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效应范文

生态环境效应篇1

1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基本概念

通过多年来人们对水利工程的研究和认识得知，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指的是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中，可能会破坏与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在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将工程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摈弃开来，注重验证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效应，从而反射出生态负效应要多于生态正效应。[1]也就是说，要将水利工程从规划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给予足够重视，科学有效地进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合理看待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的正负效应，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完善。

2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体系和设计原则

（1）评价体系。水利工程评价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需要进行科学客观地进行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也要理性客观地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等内容进行分析。那么，对水利工程的评价该坚持什么标准呢？笔者结合查阅文献资料得出结论，一定要客观、公正地进行生态环境效应评价，这种评价与其他的建筑工程是存在差异的，它是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评价标准、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三项内容，根据国际惯例，对水利工程的环境效益评价也是采用成分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法利用树状图来展开。（2）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坚持的原则。科学客观地对水利工程环境效应进行评价能够对水利工程的长远规划期待积极的引导作用。在最初进行水利工程设计和建造时，设计者的初衷是提供更多的水资源、起到防洪和排涝的作用，这就要保证水利工程设计和建设的质量，使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实现、使它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让它能够与自然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正是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存在，才是水利工程最大的价值所在。因此，在设计修建水利工程时，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考虑到当前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环境换取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样才能实现水利工程最大的效益，才能真正发挥水利工程应有的价值。

3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发展前景分析

水利工程的兴建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对其生态环境效应客观地评价才能给整个工程一个科学的定论。但是，我们毕竟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化。近年来，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渐增强，也逐渐认识到科学客观地进行生态效应评价的重要意义，这就奥更加深入地研究相关理论。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指标体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指标体系，使所确立的指标具有说服力，能够经得住现实和历史的拷问是关键。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从中选择能较好地反映系统状态、能基本反映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累积和叠加影响的指标因子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2]这就要求在进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时，准确地收集相关定量指标，合理地对分析定性的指标，只有将定性和定量指标都融入考虑，所建立的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客观、合理，才能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吸收借鉴国外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不断探索和使用更加有效的生态环境效益分析和评价方法，这样才能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评价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依据，才能实现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总之，科学客观地进行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找出其水利工程对气候、水文产生的影响，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降低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风险，从而确保水利工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入地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评价上下功夫，不断健全评价指标体系，对水利工程做出更加精准、科学地评价，实现水利工程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作者:梁茂营 单位: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万建平.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管理工程，2016，9：183.

生态环境效应篇2

[摘 要]土地整理；生态环境；改善

中图分类号：S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4-0181-01

前言：文章探讨了土地整理对于生态环境的效应；文中通过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是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是负面影响；正面影响主要是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其中对于土壤、水环境等环境要素的改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于生态系统的平衡起到促进作用；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土地整理过程中，人类活动频繁赞成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情况下会使生态系统自动修复功能得到制约，使生态系统失衡。

1 土地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我国坚持人类与环境共同发展的原则。环境保护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效应具有双重性，其影响分为两个方面：（1）其负面影响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对土地进行整理，造成环境破坏严重。但是生态环境系统具有良好的修复功能，在其破坏后经过调解改善生态环境。调解程度需要时间的积累，长时间保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就会加速其修复的速度。但是，在生态环境调节期间出现人类继续破坏，超出生态环境修复限度后，就会严重损害生态环境，使其不能正常调节，其改善必须通过人为改造进行完善。生态环境的破坏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善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破损，严重影响生态平衡。（2）其正面影响：土地整理能够使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及优化。在土地整理中，对于地质、土壤、植物、作物、水系统等生态环境进行改善，改变土地的空间结构。在土地利用中，经过农作物的生产过程中，一些对土壤起到有害作用的农药的应用，严重破坏了土地的土壤质量、地下水环境、植被等；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因此，对于土地整理，能够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土地整理设计中，对于绿化土地的设计、生态环境保护的设计以及对于景观的设计，能够有效的改善自然环境，减少环境破坏；从而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造福于人类。

1.1 土地整理对土壤的影响

土地整理中的土地平整工程会对土壤的剖面结构与各种理化性质产生重要影响。指出在日本农地整理过程中，对稻田表层和堤防斜坡土壤的压实是为了降低渗透性，堤防斜坡底下土壤的渗透性低于堤防斜坡顶上，经过整理的稻田发生的侵蚀事件的数量比没有经过整理的要少。土地整理将会对土壤的各种理化性质及相关生态过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改变土壤结构和土壤质地，影响土壤肥力，造成土壤污染和加剧土壤退化。土地整理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改变了整理区土地资源的原始状态，可能造成土壤、改变土壤养分循环，引起表土层土壤微生物数量及土壤酶活性的改变，还可能会引起土壤面蚀和风蚀等问题。通过建立土地整理的“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模型探讨土地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合理的土地整理可以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土地质量和利用效率，土地整理活动中不合理的土地平整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2 土地整理对水环境的影响

土地整理的土地平整工程和农田水利工程会对水环境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土地整理不仅可以改善道路系统，还可以改善水资源管理系统及景观和自然条件。土地整理的措施可能会影响某些水文过程，即渗透、深渗透或表面径流，还可能会影响地面径流生产过程，在大型河流集水区，农地整理对洪水的特点有重要影响。溪流是农村景观的重要构成部分，溪流的生态系统对于保护水生生物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集约化农业生产，土地整理过程中经常部分或全部占用了溪流，从而影响了溪流两侧的植被和河床的生态系统。土地整理会改变水文结构，影响区域水资源配置，影响水环境的质量。农田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对水文环境产生影响，如水库修建后会改变河流下游河道的流量过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弃土弃渣，容易加剧区域水土流失，或者导致弃渣在水体中淤积。

1.3 土地整理对植被的影响

土地整理过程中的一系列工程、生物措施会对地表的植被数量、质量产生影响。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改善生产条件为唯一目标的土地整理可能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在部分土地整理规划设计中，生态用地的建设重视程度不够，影响了整理区的植被覆盖率和覆盖程度，导致植被数量减少，植被单一化，植被多样性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频度与强度将会增加，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生存空间日趋减少。

1.4 土地整理对生物资源的影响

土地整理工程的实施不可避免会对生物资源产生影响，规划设计中生态用地的减少，必然会减少生物的生存空间，为改善土地质量、促进作物生长而大量使用化学药品会影响野生生物的生存。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和布局重新分布，原有的生物栖息地、繁殖地发生改变，生态环境结构简单化或比以前更复杂，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繁殖环境受到极大影响，对生物多样性存在潜在的影响。在土地整理工程中，水泥铺设的沟渠使整理区域中孤立的斑块栖息地数量成倍增加，而生物生境的破坏和孤立的斑块栖息地数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田物种的扩散，使群体趋向不稳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

1.5 土地整理对小气候的影响

土地整理活动是一个地形地貌重建的过程，其地形地貌、地表植被覆盖、水文结构、土壤结构等受到影响，这些环境要素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局部小气候的变化。土地整理中生态用地较少，可能会导致地表，大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增加，大气环境质量下降，反之生态用地的增加，如土地整理工程中的农田防护林建设，能够降低风速，涵养水分，净化空气，改善农田小气候。基于地块聚集的土地整理可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更大及更规整的单元中，地块的聚集能够减少耕作的时间和燃料，从而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土地整理项目的研究发现，完善的防护林建设将使项目区林网控制率达到90%以上，风速降低20%～50%，大大减少了风害。

2 土地整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土地整理对生态环境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如何客观评价这种生态效应，是一个难点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当前，有学者通过土地整理后整理区的景观结构、景观功能的评价分析了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影响。利用景观生态评价方法研究了土地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景观尺度上，土地整理后景观变得更规则、结构更简单，但景观多样性下降；从景观类型尺度上，土地整理改变了耕地、坑塘、农村居民点、道路及沟渠等景观类型的特性，降低了坑塘等景观的生态作用。运用GIS和景观指数，对土地整理后的景观生态效应进行了评价，发现土地利用斑块呈现出数量较少、面积较大、大小变异不显著的特点，表明土地整理在减轻景观破碎化的同时也降低了景观多样性。

总结

经过对土地整理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效益分析出，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效益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土地整理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及应用，制约着土地整理，阻碍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必须增强土地整理是生态环境意识，确保在土地整理过程中促进生态环境效应的良好发挥。增强土地改善的技术水平，引进先进技术，将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效应做到优良化作用，促进我国生态系统平衡。

参考文献

[1] 任诚.垃圾填埋场扩建环境影响评价及节能环保探究[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4（09）.

生态环境效应篇3

关键字:矿区 生态环境效应 生态恢复

由于矿藏的不可移动性,以致矿山开采长期占用、破坏、污染土地,改变了区域水系结构,破坏了动植物区系,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环境与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矿区土地复垦工作起步较晚,土地复垦率较低,迫切要求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复垦技术,提高土地复垦率和生产潜力。本文将在系统分析矿山开采生态环境效应的基础上,总结适合我国矿区土地复垦的典型技术,以期推动全国土地复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矿山开采的生态环境效应

(一)诱发地质灾害。由于地下采空,地面及边坡开挖影响了山体、斜坡的稳定,往往导致地面塌陷、开裂、崩塌和滑坡等频繁发生。而矿山排放的废渣堆积在山坡或沟谷,废石与泥土混合堆放,使废石的摩擦力减小,透水性变小而出现渍水,在暴雨下也极易诱发泥石流。

(二)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化与水质污染。矿区塌陷、裂缝与矿井疏干排水,使矿山开采地段的储水构造发生变化,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井泉干涸,形成大面积的疏干漏斗;地表径流的变更,使水源枯竭,水利设施丧失原有功能,直接影响农作物耕种。 同时,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矿坑水、废石淋滤水等,一般较少达到工业废水排放标准,严重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繁衍与人畜生活饮用。

(三)土壤退化与污染由于表土被清除采矿后留下的通常是新土或矿渣,加上大型采矿设备的重压,往往使土壤坚硬、板结,有机质、养分与水分缺乏。而地面塌陷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土壤裂隙产生。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也随着裂隙、地表径流流入采空区或洼地,造成许多地方土壤养分短缺,土壤承载力下降。

矿山固体废渣(煤矸石等)经雨水冲刷、淋溶,极易将其中的有毒有害成分渗入土壤中,造成土壤的酸碱污染(主要是强酸性污染)、有机毒物污染与重金属污染。而土壤的纳污和自净能力有限,当污染物超过其临界值时,将向外界环境输出污染物,其自身的组成结构与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土壤资源的枯竭。并且,土壤污染在地表径流和生物地球化学作用下还会发生迁移,危害毗邻地区的环境质量,受污染的农产品则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

(四)水土流失加剧。矿山开采直接破坏地表植被,露天矿坑和井工矿抽排地下水使矿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造成土地贫瘠,植被退化,最终导致矿区大面积人工裸地的形成,极易被雨水冲刷;由于排土场和尾矿占地,形成地面的起伏及沟槽的分布,增加了地表水的流速,使水土更易移动,冲刷加剧。

(五)生物多样性损失。植被清除、土壤退化与污染、水土流失,对矿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都是致命打击,严重威胁了动植物生存。

二、矿区生态恢复的典型技术

(一)矿区土壤污染的治理

1.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国内外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主要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治理技术三类。其中,生物治理技术包括微生物修复技术、动物修复技术与植物修复技术。设施简便,投资少,对环境扰动也少,被认为是最有生命力的。

2.矿区土壤培肥改良技术。土壤培肥改良技术就是对土壤团粒结构、pH值等理化性质的改良及土壤养分、有机质等营养状况的改善,这是矿区生态恢复的最终目标之一,具体包括:(1)表土转换:在采矿前先把表层及亚表层土壤取走并加以保存,待工程结束后再放回原处,这样虽破坏了植被,但土壤的物理性质、营养条件与种子库基本保持原样,本土植物能迅速定居。(2)客土覆盖:废弃地土层较薄时,可采用异地熟土覆盖,直接固定地表土层,并对土壤理化特性进行改良,特别是引进氮素、微生物和植物种子,为矿区重建植被提供了有利条件。(3)土壤物理性状改良:土壤物理性状改良的目标是提高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重,改善土壤结构,短期内可采用犁地和施用农家肥等方法。(4)土壤pH值改良:对于pH值不太低的酸性土壤可施用碳酸氢盐或石灰来调节酸性,增加土壤中的钙含量,改善土壤结构。(5)土壤营养状况改良:主要包括化学肥料、有机废弃物、固氮植物、绿肥、微生物等。

(二)矿区植被的恢复。根据矿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植被筛选应着眼于植被品种的近期表现,兼顾其长期优势,植物品种的选择首先要根据生物学特性,考虑适地适树原则,尤以选择根系发达、固土固坡效果好、成活率高、速生的乡土植物。

在配置植物时要考虑边坡结构、种植后的管护要求、自然条件等,以决定种植的形式和品种。同时要考虑与设计目的相适应;与附近的植被和风景等条件相适应。

(三)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1.固体废弃物拦挡工程。在堆弃场地建设挡渣墙、拦渣坝和排水工程等,进行拦挡与防漏处理。

2.坡面排水工程。对影响矿山安全的坡面,根据坡长分段布设截流沟、排洪渠等工程,并配以防护林草带,增加植被覆盖,减少坡面径流对地表的冲刷,保证矿业生产安全运行。

3.边坡防护工程。矿山开采形成的各类边坡,除尽可能采取措施恢复植被外,根据边坡稳定程度及对周围的影响,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进行防护。坡面防护根据坡度不同而采用石砌护坡或植被护坡。

4.土地整治工程。对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石堆、废弃工业场地及尾矿库,采取排蓄结合的办法,排水拦渣,有效解决“三废”污染。同时对服务期满的弃渣场、尾矿库采取复垦措施,提高土地利用率。

5.植被恢复工程。对各类面,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加速植被恢复。

三、结语

矿山开采极大地改变了原生景观生态系统,导致矿区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针对矿区生态环境特点。我国当前矿区生态恢复的典型技术体系主要包括矿区土壤污染的治理 及土壤环境质量的改善,矿区植被的恢复,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等。

必须强调的是,矿区生态恢复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层面的问题,而且与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是一项耦合了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系统工程。因此,矿区土地复垦是以人类发展为核心,对土地自然、经济与社会属性的综合整治,在消除环境危害的同时重建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1]夏星辉,陈静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法研究进展.环境科学,1997,18(3):72~76.

[2]彭建,蒋一军,吴健生,刘松.我国矿山开采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土地复垦典型技术.地理科学进展,2005,24(2):38~42.

[3]康海成.宝鸡市矿山水土流失特点与防治措施.中国水土保持,2003,7:32~34.

生态环境效应篇4

关键词：乡村旅游；环境效应；生态环境；旅游管理。

乡村旅游是指利用乡村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农耕文化、农家生活和民俗民风等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教育、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自然生态环境既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引力源，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旅游与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一方面，没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不发展乡村旅游，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双重效应，即生态环境响应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发展乡村旅游，必须以乡村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为前提，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着力提升和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正效应，有效化解和消除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负效应，确保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正确响应，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提升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质量。

（1） 乡村旅游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特质。乡村旅游立足乡村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人文生态景观，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作为重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方式[1]。”乡村旅游开发重点是利用乡村独特的人居环境、田园风光、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和生产活动等城市所不具备的资源要素，因而对作为重要吸引物和发展基础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原生保护的内在特质，即乡村旅游开发往往更多地借势乡村自然生态特征，而不是对乡村自然植被、地形、河流和土壤等做大的改造和变动，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乡村原生自然生态环境保护[2]。

（2） 乡村旅游促进了村容村貌的改善。受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和增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驱动，乡村旅游地政府和社区往往会结合新农村建设，持续增加乡村旅游地环境整治和维护的资金投入，从而使乡村旅游具有了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改进和乡村村容村貌改善的社会功能。如各地为发展乡村旅游，结合新农村建设，大力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乡村垃圾集中处理、污水综合治理、卫生改厕、村道硬化等项目建设和村庄绿化美化以及亮化工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乡镇生态工业，有力地保护了乡村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2.提升经营企业、社区居民和游客环保意识。

（1） 促进乡村旅游经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引力源，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旅游地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得越好，就越能吸引游客，越具有市场竞争力，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驱动和对乡村旅游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认识的加深，促使乡村旅游经营企业不断提高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加大投入，完善管理，积极优化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如浙江宁波塍头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全球率先构建了低碳、生态的乡村系统，被亚太旅游联合会、国际度假联盟组织、中华生态旅游促进会联合授予首批“中国低碳旅游景区”荣誉称号，成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乡村旅游发展新型典范。

（2） 促进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层级，是乡村旅游引力源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发展乡村旅游，就必须有效保护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发展对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乡村旅游搞得越好，当地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强。这是因为乡村旅游发展能为当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就业增收，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自然会高度重视乡村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积极搞好环境整治和村庄绿化美化，环境保护成了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的自觉行为。同时，外来游客也会带来先进的生活理念、开放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生产方式，促成社区居民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

（3） 促进游客环境保护意识的养成。乡村旅游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吸引游客，并使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得到相应的生态环境熏陶和感染。旅游者置身优美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欣赏乡村的自然美景；置身淳朴自然的农家风俗，体验古老的农事生产、享受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这种极其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价值，无形中实现了对游客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宣传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和培养，而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导游员的生态解说、景区各类生态环境保护标志的醒目提示，都会加深游客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游客对生态责任和生态伦理意识的认知。可以说，乡村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文明建设和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培养的有效载体，它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通过乡村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还能够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融洽，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生态、关心他人、乐于助人、洁身自爱的旅游道德习惯。”这都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正效应的体现。

二、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1.乡村旅游开发过程的环境负效应。

（1） 环评论证不充分为生态环境破坏提供了空间。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环评认证是在对开发地区位、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动植物、大气环境质量等指标进行深入调研基础上，科学测定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并对乡村旅游发展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作出科学的预测和评估。环评认证是乡村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只有进行科学的环评，才能制定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目前，大多数乡村旅游项目开发都未经详细、专业的环评认证，只是在相应的乡村旅游规划中对环境资源保护作出原则性规定和要求，缺乏强制性指标规定，实际运作中指导性不强，并为开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破坏提供了空间。

（2） 随意更改项目规划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旅游资源开发对环境影响可分为原发性影响和继发性影响两类。原发性影响是指旅游开发过程中导致的直接影响，如旅游索道修建中的开山、炸石、砍树等行为对山体地表、生态的影响。继发性影响是指旅游开发间接或诱发的环境变化，包括由于旅游开发引起的大气质量、水质变化等[3]。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过程中，上述两种环境影响类型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获取更多经济效益的价值追求和缺乏对乡村生态系统的科学认知，极易导致乡村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无视规划，对原有地形骨架和植被、池塘、衍生物等进行大肆改造，随意改动和破坏固有特色，或盲目模仿城市园林绿地的造景手法，追求大投入、高档次，从而导致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系统遭到破坏，引发乡村自然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2.乡村旅游经营过程的环境负效应。

（1） 追求短期效益的超载经营。“依托于乡村原生态环境和乡村性资源的乡村旅游属于环境敏感性资源，很容易因乡村旅游的过快发展而遭到破坏[4]。”其中，乡村旅游时间的相对集中和追求短期效益的超载经营最易引发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客观方面看，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在时间选择上主要集中在“五一”、“十一”和春节 3 个长假、其它国家法定的传统假日以及每周的双休日，在游览项目选择上又大多集中在如农作物耕作与果实采摘等，必然导致乡村旅游地的游客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大量聚集，从而使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从主观方面看，由于我国旅游经济总体仍处于门票经济时代，旅游经营企业经济效益增长更多地依赖游客规模增大、数量增长，而不是依靠效益提高。出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乡村旅游经营企业往往无视超规模接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周期性的旅游超载，直接影响了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会造成生态环境难以逆转的破坏，导致环境功能的衰退。可见，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充分考虑乡村旅游地生态承受能力，否则“即使短期内为当地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环境损失和经济损失远远超出其带来的经济利益[5]。”这将使乡村旅游长远利益得不偿失。

（2） 缺乏环保责任的随意排放。乡村旅游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必然会伴随各种生产生活污水、废气和固体垃圾等大量污染物的排放，黄大勇将它划分为五类，即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污染、噪声污染和旅游垃圾污染等[6]。若不予以及时有效治理，就会严重污染水体、土壤、植被和大气环境。

因此，必须加强清洁生产，搞好各种污染物的科学处理。但清洁生产和各种污染物的科学有效处理需要增加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等投入，进而增加经营企业运行成本。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经营企业极易诱发极端唯利行为，置乡村生态环境于不顾，随意倾倒固体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各种污水、废水和废气，从而污染乡村水体、土壤、植被和大气，危及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 无视环境脆弱性的旅游行为。由于旅游活动往往是对日常生活的全新改变和超越，是一种求新求异、超越常规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因此，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短暂的异地游览特征就容易使游客产生“道德感弱化”，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暂时性突变，人们原有的对共同行为准则和规范积极反应和遵循的状态也会随之改变，甚至会产生道德盲区。在旅游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心所欲、懒散率性、放任自流的心理倾向，行为举止上就弱化了原先常态生活与工作中的道德顾忌与约束，增强了物质摄取意识，极易产生过度利用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乱攀乱摘、践踏草坪、乱扔垃圾等诸多不文明行为，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景观资源等产生消极影响，不同程度地破坏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

三、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正确响应。

1.全面提升环保意识。

（1） 增强经营企业的环保认识。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作用，对乡村旅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进行环保责任意识教育。乡村旅游地政府部门应经常性地向旅游经营者、游客、社区居民公布环境质量信息及污染对健康、经济、环境的损害，使大众对旅游与环境关系有正确的认识。这种教育活动需长期进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负起责任。政府环境部门、社会环保组织、旅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要大力宣传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使公众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提升自己旅游质量的保障；要大力宣传旅游活动可能会给环境造成的损害，尤其应让公众认识到游客活动中不文明行为对旅游环境、景观的污染和破坏及其后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支持节能节水、降耗减排，提高环保低碳发展理念。我们的管理决策者要明确自身的环境保护责任，实行科学管理，要树立科学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并落实到干部考核和工作监督上。由于旅游环境改善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紧密关联，我们要注重旅游和保护环境互相促进，在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舍弃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

（2） 强化社区居民的环保理念。“在旅游社区环境演化的过程中，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自然演化、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旅游者旅游活动以及由此而进行的人为开发建设[7]。”这其中，社区居民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参与者，又是乡村旅游地环境的重要影响者和改变者，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均会影响乡村旅游地的环境状况和质量。实现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经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开展社区居民生态环境教育。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社区居民环境意识增强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使乡村旅游成为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渠道，强化乡村旅游的环境正向效应；另一方面，在普及环保知识中，应当按照当地社区居民和农户的习惯，多采用广播电视、户外广告、印刷品 （书刊、报纸、杂志、宣传折页） 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同时需要进行强化培训教育，并借助网络通信、电视、电话等现代传媒方式，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采用包括经济、技术、政策、法律法规等多途径的手段，综合提升乡村旅游业主的生态环境意识。

（3） 提升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游客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方面，除地方政府外，乡村旅游经营企业应重点承担起对游客环境保护的教育责任，通过发挥乡村旅游内在的生态环境教育功能，提高乡村旅游环境消费品位，引导和鼓励游客学习和掌握乡村生态环境知识，激发游客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和重视，发挥游客自我约束与社会教育的双重作用，增强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使游客在情感上爱护自然环境，在行动上保护自然环境；同时，针对游客因异地游览道德感弱化并由此引发的各种环境破坏行为，可通过设立公众生态教育点进行渗透性导引和主导性导引，如在游客集中处设置生态保护宣传牌、宣传窗、加强导游和一线服务人员生态宣讲等方式，对游客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引导，倡导低碳旅游、责任旅游，对生态破坏情节严重的游客应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以增强游客环境保护意识[8]，有效保护乡村旅游的生态环境。

2.完善政府管理调控。

（1） 搞好规划调控。政府对乡村旅游环境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将自身环保职责贯彻于乡村旅游发展全过程，充分发挥引领、管控作用。“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对控制大气污染、噪音污染和保护植被环境尤为重要[9]。”乡村旅游地所在政府要正确处理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牢固树立“环境兴游”、“生态兴游”观念，坚持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原则，做好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旅游协调发展规划。要在科学论证交通优势、资源优势、环境承载力、市场潜力和乡村旅游环保评估基础上，围绕加强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保护和空气环境质量保持，实施生态功能分区分级保护与优化，因地制宜规划和开发乡村旅游，以科学规划实现乡村旅游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调控前置，避免因乡村旅游无序发展可能带来的农村生态环境劣化。

（2） 强化法规监督。相关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发展环保法规体系，确保乡村旅游发展环境保护有法可依；严格执行乡村旅游项目审批、环评等制度，确保乡村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符合环保标准；加强乡村旅游经营行为的环保指导和监管，健全乡村旅游环境监管动态协调和监督机制，形成乡村旅游环保工作合力，杜绝乡村生态环境破坏性开发和资源浪费，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实现乡村旅游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增强环保投入。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税收收益的环境反哺，重点用于加强乡村旅游环境管理体系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如在乡村旅游地建立“生态监测站”，在各主要环境敏感区建立相应的生态观测点，便于对旅游活动造成的乡村生态环境变化进行动态定位监测，通过对乡村旅游地大气环境、水环境、地表环境变化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动态分析，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和改进，有效维护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质量。

3.促进企业生态自律。

（1） 发挥行业协会引导作用。在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行业协会要充分履行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制定和实施乡村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分级”评定制度时适度强化生态环保标准和要求，提高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环境准入门槛，引导和监督乡村旅游开发企业与经营企业大力开发绿色乡村旅游产品、低碳环保旅游经营设施设备和用品，以行业生态自律促进乡村旅游目的地整体生态环保水平提升，实现乡村旅游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2） 发挥企业主体核心作用。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企业行为对生态环境具有直接影响和作用。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企业必须坚持生态环保经营理念，注重提高自身环保意识和素质，切实按照乡村旅游整体发展规划和环保要求，将节能环保、低碳减排发展理念贯彻于从开发到经营的整个乡村旅游发展过程。如乡村旅游景区道路减少水泥、沥青的使用；景区内部倡导使用人力、畜力为主的传统交通工具取代现代机动车 （船）的使用，以降低尾气排放，创建绿色低碳乡村旅游目的地；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关系，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采取旅游低谷期主动吸引旅客，旅游高峰期控制游人数量、科学分流游客等有效措施，加强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的合理控制和科学调度，避免游客过分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区，确保乡村旅游始终处于环境承载力许可值域内，避免因旅游超载引发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破坏；必须加强游客管理，引导和监督游客践行环保责任。具体可在乡村旅游地入口、乡村旅游景区 （点） 及设施边缘等重要场所树立醒目警示标牌，引导游客尽量选择徒步，提醒游客保护乡村生态环境。

4.增强环境技术供给。

（1） 加强环境适用技术研发和应用。“当前我国产业生态管理的关键问题是采取措施加大环境技术创新的作用。”破解乡村旅游发展衍生环境负效应，除强化环境协同管理外，须加强适用环境技术创新与有效供给。政府要加强乡村旅游发展中相关环境适用技术需求调研，增强环境技术研发和推广财政投入，积极构建政产学研协作平台，结合乡村旅游需求组织、协调相关产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环境适用技术研发，并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采用财政专项补助等方式鼓励乡村旅游经营企业积极应用相关环境适用技术。乡村旅游经营企业要不断增加环境保护和治理适用技术资金投入，积极根据自身经营特点，主动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引进先进环保技术，加强节能减排，践行企业生态环保责任和使命。

（2） 突出重点环境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应在乡村旅游环境负效应生成原因系统分析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旅游发展衍生的水环境污染、固体垃圾环境污染、空气环境污染等进行技术创新和相关适用环境技术及新产品研究和推广运用。针对水环境污染，着眼降低成本，重点应建立乡村旅游地统一的生产生活污水处理中心 （站），搞好污水处理管网系统建设，加强废水处理装置与污水处理系统集成技术的推广应用，或通过管网并网区域污水处理中心集中处理，实现无害化达标排放和循环利用，确保水体不受污染；针对固体垃圾环境污染，致力于全面推广垃圾分类收集和生态环保处理技术。垃圾分类收集重点是搞好乡村旅游服务区、主要游览步道、游客休憩区等游客活动集中区环保可回收型分类垃圾箱的科学合理配置。同时，提高环保产品使用率，积极推广无毒无害、少污染和低消耗的生态环境材料，用纸质、布质等可回收再利用替代品淘汰塑料等对环境破坏较大的相关用品，便于实现回收和再生循环利用。

垃圾生化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其中垃圾焚烧厂具有处理时间短、减量化显著、无害化较彻底及可回收垃圾焚烧余热等优点，应加以重点推广；针对空气环境污染，要积极推广空气污染控制与大气环境保护技术。加强乡村旅游地的主通道和游客密集地的噪声监测，对进入车辆实施限速禁鸣，降低噪声污染。加强适用油烟净化技术研发，并面向乡村旅游经营企业全面推广。加强汽车尾气污染净化控制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提高装有尾气净化装备的汽车和基本无污染的非燃油汽驱动绿色汽车，如电动车、天然气车、太阳能车等环保节能旅游交通工具的使用面，有效降低大量机动车涌入、大量汽车尾气排放引发的大气污染，优化乡村旅游地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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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效应篇5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郑州市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1-5519-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19

Analysis on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Eco-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Zhengzhou City

PAN Fang-jie1，SHU Nan-nan2

（1.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2.School of Urban Management 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China）

Abstract： By using RS and GIS technology，the information of land use in Zhengzhou city was extracted through the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to Landsat TM images of 1992，2001 and 2013. On this basis，the change conversion matrix and dynamic degree of land use from 1992 to 2013 were analyzed and calculated，and then the dynamic change of land use and its eco-environmental effect in Zhengzhou city during the 21 yea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land use in Zhengzhou city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for the 21 years，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decreased by 228.72 km2 and the construction land area increased by 197.24 km2，which led to an overall deteriorative tendenc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effect in Zhengzhou city， but the deteriorative trend was becoming weaker.

Key words： land use change；eco-environmental effect；Zhengzhou city

土地利用是人劳动与土地结合获得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这一活动表现为人类与土地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以及信息、价值的交流和转换[1]。人类通过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着土地利用的特点和变化，同时土地利用也引起许多自然现象和生态过程的变化。土地利用的直接结果是土地覆被的改变，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原因，也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3]。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对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变化愈演愈烈，引起的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4，5]。

近年来，专家学者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某一特定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的分析与评价[6-12]；以特定模型为基础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土地利用变化趋势预测研究[13-16]；关于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分析等[17-19]。郑州市作为河南省中原城市群的引领者，其土地资源储量和变化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关于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较少[20-22]，关于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效应的分析更是鲜见报道。本研究运用RS和GIS技术，对郑州市1992～2013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郑州市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郑州市地处华北平原南部，河南省中部偏北，处于京广、陇海两大铁路交汇处，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新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城市，2010年底总面积7 446 km2，其中市区面积1 010 km2；其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西部多山地丘陵，东部为平原；其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2.7～15.6 ℃，冷暖适中、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618～878 mm，年无霜期190～200 d，年日照时数2 400 h。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郑州市土地利用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将郑州市土地利用分为耕地、林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5种类型。

本研究使用经过辐射、几何校正和去云处理的郑州市3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成像时间分别为1992年10月、2001年10月、2013年10月，空间分辨率均为30 m。此外，还包括1∶10万行政边界图、地形图及相关统计资料等。

本研究先在ENVI5.0软件中对地形图进行校正拼接，依据具体研究范围对图像进行裁剪，配准时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以配准好的地形图为参考基准，对1992年的遥感影像进行坐标校正，纠正后误差小于0.5个像元，再以1992年的遥感影像作为参考，分别校正2001年和2013年的遥感影像。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分别对不同年份的3期遥感影像进行分类处理，提取土地利用类型，然后在ArcGIS10.0软件中运用分类叠加、聚类统计、分类重编码等方法，修正土地利用类型，并且与以前该区土地利用类型相比较，分析得出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3 研究方法

采用RS图像解译分析、统计分析、对比分析以及GIS的空间叠加分析，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方法对郑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进行分析。

3.1 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

土地资源数量变化可以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来表示，包括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前者表达某一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后者表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的整体速度变化情况[23]。结合本地实际及研究需要，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过程的数量进行动态描述。计算公式为：

K=××100% （1）

式中，Ua――研究初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Ub――研究末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T――研究时段长；K――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率。

3.2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V）是综合考虑区域内各土地利用类型所具有的生态环境质量及面积比例，能定量评价研究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状况，为定量描述某一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方法[24，25]，其变化反应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计算公式为：

EVt=LUiCi/TA （2）

式中LUi――该区域某一时期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Ci――该区域某一时期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环境指数赋值；TA――该区域土地总面积；n――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数。

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环境质量有所差异，通过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可以定量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在对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环境指数赋值上，本研究参考了祝凤霞等[19]、谢高地等[26]、张淑英等[27]测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合郑州市具体情况，对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环境指数在区间[0～1]内进行赋值，定义为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态环境指数，分别是耕地0.3、建设用地0.2、林地0.95、水域0.5、未利用地0.1。

4 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

4.1 土地利用结构化分析

通过ENVI软件的统计分析，运用ArcGIS的数据转换和空间数据库等功能，对土地利用数据进行统计，从土地利用分类图汇总得到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面积数据，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郑州市土地利用类型主要由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组成，占总面积的90%以上。21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土地利用类型是耕地和建设用地，呈现“一减一增”的趋势，耕地在郑州市土地总面积中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66.36%下降到2013年的43.72%；建设用地从1992年的21.45%上升到2013年的40.97%。在土地总面积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耕地和建设用地两大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耕地与建设的关系。水域面积由1992年的8.15%增加到2013年的11.90%；林地和未利用土地所占比例均呈现减少趋势。从1992～2001年和2001～2013年两个时期的对比不难看出，耕地减少速率和建设用地增长速率都在降低；同一时期耕地的减少速率大于建设用地的增长速率。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在3个时期所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4.2 土地利用时间变化分析

根据公式（1）和表1，计算出郑州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耕地面积急剧减少，21年间减少了228.72 km2，其动态度由1992～2001年的-2.05%变为2001～2013年的-1.60%，动态度的降低表明耕地减少趋势有所缓和，耕地保护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同期，建设用地面积迅速增加197.24 km2，动态度由5.98%减少到2.02%，表明建设用地增加的趋势也有所减慢，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扩张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林地面积在减少，动态度由-0.53%到-0.37%；水域呈增加趋势，动态度由1.44%上升到2.43%，呈加速增长状态；未利用地呈减少的状态，动态度由 -1.29%到-0.90%，表明减少速度减慢。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总体上逐渐趋于减慢，一方面表明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导致各类土地利用面积发生较大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空间布局基本稳定，发展逐渐趋于合理。

4.3 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分析

利用ArcGIS10.0软件对获取的3期土地利用解译图进行叠加分析，得到郑州市1992～2001年、2001～2013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移矩阵如表3、表4、表5。由表3和表4可知，两个时期耕地均主要呈转出的趋势，按转出数量大小依次为建设用地、水域、林地和未利用地。其中，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两个时期的转化量分别为107.71 km2和105.67 km2。1992～2001年间，建设用地转出量不大，仅有少量转变为水域和林地，分别为1.36 km2和1.10 km2；此间林地转为耕地6.36 km2。2001～2013年间，建设用地对每种地类均有转出，转出数量大小依次为水域、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地；林地转为建设用地4.61 km2，转为其他地类均较小。

由表5可知，建设用地在研究期内主要呈转入的特征，从耕地、水域、林地和未利用地分别转入213.38、10.47、6.70、1.48 km2，从耕地转入的面积占总转入面积的91.96%，城市的扩张是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减少的直接原因。郑州市1992～2001年间建设用地的扩张方向是沿主城区向四周扩散，2001～2013年间主要向东扩展，在建成区以外沿交通干道周围也出现不少建设用地。1992～2013年间，林地变化不大，转出方向为耕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分别为8.42、6.70、3.40和0.13 km2；水域转为建设用地10.47 km2、耕地8.85 km2、未利用地3.78 km2、林地2.41 km2。

通过表3、表4和表5以及综合分析可知，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发生在主城区周围，距离主城区越近，土地变化越剧烈，距离主城区较远的区域，土地变化相对较小，由近至远形成农用地到建设用地的转变，包括居民住宅用地、交通用地、工矿用地等，未利用地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沿岸，郑州市的快速发展占用了很多黄河流域滩涂，同时大片草地被开发成为耕地。

5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根据公式（2）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计算出郑州市1992、2001、2013年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0.302 6、0.293 1、0.290 4（表6、图2）。结果表明，21年间郑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下降的趋势，1992～2001年间下降了0.009 5，下降速率为3.14%；2001～2013年间下降了0.002 7，下降速率为0.92%。在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最高，未利用地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最小。1992～2013年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上升最大的是建设用地，上升了0.039 0；下降最多的是耕地，下降了0.057 9。

从表6及图2可以看出，1992～2013年间，郑州市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变化同时存在好转与恶化的状况，总体上生态环境质量呈恶化趋势，但速度有所减缓。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子是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开垦、林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类型为未利用地、林地开垦为耕地及建设用地、水域转化为建设用地以及水域退化为未利用地；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驱动因子是退耕还林、未利用地开垦，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类型耕地及建设用地转化为林地和水域。林地和水域对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21年来郑州市在改善生态环境效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益，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下降趋势减缓，但也不容忽视。

6 小结

运用RS和GIS对郑州市1992、2001、2013年3个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数据的计算，结合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模型，得出郑州市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环境的数量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1）1992～2013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转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耕地和建设用地。耕地减少228.72 km2，建设用地增加197.24 km2；林地和未利用地分别减少1.69 km2和4.66 km2；水域增加37.83 km2。这些特征表明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较大，占据主导地位。

2）研究区内建设用地和水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上升，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均在下降。耕地、林地和水域面积是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三者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变化特征也说明随着郑州市经济的发展，在当地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增加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未利用地不断开垦，同时大量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其环境效应指数下降。

3）从土地利用变化环境质量指数模型分析结果得出，1992、2001、2013年EV值分别为0.302 6、0.293 1、0.290 4，表明由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总体呈恶化的趋势，但恶化的速度有所减缓。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的主导因素是人类经济活动影响下的林地、水域、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快速转换，其中建O占用耕地和林地对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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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效应篇6

【关键词】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 河北省 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指标体系

一、工程概况

长1432 km、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于2014年12月12日正式通水，其中，河北工程境内全长596km，分配水量34.7亿m3，入境内水量30.4亿m3，受水区涵盖了整个河北平原区，涉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廊坊、衡水、沧州7个设区市、92个县（市、区）、26个工业园区。该工程的实施，满足了缺水地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使得北方严重缺水的局面得以基本缓解；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区域的后续经济发展也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调水工程增加了受水地的水源，促进了水循环，其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亦十分重要。

二、生态影响分析及评价指标

关于大型水利工程的生态效应及其评价，目前的研究还很薄弱，无论是已开展的有关水库工程生态后评价，以及近年来的生态效应评价等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生态效应分析与评价体系，难以满足水利项目管理的需求。水利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潜在的和及其复杂的，同时由于生态环境因子本身时空差异很大，变化不定，所以很难就不同项目确定固定的生态影响因子，也很难在不同的项目评价中，采用同一生态指标以及同样的标准。因此，应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适用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生态效应分析与评价体系，推进大型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的展开。这对于评价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效应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工程的主要生态环境影响

跨流域调水工程对受水区流域和工程区内的地质、地貌、水文、气候、植被、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等都多方面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对环境水体的影响。河北省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降雨量530mm，且时间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每年的7月。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有数据显示，近50年受水区气温呈现增高的趋势，增幅在1 ℃左右。径流的变化同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具有相关关系，降水量的增加会导致径流的增加，而气温增高会导致径流减少。调水工程完成后，受水区的水域面积增大，将增加地表径流，利于水循环。

湿地素有“地球之肾”的美誉，对于调节气候、蓄洪防旱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拥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衡水湖、白洋淀是华北平原的重要湿地，由于持续干旱，近年来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濒临退化。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有助于湿地水量的补给，以解决湿地资源的退化问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及配套工程通水后，受水区的地面水供应会增加，这可以防止因超采地下水带来的危害，部分水量可用于地下水回灌及生态用水，可有效阻止地下水水位大幅度下降，对受水区的生态恢复大为有利。

（2）对水质的影响。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2014年，京津冀三地GDP总量达到66474.5亿元，占全国的10.4%。各城市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多，调水工程的实施对于解决水资源的供求矛盾有着重要作用。以保定市为例，保定市属于资源性缺水地区，据《河北省水资源状况与分析报告》显示，全市受水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是12.93亿m3，人均水资源量为149m3。根据《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规划》，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一期工程多年平均分配给保定市水量为5.5亿m3。但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南水北调工程建成运行后，沿线城市使用调来的水后难免会排放一定量污水，而调水渠内水流流速缓慢、溶解氧低，水体自净能力不高，因而对污染物的稀释降解能力较弱，容易造成渠段内污染物的累积，影响水质。

（3）对地质、气候、生物的影响。调水工程由于新开挖了渠道并改造了原有河道，拦河水坝和抽水泵站阻隔河道，会造成天然河道形态和水流特征的改变，影响了河流的冲淤与输沙，携沙能力大于水流含沙量时会造成河道的冲刷侵蚀。水流系统和水质参数的变化对鱼类的洄游和产卵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中线工程总干渠渠道两侧建有防护林带，而一定数量的森林资源会形成局地小气候，有利于空气的净化改善干燥的气候。

（二）生态效应指标体系构建

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其定量化评价中，评价指标的选取尤为重要。生态效应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完备性、独立性、代表性、可比性和实用性的原则。结合以上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北受水区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从水文、水质、生物等方面构建以下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具体实施评价时，还应注意结合评价区实际，赋予各指标合适的权重。

三、结语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北段的正式通水对于缓解河北区域的用水矛盾具有显著作用。在正确评价其生态环境效应，采取有效的绿化、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对于沿线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助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机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及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效应篇7

1.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为使建立的指标体系能客观、综合地评价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引起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1)目的性原则。评价指标的选取应与评价目标保持一致，应针对工程自身特点，在适宜的尺度下进行选择。(2)全面性原则。净化厂工程自身及其外在环境的影响因子较多，要全面反映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负效应，就必须进行多角度综合分析，使选取的指标既能准确度量工程在各方面的影响，又能将它们协调起来，进行综合评价。(3)主导型原则。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各因素对生态负效应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进行评价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选用对生态负效应起主导作用的、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从而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实用性。(4)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物理意义必须明确，数据容易采集，并能尽量使其量化。其优劣程度应具有明显的可度量性，并具有可比性，方便操作及应用。

1.2评价因子及评价标准

根据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的工程特点、影响区自然环境和地理地质等特征，参考国内外生态评价［5～9］及环境负效应［10～12］的相关研究成果，遵循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结合本评价体系的预期目的，通过分析研究，构建了3层次的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第1层次为目标层(Object，A)，即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第2层次为准则层(Item，B)，包括自然环境(B1)、社会环境(B2)、天然气净化厂工程(B3);第3层次为指标层(Indicator，C)，即可直接度量生态环境状况的具体指标。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见表1。

1.3指标综合权重确定

权重就是在评价过程中，对被评价对象的不同方面的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对各评价因子在总体评价中的作用进行区别对待。常用的比较成熟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13］与层次分析法［14］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有幸得到在天然气行业设计院(环境工程，48岁)、天然气生产单位(环境工程，41岁;环境工程，46岁)、天然气研究院(石油与天然气工程，36岁)、省内高校(环境工程，56岁;市政工程，44岁)等单位任职的6位专家对文中所建立指标体系进行赋权，结合各专家的打分结果，采用AHP法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各指标综合权重见表2。由表2可看出:C22(硫磺回收装置不稳定工况持续时间)的权重最大，表明它对整个评价结果的影响尤为突出;反之，C11(多年平均降雨量)的权重最小，表明它对整个评价结果的影响十分有限。

1.4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目前在各研究领域广泛应用的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计算模糊关系矩阵R，由B=W·R(W为权重向量)计算出综合评价结果向量B。

2某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评价与分析

2.1某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评价

根据工程影响区实地调查情况，该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各评价指标的量化结果见表3。根据表3的量化结果，运用模糊数学理论，采用较为成熟的降半梯形［15］分布曲线作为隶属函数得到如下模糊关系矩阵:利用公式B=W·R，可得最终计算结果如下:B={0.2054，0.3568，0.3753，0.0594，0.0031}。由此可知，该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以Ⅲ级(中等)为主，其次是Ⅱ级(较弱)，综合评定结果为中等。

2.2评价结果分析佐证

本文所构建的评价体系是对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运营期引起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进行预评价，即在工程运营前对其运营后可能引起的生态负效应进行评价，从而得出其运营后可能引起的负效应程度，为提出针对性的环保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为判断上述评价结果是否合理，结合该净化厂运营前后(运营前一年及运营后连续3年)的环境质量及生态跟踪监测结果，以下从工程运营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影响两方面加以分析。(1)环境污染:净化厂的运营虽然加重了区域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及土壤环境负荷，但净化厂运营前后其周边各环境空气监测点各监测指标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各地表水监测断面各监测指标均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相应标准;地下水pH值、高锰酸钾指数、氨氮指标除部分监测时段部分点位因人畜家禽粪便下渗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污染而超标外，其余各点各次监测值均能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Ⅲ类标准;而与净化厂运营前相比，运营后同期土壤有效硫含量随时间总体呈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土壤有机质随时间总体呈先降后逐渐回升的变化趋势。这说明工程运营确实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尚不算严重。(2)生态影响:与净化厂运营前相比，净化厂运营后同期区域农作物及林草植被的各项生理指标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叶片叶绿素含量的降低和硫含量的增加，然而随着工程逐步进入稳定生产及生态恢复措施的逐步实施，大部分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有所回升、硫含量有所下降。同时，根据现场调查，区域动植物生长正常，除部分监测点位个别植物出现了轻微的伤害症状外，未出现大面积的明显伤害症状和大面积死亡现象。这说明工程运营确实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影响，但良好的环境管理(生产稳定化、生态恢复措施等)有效地降低了这种负影响。综上所述，利用本文建立的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川渝地区某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初期生态环境负效应，所得结果和运营后引起的生态负效应实地调查结果基本吻合，表明文章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对于类似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研究与评价具有实用参考价值。

3结论与建议

(1)本文构建了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对净化厂运营期可能引起的生态负效应进行预评价，并将其应用于川渝地区某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得出其综合评价等级为Ⅲ级(中等)的可信结论，不失为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这对于类似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期生态环境负效应评价工作具有参考价值。(2)高含硫天然气净化厂工程运营引起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是不容小觑的，而建立一个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可人为地添加环境正效应，有效降低工程运营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3)此类工程为滚动式开发，因此评价指标体系亦应为动态的，需在今后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使得评价指标体系更客观、科学。同时，限于现有条件，以及各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评价标准的划分难免存在一些主观性，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以及各指标权重的合理性尚需进一步探讨和更多的工程实例加以验证。

生态环境效应篇8

土地资源具有生态性。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土地财产价值的基础。一块风景优美的土地的财产价值明显要大于同样面积但被污染的土地的财产价值，甚至后者根本就不具有任何财产价值，而仅仅是一项需要投入巨资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的负担。土地权利的保障事项不应仅仅局限于土地上的财产利益，而将生态环境利益分割出去———这在伦理和技术上都是行不通的。土地资源的生态性表明:土地的财产利益依附于土地的生态环境利益，维持土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符合土地权利人的自身利益，也是一项基本的伦理道德要求，因为人类繁衍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土地权利从一开始就负载了维持土地生态环境利益之目的。土地资源具有稀缺性。这对依赖其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来说的确是个不幸的事实。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表明:任何人都有获得土地资源的权利，它既属于实在法上某个(些)具体的主体，也“属于”尚未载入实在法权利主体清单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任何人都无权对土地资源进行绝对的、垄断性的控制———这与他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无关。说某人拥有土地权利，其全部意义仅仅在于某人在某个时段对某个具体地块拥有有限的利益。土地权利本身含有为他人管理土地资源的公共目的，保护生态环境只是其众多公共目的中的一项。土地资源的上述两项基本属性表明，土地权利应当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目的。西方某些工业化国家自20世纪以来逐渐认识到私有权利的个人目标与公共目标协调的重要性。“私人产权应同时满足个人与公共目的”。“20世纪以来，英美法私人财产关系越来越多地注入了公共利益目标……维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保护环境和生态政策目标”。美国私有财产权利自20世纪以来越来越重视所有人拥有广泛的自治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财产法视为调和个体所有人与整个社会的各自不同的目标的手段。社会对于土地的自由转让、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效利用以及其他相关政策问题的关注，有时重于所有人的个人愿望”。我国土地权利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土地权利相比更加注重土地上的公共利益。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五款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一条规定，“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总则部分第八条规定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第十七条规定了承包方“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义务。我国《草原法》、《森林法》等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行政立法中也设置了类似的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学界对民法生态化、物权“绿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物权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界的上述思想。如《物权法》第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有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在制定过程中对环境保护予以了高度重视，在制度设计中融入了环境保护的先进理念和指导思想，使这部法律适应了法律发展的现代趋势，而且充分反映了我国国情实际的要求。总结上述立法，有以下特点:(1)从法律性质来看，有关土地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行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中较少涉及生态环境保护;(2)从法律规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来看，最主要的义务主体是政府而较少涉及土地权利人;(3)从民事立法范围来看，有限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则主要针对的是耕地的开发利用活动，未对所有土地开发利用进行系统设计;(4)从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土地权利类型来看，主要见于土地用益物权而较少涉及土地所有权;(5)从立法设计的物权人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性质来看，主要是消极性规范，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规范设计。上述特点说明:我国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存在重行政管理轻权利义务配置，重利用权限制轻所有权规范，重农村土地权利规范轻城市土地权利规范，重土地权利行使限制轻土地权利生态化构造。概言之，“生态环境保护”尚未上升为我国土地权利的一项基本目的。土地生态环境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当代，人们对权利“不损害他人”的基本内涵有了新的认识，生态环境损害也被视为损害他人。土地权利应当与时俱进增设生态环境保护目的。

二、土地权利正当性危机根源之价值观缺陷

土地权利价值观应当符合时代要求。“财产权利服务于人类的价值，因符合这一价值而得到承认，并受这一价值的限制”①。我国正处于生态环境问题集中爆发时期，土地权利价值观显现出时代局限性。

1．土地权利公平价值观的局限性公平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公平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同义词”。迄今为止，我国已经通过《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土地权利公平价值观。然而，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视角来看，土地权利尚存在环境公平价值观的缺失问题。环境公平一般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种际公平。土地是一种处于时空结构中的自然资源。从时间上看，土地是人类的遗产，人类世世代代依赖土地生存和发展，任何土地生态环境破坏必然会损害后代人的基本权利。从空间上看，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嵌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生态系统，土地生态环境破坏必然会殃及整个生态系统。在任何时候，每一代既是受后代委托而保管地球的保管人或受托人，也是这种行为结果的受益人。这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的责任，以及某种利用地球的权利。因此，代际公平要求我们至少应该这样理解土地权利的公平价值:任何人拥有土地权利，不仅意味着享有土地上的利益，还应承担土地生态环境管理责任，兼顾未来权利人的利益。种际公平则将传统公平从人类拓展到人与自然，其基本内涵是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与“人”一样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同自然平等相处，崇尚简朴的生活和有节制的物质消费，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种际公平要求土地权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尊重土地的自然规律，不得对土地权利进行过度利用，更不应造成土地生态环境破坏。

2．土地权利生态安全价值观的缺失安全是土地权利的重要价值，其本质上是指土地权利的财产安全。土地权利安全价值没有考虑土地的生态安全，土地权利实现时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耕地面积锐减、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当今社会，立法逐渐将生态安全思想置入传统土地安全价值观。“土地资源安全可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土地资源对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稳定的供给状态和良好的保障能力”。2002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将“生态安全”界定为“使自然和人类重要切身利益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况及其这些活动和状况的后果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防护状态”。2000年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将生态环境安全确立为环境保护的目标，2001年颁布的我国《防沙治沙法》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立法目的。其后，我国立法中以“可持续利用”、“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生态安全”、“合理利用”等语词表达了对生态安全价值的关注。从我国《物权法》内容来看，生态安全也有所体现，如《物权法》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些规定主要见于自然资源管理行政立法，其制度功能主要在于设定政府行政管理目标，而不是确立土地权利的生态安全价值观。我国《物权法》仍然固守人类中心主义，其制度设计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安全价值观，其关于生态安全的内容局限于具体制度而未上升到法的价值层面。因此，我国土地权利安全价值观仍然缺乏生态安全观念注塑，不利于土地生态环境保护。

3．土地权利效率价值观的困境效率是土地权利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土地权利生态环境友好型要求土地权利人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我国《物权法》第一条确立了效率价值。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国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耕地抛荒、宅基地闲置已成为我国严重的现实问题。土地资源浪费会增加土地的投入，加重土地生态环境的负担，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原因复杂。从土地权利视角来看，有三方面原因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土地权利未确立生态效率价值理念。“传统法学中的效率(效益)主要是指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很少考虑环境(生态)效率和环境(生态)效益”。土地资源利用应当追求最少土地投入、最低生态环境负载下的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我国土地权利的公平价值对土地权利效率价值的约束。我国实行城乡土地二元制，农村土地资源分配考虑了地域和身份关系。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持有土地的农民已经出现了分化，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也发生了分化。部分农民不再依靠土地谋生而外出务工甚至在城市定居，因而造成农村耕地、宅基地大量抛荒、闲置，造成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土地权利应当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逐步放开土地权利配置的地域和身份限制，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土地权利过度自由也会造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学界一般认为，土地权利越自由土地利用效率越高，实际却是过犹不及。根据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农村土地的利用权利属于承包经营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广泛的土地资源利用自由;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能会滥用法律赋予的土地利用自由而弃耕，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中突出的资源浪费问题。因此，为了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土地权利的自由应受到限制。

三、土地权利正当性危机根源之生态保护义务残缺

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应对环境问题挑战，有两种方案，即以公权限制私权的外部方案和将公法义务纳入私权的内部方案。相比之下，内部方案功能效用显著。我国《物权法》采用的方案可归入外部限制。如前列举，《物权法》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条文设计较为抽象，不能独立发挥作用，需要依托自然资源行政管理立法。结合前文分析可见，我国土地权利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存在两大偏好:一是偏好土地权利外部限制，将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主要规定于行政立法而不是民事立法;二是偏好土地权利消极义务设计，未能合理设置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义务，弱化了土地权利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第一个偏好使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回到行政干预。为了生态环境保护，政府通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干预。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干预的实效建立在政府运行良好的基础上。经验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因为信息不对称、环保监管能力不足等原因而无法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第二个偏好使土地权利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处于消极地位，是政府生态环境的管理对象。他们为了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往往铤而走险损害生态环境。《物权法》未能引导土地权利人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变，不能调动土地权利人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土地权利上仅有的一点“绿”也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人为土地生态环境问题的土地权利根源表明，预防生态环境问题应当以化解土地权利的正当性危机为逻辑起点，立足土地权利的生态环境友好型再造。为此，应当相信土地权利人并为其设置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义务，使其从土地生态环境破坏者演变为土地生态环境保护者。如此，土地权利可在生态时代重获正当性。

四、生态时代土地权利正当性危机的自我救赎路径

本世纪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所有权向生态环境友好型转变的重要意义，在民法生态化、物权绿化等主张方面提出了所有权的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如果不能在物权法中得到贯彻，无异于纸上谈兵”。“如何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已经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的物权法的重要使命”。这为化解我国土地权利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了理论条件。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报告以独立篇章系统提出了今后5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并提出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生态文明的目标是环境正义与公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区域公平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公平”。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为化解我国土地权利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

1．赋予土地权利生态环境保护目的为保护生态环境，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土地权利中加入了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并设计了具体制度。日本1947年修订的民法典在其第一条增设了“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其第二百七十一条还规定，永佃权人，不得对土地施加可致永久损害的变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如果土地的使用严重违反土地立法规定合理使用土地的规则，其中包括不按土地的专项用途使用土地或土地的使用导致严重降低农用土地的肥力或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则可以没收土地所有权人的土地”。2010年修正公布的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在用益物权部分增设了农育权，以回应土地生态环境保护之时代要求，其第八百五十条之六规定，“农育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定之方法，为土地之使用收益;未约定使用方法者，应依土地性质为之，并均应保持其生产力或得永续利用”。台湾地区“法务部”在其修正理由中申明，“土地是人类生存之重要自然资源，农育权本即以土地之农业生产或土地保育为其内容，故一方面应物尽其用，他方面应维护土地之本质，保持其生产力，俾得永续利用，为谋两者间之平衡，爰增订第一项”［23］(P1358)。我国土地权利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具有公益保护目的。生态时代土地权利应当顺应时代要求，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协调”为指导思想，在土地权利的公共利益目的中加入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并将其贯穿于土地权利的价值、基本制度，协调土地权利的财产利益与生态环境利益的冲突，使土地权利真正变成绿油油的权利。

2．土地权利价值的生态环境友好型注塑土地权利价值应当与时俱进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纳入其中，这是土地权利回应生态时代土地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美国财产法的目的，在现代美国财产法理念的变迁过程中，已充分认识到，环保价值和传统财产权利的适应协调是最重要的”。生态时代土地权利价值演变的首要任务是使土地权利人从“生态环境损害者”变成“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使土地权利具有生态环境友好型。从公平价值来看，土地权利应将公平观念从当代人向后代人和大地延伸，构建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种际公平三位一体的公平价值体系。我国土地权利立法应明确规定，土地权利人应当尊重土地的自然规律，维持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在土地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得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从安全价值来看，我国土地权利应当在传统的财产安全价值中增加生态安全观念。我国土地权利安全价值应当吸收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用养结合和可持续利用的理念，明确土地权利人管理土地的责任，将“维持土地生态环境”作为土地权利人最低限度的生态义务。从效率价值来看，我国土地权利应当在“物尽其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高效利用理念，并引入生态效率理念。针对我国农村土地抛荒、低效利用等违反效率价值的现实问题，我国应尽快建立农民土地退出制度，健全土地消极利用的法律责任，建立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激励和扶持制度。城市土地使用权取得时应当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明确土地使用权人高效利用土地的具体要求和违约责任，使高效利用土地成为土地权利人的一项基本民事义务。

3．健全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为维持人与土地资源的平衡关系，“需要建立生态主义的民法理论，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界定为所有权本身的义务”。(1)改变过度倚重行政立法从外部限制土地权利的做法，增加民事立法中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借助“所有权负有义务”理论，通过对“义务”的扩大解释，将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纳入其中。(2)对土地权利所负之“义务”做出符合生态时代环境保护要求的注解，修复土地权利的边界;增设土地所有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如对土地利用人开发利用活动的监督义务，对土地利用人破坏生态环境的制止义务，对严重破坏、浪费土地的收回义务等，弥补我国公有制下土地所有权人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缺失的问题。(3)在土地权利人消极和积极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基础上，明确土地权利人分担生态环境的管理责任，矫正土地权利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义务缺失问题，提高土地权利人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没有人会否认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最重要的主体，也没有人会承认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唯一的主体。学界公认，生态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但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表现也不能让人满意，在政府之外寻找出路的努力早就开始了。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管制由于其无效、无能与不民主而遭遇四面楚歌”。“在环境与卫生安全管制领域，以合意为基础的决定以及‘合作管制’实验似乎越来越普遍”。自1982年到1997年，“美国行政机关发起了67项协商制定规则活动，做出了35项规则，其中美国环保署就制定了12项协商性规则”。土地权利人能否从生态环境破坏者变成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的合作者呢?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权利自利之外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利益不能通过私权制度来解决，应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即通过个人的自利行动来增进公益，经济学家们对这种可能性显得非常悲观”。传统理论对权利的自利性作了过度解释，忽视了权利的互惠和合作精神。

“经济学家低估了个体之间协调他们的行为来解决共同难题的能力:对自发秩序的可能性持有过分悲观的态度”。当土地权利化解了正当性危机而具有生态环境友好性后，土地权利完全可以对资源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土地权利生态危机的修复与土地生态环境治理契合，土地权利正当性的自我救赎本质上也是土地生态环境治理。从这里从发，土地权利人可以从生态环境破坏者变为生态环境保护者，从单纯的政府生态环境管理对象变为政府环境管理的合作者。我们应当对土地权利报以更多的期望，开启土地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