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范文

司法公正范文第1篇

一、司洁公正的内涵和界说：法律公正与司法公正

司法是法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与法或法律本身的公正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在讨论司法公正的内涵与界说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法或法律的公正问题。

（一）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

法律公正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其一是法律制定上的公正，可以称为立法公正；其二是法律实施中的公正，包括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毫无疑问，前者是法律公正的基础，因为没有公正的立法就根本不可能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但是后者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才是法律公正的切实保障。没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再公正的法律也只能停留在纸上，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甚至是一种骗人的“文字游戏”。

法律制定上的公正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法律实施中的公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法律公正的这两个方面经常会出现脱节的现象。就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而言，法律实施显然落后于法律制定。因此，要想真正做到法律公正，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口号，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

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广义的执法可以包括司法；而广义的司法活动也可以包括大部分执法活动，可以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人员的执法活动。但是狭义的执法则不包括司法；狭义的司法活动则仅指法院的审判活动。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狭义上的司法公正，即法院的审判公正。

就法律实施而言，司法活动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重要和最有实效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全权代表和集中体现。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由此可见，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正因为司法公正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法律界的同仁才要不遗余力地为其奔走疾呼、摇旗呐喊，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二）司法公正的界说

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司法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则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司法公正的主体与对象这两个概念，因为有些学者对司法公正主体的认识是有偏颇的，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司法公正概念的准确阐释。

司法公正是以司法人员的职能活动为载体的，是体现在司法人员的职能活动之中的，因此司法公正的主体当然是以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毫无疑问，审判过程和结果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职务活动，但是法官并非司法公正的唯一主体。检察官对审判活动是否公正具有监督职能，因此也应该属于司法公正的主体。至于各类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他们不是司法活动的行为人，而是司法活动的承受者，所以他们不是司法公正的主体，而是司法公正的对象。倘若我们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司法公正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然要依靠那些被告人来主持司法公正了。其荒谬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对象应该包括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毋庸置疑，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对象，因为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决公正与否，直接决定或影响着他们的权益。但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及各种案件中的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也是司法公正的对象，因为他们在诉讼活动中都有相应的权利，也都有是否得到公正对待的问题。

综上所述，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按照这条原则，以法官为代表的司法人员应该在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正当、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该在审理各种案件的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

二、司法公正的目标和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前者可以称为程序公正，后者可以称为实体公正。它们共同构成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

（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谓实体公正，就是说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所谓程序公正，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换言之，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所得到的权利主张机会是公正的。就司法系统而言，实体公正是指系统的最终“产品”是否公正；程序公正是指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

如何阐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统一于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有人指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相互区别的价值标准，实体公正不等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也不等于实体公正；坚持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获得实体公正也不必须遵循程序公正。还有人强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追求实体公正就可能伤害程序公正，而坚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牺牲实体公正。至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断言没有实体公正就没有司法公正；有的学者声称程序公正必须优先于实体公正；有的学者则高喊要统筹兼顾，要权衡利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理论探讨可以众说纷纭，司法实践却必须有一定之规。于是，世界各国在确立其诉讼、制度时不得不就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做出或明示或默示的界定和取舍。当然，各国的作法并不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一种极端的作法是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一言以蔽之，无论程序如何，无论手段如何，只要结论是公正的，就是司法公正。这曾经是大陆法系国家诉讼制度的传统之一，现在仍然是一些国家确立诉讼制度的主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诉讼制度也曾经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另一种极端的作法是片面强调程序公正，甚至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重视程序规则的司法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美国的司法制度堪称代表。

笔者认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偏废的。实体公正应该是司法系统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实践经验证明，单纯追求实体公正不仅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诉讼参与者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会导致司法公正观念的扭曲。当然，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也是一种误区。凡事都应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变成了做样子给别人看。虽然这样做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功能，但是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因为牺牲了实体公正必然会使司法公正“伤筋动骨”。

（二）实体公正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实体公正的要旨在于要求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和处理各种纠纷的时候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例如，某甲违约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某乙犯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但这是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某甲确实违了约和某乙确实犯了罪。如果某甲本来没有违约，某乙本来没有犯罪，法院却让某甲赔偿、让某乙受罚，那么这显然就毫无司法公正可言了。由此可见，追求实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事实认定有误，实体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换言之，实体公正的具体实现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

然而，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对于当事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办案的司法人员来说更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人员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他们都必须通过现存的材料去认识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换句话说，他们的认识活动都具有逆向思维的特点，即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结果去认识原因。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另外，司法人员对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认识还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来实现的。案件中各种证据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是要受时间、空间等有关条件限制的，因此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案件事实总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认为认定案件事实即使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题，也一定是一道能够找到确切答案的几何题。然而，这些人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换言之，这些人喜欢或者习惯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一件证据，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一个认识结论，要么就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绝对不能有第三种可能性。但是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熟悉司法实践的人都知道，人们在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经常要不可避免地面临那种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就是没有确切答案的模糊认识状态。以人们认为最有科学性的鉴定结论为例：有经验的司法鉴定人员都知道他们在进行各种法庭科学鉴定时经常会面临一些无法给出确定性结果的难题。例如，在根据毛发根鞘细胞中的性染色体来判断毛发性别的鉴定中，人们一般都把Y染色体作为认定男性毛发的依据。但是大量的数据表明，女性毛发的根鞘细胞中也可以有Y染色体，只是数量较少。在单位检材内，男性毛发的Y染色体数量为20至80，女性毛发的Y染色体数量为0至25。如果具体案件中毛发检验结果表明Y染色体的数量在26以上或19以下，结论可以说是明确的；如果检验结果表明Y染色体的数量在20至25之间，那么结论就是“灰色”的了。在笔迹鉴定和司法精神病鉴定等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鉴定人员的个人主观经验的鉴定中，这种“灰色”区域更为常见。即使在客观标准比较明确的指纹鉴定和DNA遗传基因纹鉴定中，“灰色”区域也时有所见。

严格地说，在任何一起案件中都存在着证据认识的模糊性和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由证据本身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人的认识能力所决定的。任何证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根据其认定的案件事实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换言之，法官依据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判断也都具有误差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承认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时存在模糊性和局限性，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就是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笔者对此不能苟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理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可知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②

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属于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都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真理”。由于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存在着模糊性和误差的可能性，由于实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所以实体公正也是有局限性和模糊性的。

（三）程序公正的两个基本功能

司法程序公正包括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诉讼权利的平等性等基本要求。就司法活动而言，程序公正具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是保护诉讼参与者的平等权利和正当权利；其二是保障在诉讼中实现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的第一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正当程序的原则，首先就是要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职权。这涉及到司法活动中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保护和对官员权力限制的问题。有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宁肯放纵违法犯罪者，也不能让政府官员。他们认为政府官员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对社会的危害更为严重。

程序公正的第二个功能主要表现为正当的程序可以保证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这就是说，按照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根据各类案件的一般情况，程序公正可以而且应该导致实体公正，或者说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笔者认为，程序公正的这种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只看到程序公正的第一种功能，如果我们只强调程序公正的保护权利功能，那就很容易步入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完全对立起来的误区，甚至会在司法公正的道路上南其辕而北其辙。

诚然，在诉讼程序中强调保护诉讼参与者（特别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权利是必要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权利保护会和司法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但是就一般情况来说，这种权利保护并不是与追求实体公正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例如，程序公正的基本规则之一是坚决反对和禁止执法和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讯逼供。这当然是为了保护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它也具有保障实体公正的功能，因为实践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尽管有些人声称“不动大刑，焉得实供”，但是在“重刑之下，屈打成招”的例证确实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而且统一是本质，是主流。

（四）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切入点

如前所说，追求实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实体公正本身在具体案件中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此相比，程序公正则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并进一步全面实现司法公正是一条可行之路。换言之，程序公正可以做为在实践中追求司法公正的切入点。

例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因此就要有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来保障正确地收集证据和使用证据，保证依据这些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司法人员在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的时候，不仅要认真审查每一个证据的可靠性和关联性，而且要认真审查每一个证据的发现、提取和保管等程序方法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后一种审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仅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且会使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步入歧途。笔者并不否认在有些案件中，非法收集来的证据可能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性，但是若没有非法证据的使用限制，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肯定会有鱼目混珠、以假充真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证据排除规则，即凡是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收集的证据，都不能在诉讼中使用。

证据排除规则只是保障程序公正的一个手段，程序公正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则。和实体公正相比，程序公正的规则一般都比较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时候应该以程序公正为切入点。当然，这又涉及了深层次的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本文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三、司法公正的定位和取向：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

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有两层含义：第一，司法公正应该是对社会成员整体的公正，还是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公正。第二，司法公正应该是在司法活动整体意义上的公正，即普遍公正，还是在司法活动个体意义上的公正，即个案公正。在选择或者趋向整体公正或个体公正的时候，人们实际上表达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一）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

司法公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公正的标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代，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司法公正观念。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确定或形成的呢？在此，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同的利益冲突，如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成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等。如何平衡这些利益就成为了司法公正面前的一道难题。

个人利益包括经济收益、生活安全、权力地位、名誉声望等。社会整体的利益包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社会安宁、公共秩序等。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则是对立冲突的。例如，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社会经济发展了，个人才能富裕。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去发财致富。但是，当社会全体成员不可能以“齐步走”的方式共同富裕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乃至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

在司法活动中，由于当事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其个人利益便经常会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如何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问题上，不同国家在建立司法制度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些国家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优先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有些国家则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把个人利益的保护放在首位。

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之一就表现在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价值定位上。东方国家具有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传统，因此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社团利益或者家庭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行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多采用向个人利益倾斜的价值定位，而美国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美国人在建立其司法制度的时候采取了强调个人利益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具体体现，离开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就不复存在，因此司法系统必须首先保护个人利益，必须强调保护个人利益。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他们认为被告是个人利益的主要代表，检察官则是社会利益的主要代表。由于被告方在法庭上往往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否则就不能保持这两种利益冲突中的平衡。

司法公正是以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不同国家基于不同文化传统所确定的司法公正必然要反映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定位和取向，即倾向于司法活动的整体公正或个体公正。对此，本文在后面还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

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司法公正在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定位。当然，这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问题。根据这种定位的差异，有些外国学者把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护人权型，即特别注重保护人权的刑事司法制度；另一类是打击犯罪型，即特别强调打击犯罪功能的刑事司法制度。诚然，这种分类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公正上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人权型的刑事司法制度是以强调个体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而打击犯罪型刑事司法制度则是以追求整体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保护人权的重点当然是保护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美国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判例。在那起绑架抢劫案的审判中，公诉方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被告人米兰达对警察的供述，后来亚利桑那州法院判处被告人米兰达犯有绑架罪和罪。米兰达不服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声称他在接受警察讯问时不知道自己有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说的话会被法院用做定罪的依据，所以才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有罪。1966年，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经过评议，以5比4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撤销了亚利桑那州法院的判决，并且规定警察在对被捕者进行讯问之前必须先告知其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会见律师权和保持沉默权等，否则警方在此之后获得的口供不得用做审判的证据。尽管在该案中，两名受害人在混杂辨认中都正确地指认米兰达为罪犯，尽管还有其他证据可以间接地证明米兰达就是罪犯，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为了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宁肯冒放纵罪犯的风险。后来，这一规则被人们称为“米兰达忠告”（或译“米兰达警告”）规则，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美国的执法和司法实践当中。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会影响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效率，会影响到打击犯罪工作的效率。众所周知，美国的、暴力等犯罪非常猖獗，“犯罪王国”的帽子一直难以摘掉，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因素，但是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于强调保护人权因而对犯罪打击不利，显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原因。毋庸讳言，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今天要注意加强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倾向，要吸取美国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用牺牲打击犯罪的基本需要来换取人权保护的“美名”。刑事司法系统不是超然的仲裁机构，它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使命。

诚然，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应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在司法活动中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权利措施。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新年伊始公开要求各级检察人员在刑事案件调查过程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时候必须先告知对方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得到法律援助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和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等。诚然，这一规则并不等于同美国的“米兰达忠告”规则，但是它显然吸取了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司法系统向公正司法迈进的一个重大举措。

（三）错放与错判

就整体公正和个体公正的第二层含义而言，笔者认为立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整体公正，即法律的普遍公正；而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个体公正，即法律的个案公正。司法活动都是围绕具体案件进行的，因此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必须从一个个具体案件做起。

一位侦查人员曾经对我说，他们办案最怕的就是弄成“夹生饭”。家也搜了，人也抓了，该上的手段都上了，该查的线索都查了，可就是没拿到过硬的东西。你说怎么办？放人吧，确有重大嫌疑。不放吧，可又没法儿交待。这就叫：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笔者认为这位侦查人员的态度还是很诚恳很认真的。麻木不仁者和不负责任者大概绝不会为此感到为难。由于我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骑”上那“虎”的，自然无法评论该不该“骑虎”，而只能谈谈“下虎”的问题。不过，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难题。而且，不仅侦查人员会遇到这种难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也会遇到这种难题。实际上，它涉及到刑事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即“错放”与“错判”的矛盾。

如前所说，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可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这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的没，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从办案人员的主观状态来讲，这误差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办案人员在做出决定时认为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其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另一种情况是办案人员在办案时就知道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依然把人抓了、判了，结果证明其错了。

那么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即办案人员不能完全肯定嫌疑人是否为犯罪人的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确是一种两难的境地。放吧，可能放纵了坏人；判吧，可能冤枉了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何时查清何时算。但是受人力、财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可能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为了说明问题，咱们不妨把条件定得苛刻一点儿：办案人员在此没有绝对安全的中间道路可走，必须在“错放”的风险与“错判”的风险之间进行选择。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这选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司法公正观念。

必须承认，我们的传统或习惯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③的观点亦有一定困难。我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让有罪者逃脱处罚逍遥法外，何况那罪犯还有可能继续危害社会呢！至于无罪者受到了错误的追究或处罚，我们接受起来倒比较坦然。当然，我们会对其表示歉意和同情，甚至会在必要时给其一定的赔偿。

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了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两相比较，自然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会有错误的话，那么这错误的恶果当然最好由个人承担而不要由社会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又接上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话题。

还有人认为，被“错判”有罪的人肯定有自身的问题。既然公安局抓了你，检察院了你，法院又判了你，那么你肯定有“碴儿”。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就算这个案子不是你干的，你也肯定有别的“事儿”。于是，有人便断言“刑事案件无错案”。

笔者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上去，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当办案人员“拿不准”的时候，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计算性”问题，即如何计算错案的百分比。如果从司法活动的总体上来看，一个法院办了一百个案子，其中只有一个错案，那么错案率是百分之一；但是如果就那件错案的当事人而言，他涉入的案件是一，错案也是一，错案率就是百分之百。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的选择差异，并进而反映了人们在司法公正问题上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综上所述，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努力。具体到司法系统来说，我们一方面要确立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等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提高法官等司法活动主体的专业素质和办案能力。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保障司法公正的经验，但是笔者不赞成在司法公正问题上提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只要国人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科学合理的司法公正体系和相应的保障机制。

注释:

①《探索司法公正之路——’98中国诉讼法学会年会综述》，载《人民检察》1998年第1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③HazelB.kerper.IntroductiontothecriminalJustice

司法公正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司法；公正；独立；实现条件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20-02

所谓司法,是指享有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依靠国家强制力的后盾,以国家名义运用法律于案件的专门活动,它的裁决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司法公正,就是通过司法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的各种活动,使司法领域内绝大多数公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全面实现,而且对全人类的发展和长久幸福无害。公正是司法自身追求的理想价值,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本质所决定的,是维护法律尊严的内在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与否,是评价这个国家是否民主、有序、健康、文明的基本标志。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及其意义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人员在司法和审判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1]。在我国,司法公正应该包括这样两方面基本内容,一是实体公正,即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2]11。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追求一个公正公平的审理结果,它直接涉及人民财产、自由、健康和生命权。司法者必须心地无私,光明磊落,公平公正地审理每一起案件,最大限度地维护实体公正。二是程序公正,即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从而使司法程序体现公正、公开、民主、维权及效率的原则。程序公正要求法官严格遵守程序法的有关规定,程序不正确,就无公正和正义可言。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价值。

1.司法公正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

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方略,司法机关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中,具有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行使国家审判职能,惩罚犯罪,制裁违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这些职能都是通过公正裁判每一个案件来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司法公正,难以树立法治权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失去了保证。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3]193

2.司法公正是促使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特别是法治文明的窗口。无论是打击犯罪还是对受害者、弱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历来都被视为“主持公道”、“伸张正气”,抑恶扬清的善行,都是值得人敬仰和称道的。司法公正可以增强民众对法律公信力的认可,促使人们遵守法律。而司法不公将会造成民众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将由此产生。如果法院不能公正的执法,法律的正义价值便很难实现,要求人们严格遵守法律是很困难的[2]23。因此,司法公正是促使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

3.司法公正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的需要

司法工作担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人民群众对法院公正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民法院顺应形势将“公正与效率”确定为新世纪法院工作的主题。强调司法公正,对司法不公的各种现象进行遏制,可以提升法院和法官的形象。法官在人们的心中有足够的权威,才能保证判决的权威,从而促进人民自觉地履行法院判决,促进司法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我国司法机关所存在的问题

从各种媒体的报道，很多专家学者的讨论以及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案件，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我国的司法审判存在着很严重的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我们应该深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

1.我国司法不独立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司法制度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就是欠缺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其中，各级党委、政府的行政权力，媒体对司法独立的妨碍相对严重。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下设机关“一府两院”各司其职，互不隶属，人大对这三个机关进行监督。我们都知道，司法机关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是财权不独立就使得司法机关没办法和行政机关划清界限，这就使行政干预成为影响公正司法的障碍。媒体对法官独立的妨碍。如今的传媒事业十分发达，报纸、电视、网络等技术日新月异，使得我们了解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甚至有看不完信息的感觉。然而随着媒体的发达，不真实、不准确的信息也大量袭来，我们很难分辨真伪。法官也同样在受这种信息的影响，以至于作出不公正的判决。

2.庭审证据不符合诉讼程序公正的要求

诉讼程序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另一方面的要求，其中庭审的证据规则尤其是我国司法体制中欠缺的地方，我国的法官知识水平、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如果面对重大的案件，面对公众、媒体、政府的关注，每一位法官都可能觉得底气不足，没有信心把案件审理好，无法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样困惑的问题，法官一定左思右想，一定反复斟酌，很容易受到各种干扰，尤其是媒体或者法律专家的意见的影响。

三、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1.司法体制制约和妨碍了司法公正

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原则尽管已被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但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及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颇深，究其原因是法院的人、财、物由同级政府管理的体制，使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有时法院不得不曲法申情，使法院利益地方化、司法权力地方化。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将法院看做自己的一个部门，并且强调绝对要服从党委领导，形成了该地的“党”的领导绝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的普遍公务员管理化，继而形成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淡薄，这无疑是司法不公最客观的外部因素，司法体制固有的弊端使司法权难以真正独立，如不进行变革，要做到司法公正，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如纸上谈兵[4]。

2.司法观念滞后影响了司法公正

司法观念是司法人员内心法律信念和对某些行为法律评价的总和。以往的刑事司法理念是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震惊全国的湖北京山县佘祥林涉嫌杀妻冤案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检查，主要是在这一理念影响下形成的，疑案存在有两种可能，可能是犯罪，也可能是无辜。而且当证据证明到相当高的程度，会出现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没有作案、大于无罪的情况，但是定案时，必须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否则，应视为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这和传统思维似乎有冲突。不枉不纵是一种理想和追求，处理案件时可能难以两全，但是好人是绝对不能冤枉的，如果佘祥林的案子从进入司法程序开始，能够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起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恐怕就不会使佘蒙受了11年的不白之冤和牢狱之苦了。

四、实现司法公正的建议及其构想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实行公开审判也是民众对审判活动知情权的要求，民众了解审判过程才能知法懂法，并能够相信审判是公正的，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这一制度。因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者的素质，所以很有必要提高司法者的素质。具体从以下几点进行阐述：

1.确保司法系统独立

当前，我国法院机构设置严重受制于地方行政，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司法腐败也屡见不鲜。要建立科学完整、统一独立的司法系统机构设置和人员建制，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是确保司法独立的关键。汉密尔顿说：“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5]396。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法院人事、财政不独立，受地方政府制约的困扰。这种局面造成地方法院不得不考虑地方政府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迫使其在执行法律时考虑了更多的其他因素。今后，应在严格执行司法官任职资格基础上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的司法官选任办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换和调动司法官，使其能够在司法活动中抵制外来干扰，真正做到保持独立和公正，促进司法公正的早日实现。

2.保障法官独立

选聘素质高的法官既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客观公正审理案件，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法官的自身地位。“在一个社会的所有法律工作中，审判人员的选任最为关键。”[6]116为广泛吸收专业人才，建立法官选任专业部门，通过法定程序公开招录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并达到必要的专业学历、通过司法专业考试的人员进行考录招聘，充实法官队伍建设。为了确保法官不受行政权力等外界因素干涉，法官的任职条件和任职期限都要有一定的保障。如果不实行法官选任独立、法官终身制和最低工资制度，就不可能实现法官独立。确保法官独立，最终实现司法独立，不仅要给法官较高的社会地位，也要给予法官优厚的经济报酬。因此，笔者的建议是：一要落实法院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划拨的政策制度；二要实行法官高薪制，确保法官的物质收入和生活待遇的安定优裕。较高的薪金保障会促使法官更加自律。

参考文献：

[1]何家弘.司法公正论[J].中国法学,1999,(2).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水之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叶静.影响司法不公的因素[N].法制日报,2010-08-02.

[5]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司法公正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司法公正；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司法是一定的人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完成的活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体现公平、公正。因此，我们认为，司法公正是指司法审判人员在司法和审判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具体而言，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按照自身职能要求，运用司法权，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时都坚持和体现公平、公正。不仅公平地对待当事人，使当事人的诉求和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同时，也要做出符合社会正义要求的裁判和决定。

一般来说，学界认为，司法公正主要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一、实体公正

实体公正，要求司法机关在对案件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处理时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尊重客观事实，充分兼顾各方的正当利益，使裁判结果有利于社会发展，与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公认的正义标准相一致。实体公正主要表现为：

1.法律平等地对待同样的行为。“如果某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同先前的案件。不一样，如果司法体系想要得到人们的尊重，那么重要的是后一个案件不仅要与前一个案件实际上不一样，而且两个案件应该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由于在面对不同的具体案件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尽相同。而且不同的法官在裁判这些不同案件时，各自的见解、裁量标准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会导致不一样的判决结果。因此，要实现实体公正，首要问题就是要做到法律平等地对待同样的行为，同事同处，同过同裁，同罪同罚。

2.所有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平等。公民在适用法律时一律平等，应当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一律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这要求法律的直接使用者，即法官，在进行案件审理时，对任何案件的审理在适用实体法时都应当遵循统一的判断标准。切忌对不同的当事人适用不同的裁判标准。如此才能达到法律适用平等。

3.法官享有适当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立法者自身能力的有限性，造成了法律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立法者在立法时，由于其预见能力有限，所创立的法律自然存在着疏漏。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的法律规定并不是特别具体、细致，而是以一种抽象的原则形式存在的。这样，每个人都可能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这时就要求具有裁判权的法官作出判断。法官也是根据相关规定以及自己的理解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得出结论的，因此，就必须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否则案件很难下定论。当然，必须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必须在法律原则范围内自由裁量，而不能超越法律规范或者擅自改变法律规范。

4.对“恶法”的回避与拒绝。由于人们在所受教育、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使各人对法律的认知也有些差异。但总体而言，在人类普遍认知水平上，对某一社会制度方面的认识还是能够大体趋同。人们在确定某一法律是“恶法”的同时，也在思考，“恶法”就不是法么？有人认为这不是法。但有的法学家提出，这容易使司法官员擅自以恶法为名而拒绝适用法律。博登海默提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那种认为非正义的法律就不是法律的观点，已很少为法律哲学家或法庭的法官所赞同。这种理论有着明显的缺陷。一项制定法是否‘违背理性’往往是十分不确定的，而且有关一项特定法规是否公正与合理的问题，人们也往往会产生广泛且重大的分歧。如果公开承认人们有权无视、废弃或不遵守一项非正义的法律，那么这些情形就会置法律制度的确定性与权威性于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与重负之下。”

二、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除了要求执法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还特别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持中立态度，不偏袒任何一方，给予每一方平等的机会行使申辩的权利，说明裁决理由等。对于司法来说，程序公正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通过程序公正来追求和实现实体公正的活动。公正的程序是公正的裁判结果的前提和保障。因为，程序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形成正确决定。

程序是一个异议、质疑、反思的过程，通过程序的异议、质疑和反思，错误和偏见得以被展现和排除。同样，不慎重的意见，不可靠的信息被过滤出去，从而尽可能地形成正确的决定，由于程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识别性，而实体的公正标准又往往因人而异，难以比较，所以，人们通常会通过程序是否公正来判断实体上的公正与否。

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应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依法独立的行使审判权。适用法律并不是说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和自由决定，而必须严格依据一定的程序，只有在严格公正程序的规范下，法律才能得以准确地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法律的正义价值才能在裁判中得以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公正的程序正是实体公正实现的保障，但程序公正仍然具有其独立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何家弘.司法公正论[J].中国法学，1999（2）.

[2]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21.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86.

[4][英]弗·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4.

[5]郑成良著.法律之内的正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

司法公正范文第4篇

公正与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司法公正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实体公正，即各项司法活动使各方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其二，程序公正，是指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对待及主张权利的机会是公正的。关于两者关系的观点，主要包括:1、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统一于司法公正的全过程，二者相辅相成;2、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相互区别的价值标准，二者之间是即联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关于怎样取舍，笔者认为，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而司法领域的最终目标则是实体公正。一味的追求程序公是不正确的，一味追求程序而忽视实体，极易导致个案的不公正，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与利益，损害法律的权威。

二、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2014年，在公正司法方面，宣告无罪778人，再审改判1317件，国家赔偿案件2708件。其中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依法对呼格吉勒图一案进行再审，改判其为无罪。然而纠正冤假错案也是需要勇气的，近年来一些冤假错案的纠正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实现公正司法的勇气与决心。笔者将顺应潮流，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寻求一些有效的途径。

(一)树立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司法理念

要坚持司法为民，公平正义理念，司法为民一直都是司法工作者的根本宗旨，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正义，使正义从过去抽象的、笼统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正义，是每一位老百姓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正义。二是在特定的案件中使人们够感受到具体的正义。只有尽力满足人民要求的司法制度，才是为人民所接受的，进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之所以要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是因为司法工作的价值追求即是实现公平正义。

(二)加强正当程序在司法活动中的贯彻执行

司法公正是制度激励和道德支配的完美结合体。司法公正既要加强制度建设，也要强化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而正当程序既能做到制度激励又能形成道德支配。在制度激励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程序的正当性直接体现出程序的公正性。程序公正是由正当程序直接体现的。其次，正当程序能够更加有效的查清事实以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的司法程序决定着正确事实的认定，而正确的认定事实又是作出公正裁决的前提。最后，法律的正确适用是正当程序的体现。只有正确理解法律、解释法律，然后将其正确适用于个案，才有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在道德支配方面，正当程序有利于法官道德良知的滋养并且使司法良知得到充分发挥。正当程序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要想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正当程序这个层面上必须有所作为。

(三)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

对于司法权，不仅要加强监督也要加强制约，不仅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这里的监督是广义的监督，既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等体制内的监督，也包括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等体制外的监督。要加强对权力机关的监督，加强审判监督必须树立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人权保障，平等保护等司法理念。要加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可以说是双刃剑，因此，应对舆论监督司法进行必要的规范，发挥其积极作用。根据公开审判原则，将司法过程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在掌握好平衡的基础上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司法公正。监督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发挥司法制约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虽然我国没有形成三权分立的制约关系，但是在社会实践中，基于各个工作部门的不同分工和合作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制约。司法公正永远在路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两高报告中对错案的发生表示自责，自责反映的是职业的良知和职业的担当。我们不能对曾经的审判忽视掉，应该站在过去审理的基石上不断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范文第5篇

可见，公平正义原则作为司法活动的总原则，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了公正的法院、公正的审判程序、公正的法律援助，等等，但最被人们所认可的，司法公正的原则其实主要表示的是审判程序的公正。审判程序是国家审判机关审理案件所必经的步骤与工作，包括从诉讼的提起一直到最后终审判决等一系列阶段。这一原则就要求在审判程序的各个阶段，均能做到公平、正义。正当程序不仅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更是对法律程序必须公正的一种严格要求。

司法公正原则产生和发展于英美法系绝非偶然，除了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外，在诉讼文化的发展上，其直接原因有三个：

其一，在刑事诉讼的结构方面，英美法系采取由一般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参与审判，当事人双方在他们面前相互提出证据进行辩论，最后的胜负由陪审团判定。陪审团的评议不提示理由只给出结论，其性质就像“神的声音”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威，在这种诉讼结构下，结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审判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公正性。所以，程序的公正与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其二，英美法系采取遵循先例的原则。即在无数过去已经审判过的案例中，找出与现在审理的案件相类似的先例，对眼前的案件作出同样的处理，相对于陪审团来说只是对案件的真实与否加以认定。遵循先例原则是关于案件的法律适用的原理。由于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案件，所以，在贯彻遵循先例原则时，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律师尽量要找出有利于己方的先例，并通过辩论说服法官。在这种诉讼结构中，辩论的技术与程序就具有重大意义，审判程序公正就显得十分重要。

其三，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在英美法中衡平法发展的背景，也成为正当程序产生和发展的又一直接原因。衡平法发展的背景在于当事者无法掌握能够适用于自己案件的法律原理，所以，只能提出救济手段，法官能够考虑一切事实情节，作出任何可能认为是合适的决定。可是，在这里保证裁判结果“正确”的仍然是程序。当然，衡平法经过长期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实体法原理，但今天的英美法中仍遗留了衡平法自由裁量的传统做法。

司法公正范文第6篇

【摘 要】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克服司法公正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司法公正的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拟从司法公正的概念入手，提出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及其本质要求，并分析我国目前影响司法公正建设的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司法公正建设的相关建议。

【关键字】公正；司法公正；司法信任

一、司法公正概述

（一）司法。司法的意义在于解决纠纷，而纠纷的产生必然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共原则的扭曲。因此，矫正这一原则，必须要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司法解决纠纷的社会意义本身决定了司法必须是公正的。法律是一种规则，适用是规则的生命，执行是法律的目标与果实，更是法律的确证；得以执行的法律才是真正有效力的法律；法律有效力国民便昌盛。

（二）司法公正。关于什么是公正，大多数人都把它定义为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各得其所”。例如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司法公正涉及两个关系密切的领域——立法和司法，立法是要恰当的分配和承认权利，司法就是要严格的执行立法程序所确定的法律，维护各种权利、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平衡。因此，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依据现行的法律中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分配原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使每个人得到其法律上应该得到的东西。

（三）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的司法体制、司法人员的素质、执法环境、普通人的法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造法易，执法难”。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的国情下，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司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把法律当做维护地方利益、强势主体利益的工具，出现了法律的特殊化的现象，主体享有权利的多少取决于其天赋的身份，身份不同，权利的享有也不同，这种现象是违背法治原则和精神的。同时，这种倾向也无情的摧毁着人们向往法律信仰境界的脆弱的心理基础，从中国的法制现状和国民对法律的信任现状来看，要形成良好的法律秩序，培养国民对于法律的信仰，就必须强调和重视司法公正建设。

二、我国的现状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这句话也同样告诉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司法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却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司法公正的实现，总结制度方面的和非制度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些制约因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立法方面

1、立法滞后。我国目前还存在着立法滞后的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立法者的立法能力、主观认识能力以及立法技术的落后。“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立法主体应该抓住立法时机，制定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这样才能够使法律发挥最佳的效益，立法不及时，就会使司法机关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无法可依，从而根本无法实现正义。

2、立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由于中国传统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的影响，导致有的地方立法部门，由于片面强调地方利益，在立法实践中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思想，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往往会产生司法不公的现象。

（二）司法方面

1、司法不独立。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法院的机构设置严重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二是组织人事任免权的缺位，三是财政经费不独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最终也导致了司法的等级化、地方化和行政化。

2、司法人员素质偏低。司法人员素质偏低，极大的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此外，在现任的司法人员中，有相当比例属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干部专任以及政法系统人员子女安置等情况，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言：“他们中有的一天法律没有读，跟法律一点不沾边儿的，一转眼，都来当法官，还可以当首席法官，甚至还可以当大法官。”

由于司法队伍的非专业化倾向，受过完整法学专业教育者与毫无法学专业背景者工作的时候难以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损害司法人员队伍的凝聚力。

三、解决建议

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这里，我们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讨论如何推进我国的司法公正建设。

（一）立法方面

1、提高立法效率。滞后立法表现为立法滞后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提高立法效率，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立法者的素质，立法者的素质较高时，立法者就能够高效率的完成立法任务，减少时间消耗。

2、立法民主化。立法民主化包括立法内容民主化和立法程序民主化两个方面，立法程序民主化已研究较多，这里不再赘述。立法民主化又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在范围上，立法确认的权利和自由越多，可以认为民主化程度越高，其次在保护方式上，立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方式越合理越有效，可以认为民主化程度越高。

（二）司法方面

1、保障司法独立。保障司法独立要从司法系统独立和法官的独立两个方面进行保障。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的制约，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特别是司法与行政之间没有实现相互的独立，司法系统独立，要求机构设置独立、人事任免独立和财政独立三个方面。首先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科学完整、独立统一的司法系统机构设置和管理体系，明确法院系统的机构设置和人员建制独立于行政体系，不受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其次在人事任免方面，要切断地方法院、检察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在人、财、物上的联系，实现司法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体制，在严格执行司法官员任职资格基础上改革现有的司法官员任职办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换和调动司法官，使其能够在司法活动中抵制外来干扰，真正做到保持独立和公正。最后在财政方面，必须切断财政独立者对司法机关的潜规则影响和制约，在财力、物力等司法资源上实行中央统一预算配备。

2、培养司法工作者的法律人品质。法律人的品质不仅包括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还包括要求其具有法律思维。法律人的职业素养，对于一个法官来说，他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适用法律是他的神圣权力，也是他的尊严职责，这一权力不容侵犯，这一职责也不容推卸。法官不能借口司法权的独立行使而以自己的意志来取代法律意志，当法律明确之时，必须坚定不移的以法律为准绳，当法律不明确时，必须小心谨慎的对其作出立法目的的解释。另一方面，法官也必须毫不动摇的捍卫他的独立，以对抗外来的非法律意志的干扰。作为一个法官，必须毫不动摇的把法律意志贯穿到案件的判决当中。作为一名法官，必须拥有正直、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品质。另外关于培养法律人的思维。法律人的思维是一种独特的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逻辑，是司法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法律人的思维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特点：一是权利义务的分析模式，作为法律人，在评判一切事物的分析过程中，必须坚持权利义务的分析模式。二是合法优先性。司法活动并非是科学研究，其追求的最高理念不是真而是合法，当合法性与客观性发生矛盾时，法律人是忠于合法性而非客观性。那么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必须经过训练具备这种权利义务的分析能力和忠于合法性的品质，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维护司法公正。

四、结语

司法公正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司法公正 法律监督 司法不公

司法公正是指对案件进行公平的审理和作出正确的裁判,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受到的质疑也是较多的。尽管我们说司法不公是个别现象,并非如有人所渲染的那样严重,但也绝不可小视。基于广大老百姓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他们心中的司法公正更多的是看审判的过程及判决的结果公正与否,故本文从审判阶段谈谈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造成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以及作为检察机关,我们应如何创新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如何加大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查办力度。

一、当前司法活动中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

(一)性质相同的不同案件,判决的结果不一样

按照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要求,同样程度的犯罪就应该受到同样的刑事处罚。只有同罪同罚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才能让大众对法律信服,法律也就更加具有威慑力。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也有时会出现。比如,涉案金额相同的同一起开设案件中,主犯判的反而比从犯轻。深入探究其原因,发现判处相对较轻的主犯缴纳了相对巨额的罚金,而另一个则无法交纳那么巨额的罚金。已交纳罚金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是司法不公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现。法院的这种判处在法律上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从当事人方面看就是一种严重的司法不公。而在检察机关的角度,这样的情况有时会存在的,如果都提出抗诉,以后的工作就很难协调,所以很多时候只能是同法院协调处理。但是这种裁判,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恶劣,以致于社会上很多缺乏法律知识的人认为犯了罪只要交纳了罚款就可以免于坐牢,没法交上罚款就应该坐牢。这和法律惩罚犯罪的目的不相符合,使法律的权威性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大打折扣。

(二)以罚代刑的问题特别严重

按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处以罚款,并不能代替犯罪嫌疑人的刑罚。但是审判实践中,有些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处以罚款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说前一部分中的案例说明交纳罚金就可以轻判的话,那么以罚代刑就表明如果交纳罚金就可以免除处罚。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罚款是不能代替刑罚的,因为罚金是一种经济制裁,主要适用于经济型犯罪、财产型犯罪等,所以以罚代刑是一种违法的现象,但是实践中却屡见不鲜。

二、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一)司法体制制约和妨碍了司法公正

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原则尽管已被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但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及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颇深,究其原因是法院的人、财、物由同级政府管理的体制,使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有时法院不得不曲法申情,使法院利益地方化、司法权力地方化。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将法院看做自己的一个部门,并且强调绝对要服从党委领导,形成了该地的“党”的领导绝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的普遍公务员管理化,继而形成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淡薄,这无疑是司法不公最客观的外部因素,司法体制固有的弊端使司法权难以真正独立,如不进行变革,要做到司法公正,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如纸上谈兵①。

(二)司法观念滞后影响了司法公正

司法观念是司法人员内心法律新年和对某些行为法律评价的总和。以往的刑事司法理念是有罪推定和疑罪从优。震惊全国的湖北京山县佘祥林涉嫌杀妻冤案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检查,主要是在这一理念影响下形成的,疑案存在有两种可能,可能是犯罪,也可能是无辜。而且当证据证明到相当高的程度,会出现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没有作案、大于无罪的情况,但是定案时,必须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否则,应视为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这和传统思维似乎有冲突。不枉不纵是一种理想和追求,处理案件时可能难以两全,但是好人是绝对不能冤枉的,如果佘祥林的案子从进入司法程序开始,能够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起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恐怕就不会使佘蒙受了11年的不白之冤和牢狱之苦了。

(三)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的弊端也影响了司法公正

尽管我国程序法律规定了回避制度,但这仅仅是审判程序上的回避,并且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发挥了作用还存在很大疑问。法官在熟人关系中处理案件,面对的是血缘、家庭、亲情乃至上下级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关系组成的网络,继而形成了庸俗关系学的强大冲击力,再加上我国成文法中高频率出现的弹性条款、弹性幅度,熟人让你网开一面的关照关照,即使是包公在世,也很难过这人情关,无疑使相当一部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在审判权的运作上实行的是首长层级审批制,运行环节过多,职责不明,责权利脱节,使裁决结果的主观性、任意性增大,造成审案不判案,判案不审案,独立审判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形成了领导说了算的“人治”体制②。

(四)社会现状制约了司法公正

一是法院自身困难不能解决,办案办案条件不能改善,特别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官待遇低下,地方财政无法全部解决其经费,一些法院用下达办案指标和诉讼费收费指标的方法,通过创收来弥补,于是乱争管辖权、多收费、乱收费的行为蔚然成风,使司法活动商品化、庸俗化,于是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③;二是法官置身于社会的大环境中,也要受到各种思想的侵扰,她们的家庭生活、子女就业等问题使之不容回避,在目前司法体制和社会环境中,她们很难不托朋友,拉关系,寻求帮助,于是便有了“三案”,有了“执法犯法”,司法不公也应运而生。

三、如何完善检察监督权

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唯一法定的监督机关,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众所周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形式是通过具体的办案行为来实现的。它不同于人大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应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但在现行立法中,关于检察监督权尚有不尽完善之处,导致检察监督权难以全面行使,作为一名在基层从事执法实践的检察官,笔者想就此谈几点建议。

(一)立案监督权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7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与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是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由于该条款规定的不尽完善,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仅到此为止。当然在实践中,大部分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都能迅速及时的立案侦查,但是也有个别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并不立案,对此,按照我国现行刑诉体制,公、检、法三机关分工的原则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并非是领导和指挥关系,因而导致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通知立案拒不执行后检察机关束手无策,检察机关的立案通知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当然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立案通知书不立案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立案通知持有异议,对此建议在第87条中增加复议或复核程序,由公安机关向作出通知决定的检察机关提请复议或上一级检察机关复核,复议或复核后维持原决定的,公安机关应无条件立即执行;另一种情况是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而其他因素拒不执行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决定的,建议由人民检察院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商请同级公安机关指令下级公安机关立案,从而使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落到实处④。

(二)侦查监督权及刑罚执行监督权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以及刑罚执行的监管改造行为的监督权,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是以口头或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形式来监督的。同样,大多数公安机关或监管改造场所在接到检察机关的通知后都能自觉纠正违法行为,但个别地方还是出现了“你通知你的,我的”的现象,因为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此规定都是到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为止,而没有下文,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的约束制约机制,从而使侦查监督及执行监督显得苍白无力,出现了“纠而不正”的现象,如刑事诉讼中的顽症——超期羁押,在前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检察机关虽然多次纠正,但都没有得到有效遏制⑤。究其实质,还是现行刑事诉讼体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及执行监督方面对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所以建议立法在刑事诉讼体制中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约束制约机制,使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及刑罚执行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充分发挥检察权,使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三)对法院审判活动监督的完善

一方面要加强监督的及时性和权威性,对法院的违反程序的行为要当庭指出,如法院拒不接受建议,检察官可以主动退庭,要求延期审理向本院的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汇报,寻求解决途径,而不能任由违法的诉讼活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将自诉案件和书面审理案件纳入审判监督的范围,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这类案件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避免造成监督空白。再次,可以在法律上规定检察机关拥有向人大提起弹劾权,如审判人员拒绝纠正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向人大提起弹劾,建议撤销其审判员资格。

以上笔者分析了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以及如何创新和完善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机制,下面就简单谈谈如何加大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大家知道,很多司法不公的背后藏着一条见不得人的“灰色交易”,正是因为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对这个案件作出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他能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等,才会让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司法工作人员丧失道德、不顾政治生命、不顾肩上责任,铤而走险,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进行打击。

要广辟案源渠道。要认真受理和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从中筛选一批线索。一般来说遭遇司法不公的当事人是相对比较弱势的,他们无权无势,所以在遭遇不公的情况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有关部门控告,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所以有关部门接到这样的举报和控告后,一定要认真审查与核实,有必要的话,直接与当事人对话,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发现情况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存在的话,缜密开展初查。初查线索要制定初查方案,讲究初查策略,选准突破点,把握立案时机,适时立案,努力提高初查成案率,防止线索流失。

注释:

叶静.影响司法不公的因素.法制日报.2001年8月2日.

司法公正范文第8篇

先来看一个案例：甲方在本地开户银行存款450万元作为保证金，开出银行汇票，同乙方做钢材生意。后该汇票从乙方转到持票人丙方的手中，丙方在外省向另一家银行申请贴现。汇票贴现之后，贴现银行向出票银行发来收款委托书。但是，出票银行暂未付款。理由是：出票银行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甲方与乙方经济纠纷案件，查封了该汇票，法院做出了《民事裁定书》，撤消了贴现银行对该汇票的权利，并将汇票的保证金划给了甲方。看到这类的裁决书，笔者难以理解：该地方法院和该法官办案好像没有了“底线”。为什么会给人造成这种感觉呢？因为这个除权裁定书失去了基本的公正标准。就好像下面的情况没有多少区别：假如甲方住在旅店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双方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做出裁定，判决乙方败诉，而且，还判决酒店无权向甲方收取房费。再如甲方在饭店用餐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了纠纷，甲方到了法院。法院裁定，乙方败诉，并且，还裁定饭店无权向甲方收取餐费。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有出租车、飞机航班、商店等。更何况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在市场上等于现金，银行对汇票的贴现等于贷款，该法院怎能将银行对借款人收回贷款的权利除掉了呢？这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该法院应该是知道的。 据说，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纠正了该法院的裁定书，要求撤消对贴现银行除权的裁定。但是，保证金已经划回给了甲方，甲方由于经营状况不好，已经没有偿还能力。该法院无法再将甲方的资金执行划转。由于该法院的除权裁定，造成出票银行对贴现银行要履行垫付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该法院面临行政诉讼。法院败诉后，将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由于该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赔偿，所以，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也可能不理想。

二、什么是公正的“底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稳定发展的势态。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有许多生产要素起作用，也有政府与社会综合要素起作用。其中，也离不开我国司法对经济发展中的稳定与保障作用。对于这一点，国际早有公认。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联邦法官的波斯纳先生，在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次讲演中，举出中国与印度司法比较。他认为，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印度司法人员受英国普通法训练，司法经验连续，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中国司法人员法律训练恢复时间没有印度长，司法经验也积累不多。但是，中国在近20年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印度，这说明中国司法对经济发展是促进的。[2]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法院审理的一些票据案件过程中，司法公正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一些不尽如人意个别案件，被媒体公布后，就会给社会大众一个明显的感觉：似乎一些司法机关或法官做事，没有了“底线”？

什么是司法公正的“底线”呢？笔者采用“底线”，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司法办案要具有的最起码的程序标准。假定将司法公正性分为两个级端：“0”代表能够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最低公正的程度，“1”代表被社会接受的最好的司法公正的程度。[3]在“0”至“广之间，可以分为若干个级别。这样，”0“就是司法公正被社会接受的”底线“。低于”0“，就出现负值，就没有了公正的”底线“了。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当我们谈论司法公正问题时，大家都是在这条”底线“之上，也就是在”0“以上的基础上讨论公正问题的。司法公正用”0“来衡量的话，”0“表示的公正”底线“，就是司法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司法活动不能越过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会突破”底线“。

三、研究“底线”问题的重要性

研究司法公正的“底线”的问题，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对市场经济稳定与发展有意义。例如，上述案件引起的潜在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首先，该案涉及到我国国有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问题。由于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大，被市场认同的程度高，如果案件处理不当，对我国商业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会造成重大损害。[4]如果人们不敢接受银行承兑汇票的话，市场中的大额交易，就要被迫退回到使用现金，退回到用旅行袋携带现金的年代。其次，该案还涉及到银行结算体系稳定与安全。如果在一般民事案件中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涉及刑事问题）的情况下，将贴现银行对汇票收款权利除权，将对银行结算体系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通过这个案件，有必要研究突破“底线”现象反映出的内在原因。特别要研究在 司法制度设计上，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与突破“底线”现象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四、为什么会突破“底线”

从逻辑上推理，有两种可能的推定。第一种推定是，该法院或该法官不知道他们的除权裁定书超越了诉讼界限。另一种推定是，他们知道超越了诉讼界限，硬是要这样做。

按照第一种推定，该法院和该法官不知道这种裁定书超越诉讼界限。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了，解决这个问题也相对容易了。我们可以通过业务培训，学习有关银行专业知识，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就可以解决“不知道”有关的“底线”在那里的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个推定难以成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学习材料，地方法院也组织了学习。所以，推定该法院或该法官“不知道”，就难以成立。另外，即便是个别法官出于万一的特例，真的“不知道”的话，出票银行也可以对该法院和该法官做出解释。银行直接向法院说明情况，这是最直接的信息传达。如果该法院或该法官在已获得有关金融业务信息的情况下，硬要做出这样突破“底线”裁定的话，就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了”。所以，第一种推定不能成立。

按照第二种推定，该法院或该法官“知道”这样做是超越诉讼界限的，后者他们不听银行的解释，硬做出了这样的裁决书。这个情况反映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解决问题也不容易了。因为，明知故犯只能说明该法院或该法官，可能受到某种利益驱动而为之。笔者有三种推断：第一，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干预，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该法院才发出这样的裁决。第二，该法官被甲方当事人“寻租”，只考虑甲方的利益。第三，该法院被甲方“寻租”，为了法院“单位发展的利益”，而发出这样的裁决。无论上述何种推断，利益驱动竟然可以使该法院和该法官超越司法程序，超越诉讼界限，超越《票据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案件。这说明在该法院或该法官心目中，有比“司法公正”更重要的东西。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便是：地方的利益，或者是法院“单位的利益”，或者是法官的“个人利益”。

为什么这些“利益驱动”会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我们的司法制度设计，司法公正是最基本的要求，制度要设计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惑法院或法官偏离公正，而追求其他利益。当我们检视我们的司法制度设计时，不难发现，我们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给地方政府的“地方利益”，也给法院的“单位利益”，又给法官的“个人利益”留下了空间。由于存在这个空间，在现实中还存在司法过程容易受“地方行政化”干预的特点，也存在着法院在办案过程中，考虑“单位化”，而不考虑制度化的可能。还存在着法官考虑个人利益的盲区。

五、司法过程的“地方行政化”

“行政化”源于政府的行政。由于政府行政任务的特点（保证市民最起码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政府必须要在追求行政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被本地社会民众接受的程度。在任何国家，行政权力不仅是纵向的，而且还是很大的。行政权力之所以不会被滥用，因为它要受到司法权的监督。如果行政机关可以干预司法的话，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就是一句空话。司法机关的权力也要受到监督，才不至于被滥用。司法权一方面要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到司法程序的约束。由于司法机关的任务，不同于政府机关的经济任务[5]，社会公众对政府与对法院的预期也不同。所以，司法机关不能被地方政府的“行政化”来干预，更不能在这种干预之下处理跨地区的合同纠纷案件。否则，就没有司法公正可言。我们现在所说的“依法治国”，也是指依照法律程序基础上的程序之治。

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司法“行政化”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司法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法院财政预算的“依附性”，导致各级政府或个别行政管理人员，具有干预司法程序的可能性，政府干预使司法偏离公正。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我国的司法财政预算不独立于地方政府管辖，这个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司法受地方政府干预就会不断发生。司法财政预算独立于地方政府行政，是解决司法“行政化”问题的根本。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下中等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所以有人认为，司法财政预算独立于地方政府行政预算不现实，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比较实现。其实，经济发展是一个制约司法公正的客观物质条件，但是，我们自己的观念，也许是一个更大的制约因素。我们受到观念的限制，比受经济条件限制还要厉害得多。许多国家人均GDP水平比我国目前（800美元／人均）还低，[6]但是，它们就已经将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独立于地方政府行政预算了。

六、法院的“单位化”利益

这种倾向在我国表现为司法机关发展的“单位化”。在我国，暂且不论法院，其他企事业单位也有一种自身完善的“单位利益”。由于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缺乏市场信用与合同机制，企事业单位都发展成为“大而全”或“小而全”的模式。现在回过头看过去的历史，不难理解“单位”自我发展，在制度中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合理性”。

“单位”自我完善的利益驱动，可以从各个单位的办公楼、单位的食堂、单位在郊区或风景旅游区的培训中心、单位的班车、单位工作人员的宿舍楼、单位的医疗设施、单位离退休人员的待遇的差别中表现出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化”现象，本质上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虚”和“使用权实”的原因造成的。由于国有资产分配给了一个单位使用，其他单位就无法再使用了。所以，各个单位都会从本位利益考虑，更多的占有国有资产的使用权。这些被经济体制改革称为“企业办社会”的现象，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单位“后勤社会化”，已经成为改革的发展趋势。单位“住房货币化”和“乘车货币化”改革后，我们的“单位”已经从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单位控制国有资产使用权的程度。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单位化”还在一些领域保留着，例如，单位内部的“小奖金”或“小津贴”，单位的办公楼与设备，还存在着“单位化”差异。在这些单位物质要素的开支中，有的是国家预算的，也有一部分并不是国家财政预算的，或者超出了财政预算，或者从来就不列入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这些“单位预算外开支”，只能归人政策允许的收费分成或提留，或者单位自己“创收”，甚至，也有外界的“寻租”收入。

目前，一些地方法院也存在着“单位化”倾向。在处理案件中，有一些法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也可能会做出超越司法程序的 事情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没有“底线”的裁定书的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机关的“单位化”问题，就要从大幅度提高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为前提，采用充分的财政预算，并采取制度化的硬约束，不允许司法机关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创收”。

过去有句俗话，说“客不修店，官不修衙”。现在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客不修店，官要修衙”了。因为，如果官不修衙，就可能永远没有人为你修。衙门长时间都是那么破，破到里面的官都会感到没有尊严。情况到了这种时候，官自己也坐不住，干脆自筹资金，动手修衙了。法院的办公条件的改善，大概是在其他政府机关改善运动之中最后得到改善的单位。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建“楼、堂、馆、所”，地方单位的对策是，改为建“培训中心”。当其他政府机关办公条件差不多都改善了，法院大楼就显得太不象样了。于是，法官也坐不住了，改善法院办公大楼在各地兴起。法院大楼改造的参照的物，一般不是地方政府的办公楼，而是外国法院大楼。当我们的法院办公楼建好时，标志着司法机关的地位应该受到尊重的时候，法官的尊严应该得到维护的时候，司法程序正义的象征应该得到树立的时候，司法就一定会公正吗？从逻辑上似乎推导不出来这样的结论。相反，在这些物质条件改善后，如果某些个别法院或个别法官在审理案件表现出超越程序，超越法律，超越诉讼界限，办案没有了“底线”时，上述一切尊严和象征意义，就都会在社会民众心目中荡然无存。这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借鉴外国法官说的那句话：“只有个案的公平，才有司法制度的公平”[7]和“看得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8]

七、司法制度设计不完善之处

在谈到司法公正的时候，首先要看司法制度的基础是否公正？司法制度基础是司法制度的设计。制度设计的公正性是日常司法运作公正性的前提。反之，如果司法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不公正的因素，司法运作的公正性就难以在实践中体现出来，或司法运作的公正性，就要被打折扣。

我国目前一些司法运作中出现的法院“地方行政化”、法院发展的“单位化”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制度设计中存在不公正的因素。

谈到司法制度的设计，可以分为两方面问题来谈。第一个问题，是在法院类型的制度设计中，存在不公正的情况。第二个问题，是在法院与地方政府财务预算的制度设计中，也存在不公正的情况。

先分析第一个问题，按照目前的司法制度设计，当事人双方属于不同地区的合同纠纷案件，简称为跨地区民事纠纷案件，是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来审理。由于资金的稀缺性，[9]这个地区的法院就会受到本地区政府的行政干预：本地政府多数不希望本地的资金流到外地去。因为，本地企业的大额资金外流，对本地经济发展和就业都不利。在这种背景下，本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司法时，外地当事人就会感到受到了“地方保护主义”不公正待遇。在我国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许多措施，[10]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际效果都不明显。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会事倍功半呢？其根本原因还是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不公正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制度设计中的不公正问题不解决，采用其他措施来解决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在司法制度设计上要体现公平。例如，考虑设立“跨地区法院”来审理跨地区民事纠纷案件。换句话说，就是将目前的一类法院分为两类。一类是地方法院，另一类是跨地区法院。地方法院，受理原被告双方同属一个地区（省）的案件，跨地区法院专门受理原被告双方不属于一个地区（省）的案件。设立跨地区（省）法院，直属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跨地区法院审理跨地区的民事纠纷案件，“地方行政化”干预的情况就会减少了。

可能有人会认为，设立“跨地区法院”依然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干预的问题。因为，法官们都有地方的背景，因此法官还是有可能与某一特定地区有关联性。所以，还可能受到法官个人与地方关联性因素的影响，依然可以导致审理案件的不公正。是的，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干预的影响比原来小得多。因为法官个人的地方关联因素的影响，比起法院整体上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程度上和制度设计上，还是要小得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地背景的法官在一起，在“跨地区法院”中工作，他们之间的地方关联性也会互相对冲掉，影响案件公正性的程度还要减少。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这样的例子，当事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来打官司，人们几乎不会感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每个法官都有不同的地方背景，但是，地方关联因素都被互相抵消了。设立“跨地区法院”的制度设计，在美国和德国等联邦制国家已经有许多经验的积累。[11]我国虽然不是联邦制国家，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土面积与人口规模这样巨大，地方经济发展又不平衡，东西南北文化差异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在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行政设计的体制下，也可以借鉴“跨地区法院”的制度设计的经验。我国司法制度设计的修改，不是不可以，而是必然要调整的。改革是必然的，问题只是改革的方式、程序与时间。

笔者再来分析第二个问题。我国司法制度设计中的另一个不完善之处，表现在司法预算不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行政预算。在我国，行政政府强，立法机关弱。这个现象在目前虽然已经比20年前大有改进，“强政府，弱人大”现象的改变，还将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12]在这种改革的过度时期，司法机关的预算，就必然受到政府的影响。我国的法院，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外，大部分属于地方法院。所以，地方法院预算的大部分来自于同级的地方政府财政。地方法院预算中的小部分，来源于上级法院拨付的一部分诉讼费，还有更小的一部分属于规费收入。因此，由于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方法院的预算也呈现出地方的不平衡性。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大城市的政府预算多，这些地区法院的预算也相应较多。反之，在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那里的政府财政收入少，当地法院预算也相应较少。所以，笔者看到各地法院的办公条件差异是比较大的。甚至，各地法官的服装，也不能够在短时间内统一换装。在过去，在我国少数经济欠发达的个别地方，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少的原因，不但拖欠乡村教师的工资，个别县法院法官的工资，也曾出现过打“白条”现象。可见当时地方法院财政状况的差异之大，现在由于经济发展了，法院的财政状况比过去好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预算制度的设计，必然依赖地方政府的因素。地方政府解决地方老百姓吃饭问题，所以，涉及到资金外流时，地方法院就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由于法院预算的地方性，在地方预算不充足时，法院的发展也就会出现，不得不依靠本单位的积极性。自己动手，改变环境的思变心态，促使法院发展的“单位化”倾向。结果就会出现，地方法院的司法非但不能独立于地方政府，也不能独立与“本单位的利益”的考虑。如果法院具有本单位的利益，当事人到法院的“寻租现象”就不会消失，“寻租”的效果也必然在法院审理案件中表现出来，就会给没有“寻租”的当事人留下司法不公正的印象。如果在司法制度设计中，由于预算依赖于地方政府，而且依赖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会给法院的“单位发展”留下了可以理解的“自己动手，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空间。而法院的“单位化”利益的考虑，加上当事人“寻租”，必然影响审 理案件的公正性，法院司法公正性的砝码，就会在“寻租”的引导下而偏差。

结论：

分析到此，笔者可以得出理论的，并且符合逻辑推导的结论了：没有“底线”的个别司法现象之根本原因，是由于司法制度设计中存在不公正之处。尽管今后还可能会遇到本文开始的那样的没有“底线”的案件，但是，笔者认为社会并不应该过多地责怪该法院，也不应该过多地责怪该法官。因为，在司法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陷。当一个案件的处理被社会认为低于“0”的“底线”时，如果从表面上分析原因，要么该法官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要么该法院考虑过多的“单位利益”的影响，要么该法官个人受到了当事人“寻租”的影响等，这些都是外表的现象，而非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还是在于司法制度设计中存在不公正的情况。

司法制度设计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必然出现问题。如同大桥设计本身有问题，施工再好，维护再好，时间长了，问题总会暴露出来的。现在的一些媒体正在以案说法，总是听到记者在责怪某个法官，或责怪某地法院。笔者认为，这些报道除了激起读者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而外，没有太大的作用。司法公正的真正“底线”，不完全在于法官的素质，也不完全法院自身的工作，而在于司法制度设计的公正性。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国已经正式加入WTO，国内司法制度设计的公正之处，不能再用“中国特色”或“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做过多的解释了。国内司法制度设计的公正性，不完全依赖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特色，而在于制度设计被全世界公认的科学性、民主性及程序透明性化。就像世界杯足球比赛规则，或乒乓球比赛规则，参加比赛的所有队员、所有裁判员和全世界亿万观众，当他们普遍认为比赛规则是公平的，是在“0”的底线以上的，这个规则才是公平的。

司法制度设计也同足球比赛规则有相似之处：当各级政府、市场参加者、法官、以及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是法院处理的案件是公平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才是公平的。司法制度设计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

司法公正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民意 司法公正 民意和司法的碰撞

杀死马走日的是民意，而民意是被向飞田操控着的。――《一步之遥》

民意本意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司法范畴指民众对法院个案以及判决的意见。近年来网络成为人们最快捷最广泛的交流平台，新闻媒体是一种追求点击率收视率的“超大号扩音器”，他们报道有冲击力、吸引人眼球的东西，但这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他又是可以引领舆论走向的。民意有时可以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定，有时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成为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公正指公平、正义，在司法范畴更能体现其意义，法律上的公正分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的核心是司法独立，也叫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公正是刑诉的价值范畴，裁判中立是刑诉的结构。在我国有司法独立原则，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刑诉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一、民意下的案件

林森浩该不该杀？2013年4月25日林森浩被批准逮捕，案件第一次被暴露在公众视野，国内叫的上名的新闻网站、电视台基本都对此进行报道，内容从案内到案外，而法院13年11月才对案件进行审理。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网站新浪网13年5月3日对此事的报道标题是“复旦投毒案：死者两次换寝室后与凶手同住”。下面共有1500多人参与评论，其中百分之九十九说要人凶手抵命之类的话，在众多附和中我看到一条评论说“题目显然带有污蔑性，还没审判呢，怎么能叫凶手，这是诽谤”。中国的法律还是有希望的。法律规定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定为有罪，向新浪网这种做法的还有很多网站，推动了民众本来就有的那种“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理念。案件二审时律师提出两个疑点：关于黄样的死因。重要证据毒物。黄洋喝了一口水吐出来半口，这剂量有多少能不能致人死亡？是不是治疗是因为查不出病因乱用药物引起的肝炎爆发？黄洋以前有没有患肝炎？他的入学体检表缺失这个以无从得知。关于林森浩投毒，注水稀释，加了多少水？这个浓度能不能致人死亡？关于毒物的质谱图为什么没有提供？那条神秘的短信为什么不挖出来？是不是林森浩发的？还是真凶另有其人？林森浩是有罪的，但罪不致死。民众的围观，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这民意无形中给断案者带来压力，一审判死刑立即执行，二审还是死刑立即执行。

呼格案、念斌案、吴英案等由于法律工作者、民众的关注和呼吁，在程序上最终的到公正合理的结局，他们有的已经被执行死刑多年，正义会来，只是太晚，。民意此时是正义的公平的，但有人说改判那是因为最高院想翻案，不想的根本不会爆出来。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这种民意是我们我们需要的。

二、民意和司法公正的碰撞

门外汉与法律人的碰撞。大众基本都没有经过法律的专门训练，他们的法律知识多是在新闻、法制节目和电视剧中得到，而这些是比较片面的。民众本身也有中国自古那种以命抵命的思想，是一种客体归罪的体现。在法庭上，法官是经过法律训练，对案件从法律要求的角度进行判案。就像法官不能当足球裁判员，他知道球进了，却不知道球员是不是越位了。法官和裁判员的角色是不能乱换的。

眼前的事实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碰撞。民众获取案件的渠道是间接的媒体渠道，真正去旁听的少之又少，了解的案件是片面的，是自己眼跟前的，凭借着一星半点的了解所做出的判断也是不客观的，民众往往带着一种主观的偏见。民众注重的是自己眼睛里的真实，但眼睛有时也会骗自己。法官最求的是“法律真实”，以证据为核心，通过证据揭示案件事实，尊重刑事诉讼程序，在认定实体的事实标准下，程序也要独立、公平、正当。民众和法官之间定案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那么由此产生的结果也会是大相径庭的。

感性与理性的碰撞。感性一般理解为：凭感官认知的、基本是由个人情感决定、并未做深入思考基本凭第一印象判断。民众由知识水平、价值观念对案件作出多是情感上的评判。司法要求司法独立、程序合法，思维方式是理性的，和逻辑的法律推导得到确定的判决结果。在这过程中“证据”发挥核心作用。大众最容易被煽动，容易被某些人某些媒体而影响，有些像“羊群效应”，跟随着做群体一致的行动。

民意的热情围观与司法独立的碰撞。大众、媒体会把一个话题炒到最高点，在案件中法官遇到这种情况会无形中受到压力，断案不听民意造成民愤，上级追究责任生活上受人指指点点，争论本身就会让人产生否定的想法，一个人说你是神经病，十个人说，一千个人说，到最后你都自己相信自己是神经病了。案件为判断前，媒体、法学家时常会预测定什么罪判多少刑，这是不是对司法的干预呢？司法独立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民意干涉司法比公权干涉司法光彩不到哪去。

民意司法与民意干涉司法是不同的，与司法公正命运有关。司法需要民意，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一种民意审判的方式，他的公正性来源于审判时的封闭，审案期间不能回家不能见任何人了解不到外面关于此案的一切，他们只见证据说明的事实，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杀一个。怎么处理好两者的，首先一定要坚持司法独立；合理构建民意与司法沟通的合理机制，拒绝、阻挡在当今社会是行不通的，民意监督司法是历史的必然，司法机关要做到信息公开，法官要转变思想不要受舆论影响，凭法律真实定罪量刑。对误导民众的不实报道要加以规制，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监督法官是不是公平断案，有没有违反程序上来，这样能把民众感性的结果判断转变成监督、辅助司法的理性判断。

司法公正范文第10篇

司法人员正确适用法律、法规是司法公正最基本的含义。人们对我国司法现状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司法人员不能在实体上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在裁判过程中不能够保持中立，没能做到程序公正这两个方面。导致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部分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谋求私利是其主要的原因之一，但外界的干预和干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干预是具有权力属性的外部力量对具体司法人员的控制作用，比较典型是领导们的“批条”。干扰同样是来自外部力量的作用，但干扰力不源于于某种权力，而是来自非权力关系的情感关系和其他关系。最典型的是“说情”。中国社会有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超人际关系”。几乎任何制度的运作都会遭遇到“人情关系”或“超人际关系”的“纠缠”。有时制度的实施也还需要这种“超人际关系”作为运作的“剂”。这种人际关系在很大成分上是一种人情关系，它建立在中国人特殊的人际意识、观念之上的。长期存在的所谓“后门”就是为有特殊人情关系的人规避政策提供的通道。有一件事很能诠释中国人的人际意识。众所周知，获得留学签证对想出国留学的人来讲是十分关键的，有不少人因为多次拒签而苦恼。在某省，想去某国留学的人们知道该国领事馆即将上任的总领事是一位华裔，顿时欢呼鹊跃，以为看到了曙光，因为是华裔，一些人便想大概中国人搞关系的种种方法对他是应该是有效的。而对前任非华裔总领事，人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通过中国人习惯的方法将其“搞掂”。

今年足球甲B多支球队涉嫌打假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足协“阎掌门”提出要重拳出击，严惩足坛腐败。但这同样遭遇“说情”的阻挠。“说情”是通过特定的人际关系实现“情”的传递，使接受方有感于“情”，而在行为实施时偏离法律、规则的要求。在司法运作中也是如此。受人际意识的影响，当事人需委托律师进行诉讼时，选择律师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是该律师与该案的审判法官或受理该案的法院的法官是否有关系。在诉讼中，寻找各种关系使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于自己更是常见的事。所谓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应是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揭示。任何人都处在一张无形的关系网中。法官也不例外。中国的法官要在这张网中做到中立裁判，恐怕是非常难的。有些“网”是历史或客观形成的，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例如同学关系，亲属关系；有的“网”是自己编织的，是基于人们相互之间的现实或将来的需要。对“网”的需求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非规则化所导致的。“网”的相互连结性能够使作为“点”状权力形成网络性的“面”的扩张，人们通过关系网络有效搜寻到规避障碍的路径，实现自己的目的。关系网的这种特性必然使司法人员难以做到中立裁判，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公正性。

关于关系网的这一腐蚀作用，人们都很清楚，并试图以强化司法人员的思想素质以抵御这种来自关系网的侵蚀。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我以为防止被关系网套住，是否可以尝试这样一种方法，即将司法人员与社会适当“隔离”，形成司法人员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圈子，应当尽量少参与社会活动，包括社交活动和不必要的政治活动，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从社会关系中适当脱离出来，从而走出关系网。数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费马大定理，即“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之和。”皮埃尔•；德•；费马这个数学天才并不是职业的数学家，而是17世纪的一位法官，他之所以有时间研究数学，就在于为了司法公正，当时的法国反对法官们参与社交活动，因为参与社会活动会使法官陷入人情关系之中。这样费马就把业余时间献给了数学（参见《费马大定理》，上海译文出版社，54-60页）。我注意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法官与社会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才使法官能够立于中立之地。所谓“距离美”大概也属同理。如何使法官和法院与社会（实际上是与其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位移”过程。“隔离”措施包括法院的非行政化、非地方化、非政治化、非工具化、财政独立化、法官待遇优越化等等。这无疑是一个关系体制、意识等多项调整的系统作业。首先法院、法官以及社会各方都要有这种“距离意识”。距离产生美，在某种意义上，“距离”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