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范文

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1

[关键词]灾难；激变；人类学；工作坊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81-07

2015年10月16日-18日，“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 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工作报告会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由中国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三方共同主办，《民族学刊》编辑部、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系、他山人类学学社协办，并获得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年度引智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灾害场景辨析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2）、“西南民族地区灾难应对机制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8），以及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藏彝走廊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灾难应对机制的建设”（NCET-12-0980）的支持。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张原副教授和汤芸副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卡嘉娜（Katiana le Mentec）研究员，以及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副组长张巧运博士是本次工作坊的学术召集人。这个由中、欧、美三个学术区域的学者共同召集参与的学术工作坊旨在成为跨社会文化之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并试图基于民族志研究来促生有益的学术概念及理论框架，进而在深化灾难与激变的基础性学理研究之时，也期望能为人类社会有效应对生活可持续性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做出贡献。为此，4位学术召集人邀请了一批国际上在灾难与激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工作坊的研究工作中。在为期一个月（2015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的时间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20位海外学者陆续汇聚于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公开的学术讲座20场、圆桌讨论会7场、田野报告会5场，并在汶川、北川等地进行了3次短期的田野走访调查。为深化合作交流与总结研究经验，本国际学术工作坊以“工作报告会”的形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活动，设立7个研究专题和两个特别活动，参与研讨的海内外学者共40人。

10月16日上午9点，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报告会正式开幕，主持人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张明善教授。首先，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丁克毅教授用英语作开幕致辞，向海内外专家学者介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灾难人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借助这次国际学术工作坊，能促使西南民族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国际化与前沿化；接着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肖琼副教授用英语简要地介绍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外专引智项目；《民族学刊》作为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协办单位之一，专门刊发了参与这次工作坊的多位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学刊编辑赵秀云老师用英语介绍了本期刊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之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卡嘉娜研究员代表工作坊的组织召集人向全体参会人员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最后，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副教授代表工作坊的组织承办方作会议特别致谢。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至西南民族大学行政楼前合影。

“人文视野下的灾难与激变”是本次报告会的第一个专题，于10月16日上午进行报道讨论，主持人为美国波特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米歇尔・甘本德（Michele Gamburd）教授，评议人为大英科学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以“人类学者与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为题，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所所长大卫・盖尔纳（David Gellner）教授作了工作坊的第一个研究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在和尼泊尔本地的几位人类学家对尼泊尔的地震灾后状况的考察，且初步认为，人类学家若要参与和帮助尼泊尔的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工作，应该从人类学的地方感知角度出发来探讨灾后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出发来分析灾难及其后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有效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偏远村庄的救灾工作、评估鉴定易受灾地区、监测并考察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执行等几项人类家应该有责任义务参与的工作。接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弗里德克・克可（Frédéric Keck）研究员以“禽流感的防预：禽流感病毒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人与鸟关系”为题进行了报告。在简介禽流感及其破坏力后，克可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在香港两年的实地考察研究，指出作为环境预警哨兵的鸟类在今天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生存境遇、文化象征和社会功能都在改变。通过思考当代人类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感知鸟类的灾害风险与生物安全预警，他倡导应该加强人类与动物的多元自然主义关系这一人类学理论的建构和运用。之后，英国赫尔大学当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格雷格瑞・班考夫（Gregory Bankoff）教授在其“减少灾难风险的历史路径”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在风险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及人类从生活、社会结构、身体和心理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往往是根据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各异。班考夫教授提出，脆弱的特殊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问题，而在今天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会适应了“常态化”的风险威胁，从而可更好地承受风险危机，所以展开一些关于脆弱性历史本质的反思，以及在当下对脆弱性的研究中去分析总结不同环境和不同经验的人群对风险的处理方式，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减少灾害风险而言极为重要。本专题最后一个报告人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汤芸副教授，在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定位”的报告中，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义逻辑来感知灾难的，这使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应该面向一个天然就充满主体交互性和意义性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中。她提出当前灾难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人类脆弱性，但我们还更应该注意到社会弹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通过“灾”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内涵，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经验研究，来强调灾难人类学研究的4个维度应为生态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而整体性、过程论和地方视角这是基本的考察路径。大卫・帕金教授在做该专题的总结评议时专门指出，人类学是一个跨社会和文化比较的学科，灾难研究需要这种比较性的考察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思考，而这个专题中的4位报道人用他们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很好地呈现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旨趣与价值。

16日下午14：00-17：00，工作坊报告会进行了第二个专题“有关灾难与激变的理论反思”的报道讨论，中国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彭文斌先生为主持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作评议人。本专题的第一位报道人为卡嘉娜研究员，她在“理解激变时代中的延续性：简论人类学中的争论”的报告发言中指出，东亚社会把异常事件的解决作为适应性的这一举动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考察灾难时人类学必须注意比较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灾难反应。卡嘉娜研究员认为，激变所呈现的变迁之剧烈性虽然往往是超出人们通常的社会经验的，当其能够经由不同的理解框架得到社会文化性的阐释，并且外显的变迁之中总有一种“内在性”的延续。在“灾难阈限阶段的谣言与行为应对――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报告中，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指出，谣言的流行是与灾难相伴而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以汶川地震为例提出灾难“阈限”正是谣言滋生的沃土，并认为谣言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民情宣泄方式实为灾难阈限中社会的一种反应，应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而加以应对。接下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的艾丽莎・雪格（Elisa Horhager）博士以“辨析灾难的能动性：关于自然灾害的定义之争议”为题做研究报告，围绕着如何处理“自然灾害”的动荡及评判其对社会建构的性质这一问题，她以2008年汶川灾难和2011年东日本海啸大灾难为例，运用比较框架来分析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应对中的资源动员和制度化过程，并提出公众对于造成灾难原因的不同讨论可以对灾难受害者的保护和形成制度化应对措施产生影响，所以灾难之中也有一种社会建构的能动性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随后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李锦教授作了“羌寨空间的变迁与震后文化修复”的报告。她指出地震是一种会对人们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造成巨大破坏的灾难，而灾难过后地方文化的修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则需要人类学家细致地关注。通过对阿坝州理县休溪寨近百年来空间变迁的田野调查，李锦教授强调羌寨的空间变迁一直以来是一个常态，但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态与神圣空间的位置安排等空间格局的基本原则在变迁过程中有其延续性，即使受到了大地震的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中政府的强力介入，羌寨的空间格局在深层的意义结构和文化逻辑上仍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因此当面对地震这一较为偶发但破坏性极大的灾难时，传统文化逻辑完全可以发挥文化修复的主导作用。本专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负责人、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副教授A. J・法思（A. J. Faas），他报道的题目是“灾难的纠葛：灾难应对、恢复与重建中的实践网络、记忆和文化”。基于对南美洲厄瓜多尔安第斯高地野火灾难的社会应对的田野经验研究，法思教授指出在人类和环境的复杂纠葛中文化生产的核心关系要素是记忆与实践，对于普通灾民而言是实践形塑记忆，而对于专业救援人员而言则是记忆指导实践。所以灾难中人们通常会利用现有的文化体验和记忆经验来复述和共享一些文化含义，并减少个体差异和特质的经验，以有效地形塑分享一种有效的同时又具有文化涵义的灾难应对行为和记忆体验。米歇尔・甘本德教授在总结评议时强调，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反思需要基于扎实的田野经验研究，而本专题的5位报道人在富有启发性地提出她们的理论观点之同时，也极为细致生动呈现了她们的田野个案，这样一种研究讨论风格值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去坚持和发扬。

16日下午17：10-18：10，在卡嘉娜研究员的主持下，工作坊报告会开展了第一次特别活动“灾难历史研究国际项目介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皮埃尔・富勒（Pierre Fuller）作为“灾难历史网站”（Disaster ）发起人，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这个由历史学家创建的专门为学者研究和公众利益服务的可供相互学习合作的专业网站。富勒副教授指出，中国有时间很长但鲜为人知的灾难管理历史，中国的学者可以加强对这个国际网站的利用，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国际合作研究和数据共享平台，从而让灾难历史研究超越学科区隔，扩大地理范围，并获得自己与全球的研究学者的合作机会。

10月17日上午9：00-12：00，“在灾难与激变中反思社会-政治关系”的报告专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祥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由A. J・法思任评议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首先以“金浪：海啸后斯里兰卡的权力与礼物”为题做研究报告。她指出随着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爆发，斯里兰卡涌入了大量救灾物，因此观察大范围人道主义救助的社会影响是反思政治―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在考察给予礼物和收到礼物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话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灾民在重建社会等级与社区关系中，“礼物”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与文化意义。紧接着，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人类灾难与危机研究网络发起人、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教授以“唤起灾难：印度洋海啸之后的真相与伪饰之机制”为题，报告了其对经历内战和海啸等灾难之后的斯里兰卡南部省份的一个佛教僧伽罗语地区的田野调查，她指出人们在显示灾难和揭示冲突时都采用一种类似的机制，即公布或隐藏特定类别的对象和主体，从而使得灾区的社会形象呈现出一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特征，而这正是灾区获得外界援助时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策略。之后彭文斌教授在“环境/认同政治以及原住民对环太平洋油轮扩张的抵抗运动”的报告中，以2015年4月初一艘泄漏油轮驶入温哥华引起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原住民为其领土土地和水源受污染而抗议的事件，对全球地方化中灾难情景下的文化遗产和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等雨来：墨西哥气候变化中的政治、话语与物质生活”为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巴里奥斯（Robert Barrios）针对大部分墨西哥人口仍继续在高脆弱的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下生存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对人类发展实践产生有形影响，也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和语境来完成的具有政治诉求和经济目的的话语-政治现象，因而干旱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一种政治建构的风险景象。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郑少雄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当代内蒙古的草原政策及蒙古牧民的应对”。郑少雄博士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社区所遭遇的种种灾害可视为一种空间改造过程的产物，其反映了国家空间生产与社会地方营造的一种紧张关系，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则决定着草原未来的发展。A. J・法思教授在总结评议时指出，灾难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这一专题的5位报道人用他们精彩的研究告诉我们，灾难的肇因还具有一种显现的政治性，因而从灾难的研究来反思权力、话语和社会行动，对于灾难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亟须加强的议题。

17日下午14：00-16：00，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施帝恩（Stéphane Gros）研究员的主持下，报告会进入第四个专题“灾后重建中的社区恢复与文化重塑”，该专题的评议人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张亚辉副教授。以“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需求”为题，李永祥研究员介绍了他对云南省两个灾后恢复重建社区――盈江县傣族社区和姚安县彝族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他认为社区需求，包括社区连续性、文化功能、生产便利程度、安全感等方面都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核心内容，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居住条件下的不同，社区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灾后恢复重建中的“统规统建”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社区需求，反而会导致社区产生更加复杂的社会脆弱性。接着，美国杜兰大学的张巧运博士在其“想象文化：汶川地震文化重建和抗灾能力塑造中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规划者和管理者必须真正考虑“地方文化”的意义。以汶川地震后羌族村寨的文化重建为例，张博士反思了将羌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开发资源的那些恢复重建项目对羌族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最后张亚辉副教授在评议时总结道：在当前中国各种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由于外来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强力介入下，日常生活展演的前台与后台之区隔被打破，这对于灾区居民的伤害是值得重视的，而两位报道人的研究都清晰地呈现了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反思。

报告会的第五个专题“关于灾难的记忆、叙述与情感”，于17日下午16：10-18：10在西南民族大学蒋彬教授的主持下进行，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为本专题的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葵教授在其“灾难记忆与民间叙事”的报告中提出，中国近代的灾难是如何被表征叙述和记忆传承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1970年的通海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王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关于地震灾难的记忆传承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后面所依托的是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和文化逻辑，而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灾难记忆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构的范例，并呈现了中国社会灾难记忆多样化的趋势。接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学仁（Chris Courtney）作了题为“历经灾难：1931年汉口洪水的现象经验与情感经历”的报告。通过对20世纪初期汉口市民如何经历了洪水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当时相关部门和机构所制定的灾难应对策略不仅仅是理性地为了生存，也在通过显示悲伤、宗教仪式和慈善行为试图在逆境中寻找生活意义，甚至是追求一种“苦中作乐”的乐趣。虽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能增强了大众的生存机会，但在帮助社区应对灾难方面也显现了一种重要的功能。随后，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副教授以“沙粒中的世界：高寒湿地草原沙化灾害的地方叙述”为题进行了报告。张副教授指出干旱通常被认为是土地荒漠化灾害发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然而降雨充沛且拥有大片湿地的若尔盖草原的严重沙化灾害迫使我们应该从地方的视角重新认识什么是沙害？特别是要关注沙害在地方叙述中是什么样的灾难？以及沙化灾害的前提条件和诱发肇因是什么？他进而通过案例指出，在当地藏民看来，沙害是一种报应，其发生是因为一种跨界和过度的行为打破了生活世界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行关系和边界秩序。而今天在若尔盖草原所发起的很多治沙工程在藏族牧民眼中，就像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场错误的仪式一样，除了制造更多的灾害之外并没有逆转当地的沙害。因此，理解灾难的地方叙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灾难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及其应对方式。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作总结评议时指出，三位报道人的研究表明，对于灾难的地方记忆、体验与叙述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价值逻辑来还原灾难的本来面貌。

17日晚上19：30-21：30，工作坊报告会的第二次特别活动“纪录片中的2008年汶川地震”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当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柯安娜（Anne Kerlan）主持下进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博士候选人邱月首先以“国家主导的灾后恢复中的个体”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北川县城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政府高度参与的重建过程中，个体被植入在这个由国家提供的新的社会结构中，进而地方个体的声音被响亮的官方叙述淹没了，不少关于这场灾难的纪录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理解灾后个人生活感知的途径。接着与会学者观看了由马占冬导演的纪录片《五月一天》，观影结束后马占冬导演和学者们在现场围绕着灾难、生育、创伤、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0月18日上午9：00-12：00，报告会第六个专题“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在王晓葵教授主持下进行，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作评议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郭建勋副教授首先做报道，他的发言题目为“环境、族群、地方知识与灾难：以1786年大渡河地震为例”。郭教授指出发生在清代中期的这场地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上大渡河流域的地方环境、生活模式、族群关系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环境知识和灾难应对经验，这使得灾难来临时不同的民族所承受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民族则会在经历灾难之后通过相互的学习借鉴形成新的地方知识。以“中国的空气污染中的双重认同以及潜在的环境灾难”为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史乐闻（Edwin Schmitt）介绍了他近来关于空气污染的考察研究。史乐闻指出，许多突然性的灾难事件其实是自然生态受到人类社会严重干扰的结果，所以针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而人们在感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时，还往往导致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双重认同。之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薛熙明教授作了题为“变动中的家与地方：灾后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的报告。以震后移民安置的羌族社区邛崃市木梯村为例，薛教授指出，在现代化和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家与地方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特别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制化社区安置重建中，家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家所蕴含的物质空间、情感空间、生计空间、文化空间等多重意义都发生了分离，社区主体也缺乏对地方的认同，所以灾后社区重建过程中亟待一种“自下而上”模式的出现。随后，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法比奥・卡尔尼里（Fabio Carnelli）作了题为“缺失了现在的民族志：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后的时空实践”的研究报告。他分析了幸存者们生活轨迹里关于“灾难”一词的意义变化，并列举了一些具体城市在震后采取的应救机制，从而指出要在灾难研究中去记述一个复杂的时空框架，这可以帮助人类学者去分析受灾难激活的“事故”及其后果。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雷天来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国家权力、现代传媒与民族共同体：以‘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后‘头七’祭奠为例”。他提出公共纪念仪式一直被视为国家对灾难的反应，而纪念仪式的模型通常则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国家的纪念仪式与民间传统的“头七”习俗结合后，纪念仪式就发生了形式和内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现代媒体和公众的参与不仅更新了纪念仪式，还挑战了传统模型，所以政府应该允许和提高民间信仰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发挥特定的功能。最后，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在总结评议时提及，人们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必然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景的，因而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和文化意义性，但人类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要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也应该关注到动物，特别是那些和人类社会紧密嵌合的动物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

本工作报告会的最后一个专题是“关于灾难的艺术呈现”，于18日下午14：00-16：50在成都老书虫书吧以向市民开放的形式进行。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讲师杜辉博士为主持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柯安娜研究员为评议人。这一专题的开场是由法国国家科学院丹尼尔・爱丽丝夫（Danielle Elisseeff）教授带来的报告“废墟中的城市：东方和西方的视角与描绘”（柯安娜研究员宣读）。在报告中，爱丽丝夫教授从艺术表现的角度，对比了中西方传统文化体系中对待废墟的不同观点以及不同的表现手法，以及当代因一些新技术的引入，不论是东方或西方，对废墟与灾难的表达也有了新的形式，甚至将之转化为一种消费对象。以“明清绘画中对灾民的呈现”为题，法国巴黎天主教研究所艺术史系阿丽丝・边齐（Alice Bianchi）博士首先介绍了她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焦点是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状况，通过对明代画家周臣的《流民图》与其他时期绘画中的乞丐人物进行一种文本比较，她分析了世俗画中乞丐形象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背景中，对灾民与流民的关注不仅是各级政府官僚所要承担的一项职责任务，也是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所要负起的一种道德义务，而绘制各种版本的流民图之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对受苦者产生怜悯之心，同时加强儒家里的孝道、忠诚等的道德观念。之后，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朱迪斯・彭尼（Judith Pernin）在“情感、自然灾害与纪录片呈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自然灾害类的独立纪录片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灾害的看法，在这些纪录片中灾难不再是由外部不可控的力量所造成的孤立事件。特别是独立纪录片导演通常采取长期参与的方法，从地方和个体的角度来分析灾难事件的深层原因并揭示其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让人们得以感知到自然灾害的发生原因和导致结果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有其特殊意义。随后，成都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以“对灾难与激变的艺术呈现：行动艺术的尝试”为题。介绍了他们近年来的创作思考，即如何从个人的想象实践过程中提供出一个社会性平台来形成公共话语，进而探究潜藏在灾难与激变现实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精神的空缺。本专题最后发言的学者是法国巴黎天主教研究所艺术馆馆长克里斯廷・凡尔-凯撒（Christine Vial-Kaiser）教授，她的报告题目是“纪念碑与创伤记忆：艺术的提案”。凡尔-凯撒教授意图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展示研究案例来说明，那种通过强调营救过程的积极形象和通过官方纪念碑以集体方式来纪念死者的行为其实并没有真正缓和人们的伤痛，而在一些艺术性的提案中艺术家和志愿者通过提供一个悲伤的隐喻避难所，反倒能更好地满足这一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因灾“失独”家庭的父母而言，这种纪念形式才是治疗创伤的最佳形式。当然为防止幸存者总是停留于对于亡者的回忆思念，那就可以通过艺术性的方式来见证死亡所带来的损失，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对死者思念的替代品。柯安娜研究员在总结评议中指出，艺术对于灾难的呈现总是和情感、意义等缠绕在一起，然而艺术也并非是单纯感性的呈现灾难，这个专题中几位报道人已经表明艺术对灾难的呈现也是具有知性深度的。

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2

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是院团结合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它以剧目课程为教学内容进行课程设计，其主要特点是院与团的教师共同协作指导一个剧目( 或节目) ，或院与团演员、学生共同完成一个剧目( 或节目) 的表演。课程的优势在于可实现院与团的教师在剧目实践能力与教学能力的互补，以及院与团演员、学生表演经验与学习经验的互补，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编导能力、组织能力。本文将对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进行考察、分析与评价，探讨新型音乐舞蹈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我国高校音乐舞蹈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可参照的范式。

一、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概述

传统的艺术实践课程设置以班级为单位，以每学期停课一周作为课程授课时间，进行音乐舞蹈节目的排练，没有成果展演的课程考核要求。其局限性在于学院教师大多长期远离舞台表演实践，不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艺术实践经验，所选剧目较为陈旧，教学设计随意性大，没有形成符合课程特点的体系化评估方式。而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实施方案的创新之处在于: 聘请广州芭蕾舞团、广州歌舞剧院的著名演员任教，与音乐舞蹈学院教师共同协作教学，组成多元的指导小组。以10 个教学周为学期总课程周( 每周4 课时) 。以剧目为课程单位，不同年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学某个特定的剧目，教师根据课程剧目内容需要，确定选修学生名单。教学内容以排练学习两团经典剧目为主，培养学生的舞台表现能力与艺术实践能力。考试形式为舞台汇报展演，每学年第一学期期末一次小型演出，每学年第二学期一次艺术实践课程综合汇报演出。

二、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理论指导组概况

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理论指导组以专人负责一个剧目的形式，对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过程、教学策略、教学效果等进行了全面的调研。理论指导组在开始工作之前提交了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考察工作计划，明确了现场观察的工作意图和目标: ( 1) 搜集院团结合艺术实践活动课程的活态资料，为院团结合音乐舞蹈人才培养新模式相关研究工作做前期准备; ( 2) 为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研究提供论据; ( 3) 对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及教训提出建设性意见，优化课程。

理论指导组的工作过程与任务主要有: 完整地采录艺术实践课堂的录音、录像、图片资料; 运用访谈法了解教与学的体验; 运用参与观察法，随课学习，亲身体验教学过程; 参与课堂组织工作，教学辅导工作; 开展问卷调查，作为质性理论研究和分析的补充论据; 及时整理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统一归档; 课程结束时，提交剧目课程的子报告，由理论组的组长撰写总报告。

针对理论指导组的目的和任务，考察组拟定采用的考察方法主要有参与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并制定了详细的考察内容:

( 1) 收集有关剧目课程的相关信息( 如剧目名称、内容、性质) ;

( 2) 记录艺术实践课程实施过程( 如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设计、教学评价) ;

( 3) 考察教师信息( 如教师个人基本信息、专业素质、对课程和学生的评价) ;

( 4) 考察学生信息( 如学生个人信息、对该课程的评价和建议、学生的课堂表现等) ;

( 5) 考察艺术实践课程结业汇报演出信息( 如演出的曲目、参演人员、演出质量、观众反馈等) 。

三、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考察与分析

考察组经过10 周的现场工作，收集了各剧目课程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教学过程的影像记录、访谈录音、教学乐谱等，并于期末设计了调查问卷，对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心态、学生满意度等多方面问题进行调查与比较，掌握了该课程的相关数据。最终考察组形成《潮州大锣鼓艺术实践课程调查研究》、《 小二黑结婚 歌剧组艺术实践课程调查报告》、《舞蹈艺术实践课程调查报告》等子报告，采集了丰富的院团结合剧目教学实践案例。

两团教师为主，音乐舞蹈学院教师为辅的合作教学模式是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的特点。《潮州大锣鼓》、《小二黑结婚》( 民族歌剧片段) 、《千头万绪》( 爵士芭蕾) 、《玛祖卡》( 欧洲代表性民间舞) 、《匈牙利》( 欧洲代表性民间舞) 、《木屐舞》( 岭南民间舞) 、《雨中情》( 岭南民间舞) 剧目均是两团教师为主，音乐舞蹈学院教师为辅教学的合作成果。经过10 周40 个课时的教学，于2011 年12月21 日举办了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展演，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 一) 课程分析

关于院与团指导教师协作过程的了解，以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剧目课程为例，题目是: 本校教师与院团教师之间的合作重要吗? 选项: A. 非常重要，B. 比较重要，C. 一般，D. 不重要。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50%的教师认为本校教师与院团教师之间的合作比较重要， 25%的教师认为非常重要， 25%的教师认为一般重要。这个调查结果说明，教师们普遍认为本校教师与院团教师之间的合作是重要的，而教师之间的良好配合，是更好地带动学生的积极性的关键所在。__

关于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的意义、作用的认识，题目是: 您认为艺术实践课程对学生的发展有好处吗? 选项: A. 有，B. 没有，C. 说不清楚。有占75%的教师认为艺术实践课程对学生的发展有好处，占25%的教师认为艺术实践课程对学生的发展好处不清楚，也就是好处不明显。这说明绝大多数教师都能够认识到艺术实践课程对学生发展的有利作用。对于学生的调查，设计了关于影响艺术实践课程学习态度因素的问题，例如，通过10 周的学习，觉得影响你对于艺术实践课程学习态度的因素有哪些? ( 多选) 选项是: ( 1) 自身因素，( 2) 教师因素，( 3) 曲目因素，( 4) 其他。从回收的问卷来看，学生认为影响艺术实践课程学习态度的因素有4 个方面: 自身因素、教师因素、曲目因素、其他( 环境因素) ，其中自身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

对于学生的调查，还设计了开放式的问题，例如，你对当前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开发与实施方面有哪些建议或意见? 学生的答案主要有: ( 1) 多组织学生参与不同的社会艺术实践，这种艺术实践课程应该从一年级就实施，锻炼学生的艺术水平和社会实践水平。( 2) 希望学校提供更多更大的舞台给学生展示自我，让学生在舞台上不断成熟、成长。( 3) 艺术实践课程的上课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4)提高效率，提升整体水平。( 5) 开展更多类型的实践课程，使所学的技能、专业学以致用，减少理论以及其他非专业课程。( 6) 希望越办越好，项目可以更多些。( 7) 应该更加联系现实生活实际以及学生能力的实际开展课程教学。

来自两团的教师都是各团的知名优秀演员，如潮州大锣鼓课程聘请的教师是广州市歌舞剧院打击乐演员，从事专业打击乐工作已30 年，一直活跃于全国艺术舞台，参加管弦乐、民族管弦乐、舞剧、歌剧和流行音乐的打击乐表演和教学。舞蹈组聘请的教师曾主演过多部大型芭蕾舞剧，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许多奖项。这些演员所具有的丰富实践经历使得他们对舞台艺术实践的表现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在他们的教学中，除了技能性的教学外，他们会将重点放在让学生感受艺术作品内容、进而表现艺术作品内容的教学上，特别是在如何表现艺术作品内容上，以自己以往活生生的舞台演出实践作为案例，让学生从中体验、分析、研究舞台艺术实践活动的规律，从而结合课程理论，进一步领悟、理解艺术表演理论中所提出的原则、概念、定义。例如，在舞蹈组的舞台走台中，指导教师全力提醒学生注意站位，注意灯光的盲区，与广州芭蕾舞团演员、灯光合成时，提醒学生如何利用舞台的空间，把自己亮出来，充分展现了教师如何利用艺术实践机会手把手地把丰富的舞台经验传授给学生。根据舞蹈组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两团的指导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教法细腻、认真负责，对剧目诠释深刻，在教学中起到了本院教师不可替代的作用。

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的实践与探索，实现了院团资源整合，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舞蹈组的课程中。如在爵士芭蕾《千头万绪》、欧洲代表性民间舞《玛祖卡》、欧洲代表性民间舞《匈牙利》几个节目期末展演时，广州芭蕾舞团派出专业演员参与演出，并提供演出的舞美人员与相关道具。因此，在为期10 周的艺术实践活动中，音乐舞蹈学院学生不仅锻炼了专业技能，对音乐、舞蹈表演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还认识到舞台表演艺术在排练全过程中各个流程的协作关系，了解了舞台表演各流程的操作，以及舞美的设计等; 还感受和学习到演员们在排练、演出时认真负责、不畏辛苦的敬业精神。院团教师实践与理论的有效结合，促进了学生艺术表现力、艺术理解力和艺术感受力的提高。

( 二) 课程存在的问题

剧目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需加强对剧目课程教学目标的认识; 剧目课程教学内容和计划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可行性需要进行详尽论证; 院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与团教师的配合的主动性不够; 团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应提高对课程组织方式、结构的认识，以及对学生学习规律、方式、特点的进一步了解。对于这些典型问题所呈现的教学现象，我们拟作如下分析。

1. 关于课时量不足

在调查大锣鼓组和舞蹈组学生对于选择教学剧目的评价时，学生反映剧目难度大，较难完成。有教师提出，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课时量尽管从原来的2 周增加到10 周，但对于院团结合培养模式的开展来说，仍显不足。因为对于学生来说，这些剧目、曲目有的几乎全是新的，有些是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如本次开设的潮州大锣鼓课程，对于学生来说不仅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基础，甚至都没有感性听赏经历; 舞蹈组此次实践所排练的几组舞蹈，如《千头万绪》、《玛祖卡》、《匈牙利》对于舞蹈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首次接触。要在短短10 周内掌握该剧目的艺术风格、特点、技巧有一定的难度，难以达到舞台演出的专业要求。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教师所制定的剧目课程计划不够科学、合理。如果教师能够依据学生实际能力，设计出在规定教学时数内可行的教学计划，适当改编、简化剧目，循序渐进，在下一个学期的教学单元中进一步深化剧目的学习，将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对于每个学生来说，在学期间完全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排练、指导、学习的时间。

2. 关于活动课程的组织方式

调查报告显示，团指导教师在艺术表现力和专业表演技能方面有院教师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在课堂教学组织手段以及课程设计艺术上，需要获得院教师更多的帮助。例如，当两团主要的教学目的是一个剧目、曲目的舞台展演时，往往会在教学组织方式上择优而教，难以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能力培养。以潮州大锣鼓的课程为例，考察人员通过访谈学生了解到，多数学生报名参加潮州大锣鼓课程，是想学习打鼓，但是通过老师分组， 31 个人只挑选出8 个人学打鼓，其他人分到锣、镲等简单乐器中去; 事与愿违，造成一些学生对该门课程失去兴趣; 而能有机会学习打鼓的同学，其中只有1 人之前有过打鼓经历，其他都是零基础，学生普遍反映教学进度太快，无法胜任。这样的课程安排导致潮州大锣鼓小组的学生对该课程颇有意见。舞蹈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学生感到指导教师主要对将要上台表演的同学负责，而没能选上的同学，只能在旁自学。同时，由于学期末要上台展演，尖子学生有时承担好几个剧目任务，而有的学生由于表演水平不高而不能登台表演，在课程中失去许多锻炼的机会。

3. 关于院与团教师的协作

团指导教师对于介入课堂组织纪律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而院指导教师在辅助教学过程中主动性不够。如针对潮州大锣鼓课程教学中学生纪律差的情况，团教师认为: 组织学生纪律是学院辅导老师的事。而主讲教师与辅导教师的有效协作，是有效维持课堂纪律的保证，对于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恰当的管理方式有助于沟通师生情感，有助于促进教学效果，是教学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潮州大锣鼓小组的情况来看，学生旷课、迟到现象经常发生，而院教师没有及时协助，使师生对该剧目的排练失去信心，导致潮州大锣鼓最终未能上舞台展演。

4. 关于课室不足

以舞蹈组为例，由于集中排练，舞蹈组一共5 个节目都在同一个教室，两个班级约50 人在一个教室，显得非常拥挤，排练时，相互等待，浪费时间。此外，潮州大锣鼓组在本次艺术实践课程中，场地安排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潮州大锣鼓所使用的打击乐器形制较大，铜制的乐器很重，乐器数量较多，因此，不易来回移动。而此次艺术实践课中，由于教室不足，大锣鼓排练没有固定场所，被安排在了一个理论课大教室中，乐器不可能长期存放于课室中，同时也无法经常搬动，以致于只在课程即将结束的时候使用打击乐器排练了两次。没有乐器实践也是导致学生对这门课失去兴趣的原因之一。

课程实施过程表明，师生虽然对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在音乐舞蹈艺术人才综合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有明确认识，但教研的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院团教师都能意识到协作的重要性，但实际配合中仍然需要磨合，避免教学计划制定的滞后现象。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相比较于传统艺术实践课程更能体现上课方式的灵活性、新颖性，因此学生对课程有较浓厚兴趣，但仍然有学生因惰性的原因，导致教学不能按照教学计划实施，而教师也应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

四、院团结合艺术实践的课程评价

当前艺术院校专业布局的综合化、生源条件的差异化、毕业去向的多样化挑战着传统人才培养的单一化，迫切要求艺术院校对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整和变革，科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构建高等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而如何适应时代需要，创设新型的音乐舞蹈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正是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所研究的主要内容。

据本次课程观察所获得的数据及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学习态度的因素主要有自身因素、教师因素、剧目( 曲目) 因素、环境因素等四个方面。在今后的艺术实践课程开展中，学生应该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教师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课程内容应不断改革创新，学校及学院应该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前文中学生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充分说明学生对于该课程的期望，院团结合艺术实践课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3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科学孝察团；考察进程；成就；多角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81-05

Restudying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Huaishu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istory Cul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new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paration， schedul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It also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Xia Nai， the co-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The investigation was well-planned and prepared with a good foundation， and it was also a natural exten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though influenced by the upsurge of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many difficulties， the expedition went smoothly on the whole， owing to the support from all sides.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progress； Achievements； Multi-angle analysis

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随着一些新资料的问世，特别是《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考察团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就此作更深入的探索。

一 考察团的缘起

清末以来，我国西北的考古由于简牍出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安特生的调查与发掘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丰硕成果等而备受学术界瞩目。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迅速提高，“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高涨，考察团体或个人接踵而至，为建设西北献言献策。

日军侵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历程。但是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内迁，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在西南地区陆续开展学术研究。1938—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调查、发掘云南大理附近古遗址，此后与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1937—1938年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39—1940年调查贵州民间艺术等。

1941年10月，李济向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举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一、调查川康民族；二、调查苍山洱海的古遗迹；三、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四、中国建筑及附属艺术资料之收集；五、汉代车制之研究；六、四川古迹之调查与古物采集；七、旧式手工业品之采集与研究；八、滇边民俗材料之采集；九、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之采集。

其中，甘肃、新疆一带的工作计划有：

1. 以长城线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对于西北边防上之设施及文献之采集；2. 以肃州、敦煌一带之千佛洞为中心，研究佛教艺术东来之情形。如能至新疆，则研究吐鲁番、库车、拜城之佛洞壁画，俾与甘肃境内作一比较。如情形许可，则拟由甘肃或青海至新疆南部之沙漠中作地理与历史之探查；工作时间暂以一年为限[1]。概括而言，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筹措经费、招聘人员、实地考察，对原有的调查和研究力争有所推进。由此可见，甘新考察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

1941年11月，李济致信汤用彤，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汤用彤十分赞成。第二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其成员向达，“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2]，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汉代玉门关、阳关遗址等，写成许多著名的论文。1943年，石璋如从甘肃返回途中，考察泾渭流域，发现23处史前遗址。由于“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计划中的考察活动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有必要继续进行。

新考察团的筹划大约始于1943年春。当年7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向达，夏鼐任副组长，阎文儒为组员，他们主要在甘肃、青海考察。地理地质组主要到新疆考察。

根据最新的资料来看，考察团的酝酿较早，经过了比较细致地磋商和协调，如经费来源、人员安排、收集和熟悉西北的资料、规划考察范围和行动路线、购置所需仪器设备等。有关人员查阅了《流沙坠简》、《西域水道记》、《语石》、《居延汉简考释》、甘肃地方志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黄文弼、张凤、徐旭生等学者的著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总体说来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考察开始后，向达、夏鼐与史语所傅斯年以及李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保持着通信联系，汇报考察进展，请示工作安排，解决资金问题，规划行动路线等。考察团预定将采集的标本全部运至兰州，暂时保存在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再想办法转送中央研究院。

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年轻有为，敬佩向达的道德文章。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工作过程中成为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阎文儒称两位是“向觉明师”、“夏作铭先生”。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3]。

二 考察经过和主要收获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定于1943年9月出发，由于夏鼐突然染病、经费迟迟不得解决等原因，不得不推迟了半年。

1944年3月21日和4月4日，向达、夏鼐先后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兰州，住宿在甘肃科学教育馆。随后几天，他们拜见军政要人，踏访名胜古迹。4月13日，夏鼐、何乐夫调查十里店附近遗址。4月14日，向达、夏鼐调查西果园附近遗址。在兰州期间，向达应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等高校讲演。4月17日，由兰州乘车启程西行。途中，夏鼐于武威文庙考察吐谷浑慕容氏墓志。20日至酒泉，考察钟楼寺、文殊山等。4月26日，离开酒泉前往金塔。27日到金塔，游览金塔寺。5月1日到三墩，考察汉代烽燧，7日返回金塔。5月12日，阎文儒从陕西宝鸡赶到酒泉，加入考察队伍。1944年5月14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月至8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4]。1945年1月5日自酒泉东归，游览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等。1月15日和16日，夏鼐、阎文儒分别返回兰州，在甘肃科学教育馆落脚，安置所得文物并进行休整。阎文儒暂时离开考察团回陕西三原。

1945年3月1日，夏鼐与何乐夫会面，再次调查十里店周围遗存。夏鼐还与吴良才调查兰州附近的王保保城、高坪、中山林、曹家嘴、西果园等遗址。3月19日，夏鼐、凌洪龄调查青岗岔遗址。夏鼐寻访古迹，“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3月底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1945年4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5]。

6月底，夏鼐自兰州出发再度西行，过永登、武威至永昌；7月底，阎文儒由陕西赶到永昌与夏鼐会合。8月至9月中旬，夏鼐、阎文儒发掘民勤沙井、三角城等遗址；9月中旬经山丹至张掖，发掘黑水国遗址，考察马蹄寺、永固城。10月初返回武威，发掘武威南部吐谷浑慕容氏墓地，获得墓志和随葬品。10月中旬阎文儒从武威前往兰州。11月中旬夏鼐自武威返回，又经青海乐都至西宁，考察塔尔寺、朱家寨遗址；12月初回兰州。12月初，夏鼐、吴良才调查兰州太平沟遗址。12月18日，夏鼐离开兰州，经定西、通渭、秦安、天水、徽县、两当进入陕西。1946年1月4日在四川广元遭遇匪劫，丢失部分公私财物和发掘资料，“幸无大损失”，2月24日抵达重庆。2月26日，夏鼐拜见傅斯年、李济，报告甘肃、青海考古和遭遇抢劫情形。阎文儒在甘肃考察结束后，应黎锦熙（劭西）之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职（副教授），“因长者之命难违，乃只身留兰”，任教为时数月。1946年春离甘东归，途中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

考察团工作期间，袁翰青、何乐夫、吴良才等提供过很多帮助。袁翰青，化学家，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致力于科普事业，为考察团代管所得标本，并且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何乐夫（士骥）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与发掘易县燕下都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参加调查关中地区的古遗址、勘察邯郸响堂山石窟。随高校西迁过程中，他调查张骞墓葬，撰写《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发表于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上。1943年何乐夫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太平沟、西固、西果园以及临洮辛店和寺洼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发掘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墓。吴良才，夏鼐好友吴金鼎的堂弟，热心考古，时在兰州任职于中国银行。由于有了以上三位的协助，使得考察更加顺利，工作成就更为显著。

地理地质组主要考察新疆的地理地质，李承三等曾考察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他们根据考察资料，写出了有关甘肃、新疆、青海的报告，为西北地质地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 有关开发西北的设想

向达《西征小记》记载“近年以来开发西北之论甚嚣尘上”，“然欲言开发西北，几无在不与史地之学有密切之关系”[2]337。考察团“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世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2]338 ①。开发西北、建设抗战大后方不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目的，但是考察成果可以为西北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由于受到“开发西北”大环境的影响，考察团成员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相关问题。

考察团认为，西北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甘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河西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几莫不由是”[2]356。“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2]372。河西走廊是“秦汉以来由黄河流域到西域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的交光互影，也在这条交通孔道上留下许多痕迹”[6]。敦煌“从汉代起就成为西通西域的咽喉，直到隋唐，在对外交通上、国防上、都是西北的重镇，古代敦煌的地位，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在文化上，也有它光荣的传统”[5]135。

“怀着满腔的好奇心”，考察团沿途留意西北的风土人情。在兰州，夏鼐“经自力路至黄河铁桥，河上有皮筏子数个，尚为余所初见也”。“郊外田陇中已开始耕种，间有以石子及沙铺田上，以免水气（汽）之过分蒸发，苗上又盖以瓦罐，或以防霜雪欤？”[7]初到西北的夏鼐，显然对于当地风情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考察人员亲身体验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气候干燥，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沙漠戈壁。“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暗淡，远村如在雾中”[7]181。他们也见证了迷信盛行、种植大烟、妇女缠足、儿童失学、缺衣少食等贫困落后的现象。夏鼐、阎文儒参观敦煌皇极会为亡者超度，感到场景森严。“此家（刘家）近二月来连亡4人，皆以伤寒病，不讲求合理方法以治之，乃注力于迷信，殊为可叹”[7]228。

当然，西北不全是荒凉和愚昧落后，还有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一面。向达认为抗战时期的西北，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穷苦。当时武威、张掖物价低廉，米每斤3元，面1元半，肉3元，羊肉2元。民国十六年（1927）地震以后天气变暖，不甚寒冷。武威、张掖“流水争道，阡陌纵横，林木蔚茂，俨然江南”，“地产米麦，又多熟荒。将来如能筑坝蓄水，改用机器耕种，用力少而产量增，以其所出供给河西，足有余裕”[2]342。酒泉生活较好，“就生活而论，诚避秦之桃源也”。敦煌生活比较苦，猪肉久已无市，黑市每斤20多元，猪油每斤30多元，即便如此也很少见，牛羊肉亦偶尔一见，面粉限价3元一斤，但黑市6元一斤也无处购买[8]。向达观看玉门油田和冶炼厂后认为石油价值很大，“将来西北开发，利用机器垦荒耕地，其有赖于油矿之处正甚多也”[2]344。

夏鼐到达张掖附近发现，“两旁村落颇多，陇亩村树，颇类江南”[7]175，而敦煌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 [6]241。阎文儒认为祁连山“杉柏林立，草木丛生”，“祁连上牧场极佳，惟水较少”，“倘有大量资金，开发林牧，此山之利正不可限”[9]。 阎文儒考察麦积山石窟时发现“两山松柏丛生，杨柳夹道，水从中流，人行其间，颇有置身桃源之感”，“两岸沃土，村坞相接”，“此地风土，极似巴蜀”[10]。敦煌一带“终年不雨”，但有党河水灌溉，有成片的绿洲，盛产瓜果，不仅仅是靠天吃饭。敦煌附近盐池较多，盐是敦煌“三不值钱的一种”，但是可以开发利用。“北湖以西，有几十里的硷滩，滩西有许多盐池，池中满是大粒青盐。如果交通发达以后，这些盐尽可运到陕、甘，以至长江中流一带”[5]139。

四 评价和赞誉

裴文中说：

抗战期间，学者聚集兰州，考古学家夏鼐、黄文弼、吴良才及何乐夫诸氏曾屡有发现，何氏更有短文发表，叙述各史前人类遗址及遗物颇详。[11]

裴文中盛赞他们的工作 “所获亦丰，贡献甚大” [11]229。通过一系列考察活动，考察团认为甘肃考古工作的前途很大。西北气候干燥，遗物保存完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去处。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自经瑞典安特生发现后，成为“公认的考古工作的乐土”[6]223。向达全面考察后认定，“惟考古工作之希望甚大”[7]126。阎文儒赞叹“以河西之宝库，若能有长时间之调查、发掘，则必有丰富之收获”[9]148。

考察人员中，以夏鼐的考察经历最为完整，成就也较大。他的业绩获得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崇敬之余，赞美有加。1944年9月，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称：

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3]109

向达先生还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3]109。

傅斯年接到夏鼐关于敦煌汉简的报告后，复信鼓励说“弟就兄之报告看，极为满意。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12]。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中赞扬说：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12]213

对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是夏鼐的突出贡献，也是学术界评论的热点。夏鼐认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考古工作也就养成了一种买办风气，以博得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称道为荣”[13]；这一研究成果，“改正了安特生的错误，同时也要想纠正当时一般所谓‘学者’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坏风气”，“这使我们可以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上，搬开了一个绊脚石”[4]161。 “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夏鼐》评价说：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5]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属于抗战时期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热潮的组成部分，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计划的一部分。其中，甘肃、青海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人士提供过很多便利。由于经费不足、物价上涨，生活条件恶劣，交通十分困难，况且盗匪时有侵扰，战火纷飞，家国动荡，对考察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前辈学者将考古、考察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成就。与此前的考古相比较，研究范围、田野发掘方法等均有进步。筚路蓝缕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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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裴文中.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50.

[12]布占祥，马亮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13.

[13]夏鼐.夏鼐文集：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7.

[14]王仲殊. 夏鼐先生传略[J]. 考古学报，1985（4）：408.

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4

月日上午艺术学系假期社会实践队伍一行17人到达了此次调研第一站--,与市民艺研究学家老先生展开了座谈与交流。

作为研究民艺的专家，老先生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搜集、挖掘范围的民艺资料等，并有一定研究成果。他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民艺的种类、形成、分布、发展及其现状，并重点介绍了“三绝”（过门签、木璇玩具、木版年画）的详细情况，对我们此次考察的一些具体细节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谈及民艺的发展现状，老先生不无担忧的提出：“由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的冲击，民间艺术已奄奄一息，正在‘打吊瓶’，即将灭绝，因此，抢救和保护民间艺术应是当务之急。”同时，他对我们此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希望通过我们详细的调研活动，能将民艺推广出去，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此次座谈为我们即将全面开展的调研起到了提纲契领的作用。通过老先生的详细讲解，我们对民艺有了初步了解，明确了今后几天的调研方向。

二、文化馆采风

月日下午，艺术学系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由辗转至县，参观了文化馆。

作为古圣人的故乡，依傍沂水，地理环境优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可谓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文化馆虽然面积不算大，但很有条理的向我们展示了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特别是近年来，下设各村镇紧随改革开放步伐，发展诸如木璇工艺、草柳编工艺等新兴特色产业，取得了很大成就。

随后，我们就“民艺”这一课题与文化馆张宏亮馆长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张馆长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木璇玩具、木版年画、过门签、草柳编等民间艺术在各乡镇的分布及发展情况，并提出了与老先生讲过的类似的问题：“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发掘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富有传统特色的民间艺术正在一步一步地消亡，而大多数人则缺乏去保护他们的意识。”

座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结束。而我们，也即将再次踏上行程，奔赴我们的最终目的地——镇村。

三、樊埝村调研全纪录

月日上午，艺术学系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一行17人抵达最终目的地——县镇村，调研活动全面展开。

此次调研考察活动较之往年最大不同之处便是目的明确，分工详细，针对性强。根据需要，调研内容被分为五个方向：村落布局调查、农村生活方式调查、族系概况及发展状况调查、经济状况调查、民间艺人录。分组时采取自愿组合原则，每三人一组，每组负责其中一个方向，递交一份调研报告。这样的方式，避免了往年的无目的性，使得同学们干劲十足，全心全意投入到自己的课题之中。

月日、日为全面采集资料阶段。这两天之中，同学们深入到村各家各户之中，与村民交谈，并作详细记录。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克服了天气炎热、方言难懂等困难，一心一意扑在自己所选课题上，不仅收集到大量有用资料，而且与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友谊。

日为资料整理阶段，热情的镇政府将两间娱乐室借给我们当作“自习室”。一天结束后，各个小组资料整理基本结束，可谓圆满完成了调研任务。

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5

作为一位接受过多年学科训练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该书作者长期坚持在我国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统音乐实地考察,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在《编年与个案》中解读了“”前大陆音乐界及少数非音乐界人士,默默为我国传统民间音乐采集和保存所做的贡献。与同类著作相比,《编年与个案》一书的特色在于,作者以史料为依据,从当事人在实施民间音乐考察活动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活动、学术作为等方面人手,对当事人的实地考察行为,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总结、思考和审视,并通过具体实例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阐述得十分清楚。

总体来看,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容充实史料丰富

在《编年与个案》中,作者按照编年的顺序将全书分为七章,各章又以大量个案为线索,介绍了民族音乐学家以及相关人士的民间音乐实地考察活动及其成果。书中涉及的人物相当多。研究范围也比较广,内容十分丰富。

在绪论部分,作者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写作的思路、条件、方法等,并精心制作了一幅“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实地考察史实”图(第14页),不仅能很清楚地说明编年的分类,而且更利于读者理清思路。

尽管该书所研究的主要是这一时期(1900-1966)我国大陆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的“编年与个案”,但为了追溯历史,作者在书中还特意安排了“古代‘采风’的历史回顾”作为第一章,让读者从中了解到,早在周代我国就有类似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采诗”制度,汉代已有乐府,其后历代亦有文人采编民歌的传统。另外,除了民歌的采录编纂之外,在历代正史以及散文、笔记、游记、方志、序言、题记等文献中,也能找寻到我国民族音乐的相关史料。回顾历史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此章的出现并无不切题之感,反而使人能清楚地知道过去,看清古代和近代之间从未断过的关联。在第二章里,作者详述了北大歌谣运动对民间歌谣的征集活动,以及凌纯声等学者对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作者以大量史料再现了新文化运动下我国学者的实地考察活动,各家观点均有呈现,体现出当时在学术上崇尚“兼容并蓄、民主自由”的时代特点。在第三章中,作者通过大量个案,介绍了外国探险者、传教人士、文化学者对我国民间音乐所做的不同类型的实地考察及其代表性成果,对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我国所进行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指出:“20世纪早期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这种研究,往往代表了学者自身的选择或某种学术思潮,其功利性的目的亦不明显,更不似‘经世致同’的采风。”(第71-72页)在第四章里,作者介绍了1916年至1949年我国部分音乐工作者对收集国故(传统、民间音乐),进而创造具有“中国民族性”的国乐所做的工作。第五章讲述了新中国时期我国音乐文化工作者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作者认为,无论是出于音乐工作者创作的目的,还是研究的学术取向,中国的新音乐建设始终建立在国家认同的民族性上。该书第六章详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音乐学家们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音乐所做的考察与普查工作,并对这一时期采录民间音乐的范围、方法、成果各有分析和点评。第七章介绍了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那段带有政治色彩的全国性民间音乐收集整理工作,指出尽管当时的收集整理工作在采录方法上有专业与不专业之分,但并不影响我国民间音乐体系在摸索中构建。从该书的介绍中,我们了解了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如《中国民歌集成》与《民族音乐概论》等书的出版,便是成绩之一。同时。作者亦对这一阶段实地考察的视野和水平做了客观评价,并指出我们的实地考察还应该更好地进行下去。

虽然,我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工作在1900至1966年间,所涉及的范围广泛,且面临诸多问题,但作者却能够通过对前人研究的背景、理论、方法、成果、经验、问题等的细心梳理,为我们勾画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

在阅读的时候,我时常被书中的真人真事所感动,历史的点滴在作者的笔下鲜活起来,让人仿佛看到了我国民族音乐工作者在从事民间音乐采录的岁月里所付出的劳动与艰辛。在该书所引用的部分史料里,笔者看到了许多采录民间音乐人士的信息。有文学家刘半农、周作人,人类学学者凌纯声、费孝通,非音乐专业人士刘兆吉、张亚雄,地质学家袁复礼,语言人类学家罗莘田,民族音乐家刘天华、曹安和,音乐学家杨荫浏、简其华、毛继增,以及外国传教士、人文学家等。书中,作者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既有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又有不同时期的期刊、著述,甚至在文稿中难于见到的资料。例如,作者通过对简其华的采访得知,“1953年7月,杨荫浏亲自赴西安考察并录音,同行者为简其华。简回忆,当时乘坐的车抛锚,他们背着行李、扛着录音机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到西安,住在客栈,仅录音就整整一个礼拜,录制了当时可能录制的全套西安鼓乐和铜器社音乐,‘尺调双云锣八拍全套’就是那次的成果。简还注意到,杨在采访别关注艺人奏乐的指法以及乐器。”(第169-170页)杨荫浏从西安鼓乐的采访中得到的启迪,直接帮助他完成对姜白石自度曲的翻译。倘若这些放在资料室的报告不拿来利用,就只能是一堆故纸。由此,作者不仅让我们知道了民间音乐的传承,而且还让我们了解了传承的过程,以及前人所做的努力,真所谓“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二、考证详实治学严谨

在《编年与个案》一书中,作者通过掌握的大量未刊稿(包括一些重要的访问报告、手稿集、采访记录、文件汇编、油印稿),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加之大量文献参考资料,对这66年中民间音乐实地考察活动的一些含混的情况进行了较为确凿的考证。

书中所考证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其一,对乐种名称的考证。书中有一段关于“榆林小曲”名称的考证。1954年上海音乐学院于会泳等人对陕北“榆林小曲”进行了采录、整理,作者在研究了相关资料后指出:“‘榆林小曲’实际上是二人台。当初,李焕之因艺人丁喜才来自榆林,而把这次采录定名为‘榆林小曲’,形成了一个学术上的误会。”(第235页)另外,作者还考证了白沙细乐名称的来历。我 们知道的云南白沙细乐,实际本是丽江地区一种名叫“北石细哩”的器乐乐种,因采集此音乐的负责人觉得“北石细哩”这个名称不好记忆,就以地名加乐队组合特征将其改名为“白沙细乐”了。其二,对时间的考证。书中有一段对刘天华年表的考证,作者查到1929年梅兰芳赴美演出,邀刘天华为其唱腔记谱,但在刘天华年表中将这次事件记写在1930年。作者认为虽然刘天华为此次记谱所作之序为1930年元旦,但年表的记法显然有误。其三,对史料的考证。书中有一段关于蒙古族音乐录音资料的考证。1902年比利时Oost,P Joseph VAN神父被派往中国传教,其采集记录了蒙古族音乐,并有录音。作者于2000年前往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亲自查证了该馆的馆藏目录中有与《鄂尔多斯南部民歌》对应的录音资料编号,发现这批录音资料现存只有一曲,其余皆毁于战争的事实。另外,书中对风俗音乐报告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作者认为,将当时风俗音乐报告中被删的“消极”原始资料保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做法,是尊重学术并极具远见的,作者在被删除的资料中,确实查到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比如冠礼的全过程。

由上述内容来看,作者的考证工作为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做了较好的铺垫。

此外,文中内容出处也是非常详尽。细看每页,凡是引用了他人的言论,或引用他人著作、论文、未刊稿、采访稿以及作者对事由、事件、现象的解释等,均有脚注,这些都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书中附录二是“1900-1977年我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大事记”,作者罗列了这一时期里重要的实地考察活动,不仅有1918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还有1963年音乐研究所的章鸣、王迪采访“扬州清曲”等。“大事记”的使用,充分说明了作者在史实的整理考证方面做了大量周密的案头工作,并且这样的设计也更方便读者去分类、使用。书中附录三是人名拼音索引,在人名旁附有作者引用相关学者在书中出现的位置,很方便读者去对照参考。例如,李焕之在书中被引用的地方有5处,赵元任被引用的地方有2处。读者留心数了一下作者所引用的人物竞达493人之多!书中汇集了众多音乐工作者的智慧,让我们从此书中得以窥见我国学人考察民间音乐的足迹。

作者对我国民族音乐学所进行的大量考证告诉我们,我国的传统音乐没有断层,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民族的才是永恒的。在我国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里,如何保存、采集、整理、挖掘、创新民间音乐瑰宝,是永远值得考察研究的课题。同时,从事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需要良好的专业素质,聪明灵活的头脑,吃苦耐劳的精神,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满腔热情的工作态度。

三、评价客观剖析深入

在《编年与个案》一书中,作者以敏锐独特的文化视角察觉到政治和文艺之间从未断过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对每一时期此类现象做了客观评价。从周代采风制度说起,“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天师陈诗以观民风”,对民间歌谣的采集已属于一种政府行为;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20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新文化的大背景、新中国政权政治的建设(当然它也涵盖了文艺的建设);而后有中国音乐研究所对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的时代背景等。在上述时期,民族音乐学者既要保证完成政治任务,又要达到学术目的。例如:作者对中国音乐研究所1953年9月至12月组织的“江西河曲民歌采访”工作,所做评价就生动地说明了政治对文艺的影响。作者写道:“河曲采访在民歌与人民生活关系上的所做的探索,极大鼓舞了文艺战线的领导者。他们在许多的会议发言中都高扬了这次的采访。这是通过民间音乐收集所呈现的党的文艺路线,以及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高度重合的典范。”(第193页)另外,陈云首长偏爱评弹艺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便频繁地就评弹工作给出指示。其中包括对评弹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建议评弹剧团要成立专门的研究室进行研究。对此,作者评价道:“不过,陈云就收集整理的意见,其目的还是立足于新书的借鉴和创造。但这种首长兴趣、首长线索或首长观念指导具体文艺品种工作的例子,从古到今,一直也没有断过。”(第241页)

通过不同的历史事件、大大小小的对民间音乐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年贡献于民族音乐研究者的景仰和赞同。同时对当年田野工作的视野和水平的剖析,亦闪烁着一位音乐学者的真知灼见,彰显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学术修养和学术上的精益求精。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和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对待民间音乐态度的深刻剖析。同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音乐家,刘天华侧重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和改良,并将民间音乐的因素和西洋音乐的元素都用在自己的创作中;杨荫浏则注重对民间音乐的保存、整理和研究。作者引用了杨在1980年10月28日接受访谈时谈到对刘在民间音乐采集方面的不同看法,归纳出:“站在民间音乐前面的刘天华,立足于创作作品的基点,推行国乐的改进以及教育制度的建立,而杨荫浏则首先要求史料的原貌发掘与保存。”(第103页)

反省以前民间音乐实地考察中存在的对民间音乐重视不够,文人思想、诸类问题,如何更好地聆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如何理解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如何将感性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如何将这些历史的片断组合、重构、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本身,对于我国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来说,“重评往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作者还指出了以前实地考察工作的一些缺点,比如早期对歌谣的收集只有歌词,而无曲谱,当时的采集者没有意识到曲谱与歌词对后人的研究都很重要。但在对待民歌的即兴性、变异性方面,以前的音乐工作者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就专门针对民歌的即兴性、变异性总结出解决办法:“民间多半口传,即使有谱,唱奏者也不一定完全依谱奏唱,不独张三李四不同,即便同一人每一遍也有不同,因此要将最常唱最习惯的几种记下,加以分析研究,切不可主观取舍,或将已有成果往里套。另外,职业的音乐家和威望高的歌手,比较可靠。如有不同唱法应以他们为主。”(第123页)

综上所述,《编年与个案》从再现历史的角度,对我国“”前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工作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栩栩如生的再现。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前人的观念、方法及其考察的成果。作者对实地考察的理解、剖析和观念对我们学习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该书的问世,填补了我国音乐学术界在对民间音乐系统考察方面存在的某些空白,不仅是一本引导音乐院校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从事实地考察学习的优秀书籍,而且对非民族音乐学专业人士也是一本值得参考的读物。不过,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该书在考察对象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通过认真研读,笔者发现受篇幅所限,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更多是关于民歌、器乐曲方面的实地考察活动,而对宗教音乐、戏曲音乐、舞蹈音乐等方面的实地考察活动,则提之甚少或没有提到。

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6

一、科研项目申报立项与结项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评审通过艺术学项目232项，较2011年增加8项。其中美术学项目约46项，较去年增加了6项。申报课题具有多角度、多领域的特点。申报的项目涵盖了传统美术理论研究、民俗研究、美术批评、美术考古研究等多方面，申报者依托地域优势，积极申报具有地域特色的相关项目，对美术学研究的广度及深度提供了相应的研究空间和多学科结合的可能性。这为我国今后的美术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研究土壤，也使得美术学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有了相应的保障。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中央美术学院宋晓霞主持的《当代艺术实践与增强国家文化竞争力战略研究》获批立项。西安美术学院沈主持《南朝陵墓雕刻造型风格研究》获批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中有4项为艺术学，其中2项为美术学青年项目，主持者均来自新疆师范大学。项目中仅有1项艺术学。

“当代艺术实践与增强国家文化竞争力战略研究”课题组策划首届学术论坛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123项，其中重点项目8项，一般项目59项，青年项目40项，西部项目16项。涉及民族民间美术、中外艺术交流、宗教艺术研究、画论画史等内容的项目约34项。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刘伟冬《图像学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为重点项目。

2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结项情况中，美术学共结项11项，涉及民间美术、美术批评、民族美术等方面内容，规划项目中湖北美术学院张昕《长江中游地区民族文化遗产审美形态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冯敏《中国民间美术―木版年画图像数据库》、青年项目中清华大学尹成君《新中国美术批评研究》均顺利通过结项。

科研成果转化也通过著作出版、奖项评选等体现出来。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已经通过评选，其中艺术学共有39项著作、论文获奖。美术学方面有李福顺《北京美术史》（上、下）、谢继胜《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孔六庆《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卷》等7部著作获奖。

总体上，科研项目选题日趋多样化、细致化，涉及艺术学门类的项目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呈现增长趋势。从科研项目申报情况来看，艺术学项目申报在重点、重大项目类别中仍然有一定欠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共立项190项，但艺术学类别中仅有北京大学朱青生《中国汉代图像数据库与〈汉画总录〉编撰研究》一项获批立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立项名单中均没有艺术学项目入选。

二、学术研究成果出版

出版物方面以海外美术史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三联书店“开放的艺术史”系列也在第一辑出版获得较高评价后继续第二辑的翻译出版，致力于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自2009年起，三联书店“高居翰作品系列”已经陆续出版5本，展示了高居翰对视觉研究方法的重视。《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是2012年新出的一部，是作者在1989年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生专题研讨班和199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普顿讲座的基础上扩充而成，讨论传统中国画家，尤其是宋末以来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中国绘画从早期到晚期的重要转折。《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是高居翰在1993年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赖世和讲座以及中国美术学院首届潘天寿讲座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专题讨论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一书，作者陈葆真结合结构分析、图像比较，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分别为存世的九卷《洛神赋图》断代，并建构它们之间的风格系谱；同时，也通过对这些《洛神赋图》的研究，探讨了故事画中一些普遍性的议题，包括：叙事技法、构图方式、时间与空间的表现，以及图文转译和互动等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观察汉代以来中国故事画发展的情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作者巫鸿将中国“废墟”观念及其视觉表现形式的流变放置在考察的中心，在观念和历史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上展开，体现了研究者全球语境研究视角。

2012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一部分是由博士论文深化而来。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沉淀修改完善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学研究》一书，针对历史与宗教文献记载有限的现实条件，利用洞窟内现存画面、被揭取的壁画，以及洞窟内清理出的木板画等材料，参考早期的考察记录，将壁画放置在洞窟的建筑空间里来进行考察，试图还原壁画在石窟寺整体中所扮演的角色，结合对龟兹佛学与部派演变的认识，将图像程序与图像功能确立为分期的首要标准。胡春涛博士论文《老子八十一化图研究》通过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卿希泰教授等主编的《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遴选，由巴蜀书社出版，该遴选计划为青年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

多角度多维度的研究是为美术学研究进行空间拓展，这为我国将来的美术学乃至艺术学研究和发展意义重大。一些美术史研究者将多年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如《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以众多考古发现中的壁画为研究对象，反映作者过去二十多年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艺林探微：绘画、古物、文学》为台湾学者衣若芬美术史方面的论文汇集。作者广泛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从图像、文字、实物三者的关系入手，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进行了独到的立体化研究，解释了艺术史实际上是这三者互相影响的历程。另外，美术史写作中的区域史、断代史研究还在继续深入，如皮道坚教授《楚风艺丛：楚艺术史（一个被湮没2000余年的艺术传统）》通过分类研究揭示出楚艺术史自身特质与独立结构。

由中国民生银行和炎黄艺术馆主办的“中国现代美术奠基人系列――庞薰大型艺术展”和“20世纪中国民族油画开拓者系列――吕斯百大型艺术展”是炎黄艺术馆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工作所做出的最新尝试。中国民生银行捐赠运营炎黄艺术馆后，开展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工作中，重点打造“中国现代美术奠基人系列”品牌展览。

各综合类大学艺术院系和专业类艺术院校纷纷设立各类学术论坛，以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设立了“王朝闻学术讲坛”，宗旨是“扩大知识视野，推进学术研究，分享思想成果，激扬文化力量”。邀请了海内外美术研究、创作领域的学者自拟题目进行演讲，力求实现朴实学风与思想锐度兼备，专深学问与前沿问题并重。2012年共举办6期，先后邀请了北京大学丁宁教授、彭锋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邵大箴教授、薛永年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先生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郎绍君研究员以各自的研究专长为题进行了演讲。主办方还编印了《王朝闻学术讲坛通讯》。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与美国西东大学联合主办了“相遇清代：中国与西方的艺术交流国际研讨会”，旨在强调以新的方式观照清代中国和西方在艺术领域的接触和互动，邀请世界各地的学人对跨文化交流情境下产生的艺术品展开不同的分析方法，从而将不同的艺术史集于一体。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教授进行了《作为历史的混杂状态：文化交流模式中的调和与物性》的主题演讲。与会者的报告体现了中西方学者的视野中的中西艺术比较与交流研究的最新成果。首都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文化博物馆、中国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维也纳大学联合主办了“第五届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议的主题旨在进一步促进汉藏佛教美术与考古界的相互交流、合作，扩大汉藏佛教美术的学术关注度和影响力，推动考古与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的深入。

在成功举办了两届“美术史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的基础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2012年举办了第三届“北京大学美术史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图像的逻辑及其阐释，为博士生们提供了发表、交流各自研究成果的平台。来自国内外大学的美术史博士生提交论文参加了这次论坛讨论，显示出美术史研究新生力量的成长。

四、美术高考与高校专业设置变化

各高校根据地区与学校具体情况设置了新的招生录取政策。2012年中国美术学院与其他14所浙江省院校将根据入围考生志愿，把学业水平测试（高中会考）成绩、综合测试成绩、高考总分按比例计算形成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试行综合评价招生。为确保录取公平，增加非平行志愿的艺体类本科考生的录取机会。2012年起上海市普通高校艺体类本科类别招生将分为两个批次。凡是教育部独立设置或参照独立设置的艺术类院校、在上海市有一本批次招生计划的院校和具有市级艺体类重点专业的院校，可以被纳为第一批次院校，其他院校一般被纳为第二批次院校。外地在沪招生院校参照这一标准执行。招生情况方面，广东、山西等地报考人数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四川省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报名人数共34338人，比2011年增加1580人，增幅为4.82%，增幅进一步趋缓。而陕西艺术类本科录取率则呈下降趋势，报考人数增长和对艺术生的选拔要求的提高是主要原因。参加湖北省2013年美术统考的人数为27598人，已连续两年下降。“艺考热”在经历了多年的持续升温后，出现了降温迹象。录取分数提高、就业前景不乐观、投入较大等多种因素，促使“艺考热”的理性回归。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原“艺术学教研室”更名为“艺术学系”，提出“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的办学思想，依托人民大学人文学科底蕴，使学生掌握较为全面的艺术史论知识，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真、善、美”的艺术品格和“学以致用”的能力，成为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型人才。

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7

吐鲁番加依墓地发掘简报

吐鲁番地区召开申遗工作专题汇报会

《三州辑略》吐鲁番史料的来源

吐鲁番出土《唐人习字》文书初探

吐鲁番地区申遗档案建设工作有序开展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卷号索引

试论龟兹出土木雕佛像的笈多风格

龟兹石窟新考证的佛陀重大教化事迹

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申遗展厅建设进展顺利

赵文泉视察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申遗各项工作

“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陶(泥)灯研究

吐鲁番地名的开创期——吐鲁番地名研究之二

唐五代敦煌说唱伎艺的戏剧化转向探考

浅议出土立体纺织品文物的解体修复与复原

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彩绘木鸭流源

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

吐鲁番地区“申遗宣传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

吐鲁番市军事设施遗址考古调查发掘记

吐峪沟石窟寺西岸中区考古新收获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名物时代初探

吐鲁番出土“草编粽子”名实辨考

敦煌藏经洞所出两件度牒相关文书研究

吐鲁番新区征集的察合台文文书清洗修复报告

交河故城出土回鹘文《高昌王及王后颂词》研究

基于正史《西域传》的西域地域范围演变探微

新疆历史钱币上语言文字的交融与合璧

居延里程简所记高平媪围间线路的考古学补证

黄文弼在新疆考察所见古代西域十二生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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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考察调研报告篇8

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传统工艺美术面临的共同困局。仍以年画为例，2006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天津启动，民俗学家们希望以两到三年的时间抢救、普查木版年画，调查和记录木版年画的现存状况和年画传人，并计划出版二十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木版年画传人录》，建立“中国木版年画传人录”。冯骥才先生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总序 中谈到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普查的特点：“不是把年画作为孤立的艺术对象对待，而把它作为文化学、人类学、美术学的研究对象，整体的进行考察。强调要搞清各个产地的年画与其历史人文、自然环境、民俗生活以及地域心理的文化血缘。不只是孤立的面对作品，对其制作中的起稿、描线、印画、彩绘、工具、材料、艺人、画店、销售、行业习俗、口传口诀都要作全面调查。从物质性的到非物质性的，从活态的到已经消亡的，都要作记录。”

抛开其成果不谈，这种抢救行动的本质仍旧是将传统工艺美术作为一种化石状态存在。由于传统文化土壤的失去，保护并不能注入新的生命力，一些看似成功的案例大多是在地方政府“文化产业化”政策指引下作为文化卖点出现。这些做法能够形成一时的文化热点，但是由于本身活力的丧失，只能建立在对传统的重复上，这种形势决不可能长久。就朱仙镇年画而言，民俗文化风潮过后其市场已经日渐萎缩，行业凋敝，当年“年画复兴”时的11名老艺人在世者寥寥，镇上不少老字号的后代已经脱离年画行当。

传统工艺美术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消失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共识；但是纵观年画艺术的发展历程，却并非首次受到这样的冲击――自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以来，它所面对的受众与社会文化形态也多次发生颠覆性的巨变。然而从近代的杨柳青年画到上海的月份牌，到新年画运动，年画艺术总能以各种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何在今日却难以为继了呢？笔者认为：正是我们对民间艺术的认识和定位造成了当代传统工艺美术的困境。冯骥才先生说：“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 草根性是年画不可磨灭的特征，然而他不离不弃的“民间”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多重内涵的从未停止过变化的语境。如果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年画艺术的乡村性和草根性还是其基础所在，那么上海小教场的月份牌年画的出现则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宣告着“城市”在年画世界中的第一次登台。月份牌年画的崭新之处与标志性在于：时尚美女、月份牌和广告的捆绑；而它的背后，是印刷业、媒体业、广告业与市民趣味的融合。当这种新型的年画被愉快地接受，传统年画的整个构图方式和符号系统也就已经自然地完成了变化。年画从以画为唯一主角，到留出月历（或年历）、留出广告位，这一次改变，褪去的是作为全心全意的信仰载体的年画的神秘隐喻；而从秦琼、敬德、天官、寿星到美目盼兮的淑女名媛，也便从缥缈的云端走到了市井欲望与趣味之中。“民间”的内涵发生了改变，年画就由抽象变得具体，由远古变得现实，以此来回应着一个细节化、世俗化、商业化的社会的多种诉求，满足着中国人想象性、视觉性的各种要求。

在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何为“民间”？何为“传统”？

如上所述，“民间”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包涵多个阶层，多种文化需求的概念；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对这些诉求的现实性表述构成了年画艺术“民间性”的基础。建国以后的新年画运动因其政治性和对叙事主题的极端化追求而颇受诟病，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它是民间年画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开始。表面看来，充满了细节性、叙事性的工农兵形象背离了年画的乡村范畴和祈福形式；然而其反映的全新的生活面貌和希望，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隐喻、暗示、当然也是希冀；正是对民间集体意识的彰显。刘魁立先生说：“文化精神和气韵的流变是有生活基础的，没有了生气勃勃的生活之流的滋润，保护难免流于形式，遗产离绝唱也就不远了。”

反观当代的年画艺术现状，一方面是传统年画礼品化，被包装成盒装书、书签、挂历、扇子等，功能是馈赠、收藏和装饰；或者如朱仙镇的年画店，以对传统题材的简单重复，以低成本作旅游纪念之用。成为当地文化产业的标本。另一方面，木版年画流向拍卖、收藏、古玩市场。2004年6月，广州嘉德拍卖公司主办了全国首次木版年画拍卖，拍卖品为王树村先生收藏的木版年画；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也曾为某天津年画老版估价1.2万元。此外，木版年画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符号，成为艺术创作、现代装饰设计、广告设计的素材，如2005年末移动公司的巨幅广告，即杨柳青风格的鞭锏门神秦琼敬德，商场饮食店也往往会选择在新年到来之时在玻璃橱窗上贴上色彩鲜艳的胖娃娃图案等。这种对于“民间”等同于乡村、另类的定义，或者说符号化、僵尸化刚好把年画艺术和它标榜的民间性割裂开，成为独立于社会形态和人民意识的孤岛。艺术的现实性表述既然失去，衰落也就难免。

传统并非是一种或几种固定形式，而是隐藏在民族心理深处的文化意识。年画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依附于“年”而生的殷实、饱满的充满期盼的情感。“福寿绵延”或许是一句过于无边无际的祝福，然而祈福总是必须要的，怀揣心愿，才有依傍，是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支柱。只要表现了这一点，无论是木版、胶印还是其它表现形式，也无论题材是秦琼敬德还是现代生活都无损于其艺术精髓的传承。传统工艺美术的回归之旅是整个社会回顾传统文化、寻求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诉求之下的表现之一。然而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文化意识需要不同的表述；把传统工艺美术理解成传统的题材和形式，而忽视传统心理和社会现实的把握只能让传统工艺美术走向衰亡。所谓“保护”，并不是把它固定在某个历史的时空点上，而是承认、理解、重视文化遗产自身的嬗变。只有艺术现实性的回归才能让传统工艺美术在新的时代找到保持自我、改进自我的出路。在这一点上，年画的嬗变之旅是极好的例证。

注释：

①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民间

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②刘魁立.《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原则》，《美术

观察》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民间

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2]姚玳玫，王璜生.《面对“月份牌”的新年画》，《读

书》2005年第8期

[3]介子平.《新年画50年》，《新闻出版交流》2001年第1期

[4]王海霞.《传统年画的现代走向》，《美术观察》2005年

第2期

[5]梁绸.《论中国传统年画在二十世纪的演变》，中央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