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范文

司法制度范文第1篇

目前很多人认为,造成司法腐败的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的素质差和具体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因此,就必然着眼于从这些方面进行改革。对此我们看到近年来相继出台了许多相关措施,在具体的制度上做了不少的改革。例如,规定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公开审判制、陪审制、法官招聘制、主审法官负责制,还有责任承包制、下岗制以及整顿队伍、树立先进典型、改革庭审方式、执行方式等等。学术界还进行了有关审判委员会、沉默权等问题的讨论。当然,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人员素质、改善具体的管理制度都是必要的,这些方面也确实问题不少。但我认为,人员的素质和具体管理制度的缺陷,还不是我国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因而上述种种改革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我认为,我国的司法腐败是制度性的权力结构缺陷造成的,这里讲的“制度性”,说到底就是指对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以官为本位(国家权力为本)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的、民主的司法制度的转型。要实现这一转型,必定要有一个理论上的升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以及基本司法制度与实践的深刻变革和完善。而这种转型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也是逐步解决司法腐败的根本所在。

一、司法制度的转型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是中国法治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我国法律制度开始向现代性转型的标志。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数千年、市场经济文化缺失的国家,缺乏尊重个人权利的理论积淀;专制文化的影响很深。应当说,从20世纪之初,我国开始走上由专制向民主、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道路,但是从清朝末年制宪修律到政权的制宪,始终没有实现根本转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开始实行这个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废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成为社会主人,我国建国之初就提出了要实行法治、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20年,犯了“极左路线”错误,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特别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强调国家权利的极端作用,导致公民个体权利缺乏重视,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转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迎来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发展时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重视加强法制,却一直没有把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确定为基本的方略。提“法制”而不提“法治”;提“以法治国”而不提“依法治国”,是一种不彻底性的表现。当然,这与客观原因有关,例如经济上尚未提出强烈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经济改革是政治法律改革的根本动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过十年探索,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和同年十四大召开,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进入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实质性改革阶段。我们看到在此后的六七年的时间,中国大地上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变,同时也日益强烈地凸显出上层建筑需要同步革新的要求。一句话,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实行法治提出了客观而迫切的要求。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作为国家的正式文件,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但仍然没有使用“法治”一词。当然,提出“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实行法治的意思。1997年3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把这句话作为基本国策写进了宪法之中。虽然十五大和宪法都正式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人们如何理解法治以及法治如何落实在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上,则必定还有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当前,在群众别是领导干部中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依法治国也就是实行法治。对于法治,人们往往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一种是从“依靠”或者“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即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另一种是把“人治”与“法治”作为专制与民主两种对立的政治体制来理解。显然,历史上任何类型的国家都要“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即都有第一种意义上的“法治”。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当然也包括“依靠”或者“用”法进行治理,但这样理解法治是不够的。对十五大确定的、写入宪法中的“依法治国”,必须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意义上来理解。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基本原则。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当然也要“依靠”或“用”法律来治国,但最重要的是强调要“依据”或“依照”法律来治国。这就是说,法律是全国一切自然人和法人最高的行为依据和准则,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原则。如果有法但不至上而出现权大于法,那就不是法治。我们只有从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高度,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现代民主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即官民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民关系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毫无疑问,50多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制度,但在现实中又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权力腐败(司法腐败最重要)的现象,仆人变成了“主人”,有些人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压迫人民。权力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官本位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293页)他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2卷,287页)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实际上就是官本位现象。

官本位制度就是相对于“民治”的“官治”制度,即官居于主体的、治民的地位,而百姓则是被治者,居于被动地位。也就是官权大于民权,而且民权对官权相对缺乏制约机制的政治体制。官本位是古代中国和东方各国专制制度的共同特征。中国封建时代,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个体权利对群体(家庭、家族、国家)的从属和依附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就是君权至上的官本位的制度和观念。新中国成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厦特别强调国家权力、集体权利,因而仍然没有解决官本位问题,不解决官本位问题也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官本位或官治是同现代民主政治或现代法治相对立的,所以宪法修改所确认的“依法治国”的原则,也就意味着官本位体制的转变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目前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实质上都是滥用国家权力、凌驾与公民权利之上的表现,都是根源于传统的官权大于民权的官本位体制。因而实行法治的重点就在于限制国家机关滥用权力,同时建立公民权利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制约机制。

从以官权为本向以民权为本的民主政治转型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要求,归根到底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的行政权力腐败和司法权力腐败,正是与计划经济适应的传统的观念和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和制度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我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法治的道路不同,但限制和防止滥用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本的原则是相同的。西方是社会演变型的,我国则是政府推进型的。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法治,政府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转型时期,政府始终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我们当然必须重视和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同时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是必须的,为此就要进行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机制,所以就必然产生权钱交易、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如“三乱”现象屡禁不止,“无案不说情”等。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制约最根本的,就是公民权利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制约。众所周知,迄今我们已经建立了很多的对国家机关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的制度。但有效性仍然是不够的,这就是指缺乏在具体的行政事件和司法案件的程序中,当事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

总之,我们只有站在十五大确定的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即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高度,才能深刻认识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更好地探索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和途径。所谓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说到底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现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现代化、民主化。

二、司法制度的转型归根结蒂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司法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范畴,是由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是我们正确认识我国政治法律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往往只限于从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制和分配领域的直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而不重视对经济体制即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我国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学界思想解放了,肯定了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范畴;明确了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是决定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现象的“物质生活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属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属于经济体制即自然、人力和其他资源配置方式的范畴。

市场和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既可适用于资本主义,也可适用于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规律和要求。现在我们在理论上不能停留在只承认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政治法律制度的理解,而应当下大力气研究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及其对政治法律制度的现代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应着重研究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

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与特征以及它的政治法律要求是什么呢?它与计划经济有什么不同呢?市场经济也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其本身的性质、特征可以概括为权利、自由、平等。市场经济的要求首先是消灭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公民的个体权利。权利的内容包括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还有人身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等等。没有这些权利就没有公民个体的市场主体的地位。自由就是商品所有者作为市场主体能够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主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有契约自由、结社自由、信息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自由(人才、劳动力自由流动)等等。平等实质上就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包括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等等。很明显,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或特征与计划经济是根本不同的。计划经济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首长审批的形式管理的经济,所以也叫权力经济、人治经济。计划经济下特别强调集体权利而很少讲公民的个体权利。当然也没有上述那样的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的以上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很大的积极性,能够激发活力、刺激竞争、自发地调节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必然具有经济上的盲目性、自发性,产生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产生社会公害和两极分化等等。在思想、道德领域还会带来损人利己、拜金主义。这就需要国家权力的适当干预。市场经济决不排斥国家干预。这种干预除保障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外,也可能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如某些商品由国家专营或限价;对经济纠纷进行司法裁判。但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是给社会提供普遍遵循的、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规范作为政府和一切公民、法人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要求,集中起来就是实行法治即依法治国,也就是实行现代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的不是个别环节上的缺陷,而是总体上从法院的组织体系到程序结构,还没有实现从传统的、以法院权力为中心的官本位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当事人权利为本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转型。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其特点,就是在法院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上,以法院权力为中心,没有当事人权利与法院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即以公民权利为本和限制国家权力即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为此,在司法程序制度上必须建立国家权力(法院)与当事人权利的有效制约机制。

我认为,现代司法制度有四个特点,就是独立、中立、公正和权威。有的学者提出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裁判不公正和执行难,即没有权威。这两点确实是存在的。但不公正、执行难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认为,在于不独立和不中立。所以要解决公正和权威,首先必须解决独立和中立的问题。现代的司法独立是指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构成的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法院以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干涉,也不受法院院长、庭长的干涉,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我国现在的司法显然是不独立的,法院在人事、财政、福利等方面都依赖地方政府。地方党委和政府、各机关及其领导人、各种权力与权势都可以干预个案的审判。由于审判不能排除外界干涉,打官司难免变成“打关系”,不能做到司法公正。中立是现代司法的本质特征。现代司法就是法院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对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争端”或者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进行居中裁判实施法律的活动。可见“中立”是就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中立的前提是在诉讼中,法院必须切实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实行法院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相分离。如果法院不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剥夺了当事人的权利,法院说了算,或者站在某一个当事人一方,那就不可能保持中立,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裁判。司法中立就刑事诉讼而言,为了保障作为公民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现代刑事诉讼在程序上设置了以公诉人与犯罪嫌疑人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诉讼结构,法院只是居中裁判。就民事诉讼而言,实行当事人主义原则。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并不是法庭审判方式或诉讼模式的区别,而是指以当事人权利为本与以国家权力为本的两种本质不同的民事诉讼原则的区别。就民事诉讼而言,主要是指由谁决定诉讼的实体内容并负责证明所争事实的证明责任问题。当事人有对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和选择的权利,即由当事人双方决定审判对象(争点)并加以证明。除家庭婚姻和社会公益案件外,法院不能亲自调查收集证据(当然,法院应当指导协助当事人举证,在立法上作出具体的规定保证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实现)。如果法院亲自调查证据就等于站在一方去调查另一方,就是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也就不能保持中立。当事人有权决定承诺对方请求或双方调解而终止诉讼,或决定否认对方的请求和理由事实而继续进行诉讼。这些都是当事人的权利。法院权力受当事人这些权利的制约。法院只是根据当事人在公开的法庭上所举证和辩论的事实,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作出裁决。这就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原则。西方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在庭审方式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实行以当事人权利为本的原则却是相同的,因为都是反映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司法制度,不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尽管近年来有所改进,但基本上仍然是以国家权力为本的诉讼制度,尚未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许多人认为现在我国不能实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当事人主义,因为当事人要实现自己证明的权利困难重重。的确,现行立法规定的诉讼制度,特别是证据制度并没有保障当事人举证的手段和机制。但这正是我国司法改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和法国的情况:1938年制定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共八十六条,中译文约10万字,其中仅当事人举证手段和程序及当事人违反规则的制裁措施就占1/3,约三四万字。法国1975年修改的新民事诉讼法典,关于当事人提出证明及法院审查证据的规则就有二百条。我国民诉法证据规定只有十二条,而且主要是证据分类。

下面再就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结构加以分析。

上边谈到现代民事诉讼的普遍原则是当事人主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结构都是以当事人权利为本设置的。我国以往的情况是,诉讼一开始就是法院有受理的决定权,当事人的权不起决定作用。

法院受理后,审判对象由法院决定,而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决定。然后是法院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再后是法院有权认定证据。最后是法院还有权超越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判决。总之,法院从始至终掌握大权,没有当事人权利对法院权力的制约机制。这形成了官权大的法院权力本位的司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许多方面完全是被动的,托人情走后门、贿赂执法人员,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法庭内的事变成了法庭外的勾结与交易,结果带来司法腐败。

概括地说,我们必须足够地认识到,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思想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带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改变。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政治的形式和法律的执行程序。市场经济这个“物质生活关系”对政治法律制度的要求,与计划经济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十五大和修改宪法,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毫无疑问,实行“法治”的含义决不是强调当官的要用法律手段来管治老百姓,决不是用官本位的老眼光来执行“依法治国”的新国策。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谈到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殷切期望时说,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同样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司法制度的改革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三、司法制度的转型与理论观念的转变

要实现我国司法制度的转型,必须有一个理论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广泛的社科领域引起了对许多基本理论、基本范畴的反思和重大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纠正了大量“左”的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决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思想理论界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法学界也正是从此时起日益强烈地发出了实行法治的呼声并日益关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问题。十五大和修改宪法终于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是,宪法上的“法治”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法治”必将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观念上的转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要进行一项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明晰理论上的是非。下面提出几个理论观念上值得思考的问题:

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核心的认识问题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要研究司法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解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明确指出,必须改革原来政治体制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党政不分、党委一把手说了算的家长制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种种弊端。

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具体地写进了十三大报告之中。即使经过19的之后,邓小平同志仍然特别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后来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也都编入了三卷之中。如“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

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7页)。从以上可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紧迫感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方略,无疑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核心问题,这为我们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确立了制度的保证。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大国,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2·关于对司法、司法机关、司法权力等范畴的研究和认识上深化的问题

司法机关(指法院)是以国家的名义,依据法律进行居中裁判活动的机关,它有权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公民和法人是否违反法律的个案作出最高的、最后的裁判,其作用是向全社会宣示公平和正义。其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是保障其行为与法的精神相一致的前提。因此,司法机关必须独立于行政机关,在当事人双方或控辩双方之间必须保持中立。司法的独立和中立才能带来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传统的司法行政化,实际上是把司法与行政执法同样看待,认为都只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的一种工作而已。因而只要是党委信任,什么人都可以做司法工作。司法独立应是指组成合议庭或独任的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我国通常认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和监狱都是司法机关。我们虽然也规定公检法互相制约,但往往更强调公检法和政府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形成合力,有时甚至联合执法,这难以保证司法的真正独立性。

3·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性质不同的法律要求的认识问题

有些学者坚持传统的理论观点,只承认公有制、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承认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为适当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法律等上层建筑提出的决定性要求,因而不承认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政治法律要求上加以区分的必要性,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对法律制度存在转型的问题视而不见。这纯粹是一种观念上的误区,可以说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已经对这种僵化的观念进行了现实的批判和否定。

4·关于法律是否承认和平等地维护多元利益主体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又是共同遵守相同游戏规则的一种经济。没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没有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就不会有真正统一的市场。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必须承认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并宣誓遵守相同的市场贸易规则。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理解多元利益主体的问题。例如,公民与国家行政机关,就是一对对等的利益主体,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既对立又统一,或者说既统一又存在着对立,此时,法律就不存在先维护谁的利益后维护谁的利益的问题,而是在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平等地维护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用以往的“公”与“私”的概念来讲,“公”与“私”在微观和局部是对立的,在宏观和全局是融合或统一的,在法的角度来说是平等共存的,因而法要平等地对待“公”和“私”。

5·关于学习外国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我们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制度就不能不学习和借鉴外国已有的成功经验,同时,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而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实发展的新型司法制度。“中国特色”是走一条建立新型司法制度的道路,而不是实现与其它都全然不同的司法制度的目标。“中国特色”不是要追求“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实际情况的特殊性,决定了为了目标的尽快实现而在战略和战术上进行灵活选择。切记“中国特色”不是“外国没有”而“中国特有”。如果我们把新型的司法制度建立成了“中国特有”的司法制度,那么,这所谓“新型的”司法制度可能就是不伦不类的自我欺骗之物了。

6·关于对“非此即彼”简单类比思维模式的扭转问题

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指把事物的存在或变化简单地割裂为二,以为只要不是这样,就必然会是那样。这种非辩证法的思维模式无论怎样强调注意防止和杜绝,然而总是很流行,表面上总是很容易让人相信、上当和犯错误。例如,对于下列问题进行“非此即彼”简单类比思维方式的人会认为:只要强调以公民权利为本,那就是要否定国家权力;只要强调保护公民个体利益,那就是不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眼里;只要提党政分开,那就等于反对或取消党的领导;只要讲对国家机关权力实行分权和制约,那就是要搞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只要说法院权力与当事人权利要建立分工和制约机制,那就是要否定司法的权力和权威,等等。显然,如果仍然坚持这样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僵化和落后的局面。

司法制度范文第2篇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4日下午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进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公正司法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信心,凝聚共识,锐意进取,破解难题,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国司法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总体上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紧紧围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抓紧落实有关改革举措,取得了重要进展。

强调,司法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政治优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

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了解一线司法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

强调,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法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制约,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保证法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

司法制度范文第3篇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司法制度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是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 法律 文化的成果之一。它主要吸收借鉴了德国、日本司法机构及审判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这种变革,虽然有其 历史 局限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开了我国近 现代 司法独立的先河。

一、清末司法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及肇因

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是“预备立宪”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整个修律活动的重要环节。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入侵

清末司法制度改革后,有关的 法律 名词术语几乎都是从德、日两国法律和法学书籍中借用来的。如、当事人、审级、管辖、回避、预审、公判、上诉、证人、鉴定人、管收、保释、讼费等。1910年的《法院编制法》确定的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就仿效了1890年日本《裁判所构成法》所规定的四级审判机构: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法院、大审院。

1877年德国颁布的《法院组织法》确定的普通法院体系也是由区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帝国法院四级构成。另外,清末在法院内部设检察机关,也是仿效德国、日本的结果。如日本《裁判所构成法》规定,各级法院均附设检事(检察官)局,检察官的主要任务是侦查犯罪,提起公诉,指挥刑之执行;关于民事,在必要时亦可向法院提供意见。德国1877年的《法院组织法》中也规定刑事诉讼权归检察官。还有清末《民事诉讼律草案》规定了宣告禁治产程序(指根据民事实体法关于保护精神发育不全者之利益而设的特别诉讼),宣告准禁治产程序(指精神衰弱人、浪费人,据民律规定有申请权人之申请,受准禁治产之宣告或撤销其宣告的程序)。日本在1890年公布民事诉讼法的同时就公布过作为民事诉讼法补充法规的《关于婚姻事件、收养养子事件及禁治产事件的诉讼规则》。而追根溯源,近代关于禁治产程序及准禁治产程序在德国法中规定的最早、最全面。总之,清末司法制度的改革,从机构的设置、审级的规定,以及一些特别诉讼程序、名词术语基本上都是对德国、日本司法制度的移植。

四、对清末司法制度改革的评价

司法制度范文第5篇

司法制度具体包括司法组织制度、司法人事制度、司法活动制度。在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司法制度。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奴隶主、奴隶社会两个阶级。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并把有利于阶级利益的习惯转化为法律。为了有效的适用法律,维护奴隶制的统治制度,执行法律的国家机构和官吏也随之产生,作为司法保障的司法制度也应运而生。在奴隶制社会初期,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

历史资料表明,专门司法机构的出现,最早在夏、商、周时期。夏朝中央司法机构的司法行政长官称作“大理”,地方司法机构、司法官员称作“理”或“士”。商朝称中央司法机构长官为“司寇”,地方司法官员称作“正”或“史”。周朝称中央司法机构官员为“大司寇”、“小司寇”、“士师”、“司刑”。春秋战国各诸候国称法不一,有的称“司寇”,有的称“大理”、“廷理”、“廷尉”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皇帝总揽全国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大权,成为全国最高的司法审判官。皇帝之下设置廷尉一职,称为中央司法机关长官,位列九卿之一。同时、秦朝地方实行郡县制,地方司法机构也因此分为郡、县两级,并日,地方司法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郡守即郡司法长官,下设法曹等助手,县令即县司法长官,下设县丞、曹官等职。此后,汉承秦制。北朝时,中央司法机关由廷尉改为大理寺。隋朝沿用并改造了北齐的司法制度,中央司法机关设刑部和大理寺,共掌司法。其中,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掌司法政令外,并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洲、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判皇帝交办的刑事案件和地方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这种制度的安排,首开了我国古代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分立的先河。至唐朝,中央司法机关设置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大机构,分掌司法。其中,御史台兼中央监察机关。地方洲、县、行政司法仍然不分,县令、洲刺史作为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中央三大司法机构的职责分工如下:第一,刑部职责承隋朝。第二,大理寺负责审判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对徒、流刑罪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罪的判决要直接奏请皇帝批准;对刑部移送来的地方所判的死刑案件有权进行重审。第三,御使台掌管纠查、弹劾百官违法之事,并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狱案和疑难案件,也参与审判。明朝,司法制度有所调整变化。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设置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三大机关,史称“三法司”会审。在三机关的职责上,明朝做了相关的调整,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督察院负责监督,并规定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从机构设置上,明代设立布政使主管,“理财、掌民、课吏”,设立按督察使“掌刑名廉劾之事”,就是司法与行政的分离。清朝基本是沿袭明制,总体上仍然是行政与司法不分。

从我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看,历代司法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设立一个或几个中央司法机关,皇帝集中立法、行政、司法与军事大权于一身,并享有最高司法权。二是地方司法权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二为一。三是司法受于行政,没有独立地位和权限。四是司法程序上刑民不分。(编辑/穆杨)

司法制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司法改革；路径；法律秩序；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99-01

一、何为司法制度改革

司法制度改革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近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司法机关内部，特别是法院系统内部的相关改革，从根本上无法解决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最多只是在相关制度和业务上的优化改革，所以，司法改革必须从整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出发进行思考和设计。

二、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地位从低到高的变革

共产党执政，多党协商是现有的中国国情，所以，在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内对司法改革的探讨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行为，才是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超出国情进行探讨设计将是徒劳无功，亦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整个国家司法机器、或者按传统所称“政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中，政法各部门在党内的权力配置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要实现司法的相对独立、公正，让中国法院成为不为一时一地形势所左右的只忠实于法律的护法机构，必须要将法院在党内的地位提升。在现阶段，提高司法机构的党内地位，至少可以加重法制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作用。要实现依法治国，真正实现司法权在国家框架中的作用，就目前而言，比较直接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即首法官的地位和实际权力，必须高于最高警察首长的地位。在法律实务中，法院担负最后的调节社会关系的终局权力，又负有行政审判审查所有行政机关包括公安机关行政行为、并作出最终有确定力的判决的权力，在诉讼环节上有协调检察院、公安、律师的权力。在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上，汇集各种司法力量，兼取诉、辩各方观点，从而作出最终判决的，具有终极性的，是法院。这就是“无罪推定”、“罪刑法定”、“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有罪”的法律原则的真谛。全人类莫不如此。

三、任职资格从大众化向专业化变革

新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在1949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此制度的建立过程中的的指导理念就是，司法就是无产阶级的工具，这种理念也从根本上影响着对司法人员的选任和提拔，大量的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考试进入司法系统，政治上的绝对忠诚几乎成为了选任标准的核心，而相应的法律理论功底，法律实务能力等等最重要的因素却被至于无关紧要的地位。

中国的司法改革从一开始就将司法人员的任职资格从大众化向专业化的转变作为重要内容，这种转变也和当前变革迟缓的政治制度改革相互兼容，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在此认同的基础上，该变革也在实际中逐步推进。在中国当前的理论界出现的形式主义专业化的变革途径，即注重法律知识结构形式，推崇应届法科毕业生直接进入和构建司法队伍。但是此种方式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人员在实务经验上的欠缺，雄厚的法律知识，通过司法考试不是真正的专业化，真正的专业化还应该具有丰富的法律经验，法律技巧，所以形式主义专业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不符合任职资格专业化的真正内涵，为此，我们可以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提出这样的具体路径，即先选拔法科毕业生进入基层司法机关，待其具有了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的时候，在通过系统内部由上到下的提拔任免制度使人才进行纵向流动，构建以法科毕业生为基石，兼具丰富法律经验的金字塔式的专业化司法队伍。

四、司法职能从工具化向功能化变革

中国的司法制度从封建时代以来就被打上了工具的深深烙印，诸法合一，刑法为主的理念似乎使司法职能被简单的工具化了。这种理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制构建影响颇深，司法被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工具，是打击破坏社会主秩序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具。

司法制度范文第7篇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中央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检察署、公安部和司法部,分别行使国家审判、检察、侦查和司法行政等职能。1954年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政治制度,并作出“一府两院”的体制安排,即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人民政府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一府两院”地位平等;国家检察权和审判权职能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行使,并且,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时,这部宪法规定了人民陪审,公开审判,回避、辩护、两审终审、死刑复核以及审判监督制度。从此,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建立和发展起米。然而,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犯“左”的路线错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刑法和民法三大诉讼法先后颁布,又先后修正;审判制度不断细化、专业化、刑事、民事、行政、海事、房地产、知识产权等审判制度和审判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工作不断紧贴时代要求,提升法律监督专门化水平,加大反腐败力厦,在有力的推动和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现实中发挥了重要职能作用。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权力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在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行政、审判、法律监督和军事四个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军事权。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立于法院相对应,也分普通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两类。检察机关主要职责是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刑事侦查监督权、公诉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民事诉讼监督权、行政诉讼监督权、司法解释权等职权。

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属于领导关系,并且,实行“双重领导”,就是各级人民检察院由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同时,又对上级检察机关负责。二是遵循司法原则上,法院和检察院主要遵循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保障被告合法权等司法原则。三是司法人事制度上,法官和检察官主要从政法院校毕业生、转业军人中选用,早期也在其他单位选用过。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后,对选用法官、检察官的资格要求大大提高。2002年我国还举办第一次全国司法考试。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任期上,连续不超过2届,即10年,其他法官、检察官的任期没有限制。在审判制度上,如,公开审判、电视直播,在我国则刚刚开始运作,管理上还不够规范,在检察制度上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大多数刑事案件由检察官提起公诉,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由受害人或者有关自诉人提起。检察机关侦查制度,在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未规定证据开示制度,但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正大量吸收发达国家司法制度,并逐步向国际规则化的趋势迈进。

司法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劳动法庭；一局终决

一、引言

劳动仲裁制度是我国解决劳动争议的一种特殊制度。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强制性前置程序，未经劳动仲裁或者未曾申请劳动仲裁的，法院对当事人的劳动争议诉讼请求不予受理。劳动仲裁制度设置的初衷是简便快捷地处理劳动纠纷，但是，该制度的法律实效却差强人意，受到广泛诟病。也有人在人大立法提案中呼吁对劳动仲裁制度进行改革。然而，由于缺乏对我国劳动司法体制和劳动司法实践的具体分析，鲜有人针对劳动仲裁制度改革提出详细的制度设计。对于如何处理现有的仲裁机构和大量的仲裁机构工作人员缺乏讨论，对如何协整劳动司法程序与民事诉讼以及普通仲裁的关系缺乏探讨。本文对劳动仲裁制度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分析，借鉴几个典型国家劳动司法制度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劳动司法体制重构的具体构想。

二、劳动仲裁制度设置的初衷及其优势

我国劳动仲裁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初创阶段（1950年－1955年）。由政府建立劳动争议机构。（2）废除阶段（1955年－1986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下，从1955年起，政府即逐步撤销了各级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与企业利益高度一致，不会存在劳动争议。从1956年到1986年的30年间，中国不存在专门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3）重建与发展阶段。1986年，国务院通知各地建立劳动争议仲裁机构；1987年，国务院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用以解决国有企业劳动争议。（4）全面发展阶段。1993年颁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是劳动仲裁制度的前身。2008年，现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开始生效，劳动仲裁成为解决劳动争议的法定途径，全面适用于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劳动仲裁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快速、有效地解决劳动争议，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该制度的设置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组织和人员构成相对简便。劳动仲裁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吸纳工会和企业代表作为仲裁人员。仲裁人员的选任对象相对广泛，可以吸纳人力资源相关工作人员；（2）运行相对简便，仲裁期限较短，一般情况下只有45日，远远低于一般诉讼的审判期限。劳动仲裁对小额案件和特定案件实行一裁终局制，加快了部分劳动争议的解决；（3）免交仲裁费用，无论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均无需缴纳仲裁费；（4）能够快速地与劳动行政部门进行业务对接。对于在劳动仲裁中发现的违法用工或者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快速转移至行政主管部门，并保留和提供证据材料。对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调解而无法妥善解决的争议，也可以建议当事人快速简便地寻求仲裁；（5）劳动仲裁前的劳动调解程序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是解决劳动争议的高效而有力的途径。

三、劳动仲裁制度的弊端

尽管从理论上劳动仲裁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1.劳动仲裁制度的设置非但没有快速、有效地解决劳动争议，反而使得劳动争议的处理越发曲折和复杂。法院和劳动仲裁委员会之间分工不明，劳务关系纠纷由人民法院主管，而劳动关系的纠纷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主管。然而，对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认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二者之间的区别并非显而易见，需要进行法律判断。司法分工的不明确给当事人和司法（准司法）机构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当事人往往被法院和劳动仲裁机构相互推诿。2.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提讼的强制性前置程序。一般的商事仲裁以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而劳动仲裁则不需要，其本意是欲简化争议解决的途径，但实际上却提高了当事人诉讼的门槛，给当事人的维权带来了更多的限制。劳动仲裁并不能形成一个审级，在实践中，很多企业会利用和上诉程序，将劳动争议的解决时间往后拖。由于劳动纠纷的管辖地往往是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用工地点，对于外地务工者而言，这种漫长而繁琐的程序，成为了劳动者权利救济的严重障碍。现有的可诉的劳动仲裁制度实际上形成了“三审终审”的特殊制度，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给劳动者带来了更多的讼累。3.劳动仲裁规定了1年的时效。这比普通民事诉讼2年的时效更短，造成的结果是劳动维权要比普通的民事维权更受时间局限。劳动法作为社会法领域的法律，强调倾斜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时效上的这种规定比普通民法更为苛刻。相比之下，限制了劳动者维权的期限。4.劳动仲裁机构设置与法院设置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职能重复。我国基层人民法院按照行政区划一一设立，劳动仲裁机构一般也是这样，而且二者均行使司法或者准司法职能。与人民法院一样，劳动仲裁机构也设立立案窗口接收当事人的仲裁申请和证据资料；设立仲裁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同样适用法院的回避、举证、辩论等程序和规则；最终形成仲裁裁决，裁决生效的，当事人可申请法院执行。这种机构和程序设置与法院高度同质化，仲裁机构和法院对同一案件几乎是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运作。

四、域外劳动争议司法体制的借鉴

事实上，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鲜有国家和地区实施和中国类似的劳动司法体制。最典型的劳动争议司法体制有三种：（1）设立专门的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以德国为代表；（2）在诉讼之外将劳动仲裁与商事仲裁同等对待，以美国为代表；（3）实施普通民事程序，以日本为代表。德国设立劳动法院解决劳动纠纷。德国法律将劳动关系视为民事关系的一种，德国民法典第611条至630条专门对劳动关系进行了规定；在劳动纠纷的司法体制上，制定了《劳动法院法》，成立了专门的劳动法院处理劳动争议诉讼。德国的劳动法院按照审级分为基层劳动法院、州劳动法院和联邦劳动法院三级，分别相当于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复审法院。劳动法院的庭审法官由职业法官和名誉法官组成，名誉法官又包括企业和劳工代表，拥有和职业法官一样的询问、阅卷和表决权。调解是一审法院审理劳动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节协议具有执行力。开庭审理分为“裁判程序”和“决议程序”两种，分别适用于个人劳动争议案件和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不服基层劳动法院判决，可以向所在地的州劳动法院上诉；州劳动法院对案件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方面进行全面审理；不服州劳动法院判决的，还可以向联邦劳动法院上诉，联邦劳动法院只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理。这样德国劳动司法体制在劳动法院系统内部全部完成，并且程序相对简捷。美国在普通法院的劳动诉讼之外实施劳动仲裁。在美国，将劳动争议分为权利争议（对既存权利的争议）和利益争议（要求新权利的争议）。一般来讲，个别争议均属权利争议。利益争议的解决一般不进入劳动司法程序，而是以政府机构和其他民间机构进行调解、仲裁。美国设立联邦调解调停局，并在各州设办公室，以自愿为前提（就业歧视案件除外，该类型案件强制性调解前置，未经雇用机会均等委员会调解，不得），对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进行调解，调解协议不具备司法约束力。除此之外，美国实行劳动仲裁制度。美国仲裁协会集普通的商事仲裁和劳动争议仲裁职能于一体。美国的劳动争议仲裁也是自愿的，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均可仲裁，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权利争议，如果争议当事人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可以依照普通民事程序直接向联邦法院巡回法庭，当事人对巡回法庭的判决不服，可以依照民事诉讼程序上诉。①日本的劳动司法实施普通民事诉讼程序。2001年日本制定了《个别劳动争议解决促进法》，《个别劳动争议处理促进法》要求和鼓励相关政府部门、劳动委员会仲裁协会、律师协会等组织促进劳动争议处理。法院是正式的劳动争议司法机构，由审判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审理，该委员会由1名劳动审判官和2名劳动审判员组成。劳动审判官由职业法官担任，劳动审判员由劳动关系专家担任。法院审理个人劳动争议案件首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进入审判，审判及其后的上诉完全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纵观各国劳动司法体制，均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高效、快捷处理劳动争议的目的。凡是实行劳动仲裁的，均以自愿为前提并承认劳动仲裁结果的法律约束力；凡是实行诉讼体制的，亦不强制设置劳动仲裁前置。

五、劳动争议司法制度重构

我国的劳动仲裁的优势有限，而其劣势则已经给劳动者维权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应当考虑在保留和发扬劳动仲裁制度优势的前提下，重构劳动争议司法制度，尽可能地简化劳动争议司法程序，规避其种种弊端。值得指出的是，劳动仲裁前的民间调解程序由各种调解组织主持实施，可以予以保留。

（一）与民事诉讼的并轨

1.撤销劳动仲裁制度应当充分吸取劳动仲裁的优越性，规避劳动仲裁制度的弊端。由于劳动仲裁并无强制执行力，其仲裁过程和结果均形同虚设，对法院没有任何约束力，给当事人徒增负担。劳动争议司法制度改革首当其冲的便是撤销劳动仲裁制度。应当废除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纳入普通民事法律体系中。目前，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一方面，应当保留劳动争议调解这种简便的民间调解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调解制度本就是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一种重要方式，无需在民事法律体系之外单列一个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这纯属立法上的重复与浪费，废除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对劳动纠纷的调解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应当彻底废除劳动仲裁的诉讼前置制度，从而将劳动争议直接纳入民事诉讼的轨道。通过上述方式既可以保留快速简便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又能避免劳动仲裁的种种弊端。2.设立劳动法庭（1）设立劳动法庭。现有的部分法院业已建立了专门的劳动法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其他法院也在某一民事审判庭进行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当事人对于劳动争议可以直接到人民法院立案并进行审理即可，这样就可以省去繁琐的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设立劳动法庭对现有的法院体制和司法制度并无大的冲击，可以在保证司法体系稳定性的前提下做到劳动争议司法的大踏步前进。（2）劳动仲裁人员分流。劳动仲裁制度的撤除必然意味着原有人事的重新安排，对于现有的仲裁员，可以直接分流到法院，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可以转为法官；对于兼职仲裁员可以参照民事审判员进行聘任；对于劳动仲裁行政辅助人员和后勤人员等，可以在劳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这样可以保证仲裁队伍的稳定性，也可以保证法院审判人力资源的充足。3.协整劳动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现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进行修订时，应当协整现有仲裁制度的优点，使之稳妥地切入民事诉讼体制。（1）保留原有的管辖规则。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法院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管辖。回避制度、证据规则、诉讼等与普通民事诉讼保持一致。（2）重新设定诉讼时效和审理时限。现有的劳动仲裁制度设定了1年的仲裁时效，不利于劳动者维权，劳动诉讼时效的期限应当增加为2年，与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也同样适用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审理期限的一般规定为6个月，长于现有劳动仲裁法45日的规定。在未来的劳动争议诉讼立法中，应当保留劳动仲裁中的这种审理时限制度。与此同时，应当在劳动争议诉讼立法中规定二审时限制度，限定相对较短的审限，比如3个月。（3）保留小额争议“一局终决”制。劳动仲裁制度中设立了小额争议的“一局终决”制，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及时化解劳动纠纷，减轻讼累。因此，建议在劳动纠纷诉讼程序中保留现有的小额劳动争议“一局终决”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大简化劳动纠纷的司法处理途径，减轻当事人的讼累，节约司法资源。（4）重视和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由于现行的劳动仲裁与劳动行政执法的特殊关系，劳动仲裁能为劳动行政执法提供一定的线索和证据。在劳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发挥法院司法建议的作用，全面发挥现行劳动仲裁制度的优势。在劳动司法中，发现用人单位涉嫌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并可以移交相应的证据材料。

（二）与商事仲裁的并轨

黄晓慧、杨鸿雁、秦国荣等学者指出，应当将劳动仲裁与商事仲裁并轨，或者赋予劳动仲裁“一局终决”的效力，才能避免现行劳动仲裁的弊端，提高劳动纠纷争议处理的效率。可以肯定的是，该提议确实看到了我国劳动仲裁无效率的现状。但是必须指出，劳动仲裁与商事仲裁的并轨必须考虑到商事仲裁制度与劳动仲裁制度的巨大差异。在撤销劳动仲裁机构，分流劳动仲裁机构人员，将劳动争议纳入民事诉讼的前提下，（1）适当地探索将劳动仲裁纳入商事仲裁的受案范围。将劳动仲裁纳入商事仲裁受案范围时，必须同时对商事仲裁制度作出调整；（2）应当对仲裁机构仲裁员的任职条件进行改革，吸纳劳动和人力资源相关的专业人士；（3）当事人仲裁协议的签订应当倾斜保护劳动者，比如，可以赋予劳动者单方认可或者否认仲裁协议的权利。但是，由于商事仲裁对仲裁员的任职要求非常高，而且商事仲裁委员会的分布范围非常有限，远远不及人民法院的分布广泛，不利于当事人及时、方便地化解劳动纠纷。因而，通过将劳动仲裁纳入商事仲裁受案范围从而解决现行劳动仲裁的弊端，只能作为劳动诉讼制度的补充。

六、结语

本文对我国劳动仲裁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回顾，指出了我国劳动仲裁制度运行中存在的几大弊端：劳动仲裁结果不具有执行力，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强制实施劳动仲裁，提升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仲裁时效的设置不利于劳动者维权；劳动仲裁机构设置与法院设置形成了职能重复。通过借鉴国外劳动司法制度的经验和对我国劳动仲裁体制运行现状的分析发现：（1）废除现行的劳动仲裁制度，设立劳动法庭和劳动诉讼特别程序；（2）探索劳动仲裁与商事仲裁的并轨。为此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有利于整合我国既有的司法资源，有利于劳动者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司法制度范文第9篇

1．反垄断法实施

1.1法的实施

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具有和认可，以一定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在古代汉语中的法的含义是复杂多样的：首先，法象征着公正、正直、普遍、统一，是一种规范、规则、常规、模范、秩序；其次，法具有公平的意义，是公平断讼的标准和基础；再次，法是刑，是惩罚性的，是以刑罚为后盾的。法的实施，也叫法律的实施，是指法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施行。依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守法、执法和司法。法律要想实现其效力必须有效实施。法的价值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是法律的生命。

1.2反垄断法实施

反垄断法是指调整国家在反对垄断保护竞争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垄断法素有“经济宪法”、“自由企业的大”之称。反垄断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法律制度，其主要目标是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推动市场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最终使消费者可以享受到低价格、高质量和品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美国反垄断法学者也认为：“法律的控制力取决它是如何解释和适用的。”法律由文本转化为现实，需要主体的能动作用。①这个过程能否顺利实现，法能否发挥预期的效力取决于法律有效实施。反垄断法的实施也包括守法、执法和司法三方面。反垄断法的遵守者是经营者，执法者是享有该职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者是受案法院。守法，是指经营者和国家机关遵守法律，依法实施行为的活动。经营者遵守法律，不实施垄断行为；或在实施特定行为前依法项行政机关申报或申请审批的行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不为垄断行为。执法，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律的活动。反垄断执法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活动，也称之为法的适用。

2.反垄断司法

2.1反垄断司法的必要性

2.1.1垄断和反垄断法具有不确定性

垄断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又是一个法学概念。垄断产生于竞争，垄断会限制竞争也会加剧竞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要求有所不同，对于垄断的认识差别也会很大。因此，垄断的概念相当复杂，在经济学、法学研究中，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在法律界至今也没有为之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萨缪尔森曾说：“迄今为止，垄断之停留在经济上的描述性解释，尚不能精确成法律概念。”②“没有概念，司法活动就不能得到准确的实施。”③正是由于反垄断法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垄断的立法界定，使得反垄断法在立法上和法的实施上具有了极大地不确定性。

2.1.2法院创造性司法

为适应垄断的不确定性，在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中创设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两大违法确认原则。本身违法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市场结构和行为的性质本身来判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一般无需考虑这种市场结构和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实际影响。也就是说，只要垄断现象出现就视为违法，就应当加以限制或禁止。合理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某些垄断状态或行为不一定必然构成违法，只有当该行为或状态确实限制了竞争，造成了垄断弊害时，才应加以禁止或限制。也就是说，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应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在判断某一特定行为是否违法时，应当全面考察与限制行为有关的企业所特有的事实，如行为意图、行为方式、行为后果等；还要结合其对当时的产业政策、环境与科技政策、农业政策、教育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价。然而，作为判例法系国家，都没有就“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作出明确的界定。那么，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何种情况下适用合理原则，如何适用“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都是不确定的，都由具体的受案法院和受案法官来决定。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运用自由裁量权，创造性司法，解决了法律本身不确定性的弊端，同时也赋予了该法一定的生命力和活力。此外，反垄断司法是法院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反垄断法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其特点是在司法程序中法官运用法律知识，对于原被告双方争议问题，作出居中裁判。反垄断司法较之反垄断守法具有强制力，具有终局性特点，能够解决经济领域的纠纷。反垄断司法较之反垄断执法给予了争议双方确定的举证质证程序和时间，在程序设置上能保证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实现公平。反垄断司法也是当事人对行政处罚有异议是的有效救济途径。因此，若要有效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建立完善的司法制度是有效实施反垄断法的重要保障。

2.2反垄断司法的现状

素有“经济宪法”、“自由企业的大”之称的反垄断法，最早出现在美国，反垄断司法活动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健全和完善反垄断法司法机制。比如，为适应垄断的不确定性，在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中创设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大违法确认原则。也有较成熟的反垄断私人执法制度，弥补公权执法力量的不足，为有效打击垄断保护竞争提供了保障。司法实践中运用严厉的法律责任实现了反垄断法的惩罚性和威慑性。通过反垄断法的适用促进了竞争，保护了创新，同时使得广大的消费者从中受益。比如，众所周知的微软案件。然而，由于我国具体国情确定，我国反垄断法起步较晚。经过十三年的历程，终于在2007年的通过，2008年开始实施。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为“零胜诉”的现状引发各界思考和关注。胜诉难暴露出我国关于反垄断司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很多案件中原告的败诉都是因为无法证明被告的市场支配地位，这就对我们反垄断司法的举证制度提出了质疑。

3.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司法制度的建议

面对当前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要求我们针对反垄断这类特殊的民事案件，应建立有别于以往的司法制度。

3.1反垄断法案件的管辖权

由于反垄断法司法必须以分析研究当前市场竞争状况为基础，特别是涉案经营者（也就是被告），在其相关市场内的市场实力，也就是判断其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其他潜在经营者进入该市场的难易程度等方面，都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法学专业素养，还要具有较高的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综合知识。另外，反垄断司法者还要清晰、全面了解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社会公共政策、国家利益以及准确把握国际竞争态势，才能通过有效执法，发挥发挥该法的作用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反垄断法司法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要求受理案件的法官能综合运用经济学、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的知识，结合具体国情分析案件，准确适用法律，给予公平、公正的裁决。因此，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3.2适格的原告

3.2.1垄断行为受害人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因垄断行为受到侵害的受害主体，可以依据反垄断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么这里的受害人具体表现为哪些主体？虽然反垄断法适用于经营者，但是经营者所受的垄断损害，多数情况下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一般情况下，违法行为人的竞争对手，违法行为人的上、下游经营者，以及最终承担垄断高价等不利后果的普通消费者，都可以成为适格的原告。

3.2.2检察院代表国家诉讼经济法一方面要解决

“市场失灵”，限制个体利益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解决“政府失灵”，限制国家利益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这一特征同样体现在具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上。因此，当资本主义经济高度达到一定规模，个体极度扩张的积累取得垄断地位，打破了经济运行的平衡，进而威胁到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制约了个体利益的实现。此时就需要反垄断法予以规制。我国反垄断法在立法上明确指出其立法目的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垄断行为通过破坏和减少竞争，减损消费者福利，削弱行业国际竞争力，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然而，垄断行为多数是大企业所为的行为，一般受害人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打击、遏制垄断行为，为有效打击垄断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建议建立以检察院为代表的国家诉讼。

3.3确认原则反垄断法

所禁止的垄断行为，必须有严格的范围界定，法律的稳定性和严密性要求我们确定划分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的界线，确认原则的设立就成为认定反垄断法的实施基础。④从国外司法实践获悉垄断违法确认原则，经历了从本身违法到合理原则以及二者并用的发展历程。就目前司法实践看，更多的情况下适用合理原则。合理原则是指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在判断某种行为违法与否时，要全面考察与该行为有关的事实。也就是说某些垄断状态或行为本身不一定构成违法，只有当该行为或状态确实限制了竞争，造成了垄断弊害时，才应加以禁止或限制。因此，面对这类行为需要综合产业政策、环境与科技政策、农业政策、教育文化政策等，其对诸方面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当该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之利大于其限制竞争所造成的损害时，依法认定该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禁止性规定，该行为取得合法性。

3.4吸收他国经验，进行改革性司法

3.4.1设立专家“陪审团”制度

英美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有一定数额的民众组成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可以认定事实问题。陪审团遏制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民主和提高公民素质，防止司法部门独断独行和主观片面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建议借鉴别国的经验，建立反垄断法庭内的专家“陪审团”制度。这个专家“陪审团”可由律师、经济学专家、消费事务领域专家和工商业界人士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库。就具体案件可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组成专家“陪审团”参与庭审。在庭审过程中，主要用于解决垄断这类案件的在专业性和政策性方面，给案件的审理工作造成的困扰。比如，相关市场的认定，市场竞争度竞争指数的计算，消费者福利的增减等等，这不是单靠法律能够科学、准确回答的问题，是需要运用专业知识综合考量的问题。

3.4.2适用多种举证原则，确立判例效应解决举证难问题

司法实践中垄断诉讼难胜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告举证难的问题。按照一般的诉讼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垄断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多数情况下实力悬殊很大。原告在经济实力，信息站有，法律保护实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因此很难充分全面举证，也就很难得到法庭认可，从而败诉。适用“被告举证责任及转嫁抗辩”。“被告举证”即涉嫌垄断企业（被告）对其否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承担举证责任。“转嫁抗辩”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克莱顿法》第4条的规定，直接的购买商因托拉斯违法行为而遭致支付超高价格的损失时，有资格提起三倍损害赔偿诉讼，这一权利不因被告提出转嫁抗辩而有所改变。⑤同时，适当确立判例效应，即如果法院已经对某类案件作出了裁判，其他相关当事人再就此类案件，无需承担举证责任。垄断行为的受害人已经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控告或检举，且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也已认定和处理的，处理决定可以成为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证据之一。

司法制度范文第10篇

一、司法的行政化。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积极而主动的干预，而法院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的冲突之中，难以保证公正的面目”（注：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20页。）。从法院的内部结构来讲，司法的行政化表现为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阶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的官位甚至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衡量器。法官对上级的依附性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只要是能和审案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都可以对审判产生影响，独立审判成为空谈。

二、法院机构设置和法院审判组织设置不合理。我国的法院机构设置和审判组织的设置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对于司法体制自身运行规律没有给予较多的关注，过分强调了司法机关的“工具”职能的一面。实际上，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审判以实现社会公正。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法院机构设置和审判组织设置上同样存在。从上下级法院关系来看，人民法院上下级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是，这种监督的含义并不十分确定。事实上，下级法院往往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有问题会主动请示上级，上级法院也会主动地对下级法院的审理活动进行具体的指导，如此一来，希望通过二审改变审判结果的当事人对这种纠错机制往往失去希望，原本想通过程序上的正义以实现实体正义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在法院审判组织上，我国采取了审判委员会制和合议制，这样的决策体制并非完全和法治精神相吻合，也不符合司法的内在规律，司法活动强调：“法官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注：［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法官的活动有比较大的个人色彩。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方式则掩盖了对法官的内在要求。合议制所形成的判决是以法院名义作出的，与法官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法官个人的责任感无从体现。合议庭即使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议，也被当成疑难案件上报审判委员会加以解决。《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样庭审往往成为走过场，在庭上听取当事人全力陈述意见的法官对案件没有决断权，而有决断权的却不在庭上参与审理，这种“审判分离”的情况都含有“集体主义”和“民主”的好名声。但事实是，集体负责谁也不负责，集体思考谁也不思考，法官的个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合议制和审委会制度还为一些不正当的干预提供了一条通道，它也没有起到约束法官坚持操守和保证审案质量的目标。必须坚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种独立不仅指不受外部的干涉，同时也应指不受内部的干涉。当把一个法官放在决断者的位置上并实行审判公开，就可能引发法官的公正追求。决断人摆在明处，监督就会变得切实有力（因为他无可推诿），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心理会很强烈（因为这是我个人办理的案件）（注：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载《司法的理念和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三、对司法权的约束制度不健全。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否则最终要走向腐败，孟德斯鸠说：“从事物的本性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第154页。）如果说我们没有对司法权的约束制度是不准确的，人大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在宪法和法律条文中规定得比较完整，问题在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司法权有着不受监督的一面。至于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约束，法律中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从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来看，宪法强调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监督，却没有司法权对立法权的约束制度，也就是说未规定司法审查制度。“在权力领域任何两个独立的权力之间要形成一种权力监督关系，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而权力间张力形成的前提是两种权力的均衡”（注：徐显明，齐延平：《论司法腐败的制度性防治》。载《法学》（沪），1998年第8期，第29页。）。如果在两个权力之间存在的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那么这两种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权力，那就谈不上立法权对司法权的有力监督。要使立法权形成有力的监督，必须使司法审查制度成为司法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检察机关对司法权的监督活动来看，它本身就有体制性矛盾。在我国通常是把检察院也归属于司法机关，这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如美国、法国、70年代后的日本，都是将检察机关归属于行政部门。因为检察权就其特点而言和行政权是一致的，如：在检察机制上实行的是命令与服从，权力行使是主动干预，所作决定的效力不具有终极性。正因为检察机关的活动最终要受到法院的裁判决定，因而指望检察机关去约束司法权是不可能实现。让检察机关归于行政体制不仅不会减弱它的监督职能，反而有利于其监督职能的实现。从实际效果来看，现行检察体制对司法权的监督是比较软弱的，如果让检察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一道形成一种合力对司法权进行监督，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四、司法权的地方化。前面分析了对司法权约束不力的一面，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司法权又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干涉。司法依附于行政权集中表现在这几方面：一是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由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司法机关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三是司法机关的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样，在现实中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现象。当本地一个企业有可能败诉因而需支付大笔赔偿金和违约金的情况下，行政权的干预也就随之而来，因为法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提供，地方财政的来源正是本地各个企业，赔偿金和违约金的支付即是本地财政的损失，法院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这种案件加以裁断，这也是在中国有所谓“选准了管辖法院等于官司赢了一半”的说法的深层原因。人事上对地方的依赖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有可能受到有处分权的机构的压力，关系案、人情案难以克服，后果就是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冲突。所以必须改革现行的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司法机关的经费由中央财政划拨，摆脱司法机关在经费上对地方的依赖；同时也要在人事上摆脱地方的控制。目前可以“将省一级司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由地方党委或人事部门推荐改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推荐，实行省级以下司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由省级司法机关党组推荐的办法”（注：马俊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改革。载《法学家》（京），《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上），1998年第1期，第106页。）。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法制的统一。

五、法官选用制度不合理。经过20年的努力，我国司法机关的大多数法官已经达到了大专以上的专业水平，但细致分析起来，法官的专业构成“仍然以业余法律院校的毕业生为主。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正规高等教育毕业生，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难以进入高级以下的司法审判机关，已经进入司法审判机关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人才也因各种因素难以久留”（注：席小俐：《对我国审判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家》（京）：《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下），1998年第2期，第115页。）。而且我们常用的“大专以上”这个词本身就是相当含糊的。熟悉中国教育现状的人都知道，突击几个月拿到大专文凭并非是极个别的现象。不仅如此，法院往往成为复转军人重要的安置去向，使得法官队伍专业化问题更加突出。“直到今天，法院仍是各行业中外行人较为容易进入的一个机构。不必说法律专业文凭，基本法律常识的具备也没有被作为进入法院从事司法工作的先决条件。甚至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训练的人可以担任院长、副院长”（注：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为什么对进入医院的医生、对进入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的专业化要求很高，但到了法院反而会很低呢？难道是法院的工作比医院不重要吗？法官的专业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性要求，是审判结果正确的先决条件。一方面要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法院；另一方面要卡紧乃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法院从事审判工作。对法院的院长应强调和看重其出身法官序列，现在的情形是院长的政治属性强，每换一次人大，必然也对法院领导层作一番调整。可以采取对法官的行政化任命方式，无过错则永久任职，以保障法官职务的稳定性。这样法官就会有勇气和能力抵御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公正审判和法制统一才能实现。

六、舆论媒体对司法权的监督没有形成制度。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监督。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强大，在国外甚至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在中国媒体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河南省某市公安分局局长驾车撞人，对其责任的追究正是通过媒体的力量才实现的。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其作用，必须得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但另一方面媒体的监督又有可能造成对审判活动的不公正影响。一个好人犯罪很多人会同情，一个贪官被抓人们恨不得诛之而后快。特别在对有些案件形成一边倒的舆论的情况下，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质上变成一种审理案件的活动，似乎不按舆论意志形成判决大有不罢休的决心，结果损害的依然是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通过立法使之成为一项规范性很强的监督活动。（注：美国法院在审理黑人棒球明星o.j.辛普森杀人案时，在舆论几乎一致地认为凶手就是辛普森情况下，作出了宣布其无罪的判决。第一次审理时美国破天荒地允许电视转播，但第二次审理时仍旧采取法庭上不准拍照、不准摄像的做法。）

七、某些具体环节存在不足。在回避制度上、在工作程序上、在法官待遇问题上、在宣传导向上都存在需要克服的地方。1.从回避制度上看，法律上没有规定法官应回避本籍，不能到自己的家乡担任法官（中国古代官员任职尚有此规定）。现实当中绝大多数的法官都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生活的社区和当事人是联成一片的，法官自身无法抵御各种人情的干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分讲究人际关系的国度里，把法官放在土生土长的地方任职对于司法公正本身就是挑战。2.在工作程序上，没有明确规定法官与当事人的必要阻离，民间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一说与此是相关联的。法官与当事人会见的地方除了法庭和办公室外不应该有其他什么地方，更不应在宾馆的餐桌上。3.在法官待遇上，中国的法官与其他国家法官相比是比较低的。实现司法公正、杜绝腐败，就要保障法官这一群体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所必备的基本物质条件，这对保证作为法官的尊严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如果法官的医药费、办案经费都捉襟见肘，在现实中就会发生借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名义“上门揽案”；受利益驱动办理案件影响严肃执法和法院的公正形象，也为腐败提供了条件。4.在宣传上，有时人们忘记或者忽视司法活动的规律，按照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进行宣传，过分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法院主动为企业分忧解难，甚至为了表现法院的亲和力，宣传法官上街扫地、修车等便民活动。应当看到，“司法不可能回避与民主的关系，但是，司法与民主得保持距离，不能用民主的原则、方法、民众情绪来代替司法”。“司法民主化不是群众化、运动化；对于司法而言，个体的权利与尊严较之于群众意愿更足珍贵”（注：陈端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载《中国法学》（京），1998年第4期，第38页。），法官有可能在达到“亲切”与“随和”的目的的同时失却了职业所必备的“庄重”与“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