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技术范文
时间：2023-12-19 17:13:18
古代农业技术篇1
一、古代农业研究指导思想确定的陈列
我国对古代农业历史研究工作,以往多集中于着书,古籍立说发表着作方面,读者面小而往往又不易理解,通过农业文物、资料等集中收藏,经过研究、设计,用实物形象将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展现,对不同文化层次的现实所感受,影响范围较大,社会效益明显。从陈列内容来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既有宝贵经验,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对古代农业遗产中宝贵的东西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科学都是不断进步的,对传统农业技术应当用现代科学加以检验,取其精华。在内容上要求做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系统、科学正确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设计强调准确性、科学性、艺术性,力求科学内容与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我国古代农业有近万年的历史,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古代农业涉及时间长,门类多、范围广、问题复杂,如农业史包括农艺史、园艺史、农具史等。利用研究古代农业陈定陈列内容,制定陈列方案和设计。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我们应以社会和现实要求为考虑对象。一是使一般客观者了解古代农业基本知识,二是专业人员了解某种专业技术发展过程和其经验。在陈列结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改革,采用通史与专业史相结合的方法选定内容。
二、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古代农业科学历史是农业古籍、农业文物资料等体现的。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表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这些古代农业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凝结着我们祖先的杰出智惠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生存史、奋斗史和发展史,科学地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振奋精神,继往开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利用古代农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古代农业中的自身客观规律现实需要,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做到古代农业研究成果的合理利用。同时,注意到对社会效益有关学术的处理,一般情况通史研究,只是处理农业技术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按历史朝代划分时期,但历代王朝的更替并不是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因,不能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将其古代农业研究很难说明。历史上农区的人口比牧区的人口多很多,他们以粮食为主食,肉类为副食。“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指粮食。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年景的好坏,收成的多少。《春秋》中谷不熟则书,可见历史上以生产粮食为主种植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础。因此确定以大田作物精耕细作技术的发生发展作为农业技术历史分期主要依据,这样不仅脉络清楚,突出了农业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是自身发展过程,利用古代农业研究中产生社会效益。
三、正确处理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但不是研究工作的唯一任务,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也是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文化遗产利用包括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等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合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农业文化遗产利用必须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强调社会效益,但并不排斥经济效益,而且要争取好的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反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利用,就保护抓保护,就难以使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就难以解决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就难以尽快改变文博单位长期“守着金山讨饭吃”的尴尬局面.就难以调动和维护广大古代农业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有效地保护古代农业文化遗产是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础,合理地利用古代农业中的文化遗产是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力,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反对片面强调文物的开发利用,造成国家文化遗产资源的流失和破坏,也不赞成为了强调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单位的公益性,而放松甚至放弃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资源在对外开放中获取应有的社会效益,给文化遗产作用的发挥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不可否认,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古代农业研究部门,还没有真正处理好在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多,讲合理利用的少,割裂了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靠上级给的经济思维方式普遍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古代农业研究工作都越来越举步维艰,特别是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经费极度困难,单位中文化遗产保护安全条件极差,科学有效的保管条件更是无从谈起,长此以往,有一些文化遗产要霉烂在库房中,要就是被盗、被抢。因此,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在古代农业研究单位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要紧紧围绕本地区、本单位的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优势和藏品特点,在确保文化遗产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社会价值。争取好的社会效益,进而改善和加强本单位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农业博物馆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总结。中国农业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在1959年国庆节前建成并投入使用,是国内唯一一座大型园林式展馆,收藏陈列了较为丰富的农业文物,标本古籍和传统农具等各类藏品近5万件。该馆充分利用这些藏品特色资源,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相关专题活动,即发简介
古代农业技术篇2
在古代农学发展史上，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贾思勰，齐郡益都（今属山东）人，曾任高阳太守，北魏时期的农学家。他的《齐民要术》共十卷，九十二篇，内容丰富，“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涉及精耕细作、选种播种、作物栽培、果木种植、畜禽饲养、食物加工等等许多方面。《齐民要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其中也吸取了儒家思想以及儒家经典中大量有关农学方面的知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齐民要术》吸收了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序”说：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这段论述源自《汉书•食货志》，其中吸收了《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中的民本、农本思想；尤其是“《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一句，实际上是把儒学与农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所谓对百姓要“富而教之”。《齐民要术》还说：
《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儒家讲仁爱，落到实处，也包括富民；讲孝道，也包括赡养父母，所以要发展农业，要“不违农时”，以保证“黎民不饥不寒” ；因此也就需要发展农业科技。贾思勰对儒家经典中有关民本、农本思想的引述，旨在说明他的《齐民要术》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的，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落实。
第二，《齐民要术》吸收了儒家的“三才之道”。儒家的“三才之道”至少可以追溯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后来的荀子也说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还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易传》则明确讲天、地、人三者的统一，提出“三才之道”。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吸收了这一思想，其中说道：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齐民要术》要求遵循天时、地宜的自然规律，而不赞同仅凭主观而违反自然规律的“任情返道”，这就是要实现天时、地利、人力的三者统一。《齐民要术》还说：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谚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錤，不如待时。”又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齐民要术》对于《孟子》的这些引述，同样是为了说明遵循自然规律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儒家“三才之道”的思想与古代农学的密切关系。
第三，《齐民要术》还吸收了儒家经典中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许多知识。儒家经典中包含着丰富的古代科技知识，也包括农学知识。《齐民要术》一书对儒家经典中的农业科技知识有较多的引述，大致可分为两类：
其一，对儒家经典中动植物知识的引述。比如，《齐民要术•种瓠第十五》有：“《卫诗》曰：匏有苦叶。毛云：匏谓之瓠。《诗义疏》云：匏叶，少时可以为羹，又可淹煮，极美；故云：瓠叶幡幡，采之亨之。八月中，坚强不可食，故云：苦叶。”《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有：“《尔雅》曰：壶枣；边，要枣；櫅，白枣；樲，酸枣；杨彻，齐枣；遵，羊枣；洗，大枣；煮，填枣；蹶泄，苦枣；皙，无实枣；还味，棯枣。”等等。
其二，对儒家经典中有关农事安排的农学知识的引述。比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有：“《礼记•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宫室，坯垣墙；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季秋之月，农事备收；孟冬之月，谨盖藏，循行积聚，无有不敛；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取之不诘。”《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有：“《周官》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此类引述在《齐民要术》中还有很多。
应当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农学经典；儒家文化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知识层面上对《齐民要术》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经典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以及后世的农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这一点而言，就可看出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积极影响。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古代农学家大都认真研读过儒家经典，这对于他们的价值观以及知识结构的形成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们研究农学，无论是研究动机，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的农学著作还包含了大量儒家经典中的有关知识。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农学家大都是有着儒家思想并且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家学者，他们的农学著作大都是包含了儒家经典知识并且是在农学领域中延伸的儒学著作。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技，尤以农业科技最为突出，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推动了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古代农学知识不仅是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知识来源，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注释：
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
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齐民要术》“序”。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公孙丑下》。
《荀子•富国》。
《荀子•天论》。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古代农业技术篇3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 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古代农业技术篇4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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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业技术篇5
关键词：认识、技术传统、传统机械
在古代，不同的文明区域有着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传统。要认识中国的技术传统，首先要探讨中国的技术发展史。刘仙洲、梁思成等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开创了中国技术史研究。但是，技术史至今在中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学科①。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和现存的传统技术也就是认识或者说发现中国的技术传统，我们至今对这一传统的认识还不充分。本文从回顾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入手，进而探讨技术传统的一个认识途径——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
一、对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机械传统的的记述和传说长期流传于世，引起了历代擅长技术者和文人的注意和好奇。三国时期的马钧曾再度发明前人的指南车、翻车，明末的王徵试图复原指南车、木牛流马等。王祯撰《农书·农器图谱》，薛景石撰《梓人遗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记载了他们所了解的机械。艺术家的作品也使古代机械的技术信息留存下来。比如，五代《闸口盘车图》仔细绘制了水磨图，《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船舶、车辆、桥梁等技术。
中国古机械较早地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09年起，格里（giles）、摩尔（moule）、朗基斯特（lanchester）等人先推测过指南车的传动机构[1]。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机械工程学家和文博专家开始了中国古代机械的文献研究和专题研究。1925年，张荫麟翻译了英国人摩尔的论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且撰写了《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刊载在《清华学报》上。1935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出版《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初步整理了汉语古籍中关于机械的记述。王振铎则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试图复原古代的机械装置。1936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汉张衡候风地动仪制法的推测》，并在北平研究院复原指南车、记里鼓车[2]。这些早期的工作开创了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1949年以后，科学技术史在中国成为一项有组织的事业，实现了初步的建制化，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3,4,5,6]。其中，刘仙洲、王振铎的工作代表了机械工程史的学术水平[7]。
1950-60年代，刘仙洲开展了机械原动力、计时器、齿轮、凸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于这些研究，他撰写了通史性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8,9]，初步勾画了中国机械技术发展的大致脉络。书中收入了关于耧、辘轳、独轮车等方面的调研成果。后来，刘先生曾组织学者从2万余种古书中查找古机械的线索和记述，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近今来，清华大学图书馆学者对这些的资料进行了
复原是古代机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振铎等长期从事古代机械史的专题研究和复原。在文献分析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地震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水排等机械装置，其主要成果收入他的文集《科技考古论丛》[10]。
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注意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这一视角，审视中国古代的机械和技术传播，同时探讨机械技术与其它知识的关系。他参考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王铃的协助下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工程分册[11]。该书初版于1965年，后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12]。
在刘仙洲之后，机械工程史的专题研究和调查工作仍有进展。同济大学陆敬严在古代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复原研究以及立轴式风车等传统机械的调查方面均有新的进展。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研究，西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对秦陵铜车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全国的科技史家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集中展示中国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时，陆敬严、华觉明等学者，编著了该丛书的机械卷[13]。该书继承了刘仙洲、王振铎等中国学者的思路，适当参考了李约瑟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在技术内容和构造原理分析方面均有进展。
刘仙洲、王振铎、李约瑟、陆敬严和华觉明等所撰写的专著主要基于古籍的记载、考古资料和部分传统机械的调查资料。未来的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研究还可以在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发掘、整理和解读明清时期汉文典籍和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的史料；第二，充分利用现有的和将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开展科技考古研究；第三，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探讨它们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第四，开展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有连续的文化传统，保留了繁浩的古籍。有关古代机械的记载，散文见于多种体裁的典籍之中。然而，关于技术的文字记述或绘图大多过于简略，时常仅有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到任何记载。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某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内容显然是有限的。多数古代机械的制作材料是木、竹等不易长期保留的材料，只有少数零件是用石头和金属制作的。这使得我们在考古资料中很少有机会找到结构比较完整的机械。像古代车辆和铜车马这样的发现毕竟是少数。
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的缺憾限制了人们对机械技术传统的认识。因此，单纯基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技术史研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进一步发现技术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调查现存传统技术，且从科技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去展开讨论。
二、前人对传统机械的调查
中国有着连续的技术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工业体系，而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边远地区还延续着传统的产业和技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既有现代的运载火箭，又有传统的耕作机具。那些现存的传统技艺是古老技术的延续，至今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机械而言，其原理、构造、制作工艺和用途基本上与古代一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为便于与现代机械区别，我们称那些遵循古代技术传统的机械为“传统机械”，它们及其相关的工匠和使用者是机械技术传统的主要载体。
只要稍加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传统机械和工匠的手艺中保留了完整的技术信息，其内容远比任何古籍的记载丰富得多。要想深入地认识技术传统，补充文献的不足，澄清古代机械的详细构造原理、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调查研究现存的传统机械。
可以说，古人已经调查和记录了传统技术。很多技术被《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典籍记述下来，流传至今。同时，我们不难想到利用现代的条件，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和方法，调查记述传统技术，保留文化遗产。
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就开始做传统技术的田野调查，并将调研成果整理出版。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技术给予了关注。霍梅尔（hommel）调查了中国的若干种传统技术，1937年出版了一部专著（china at work），其中收录了不少机械装置的图片资料[14]。尽管记述仍不够详细，但毕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技术资料。类似的论著还有西方学者撰写的江苏传统犁、牛转龙骨水车等技术的调查报告[15]。伍斯特（worcester）在1940年发表的论文里，描绘了在四川测绘的一种船磨[16]。这种船磨似乎已经失传了。李约瑟不仅参考了这些学者的调研成果，还亲自到乡村考察了筒车、水磨、车辆挽具等技术，为他的中国机械工程史准备了详实的资料。
日本学者对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南等地区的传统机械和相关技术做了分门别类的调查，将它们拍照、测绘和记录成册。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调查了华北和东北等地的农业机械，出版了调查报告，如中田圭治的《北支の農業と作業機具》（1940年）、二瓶貞一和松田良一的《北支の農具に関すゐ調查》（1942年），它们被当代日本学者渡部武整理为《華北在来の農具》一书[17]。这两部书内容丰富，收录了华北的各种农业机具，包括共用一根驱动轴的五个龙骨水车、驴转龙骨水车、铁匠制作的畜力水车铁齿轮，等等。书中记述的有些机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渡部武还到西南等地做了新调查，完成了《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18]。在日本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唐立（christian daniels）等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制糖、造纸、榨油等技术，撰写了若干调查报告，对制糖技术的起源和明清的制糖技术均做了研究。他的调查研究汇集成《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19]。日本学者调查和测绘的机械种类多，对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机械和工具的形制描绘尤其细致。他们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泽东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并主张推广到一切地方去[20]。在他鼓动下，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同年9月，农业部编辑了4卷本《农具图谱》，汇集了当时全国各地使用的和新改进的的各种农具，以交流改进、创造、推广和使用农具的经验，促进农具改革运动[21]。该书介绍了各种农业机械的构造特点、规格性能、使用方法、产地、造价等。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其他关于传统技术的出版物和一些独立的调查报告，比如关于立轴式风车的调查报告[22]。刘仙洲这样的机械工程史家更是重视民间技术的史学价值，对河北、山西、河南某些地方的传统机械做了调查[23]。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术研究陷于停滞。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学术活动和研究再度兴起。20世纪80年代，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博物馆在山东、云南等省调查了多种农业技术和机械，拍摄了录象。他们征集到的传统机械陈列或保存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苏州丝绸博物馆也调查和征集了不少传统纺织机械，使之成为重要展品或演示工具。同时，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对传统机械做了专题调研。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考古、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了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不少调研文章。研究生学位论文使调查研究工作更系统、更深入[24,25]。尹绍亭、何学惠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汇集了尹绍亭的农耕卷、唐立的生活技术卷、罗钰的采集渔猎卷等，其中描绘了很多工具和机械装置[26,27]。这套书的风格与日本学者的调查专著有相似之出，农耕卷描绘了许多耕作机械、筒车、龙骨水车、风扇车等，但很少涉及水碾、水磨、水碓等结构比较复杂的机械。
20世纪80年代，科研院所和文博部门的学者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调查、抢救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工艺。1994年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在1996年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的“九五”项目“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就是该丛书中的一卷。
三、调查传统机械的经验
1991年，笔者会同冯立升、钱小康、张治中等开始了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这一工作结束后，我们在“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继续有选择地调查传统机械。1998年以来，笔者开始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合作，调查中国的力学知识与机械技术传统。
现存传统机械种类繁多，同种机械还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这方面的调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以几个人的微薄之力和有限的经费，在课题规定的有限时间内，要调查各地的各式传统机械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不得不确定一个目标适当的研究路线。
我们不是选定某一地区做多种机具的调查，而是选择若干种机械，了解它们的机构设计、材料、制造工艺和使用等技术细节，将实物的调查与走访工匠结合起来，以求在认识或发现机械技术传统方面真正有所突破。调查对象的选择取决于课题的目标。一般说来，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比较典型的、技术上特点突出的、代表传统技术水平的机械，它们大多是结构相对复杂的机械。如果某种技术濒于绝迹，就优先安排调查。中国古代的纯金属机械装置不是很多。为了反映这方面的技术，我们选择了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制造的浑仪和简仪。
传统机械大多属于农业和手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级政府的农机、机械、纺织、文博等部门及研究机构，了解传统机械的分布、制作和使用等情况，得到调查线索，初步选择调查对象和要寻访的民间匠人。例如，1993年，通过原机械工业部和连云港连云区科委，我们得知传统风车在江苏赣榆的使用情况，到海边的盐场做了调查[28]。那里的工程管理人员又向我们提供了去浙江开化县考察的线索，促成了水碓、油榨等机械的调查[29,30]。同年，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提供的线索，在云南省农机管理局、大理农机局、丽江农机局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云南的若干种传统农业机械[31]。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计量研究院、北京通州计量局的支持下，我们帮助德国合作者调查了北京通州的传统杆秤制作技术[32]。2001年，在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副院长的帮助下，我们到广西融水县调查了苗寨的水碾。
调查者的机械工程专业背景对深入开展工作，辨识技术细节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比较全面地实录技术细节，须拍摄机械的整体照片和各重要结构的局部照片，测绘出机械视图，记录工匠和使用者口述的设计与制作思路、方法、选材要求、技术窍门，用摄象机拍摄机械和采访工匠的过程。比较理想的是，拍摄、记录机械的制作过程。笔者曾与德国学者合作，拍摄、记录了北京和长沙工匠制作传统杆秤的全过程和使用情况。这种少而细的做法可以为将来复制这些机械提供完整的技术信息，是对传统技术的一种抢救。
采访工匠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在浙江、云南、山东、内蒙古、北京、广西都曾采访过制作和使用传统机械的手艺人和农民。在采访之前，我们阅读了有关的文献资料，参观或测绘了实物，从而拟订出要向工匠提出的问题。否则，所提问题可能落不到点子上，或者不够深入，采访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有时，由于方言的限制，双方可能出现交流的困难。这时，就要找“翻译”来帮忙。
电影、电视等技术的传入，为我们带来了保存和表现传统技术的新手段。一些非科技史专家策划拍摄的电影、电视片或多或少地纪录了一些传统技术，或者为进一步调查提纲了线索，值得留意。例如，电影《柳堡的故事》以大量的画面表现了立轴式大风车带动龙骨水车提水的场景。立轴式风车已经绝迹，这部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卧轴式风车的场景出现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但镜头很少。近些年，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影视作品中偶尔也有筒车、水磨等机械的镜头一闪而过。科技史专家策划的专题片更有目的地记录了传统技术。比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刘仙洲和故宫博物院的帮助下，于1960年代拍摄了一部关于清宫机械钟表的纪录片。近来，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制作了一部包括中国杆秤制作在内的《力学考古》电视片。
实地调查所得到的丰富资料须经过系统的整理，进而与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补充，追本溯源，探讨技术的演进和传播，或进行其它视角的研究。需要查阅的资料包括地方志、正史、野史、笔记、考古报告等。我们在浙江开化县调查的两种水碓与元朝王祯《农书》所记述的“撩车碓”和“鼓碓”相符，油榨则与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记载一致。《开化县志》对水碓也明确记载。
当然，我们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知识和方法，对传统技术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比如，对一种机械做动力学、运动学分析，探讨其零件的受力状况和结构特性，推算机械的传动效率和整个装置的功效，等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传统的技术，我们可以说它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但却不可轻易地断定它应用了什么科学原理。通常，工匠们知道怎么做，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技术规则，掌握什么样的窍门，却未掌握那些经过科学家描述的原理和定律。
在调查和分析过程中还须辨识那些参入传统技术中的现代技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曾鼓励改良传统技术，发展现代技术。1950年代，中央政府更是提倡改进各式传统机械，举行过改良成果展览。随着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技术向各地传播，甚至影响到很偏僻的地区。传统机械的整体设计基本上遵循古制，但有些机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技术的影响，有的零件改用现代的材料制作，有的零件属于现代技术产品。比如，江苏赣榆风车的木卧轴被钢管轴取代，龙骨水车的木质刮水板改为橡胶板。苏州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架纺机上的一对木齿轮换成了塑料齿轮。云南、广西水车上都用铁丝来加固水轮的叶片。广西融水县杆洞乡水碾的水轮立轴上安装着现代的滚珠轴承，碾轮与轴的连接采用了现代的螺栓。杆秤加工过程中，匠人有时要借用现代的手电钻、钢锯、砂纸。现代文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研究传统机械时，一定要区分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现代的；在总结传统技术的时候，注意把现代技术“剔除”出去。
在采访工匠时，须注意防止近代知识“窜入”口述的知识中。比如，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匠在解释杆秤的时候，他可能要用现代力学概念和杠杆原理来解释秤的原理和刻度划分，而这些却不属于中国古代的知识传统。在采访那些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工匠时，我们就比较容易避免后世知识的混入。
四、调查中的发现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仅就若干种传统机械做了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发现超出我们事先的期望。可以说，每次调查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结束调查计划时往往又发现新的调查对象，深感意犹未尽。归纳起来，我们在江苏、浙江、云南、广西、陕西、北京、山东、内蒙古等地调查得到了如下发现：
1．机械的详细构造和不同地区机械的相似性和差别，比如石磨盘、水轮、齿轮的构造；
2．整个机械及其零件的准确尺寸参数，如水碓、水碾的尺寸；
3．零件制作的选材要求和注意事项，如用杉木制作龙骨车；
4．零部件的制作工艺和加工工具，主要是木作工艺和金属工艺；
5．零部件的各种连接方式，如榫、楔、铆、箍、销等；
6．轴承的构造以及冷却润滑方式，如浙江水碓、云南水磨中的轴承；
7．机械的控制方法，如水轮转速的控制、水磨粮斗与磨盘间隙的调节；
8．各种技术窍门，如长沙制作杆秤的秤星的方法、五味子用做涂料；
9．工匠解决技术问题的思路，如秤星刻度的划分与计算方法；
10．机械的其它用途，如水碓用于加工木粉、辣椒粉、纸浆等；
11．机械的操作要领与维护保养要求，机械的使用寿命；
12．匠人们的“讲究”，如杆秤刻度与福、禄、寿之间的关系的说辞；
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古籍中没有或很少描述的。这类活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生动的技术画卷，提出了新的有待调查的问题、思考的线索和文献研究的方向，值得珍视。
中国已经为实现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现代化”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掌握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传统技术被淘汰或濒于消失。社会上轻视“老古董”，有的传统技术已濒于消失。无详细记录的传统技术一旦失传，就难以挽回文化上的损失。立轴式风车的绝迹就是一个教训。调查和实录那些濒于失传的技术传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有关产业部门有责任开展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抢救、保护。国家应该建立有自己特点的科学技术博物馆，传统技术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机械工程史学者曾呼吁建立中国的机械博物馆。
五、基于调查资料的研究前景
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开展多视角的研究，包括史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探讨、技术起源和传播的分析、技术社会学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等等。
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技术有很多一致性和相似性，也有差异。这一现象与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与不同的民族相对应。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与自己民族有关的文献资料不多甚至很少。在此情况下，纯粹的历史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技术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是非常有潜力的。国外学者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的深入调查，较早将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称作“科技人类学”，强调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出路之一[33]。近年来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多少都有田野调查和文化人类学的色彩，只是深入系统的工作还不是很多。我们主张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传统”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中国的传统机械，分析传统技术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这是认识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本文作者只是做了若干初步的田野调查，视野更为开阔的技术与文化互动的研究还有待尝试。该文旨在就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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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业技术篇6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个巨大的挑战，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如何使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农产品流通更加顺畅，是农业生产者急需解决的问题，此时加强农业物流管理在抵御农业市场风险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从农业经济的长期性，还是从农业经济的可持续性来分析，现代的农业经营模式都应该是资金投入少、土地生产力能力高、能够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不会带来环境污染的一种经营方式，而这种模式的实现，农业物流产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针对社会各类资源进行最有效和最佳的整合。对于内蒙古地区来说，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发展现代农业物流对于内蒙古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内蒙古发展农业物流的现实价值
2.1农业物流发展是内蒙古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农业物流是充分运用现代物流技术手段，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对农业生产和与农产品相关的服务和信息，从生产到消费所进行的有效的计划、组织、调控与管理等多方面的经济活动，是整个社会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产业化指的是农业市场成一条产业链，使农业生产过程一体化和系列化，涵盖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的运作过程，包括种植、深加工、储存、流通在内完整的产业链。把农业物流和农业产业化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以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产业化，应当而且必须涵盖农业物流，只有包括发展、完善农业物流体系在内的农业产业化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另外农业物流对农业产业化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不仅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和农业消费的同步化，还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农产品的空间价值，通过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将农户聚集到农业产业化供应链中，既能通过有效的物流管理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共赢，提高农业产品的经济效益，又能通过引入的企业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途径。
2.2农业物流的发展能够提高内蒙古农产品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农业物流企业可以实现供需的良好结合。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使得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较低，而农业物流把农业原料供应商、农产品生产商、农产品零售商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农户也能参与到这个供应链中，能够有效地获取消费者的市场需求信息，以此对农产品的增减作出正确的决策。农业物流可以降低农户的流通成本。农产品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流通需要较大的流通费用，而农业物流企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它通过把农户和消费者、零售商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体系，该体系的成员为了获得共同的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合作，协调相互的关系，加快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对市场迅速做出反应，从而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费用，提高了内蒙古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3建立健全农业物流体系，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内蒙古的产业结构个体农户往往不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对于自身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很难掌握，具有一定的市场盲目性，脱离不了经验式的判断，这样就容易导致产销不对路、增产不增收等。现代的农业物流体系能够以经济组织的形式参与市场的各种活动，了解市场需求，帮助农户规避各种农业风险，这样就能够帮助农户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健全农业物流体系能够使农民有机会参加到农业的加工、运输和储存等一系列的农产品物流增值服务中，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3内蒙古农业物流发展的优势分析
3.1内蒙古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
内蒙古政府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合理的态度进行规划，采取适度超前的原则，以提高农业和农产品资源交通能力、外送能力等为重点，全面抓好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地区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保证，由于内蒙古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撑，尤其是道路交通业的发展，为农业物流及农产品的流通提供了有力的发展条件。
3.2内蒙古的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总量较大，种类丰富
内蒙古地理位置较优越，目前共有耕地549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是全国人均耕地的3倍，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地区属于典型的农业区和半农业区。河套地区、土默川、西辽河平原是全国比较有名的粮食产区，素有“谷仓”和“塞外米粮川”的美称。内蒙古农作物品种丰富，高达25类10266个品种，主要有小麦、水稻、玉米、谷子、莜麦、高粱、马铃薯、胡麻、向日葵、蜜瓜等，均是具有内蒙古特色的农产品。其中马铃薯、向日葵播种面积较大，产量较高，均居全国第一位；玉米产量居第六位；莜麦、荞麦、绿豆等杂粮杂豆品质较优良，是全国小杂粮三大产区之一。同时畜牧业资源也比较丰富，其综合生产能力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畜种资源十分丰富，在质量、规模等各方面都具备了农业产业化开发的基础和条件。内蒙古丰富的农产品和农畜产品资源为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的流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3.3内蒙古农产品和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内蒙古地区地域跨度大，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比邻八个省，中东部地区面向津京唐，融入环渤海经济圈，西部的金三角地区依托包兰铁路被列入国家规划的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西陇海兰经济带；北部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有包括满洲里、二连浩特等18个边境贸易口岸，目前已经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的贸易往来合作关系，出口农产品和各类畜牧产品近千种，九五期间全区贸易总额达到75.8亿美元。内蒙古对外贸易的发展，给农业物流和农产品流通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也为其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4内蒙古农业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1）农业物流发展的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
长期以来，内蒙古在农业增产上的投入比较大，但是在农产品加工处理和后续的农产品物流方面的投入却相对较少。农产品因其特殊性，在流通中存在着品种多、数量多、环节多，同时运输品质要求高等因素，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而现实情况是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内蒙古农业经济方面也存在着重视农业生产、轻视农产品流通这一个通病，使农产品物流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进而影响到农业物流的整体发展。
（2）农产品物流组织经营规模小，农业物流技术和管理手段落后，导致农产品效益较低。
目前虽然内蒙古地区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经纪人，但是因其组织规模较小，参与人员不多，合作社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农产品物流多以各个合作社自营为主，没有形成集约式规模经营，导致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分散的农户参与市场谈判，难以获得应有的市场价格和销售收益。另外，在物流过程中有些农产品的运输需要保鲜，这对农产品的保值、增值尤为重要，而目前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尚未形成，仍然是以常温物流或自然物流为主，而这些农产品大多数因运输价格、交通状况、运输距离、产品保鲜技术和物流效率低下造成腐烂变质，损失巨大。加之现有农民合作社等流通企业在管理技术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农产品流通效率低，农产品损失严重。
（3）农业物流信息化程度低，体系建设滞后，缺乏现代农业物流管理方面的人才。
从内蒙古农业物流系统的总体情况上来看，农业信息化网络还很不健全，而且农户居住地域分散，沟通渠道不畅通，各地区的农产品信息难以分类进行收集、处理和相互传递。而且目前农民素质方面有待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条件不高，处理信息的能力不灵活，农产品流通的信息接受基本处于“农民靠贩子，贩子靠大户，大户靠打听”的被动状态。由于缺乏地区间的联系，供求信息不能互通，各地优势也不能互补。农业物流信息体系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硬件建设跟不上，农产品信息资源不能实现网络共享，信息与更新不及时，导致信息共享度低、存在时滞性。另外农业物流管理人才的缺乏也是制约农业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虽然有很多精通现代农业物流技术的人才，但是由于内蒙古属于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这方面的人才趋向于流向南方农业发达的省市，内蒙古的物流管理人才仍然处于缺乏的状态，尤其是既懂得现代物流知识，又懂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模式的综合型现代农业物流人才少之又少。
（4）农业物流渠道不畅，物流各环节损耗严重，物流成本过高效益低下，未形成规模。
当前内蒙古地区农业物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成本比较高，产品流通还处于比较低级的层次上，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其中有农产品利润考虑和运输成本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物流环境的影响，目前的农产品交易多以原始形态为主，在各区域的农产品物流结构中，经过深加工产生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较少，同时物流过程中产品的保鲜技术和存储技术等相关物流环节的资金投入不足，技术不成熟，使目前的农业物流企业发展较慢，规模较小，企业所拥有的物流技术水平也相对较低。农业物流中生产和销售的结合差是农产品采购和经营的困难之一。尽管政府也开辟了一些农产品运销的“绿色通道”，但对于区域面积跨度大的农副产品的销售，因其流通成本较高，加大了农业物流环节的经营风险，造成农产品腐烂、变质，挫伤了农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农民的收益大幅度降低，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
5加快内蒙古农业物流建设的对策
（1）政府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逐步完善农业物流政策体系，为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的流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发展农业物流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一部分，政府应该按照城乡统筹规划的原则；按照农产品特色化和农业专业化物流以及现代物流发展的本质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做好引导工作，协调好各方利益，增强为农民服务的意识。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农业物流的重要性，使农民和相关部分能够充分认识到农业物流对于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农业物流体系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快改革现有的农业物流体制，建立规范的市场监督机制。
（2）加大农业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是支持农业物流有效、稳定、长期运行的基本。政府应该立足区域实际情况和农产品特色，在农产品比较集中的产区，依据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利学选点的原则，建设一批规格较高、专业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同时要加强城镇和乡村的道路建设，在交通运输的建设上应加大投入，实施路路通，为农业物流提供便利条件。
（3）大力发展农业物流企业，加强高端农业服务建设，创新农业物流企业新模式。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农业物流的经历来看，农业物流企业是发展农产品流通业的关键，要积极培育当地的农业物流企业，发挥其龙头企业的作用，鼓励农业物流企业间进行合作，学习和吸收知名度较高企业的经验和国外发达地区物流企业的现代物流经营思想。首先，大力扶植农村自有的营销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联盟，鼓励和发展各地区间农民的联合组织，开展农业产品的深加工，进行实地和网络销售，拓展流通渠道，推进农业物流从传统物流向现代农业物流模式转变。其次，要了解、开发和拓展农业物流的需求，从顾客的需求出发，树立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理念，降低农业物流成本，开发巨大的潜在市场。最后，加强高端农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增加农产品的高附加值，树立农业物流企业与农产品生产者“共赢”的理念。科学合理的规划现代农业物流基地、物流经济园区、物流配送中心等，从而实现农业物流企业的新模式。
（4）加强农业物流技术的教育与培训，重视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流水平，这就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物流人才。内蒙古地区在物流领域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所以加强农业物流技术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首先要教育和培训自有的人才，通过到国内或者国外的大型农业物流企业中进行学习交流，能够了解和掌握先进的农业物流管理理念、农业物流企业管理经验、农业物流技术等。其次可以通过招聘各大高校农业物流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引进专门人才，加强农业物流技术的开发、研究，提高农产品的加工能力和增值能力。最后应该制定和规范农业物流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与各大农业院校进行校企合作，建立物流试验基地，加强农业多学科、综合性的应用性人才的培养。
古代农业技术篇7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文化典籍
1.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这个由明成祖朱棣命姚广孝和解缙主持编撰而成，全书共22877卷，约3.7亿字的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编撰队伍累计多达3000多人，于永乐六年才抄写完毕，最终因惨遭浩劫使得目前仅存800余卷。
2.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这本由清高宗乾隆帝主持编修而成的大型丛书，是由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写而成的大型丛书，是覆盖了文、史、理、工、农、医等个门类学科的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并手抄有7部，乾隆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3.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这部由北宋科学家沈恬于1031至1095年撰写而成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是有着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美誉，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等各个门类学科，在世界范围中有着极大影响的典籍。
4.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这本共三卷十八篇的著作，是由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创作于1637年的世界上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也是收录有农业、手工业、机械、陶瓷、采煤等生产技术的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技术著作，有着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美誉。
5.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这本由贾思邈创作于北魏末年的综合性农学著作，是共10卷92篇，系统总结了食品加工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治荒、黄河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的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有着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美誉。
6.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这本由徐光启创作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农书，是囊括了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总结了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的大型纯技术性农书，书中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也是农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7.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这本由张苍和耿寿昌增补和整理于公元一世纪的数学专注，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从春秋战国至汉朝时期数学成就的数学专注，其中首次阐述了世界数学史上的负数及加减运算法则，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8.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这部共52卷的本草著作，是由李时珍撰写于嘉靖三十一年至万里流年，是集几千年的食物、药材的种植、收采、调制和一样供销于一体，内部设计饮食烹饪学、食物养疗学、医药学、动物学等多个领域，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世界科技史上最宏大的中医百科全书。
9.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是由孙思邈撰写在唐朝永徽三年的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共计30篇的综合性临床医著，有着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的美誉，并对后世的中医疗法，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0.史记
史记最早被称为《太史公书》《太史记》，是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的从上古传说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的二十四史之首，并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这部规模巨大、体系完备的史记，对后世的纪传体史书影响较深。
古代农业技术篇8
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认识当时不同地区及不同时间段里的技术与生业状况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为此，在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下，我们专门组建课题组，围绕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资源、技术与生业开展研究，计划通过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石器研究、玉器加工技术等七个子课题研究，采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对特定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开展综合研究，重点考察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这个时段内，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的衣业和手工业特征，深入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技术与生业发展状况，探讨技术、生业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互动关系，明确技术和生业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重要资源研究
冶炼遗址
李延祥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辽西地区的多处遗址中发现炼铜炉壁，有些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均集中在距今4500～4300年，显示这些炼铜遗物可能属于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矿冶遗存。对上述遗址出土的矿石和炉渣的初步检测结果表明，当时开采和冶炼的是铜、锡、铅的共生矿石及含少量锡的砷铜。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发现10余处属于齐家文化或四坝文化的古代冶金遗址。对部分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检测数据显示其年代范围可早至距今4000年前，在这些遗址发现冶炼红铜、砷铜和锡青铜的炉渣。上述遗址的冶金遗存集中而丰富，显示出当时的冶金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准。
在中原地区的重要铜产地中条山周围，发现多处出土矿石、炉渣、木炭等冶铜遗物的遗址，其年代分别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遗址里出土的炉渣皆系使用矿石炼铜的冶炼渣，冶炼的产物是红铜，不是铸造青铜器的熔铜渣。另外，在这些遗址中也没有发现陶范、石范等遗物。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造遗迹，其青铜器是用铜锡铅三元合金制作的，鉴于迄今为止发现的仅仅是红铜矿，因此，二里头遗址的锡和铅还有另外的来源。
此次研究初步揭示了早期矿冶遗址的分布规律，显示了从矿山、冶炼遗址到铸铜遗址的产业链，以及由多条产业链形成的冶金生产网络。
盐业资源
李水城领导的盐业考古团队在位于三峡境内的中坝遗址发现埋藏数量巨大的制盐陶器，同时还发现有作坊、蓄卤池、浓缩池、盐灶等遗迹，证实这是一处典型的制盐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当地采用花边口尖锥底（或小平底）器制盐，产业规模有限；商代改用小型羊角尖底杯制盐，产业规模扩大。上述制盐工艺的阶段性变化是中坝制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组织强化的具体表现。对三峡地下卤水和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科學检测证实：1）该遗址文化堆积特征与世界各地的制盐遗址相同；2）三峡地区的地下卤水化學成分与中坝遗址制盐设施的土样成分类似；3）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矿物成分与云阳现代盐厂生石灰废料场残留物一致；4）中坝制盐陶器表面纳和氯浓度较高，由内向外形成清晰的梯度，显示其与熬盐有关。此外，从景观环境的角度研究表明，中坝制盐工艺的变化与过度开采山林资源，最终导致当地植被系统破坏，燃料匮乏有关。植物考古學和石器研究证实，中坝遗址缺乏农业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这处特殊产业遗留的性质。
晋南河东盐池是中原地区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相传尧舜时即已开发。由于河东盐池依赖自然风力日晒产盐，很难留下考古证据。近年来，有些學者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考察和样品分析，提出它很可能是夏代在晋南建立的一个以获取重要铜、盐资源的军事据点，但尚有待样品检测分析结果的验证。此外，也有學者通过对芮城清凉寺墓地的研究，提出这处墓地的主人很可能是控制晋南盐产品向南输出贸易通道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推论非常具有建设性。总之，在史前社会晚期，此地就作为盐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通要道，到了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进一步强化了对晋南重要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上述现象充分说明了特殊资源的攫取与控制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技术与生业研究
农业研究
赵志军领导的植物考古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不同文化区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到距今40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大豆，西北地区出现了小麦和大麦。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以稻谷为唯一的农作物。黄河下游地区具有稻旱混作特点，稻谷与小米都是主体农作物，基本不分伯仲，但到了岳石文化时期，稻谷的比重有所下降。中原地区一直以种植小米为主，在仰韶文化时期，稻谷已经北传到黄河流域，自龙山时代起开始普及，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数量增多，自龙山文化开始出现大豆，小麦也开始传人并迅速普及。
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由初期的单纯依赖小米逐步演变成为后期的“五谷丰登”式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生长习性和抗灾特性不同，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有限的耕种土地，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长季节，由此提高限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抗灾害能力弱，这有可能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败，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突然崩溃的重要的经济原因。
家畜饲养
袁靖领导的动物考古团队发现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里，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尽相同。如西辽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经历了以狩猎活动为主向以家养活动为主的转变过程，其饲养动物的种类由家猪和狗，变为增加了绵羊、黄牛。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一直以饲养家畜为主，其家养动物的种类从早到晚的变化十分明显，在仰韶文化时期是狗和猪，到龙山文化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DNA的研究结果表明，绵羊中存在起源于西亚地区的B世系种类，黄牛则大多数来自起源于西亚地区的T3世系。食性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到二里头时期，黄牛的饲料基本上由人控制。长江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渔猎为主，其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到良渚文化时期突然出现过一个饲养家猪的高峰，但是到后来的马桥文化时期，又回到以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样一种模式。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两个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辽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相继发生变化，如辽河流域出现文化的中断，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则发生经济形态的变化，其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逐步向游牧经济转变。相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饲养狗、猪、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且在保持家养动物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牛和羊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个特征与后来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饲养家畜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对我们认识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饲养家畜和狩猎野生动物除了获取肉食资源外，还包括对动物的二次开发，如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当时可能存在剪羊毛的行为。一直到龙山文化为止，古人都是利用猪骨和鹿骨制作骨器，但是到了二里头时期，改为以牛骨作为制作骨器的原料，且制作技术开始规范化。
在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墓地里发现马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的遗址里也发现马骨。这些马骨的发现对我们研究中国家马的起源是十分重要的线索。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而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甘肃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马骨，正好印证了我们认为家马是由外来文化传播进入中国的推测，甘肃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可能都是家马从中国境外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的通道。依据以往的研究，鸡骨到二里头时期有所发现，但是尚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冶金术研究
梅建军领导的冶金考古团队认为，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西北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远盛于中原和北方，表明该地区在中国早期冶金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中首次发现了砷铜，在河西走廊地区发现了早期冶金遗迹，在新疆小河墓地发现了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纯锡器和金银器。这些都是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根据已有的研究，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密切联系，应是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基于西北本地社会文化需求的区域技术创新，它也构成了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的基础。
中国北方是另一个早期冶金术获得显著发展的重要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存在密切的关系。有很多证据表明，北方地区与中原之间也存在文化联系与互动。因此，在中国早期冶金术的发展历程中，北方地区也属于区域互动中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术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在中原崛起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之一。青铜容器和组合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构成了中原地区冶金术划时展的核心内容，也使中原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冶金技术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既吸收了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技术因素，也有本地区技术演进的基础。中原、西北和北方地区之间文化互动的加强，是冶金术迅速传播并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动因。
早期冶金技术演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宗教和礼仪活动的不同，都可能影响并制约到早期冶金术的选择和发展。因此，关于早期冶金术的研究仅仅着眼于技术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综合性探讨。
陶制品研究
由罗宏杰和王增林领导的陶器研究团队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的先民制作一般陶器的原料属于易熔粘土，有可能是利用了河流沉积土；而白陶、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原料属于瓷石类型，在部分陶器原料中加入草木灰、高岭石、石灰石等，这为后世陶瓷的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斗笠状白陶表面使用朱砂涂红，这是先民最早使用汞元素的一种见证；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城内和城外的先民在制陶原料方面存在差异，这证明当时可能存在“内外差别”或“城乡差别”；河南洛阳南洼遗址出土的作为高级别礼器的白陶并非来自二里头遗址，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白陶应该有各自的制陶场所。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陶器的烧成技术没有明显改变，但长江下游地区的窑炉技术却在不断提高；先民已经有了改变烧制气氛的意识；由于高温技术和原料的突破，自公元前800年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原始瓷。
自仰韶文化中期陶器生产是慢轮制作，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半专业化了；龙山时代快轮制陶术的出现，标志着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专门提供给贵族使用的陶礼器，陶礼器的胎土成分与一般日常用陶器的明显不同，显示出陶器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豫西地区部分仰韶文化遗址陶器的化學组成分析结果表明，当时这里的陶器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中存在某些南方地区文化的因素；上海广富林文化的陶器来源是多样的，这些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南北方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石器研究
王小庆、钱益汇等通过对山东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石器的测量分析，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不同种类的石器制作存在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差异。到了岳石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器制作的专业化生产，尤其是石刀、纺轮等农业工具和纺织工具专业化程度较高。这些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变化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黄河中下游地区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斧、石锄等工具在石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石刀、石镰等工具数量大增这种现象。而这种变化在黄河上游地区表现的不是十分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当时人具备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后，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技术环节中投入劳动量的改变。即从龙山时代开始，人们在土地开垦和耕地的整备等环节上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减少，而在田间管理和收获等环节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有大量增加。这是农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反映，其为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玉器研究
邓聪领导的玉器研究团队首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存在三个不同的生产玉器毛坯体系。即1）由原砾石制作个体玉器；2）由对向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3）由砂绳切割生产玉片。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特殊的先钻孔、后砂绳切片的技术，这是红山文化中独特的玉器工艺技术。红山文化玉器中箍形器的制作过程，存在背向砂绳切割痕迹。學术界过去一直以为龙山文化时期才是片切割生产玉料的开端。此次在红山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技术，改变了以往的认识，在中国玉器制作技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距今4600年前左右，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片切割开片技术异军突起，片切割彻底取代线切割在玉器开料上的地位，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全部是用片切割技术开料的，而三代玉器的开料技术主要是承袭了龙山文化的传统。
史前玉器在形制与功能上，都已具备三代玉礼器或玉礼器的雏形，史前玉器与礼的起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的研究，也证明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提出以下五点认识：
1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辽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技术状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进步。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提高有限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次是出现多种家畜饲养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比较稳定地获取由多种家养动物组成的肉食资源的能力，帮助人们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产品。其三是出现冶金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现的青铜礼器由合范制作而成，出现三元合金，这是冶金术的划时代进步。其四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开始具备控制烧制气氛的能力，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业开始专业化。其五是生产工具的形制由分别具有地区性特征逐渐趋于规范化，制作石器开始专业化。其六是玉器制作技术由线切割发展为片切割，提高了制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采矿技术和制盐技术逐步成熟，出现对重要资源进行专门开发、调控的迹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2 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各个地区生产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产品，促进了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古DNA测试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家马存在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冶金术研究、陶器成分分析证实，当时几个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现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又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多个地区都能够看到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3 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从北方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包括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而从南方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只见稻谷。可见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北方地区包括狗、猪、牛和羊。而南方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不但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南方地区主要是通过渔猎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迄今为止的冶金遗物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所以，从整个经济状况看，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明显要比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发达。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与夏商周三代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国存在必然联系。
4 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随着时间推进逐步衰退或转型。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层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齐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在良渚文化时期养猪业有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随后的马桥文化中又明显地出现衰退的迹象。参考对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这些地区原有经济形态的衰退或转型，但是从这些地区均种植比较单一或完全单一的农作物种类看，他们很可能承受不住当时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总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来，上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都没有在保持原来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唯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