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意义范文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1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把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趋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科学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体现了人类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唤醒全民族的生态忧患意识，认清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持之以恒地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尽最大可能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但我们不能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不能忽视自然规律去改变自然环境，更不能牺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地球的面积和空间是有限的，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它对人类活动的承载力更是有一定限度的。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类的活动必须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得以长久地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观念，作为一种基础的价值导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喝上干净的水、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住上舒适的房子等。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自然生态保持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并与人们和谐相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便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更无法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任重而道远。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明是基于生态危机、反思传统发展观念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胡锦涛同志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生态文明建。。”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的危害性，愈来愈希望深刻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以及经济活动对生态的影响及其变化规律，以增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

生态文明，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广义的生态文明，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狭义的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生态文明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包含普遍意义上的绿色生态文明，更包含政治、文化和道德伦理的生态文明等。就其基本内容来说，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等。所谓生态意识文明，是指人们在对待生态问题时所表现的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念形态，如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的生态意识、生态心理和生态道德等。所谓生态行为文明，是指在先进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念指导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各种活动及其对人们文明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引导和培育。所谓生态制度文明，是指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而形成的一种科学进步的制度形态，如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制订的法律法规等。

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以及科学发展道路的过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类不仅要积极倡导进步的生态文明思想和观念，而且要推进生态文明意识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延伸。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要走“绿色化”、无害化道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要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并将这一发展战略具体落实到单位、家庭和个人。在社会领域，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以生态文明意识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形成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保护生态、美化家园、绿化祖国的社会文明新风尚。，生态文明建。。在文化领域，要树立生态文化意识，摒弃人类自我中心思想，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同，增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

三、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机制支配下的生产要素及其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与重新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处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下游，因而承接着产业转移和积聚的污染风险，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环境问题。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特点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费增加。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大都走的是一条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能源和重要金属消费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国家提出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探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路，重视重化工业的层次提升和节能减排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避免一些地方盲目发展和引进重化工业项目造成高能耗和高污染。“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人类要珍惜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索取和利用的对象而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源泉的错误态度。这一新的发展思想指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经济只是发展的手段。从目的上看，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仅是物质的需要，还包括各个民族的价值及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以及发展不能损害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更不能损害代际之间的资源能源的均衡等。这使我们彻底突破了过去那种单纯为经济增长而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将发展指数放在全局战略的视角上，思考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以及怎样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当代与下代的关系上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之一。循环经济源于生态经济系统的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循环、转化和传递的原理。它一改过去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线性经济增长方式，为把各自孤立的生产环节排放的废物，运用技术工艺措施，将其转化为再生资源和再生产品的“资源――生产――消费――资源(再生)”的反馈式循环经济模式。尤其是，它强调循环经济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它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应置身于该系统之外，而要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如将“退牧还草”、“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循环经济的生产观是，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并循环使用，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良性循环来创造社会财富。循环经济要求我们要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和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起循环生产和消费并重的观念。同时，它还要求通过税收和行政等手段，限制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特别是，它视自然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需要维护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要在资源承载能力内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

当前，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呵护地球家园、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挑战，应高度重视从发展循环经济入手。生产方式要向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使原材料在生产链条中多次、反复、循环利用，以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并力争做到废物最小化、资源无害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首先，要大力加强经济杠杆作用。要在主要产业之间组成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经济链，如规定家电等制造企业要将用户废弃的冰箱、彩电、手机等产品回收处理，以使有关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日后如何再利用问题。其次，要加快立法工作。真正解决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第三，要建立激励机制。加快建设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和环境价格体系，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等。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认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就会逐渐缓解我国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减缓生态环境的破坏速度，使我们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和生存危机，实现永续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2

关键词：生态文明；科学发展；循环经济

自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并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后在党的十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的新的高度来加以论述，提出了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目标，体现出我国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认识在逐渐走向成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维护世界的生态环境安全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对人类的给予。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对自然资源不能无节制的进行开发和利用，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不能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范围，人类的实践要以尊重自然为基础不能违背客观自然规律办事。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所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有消除了。”[1]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环境之中。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它将使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发生根本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助于激发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转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节约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较快增长。2012年我国GDP总量的519 322亿元，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由于我国经济的在长期以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正在突显出来。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消耗十分巨大，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比例明显低于西方国家。例如，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为2.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5.5%，而能源消耗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耗量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而我国的资源人均占有率严重不足，在我国四十五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均耕地、草地资源为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森林资源为1/5，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10。这些证据表明，我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已难以支撑我们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持续发展，现实的国情要求我们在经济增长中必须加快缓解能源消耗过大的问题。

我国的生态状况也十分严峻。人均森林面积和蓄积分别为世界的1/5和1/8，森林覆盖率居世界第130位。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不断增加。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内陆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27%。全国668个主要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在农村有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能够为人们提供的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而且还能够在人们心中树立其生态文明观念，建立起具有生态文明理念价值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水平也就越高，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希望能够喝上清洁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到放心的食品、住上舒适的房子等。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便无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任重而道远。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求。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广义的生态文明，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狭义的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生态文明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包含普遍意义上的绿色生态文明，更包含政治、文化和道德伦理的生态文明等。就其基本内容来说，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等。所谓生态意识文明，是指人们在对待生态问题时所表现的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念形态，如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的生态意识、生态心理和生态道德等。所谓生态行为文明，是指在先进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念指导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各种活动及其对人们文明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引导和培育。所谓生态制度文明，是指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而形成的一种科学进步的制度形态，如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制订的法律法规等。

三、新时期的环境问题解决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国际分工正在进行再重组。在国际产业链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限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更多的是以生产低成本和低技术含量产品，而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这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式生产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的巨大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才能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均衡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把人类当作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转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被人类任意利用和获取资源的对象错误观念。

党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2]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能源、资源的高消耗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实现人均GDP翻番，而能源、资源的耗费量又要大幅降低这双重目标，就是要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尽快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新型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源于生态经济系统的物流、能源流和信息流的循环、转化和传递的原理。它一改过去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线性经济增长方式，为把各自孤立的生产环节排放的废物，运用技术工艺措施，将其转化为再生资源和再生产品的“资源――生产――消费――资源（再生）”的反馈式循环经济模式。尤其是，它强调循环经济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它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应置身于该系统之外，而要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如将“退牧还草”、“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循环经济的生产观是，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并循环使用，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良性循环来创造社会财富。循环经济要求我们要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和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起循环生产和消费并重的观念。同时，它还要求通过税收和行政等手段，限制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特别是，它视自然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需要维护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要在资源承载能力内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

当前，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应高度重视从发展循环经济入手。生产方式要向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使原材料在生产链条中多次、反复、循环利用，以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并力争做到废物最小化、排放无害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首先，要加强经济经济的杠杆作用。要在主要产业之间组成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经济链，如规定制造企业要将用户废弃的家电、电子产品、汽车等回收处理，以使有关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产品如何再利用的问题。

其次，完善法律体系。真正解决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

第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加快建设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和环境价格体系，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等。

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认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就会逐渐缓解我国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减缓生态环境的破坏速度，使我们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和生存危机，实现永续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 生态文明 思想

儒家文化是一门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现阶段，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对儒家文化中以“仁”、“德”思想为中心的生态智慧加以继承并运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对大自然的索取与利用方式，以此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

（一）儒家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

从根本上来讲，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的最大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儒家“天人归一”的生态伦理理念，想要表达的是个体思维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正是在这两大特点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推崇，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传统而又古老的哲学命题，它又与现代化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密切统一，其具有的生态伦理价值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合作，实现自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环境失衡不但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更表现在人与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所说的生态危机不是单纯的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一系列表层现象，而是指人类正在面对的一系列生存危机。这些危机都是我们对地球无节制物计划开采，耗费所造成的。

从儒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生态环境应该怀有敬畏之情。对此，孔夫子有三畏之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本意是说，我们应该对生命，对自然，对他人怀有基本的敬畏、尊敬之情，要尊重生命本身的多样性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自然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生命，其形态以及其他调整各有各的不同，我们应该尊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尊重生物物种的发展规律。保持谦卑、兼容的认识观，在爱护自身的同时，也爱护其它生命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时，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生命形式。共同建造一个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生存环境。

（二）儒家文化的生态责任担当

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它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时也包含了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传统儒家生态环保伦理观念与现代化生态环保学进行统一，促进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效进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来讲，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根据传统儒家观念中“个人―家族―国家―天下”的认识逻辑，“个人”是其所有认识的出发点，位于其他几个重点内容的中心位置，儒家思想认为个体通过自身修养的提高，以实现齐家，治国最后平天下的远大战略目标，其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中，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作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观念的来源，必须要从全球化生态保护的需求出发，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进行深入探讨，将其与现代化生态环保理念意识想结合，使之引导我国生态建设工作的有效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为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促进家国国家发展，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生态文明下儒家文化在当下的意义

（一）“仁”

简单来说，传统儒家文化最基本的一个思想中心就是“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又作为一种包含内容极为广泛的道德品质而存在，中心思想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怜惜、体谅、互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仁”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得以继续发展向前的重要动力。

在古书《中庸》中写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对作为个体，却又属于社会的人的存在结构与生存原则作了简明，清楚的论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家哲学与美学的大体构框架。根据儒家文化的初始观念来看，我们对“仁”字的本质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是从目前个体生存权进行拓展，涵盖所有生命形态的生存结构与态度。在《礼记・大学》中，古人个体想要有大的作为，为天下人服务，首先要做的是提高个人修养，这是个体发展的基础，只有处理与与自己的关系，才能以正确的态度与世界，与他人相处。

（二）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和睦

在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尤其看重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从先秦开始，众多入派学家一直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看得特别重，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们并不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个体对群体的作用。在儒学思想观念中，人类本能情感的抒发与表现必须要以共同存在的条件作为前提，这里所说的共同存在的环境就是中国人一直以来比较重视的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虽然儒家学派的精神与道家精神境界相比，缺乏一种维度性，不过从人类社火存在的大环境来看，儒家学派所体现这一条件，恰好体现了人类智慧与理性的优势，同时也使得人与之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能够保持一种正确的关系。处于对个体生命有限性与群体生命无限性的理性认识，在儒家学派的思想观念下，认为个体更应该怀有一种人本主义的情愫。

（三）“天人合一”

还是从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理念，即“天人合一”来论述，其中“天”就是指自然生态环境，而“人”即指个体实体，也指个体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意志，个体言行举止。根据儒家美学的观点，个体情感与意志可以寄托与自然，同时也会以自然变化为转移，自然作为客体与人这种审美主体之间存在着“比德”联系，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另外，个体意志情感与自然相附而存在，从古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可以反应出古人的这一思想。大自然馈赠人类，人类要服从于自然，才能共同存在，长远发展。对于儒家学派来说，天人合一，人顺于天，才是生态美学的终极体验与目标。根据马斯洛的相关理论来看就是：人与自然是彼此最为重要的组成内容，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才能在自然中持续获得持续长久的发展……而且人和超越他的实体之间其实不存在任何绝对化的间隔。这一观点打破了以为生态观下对生命认识的局限性，它是从生命的普遍性这一角度出发，对生命之间的联系进行认识，以实现不同生命体与结构之间的协调性。

（四）“德”

我国儒家生态理念的重点是坚持以德性为中心，从爱民普及到爱万物，达到“仁者”与世间众生统一的思想境界。在这里所说的“仁”，就是仁爱。在《论语》一书，第一次对“仁者，爱人”的思想内涵做了一个概述，反映了儒家生态哲学的观念。从儒家学派所反应的生态哲学中我们可以对人类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初步的认识。儒家思想观念中，人是万物之首。孔圣人曾经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反映了儒学中仁爱的三层内涵：第一是爱亲人，第二是爱祖国，第三是爱世间万物。儒家学派的继承发展人孟子也曾说过遵循规律，按时播种，粮食年年有余；不用过密的欲望，放过小鱼仔则鱼鳖年年充足；山林砍伐采摘有度，则材木山货用之不尽，只有这样民众才可以获得长远富足的发展，这也是治国之道也。从孟子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派不但将仁德看做是人类的本质品性，而且希望能够将这一品性推及到世间其它物种，包括宇宙自然的万物，让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一种普世的价值情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号召仁德的同时，给予世间所有的生命以尊重和爱护。儒家思想中顺天时，万物生生不息，尽天命的观念与态度，为当今人类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足而有力的理论支持，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发展提供了指导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儒家以仁德出发“亲亲，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观，以及儒家的“天人合一”辩证思想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生，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的不断深入，我们要认真分析、学习儒家文化中的“仁”、“德”精髓，结合当下生态环境现状，重新审视人类的生产发展模式，转变无规划、无限度地索取大自然的粗暴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洪克强，卢剑.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异质与同构[J].科学经济社会，2012，（02）.

[2]赵金科，陈慧文.儒家文化与中华农业文明生态伦理――以近现代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为参照[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4

关键词： 徽州生态伦理思想 徽州古村落 “天人合一” 生态文明建设 挑战

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索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仅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态危机除有它的经济根源外，还有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标本”，中国古人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这青山绿水和族群村落之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展现。因此，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讨徽州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但这必然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和重构的问题，后工业时代毕竟不同于农耕时代，直接地照搬运用，很可能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从而无助于现实生态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对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保持一种双重的审视是不无必要的。对此问题，本文加以探讨。

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的特点与意义

面对曾经富甲天下、人文昌盛的徽州留给我们的中国农耕社会完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大量古村落群，想必人人都无不惊叹和称奇，它们不仅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而且是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然而，古老的徽州人是如何造就这个光辉典范的？这恐怕要追根溯源到古代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观念。总体上说，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与古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这一点儒家和道家都是认可的。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尽心上》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合而万物得。”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地人的协调、和谐，以保持自然的生机和谐及自然环境的生态。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道家以其天、地、人、宇宙万物在“道”中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和谐统一，构筑起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所以，秉持“天人合一”，达到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实现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高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境界。

这在徽州古村落建筑群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可以说徽州古村落建筑群在根本上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总体上，徽州古村落给人一种独具魅力的较为统一的格调和风貌。这种特殊风格的徽派建筑艺术，实际也正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和旨归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外在表征。比如徽州古村落的择址和民居建筑都有与其地理条件相适应的布局特点。一般说来，徽州古村落大都结合徽州独特的丘陵地貌结构：群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岩谷数倍于土田，因此，比较注重以天然山水为依托，讲究枕山环水，随坡就势，择高台建筑，应合了堪舆学所说的“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趁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1］P96在古徽州，察山川地势，依山旁水，择吉地建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案例比比皆是。它们大多都是按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等生态伦理观念和民间堪舆之术择地而建的。比如古黟宏村，枕山面水，背靠黄山余脉雷岗山，面临新安江末支西溪，以卧牛为形状，并根据牛的生理特性来进行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先将村中一天然泉水窟扩展成半月形的月塘(即月沼)，形为“牛胃”；然后，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九曲，流经十弯，形为“牛肠”，并相互连接贯穿。此后，又在西溪河羊栈河、双溪河架起四座木桥，俗称“牛脚”。这样形成了以“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此后宏村的建筑，全部围绕“牛肠”和“牛胃”来建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村落规划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2］P2这样，整个村庄既水脉环绕，湍流不息，又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饮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实际需求。由此不难看出，徽州村落不仅富有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中国山水画，兼有山之静态与水之动态的交汇，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的互补，而且这种特殊的意境，使得徽派民居建筑群落的古村庄很好地与自然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力，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开发。

同时，为了保护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徽州的很多古村落都特别重视保护植被和土壤，并且制定了不少村规。其中，有的村落以“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为由，严禁村民砍伐后龙山的风水林。绩溪龙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规：“堪舆家示人堆砌种树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气也。各族阴阳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严禁损害。”［3］P14另据《橙杨散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县颁布告示，严禁在溪口山冲要脉等处“采伐”、“开凿”、“挖煤采石”，“倘敢故违。立拿从重究治”。［3］P14又据《白杨源志》记载：“各村祠下之山林，赖祖栽未向理，斧斤不时入伐，……若不经理严禁，恐做尤不堪设想，故今邀集公众议决，将山场树木，概行严禁……如违照章重罚，觉不宽容。”［3］P15从上述宗规、府令和议章可见，当时徽州人对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视的，认为它们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宗族命运息息相关，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禁伐禁凿，以保护民众聚居地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尽管徽州古村落林林总总、形态各异，但其总体特征却是显著的、鲜明的，它们大多依山傍水，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一方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另一方面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开发与利用，从而保持了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以及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体现了古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它正在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它所拥有的丰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智慧对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生态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

二、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建设生态文明中面临的挑战

今天，充分肯定徽州古村落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孕育而成的具有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文化存续的基础已开始遭到破坏，原来古村落所具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局限也开始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分析徽州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的表现和根源，探讨和解决传统生态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徽州古村落建筑群的总体风格基本上表征了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但这又不是后者可以完全解释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从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徽州村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是靠境外的徽商和徽籍官僚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反哺乡里来保持繁荣，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其经济形态属于资源寄生型。村落的主人是那些累资千万、富可倾国的大商人或出将入相、主政一方的大官僚。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衣食无虞，无需向徽州本土索取生活资源，从而能够有足够的条件超越一般的农民意识和现实需求，而陶醉于对自然的欣赏与吟咏，流连于天人合一的精神之域，追求人道合于天道，营造宁心怡情的和谐世界。”［4］P49这就是说，徽州古建筑群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及其生态伦理思想是有其经济的富足作前提保障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古代徽商或徽籍官僚们的“后花园”。但随着徽商的衰落，徽州古村落的生态和谐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资源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慢慢地被打破了。特别是改革开发后，一方面现代文明以其裹挟的技术优势、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物质产品的诱惑，正在形成一种快速地解构着农业文明的摧毁力，另一方面当代的徽州古村落正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地向现代文明转型，以至从前的富商返乡享乐、仕绅退隐休闲的文化园林变成了现时代的旅游的生产基地，以前的资源寄生型的经济形态变成了现时代的资源内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村落的主人也由过去的富商、绅士变成了地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村吃村的平民了。所以，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因此，这种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在破坏着徽州古村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的同时，也考验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

总体上，徽州古村落及其体现的生态伦理观念是适在应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来的，它的空间形态、内部结构、材料质地、环境容量等均与农业文明条件下能量的消费方式和人均消费总量相一致。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现今的人们生活消费的能量形态(种类)、消费方式、消费条件、消费量均大大突破了传统社会的规模，因此，现代生活必然对古村落生态系统整体产生不可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同时，徽州古村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行程中，缓慢地产生了维护古村落生态的一系列传统民俗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急速变迁，特别是旅游业的直接刺激，现今的古村落里的人们已经没有先辈那样的热情与自觉意识去维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了。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徽州生态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挑战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所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现在“部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已经由国家文化部批准正式挂牌设立。它标志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定时段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其保护、承传和弘扬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所以，对徽州古村落及其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要有一种当代的问题意识。而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农耕社会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重建，与工业社会实现有机对接，从而在当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

参考文献：

［1］汪昭义.徽州村落视野中的生态文化意蕴［J］.黄山学刊，1998，（4）.

［2］金艺辉.中国老村――宏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李俊.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M］.合肥:合工大出版社，2005.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5

关键词：数字化；智能化；生态文明建设；作用；意义

一、概述

随着网络信息化发展的不断深入，长江航道的数字化智能化工作也正紧张有序的推进。航道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可以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平台，因长江航道参与维护管理涉及的单位及职能部门众多，且层次不一，具有很强的航道专业特色。在深入分析如今数字航道运行下长江维护管理需求的基础上，概括了长江数字航道维护管理模式对组织机构、人员素质、管理制度的要求，给出了各项航道维护业务的管理转型措施，为建立数字航道、智能航道与生态化管理运行下的航道维护管理体系提供实施理论基础。本文根据作者参与长江中游航道维护管理工作、参与推进航道数字化工作体会以及展望航道的智能化实施，浅析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航道维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作用及意义。

二、航道数字化智能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

航道数字化智能化：通过信息化与智能控制的手段，有效提高航道管理和综合利用的效率，为提高航运生产力和加强支持保障能力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是对受人为活动干扰和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是根据生态学原理进行的人工设计，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是自然和人工的结合，达到高效和谐，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三、数字化智能化航道维护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需做到以下几点

（一）保障数字航道智能航道管理系统的有效顺畅运行

1、满足电子航道图的需要

电子航道图是长江数字航道的核心，它反映了实体航道的真实状况，可为用户提供航道维护水深、航标、桥梁、港口码头、水工设施等航道信息。统一的长江干线电子航道图，是支撑航道动态监测、航道维护管理、航道应急指挥等航道管理支持保障系统的航道空间数据平台，是为长江水运相关行业用户、航行船舶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载体，也是航道部门服务社会功能效果的集中体现。

2、满足三个平台的需求

信息平台。为保证数字航道信息平台的平稳运行，必须完成数据的采集、处理、上报、审核、制作、、更新等工作，需要为该平台提供的数据包括航道动态、航道尺度、航道通告、航道咨询、电子航道图数据及更新等。

航道动态监测平台。为保证数字航道动态监测平台的平稳运行，必须完成航道动态各项指标数据的实施监测等工作，充分利用各类监测终端及测量系统所采集的数据，实现对助航设施运行状况、水位、水深、雾情、重点航段的远程监测、监控及动态预警。

航道维护管理平台。为保证维护管理平台的平稳运行，必须保证生产调度系统、计划管理系统、物资器材管理系统、工作船舶管理系统、航道维护辅助决策系统等各个系统的协调有效运行，辅助航道维护管理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长江生态航道维护管理模式要求

1、对组织机构的要求

长江数字航道具有设施先进全面、信息资源丰富、通航容量大、地域跨度大的航道特征。航道信息化的最大特征是网络性，网络改变了组织结构存在与运行方式。传统组织结构下，信息的传递要沿着指挥链进行，正确性与时效性不够。航道信息化的实施降低了组织协调的成本，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组织间协调的瓶颈。

2、对人员素质的要求

数字化管理对人员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根据长江中游数字航道建设规划来看，长江各基层航道局及下级航道管理处人员岗位的配置还不能完全与数字航道的管理需求相适应，缺乏既懂航道管理又懂信息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影响了数字航道管理的顺利实施。

3、对管理制度的要求

制度是调节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而自发形成或人为设计的社会交往规则。管理制度是实现管理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手段。传统航道管理模式下形成的管理制度应随数字航道建设和管理要求而调整，规范、建立、完善有利于发挥数字航道功能的相关制度。

（三）加强航道维护管理部门与环保管理部门有效合作

数字化智能化航道可以提高长江航道服务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加大了长江有关数据、信息的采集，并加强了各项数据、信息的采集幅度和频度，提高了各项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及时性。长江是我国的母亲河，也是我国的“黄金水道”，保护长江流域的环境的重要不言而喻，环保部门是环境主管部门，数字化智能化航道提供的各项数据、信息对致力于保护长江流域环境的环保部门有重要的作用，比如四季变换时的水深、水位变化，水流的变化，随着长江水深变化污泥聚集方位的变化，航道整治对于长江两岸地质地貌环境的变化，江中开采沙石等破坏航道的行为对于破坏长江水下地质地貌、水中生态环境的作用变化，沿江两岸工厂污水污泥废料排放对航道产生的破坏作用以及带来对环境严重破坏作用的变化等，环保部门可以利用好这些数据与信息，再结合其环保部门收集的各项信息，可以加强长江流域的环境监控和管理。

四、推动航道数字化智能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作用及意义

数字化智能化航道对生态文明航道的作用是全方位的“正能量”，推动航道数字化智能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作用及意义主要体现一下几个方面：

1、在航道建设方面，数字化智能化航道将改变必须通过工程建设才能提高航道通过能力的状况，可以在有效减少航道整治工程的前提下，大幅提高航道通过能力，从而避免更多的工程建设对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2、在维护管理方面，数字化智能化航道将航道的一些要素通过电子航道图以虚拟的形式向用户呈现，可以有效减少维护这些航道要素的工作量，促进低碳养护。

3、在节能减排方面，智能航道可以使运输船舶科学配载，合理选择航线，减少单位货运量的燃料消耗，减少污染环境的废气废料排放。

4、在资源节约方面，数字化智能化航道可以提高长江航道服务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减少管理消耗和管理成本，同时却加强了长江航道的挖沙治淤的管理和保护，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单位建设，有利于促进长江航道生态文明建设。

5、在沿江污水废气排放、水下生物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环保部门可以联合航道管理部门，有效利用数字化智能化航道提供的服务与管理信息，加强沿江工厂污水废气排放、水下生物生态环境治理，加强沿江的环境治理，有利于促进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

结束语

加强长江航道数字化智能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根据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以及自然和人工的结合，达到高效和谐，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对改善长江航道通航能力，促进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及意义。■

参考文献

[1] JTJ287-2005，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S].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

[2] 胡自成.山区河流航道整治工程航道水深检测方法探讨[J].珠江水运，2004.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6

[关键词]文明；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13-06

[作者简介]付广华（1980—），男，河南永城人，法学博士，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环境人类学、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广西南宁 530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岭南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关系研究”（13BMZ053）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生态文明概念当真是五花八门，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谬误之词，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此，要切实理解何谓“生态文明”。我们首先从“文明”概念谈起。

一、关于“文明”

文明通常有三种含义：（1）文明即文化；（2）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3）光明，有文采。①第三种含义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如《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不过，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第三种含义已经不复存在了，仅余前两种含义，而前两种含义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有必要追溯“文明”概念在西方语言中的发展。

在英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原来指的是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行为或过程，它是到18世纪末期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词，开始强调其现代性的意涵。19世纪60年代以后，civilization一词的复数形式才开始流行起来。因此，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当代英美国家更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状态”，有时候也用来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或其中的一个类型”。①前苏联学术界普遍认为文明有三种意思：（1）文化的同义词；（2）社会发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达到的一定的水平和程度（如古代文明、近代文明）；（3）继野蛮时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而德国学者认为“文明”可有广义、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文明是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而狭义的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脱离了群居生活的原始状态以后，通过知识和技术手段而形成和完善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②

从上述界定不难看出，国内外学术界对“文明”的界定相当众多，而且这些界定又常常与“文化”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中国生态哲学界、环境科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学界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流行着“原始文明”、“采集文明”以及“采集狩猎文明”等概念，乃是把“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的明显表现。在最通常的意义上，只有当文化具有较高程度的复杂性及较多的特征时，才可以称之为文明。文化“文明”与否，不是依据道德标准，而是依靠价值标准来评判的，即“一种内在效率的标准（a norm of internal efficiency）”。③对于这一点，廖杨教授在论及“文明”与“文化”区别时亦曾谈道：

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虽然千差万别，都可以称为“文化”，但只有那些曾对人类社会发展起过重要促进作用的文化才能标识为“文明”；人类的“文化”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普同性，但“文明”则更多地表现为普同性。“文化”和“文明”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变迁中“分道扬镳”，却又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上“殊途同归”。④

廖杨教授虽然是以“一个特殊的阶段或其中的一个类型”来衡量“文明”和“文化”，而不是阐述一种存在的状态，但却很清楚地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由此，笔者认为，文明不仅可以用来表述“在‘质’的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元素或特征的文化”，而且还可以表示与这种文化相对应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而且这种进步状态是以与自然界的分离为起点的，与未开化（savagery）、野蛮（barbarism）的状态形成对比。正如美国学者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所言：“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们通常不被认为是‘文明化的/开化的’。确实，‘文明’的基本含义同城市的崛起联系在一起。”⑤

因此，我们认为，“生态文明”一词中的“文明”不能等同于文化，它表达的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相互关系时的一种进步状态，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如果像《辞海》中所言的“文明即文化”，那么这样的“文明”就表征不了人类的进步状态，毕竟文化所包含的范围甚为广大，即或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亦是“生态文化”的一种表现，而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之为“生态文明”。

二、目前我国流行的“生态文明”概念

众所周知，人类诞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采集狩猎是其主要的生计方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是其生存的基础，并且由于人类群体规模尚小，因此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开始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区域产生了城市和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文明”时代。但由于自然仍然可以供给人类所需，因此人类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然是他们的“母亲”。虽然人类活动在某些区域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但由于人类整体规模仍处于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因此自然生态仍处于一定的平衡之中。到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后，随着培根式二分法的确立，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改变了，自然从活生生的、哺育的母亲变成了呆滞的、死亡的以及可操控的事物，这样的自然观与新生资本主义的剥削相结合，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观念。①而正是这样的观念，随着工业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正逐步吞噬着所有人类社会的母性自然形象，欲取而代之以攻击性的男性形象。不过，人类如今终于意识到了工业文明的可怕性后果，因此开始寻找其他的路径，这样“生态文明”应运而生，成为取代工业文明的新形式。从这一理论背景来看，生态文明无疑是一种后工业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与发展。

国外学者对生态文明的论述和研究比较少。1995年，美国学者莫里森（Roy Morrison）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提出生态文明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它根据动态和永续平衡的原则在繁荣的生命世界中看待人类生活：人性并非体现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而是体现在与自然界的共存中；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它依赖于我们作出新的社会选择的能力。②但莫里森并没有对“生态文明”予以界定。很长一段时间内，莫里森的著述成了西方学界的“空谷足音”，很少得到相关学者的回应。一直到2007年以后，在中国学术界的推动下，美国中美后现展研究院才多次联合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举办“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论坛，③“生态文明”一词才开始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的话题。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在讨论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没有给生态文明以明确的界定，也许他们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后工业文明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相对而言，“生态文明”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词汇。西方学者多从后工业或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待文明的转型，由于他们多认为文明本身就是“非生态的”（non-ecological），因此“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一词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修饰法，④很容易招致一些人的笑柄。美国学者莫里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态文明”一词，并且一直努力向英语学术界兜售他的这一研究主题，然而收效甚微。笔者2008年曾经试图通过E-mail在美国佐治亚大学的“listserv”上向美国生态—环境人类学界同仁求教“生态文明”问题，结果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提法。因此，有关“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多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根据2013年10月30日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结果，国内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文章已经达到3万多篇，其中不少学者针对“生态文明”给出了自己的界定，种类繁多，难以尽数。这里我们把林林总总的界定分为两大类，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略作阐述。

一类是从构成要素来分析。李绍东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理性认识及其积极的实践成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其内容应包含纯真的生态道德观、崇高的生态理想、科学的生态文化与良好的生态行为。①邱耕田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②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③

另一类是从文明序列的角度来看。申曙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狩猎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生态文明将脱胎于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同时要注意避免工业文明的弊端与缺陷，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的持续发展。④李祖扬、邢子政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四种基本形态，每种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状态。生态文明只是从生态价值标准出发的称呼，如果从文明发展的顺序出发，可以称之为后工业文明，指的都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新文明”。⑤潘岳在分析了文明形态特征之后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⑥

上述两大类既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概括了当前中国生态哲学界、环境科学界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在笔者看来，从构成要素出发的界定更多地涉及生态文明的内涵，相当于某些学者所言的“狭义的生态文明”；而从文明序列出发的界定更多地涉及生态文明的外延，属于所谓的“广义的生态文明”。⑦当然，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极为密切的。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广义的生态文明的初始状态，指的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即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①

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认同上述界定，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学者提出了差异性比较大的界定。比如高长江就认为，生态文明从发展哲学的意义上就是指一种人与物的和生共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明，用近年来国际社会通行的概念来指称，即可持续发展。②高先生把生态文明视为一种发展观，一种几乎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仅仅是对生态文明部分内涵的把握，虽然把握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和支柱是可持续发展，但是用一个词来指代“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新界定

如果“生态文明”的界定过于简捷、含义甚广、范围太大的话，那么在实践中不仅难以操作，而且还容易让一些反生态的项目、工程戴上生态文明的帽子大行其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予“生态文明”以更为确切可行的界定。

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R. H. Williams）在撰写“文明”词条时曾说道，在当代英文中，civilization通常被用来描述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状态，在这样的用法前面通常会被加上一些具有定义性的形容词，如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于是，civilization成为一个相当中性的词，可以指涉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③这样看来，“生态文明”在构词法上跟“工业文明”是一样的，它指的是确立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关系之一。在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之前，西方世界眼中的自然是神圣的，它是人类的伟大母亲，它具备更新和生产的能力。随着培根式二分法的确立，自然不再是母性自然，而是女性自然，被攻击性的男性意识所统治，变得要依靠人类，因此人类的发展成为自然发展的本质，这创造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新二元论。既然自然需要为人类所“发展”，人们就不得不从他们体现在自然中的原始的、落后的状态中发展。自然转变为自然资源与文化上差异的人们转变为“技能人力资源”是密切相关的。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基于责任、管制和互惠转变到基于放纵的开发。④因此学者们在探讨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时，常常批判工业文明所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工业文明恶果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背后操纵着技术的思想逻辑，是人类自然观、价值观的转变导致了生态危机和恶果。对此，中国人类学界亦曾进行过深刻反思：“‘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制天’，即对生态系统的盲目征服和粗暴改造。”⑤而工业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的后果。

事实已经证明，目前人类社会遭遇的环境问题就是由“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因此，只有扬弃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正确立场。与此同时，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只是提出了问题的存在，但却忽视了人类的存在，最终只能仅有“生态”，舍弃“文明”，自然无法成为生态文明的思想之基。最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一词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人类要进步、要发展，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另一方面，人类要生存、要延续，强调了必须限制人类的某些行为，从而使自然维持在一定的均衡状态。正是这种矛盾的情感决定了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环境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一种既考虑到自然的延续，也考虑到人类存续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形成中的意识形态，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称之为“生态主义”，以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相区别。全京秀认为，生态主义的积极创建包含了人类问题的条件，它提倡确立中庸之道和均衡发展理念。鉴于现代生态学思想对旧式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全京秀认为应当在重新发现历史进程中探讨新环境决定论，因为这对于生态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①

笔者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表现的是人类的整体自觉，亦即意识到自然的存续与人类的存续息息相关，两者并不是可分的二元结构，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统一体，这样一种整体自觉反映在人类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的生态化程度的提高上。生态文明并不具备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样的实体领域，它所有的文明因子都蕴含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因此，由生态因素和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相交叉，就形成了生态物质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三大块。生态文明不能替代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构成要素，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一定要在构成要素中切实体现生态文明。

作为扬弃工业文明落后因素的生态文明，必定是人类既能够顺应和利用自然，减少对自然的控制和破坏，同时又能够充分利用人类已经形成的对自然的认识，维护全球生态系统安全，实现人与地球协同发展。生态文明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它把生态因子注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力争实现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生态化。因此，生态文明是级别更高的文明，它并非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而是一种涵盖更广的文明形态，是一种大文明范式。这样一种大文明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时期的建设，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可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具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或者说具备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当前的时代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因此我们只能按照狭义生态文明的要求来建设。只有在狭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圆满成功以后，才能够向高级阶段迈进，从整体上扬弃所有工业文明的成果。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公正;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4-0061-03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生态正义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视角”（2014M552392）;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公平正义的视角”（QN2013001）。

作者简介：廖小明（1975-），男，四川泸州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流动站博士后，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社会公平正义、思想政治教育。

自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以来，10年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生态文明制度的制约和惩戒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一是既有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二是公平正义目标的模糊和价值的缺乏。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其公正向度。

一、制度公正的生态文明视界

一般说来，制度就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2]按照诺斯对制度的理解，可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由此可见，制度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在这个内容体系中涉及责任规则、惩罚规则、度量衡规则以及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当然，在其他学科中，对制度的理解略有差异，比如在政治――伦理学的角度上，制度是“规范化、定型化了的正式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结构，这种规范化、定型化了的正式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结构，受到一定权力机构的强力保障，它表现于外则体现为具有管束、支配、调节作用的行为规则、程序”。[3]27按照上述对制度的理解，制度公正则可以理解为“规范化、定型化了的正式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结构的公正性。……其一是指制度的公正，强调制度本身应当是公正的;其二是指公正的制度化，强调公正的理念与要求应当具体化为制度，旨在揭示制度化了的公正才是具有真实客观性的公正，这种制度化了的公正就类似于罗尔斯所说的公正的社会结构背景”。[3]30在抽象意义上说，公正是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的人们相互关系的合理状态，而这种相互关系要受制于包括社会历史条件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所谓“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因此，制度公正本身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制度公正既是一种现实秩序，又是一种社会理想或社会意识。制度公正作为现实的社会关系状况，是一种现实秩序，作为人们的自觉要求与价值目标，则是社会理想。作为社会理想的制度公正，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性反映。”[3]33

那么，制度公正之于生态文明到底有什么深远意义和现实指向呢？在我们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中的重要“一体”，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过程，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当下，审视这种意义、阐明这种指向显然是必要的。

首先，一方面，制度公正之于生态文明，内在于社会整体公正，外显于生态文明的价值。由于公正本身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的，因此，现实的社会制度下，追求社会的整体公正是一种可行的、必要的选择。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5]13-14生态文明要靠制度建设，而建设的制度应该是公正的制度，应该是能够有效保护和实现每个公民平等的生态权益的制度。因此，制度公正之于生态文明既是实现和维护社会整体公正的要求，也是彰显生态文明价值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制度公正本身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价值目标，又是其伦理原则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起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当然也要体现这种要求，整个社会的公正制度体系的建立也离不开生态文明这个“五位一体”中的重要“一体”。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处理本身是生态伦理学考量的范畴，是生态伦理道德集中要调整的关系。因此，制度正义之于生态文明而言，自然具有伦理道德的维度。

最后，制度正义之于生态文明是整个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的扩展性内容之一，具有全局性意义。如前所述，我们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就要扎实推进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设，而这种制度体系的建设不能够超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之外，相反，我们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既要有独立性思考，又要有扩展性思维;既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又要将这种制度机制建设扩展到包括生态在内的各个方面。因此，制度正义之于生态文明本身也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扩展到生态领域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公正目标向度

党的十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5]13这既是一种应然目标，也是一种现实追求。我们按照“五位一体”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将公平正义的应然目标转变为现实价值的过程。相应地，我们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构建公正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既是一种内蕴于生态文明的价值，也是一种现实的价值追求，还是一种发展性目标。

1.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内蕴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它是社会主义，为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也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它又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设想的社会主义有显著的差别。这种客观情况决定了原本在“理想”社会主义阶段成为一种“自然状态”的或者“超阶级”的公平正义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成色不足”：在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诸多客观条件和原因，我们必须不断强调和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我们说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内蕴价值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指向：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公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内蕴价值并不是“天然生成”的，也不是仅仅提出生态文明才使它成为内蕴价值。它是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而使其得到彰显和认可的。在西方，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危机就使全社会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单个人或某个组织或集团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能仅仅靠技术进步等某种单一的方式或手段予以解决，它实质上是一个既“顶天”又“立地”的问题。所谓“顶天”是指它关系到全体人们环境权利的实现和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彰显;而所谓“立地”，是要着手解决一系列关系人们生存健康和公平权利的实际问题。对中国而言，人们的认识和观念的嬗变大致相似，也是随着环境污染等具体问题上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性大问题后，人们才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既关乎个人平等的环境健康权益，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过程，也就是“发掘”生态文明和生态制度“公正”价值的过程。

表面上看，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是一个方面或一个领域的问题，但实质上，它是一个涉及面广、内容繁杂的问题。生态问题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甚至矛盾，实质上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失调。因此，一定程度上说，生态领域的不公正、生态文明制度的不公正，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不公正的反映和体现，是社会其他领域相关制度体系不够公正合理的反映和体现。因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体现公正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外显的需要，是整个社会共享公正价值的要求。

2.公正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现实价值追求。一般说来，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6]进一步看，生态文明包含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等诸多要素，其中，生态制度文明是核心和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7]这不仅说明了制度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体现了公正的价值追求，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合理关系的复归，本身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境界和状态。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十分明显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建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8]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彰显公平正义，要按照公平正义的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构建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制度体系，使公平正义真正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另一方面，我们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抓手，以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公平权利为着眼点，构建公正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并以此带动其他领域公平正义权利的实现，促进其他领域公正的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3.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发展价值。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有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生态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和方法的“后发”优势，但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过程中也有自身的“先天”不足，这不仅体现在生态文明意识观念的滞后和人们生态文明意识行为的缺乏，更体现在制度建设方面有不少“软肋”，如制度建设更多体现为单一的行政行为，缺乏生态民主意识，缺乏民间人士和专业人士的有效参与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按照社会主义公正价值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要有发展性思维和眼界，将公正价值目标在制度建设中的实现看成一个发展的过程。同时，要用公正的价值引领公众的生态意识和观念，凝聚起更大的社会共识，在发展过程中提高群众参与度，提高相关组织和专业人士的参与度。此外，在学习借鉴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方面，吸取诸多生态思想、思潮的积极要素，吸取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前夜。这就是生态文明。”[6]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我们要将一切体现社会主义发展价值、符合中国实际的先进思想和价值理念融入中国生态公正观念的建构，融入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从而真正实现按照公正价值目标推动发展，又在发展中建构更加丰富全面的公正价值目标，最终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彰显生态公正的意义和价值。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公正的实践向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根本手段也在于实践。公正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转化为现实价值，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彰显出来，为人们所感知，给人们带来实惠，都离不开实践。因此，全面认识和把握公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实践向度，意义重大而深远。

1.以科学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彰显公正价值。如前所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科学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中的难题。这一方面在于制度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方方面面影响长远的大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于制度的构建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不管在实践中有多大的难度，我们首先要明确基本思路和方法。在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至少要思考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实质上关系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关系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成败。从实际出发，着眼长远，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其次，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原则和标准有哪些？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至少要有系统的思维和统筹兼顾的原则，要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最后，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主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是什么？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主导力量必须是党和政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自然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但是，仅有党和政府的主导是不够的，还需要集中各方面智慧和力量，这不仅是科学设计制度体系的要求，也是更好地体现和彰显公平正义的要求。实践证明，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公正权利和利益本身离不开人民群众最大限度的参与，这其中包括专业人士的介入与参与。

2.以清理完善不公正的制度体系实现对生态领域公正缺失现象和问题的矫正。客观上说，任何国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具体制度体系都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制度体系的改革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而制度体系改革本身既有实践的要求，也有价值实现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已有的制度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既有生态文明实践进程发展的需要，也有彰显包括公平正义价值在内的价值实现的需要。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生态文明制度机制建设非常滞后，许多方面的制度机制适应了阶段性或局部性的要求，具有“应急”的特点，显然，这些制度机制在设计之初就没有全面权衡公平正义的价值，因此，修正和完善这些制度机制的过程，也就是矫正其公正价值缺乏的过程，也是治理生态领域公正缺乏的现象和问题的过程。比如，我们的生态补偿制度，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兼顾“利益”损失，但是，由于过去更多出于宏观和全局考虑，而对局部甚至个人的利益照顾不足，因此，在更加全面科学衡量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本身也有进一步彰显生态补偿价值公正的作用。又比如，适应公共生态利益维护的需要，我们急需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机制，以防止出现“公地悲剧”的现象和问题。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2]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3]高兆明.制度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

[5].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G]//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改革再出发――十八届三中全会学习读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9.

生态文明的意义篇8

并非巧合的是，笔者在环境政治学视角下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得出一种相似的结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把“生态资本主义”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那么，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性环境政治流派，它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作用的话。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承担着创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经济增长”和“绿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机遇的使命。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商品化的经济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但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性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甚至，它可以大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恰恰最可能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可以想见，“生态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广泛的政治信奉与支持者，尽管它们可能未必都愿意公开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较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又要承认“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和“环境全球管治”等理念与战略可能带来的积极性影响。

另一方面，这一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与语境下完全可以有一种全新的表达与阐释，而这其中的关键性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与生态学（可持续性）的一种有机结合，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历史性替代。

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学意蕴已经有较为充分的阐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希望将新型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和传统生态智慧与实践复活等方面要素实现历史性综合的意蕴或志向――“十”报告关于“五位一体”的概括正是这样一种认知与思路的经典性表达。也就是说，无论是就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就我们所拥有的生态文化资源与思维传统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将是一种综合性或立体性的“绿色化”。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尚讨论不够充分，甚至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无视或回避。许多学者会认为，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天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笔者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欧美国家“绿色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出现与扩展――正如布兰德教授所揭示的，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很可能长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国内学者中对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模式与理念笃信不疑的并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先污染、后治理”理念难以根除的现实性成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构想和价值观的生态学意涵，需要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去不断地阐发，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践。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欧美“绿色左翼”学者更多致力于“绿色资本主义”话语与实践批判基础上的“社会生态转型”努力――这当然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那么，当今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则应着力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阐发与实践推动。那样的话，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新左翼或“绿色左翼”话语与战略，而且可以为一个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全球未来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