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1

四川读者：刘树义

刘树义同志：

您好！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坐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会议决定全面拨乱反正，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事业的起点。

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30日）：全会要求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14日）：会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8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14日）：会议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1月11―14日）：会议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被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决定》提出了10个方面的内容：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转变政府职能、金融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社保体系、深化科教文卫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9日―12日）：会议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改革议题：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全会提出，努力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2

［关键词］体制改革；反思；期望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11－04

我国的改革开放被称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其波澜壮阔的历程和新鲜的成功经验早已为世人所瞩目。今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将走向何方和如何走，正令海内外人士倍加关注。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对中国的体制改革进行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改革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基本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从此，我党掀起了气势磅礴的体制改革。善于总结经验是我党的一大优点。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分别为我国的改革作出了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党的十七大则着眼于整个改革历程，全方位地总结出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我们认为，总结中国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但要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还要从学者、社会等不同的角度。本文认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改革优先

30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优先的原则。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改革最早又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认为，在全面改革中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并且以农业制度为改革的突破口，既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首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原生态民主社会的发展规律大致是这样的，先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然后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如果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先发展经济，就要优先调整和完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环节，也就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通过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经济是更紧迫的战略任务。如果我们像西方世界要求第三世界的那样，把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摆到首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把三者合为一步，则可能欲速则不达，甚至发生大的震荡和动乱。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以农业制度为突破口，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其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的贫穷落后首先是农民的贫穷落后，而这种贫穷落后又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农业制度密切相关。人所共知，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这种制度以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治为主要标志。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是“管而不包”，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因此，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打破旧制度愿望非常强烈。正因为这样，农村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能更快地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才谈得上别的改革问题。

此外，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就是紧密配合和主动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科学抉择。

2．政治体制改革求稳

稳中求进是我国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基于求稳的深远考虑，只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求稳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稳定是现代化战略的必要前提，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大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动乱的苦难生活，新中国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内乱。我党对稳定与动乱带来的利与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感同身受的体会。因此，邓小平、和等几代领导人，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改革信条，在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时，贯彻一条增量渐进的原则，力图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都能实现“软着陆”。特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们认为，不能老是“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不能再搞“”式的政治运动，而应走稳健的体制改革之路。实践证明，只有政治上保持相对稳定，才能为整个改革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起来，确保各项改革平稳推进。

3．其他方面的改革协同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虽说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优先进行，但从总体上看，它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是一个互动过程，或者说，任何单方面的改革进程都要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30年的改革经验表明，正是由于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府本身的改革，大体上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似的渐进过程，才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换言之，我国的改革虽然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优先的原则，但离开其他领域改革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初步建立是不可能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推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几乎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党就开始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专题讲话。1987年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此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布局。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开始阶段主要是模仿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确立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改革”的基本方针。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2005年则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其他有关民生的社会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分别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向前发展着，党的十六大以后则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经济体制改革已越来越受制于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其他领域的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攻坚”上的成功。今后，综合改革将成为新趋势。

二、几点教训

反思我国体制改革的历程，应该总结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当然，作为党和政府，可以以总结和宣传正面的成功经验为主，适当兼顾反面的教训。但对于学术界来说，则不能昧着良心报喜不报忧，而应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作出充分的剖析，有时甚至还要重点剖析反面的经验，以便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们认为，我国的体制改革有三点教训值得今后吸取。

1．渐进式改革彰显局限性

理论上通常把改革大致划分为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即“休克疗法”两种。从改革的效果和目前的情况来看，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失败了。

辩证地看，渐进式改革同样有其局限性。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某些似乎是铁定的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这里的“坚”，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致。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它带来的“官倒”现象一度使中国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已成致命顽症却依然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更与这种“双轨制”有关。所谓“双轨制”，就是对旧体制的改革逐渐推行，在其上又生长出新体制，让旧体制与新体制并行。这种改革方式确实不至于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较大的社会震荡，但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成本。尽管这种摩擦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应该也有可能被减少到较低的水平。否则，时间拖得越久，摩擦成本就会越大，导致旧体制最终被突破的难度也就会越大。综观我国的改革历程，经济体制深层次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推行马拉松式的渐进式改革有关，后摊成本已经很大，“攻坚”已在所难免。

总之，我们不能笼统断定渐进式改革总是好的，激进式改革就一定不好。其实，关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对于前苏联共产党来说，它们的确失败了，但对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广大人民来说，结论会一样吗？一切还有待更长的时间和实践去检验。事实上，改革的方式不会是单一的。因为不同国家推行改革时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方式的选择可能不同。而同一国家推行改革期间，它的国情和条件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使用不同的改革方式。一句话，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就中国的改革而言，我们认为，也应该避免自始至终使用单一的改革方式。改革初期，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侧重使用渐进式改革方式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条件变了，则应考虑侧重使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了。否则，当断不断，反生其乱。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综合运用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改革方式了，即在某些有确定目标模式的方面（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改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使之尽快到位，以减少摩擦成本，而在那些还需继续探索的方面仍旧使用渐进式改革方式。

2．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瓶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举世公认，然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呈现明显的迟缓现象，拖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后腿，整个体制改革呈现跛足前行现象。过去发生的问题和危机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大，各种矛盾日益复杂。今后5－10年可能是我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高风险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危机，随时可能找到突破口而爆发。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仍未跳出传统思维，党和国家现行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得不到有效改进，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方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整个世界民主化的潮流。特别是由于官本位观念和权威政治的存在，社会生活缺少法律权威和理性权威，多的是职位权威和身份权威。这突出地表现为：一把手就是一切，对其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当出现棘手问题时，往往不去寻求有效的制度安排，而是依靠人事安排和思想控制。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很不满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状况了，反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非搞不可。他曾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成为这种现象：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有时还进一步退三步。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点进步也没有，而是说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而且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今后，政治体制的瓶颈能否突破，将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能否从深处最终突围。

前面讲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求稳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并论述了它的作为成功经验的一面。其实，“求稳”也是一把双刃剑，把握得好就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如果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呼唤的相应政治体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求稳”就必然成为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还是那句话，一切要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诚然，改革需要在保持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推进，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拖延改革。须知，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如果一味地强调稳定，消极地对待改革和发展，已有的稳定最终也稳定不了，反而会出现更大的动荡。中国目前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尽可能小的动荡去换取尽可能大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稳定的问题。如果只顾及目前的稳定而裹足不前，就换不回大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难度比经济体制改革大得多，“敏感性”更强，但我们必须坚决而适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到位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3．城乡二元体制几成改革盲点

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从包产到户到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初步改变了农业的落后面貌。但是，改革转入城市以后，农村的改革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似乎成了改革的盲点，以致城乡差距不缩反增。仅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缩小到1．72∶1，以后就持续扩大，1992年为2．33∶1，1999年为2．65∶1，2006年扩大到了3．22∶1。

我国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在就业、工伤、教育、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退役士兵安置和优抚对象管理等基本的民生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差距，更别提精神文化生活上的差距了。然而，这一中国特有的制度现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照样大行其道，几乎成了改革的盲点，以致人们将其讥讽为另类的“一国两制”。城乡二元制度有着许多弊端：二元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城乡分治，一城两策，一地两民，一事两制”，阻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制约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导致土地价格扭曲，农民难以得到合理回报，影响了农民的生计和社会的稳定；二元的教育制度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农村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上都得不到公平；二元的医疗卫生制度导致我国95％以上的优质卫生设备和95％的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民长期处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之中；二元的资源分配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存在金融剪刀差、土地剪刀差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使得农业成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农民收入不能相应增长，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中，绝大部分还依托在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上。所喜的是，党的十七大已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为改革和转换旧的城乡关系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三、未来期望

反思我国的体制改革，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推进改革事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国内外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有着很多期许和展望，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很有可能为我国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某种启示。在此，我们也谨慎地提出三点期望，以期抛砖引玉。

1．经济体制改革要尽快到位

改革是一个调整、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它有起点，也有终点，起点是旧制度开始改变之时，终点是新制度建立之时。尽管说改革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但任何一次具体的改革都是有时间限度的。因为改革总是相对于稳定的常态社会制度而言的，它只是新旧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概言之，任何改革都是过渡性的。古今中外已有的改革莫不如此。在过渡期间，旧制度不会一夜死去，新制度也不会一天长成。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双轨制”。出现“双轨制”是任何改革方式都无法避免的，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为了减少“双轨制”给改革带来的摩擦成本，只有尽快地结束旧制度，同时尽快地建立新制度。

中国现在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工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早已为政学两界所共识。但是，我们还需共识的是，我们的改革也绝不应该绵绵无期，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应早一点“船到码头人到岸”。否则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会更多。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模式，且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就是希望通过“攻坚”攻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最终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以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是一种互动关系，但起基础作用的却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还迟迟不决，不能尽快到位，就更谈不上别的体制改革的成功了。

究竟如何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的途径有三种：一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接轨；二是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改造；三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第一种途径是为不少人所迷恋的做法。因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体上要比社会主义好一些，可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但这种做法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很难行得通。第二种途径是不具有确定含义和内容的做法，挑战性和危险性都很大。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做法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第三种途径才是现实又可行的做法。它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又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为指引，还大力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做法，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2．政治体制改革也应确立目标模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因为有了目标模式，改革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就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去实施，就可以力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成功做法。

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出现滞后现象，原因虽然方方面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确立像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明确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但目标模式一直很模糊。有不少人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不是先后提出过“政治民主”（与经济富强和精神文明并列）、“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最近又加进了社会和谐）的目标吗？必须指出的是，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绝非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试问，“经济富强”和“物质文明”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画等号？但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我们认为，这离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不远了。回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过程，关键在于我党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手段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从而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同理，在政治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和博爱就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实，我们也应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原则。不能照搬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在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和分权制衡原则，因为它们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所取得的文明成果。

总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尽快确立自己的目标模式。而要为政治体制改革确立目标模式，思想上必须破除把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实践上必须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创造出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体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3．民生类社会体制改革要渐入改革的中心地位

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深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今后，我国要加快民生类社会体制的改革，实现改革的中心逐步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延伸和转变。因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另一方面，这也是用发展的观点贯彻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需要。邓小平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从质的规定性方面说的，并不表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在量上不发生丝毫变化。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经济建设应逐步实现由中心地位向基础地位过渡，而社会建设则应渐入中心地位，相应民生类社会体制的改革也应渐入改革的中心地位。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转向注重社会的整体发展了，以至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家。

民生类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就业、分配、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目前我国民生问题的严重性，可从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份统计看出个大概：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64．15％，属典型金字塔型社会分配结构。这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其实，民生问题在我国一直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压制和忽略了。随着片面注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积累，加之人民群众民生意识的逐渐提高，民生问题已无法掩盖和拖延了，因而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当然，这也与我党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有关。十六大以来，我党执政理念的鲜明特征就是以人为本，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一项项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十七大则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可见，我党已加快社会体制的改革，开始为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转变做铺垫了。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实现城乡一体化，才能确保城乡居民在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的公平与进步。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体制。当务之急，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按劳分配的份额，让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能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使新增的财富在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和国家三者之间实现合理的分配。再次，要推进与政府机构紧密相关的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对于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单位，应按照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盈利性区别对待的方略分类改革。最后，要改革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制。此外，从长远考虑，还要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的新机制，以推进整个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最终建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和谐化的“四位一体”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3

关键词：后改革时代；理论依据；概念特征；基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F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4-0005-09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与深层背景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这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该《建议》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划定为：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时期。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把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的说法，200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2010年我国是否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是否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如何理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继续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深层背景

1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层面的成就与问题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第二，人本主义理念和人力资本经营观念深入人心，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初步形成，人力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理念不断提升，改革发展的成果得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以下十个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民间资本在很多行业存在进入限制；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四是农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五是社会管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六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七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八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民间资本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九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十是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滞后，调控效果亟待改善。这十个“滞后”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层面的困境

伴随着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第一，现有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度。例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产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转型不彻底，这些机制自身存在诸多矛盾，但现有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农业发展问题。第二，现有理论不能对我国深化改革的路径提出系统方案。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是国有企业退出，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还是国有企业进入，非公有制企业退出；或者是二者交错进行？现有理论没有系统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在改革实践中政策摇摆不定。第三，在如何评价已有改革、要不要深化改革以及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同，争议较大，理论界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引导。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应在理论与对策两个层面有所建树。从理论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该引导人们从理论的高度理性看待改革前没有，而伴随改革出现的那些深层次问题；引导人们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极端声音；引导人们从高度、广度、深度上重新认识改革，正确认识改革的长期性、普遍性与渐进性。从对策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引导人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滞后”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及理论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引导和解决。鉴于此，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与提出过程

（一）“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

1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在研究前苏联、中国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转型经济学这一新兴的经济学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完成了基础性改革，进入改革的深化阶段，转型经济学将这一新阶段称之为“后转型时代”。我们所提出的“后改革时代”，正是与“后转型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国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热若尔·罗兰（2002）指出，转型不仅仅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认为，中国第3个十年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通过金融业和企业重组减少脆弱性；加大力度拓展中国贫困地区增长的机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尼古拉·拉迪（2000）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标志是渐进式改革，下一阶段的改革将面对不可预测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此中国必须要采取更为加速的改革战略。上述观点表明，中国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并针对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由45位国际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从20个不同领域展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该书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持续。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ty Naughton）撰写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全面评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历程，并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2 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20周年作为起点，认为中国此后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期。第二种观点以2000年为起点，认为2000-2020年中国的改革发展迈入“后改革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种观点以1997年“十五大”召开为时间界限，即以财产权利安排是否存在动态化作为划分标准，将1997年以后的改革称之为后改革时期。第四种观点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分为前改革时期（1978-1991）、中改革时期（1992-2002）和后改革时期（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认为前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和试验阶段，中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塑体造型阶段，后改革时期是以架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制度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第五种观点以中共“十七大”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起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认为2008-2020年是中国“第三次改革”时期。此外，华民（2005）、范恒山（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乔榛（2009）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验及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作了一些探讨，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概念描述，未能提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系统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此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二）“后改革时代”的提出过程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理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与阶段划分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以及其他文章中，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以及改革的长期性进行了研究，这为我们划分“前改革时代”和“后改革时代”奠定了早期基础。

第二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20世纪末以来，我们从理论上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研究了困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并先后发表了《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深层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十个滞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这为我们提出“后改革时代”进行了理论探索。

第三阶段：“后改革时代”的正式提出。2010年前后，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我们结合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并先后发表了《未来30年改革的主题判断和路径选择》、《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及其重点》、《后改革时代的特征分析》、《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取向》等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三、“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后改革时代”是区别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的一个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与“前改革时代”相比，“后改革时代”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与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改革时代”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界定

从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致需要一百年时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被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历史，我国从此进入民族复兴时期。1949-1978年，中国处于建立并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期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经济发展波动较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经济总量将进一步提升。到21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任何时代、任何制度形态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将带有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因素的落后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有三重任务：一是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将自然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将落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多重性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需要70年时间，因此有必要对整个改革时代进行阶段划分（见图1）。我们把从1978年12月到2003年9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把从2003年10月到21世纪中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中国将围绕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进行深入改革。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不是指改革结束之后的时代，而是整个改革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相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而言的一个专用语。“后改革时代”小于整个改革时代，大于改革阶段，是介于整个改革时代与改革阶段之间的一个特定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

（二）“后改革时代”的特征

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相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改革力度相对减弱，我国进入求质量、讲成效、制度相对稳定的时代。在“后改革时代”，如何巩固与共享改革成果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和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如下（见图2）。

第一，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前改革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当时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因此“前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发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时代”，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但其他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因而“后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和谐是硬道理”。顺应改革主题由“发展”到“和谐”的转变，“后改革时代”必须在以下四个领域实现转型：其一，从“前改革时代”满足“口”的吃饭问题向“后改革时代”满足“口”的说话问题转型；其二，从“前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向“后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转型；其三，从“前改革时代”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向“后改革时代”解决人的发展问题转型；其四，从“前改革时代”优先发展经济向“后改革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型。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疏通以下两个渠道：一是疏通穷人经过努力而成为富人的渠道，二是疏通社会底层群众经过努力而跻身社会上层的渠道。保持这两个渠道的畅通。不仅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指标，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在“前改革时代”，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而“前改革时代”主要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革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在“后改革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所以“后改革时代”不仅要继续调整生产关系，更要对生产力结构进行优化与创新，从而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体而言，一是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结构进行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流程创新、产品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企业家创新及企业组织创新等；二是通过大中型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三是实现我国经济由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由数量增加到质量提高、由资源消耗到技术推动、由速度优先到效率改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改革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分离化”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前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采取“分离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通过勤劳拼搏先富起来；促使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利用优势条件优先发展起来；促使具有特殊优势的地区从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利用特殊优势率先发展起来。这种“分离化”在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关系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必须通过“一体化”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具体而言，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全体人民“一体化”共同富裕，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从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转向各个地区“一体化”和谐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的和谐。

第四，改革的路径由完全“市场化”转变为“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我国采取了政府不断放开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以此来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化质量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缺位与越位”有关，尚未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的时机还不准、水平还不高、手段还不丰富。鉴于此，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为了规范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必须实现“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一是区分政府宏观调控和政府办企业的职能，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二是区分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的职能，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政府机构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意义

1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不同地域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政府主导性，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特征。具体而言，一是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多水平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同时并存；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非规范性；三是非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有利于总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创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与“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前苏联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有着本质差别，形成了一种“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同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政府主导性、动力机制的外在性、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统一性等特征，这就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与素材。“后改革时代”概念的提出，可以把划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与总结改革经验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必要条件。

2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实践意义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准确判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具体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有利于在改革中抓住主要矛盾，并在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有利于解决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与现有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依靠粗放型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此，“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解决影响经济平稳发展的体制障碍，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长期效益。

第二，有利于解决人们对社会和谐的需求与社会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管理问题大量涌现，集中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区自我服务能力不足、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公共安全体系脆弱，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从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第三，有利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逐渐突出。“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而规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

四、“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依据“后改革时代”的特征与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滞后”问题，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如下（见图3）：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区域协调发展是后改革时代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目标。，

第一，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在“后改革时代”，理顺产权关系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要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向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并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而言，“后改革时代”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理顺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关系，促进非公有企业上规模、上水平，提升非公有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在“后改革时代”，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调整生产力结构的重中之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而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后改革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到集约转变，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三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后改革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以人为本，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和谐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第三，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市与乡村分割、经济与社会失衡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后改革时代”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此背景下，消除城乡分割和经济社会失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就成为“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社会一体化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城乡发展来看，就是要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居民收入来源等方面逐渐缩小差距，消除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就是逐渐改变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深入实施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是“后改革时代”的重要任务。区域发展失衡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后改革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后改革时代”要协调区域发展，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建立国内统一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在区域之间的有序转移；二是培育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区域内部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增强区域内部发展的协调性；三是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把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中央财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提升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水平。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4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一。经过30年的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伟大历程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为基本线索，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目标探索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这一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展开了以搞活国有企业、扩大国有企业自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宏观间接管理体制，相应推进了价格、流通、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设立了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改革目标的探索，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体制应该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过程。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也不断深化。

――框架构建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本世纪初）。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主要进展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培育市场体系；国家计划管理总体上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的转变，构建了新型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实行汇率并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开放了一批新的沿江、沿边及省会城市，加入了世贸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体制完善阶段。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总体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协同推进。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这一阶段，至少将持续到2020年。截至目前，在经济领域，重点推进了农村综合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等。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的各项工作，开放型经济格局全面形成。

（二）巨大成就

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一，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主体充分发育，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为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协调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比较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

第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9.8％，总量由世界第十一位跃居第四位：财政收入从1000多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近1.5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754.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由28.2％、47.9％和23.9％转变为11.3％、48.6％和40.1％；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从70.5％：17.3％：12.2％转变为40.8％：26.8％：32.4％；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人均917元提高到24246元；万元GDP能耗从15.7吨标准煤下降到1.16吨标准煤。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改变，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44.9％。生产力布局不断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逐步增强。

第三，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1978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和67.7％下降到36.3％和43.1％。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m2和8.1 m2增加到27.1m2（2006年）和31.63m2，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转变。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5年以上，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以上。人均期望寿命由1981年的67.7岁提高到2007年的73岁。

第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长足发展。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体系全面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基层民主活力不断增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230件法律、近600件行政法规、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的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30年来，我国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推进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0年的历程和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和理论启迪

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取向、成功动因与内在规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启示。

（一）主要经验

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历史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是这些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改革理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确处理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市场化取向。我国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立新中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

――正确处理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坚持围绕发展推进改革。始终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作为促进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保障，不断创造发展的新优势，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把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结合起来。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科学处理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坚持改革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注重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努力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的渐进探索、重点突破和有序推进。通过渐进改革方式，把改革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正确把握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努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走出了一条成本低、震动小、成效大的成功改革之路。

――正确处理政府推动和群众首创的关系，坚持调动各方面推进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结合起来，牢固确立人民群众的经济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利益诉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正确处理从国情出发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坚持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协同推进。通过体制改革，改善对外开放的条件和环境，提升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借鉴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市场、技术、资源和智力，破除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商务规则的体制弊端，不断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使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正确处理探索和规范、破旧和立新的关系，坚持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通过改革开放鲜活的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建立健全，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全方位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的总体指导、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改革开放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实践中，我国注重微观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相协调，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设。

（二）理论启迪

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带来了许多理论启迪，这必将成为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一，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与精神动力。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法宝。要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改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

第三，只有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复杂利益关系，保证改革开放平稳健康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坚决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也要兼顾不同地区与行业、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避免引起社会震荡。

第四，只有建立健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制度和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标志。

第五，只有加快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保障，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转变发展观念、提高发展质量，更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条件。

第六，只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人民共同富裕。必须通过改革，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第七，只有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才能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随着国际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内外部经济协调发展，取得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优势地位。

第八，只有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才能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领域的改革与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与之相配套。要在继续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强大的竞争力。

三、继续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功地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认清改革开放新形势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形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化解经济生活中不协调，不稳定因素，必须加快改革步伐。近年来，针对经济生活中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因素，我国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制约又好又快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有些在短期内难以化解，其根源在于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没有完全理顺，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为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三是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当前，许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尚未解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建设，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发展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全体人民。

四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国内外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必须加快改革，建立健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内外部经济互补平衡中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在全面开放条件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五是完成改革的攻坚任务，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我国许多改革攻坚任务尚未完成。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尽快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明确战略攻坚任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是：

第一，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加快推进要素市场、资源价格、财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第二，按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改革。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体制机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普及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第三，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改革现行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主要面向城市配置的制度安排，促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共享，健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营造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法律环境。建立健全有利于地区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

第四，按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要求，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环节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集中。继续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政企分开、放宽准入、引入竞争、依法监管，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继续消除体制性、政策，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第五，按照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要求，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完善“走出去”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第六，按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相协调的要求，加快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加快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5

一、 渐进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决策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下历史存在，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固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改革之初，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另外我国经济改革也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渐进决策产生的必然。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 渐进决策的基础及特点

既然选择渐进决策为中国改革的指引模式也就应全面了解这一决策，中国渐进式改革决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基础上逐步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拉开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1979年在安徽、四川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为整个改革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环境，对城市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改革在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展开。城市改革并非像农村改革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政策调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种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和锻炼干部，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

（二）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后实行市场价格。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调放结合、先调后放、逐步放开”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双轨”到“单轨”的过程。1978年以前，中国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几乎全部由政府决定。1979年，国务院对粮食收购实行了超定额收购加价政策，对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也相应提高了收购价格。1980年又提高了8种副食品零售价格。从1981年起，在调整部分工业品价格的同时，政府开始在局部的经济增量范围内引入市场价格机制。1985年开始，价格改革已基本转向价格放开。例如，钢材等生产资料超计划产品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生猪与蔬菜价格；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改统购为合同定购。由此形成了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行的“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迅速扩大，1992年下半年，原国家物价局通过修订和颁布新的《价格管理目录》，大范围地解除了价格管制。中央直接管制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1993年，又进一步放开了成品油、绝大部分钢材、煤炭、水泥的出厂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放开了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至此，中国的价格改革由“双轨制”进入并轨后的市场价格体制。目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达90％以上，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0％左右。这表明在实物商品价格领域，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三）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推向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特别是建立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创办经济特区，要求特区要象陕甘宁边区那样，要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又确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到90年代初，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拥有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国家在进出口权限、外汇留成、地方税利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促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进入90年代，国家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范围，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延伸，先后开放了长江沿岸的重庆、武汉、黄石、岳阳、九江、芜湖6个城市，内陆各省会城市，批准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开放了13个边境口岸城市，促进边贸发展。至1995年底，中国开放地区覆盖354个市县，55万余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包括经济特区5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2个，保税区13个，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和功能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四）所有制改革先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提高，在调整中发展非国有经济成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和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个体和私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所有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萌芽到发展，成为中国所有制结构中极富活力的生长点。同时，公有制经济比重相对下降，在全国经济总量（按提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仍占70％以上，国有经济局部按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原则进行调整，在金融、能源、交通、邮电通讯、民航、军工等产业，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精尖技术领域，国有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五）先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放权让利等政策调整，再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基本上是按照放权让利和政策调整的思路进行的。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单位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992年中国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企改革转向企业制度创新和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改革思路和方针包括：坚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把所有国有企业救活；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放开放活大量小企业；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六）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再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没有急于先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渐进的方式，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按照这个目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199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部委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撤销部委19个，减少公务员50％；随后将在全国各省区市进行机构改革，开始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一有效的行政机构。

三、 渐进决策成功的关键因素

回首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渐进决策的正确性也凸显出来，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以下的几下环节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具有关键性意义。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兼容

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度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兼容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

1、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过2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简单和机械式的对应关系，处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当从实际出发。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需要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都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可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有没有离开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单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实践中同样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进展。

1、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2、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3、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民主化更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能否有效协调和配合，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相统一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的领导与自发地变迁，自上而下与自下在而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实践。

（四）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配合

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方向不是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肖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改革政府调节方式。近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四、中国渐进式转轨过程中的弊端

渐进式决策作为新生的改革事物，历史还不算太长，当然会产生一些弊端。

众所周知，体制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诸多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改革链条和环节。渐进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持这些链条和环节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良性链锁作用。在改革初期，要做到这点可能并不很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事情的发展就会违背渐进式改革者的初衷。因为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会给改革带来各种矛盾和阻力，一些环节出现改革滞后必然难以避免。就中国而言，尽管核心体制部分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虽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但经营机制未能得到根本转轨。虽然企业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力，但微观活动尚未真正摆脱政府的干预，企业引入了激励机制的同时，自我约束机制却弱化；企业已被迫面对市场，但对"市长"仍有较强的依赖心理。总的说来，企业仍处在体制转换的中途。当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牵动到整个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要涉及到金融、财政、劳动、社会保障等各环节的配套改革，所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困难也相对大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如此迟缓和滞后，必定带来改革成本累进性的增长，而且也会增大整个经济转轨的风险。

其次说说政企分开问题。国有企业要成为独立营运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必须做到政企分开，这是基本常识。可在中国政企为何如此难以分开？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亦存在自身的既得利益，中国划分为"条条"和"块块"的行政体系已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当政府职能的转换触及到敏感的利益调整问题时，改革的阻力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企业角度看，正因为如前所述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得企业行为出现畸化，容易"一放就乱"，令政府管也难，不管也难。

另外还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应是渐进式改革者们往往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倾向于回避重大的利益调整。正如前文所述，渐进或改革的要点在于利益格局的"稳健"调整。过于求稳往往会使改革拖延持久，贻误战机。另外，渐进式改革措施多是为解决眼前的困难与矛盾而采取，往往带有过渡性质，容易造成政策的多变、不稳定性，给改革增添难度，并且这种过渡性的措施实施后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亦因具惯性而难于打破，使必要的新的政策调整难以实行。再有，全面的协调、多方的兼顾，在改革实践中确实难于操作，会导致改革出现僵持、焦灼的徘徊局面。还有，新旧体制的共存时间过长，易使主体行为扭曲，市场正常秩序难以形成和维持，一些不良的经济行为不但能顺利滋生，而且还能拥有一个宽松、舒适的成长环境。总之，渐进式改革易于把问题与矛盾掩盖起来，积重难返，使改革难于取得实质进展。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6

[关键词]经济学 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 历史角度 自主创新

引言

借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并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过探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从管仲“经济强国”奠定齐国民富国强,从唐代赋税改革开创开元盛世,从魏源“师夷长计”改良运动,从列宁新经济政策解除苏联内忧外患,从“罗斯福新政”国家干预经济使美国摆脱危机,从二战后日本由千疮百孔到经济腾飞,从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从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举措中。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经验成效,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古今中外经济改革的启示

我国是农业大国,经济改革首先要从农村开始,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就是土地的分配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孔子感谓“苛政猛于虎也”,张养浩也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虽然历朝历代为缓和阶级矛盾采用“与民生息”的减赋免税措施。唐代实施“两税法”以户等高低和资产多少为标准收税,一改过去以“丁身为本”的税收原则,使更多的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经营,成为促使农民家庭人口由核心家庭向联合家庭整合。对宋、明等朝代的税收和农民负担状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敲响了晚清的丧钟,有志之士开始救亡图存。

任何时代,谁掌握了土地,就控制了经济命脉。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十分重视农业(1950~1952)完成了农村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1956年中共的《论十大关系》提出发展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协调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随后由于“左倾”的影响,“多快好省”运动,“十年浩劫”背离了经济建设的主线,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并将其扩大化,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及不足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保持30年年均9.7%的经济高增长,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设计自己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无非就是“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为核心”,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让西方经济学家大跌眼镜,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自1979年以后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出现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崩溃或停滞的情形;而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相反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甚至在政治上发生剧变解体。中国领导人立足本国国情,科学创造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在全球化时代下,使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根据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革。

由建设经济特区到加入WTO,实现了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1979,1980年开始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后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1984年,开放沿海的上海、天津、广州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的6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为新区。1992年以来,进一步开放沿海、沿边等地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有层次、有重点,由沿海向内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自主创新

纵观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在总体上呈现出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显著特点。政府主导不是主导经济活动,而是主导变革的进程,即对经济体制变革进程的推动、调控和引导。我国在经济改革同时,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即“政府主导”,其优点在于减少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协调成本,保证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有序进行。经济体制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作为社会总机制的一部分,经济体制必然同其他方面发生关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计划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尽管不同形式的矛盾需要采取不同手段来解决,但归根结底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发展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吕虹.税制改革对唐代经济发展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3,(534):22-23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7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 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 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 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 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 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 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 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 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尽快明确两个政策层面上的问题。一是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进程，对国有资产的量化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分类对待。经过客观的评估和严格的程序，从国有净资产的增值部分拿出一块来实现企业家价值和推进职工持股制度，这不能算作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对企业家和职工付出劳动的应有报偿，是对其所做贡献的充分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对企业家和职工形成更大的激励，有利于企业稳定和社会稳定，更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对于“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应当给予新的、全面的解释。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只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者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不承认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收益权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篇8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曾进行过多次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这几次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有益经验。指导思想尤为重要。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着眼点，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加强和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努力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①上下联动十分必要。由于特有的国家制度，我国在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必须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在统一指导原则之下，鼓励地方政府在结合当地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革与创新，禁止一刀切。若中央政策在地方落实时遇到了各种阻力或者状况，那么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计划以及其他相关举措就无法展开，就更谈不上深化了。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在坚持中央政府指导原则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大胆创新，勇于突破枷锁。采取积极稳妥与循序渐进改革策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制度的构建、完善、成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完成。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既包含连续性又包含阶段性的制度革新过程，任何只看到连续性而忽略阶段性或者只看到阶段性而忽略连续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连续性要求我们的改革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阶段性需要我们在实际的改革中步步为营，在稳固前一阶段改革效果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为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借鉴。落实积极稳妥与循序渐进改革策略，要求我们将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战略规划和循序渐进、措施得力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此外，改革越是深化就越会触动以前深埋的矛盾，尤其是那些以权力、利益为重点的改革更是如此，因为要改变现有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现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又加之各种利益盘根错节，过快或者过猛改革，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要在总揽全局的前提下，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稳妥与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执政为民是各级政府的崇高使命。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增强政府机构及国家体制的活力，提高行政效率，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的积极性。因此，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处理好人民群众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又要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②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

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从本质上来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点是任何制度改革的共性，所以，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性，这不仅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明显特点，也是我国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可背离的原则和方向。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不同以往的国际、国内环境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制度；尤其是飞速发展的国内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管理制度，只有当制度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非消极的阻碍作用。渐进性特点。虽然我国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惯性和行政命令习惯都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障碍。量变与质变的理论告诫我们，不仅制度的建立是长期的过程，改革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制度改革需要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传统观念的惰性以及部门利益的刚性，渐进性的特点将持续在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复杂和困难兼而有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既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也来自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体制转换中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面临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权衡、民主参与和效率导向的取舍,从而增加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难度。③

如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应该从实现以下转变开始：向努力营造优秀的发展环境这个方向转变。从微观上来看，就是构建安全、和谐、健康的市场秩序，并建立由法律监管、职能部门监管、行业自我监管、媒体监管以及群众民主监管等众多方面组成的监管体系；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做好政策调控、稳定发展与社会以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向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方向转变。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和正义是它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如果没有公平和正义，那么市场经济便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维护公平和正义方面可以从促进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保体系、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等方面来努力。向优质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转变。政府需要转变原有的行政管理理念，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真正做到在管理中显现服务意识、在服务中体现管理效果。经济的发展使得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连年上升，对此，政府可以把解决公共产品短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全力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加快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切实保障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实行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推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④

如何优化行政组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