逃避法律惩罚。

(2)虚假出资。

股东出资是公司运营的基础，也是公司之所以具备独立人格的原因。因为公司具备相应资本承担投资风险，可以保障对外责任。如果公司股东虚假投资，就会导致公司资本不足，投资失败风险增加，这些风险就转嫁到债权人身上，公司不能有效保障对外责任，公司独立人格应当予以否认，适用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3)股东抽资出逃。

股东抽资出逃同样会造成公司资本不足，导致经营风险增加，过度转嫁给其他股东或是公司债权人，应当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3．适用于通过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自身混同，利用公司为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

公司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将自身的人格、财产、业务等和公司混同起来，以达到某种为自己谋利，同时规避法律义务的目的。这种混同行为有以下种种表现，均可以适用于人格否认制度。

(1)公司与其它公司之间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之间人格混同。

多表现为虚假姐妹公司，虚假母子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公司独立人格进行各种类型的人格混同，其目的是为股东谋取利益，利用法律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权利对投资人的保护，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

(2)有意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

通过混同公司资本和个人财产，公司账目和股东账目混同，公司固定资产与股东固定资产混同，公司与股东之间财产相互使用，相互转移。对自身有利条件下，公司财产等同自身财产，对自身不利条件下，自身财产与公司财产无关，通过财产混同转嫁风险，规避义务。

(3)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

股东将自身业务混同为公司业务，不进行独立的交易行为，过度控制公司业务，隐藏自身业务，出现问题则转嫁责任给公司，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掩盖自身过失。

4．利用公司独立人格，规避自身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逃避侵权责任

股东过度控制公司，通过运营自身获利而公司承担了其本身未参与投资经营行为的相关债务或为此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形成股东获利而公司担风险的局面，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让他们承担额外风险，而股东通过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权利规避自身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逃避侵害他人利益的责任。

5．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需要具备完整的案件构成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求具备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被股东滥用权利侵害的公司债权人，以及能够被证明的公司股东滥用权利行为，同时要求可以被证实的债权人实际民事损害后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作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义务主体，公司债权人作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权利主体，在能够证明公司股东存在滥用权利行为并有着可以被证实的实际民事损害后果时，提起民事诉讼过程中才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从上述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具有很大的司法需要但是具备较为严苛的适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使用受到过多的限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导致其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损害了《公司法》的法律权威。

1．公司法适用条件过于严苛，导致其在司法实践应用困难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必须具备完整的案件构成，这虽然是法律严谨性的具体体现，但是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相对缺乏。提起相关民事诉讼要求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能够得到证明，但是由于公司债权人往往并不是公司内部人员，对公司情况难以有效掌握，使得取证变得极其困难，提供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证明条件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诉讼也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对《公司法》的应用和法律权威性有着很大的损害。

2．公司法规定只是原则性法律精神，虽然为我国后续相关法律完善预留空间，但是过于抽象，难以有效适用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相关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实施依据，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而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案件审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作为法律依据，因而作为唯一司法依据的《公司法》对于人格否认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不足以应对多样性的商业活动中的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案件审理，与我国司法水平相对较低，需要明确法律依据的现状不符。

3．公司法规定的内容过于模糊，不能有效量化程度，不利于判断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条件

《公司法》中缺乏具体的可量化的法律条文，股东“滥用”权利，对于滥用的具体内容没有划分，“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对于相关程度的划分不具备可量化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条文的规定过于模糊，为判断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带来了很大困难。

四、关于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探讨

鉴于司法实践中，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出现的问题，对相关法律作出有效的完善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提出以下构想:

(1)针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操作性缺乏，制定不违法律精神弹性操作制度，如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可以将其分为两步，先由原告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提出事实证明股东存在滥用权利并造成损害结果，进一步将举证责任向控制股东转移，要求其自证无罪，推定是否适用人格否认制度;

(2)完善公司法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使司法实践中，做到有明确法律条文依据，有效发挥法律公平公正作用;

(3)完善《公司法》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将合同法、税法、证券法等相关实体法与《公司法》进行融合，起到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作用，构建完善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律体系。

五、结语

引入并应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我国有效规范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完善的重要历程。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统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标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发挥法律的功能，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马燕秋．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规则［D］．山西财经大学，2015．

［2］蒲永亮．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困境与完善［D］．兰州大学，2014．

［3］舒鑫．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及其立法完善［D］．西南政法大学，2010．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4

【关键词】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人人格；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理论起源于西方，是对传统法人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中国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中就已经确认这个理论。传统的法人制度在我国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被公司股东用作逃避契约或法律义务，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国立法者引进了西方的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以实现法人制度设计的初衷，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

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定义及其本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又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股东直索责任”或“股东有限责任待遇之例外”，从广义上是指对公司人格的彻底剥夺，从狭义上仅是指于特定法律关系中予以否认公司人格。

对于如何理解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本质，日本学者森本滋做出这段精辟的解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是指对照法人制度的目的，就某一公司而言，贯彻其形式的独立性被认定违反了正义、横平的理念，并不对该公司的存在给予全面否定，而是在承认其法人存在的同时，只就特定事案否定其法人人格的机能，将公司与其股东在法律上视为同一体。” 英美学者用颇具色彩的语言这样描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由公司形式所树立起来的有限公司责任之墙上钻一个孔，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即公司人格被滥用时候，才对此时公司人格予以否认。而绝非等同于完全彻底地否认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这只是针对特定的具体的某一法律关系而言，暂时性地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而将公司人格与其股东人格视为同一人格，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

2005年新《公司法》仅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可以总结为以下适用条件：

1、主体要件：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侵权行为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即适格的原告和被告。公司人格的滥用者必须明确的是且只能是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且能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活动施加影响的股东。

2、行为要件：股东必须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行为。滥用行为一般有如下特征：（一）、在形式上表现为公司的行为；（二）、行为的目的是股东为了谋取不当利益或逃避其应尽义务；（三）、股东使公司形骸化。[1]

3、结果要件：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必须要给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滥用法人人格之行为必须给相关当事人造成损害；其二，滥用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三、国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现状

（一）英美法系——揭开公司面纱

1、美国

美国的揭开公司面纱的司法原则是在19世纪末随着美国的许多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以及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出现而创设的。美国不是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看做是一种立法规制或者事先预设，而是看做是一种司法规制或者事后救济。美国法院适用揭开公司面纱时有以下4种学说：说、工具说、企业整体说和另一自我说。

2、英国

英国不但已成文法的形式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作出规定，还允许法官以判例的形式揭开公司面纱。英国公司法对揭开公司面纱非常谨慎，严格限制公司债权人直接追究公司股东责任的权利，并以成文法的形式作出规定，避免滥用司法审判权。[2]

（二）大陆法系

1、德国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中的一员，德国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称为“直索”责任。与美国相比，德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范围要窄，并且使用时非常慎重严格。当问题能够依据相关法律来处理时，尽量不揭开公司面纱。在德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时有以下3种学说：滥用说、法规适用说、分离说。

2、日本

日本把公司人格否认称为法人人格否认。日本最高裁判所1969年首次明确指出公司出现两种情形时法院就有必要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责令公司或其背后的人直接负责清偿公司债务并履行公司责任，即：一、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二、法人人格的存在是完全的形骸。日本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时有以下4种学说：中义说、广义说、狭义说、小规模个人公司否认说。

四、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现状及改善建议

（一）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现状

1、条文空泛，实践中难以把握

新《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的滥用行为在“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法律对何为“滥用”、何为“严重”未作出明确的界定，显得相对空泛。也就是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倘若受到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轻微”损害，则股东就无需对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这对债权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2、适用范围狭隘，涵盖面有限

公司和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的目的并非仅仅如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就是为了“逃避债务”，也有可能有其他目的，例如逃税。在现实中情况要复杂的多。新《公司法》做出如此规定，使得能够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许多情况被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于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处理尚无规定。虽然维护了公司债权人的权益，但是忽略了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

3、相关条款零散，不成体系

新《公司法》在总则部分第二十条和地六十四条对人格否认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但相关条款零散不成体系，有不足之处。[3]新《公司法》第二十条强调的是股东的责任，设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因此不宜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第二十条的一款，而应当将其单独作为一条。

4、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公司类型不明确。

新《公司法》仅规定一人公司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我国的公司类型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又包括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现行《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没有做出规定。

5、行为要件规定不具体。

新《公司法》只在第二十条和第六十四条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了概括性规定，对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未作出具体规定，可操作性差。对其他诸如虚假出资、“脱壳”经营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或事实都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中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建议

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司法经验 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改善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立法的不足，笔者从个人的学识和社会经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举证责任的分配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应由原告对股东是否滥用了公司人格进行举证。由于所需提供的证据是大都是商业机密，取证难度大，如果都由债权人自行取证，则难度太大，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因此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涉及商业机密的，可以采取保密措施。

2、借鉴英美法系，加强司法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我国以成文法的方式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是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的情形千差万别，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成文法的规定。案例指导具有公司法解释或一般条款所不具备的有点，选择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示范作用，有利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科学实施。

3、制定行政法规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实施做出规定

如通过出台《公司法实施条例》、《公司法实施细则》等形式的法规，进一步规范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实务操作，使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施起来有章可循，顺利地融入法制轨道。

4、采取相应措施以防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

首先，在立法中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其次，尽可能把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范围设计的窄一些，缩小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再次，对司法审判人员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佛偶人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限制。

五、结语

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是债权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伞，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法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规制作用。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结合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现实国情，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修改和完善这一制度，使得该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傅赵戎.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经贸导刊[N]，2010（3）：89

[2]郭玉坤，何苗.国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大连海事大学学报[N].2007（4）.

[3]梁春娥.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缺陷和完善建议，法制与社会[N]：2012（2）.

作者简介：赵鹏，男，（1987.1-），河南省郑州市，兰州商学院，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5

论文关键词 公司人格 公司人格否认 适用范围

我国《公司法》第20条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一规定虽对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公司法对于人格否认的适用还不够明确，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的人格否认理论作进一步探讨。

一、公司人格的内涵

（一）公司人格的的含义

从逻辑上来说，若要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内涵，就必须先探讨公司人格的定义。这是因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逻辑前提之一便是公司已合法取得法人资格。然而何谓公司人格？法律上所确认的权利主体“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之所以享有人格，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能够拥有民法上的主体资格和权利能力，因此公司所享有的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对应的团体人格，是一种法律拟制的组织体之人格。

（二）公司人格的法律特征

第一，公司人格具有法定性。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作用对象是依法设立的公司法人，而公司要享有公司人格，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设立，符合公司成立的条件，并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换言之，只有公司合法有效的成立，才能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而股东才有可能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因特定事由被否认公司法人人格。

第二，公司人格具有独立性。独立性是公司人格最本质的特征。首先，公司名义独立。公司依据一定事实并经法律认可之后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于公司成员，以公司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其次，公司财产独立。公司是企业法人则必须要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因为公司人格独立需建立在公司财产独立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再次，公司应当拥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第四，公司责任独立。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为限承担责任。

第三，公司人格具有平等性。公司人格平等主要是指公司作为法律主体在具体资格上与其他法律主体是平等的，其内涵包括公司与其他法人之间人格平等，也包括公司与自然人之间人格平等以及公司与其他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格平等。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涵义

公司人格的否认有两层具体的含义：第一，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彻底否认其法人主体资格，意味着公司主体资格与公司人格同时终结和消亡。第二则是将公司人格否认理解为公司法领域的一项法律制度而并非指公司人格的彻底消亡。

所谓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指防止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根据一定的法律事实，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股东对债权人直接负责的一种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司人格否认以承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为前提

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逻辑前提之一便是公司业已取得合法的法人资格。这是因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才享有公司的独立人格，只有具备了公司独立人格，其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才有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性。

（二）公司人格否认是一种对公司人格的个案否定

公司人格否认是一种对公司人格的个案否定，而并非永久性的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其针对的是特定法律关系之中的特定事实，而并不及于公司和其他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之评价。因此这一制度的效力仅限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无限制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则很有可能会因盲目剥夺股东的有限责任而波及无辜股东。因此即使公司的独立人格在某方面被否认，并不影响公司仍具有独立自主的法人实体地位。

（三）公司人格否认的直接后果是追偿股东的责任

《公司法》第二十条赋予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但股东如果无视公司的行为规范，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便会导致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而公司人格否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追究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的责任，责令其对债权人负责。这一通过追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之股东者的责任，从而实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责任再分配。

可以说，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也是对法人人格被滥用后的一种事后补救。

三、公司人格否认的法理基础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建立在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之上

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应有之义和本质内涵。日本、美国等过家均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作为适用法人格否认的一般法理依据，并把该法理的适用看作是一种司法规制或事后的救济，而不是一种立法规制或事先的预设。德国和日本也同样强调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该应建立在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之上，并力图将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的适用类型化。

公司人格否认，作为一种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导致的不公平事实进行事后规制的手段，就是在实现一般正义的基础上实现个别正义，切实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救济手段。因公司法人格否认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二）公司人格否认以权力滥用之禁止为其核心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不得以不正当的方式行使权利加害于他人的原则。任何权利的都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否则一旦超过正常界限，则构成权利的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就是防止股东滥用其权利的一种事后救济，而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是从根本上而言正是滥用股东权利的一种情况。

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目的之一是防止股东滥用其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因此，当投资人滥用法律所赋予权利，公司便已成为行为人规避法律的一种工具并失去独立的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即丧失独立的人格。因此，引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正是防止行为人滥用权利的需要。所以公司人格否认以权力滥用之禁止为其核心。

四、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情形众多，但公司法对此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具体规定其适用情形。因此下文将对公司人格否认的具体适用情形作一探讨。

（一）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公司资本在公司存在及营运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公司而言，它是公司获取独立人格的必备要件，也是公司得以营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股东而言，它是股东出资和享有相应权益的体现，也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基础；对债权人而言，它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也是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障。由此公司资本与债权人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资本显著不足往往是公司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司注册资本除了法律规定之外，还应以公司的营业状况、交易的性质为标准，另外股东的出资必须符合公司经营事业、规模或经营风险的最低要求为考量。所以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既股东的出资明显最低注册资本；二是股东的出资虽高于最低注册资本，但显著低于该公司从事的行业性质、经营规模和负债规模所要求的股权资本的情况。当公司资本与其经营规模相比明显不足时或债权人因股东的欺诈行为而受到损失时，便可以适用该制度。

（二）利用公司人格规避义务

利用公司法人资格规避义务又分为法律规定的义务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合同义务从而否定公司独立人格，这种情况具体而言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当事人为逃避契约终止的特定不作为义务而设立新公司从事相关活动如竞业禁止，商业保密义务等情形。第二是股东通过建立新公司来逃避债务。指股东为逃避原公司债务而抽逃出资或者干脆宣告公司破产之后，再以原设备、场所、人员及相同经营目的设立另一公司的行为。此时就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让先前成立的公司对债券热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是当事人利用公司名义对债权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而利用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规避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例如避税，洗钱，逃避对劳动者应尽的责任义务等。在这种情形下适用人格否认制度可以给予债权人有力保护。

（三）公司与股东混同

所谓公司人格形骸化，实质上是指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混同。

第一，财产混同。财产混同主要是指股东将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混合，使承担债务的财产形式减少，避免该财产被直接执行。财产混同是对分离原则的背离，极易导致公司财产被隐匿、非法转移或者被股东私吞、挪作他用。同事也表现在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一体化上，即公司与股东的收益之间没有区别，公司的收益可以随意转化为股东的个人财产，或转化为另一个公司的财产，而因此产生的债务则为公司的债务，股东从中受益。

第二，业务混同。业务混同是指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经营业务、经营行为、交易方式、价格确定等持续混同。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从事同一业务活动，公司业务以股东名义进行，交易对方分不清究竟是与公司本身还是与股东发生交易。公司成为被股东利用的一个工具。这时，股东可以凭借特权任意干预公司的具体活动，将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公司的意志，使公司失却了经营自和独立人格。此时便需要对公司独立人格进行否认。

第三，组织机构混同。机构组织混同是指公司的组织机构即公司人员的混同，表现在公司的股东，懂事，经理与其他公司的同类人员的相互兼任。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其意志是通过公司股东、懂事及经理等高管人员表达出来的，若这些人员发生混同，则很难保证公司能够独立产生自己的意志。因此一旦承担独立责任的基础则不复存在，便需要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

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并不局限于此，在适用这一制度的过程当中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结语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6

公司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商事主体，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征：一是财产独立，二是责任独立。财产独立，是指股东出资后，其出资成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与股东的财产相分离，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相互独立。责任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清偿责任。二是股东的有限责任，即股东以其出资额或以其所持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完成出资义务后，即完成了其对公司的义务，对公司的债务不负责任，英美学者形象地把公司的这两大特征描绘为罩在公司头上的“面纱”，这层面纱将股东和公司隔开，使股东隐藏在这层面纱之下，法律不能透过这层面纱要求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并将其广泛运用的国家。在美国的公司法中，公司法人格否认被称为“法人实体之否认”或“刺破公司面纱”，在英国公司法上则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其基本含义是在特定情况下，当公司法人格被滥用时，法律将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的特性而追究其背后掩盖的经济实情，令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义务和责任，赋予债权人直接向股东追索的权利。因此，“刺破公司面纱”或“揭开公司面纱”体现了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实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价值取向

公平与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不管它有怎样有用与巧妙，只要它是不正义的，就一定要被抛弃和消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公司法人格制度均应当是正义的，它们不是一对矛盾的命题。当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公平正义的目标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不合目的性，即产生不公平、不正义时，就需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给予补救。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格制度予以司法补救

与其他任何法律一样，公司法人格制度追求的是一种正义的目标。正义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其标准是首先应当是一种正当的利益分配方式，其次通过这种利益分配方式能使参与分配者各得其所，并由此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状态。然而，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被滥用的场合，还教条地一味强调公司法人格独立、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就会放任股东的滥用行为，使受侵害的债权人无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此时，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就会造成不正义的后果。公司法人格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变异后，就会由良法沦为恶法。

·公司法人格制度与人格否认制度体现了辩正统一的正义观

通常人们总是针对典型性的事例制定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是一般的普通人和事物或社会关系，这样的规范必然会舍弃事物的具体细节，使其得以在一般情况下适用导致公平的结果，体现出的是一般的正义。公司法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在对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合理分配，使股东、债权人各得其所，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体现的就是一般正义。当出现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形时，仍一味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就会牺牲个别的正义，导致不正义的结果。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是在公司法人格制度出现变异时，有效地纠正这种不正义结果，因此，它追求的是个别正义，最终导致对一切人的公正分配。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用“衡平”的方式实现“矫正的公平”

亚里士多德提出衡平是当法律由于其普遍性产生缺陷时对法律的一种矫正。“当法律规定的是一般性规则而案件处于一般规定以外时，立法者的词语就显得过于简单以致不能完全公正地处置案件了，此时法官以判决来修正立法者的错误就是妥当的，这种修正要宛若立法者本人在场也会如此行事。”可见，衡平是发生在立法之后对法律改进的一种方式，由法官适用自由裁量权来追求个别的正义、公平，弥补法律在一般正义中的漏洞的司法救济方式。它将既有的法律规范看作有缺陷的，必须确立相对立的另一种法律规范，在既有的法律规范出现缺陷时，对其加以补正。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体现了对公平、正义之目标的维护

从形式上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似乎是对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一种否定，但究其实质是与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一致的，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宗旨的维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即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时，仍然死守住公司独立人格将严重破坏公平、正义之目标时，才加以适用，目的是纠正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偏差。公司法人格制度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中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素，二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责任主体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责任主体是指当债权人或其他利益主体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或股东有限责任时，应该否认其有限责任，而应对债权人或其他利益主体承担责任的主体，简单来说主要是指哪个或哪类主体对因公司法人独立人格被否认所产生的责任负责。

·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主体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责任主体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主体，二是诉讼主体中的被告资格认定。

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者，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原因之一。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者通常指公司控制股东或支配股东。控制股东或支配股东是指那些积极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对公司重大事件起决定作用的股东。该实质控制股东包含了自然人与法人，例如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滥用其控制力，藉由独立法人格之防护外衣暗地里从事不法交易等种种情形。通常情况下，占有公司股份的多少是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权的基础，因此，持有公司多数股份是衡量是否对公司拥有实际控制能力的一项客观标准。支配股东是在公司为特定的行为（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行为要件的行为）时，起到决定作用的股东。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7

论文关键词 公司人格 公司人格否认 适用范围

我国《公司法》第20条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一规定虽对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公司法对于人格否认的适用还不够明确,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的人格否认理论作进一步探讨。

一、公司人格的内涵

(一)公司人格的的含义从逻辑上来说,若要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内涵,就必须先探讨公司人格的定义。这是因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逻辑前提之一便是公司已合法取得法人资格。然而何谓公司人格?法律上所确认的权利主体“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之所以享有人格,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能够拥有民法上的主体资格和权利能力,因此公司所享有的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对应的团体人格,是一种法律拟制的组织体之人格。

(二)公司人格的法律特征第一,公司人格具有法定性。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作用对象是依法设立的公司法人,而公司要享有公司人格,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设立,符合公司成立的条件,并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换言之,只有公司合法有效的成立,才能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而股东才有可能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因特定事由被否认公司法人人格。

第二,公司人格具有独立性。独立性是公司人格最本质的特征。首先,公司名义独立。公司依据一定事实并经法律认可之后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于公司成员,以公司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其次,公司财产独立。公司是企业法人则必须要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因为公司人格独立需建立在公司财产独立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再次,公司应当拥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第四,公司责任独立。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为限承担责任。

第三,公司人格具有平等性。公司人格平等主要是指公司作为法律主体在具体资格上与其他法律主体是平等的,其内涵包括公司与其他法人之间人格平等,也包括公司与自然人之间人格平等以及公司与其他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格平等。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涵义

公司人格的否认有两层具体的含义:第一,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彻底否认其法人主体资格,意味着公司主体资格与公司人格同时终结和消亡。第二则是将公司人格否认理解为公司法领域的一项法律制度而并非指公司人格的彻底消亡。

所谓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指防止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根据一定的法律事实,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股东对债权人直接负责的一种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司人格否认以承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为前提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逻辑前提之一便是公司业已取得合法的法人资格。这是因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才享有公司的独立人格,只有具备了公司独立人格,其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才有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性。

(二)公司人格否认是一种对公司人格的个案否定公司人格否认是一种对公司人格的个案否定,而并非永久性的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其针对的是特定法律关系之中的特定事实,而并不及于公司和其他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之评价。因此这一制度的效力仅限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无限制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则很有可能会因盲目剥夺股东的有限责任而波及无辜股东。因此即使公司的独立人格在某方面被否认,并不影响公司仍具有独立自主的法人实体地位。

(三)公司人格否认的直接后果是追偿股东的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赋予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但股东如果无视公司的行为规范,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便会导致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而公司人格否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追究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的责任,责令其对债权人负责。这一通过追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之股东者的责任,从而实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责任再分配。

可以说,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也是对法人人格被滥用后的一种事后补救。

三、公司人格否认的法理基础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建立在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之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应有之义和本质内涵。日本、美国等过家均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作为适用法人格否认的一般法理依据,并把该法理的适用看作是一种司法规制或事后的救济,而不是一种立法规制或事先的预设。德国和日本也同样强调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该应建立在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之上,并力图将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的适用类型化。

公司人格否认,作为一种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导致的不公平事实进行事后规制的手段,就是在实现一般正义的基础上实现个别正义,切实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救济手段。因公司法人格否认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二)公司人格否认以权力滥用之禁止为其核心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不得以不正当的方式行使权利加害于他人的原则。任何权利的都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否则一旦超过正常界限,则构成权利的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就是防止股东滥用其权利的一种事后救济,而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是从根本上而言正是滥用股东权利的一种情况。

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目的之一是防止股东滥用其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因此,当投资人滥用法律所赋予权利,公司便已成为行为人规避法律的一种工具并失去独立的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即丧失独立的人格。因此,引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正是防止行为人滥用权利的需要。所以公司人格否认以权力滥用之禁止为其核心。

四、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情形众多,但公司法对此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具体规定其适用情形。因此下文将对公司人格否认的具体适用情形作一探讨。

(一)公司资本显着不足公司资本在公司存在及营运的整个过程中扮演 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公司而言,它是公司获取独立人格的必备要件,也是公司得以营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股东而言,它是股东出资和享有相应权益的体现,也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基础;对债权人而言,它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也是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障。由此公司资本与债权人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资本显着不足往往是公司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司注册资本除了法律规定之外,还应以公司的营业状况、交易的性质为标准,另外股东的出资必须符合公司经营事业、规模或经营风险的最低要求为考量。所以公司资本显着不足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既股东的出资明显最低注册资本;二是股东的出资虽高于最低注册资本,但显着低于该公司从事的行业性质、经营规模和负债规模所要求的股权资本的情况。当公司资本与其经营规模相比明显不足时或债权人因股东的欺诈行为而受到损失时,便可以适用该制度。

(二)利用公司人格规避义务利用公司法人资格规避义务又分为法律规定的义务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合同义务从而否定公司独立人格,这种情况具体而言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当事人为逃避契约终止的特定不作为义务而设立新公司从事相关活动如竞业禁止,商业保密义务等情形。第二是股东通过建立新公司来逃避债务。指股东为逃避原公司债务而抽逃出资或者干脆宣告公司破产之后,再以原设备、场所、人员及相同经营目的设立另一公司的行为。此时就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让先前成立的公司对债券热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是当事人利用公司名义对债权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而利用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规避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例如避税,洗钱,逃避对劳动者应尽的责任义务等。在这种情形下适用人格否认制度可以给予债权人有力保护。

(三)公司与股东混同所谓公司人格形骸化,实质上是指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混同。

第一,财产混同。财产混同主要是指股东将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混合,使承担债务的财产形式减少,避免该财产被直接执行。财产混同是对分离原则的背离,极易导致公司财产被隐匿、非法转移或者被股东私吞、挪作他用。同事也表现在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一体化上,即公司与股东的收益之间没有区别,公司的收益可以随意转化为股东的个人财产,或转化为另一个公司的财产,而因此产生的债务则为公司的债务,股东从中受益。

第二,业务混同。业务混同是指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经营业务、经营行为、交易方式、价格确定等持续混同。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从事同一业务活动,公司业务以股东名义进行,交易对方分不清究竟是与公司本身还是与股东发生交易。公司成为被股东利用的一个工具。这时,股东可以凭借特权任意干预公司的具体活动,将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公司的意志,使公司失却了经营自和独立人格。此时便需要对公司独立人格进行否认。

第三,组织机构混同。机构组织混同是指公司的组织机构即公司人员的混同,表现在公司的股东,懂事,经理与其他公司的同类人员的相互兼任。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其意志是通过公司股东、懂事及经理等高管人员表达出来的,若这些人员发生混同,则很难保证公司能够独立产生自己的意志。因此一旦承担独立责任的基础则不复存在,便需要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

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并不局限于此,在适用这一制度的过程当中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结语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8

公司资本制度变革潮流与刑法的错位保护

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在公司立法中规定的，为了有效规范公司资本的筹集和运营，切实保障资本运营效率的有关公司资本的一系列规则和机制，主要是公司资本在形成、维持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公司资本制度变革趋势

1．从法定资本制向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转变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三原则(资本确认、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基础上的法定资本制;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资本制度则是在资本授权原则、资本充实原则〔4〕以及“揭开公司面纱”制度限制下的授权资本制。两大法系的公司资本制度最大的区别在于资本确认原则和资本授权原则的差异，主要是基于立法理念的不同造成的:传统大陆法系各国多以事先审查、防患于未然为出发点，实行法定资本制，强调资本确定原则，即公司设立时必须确定资本总额，在公司章程中如实记载，股东必须认足和实缴所有股份，此后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增减资行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有效保证公司设立时最低限度资本额的适格性和真实性，公司运行过程中资本的真实性，以防止公司设立和经营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英美法系国家则基于为投资者和公司提供便利条件、方便公司设立的指导思想，确立资本授权原则，即公司在设立时在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资本总额，股东只需认定并缴纳部分资本即可成立公司，未认定部分由董事会自行决定，随时发行新股募集，不需要进行严格的增减资程序。虽然从形式上看，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公司根据资本授权原则在公司设立初始实收资本微乎其微，且出资方式复杂，这种制度设计可能被不法分子实施欺诈行为所利用，而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董事会自行决定增减公司资本，随时发行新股募集，这些公司自治的权利也可能被意图侵犯公司资本的犯罪分子利用，会不利于公司债权人和市场交易安全的保护。但“揭开公司面纱”和“资本充实”原则的适用在极大程度上削减了授权资本制的种种弊端。比如，股东在设立时如果出现资本显著不足时，可以通过“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使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侵害债权人权益的股东承担无限责任。正是因为有了“揭开公司面纱”和“资本充实”原则的制衡，授权资本制在赋予股东及公司更多私法自治权利的同时，有效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反观大陆法系国家，公司设立需要足额认缴公司资本，否则公司无法成立，经营过程中再进行新股发行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一规定极有可能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不利于公司成立的方便和满足快速集资的弹性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发现法定资本制过度僵化的弊端后，吸收和借鉴授权资本制度的优点，采用折衷资本制度。折衷资本制既保留了资本确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即在公司初始财产形成规模及要求上的国家强制性，又缓和了法定资本制过度僵化的刚性特点，成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选择。我国旧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的资本确定原则，在新修订的2005年公司法中，我们在保留资本确定原则的基础上也采用了部分折衷授权资本制〔5〕。

2．公司资本制度价值理念的转变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资本是公司偿还债务的物质基础，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对公司债权人的信用保证。公司资本具有投资功能、责任功能、用益功能以及保障功能。而相对于其他功能而言，责任功能和保障功能是法定资本制的基石。正是认识到公司资本对于公司债权人有担保和公示公司信用的作用，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严格贯彻资本确定、资本维持以及资本不变三原则，实行注册资本法定最低资本额制度，在公司运营中公司的增减资行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然而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公司设立时的出资额或公司设立后通过增减注册资本而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资本额，都只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概念，而公司财产在交易过程中会时刻发生变化，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信用不是以公司章程和公司登记中的注册资本为基础的，而是取决于公司实际拥有的资产。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司资本对于公司债权人而言是虚幻的，并不十分可靠。想要通过公司资本来公示公司信用、担保公司债务的履行，为债权人提供交易安全的保障，其实际价值非常有限。因而，世界各国在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以往公司资本制度价值的局限性使得各国在公司法修订中逐渐放弃了以资本为核心的公司资本制度设计。当然，不以资本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对公司资本制度价值的完全否定，即便是在采取授权资本制且取消最低资本额制度的国家，比如美国，也仍然会通过资本充实原则及“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来强调公司资本的重要性，毕竟注册资本至少可以为判断公司信用提供一个大体参照的标准。也正是如此，在保障公司资本制度的资本三原则中，资本确定原则的地位随其功能认识的深入而有所下降，而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则因为使资本具有实际意义而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我国也顺应了这一潮流，不仅将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作了大幅下降，也对增减资程序、股份回购等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由此可见，从法定资本制向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公司制度转变，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价值理念的转变，表明防止公司财产的虚化，缓和僵化的资本制度，是当代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方向。

(二)我国刑法对公司资本制度的错位保护目前我国刑法对于公司资本制度的保护最主要的罪名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都是1997年刑法典根据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新设立的。根据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在设立公司时必须一次性募足其所认缴的全部资本，且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注册资本即为发行资本，亦是实收资本。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增设，在当时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对滥用公司制度设立“皮包公司”和“空壳公司”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公司信用机制的行为，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在新修订后的公司法实施后，虚报注册资本罪即有空闲虚置之嫌。修改后的公司法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折衷授权资本制，规定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允许股东在一定期限内分期缴纳已认缴的剩余股权。可以看出，这种分期缴纳的方式会使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呈现分离状态，股东或发起人缴纳法定的首次出资额即可申请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可以在公司成立后法定的期限内缴足。这种缴纳制度的改变致使公司登记机关在审查阶段更关注的是实收资本而不是注册资本是否实际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行为人虚报的更多是实收资本而不是虚报注册资本。勿怪有学者称，新公司法使刑法所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基本处于“法律虚置”的状态〔7〕。此外，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法益也因公司法的修改而丧失刑法保护的必要性。虚报注册资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我国的公司登记管理制度和公司资本管理制度〔8〕。根据公司法对其出资方式的修改，资本管理制度已经无法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而公司登记制度是否可以单独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呢?在旧公司法中对公司的设立采取的是以准则主义为原则，以核准主义为例外的立法方式，强调刑法对公司登记制度的保护，其实质上维护的是法定资本制以及以法定资本制为外在形式的资本信用。新公司法采取的部分折衷授权资本制放宽了对注册资本的要求，公司登记制度作为一种公示手段，其功能主要是将公司信息公之于众，借以保护公司本身和债权人利益。因而违反公司登记管理制度和违反其他的登记管理制度一样，是纯粹的行政法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能达到需要刑法介入进行刑罚制裁的程度。虚假出资罪自其产生伊始就备受争议。笔者认为，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自治主体，其对外承担责任必须以公司财产独立为保障，必须在认识到公司资本制度价值局限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赋予其可能承担的自治权，而不是通过强化传统公司资本制度所涵括的各种严厉的限制性规范来实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9〕。刑法的介入更是应该慎之又慎。再者，从法定资本制转向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是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趋势，对资本信用依赖的逐渐减弱使得对虚假出资的违法行为以犯罪处理已不合时宜，与当前公司资本制度的缓和化变革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根据我国新公司法第28条、31条的规定，股东必须履行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如果股东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应承担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和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但其出资不足时，可以要求其承担出资填补责任，同时，在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该股东的出资不实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p#分页标题#e#

(三)的相关规定，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任务，公司对其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是合法有效的，比如限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或者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可见，新公司法认为虚假出资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而通观各国立法，一般也是在公司法中规定，如果因估价不妥而出现的公司资本不充实的，设立股东或发起人应承担连带的财产价额填补责任，鲜有对虚假出资行为在刑法中以犯罪论处的〔10〕。与前两者侵犯资本确定原则的罪名不同，抽逃出资罪主要是对资本维持原则的侵害。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应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正如前文所述，公司注册资本额只是公司章程以及登记机关所公示出来的公司财产信息，是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认缴或认购金额或公司设立后通过增减注册资本而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资本额，是一个静态的数额，而公司在成立后真正能为公司偿债担保的是公司的自有财产。为了避免作为公司真正信用的公司资产与公司资本及实缴资本相脱节，使公司资本具有现实意义，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防止公司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各国在公司法的立法中，都越来越重视资本维持原则对具体规范设置的指导作用。抽逃出资罪在维护公司资本、联结公司形式与实质资本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契合公司资本制度的轻缓化变革，重视公司资本制度而又不盲目依赖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功能。然而，在罪名的设置上，抽逃出资罪仍与公司法的规范有一定的理念冲突，存在衔接不够的问题:首先，抽逃出资罪的立法宗旨是预防和制裁公司成立后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犯罪行为，规范的是公司设立之后的抽逃行为，但是，根据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在股东、发起人经过法定的程序合法出资，公司依法设立以后，就丧失了对其拥有的财产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的财产权利归公司所有，因而准确地来说，抽逃出资罪中使用“出资”这个词表达上存在问题，有违公司法的基本理念。其次，如前所述，股东、发起人出资后，不具有对该财产享有直接支配权、经营权和管理权能，能代表公司行使公司财产法定支配权的只能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股东无法实施“抽取”公司财产的行为〔11〕。但在抽逃出资罪的主体设置中，作为在实践中能够实际实施抽逃出资犯罪行为的公司业务执行人并未被规定为犯罪主体，而依公司法基本原理和规定无权实际上也不可能实施该罪的“股东”和“发起人”却被涵盖其中，可见抽逃出资的犯罪主体的设定与公司法的基本原理与规定存在矛盾，需要进行调整。再者，抽逃出资的行为十分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和民事违法行为难以区分，比如，抽逃出资与股东借款，抽逃出资与违规减资，以及抽逃出资与非法分配利润等行为的区分，且举证十分困难，而罪状的设置太过空泛，“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并未对“抽逃”进行明确解释和界定。

这样既不符合罪刑规范实定化的要求，又造成司法操作的困惑，同时还可能因与民事违法行为区分不清而造成刑法对公司私法自治空间的侵噬，极易损害投资人的投资热情，危害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因而对抽逃出资罪需要进行修改，使其既能发挥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保护作用，又不会造成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利行使的后果。另外，对于复杂多样的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只规定抽逃出资罪并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因此在完善抽逃出资罪的同时，还应当增设相关罪名，以达到维护公司资本制度的目的，实现对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保护。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刑法保护的重构

通过对公司资本制度变革潮流的梳理发现，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建立在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有限性上，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资本制度的价值，财产独立必须借助于以资本制度为核心的若干具体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司资本制度价值的局限性，静态的公司资本注册数额与动态的公司资产之间的统一与分离的关系，必须在资本维持原则与资本不变原则的指导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公司财产独立的虚化。因此，我们在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刑事立法保护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公司法立法在反思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各种限制性规范时，刑法立法也需思考，通过严厉的限制性规范，甚至过度的国家强制来实现公司资本制度有限价值的做法是否合理。刑法立法对于公司法取消或弱化那些建立在资本价值神话基础上的若干规范时应当如何应对?比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司资本犯罪的犯罪圈应当如何设定，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与虚假出资行为是否应当被规定为犯罪。第二，在公司法立法对资本三原则的内在逻辑进行调整的同时，刑法立法也需要思考，我们对于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的刑法保障力度是否应当加大，尤其是其他危害公司资本制度的行为，刑法仅有抽逃出资罪一罪规范，应当如何应对?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笔者认为，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刑法保护的立法需要作出以下调整:

(一)废除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罪。首先，虚报注册资本罪缺乏可罚性基础，已不符合当代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理念。传统公司法理念认为，注册资本是公司运营和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与前提，也是刑法设置该罪的原因所在。立法者认为虚报注册资本额的行为会因为公司在未来无法承担与之虚报数额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危害社会交易安全和债权人的利益。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静态的衡量标准引入对市场风险的判断之中，在重视资本的责任和保障功能的同时忽视了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功能。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有可能经过自身发展具备与虚报注册资本规模相适应的法律责任能力。该罪的设置建立在以资本为核心的公司资本信用体系上的，实际上是“惩罚公司不能对外承担财产责任的可能性”〔12〕，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修改，虚报注册资本罪基本上处于“法律虚置”的状态。如上文所言，修改后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分期缴纳资本，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经常处于分离状态，而公司登记机关此时审查的往往是实收资本而非注册资本，因此，在分期缴纳资本的情形下，虚报的是实收资本而非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的规定，注册资本越高，意味着首次出资额缴纳的就越多，成立公司的难度也会越大，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不仅无益于公司的设立，反而为其设立行为增加了难度。在加之对法定最低出资额的调整，进行虚报资本额的行为也大幅减少。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都需要对虚报注册资本罪进行取消。虚假出资行为应当“非犯罪化”的理由，上文中的第二部分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笔者主张对虚假出资行为追究民事违约责任，补足出资，对于极其严重的虚假出资行为，公司有权决定对该股东、发起人进行合理的股东权利限制，甚至可以作出解除该股东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p#分页标题#e#

(二)改抽逃出资罪为抽逃公司财产罪。对于抽逃出资罪的修改，首先必须对其罪状部分加以描述，明确对“抽逃”行为进行界定，区分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根据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典型的抽逃行为应当体现为公司的董事、经理等公司业务执行人将与公司注册资本相适应的公司财产非法分配或转移给公司股东的行为。其次，抽逃“出资”的“出资”一词的使用存在问题，可以将其改为“公司财产”。再者，犯罪主体不应该是股东、发起人，应修改为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因此，抽逃出资罪应该改为“抽逃公司财产罪”，是指公司的董事、经理等公司业务执行人将与公司注册资本相适应的公司财产非法分配或转移给公司股东，造成公司注册资本减损，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罪的主体应为公司业务执行人，在我国主要是指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如果股东兼任公司的董事和经理的，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应为故意，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罪行为主要是侵害公司资本制度中的资本维持原则，但抽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债权人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的损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为单一客体，即公司资本制度;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非法分配或转移公司财产，造成公司与其注册资本相当的财产减少的行为，并且数额巨大，后果严重。

(三)增设欺诈增资罪。抽逃公司财产罪的设置主要是针对在公司运营过程中非法减资行为，而增设欺诈增资罪主要是为了规制公司运营过程中的虚增资本的行为，都是对公司资本制度中资本维持原则的侵犯。欺诈增资罪，是指公司为了达到公司增资的目的，违背公司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虚假陈述或隐瞒真相进行欺诈增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欺诈增资罪的主体应为公司，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是董事、经理等代表公司意志的公司业务执行人，属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观方面应为故意，以公司虚增资本为犯罪目的;本罪行为主要是侵害公司资本制度中的资本维持原则，客体为公司资本制度;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违背公司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虚假陈述或隐瞒真相进行欺诈增资的行为，并且数额巨大，后果严重。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