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为学定义范文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1

关键词：环境行为；社会学；环境问题伴

随着现代文明曙光的出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能源、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与工业生产，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出现，催生了环境危机，引起了城市面貌和环境的巨变。环境行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长期以来，由于各个学者对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定义与选择，因此学术界对环境社会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位。

一、环境行为概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Hines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为了能够避免、解决环境问题，其是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的行为”，提出了“负责任的环境行为”九十年代末，Stern从行为的“影响”和“意向”两个维度，提出了“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将其定义为“强调人的行为对环境产生的何种影响，或者行为者是否具有环保的动机”。我国学界对环境行为内涵的理解并没有到深入讨论的阶段，还存在着不少争议，一种观点是以周志家等为代表，一种是以洪大用为代表，前者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不存在维度交叉，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后者认为环境行为是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行为的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级级增值。即：环境知识、价值、保护态度和行为环节。社会学学者王芳以空间作为人与环境互动的载体，从环境问题着手，以“理性选择论”为基本预设，将其定义为“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等互动行为，包括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主体之间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环境影响等。而崔凤则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行为，将环境行为理解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或环境保护行为。环境行为主要有适应性、社会性、双重性和策略性等特征，其中社会性特征是指环境行为发生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受社会情境的影响，行为主义的信念、期望发生着改变，人格特质、价值体系、情感卷入等内部因素都影响人的环境行为。

二、环境行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1978年，邓普拉和卡顿将环境与社会互动关系视为对象的学说，将环境社会学归纳为“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是对传统社会学预设的批判，二人将传统社会学前提预设中的“人本主义”视为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但是，这种范式忽略了环境影响，只强调了社会事实。环境社会学学者对与邓普拉和卡顿的观点持以继承性的批判态度，传统社会学维护者强调虽然在社会学发展中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并没有完全忽略了环境因素与环境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该全盘坚持或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探讨问题应该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开展。社会学大多数研究者对环境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概括，邓普拉和卡顿等认为，之所以社会学能研究环境行为，是因为他的变化会对人类产生作用。而洪大用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将环境问题能够影响人类正常生产与生活的，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环境问题看作是环境系统失调。因此，对环境问题的阐述可以归结为：一是环境与社会和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环境问题研究；二是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环境问题研究。本文认为环境社会学应以环境行为为研究对象，首先环境与社会关系是人类环境行为建立起来的，其次社会问题涉及到了社会制度、结构等层面。因此，将环境行为作为社会环境学的研究对象，更具针对性、普遍性和综合性特点。

三、环境行为中的社会学

在国外，环境行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来说，环境行为是人的一切行为，这种理解不利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过于宽泛。狭义上来说环境行为是个体行为或者环境保护行为，但是由于环境保护行为只是环境行为其中的一种，现实中不仅有个体的环境行为，还有政府、企业等环境行为，因此，这种理解过于平面。国内对环境行为的理解更具学科性和操作性。但是，这种定义会忽略间接环境行为，虽然具备很多社会学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却是某些环境的根源，并不直接施于环境。因此，本文立足社会学视角下，在国内外已有对环境行为理解认知上，认为环境行为与社会因素有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制度、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都会影响人的环境行为。1.基于行为结果差异的环境影响、破坏、保护行为首先，人们实施的对环境有所影响的行为，是人们做出的有关于环境的行为。其次，环境破坏行为主要包括人类对资源的肆意挥霍与不合理开发、人类大规模的掠夺资源、开发自然，人类象环境中排放有害物质等，导致环境退化、地址地貌的变化，环境受到污染等，是指人类对环境实施的破坏，这些行为会引起环境的退化。2.个体型环境行为、群体性环境行为、组织型环境行为群体型环境行为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指群体成员环境行为相互适应、作用的整体表现，并且还包括学校的环保实践活动、家庭的环保行为等。而个体型环境行为主要包括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是指根据自身意愿，个人实施的环境行为。组织型环境行为包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公司、企业对环境实施的环境行为和不同的行为等，是指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实施的相关行为。

参考文献：

[1]崔凤,唐国建.环境社会学:关于环境行为的社会学阐释[J].社会科学辑刊,2010(3).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2

一、理论界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一般表述

从国内学者就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研究和表述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比较典型观点：

（1）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 [2] 诸如此类的表述还有：环境刑事责任是指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已经构成犯罪所要受到的刑事制裁。 [3]

（2）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4]

（3）认为环境刑事法律责任是指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严重破坏了法律上的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对人、单位、国家、社会和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5]

应当承认，上述种种定义，都从某一个侧面对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或外延进行了揭示，有助于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环境刑事责任的科学定义。但另一方面，这些定义又都分别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加以评述和指正。但在评述和指正这些定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方法问题谈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应当采取“就简弃繁”的原则，尽可能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准确表述出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及外延，就是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尤其切忌将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表达得过于抽象和复杂，否则，将只会给人们理解环境刑事责任的准确含义带来困难。其次，任何定义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企望一个定义里揭示事物的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一真正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所以，我们界定一项事物时，没有必要追求一个绝对适合该事物的“恰当”定义。以此为基点，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我们只需要揭示该定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其能够与其他法律责任（如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军事犯罪刑事责任、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等）区别开来即可，而没有必要将其界定得过细、过精。立足于上述两点看法，我们来评述一下上引三种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表述。

二、对以上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评述

首先，就定义（1）而言，该定义是当前国内法学界尤其是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刑事责任最常见的表述，但事实上，这种定义方式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依据该定义，我们不难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只有在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可以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我们不仅要产生疑问，假如行为人所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没有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是否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呢？假如从该定义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答案似乎只能是肯定的。然而，事实上，刑法在规定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并没有以“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作为要件，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也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废物罪”、[6]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7]“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等，都没有以“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为犯罪构成要件。从这一点上来说，该表述对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界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不宜以此来理解和把握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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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定义（2）而言，该定义尽管看似较为全面，但却容易给人以混乱的感觉，导致人们对环境刑事责任产生错误的认识。因为该定义中内含了五个限定条件，即：“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但该定义却并没有明确这五个限定条件的关系如何，是递进关系呢？还是并列关系？而从法理上来说，这五个限定条件关系如何将直接导致环境刑事责任内涵的不同。例如，假如是并列关系，则环境刑事责任显然就是指包括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严重破坏环境资源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等在内的法律责任。而假如是递进关系，则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致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显然，在并列关系与递进关系的不同情况下，人们根据该定义会对环境刑事责任有不同的理解。基于此，我们认为，定义（2）有画蛇添足之嫌，也没有对环境刑事责任作出相对科学的界定。

再次，就定义（3）而言，该定义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环境犯罪在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上的影响，并且从环境民法、环境刑法及环境行政法三个角度对环境犯罪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全面界定。这种定义方式是较为新颖和有突破精神的。但在具体表述上，该定义也存在明显问题。例如，该定义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对人、单位、国家、社会及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但实际上，环境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国家与犯罪行为人（包括单位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单位、个人与社会或单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将环境刑事责任表述为“对国家、社会与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还说得过去，但如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对人、单位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则是显然不正确的。此外，从法理上来说，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性的保护性法律关系，其主体一方必须是国家。但定义（3）却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应承担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和把握环境刑事责任，则作为环境刑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国家也将是这类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之一，而国家作为刑事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依法理是不可以作为刑事责任承担者的。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定义（3）也没有很科学地表述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也不是环境刑事责任的科学定义。

三、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科学表述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3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理论最初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学者曾对该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范围涉及行政从属性的种类，行政从属性存在的必然性以及行政许可的获得、行政义务的遵守对危害环境罪的成立起何种的阻却作用等等，但就我国学界来说，我国大部分学者只是将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作为环境刑法的一个特征加以提及，很少有专门的研究。

一、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概念

“概念之定义，意为对在什么意义上适用某一特殊用语做出精确的说明。”①它表明运用概念的目的、场合不同，其概念对象所界定的外延不一样，概念所涵定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有所区别。对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研究也应从其概念入手，对其概念进行详细的解析也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所谓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是指依据环境刑法条文规定，其可罚性的依赖性，取决于环境行政法或基于该法所的行政处分而言。②就我国来说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可表述为：依据环境刑法条文规定，环境犯罪的成立与处罚上对于行政的依赖性。其具体涵义有：环境犯罪通常以违反环境行政法上的要求或未获得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许可为前提；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或核准往往能够排除严重危害环境行为的犯罪性；环境刑法对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须参照相关环境行政法规或环境行政命令。环境刑法的研究带给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维方式，这种理性的思辨使传统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作为一种备受争议的新生事物，环境刑法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学者之间对从属性的理解几乎没有大的差异，但是对“行政”的具体涵义的理解，则必须结合一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现状才能确定。因此，在对我国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概念的理解中，有两个要点需要明确：一是“环境刑法”；二是“行政”。

二、环境刑法的界定

（一）国外关于环境刑法概念的述评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义，国外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刑法，指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下列法律领域而言。包括：1.传统核心刑法，即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普通刑法典中之相关规定，如公共危险罪、毁损罪等等。2.特别刑法，行政刑法或附属刑法中规范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而赋予刑法上刑名之规定。3.附属刑法，即环境行政法中相关环境秩序法规范，亦为广义环境犯罪之范畴。4.国际刑法中惩治环境犯罪部分，以及惩治国际环境犯罪的国家间司法协助等等。5.环境刑法与其他各种法律之关系，如宪法、行政法、民法中，一切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均属之。③狭义环境刑法，指以保护环境，制裁重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行为之刑法条款。包括：1.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即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普通刑法之条文，如公共危险罪、伤害、毁损罪等等。2.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刑法，如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之刑法上刑名之罚则。④上述关于环境刑法的广义及狭义之定义，不仅给出了简单的环境刑法的概念而且明确的列举了广义及狭义两个研究范围，那么究竟那个研究范围更为合理呢？广义的环境刑法指的是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所触犯的法律领域。首先，与环境相关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而设立的刑法规范，典型的如我国现行刑法典第6章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规定的内容；二是出于其他目的而设立的与环境相关的刑法规范。例如，我国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放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一些可能与环境有关的犯罪的规定以及外国刑法中的公共危险罪、伤害、毁损罪等等。其次，不法行为包括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犯罪行为。与狭义的环境刑法概念相比，广义的环境刑法概念中包括了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那么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能否成为环境刑法的研究对象呢？笔者的观点是，环境刑法就是规定环境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因此将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纳入环境刑法的范围内是不合适的，广义概念中“不法行为”之表述是不合理的。

（二）我国学者关于环境刑法概念的述评我国学者对环境刑法的定义并无统一的判定标准。通常是借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概念的三种最主要表述方式。即将环境刑法表述为：1.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3.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⑤此外，还有学者基于上述三种表述利弊的分析，将环境刑法表述为“规定认定环境犯罪与适用刑罚的标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⑥。笔者认为，上述表述方式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其中第一种表述是最为常见，也最易为人接受，揭示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必然联系。第二种表述默认的前提是，刑事责任是界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一个独立的范畴。第三种表述暗含的前提是刑罚只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刑罚不能与刑事责任并列。但是第二种表述与第三种表述中默认的前提都是存在一定争议的。第四种表述与第一种表述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在文字的表述上似乎更为繁琐一些，所以笔者认为第一种表述最为合理。

（三）本文所采用的环境刑法的概念及范围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关于环境刑法的概念及研究范围较为明确具体，而我国环境刑法的概念较为笼统概括，要明确我国环境刑法的研究范围，需明确以下几个问题：1.我国的环境刑法是否包括出于其他目的而设立的与环境相关的刑法规范。如前所述，外国刑法中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都将“与环境相关”的犯罪列入环境刑法的研究范围，那么我国环境刑法是否也应将“与环境相关”的犯罪列入环境刑法的范围呢？虽然与环境相关的其他犯罪，如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等犯罪必定会对环境要素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笔者认为，将上述与环境有关的犯罪纳入环境刑法的范围内不妥当。因为此类犯罪不具有典型的环境犯罪特征，保护的主要客体非环境法益，与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刑法规范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环境刑法专门研究的目的就是因为环境犯罪侵害的法益与传统法益相比，有其特别之处，而上述出于其他目的而设立的与环境相关的刑法规范保护的法益主要不是环境法益，若是将有可能侵害环境法益的犯罪都列入环境刑法的研究范围，则无疑会无限制的扩大环境刑法的范围，使环境刑法失去其特性与研究价值。就我国环境刑法现状而言，环境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都有交叉与关联，若因此将这些犯罪列入环境刑法的研究范围，则是明显不恰当的。⑦2.我国环境刑法是否包括环境刑法与其他各种法律之关系。国外广义的环境刑法概念中包括环境刑法与其他各种法律之关系，如宪法、行政法、民法中，一切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均属之。我国也有学者根据犯罪学与刑法学两个学科的不同视角，将环境犯罪分为刑法学上的环境犯罪和犯罪学上的环境犯罪。⑧如果依据犯罪学上的环境犯罪的概念，环境刑法应当包括那些破坏环境资源、尚未达到刑罚处罚程度的违法及不良行为，可见我国也有学者赞同将这些放入环境刑法的研究范围之内。那么这些与环境相关的不法行为，是否可以成为环境刑法的研究对象呢？环境刑法的研究中会涉及到环境权的问题，环境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的界限等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是为了厘清环境刑法的界限，使环境刑法的研究范围更为明确而已。就像我们研究刑法时可能为了厘清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的界限而研究刑法与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但并不因此认为这种关系是刑法的研究对象。国外广义的环境刑法的概念包括与环境相关的不法行为，这是因为在国外一些国家，犯罪与违法没有实质的不同，只是量的差异，而我国认为犯罪与违法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就我国来说，不宜将上述内容纳入环境刑法的研究范围，否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失去了研究环境刑法的意义。

三、“行政”的界定

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是指环境刑法对于“行政”的依赖性，此处的“行政”的具体涵义是什么，无疑至关重要。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看，它关系到环境领域行政法与刑法的协调与衔接，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关系到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内容，而且还关系到出罪的合法化事由的范围，因此，界定“行政”的合理内涵十分必要。关于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表述，国别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国外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中的“行政”奥地利现行环境刑法的构成要件中，皆规定有行政从属性，且统一使用“违反法规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这个用语。行政法规，包括行政法以及行政命令。行政处分则包括行政许可以及其他个别的行政处分。可见奥地利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中的“行政”包括：行政法，行政命令，行政许可以及个别的行政处分。德国的环境刑法则在第324条及326条使用“无权”这个用语来规定行政从属性，此后又在第325条用“违反行政法的义务”这个用语来规定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且在第325条第4项对于这个用语规定了一个很复杂的定义。依据这个定义，违反行政法的义务，是指违反环境保护法规之行政从属性或是违反环境保护上属于德国行政程序法所谓可执行的行政处分之行政从属性。此外，德国立法者也已经澄清，行政法上的义务也可由公法契约而产生，称为行政契约从属性。德国在第二次环境犯罪防治法案中，也将法院的裁判认定是行政法义务的一种理由，而引入德国刑法典第28章之中，这是根据行政营业法的考虑而加以规定的，也称之为行政裁判从属性。⑨可见德国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中的“行政”包括行政法规（包括行政命令）、可执行的行政处分，公法契约与法院的裁判。

（二）我国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中的“行政”我国的犯罪构成与台湾及德日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1.我国关于行政从属性的表述。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环境刑法中行政从属性的表述包括以下几种方式：（1）“违反国家规定”。代表性的法条为《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9条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2）“违反……法规”。如我国刑法第34条的“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第341条的“违反狩猎法规”；第342条、第228条及第41条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等等诸多规定。（3）“违反……的规定”。以我国刑法第343条的“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第344条、第345条和第47条的“违反森林法的规定”为代表。（4）“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许可”，以刑法第339条第2款，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为代表。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1年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做出了立法解释外，其他的“法规”或“规定”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明确的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可见，我国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中的“行政”规定较为笼统。2.我国“行政”范围的界定。我国环境刑法对于行政从属性在用语上没有统一的表述，只有个别一般性的规定，以及分则具体个罪中的规定，显得较为零散。第一“，国家规定”。我国《刑法》总则部分在第96条“其他规定”里指出：“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可见，国家规定就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行政从属性来说，则应当是指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第二，“法规”和“规定”。从法条表述可以看出，采用这种表述方式的空白刑法中，用来填补空白罪状的多是行政法规。例如，34条的“水产资源法规”，341条的“狩猎法规”，342条、41条的“土地管理法规”，343条的“矿产资源法”，344条、345条、47条的“森林法”等等。第三，“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许可”，则显然指的是行政许可。当然，“违反国家规定”、“违反…法规”，“违反…的规定”这些只是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一个提示性标志。一般来说，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是以这个标志加以标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个标识的刑法条文就不具有行政从属性。事实上还有一些环境犯罪并没有类似这样的提示性标志，但是法条对其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也是不完整的，仍需参照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例如我国刑法第151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罪等，虽然没有这样的标志，但是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范围的确定，明显需要参照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所以，就我国目前的刑法规范来看，行政从属性中的“行政”指的是行政法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行政命令以及行政许可。

四、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与相关概念的关

（一）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也称为危害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危害环境罪通常以未获行政机关的许可或违反行政法规的安全标准、安全要求为前提，危害环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全部或部分地决定于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要求，这种危害环境罪的成立对行政法规及行政命令的依附即是危害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⑩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是指依据环境刑法条文的规定，行为可罚性对行政法或基于行政法所的行政命令的依赖性，危害环境罪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是犯罪成立对行政法或基于行政法所的行政命令的依赖性。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环境刑法条文规定，某种犯罪的成立要件全部或者部分的依赖于行政法或者基于行政法所的行政命令，才会产生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因此危害环境罪或者说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来自于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4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p#分页标题#e#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p#分页标题#e#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结语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5

关键词:环境损害赔偿强制监测举证能力监测体制司法能动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涌现，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大量发生，收集证据成为处理环境纠纷尤其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关键。而环境问题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1]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也相应地具有复杂的技术特征，一般当事人很难通过自身力量收集到这样的科学证据，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的监测（鉴定）机构加以完成。如何从专业监测机构及时得到真实准确的监测数据以支持其主张，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中对当事人具有胜负决定意义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得以产生。

一、有关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规定及其理由

环境监测，是指人们对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性测定的活动。[2]在环境问题的个案处理和司法程序中，环境监测可以理解为对有关证据、因果关系等事项的鉴定行为。

所谓强制监测义务，是指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中，环境监测机构依据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即接受纠纷当事人的委托，为其如实提供相关监测数据。强制监测义务首次规定于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以后，已经相继在其他一些立法和文件中得到规定和体现。

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7条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该条款的含义是：(1）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适用范围是适用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具体范围包括两类纠纷：一是关于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大小的纠纷；二是关于赔偿金额的纠纷。(2）监测义务的具体内容为：接受委托，如实提供监测数据。(3）权利主体即前述纠纷中的当事人包括加害人和受害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包括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89条也规定：“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2009年《环境保护部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第24点指出：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的，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该意见是环境保护部的政策性文件。虽然它不是法律法规，但它对之前相关立法规定作了基本总结。在适用范围上，它从“固体废物污染”和“水污染”扩展到一般的“环境污染”，从而扩大了环境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应用范围。

规定环境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监测本身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其一，它是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哨兵”、“耳目”，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管理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任何环境决策都离不开环境监测基础数据的支持，每一项环境管理措施的优劣成败都要依靠环境监测来验证。[3]环境监测不仅是政府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开展自身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二，它是加强环境执法的重要依据。我国为加强环境监督管理而建立的各项环境执法制度和措施（如环境标准、排污收费、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环境信息公开等），以及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如超标、超总量、超范围排污、违规监测、污染事故等），都涉及到技术上的指标、质和量等问题。这些都离不开环境监测提供的技术支持。其三，它是处理环境纠纷的重要保障。环境污染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多元性与继续性等特性，导致赔偿范围诊断不易或是赔偿数额难以计算等缺失。[4]因此，作为专门鉴定的环境监测就非常必要。环境监测通过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和污染纠纷的仲裁监测，可以确定环境是否受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受何种污染物污染等，这就为正确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提供了技术依据。[5]

另一方面，环境监测机构比其他机构更适合作为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首先，从当事人角度来看，受害人举证能力有限，或者双方容易对监测数据产生争议，从而无法形成权威统一的数据。目前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在诉讼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证据收集。污染监测的数据基本都掌握在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和排污者手中。让污染受害人去收集有关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受害人没有任何监测手段，即使监测，由于没有资格认定，其监测结果也不可能被法院接受。[6]其次，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作为是非曲直的裁判机构，不擅长科学技术问题的判断。各级法院作为纠纷裁决机关，对那些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监测数据，要求其作出精确的论断，无异于让法院进行无穷尽的科学审判，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7]因此，法院也不适合调查收集和判断环境监测数据。最后，从环保部门和环境监测机构的角度看，它有法定监测的职责并拥有技术优势，但是，环保部门往往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监测后不给监测结果。[8]我国台湾地区亦有类似情形，因事涉高度争议，鉴定单位或机构欠缺进行鉴定的意愿。[9]

从实务部门的一些反馈来看，[10]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出台，对克服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的举证难题，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环境侵权中的功能定位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出台，在本质上由环境侵权及其构成要件的特殊性所决定。同时，强制监测义务的作用发挥，也基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在价值和程序上的特殊要求。

环境侵权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方面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具有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复杂性[11]和高度科技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决定了环境侵权诉讼必然要涉及并且运用环境监测等科技手段来推动诉讼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环境侵权责任的特殊构成要件。

传统侵权责任一般由过错、违法行为、损害结果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四要件构成。而在环境领域，环境侵权责任由污染行为、损害后果以及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构成，没有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要求。这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减轻了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环境侵权中的受害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但是，环境侵权责任的成立，仍然需要污染行为、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的支持，而要证明这三点绝非易事。特别是在因果关系证明方面，一个普通人要进行这种证明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要求这样一种程度的加害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严密的科学证明，不仅受害人会被课以近乎不可能的证明义务，而且也是在要求法院作没有穷尽的科学审判，其结果就很难发挥救济受害的作用。[12]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为了进一步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确立了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13]在该规则下，受害人只需证明加害人的污染行为以及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即可，转由加害人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由此，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得以进一步减轻，双方的诉讼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

然而，即使立法确立了有利于受害人的证据规则，也并没有完全免除受害人的所有证明责任。在上述规则分配的举证责任中，受害人仍然需要证明加害人的污染行为以及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后果。而在实践中，受害人往往为单一或分散的自然人，不可能拥有专业技术能力来证明排污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其自身所遭受的损失大小也很难证明，或者该证明难以得到法院的认可。因此，受害人的举证能力仍然是相当弱小的。为完成举证责任，受害人仍然必须借助于拥有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应资质的监测（鉴定）机构来帮助证明污染的性质、类型和程度，以及损害的范围、类型、程度和大小。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出台，为受害人运用监测技术手段证明上述要点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了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从而为受害人及时有效地得到救济和赔偿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

当然，强制监测义务规定不只是有利于受害人。加害人也可以利用强制监测义务条款来提升其举证能力，特别是通过环境监测来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免除其赔偿责任。

从裁判机构的角度而言，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在科学问题上的知识“欠缺”，并且使其从对科学问题的判断中脱身而出，从而更好地利用其专业优势对案件进行法律判断，这样有助于推动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诉讼中并非万能。环境污染本身的复杂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科学技术和环境监测技术在一定时期内的落后性，导致可能无法进行监测或者监测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包括损害之因果关系难以确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往往有很长的潜伏期并有空间之隔离、不明污染源难以处理等等。[14]因此，强制监测义务规定无法完全克服环境侵权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在客观上并不能完全保证当事人及时、准确、完整地得到监测数据，从而使一方当事人的主张难以得到有力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要仰赖科技实验与检测等科学手段得到确实论证后再依此而作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那么，侵权行为法之公平、及时地救济被害人之目的又怎可得到实现呢？[15]

因此，基于科学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作为科技手段的环境监测的局限亦不可避免。在此情形下，要实现环境侵权诉讼中及时救济受害人的目的，还必须超越工具主义，在技术应用和诉讼程序中尽力发挥法律的价值判断功能和法院的司法能动功能。

三、强制监测义务的正当性反思

强制监测义务规定根源于环境诉讼在法律价值上对受害人利益保护的特殊要求。但是，该规定的出台，在追求受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却面临着另外一方利益主体的拷问，即要求环境监测机构承担强制监测义务的正当性何在？

从立法的规定来看，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为“环境监测机构”。什么是环境监测机构？环境监测机构在性质上是行政主体还是民事主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承担监测义务的主体是所有的环境监测机构，还是部分监测机构？对此立法条款并没有作出明确说明。在我国，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环境监测工作性质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之争，环境监测工作及相关机构、人员在定位上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16]

在实践中，我国的环境监测机构具有多样性。如果我们从纯粹技术层面把环境监测机构界定为“对环境状况进行监测的机构”，那么，根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21条的规定，环境监测机构包括三类：具有监测能力的排污者、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经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认定的环境监测机构。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未经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认定的其他环境监测机构，如其他部门、行业或者单位的环境监测机构在其部门、行业或领域内也可能具有相应的监测资质和能力。[17]

上述监测机构中，排污者的监测行为属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行为，不具备对外提供监测服务的资格，因而在强制监测义务的主体范围之外，其他监测机构的法律定位并不相同。

《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政府部门设置的各级环境监测站是科学技术事业单位，同时根据主管部门的授权范围，对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行使监督和检查权力。根据该条规定，环保部门设置的环境监测机构是事业单位。《民法通则》第50条将事业单位界定为“法人”，从而使事业单位成为民法法人。[18]但是它在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行使部分行政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施的监测行为属于授权行政行为。主管部门与监测机构属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监测机构之间上下级属于业务指导关系。[19]可见，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但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行政主体的属性。在中国，事业单位同时承担政府职能是常见的现象。[20]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其大致也属事业单位；[21]如果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设立的，则可能是事业单位，也可能是纯粹营利性企业。在中国，事业单位的法律定位绝非一种模式能够涵盖，既有行政管理性事业单位，也有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还有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22]

问题是，立法中被赋予强制监测义务的监测机构指的是环保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还是所有类型的监测机构？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在立法没有明确限制或排除某一类型监测机构的前提下，条款中强制监测义务的承担主体应当包括不同类型的所有环境监测机构。这种理解符合强制监测义务的立法初衷，即在更大程度上方便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选择监测机构并获取监测数据，从而强化其举证能力。但是，法律不加区分，强行赋予不同性质的监测机构以同样的监测义务，这样规定是否妥当？

对于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而言，它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行使部分行政权力，具有行政主体的属性。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公法主体。在此前提下，法律可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目的的需要，要求它承担法定的职责。可以将强制监测义务理解为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的公法义务。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监测机构，法律能否径直赋予其强制监测义务呢？从法理上讲，污染纠纷当事人和该类环境监测机构在法律上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之间只能形成基于意思自治原则的民事委托关系，环境监测机构可以接受委托，也可以不接受委托。监测义务的产生，只能通过当事人与监测机构的双方合意而形成。在没有合意约定的前提下，法律强行赋予该类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正当性何在？

在民法上，强行要求平等主体的一方与另一方缔约，这种现象被称为“强制缔约”。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将其解释为“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23]强制监测义务条款能否通过强制缔约理论获得正当性？在现代社会的民事活动中，强制缔约现象比较普遍。[24]根据学者的分析，强制缔约一般发生于公用事业领域，一方当事人通常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在市场中处于垄断性地位，而另一方通常处于弱者地位。原来抽象平等的当事人，已经“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25]如果强制缔约理论可以成为强制监测义务条款的正当性依据，那么，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的当事人真的是“弱而愚的人”吗？当事人与监测机构之间在事实上不再是“自由平等”的关系了吗？

从实践来看，环境监测机构类型多样，各个监测机构并不具有市场垄断或支配地位。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当事人自由选择监测机构的机会并没有受到限制，交易双方仍然是比较平等的，自由缔约应当能够发生。更何况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加害人，其往往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并非“弱者”。显然，立法用强制干预来取代契约自由，用法定义务来替换约定义务，用善良愿望假想市场实践，实质背弃了契约自由的私法自治精神。因此，法律不顾环境监测机构具体性质的不同，强行要求其他类型的监测机构承担强制监测义务，欠缺足够的正当性。

四、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形式缺陷

除了义务来源的正当性欠缺，我国法律上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还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缺陷。

首先，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假定前提错误。一方面，对于行政职能性监测而言，既然属于法定行政义务，那么监测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否则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服务性监测而言，面向市场的监测机构，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正常情况下应当会接受监测。更何况，目前我国环境监测机构的资金严重不足，业务经费非常困难。[26]如果能够通过提供监测服务缓解经费问题，何乐而不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基于“环境监测机构不愿意提供监测服务”这一虚假性前提而设计的强制监测义务，显属多余。

其次，强制监测义务的权利主体过于宽泛。众所周知，环境纠纷当事人包括污染者和受害人。法律规定强制监测义务的初衷是强化受害人的举证能力。但是，立法条文表述中使用的是“当事人”这样宽泛的概念，并非专门针对受害人。作为加害方的企业和其他单位也有可能利用该条款来要求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服务。加害方往往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强大，它有能力也更容易寻求到更“权威”、更符合其诉讼利益的监测机构，法院往往也更倾向于采信该等监测机构提供的监测数据。这样，法律所设计的以弥补受害人举证能力不足为初衷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在实践中完全会被强势一方的加害人利用，从而产生新的举证能力失衡现象，背离该制度设计的初衷。

再次，强制监测义务的内容残缺。它只规定了监测机构接受委托如实提供监测数据的义务，但没有规定提供监测数据的完整性要求和及时性要求。如实是对数据真实性的要求，完整是对数据全面性的要求，及时是对数据时限性的要求。这三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即使可以认为所谓“如实”，是指环境监测机构应恪尽职守，客观地对环境状况进行监测，完整、公正地向委托人提供监测数据和结果，不能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歪曲事实，或者提供伪造、虚假的数据，27从而将“完整性要求”纳入到“如实”义务的范畴，但是，及时性要求仍然没有规定在法定义务之中。这样，监测机构有可能刻意拖延监测或者延迟提供监测数据。

最后，强制监测义务的责任机制缺失。虽然立法规定了环境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但是并没有规定违反强制监测义务所产生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对于环保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而言，它违反该义务，拒绝接受委托，或者提供虚假的监测数据，能否导致诉讼？如果致讼，被告是设置监测机构的政府部门，还是监测机构本身？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如果是民事诉讼，面临的问题就会如其他性质的监测机构一样。如果是行政诉讼，谁是适格被告？如果不能导致行政诉讼，强制监测义务又如何得到有效保证？对于其他类型的环境监测机构，如果其违反强制监测义务规定，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有观点认为，违反这一义务，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承担民事责任。[28]那么，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具体责任形式是什么？赔偿损失还是继续履行义务？如果是赔偿损失，损失如何计算？如果是继续履行义务，监测机构即使向当事人提供了监测数据，也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的举证超过举证时限，这时该怎么处理？立法对这些问题均未作出回应。法律规范中责任形式和追责机制的缺失，很有可能导致监测机构回避强制监测义务。这样，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实施将大打折扣，立法者期待的解决当事人举证难的美好愿望也可能成为镜花水月。

五、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对法院的影响

当监测数据作为诉讼中的重要证据时，因为法律规定监测机构负有强制监测义务，监测数据的提供自然落到当事人和监测机构的身上。这种规定极易影响作为裁判机构的法院的行为。在当事人请求法院调查收集监测数据时，法院会依据该条怂恿当事人诉诸监测机构获得相关数据，而不会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遑论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相应的证据。

从国外实践来看，无论是英美法系体现司法消极主义的“当事人主义”，还是大陆法系体现司法能动主义的“职权主义”，两种模式既依赖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也离不开司法能动性的发挥来加以维系。[29]即使是在司法消极主义盛行的美国，法院在环境保护事务中的作用也并不像在普通私人事务中那样消极。美国联邦法院在三个阶段的环境管制过程中都扮演了较为主动的角色。[30]纵观美国司法史，一直以来，联邦法院的能动司法促进了法律领域中的许多变革，从而为法院赢得了崇高而神圣的社会地位。

更重要的是，法院纯粹裁判的理念和做法，完全无视诉讼特别是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特点。一般而言，诉讼并不仅仅关乎“个人利益”，它同时也关乎社会公益。对此，耶林深有认识：“主张权利的人……的行动远远超出他一身的利益和效果。其行动带来的一般利益，已不只是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所自我主张的理念利益，而是任何人都感知到的极为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31]也就是说，私人主张权利的行动，虽出于主观自利动机，但会产生客观公益效果。[32]特别是，环境污染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诉讼不同于其他普通诉讼，环境诉讼攸关整个环境品质及受害人之生存权利，与如何制止侵害连续发生之问题，涉及事业活动之公众性、社会与政治性争点，属“现代型纷争”之一。[33]在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原告）的诉讼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性（私益增进公益），即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后，该裁判结果会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效应，有助于遏制污染行为的扩散和蔓延。这种效应具有普惠性，其利益超出原告的受益范围，惠及当事人以外的周边广泛的社会公众。在此情形下，法院若无视私人环境诉讼所具有的正外部性，一味追求形式中立而不顾相关证据的收集，最后导致不能追究环境损害行为的法律责任，受害人亦得不到有效救济，则该裁判无异于使法院沦为社会公益受害时在一边袖手旁观的“看客”甚至间接的“纵容者”，进而招致“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恶名，从而使其“社会公平正义化身”的形象大打折扣。显然，这样的潜在负面后果并非法院所乐见。

另外，立法以法院不擅长监测数据的判断作为赋予监测机构强制监测义务的理由之一，[34]该论证可能欠妥：一方面未加区分证据收集与证据判断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淡化法院在收集和判断证据上的法定职责。从职能上讲，对证据真伪进行判断是法院审判的应有之义。而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的重要证据，无论该证据涉及多么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法院都有权力并有责任进行判断。并且，法院是否具有对科学证据进行判断的能力，属于法官知识结构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法院不进行该类证据判断的理由。法院可以通过程序审查、专家证人等制度来弥补其在科学证据判断能力上的不足。

六、完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的建议

要克服我国强制监测义务方面的缺陷，必须改革环境监测体制，完善强制监测义务规定，同时还需要加强其他方面的配套建设，多管齐下，进而克服环境损害中受害人因举证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维权困境，公平处理和有效化解环境损害赔偿纠纷。

（一）改革环境监测体制

理顺强制监测义务背后相关各方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首要任务以及根本之道在于改革环境监测体制，区分行政职能性监测和社会服务性监测。行政职能性监测也被称为监督性监测，社会服务性监测也被称为服务性监测。[35]行政职能性监测是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能的重要技术手段，由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来实施，并且应当通过政府部门（主要是环保部门）授权监测机构来具体实施。社会服务性监测则是为社会有偿提供环境监测服务行为，所有具有相应监测资质的监测机构都可以提供该种服务性监测，包括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而环保部门的角色主要是对各种环境监测行为的监管。这种改革的目标是使环保部门从具体的环境监测事务中解脱出来，由直接操作者转变成间接监督者，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环境监测的监督管理部门，当裁判员而不是当运动员。环境监测由政府职能转变成服务职能，为环境监测的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使环保领域的服务体系更加完善。[36]

可喜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改革环境监测体制的重要性，并且试图通过立法明确改革的目标。2009年初，环境保护部负责起草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5条和第58条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环境监测机构，从法律上将环境监测区分为行政职能性监测和社会服务性监测。其中，行政职能性监测由环保部门所属的监测机构来实施，其行为在性质上应视为环保部门授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工作人员按公务员要求进行管理。在此意义上，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具有行政法主体地位，负有公法义务或公共职责。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监测数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环保部门提供。如果环保部门不依法提供，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而对于社会服务性监测，可以由其他类型监测机构提供，也可以由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提供。在此情形下，监测机构与要求提供监测服务的当事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监测义务基于双方的监测服务合同或者委托合同而产生。即使是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此时提供监测的行为也并非具体行政行为。

在理顺环境监测体制之后，强制监测义务由负有公法义务的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承担更为合适。具体理由是：其一，也是最根本的，它享有部分行政职权和公法职责，由该公共职责可以衍生出其公法上的监测义务；其二，它属于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提供监测义务具有相应的经费保障；其三，它是专门的环境监测机构，具有足够的技术保障。当然，即使是强制监测义务，也不会改变其与监测结论需求者之间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一旦发生纠纷，仍按照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加以解决。

（二）合理分担环境监测费用

立法虽然规定了强制监测义务，但是没有对监测费用的承担作出规定。而在环境纠纷中，鉴定工作不仅在技术上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时间与金钱的花费上亦相当不经济，因鉴定费用过高，当事人难以负担，甚至鉴定费用已超过求偿额。[37]因此，合理分配监测（鉴定）费用，于强化当事人举证能力并实现其诉讼请求颇有必要。

强制监测义务的承担主体是环保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机构，其具有一定的行政主体属性，负有一定的公共职责，并且其经费来源于国家全额拨款，因此它应当免费为受害人提供监测服务，在不能完全实现免费监测的情况下，至少在收费上应不同于其他类型监测机构，收费标准应大大降低。对此，立法可以比照诉讼程序中有关诉讼费用减免缓交制度，通过建立监测费用减免缓交制度，保障其诉讼权益和实体权益得以实现。将监测费用减免缓交的义务施于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符合其公益事业单位的法律定位。所以，笔者认为，《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8条对环保部门所属监测机构与其他类型监测机构在收费标准上不加区分的规定，不能体现两类监测机构性质的不同，更不符合立法规定强制监测义务以救济受害人利益的初衷。

对于其他提供有偿监测服务的监测机构，应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由当事人和监测机构双方协商确定费用承担。当然，为保证当事人能够得到必要的监测服务，国家可以制定一般的收费标准。[38]在该标准范围内，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具体金额。

（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获取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是重要的环境信息。当监测数据作为政府公共环境信息的一种形态存在时，它的获得，就不必要通过委托监测机构来获取，而是可以先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来获取。

依法公开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39]在实践中，发生公共环境事故或突发环境事件后，环保部门会直接或者通过委托监测机构来进行环境监测并采集监测数据，并通过公共媒体等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环境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属于该事故或事件的受害人，为了诉讼的需要，可以根据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规定，以直接通过公共媒体等方式获取监测数据，或者请求环保部门提供相关监测数据。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环境信息公开作了一般规定，但没有对环境事故中监测数据的公开作出具体规定。《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基础上有所细化，其第8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环境监测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申请提供环境监测信息，除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环境监测信息。”上述条文为解决环境事故受害人在监测数据的获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这一规定如能顺利出台，将成为环境事故中受害人获取环境监测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法律依据。因此，在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多途径获取监测数据的渠道，从而进一步克服监测数据不足的困难。

（四）强化法院证据调查和认定的功能

在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环境监测数据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在调查收集该种证据时，不应当忽略法院的作用。为了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环境诉讼实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应强化环境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的职责。具体而言，法院应摒弃普通民事诉讼中在取证方面的消极态度，奉行司法能动主义，依职权主动调取相关证据；或者如有的学者主张的那样，法院负有依当事人的申请向有关机构调取证据的义务。[40]

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activism)，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41]遵行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42]既然当事人的证据具有局限性，那么法院调查取证就有助于更进一步接近司法实质正义，而实质正义可能比程序正义更切合当代中国民众对司法功能的预期。

法院除了积极调查取证外，还应当克服环境诉讼的科学不确定性带来的证据认定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在因果关系推定方面。目前的有关民事程序立法只是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推定方法。对此，在因为科学不确定性而使因果关系认定陷于停滞或僵局时，法院应超越环境监测的技术局限，从救济受害人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为指导进行因果关系推定。在具体个案中，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如盖然性因果关系说[43]、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反证说等[44]。同时，在被告加害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法官形成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心证，使案件的审判结果对原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原告进行反证，被告的证据。[45]

在事关公共利益的环境诉讼中，法院更应当积极调查取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有关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取得相关证据材料，从而弥补当事人因技术和费用原因而导致的举证能力的不足。在因科学不确定性而陷入证据认定僵局时，应本着公平正义原则，灵活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避免案件审理结果纵容违法行为而损害受害人利益和公共环境利益。

（五）小结：立法建议

在完善环境监测体制、政府信息公开和法院调查取证等配套建设的基础上，现行立法应当对强制监测义务的规定作相应的补充，具体可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也是首要的，将强制监测义务的承担者明确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机构”，而不是模糊的“环境监测机构”。这样，承担强制监测义务的监测机构得到进一步明确，即仅限于环保部门设置的环境监测机构。其他类型的监测机构，包括其他政府部门设置的监测机构，因其立法定位主要在于社会服务性事业单位或者纯粹营利性机构，而且其主管部门（如果有的话）也不具有环境监测的法定职责，从维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秩序出发，立法不宜将这类监测机构作为强制监测义务的一般主体。

其二，完善强制监测义务的内容，将提供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时限性要求体现在监测义务之中。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建议规定：“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完整、及时地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其三，将有权要求提供监测服务的主体缩小限定为“受害人”，而不是宽泛时当事人。在环境纠纷中，当事人实体利益差距过大，资讯不对等、进行诉讼能力不对等，受害人处于弱势，加害人处于优势。[46]如果要求监测机构为环境纠纷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监测服务，一方面不能体现对受害人利益的倾斜保护，不符合实质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会加重监测机构的工作压力和经济负担。将有权要求提供监测服务的权利主体限定为“受害人”，而不是笼统的“当事人”，才能更进一步体现立法对作为弱者的受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否则强制监测义务条款可能导致当事人之间举证能力的进一步失衡，从而偏离强化受害人举证能力的立法初衷。

其四，明确法律责任。建议规定：“监测机构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后不如实、完整、及时提供监测数据的，环保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其五，合理分配监测费用，将强制监测义务明确规定为无偿服务或廉价服务。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修正，新的一般性强制监测义务条款可表述如下：“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完整、及时地提供有关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不接受委托或者接受委托后不如实、完整、及时提供监测数据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注释:

[1]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2]《环境科学大辞典》，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3]《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解读〈环境监测管理办法〉》,httpl//hjywt200709/t20070928_109703.htm,2009年4月27日访问。

[4]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第130-131页。

[5]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6]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7]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8]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9]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10]笔者对广东省中山市、四川省成都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等地环保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强制监测义务的规定对监测机构产生了影响，监测机构一般情况下均愿意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提供监测服务。

[11]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4页。

[12][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均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14]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15]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6]《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解读〈环境监测管理办法〉》,httpl//hjywt200709/t20070928_109703.htm,2009年4月27日访问。

[17]需要说明的是，环保部门的“认定”不是监测机构行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环保部门的“认定”使得监测机构行为合法主要是指其监测数据得到环保部门的认可。有意思的是，这种合法性认可是由环保部自身的“部门规章”（《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据此推论，其他部门和行业的监测机构在其部门和行业内部也可以通过该部门或行业的“部门规章”而得到合法性认可。掌权者给自身赋予权力，违背了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极易导致权力失控和权力滥用。

[18]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19]《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6条。

[20]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21]如《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环境监测工作的通知》指出，地质环境监测机构是从事技术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

[22]石旭雯、任尔听：《论我国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法治论丛》2007年第2期。

[23]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24]梁慧星等：《中国民法典：合同编条文建议稿》（总则）,tianyacn/new/rechForum/Content.asp?idltem=83＆idArticle=264486,2009年4月19日访问。

[25][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26]于涛：《环境监测市场化的思考》，《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7]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6

关键词：本土化；道德实践；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和热点议题。关于什么是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以及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移植与释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生态阐释、中国现实伦理政策的理论提升是常见的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路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服务于实践，环境伦理学理论亦应如此。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就是要能够从中国的环保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能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讨论和解决，为本土的环保实践提供学理支持。因此，本土化不是从理论源流而是从理论解决本土问题的效能来看待的，只有能够推动本土道德实践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本土化理论。

一、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与环境伦理学理支持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要以问题为出发点，要面向中国环保实践中的问题来提出伦理理论，并且用理论推动和指导环保实践。也就是说，本土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是环境伦理要务是要激发公众自觉践行环保的道德动力。“所谓个体的内在道德动力，是指道德个体建立在一定道德认识基础上的自觉接受和践行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力量。由于内在道德动力是以个体一定的道德理性认识为前提，以个体一定的道德自觉性为特征，所以它一旦形成，就是个体的一种主体力量，对个体的道德追求会有较深刻的驱动。”道德动力是促使道德行为的重要源泉，但道德动力又不是一般的心理活动，它是基于一定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才能产生的强大力量。因此，环境伦理学理论能否给道德主体提供正确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激发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主体的道德意志，是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关键。基于公众环保实践的践行度低这一本土问题的分析，在多种原因别强调环境伦理学理论的不成熟不到位不给力，不能主观臆断而需要有详细的学理分析，也期望通过对已有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对于中国本土道德实践的效能来寻求构建中国本土环境伦理学的思路。

二、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伦理论证

环境伦理学理论如何给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道德动力，早期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最初探求的思路是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认为一旦论证了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人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就必须发生变化，就应从占有、控制、压榨和破坏自然的态度转向敬畏、尊重、感恩自然的态度，通过公众对自然道德态度的改变来形成保护环境的道德动力。早期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基础，对“自然具有道德地位”这个命题展开了论证。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以功利主义伦理学理论为基础论证动物的道德地位。按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一个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看其是否具有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因为功利主义理论认为凡是带来快乐的事物就是善的、道德的，凡是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不道德的。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一切存在物拥有道德地位和道德身份的前提条件。辛格说：“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则都要求我们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就目前所能做到的初步对比而言）重要。如果一个存在物不能感受苦乐，那么它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能力是关系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的唯一可靠界限的原因。”按照辛格的这个看法，动物显然具有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因而也显而易见地具有道德身份和道德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和人一样是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从理论促进实践的角度，辛格的动物保护理论在西方掀起了动物保护运动，对西方公众改变对动物的道德态度、采取素食主义、不穿动物皮草等道德实践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西方社会文化和背景下，动物解放理论具有其西方本土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效能。

汤姆・雷根（Tom Regen）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从动物权利论开始。动物权利的伦理学理论基础是天赋权利。天赋权利是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只要论证了自然界事物具有天赋权利，人类就必须像尊重他人的权利一样尊重自然事物的权利，而不得对动物及自然界进行任意挞伐。循此思路，汤姆・雷根以权利主体的不断拓展为线索，指出在美国的权利斗争运动史中，先是黑人通过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获得了基本权利；接着通过反对性别歧视的社会运动，女性获得了基本权利。按照自由主义的权利拓展路径，下一个要进行的就是反对物种歧视的运动，通过反对物种歧视，动物和自然界将获得基本权利。动物和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岩石河流、飞禽走兽获得基本权利，也就意味着在道德上获得了被尊重的地位。对于动物保护的道德实践而言，动物权利论援用西方的权利概念作为道德理论的基础，对西方的公众具有非常强的激发力和号召力。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一道，促进了20世纪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动物保护运动，对西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持和精神动力。

除了趋乐避苦的善恶感受能力和天赋权利的伦理学理论基础，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也是该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存在物具有一种自身内在的、不以它自身之外的事物为目的的内在价值，人们就应该道德对待该事物。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依据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理论，把它运用到自然事物方面，肯定自然事物具有不以人类的偏好和利益为转移的内在价值，提供了一种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人们应该尊重并善待自然的道德理由。具体说来，自然事物具有先在性、自在性、自为性的特点。所谓先在性，是指许多自然事物是先于人类数万年就存在的，在自然事物存在之后才进化出人类，自然事物先于人类存在。自在性是指自然事物的成长几乎与人类无涉，在人类不曾干涉过的自然界，花草鱼虫自在地生存繁衍，生生不息，并不以人类的喜好为喜好。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自然事物进行了利用，但并不能改变自然事物本身的自在性。自为性是指自然本身就是自身的目的，自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才存在的，而是为了自身的自我实现而生存变化的，自然自身即目的。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就具有内在价值的意思，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内在价值一直是比较有力的道德说辞，论证了自然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公众在自然中活动的时候就必须尊重小草、小花、斑马、野鹿自身的内在价值，也为西方公众参与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动力。

不仅是传统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被用来证明自然具有道德地位，为公众参与环保实践提供道德动力，现代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也被伦理化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生态学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有机、相互联系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自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息息相关、共生共荣。同时，每个自然事物都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丽作出了自己的生态贡献，因而具有生态系统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并不比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事物高贵，人类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而且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丽方面的能力与自然事物相当甚至不及。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事物与人类在生态系统上是平等的，并且衡量事物的价值和地位不应以人类的偏好和利益为中心，而应该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为中心，是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美国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中论述道：“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存在物有助于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平衡时，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负价值的。生态价值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自然存在物因其生态价值具有内在价值而具有道德地位。近代以来，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科学上正确的在道德上也具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作为现代科学的生态学为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生态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倾向被赋予伦理学意义后，就对公众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观念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也促进了用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从事保护环境的道德实践。

通过对自然进行“道德赋值”，提升自然的道德地位来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的伦理论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运动的初期对于公众转变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有一定的激发作用。但是，这样的伦理论证本身存在着许多理论困境。在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理论构建中也提到人，但是其谈及人的语境通常都是以普遍的全称代词“人类”出现，对于国家、民族、地域、个体的人未有细致的研究。而且，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中，人作为德性主体所具有的内在道德品质、道德修养、个体美德等通通失语。相反，人通常是无知、自大、狂妄、贪婪、短视、急功近利等不道德的形象，有意无意地抬升自然的道德地位和贬损人的道德形象成为早期环境伦理学理论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这样，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就形成了一个“道德的自然和不道德的人”的论证逻辑。尽管对自然的重视和人类以往行为的反思和批评是必要的，但如果以“道德的自然和不道德的人”的逻辑建构的环境伦理学不但是不客观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伦理学。以这样的伦理学思路也许可以对盗猎者、伐木者等人类群体中贪婪无厌、漠视自然的人提出批评，但无法对像徐秀娟、索南达杰、梭罗、卡逊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的人作出解释，也无法激发和号召更大范围的公众自发内在地积极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三、人类具有保护环境的道德能动性论证

意识到通过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来实现激发公众从事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些伦理学家把视野转向对人的关注，并且提出早期西方环境伦理学家对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论证逻辑是“人未到场”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应该从以“自然”为起点的逻辑论证转向以“人”为起点的逻辑论证，也提出了环境伦理学应该是建立于新型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学，是以激发人关爱自然的内在道德自觉为主的环境伦理学。一些环境伦理学则对论证自然具有道德地位的论证逻辑的规范伦理倾向进行了批评，提出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关照自然，认为人道德地对待自然的理由在于人自身对自我的认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即便自然存在物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也尚未发现重大的工具价值，有德性的人仍然会基于自身内在的德性而道德地对待自然，其行为的最终依据是其自身的德性使然，而非假以自然本身的价值变化或权利获得。“人为自然存在物承担道德义务的依据，并不必然是自然存在物有无道德地位、是不是道德主体，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有没有人之为人的本性，人能不能为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做出承诺，能不能成为生态道德的主体。人的自我品格、生态德性较之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更具有优先性。”罗纳德赛德勒说：“拥有环境美德的人比没有它的人生活得好，因为他们能从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中找到奖赏、满足和舒适；他们的品格――他们能够欣赏、尊重和热爱自然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得到这些益处。”对于环境美德的拥有者来说，拥有这种品德不只是为了保护自然，而是能够培养出可以从多方面的好中悦纳和欣赏自然的品格特征。环境美德的伦理论证就是努力说服人们，作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其稳定的道德品格包含着随时行动的意向（disposition）；相对于人们对规范的认可与遵守而言，德性在道德行动上已经是规范内化的结果，是能够促进道德实践的恒定动力源泉。环境美德要进一步论证的是，人具有敬畏自然、关爱自然的道德品质，这种德性可以直接、持久、恒定地促进公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的道德动力。

深层生态学理论从人类需要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来论证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来源。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际自我实现，而是在体悟到人属于自然生态共同体意义上的生态自我实现，是大写S的自我（Self）。深层生态学认为，在以往自我的概念中，自然被遗忘了，我们最亲密的环境、我们的家园（我们作为孩童归属于那里）都被忽略了。因此，奈斯提出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的概念。生态自我要认识到我们是与自然事物一起生活在生态共同体中，在这种认同中我们能够达到大写的自我实现。而且，生态自我的自我实现不仅要加强对自然事物的认同，还要努力提升自然事物的自我实现，按照“活着和让他物活着”的原则来帮助其他事物的自我实现。在拓宽和加深我们的自我时，每种事物都可以达到利他主义――忠诚、道德地为他者考虑。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人的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也是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需要；与生存的需要相比，自我实现的需要被赋予了更多积极向上的意义，正当、积极的自我实现也被视为是好的、善的，能够激发人的超越外物干扰而具有恒久力量的一种心理机制。用人们生态自我的自我实现力量作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动力，遵循了从人自身出发来寻求道德动力的思路，并且将从深层寻找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心理能量作为道德动力。在道德实践中，西方有许多深层生态学者（包括诗人、登山者、文学家等）有过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道德体验，更容易成为保护环境道德动力的实践者。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特别是环境保护的运动还存在着一个道德动力，即对环境正义的诉求。环境正义理论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特别是抵制非正义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运用了正义理论来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动能。环境正义理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分配的正义，二是承认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是指环境资源的分配和环境负担的承担的正义。在环境资源的占有和环境负担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公众会积极参与环境权利的维护以及相关的环保社会运动，“邻避运动”就是典型的环境正义激发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运动的形式。但是，“邻避运动”与“公有地悲剧”一样都存在着环境的公共性和外部性最终谁来承担的问题。仅仅用分配的正义所激发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环境问题在社会层面上的公正，但是从公共环境的改善方面还有待完善。分配的正义是指对环境利益的分配，带有一定的物质利益色彩。承认的正义是指环境利益的分配不公必然隐含着那些承担环境恶物的群体从道德上不被尊重和认可。与一般的环境利益受损对公众产生的反对环境恶物的力量而言，承认正义更能激发出公众作为人希望得到尊重、承认的内在尊严，激发公众反对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积极保护环境的道德实践。这种力量既具有一定的现实利益，也具有深层的人格尊严的力量，其强大的道德动能已经在“邻避运动”等环境运动中得到了证明。

四、面向道德实践与援用本土资源的本土化理论构建

之所以不惜笔墨梳理和分析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理论逻辑、伦理学基础及其与公众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想为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本土化提供两个视点：一是将为本土的道德实践提供学理支持作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理论旨归，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理论不能仅仅满足于理论的标新立异、流派纷呈，最重要的是能够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在此意义上，上述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以及公众的环境道德宣传教育中已经或多或少体现或者渗透出来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公众的环保道德实践。譬如68家动物保护组织联合反对在鸟巢举行斗牛比赛，其反对观点的伦理基础主要是斗牛的血腥、残忍以及斗牛所忍受的痛苦；爱鸟人士呼吁保护候鸟迁徙则从鸟类与生态平衡关系的伦理向度进行论证等。以此说明，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生命力和理论贡献在于其不断地转化为环境保护道德实践的理由和动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应该紧紧围绕公众环保实践的道德动力这个关键点。更确切地说，紧紧围绕在《全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调查》中所揭示的践行力度低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做文章。另一方面，公众的环保践行度低也说明目前的环境伦理学理论还有着不足之处，最起码的不足是没有切实把握住中国公众的道德心理和行动逻辑，没有实现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二是充分援用本土思想资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源泉。纵观前述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所援用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理论、内在价值论、天赋权利论、生态学、美德伦理学、自我实现理论、正义理论等，都是具有浓郁的西方哲学伦理学基础和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心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心理基础上，才能推动西方社会的环保运动，并深刻嵌入到公众的日常行为实践中。

基于道德实践和援用本土资源成为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两个支撑点，针对中国公众环保责任淡漠并且呈现“政府依赖型”特点，可以尝试从中国文化的“天下”、“家国”理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论出发阐释公众个体的环境保护的道德责任；针对中国公众环保意识中的功利色彩，则可对功利的范围进行代际的拓展，论证从事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不仅对自己的健康、安全和经济有利，还可以为子孙后代积累更多的生态财富，也可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今天仍然存在的“功德”文化心理，从事环境保护的道德实践是“功德”的积累，既符合公众的环境保护的功利心态，又具有环境道德的引导意义。又如“福气”的概念可以被阐释为生态幸福，“孝”的概念可以解释为保留和不破坏祖先留下的生态财富。对中国本土思想的援用，一方面可以将传统伦理思想进行学理阐释，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掘那些仍然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活”着的思想传统，而不仅仅是书本上思想家的抽象的思想哲学和概念。此外，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不仅仅指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还包括中国当代政治思想资源，譬如集体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理论所包含的正义思想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公众所耳熟能详又能击中其心底的道德行动点的理论资源。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7

 

关键词：环境正义；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正义论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began in usa when the american black struggled against the waste dump issues in the 1980s. later, supported by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the academic circle, the struggl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thical concept, namely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y by analyzing this new concept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framework, many concepts need clarifying. the theory has brought changes to participan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system.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ights of the weak group rather than the strong group in environmental benefit alloca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cuses on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of social groups with diversified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besides, solutions are studied based on the equality principle in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duties. the theory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esent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society in china.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justice theory

正义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问题，当代社会的每个具体领域均涉及正义问题，如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教育和文化等。对“环境正义”给予特殊的关注，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凸现了公平和正义的分量。[1]因为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构成。地球的有限性无法改变就有必要对人口及经济发展进行控制。而限制谁的自由和发展则关乎正义问题。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凸现了分配的正义。第二，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共同的行动，而公平又是统一行动的前提。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或反思的深化。

一、“环境主义”概念

最初，“环境正义”一词被认为包含“种际正义”的内涵。例如，温兹（peter wenz）在以“环境正义”为名的著作中，就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原则”也纳入到环境正义研究的范围。在我国环境正义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将环境正义称之为“人的公正”，意指“人类在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过程中，公正地对待自然。”直到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爆发之后，“环境正义”一词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正”。

目前，学界对环境正义的界定是指为实现社会中各种群体的环境公平所做的努力。罗伯特•d•布拉德（robert d. bullard）将环境正义分为三种：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2]程序正义指的是公平问题，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评价标准和执法活动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的程度。地理正义指的是在有色人种和穷人社区选择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问题。社会正义，是关于社会因素，例如种族、民族、阶级、政治权力怎样影响和反映到环境决策上的问题。

作为当今美国一项公共政策热点，环境正义致力于解决所有社区的需要和环境问题。美国环保局（epa）这样定义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适用和执行等方面，全体国民，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和财产状况差异，都应得到公平对待和有效参与环境决策。“公平对待”意味着对于任何群体，不论种族、伦理观念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都不应不合理的承担由工业、市政、商业等活动以及联邦、州和地方环境项目与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消极环境后果。“有效参与”则意味着：①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居民都有适当机会参与将影响其环境或健康的议案的决策；②公众的意见能够影响立法部门的决策；③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所有参与者的意见；④决策者为潜在受影响者的参与提供便利。epa特别担忧的是环境对某些社区居民健康的有害影响。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这些社区环境负荷过重，人们暴露在不适宜的环境危害和风险之中。由于公开歧视、消极的种族中立许可及管制行动等历史原因的持续影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些社区大多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的聚居区，同时也是环境不公正的发生地。

学界和官方所下定义非常接近，这表明美国社会对环境正义这一概念的认识趋于一致了。

许多环境正义活动者同时赋予环境正义非常广泛的内涵，认为环境正义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种族、文化、性别或经济、社会地位，都享有一个安全、健康、富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的权利，它包括生物性、物理性、社会性、政治性、美学性及经济性环境。环境正义要求上述权利能够通过自我实践和增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的方式，被自由地行使，藉此个体和群体的特性、需要和尊严得到维护、实现和尊重。

二、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运动发端于1982年的沃伦抗议（warren county protest）①。沃伦抗议首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关注少数民族社区问题的专业或非专业机构人士开始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并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和事实。此事件拉开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

1991年10月，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在华盛顿召开。②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们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用17条“环境正义原则”作为他们行动的宗旨，并正式宣告了“环境正义”者们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同的立场。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说：“对我们来说，环境问题，……不能狭隘地予以解释。我们眼中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住房、土地和主权、自决权、就业……，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显然，这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使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

“环境正义”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下层，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的切身要求，但同时也反映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族群对环境的不同概念。从某种角度看，环境正义运动可以说是民权运动的延伸，它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当环境正义者们把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置入了环境保护的视野，就使得它有了更深层的内涵：一方面，它说明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特有的阶级和族裔问题，它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和所有族群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危机是一个与社会危机有着密切关联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个危机。

20世纪90年代晚期，环境正义成为环境政策讨论中一个新兴的主题；21世纪这个问题成为环境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甚至已经制定或开始实施专门的补偿措施。社会学家，特别是政治社会学家，建议使用一系列理论来解释正义政策的形成。

三、环境正义何以可能？

很多人会认为，“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问题。任何环境正义的实质性概念都必须回答：究竟谁是环境正义的“接受者”？到底分配什么？如何分配？[3]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环境正义的实质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分配正义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对资源进行分配。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观点缺乏有关分配正义理论的有力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国外研究者已经开始从分配正义理论的视角切入环境正义的研究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当代西方，罗尔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重申自由主义基本理论，他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由于包含了强烈的平等主义意蕴，对于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受益和责任分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是由两个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差异原则”以及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的“机会均等原则”。罗尔斯还排列这些原则的优先顺序,即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同时“机会均等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每个人所具有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都必须给予公平的对待,所有机会都应该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第二,正义必须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换句话说,一切政策必须对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使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在社会分配过程中获利最大。从第二点来看,罗尔斯把一般正义观的“合乎每一个人的正义”转变为“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把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满足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正的标准,这在以往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是不多见的。

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国际环境问题上的一切决策应该惠顾作为弱者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应该按符合穷人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借鉴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精神,则可以这样确立代内正义的伦理原则:第一,生存优先原则。由于国际上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利益、受害分配上的不平等,那么在贯彻环境政策时,应该生存优先,给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具体到国际关系上,环境利益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而不应该以保护环境为由,实施“环境沙文主义”,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第二,公平原则(含差别原则)。就是要求世界各国公平地承担环境责任。但是这一公平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承当相同的责任,尽管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但是在责任分担上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罗尔斯正义论为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

四、环境正义的原则

1991年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在华盛顿召开，正式提出环境正义问题。其基本纲领有17条原则（转引自harvey, 1996）。其主要内容有以下6点：①环境正义保证地球母亲的神圣、生态系统的统一、所有物种的相互依赖性和免受生态破坏的权利；②环境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给予所有人民尊重和正义为基础，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偏见；③环境正义要求保护人民，使之免遭核试验、有毒或危险废物及毒药的危害,不使核试验威胁其享受清洁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权利；④环境正义确保全体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自决的基本权利；⑤环境正义要求停止生产各种有毒物品、危险废物和放射性物质,所有过去和当前的生产者,必须对人民极其负责，在生产现场消除毒性、抑制危害；⑥环境正义要求全体人民享有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各个级别的决策的权利，这些决策包括需求和评估。[5]

事实上，环境正义原则进一步揭示环境正义问题是社会正义问题，其具体内容涉及权利、需要、分配、国家制度和政策制定等诸多领域。归纳总结以上多项环境正义原则，我认为以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原则。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义是指每一社会成员都应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持续不断地得到满足，其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把生产发展控制在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有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成员得到全面发展。

（2）尊重原则。人在脱离动物界具备自我意识之后具有了尊严，人的尊严随着社会的逐渐进化而逐渐强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尊严更应当为每个人所具有，尤其是当某个社会群体（弱势群体）的尊严受到践踏，导致人的基本尊严的丧失的时候。可见，维护每一社会成员的尊严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功能。显然，尊重、平等和自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最基本理念，也是公正的重要内容。

（3）机会平等原则。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机会平等指社会成员在解决如何拥有作为一种资源的机会问题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平等的应予以平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应予以不平等的对待。机会平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二是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平等。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机会平等原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有效的发展空间，从而激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提升了社会进步的质量。

（4）效率优先公平兼顾原则。对现有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直接体现公正原则。社会财富等资源的形成过程中，每一社会成员投入的劳动数量、质量和生产要素不同，对社会的具体贡献是有差别的。根据每一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差别分配，既体现平等的理念，也体现自由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承认个体对于社会的不同贡献。

（5）补偿原则。在中国现阶段，弱势群体以及因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做到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即补偿原则。

五、美国环境正义评价

回顾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推进的历程，不难看出环境正义的中心原则在于对资源、环境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其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民主。恰当的环境正义理论有着极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为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

（一）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启示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影响：①我们对于环境正义诸多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②环境正义会给环境政策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主体带来变化；③环境正义是环境政策日程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州环境保护部门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政策框架中；④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为了让平民百姓也能做出知情选择，必须建立新的信息体系；⑤政策分析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互融合的程度与方式，好的决策过程能够处理根本问题，并且让自己和公众都认识到未知因素的存在。

同时，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给我们带来如许启示：①对当代的环境问题——环境是谁之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给予一定意义上的回答；②“环境正义”更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矫正；③“环境正义”揭示了环境利益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的利益；④“环境正义”关心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胁迫及其解决之道；⑤“环境正义”运用了平等原则解决环境权利和义务。利益双方在过去的历史中，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就将某些成本强加给对方，从不公平中受益。为恢复正义和平等，被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有资格要求在未来时间内获益一方承担至少与他们以往获得的好处相当的责任。在一个由不同集团组成的社会中，拥有资源多的一方应多出力。

（二）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局限

美国环境正义的概念提出至今，毕竟只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其理论和应用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

首先，环境正义未成为国家法律法规，只具备法律的雏形。环境正义问题虽已提到环境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之上，并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理念，但只有行政部门把环境正义纳入到决策过程中，立法部门尚未行动。

第二，环境正义的概念还不清晰。环境正义指所有群体都具有公平地分摊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新兴的理念。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正义观念的范畴，它更多关注由于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环境不公现象，特别是国家和民族间的不公平。可以说环境正义是指在所有与环境有关的行为和实践中不同国家、民族、阶层的人都享有合理的权利，承担合理的义务，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环境正义有十分广泛的内涵，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种群和族群对环境正义有不同的定义。目前，西方对于环境正义尚无清晰的限定的概念。

第三，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估体系尚很缺乏。虽然美国环境正义根据环境不公正产生的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地理因素、种族和社会因素探寻环境不正义产生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指导原则，因为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产生环境不公正原因的多样性，使得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价体系呈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第四，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当代西方各学派争执不一，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当然，环境正义理论支点（如权利、自然价值、对自然的义务、社会正义理论）、基本理念（如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操作原则（如国家政策、绿色政治、控制人口、遏制经济增长）等，则为构建中国的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6]

最后，环境正义的影响力微弱，环境正义目前在国际层面上尚未形成影响。国际层面则更多地关注于运用环境技术、环境政策和法规及经济手段来应对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环境正义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作用尚未凸现。

面对环境与发展问题，我们最基本的选择是：要么维护地球环境，要么对环境进行开发利用。这个道德选择又会进一步引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这里的“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人类的人类性和自然的自然性之间是否又存在矛盾？以及不同的“我”和“彼”之间的矛盾又应当如何解决？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伦理标准的参考，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即是正义问题。

尽管环境正义理论尚未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西方各学派也争执不一，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环境正义崭新的生命力决定了其远大的前途。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两者又交织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背后又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怀，实现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和正义，正是环境正义理论的现实和实践价值。

借鉴美国环境正义的价值理念和指导原则，若要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完善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支持，就必须扩大环境伦理的理论视野，构建具有指导意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正义理论，切实把握好这个能够促进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良好契机[7]，“要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和谐，自然与人文的和解”[8]。分析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实践与应用，对于构建中国环境正义理论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问题上的代内正义原则［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23（5）：2127.

［2］robert d bullard. environmental justice challenges at home and abroad［m］// low, nicholas, ed. global ethics and environmen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35.

［3］andrew dobson. 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 con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j］.［s.l.］.［s.n］: 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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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15－25.

［7］王韬洋.从分配到承认——环境正义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6.

环境行为学定义篇8

一、人格权制度的生态化

传统民法中的人格权制度主要是指社会性人格权制度，当然也包括了部分自然性人格权制度。但是，全部的完整的自然性人格是一个人作为社会性的人的必要前提。离开了清洁的、宁静的、安全的、甚至舒适的环境，人不可能有身心的真正健康与幸福。医学专家认为，就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给人体生命健康造成的现实损害与潜在威胁问题而言，现在很多疾病无疑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密切相关，医生只能解决身体上已经发现的疾病，但是无法阻止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减少疾病应该注重从保护与改善环境问题入手。因此，我国法律应当规定公民享有环境人格权。使得环境人格权获得必要的尊重、保护与实现。尽管环境人格权理论存在着不少弊端而遭受各种质疑，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以国家规定的符合人体生存健康需求的环境质量标准为初步判断基准，就可以逐渐解决其法律适用上的技术难题。环境人格权是围绕着传统民法上的自然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发端而来的。正如马骧聪先生所言，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一规定对环境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公民在清洁、安静、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或者说，可从生命健康权引申出公民的环境权，即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必然产物［2］。因此，可以说自然人环境人格权是在地球生态环境已经遭受严重的甚至极度的破坏而对自然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的实现造成了现实的威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正当的、合理的、必要的法权诉求。

二、物权制度的生态化

物权制度的生态化是物权制度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基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要求，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应向“生态理性人”转变，以最终实现“经济理性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经济理性人”假设，物权人没有意识到物具有生态价值，也无追求生态价值的冲动，物权人追求物的经济性而牺牲其生态性。因此，本质上传统物权法是对物的非生态性方面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进行控制性规范的法律，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物的非生态功能。而传统物权法所设定的各种权利使得物权人在利用物时必然会对其周围的环境与资源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物权法进行必要的适度的改造与创新。但是，如何将生态价值转换为可以度量的经济价值，如何将生态环保义务融入物权制度，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有学者认为，物权制度生态化就是指对物权的行使施加生态环保的限制，将有效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的义务通过适度的可行的方式纳入物权制度中，使这种公法上的义务规范成为界定物权行使的内容与方式的边界［3］。本文以为，这种对物权制度生态化概念的解释只是一种狭义的解释，其可进一步扩展解释成为:物权制度的生态化是指在物权法制度中新添生态性物权，也称环境物权，比如排污权、碳容量消解权等，并对原有的物权予以生态环保义务上的限制。

物权制度的生态化构建，不仅利于将物权人的资源节约义务与环境保护义务纳入法定范畴，而且将某些环境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控制权利物权化，促使环境物权在物权法上得到应有的承认，从而为排污权交易活动及碳汇交易活动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生态化的物权制度构建可能有以下三种路径选择:(1)采取最为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即在物权法中加入“物权人应自觉遵守国家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等宣言性规定。如《越南民法典》采用的就是此种路径。这种路径从总体上确立了物权人的环境保护义务，不涉及具体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操作性缺乏。(2)以法律的解释标准为切入点，比如:可以规定物权法的解释必须符合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需要，或必要时物权法的解释应着重考虑物的生态价值。这种路径可能给物权制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必要时这种路径应对物的主导功能给予重新的定位，将物的生态放在物的经济功能之上，也与物权法作为市场经济交易基本法之一的属性难以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3)在物权法中新添生态性用益物权即环境物权如排污权、碳消解容量权等。应该说，这是一种扩大化的生态化物权制度构建路径，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路径。

我国民法上的物权制度主要包括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以及占有制度四个方面。其中，由于土地用益物权制度以及房屋区分所有权制度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些制度的设计不仅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的平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的合理划分问题，还涉及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产生民事主体的权利边界与国家有关主管机关的权力边界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我国过去的民法理论对于民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界定更多的只是从一个侧面即私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角度去考虑问题，但现代社会出于大规模风险防范的需要以及环境有效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的要求，不仅需要民法理论从已有的那个侧面即私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角度去考虑问题，还需要民法理论从另一个侧面即民事主体的权利边界与国家有关主管机关的权力边界之间的合理分配角度去考虑问题。事实上，任何财产权都是法律所界定的，任何财产权的框架、限制与保障均由法律予以规定。正如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立法者的活动，所有权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其是法律框架之下的所有权，法律规定了谁能够在什么形式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边界之内，以什么样的物为载体，这些都是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4］。事实上，对于自然资源物权，由于其生态性与经济性以及其他非经济性并存、私人利益性与公共利益性并存的属性，因此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公共行政限制与生态环保强制义务限制的色彩，因而其定位(内容和限制)涉及环境资源法与民法之间众多的关联与重叠［5］。总之，自然资源物权的规范就不应当只是民法所关注的对象，也应当是土地利用规划法与环境法等其他法所关注的对象。对于土地权益问题，现代的立法者已认识到，权利人土地资源的使用已经脱离了过去民法所彰显的绝对自由的状态，公共限制已经成为法律共识和常态。我国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正处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土地权益，尤其是如何看待法律的限制，就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4］151。发达国家的经验提醒我们，研究自然资源物权的公共限制，尤其是有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利用规划法时，必须加深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研究。总之，对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尤其是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权利人生态环保与资源节约方面的消极义务的合理界定，还要注意权利人生态环保与资源节约方面的积极义务的必要设定，以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利用、生态价值利用及环境损害防治的多重价值，使其最终朝着生态环保与资源节约这一具有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靠拢。此外，条件成熟时我国民法还应考虑将环境要素比如对空间、环境容量、二氧化碳消解量等的物权问题纳入自身体系中，通过将空间用益权(也称空间权)、环境容量用益权或排污指标用益权(排污权)、二氧化碳消解量用益权等定位为准物权性质，以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时代需要的环境物权制度，这也是我国民法物权制度生态化课题中的重要内容之一。#p#分页标题#e#

三、合同制度的生态化

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与理念的时代，合同所考虑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仅仅是经济上的利益，无论对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的限制，还是对国家普遍意志的介入而言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的义务中难以贯彻保护环境的内容［6］。但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物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无形财产权都附有环境保护义务，这是一项强制性义务。物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权的交易使这些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从静态的民事领域向动态的民事领域转化，即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经由一个个民事合同缔结在不同的物权主体之间进行权利义务配置———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向对方转让负载了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的时候，一方面受让方获得的权利自然也就内涵了生态环境义务，另一方面转让方保留了监督受让方履行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和义务，以此实现分散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7］。此外，环境法律制度也要求民事合同主体应承担环境保护义务。根据预防原则，任何主体在实施有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行为时，应当避免生态环境的损害，由此任何民事合同主体都有预防义务，这种认识也为民事合同的生态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在合同制度生态化的各种命题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民法合同的经济目的性与私人自治特征受到生态环保义务的限制的“度”，即在意思自治与公共利益之间具体应如何衡平，又如何能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趋势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合同权利的转让方还是合同权利受让方受个人利益最大化驱动不一定愿意接受上述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约束［7］。在民法合同生态化技术路径问题上，学界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本文以为，首先，应对传统民事合同进行必要的生态环保义务限制:(1)对于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合同履行行为，合同权利受让方应承担生态环境之污染与破坏的预防义务，合同权利的转让方应监督合同权利的受让方履行生态环境之污染与破坏的预防义务。如果合同权利转让方对受让方因合同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有重大过错的(比如明知受让方缔约的目的是从事国家禁止的污染活动而转让自然资源权利的)，在对受让方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追究责任的同时，也应对转让方的重大过错行为追究责任。(2)通过民事合同范本加强市场交易指引，使民事合同中的权利转让方承担起谨慎选择交易对象的义务。(3)建立健全民事合同生态环保备案审查制度，明确民事合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程序、监管内容，并规定合同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是合同备案机关，这些机关对合同中可能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的部分进行必要的登记、审查与提示［7］。(4)在司法裁判中，将生态环保诚信理念与公序良俗理念以及权利不得滥用理念纳入合同解释范畴，从而建立合同履行公平的新型的评判标准，或者通过合同的“先契约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以及“后契约义务”等的生态化拓展性解释来完成，“义务的扩张相当于强加义务给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当事人”［8］。其次，应建立狭义的环境物权交易合同制度，即将与生态性物权合同交易有关的内容集中起来，设立专门的环境物权合同制［9］。有学者认为，环境合同是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定与转移所达成的协议［6］50。笔者以为，所谓环境物权合同，是指国家(以政府为代表)与私人之间以及私人与私人之间就特定环境资源特定价值之产权的转移所达成的协议。比如，排污权交易合同、碳汇交易合同、污染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废弃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等。有人认为，污染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废弃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是传统民事经济合同［7］。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合同看作是特殊环境合同，则其自然被赋予一种新的价值与使命，在国家政策态度上就可能与其他传统民事合同有所区别。在环境物权交易合同制度中，应明确国家在必要时的积极义务与辅助责任比如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技术支持、贷款优惠等。

此外，有学者认为当今人类存在着四种新型的契约关系，即当代人之间平等享用环境资源的契约关系，全体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委托契约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平等享用环境资源的契约关系，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之间平等享用环境资源的契约关系［10］。事实上，这四种新型契约关系就是生态合同关系。从道德角度考虑，这种认识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从技术层面来观察难有规范可操作性，因此这不是本文所论及的合同制度的生态化命题中的内容。

四、侵权责任制度的生态化

就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地位而言，环境损害不仅对环境安全和自然资源的危害巨大，也由此引发了群体性环境与资源冲突事件、地区性环境与资源冲突事件乃至国家间环境与资源冲突事件，这无不表明环境侵权而导致的人类冲突已经成为当代环境资源危机背景下的重要社会问题。而环境侵权损害预防与救济赔偿制度缺位给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雪上加霜，进一步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立法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意义。简言之，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现象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侵害民事责任就成为当今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目前，学者对于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主要有四种见解。(1)认为只能实行一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2)认为应实行两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3)认为应实行三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以及无过错责任原则。(4)认为应实行四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以及公平责任原则。本文以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环境实际损害侵权赔偿责任追究问题上，应该采取无过错责任与过错加重责任并用的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环境实际损害侵权赔偿责任追究不考虑侵权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只要造成实际损害均得以承担赔偿责任。所谓无过错责任与过错加重责任并用的原则，是指尽管环境实际损害侵权赔偿责任追究不考虑侵权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只要造成实际损害均得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侵权人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侵权人还应当承担加重赔偿责任即惩罚性赔偿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为同质赔偿即填补性赔偿原则，但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决定环境民事侵权责任采取同质赔偿已不能满足适当补偿被侵权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警示环境侵权人的现实需要，因此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应该是补偿性和惩罚性相结合的原则，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问题上，恰当配用惩罚性赔偿制度。#p#分页标题#e#

与传统民事侵权相比，环境侵权存在着两个“不确定性”难题:(1)环境侵权中涉及的环境要素范畴与损失程度的不确定性，(2)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因此，构建完善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必须破解这两个难题，即环境侵权是否发生、何时发生、环境侵权的损失范畴、规模、后果等量化问题。本文以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侵权涉及的环境要素的范畴与质量损失及环境侵权行为与侵害后果间因果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得以合理解决。

环境侵权引起的损害包括:(1)环境资源本身受到的损害，即环境资源品质损害，这是一种客体性损害，有人称为直接损害，这种损害本质上是对公民享有环境利益的损害;(2)由环境资源品质损害所引发的公民人身伤害及所有民事主体的财产损失，这是一种主体性损害，有人称为间接损害，这种损害本质上是对公民以及其他民事主体的传统民事权利的侵害。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损害只是第二种损害，第一种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没有纳入，这对于环境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看，环境损害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损害，但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损害都能纳入立法范畴。法律中的环境损害，应当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定性定量的损害，难以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来定性定量的损害不能进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只有等到条件成熟即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定性与定量处理时，其才能进入法律规制的视野。此外，目前侵权责任法律关注的重点是造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或生态功能明显退化的突发型环境损害，以及造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功能明显退化的积累型环境损害。当然，在认定与评估环境损害时，除主要借助环境科技水平对环境损害的认定与评估外，还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原则性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应该是赔偿损失、恢复原状。［11］总之，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在环境侵权问题上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必要。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去考察，民事主体行为的外部非经济性、市场环保机制失灵以及政府环保行为的有限理性等是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最主要的根源，因此追究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实质是一个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由于环境的公共利益性要求政府把环境保护作为公共利益纳入自身职责范畴，因此环境侵权损害责任制度构建方面应确立政府先行干预与事后监督的原则，以此进一步强化环境损害风险预防的强制力与环境损害赔偿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