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经济范文

传统农业经济篇1

关键词：农业经济发展；增长；转型

1 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在发展的第一个千年里，人口的增长平稳，直到公元960-1280年的宋朝时期，中国经济才出现了新的发展活力。首先在宋朝的人口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大约从宋初的5500万左右人口上升到宋末的1亿。其次，地区经济中心出现了转移，宋朝起初定都在人口稠密的开封，而后在1127年，由于北方有来自满洲的金人入侵，宋朝迁都至长江以南的杭州，因此出现了经济中心的南迁。长江以南水稻种植区的人口大幅度上升，而北方的重要性急剧下降。长江以南的人口在唐代（75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24%，而到12世纪末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60%。在13世纪末时，居住在南方的人口已经达到85%以上。宋朝统治者为了大力开发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方式引进了新的早熟稻种――占城稻，从而使得水稻的两季或三季播种成为可能，中国的复种指数从公元1世纪的汉朝0.6上升到8世纪唐朝的0.8，到宋朝时达到了1.0。

另外，在生产工具方面，宋代创造了“鉴刀”、“ 秧马”、“耘荡”等劳动工具，对于土地的开垦、插秧、田间作业等有很大的帮助，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在宋朝时期灌钢法、百炼钢法得到了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先进的耕犁得到普遍推广；唐代时的曲辕犁，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改进，制作更加精利。除此之外，政府对保护耕牛的政策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府鼓励民户养牛，并对耕牛进行保护，宋朝政府规定，民间不准无故屠宰耕牛，违者皆罚以流配。

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期至中期阶段，中国以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出现，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工具保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耕地租的制度又保证农民可以从税收剩余中获取少量的但稳定的积累，农村家族文化和士绅文化保证了乡村的经济稳定。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就鲜有突破性进展，最初领先的农业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接近其生产率极限。但是西方诸国在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条件下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建立发展现代农业体系，使得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传统农业经济的均衡

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在传统农业框架下，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产量是考察农业经济效率的基本要素。从1400-1957年，中国人口增长38倍，在557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395%；中国的耕地面积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率为0.272%。从总量上看，人口增长远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前者比后者多1.3倍。从速度上看，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比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率要快0.45倍。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时段中，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王朝在此二百年中从勃兴走向衰亡，距清立国仅44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的矛盾比较突出。

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下，人口增长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受到以粮食成本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的约束及相关税收影响。耕地面积除了受到一个国家疆域面积和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实际可耕地面积的约束，还受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产权关系的影响。如果把土地所有权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那么人口、耕地与粮食作物产业之间即可抽象为一种特定模式的投入-产出关系。在古典理论框架下，由于耕地资源稀缺且有限，受土地肥力递减律约束，一定单位面积的耕地只能供养一定数量的人口，一旦人口总量增长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就会出现“剩余人口”抑或“饥饿人口”，因而产生了马尔萨斯式的悲观预期。

但中国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透过历代王朝的更迭，历次农民起义和革命可以看出，在反复出现的制度变迁背后，中国始终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超稳态经济体。在人口-耕地关系中，二者不是一种互动关系，即人口多了就去开荒，耕地多了再增添人口的循环模式。在可耕地总量有界的条件下，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就增加的劳动人口的再投入会导致对耕地的开发利用从粗放（外延）扩大向精细（内涵）生产的转变，最终导致单位产出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人口-耕地矛盾的紧张与冲突。在技术不变的假设下，往往表现为在农闲时的劳动力闲置，而在农忙时则达到人尽其用的状态。

在中国的近两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关系中形成一种趋于静态的均衡配置，换言之，在传统农业经济约束下，尽可能的提升单位耕地的粮食产出。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开始到1957年，中国的粮食单产量一直在缓慢的稳步提升，在前期的370余年中，单位产量提升的速度最为缓慢；在中期的80余年中，提升速度加快，在最后的100年中，提升的速度最快。在整个长时段中，粮食单产的平均速度慢于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但接近于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农民在把荒地改造为良田的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的极大代价。也正是这种创造性劳动支撑着中国人均GDP在1400年之后的长期下降趋势中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保持超长稳定性的内在动力机制。

3 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在十四世纪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生产力水平都遥遥领先于欧洲，GDP总量大约是欧洲的两倍，人均GDP远高于西欧，截止十四世纪，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总人口的1.8倍，因此中国当时是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在14世纪以后，这一局面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单从人均GDP来讲，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欧洲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出198国际元，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落后于欧洲的人均GDP的大约30%。中国一直维持着传统农耕模式下的经济停滞，在人口增长了4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下的静态均衡模式。随着近代科技的勃兴，西欧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西欧人均GDP已经开始逐步赶超中国，到1820年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继而欧洲的工业革命随之全面爆发，欧洲的人均GDP在1820年以后以一个较快的速率上升。到十八世纪末，西欧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的2.5倍，使得世界经济实力架构出现逆转。西欧取代了中国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

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下，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等于农业生产，由此产生的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紧张和压力，迫使农民节约生活成本，维持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把所有可能的物质资本投入到土地之上。“这意味着增加一些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沟渠，一些用于耕作的牲口和工具，或农民已经用了几代的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对农业产量的增加帮助甚微，小到不能产生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收益率”。由此产生的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价值失衡，成为维系传统农业经济持续生存的巨大代价。

近代以来，由于国民对西方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的集体无意识，在长期封闭状态下老大自居，忽视或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及经济体制，对现存的传统农业体系和技术手段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世代坚守传统农业那么只有世代与贫困相伴随，这是理解传统农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基本出发点。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是任何一个现存的文明古国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通过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推进农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现代化。同时结构转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工厂”绝不是经济转型的目标，经济转型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或“幸福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2]张鸿武.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随机性趋同研究――基于综列数据单位根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08）.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4]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上海人民出版社.

[5]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上海人民出版社.

传统农业经济篇2

目前发展循环经济在工业方http://面强调得比较多，而在农牧业方面则有所不足。农牧业循环经济既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又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循环经济是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在发展农牧业上引入循环经济的理念，通过物质的循环利用，种、养、加产业链的有机结合，可显著提高各类农牧业资源利用率及生产出更多更丰富的农畜产品，同时还能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及避免对农牧业环境的污染，充分挖掘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生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潜力，使现有农牧业资源最大程度地循环利用，促进农牧民大幅度地实现增收。

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是解决农牧业资源浪费和农牧业的点源、面源污染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牧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与危害最小化，保证农牧业增产和农牧民增收的客观需要；是引导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由资源消耗型农牧业向资源循环利用型农牧业转变的有效途径。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牧区的基础工程，引导传统农牧业尽快发展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现代农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国农村牧区对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在农户实施的“四位一体”生态家园工程，在农户庭院有厕所、猪圈，温室内建沼气池，种植业促进养殖业，养殖业带动沼气建设，沼气供给农牧民生活用能，沼渣（液）供给绿色植物营养所需，成为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种模式。

为了大力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切实转变传统农牧业的发展理念，在农牧业生产中应强调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的统一，走优质、高产、高效、可持续的道路

二、加强领导，通力合作，把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摆上重要日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制订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创造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良好环境，借智生财、借财生财，促进农牧业循环经济的大发展，让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成为解决“三农三牧”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形式

（一）减量化生产形式

主要是通过提高利用率，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农用能源和其它化工类农用资料，或使用新型生产资料和技术来代替常规生产资料和技术。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其它农用资料，可以减少进入水体、土壤和大气的污染物。

（二）再利用运作形式

主要是指将废弃物能源化、肥料化和饲料化。比如，在生态农牧业综合开发中，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加上以沼气发酵为主的能源生态工程、粪便生物氧化塘多级利用工程，可将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和家畜排泄物能源化、肥料化，向农牧户提供清洁的生活能源和生产能源，向农田提供清洁高效的有机肥料。有机废弃物饲料化利用生态工程也是再利用运作模式的又一重点内容。

（三）再循环链接形式

一类是农畜产品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质量发生变化，不能按原有用途消费，可经过分类处理改变用途，既可减少农牧业通过最终产品向系统外输出污染物，又能增加可利用的物质与能源来源。如变质水果和蔬菜类可转化成肥料，次等粮食可加工成酒精。另一类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将农畜产品加工成环保农牧业生产资料，如可降解地膜、营养钵、生物柴油等生物产品。

四、打造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框架

转贴于 http://

如以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畜牧、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牧、水产加工循环经济链条；以林业及其加工业为依托的林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秸秆的综合利用为重点的秸秆循环经济链条。

五、构建循环经济型农牧业体系

（一）加快传统农牧业、资源消耗型农牧业向生态型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型农牧业转化

继续加大种养结合的比重，优化种养区域布局，加强农牧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循环利用，形成大农业内部良性循环，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投入的减量化，逐步降低农牧业的各类污染，积极推广农牧业清洁生产模式。

(二)种植业要建立立体种植、养殖模式

积极推广玉米、春小麦结合马铃薯、豆类、向日葵、胡萝卜等蔬菜组成的多种立体种植模式，改造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大力发展养殖业，通过过腹还田、直接还田、沼气发酵等途径，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率，

完成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

(三)畜牧业要以循环经济发展为原则，根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发展

牧区畜牧业，稳定牲畜头数，加强草原的保护，采取围建草库伦、划区轮牧、封育、以草定畜等方法，大力推行草原集约化经营，建设人工草场，改良天然草场，发展灌溉草场，多渠道增加饲草生产能力。农区畜牧业，围绕畜牧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粮草种植结构，在提高粮食单产、稳定粮食总产的前提下，不断扩大青贮玉米和优质牧草种植面积，在城郊区、水资源富集区、玉米集中种植区建立一批规模化的养殖场。

六、加快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的发展步伐，培植农牧业循环经济载体

(一)搞好循环型农牧业工业园区建设

制订农畜副产品加工企业聚集的工业园区发展规划，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农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内，实现有害污染物在园区内的闭路循环。

（二）做好农畜副产品出口基地园http://区建设

大力推进出口农畜产品的清洁生产，使农畜副产品达到质量、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七、进一步探索农牧业节本增效新途径，逐步实现粗放农牧业向精准农牧业的转变

（一）实施“藏粮于土”“藏粮于科技”战略，保持和提高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力，处理好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矛盾。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农牧业结构，加快优势产业带建设，发挥集约种植养殖优势，提高规模效益。

（三）推广立体种植和间作套种技术，不断提高复种指数，提高耕地的综合产出效率。

传统农业经济篇3

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建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中，使用"选精法"颇不少见。有关宋代江南亩产量的记录为数不少，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达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亩产量数字都列出来，总数还更多得多）（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县学田籍）就包含了114个产量数字。）。这些数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仅0.13石，高者则达5石，相差竟达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亩产量记载，从时间分布来看，北宋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别集中于南宋后期）；从地域分布来看，秀州（嘉兴）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苏州则多达110例。）。一些学者在研究亩产量时，通常是从这些记载中挑选出一两条，以此为据来推导出其结论。例如前引余也非对两宋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顾吉辰对北宋江南亩产量进行估计时，都只列出了一条证据。漆侠估计南宋太湖流域亩产量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据，兹可不论（注：漆侠在论文《宋代生产力的及其在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专著《宋代经济史》（第2、26、175页）中，多次说到太湖流域亩产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来源。查该论文的"中国封建各时期亩产量数字表"及该专著第135-137页的"宋代各地亩产量数字表"，亩产六七石的记录均只有一条（即政和7年明州亩产量的记载）。此条史料原文为"讯之老农，以谓湖（明州广德湖--引者）未废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这已明说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条史料说的是米还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关于南宋江南亩产六七石的估计依据的肯定不是这条史料。但究竟依据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据何而得。）。他又认为南宋江浙亩产五六石，而闵宗殿已明确指出漆氏此说所凭只有一条史料，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亩产五六石的记录在宋代史籍中仅此一见，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见到的最高产量记录（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0页。）。因此漆氏实际上是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余氏、顾氏等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漆氏《宋代经济史》中对田?租（特别是官田、学田田租）进行时所引用的史料来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从这么多的史料中挑选出一条，当然是使用"选精法"了。

"选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义信、大泽正昭等人所作的所示，宋代江南农业技术有多方面的进步。许多学者就是从这些进步中挑选出一两种，作为导致"农业革命"的主导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进。何炳棣、张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认为占城稻的引进引起了宋代农业革命（注：参阅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这些正是传统中国水稻品种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进后，导致了稻作向供水较紧的高田地区扩展，并引起农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又大大保证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从而成为过去一千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第一次长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时期的苏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传播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地区，占城稻对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已经明显（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节。）。因此，尽管何氏并未特别加以强调，但是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进，乃是引起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泽正昭对以往学界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所作的总结中，"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许多学者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相类的是漆侠对江东犁所起作用的评价。他认为"曲辕犁的发明，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两浙路所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曲辕犁"（即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所记述的江东犁）；"从北宋仁宗时候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吴郡志》都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耒耜经》，称吴地的'农器甚备'，为全国之最，无怪乎两浙路农业生产居全国首位了"。同时他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劳动力，因此"精耕细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产量既高且稳，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产区（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10、178页。）。由此可见，江东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假如真有的话）这样一个重大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极其复杂。从众多的原因中选出一两个来对这个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当然是因为有关学者认为这一两个原因是关键，因此他们使用的也是"选精法"。

尽管以上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种引入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但是如果对他们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面所列举的结论都十分脆弱。例如在亩产量研究中，我们并不否认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曾有过高产的情况。然而在于：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个别的高产记录都不难找到；但对于一个地区的一般亩产量的研究而言，这种个别的高产记录并没有多大意义（注：游修龄指出：一般而言，最高产量的记录往往是平均产量的3-5倍。见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的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凭一两个高产记录就能断言一个地区亩产量普遍很高，那么就会得出该地区的亩产量在几百年、上千年中都没有变化可言的结论来。就江南来说，早在孙吴时代就已有亩产3石的例子（折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注：据《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会稽钟离牧在永兴种稻田20余亩，以稻与县人，县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还牧。换算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米（换算标准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13页。），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学田、职田和官田上的绝大多数亩产记录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孙吴时江南的亩产量就已超过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亩产量水平了吗？可见，选取一两个例子作为代表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关于技术进步对农业变化的影响方面，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论也都同样经不起推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数学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这一重要技术进步而言，姑假定这种稻种确实优秀（这种稻种自身的问题在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被引种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够对宋代江南农业发生重大影响。从斯波义信收集的宋代江南关于占城稻的记载来看，当时占城稻主要是种在苏、湖两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种植非常有限（注：见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主编《中国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学际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120、122-124页。）。如果占城稻种植并未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就说有一个以占城稻引进为中心的农业革命，当然很难有说服力。同样地，姑假定江东犁确实是一种最好的或最先进的耕犁（该耕犁的缺陷在下面还要讨论），它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重大作用，也必须以得到普遍运用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们并未发现使用这种耕犁的证据（注：漆侠认为这种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证据是：《吴郡图经续志》和《吴郡志》都原封不动照抄了《耒耜经》，并称吴中"农器甚备"。但是《耒耜经》的有关文字在明清江南方志中经常被抄录，而据《天工开物》等史籍，我们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就很少用牛犁。因此抄录前人著作并不能作为江东犁使用的证据。）。宋代两浙地区所使用的耕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体形状者是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但这种耕犁在构造、大小以及牵挽方式上均与江东犁有很大不同（注：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不仅比江东犁小得多（只需一牛牵挽），而且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没有策额、压镵）。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因此宋代两浙耕犁显然与江东犁不是同一物（前者是否为后者的改进形式也尚难断定）。更何况楼璹《耕织图》中所反映的浙西山区的生产情况，与江南平原有颇大的差别（注：参阅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40-44页；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239、242、248页；足立启二：《宋代两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因此这种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还有待研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耕犁至今还不清楚，因此说江东犁的运用对宋代江南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选精法"将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因而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成分：倘若它所选出的那一两个例证经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整个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就亩产量而言，顾吉辰赖以得出"北宋苏州一带亩产米4石"的估数的惟一根据，是郏dǎn亶《水利书》中的一段话（注：此段文字为："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而闵宗殿已指出顾氏因未读懂此段文字而对其义作了错误的理解，所以根据这种误解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失去了根据（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漆氏说南宋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亩产高达5-6石，所依据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说的产量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版，第256页。）。而闵宗殿更已明确指出漆氏在此问题上是弄错了（注：闵宗殿《宋明表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令人不解的是，闵氏已于1984年指出漆氏的错误，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却依旧坚持上述错误。）。这个错误对亩产量评估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因为是米还是谷，二者相差大约一倍之多。况且这条史料已明说这是上田的产量而非一般产量。至于漆氏所说这一地区南宋时亩产达到6-7石米，如果依据的是关于政和七年明州广德湖周围七乡的记载的话，那么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更何况这条材料是否可靠，也还成问题（注：首先，该条史料已明说这是"讯之老农"，而老农又是回忆多年以前的情况。因此所说的亩产六七石谷不是当时可以查考的情况，而只是一种关于过去的传言。其次，南宋初期该地（广德湖周围）营田的田租，上田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侠对上田田租作过校正，见漆氏《宋代经济史》第312页）。换言之，当时该地上田亩产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亩产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说一般亩产量（六七石谷，折米约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亩产量高出3倍，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上情况亦然。关于占城稻，游修龄已指出：首先，古人关于占城稻的记述颇多紊乱不清之处，而近代学者在使用这些记述时并未从农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甄别，因此他们关于占城稻问题所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成问题了。其次，关于占城稻所起的作用，以往学者所论也有错误之处。占城稻的基本优占是耐旱和对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这两个优点对于低湿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农田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第三，一般认为占城稻还有一个重要优点--生产期短，并认为这个优点使得稻麦两作成为可能。但是把占城稻都说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确的（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姑不论此，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麦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时间早于夏麦的成熟时间，因此在同一块土地上，在麦未收割以前，决不可能整地、插秧（参阅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此外，大泽正昭也指出：凭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麦的品种（除传统的黄绿谷外），要进行稻麦一年二作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之故，《陈旉农书》并未积极提倡稻麦复种（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75-76页）。）。关于江东犁，情况也一样。这种耕犁一向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但其实用性究竟如何，则讨论不多。事实上，这种耕犁显然不很适合江南水田生产条件。首先，其规制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注：按照《耒耜经》中所说的尺寸，该犁长达2.3丈，比近代宁波一带使用的曲辕犁长出三分之一，超过今日河西走廊还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与唐代南诏地区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相近。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94页。）。在田块狭小的江南水田中作业，显然并不很实用（注：贾思勰说：若犁身长大，则转弯幅度必大，"回转至难、费力"（《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王祯则说："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业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王祯农书》卷二《垦种篇第四》）。）。其次，它在结构上也还有缺陷，需要加以改进（例如精简策额、压镵）（注：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而且，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注：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因此，既然占城稻、江东犁并不具有以往所认为的那些优点，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导致"虚像"的另一主要

为了避免"选精法"这种弊病，许多学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证据，以便对现象进行更全面的。而这里所说的"集粹法"，就是一种常用来替代"选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农业史研究中，"集粹法"在亩产量研究中运用最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从大量的亩产量记录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导出关于该地区平均亩产量的一般性结论。例如闵宗殿对宋代太湖地区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筛选，摒弃了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从比较"中间"的记录中挑选出了范仲淹、方回、陈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对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这些估计都在2-3石之间），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区亩产米2.5石的结论（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闵氏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例子，当然是由于他认为它们是较好的证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农业技术研究中运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见于梁庚尧对南宋稻作技术的研究。梁氏将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赵雅书、陈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农业技术各方面的进步作了综合，认为在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的稻作技术，大致包括以下：(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2)经过浸种、催芽、育苗等过程，然后才移植秧苗于田间；(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数；(5)中期排水，然后再车水入田；(6)重视灌溉，如水车的使用、灌溉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注：梁庚尧：《南宋的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页。）。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确实代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水稻栽培技术中最优秀者，由这些进步所构成的总体图像，是"精耕稻作技术已达于纯熟"。在另一著作中，梁氏又明确指出：南宋苏州农民，必须和江、浙、闽、蜀等地狭人稠地区的农民一样，投入大量劳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过之，因此到南宋晚期，苏州在精耕细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狭人稠地区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尧：《宋元苏州的农业》。）。因此他前面归纳出来的那种已达于纯熟的精耕稻作技术，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别是苏州）所普遍使用的技术了。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若逐一来看，却是出自不同地区。因此，梁氏实际上是将南宋各地出现的各种最佳单项技术集中到一起，作为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民所普遍使用的技术。由此可见，他所使用的方法，属于"集粹法"无疑。

从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选精法"看过分简单化的弊端。但是对这种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尽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力图选取具有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证作为分析的基础，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在亩产量研究中最为明显。例如闵宗殿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作估计时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极端性例子，但是对他所选取的例证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些例证仍然存在问题。首先，陈傅良、高斯德所言，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说的江南（或闵氏所说的太湖地区）的情况，兹可不考虑（注：陈、高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劝农文。而大泽正昭指出：宋代（主要是劝农文），说"浙间"、"闽、浙"，并不能说就是"浙西"（特别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东"。见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史研究》，第242页。）。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所言，分别是北宋中期苏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兴魏塘一带的情况。其中，魏塘是一很小地域，其情况在较大范围内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兹可从略。就苏、湖二州两个较大地域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时、同地记载亩产量的史料中，也不难发现与闵氏所用例证大相异趣的证据。例如北宋中期苏州的亩产量，范仲淹本人也说过中田亩产量为1石，乐全的说法也与此相同，而且还得到稍后熙宁八年记载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乐全集》卷一四《刍尧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戊午记事。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南宋后期湖州的亩产量，据比较具体而准确的13个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仅在0.6-1.9石之间（注：《两浙金石志》卷一五《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也就是说，更多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亩产量，都明显低于闵氏所选取的例子中所记载的亩产量。对于这些差异以及为何要采用高数而非低数，闵氏未作出解释。因此，尽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亩产量数字，但是他所选取的例证实际上仍然属于偏高的一类，因此其结论也难免会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在例证的使用上，还常常忽视所选例证的时空局限性。这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的农民，都只能使用一种具体的方法耕作，而这种方法常常也只适用于某一具体的地区。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精耕稻作技术，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还需要举出证据，说明它到底运用于哪个确切的地方。他说苏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含蓄地认为这种技术的运用以苏州最为典型，不过对此却未提供具体的证据。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梁氏所说的各项进步，可以发现有许多实际上与苏州以及江南并无关系。例如，使用耖的记载虽然出现于南宋初年，但仅见于楼璹在于潜县令任上写的《耕织图说》，尚未有证据表明其运用范围已超出了于潜县所在的浙西山区。在肥料的使用与收集方面，虽然从《陈旉农书》所记来看，南宋江浙肥料种类颇不少，肥料加工技术也颇有进步，但是《陈旉农书》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带"的生产情况，而与江南平原的生产情况有明显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追肥也只是耘田时将所耘杂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烂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至于农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献中也仅有一条记载，说的是南宋苏州农民捞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咏吴门田家十咏》中一首诗。）。而在北宋，甚至连这样的记载也未发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后面引用到《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记述来看，当时苏州农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进行休耕，并让洪水淹没田地，从而从沉淀下来的泥土中获得肥力。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产与使用技术的落后。据此，宋代江南农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其精耕稻作技术也尚未纯熟。足立启二、大泽正昭等的研究也证实：在江南"低田地带"，稻作技术仍然颇为粗放，与江南以西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带"所使用的、以《陈旉农书》和《耕织图诗》为代表精细稻作技术，恰成鲜明对比。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技术，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运用。如前所述，构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技术的各项具体进步，大多分见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个地方拥有一项以上的上述进步。由此推论，就一个地区而言，稻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也是由一两项具体的进步所导致的。这又回到了"选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选精法"和"集粹法"为何会导致"虚像"？

由上分析可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虚像"，很大程度上是"选精"与"集粹"两种方法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方法会导致"虚像"呢？

"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遍情况。

每位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的学者都相信其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这种含混不清，所以在选取例证时并没有一种真正的方法。这一点在亩产量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体而言，以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亩产量例证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1)根据某种成说（如"宋代农业革命"）来选取，(2)采取"中庸"的办法，或者舍弃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或将所收集到的全部数字作算术平均，然后采取中间的数字。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例如，如果是根据某种成说来取证，所选出的例证不免有先验性。结论在先，论证在后，自然很难做到客观。如果采取中间性的数字，则由于现存的古代亩产量记录存在的问题（如现存有关记录在地域分布与时间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记录本身的质量问题、今日对这些记录理解的问题等），所得结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实情况。正是因为上述方法难以选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亩产量时，往往也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客观的取舍标准。尽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围内的史料，而且主观上也都力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但事实上各人根据所选例证得出来的宋代江南亩产量却千差万别，从斯波义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达两三倍。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增长幅度的评估方面情况也一样：闵宗殿认为两宋时期江南亩产量并无增长，而漆侠则认为增加了120%。对同一对象的数量评估如此悬殊，很难令人相信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存在。由此可见，要用上述两种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确实十分困难。

那么，什么样的例证才具有代表性呢？我们知道，任何现象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具体条件，这个现象就丧失了真实性，不再具有意义。当然，确有一些现象在各自的特定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中某一个现象能够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对于这些现象而言，这个现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具有这种相似性，那么用一个现象去"代表"其他现象，实际上就是取消这个现象的特定局限性，从而也就没有意义了，正如吴承明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的那样："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吴承明：《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将某一现象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去概括其他现象之前，必须首先对所涉及的各个现象作认真的分析，看看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否确实具有相似性。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就是在选取例证时忽视了这一点，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由于该现象被普遍化后即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例如，据《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个注，"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这表明北宋苏州佃农使用让洪水淹没田地的"易田"法，可以获得倍于"常稔"的产量。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高产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获得一次的；其次，这种高产量是靠粗放耕作获得的，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者所说的那种精耕细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这些局限性，将这种产量当做每年性的并认为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就要导致错误的结论。

将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普遍化，还意味着将此现象从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中剥离出来，使之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有关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包含并涉及众多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又彼此相关，互相，互相制约，情况极为复杂。如果忽视其他的相关现象以及各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某现象加以过分的渲染，实际上是割裂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以此为基础作出的结论，当然也难成立。而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来处理有关例证，往往正是将这些例证作为超然的例子，从而使之脱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或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具体条件）。因此之故，游修龄强调不宜过分渲染占城稻的引进对江南农业发展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制约"（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同样地，某种先进农具（如江东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强调。新农具的发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新农具要能够普遍运用并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还取决于它们本身是否已经完善、是否能够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条件、必须和其他哪些进步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选到了某种重要的技术进步的例证，也会因为孤立地看待或过分夸大这种技术进步而割裂了事物内部的和有关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不能够正确地评价这种技术进步的真正作用。

"选精法"与"集粹法"这两种错误的方法为什么会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呢？

经济史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史学方法。吴承明指出：史学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即从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从个别的、具体的事例中寻找带有普遍性或性的东西。但是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显著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之故，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举例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危险的。他并引用列宁的话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选精法"与"集粹法"都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从史料中收集和选取例证，以"举例子"的方法来推导结论，因此要避免归纳法的缺陷是很困难的。

为了克服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吴承明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注：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经济史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抛弃"选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们的经济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

最后，我还要强调，像本文指出的"选精法"与"集粹法"一类的错误方法的使用，决不仅限于宋代经济史研究；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也决不只是本文中提到的那些学者。本文以宋代为例来讨论这些方法及其所引起的问题，只是因为我近来在做宋代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的缘故；而本文选取了一些学者的著作作为讨论的具体例子，决非贬低这些著作的学术成就，也决非对这些著作"吹毛求疵"；相反乃是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往海内外宋代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众多学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从中获益匪浅。正如世间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一样，这些著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指出其不足，只会更加凸现出其所做出的贡献。这里要强调的是，"选精法"与"集粹法"一类方法的使用是时代性的，罕有人能不受其影响，以至众多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经使用过（或者现在仍然在使用）这些方法。正因为它们具有这样一种时代性，因此也才有必要在此进行专门的检讨。

传统农业经济篇4

（一）三元结构的出现

无论在使用现代部门的产品作为原料的传统家庭手工织布业中，还是在为近代工业生产原料的农民家庭农副业中，以及垦殖公司的基层单位个体农户，都可看到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由于和现代部门的种种联系，传统产业部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它仍然顽强保持着传统产业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和现代部门发生种种联系，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重要变革，它既突破传统又未隔绝传统，从产业形式看，它或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或是农副业生产，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家庭，生产地域仍然是农村，生产者仍然是家庭成员，生产对象中农副产品仍然是基本物。它是地道的传统部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古代传统部门，是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部门。从农家织布业看，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它们已经大大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基本特征，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者通过商人、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或仍由家庭独立完成，或变为与手工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发生由纯粹的家庭经营向家庭与工厂或手工工场某种联合的变化。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入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单纯经营的局限性，初步形成一种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新型经济结构。从蚕桑业看，其生产组织形式、生产方法和生产目标也都发生了虽然初步却重要的变化。千百年以来，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都是以单独的农户为单位进行，呈一盘散沙之状。用新的合作方式进行蚕桑生产，要求"共同催青"、"共育稚蚕"、"共同烘茧"、"共同运销"，离不开一个"共"字，这就提出了一个通过合作经营改革分散经营的任务，可以说是在社会结构上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启动点。采用改良蚕种育蚕，从自行缫丝变为用新式茧灶烘茧，从自己织绸出售到纯粹为工厂生产原料，最后出口，都使蚕桑业从单纯的农家副业变为与机器工业联为一体，并主要出口的农工贸一体化生产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蚕农仍然保持着家庭生产的基本特征，并与农业密切结合。在长江三角洲农村的蚕桑生产中，也出现了一个既不同于农业传统部门，又不同于现代部门、但又兼有二者共同点的新型经济类型。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以自给性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我们把这类新型经济结构称之为近代三元结构。将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所谓近代三元结构之中的"中元结构部门"的内涵是，传统部门中运用资本进行的、与现代部门有直接经济联系的（如原料与产品关系）商品生产。它主要以近代出现的新型农村商品工副业为主，但也包括城镇中的和现代部门有关联的各类手工业。尽管各种农村工副业的形式繁多，但新型工副业即中元结构部门都有两个基本特点：一，充分发挥出传统家庭手工业、副业生产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本和原料，以符合国情资源条件相吻合的低成本和代价进行生产。传统部门的繁荣使很大部分劳动力在传统经济内部得到充分利用。传统农村工副业的重要特征是家庭劳动力的尽量利用，作为家庭成员，干不干活，总要吃饭，努力使家庭成员中闲置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最经济合理的持家之道。农民家庭工副业的作用正是在农闲时有活可干，也可使老幼半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织布农民在使用机纱后，我们看到的是壮年男女上机织布，老人儿童忙于做纡子绕纬线的景况。江南农村忙于育蚕的情景，在茅盾的小说"春蚕"中有生动描写。二、在可能条件下充分吸收现代部门的先进要素和影响，与传统要素相结合，从而明显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使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近代三元经济论的提出

从中国近来以来经济变迁的进程中，可见到几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由此提出若干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理论观点。

由于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的起因有重大不同，有必要辨识基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的抽象--古典经济学而界定的基本概念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与中国实际的重要异同。就传统部门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部门并非二元经济论所定义的"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它以维持生计为主，但为达到维持生计的目的，家庭生产单位多少使用资本，并与自给性农业密切结合，进行部分商品生产。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在家庭内部根据季节、忙闲合理安排劳动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将较丰裕的劳动力与有限资本结合起来乃至尽量使有一些劳动能力的老人、小孩都"不吃闲饭"。因此，在中国传统经济内部，就存在着运用资本和劳动力（包括剩余劳动力）相结合以形成新生产能力的"功能"。但往往由于家庭拥有的资本十分有限，贫苦农民的家庭工副业规模狭小甚至难以进行。就宏观看，中国的传统经济部门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拥有劳动力最多的、运转得最为有效的传统经济。就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现代部门看，其产生原因也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部门不同，它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突破原有水平的自然产物，而是随着外国资本列强入侵出现的，现代部门的产品不但不易打入国际市场，有限的国内市场还要受洋货的大肆冲击。这使其面临的原特别是市场条件迥然不同于欧洲19世纪中期以前的许多国家，现代部门的市场容量和种类亦即市场的规模和性质，不能不受本国传统经济的极大制约。与传统部门相比，现代部门的规模、数量、内在的生命力和支撑力都极弱。

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二元经济呈现如下特征：

(1)现代部门不可能吸收太多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尽管可能存在低工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中国经济向现代的变迁也只能在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能被汲尽、并远远超过现代部门吸收能力的条件下进行。

(2)现代部门不能单纯依赖吸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来积累资本获得发展，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场和原料。

(3)现代部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部门在革新基础上的繁荣，因为只有传统部门的繁荣才能形成现代部门的市场和原料保障，而不是相反，其建立于传统部门的单纯要素供奉和索取上，随着要素的付出后者衰亡。

(4)传统部门可以借助于现代部门的资本、技术、组织形式的支援和影响发展壮大，在保持传统部门的优势、发挥积极因素的同时改良自身。传统部门不但在现代部门出现后未被削弱和取代，反而借助于现代部门得到发展壮大。

(5)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相互作用，产生变化和局部更新的传统部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部门了，它实际是在社会经济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结构，它源于传统部门但又不等同于传统部门，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传统部门中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部分。但这种转化决不是在产业结构上使传统部门变成现代部门，而是在充分吸取现代经济的营养中，使传统部门本身得到发展和更新。"中元部门"的出现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现代部门出现后，以发放原料（放机纱）、工具、改良生产等等方式促使传统部门发展，既有利于现代部门本身，又得以相对少量资本大大"激活"了传统部门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的功能，在传统产业中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型经济结构，这比之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现代化道路，使用资本要少得多，吸收劳动力要多得多，耗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代价更要小得多。

上述事实向二元经济论的基本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被现代部门大部分吸收的状况下，传统部门可以在现代部门的有利作用下通过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形成一个新型的经济部门。这个部门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中介。正是通过中元部门的纽带作用，传统部门在自身的更新发展中，可以提高传统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吸收消化自身的大部分劳动力，并以最符合中国资源拥有特征的生产方式配置资源，以最低成本和代价从事经济活动，从而在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实行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实行现代化应如何处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前辈学者给我们提供了极可贵的思想资源。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就有一批学者高度注意了大工业在中国兴起对农村经济和农民家庭工副业的影响。费孝通在周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利用电力和内燃机，一部分工业可以分散生产，从而避免蒸汽机时代工业过分集中都市的弊端。他还以他人的研究为证，提出机器大工业、乡村作坊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相互联系、平衡发展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吴承明明确反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将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小农经济的积极因素，小农经济可以和大工业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走一条土洋结合，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国工业近代化之路。从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到对本文极具启发的思想，如：传统经济亦使用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可以认为，吴承明的观点，在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在"后进"国家走向现代经济的规律的认识上，对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直至当展经济学，都是一个重要突破。

这里特别要提到当代"三元结构论"。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三元结构"概念。各种三元结构观点不尽一致，（注：可参见吴伟东等：《我国三元结构问题初探》，《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5期；：《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3期；陈吉元等：《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1994年4期。）但共同点是：第一，认为在我国农村人口总量极大国情下，由于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有限，难以从传统经济直接过渡到现代经济的一元结构。第二，根据乡镇企业大发展已形成重要经济力量，并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实际状况，认为农村工业已构成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新工业系统，我国经济形成三元结构。3.中国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应该并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中间环节或过渡阶段来实现。通过农村工业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汲尽，从而实现农村城市化和现代经济的一元化。

当代"三元结构论"在理论上对于二元经济论是极大突破，可称为向建立中国本土经济学迈进了十分重要的一步。本文在思路上亦颇受益。

但当代三元结构论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它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基本限于1949年建国后甚至更迟时期，对持续数千年的、构成中国传统经济实质内涵的部分置而不论。这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它对中国百余年前已经形成的二元结构的近代状况亦不论，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它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间关系的全面认识。"当代三元论"最突出的不足，就是未认识到中国传统经济是由自给性生产和使用资本的商品产生密切结合的，它自身就含有直接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基因，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两部门经济"关系。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以下简称"当代论"与"近代论"）

1、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当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仍是消极的，它对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向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现代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以及利于现代部门发展的其它生产要素。这和二元经济论并无实质性区别。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也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实现。"近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对中国现代化至少有几方面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一，传统部门构成现代部门最重要的市场，无此市场现代部门无法在中国生长壮大。其二，传统部门是现代部门的主要原料提供者。其三，传统部门以家庭组织进行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在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后，它以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对现代化作出独特贡献。总之，经过改革后的传统部门本身就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2、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当代论"认为，现代部门的一元化是最终目标，而工业化、城市化是标志。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主要依赖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的途径。"近代论"则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和劳动力基数的庞大，不仅靠城市难以解决，就是单靠农村工业也难以解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希图将庞大人口从农村全部或大部转入城市企业乃至转入农村乡镇企业部门的设想是不现实的，经济现代化只能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比企业安排工作远为有生命力、远为便捷、远为成本低廉的办法是发展农民家庭工业。而工业又只是充分利用农村丰富劳动力的一个方面，在相当地区可能还不是主要方面。农业本身仍是消化吸收劳动力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业，所有的商品性工业手工业副业，都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广阔天地。总之，传统粮食种植业、经济作物、农村家庭商品性工副业、乡镇企业几个方面都应协调和适度发展，而不能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工厂视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乃至唯一途径；也决不能认为只有进入企业拿工资才算充分就业。总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传统部门、中间部门、现代部门，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公司加农户式经营，可以共同现代化，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绝不是一种部门或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3、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当代论"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标志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变为企业职工和城市市民。当前的农村工业只是城市大工业的低级阶段，或称之为"近代工业部门"，它的发展前途应向城市现代部门迈进。"近代论"认为，农村工业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村传统产业的改良、革新和现代化发展服务，发展农村工业只是传统部门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约束愈趋刚性的国情下，现代化道路不应步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老路。而应根据国情探索尽可能节约能源和资源、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经济与社会、人文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传统经济本来具有极为可贵的充分利用人力，天人合一理念，高度重视家庭与家庭经营的巨大生命力等等积极因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中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已显示了巨大优越性和顽强生命力。在当前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经济的优越性可能较"工业化"时代具有更大优势和生命力，中国有希望走出一条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严重弊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关键之一在于要对国情有真正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近代三元结构演变的挫折和教训，三元结构确立的前提与条件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变迁过程表明，通过三元结构，可能使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共同发展，向共同现代化方向前进。但必须充分注意，一，三元结构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共同现代化是建立在某些基本条件上的。二，近代三元结构只是初步形成，尚有许多矛盾和不完善之处。因此，要使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一体现代化"，就必须健全它必需的基本条件，并对其不足不断改进。

什么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两个。

第一，保持和扩大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者协同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这是维护双方协调关系的基本前提。近代大工业之所以和小农经济构成不同类型的生产组合，就是因其有利于各自的生产和共同产品的销售。二者利益的协调最终是经由商品市场，在共同产品销售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就棉纺织业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国内棉布市场，只有保持和扩大之，才可能实现"农村手织布（或经过机器布厂精加工）兴旺--农民发展手织业购买机纱--纱厂机纱销路扩大、生产发展"的良性循环。就蚕丝业来看，根本问题在于国际生丝市场。只有保持和扩展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才能带动缫丝工业与农村蚕桑业的发展。

传统农业经济篇5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农业经济学融入理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旧的条块分割体制下，特别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经济的运行相对地独立于其它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对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封闭的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中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封闭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己经很深入的影响了传统农业经济学，并逐渐地改造了它，农业经济学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正在融入现代经济(2)由部门经济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变。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工来划分的。这种学科划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经济运行状态是一致的。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被冲破，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被扩展为农村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学要继续解释农村经济的新情况，就必须改变旧的研究框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对改革过程的不断跟进和解释中，逐渐朝具有区域经济理论特征的方向演变。

 

传统农业经济篇6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开发和化石资源投入的增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品，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生物多样性减少或消失的问题、土壤板结造成的自然肥力退化问题、地下水资源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我国农业在世界上创造了用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的奇迹，但同时，农业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资源消耗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巨大资源的浪费源，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源。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一位副司长说：“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增长方式相当粗放。据调查，目前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占世界总量的30%，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化肥、农药的利用率仅为30%和4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大大低于国外先进水平，单位面积用种量大大高于国外水平。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的1/8和第三产业的1/4”。节能减排、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农业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发展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一、传统农业和石油农业的弊端 迄今为止，世界农业已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业三种发展形态，目前正在向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形态发展。目前我国农业是一种介于传统农业与石油农业之间，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形态。传统农业本身也是一种循环农业，也是最早的一种循环经济形态，它以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为基础，利用动植物之间物质和能量的自然循环来保持产业内的生态平衡，很少从外部投入物质和能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不断增长，传统循环农业经济因为效率低下，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越来越不相适应。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十分有限，如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高质量农产品需求，始终是我国农业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显然，低效率的传统农业是很难承担起这一重任的，因此，传统的循环农业经济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随着现代化学工业和机械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逐步用石油农业取代了传统农业，并在农业效率提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以大量的石油资源和化学物品的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石油农业，在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农业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凸现；资源数量有限与质量下降，导致供需矛盾突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等原因造成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质量退化，又反过来更加剧了这种供需矛盾等等。显然，这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无论是纯粹的传统农业，还是现代石油农业，都不是理想的农业形态，均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是我国面临的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二、现代循环农业经济 （一）现代循环农业经济的概念 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有别于传统循环农业经济，是一种将传统农业中的循环经济特点和现代农业中高效率的特点有机融合在一起，既体现循环经济以资源减量化、循环利用为特点，以尽可能少的外界资源投入，实现既定的产出目标，同时，又体现现代农业以现代科技武装农业和以现代管理理念管理农业、实现高效农业的特点。发展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既可解决现代石油农业中化学物质高投入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同时，又克服了传统农业中的低效率缺陷，是一种可持续的现代农业经济。 （二）现代循环农业经济的特点 现代循环农业经济与传统循环农业经济相比，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个特点：1、现代循环农业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将现代最新的良种技术、生产技术、机械技术、生物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信息技术、管理技术等运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是一种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农业。2、现代循环农业经济以市场化、规模化、国际化、产业化为特点，克服了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农业小农经济的缺点。3、现代循环农业经济以产业间、区域间的大循环为特点，实现资源在产业、空间和时间上的优化配置。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循环，实现产业间“产业A废弃物-产业B原料-产业B产品-产业A资源”、“产业B废弃物-产业C原料-产业C产品-产业B原料”等产业间的互相循环利用，这里的A、B、C均可以是无数个企业、无数个产品。4、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既定的产出目标，因而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的农业；并且，通过产业间或产业内部的资源循环利用，以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从而将环境污染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5、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其为子孙后代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生态环境，使资源得以永续利用。6、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最终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物质资源的循环。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跨越了产前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和能源生产部门、产中的各种服务和生产部门、产后的加工、销售环节、最终到消费者，在消费环节实现其价值，同时也将在此领域产生各类废弃物和有机垃圾。 因此，现代循环农业经济绝对不仅仅是某个产业内、某个环节的循环，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各环节、各部门、各产业、各个群体的一种社会大循环。农业服务的是整个社会，社会从农业内部不断索取的物质，最终将尽可能的返还到农业系统中，以实现真正的循环。我国在发展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产生了一批循环农业经济的典范。例如湛江农垦将甘蔗做成六大产业，过去亏本的甘蔗种植行业，如今已经形成了糖、碎粒板、发电、酒精、有机肥、造纸等六大产业，该产业链主链条分别是甘蔗→制糖→蔗渣→造纸、碎粒板或燃烧发电；制糖产生的废糖蜜→酒精；滤泥→有机肥→甘蔗生产。这一产业链是纵向闭合的，由甘蔗发展出糖、纸、酒精等主要产品的生产，最后废物利用产生的有机生物肥又回到了蔗田，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与此类似的还有菠萝、剑麻等产业。如剑麻循环经济产业链主链条是剑麻叶片→纤维→剑麻制品（地毯、麻绳、抛光布等），此外将麻渣用来提炼剑麻皂素，残余物做有机肥回田，从而实现循环利用。菠萝循环经济产业链主链条是菠萝→加工成菠萝罐头或菠萝浓缩汁，菠萝皮可用于制作有机生物肥回田。#p#分页标题#e# 湛江农垦的有机肥的生产是通过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生物菌技术，通过工厂化生产，将以上各个农业产业的废弃物、以及畜牧业产生的畜粪肥等收集在一起进行发酵，年产五万吨的有机肥，对提高农作物单产和品质均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绿色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发展现代循环农业经济，使得湛江农垦5年扭亏，增盈过亿，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而用有机肥生产的其它有机或绿色农产品用于出口，市场前景可观。可见，现代循环农业不仅仅是某个产业内部的循环，而且是各个产业间的大循环。然而，我国发展现代循环农业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有效出路 1、现代循环农业经济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施现代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发展生态经济，使人类农业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缓解资源供需矛盾，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确保子孙后代的生存生活资源得以延续。农业是一个多副产品的行业，现代循环农业经济将原有的副产品进行有效开发，使农业产出价值得到极大提升，也大大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2、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模式可以减少各种农业污染。现代循环农业经济实施“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模式，因此没有或很少有废弃物，不仅可以减少农业污染，还可以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业向生态型转化，促进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新型农业的发展，实现现代农业功能的转型。3、实施现代循环农业经济模式，可以尽可能减少外界的资源投入，特别是减少化学物品的投入，促进我国农业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建立，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无公害的新工艺、新技术，生产出符合人们需要的绿色食品，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4、现代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实现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现代农业循环经济通过产业间的循环，延伸农业产业链，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农业附加值。 三、发展现代循环农业经济的对策建议 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才是追求的最终目标。可持续农业就是要使资源得以持续利用，农业得到持续发展。以循环经济来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境是使农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特别是海南，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作为全国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更是一条必由之路。 （一）建立国家现代循环农业经济试点省 国家现代循环农业经济试点省的建立，一方面可以探索有效的循环农业经济模式，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其他省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示范点，促进我国现代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因为我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所处的环境信息比较闭塞，加之农民的文化素质有限，对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的认识还很模糊，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因此，需要政府制定有效的措施加以示范引导。 （二）建立政策和体制保障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和政策。2、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发展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生态平衡。 （三）转变人们的经济增长观念，建立可持续发展观 1、大力宣传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理念，转变人们的经济增长观念，建立可持续发展观。2、通过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GDP政绩考核制度等，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加快建立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体系 1、继续完善并推广实施沼气工程，保障农业的物质循环。2、开发生物肥料及有机农药等，尽可能减少农药、化肥等化学物品的投入，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3、发展节能型的现代设施农业技术。推广现代节水技术、节能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

传统农业经济篇7

我国的企业经济管理学说起源于二十年代初期，并且经过了各企业不断的发展与实践创新，使经济管理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念，为国内各企业进行经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依据。随着我国经济管理的发展，使经济管理理念更加深入化，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系统化理论知识，被广泛应用于各企业的经济管理中去。因此可以说，当代的经济管理实践都是基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上的。换言之，企业经济管理实践的基础就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学说。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各项经济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与深化，但仍需要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为基辅助管理，以此来保证经济管理实践的有效性。另外，在进行经济管理的实践活动中，必须要充分融入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理念来实现企业的全方位发展。最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各企业经济管理的整体局面也不得不紧跟时代的发展发生一系列的改变。同时在我国高科技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促使企业经济竞争局面越加的激烈，因此企业想要长久发展就必须将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应用于当代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可以更加有效地帮助企业渡过发展经营中的一些困境。本段着重就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分析一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

1.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农业经济实践的启示我国一向都有农业大国之称，且农业是我国第一大生产力，也是保障我国人均正常生活的基础。在经济管理中，虽然其经历了诸多的变化，但唯有不变的是始终如一地将农业经济管理作为经济管理的首要任务。首先，我国农业社会的结构组成兼顾分散型与小型集体式两种形式，并且当代仍有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及城镇将自然农作物的产量做为生存必须。因此，要想使这种农业社会可以长期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要对其进行经济管理。其次，在对农业进行经济管理实践时，要融入传统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并在其基础之上结合当代的经济管理新思想，始终坚持在农业经济管理中深化经验、实践及应用的重道理，势必将农业经济管理实实在在落实下去。另外，目前国内农业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则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十分严重，这使国家整体业经济形势呈中庸状态。因此，在农业经济管理中首先要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贯穿于整个农业经济管理中，并在其基础之上融入当代的经济管理实践应用经验，促使农业经济可以稳定发展，以此来协调平衡农业经济发展。

2.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启示随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学说理论发展，各企业在经济管理中均得到了有效的经济管理参考依据。并且参照经济管理学说中所设定的依据来实行对企业自身的管理与建设。同时，随着各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进行经营活动中逐步对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学说进行了创新与提升，使其经济管理理念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符合当代企业经济管理。另外，当代各企业所应用的经济管理参考依据均是来源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上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代经济管理实践方法如何改革创新，其最终都离不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理念。除此之外，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总体经济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改变，与此同时信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起来。但科学信息技术在为经济管理思想实践提供更便利的条件的同时，对经济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企业要想紧跟时展经济管理实践方法，就必须依附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上，并随时展不断进行创新，以此来保证企业经济管理所需。

3.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金融货币管理的启示一般而言，在金融经济管理中，是将货币的使用、需求及管理融为一体进行管理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日常的一系列经营活动。同时，就金融经济管理相关人士做过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则是对于货币所存在的供求关系中，两种之间即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个体，又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另外，在金融货币经济管理中，人们通常是将价格作为第一考虑因素。例如：在过去的农业经营中，人们通常将农产品的价格作为第一购买考虑因素，同时以市场平均价格为参考依据进行产品的流通活动。但随着金融货币经济管理的发展，当代对其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且由于货币的流通及存在，直接影响着我国各项经济活动中的利息与借贷形式。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在进行金融货币经济管理时，必须制定出统一的货币流通价格及方式，并运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来对市场金融货币流通不合规行为进行约束，以此来保证金融货币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4.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国政经济管理的启示国政经济管理主要是国家对社会各类经济活动进行管理。随着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不断发展与演变，并在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理念的基础之上对经济管理方式进行了细化及分析研究，使经济建设不断趋向于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经济管理策略。同时就目前而言，我国有经济管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国家对经济管理逐渐由直接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管理模式，并且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管手段，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当代经济管理实践均是依附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之上的，且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有着必不可少的参照依据。因此，只有深化开展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教育，并在其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发展，才能使经济管理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传统农业经济篇8

关键词：网络经济；传统产业；生产方式；措施

一、网络经济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的革新影响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是在传统工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所出现和产生的。在网络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向扁平化、虚拟化与柔性化方向发展，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也相应的发生了网络化的转变，即网络经济的发展在促进传统产业革新生产方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网络技术，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可以建立一个更为精简有效的组织结构，在增强组织协调性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在网络经济下，企业组织结构不仅由金字塔型转为网络状的扁平结构。而且在适应市场变化，提高企业应变能力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新的组织形式，即虚拟企业，有进一步加速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促进传统产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二、在网络经济下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对策

（一）利用物联网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依托网络经济发展的物联网正在不断成为促进农业信息化的重要依托方式和技术手段。不过，作为一种较为新兴的事物，物联网在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要想快速的推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首先必要解决其中的生产关系问题。通过生产关系的促进进而更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力的发展。具体来说，利用物联网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对掌握先进技术科技人员的需求。物联网技术的推广以及在农业中的应用都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因此人员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流砥柱作用。然而，在农业生产地的农村地区却极其缺乏掌握生物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专业科技人才，因此需要对农村地区的知识型劳动者开展相关的知识培训，进而优化农业人口结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2）农业中应用物联网技术还应在组织形式方面加以重视，这是因为组织形式决定了其中参与者的利益分配。当前，我国的农业物联网主要包括三种组织形式，一是运营企业做的示范性项目，由运营企业自己买单；一是由农业主管部门所推动的项目，该农业主管部门买单，最后一种则是由一些有需求的大型农场为自身的物联网应用来买单。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目前这三种组织形式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管理形式不完善、运行成本高等。针对这种情况，运营企业、农业主管部门和大型农场等应该相互合作，进行统一的规划，通过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创建适应农业发展的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发展的组织形式。

（二）利用电子商务促进商业与服务业发展的策略措施。电子商务在商业和服务业的结合，通过不断创新极大的提高了传统商业与服务业的生产力。在网络经济背景下，一些传统的商业与服务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而另一些传统商业与服务业却能够在电子商务平台的支持下，通过结构升级与方式改进等途径获得了新的发展与生机。在组织形式方面，商业与服务业可以通过借鉴电子商务的柔性化管理方式来改变其原有的生产关系模式，从而尽可能的在资源整合和配置方面达到最优。传统商业与服务业在以往的流通中，其主要的对象是物质化的有形的产品，但在电子商务的支持下，无形产品如知识与信息等也能够作为产品在网络经济中流通。而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的速度较快，因此企业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能否掌握核心的技术与市场信息决定着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高低，而且这种信息和知识的流通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前网络环境下，手机、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信息的流通工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能够节约成本，而且还打破了时空与地域的限制。因此，借助电子商务为平台发展传统的商业和服务业，能够使其在流通过程中的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使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而最终促进商业与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与成长。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网络经济正以其巨大的创新能力影响着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在网络经济背景下的探讨，能够更为明确的认识到网络经济的发展在促进传统产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关键性作用，并通过问题与困难的分析与解决，更好的促进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的调整与升级，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