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建筑论文范文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1篇

除了吊脚楼，武陵山片区其它传统民居建筑具有一定共性，遵循一定的规律。

1.1建筑选址

武陵山片区的建筑为民族繁衍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的根基和保障，建筑的选址往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要经过一番仔细的勘测，才谨慎地做出选择。该地区民居选择因为地域环境和风俗习惯差别较大，但是总体而言分成四类：山腰、平地、高山台地及河边。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居民结合地理条件，顺应自然，在建筑上“借天不借地、天平地不平”，依山就势，在起伏的地形上建造接触地面少的房子，减少对地形地貌的破坏。同时，力求上部空间发展，在房屋底面随倾斜地形变化，从而形成错层、掉层、附崖等形式。总体而言，武陵山片区民居的选址特点为：枕山、环水、面屏、向阳，注重与周围环境的整体融合。

1.2环境营造

武陵山片区的传统建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影响，与其居民的人际关系和谐，最后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建筑环境的营造非常讲究风水，如选址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为最佳屋场。在1982年，孙保罗在纽约的“太阳会议”上说：“风水世界观可溯源于对天文地理的仰视俯寨，也包含着深奥的精神感应。”这是一种勘天舆地，与大自然和谐协调的方法。在建筑环境营造上，居民在建房前都会请风水师卜算一下，这就包括“巡天、望气、觅龙、察砂、观水、定向、点穴”。风水学通常强调:崇拜自然、畏惧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所谓“居上山水间者为上”，建筑往往与山水、树木相结合。建筑的整体布局注重地域局部的小气候环境，在节约资源的同时也创造了山清水秀优美的自然环境。

1.3平面布局

由于家庭条件的和用地环境的状况不同，建筑的规模会有所差异，一般是由主屋和辅屋一起构成，形式为两面围合或者三面围合，有条件的可以修筑院墙，使其成为独立的院落。建筑讲究讲究朝向，或坐西向东，或坐东向西。正房有长三间、长五间、长七间之分。大、中户人家多为长五间或长七间，小户人家一般为长三间，其结构有3柱2瓜、5柱4瓜、7柱6瓜。正中间的那间叫“堂屋”，是作祭祖先、迎宾客和办理婚丧事用的。堂屋两边的左右间是“人住间”，各以中柱为界分前后两小间，前小间作火房，后小间作卧室，卧室为防潮都有地楼板。不论房屋大小都有天楼，天楼分板楼、条楼两类。在卧房上面是板楼，用木板铺的楼板，放各种物件和装粮食的柜子，也可安排卧房；在火房上面是条楼，用竹条铺成有间隙的条楼，专放包谷棒子、瓜类，由火房燃火产生的烟可通过间隙顺利排出。正房前面左右起厢房的吊脚楼，楼后建猪栏、厕所。

1.4构造形式

该地区传统建筑以木结构居多，这与汉族的穿斗式建筑原理是一致的。三柱无瓜、三柱四瓜、五柱六瓜，三柱六瓜以及五柱八瓜是现存最普遍的构架形式。对柱和瓜的数量没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主要是取决于房屋进深大小,其中瓜是指支撑屋顶但落于横梁上的竖向承重构件；柱是指支撑屋顶且直接落地的竖向承重构件。建筑属于穿斗式建筑。在建造时，中柱居中，带木柱竖成，上接楼枕、斜梁其上安置檩条，檩条上钉椽子，最后盖瓦。各部件之间用榫卯结构连接，形成统一而牢固的整体。

1.5材料特点

该地区传统建筑以木、土、石、砖为建筑为材料，为防止雨水腐蚀和蛇蚁的侵蚀，墙脚处多用石块等抗潮材料砌筑。建筑或独处，或群居，与周围环境相融合，较为常见的是依山势而建或是沿着河畔，但并非紧贴河畔建设，没有严格的对称，错落有致。建筑均建在向阳处，层层叠叠，高低起伏，宛若一幅自然的画卷，这也体现了居民顺应自然和尊重自然的思想。传统吊脚楼民居建筑，拥有别致的形式和风格强烈的审美感受，同一种类型的建筑，也都是各具特色。传统的吊脚楼建筑多是长方形和三角形的组合，这些几何体给以一种刚柔并济的美感，这里的柔是指一种典雅灵秀之美，刚是表现一种挺拔坚实的美。

1.6装饰细部

由于武陵山片区的传统民居多为木质结构，木雕是它主要的装饰手法，一方面它的工艺精巧，疏密有致，造型活泼生动，层次清晰丰富；另一方面体现在用色上，并没有大面积使用突兀的颜色，而是充分利用材料的原有色泽与纹理，在小范围内采用一些鲜亮的颜色来提色，如蓝色和土红色。在装饰的题材主要是来自于本民族的文化像神话、图腾之类的。分为以下几类：

①字类：“回”字、“喜”字较为常见；

②锦类：用连续的团组成的额花纹；

③图腾：指的是龙凤呈祥、喜鹊登梅之类，寓意深远。

1.7艺术美学

许多典型的武陵山建筑形式都是半杆栏式建筑，一般悬空用木柱支撑。它具有翼角飞起，走栏周匝，腾空而起，轻盈纤巧，亭亭玉立等特征，多半已山势而建，或独立或群立，在山林的映衬下，隐隐约约透漏出建筑轮廓，重重叠叠十分优美。武陵山传统建筑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筑形制也逐步得到改进，有很多新式建筑延续了这种建筑风格，出现了不同形式美感的艺术风格。

2传统建筑保护

对武陵山片区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需要做统一的规划。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建筑的风格因素,统筹考虑其村落布局、古村落景点、周边的自然环境要素等，集体表现在后期修建的建筑形式要与古民居的建筑风格相配套，植物设计时要充分的利用其乡土植物，使之与大背景相融合，这样规划实施出来的作品才能和原有的古村落统一起来。对于建筑高度的控制也很重要。许多武陵山的传统民居建筑大多数为一层,规划要基本维持乡土民居平缓、朴实的面貌,但村内若己有现代多层建筑,如镇中心小学、现代居民房等二层建筑时，檐口高度多为5.5~6.0m,三层建筑檐高8.5m,建议控制高度与环境现状协调。重要保护点内建筑高度控制为严格控制原有高度，核心保护区内建筑严格控制现有高度，改建建筑二层檐口高度不超过6.0m,三层檐口高度不超过8.5m,以满足文物保护区单位周围地段和重点地段建筑传统风貌的保护要求。风貌协调区内按具体环境情况进行控制，严格控制传统建筑原有高度,新建或改建建筑二层檐口高度不超过6.0m,三层檐口高度不超过8.5m,以满足整体传统建筑风貌的保护要求。对位于重点地段的一些新建的、近期难以拆除的、风貌较差、尺度较大的高度过高的私人住宅或办公建筑,采取外立面整饰，层数削减的措施，使其与传统风貌相协调。重点文物点周边按照视线分析的结果控制高度，总体符合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严格控制周围山体,风景保护区(农田等)及地势较高处的新建设,新建建筑控制层数为三层,檐口高度不超过8.5m,建筑的新建，整改等均需有关部门严格审批。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2篇

1.1历史背景分析。建筑具有极强的社会属性，能够充分代表城市肌理和文脉片段。建筑历史是通过传统材料的记录进行呈现的，其从某种程度而言留下了历史印记，具有一定影响和心理暗示。人作为具有情感的高级动物，对传统材料自身具有的亲切属性和自然属性能够直接产生认同感。

1.2发展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迅速发展，建筑行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传统的建筑材料受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自身发生巨大变革，新的建筑理念和技术水平对传统建筑材料赋予了全新的概念和意义，表现手法也由保守向夸张过渡。传统观建筑材料自身具备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都能实现进一步拓展与丰富，美学质量得到有效保证，让人在视角效果上实现美。目前，诸多建筑师认识到现代地域建筑融合地方情感的重要性，不仅能够显示出时代特征，还可以对传统建筑材料进行延续。现代建筑中融合传统建筑材料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文自然的本质，体现出人文关怀。

1.3研究传统建筑材料的作用及内在本质。所谓传统建筑材料是指传统土木建筑结构所有材料的总称。传统的建筑材料主要有：砖、瓦、沙石、石灰、石膏、菱苦土、水泥、混凝土、木材、竹材等等。现代建筑师们采用传统建筑材料的实例进行分析与探讨。在传统建筑材料和现代建筑材料的运用下，体现建筑魅力，使传统建筑材料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

2新理念在传统观建筑材料中的体现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相互交融，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更是无法避免的相互交织。而处于这种世界发展趋势之下，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传统建筑材料，在当地传统建筑材料的基础之上，将外来的和新的信息和资源进行借鉴。目前，地域性的建筑的建设不仅要考虑利用高科技水平和材料，还需要考虑如何与传统材料有效结合，在保持传统建筑自身属性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以顺应时展要求。当前，随着高新技术工艺的水平的提高，为传统建筑材料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平台。

2.1传统与当代建筑材料的结合。传统建筑材料的存在方式不仅是单一的材料，通过和当代新材料的结合，赋予传统建筑材料艺术的气息。根据传统材料的不同特性和新型材料相互结合，取其精华，去其槽粕。给现代建筑带来强烈的传统艺术情感，同时也弥补了传统材料的不足。在新型建筑材料的不断发展下，钢节点的采用很好的弥补了木质结构的强度弱的问题，而当代把钢木结合起来作为新的建筑材料，也成为了当代木构的主要特征。如Tarnow小礼拜堂，它位于波兰中部维斯瓦河岸边一个小村庄里，由私人投资修建（这在波兰来说非常罕见）。该教堂是作为地方社区一个冥想和祷告的地方而建，完全由木材搭建，除了有一堵玻璃墙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窗户，这堵玻璃幕墙是祭坛的背景，在教堂内部，你可以通过遥望河流和遥远的地平线达到安宁。木构件通过井字状的钢节点把竖向设计得非常精致、巧妙的支撑构件和斜方向的连接件连接在一起，就好像木构件只是简单的靠在一起一样，同时和木柱周围的数目融合在一起，使得整个建筑看起来非常轻盈、迷人。这些新旧材料相互交织在一起，是时间和历史划过的印记，是新旧时代变换的象征，象征着勃勃生机。

2.2传统建筑材料融入现代新技术。新技术的开发与创新，虽然使得各种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但是同时也推动的传统建筑材料的进化。每一次的技术改革，都使得建筑形式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传统建筑材料在现代建筑中运用与结合，使二者又撞击出了新的灿烂的火花。新技术与传统材料的结合，赋予了传统建筑材料新的生命，使得传统建筑材料的性能得到了改善，使传统建筑材料的使用领域更加广泛，传统材料不再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更是现代建筑塑造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传统建筑材料和新技术的结合，赋予了传统材料的节能塔形，这是传统材料的延续与发展的体现。在芝贝欧文华中心设计中，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对当地的棚屋的建造技术进行了研究与探索，从中提取出了“编制”这一构筑模式，他把封闭的屋顶面向天空敞开，把外侧的木肋弯曲向上延伸收束，高低起伏变化，并且获得了较抽象的”容器“意向图。它的外形是由计算出的流体力学模拟气流空洞试验决定的，同时达到了自然通风和减少风载荷的目的。

2.3传统建筑材料融合新加工工艺。材料自身不是永不改变的，传统材料自身只有经过进化、改革、变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新型的加工工艺让传统的建筑材料的质感、重量等性能发生变化，使得传统建筑材料的色彩、色泽、光泽、文理，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在当代建筑中占有一席之地。著名建筑师阿道夫•鲁斯，把各式各样的石材运用现代机械经过切割、加工形成面纱的感觉。使其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具自由行和轻薄感。密斯•凡德罗在巴塞罗那展览馆中见证了薄石表面的可能性。他那介于真实表面和反射表面之间的空间（水池、抛光玛瑙石、大理石、浮动的玻璃和层层叠叠的石灰石隔板），给人以梦幻般的室内空间。同时密斯采用石结构在光、反射和强表面之间，在玻璃的透明性和石板的不透明性之间各种变换。在密斯的作品中石材的颜色和比例都给人呈现出迷人的感觉。石材的使用使建筑自身增加了不少的色彩，令人更加着迷。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是我国时展与进步的见证者，其深刻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能够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建筑作用和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建筑材料，传统建筑材料究竟该如何运用到现代建筑中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针对该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与探讨，意在能够为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3篇

1.建筑题材的选取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装饰元素中，主要是以雕刻、彩绘以及飞檐等方式组成，而这些元素所采用的题材都是以人物、飞禽和走兽等，而这些题材都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的，其主题都是以吉祥祥瑞、趋利避害的主题，并且，民间艺人都是可以通过某种自然的现象或者是以民间的故事等形式来随意安排题材的组合，这样表达方式可以突出题材和人们情感之间的交流，并且，这种情感上的交流具有艺术上的美感。

2.建筑元素的表达形式

在现代的建筑形式当中，可以通过彩绘、雕刻等元素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憧憬。更能在现代建筑形式上进行充分表达，体现建筑本身丰富的民俗和民风以及传统文化的形式。尤其在建筑彩绘中，彩绘可以充分运用色彩的关系，逐步强化装饰图案绘制在建筑构件中的效果，从而可以更好地显示出人民对生活的情感，更好地帮助人民展现自我个性，增强建筑构建的生命力，一般的情况都是运用在门扇和斗拱等建筑构件上。另外，在建筑雕刻上，可以形成中国传统的建筑风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建筑整体上的特定功能，进而满足当前人们对建筑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木雕建筑上，更是显得非常具有文化上的内涵。木雕，这是古代建筑的骨架形式，并且可以通过对木材以及其他材料进行相应的雕刻，其中所表达的功能和具体上的审美意义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都是运用在柱子和房梁上等一些附属构件上，从而能够体现出一种古朴的艺术格调。而且，木雕可以按照工艺可以划分为浮雕和圆雕等方面的建筑元素。

二、传统建筑装饰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设计方法运用

在传统的建筑形式中，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构建元素来进行建造的，并遵循一定的方法和原则，将其灵活地运用到建筑装饰中去，使得装饰元素在建筑形式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1.在传统建筑元素在引用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传统的建筑元素中对构图优美和简洁的团加以运用，这样就能够达到相应的审美需求，例如，可以将龙纹和几何雕刻运用在茶楼建设中去，或者是可以采取祥瑞的设计，并借此表达建筑中所具有的江南传统的水乡村等特点。

2.传统建筑元素的抽象变异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中，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元素的抽象变异，并通过几何的简化和夸大的艺术手法进行运用，切实改变传统建筑中的各种结构，达到强化建筑形式的主题，使得建筑形象更加生动和鲜明，这种方法主要是可以灵活地运用在窗户以及斗拱等上面，这样就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建筑的现代美和传统美，深刻感受到方格窗户的错落有致的形式，这样就不但可以有效地体现出建筑的现代感，同时有蕴含传统建筑美，所以，运用抽象变异的手法，逐渐创造出具有现代美的几何体，这样就可以使得建筑在具有使用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打破了建筑呆板的形式，充分展现出建筑形式之美。同时，在世博会的中国设计中，就是对传统建筑装饰元素的灵活运用，使得更多的中国元素展现在国人的面前。通过大胆的变异，并经过现代技术的分解和组合，这样就不但可以展现现代化的工程技术美，同时，又可以进一步表达中国文化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气质。

三、结语

现阶段，从以上的文章分析可以知道，在现代化的建筑装饰设计环节中，可以有效地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文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内涵中得以展现，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继续深入挖掘本国传统建筑装饰元素的精华，并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创造出全新的设计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4篇

在科学中，对称性指的是研究对象在某种变换或操作下保持不变的性质，因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谓对称变换是对称操作的结果。在平面中，对称操作只影响对象的几何学性质的变换，即对称变换仅涉及到设计的结构。同时，也允许反演对称操作并使对象重新回到原点。在艺术中，对称性常与平衡、形状、形式、空间、秩序、和谐以及美感等相联系。最早意识到“对称”在二维平面设计中具有辅助作用，并努力使“对称”原理应用于设计实践的人是英国利兹大学纺织系的物理学家H.J.Woods。在20世纪30年代，他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并通过可视化的图形符号，解析对称在构建图形结构与设计过程中的辅助作用。从非数学研究的角度看，由OwenJones所著，出版于十九世纪初的《装饰原理》一书，似乎最具影响力。分析介绍了大量的图案与装饰，并根据不同的时期、民族区域和风格将图案与装饰进行分类，该书对图形与对称的研究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和推广作用。从数学研究的角度看，历史上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例如Coxeter、Guggenheimer、Gans、ShwbnikovandKoptsik、Schattschneider都已经意识到数学意义上的对称，是以四种基本对称操作或几何变换在平面中的应用为特征。这四种基本对称操作是：平移对称、旋转对称、反射对称、滑移反射对称。历史上，曾有无数的人们进行过有关数学对称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与探索实践。在中西方传统文化、艺术和建筑中，存在许多类似案例可供研究。从图形创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综合的角度看，荷兰艺术家M.C.埃舍尔（M.C.Escher）的研究与探索最具代表性，并且理论研究体系也十分系统和深入。他的图形创意具有数学思维和艺术的创造，他的作品堪称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典范。M.C.埃舍尔图形创意的数学灵感和理论来源于很多方面，其中有规律的对称图形创意灵感源自数学对称理论。研究和欣赏埃舍尔的艺术，首先必须了解其作品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如此才能真正享受到他的艺术与数学完美结合所带给人们的审美愉悦。图1这是M.C.埃舍尔基于对称变换原理而创作的作品。

二、数学对称原理在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应用

文化符号在构建过程所基于的数学原理与理论分类很多，就数学对称原理而言，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文化。综观人类的艺术史，根据现已被考古发现的大量的记录在岩石上的原始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手工陶艺、夏商周的青铜制品、古希腊文明、以及埃及和玛雅文明中，均有发现文化符号基于数学对称思维的例证。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了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所蕴含的数学对称原理。数学意义上的对称在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应用相当常见，在中西方传统建筑和圣殿的建造过程中都能找到与数学对称有某种关联。在文化和艺术中，对称常与和谐以及形式美感等含义相关联，其根本的原因是，数学对称的灵感源于对宇宙和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探索和发现，同时这种数学的生命力完全根植于养育她的文明社会生活之中，对称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所崇尚的“天地交而万物通”、“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是吻合一致的。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建筑在文化特征、美学追求、建筑风格、形式结构等因素受到影响是必然的。“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所推崇的理想境界，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文化意义上的对称，通常与中庸、秩序、和谐、典雅、庄严以及权威等含义相关联，中国传统建筑十分讲究对称的文化。中国古代帝王的宫殿以及宗教寺庙在建筑布局和结抅中，一般都按照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布局及设计。例如北京的故宫就以中轴线为中心轴，图2是北京故宫鸟瞰图，其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布局设计。宫殿的布局，一般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所谓“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这种布局体现了封建社会中简明的组织规律，同时与其宗法和礼教制度密不可分。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种跨国界和文化的桥梁。因此，常见于人类的建筑、文化和艺术之中。对称在东西方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表现十分常见。图3是法国的兰斯大教堂，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结构和装饰中到处都能发现基于对称思考的装饰。图4是婆罗浮屠佛塔鸟瞰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遗址——瓜哇島的佛塔群。其基底尺寸为114×14m、高46m，塔结构基于中心及轴的反射对称原理而构筑。人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和民族文化，虽然在生活与实践过程中都发现和应用对称原理，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及所处的民族和区域以及生活环境的不同，显然对对称的理解与应用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异体现在文化特征、美学追求以及文化符号的表现、传播、及审美等各层面。例如早期的摩尔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在对称图案的装饰风格方面却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和表现，他们对复杂的数学几何的研究与应用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图5，这是分别基于中心及旋转（120及60）对称以及反射轴对称而构成的图案装饰，图6为对称结构示意图，许多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建筑结构、装饰风格和图案的文化特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见，对称已不仅仅对建筑师有吸引力，数学家、物理学家、画家、心理学家、考古乃至音乐家都在思考和研究它的意义和影响力。事实证明，数学一直伴随和见证了人类的文明历程，始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层次、各方位的反复讨论介绍了“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数学”，即建筑文化符号的形式、结构及它们的表达所蕴含的数学思想与理论及其符号的审美等。我们试图关心这一现象的目的，不仅在于观察数学本身的科学基础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唤醒人们重视科学对艺术的影响与促进作用，从全方位的和文化视角欣赏数学的魅力。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业步行街；中国传统建筑；城市表达

Abstract:Therearecommercialandrecreationalinthecommercialstreet.Itmustconstructthestrongbusinessatmosphereandamusestherecreationalfeatures.ItmakesthemostoftheChinesetraditionalbuilding''''selementinthebuildingdesign,andmakemodernisgoodwithtraditiontocombinedtogetup.Atthesametime,wefigurethatit''''simportanttopaymoreattentiontothetersenessandsimplicityburtheluxuryandoverdoing.Moreover,wegiveprominencetoit''''spracticability,co-Mpatibilityandhighefficiency.What''''smore,wealsonoticethathowtoeconomizethegoundandthecost,howtotakefulladvantageofthearchitecturalspace,andhowtoconstructapleasantcampusenvironment.

Keywords:CommercialStreet；ChineseTraditionalBuilding；CityExpression

1项目概况

武冈市位于湘西南的雪峰山脉东麓、南岭山北缘、资水上游，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市）中心，。总面积1549km2，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14km2。有苗、侗、仫佬、回、瑶、壮、土家、满、蒙古、黎、白、水、高山、彝等15个民族，总人口74万。

武冈铜保新城商业街位于铜保新城中心，紧邻新区行政中心，东临规划的主要干道铜保路。规划建设用地东以规划的主要干道铜保路为边界，南面以城市交通支路春园路为界，西部以原有城市干道强武路为界，边界呈方形，总建筑面71024.3m2。

2设计构思

2.1设计定位

商业步行街，其主要功能服务于商业活动，同时也承担娱乐休闲的功能。本方案设计既注重起功能上的实用性、兼容性与高效性，又注重节约土地，充分利用建筑空间，营造宜人的商业氛围。

2.2设计理念

2.2.1节约土地，节省建设成本

设计伊始，以场地高差为方案切入点，充分考虑与场地高差进行有机结合并加以利用，从而减少建设中的挖填方量，以降低建设成本。

2.2.2商业步行街的多功能性和兼容性商业步行街兼有商业性和休闲娱乐性，它既要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又要体现其娱乐休闲性特色。

2.2.3建筑性格的恰当表达

建筑外墙采用现代设计手法，充分运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以蓝灰色麻石喷涂、青灰色贴面砖（主墙面），深灰色亚光不锈钢和深灰色铝合金（栏杆和窗框）、灰色镀膜玻璃及白色涂料（部分梁柱和构架）表达简约的建筑风格；大量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运用，丰富了建筑立面。

利用设计中的虚实对比，均衡与侧重，统一与变化，形成具有较强光影变化，构图和谐，营造具有视觉愉悦感的空间效果。良好表达了商业建筑的内涵，同时也避免大空间和大构架给人带来的空洞和冷漠。

2.3设计构思

商业步行街的位置与规模决定了设计首先如下问题：一体化构思“规划——建筑——景观”；整合设计功能与环境。规划既着重与环境生态和商业步行街功能的研究，又关注商业步行街内部与外部城市环境的整体联系，将整合设计的理念贯彻与内外功能的组织，景观环境的保护和再利用；建筑形态以群体面貌出现，与环境巧妙结合，在追求建筑风格延续和统一的同时，保持对复杂地形的多样适应性。

2.3.1整体有机的景观格局

根据场地特点，在建筑轴线、景观轴线上组织室内外空间，形成各种空间序列，相互汇合、渗透、转换、交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且不受车辆交通及功能分区之干扰。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整合，空间相互渗透，构成以人的景观感知为中心的体验空间序列，最终形成新校区的整体感合场所感。

2.3.2理性与浪漫结合

布局充分利用周边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将理性与浪漫结合，有规则式建筑广场空间通过转接、过渡的手法，与周边环境、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创造人文、尺度适宜的商业购物空间。

2.3.3强调交通组织的层次性

人车分流，快速车流置于城市干道，内部为步行道，并考虑紧急车辆通行，以保持中央腹地的完整性；同时，交通路网设计尊重原有竖向特征，在此基础上改造利用并形成特色。2.3.4可持续发展与良好的周边环境

考虑规划、建筑的可持

续发展、功能的合理转换，延续现有周边环境的多样性与地方性，在浓郁商业氛围下，创造一个生机勃勃的购物场所。

3总体布局

完全规则的用地孕育了建筑的雏形。椭圆形的广场和横向的步行主轴形成规划的核心。广场和步行街的交汇处是商业步行街的中心。规整组合的建筑体块与道路完美地结合。某种程度上讲，建筑大体就应该这样，我们只不过是此时此刻顺理成章地这样做了。建筑自然地簇拥成一个个群落，其间演变出多重性格的公共活动空间，组织成纵横交错的步行系统。二号地块延续了之前一些流畅的做法，赋予商业铺面以崭新的面孔。

两个地块自成一体又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体现了一种和谐而活泼的美。

4空间的营造

建筑形态满足了商业构架与空间的关系。顺沿横向道路的运用，使单一的沿街界面变得富有层次，形成了一定的商业空间网络。线性空间与广场片状空间的结合，加大了商业休闲的逗留余地。

我们在这里积极创造公共空间，提高开放性，引入了步行街，露天广场，灰空间，室内庭院，空中庭院的概念，几个层面的空间组合形成有趣的空间序列。自然的形体组合给各个方向的城市道路带来独特的城市景观。

首先以半圆形休闲广场空间作为商业步行街的主出入口，行道树及铺地的导向将人流引入商业步行街。鲜明的主题雕塑、椭圆形的玻璃幕墙及一排排柱子架空的走廊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奇妙的光影效果，给人以温馨的感受。柱廊形成的灰空间成为了公共活动空间到商业空间的自然过渡。清澈的喷泉、有序的行道树及斜向的硬质铺地将人们带入到个性空间的惊喜中。适宜的空间尺度，细腻的环境处理，成为我们设计的一个核心。向东西两端行走，有更细腻亲切的步行空间，空间的收放自如，打破了几百米冗长的感觉。同时，各种样式的休息椅凳合理设置很好的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

亚历山大说过，一个好的设计并不是告诉人们如何设计空间，而是让空间有机会长成生气活泼的花。在这中间我们试图给顾客提供一种充满阳光、空气、艺术品的有人性、有精神的场所，让室内室外环境的融合改变全室内令人窒息的购物空间。形成一个人们乐在其中、不知疲倦的购物展示平台。连廊与边界，其尺度、体量及被关注刻画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交通”功能。

5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引发了商业步行街的建设热潮。商业步行街由于自身功能的综合化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商业步行街再很短的时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宜人的空间尺度，细腻的环境处理、浓厚的商业氛围构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商业步行街；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盲目建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武冈新城商业步行街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强调应尊重当地实际情况，力求在满足实际商业功能的基础上，整合处理功能与环境，探索了富有特色的新商业步行街空间的方式和策略。希望对步行街建设提供有益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夏伟.商业性街道的评价体系建构——生态学的启示和方法.[硕士论文].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004.

[2]刘刚松.商业步行街外环境照明设计研究.[硕士论文].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2003.

[3]刘瑜.商业步行街规划设计与营销研究.[硕士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4.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6篇

建筑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物化形式;其次是外部形式与内在的结合，也可称如各种创作理论、规范和法规等;最后是最本质的内在，如宗教感性、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民族习性，这些本质的东西影响着前面两个层面。现代主义建筑风潮的显现出弊端之后逐渐平息下来，而后的后现代建筑试图重拾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弥补之前的不足，但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效果也并没有如预期一样，止步于建筑文化的表层，在本质上没有摆脱现代主义建筑的弊端。传统建筑文化是在它们所在的时代产生的满足它们那个时代要求的建筑，而我们所在的时代由于需求，背景的不同，同样需要具备我们时代的特点。如果我们回头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传统建筑文化整体上是在特定主题下发展的，属于建筑文化的第三个层次。和谐观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出自于我国“天人合一、和谐共存”的儒道互补的哲学体系。自古以来，中国主流的传统建筑正是沿着这条清晰的路线发展的，这便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当代建筑文化重生的主干。建筑文化的重生所指的绝不是将传统的建筑形式形而上学地附着在建筑体中，这样低层次的建筑文化的表达方式最后只能导致建筑文化的面目全非，轻浮而没有内涵。真正重拾建筑文化是指在建筑文化的第三层次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背景，资源和要求加以创新，使建筑符合时展的需求，才是建筑文化活络重生的之道。

2建筑文化在生态建筑中重生

近年来，生态建筑潮流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复兴的良机。生态建筑是将建筑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利用技术、建筑学、生态学等将建筑内外的生态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建筑生态系统内的自循环，从而解决建筑低耗环保的要求，这与中国建筑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谋而合，是一个填补建筑文化缺失的一个契机。古代中国建筑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在古代中国先贤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敬仰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基于这样的观念，古代匠师从基地的选择到建筑的功能的布局、结构、造型等方面都考虑建筑与环境、建筑与建筑、建筑与人的相互协调与融合，建筑虽由人造，宛若天成。或使建筑顺应自然生态，成为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即适应环境，或使建筑整体自成生态，创造自循环的小生态，即创造环境。这样的建筑观念本身就已经契合了生态建筑的生态学的主体。

2．1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王澍的作品中充斥着传统低技术的运用，如碎砖瓦片拼凑而成的建筑外墙不拘一格展现了中国传统民居古朴而优雅的质感;建筑的水平发展趋势通过披檐的加入而得到加强，同时竖向层次也丰富了;大面积透明玻璃的应用增加了建筑的透光率，也使建筑通透清心，更加古典雅致。由王澍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建筑细部的单纯的植入较少，而是通过创新来塑造建筑氛围和空间趣味使我们能够感觉到传统中国建筑环境的。正如安藤忠雄所提到的，建筑并非模仿形式，而是继承内涵。

2．2吉巴欧文化中心

吉巴欧文化中心是伦佐•皮亚诺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个温暖中心的灵感来源于当地人的“棚屋”文化。当地人认为人只是自然界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生死是人生命的历程，但是灵魂永恒存在，躯体只是灵魂的一个载体，终究还要尘归尘，土归土。“棚屋”是由自然界中的材料搭建而成的，当地人将他们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赋予建筑，使之与人一样同样有类似于生命体生老病死的过程，建筑来源自然，并最终归于自然。皮亚诺在理解了当地的建筑文化后，在利用当地建筑材料的同时采用新型的钢结构结合计算机的精密计算形成建筑编织结构的主体，并且在建筑中运用百叶窗调节自然通风使建筑更加生态节能，而经过精密计算的主体不仅具有形式美，更具有实用性。伦佐•皮亚诺设计的吉巴欧文化中心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他使建筑继承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通过创新更加深化了建筑的文化内涵，建筑的形式完美地融合于周围环境，营造出符合传统建筑文化的氛围，同时又不失时代感，是一次传统建筑文化与生态建筑结合的成功尝试。

3结语

生态建筑的潮流兴起，可以说与国际主义建筑一样同样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一股潮流，但不同的是这股潮流是在人们重视环保和节能的情况下促使建筑技术优化创新形成的。国际主义建筑脱离建筑文化的设计使建筑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裸奔”。生态建筑在一开始就得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而建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能够让建筑能够披上独特的皮囊，增加建筑的识别度，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建筑透露出非凡的内在气质，使人乃至其他生命体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对于生态建筑来说，建筑文化将助生态建筑在发展的过程中走的更远，更有魅力，更为多样。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分析了中国传统园林空间的模糊性特征，阐明了模糊美的表现形式，即虚实相生、流动性和复合空间，并将这种模糊美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和认知方式。

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审美具有模糊性特征，模糊性即不确定性，不是把事物和盘托出，而是使其存在于似与非似之间，是一种“离方遁圆”形式。模糊绝非含混，而是根据主观把握的情感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的取舍与安排，排除无关紧要的因素而使之变得模糊。这种处理方法，由于它的不确定性、多义性而产生了极大的思维能动作用。留有余地，发人深省，往往可使一块小天地、一个局部处理，变得隽永耐看。

空间在我国古代只是以一种无形的、不可量度的、无法触及的、宏大而连续的客观存在被感知。其范围、内容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使感知它的主体产生极大的主观联想，不能一语道破，或隐或现，知其然而又不易知其所以然。仅在人们体验了整个空间历程后方能悟出其真谛，且其理解又因人而异。审美过程同时也是创造过程，这就导致了空间艺术本身的模糊性—让丰富的生活感受见于言表之外而让人们自去领会，即寄不尽之意于言表之外。这种模糊美往往通过虚实相生、流动性和空间复合等组织方式来表现，而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和认知方式。

一、空间模糊美的表现

1.空间的虚实相生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谈到虚实相生时说:“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处，一开而可同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可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都是为了在观赏者的心理上扩大空间感。

虚实相生所产生的模糊感，主要表现在风景形象的虚实、藏露、曲直的对比上，“水必曲，园必隔”，“景贵乎深，不曲不深”。一些构思精妙的佳景常常隐藏起来，使游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一转身，一抬头，出乎意料地发现了柳暗花明的景色;或者从漏窗花墙中露出几分讯息而引起游赏者“满园春色”的联想。这种虚实相生的模糊感在园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隔”—《长物志》说:“凡人门处，必小委曲，忌太直。”园林空间越分隔，越有变化。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的空间，因此大园包小园即此理(大湖包小湖，见图1。曲折的云墙是围还是引?是引，却阻隔了人们的视线，分隔了空间;是围，却引导人们寻路探幽，渐人佳境。粉墙上的花窗欲挡还是欲透?欲透，却又要遮挡;欲挡，却又用窗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也是造园的重要处理方法。佳者如拙政园之海棠坞(见图2),批把园(见图3)、颐和园的谐趣园(见图4)等，都能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人门便觉其是个大园，内部空旷平淡，令人望而生畏，即便人园也罕有兴致游完整个园子，所以园林不起游兴是失败的。

“曲”—古人早已指出“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计成在《园冶》中也一再强调“曲”的意韵。他说开池须“曲折有情”;叠山应“蹊径盘且长”;小屋要“数椽委曲”，驾屋要“蜿蜒于木末”，厅堂立基要“深奥曲折，通前达后”;对于廊，更是“宜曲宜长则胜”。

在园林中曲和直是相对的，要曲中寓直，灵活运用，曲直自如。就像画家讲画树，要无一笔不曲。曲桥、曲径、曲廊，本来在交通意义上，是一点到另一点而设置的。园林中两侧都有风景，随性曲折，使行者左右顾盼有景，信步其间使距离延长，趣味加深。由此可见，曲本直生，重在曲折有度。而有些曲桥，定要九曲，不临水面，(园林桥一般要低于两岸，有凌波的意味)，生硬屈曲，行桥宛若受刑，丝毫没有行云流水的感觉，如上海豫园前的九曲桥.

“隐”—前人论画，很注重“隐”的意蕴，布颜图说:“山水必得隐显之势，方见趣深。”唐之契说:“能藏处多于露处，而趣味无尽矣。”张彦远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画境如此，园林意境也是如此。例如:屋后山后用高树、竹林、楼阁等穿插其间作为背景，使得房屋山林向上层层推远，可以造成景外有景的印象;在临水处架石为若干凹穴，使得水面延伸于穴内，形同水口，望之幽邃深奥，有水源不尽之意，拙政园著名的小飞虹就是采用相似的手法，在水面的尽头处架了一个廊视觉上水面似延伸至远方。

2.空间的流动性

空间艺术，有点儿类似电影镜头的时空性，它们都有流动的画面。只是观看电影，人坐在观众席上不动，而借助拍摄过程中摄像机的镜头移动，在银幕上映出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建筑则是景物不动，通过人在建筑中的活动，产生视点移动而形成一连串的连续画面。

(1)“动”中寓静。在流动的空间中，要感受的是静谧幽深的环境。在动观的线上串上了一个个静观的点。游人必须步游廊，攀假山，穿曲洞，渡小桥，在动态中来欣赏各种景色。而在一些重点构思的风景主题之前，造园家常常设计了一些亭台轩斋，让人们驻足流连，静静地揣摩欣赏，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高潮。这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既赏景又抒情的极为自由的欣赏方式，是园林艺术动静结合的又一特色。

这种不断改变视点的运动欣赏和中国传统绘画所采用的运动透视(散点透视)，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统绘画为了集中表现出大自然的典型性格和本质，反映出空间无限延伸的客观存在，摒弃了模拟人眼看事物的一点透视理论，而采用随看随画的运动透视。如清明上河图，视点可任意升降移动，既可以描绘事物的立面形象，又可展示平面组合，这样就能动地缩千里于尺幅之中，在方寸之间展示千里江山。园林艺术也要凝集自然山水的精华，在小范围内再现自然之美，就要让游人尽量多地欣赏到各种不同的风景形象，所以动态的、在时间进程中的连续观赏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沿着园中主要游览路线进行的观赏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改变视点的一幅幅风景画的连接，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欣赏到丰富多样的景色，领略各种山水林泉的风光，也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在流动中体会空间美。

(2)静中有“动”。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艺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只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如颐和园的长廊不但引领人们“游”，而且引领人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正是这种“望”，使人的视线有了流动的方向，即便是站在园中任何一个固定的地点，都会感受到空间的流动，视觉的通透，进而产生丰富的联想。而这种流动性的实现恰恰是空间模糊美的真实反映。

在园林中处处都可见漏窗、曲桥、长廊、亭台轩阁，它们是建筑的一部分，同时也参与到空间流动性的组织中来，它们的存在，将传统空间的模糊性推向了更深更微妙的境地。

窗子在丰富空间、引导视线的流动性上是很重要的。西方国家的大教堂也有窗子(见图8)，但那些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子，不是为了使人接触外面的自然界，而是为了渲染教堂内部的神秘气氛。中国园林建筑的窗子(见图9-11)则是为了接触外面的世界。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就是巧妙地运用门窗空洞和漏窗，打破墙围合出的封闭局促的格局，变封闭空间为渗透空间，增强了室内和室外的联系，把绝对的室内和室外空间变成了虚实相生的空间。

中国园林中多处设置“影壁”，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其带动空间的流动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它可以是一个屏风、一块石头，一堵墙。苏州狮子林一进腰门便是一座假山为屏(见图12),留园则是一个石头屏风(见图13)。即使像残粒园那样的小园，在人园洞门处，也以峰石半露。这就是所谓的“景愈藏，景界愈大”。一个屏障，既隔断了空间，又联通了空间，给人们更多想象的余地，暗示人们前方难以揣测的空间变化，也在引领着人们的脚步。

除此以外，还有层层进深的庭院、高大的牌坊、蜿蜒曲折的廊子、镂空的门，等等。无一不把中国传统园林空间中的流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3.复合空间

复合空间指的是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复合，即“亦内亦外”的中介空间。从这个角度讲，复合空间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模糊空间。在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中，这种空间处理的方法以徽州素有中国民间故宫之称的“承志堂”为例。这是一个富商大宅，其内部空间以串联的方式展开，蔚为壮观。

将其内部封闭空间(如卧室)、墙体等涂黑，厅堂向阳一面完全开敞与天井之间无一墙一柱间隔，此处的空间表现出半室外半室内的特性，空间实体性降低，在空间封闭性示意图中显灰色，天井由于没有屋盖而呈白色。最后得出这个院落的空间封闭性示意图。这一居住建筑的内部主空间—厅堂就是模糊空间，居住生活中大部分活动如会客、宴席、家人交流等均在此进行。将空间封闭性示意图中的封闭空间去除，只留下代表模糊空间的灰色图块，从而得出模糊空间分布图示(见图16)，其中可以看到内部模糊空间以天井及庭园为中心展开。众所周知，居住建筑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其私密性，然而从对“承志堂”的分析中发现其主空间本身却是半室外的复合空间。设计者的目的如此鲜明，其对模糊空间灵活而务实的态度得以体现出来:模糊空间以天井及庭园为中心展开，天井在此的作用就是创造一个私密的室外环境，而天井的高墙确保了居家的要求。在天井内，自然的要素如风、雨和阳光等被引人到了日常生活中，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空间认知与模糊美

这种模糊美得以表达并被感知，追根溯源，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一条贯穿始终的“根”，即“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的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即强调人自身的内在修养，并以此达到与天地相合，从而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显示人自身的意义，正如成中英所言“自然被内定为人的存在，而人被认定是内在于自然的存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基础上发挥浪漫情调，使无生命的建筑具有生命的情调。

1.空间观念中的模糊美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于建筑空间的理解在精神境界上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是站在固定的地点，以固定角度透视深空，其视线失落于无穷。其对这无穷的空间的态度是追寻的、冒险的、控制的、探索的。中国人对于这无尽空间的态度则是如古诗所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人生在世，如泛扁舟，俯仰天地，容于中流，极目悠远。其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线角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近代欧洲人的无穷空间，而是迂回曲折，遥望着一个目标(道)。

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其意趣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说:“行到无穷处，坐看云起时。”中国人不是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追求，而是“留得无边在”，低徊之，玩味之，点化成音乐。

2.空间联想中的模糊美

清代邹一佳在《小山华普》中说:“一卷如涵万壑，寻尺势若千寻”。在绘画中，画山石，要概括高山大川的形象，使欣赏者如临其境。园林中的叠石堆山亦然。我国古代园林中的假山，多堆叠于庭院之中，以限制视点的距离。同时即使是一块山石，其体型也以能引起名山大川的联想，或为崇山峻岭的缩影为上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的大观园中有一景:刚走进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色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其中描写大观园山石的处理手法，首先是限定了视点位置，加强了假山插天的高度感染;其次是山石旁没有配植高大的树木，只是点缀了草本植物。如果在假山旁边配植大树，就会在尺度上把山石比小了，那样就会破坏联想，游人也就不会对一块大的山石引起名山大川的联想。

三、结语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题】建筑

【关键词】教会大学/传统建筑/中西合璧建筑式样

【正文】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之时，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处于相对高势能状态。伴随着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着强行移植和殖民输入。从“交流”一词的本意而言，真正谈得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实在是少之又少，具有表象效应的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成功的特例。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迄今，建筑界的理论和实践所纷纭不休的“神似与形似”之争，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渊源关系。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来看，众多矗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的这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效应。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指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中国教会大学起始的，采用当时西方建筑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平面设计符合西方建筑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国宫殿寺庙建筑构图元素并与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建筑式样，一般也简称为“大屋顶建筑”。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建筑自身的使用价值，因此，褒时被誉为民族精神之体现，必全国效之方罢休，贬时被斥为历史倒退之逆流，必全国讨之而后快。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建筑新式样在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其生硬也罢，成熟也罢，失败也罢，成功也罢，这类建筑新式样毕竟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文化混合成了一个有形的实体，并进而演变成绵延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无疑值得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加以探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之起点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作一初步分析。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交汇，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建筑形式引入中国。传教士们普遍地抱有西方本位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起了西方中世纪式样的教堂。引入的西方其他建筑形式很快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唯有教会的建筑遇到了麻烦。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会相关的建筑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

教堂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表象特征，在历次教案中屡屡被毁，这一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被解释成反帝爱国运动的行为体现。如果从建筑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另一层意义，即对中国人来说，自此之后改变了以“道器分离”的思维习惯来看待建筑，终于将建筑视为了一种文化参照物。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作为一种姿态，他们也很自然地想到建筑的文化参照物的表象效应。因此，原本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建筑文化观念，终于有了一处朦胧的共通点，即需要创造一种能满足各自不同的文化动机并具有表象特征的建筑形式。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创造新建筑形式的早期尝试是由传教士零散地进行的，多是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筑体之上作为装饰构件，模仿的部位与手法亦无定势，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妥协。极端的案例也有完全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做法。这些早期的尝试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缺乏相应的一贯性、独特性和稳定性，因此影响也比较小。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建立仿照西方公学制度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使教会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种种迹象显示，外国教会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在华的教会学校也开始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各校的报告说明申请入学的学生已多得无法接受，教会上层为此都兴奋不已，办学热情日益高涨并着手筹划建立较大规模的正规大学，此时，有关教会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形式的问题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20世纪的前30年，许多在华教会都将所属学院和书院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成立之时，大都购地迁址并兴建了大批新校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批新校舍的兴建算得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也给教会大学提供了创造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历史契机，可以说是教会大学的建筑实践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艺术复兴的序幕。

教会大学一般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17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5个区域，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天主教大学3所：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协和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

上述各教会大学的情况相差很大，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规模宏大、兴旺发达，有的又小又穷、挣扎维持，但多数教会大学最终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教会大学还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教会大学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校园的规划和建筑方面，今已成为继承者引以自豪的学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样式，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少数租界外，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当属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兴盛期。教会大学的建筑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建筑的规模大、数量多，往往组合成群，成为学校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主要景观。从1894年到1949年，教会大学建筑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对此，来华传教士们似乎是既自信又茫然。传教士理想中的大学，是像19世纪美国大学那样的僻静学术区，应位于市郊，有教学区、办公区和宿舍区之分，唯一不同的设想是希望建筑形式能表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外部特征，以此来表述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

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希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即使是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形式，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金陵大学等。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程式化的程度。

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出现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实践作品。圣约翰大学是建立时间最早，一度发展最快的教会大学。校舍建设始于1879年，第一幢校舍是两层楼的外廊式建筑，正面宽220英尺，深度130英尺，外部样式采用了具有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西洋味道甚少，其后又照样建了三幢宿舍，可能还参照中国四合院平面进行了总体布局。1892年，圣约翰大学募捐到26000元建新校舍，因无地皮便拆除原有房屋重建，1894年新楼竣工，取名为“怀施堂”，这是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两层砖木结构，中式的歇山屋顶上铺传统的蝴蝶瓦，囗字形平面布局，墙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构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怀施堂”的钟楼处理。以两个横向歇山顶教学楼夹住竖直的钟楼，体量组合关系更像是勉强拼接而成。钟楼采用了双层四角攒尖顶，檐角夸张地飞扬上翘。或许是“怀施堂”设计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将江南园林的亭廊造型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瓜皮帽”的说法可能由此而生。至于何以选择这种建筑形式，可见以下文字：“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约大(圣约翰大学之简称)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1](p.3)从此记载中可推断，“怀施堂”的设计是隔洋造车之作。圣约翰之所以要保存“中国房屋之特质”，其本意是表现本校历史的延续，却不曾料到做了一件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开创性尝试。事实上，在所有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以最强硬的姿态抗拒中国民族主义趋势的，实行的也是最彻底的基督化教育，甚至不惜付出学校分裂和停课的沉重代价。但中国教会大学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产物，某些关键性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Pott)是一个既顽固地坚持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信仰，同时又把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也不乏对中国的某种感情因素。在他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一直注意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以此作为该校的建筑特色，用卜舫济的话是“外观略带华式”。纵观圣约翰大学的建筑演变过程，早期完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样式，后来的发展从“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再至“外观略带华式”，反映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完全可以推断，如果教会大学建筑没有附加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因素，所谓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是不会摆脱这一过程的基本程式的。

三

从义和团运动到1920年之间是教会大学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由于教会大学实际享有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保护，也使其与中国社会或多或少有些脱节。不管是慑于19世纪末的教训还是出于纯粹的文化偏爱或其他什么原因，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而已，只要能大致传达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换句话说，“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来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史的一个方面。”[2](p.194)1920年以后，教会大学的命运不得不与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结在一起，迫使教会大学走上了主动寻求中西方文化结合之路。

20年代的序幕是以为标志揭开的，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反帝涉及到西方在华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由反传统儒教而起的反封建竟将教会大学也席卷进去。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主要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已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都使教会大学面临着能否继续生存的严峻问题。如果教会大学希望能在中国长期办下去，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来顺应中国的时代潮流。为了迅速回应急剧发展的中国政治局势，美国基督教会于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大会”，决议倡导“本色教会运动”。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称：“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2](pp.323-324)何谓“中国本色教会”呢？正式的解释是：“一方面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注：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诚静怡，中国籍基督徒，1922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该团体是外国教会在华各差会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本色运动”落实到教会大学的具体措施，首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地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样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新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之基本导向，对建筑样式的表述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宫殿式建筑，杂芜多样的地方特色逐渐消失，组合手法趋向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建筑风格基本定型了、纯正了，也更加优美了，只是趣味性似乎降低了许多。从这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较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一般来说，在建筑技术和材料没有重大突破之前，建筑学领域的创新方式与其他艺术领域有所不同，所谓特定样式不可能因主观臆想而出现，而是通过对原已存在的建筑风格进行修改，甚至是对原有的某些手法进行模仿来达到的，因此，重组和异化是建筑实践创新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建筑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注重文脉的原因。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就是通过同一形式或同一构成方式的大量工程实践作品体现出来的。教会大学在建校前后，大都购置了土地，新建了校舍。在校舍建设中，采用中西合璧式样的教会大学有12所，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另外还有原属教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教会大学的校舍建设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譬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和科学馆，几乎与上海外滩租界建设同期进行，建筑的规模也相当。在华中，湘雅医学院的建筑群当时被誉为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在华东，金陵大学的北大楼宏伟而古雅，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华西，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毫无疑问是成都近代建筑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在华南，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和地位。在华北，辅仁大学主楼曾号称当时北平的三大建筑之一。至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典雅校舍和优美环境更是全国闻名。由此来看，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特色反映在足以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批建筑物上，尽管它们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的细部处理手法方面还有某些差别。

附图

这些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欧美完整建筑教育的职业建筑师，他们接受的是当时欧美盛行的古典折衷主义的严格训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未必有传教士那种欲使“中华归主”的宗教热忱，也没有传教士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认知，他们也很少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开始时也谈不上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偏见，这就决定了设计者只可能以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为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依据的是以下三点：(1)业主(传教士，教会大学创办人)对建筑式样选择的建筑理念；(2)业主提出的建筑基本功能要求和建筑设施的标准；(3)当时所能利用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

当西方建筑师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建筑时，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造型该有多么惊讶和困惑；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短时期内就产生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兴趣。因此，他们很习惯地将自己业已熟悉的建筑语言和设计方法与业主所特别要求的建筑理念结合起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通过建筑实践来表述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建筑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敏锐，却能够忠实地记录着现实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的演变过程，建筑师是相对客观的执笔人，虽无意也无能力倡导某种时代潮流或社会时尚，但其建筑实践的设计作品却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时代局限性。

四

教会大学在时机上顺应了中国人引入西学的大趋势，同样，教会大学在大规模筹划和兴建过程中，正值基督教的“本色运动”和天主教“中国化”计划的实施展开之时，许多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在华西方教会的世俗化、本土化，为促进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仅从建筑学方面来看，教会大学的中西合璧样式实际上还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与建筑理念形成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

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理应谴责，但对从事某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传教士活动则应具体分析。有些传教士的在华工作生活经历，培养了他们热爱东方艺术的感情，从而促使他们能够较客观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持有较公允的建筑艺术评判标准，并为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说服教会上层接受这种新的评判标准，他们不仅特意强调了中国古典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将其与教会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联系起来，刚恒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8月9日，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X.D)委派刚恒毅枢机主教(MostRevConstartini)担任第一任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在职的8年期间，将自己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建筑理念。1923年，他到任不久就致函教皇，对西方教会过于热衷在华修建哥特式教堂提出批评：“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二、保留外来建筑风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当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3](P.12)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她特殊而定型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藉着她历史性的建树，通过民间与社会的艺术品，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各种不同艺术特征都是基于文化、习俗、兴趣、历史与宗教的史绩、建筑用材、气候、地势等等不同因素。将欧洲的形式，无论是罗马式或哥特式，加诸中国均属错误。”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民族极具象征性价值的宗教建筑方面，何不最好也来一套‘中国装’呢？”[3](pp.21-22)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传教士的赞同和支持，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AdelbertGresnigtO.S.B)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4]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4]

何谓“中国装”或“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传教士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建筑理念：“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4]刚恒毅认为，西方建筑师完全模仿中国式的塔或建筑的外部形式并不成问题，比较困难的是掌握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和装饰手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领悟中国建筑的精神，并将这种悟性运用到这套“中国装”的裁剪中去。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刚恒毅还是一个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修养的传教士，他反对盲目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并指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术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拼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元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天主教的思想。”[3](pp.23-24)格里森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建筑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互相适应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庙宇和塔的形式。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4]如果除去其中的宗教狂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上述观点与中国建筑理论界的有关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创新和继承问题的共识并无质的差别。

1925年，庇护十一世捐赠10万里拉供辅仁大学改制之用，这一机会使刚恒毅有可能将自己的建筑理念付诸实践。1929年，辅仁大学在北京购得兴建校舍的用地，刚恒毅特意聘请了格里森担任辅仁大学新校舍的建筑师。辅仁大学校方按照刚恒毅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对未来新校舍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5]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刚恒毅应邀发表了有关辅仁大学建设方针的演说词：“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6](p.40)这段演说词清楚地表明：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构成并不是出于对某种建筑风格的形象特征的偏爱来考虑的，其设计思想是由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

五

关于教会大学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的文化意义，似乎在美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可见，其建筑作品也更多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会利用战争的机会迅速扩展了在华的教育事业，从1914-1918年之间，在华新设立的教会学校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2](pp.247，210)由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学术水平，从国外和国内都争取到了新校舍的建筑经费，教会大学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而促使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9月，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了“中华教育调查团”，该团在华访问了36个城市和500多所各级学校之后，正式表明了教会学校的建校方针，即“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在性质上彻底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务，而如果缺少这些特征，那就将一事无成。”[2](p.349)所谓造就“气氛上彻底中国化”和教会大学的形象“特征”，其主要手段就是将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相融合，是一种西方人所理解的“中体西用”，也是中西建筑文化双向流动的有益尝试。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教会大学建筑出现复古主义倾向的早期实例，也是传教士的建筑理念与建筑师的审美意识达到默契配合的实践作品，其主要建筑竣工于1921-1925年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沙特克与赫西(ShattuckandHussey)建筑师事务所负责设计。当时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尽可能在外貌上采用中国形式，以使建筑得以和北京之建筑古迹相互彰显和谐。”（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分为教学区和医疗区，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用汉白玉栏杆回廊连结，围成半封闭的院落布局，建筑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标准，外部造型以故宫太和殿为其模仿原型，优美舒展的凹曲线屋面上，各种瓦饰也仿造得相当标准，加之平直的檐口，微微起翘的檐角，绿琉璃筒瓦，可以说是一个纯净的中式大屋顶型制。围成院落的建筑群全部坐落在汉白玉的台基上，栏杆、扶手以及台阶等建筑细部也是中国古典式的。可以看出，设计者确实是在非常认真地捕捉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外部特征，但在建筑处理手法上有点力不从心，中式的屋顶和台基与西式的墙身及开窗方式这两者之间缺乏一种中介过渡因素，而且建筑整体比例与中国古典建筑相差甚远。但总体来看，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的体量集聚，屋顶庞大，复古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

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致词，他进一步阐述了采用这种复古主义建筑形式的原因：“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是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职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合。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更明确地说，沙特克和赫西的设计是西方式的内部功能和中国式外部造型的混合体。可是这一混合体太过于注重外部的模仿复制，刻意复古就不可能摆脱古典程式的衡量标准，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了“像”或者“不像”这类最直观的问题之争论中，并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批评，颇有点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实，如果抛开某种固定的模式来客观地评价，在20年代初期能达到如此水平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其中也不乏主动进行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是教会大学对中国新形势的对策和反应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其不成功之处，仍可视为中西合璧建筑样式转向复古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

教会大学建筑在兴盛期的复古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建筑师墨菲·亨利·基拉姆(MurphyHenryKillam)。墨菲1877年出生，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开办建筑事务所，1914年起开始在中国活动，1928年以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并主持完成了首都南京规划的制定工作。到中国来寻求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墨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2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无独立开业的本国建筑师，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建筑业的局部繁荣，给西方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墨菲抓住机遇，及时地将设计重点从西方式的殖民地风格转向探索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方面，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设计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墨菲也因此在中国取得了超出其他西方建筑师的成功和地位。

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学校扩建工程。他制定了清华第一个校园总体规划，并主持扩建了清华学堂(东部)，设计了被誉为“清华园”四大建筑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东部)和体育馆(前部)。清华校园的总体规划和主体建筑都沿用了美国大学建筑的模式，属于欧洲古典折衷主义的作品，可见，墨菲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并无区别。墨菲不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最早尝试者。此时已有司斐罗(A.G.Small)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及东大楼，荣杜易(Fred.Rowntree)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怀德堂以及合德堂、万德堂等，柯林斯(A.S.Collins)的岭南大学马丁堂以及格兰堂、怀士堂等，佚名建筑师的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科学馆，可能还有济南齐鲁大学的某些建筑。此时，赫西(Hussey)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造也已进行。但清华学校的设计任务使墨菲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之能有较长时间在北京亲自观摩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精粹所在的皇家宫殿。这一经历无疑增加了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偏爱。自1920年后，他先后主持设计了福建协和大学(1920年后)，长沙湘雅医学院(1920年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1-1923年)，燕京大学(1921-1926年)，岭南大学惺亭、陆佑堂、哲生堂(1930年后)，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堂，1929-1930年)，北京图书馆(1931年)等建筑。墨菲的这批建筑作品不但在数量上十分浩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大都市，且大都是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地位，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墨菲被聘任主持首都规划的制定工作时，他所倡导的这种教会大学建筑的复古主义倾向已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蕴和民族精神之含义，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范围。

在有关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对墨菲的作品一向评价颇高。且抛开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以往的西方建筑师多将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生硬拼接，缺乏必要的过渡，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顶不适宜的帽子。墨菲的高明之处不在屋顶的处理，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渗入到西式墙身。或许他是第一位能理解斗拱在中国木结构建筑艺术造型中魅力的西方建筑师。如果墙身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额枋和红柱，斗拱的造型将失去构图的意义。换句话说，墨菲以斗拱作为中介，将其他中国古典元素糅合进西式墙身。墨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认识的。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曾出现结构与装饰不相吻合的瑕疵，而其后期的设计就熟练得多了，很少能挑出大的毛病，但也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即：墨菲以众多有影响的建筑作品给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模式，最后连自己也陷入了无节制地盲目复古的误区之中。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南京首都规划，连江轮和街灯都盖上了中国古典式的大屋顶。30年代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活动，虽有其深刻的民族主义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以建筑设计手法而言，则明显可以看出墨菲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西合璧样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1920年，燕京大学选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园作为新校址。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StuartJohnLeighton)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我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7](p.66)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其中第三项就明确了新校园建设的建筑理念：“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7](p.66)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使得这一种建筑理念能够很好地贯穿于建筑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燕京大学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筑形式的设想，要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要采用宫殿式样的教学大楼，庙宇式样的学校大门，校园里要点缀一些华表、石狮之类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品。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燕京大学陆续建造了88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再加上当时中国最漂亮的校园，燕京大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典范作品之一。“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8](p.108)在中国教会大学或国立、私立大学中，燕京大学的建筑群堪称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整体性最完美的校园建设工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很得意地说到：“燕大新校址完成后，很多年来，凡是来参观的人，都夸赞燕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后来我们自己也几乎相信了。”[7]

墨菲担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在燕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麦斐(Henry.K.Murphy)，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9](p.66)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墨菲最初的设计就采用了复古主义式样。由于建筑数量多，墨菲乃将中国宫殿型制的各种式样和装饰手法加以灵活运用。1926年，燕京大学建成迁校，司徒雷登在落成仪式上说：“最初我们就决心把中国建筑应用到建造校舍上，房屋的外表具有优美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而主要的建筑全部用钢骨水泥，兼有现代电灯、暖气及自来水设备。因此，这些房子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教育宗旨是要保全中国固有的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切，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注：转引自董鼎主编：《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从这段演说词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1)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是将当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相结合，以此来作为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的手段，其建筑构思的着眼点是意欲展现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的融合。因此，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征。

(2)就校舍建筑本身而言，其主体结构及其他当时先进的配套设备，本可以依其功能采用多种其他形式来自由表现的，只是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象征作用，才使得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转换成一种特定的建筑语言。因此，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形式与功能相脱离的特点，也是源自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只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才能客观地认识其中包含的积极意义，如果仅仅从民族感情或单纯的工程技术标准来评判，其看法自然偏颇。

燕京大学建筑现已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理由为：“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10](p.229)

六

在华传教士们寻求中西合璧建筑形式的设想，在时机上恰逢西方建筑界盛行折衷主义思潮之际，摹仿或糅合各种不同时代的历史风格，甚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是时髦的设计手法。很难说建筑师在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起因方面有过什么促进作用，不难推断，西方建筑师了解到传教士的设想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古典建筑那造型丰富而又奇特的屋顶。日本建筑师伊东忠太曾评论说：“屋顶为中国建筑最重要之部分，故中国人对于屋顶之处理方法非常注意，第一欲使有大面积大容积之屋顶不陷于平板单调，宜极力装饰。……中国人对屋顶之装饰，煞费苦心，全世界殆无伦比。”[11](pp.8-9)格里森还以浪漫的笔调形容道：“屋顶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优美曲线的屋面就像精心编织的巨大华盖，……柔和曲线是中国式屋顶最独特的表现方式之一，许多重要建筑的屋顶构成就如同专业音乐家演奏的动听乐章一样，……柔和的曲线，宏伟的尺度，和谐的比例，都足以使人们领受到那种庄重和高贵的屋顶造型所具有的极强的艺术感染力。”[4]然而，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建筑外部形象的捕捉，仅仅是力求达到一种总体艺术效果的相似性目的而已，他们无法也无意去探求中国古典建筑的内涵。西方建筑师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古典建筑和西方建筑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范畴，从建筑手法、建筑材料到审美情趣都差之千里，要运用建筑学的方式将其糅合起来绝非易事，还得取决于建筑师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解深度和自身建筑素养的水准了。

19世纪后期，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鉴于历次教案的教训，有的传教士也曾尝试过在教会所属的建筑中添加中国色彩，但很少是专业建筑师所为，而且这些零星的尝试为数甚少，规模太小，还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力。20年代的教会大学建筑则不然，其建筑规模之大，建筑数量之多，建筑功能之繁，建筑质量之高，建筑形式之新，建筑设备之良，建筑材料之异，建筑环境之美，都在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在一批欣赏中国文化并具有一定地位的传教士和一批建筑专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创建之始就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建筑层次上。

如同勉强发起的教会学校最终发展成高等学府一样，教会大学建筑也在建筑师的努力实践中最终演进成延绵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和建筑形态，成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以建筑表现某一文化思潮或某一时代风尚，在西方似乎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笔者认为，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建筑文化观念引入了中国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关键点。

还需要强调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起点而非终点，也是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开端而非终结。试图融合两种异质建筑文化的趋向至今仍在中国延续着、进行着，所谓“教会大学建筑”不过是这一趋向起始时期的代名词而已。

西方传教士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环境条件下，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2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广泛地运用在政府行政办公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外部造型之中。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范文照和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徐敬直设计的中央博物馆、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一大批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中西合璧式的优秀作品，不但表明了这种建筑式样已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的应用范畴，从而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复兴的象征[12](p.354)，而且也表明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已取代了外国建筑师，成为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主要设计者。如今，这种建筑新式样在几代中国建筑师的不断努力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形式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但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以及在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却在有意或无意中被漠视和淡化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外文化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课题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及其后来的演变结果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考察和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和建筑文化内涵，从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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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皖南;建筑装饰；以人为本

置身于徽州古村落中，那里风光秀美，数百幢明清时期的民居静静伫立。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装饰手法，建小庭院，开凿水池，安置漏窗、巧设盆景、雕梁画栋、题兰名匾额，创造了幽雅的生活环境，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一般在皖南古村落的村子入口，祠堂前的广场，建筑的大门，室内的厅堂等，这些人们的视线最易停留的地方都作重点装饰。如款县棠越的7座牌坊群，径县茂林的14座牌坊群等，它们都以赫然醒目的姿态立于村口，形成独特的村口标志，同时也张扬着本村曾有的荣耀。另一些则利用门楼、古村及其特有的自然风貌来构筑村口空间。如径县桃花潭镇的万村，以“义门”门楼、彩虹桥和溪边古杨树，形成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氛围。还未进村，以浓浓感受到家的气息，村的灵秀顿显无遗;而水东翟村的“踏歌岸阁”门楼屹立于桃花潭东岸，与古道石阶、大夫第和银杏古树相拥而成的空间则气势磅礴，异常突出。牌坊群、门楼这些具有装饰性的建筑物所营造的各种氛围的空间不单纯是为了界定村落的起始点，更重要的还是村落个性最好的反映。

逢时过节，祠堂前的广场是最热闹的地方，人最多，人们逗留的时间也最长。所以皖南的祠前广场常设有高大的旗杆石、万年台(古戏台)。人们在古树的浓荫下看戏聊天，形成一个较开阔的集会场所。万年台是广场的中心建筑，多用重檐翘角，相当耀眼醒目。舞台又是戏台的中心，自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采用各式的藻井装饰，来突出演员的活动空间。如祁门珠林余庆堂的戏台，正中为弯隆式藻井，台面前檐斗拱、额仿上精刻有人物、花卉图案，装饰性极强。还有则在梁仿和檐拄撑拱上雕刻戏曲图文。

大门是出入的咽喉，它对宅第的规模、气势起着不可忽略的暗示作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论贫富，大门都是装饰的重点。皖南民居喜在门洞上方饰以立体的砖雕门罩。门罩雕饰繁富，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历史故事、地方风情等，但都突出吉祥寓意的主旋律。它不仅美化了大门，而且表现了主人的情趣;同时，门罩本身又是一幅奇妙的艺术品。还有一些地区喜用满饰有纹理的磨砖贴面来装饰门墙，以衬托门头所镶的反映不同门第的嵌方。这种简洁的装饰手法更突出了大门的雄丽、威严。作为集会的重要场所—祠堂，它的大门是采用石鼓、阀阅、铺首和匾额来装饰。

皖南居民的厅堂，是接待亲朋好友和办红白喜事的场所，也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作为居住空间序列的高潮，更是重点装饰的对象。用屏风、匾联和天棚界定了一个面对大门、天井的半开长敞空间，是其大而敞，堂而正。在屏风前八仙桌坐定的宾主目及的地方，如厅堂大门的墙背面和天井左右的侧墙，讲究的都用磨砖拼花贴面。如径县茂林的滋树堂其天井即采用有暗八仙纹理的花砖侧墙。稍次的也用砖墙粉白，再饰以墨线彩画。厅内的柱础、石墙裙和石踢脚通风口，都有表达主人情趣的雕刻。花好月圆、五富捧寿、松鼠葡萄等表达美好生活寓意的是寻常人家喜用的装饰。而文人雅士则多用能表达自己情操、气节的图案，如琴棋书画、鱼樵耕读、梅兰竹菊等。每户带堂名的挂匾，更是主人的家风和志向的直接表露。今天，一些厅堂条案上还摆着“老三样”:东瓶西镜，中间自鸣钟，寄寓着家人对外经商亲人“永远平平静静”的希望。

交通性质的街巷，辅质的廊厢，从属性质的边屋杂院，在装饰及加工上都大大减化至适用的程度。如街巷铺地的石材，只是中间推独轮车的一条，选用较大的条石或卵石，根本不像天井铺地那样割拐拼缝;廊厢的石柱础也是最简单的复盆础或方形刻线础;厨房边屋的梁架，更见不到月梁和雀替，就是檐口撑拱，也是形式最简单的，绝对不会使用复杂精美的木雕;杂院围墙更不见装饰性的檐口砖雕或墨线彩画……正是由于这些辅装饰的简化，衬托出主体空间中重点装饰的细密与精致。如街巷平铺的卵石，与民居前有各种吉样图案的卵石铺地形成对比，使得人口更加突出。主次空间的不同装饰，不仅加强了空间性质的区分，也在加工时省工省时，节约了开支，真正做到了装饰的有的放矢、恰倒好处。

人们的视线容易停留和挑剔的地方是传统建筑中空间的转换处。如径县桃花潭镇“踏歌岸阁”门楼，既是渡口的交通要道，又是接连村内外空间的人口标志。它高大的体量形态在宽广的水面显得格外醒目，透过二层明间的雕格漏窗观桃潭风光，碧波烟云，如临仙境。每户厅堂和卧室厢房之间的天井横门，如今门头上还存有垂挂珠帘用的桃形吊钩或石雕的凤颈钩眼，这种今日看来装饰性极强的横门，过去十分有效地界定了每户的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进一步是闺中绣房，退一步是会客厅堂。不论是主体的屋顶、屋身和台基，还是地面局部的梁、柱、拎;抑或是檐口、门窗洞及墙的转角，都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如屋顶与屋身之间用雕刻精致的撑拱和柱间坐斗作过渡;屋身与台基地面则以石雕柱础和浮雕墙裙来连接;室内地面和窗洞四周都饰以圈边。屋面檐口的瓦则做成云头和滴水状。不同材料之间的过渡所作的装饰处理，其细微考虑更是令人叹服，如木柱落在石柱础上的柱脚底端，其垂直交叉的中心线上，都挖了一个如意头形的孔槽，看上去十分好看。实际上每个柱脚底端垂直交叉的四个孔槽，是施工时校正柱子垂直度用的标记，同时也是防止柱脚受潮腐烂的通风孔。只是匠人们将其艺术化了而已。这种兼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装饰处理，很值得现在借鉴和学习。超级秘书网

在皖南古建筑群中，无论是牌坊、民居、祠堂还是亭台楼阁，被称为“徽州三绝”的石雕、砖雕、木雕精湛技艺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特别是房屋明亮的地方，如门窗格扇、窗槛栏板，还有栏杆、门环铺首以及檐下挑梁和撑拱，自然成了精工细琢的对象。更何况这些部件都是人们日常天天要触及到的。因此在皖南传统建筑中各式图纹的门窗和栏杆格芯不胜枚举;裙板、栏板和挑梁、撑拱雕刻的花卉鸟虫、人物故事极其细腻生动。我所见的最撩人的当数西递西园中的一对名为“岁寒三友”的石雕漏窗，左为松石图右为竹梅图，寓含“咬定青山不放松，寒梅疏竹共风流”之意。又如黄山屯溪的程氏三宅内灵芝如意状井檐斜撑，用透、剔、掏、挖等手法雕成六朵层次跌落的灵芝卷瓣，使整个装饰物形成六面观看的花罩，同时又将卷瓣脉络清晰，完全立体化，是徽州宅第木雕装饰的典型代表。

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10篇

回顾我的设计工作，我是从1980年起不知不觉的把我脑袋已消化的传统建筑精华，演变于适当的建筑设计项目中，使到建筑整体有传统建筑的观感。而内部空间及布局有传统空间的层次及特色，但采用的设计手法是现代化而且丝毫没有采用到传统的构造、符号或色彩。因为好的现代化建筑设计是要实事求是，配合现今的国情，不可盲目抄袭，要对地方气候、风土人情、周围环境及业主的要求有适当的交待。其实现代化传统设计只是一个代号，其真正的名堂应该是现代化建筑设计。因为传统建筑是根据当时的生活方式、建造材料及技术和地方气候而产生，现代的建筑设计也是根据这些因素来构成。这些因素经过时间的考验，大部份已脱胎换骨，但小部份例如居民的生活习惯及地方气候可能仍会留下一些传统的精神，所以现代建筑设计如能够充份地表达到地方风格，便能反映到传统的精神。

第一个项目是我和大卫。罗素合作设计的弱能儿童院，位于香港新界大埔。这是我第一个富有现代化传统建筑的条件的项目。工地位于香港的郊区，周围是农田及传统的村落。的高度限制于2层高，而项目是一间提供弱能儿童及看护人员的大型住屋。此外，应业主的要求，要保留在工地中部一座50年代的小屋，屋内有一小教室，因此成为项目的宗教精神的核心。

项目布局的定位是从要保留的小屋的外型、角度伸展而来，把土地分割成三个不同环境的庭园，来配合三个儿童院的主要功能。前院面对马路为儿童院的大门，右边的庭院是半开放式，与入口庭院相连，庭院两旁有员工食堂，第三个庭院是完全密封，提供了一个比较清静的空间给儿童的活动。项目有五座儿童及员工的住屋，一座员工食堂、一座行政中心及保留下来的小屋，屋内除一小教堂外，还有一接待室及客房。儿童及员工的住屋，首层有2间8人的睡房，及一相连有玻璃屋顶的起居室，使到儿童能在室内也能享受日间的阳光。弱能儿童需要有严格环境控制的空间，玻璃顶部能引入冬天的太阳而摇控的挡太阳板却能把夏天的太阳反射，在适当的季节，儿童睡房的板墙，外墙的落地门窗及起居室的门窗可以打开，创造出通风的效果。儿童的住屋是以住宅的设计方式，尽量提供大家庭的气氛，员工的宿舍在二楼，窗外能欣赏到周围的田园风光，给员工在休息的时候有清静的环境。

整个项目利用了要保留的小屋的造型，创造出一座扩大现代化的大庭院。屋顶的斜顶不单止是为了配合周围村屋的造型，而且是为了装置一些太阳能板的需要。因为弱能儿童在冬天的时候需要暖气，而夏天就要大量的热水冲凉，所以提供太阳能设施能节省能源。这个项目因为在功能上及业主的要求加上周围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创造一个比较有传统精神的现代大庭院。

第二及第三项目是在大陆西北部地区的小型饭店。大陆的西北部是满布窟洞式的住屋，建筑的色彩上有黄沙色的生土建筑，也有多姿多彩传统装饰。一般宗教的建筑有与周围景色协调的色彩，这个地区基本上非常穷困，居民还穿上改革前的服装。1985年开始正式进军大陆，第一个项目在西安市郊，临潼县的小型饭店牡丹山庄，工地位于近华清池的一个山坡上。

自从1974年我第一次到大陆视察后至1985年间，大陆的单位领导及建筑师们都忙于兴建满布玻璃幕墙的高层饭店，经过多次到大陆视察后，我觉得在西安地区当时最能适应外国游客及符合地方经济的饭店建设，就是以尽量利用本地建材及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设计风格最为理想。所以在牡丹山庄的设计中，我简单地用半圆型入口及单面斜顶的黑灰瓦屋顶，使到在视觉上有地方风味的感觉，而电梯塔的外型是吸收了传统砖窟及50年代的烟通的特色演变而成。

整个饭店是沿山型建造，务求创造出一个有传统气氛的山村，通过布局及简仆的立面，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传统生活环境。第三个项目雕鹰山庄的工地位于甘肃省省县兰州市北面的山谷，饭店有168间房，百分之三十的房间是提供给低消费的旅客。我采用了传统格式的四合院布局，因为这种布局在大陆西北地区是已经过时间的考验。低消费的房间是采用了背山的做法，用传统窟洞通风的设施，把天然风透过管道提供到4层高的每一间房间内。屋顶有两个造法，一个是以绿化的方式，增加保温及隔热的功能，另外一个方法是以太阳能的发电版，提供热水的供应。项目的内外墙是用传统的生土方法建造。这个项目采用了传统空间及对抗严厉气候，和贫穷环境的建造手法，去创造出一个既现代化又富有传统精神的设计。

设施，整幢大厦的色彩及造型，都充份反映到香港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方式，是既有精神又有地方风格的一个尝试。

设计特点：第四个项目是位于香港半山的丰乐阁。香港有中国传统建筑、也有英国殖民地的传统建筑。但香港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已过百年，而居民的生活、建筑材料及技术已演变为西方模式，只有气候没有大的变化。所以丰乐阁的构思是受到现今建筑条例、通风采光的要求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为重。在公寓的平面布局上，根据香港特殊的市场需求，以灵活的住宅设计去适应市场对大小单元需求的变化。每层单元分布可由8个65平方米的改为4个130平方米的单元。

楼身造型是根据南北通风和采光的要求设计，使每个单元都有三面外墙，这样不仅起居室有良好的通风条件，而且从每一个单元都既能远眺海景又能近观山色。外窗顶部装有铝质挡太阳板，这个设施在香港大部份的建筑物都没有考虑的。梯级式的顶部，主要是演译两条马路交界采光的条例要求，同时提供了多间有屋顶花园及游泳池的公寓。这就是反映了香港生活的色彩，在狭窄空间中提供豪华的设施，这是典型香港精神。大楼中部的电梯组合走火梯，采用外涂鲜红色的中筒，走火梯旋转其间直插云端。

周围的四幢楼身外涂灰、白两色，高低错落有致，增加了大楼的雄观，从而创造出楼身顶部螺旋形的外貌，似盛开的花朵。由于其特殊的造型，由九龙隔海相望，千百座淡色的高楼大厦丰乐阁颇有唐诗“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境。总括来说，整个设计是提供了多项符合香港气候的设施，整幢大厦的色彩及造型，都充份反映到香港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方式，是既有精神又有地方风格的一个尝试。

第五个项目是北京“西西工程”的4及5号楼。在这个项目的设计工作中，我面对了一个难题。项目的主要是大型的商场及办公楼，这些功能与传统建筑设计是拉不上什么关系的。但在北京市有富有传统精神的雄伟建筑，中轴线及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北京大部份的建筑物，无论是传统或的都是带有霸道及雄伟的色彩。一般城市的居民都有在路旁乘凉的习惯，尤其是在夏天，因为路旁总比大部份的民居凉快，还有地道产品的色彩。总括来说，我认为北京的建筑传统精神是存在它的建筑尺度的雄伟，平衡对比的布局和居民的生活方式。

我的原来任务是在北京西单北大街西侧的商业区提拱一个总规划的设计。西单北大街是北京最繁忙的商业街之一，项目的总面积为20.85公顷。4及5号工地是区内最主要和最大的工地，总建筑面积有320，000平方米。建筑物的高度限制于12层（45米）。4及5号地是把两幢大楼以过街楼相连为一体，为了适应居民徘徊路旁的习惯，及创造一个社交中心点和大楼的主要入口，我在入口与行人路之间提供了一个相连的空间，这个空间把行人带引到大楼的入口，每层的商场是从一中轴线伸展，使到每层的商场都有明确的布局。首层及2层的商场成为室内的十字路口，把楼外的行人通过首层的四面入口及2层的步廊入口引进商场，这是把这两层的商场与过街的步廊相连，变为城市行人路纲的一部份。

大楼的体型是用室外走火梯分割，减低体量及在立面上提供一些垂直线条，外型是从构思的初稿深化而来。造型仿佛有传统宫庭建筑的雄伟，楼身顶层的挡太阳板与楼身下部简单的外墙处理，不单只表达了不同的功能，更创造出一个丰富和清简的对比，与传统宫庭建筑的外貌有异曲同声之感。我有意无意之间把传统建筑的精华融化到外型的设计内，并提供了一个相连空间去适应居民的传统休憩习惯，增加了大楼的吸引力。我发觉在12层高的建筑物能够伸展现代化传统设计是有限的，但这两个因素在北京地区是与现代化设计有密切的关系。我在这一大规模项目中，尝试现代化传统的设计手法，但我认为这只能作为一个过渡式的产品，成功还待一段日子。尤其是如果在5号楼的情况下，原业主在初步设计完工后，把大部份的楼卖给一个的集团，可能为了省钱，新业主就将所有意义的外墙特征删除，好象一个少女，美丽的衣服被人家脱掉一样，幸好5号楼的设计还有一点内在美，不至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