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范文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1

关键词：卫生改革，基本医疗保险，保险覆盖率，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基本医疗保险议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核心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核心是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运而生，而且它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系密切。总体来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分为两大阶段，1998年以前是医疗体制改革为主的第一阶段，医院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医疗服务能力扩张和探索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是改革的主线。 1998年国务院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0年“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2002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标志真正进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期，医药卫生体制综合、系统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和整体设计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成为此时体制改革的主线。纵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目前已进入整体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模式选择的关键时刻，设计选择何种医疗保险、健康照顾、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模式，至关重要，其中尤以医疗保险制度最为重要，因为医疗保险是医药卫生体制和福利制度运作的主要产出，直接关系亿万国民的身心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关系国民素质与社会质量。因此，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是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核心议题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如何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实施医疗保障制度创新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以来，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工厂卫生状况、家庭卫生、个人卫生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政府承担改善公共、环境卫生的责任。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如何利用商业保险原理和社会互助原则，将人们组织起来，预防疾病和抵御疾病风险，确保有竞争性劳动者的社会需要推动下，英国工会组织首创医疗保险制度，其后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将社会保险制度化，建立完备的工伤、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医疗保险已成为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成为绝大多数人预防疾病的主要方法。综观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改革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例如，非洲医疗保健体系改革创新方向是广泛实施法定保险计划；美洲大陆医疗保险改革动向是扩大医疗保险体系覆盖范围，提高效率；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医疗保险改革方向是扩大保险覆盖率，多元化筹集保险资金；欧洲医疗保险改革趋势是调整医疗待遇，将社会市场型竞争机制引入健康照顾领域。显而易见，医疗保险制度是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健康照顾服务体系的最主要形态，这意味医疗保险既是人们享受健康照顾的基本途径，又是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国际惯例”。

二、城乡医疗保险现状与四分五裂的医疗保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享受健康照顾服务与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居民无任何医疗保障，个人承担疾病风险。根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发现，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缓慢，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只有少数群体享有“不尽人意”的医疗保障制度，健康平等问题格外尖锐。更为重要的是，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例如，城市地区无医疗保险的比例女性高于男性(高出5.4%)；年龄差异，例如，城市享有各种医疗保险人口的比例随年龄降低呈递减的趋势，5岁以下儿童无医疗保险比例高达70%；文化程度差异，例如，城市地区无医疗保险人口中低文化程度比例较高，占26.5%，而高学历人口所占比例较低，只占8.8%；职业层次差异，例如，管理人员中有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其中64.4%的人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民有医疗保险的比例最低，86.8%的人无任何医疗保险，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中制度性、结构性、体制性不平等、不公正状况可见一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现行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存在诸多结构性与医药文化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其发挥积极作用，防病治病和改善健康状况，而且成为制度化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影响社会正义。首先，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与价值判断等问题颇多，直接影响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设计与健康照顾政策模式选择，影响医疗保险服务效果与效率。健康照顾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无法回避伦理道德与价值判断，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福利制度精髓是其价值基础。总体来说，目前主流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是，疾病是个人不幸与个人麻烦，是个人倒霉，甚至是上天对某些人行为不检、道德沦丧的惩罚，是“罪有应得”和“活该倒霉”，而非典型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议题。对待疾病的这种“谴责牺牲者”取向的社会观念和态度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工业化革命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目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令人鼓舞的是，2002年sars疫情用血的代价使国人普遍理解了为什么说，公共卫生是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观点，政府加大公共卫生的投资力度，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出现重大转机。然而，在医疗服务市场化和医院费用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基本医疗服务不是福利服务，不是政府应该承担责任的公共服务，政府没有义务和责任为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买单”，病人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和医院靠吃病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公民缺乏健康权利，公民无权从国家与社会那里获得应该享有的基本健康照顾服务。这种观念牵涉的深层次理论假设和价值争论是，健康照顾是否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政府是否应承担起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健康照顾服务的责任?社会发展最高目标是什么?欧美国家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社会各界人士对这些基本问题已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并为其国家健康服务制度(英国等)，国家保险制度(加拿大)，社会保险制度(德国、日本)，医疗储蓄体系(新加坡)，私人保险加政府医疗救助体系(美国)提供了相应的社会价值基础。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缺乏相应价值目标和文化基础，社会各界人士对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目标缺乏社会共识，严重影响了制度设计质量。

其次，卫生改革特别是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目的含糊不清，医学目的和医疗服务目标背离医学的神圣使命，健康照顾不是维护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而是加剧健康不平等和不公正，健康照顾与医疗保障领域中的不平等与不公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根源。综观卫生改革实践，长期以来，改革目标含糊不清和充满歧义是卫生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

综观《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看不见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促进健康平等，维护健康公平和提高生活质量等社会政策目标，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本身成为医疗保险的目的，颠倒了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医学、健康照顾和医疗保险制度的目的都是治病救人、预防疾病、阻止死亡、维持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和改善生活质量，并且通过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的最高目标，而非加剧健康领域不平等。毫无疑问，目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肯定无助于健康保险的目标。

第三，卫生改革特别是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和医疗保险政策模式选择基本原则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医疗保险制度框架的设计原则和实际运作状况相去甚远，甚至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1997年《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卫生改革与发展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收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国务院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基本医疗水平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其核心原则和精神实质是“广覆盖、低水平”。目前，医疗保障状况确实是低水平的，但是，离广覆盖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全国70%人无任何保险是典型例证。从医疗保险覆盖率角度看，目前健康不平等、不公平主要表现形式是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太小，如何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和提高健康平等程度的关键问题。

第四，目前医疗保险范围过窄，许多疾病、药品没有纳入医疗保险诊疗和药品目录范围，医疗保险待遇和报销比例偏低，基本医疗保险沉淀资金过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有效发挥预防疾病、抵御医疗风险和改善健康状况的作用，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健康需要。目前，全国各地都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细则和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均印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确定定点医疗机构和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帐户，基本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和医疗服务体系。但是，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各地制度框架设计与保险待遇存在显著不同，人为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基本医疗保险和健康照顾服务体系成为影响企业竞争的因素。与此同时，由于医疗保险主要关注大病医疗互助基金和住院治疗，轻视门诊和常见病诊治，许多地方基本医疗保险设置了起报线，对未达到起报线的门诊费用不予报销，不利疾病预防，不利于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甚至贻误最佳治疗时机，且不利于医学模式转变。如何处理大病与小病关系的同时，如何处理预防与治疗的关系同样直接影响服务范围内容。目前，各地医疗保险范围与保险服务内容主要局限于医院门诊、住院和大病治疗服务范围，对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社区卫生服务等非基本医疗服务范围内容的关注不多见，缺乏相应优惠鼓励政策，医疗保险服务工作重点不是如何预防疾病和防止保险对象不得病，而是侧重于疾病治疗特别是晚期的无效治疗，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加剧卫生资源紧张状况。不难想象，前述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必然结果是，企业和保险对象缴纳相当保险金，但医疗保险门槛过高、保险待遇和报销比例偏低，导致大量保险资金沉淀。如广东1999-2003年医疗保险基金结余高达128.73亿元，占全国的 19.2%，引发人们思考举办医疗保险目的何在，致使相当数量医保对象抱怨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不尽合理，医疗保险难以发挥应有保障作用。

第五，医疗保险筹资融资和基金增值渠道单一，保险基金分散和统筹层次较低导致基金难以发挥大数法则，医疗保险基金安全运行和科学管理有待提高，个人费用负担的比例过高，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筹资公平问题突出，难以充分体现社会保险性质和国家社会福利责任。基本医疗保险是典型的社会保险，基本特征是其强制性、非营利性和国家的社会保护责任。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包括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两部分，每部分又分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互助两块。总体来说，目前医疗保险筹资融资，特别是基金增值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靠银行的存款利息，难以有效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与此同时，由于全国各地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统筹层次多是地市范围，参保人数有限，基金相对比较分散，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因各种各样原因，医疗保险基金安全封闭运行和科学规范管理有待提高。最为重要的是，城乡 70%的居民没有任何形式医疗保障，全靠家庭和个人力量抵御疾病风险，在医疗费用上涨幅度过快的背景下，个人负担比例过高，卫生筹资公平性位居世界末尾。在医疗费用上涨幅度过高的背景下，居民基本反应方式有三，一是应就诊未就诊，应住院未住院。二是减少治疗和降低治疗标准。三是患病后等待拖延，或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或拖成大病，形成恶性循环，既造成医疗资源闲置、浪费和误用，又引发严峻的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议题。如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发现：城乡患者中未就诊比例为 48.9%，其中城市为57.0%，农村为45.8%，与前两次卫生服务调查相比，患者未就诊比例出现明显增高趋势。未就诊原因中，38.2%的患者是因为经济困难。城乡居民未住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70%)。如何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发挥社会保险互助互济作用成为完善医疗保险政策的当务之急。

第六，目前各种医疗保障制度的行政管理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各种医疗保障形态之间缺乏应有的、紧密的制度联系，政出多门、部门交叉、城乡差别和制度分隔的状况比较明显，医疗保障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整体作用，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迫切需要系统性、制度化整合。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形态多样，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负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管理工作，卫生部负责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民政部负责城乡医疗救助试点工作，中组部和全国总工会负责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事业，各类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商业保险，医疗保障管理工作分散在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每种医疗保障体系均有一套独立运行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体系，行政管理成本巨大。更为重要的是，除行政管理成本之外，目前各种医疗保障体系之间相互分离的行政管理体制人为造成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分隔、城乡差别、身份歧视和健康不平等，既不利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形成政出多门，交叉重叠、多头分隔管理医疗保障制度的格局，又不利于统一、协调、整合管理医疗保障制度，最大化发挥医疗保障制度的积极保护作用，最大化改善全体国民身心健康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个社会的社会福利水平。

第七，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改善国民身心健康状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医疗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社会效果与经济效率尚不理想，难以充分发挥正面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社会投资与社会预防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设计和政策模式选择任重道远。众所周知，医疗保障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归属于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卫生政策范畴。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预防疾病，治病救人，维持健康，提高生命质量，降低疾病风险，改善生活质量，主要发挥社会稳定、社会投资、社会预防和社会整合等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安排的分散、城乡分隔和制度化健康不平等等原因，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不仅难以发挥社会稳定、社会投资、社会预防和社会整合等积极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度化健康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性根源，加剧社会不平等与不公。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的积极社会影响、社会效果与经济效率同样尚有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功能是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有意或无意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

三、“一个制度、多种标准”与全民医疗保险

进一步深化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思路是：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尽快建立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为建构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虽然目前的医疗保障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诸多结构性、体制性和系统性问题，但是，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和医疗保险政策模式选择过程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完全否定现有的制度安排，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参照国际经验和世界医疗保障改革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与政策模式，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所谓“一个制度”是指重新整合、重组各种医疗保障制度，将其统一为一个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多种标准”是指根据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设计多种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缴费标准，以便将所有国民都纳入一个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范围当中，从而形成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实现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目标。“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原则和改革思路，来自卫生改革困境，来自医疗保障制度现状，来自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和基层工作者的探索创新，来自建构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众所周知，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医药卫生改革的效果越来越差，健康平等与健康公平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国民处于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完全背离了医疗保障的国际惯例，全民性医疗保险是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而且拥有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经验，只不过各种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相互分隔，没有形成一种统一、整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保人数有限，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太低，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缴费标准是按照城市就业者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确定的，没有考虑到低收人群体、城市农民工群体、城乡结合部或农转居群体、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的实际情况，人为的将许多群体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外。为解决覆盖率过低的问题，全国各地的一线工作者已经按照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思路在探索创新，例如，广东东莞特别为农民工设置了一种缴费标准，上海市特别为农民工设计了城镇综合医疗保险制度，还有不少地方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为农转居群体提供社区为基础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

“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改革原则和改革思路的优点众多，可以有效消除或降低现有医疗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诸多结构性、体制性弊端，有助于重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首先，“一个制度、多种标准”改革原则的精髓、实质与革命之处是旨在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彻底改变以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依托的选择性原则、城乡差别对待和身份歧视等价值理念，充分体现普及性、全民性、平等性、公民权利、基本需要、健康优先等现代福利价值观念。其次，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充分体现国家福利责任、健康平等与健康公平等社会政策目标，有助于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制度目标，有助于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第三，“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原则真正解决了如何实现广覆盖、低水平的问题，是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首要原则，既考虑中国社会状况，又考虑医疗保障发展趋势。第四，根据“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设计的医疗保险制度能够显著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改善、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标准，为参保对象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医疗服务，改善生活质量。第五，“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原则彻底改变医疗保险现有的筹资机制，真正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作的筹资机制，特别是彻底消灭个人承担疾病风险，抵御健康风险的自费医疗。第六，根据“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设计的医疗保险制度能够彻底改变目前城乡分隔、分散和四分五裂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系统整合和平等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框架。最后，根据“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设计的医疗保险制度能发挥积极的健康保障作用与影响。

四、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与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基础，首要条件是无形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态度，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全民健康保障议题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某种程度说，全民医疗保险并非创新之举，而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真实写照。1949年以来，在东西方冷战和政府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家逐步建立起以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为主的医疗保障，实现低水平、广覆盖全民医疗保障。这种广覆盖、低水平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人所共知，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人的人均期望寿命由建国时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岁，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彻底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际性地位显著提高。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经济因素并不是决定医疗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决定性因素。纵使是从经济因素考虑，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都能基本实现全民性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那么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肯定能够负担“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换言之，经济因素和国家财力是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能否实现“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取决政府首脑的政治意愿，取决于社会各界人士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态度，取决于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社会制度性基础。这意味只有当全社会普遍充分认识到身心健康状况与健康保障在社会生活，在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个人福利水平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地位之时，只有社会各界人士对全民医疗保障与全民医疗保险形成广泛社会共识之时，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才具备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

实现“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需要诸多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首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医疗保障、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价值理念、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统一、系统整合、科学管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等角度设计制度，从公民权利、身份平等和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差别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角度设计制度。其次，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价格、医疗收费政策和医疗机构激励机制的改革，彻底改变医疗收费与医护人员个人利益直接挂钩的做法，减少药品流通环节，杜绝以药养医，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良性健康运作奠定社会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谋求多方共赢的发展。第三，明确规定卫生服务的社会福利性质，确定健康照顾服务在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框架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和国策性地位，将健康需要满足作为社会政策议程的头等大事，确定国民健康状况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加大政府对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多种承诺。第四，改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侧重于防止大病、重病和住院手术的流行观点，将大病、重病的医疗互助和门诊、常见病、多发病积极防治有机结合起来，改善健康状况。同时，改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侧重疾病治疗、大病治疗、住院手术和慢性病治疗的流行看法，将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前移，更加注重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事业，实现治病到防病，疾病治疗到预防疾病，末端治疗到早期干预，医疗保险到健康维护的转变。第四，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加大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投入，完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框架，确保国家对健康、教育、福利、社会保障、公共住房、就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支持，解决医疗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融资、监管和保值增值问题，合理测算缴费标准，充分考虑不同缴费标准之间的衔接过渡和整体安排问题，确保保险基金安全封闭增值运行。第五，打破城乡壁垒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取消户籍制度和身份歧视，确保劳动力自由流动，做好不同地区、不同缴费标准和不同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过渡，实现保险制度的异地使用，发展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移动性”特征，使其成为劳动市场运作的社会基础设施。最后，在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础上，整合、重构各种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与政策，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统分结合、系统整合、运转灵活和健康平等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中国正处于翻天覆地和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传统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管理机制，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和谐社会等多种社会发展主题高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如何整体推进，确定优先次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制度框架建设与政策模式选择显得格外重要。在这种宏观社会背景下，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都是事关全局的战略议题，理所当然处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中心位置，处于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地位，其重要性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因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直接关系所有公民的健康状况。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说明，目前绝大多数国民的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需要已经满足，身心健康已成中国人最重要的基本需要，如何回应社会需要，满足健康需要成为政府首要任务。健康是人类最大的福利。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那么就什么都没有，就谈不到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谈不到幸福美好生活，谈不到建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社会处境下，政府逐渐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政策模式选择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总体来说，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明显具有不少先天不足之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医疗保险政策模式所依据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都具有明显时代局限性和有待改善之处，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现有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缺乏相应的现代价值理念，健康照顾政策目标含糊不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基本原则背离公民权利、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价值观，维护城乡差别、身份歧视和制度化不平等的现状，医疗保险制度难以发挥医疗保障的作用，现存医疗保障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不仅没有发挥社会预防、社会稳定、社会投资等积极作用，而且成为制度化健康不平等与不公平的社会温床，医疗保障制度的社会功能发生反向逆转。由此引发人们对制度框架设计与制度安排目的的反思。众所周知，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及时回应不断变迁和不断提高的社会需要，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每种社会制度安排都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健康照顾与医疗保险制度是解决疾病问题的。这意味在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制度框架设计和政策模式选择至关重要。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证明，回应性政府和科学决策模式是最佳选择。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2

关键词：农村； 金融服务； 体系建设

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成果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就已开始进行现代农村金融改革，在围绕政府进行改革的同时，也要求农村金融机构的展开要围绕“三农”为中心，分别包括改革与转型农业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建设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等。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伴随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逐步成长，以正规性金融为主导，非补充以正规金融的金融体系也由此形成，并共同服务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1）主要的金融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是我国1979年为了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上给予一定支持而建立，同时经营着商业性、政策性业务。并且在贷款中，有绝大部分资金是被乡镇工业企业以及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吸收。

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仅有其在业务上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因而它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当中处于核心地位。另外，在目前的金融机构当中，农信社拥有的全国法人机构和从业人员是最多的，同时其城乡分布也相较其他金融机构更为广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4 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正式成立，是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分离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与农信社一样，农发行的业务同样对于农业农户也没直接涉及，对于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承担和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的工作是其主要任务。

农村邮政储蓄：在之前，只吸收储蓄的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是通过将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根据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的差额获取收益。这一资金运行格局一直持续到2003年8月。并在2007年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存贷业务也由此展开。

（2）金融机构服务创新

各地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针对农村市场实际开展信贷产品创新，主要是信用贷款创新、担保方式创新、联保贷款创新、保险种类创新等几个方面，是针对不同服务对象的产品和业务创新。其中，在近年来国家近在农村金融改革中的担保方式的创新，即是一项重要成就，央行和银监部门对于金融机构因地制宜的研究如何扩大农户和农企抵押品范围进行探索予以鼓励。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服务力度不足

农村信用社的分支机构在广阔的农村中，基本上都有所覆盖，然而，由于其受商业因素的影响较大，农村信用社为最大化利益，因而采取了选择性贷款的方法。同时，也严重局限了其在放贷范围，最终使得一般农户越来越难以获得贷款。类似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利润也是农村信用社同样追求的目标，并且，在加强风险控制上也有着同样的刚性需求，因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的流向也有逐渐趋向于的向城市及大型乡镇企业。

（2）农村金融服务缺乏竞争机制

近年来，政府对于农村金融在主体数量、种类及功能上的缺失已经有所察觉，为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将农业金融机构带回农村，对大型商业类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采取鼓励措施，然而道路还很长。应注意到在现有农村金融市场的多种金融组织中，有效、完善的竞争机制缺乏，并且，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是其唯一正规的金融组织，垄断了农村金融市场。

（3）农村金融保险服务业发展滞后

在市场和自然的双重压力下，农业没有很好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在产业化创利的能力上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使得农业金融具有了较高的风险。在农业险的高风险性下，农户和保险公司由此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在高赔付与高保费间形成了矛盾，促使农民缺乏对农业保险的参保意识。目前，民政主管进行财害救济仍是对于农业风险进行保障的途径还，对于政府来说，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同时，在农村市场发展商业保险也越来越困难，农业保险的发展也由此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探究如何建设趋于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1）扩大农村金融的服务范围

对农村金融服务范围进行扩大，既是对于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种类、层次的增加，同时还要对服务的地域进行扩大。在现阶段，各级政府对于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纷纷予以了重视，扶持力度也有所增加，因而，在金融体系上看，有了较为齐全的的种类。但是从地域上来，经济发展较好的东南部沿海各省比较容易去推广金融体制改革，有着数量较多的各种金融网点；但是，在中西部有些地区和乡镇，金融服务机构极为少见，甚至是没有。

（2）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首先，要对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开放政策。政府对于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要制定一个完善的优惠政策，对于农村中的各类金融机构，对于其有效信贷投入的加强和金融服务进行引导。实现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市场竞争才能更好的进行，同时，市场效率的提高也是为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

（3） 加速推进农业担保和保险业务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3

在人身保险业务中为什么实行定点医院管理？这要从人身保险业务的性质谈起。

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意外灾害、疾病、衰老等原因导致死亡、残疾或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保险人按照约定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人身保险合同是给付性合同，一旦出现保险事故，必然提起理赔程序。

保险业属于金融业，与其他金融业一样，受国家监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民经济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0月28日），所以防范金融风险，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在保险经营中，如何能够防范金融风险，这是保险业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建立完整的风险防范机制，非常重要。

在人身保险经营中，保险标的是每个人的人身健康与生命，所以，他面对的是千百万的个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依据《保险法》第23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损失进行核定。如何能依法准确“核定”这是致关重要的。

因为，保险公司要审查是否存在以下情形：

1《保险法》第27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

2、《保险法》第64条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

3、第65条规定，被保险人自杀的，

4、第66条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

凡是具备以上情形的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不给赔偿。

由以上几点可知，“核定”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在核定环节管理不善必然造成重大损失，承担不可预测的金融风险。

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得到理赔。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赔款，就成为投保人追求的经济利益。为追求这一经济利益，人们可能采取非法手段来骗取或多取得经济利益，诸如《保险法》列举的情形，被保险人还有的采取犯罪行为，来实施保险诈骗行为。

如何能够预防违法犯罪，减少这种金融风险呢？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非常重要。定点医院的建立，就是基于此目的产生的。

人身保险理赔管理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项目的管理目的是相同的。社会保险根据国家规定“由定点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定点医疗服务范围内的诊疗项目”，目的就是防范风险。保险公司定点医院管理的目的，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点医院管理办法》（讨论稿）中阐述的很明确：“定点医院管理是寿险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主要通过定点医院的设置与评估、健康保险客户住院期间的风险管理、医院关系的维护、双向信息反馈、医院基本数据的分析、商业健康保险的宣教等等来实施管理”。所以，定点医院的管理是保险公司防范风险的一个切实可行，并切，具有良好收效的措施之一。 二、定点医院管理行为，不构成限制竞争行为。

1、首先要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不正当竞争的概念。

不正当竞争行为泛指在商业活动中，各种与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相悖，并为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分为不正当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两种。在限制竞争行为中，又包括公用企业或者其它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和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制竞争行为。

所谓限制竞争行为，是指妨碍甚至完全阻止或排除市场主体进行竞争的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任何违法行为 ，均包括主客观两方的构成要件，

首先，是主观要件，既违法行为人必须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与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相悖，但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而滥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或采取违法手段，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来排挤竞争对手，提高自己的市场份额。所以，其主观目的性很强。

第二，是客观要件，即违法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

第三，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以上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2、定点医院管理行为，不构成限制竞争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定点医院建立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

保险公司定点医院管理，是选择服务精良、非盈利的医疗单位，通过签定服务合同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险公司是定点医院的服务对象，医院除诊疗被保险人外，还有相当的工作由医院对保险公司提供服务，例如：在保险公司核保时提供诊疗档案，接受保险公司的调查，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其他核赔工作等等，由此保证核赔质量。

如果不限定诊疗单位，必然造成如下混乱。

被保险人可以到乡村、街道诊所诊疗，也可到县级有保健性、盈利性的医疗机构诊疗，他可以到任何地方、任何性质、任何档次的医疗机构诊疗，只要是医机构。

这样做会给保险公司带来什么呢？经营成本的无限扩大，经营风险的不可控制。必然造成金融风险损失。

定点医院管理从另一方面是限定保险人接受指定医院的服务，但是，这种限定是必要的。他与限定购买指定通用产品不同，通用产品是实物，仅仅针对购买人；而医院的服务，除此之外，还有对保险公司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双重服务。而主要的是对保险公司的服务，他有效的防范了金融风险的发生。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4

[关键词]保险业;流转税;营业税;增值税;国际比较

就交易性质而言,金融活动属于商品销售以外的劳务供应行为,在流转税理论上,它和其他劳务供应行为一样都包括在流转税的课税范围之内。但是,如何就包括保险在内的金融活动设计出一套科学合理的间接税制并在实践中得以成功地运作,却成为税收理论与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正如学界所言,“应用销售税最棘手的领域之一就是涉及到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和相关领域。”由于金融服务的特殊性,很难将其完整纳入主流的发票抵扣法的增值税制度中,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都将其通过免税的办法将其排除在增值税体系之外。然而,对税收中性的追求一直激励着学界去探索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效果不是很理想,至今还未有一个能普遍接受的较为圆满的方案,因为金融服务的间接课税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涉及到税收实践甚至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由于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现有税制对金融活动可能产生的经济扭曲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因而金融流转税制的发展与改革受到了高度重视。

一、保险业营业税制度的国际比较

尽管世界各国目前普遍采用增值税作为商品流转课税的基本税种形式,但针对保险等金融行业仍是以营业税为基础,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服务的增值税制度设计和管理的困难所在。在流转税制从传统周转税向增值税转变的过程中,将保险营业税(大部分国家称之为保费税)保留在现行的税制体系中,主要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途径:(1)引入全面增值税制的国家,增值税课税范围包括货物和所有服务在内,同时又采用列举的方法将保险服务作为免税服务对待,因税制本身的历史因素对保险单独适用营业税,如欧盟等国家;(2)引入有限型增值税的国家,将保险等金融服务排除在增值税制度之外,保险等金融服务和其他服务一样适用营业税,与增值税平行征收,如

(一)金融服务增值税课征方法的简要述评

发票抵扣法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增值税课税方法,从基本原理与设计方法上看,发票抵扣法依赖对销售品的明确收费来计算销项税额,以及用相应的商业购买来计算进项税额税。这种机制中内含两个适用前提:一是要具有明确的体现商品或劳务价值的交易价格;二是增值额能够以单项交易为基础进行计量。对于大部分商品和劳务提供来说,这两个条件无疑是满足的。但是,由于大部分金融服务采取了隐含收费而不是明确收费的方式,其服务价值无法从索取的价格中直接体现出来,即使有些服务采取了明确收费的形式,但其并不全部代表所提供服务的实际价值,如保费是保险服务提供的价格,从形式上看属于一种明确收费,但实质上只有一部分是对保险服务的支付,剩余部分用于未来保单风险赔付,或者还包含投资与储蓄因素,因此,金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发票抵扣法下计算增值额所必须的交易基础,故而绝大部分实行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将金融服务排除在增值税体系之外,如在欧共体第六号增值税指令下,免除了对金融服务的增值税课征。对隐含收费的金融服务提供免税,会给服务提供者带来与免税货物或服务供应商同样的刺激,即进行垂直整合。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对自给的投入品(所谓的“自给规则”)征收 增值税的方法(如欧盟国家)或者给予免税金融服务提供者部分投入品税收抵扣(如新加坡)来抑制垂直整合。这种处理方法的弊病是明显的,当无法完全消除免税影响时,由于税负的不一致以及重复征税的情况存在,不仅对金融与非金融活动造成了扭曲,而且也扭曲了金融活动本身的行为。如何设计和选择与金融行业相适应的课税方法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考虑基点。

从当前的具体实践和理论探讨两个层面上考察,大体存在三种选择:一是在维持现有的免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特殊的办法尽量减少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扭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弊端,如零税率法。二是在现行的发票抵扣法内拓宽选择范围,引人专门适用于金融行业的特殊课税机制,如选择法、固定比例扣除法。以上两种选择主要从实施成本控制的角度出发,是在没有解决金融服务增值额确定问题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部分修正措施,因而并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结果可能是用新的扭曲代替了原有扭曲。三是在遵循增值税基本理论的前提下,从寻求金融服务增值额认定方法着手,通过不同于现行发票抵扣制度的特殊课税制度来实现对金融服务的课税,如加法、减法、现金流量法以及最新提出的由现金流量法演变而来的税收计算账户制(tax calculation account system,tca)。如何在制度科学与征管便利之间做出权衡这一基本思路贯穿于金融增值税方法的设计与选择的始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往往以管理成本为代价而获得制度上的合理性,从应用角度来审视,其中存在的困难远未得以解决,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二)部分国家保险增值税制度比较

基于流转税课税的目的,如何对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进行界定,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并被普遍接受的统一标准,目前通常使用的分类方法有五类(即金融服务的类型、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类型、金融服务所履行的经济功能、金融提供者在金融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金融服务的性质)。国际产业标准分类法(isic)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出发将金融部门粗略地划分为三大类①,这种分类将核心的金融活动和辅助金融活动相区别,但无法明确体现出各金融活动的不同性质和具体的特征,无法满足我们进行具体税制分析的需要。oecd从税制比较的需要出发,其根据具体金融活动的性质进一步细分为27项不同的活动②,尽管这一分类标准还没有得到每个国家的认可,但仍能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将以oecd的划分标准为基础,结合国际产业标准分类法对涉及保险相关业务的税收处理进行归类与比较。根据oecd的分类方法,在所有金融服务中,涉及保险的主要有两类共四项内容:一是核心保险服务,具体包括提供人寿(再)保险、提供非人寿(再)保险以及所涉及的保险赔款处理;二是附属保险服务,主要指赔款理算服务。下面主要比较这些活动中的增值税处理规则。

在增值税处理方法上,根据是否征收增值税以及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同,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征税(t),即对某项金融服务以正的税率征收增值税或商品劳务税,其应用的税率可能是增值税标准税率,也可能是应用某个特别税率;二是免税(e),即对金融服务不征收增值税,但其外购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当同时提供应税和免税服务时,将进项税额按比例分配,分配于免税服务的部分则为不允许抵扣部分;三是不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os),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国家的增值税体系本身采用的是中间型增值税,增值税制度并没有把所有的服务纳入其体系中,它与免税处理的相同之处在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但区别在于在进行可抵扣进项税额分配时,这部分服务价值不包括在分配公式的分母项中;四是零税率(z),其进项增值税额可以全部抵扣。根据这种划分方法,世界部分国家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如表3所示。定,寿险在增值税制度中是普遍免税的。在oecd国家中,除挪威采用第三种课税方式以外,其他国家均采取了免税政策;但实际上,即使是挪威的这种处理,其课税效果与其他国家没有多大区别。这种免税不会导致保险服务购买方的税收重叠问题,因为人寿保险的购买者通常是最终消费者。但免税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一方面,寿险公司的投入品中包含有增值税,进项税额得不到抵扣的情况下,会使一些增值税的因素留在保险中;另一方面,寿险保费包括保险公司提供的中介服务价值,实行免税意味着政府对其提供的服务放弃了税收。为了减轻因人寿保险免税对再保险的影响,新加坡进一步实施免税加固定比例抵扣的制度,允许人寿再保险人可以抵扣40%的进项。对于出口保险,部分国家(如加拿大、希腊、新西兰等)实行零税率政策,对向非本国居民或欧盟国家以外居民所提供的人寿保险业务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以平衡境内提供和境外提供的税负,这一点在财产保险中也得到了体现。

2　提供财产(再)保险的增值税处理规则比较。与人寿保险相比较而言,财产保险的增值税处理却显得没有那么高度一致。在以欧盟为代表的多数国家,财产保险与其他金融服务在增值税中的地位相同,作免税加以处理。由于财产保险可能成为其他实体的投入品之一,财产保险免税的经济影响远大于人寿保险,因此,从税收中性的角度考虑,也有部分国家(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新加坡、南非、以色列、阿根廷、智利等国家)试图努力对其进行课税,但在具体课税方法上存在差异。财产保险在以色列是必须纳税的,他们采用加总法来进行计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也是应税的,其税率分别为10%、12.5%和3%。如果非寿险在增值税制度下是全额征税的(即保费应缴纳增值税,而且保险公司采购时缴纳的增值税是可以抵免的),保险服务就会被过度征税,因为保费的一部分是针对预期亏损的,并不是一种增值。为了解决此问题,新西兰(率先在增值税制度中对非寿险进行征税的国家)准予保险公司基于赔偿加总额并按“预缴的”增值税对支付的赔款进行抵减。首先其对保费征收增值税,如果被保人是经登记的缴纳增值税的企业,那么对保费缴纳的增值税就可以按正常的增值税抵免机制作为投入税的抵免得到补偿;如果被保人是非经登记的个人(即最终消费人或从事免税销售的企业),对保费所缴的增值税就得不到补偿。如果经登记的增值税企业拿到了赔付,就必需将预缴的增值税作为产出税进行申报,如果得到赔偿的人是最终消费者或从事免税销售的企业,在被保险人使用赔偿收入(包括预交的增值税)购买应税替代商品时,政府仍可以挽回由于允许保险公司抵扣增值税额所引起的财政收入损失。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为了降低重复征税的因素,在免税的体系下,允许抵扣进项,即采用的是免税加抵扣的方法。其中,新加坡允许有“特殊方法”和“固定比例抵扣法”两种形式,在“特殊方法”下,提供给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的金融服务按零税率对待,但必需将这部分金融活动从提供给所有消费者的金融活动中分离出来单独核算;在“固定比例抵扣法下”,在实行免税的基础上允许按规定比例抵扣进项,如财产再保险人的抵扣比例为75%o在澳大利亚的商品与劳务税体系中,尽管为金融服务提供了宽广的免税基础,但财产保险是要纳税的,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允许获得75%的抵扣来对严格的免税制度进行了修正,以此解决可能产生的“自我提 供”问题。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财产保险的处理上,不同程度地参照了新西兰的做法。

3　提供附属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规则。核心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需要特殊的方法,原因在于它们采取了隐含收费方式,而对于明确收费的附属保险服务,可以如同其他服务一样课以增值税,因此,不管对核心保险的处理是免税还是应税,除加拿大、芬兰、挪威等少数国家外,绝大部分国家对于损失理算服务等附属保险服务是应税的,也有少数国家将附属保险服务按不同情况进行区分来进一步决定其是免税还是应税,如比利时(赔款事务处理与管理免税,理赔与评估服务应税)、匈牙利(专业机构服务应税,非专业机构服务免税)、新西兰(与非人寿保险相关的服务应税,与人寿保险相关的免税)等国家。在税率适用上,附属金融服务适用税率与本国增值税基本税率保持了一致。

三、简要评价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5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一些领域和项目对保险资金有着迫切的需求。而保险资金有着规模大、周期长、资金来源稳定等特点，这决定了其在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民生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与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共同主办了题为“保险资金：助推经济，服务民生”的2013’特华金融论坛，邀请了诸多来自业界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实体企业和监管部门的专家、学者和一线企业家。本刊全程参与了此次论坛并在此选登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未经作者本人确认，不分先后。感谢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王力、黄育华、王伟整理并提供给本刊。

李扬：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的宏观经济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过去30年年均9.8%的增长率，调整到2012年的7.8%。导致这样一个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因素，包括生产要素结构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二是经济周期因素，全球金融危机仍没有结束，可能还会延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三是政策层面的变化因素，比如强力刺激的经济政策开始淡化和退出。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不应该再强行将经济增速往上推，否则将会出现严峻的通货膨胀。今后经济工作的方针将是坚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将是我们难以绕开的三大问题，这些问题曾经被认为已经弄清楚了，但事实上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思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外经验，保险业必须要有大的作为。由于保险资金的保命钱特征，保险投资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现在的保险发展水平不高，养老保险等问题还非常突出。

中国未来发展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及其相关的社会安排、经济安排和金融安排。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比较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所说，今后适龄劳动人口每年会减少三百万左右，40岁以下的劳动人口将显著减少。因此，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严峻挑战，就是如何对这些老龄人口进行支持，如何养活这样还在逐渐老化的人口。最近，社保基金理事会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题研究，研究显示，在美国早就有政策监管了，共有三块资金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块是工薪税，第二块是个人账户，第三块是商业保险。这三块加在一起，存量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60%，也就是说它的覆盖力度极强，欧洲也超过100%。那么按照这个指标，反过来衡量中国，我国的存量只相当于GDP的2%，我国的养老资金竟然有如此巨大的缺口。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就会发现谁来养活我们呢？而且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养老保险必须要大力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必须要实现保值增值，这是保命钱，所以保险投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涉及到保命，监管当局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是合理的。目前，中国的情况是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如果再没有一个有效的保值增值路径，未来的问题将会更加难办。说这个问题很突出，是因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问题是这些财富怎么集中起来，用于应对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许一年两年还不会特别突出，但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需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文辉：金融改革条件下如何推进保险资金运用

保险资金运用要服务好主业。保险资金运用，首先应当服务好主业，实现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不要一味贪大求全。此外，投资能力也决定了术业要有专攻，作为保险公司，能够较好地运用保险资金就已经不错了。经常接触到一些搞投资的保险专家，他们都非常认真地说，现在是一个大资产管理时代，或者叫泛资产管理时代，也就是说今后保险资产管理要涉及各个方面，不光要管理保险资金，还要去管理很多其他资金，包括媒体上所说的，证监会把公募这一块都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放开了。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作为一个保险资金运用的机构，不管你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还是什么公司，服务好你的主业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皮都不在了，毛怎么能存在呢？更何况保险特别是寿险，包括养老保险，它的资金集聚功能是很强的，对于保值增值的要求也非常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资金运用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主业，这些钱不是贬值就是亏损，甚至是出现更严重的后果，那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保险资金运用要符合自身经济规律。保险资金运用要合乎自身经济规律，比如在资金运用方式和运用领域等方面要顺应规律，要实现资金运用的科学化和与其他部门的差别化等。首先，保险资金的特点是长期性，特别是寿险资金，它对于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非常高。这是保险资金运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它运用的方式要依靠债，或者类似于债这样的东西。我们研究发现，国外很多保险公司的债介入量非常大，而我国保险公司大概有80%都是银行存款，大概11%左右是股市投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保险资金投资债券或者类似于债券的东西，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另外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就是投资不动产，比如国外的保险公司大量持有写字楼。其次，就是与其他行业的差别化经营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长期的资本供给是非常缺乏的。那么，保险资金怎样去做股权投资，并能获得债或类债这样稳定的长期回报，即保险资金既能做到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的规律，又能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保险资金运用要注重产品创新。保险资金运用要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其实无非要盯住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盯住基础市场，要知道钱投到哪里去了，所投资产是否有价值，这是很重要的方面，也是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另一个是要盯住载体，就是保险资金通过什么样的载体进入资本市场。根据保险负债的特点，它有各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个载体怎么找到，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大量的保险创新，包括资产产品的创新，以实现我们的资金与基础资产有良好的对接。因此，我们希望保险公司在创新方面要花大力气。当然，作为监管部门，我们要以最大的宽容来对待市场主体的创新，如果创新带来了问题，我们能不能容忍，这可能要有一定的胸怀，我觉得这一点，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保险资金运用监管要适应市场化改革。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保险业市场化改革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其目标是要把各种决策权、选择权交给市场主体，当然也包括把风险责任交给了保险公司。在这些方面保监会做了很多努力，目前已放得很宽了，以至于保险公司觉得他们所想到的都已经放开了。与之相适应，我们的监管趋向也调整为八个字——“放开前端，稳固后端”，也就是说前端强化审批，后端强化监管。这就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根据投资的资产，选择合适的资产来配置资本。第二，要切实做好资产负债的监管，因为如果你要放开前端，这个是要弱化的，那么这个弱化必须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的监管，因为它的负债已经满足要求了，那么它在市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资产可以匹配，负债结构是否合理，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第三，对于后两种情况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是要强化我们的监管队伍建设，一是在合法合规检查方面，我们要多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作者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王国刚：保险资金运用应注重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应该创新，而保险资金运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要实现保险资金的有效运用，关键要在发债环节的创新上下功夫。本世纪以来，保监会对保险资金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是在逐步地放开保险资金运用，扩大它的运用范围，从原来的存款到各种公司债券，然后到股票，再到基金。总之，保险资金的运用在不断地放开。

美国金融危机警示我们，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但是，金融怎么围绕实体经济而展开。长期以来，金融围绕实体经济而展开的是贷款，目前贷款规模已经超过了63万亿元，而我们的企业在获得资金方面的渠道却越来越窄，这是否就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我们还是沿着这样一个路子走下去，那么保险资金就无法运用了，因为都是银行存款了。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达到40万亿元，所以这里有一系列问题的需要研究，主要应探讨保险资金运用怎样来服务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机构发行的债券都要进行审批，那么能否不审批呢？因为债券是一个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并且可交易，它的风险远小于不可交易的其他非标准金融产品。为什么非标准、不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不需要审批，而标准化的、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却需要严格的审批。这个制度能否改变一下，这是第一个重要方面。迄今为止，我们的债券发不出去，是因为这些债券在机构内部进行销售，百分之七八十的债券是机构持有。难道我们的存款只要3%的利率，而不要7%的利率？中国的债券发行应面向市场、面向投资者，这是第二个重要方面。第三个重要方面是要解决债券的交易问题，这是关于债券的问题，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关于保险资金运用与金融市场改革的关系，我认为要重点解决好人口老龄化、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等重要问题。第一，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扩大，人口红利会减少，这将导致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出现拐点。那么对于老龄化而言，从保险角度看，就是资金需要进行跨期配置。第二，党的“十”再三强调，要深化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做了很好的证明。当然我们还没有去做这些大文章，就是未来的改革，给我们提供多大的红利，提供多长时间的红利等等。第三，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优势所在，是原动力。把上述这些因素都考虑在一起，对保险资金而言，怎么运用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保险公司本身，也不取决于保险监管部门，而主要取决于整个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余云辉：保险资金运用要有助于推动工业化进程

保险资金运用应服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和西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比西方在几个大方面都差得多，主要表现在：民族资本是否控制主要工业部门、本土企业是否具有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装备工业能否为国防部门提供装备、本土企业能否控制上游的资源能源、国内企业是否有控制全国和全球市场的销售网络、财富是否以工资利润税收等形式分配到劳动者和企业以及政府、金融业是否拥有主动权为本国企业和资本服务，等等。

如果我们找到了中国工业化的方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保险资金运用就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监管机构逐步放宽保险资金的投资领域，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因为，企业的发展需要资本金，而保险公司的资金恰恰都是长线资金，资金能够流入到企业里，进而这些企业就能够降低负债率，这样才能够有条件做大做强。同时，保险资金运用也要防范风险，保险公司要做好内部管控，要注重科技进步，注重市场网络，这些虽然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收益，但长远一定会有大收益。

（作者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茂林：保险资金运用应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保险资金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根据党的“十”要求，保险资金运用要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其中关键在于保险资金应该考虑怎么促进创新，即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发展。

保险资金如何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已经形成了共识。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活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要坚持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来推动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实施知识产权的创新，把全社会的力量凝聚到创新的主体上来。那么保险资金在创新驱动方面能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关于保险资金的运用不是一个小事情，而是支持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比如在基本科学领域、人员和资源领域、信息与网络领域，在这些重要的领域，研究设备制造的时候，要真正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重要的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生产出有竞争力的装备，我们有能力用自己的装备，装备自己的企业，在这些方面保险资金都大有作为。根据党的“十”要求，保监会在创新驱动方面如何引导保险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上述领域，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与此同时，还要注意防范保险创新的风险，也包括保险延伸产品创新的风险。 保险资金运用应注重改善和服务民生，比如如何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如何在确保尊重保险资金投资规律的同时，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等。最近，我们对养老保险做了一个研究，养老保险包括社保的其他方面资金筹措特别困难，而且不像银行三五年还款，当然利润也比较低，但时间却比较长，因为养老保险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所以，保险资金应关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医疗保险已覆盖了96.8%，但是什么标准没搞清楚，比如政府拿10块钱，农民拿10块钱，这种覆盖有意义吗？养老保险就要全覆盖。什么事情都要有标准，喊一个口号很容易，但中国发展极不平衡，一个标准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保险资金应有所作为。

（作者系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

李茂生：保险资金运用要认真研究资金来源

扩大保险资金的来源，应当是在政府基本保障的同时，大力发展商业保险，例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都应该走商业保险为主、政府和慈善为辅的发展道路，这样商业保险才有发展空间，也才有广阔的资金来源。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保险助推经济和服务民生。

关于保险资金，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保险资金究竟是怎么来的。目前从保险行业来看有点乱，比如说医疗保险保基本，就是常见病多发病，现在我们保险只报销大病，大病可以报50%，门诊不管，这个恐怕不行。实际上大病是走商业保险，没钱的可以走慈善。大病可以走三个渠道，第一是自己买保险，第二是慈善机构的资助，第三是政府补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老百姓不满意是对的，所以保险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回到保险上，我们觉得大病医疗保险就应该走商业保险为主，政府和慈善为辅的模式，这样我们的保险资金运用就能大有作为。

另一个是养老问题，基本保险至少保证低保线，这样就划清了有的人补充保险。所以医疗也好，养老也好，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商业保险就有了发展空间，有发展空间就有了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研究怎么运用。保险资金助推社会经济发展，还要允许在助推方式上进行创新，在这方面确实要解放思想，要借鉴国外保险资金运作的成功经验，这样保险资金才能实现很好地运用。

（作者系北京特华财经研究所所长）

吴小平：保险资金运用应兼顾安全、流动和营利三者关系

保险资金运用要处理好“三性”，即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保险资金运用应当以安全性为第一位，在盈利问题方面，主观上为公司盈利，客观上要助推经济和服务民生，不能本末倒置，否则会出大问题。

截止到2012年，我国保险资金已达到7万亿元，这个资金是哪来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养老保险保单持有人每年交的准备金，这个钱将来还要给人家的，而且不但要还本金，还要还利息。这个利息现在是2.5，按照复利计算，如果2点都拿不到，就得用资本金来还。财产保险也是有资本金的，但财产保险的准备金非常少。还有就是各家保险公司资本金也放在那里，但主要的是准备金，这个准备金有两个特点：一是长期性的养老保险，另一个是长期的负债保险。所以，保险行业的资金运用是一件大事情。

历史的教训要认真汲取，保险投资一定要把握三性。根据中国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现状，应该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流动性放在第二位，盈利性放在第三位。如果我们主观上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只要能挣钱，挣到钱了皆大欢喜，挣不到钱时怎么办？我国的寿险公司和国外的都一样，寿险公司不能倒闭，寿险公司经营了若干年以后，千千万万的养老金分批付款，一旦倒闭了当然股东省事了，但对社会的震动将会非常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安全性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把盈利放在第二位也不行，因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是必须的。看起来把这三性结合起来，最主要的投资是产品服务，不论是企业债还是金融债，其他的也可以涉足，但比例一定要控制好。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6

一、金融转型与经济转型应良性互动

一个经济的良性循环，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是“货币-商品-货币”的流转，即所谓长流程的流转。但现代金融却出现了短流程运转的现象——从货币到货币，直接增值，跳过了实体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而言，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预示着存在实体“空心化”的巨大风险。为此，中央决策层明确提出金融要支撑实体经济，这是要求金融转型而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一）金融转型的前提和方向

金融是一个很重要的凝聚剂，金融的本质是将资金富裕方手里的钱凝聚成一种社会资本然后转移到资金需求方手中（即将储蓄转换成投资）。中国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投资居功至伟。然而，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逐渐呈现出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正对金融发展模式提出挑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意味着金融发展模式也需要转型，这是金融转型的前提与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协调就成为一件必要和紧迫的事情。这种协调转型的关键，在于调整和创新金融效率的动力机制，激发市场个体的发展力和创造力，提高制度的适应性和金融应对风险的能力，最终到达提升经济整体效率，实现金融贡献最大化的目的。基于这一认识，金融服务应做到如下方向性的转变：

一是从主要服务于大企业转向服务大中小企业并重，更加注重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减轻大企业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挤出；

二是从主要服务制造业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并重，更加注重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支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三是从主要服务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向投资、消费、出口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培养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保护和提升国内有效消费需求；

四是从主要服务引进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转向注重自主创新，发展新兴产业。

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金融服务模式的这一转型，将对经济转型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需求新空间。

（二）金融转型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金融健康发展并适应经济转型需要的重要标志，就是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能够最有效运用这些资源的实体经济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发展方式的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增长模式，即银行利润主要通过信贷扩张追求高出经济增长率数倍的利差收益。

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银行经营方式趋同，偏好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抵押担保物为防范风险主要手段的银行信贷文化及主要依靠存贷利差的赢利模式。银行以这种低效率的信贷规模扩张获取利差收益，其结果必然使信贷配置出现严重结构性错配，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大企业则可能因信贷额度过剩转移信贷资金的使用，从而增加银行的坏账风险。

根据银监会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9.3%；其中商业银行实现税后利润1.04万亿元，同比增长36.3%，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为25%，其中私营企业利润增长46%。尽管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过多背离。但长期来看，银行业利润大大高于实体经济利润的传统发展战略和获利增长机制，已经出现难以持续的端倪。

基此，中国银行业协会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也做出预测：2012年中国银行业可能出现生息资产增速继续有所放缓、净息差见顶回落、不良资产小幅反弹、中间业务收入增速下降的趋势，经营业绩增幅可能显著降低。

银行业的盈利从急剧增长到明显回落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进入2012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资金需求及相应资金价格发生巨变，许多企业因盈利预期下降而不愿负担或负担不起依旧较高的贷款利率，结果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净息差下降。对此，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也认为，由于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将使商业银行利差收窄、竞争更充分，银行的效率、管理、创新和服务等面临严峻考验，银行之间的盈利水平将逐渐拉开差距。

可见，只有摆脱对利差收入的过度依赖，寻找新的出路和突破，开发和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及更好的服务，向更平稳的中介服务机构模式的转变，实现金融资产流动性优化配置的市场化才是金融转型的重要内容和金融发展的主题。

二、服务小微企业是金融转型突破口

对银行来说，服务中小微企业是在当前资本约束不断强化背景下的现实选择。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以及促进就业重要因素的中小企业，如今已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更为深远。

（一）中小微企业的权重不容小觑

有一个被广泛提到的数据是，我国现有4000万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以上，每年为中国贡献了60%的GDP总额、50%的税收总额、60%的进出口总额和75%的城镇就业岗位。只是，长期以来金融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贷款难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其中的悖论是：由于小微企业灵活、便捷的贷款服务需求，与银行贷款监控的风险管理要求难以同时得到满足，在不能清晰了解借款人经营情况的条件下，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银行因为不了解小微企业不敢放款；小微企业因为没有资金供给，经营进一步陷入困境，从而限制了其对经济发展及创造就业更大潜力的发挥。

然而，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服务的本质所在，也是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按照经济决定金融这一市场经济基本定律的要求，服务中小微企业，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是银行业的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找准金融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转型追求的目标，但这一转型之路任重道远，需要经常地审视我们的方向是否符合金融体系的原则。从全球范围来看，小微企业贷款对于任何金融体系来说都是一个艰涩的命题。

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原因是贷方认为小微企业欠缺稳健的经营记录和财务数据及有效的抵押物，会给银行带来过高的风险，因此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小微企业能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数量都受到了很大限制。

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下企业中有90%的企业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中更有95%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

而经济转型的加快则要求金融能够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去帮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并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过去以量补价、以外延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营模式已过度消耗资本占用，难以持续，从而倒逼银行调整业务结构和赢利模式，转向资本节约的多元化业务模式。

随着产业升级和利率市场化的加快，解决当前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应是提高金融运作的市场化程度，使金融资源能够顺畅地流向经济的不同层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只有金融资产流动性优化配置的市场化才是金融转型的重要内容。所以，未来几年金融业理应做好准备，谁能适应没有利率保护的竞争加剧的大环境，谁就将成为转型的赢家。这对于银行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银行经营开始逐步分化差异的起点。而小微企业作为轻资产的信贷对象，同时其风险特征又能够充分体现利率差异化，无疑让银行找到了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实践中，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对此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

例如，民生银行以“与小微企业共成长”为主题，定位于“小微企业银行”， 但并不满足于“借钱给你做生意”的角色。2012年该行对“商贷通”到小微金融2.0服务进行了重大升级，不断创新小微企业的风险管理手段，并成立了特色行业的专业支行，以“工厂化”手段强化业务效率和服务品质。

截至2012年底，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经达到3000亿元，贷款户达到21.8万户，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三、金融转型创新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发展与风险防控是金融业经营管理的永恒的主题。长期以来，出于各种原因，我国在处理风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形成了“以防为主，安全第一”的金融发展思维，对发展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容忍度较低。为此，金融机构在向中小微企业贷款时一直是持谨慎严管的态度。但风险与机遇往往相伴而生，金融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快速发展拓宽了服务的渠道和领域。

（一）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风险性

小微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是经济链条中最为灵活，也是最为脆弱的环节。因其本身具有规模微小、实力偏弱、收益不稳、信用度不高、缺乏合格抵押品等特征，作为风险厌恶的银行对其贷款的成本和风险溢价必然相应较高。

对这一贷款风险性的判断，银行至少可从以下特征得以佐证：

第一，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易受经济波动直接冲击，任何经验意外都可能直接导致经营不善甚至倒闭：

第二，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合理避税”，税收证明不够完善，欠缺稳健良好的经营记录和财务数据；

第三，小微企业大都集中在流通商贸、服务业等轻资产的行业，一般无法提供银行传统的信贷抵押物；

第四，小微企业金融需求分散紧急、贷款数额不大、个性化刚需强，银行运营的单位交易成本高；

第五，社会信用信用环境不良，个别企业主贷款违约率高，导致小微企业信用缺失。

从以上金融服务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匹配角度来看，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高风险性与银行放贷的审慎性原则明显冲突，给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并不符合金融机构最优的市场行为，这也是银行为什么不敢向小微企业融资贷款的根本原因。所以，在信贷资源配置比较紧张的条件下，信贷配给向经营风险相对较小、谈判能力更高点的企业倾斜，使得银行贷款更偏好大型国有企业而远离小微企业的做法也是合乎情理的。

直面这些风险问题，要求我们的金融不再是以简单的中介方式吸收存款再投向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投资领域。新一代的金融服务需要加快经营模式转型，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一种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去帮助解决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资产定价扭曲等中国经济成长中的结构性问题。

（二）金融资源优化中的发展机遇

推动金融转型，服务小微企业，必须转变“安全压倒一切”的定势思维，充分预期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可能出现的某些局部性风险，主动防控化解风险，努力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中寻找转型创新机遇，促进金融业发展。

实现这一目标，金融业有以下几个可选途径：

1、推动巨量资产流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的运营效率，特别是货币流转速度偏低，金融业的竞争力非常脆弱。截至2012年末，中国的金融总资产大约为131.27万亿元左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内有60万亿元的天量信贷资产无法自由流动。

故而要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不在于单纯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更重要的是改善既有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提升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效率。这是转型期中国金融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挑战，也是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金融机构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功能转型的意义所在。

2、开发适合小微企业的产品及信贷模式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大企业的金融需求开始收缩，小微企业贷款的吸引力日益显现。一些银行为满足小微客户的金融需求，从抓有形资产转向抓无形资产，加快金融服务创新，采取差异化管理模式，设计出“量体裁衣”式的金融产品，同样把“小微”业务做得很好。

比如，辽宁灯塔市农信社推出“信用联保贷款”，中信银行尝试“无抵押贷款创新”，平安银行采用“第三方和贷款人组合担保贷款”。银行业的这些转型创新使放贷金融机构和贷款用户捆绑在一起，大大降低风险概率，最终实现了双赢。

3、转变传统成本观念批量开发金融业务

小微企业贷款不是不能做，关键是如何做。银行需要转变传统的成本观念，把小微客户集群作为重要开发目标，批量开发金融业务，将初始的营销服务成本进行分摊和递延，从而降低单笔作业成本和风险概率，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小微金融服务商业模式。

近年来，交通银行设立了小企业业务部，组建了300多家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专营机构，试行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专业化批量经营创新服务，2011年，交行零售小微企业和个贷增量占比达56%。这一做法为业界提供了借鉴。

4、运用大数法则防控小微企业信贷风险

经营银行的专业性不体现在赚钱上，关键是风险控制。银行服务小微企业必然存在风险，但小微企业从事的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众行业且融资额小、所属行业众多，相比于大公司小微企业服务的风险并不高，银行要建立差别化的风险定价体系，通过培养小微企业专属的客户经理，时刻监测业务维度，经合理布局及防控，可以将风险上限锁定在银行能接受的范围内。

这方面民生银行创新突出：该行自推出“商贷通”以来，贷款实现风险可控，截止2012年11月，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近700亿元，这一规模占股份制商业银行增量市场份额近50%，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不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小微贷款不良率1.1%的一半。因此，审视小微企业要用“大数法则”，通过提高收益实现对风险的覆盖，这是金融破解小微企业信贷困惑的最佳选项。

5、植根小微企业践行收益覆盖风险原则

企业的需求就是银行的市场。银行要摒弃“小微企业贷款=高风险贷款”的理念，在实践中找出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服务模式。如建立差别化的风险定价体系，通过培养小微企业专属的客户经理，陪同客户成长，时刻监测业务维度，同时通过规划先行、批量营销、标准作业、大数法则、综合开发等，来降低小微业务的风险和成本，践行收益覆盖风险原则。就金融服务而言，植根小微企业是大而远的永恒收益。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7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企业 社会”、“企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三个阶段，在保险方式上从“社会统筹”到“统账结合”，保险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完善，在稳定社会和保障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严峻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短缺，导致支出远大于收入的矛盾日益加剧。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存在着历史欠账，新制度实施前已经退休的“老人”需要相当数量的养老金支出；二是在就业压力下，一部分劳动者提早退休；三是人均寿命普遍延长；四是企业拖欠基本养老保险费；五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狭窄等等。因此，具有条件享受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不断增加，而政府和社会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无法实现同比例扩大，二者之间形成矛盾体。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达7400亿元，且每年以1 000多亿元的规模在扩大。直接的后果是离退休老人不能按时领取养老金，最终将制约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纵深推进与健康发展。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解决养老问题的优势条件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关心老年人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解决养老问题，关键是要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积极的姿态和得力的措施去应对，要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感受到幸福，使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有能力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养老问题中发挥作用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下发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作为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发挥着“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该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断增强。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商业养老、健康等保险，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意义上，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要求保险业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这是保险业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商业保险公司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必须立足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着力解决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

(二)国家积极支持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

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一个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高低，从客观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在2006年由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对于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关心老年人的需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充分认识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

在我国养老服务业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的背景下，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加快向养老服务业渗透的步伐，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三)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应该包含养老服务内容

一直以来，中国保险业在“经济补偿”与“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但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需要不断完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保险业，面对的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这一主要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要求保险业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服务，积极发展社会和人民急需的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这些要求，找准了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既明确了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也为保险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是保险业延伸服务，实现服务功能完善的必然要求。

鉴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家庭开始把商业保险作为解决养老和健康保障的重要手段。社会对于保险的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决定了保险业的发展空间必将不断拓宽。保险业应该也必须站在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谋划工作，针对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目前，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保险业拥有自己的产品，但是解决的也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对于养老的服务问题还没有真正触及。在现今和未来社会，依靠子女提供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而原有的养老机制也在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成立商业养老保险服务公司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又一可行选择。

三、抢抓机遇，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一)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中国统一

目前，党和国家对于保险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于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期望越来越高。国务院相继召开会议进行专项研究并下发《若干意见》，系统阐述了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业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政策扶持、政府推动的保险业发展模式将逐渐形成，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应该讲，保险业已经进入到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黄金时期”。

在保险业加快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面前，商业保险公司要主动抓抢机遇，巩固好业已取得的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地位，在服务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发展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恰好符合这一发展思路。

在我国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轨时，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对其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使老年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据了解，目前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预计 2020年将达到2.4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养老服务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

按照人生成长特点来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是一生财富积累最丰厚的时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应该有能力支付养老金。商业保险公司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展，可以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利于“又快又好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对于庞大的老年人口来说，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周到、完善的保险服务。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盈利机会和盈利空间。对于公司员工来说，既拓宽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

实现商业保险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突破常规思维，以超常规的措施来保证和促成。在全社会都在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而积极努力的情况下，抢抓机遇，加快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宽，是商业保险公司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备向养老服务领域渗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风险管控能力不断增强，改革释放的活力正在成为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地位、服务网络、财务实力、人才队伍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具备诸多优势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积极满足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内含价值高的业务，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不断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转型。要确保商业保险已形成的竞争优势长期保持下去，并在公司内部形成协同效应，提高公司向客户提供差异化和完善服务的能力。通过保险资金运用和资本运作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三)建议商业保险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设想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人享受舒适安全、高质量的社区服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养老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商业保险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应该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议采取参股、收购、策略联盟等多种形式，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在保险产业链条中增加老年服务产业，这也符合商业保险公司跨越式发展的要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定位上，要突出养老和敬老的主题，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以满足、改善和丰富老年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为出发点，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为老服务”的宗旨。

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有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国家相关的专项老年人社会保险基金；二是公司运用自有资金；三是有养老服务需求并有能力支付服务费用群众的消费资金；四是吸纳社会上有爱心人土的捐款资金。同时，还可以针对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资金筹集方式。如，对于农村老年人，可以将其个人使用与经营的责任田转让给土地经营组织，形成责任田养老资金，发挥“责任田”的养老保障作用。对于城市贫困老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房产作价入股到养老服务机构，以此作为养老资金的来源(此观点来自于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田雪原)。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兴办产业的选择上，可以采取兴建适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娱乐、健身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敬老院，开展老年护理服务，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和条件；可以投资兴办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老年生活照顾、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康复服务、紧急救援等业务，向居住在社区(村镇)家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与有关企业合作，开发、生产老年人特殊用品，促进老年用品市场发展，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具体运作模式上，积极争取政府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集中辟建高标准的老年社区为着眼点，投资参与社会养老公益建设。老年社区建成后，可以采取会员制租住、产权发售及公寓式整体出租等多种方式。对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有较高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可以有偿提供公寓式养老服务；对于具有较高消费水准的老年人，尤其是以“侯鸟式”异地养老的特殊人群，可以为其提供购买产权、短期租住、长期预租等多种选择，建立乡村度假屋，满足其阶段性自由灵活入住的需求。只要这些新型养老项目配套设施完善、经营理念先进、服务功能健全，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老人的养老需求，市场供求将相当大，必将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2.

[2]李宝库.老龄社会和孝文化[j／ol].人民网，2006—03—07.

[3]田素雷，李惠子.中国感受到人口老龄化压力[j／ol].新华网，2006-02—23.

[4]李鸥.社会养老保险：理论导向与制度安排[j].社会保障制度，2005，(11)。

[5]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税务总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s].2006.

[6]何鹏.养老服务业成“朝阳产业”[n].上海证券报，2006—02—21，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8

【关键词】管理效率 承保能力 服务质量 督导 覆盖面

引言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加快，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对保险业有利的政策，更是给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助力，也更加促进了我国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笔者将结合多年工作经验，通过对保险公司业务管理的情况入手，谈一谈如何提高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一、提高出单中心内部管理效率，整体提高承保能力

（一）业务技能

保险公司应该注重提升员工的业务技能，可以通过观看光盘等来提升服务品质。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发配套光盘，让各职场利用开会时间，每月组织全体出单员学习，将其中每个环节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学习营业厅服务细则，掌握客户投诉处理技巧，提高增值服务技能，提升出单员整体形象，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继续保持在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同时，公司还可以外聘讲师，提升服务形象。从心态、表情、姿势等方面，全面提升全体出单员的形象、气质和各项业务技能，使整个职场员工的素质得到有效的提高。

（二）服务技能

保险公司应该注意工作人员服务技能的培训，公司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一些培训，比如，2013年3月，笔者所在的公司聘请大连大学商务礼仪课程的老师，在黄河路职场7楼会议室进行商务礼仪培训。本次培训，针对出单员接待客户时的心态、表情、姿势，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训练。特别是对于坐姿、站姿和走姿，逐个纠正，进行最长坚持时间达20分钟的持续性练习。经过本次训练，感觉女员工知性、优雅了许多，使整个职场员工的服务层次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公司还可以举办客户服务标准化竞赛，让员工和客户共同参与，充分展示出单员的客户服务水平、柜面销售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打造分公司金牌服务形象。

为实现“打造一流客户服务界面”的目标，提升人保财险服务窗口整体形象，提高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保险公司还应该从服务区域、指示标牌、办公设备、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时效、管理制度、服务满意度等多维度不断完善。

（三）绩效考核与人员培训

加强对各职场主管和各小组组长的考核，每月末上报本月工作，切实履行主管和组长的工作职责，不断提升管理协调的能力和业务技能。定期与基层公司沟通，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协调解决。同时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将出单速度和小险种推荐纳入到绩效考核中去，逐项规定出单速度的分项指标和小险种推荐的数量，推动加快出单速度，激励做好小险种推荐。

开展定向培训工作，加大对新员工的培训力度。公司可以组织老员工手把手带和统一培训的方式，对保险公司涉及的全部险种进行理论培训，对日常工作中常用的险种进行演示，使新员工和调整岗位员工能尽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四）员工晋级渠道

公司应该引入绩效考核机制，在人力资源部的组织下，结合定级考试的成绩和绩效考核成绩，完成出单员的定级评定工作。通过建立严格的考核和退出机制，实现级别能上能下，不断改善出单人员素质和结构，增强队伍活力，打破身份界限，强化绩效考核，评级过程统一规范，考核结果公开透明；定级后，无论是新员工还是老员工，都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由于有目标，员工愿意从主观上提升自己学习意识与服务意识。出单员级别的评定，在同事之间出现良性比拼、共同进步的氛围，同时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让优秀的员工脱颖而出，增加了员工自豪感，提高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二、统一出单中心对外优质服务，促进巩固承保能力

（一）提高出单速度和服务质量

随着保险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保险公司的出单中心不但肩负起培训本部门新员工的责任，也承担起代培点和4S店出单员的重任。相对来说，有些员工对业务技能的掌握相对较弱，出单速度和承保质量方面均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公司根据具体存在的问题进行分解，逐一进行辅导，一项一项解决，共同提高出单速度和承保质量。对公司招聘的新员工首先统一由业务技能强的人传授，然后分派到各具体岗位，指定专人指导，做好新员工的整体职业规划，让他们更快地进入角色。

（二）加强承保理赔，提高业务质量

承保风险是目前我国保险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赔付率的高低对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承保风险的管理。对承保风险的控制需要从保险的承保环节下手，其关键部分在于做好承保的理赔工作，对承保理赔的环节进行监测，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承保理赔制度是公司承保理赔工作的基础，决定着承保理赔工作环节风险防范的规范性和约束力。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市场情况，不断完善承保理赔制度，加强对承保环节的监测和分析，建立标准化流程，严把承保业务质量和理赔管理关口。

（三）对出单人员加强督导作用，提高问题解决效率

保险公司可以指定专人负责挂点，指导点的出单工作，负责承保政策的落实、出单差错的纠正、出单速度的提升等，责任落实到个人，与出单员的考评挂钩。通过对出单员的挂点督导，既有利于提升点的出单速度，又便于及时为点解决问题，为业务人员和基层公司省一份心。

（四）加快与完善农网建设，提高业务覆盖面

公司应该加快完善农网建设，提高业务覆盖面，首先与农险部沟通，确认农网的出单模式，做好相关人员权限的发放和管理，提前做好农网出单人员的培训工作，做好单证的发放和管理。同时协助农险部和基层公司做好配套服务工作。

三、结语

投资风险是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如何有效地降低风险，是我国保险业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保险公司的工作应围绕固化服务和提升技能展开，做好出单服务工作，进一步提升出单技能，扩大承保能力。

参考文献

[1]赵兴凯，赵苑达主编.保险理赔案例研究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郑功成，许飞琼编著.保险案例分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