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的民间“表述”及其民间性

摘 要：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是一部充满了当代民间性的长篇小说。本文分别从民间语汇、民间修辞和作者的民间立场等方面，对贾平凹的民间情结进行了论说。作为“厌恶城市、仇恨城市”的现代作家，作者凭借《秦腔》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完成了对故乡这个“底层”的一次祭奠。

关键词：贾平凹 《秦腔》 民间 故乡 祭奠

一

贾平凹始终以底层、民间和小人物为叙写对象，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就是一部典型的充满了当代民间性的长篇小说。

本文将分别从民间语汇、民间修辞和作者的民间立场等方面，对小说《秦腔》进行论说。

语汇是一种语言或一个人所使用的词和固定词组的总和。本文无意于就贾平凹所使用的带有“总和”意味的语汇进行条分缕析式的“拆分”，只是想就贾平凹在语言的使用上所体现出来的“症候”进行一个整体评说，以探寻出他所固有的某些特征。

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是贾平凹在《秦腔》中所熟练使用的方言。贾平凹称：方言土语可以让作者“尽可能地写出我所生活的和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生存经验，又尽可能地表现民族审美下的华文的做派和气息”①。“语言美能表达情绪”，“好的文学语言能准确表达出人与物的情绪”。②我们也注意到，秦地作家似乎都比较喜欢使用方言写作。有人统计，实的《白鹿原》使用关中方言词约1100处；而路遥，习惯使用的是陕北的方言土语，如“圪崂”、“山峁峁”、“跌水哨”、“塄坎”、“硷畔”、“脑畔”、“门楼”等。③

而贾平凹借助于对民间生活的反映，不动声色地活用方言土语。譬如说，生活中总是充满着民间欢乐，这种欢乐又常常以一种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显然与民间作为“底层”缺少更多的取乐方式有关。

黑娥说：“来得早不一定活干得多！”挽了裤腿就去提泥包。这女人真的卖力，提着泥包来回小跑，胸脯上两个肥乳咕咕涌涌地抖。将一包泥提到屋架前了，举着往上递，架上的人在她用力举上来的时候手没抓住，泥包就又落下来。黑娥说：“你卖啥眼哩，你一下子不抓住，要日弄死我呀！”架上的人说：“谁日弄死你了，我媳妇在那边，你可不敢陷害我！”④

“日弄”二字显然是双关语。黑娥本就不是安分守己之人，与庆玉，所以在庆玉做房子之时，异常“卖力”。清风街人早已心知肚明，有意借此插科打诨，闹中取乐，故有“日弄”一说。此外，《秦腔》中还有诸如“借地种粮”、“缴公粮”、“打炮”、“寡妇尿尿只出不进”等民间语词。读之，令人会心一笑。

另一个典型特征体现在方言动词及词组的运用上。

街北的312国道上开过了一辆车，白花花的一股子光刷地过来，照在一堵墙上，我突然说：“你瞧那是啥？”队长说：“啥？”我看见雷庆的女儿翠翠和陈星抱在一起，四条腿，两个头，没见了手，就说：“好哇，不去看戏，在这儿吃舌头哩！”（P8）

这里写的是陈星和翠翠约会，在张引生看来竟是“吃舌头”，充满了陕南农村鲜活气息，展示了清风街民间幽默，也写出了张引生的羡慕之情。

二

民间修辞的运用是《秦腔》之民间性的又一典型特征。本来修辞无所谓民间属性，然而，一个阶层有一个阶层自身的习惯修辞，这样，修辞的运用――准确地说，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便体现出了关中地域特征。

太阳正毒，人站在路口，天上像一把一把往下撒麦芒，扎得人难受。夏天智穿得又厚，里边的衬衣早已湿透，只觉得头晕。（P95）

我看见白雪也看到了我，她的眼睛闪了一下，然后就避开了。天呀，她一刹那的眼神，是惊慌，是疑惑，是不好意思，又是愤怒，像是给我扔过来一把麦芒，蛰得我浑身起了红疙瘩，扭头便跑。（P227）

《秦腔》中为什么喜欢用“麦”、“麦子”、“麦芒”来做喻体？因为清风镇的农民非常熟悉，这些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作者信手拈来，便成文章。

竹青撑着一双鹭鸶腿，叼着烟卷，立在那里斜眼看我。（P9）

女人家打架像螳螂，只显得腿长胳膊长，乱踢乱抓，后来就抱住了，你揪我的头发，我也揪你的头发，尖叫声如杀了猪。（P116）

这样的比喻实在举不胜举。显然，作者特别喜欢使用生活中的实体实物，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对象特征来。竹青个子高，腿自然长，长到什么程度？像长脚鹭鸶！女人打架，你拉我扯，只说“像螳螂”，不用多言，跃然纸上。这些皆源于作者取自生活的巧妙比喻。

民间修辞的另一个表征便是作品中大量富有地域特色的俗语、熟语、歇后语等的使用，使得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人物刻画更加生动传神。

有一次我在厕所里蹲坑，他（君亭）也进来了，我说：“主任亲自来尿呀？”他说：“嗯。”我说：“我要寻你汇报个事哩。”他说：“啥事？”我说：“关于我爹的事。”他说：“你爹的事你寻秦安。”我说：“秦安他拿不了稀稠。”（P17）

白雪说：“听说你在办酒楼呀？”夏雨说：“办起来了嫂子你常去吃呀！”四婶说：“别听他煽火，猫拉车能把车拉到炕洞去！”（P157）

夏天义说：“三娃，你咋像你爹生前一样，过河渠沟子也夹水？你那点鬼心思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和我磨来磨去就谋算那两把椅子呀？！”（P220）

秦安性格软弱，镇不住人，虽然是清风镇村委会支书，却不如君亭这个做村委会主任的，所以“我”才会说秦安“拿不了稀稠”；四婶根本不相信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的小儿子夏雨能够成事，所以说夏雨办酒楼是“猫拉车”，会拉到炕洞去，根本不能成功！而夏天义瞧不起李三娃的尖酸，便嘲笑他雁过拔毛、精细刻薄云云。这些熟语、俗语的使用，生活气息浓郁，令人颇有感同身受之感。

三

贾平凹小说民间性的突出表现，落脚点自是在其民间立场上。

李建军在谈到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中篇小说时说：“在丰富多样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底层叙事’无疑是当下影响最大的一种叙事模式。有人可能会对这种‘苦难叙事’很不耐烦，也很不以为然，但是我却觉得在当代文学的整体构成中，底层写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的观点是，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关注和同情弱者，总是把目光投向那些不幸的人……在我看来，同情底层人和不幸者，则是整个人类文学的精神纲领。因为，文学的精神就是一种以爱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就是一种给人以光明和温暖的精神，就是一种把对不幸者的怜悯和拯救当做自己使命的精神。所以，无论我们的底层叙事存在多少不足和问题，它们都是值得赞许的。”⑤

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底层却又是缺乏话语权的。南帆在对20世纪中国现实进行分析之后，说：“首先，‘工农兵’对于自己的形象充满了期待，他们企图从文学之中读到自己的生活；其次，矛盾的是，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经验，或者熟视无睹――沉默的芸芸众生无法为自己说话。因此，作家必须充当协助‘工农兵’的秘书。”⑥南帆分析道：“许多时候，知识分子成为表述底层的言说者、叙述者。知识分子不是沉默者，他们通常善于表述，而且善于利用各种传媒。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基本位置。可是，知识分子有什么必要表述另一个阶层――甚至冒着各种危险？民粹主义思潮，道德和良知，还有别的原因吗？哪些知识分子修过特别的道德课程，以至于他们拥有特殊的道德高度，愿意在自身的利益之外为其他阶层代言，甚至成为社会公正的表率？这是一些必须认真追溯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说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这是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表述底层的冲动之源。”⑦

贾平凹要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其实就是充当起了故乡这个“底层”的代言人，也就是南帆所言的“秘书”角色。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农村的衰败，他从朴素的情感出发，又有感于都市的奢靡和浮躁，还忧心于当下某些作家的“玩文学”（“现在有一种文风在腐蚀着我们的母语文字，那就是不说正经话，调侃、幽默、插科打诨。如果都是这样，这个民族成不了大民族，这样的文学就行之不远。”⑧）而关心起“在消费化、娱乐化的年代里，文学是否还会有它的神圣？在人性善与丑充分展示的当下社会中，文学该有怎样的立场”。贾平凹在咸阳的一次文学讲座上强调：“做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做人的基本，文学也同样在任何时候都有文学的基本。”那么，这个“基本”是什么？“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⑨作为农民出身的贾平凹，本能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出身农民，对农村农民有感情，我关注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中传达时代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才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也写了《秦腔》。”⑩作者并不讳言：“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的确如此，在《秦腔・后记》中，作者就一再强调，即便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正是这种农民情结，使得贾平凹决心“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碑子的正面刻写着底层“痛苦”，背面烙印着民间“悲哀”，一如鲁迅当年回顾鲁镇的“故乡”。一句话，《秦腔》就是在对“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中，完成了对故乡的一次精神祭奠。（本文为鄂教思政“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贾平凹：《秦腔・台湾版序》，《美文》，2006（11）。

②贾平凹：《关于文学语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5（1）。

③郭亚明：《论路遥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阴山学刊》，2004（3）。

④贾平凹：《秦腔》，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月版，以下索引皆据此版本，第116页。

⑤李建军：《何谓好小说――关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及其他》，《小说评论》，2008（1）。据报道，“底层”一词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意指那些从属于、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它（底层）在文化和意识上依附或顺从于支配阶级的领导。在我国，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读书》和《天涯》杂志等较早地介入“底层”这个概念。前者译介、刊登了一批国内外底层研究的文章，例如《“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郭于华）、《底层研究・他者眼光・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李里峰）、《关注底层》（查特吉）等；后者则开辟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就什么是“底层”、“底层如何表述”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后，南帆发表《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底层与大众文化》（《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底层：表述与被表述》（《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底层问题、学院及其他》（《天涯》2006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

⑥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4）。

⑦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11）。

⑧⑨贾平凹：《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在咸阳的一次文学讲座》，《美文》，2009（9）。

⑩贾平凹、章学锋：《文学是光明磊落的隐私――贾平凹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1）。

贾平凹：《我和刘高兴――长篇小说〈高兴〉后记》，《美文》，2007（8）。

（高熙为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学生；沈嘉达为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委员，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