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范文

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1

【关键词】集体统一经营 文化变迁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我国政府促进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工具。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除了个别村庄还保留着集体统一经营方式以外，全国大多数地区逐步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项制度包含了两个阶段，即重塑家庭经营的自主性和重新确立集体统一经营。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史反映出我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家庭经济为主的个体经营方式与市场经济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等要求相悖，会阻碍农村现代化进程；而偏向集体统一经营，则容易出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侵蚀，导致农业生产中出现激励不足的现象。因此，本文将从时代特征出发，反思集体文化内涵的嬗变对农村经营体制中集体统一经营方式和内容的影响。

集体内涵建构的时代性特征分析

所谓集体，就是个体的联合体。但当集体以文化姿态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具备了超越实践层面认知性建构的特征，成为了能够影响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个人或组织行为的认识论层面的概念。特定的文化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根据外界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时期、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时期。

时期：社会主义集体文化对宗族集体文化的侵蚀。传统社会中农村的主导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三纲五常”，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文化内涵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所建构出来的宗族“集体”文化，农民对宗族集体文化的认同也具有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除了土地等生产要素是建立在家族集体私有制基础上之外，家族也发挥着对每个成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功能，比如对贫困家族成员的救济，为家族培育下一代提供私塾教育等。以宗族为基础的集体文化的本质并不否认个体利益，且其赖以存续的价值就在于保护农民的个人利益及其家庭利益。①宗族集体文化是在保护单个家庭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合作型文化。

然而在时期，集体文化的建构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孕育而出的。斯大林最先完整描述了作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内涵：“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体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②在中国则被解读为：“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把国家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③这个时期存在的集体主义理论以“抽象集体主义”为代表，割裂了个人与集体的内在统一关系，并最终形成了抽象的“集体”，“集体利益”成为诞生于普通社会个人之中却反过来凌驾于个体和个体利益至上的异己性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土地家族所有制也被土地集体所有制所代替，宗族集体逐渐被遗忘。与之相伴而生的现象就是集体主义的作用也逐渐被“神话”，个人主义成为了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的代名词。这时期集体文化的建构，就是以社会主义集体内涵为本质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该类型集体文化忽视了个人利益保护，导致个人利益的实现路径被制约。

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市场经济集体文化物质性基础的塑造。市场经济改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向西方经济学所要倡导的自由与民主方向转化，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个时期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得到了保障，以物化手段实现了个人主体精神的体制性释放。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文化以个人的独立和个人利益的实现为基础，以市场机制和社会契约作为集体文化的重要内涵，其中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民主等概念都是这时期集体文化的重要内涵。市场经济的集体性建构是以企业和组织形式呈现出来的，借助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或社团法人等概念作为确认集体边界的手段，呈现出产权明晰的物权特征。李志远认为企业是市场体制下的基层集体组织，且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企业不再是微观社会，而是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以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⑤蒋旭东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那种“真实的集体”，而不是“虚化的集体”，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形成这种真实集体的一种现实路径。⑥将这两位学者对于市场集体概念的界定扩大，那么按照市场法则建立的组织均可视为“真实的集体”的现实表达。在农村地区，依照公司法、合作社法、社团法等组建起来的组织均可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集体。随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家庭经营重新被确立，集体文化的个体性基础重新获得了制度性保障。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生产组和行政村建制等与社会主义集体文化相对应的制度对人们经营活动的限制也逐渐放松，个人从集体中被释放出来，个人能力和私有产权都得到了承认和保护，这些塑造了农村经营主体平等自由发挥主动性的空间。

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市场经济“集体”内涵的建构。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家庭经营方式与大市场的矛盾不断升级，集体统一经营又重新被提到了战略性高度。社会主义集体，包括生产队，村集体等已经从实质上丧失了对农村经济的主导地位，其现实性基础被进一步削弱。同时，随着2007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专业合作社成为了集体统一经营的新载体，这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集体单位建构。这种新的农村统一经营模式的确立，使市场经济下的集体文化在农村地区逐渐被强化，并在多元集体文化并存的现实中开始逐渐占据主导性地位。随之而来的现象是社会主义集体时期所倡导的一些基本理念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已经沦为了空谈，仅作为对市场经济下所造成的不正当竞争或与利己主义相伴而生的“唯利是图”观点的一种制约和调解。⑦而传统宗族集体文化也仍然发挥着其重要作用，有时甚至对企业发展和市场运作起到促进作用。比如，我国的江浙地区的集体企业发展过程中就体现出宗族集体文化的作用。⑧随着集体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其实现主体也更加的多样化，集体文化的本质性也发生了嬗变：从以宗族集体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集体，发展到以社会主义集体文化为主导的村镇集体，再到以市场经济集体文化为主导的市场，这些不同层次和内涵的集体文化均被保存了下来，造成了现存集体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集体文化内涵的嬗变对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的影响

虽然集体统一经营一直处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求之中，但实质内涵却在文化变迁影响下发生了本质性嬗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从“虚化的集体”向“真实的集体”转变。时期的集体边界主要依赖于政治区域划分，比如行政村、生产队、生产小组等，在实践中会导致“虚化的集体”对农民真实的家庭利益表达途径造成了压制。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主要以塑造家庭经济的主体性地位为主，集体统一经营不断弱化。现阶段的农村集体经营主要体现为集体经营企业收入、集体股份分红、集体预留机动地收入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统一经营的组织载体也从原本的生产队和村集体转变成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合作组织、股份合作组织、集体企业等多种实现形式。除了集体企业中仍然体现出集体所有制这种“虚化的集体”概念之外，其他组织形式均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经营方式，集体也成为了现代化体系中的市场组织对其所有组织成员的统称。

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农业产业化，以及非农产业的拓展。从农业经营内容来看，时期的集体经营主要局限于农业领域，部分地区还包括一些家庭手工业等副业经营。但在市场改革时期，集体经营的内容就已经超越了农业范畴，不仅表现为向农业产业链的前向和后向延伸，同时也表现为向非农产业的延伸。尤其是集体企业，不仅可以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加工业，也直接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这些集体经济城市为部分农村累积了大量财富，但对农业领域本身的贡献还有待加强。在市场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集体经营方式主要作用于农业领域，并通过集体经营组织的服务功能和盈利功能，对农业生产环节和市场营销环节施加影响，或通过兴办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来达到直接促进农业发展的目的。

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的转变。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公有化到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变革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以土地家庭承包权的确认为基础的农村制度，它塑造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体制性基础。在法律意义上，土地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因此实践中农村土地产权的转让不能以所有权为基础，只能以承包经营权为基础实现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转。另外，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劳动力要素也逐步实现了自由流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素限制随着市场的逐步深化而被解除。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能够发挥集体统一经营作用的组织载体，其从产权制度上分析，均是以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农村经营制度正在逐步向实际的私有化转移，由此带来的利润分配和组织管理制度的设置也必须以组织所界定的集体范围为边界，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元。

现代农村集体组织形式对传统集体文化的妥协。农村经营制度中集体统一经营的层次和范围的设定，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仍会受到社会主义集体文化的影响，并以地理概念上的村庄作为集体划分的依据。目前出现的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土地股份合作制等农村集体经营形式也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营组织，但却仍然以村庄为成员边界，可见社会主义集体文化在现实中的影响力。同时，集体文化的多元化特征，会导致人们对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的概念和实现形式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现行法律制度中均可以找到这三种集体文化存在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种政府主动建构出来的模糊性造就了现实中集体统一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对农民来说，这种模糊性直接造成了人们对集体概念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同时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必然会对社会主义集体文化作出妥协。因此，有必要从集体文化角度整理农村经营制度中文化方面的认识误区，为各种集体统一经营方式提供平等自由的发展空间。

有关集体统一经营功能发挥的几个认识性误区

警惕使用社会主义集体替代市场经济下的集体。集体统一经营需要以市场机制作为其功能实现的主要渠道，集体性建构也需要选择以在市场为主体的制度形式。如果仍以对社会主义集体概念的认知来理解和认识现代集体统一经营，则很容易会造成“合作过度化”或“合作不足”的后果，前者会造成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侵蚀，后者则会导致统一经营的功能成为空谈。

警惕对集体概念认知的单一化。集体统一经营作为链接农村家庭生产与大市场的载体，其组织建设过程中最应该警惕的就是对集体内涵的认知过于单一。集体绝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团体，而是一个边界、成员数目随时发生改变的团体。相应的，集体统一经营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生产队或村集体为合作经营的边界。

警惕对家庭利益的制度化侵蚀。时期的解体，是因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强制性集体统一经营方式对家庭利益的侵蚀，从而造成农业生产过程中缺乏激励的结果。因此，新时期的集体统一经营就需要警惕对家庭利益的侵蚀，从而造成人们对该类型统一经营组织形式的反感。另外，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集体统一经营制度形式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调整，更加适应当地的农户意愿和市场环境。

避免形成“集体统一经营是解决小农与市场矛盾的唯一路径”的认知。中国各地区实际情况不同，需要因地制宜地做决策。适宜的地区可以采用集体统一经营以最大化农民家庭受益，然而有些地区则需要其他形式的组织作为农民家庭经营的补充，比如，农业企业、私营加工厂、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多种路径都可以保证农民与市场的成功对接。

综上所述，历史塑造了集体文化内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目前集体文化呈现出多元内涵的现实情况下，要避免在社会主义集体认知的影响下，造成对家庭利益的损害。同时，集体统一经营应当以市场为媒介来实现，坚决避免借“虚化集体”的名义侵害个人利益的事情出现，导致实际中出现“过度集体化”的情况。新时期集体统一经营方式正在从社会主义集体文化中脱离，走向市场经济集体文化，不仅表现为从“虚化的集体”到“真实的集体”转变，同时也表现为超越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领域的延伸，其边界也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集体概念下所构建的集体边界，逐渐朝着市场机制和契约机制所构建出来的集体边界转变。最为重要的是，集体统一经营过程中实现了从公有制产权逐渐向私有制产权的转变。其他类型的集体文化也并未消失，宗族集体文化主要以社会资本的方式为现代经济服务，比如家族关系在浙江乡镇企业发展中呈现出的重要促进作用；而社会主义集体文化则以道德规范的形式在现代经济中发挥作用，该文化体制下所建构的多项农村基本管理制度，在今天仍会对集体统一经营方式产生一定制约作用。当集体经营组织进入农村社区的时候，需要对其做出一定的适应性调整。

（作者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本研究受到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支持，项目编号：1505920）

【注释】

①郭正林：“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

②《斯大林全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4页～355页。

③《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④张晓东：“30年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交锋的理论历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

⑤李志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⑥蒋旭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9年第5期。

⑦王岩：“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的互补机制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⑧陈立旭：“论家族文化与浙江企业组织”，《经济评论》，2001年第5期。

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2

论文摘要:文章区分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主张用乡村题材小说来囊括新时期以来全部的乡村小说创作，这既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文学流派能够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对改变当下乡村小说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视角有着警示意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数量繁多，姿态各异，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刁、说”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指称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使得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着众说纷纭、界定模糊、各抒己见的现象，不利于这一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几个称谓往往被任意使用，很少顾及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新时期以来以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笔者认为“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比较适合。因此，当下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清理，为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从而使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构成了巨大威胁，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甚至有人惊呼“乡土小说”将会灭亡。勿寸这一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厘定，使其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眼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在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鲁迅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是直接的。首先，他以(故乡》、(风波》、(孔乙已)等一大批精美的“乡土小说”创作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和号召作用。其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给以正式命名和对其一系列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无疑成为这一范畴的定型化和普遍化的重要依据。他在称许寮先艾、许钦文、王每彦、裴中文、黎锦明、李健吾等人的小说创作时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中文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田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对于其成长以至蔚成流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以周氏兄弟的研究为基石，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所胃‘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日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解释了乡土文学，该条写道:.’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从以上的阐释中洲门可以看出，无论“乡土小说”创作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这一历史的文学概念应具有如下基本艺术特征:一，特定的美学内涵和外延: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特征作为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以乡村生活为其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为其主要观照对象;二，比较单一固定的主题格调: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是其基本的主题表达;三，特定的情感特征:以既眷念又批判的情感体现出对乡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势;四，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乡土小说”的艺术特征已不能囊括现实创作中全部的乡村}j、说了。有鉴于此，一大批学者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修正与厘定。“乡土小说”，不能仅仅单纯地看作是书写原乡情韵，揭示乡土地域风情的小说，只要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乡土情结，乡土意识，都可以称作“乡土小说”。丁帆、金汉、陈继会、雷达、贺仲明等学者就持这种“乡土小说”的传统提法以囊括所有描写城乡生活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但笔者认为，“乡土小说”就是“乡土小说”，它是一个有着独特美学内涵的历史的文学概念。如果我们不顾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作状况而对其妄加“改造”，不但遮蔽了“乡土小说”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决定“乡土小说”存亡的内核性特征，还会使原有“乡土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无异于取消了“乡土小说”存在的合法性。 

    “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侧重题材范畴的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术语。如果说鲁迅的论述为“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奠放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茅盾的论述则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基调，并且成为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依据。或许是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乡土文学”的一般称谓，而是更着重“农村生活”这样的字眼。他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的展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日茅盾在这里批评的是“乡土文学”缺少的是“革命性内涵”，而这又正是因为缺少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期待把这些明确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纳入“乡土文学”，以拓展其表现的生活领域和艺术视野，从而起到配合左冀文学革命运动。其后40年代，大盆的“乡土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茅盾的理论为指导。“乡土小说”抹杀了其“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特征(只有赵树理除外)，与“农村题材小说”合而为一了。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为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寻找合理的注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与骤雨》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被划分为各个题材领域一一对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成为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农村阵地。就连主张用宽泛的“乡土小说”概念来涵盖中国现当代乡村生活小说的丁帆也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盆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去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辰足。’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概念，是一个烙上了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政治学用语。实在和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用它来充当涵盖新时期以来所有乡村小说创作的概念，应该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是一个中性词，意指作家言说的客观对象，以此来区分“乡土”和“农村”这两个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的“想象性构成物”。相比于“乡土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它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可以涵盖“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称谓。凡是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可称作“乡牛创预材小说”。可以看出，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是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符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小说的发展趋势。赵园、段崇轩、周水涛等许多学者现在已开始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本文认为涵盖新时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其内涵和外延实际变化发展的考虑: 

    首先，“乡村题材小说”比“乡土小说”具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和更加开放的外延。在传统的界定中，“乡土小说”主要指以农村包括乡镇生活为题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乡土小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纵观所有’‘乡土小说”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强调“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几乎是所有乡土小说史家都坚持的。然而，随着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描写乡村的小说并不具备“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小说虽然以乡村为描写对象，但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某种乡土气息。例如，(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天下荒年》等作品描写了乡村生活，但这些小说的艺术魅力不是来自于乡土风情，而是来自于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展示和对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矛盾的精辟分析。其次，还有一部分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描写农民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展示农民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故事基本和农业生活无关，已经无法展示出乡土色彩了。如(到城里去》、《白菜萝卜)、《民工》、《泥鳅》等。最后，80年代后期，以马原、余华、残雪、苏童、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先锋小说”往往只把乡土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发生地而存在，这些作品大多依托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对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自然忽略了对乡土地域色彩的表现。如(虚构)‘(一个地主的死}‘(山上的小屋)、(米)、(敌人)等小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可见，“乡土小说”已无法涵盖以上这些小说的内涵。再从外延来看，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是农村，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小说的地域范围发生在城乡结合带，甚至是城市。如刘醒龙的小说(白菜萝卜》和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因此，“乡村题材小说”所要面对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变化性的广阔空间，这既包括原有的广裹乡村原野，又涵盖了正在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城市空间。同时，作品所面对和表现的“人”，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千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例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乡长》、《扶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展示了“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在农村的生活，而(白菜萝卜》、(都市里的生产队》、(败节草》等一类作品所描写的是农民以不同的身份在城市中的生活。 

    其次，“乡村题材小说，"t匕“乡土小说”包容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传统的“乡土小说”主题内涵比较单一，基本是在静态的乡村生活中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作家们是站在乡村外审视乡村的，以启蒙和政治改造作为书写乡村的基本姿态是明确而稳定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被城市吞食，城市文明日益进逼乡村，城乡之间的影响日渐加深，乡村不再成为封闭自足的叙事资源，“‘乡村题材小说”由此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虽然像《清水洗尘》、《梅妞放羊》、(孕妇和牛》、(清洁的日子》等作品在封闭自足的乡村书写中显示出传统“乡土小说”的品质，但更多的作品显示出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主题格调。《陈免生上城》、《老井)、《黑骏马》等作品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愚昧落后，对农民身上固有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人生》、(平凡的世界》、(哦，香雪》等通过对两种文明冲突的描写，表现出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乡村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缺陷。(大树还小》、(黄昏放牛)、(九月还乡》等作品展现了乡村因经济劣势导致的文化劣势，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严重担忧和焦虑。(乡村情感》、(黑蜻蜒》、(跪乳》等作品在批判城市道德时虔诚地讴歌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表现出很强“文化守成”倾向。(瓦城上空的麦田)、《神木》等作品展示出城市的冷漠无t清，金钱对人心的腐蚀，表现了城市空间下农民异化的现代性主题。“乡村题材小说”主题“多元”的格调还体现在作家“价值依托的多样化”。“价值依托的多样化”在此“既指乡村小说创作的核心价值依托的多元化，又指乡村小说家个体在具体创作时对多种价值意识的兼容并包”。圈例如，从(黑蜻蜓》、《跪乳》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对“仁”等传统道德精神的眷念，而(乡村情感》、《天下荒年》等作品既认同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和十七年阶段形成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意识，又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精神;(歇与山庄的两个女人》、《城的灯》等作品则对城市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同。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开阔的视野，“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格调。 

    再次，部分“乡村题材小说‘’的乡土情感与“乡土小说”的情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因此有着城乡两方面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是自我得以确立的根本，他们不可能轻易割断与乡土的情感联系，在文化上也难以逮然摆脱乡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文明又远远优于乡村文明，对于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些作家来说，认同本土文化意味着肯定自身生活方式的低劣与不合道德标准，因此形成了他们对乡土的双重姿态，即既眷念又批判。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小说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也随之改变:一，情感空缺。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缺少乡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作品中的乡村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非现实中的乡村，他们不关心乡村本身的存在，小说只寄托着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上不对乡村倾注情感。二，情感变异。长期以来，乡村小说作家始终对城市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能适应城市文明而形成的。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作家们对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文明不再一味地排斥，而是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逐渐意识到城市化将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三，情感超越。李洱、韩东、毕飞宇、魏微、红柯等更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已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更现代的创作理性。(石榴树上结樱桃)、(扎根》、(玉米)、(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作品用一种“个体”言说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描绘生活的本真状态，表达着自己的切身感受，传达着各自的价值判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叙写着中国的城乡关系。 

    最后，“乡村题材小说”使用的艺术手法比之“乡土小说”更加丰富多样。传统“乡土小说”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的，着力描写那种宁静安详、封闭保守的乡村生活，塑造出许多具有传统乡土性格的人物。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描写了大童的城市生活，传统的写实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创作的需要，借鉴新的艺术手法就显得迫在眉睫。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主义文学就是城市文学，表现城市精神特质的孤独、虚无的主题是现代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向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借鉴就成为“乡村题材小说”必然的选择。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的借鉴，大大丰富了“乡村题材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如残雪的小说《民工团》中就借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对民工的生存状况予以了似真似幻的刻画。范小青的小说(父亲还在渔隐街》采用了一种迷宫式的现代叙述方式，使小说具有一种荒诞的、不确定的现代感。还有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中就采用了隐喻、象征的艺术手法，用麦田来象征乡土文明，城市来象征工业文明，在两种文明的对举中揭示出进城农民灵魂扭曲异化的本质。这些作品都呈现出小人物的生存艰难，表现了进城农民的精神异化问题。陈忠实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什么时候，农村题材写的不像农村题材时，小说就写好了”。陈忠实所说的“农村题材写的不像农村题材了”，不但包含着“乡村题材小说”的去“乡土色彩”，而且是指采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去结构文本。 

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3

关键词　节庆体育资源；素质教育；开发运用

中图分类号　G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421(2012)01-118-02

1　节庆体育与素质教育

1.1　节庆体育、素质教育及农民素质内涵

1.1.1　节庆体育内涵。节庆体育是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当地风俗习惯、生产劳动、生活方式的特点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事象，是以人为主体，以实现人与周围各种环境及人自身和谐发展为终极目的，在节庆期间进行竞技运动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各种身体活动内容的储存和再现，是各民族文化模式的外在表现和历史文化知识的延续。

1.1.2　素质教育内涵。素质教育是依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着眼于长期起作用及可持续发展，以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能力、个性、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和激发受教育者的主体精神为出发点，以注重开发人的潜能与创新秉赋和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人格为根本特征的教育。

1.1.3　农民素质内涵。笔者认为农民素质是指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时应具有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健康体魄、健全心理及审美等方面的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整合。

1.2　节庆体育在农民素质教育中的价值节庆体育是一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体育文化，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活动内容承载着巨大的素质教育价值，不仅可以提升农民文化素养，提高农民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农民和平共处、团结协作等精神；节庆体育在经济上的潜在优势，充分利用还能很好地带动农村旅游业和商业的发展。

1.2.1　农民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节庆体育包含着大量的文化素材，如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现代文化等。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与素质教育让农民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所具有的人文取向是一致的，能将地域民族文化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是沟通农民素质教育和农民文化生活实践的一座桥梁。

1.2.2　农民体育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根据素质教育目标收集、整合节庆体育资源，使之进入农民素质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和延伸农村文化学习的时空，而且_可以作为农村体育的补充，与现代体育结合，将其健身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为农村体育注入新的活力，很好地推动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促进农村文明的进步及体育现代化。

1.2.3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节庆体育活动是集体重要的文化礼仪活动，具有高度凝聚力，也是农村集体生活中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节庆体育的组织、训练、竞赛等活动所蕴涵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契机，梳理着农民的道德规范、礼仪规范及审美心理，最终改造农民的主观世界。

2　素质教育视野下的农村节庆体育资源开发

2.1　从提升农民传统文化视角开发节庆体育有着深厚的民族理念、传统基础和文化基因，包含着深远的生存意识、习俗因素和现实需求，挖掘具有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的传统节庆体育文化，不仅可以增添现代农民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丰富农民文化知识的同时汲取其精神，更可作为传承者，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如岳阳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源于悼念为祖国的兴旺繁荣而上下求索的先人屈原，如今已被列入国家体育竞赛项目；如舞龙和舞狮运动是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且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已成为节日庆典、商务活动不可缺的内容之一。

2.2　从推行农村广场文化视角开发目前，我国广场文化开展的如火如茶，开发发展广场文化对于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发展农村体育，提高农民的身心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节庆体育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广场文化所需要的内容，如具有舞蹈元素的龙舞、狮舞、蚌舞、大头娃娃舞等节庆体育活动，带有一定戏剧情节的《跑旱船》、《跑竹马》、《老汉推车》、《老汉背少妻》等节庆体育杂耍项目，以及具有杂技成分的攒杆、转阁等节庆体育活动已成为喜庆节日广场中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在城镇、乡村的街头巷尾都可看到节庆体育的身影，如各地方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健身秧歌舞、毽子、高跷、登山、野外郊游等活动。再如扭秧歌是我国东北的特色活动，现在大江南北到处可见扭秧歌的人群。

2.3　从发展农村旅游文化市场开发，当前，我国旅游业已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手段，开发发展地域旅游业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手段。对于旅游资源贫乏的地域，节庆体育是很好的补充。节庆体育深厚的民族理念、传统基础和文化基因，包含着深远的生存意识、习俗因素和现实需求，所形成的丰富多彩、各有千秋、生龙活虎、继往开来的节庆体育文化节即可发展当地经济，改变农村的消费结构，更可提升农民的消费观念与价值观念。例如贵州、湖南、广西相毗邻的侗族地区最为热闹的传统节日“花炮节”、广西壮族聚居地的“陀螺节”、贵州黎平地区侗族的“摔跤节”、黔东南恺里地区苗族人民的“爬山节”等等，这些以体育为主体染色的活动内容很好的体现了当地农民以精神文化生活为主要消费的特征。

3　素质教育下的农村节庆体育资源利用

3.1　编撰农村节庆体育报刊杂志，为农民提供知识读物

3.1.1　增强杂志的可读性。节庆体育报刊杂志应着重节庆体育项目的介绍及节庆体育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内容要通俗易懂，简洁精炼，有一定的趣味性，力求图文并茂，知识与兴趣并重，从项目由来、习俗、变迁.文化内涵、独特功能到活动及竞赛赏析，以及相关链接至探究话题4个板块组成，通过删选、加工、改造、重组，让节庆体育资源成为农民乐于感知的素质教育资源。如：舞狮的传说有许多种，最具代表性的有3种。有起源于三国时期，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系护法驱邪，为佛开路引行之说；根据史籍最早的记载，不论是后魏还是梁代，舞狮子已正式列入百戏表演的行列，系“邪辟”之说；还有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宫廷齐装舞狮之说等，其中有些资料特别冗长，有些内容生涩难懂，在作为农村报刊杂志资料前，作者应根据农民的实际水平作适当的增补、修改，增强材料的可读性。

3.1.2　增添杂志的知识性。节庆体育报刊杂志应对节庆体育文化知识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深入地挖掘，增加其相关链接知识，供农民学习。如：从“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活动，拓展到韩国端午祭及我国端午申遗的有关内容，不仅可以扩展农民的知识面，还可以激发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此，通过直接引用、嫁接、转化、组合等手段，开发符合农民特点的节庆体育文化素质教育资源，对于提高农民的学习兴趣，提升农

民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2　营造节庆体育学习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了提高节庆体育学习效益，应注重节庆体育环境的渲染和烘托，让参与者随时可以感受到节庆的氛围，使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参与者进行学习、探究、实践节庆体育的园地。

3.2.1　设置节庆体育文化长廊。在村舍四周设置节庆体育活动宣传板，张贴宣传画，给农民发放宣传单，设置“今日荐读、留言板”栏目，把一些节庆体育的练习方法、活动效益等写上供村民阅读，让农民业余生活与节庆体育同行对话。

3.2.2　建立节庆体育展示台。这个展示台必须是政府与农民建，才能产生共鸣，将其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展示台可用来张贴农民收集到的节庆体育活动照片，介绍典范节庆体育活动事例，也可以摆放农民自制的节庆体育服饰、器材、手工艺品等，展示共享，交流共进，促使农民利用业余时间做有意义的事。

3.2.3　开辟节庆体育活动场所。设置节庆体育活动场所，安排指导教练，举行节庆体育培训及各种丰富的节庆体育活动，力求人人参与，并营造交流氛围，及时请参与者填写活动反馈表。

3.3　组建队伍，开展探究活动，提升农民文化素养

3.3.1　组建节庆体育指导队伍，挖掘农民兴趣潜能。建立起一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结合、乡内与乡外相结合的涵盖面较大的节庆体育指导队伍，这支队伍有城镇志愿者、离退休人员、大学生、经验丰富的节庆体育传承者等，农民在这支具有一定的组织指导水平的队伍带领下，对节庆体育必将产生浓厚的兴趣，踊跃参加，并在参与中得到快乐，获得知识。

3.3.2　开展节庆体育探究性活动，促使农民知识的增长。组织农民对不同节庆开展的体育活动内涵与流变进行探究，促使农民参与节庆体育活动方案设计，让节庆体育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完善，向健康、文明、喜庆、和谐方向发展，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通过探究活动，农民不但对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内涵有了更深的了解，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而且学到了科学探究的基本知识和思维方法，学会撰写节庆活动记录与总结。

4　结语

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4

关键词：失地农民，职业化，发展路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主要以农业人口为主，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随着城镇建设对农村土地（含农业用地）的征用，出现了大规模的失地农民。作为思想观念传统、技能单一的农民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的用人要求，无法适应城镇化背景下的就业要求。工人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走向了职业化，顺利实现了就业，失地农民是否也可以走职业化道路去解决就业？在现有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对失地农民职业化的研究，因此，失地农民职业化的研究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失地农民职业化内涵

在现有研究中，由于国外的城镇化程度很高，对于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发生在城镇化早期，目前对失地农民的研究几乎没有。在国内，对于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失地农民市民化、权益保障和政策等方面，其中有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研究，但是没有从职业化角度出发的研究。因此在现有的文献阅读中，尚未发现对失地农民职业化的内涵定义。

依据现有研究者对失地农民和职业化的研究，我们认为失地农民职业化的内涵包括两方面内容：失地农民职业化既是一种状态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过程。失地农民职业化的状态内涵是指失地农民的职业性质和专业化水平由非专业化转化为专业化的状态；失地农民职业化的过程内涵是指传统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成为失地农民，由于适应城镇化经济结构就业的需要，由农民职业向工人职业专业化特定规范和标准转变的过程。

二、失地农民现状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农民具有一些与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工人不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落后

失地农民都是长期以农业为生的农村人口，依靠耕作的生活，导致失地农民思维观念落后，学习能力较差，学习意识非常淡薄，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意向。长而久之，在失地农民心中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思想”。由此导致失地农民无法快速的适应城镇化建设的要求。

（二）素质水平较低

在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 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和调整, 对企业员工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处于城镇化建设下的失土农民，普遍存在“两低”现象，其一是文化素质偏低，失地农民主要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其二是劳动技能低，很少数量的失地农民具备了一技之长，多数人只能从事简单重复的工种和手工操作，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在用人单位的要求由单纯的体力型转变专业技能型的趋势下，增加了年龄大、素质低的失地农民的就业难度。

（三）心态转变慵懒

有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小农意识较强、 观念难以转变，在政府安置费到手和拥有了社会保障后，求稳心态较重，导致缺乏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工作岗位、工作收入要求也发生改变，不再愿意从事苦、脏、累的工作， 把求职的工作范围限定在家门口附近, 由此使失地农民的就业之路越来越窄。

（四）社会资本匮乏

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得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对象主要局限于是亲属及村民之间，这部分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与自身大致相同。由于地域的局限，失地农民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较高层次的社会阶层，由此使得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匮乏。从而，失地农民的整体素质维持在低水平循环,长期重复着简单的再生产及清贫的生活。

三、失地农民职业化特征

现有的职业化构成要素研究中，职业化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职业化技能、职业化意识、职业化态度、职业化道德、职业化行为规范、职业化认证、职业化知识和职业化价值观等八方面内容。结合失地农民的现实情况和现有的职业化研究，我们发现，失地农民职业化主要包含职业化技能、职业化意识和职业化形象三个方面内容。

（一）职业化技能

职业化技能是指失地农民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技能，这种技能既可以是简单的操作技能，有可以是复杂的专业操作技能。简而言之，就是失地农民掌握了技术技能，能够适应企业要人单位的对员工技能的要求。随着企业的用人要求的改变，失地农民主动的去学习新的技能，改进自身的技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二）职业化意识

失地农民自己转变自身传统的小农意识，改变之前“坐等靠”小农思想，改变自己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思想，转变为主动学习、主动改变的新时代失地农民。以新生代职业化企业员工作为标杆，形成一种积极上进的思想。

（三）职业化素养

失地农民的职业化素养是指失地农民的言形举止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注意自身的谈吐，改变原来“出口成脏”的习惯，文明用语，形成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习惯；二是要注意自身的形象，改变原来随意的穿着作风，建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注意个人的外在形象；三是注意自身的行为规范，要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遵守企业的员工行为规范，做一个爱岗敬业的好员工。

四、总结与不足

对于失地农民的职业化问题，在现有的中外研究文献中，很少有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化研究。本文依据现有的各岗位的职业化的研究，结合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研究失地农民的职业化构成要素，得出失地农民职业化有职业化技能、职业化意识和职业化素养三要素构成。此外，本文对于失地职业化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对其含义和特征的论述过于主观，研究局限于文献的查阅，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以后对失地农民职业化的研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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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秀玲 ．略论我国员工职业化的管理[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1)．

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5

【关键词】涵化理论；农村；居住文化；堰河村

党的十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迫切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当前，农村文化公共设施陈旧老化，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文化活动的开展不足，群众的道德观念下滑；文化活动落后，农民的文化素质落后等现实状况影响着农村文化的进步。在农村居住文化改造发展的层次大多处于水平较低的“设施建设”阶段，缺少了对农村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将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涵化理论视阈下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进行分析，湖北省堰河村正是中国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结果的典型案例，该地区在对农村居住文化潜移默化的涵化过程中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体现了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核心。

一、农村居住文化定义内涵

建筑设施的建设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建筑有它独特的语言，但意义不在建筑本身，更多的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居住文化是一种以住宅为媒介形成的居住方式，是一个民族特定居住生活方式的整体，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住房结构及其选址等，又包括知识、精神层面——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居住文化是人类在居住范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居住文化的涵化研究主要包括对当地人民在外在文化的入侵之中其居住形式及居住地点的变化，以及当地人在生活习惯的转变及风俗的传承上发生了何种转变。

居住文化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并有突出的个性。吴强的《居住文化透视》一文中认为居住文化内涵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居住环境是居住文化萌芽与发展的基础；第二居住形态是文化形成的核心和中心；第三则是空间形态，主要是指住区是居住文化空间的表现形式。而就具体文化内涵的而言可以分为美学文化、科学文化、功能文化三部分：（1）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不仅仅是建筑设施物化实体的艺术美，更是寄托了农民“乡土性”情感美。农村乡土性美学是农村居住、环境、生态、人文多元多层次的美学结合。（2）科学文化内涵。科技文化包含了建筑设施科技、景观环境科技、人文生活科技三方面，是居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住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提高，不仅改善了农民居住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更是为农村传统居住观念引入了新的审美理念、审美情趣，丰富完善了农民居住设施、景观、人文的内容。（3）功能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包含农民生存、生产、发展的空间环境和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设施、景观环境、人文生活。农村居住文化在农村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媒介功能作用，对农村风俗、伦理、风尚等方面具有记忆功能作用，对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融合适应具有调和功能作用。

二、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文化涵化研究自1910年左右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在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主要探讨的课题之一。文化涵化现象是社会文化横向变迁的重要模式。1880年美国的鲍威尔（P.W.Powel）提出了文化的“涵化”现象，主要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接触、磨合的过程及影响结果；随着城市现代化文明对农村固有的生活文化影响都属于文化涵化研究的范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涵化研究群体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民族群体和移民群体的心理适应比较研究，而在应用涵化概念进行的研究中，鲜少有研究者以农村居住环境为媒介进行文化涵化研究。本文以湖北堰河村农村生态居住环境的变迁为例，来考察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变迁和文化涵化，并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涵化研究中的盲点进行创新性探索。

十报告中提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应当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推进一体化，才能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农村居住环境的提高成为了热点。城市文化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作用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表现，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重要手段，因此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发展也是值得探讨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中国农村居民才是构成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为了大力发展农村城市化，农村进行了居住环境的大改造，在湖北一些农村地区始终保留了“拆旧房建新房”的思想，房屋建成了小高层，也新建了广场，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缺少了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少了农村特有的文化风貌和传统文脉。农村居住设施的开发者过于急功近利，其最终结果是文化设施条件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忽略了农村居住文化的内涵建设，忽视了固有的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本应作为农村文化传播的主体却在居住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成为了失语并被忽视文化表达权的群体。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大多数农村居住文化建设内涵的缺失正是由于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长期持续的接触，从而导致的原有农村文化体系大规模变异的文化涵化现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适应过程分为两种，一为融合，一为同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文化系统中文化核心的改变会产生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进行博弈时，弱势文化会被强势文化的特征所进行涵化，从而导致文化核心的改变变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传播过程中，城市文化往往处于主导强势地位，而农村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当两种文化系统在一起博弈时，较弱文化被强势文化所涵化从而发生变迁，二者难以产生对等的双向交流与调和。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较量过程中，城市现代文化对农村本土文化强势冲击下，农村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所同化，这个过程亦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因此农村文化逐渐丧失没落，农村文化的乡土性逐渐减少，出现风貌已改、民俗渐易的边缘化现象。而这种“文化丧失”或“文化没落”现象在农村居住文化中尤为明显。受城市居住文化中的物质主义诱惑，农村居住环境也逐渐改变，根据城市文化的审美需求，将居住环境统一建造出来，形成了商品化的居住文化。过去的商品化过程往往是指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但是其商品化的最终结果却是文化的复制，失去原有文化的韵味。农村居住文化的商品化现象破坏了农村固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使农村文化被物化、庸俗化，逐渐与城市文化同化。2012年8月笔者在湖北农村进行了社会调研，在湖北堰河村进行了访谈和田野观察，从农村自然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对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进行考察，发现当地在城乡二元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却保持较为良好的文化内涵。堰河村隶属于“湖北十大名茶之乡”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位于鄂西北山区，该村版图面积大约12平方公里，山地占8平方公里，拥有1200亩生态茶园，茶产业成为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同时生态旅游业逐渐成为该村发展的重点。该村下设4个村民组，人口936人，共247户，蕴藏着丰富民俗文化，体现了淳朴的乡村特色。

1.农村自然环境因素。我国封建社会实质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源。在农村聚落生成的最初阶段，自然界的气候、水文、将影响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因素，尤其是具象的自然环境概括为抽象的土地资源更为重要，对于掌握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的主要支柱，它不仅为构筑稳定的封建行政权力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左右着传统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和文化生产形态变迁的变迁进程。

农村土地资源的属性在于其质和量，无论什么样的形色，只要质量高、数量多、适宜农作物生长，都是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优良资源，同时水源、气候等自然环境也可以通过土地资源得以体现。农村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人口要相对稳定地集中在某一地域内，而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地理空间的拓展，则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在湖北襄阳堰河村的聚落迁移就恰到好处的体现了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十多年前堰河村的村民大部分集中于百日山附近的田地或道路旁，分布零散，道路闭塞，交通工具不方便，通讯设备几乎没有，同时山上环境也不适宜农民进行土地的劳作。堰河村当地村民为了摆脱闭塞所带来的贫穷，不得不选择迁徙，但是由于对百日山情感深厚，不愿远离，就选择靠山而居，迁徙至山脚。山脚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杜仲、茶叶等农产品，村民集中居住在田地附近，“形成了背山面田、面水的带状聚落”，而这样便于农村的城市工农化建设。居住地的迁徙，使堰河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和谐，充分显示了环境科学文化内涵。

堰河村作为新型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形成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注重农村的美学和功能文化内涵，结合茶文化打造生态小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居住设施也在建设。堰河村重建了当地农村居住环境，但是在房屋改建过程中尽量不拆除老砖瓦房，古木畅园尽量保留，在外来传播者的专家提出改造方案。堰河村的房屋改建既促进了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以及保护，同时也复兴创新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同一性。在调查过程中，与当地村民进行访谈及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堰河村的部分村民依然以茶叶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方式，因此在房屋建筑的建造过程中也依据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房屋以两层楼为主，房间宽敞，以方便村民的工作，邻里街坊依然随时串门，乡土社会的可靠性依然存在，提高了农村文化的适应性转化。

2.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指农村中人们加工、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所形成的所有的生产条件，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农民与自然发生指直接关系的产物，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一旦失去经济组织及其劳动工具，就无法对自然进行改造，进而无法生存，无法创造更高层次的文化。自2004年以来，堰河村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正是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的提升，堰河村在居住环境改善的过程中既融入了城市的社区文化，同时也保留了农村固有的乡土思想。该村以“建设生态化家园”为目标，进行了“一建四改”和垃圾分类的措施，注重农村生态功能和科学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农村传统生产方式，正是乡村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相适应的表现。“一建四改”是指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沼气为突破口，以建设沼气池为主要的切入点，把改灶、改水、改厕、改圈相结合，改善农村原有的居住环境，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农户建了沼气池，60%以上的农户使用了沼气、太阳能等环保能源。“垃圾分类”本应该是城市的社区文化，堰河村却实施了。垃圾分类是引导农民告别陋习，走向文明的开场戏。在当地，各家各户配备两个垃圾桶，每个村民小组建立一个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实行干湿分类处理，并且每天有专职的保洁员对垃圾进行二次收集和分类。“垃圾分类”措施不仅改变了堰河村的居住环境，同时改变了农民的文化认知。堰河村居住环境重建后统一保留传统古老的青砖灰瓦两层小楼房，但内外部居住设施与城市的高层楼房设施无异。堰河村在改造的过程中去除了传统农村的的人畜共住的恶习，将房屋功能规划阿德更加合理，更适宜居住。同时，堰河村在抗震节能农房建设、住区人居环境改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57项示范项目中符合农村居住建设，以低造价创建高科技的生态文化村。农民住宅节能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4.55%，村接待中心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0.01%。堰河村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提升和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种被动的承受，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主动追寻态势来改变传统居住文化的不足，提升当地的美学文化和功能文化内涵。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居住环境的建设成为了城市文化涵化的主要媒介之一，同时居住环境的改造过程与农村受众接触面较广，传播文化时间长，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引起了文化变迁，使农村传统文化在与城市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创新复兴。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是典型的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相适应案例。生态居住文化这个城市文化信息的产生，在堰河村内部的传播，以及到村民对该信息的适应接受的整个信息传播过程，是两种城乡不同文化涵化的过程体现。

3.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中国古代农村聚落的基层社会结构非常注重“血亲家族”，是以“家国同构”为网络组织起来的。堰河村居住文化具有血缘性、地域性、传统性的人情关系，其社会结构建立在保守、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是形成现在堰河村聚落聚居形态变迁的社会基础，并与堰河村聚落地域空间层次中的基本单位具有某种对应性的关系。堰河村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传统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村内成员的关系紧密，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村内成员的联系相对紧密，人情的往来成为了堰河村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和居住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人情互动成为巩固和延伸乡村人际关系网的重要因素，由于传统文化习俗和血缘、亲缘关系的促使，村民为了表达情感、实现利益获得帮助等，通常都会求助于人情，人情多表现为信息、劳动和物品的互换。而正是这种人情关系体现在堰河村聚落的形成以及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环境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并未出现文化涵化影响带来的完全融合，即形成新的文化模式。同时，在这个文化涵化过程中，农村居住文化并不会因为城市文化的强势影响而导致农村传统文化的完全灭绝。农村居住在接受外来城市文化影响的同时，依然保留其传统的文化，保存了自身的本色。涵化的程度不同岁也导致了文化不同程度的同化、分化及边缘化现象，但是这只是文化变迁的表象，或者说是文化内涵建设的缺失。

三、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传播者

根据对堰河村的实际调研，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具有复杂性，居住文化涵化过程的传播群可以分为城市外来传播者和农村本土传播者两类群体。在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传播群体也是文化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可以作为信息消费者和分解者。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调研过程中，这些群体在一方面与城市现代文化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另一方面本土的传统文化也依然存在，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但又相互碰撞，形成了当地特殊的生态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1.外来传播者。将堰河村居住文化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外来传播者是指系统外的信息传播者生产信息并传播给系统内部人员，是外来信息与本土信息相互传播的纽带。堰河村在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动态转型中进行了居住设施建设，外来传播者的信息输入在这个时期最为活跃并对当地传统居住文化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外来传播者的主要特点传播城市文化信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明显，城市信息密度大，农村文化信息与城市文化信息的博弈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具有强势的冲击力，农村社会处于信息和文化弱势地位。外来传播者将城市文化信息强势型的扩散到堰河村，逐渐与农村本土文化相适应。堰河村的“垃圾分类”化来自城市文化观，但是在堰河村进行了旅游文化和居住文化长期规划之后，城市人群在逐渐融入了当地本土居住文化。外来传播者的迁移运动不同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效果也不同。政府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进行规划成为了长期、固定的信息传播，这种有目的性的居住信息输入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很大。政府政策的实施让堰河村整体的居住设施大幅度提高，带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高校在对堰河村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对当地本土居住文化有一定影响。堰河村与多所高校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模式，但是由于大学高校对于堰河村的迁移运动属于间隔性的，在调研过程中，当地居民认为高校进入堰河村调研的时间不长，但频率较高，对当地居住文化的提升有一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涵化效果不如政府的政策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堰河村作为华中农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化传播基地，高校对堰河村进行文化传播之前有一个选择过程，确定堰河村为适合的传播对象才进行传播活动，但是进行传播活动的时间较短，主要为每年寒暑两季，一旦文化信息传播目标达成，就会迁出。

2.本土传播者。本土传播者是指系统内部人员进行文化信息生产，再将信息输入给其他受众。而在堰河村内部，构成本土传播者的群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另一类是堰河村其他村民。农村意见领袖是指“那些掌握乡村话语权、具有广泛资源动员能力，处于乡村社会关键位置上的特殊人物”。堰河村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当地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声誉和“话语权”的人。意见领袖在当地是指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社会资源，将个体与村庄公共文化事务紧密结合，确立了自身对他人的影响力。在堰河村主要的意见领袖是指当地的村干部、村教师、养种植专业户以及其他各方面骨干，在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过程中，他们接受了城市文化，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对其他村民输入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垃圾分类”的生态居住文化理念最初是由外来传播者的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孙君主任进行传播，该理念是现代专业的生态文化理论知识，采取直接灌输和填鸭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输入文化信息难以接受。孙君与堰河村村支部书记闵洪彦、妇联主任季达翠等意见领袖进行沟通，将双方的沟通后的生态居住文化信息重新编码成新农村建设、居住环境改建、生态旅游建设等信息，再召开其他意见领袖如党员及村民代表开会，让意见领袖能够充分吸收“垃圾分类”的理念，再由他们对堰河村村民进行通俗易懂的多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使当地村民能够接受接受该理念。“垃圾分类是孙教授（孙君）村里的时候宣传的，那时候大家都不怎么懂，这些改造都是由党员、示范户开始的，先选几户人作小范围的示范，做好了、看到效果了，大家就跟着慢慢做”。本土传播者的另一部分群体是堰河村的普通村民，居住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过程。在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普通村民虽然主要是文化涵化的接受者，但同时他们也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进行自己的再次编码。居住设施的改造与当地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个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因此信息是共享的，而村民重新编码的信息也会进行相互交流。因此在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多数村民对信息接受的程度也对文化涵化的程度产生了影响。

四、建设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对策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居住文化变迁，既是文化涵化的过程，也同时是文化涵化的结果。通过该文化涵化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性，即可研究出农村文化变迁的过程虽然复杂繁琐，有的地区忽视了文化内涵建设，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传统的文化始终作为主线保留其中，其核心文化的乡土性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这应该成为文化内涵建设的动力。城市文化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对农村居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影响过程中，农村文化仍然是保留其中这决定着涵化过程的发展方向，但是涵化的程度却离不开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冲击强度以及村民的认可度和失语程度相关。因此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的提高离不开农村文化地位的确立，并且对现有的文化传统的进行创新与再发现。

1.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完全抛弃与超越。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确立农村村文化的地位。文化变迁现象是在文化接触中产生的，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相互融合的结果，但是在文化涵化变迁过程中往往重视城市文化，忽视农村传统文化，最终造成了文化同化。在不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发展文化的多样性，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民间是生产文化的沃土，尤其独特的魅力，与城市现代文化各有特点，平分秋色。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结晶，是民族精神支柱。农村传统的居住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是农民共同认同的象征，农村传统居住文化地位的确立，更能贴近农民的心理感情以及精神需求，农村传统文化内涵建设能够获得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的认同，共同以挖掘和发扬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为己任。

2.树立正确的农村居住文化观。文化亦是指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而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二者共同决定了生活习惯，因此文化只要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匹配适应，则该文化即为合理。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农村应为经济落后于城市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优势，也不能因为农村居民固有的乡土性而对传统农村居住文化不进行改造。传统文化是不可再生的，是了解历史展望未来的重要参照物，同时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生活方式、居住习俗都是文化结晶，从居住文化价值来看，抛弃过去传统的居住文化也等于是扬弃了其中所包含的独特文化。中国农村居住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家”的感情都是现代化社会所缺乏的，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正是对农村居住文化体现的核心。

3.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文化不能够只是历史积淀的产品，更是现代的、更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精华。传统文化创新不仅仅是传承农村村传统文化，文化涵化和变迁是必然规律，因此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死文化”，并且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更多人对理解真正的文化，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变种求新，往好的方向进行创新改变。农村居住文化的改变不能够仅仅只局限于物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在文化自身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农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动机等多方面的提升最终促使农村经济与文化二者共同全面发展。

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中“始终保持最先进的文化方向”，与世界先进文化相互交流，吸取精华，摒弃糟粕，把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到与城市文化相同或相等的地位，大力建设先进的农村文化。农村居住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内涵建设的新途径，是繁荣农村，满足农民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居住文化是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重要手段。将农村居住文化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能够科学合理地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促进我国农业物质与精神文化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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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6

1．1乡土文化的定义

何谓乡土文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定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发端并积淀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和，包括民风民俗、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历史变迁、语言文化等。还有的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乡土社区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它包括农业知识、技术知识、医学知识、民间文学与艺术知识以及诸如信仰、亲属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等神圣与世俗生活知识等。我们认为乡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乡土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乡土物质财富和乡土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乡土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乡土观、文化观为指导，以调适乡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点而形成的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总和。乡土物质文化包括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和民间民俗工艺品等;乡土精神文化包括乡土孝文化、乡土宗族家族文化、乡土生活习惯、乡土传统文艺表演、乡土传统节日等;乡土制度文化包括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约乡规、乡存共荣的意识形态、乡土价值取向、乡土行为方式等;乡土生态文化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地理环境的大气、地形、地貌、土壤、湖泊、河流等自然山水以及形成生物链条的动植物种群等。乡土文化是特定区域的共性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又涵盖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

1．2乡土文化的内涵特征

我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乡土文化是华夏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寄托，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优秀的乡土文化既表现了乡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等，体现了乡村和谐为美的社会伦理思想，强调了人与人的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到社会和谐，又体现了乡民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观，还体现了乡民勤劳、朴实、热情、开朗、健康的品质特征，民族性情尽显其中，更体现了乡民崇尚劳动、尊亲敬祖、敬老敬贤等传统伦理观念。所以，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制度的还是生态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已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因此，乡土文化具有以下内涵特征:1)乡土文化具有强大的延续力。纵观世界上各个主要的农耕文明，大都发生过中断或衰落，唯有我国的乡土文化从未中断过，它一脉相承直到今天。2)乡土文化是一种农耕型的文化。这种形态的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使农民群众形成了重农、尚农的思想，而且在社会心理和行为上也产生了深刻影响。3)乡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总是能够积极地吸纳和融合异质文化，而不是盲目地排斥或应付。4)乡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这种和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1．3乡土文化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关系

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灵魂，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乡土文化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之间的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新农村人居环境受乡土文化的影响，又是乡土文化在物质环境和空间形态上的体现，是乡土文化的写照。由于乡土文化具有延续性的特质，因此可以根据需求从乡土文化当中找寻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素材来获得设计的思想源泉。同时，乡土文化作为乡土生活方式的一种载体，在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时也是对新的乡土文化的创造和完善。即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一旦形成，就会对该地域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新的乡土文化情景。不同的乡土文化反映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上会产生不同的人居环境风格。

2乡土文化的作用

乡土文化使设计者在认识理解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过程中转化为设计理念，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文化根基。

乡土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记录着乡土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殊性，承载着乡村的历史和传统，聚集并沉淀为一定的社会密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原生态文化。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必须从中吸取营养，寻找设计灵感。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模式或载体的选择，只有与当地的乡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由此可见，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根基。

2)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导向作用。

乡土文化导向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乡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乡土精神文化，发挥着无形的导向功能，能够为设计者提供方向和方法，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他们面向农村美好未来，以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整体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业为重，使设计者自发地去遵从，把“三农”与设计者的意愿和愿景统一起来，从而促使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更加符合“三农”的实际需要。其次，对农民、农业、农村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农民、农业、农村树立大局观念，支持和配合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因此，乡土文化就像一个无形的指挥棒，使设计者自觉的按照农民、农业、农村要求去设计人居环境。

3)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

乡土文化具有传承的作用。乡土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薪火相传、稳定延续下去。今天的乡土文化，是建立在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优秀的乡土文化凝聚了乡民世世代代的智慧，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乡土文化的传承表现为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等方面的传承。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不能无视这些宝贵财富的存在，不能离开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否则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对乡土文化的传承要批判继承，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对于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又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应继承和发扬，对不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要自觉加以改造或剔除。

4)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指导调适的作用。

乡土文化中有乡土奋斗目标、乡土的行为规范和乡土的共同价值观，这些都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有着强烈的指导作用。它让设计者明白自己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哪些地方该发扬，哪些地方该规避，为设计者指明了调整和适应的方向。通过这些指导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约束力，使设计者明确工作意义和工作方法，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挖掘乡土文化元素，尊重当地自然与人文印迹，坚持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实现人居环境设计与人的天人合一。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3．1对乡土物质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物质文化中有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以及乡土地貌、乡土气候、乡土植被、乡土材料、乡土色彩、乡土符号等元素。它是在乡土地域范围内自然产生，且能被设计者利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带有乡土文化的真实性和朴实性，对节约新农村人居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作用。如对乡土色彩的运用。设计者在进行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前要深入了解当地农户的风情民俗，体验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场所精神，运用乡土地貌色彩、土壤的色彩、植物生态、人文内涵、天空、大地、山林、水体等自然物质实体固有乡土色彩，挖掘出当地的乡土色彩，并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去，使得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富有乡土气息，创造出独具匠心的色彩映像。乡土色彩对整个造型赋予了乡土个性语言，它是造型要素无法取代的。又比如对乡土符号的运用。设计者将乡土符号作为物质载体，再结合当地的风情民俗，并以艺术的造景手法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从而设计出能真正体现乡土文化特色、个性突出、生态和谐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还比如对乡土材料、植被的运用，呈现出的是自然美。取材于大自然的石材、植物、木等自然材料，通过造景手法处理使普通的材料变得不普通，利用地产的瓜、果、梨、桃等水果或蔬菜作为绿化设计素材，使之成为新的景观观赏对象。同时那些乡土建筑凝聚了历代民间建筑设计师的灵感，体现了民俗风情与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设计者应重视保护乡土建筑，注重从乡土建筑的布局、墙体、屋顶、门窗和其他细部中吸取地域元素，让新农村人居环境与乡土建筑和谐共生。

3．2对乡土精神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看得见的东西是它的物质文化存在形式，那些看不见的是乡土精神文化，它飘离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载体之外，隐藏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形式的背后，透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物质文化所反映出的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情趣、设计理念、设计思想、创作手法、设计方法等，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乡土精神文化。而这些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乡土精神、农耕传统、地域风情和民间技艺是乡土精神文化的精髓，可以作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主题和设计理念，通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载体设计，去营造空间环境，不仅能体现乡民的意识观念、审美情趣、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同时还将反映蕴含在其中的深层次的乡土精神文化内涵。因此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乡土精神文化特征的表达，重在意境、神韵、场所精神的塑造上，在潜移默化中将地方的风俗遗存、生活模式、传统空间格局传达出来，作为一种乡土精神文化特色的见证。

3．3对乡土制度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制度文化介于乡土物质文化与乡土精神文化之间，相对于乡土精神文化而言，更具有外观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它既起着规范乡民行为和办事规程的作用，也起着规范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作用。乡土制度文化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提供了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设计规范，这些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规范反映了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共同意愿。同时，乡土制度文化是非物态文化，它的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土纪律制度、乡土道德准则、乡约村规等，有利于增强设计者的文物保护意识，了解乡村的发展历程，知晓先人留下的文物古迹，促使他们增强保护文物的意识，使之合理利用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资源，以乡土制度文化为切入点，引导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如以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为物质载体，引入当地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乡土材料，如古井、水车、石磨、古树等器物和农耕文化的簸箕、斗笠、锄头、风斗等原生态的生产农具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充分展现乡村特有的艺术美。

3．4对乡土生态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应有效利用乡土生态文化元素。因为“环境的背后蕴含着千百年来生态演进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它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经过了千百年来的改造，深深打上了人的实践的印记，成为‘人化的自然’”。然而，目前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缺乏对生态文化必要的尊重，对其运用还比较薄弱，大多以损害乡土生态文化为代价，过度的设计已造成乡村资源浪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是发展乡土生态文化、建设乡土生态文明的需要，设计者必须站在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有效地运用乡土生态文化资源，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遵循生态的原则，遵循生命的规律，把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动、微生物、土壤、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土地、人口、体制、文化、历史等组成一个多维的复合生态体进行设计。也就是说，设计者要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去充分考虑，合理安排乡村土地及地上的物质和空间，创造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优化和美化的乡村人居生态系统，为农户创造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

4结语

总之，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灵魂，是设计者永远肥沃的土壤。凡是优秀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总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内涵。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是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统一体，体现了乡土文化精神，反映了乡土文化的面貌。因此，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其本质意义来说，是一种乡土文化再创造行为，设计师则承担了乡土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7

关键词：传承；发展；民俗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140-02

一、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1.民俗文化的内涵

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文化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简要地说，民俗文化就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惯的总称，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文化。

民俗文化有着很深的内涵，其涵括的范围很广。根据钟敬文先生的观点得知，民俗文化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等物化形式，以及主题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所构成。例如，民居形式、服饰传统、农耕方式等，都是物质文化的内容。

社会组织是指人类社会集团中氏族、家族、宗族、村落、乡镇、市镇，以及各种民间组织的总称。当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固定下来，作为维护民间人际关系的纽带时，便成为了民俗文化。

意识形态是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文化，涉及宗教、伦理、礼仪和艺术等。

口头语言是人际关系的媒介，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民俗。

2.民俗文化的特征

民俗文化的特征是从民俗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民俗学的专家对于民俗文化的特征描述有所不同，但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大特征：

地域性。地域性是指民俗文化的存在方式，是指民俗文化是某一个地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存在于区域之内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集体性。集体性是指民俗文化是集体或群体所共有，在共同的民俗文化圈中，人们所表现出共同的文化指向、愿望、意识和心理特征等。民俗文化的集体性还体现在它是由集体创造、集体享用、集体保存和传承的文化。

传统性。传统性是指民俗文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地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传承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改变。民俗文化的特色正是通过这种稳定性与传统性表现出来的。

动态性。一般情况而言，在社会不太发达的时代，民俗文化确实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俗文化在时空中传承、扩大和演进时，也避免不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甚至消亡等现象。因此，民俗文化具有与其稳定性相联系的一种动态性。

二、民俗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民俗文化在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维护新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推动农村文化建设

民俗文化产生于本土，反映了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别富有活力和渗透力。民俗文化还适合农民群众认知的方式和审美的习惯，会让农民群众在接触的过程中有一种亲切感。因此，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除去主流文化的重要影响之外，民俗文化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俗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文化的主要形式。民俗文化是根植于农民群众的，是农村群体所创造的，因此，民俗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农村文化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群众的生产及生活的实践。民俗文化能够极大地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使得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断得到创新，并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民俗文化具有传统性及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其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还起着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民俗文化在无形中填补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空白。新农村文化建设正是以民俗文化为基础的创新建设，民俗文化充分发挥了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2.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促使着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发展需要经济基础，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产生与发展的。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农村的民俗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保护、开发和利用好民俗文化资源，把本土的民俗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可以开创新农村建设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效开发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培育文化产业，并且把市场机制引入民俗文化产业，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民俗文化建设与发展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民俗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从而转变为经济优势，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

民俗文化是一种社会整合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为社会转型提供认同的基础，从而可以减少、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震荡以及不确定性。因此，民俗文化对群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整合与促进作用。

民俗文化具有维系功能，即其作为一种传承的文化，被后代不断地继承与发展，由此而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从而维系了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

民俗文化还具有规范族群行为模式的能力，可以使一些行为方式成为一种群体的模式，使生活在同一农村风俗文化区域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保持和平稳定和正常有序，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因此，民俗文化对整个农村社会群体的稳定、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很大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民俗文化能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各项体制改革，促进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为新农村建设营造和谐、团结的社会氛围。

三、传承与发展农村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不足

一些农村的基层领导干部文化意识比较薄弱，在思想上认识不到民俗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一些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没有准确的把握，往往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一味地只是强抓经济的发展，进而忽视了民俗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政府政策、资金投入不够

在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上，有利于民俗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不配套、不完善，甚至有的不明确。而且，无论是民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提供经营管理人才方面，政府投入的资金都远远不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俗文化的发展。

3.民俗文化人才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化方式层出不穷，导致了人们对于民俗文化的冷落，人们不再重视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得民俗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乏力，而后继的民俗文化接班人不足，最终使得民俗文化的传承青黄不接，出现了断层现象。

四、采取积极的措施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

1.强化民俗文化意识

首先是基层领导干部要强化自身的民俗文化意识，深刻认识民俗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其次是培养农民群体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农民群体应该意识到，民俗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服务于农民群众的，而农民又是民俗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因此，无论是基层领导干部还是农民群众都必须强化自身的民俗文化意识，认识到民俗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2.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在当前发展的形势下，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成为了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一项惠及后代的历史工程。如果保护民俗文化方面的立法不足、体制不健全、机制不顺畅，必然会影响民俗文化健康、持续发展。因此，要保证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持久规范。这就需要加快健全民俗文化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一系列民俗文化保护政策。

政府还要大力加强并且完善对于民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资金扶持政策。尽量完善在税收、土地、政府补贴、社会融资及建立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3.重视民俗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发掘

农民既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俗文化的继承者，更是民俗文化发展的主角。因此，培养与发掘更多的本土民俗文化人才，带动广大农民群众重新认识与喜好当地的民俗文化，从而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发展民俗文化产业

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利用民俗文化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可以在农村中发展民俗旅游，在促进农村的文化建设的同时还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可以开发一些品质高的民俗文化产品，树立品牌的形象，以产品来引领市场。因此，把民俗文化融合到市场经济中去，利用民俗文化资源创造经济利益，从而有效地促进新农村的发展。

5.转变观念，创新民俗文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多的民俗文化已经与现今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冲突，所以，传统的民俗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要不断地挖掘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不断地赋予这种传统文化新的时代价值，把新的观念融入到民俗文化中去，在创新中传承与发展民俗文化。只有这样，民俗文化才能长盛不衰，被广泛传播。

由上分析可知，民俗文化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传承、发展与保护民俗文化，才能真正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钟敬文.钟敬文谈中国民俗[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

[3]王海音.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J].百家论坛：戏文，2007（4）.

[4]曾维亮.新农村建设与民俗文化保护关系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9（6）.

[5]赵秀忠.弘扬民俗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

传统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篇8

迪庆是自然景观富集和人文旅游资源集聚的旅游胜地。迪庆旅游业是政府主导的重要产业，随着迪庆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旅游宣传促销工作的推动，迪庆紧紧围绕旅游资源优势，突出香格里拉品牌、三江并流等品牌优势，经过长期培育的迪庆文化旅游产业也步入了成长阶段，政府以香格里拉文化品牌带动旅游产业全面发展，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建成了坛城文化广场、香格里拉文博中心、独克宗古城、霞给生态温泉村等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围绕打造香格里拉品牌，着重支持香格里拉演艺业，成立了香格里拉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由迪庆州旅游投资公司控股，主要经营香格里拉文博中心。由迪庆旅游发展集团公司控股，成立迪庆梦幻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创造了大型歌舞诗《梦幻香格里拉•发现》，积极探索政府引导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途径。以民族歌舞演艺、图书、音像制品为主的文化产品初具规模。以藏族文化为特色的餐饮业已成为餐饮服务行业的翘楚，迪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走向市场，文化旅游企业都把提升自身文化产品内涵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事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企业稳步增加。文化旅游业在整个旅游业中发挥的作用渐渐明显，成为迪庆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了一条具有迪庆香格里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创新之路。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

（一）文化旅游产业互动延伸产业链，扩大了产业规模

迪庆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基本形成了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在内的较为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在六大产业要素的发展中，均与藏民族为主的特色文化紧密结合。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迪庆民族歌舞演艺、节庆会展、民族传统工艺品、民族餐饮文化、影视音像、休闲娱乐等产业的发展。其中木制品、陶制品、金属制品、毛织物品、棉织物品等初步形成产业化，以民族歌舞、图书、音像制品为主的文化产品初具规模，以藏族文化为特色的餐饮业已成为餐饮服务行业的翘楚。如藏民家访是由香格里拉藏民开发创办的产业，今天已成为香格里拉文化与旅游结合的成功典范，在香格里拉和德钦县城发展到了30家，接待众多游客，锅庄、弦子、山歌成了热销产品。

（二）文化旅游产业互动发展促动了文化旅游精品的形成

迪庆以旅游市场为导向，植根于独特的民族文化，开发出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精品。独克宗古城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通过“修旧如旧”的原则整治后，重新焕发出了古老魅力，引来无数游客。现在古城里已有95家酒吧、客栈、作坊，生意很好，还吸引了美国、德国、奥地利等近10个国家和国内10多个省的客人长期入住。打造了一批文化旅游精品，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改革发展思路，挖掘、整理、出版近百种相关香格里拉的书籍、音像制品，成为市场大卖点；引进或协助拍摄的《茶马古道》、《梅里雪山》等20余部影视作品，使迪庆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天然摄影棚”。有力推介了文化产业资源，向游客展示了迪庆香格里拉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迪庆成为最美和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民族民间工艺等优势资源的开发，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民增收。特别如迪庆民族民间手工艺产品发展迅速并受到国内外游客青睐，使生产这些传统手工艺产品的村庄的产业经济得到发展，增加了农牧民收入。如香格里拉尼西汤堆村的陶器具有悠久的历史，汤堆制陶工艺为藏区黑陶工艺之精品。随着迪庆旅游业的发展，尼西陶器这一传统的手工技艺的市场潜力得到开发，来香格里拉旅游的游客，都会慕名来购买尼西的陶器。尼西土陶的制作品种从以前的土火锅、土火盆等不多的几十个品种增加到了现在的109种，涵盖了生活用品、民族工艺品和宗教用具三大类。随着品种的不断增多，尼西土陶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市场需求与订单也随之增长，产品供不应求，通过公司运作，产品远销日本、欧美、北京、昆明、拉萨等地，年销售额达450万元。2012年，销售土陶制品10万多件，销售毛收入380多万元。目前汤堆村有90%的村民都在从事土陶生产，根据陶器质量和数量，每位村民的月收入都在5000元~8000元之间。黑陶手工艺产品的开发，实现了汤堆村脱贫致富，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给本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改行从事其他工作的年轻人又回到了制作土陶的行业，制陶正在成为尼西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和一项特色产业。

（四）文化旅游发展缓解了迪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文化旅游产业的兴起，极大地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减少了人多地少、人多资源少的矛盾。据不完全统计，迪庆农村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2581人，年销售收入达7149万元，直接带动农民文化致富847户。藏民家访在汲取本土多元民族文化丰富营养，精心编排文艺节目、提升节目品位的同时，充分利用旅游促销手段，同时，其兼顾当地群众、行业管理机构、旅游公司、游客和当地政府的利益，当地群众的农牧产品、手工艺品、剩余劳动力大量被藏民家访购用，藏民家访经营主体在二次销售中获利，藏民家访协会、旅游公司、导游都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抽成，地方财税收入也得到了增加。这些产业巧妙地借助旅游市场，把本地资源用民族文化的方式进行包装运作，既没有破坏生态，又把周边农副产品和富余人力资源有效利用起来，拉动了整个香格里拉城市郊区农村发展，解决就业1250人，年销售收入达1980万元。推动间接从业人员2万多人上岗，人均新增收入1000元。据2010年统计，全州文化产业从业人员3966人，占全州服务业从业人员的20.63%。

二、迪庆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

（一）引导不足

迪庆文化旅游产业虽然得到持续发展，但从互动发展的阶段看政府主导的力度仍然不够，培育和扶持主要停顿在口头上和文件上，政府投入少，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缺乏对其产业属性、经济功能、发展潜力、开发价值的研究，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指导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分析主要原因是认识不到位，看不清产业互动的市场潜力和前景，长此以往会丧失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最好契机。做好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业二次创业的重要突破口，但目前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协同互动仍然明显不足，从我州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路径看，旅游项目与文化项目分开来做，并未将其看作一个产业来加强统一融合、统一规划运作，严重削弱了文化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我州应该谋求文化、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战略与规划。

（二）开发力度不够

一是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够。迪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精神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因此，必然面临着对民族文化资源如何继承、保护、开发，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问题，但一直以来政府缺乏对该产业的战略性研究以及对其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从文化产业层面上对其进行再认识，到认清民族文化资源所承载的内容以及在开发的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特征，厘清哪些文化资源可用于支撑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成为文化生产的对象，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品竞争优势等问题都尚是是空白，我州的民间文化资源丰富，但对资源利用水平低。主要表现为对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罗列性了解大于开发利用，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文化分析、注入文化内涵和文化包装不够；科学技术含量低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资源优势远未形成市场优势。在目前对景区的开发设计中，缺乏专门针对其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策划和产品设计。二是品牌提升不够。迪庆虽然拥有香格里拉、三江并流世界遗产、茶马古道等世界级品牌，但围绕三大品牌的特定区域结合迪庆自然人文特征的独具个性的文化品牌的策划与创意明显不足，未形成文化旅游产品整体开发、整体宣传和整体促销。策划的文化消费热点小而少。就如香格里拉品牌，从文化旅游产业的层面如何挖掘、深化其文化内涵，展示这一文化圈的独特个性与魅力、如何与香格里拉大藏区的旅游文化接轨和整合开发都停滞在浅层次上。三是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不够。文化旅游产品功能较为单一，以观光型、低层次、简单性的旅游产品居多，可参与性差，对旅游的文化内涵的挖掘的力度远远不够。许多旅游景点仍然是以自然观光为主体的一般旅游区。就包括几个国家公园的开发中，缺乏针对其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策划和产品设计，文化形象策划设计的力度明显不足。再比如对独克宗古城的开发，目前旅游开发还是局限于对建筑文化、广场舞的欣赏以及藏餐吧、旅游商品、歌舞的一般展示上，对古城的历史文化内涵、节庆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底蕴、茶马古道文化等的开发缺乏具体细化、针对不同文化主题的产品设计，没有充分展示最佳民族风情魅力古镇的整体文化特征。迪庆旅游企业的文化产品大同小异，雷同重复。特别是迪庆旅游商品明显存在着品质低劣、工艺粗陋、结构单一、特色不特、趋同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市场占有率低，利润少，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旅游商品占旅游收入的比例较小。主要原因是对具有迪庆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旅游商品缺乏同时文化旅游商品难以实现产业化发展是迪庆旅游商品最大的弱点。民族工艺品生产如皮毛、土陶、银饰工艺、木制品工艺、民族服饰、纺织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但由于生产旅游商品的企业工艺粗糙，未能通过现代科技的运用生产出质朴、自然、精致和更具有珍藏、馈赠、纪念价值的旅游商品。

（三）投资不足

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渠道主要是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资的进入。我州政府主导的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财政，只讲投入不注重产出，忽略了文化旅游产业起步发展的自身特性，政府投资效益不佳；政府包办的体制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民间投资成本较高，投资渠道过于狭窄和单一。另外缺乏必要的引导和保护，民间投资也存在重复和无效现象，投资回报率不高的问题，这些都使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不足，制约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进程。迪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民营企业，由于扶持政策和市场体系不够完善，迪庆许多从事文化旅游的企业，受资金、技术、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存在着各自为营，零散经营，形不成规模，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的问题，自我发展能力弱，难以形成产业规模、发挥规模效益。由于缺乏投资主体，融资渠道不畅，往往借贷无门，成为制约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

三、对策和措施

（一）政府积极引导

1.制定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迪庆旅游产业发展繁荣主要依托的是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的文化以及与之和谐的壮美的自然风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是最好的资源整合发挥效益的方式。要制定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定位、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的中长期规划，这是基础性的工作。2.将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视为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迪庆政府和民间都比较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关于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我们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的是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式开发，树立以民族文化的保护挖掘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发展回馈文化的基本理念，这既是迪庆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更是迪庆旅游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十年来迪庆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精髓所在。正是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开发，促进了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识，促进了其传承、保护和开发工作。

（二）整体策划，塑造文化旅游品牌

提升香格里拉品牌、三江并流品牌和茶马古道品牌，必须走整合资源+品牌塑造+激活市场+创意的策划路径。要充分重视对其文化内涵的策划和产品设计。确立主导文化旅游产品，进行重点培育。根据迪庆文化产业发展的条件重点培育有丰厚文化基础和市场前景、人才优势的产业，不搞遍地开花。特别是当前对文化新兴产业的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不盲目效仿和追求规模，而是要适度，既提高质量又要符合市场化的需求，做精产业。文化旅游品牌的策划、设计和市场营销应该是迪庆旅游二次创业的核心问题之一。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化的关键在于策划。在充分掌握迪庆文化资源特征和脉络的基础上，提炼出最具有代表性文化特征的旅游产品，迪庆文化旅游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文化旅游品牌的策划塑造、宣传和推介十分重要。藏民家访、尼西土陶产业的发展、独克宗古城的打造都是对旅游品牌的成功推介。迪庆需要进一步推进文化旅游品牌的策划、塑造和宣传，通过文化旅游品牌延伸产业链，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质量。

（三）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机制创新

1.积极鼓励、扶持民营文化企业。文化企业有其自身的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律，迪庆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和个人。要为民营企业进入文化旅游产业创造条件，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民营经济介入文化旅游产业，既丰富文化旅游内涵，同时也会不断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开拓突破口。2.文化旅游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的创新。与旅游市场紧密结合是迪庆文化旅游企业转换和创新经营机制的关键。文化产品要与紧密与旅游市场接轨，走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加强旅游产品文化品位和内涵的经营之路。3.建立以文化保护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发展回馈文化保护的机制。迪庆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的开发管理都开始贯穿着以文化保护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发展回馈文化保护的理念。我们需要建立从旅游业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益用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发展，形成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机制。

（四）完善文化旅游产业的管理体制

针对迪庆在对旅游业行政管理和文化旅游产业市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引导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政府应设立相关部门对文化旅游产业的信息指导、政策协调和规划落实负责，指导为文化旅游企业的产业经营，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积极鼓励和支持建立旅游行业的各级行业协会，将微观管理职能赋予行业协会，以形成行业自律的良好的产业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