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的认识范文

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1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目前，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应对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现状进行分析，根据高职会计人才培养中重视专业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培养、忽视职业道德培养与法治教育的问题，在重新认识会计职业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强化高职会计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 ：高职；会计；职业道德；法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1-0155-03

会计职业道德是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和各种经济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主要包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200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应当加强。”专门为会计行业立法，本身就说明会计行业法治是刚性的，而且具有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目前从事财务工作的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现状不容乐观。部分会计人员法律意识不强，职业道德观念淡薄，违规操作、造假账，导致财务信息失真，恶性经济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这些与财会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监督职能弱化有十分重要的关系，除了给经济工作带来一定的风险外，也会给企业组织、银行和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约有10万左右毕业生进入会计职业队伍。因此，对在校会计专业的学生进行有效的会计职业道德与法治教育是一种必须的源头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职会计专业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会计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比较薄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课程设置上，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 高职院校在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于对会计职业道德在会计专业教育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的设置与设计有很大缺陷。首先，部分高职院校的会计职业道德课被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代替，而且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负责组织教学。从形式上看，主要承担对学校全体学生的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但授课教师往往对会计专业的职业道德规范与《会计法》知之甚少，所选用的教材与所涉及的道德教育基本上与会计专业无关。其次，由专业课教研室负责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很少有学校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单独一门课程纳入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有一部分学校会计专业课程虽然涉及会计职业道德，但是，由于课时及课程内容所限，专业教师很难讲透。再次，一般院校由学生管理部门负责学生的养成教育，很少把学生的日常表现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从形式上看，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各种专业课及学生管理似乎都与职业道德教育有关，但从实质内容上看都难以让学生接受会计工作中真正需要学习的职业道德内容，会计的法制教育就更谈不到了。可见，在高职教育教学中，会计职业道德与法制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对会计专业的学生必须进行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的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由于会计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课程在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教师与学生都轻视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一部分人认为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隶属于思想品德教育范畴，既然课程设置中有思想品德和法律基础课，也就不需要再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会计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与会计专业教育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只要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就能做好会计工作。高职院校在会计专业建设与专业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实验实训条件建设及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考核，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专业技能的提高，就忽视了对学生会计职业道德和法制意识的培养，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对会计职业道德和法制的感性认识，也忽视了职业道德和法制意识对于一个职业会计的重要性。这样的教育与教学，导致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校期间没有树立起会计的职业道德观念、会计的法律意识、职业的风险意识、保密意识及责任意识。因此，当学生毕业之后，面临实际工作中的道德冲突时，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对会计职业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认识不清 道德与法律关系密切，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就涉及它们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往往会影响我们对会计职业道德与法治关系的正确认识。在一般意义上，不难认识道德观念与法律意识具有同一属性而且相互联系，也不难认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也就是说，凡法律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法律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培养和倡导的行为。而在会计专业的范畴里，两者在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不仅是相互包容、相互补充，更重要的是相互作用，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违反会计法律制度时，一定会违反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法律制度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要求，即坚守会计法律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底线，失去这个底线，会计的职业道德是很难形成和坚持的。这种一致性要求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一定要以法治教育为基础，法律基础教育一定要切合会计专业的特殊性。

加强高职会计专业职业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对策

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会计专业师资队伍 要保证能充分体现会计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运行，关键取决于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素质水平。高职院校必须建设一支数量上适应办学规模要求，学历结构、年龄结构与职称结构合理，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的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教师队伍要适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根据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的需要，要按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要求，增加会计专业教师中具有企业工作经历教师的比例，安排会计专业教师到企业财会部门进行实践锻炼，积累企业会计实际工作的经验，搜集会计职业道德和法规执行方面的典型案例。同时，要聘请企事业单位财会部门的会计专业人员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逐步提高兼职教师的比例，聘请专家、学者定期为学生举办有关会计职业道德、法律及人生观等方面的专题讲座，使会计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融入每位教师的教学活动之中，逐步成为学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渗透到会计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中。

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设置会计职业道德与法治教育课程，在专业教学中强化职业道德与法治教育 根据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要求，在会计专业课程体系中，应专门开设“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规”课程。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向学生传授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在专业课学习的过程中，熟悉会计职业道德内容，培养会计的职业理想，树立职业道德观念，增强法治观念，为毕业后从事会计职业打好道德和法律基础。“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规”课的教学可以采取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方法。在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学生鉴别是非能力和解决道德与法律冲突能力的培养。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是每一位会计专业教师的职责。在专业课中，教师可以通过案例教学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例如，在讲授“财务会计”课时，首先，应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会计管理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其次，教师要结合社会实际案例设计课程。例如，讲存货计价，在物价上涨时采用后进先出法符合谨慎性原则，若某一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则会虚增利润和资产，导致财务信息失实。又如，在“税务实务”教学中，要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税收法律常识。讲到税收业务处理时，教师应教育学生按照税法规定的要求处理业务。在讲授“税收征收管理法”时，可运用案例教学向学生表明不按期纳税、偷税、漏税等违反税法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纳税意识。

通过实习强化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和法治观念 会计专业实践教学包括企业见习、会计模拟实训及顶岗实习等。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了解会计整个工作流程与工作职责，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在企业实习时，由于学生刚刚接触到会计的实际工作，可以让学生体验其未来将要从事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在实习岗位上，可以使学生了解坚持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必要性，促进其职业情感、道德意志及法治观念的形成。顶岗实习是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顶岗实习中，实习指导教师要抓住学生与生产实际、岗位实际一线劳动者及单位负责人密切接触的机会，进行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为重点内容的会计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增强学生讲安全、守法律、重质量、求效率的意识。要教育学生向实习单位的师傅学习技艺，锤炼吃苦耐劳的意志，养成严谨认真、遵守规则的良好习惯，培养职业道德情操和法律意识。顶岗实习时，教师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1）要选择好的企业，对某些在行政管理上法治意识淡薄，会计监督制度缺位，有虚账、假账现象的企业要尽量规避。（2）要增强防范意识，一旦发现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有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要及时进行消解，避免使学生产生意识上的困惑。（3）要让学生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理性面对现实，强化职业道德和法治观念，养成良好的素质，坚定融入现实并逐渐与现实融合的信念。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和法治意识培养 要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完善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创业园、第二课堂、体育场等校园文化设施，建设平安、健康、文明、和谐的校园，努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情操和法律意识。首先，教师可以为学生订阅一些财会方面的报刊、杂志，引导学生访问一些职业道德与法制专家的博客网站，并结合社会实际让学生经常关注，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识别和判断虚假会计信息，教会学生如何拒绝各种经济利益的诱惑。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提高了，职业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也就会逐步提高。会计专业班级要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会计职业技能竞赛、文明风采竞赛、大学生创业及工作体验等活动，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寓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于校园文化活动之中，为实现实践教学目标提供平台。

单纯靠讲解和说教是很难使学生形成职业道德和法律观念的，学校必须在学生学习的各个环节提出要求。专业教师要切实转变观念，潜移默化地使会计职业道德和法制意识深入学生心灵深处，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榜样力量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会计人才。

参考文献：

[1]刘永泽，孙光国.我国会计教育及会计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对策[J].会计研究，2008（2）：33-34.

[2]王学宝.会计职业道德[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05-107.

[3]张莉.拨云见日——新《会计法》解读[J].事业财会，2000（2）：5-6.

[4]齐水忠.当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探讨[J].天津农学院学报，2009（4）：36-37.

[5]孙长峰.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之我见[J].财会月刊（综合版），2006（11）：78-80.

[6]胡涛.关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探讨[J].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21-22.

[7]聂小明.试析法律思维方式对高职学生职业道德培养的作用[J].职业教育研究，2012（1）：140-141.

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2

小学法制教育注重文化课而忽略学生的道德法制教育，学校没有专门的法制教育人才,虽然授课教师一定程度上了解法律知识教育，但并不系统、全面。要使小学生成长为一个思想健康、人格健全的人，作为老师应对法制教育引起高度重视，培训中，我在老师的讲解下对新教材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新教材对我们教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通过这次培训我所获得的感想与体会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知道了新教材的编列目的、内容的设计

培训中，老师主要从三个维度来阐述新教材编列的目的，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教科版《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列目的在于同世界性学校德育变革相接轨，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新教材内容的设计重点在知识、技能与能力的关系上，采取的内容编列策略是知识、技能引领，活动穿插，在学习知识、技能中来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在解决日常问题的活动过程中适时地结合学生身边的例子加以讲解，这样有助于提高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教学内容的设计与选编符合国家对课程标准制定要求，教材内容丰富，难度适中，对有关基本知识编排和叙述，正确、合理、也符合科学性。教材中的知识点相比以前老版的《思想品德》来说较新颖、实用。通过学习，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新教材的内容是由哪些单元组成，各单元又有哪些知识点的组成，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方老师所提供的知识框架对我们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有着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二、认识到整体把握《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重要性

整体把握新教材不仅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只有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有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课程知识的主线，才能更好地将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较好的整体把握政治新教材、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教材的结构，对于一个新入门的政治教师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认识到应该如何掌握新教材中的重难点

通过老师的经典剖析，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怎样才能将一个个知识点贯穿于我们的日常政治教学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学习，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新教材贵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在通俗易懂但却蕴含人生哲理的知识点中轻松愉快的提高内在的政治素养，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

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在方丽敏、安子琴老师精彩的讲述中令我对新教材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将成为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正确掌握新教材的重难点、驾驭政治课堂的宝贵经验。

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必须遵循学生成长的规律，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

培训中，我在方老师的讲解下对新教材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新教材对我们教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通过这次培训我所获得的感想与体会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知道了新教材的编列目的、内容的设计

培训中，方老师主要从三个维度来阐述新教材编列的目的，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教科版《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列目的在于同世界性学校德育变革相接轨，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新教材内容的设计重点在知识、技能与能力的关系上，采取的内容编列策略是知识、技能引领，活动穿插，在学习知识、技能中来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在解决日常问题的活动过程中适时地结合学生身边的例子加以讲解，这样有助于提高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教学内容的设计与选编符合国家对课程标准制定要求，教材内容丰富，难度适中，对有关基本知识编排和叙述，正确、合理、也符合科学性。教材中的知识点相比以前老版的《思想品德》来说较新颖、实用。通过学习，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新教材的内容是由哪些单元组成，各单元又有哪些知识点的组成，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方老师所提供的知识框架对我们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有着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二、认识到整体把握《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重要性

整体把握新教材不仅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只有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有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课程知识的主线，才能更好地将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较好的整体把握政治新教材、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教材的结构，对于一个新入门的政治教师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认识到应该如何掌握新教材中的重难点

通过方老师、安老师的经典剖析，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怎样才能将一个个知识点贯穿于我们的日常政治教学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学习，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新教材贵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在通俗易懂但却蕴含人生哲理的知识点中轻松愉快的提高内在的政治素养，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

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在方丽敏、安子琴老师精彩的讲述中令我对新教材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将成为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正确掌握新教材的重难点、驾驭政治课堂的宝贵经验。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2

9月我有幸参加了经开区教研室组织的一二年级《道德与法治》新教材教师培训。通过这次的培训，使原来懵懵懂懂的我收获颇多，专家和老师们的讲解，为我今后的教学指明了方向，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通过老师的经典剖析，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我已经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学习，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新教材贵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在通俗易懂但却蕴含人生哲理的知识点中轻松愉快的提高内在的政治素养，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课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一年级是培养行为习惯的最佳时期，作为教师，应在道德与法治课中，以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为目标，抓细抓实，让学生在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学习新知识，同时让学生在活动中加强行为训练，使学生规范自己的行为，主动学习，爱上学习。

这次培训使我受益匪浅，今后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认真、细致地解读教材，真正领悟编者的设计意图，一切要从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孩子们爱上《道德与法治》这一门课，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3

七月七日参加了由教委组织的部编《道德与法治》新教材培训，时间两天，上午听了一年级和二年级《道德与法治》示范课各一节，并观看了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的讲话视频，下午听了两位授课老师的教学反思和县小学教研室钟晓菊老师对《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详细解读。这一天的培训，总体感觉是严谨且高效，受益匪浅。

伍才英老师上的一年级《校园里的号令》一课，充分利用学校资源，让学生感受校园里的各种铃声，通过听一听、辨一辨、说一说、演一演等活动，不仅使学生明确了学校各种铃声的含义，并受到了“遵守秩序，快乐生活”的“法治”教育。这节课在两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有效的组织教学，针对刚入学的孩子，采用对口令、小组竞赛、表扬激励等方式，行之有效，课堂井然有序，彰显了教师超强的驾驭课堂的能力；二是引入“校园童谣”，学生对“铃声下的规范”学得快，记得牢。

培训是短暂的，付诸实践是我们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经常复习培训内容，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合适的课程资源充实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科的教育理论作指导，以课例、课题研究为抓手，以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创造性地设计课堂教学活动，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

肩负着学校的深切厚望，我于10月8日有幸赴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20xx年部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培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前身是《小学品德与生活》《小学品德与社会》，根据国家、省、市各级文件精神，自20xx年秋季一年级开始，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培训教师的培训讲座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从他们的身上，透出一种智慧的力量，教育艺术的魅力。通过培训，使参与者对今后的《道德与法治》教育教学有了全新的领悟。

如今，培训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下是这几天我对这几次讲座的浅薄的见解与体会：

听的第一场讲座是成尚荣老师的《道德教师的专业成长》，我虽然不是专业的道德教师，但被成尚荣老师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知识深深吸引。因此，对这堂课非常有兴趣，津津有味地认真聆听成老师的独到见解。

首先，成老师论述了道德和法治的关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而这门课程，是一门道德与法律的相结合的课程。“法治是对道德的支撑，道德是最高的法律，道德在人们心中，离不开道德的滋养。”我对成老师这句话有着深刻的感触，这句话我的见解是：法治是道德的保障，如果没有法治，道德会被随意破坏与践踏，法治约束着我们的行为，朝着道德的方向发展，而法治本身就是最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法治的最高的体现，法治应该是为道德服务的，如果法治背离的道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某种情况下，法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道德还是对法治的一种补充。两者是相互依存、支撑与补充的。接着，成老师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论述了道德教师该如何进行专业成长，我从中收获良多，不仅清楚了国内道德教育的方向，而且了解到国外道德教育的成果。总而言之，通过这次讲座，让我看到了道德教育的曙光和希望，今后一定要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道德课，虽然的一个老师的力量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老师也是由一个教师组成，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我国的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才会慢慢的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才会越来越好。

第二场是孙彩平老师的《小学道德与法治低段教材整体解读》，孙老师这堂课让我们非常直观的认识了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内容，非常有指导意义。

专家讲到新旧教材的不同，并进行了对比，新教材将德育与法制教育相融合，落实《课标》要求和大纲精神，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传承的过程，还讲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目标、内容、工作要求。专家还列出了小学一二年级法制教育图谱，并列举了小学一年级《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编写单元课例，教材按儿童的生活路径，以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的生活逻辑为核心设计的。教材中的主体是儿童，教材的内容是儿童的生活。教材关注一年级学生的整体成长、生活；了解学校生活的两个主体生活方式；学会玩，并且有意义地玩；学会主动思考，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有想法的参与学习。整本教材洋溢着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从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图体现多元、开放、平等、包容的价值观。新教材具备了以儿童的生活视角和路径，形成生活内容和教学相统一的叙事逻辑，教材力图体现和谐与温暖的情怀，体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与温暖的关系。学生从课本中能学会做事、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学习，让自己努力从适应制度走向自理、自律、自觉、自主。

新教材中没有了说教性的内容，各册设计了相对集中的教育主题，呈现方式体现了儿童的审美需求，突出趣味性，激发了学生想象力，力求从生活中的小事中渗透法制教育。道德与法治教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启发，教师不仅要向学生呈现良好的道德实例和现实需求的法治知识，也应和学生一起解读、分析，更要带学生们走出教室，走进社会，观察、思考、感悟、实践。

面对新教材，我们要多思考，多研究，做一名学习型、研究型、实践型、反思型的教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书育人，做一位有眼光、有底蕴、有情怀的教育者，用德浸润儿童心灵，用法呵护儿童成长。

另外，汪老师的《做一个德才一体的智慧型教师》讲座也让我记忆犹新，对今后我教学有着很重要指导性意义。

首先，汪老师提出，“为什么要做一个德才一体的智慧型教师”的这样一个命题，他是从“德多才少”、“才多德少”这两点来加以解释。而我听后的见解是，德和才一样重要，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危险，就像我曾经和学生开过一句玩笑话说的那样——“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有头脑、有技术、有能力，他们如果做坏事，造成的社会危害会更大。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模仿的对象。如果做不到德才兼备，也就枉为人师了。然后，炎老师从理论基础、具体措施这两方面提出，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个德才一体的教师，他的智慧与理论让我十分折服，今后一定要把其具体运用到我的教学生活当中去。

还有很多老师的讲座非常精彩，就不一一道来。他们的智慧、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看到了道德教育的光亮，照引着我的教育职业生涯。此次培训进行到这里，我受益匪浅，在老师精彩的讲述中令我对新教材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将成为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正确掌握新教材的重难点、驾驭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宝贵经验。

关于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

2019年8月21日，有幸到二小参加了全县小学道德与法治的培训，培训时间虽短，却让我感受到小学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在谭老师的讲解下对新教材有了较深入的理解。通过培训有了以下的心得体会：

小学《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编写是按儿童的生活路径，以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的生活逻辑为核心设计的。教材中的主体是儿童，教材的内容是儿童的生活。

教材关注学生的整体成长、生活；了解学校生活的两个主体生活方式，学会玩，并且有意义地玩。学会主动思考，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有想法的参与学习。整本教材洋溢着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从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图体现多元、开放、平等、包容的价值观。新教材具备了以儿童的生活视角和路径，形成生活内容和教学相统一的叙事逻辑，教材力图体现和谐与温暖的情怀，体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与温暖的关系。学生从课本中能学会守法、树立规则和公民意识、学会做事、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学习，让自己努力从适应制度走向自理、自律、自觉、自主。新教材中没有了说教性的内容，各册设计了相对集中的教育主题，呈现方式体现了儿童的审美需求，突出趣味性。有些还渗入了一些绘本图画和内容，激发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求从生活中的小事中渗透法制教育。

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好的道德实例和现实需求的法治知识，也应和学生一起解读、分析，更要带学生们走出教室，走进社会，观察、思考、感悟、实践。面对新教材，我们要多思考，多研究，做一名研究型、反思型的教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书育人，做一位有眼光、有底蕴、有情怀的教育者，用德浸润和温暖儿童心灵，用法呵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3

[关键词]现代政治 道德困境 罗尔斯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087-07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自从马基雅维利开创现代政治哲学以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为线索探讨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政治面临的道德困境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试图澄清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古典政治VS现代政治

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注重德性，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即知识”，柏拉图对此深信不疑。柏拉图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非现实的国家。《理想国》是智者的心声、学者的愿望，柏拉图把道德与政治看成同质的东西，达到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柏拉图德性而王的政治思路把政治简化的不成其为政治了，表现了智者的空想性，是一种乌托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关于城邦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人们培养德性的唯一领域，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行为之目的是善，只有通过对德性的培养及实行，才能到达个人甚至城邦的善。城邦的善通过政体来实现，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从理论诉求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目的一致，政治学的目的是善，政治学接着伦理学，道德是政治的基础。

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并进行了改造。奥古斯丁给予柏拉图很高的评价，对基督教的“反政治性”揭示的淋漓尽致：其一，对现实政治的世俗追求进行批判，认为这是政治价值的堕落，提出“上帝之城”对抗“地上之城”；其二，奥古斯丁批判了追求德性的政治。奥古斯丁承认“德性”在塑造自我过程中的重要性，若沉湎于自我留恋，那就是邪恶。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把目光转向了基督。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类似，认为有助于培养人们德性的政体是最好政体。阿奎那在基督教框架内克服了亚里士多德不符合基督教的地方，他放眼世界，认为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是上帝之国。

可以看出，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并非立足现实，而是一种主观愿望，认为任何政治都受到某些更高的道德规范的引导。政治作为人的属性并不完美，没有摆脱更高阶道德规范的引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了找到合理且现实的政治目标，探寻了最佳政体。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分，对人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最佳政体”和“上帝之城”并非一种实际存在，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

现代政治在反基督教中拉开序幕，现代政治哲学不再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强调从道德的高度来评判政治，而是从现实维度来评判政治与各种道德追求，反对古典政治的德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革命宣言”，标志着现代政治哲学的开端。他将一切超出政治的道德悬置起来，与政治划清界限来保持政治的自律性。政治完全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围绕权利斗争的世界，反对古典政治哲学对超政治的道德理想诉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将政治去宗教化，依据自然哲学和公民哲学对宗教的起源与本质做出创造性阐释。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都看到了基督教对政治的危害，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宗教世俗化和政治化。这一方案虽然消除了宗教与政治的外在冲突，却导致了政治内部的新冲突，即国家与个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继续沿着马基雅维利的路线对基督教进行批判，但他们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宗教一旦被世俗化和政治化，就会丧失神圣性，从而也就丧失了对人的吸引力和约束力。

（二）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

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质疑在于：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脱离实际，是一种主观的道德想象。现代政治哲学认为现实政治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权力斗争才能获得政治权力，任何超政治的道德规范都应看做一种手段，不能看做目的。无论是强政治的古希腊，还是反政治的基督教，古典政治哲学对道德的依赖给现代政治造成了深刻影响，导致了现代政治与道德之间的不和谐，使得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在道德与政治关系上所持立场不同。

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对政治的道德批判，来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由于包括宗教在内的道德善都是主观的，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因为善的分歧而产生政治分歧，自由主义者将政治“去道德化”，政治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在道德选择中保持中立。在古代世界，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甚至将政治视为道德的恶的看法从未有过。古典政治哲学家虽然对政治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在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立场却是一致的。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力图与超政治的各种看法划清界限，从而切断政治与超政治的关联，确保政治的独立性。

现代政治哲学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并非立足现实，而是一种幻想。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倡导的“最佳政体”，还是奥古斯丁关于“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分，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看法是，政治不应摆脱道德秩序的规范和引导。现代政治哲学为了消除基督教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将政治同一切超政治的宗教和道德彻底分开，保持政治的自律性。当政治脱离了宗教、道德等的干预后，成了一个纯粹独立的领域。这种思路一方面使政治成了无关道德与宗教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又将宗教与道德世俗化为一种纯粹的私人选择。于是，将政治同宗教与道德彻底分离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一旦政治被去道德化，它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权力，甚至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旦政治被去道德化，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也就无从谈起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就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问题。

二、康德式路径

康德对现代政治哲学去道德化的政治不满，试图为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做出奠基。一方面，康德认为道德与政治二者一致。“道德作为我们应该据之以行动的无条件的命令法则的总体，其本身在客观意义上就已经是一种实践。在我们已经向这种义务概念承认了其权威之后还要说我们不能做到。那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那样的话，这个概念就从道德里面自行勾销了（超出能力之外，就没有人负有义务）。因而作为应用的权利学说的政治，与作为只是在理论上的这样一种权利学说的道德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因而实践和理论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这里，康德规定了道德的特征并点明主旨：道德与政治没有分歧。康德还引用《圣经》的教义来证明道德与政治不能共处于一项诫命之中。另一方面，康德区分了“政治的道德家”与“道德的政治家”，坚持做道德的政治家。一切妨碍永久和平的坏事都是由于政治的道德家从道德政治家结束的地方开始，当他以原则从属于目的的时候，就破坏了政治与道德相协调的目标。康德追求纯粹实践理性的王国，认为道德政治家不是让道德听命于政治，而是要政治智慧与道德共存。但康德所说的道德并非古典政治哲学中超政治的道德，而是属人世界的现实政治。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接受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强调其正义论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一脉相承，作为公平正义的契约论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罗尔斯的正义论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原初状态及其选择问题做出解释；二是对一组被一致同意的原则给出论证。用于道德理论的“契约”一词暗含某种抽象，这种契约要接受某些道德原则。“作为公平的正义并非一种完全的契约论。显然，契约观念能被扩大到差不多完整的一个伦理学体系的选择，即扩大到包括所有德性原则而不仅包括正义原则体系的选择。”在《正义论》第三部分，罗尔斯认为一旦正义原则在社会制度之中实施，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切可以发展成善良观念和道德原则。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分属于两个领域。罗尔斯把这两者看作是一致的，力求证明“合理性的善”的命题。这一命题沟通了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也是关于善的“弱理论”发展成为善的“强理论”的结果。证明这一命题是为了沟通正义原则和道德准则，正义观念和善观念的一致性。契约是原初状态中的一种协议选择，带有政治色彩，而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种道德理论，这种道德理论是由政治契约推导而来。因而，早期罗尔斯认为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隐含两种思路：第一，政治契约导出道德；第二，道德与政治合一。

显而易见，早期罗尔斯沿袭了康德的思路，他们都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罗尔斯虽然讨论了稳定性问题，但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稳定性问题实质上关乎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后来，罗尔斯意识到面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时，康德式的路线并不管用。其实，罗尔斯在批评功利主义时就重蹈了后者的覆辙：用理想的道德设计来建构现实的民主政治基础，这也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一贯理路。可是，现代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政治设计已经突破了传统的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日趋理性化的现代民主政治，道德与政治的分界势在必然。

三、政治的界限

面对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另辟蹊径，给出了一种“中间路线”。这种方案首先界定了政治的界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治正义何以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观念？第二，既然政治正义是一种独立的观念，那么政治领域及其界限是什么？这涉及两个领域的划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将分开来谈。

其一，政治正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观念。《政治自由主义》关注实际问题：一个因各种互不相容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这被称作“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实际上，《政治自由主义》针对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良序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二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正当性。《正义论》中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完备性学说，普遍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逐渐放弃这种形而上学诉求。现代民主社会，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是一种合乎理性又不相容之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事实，政治正义观念需要从完备性学说中分离出来。

罗尔斯给出了政治正义观念有限性的三个条件。第一，关涉政治观念的主题。“这个观念是一个道德观念”，它为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创造出道德观念；它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现代民主。第二，政治正义观念是一种独立观点。如果我们诉诸完备性学说而得出政治观念的正当性证明，该政治观念既不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学说，也不能从这种学说中推导出来，这种结构只是该学说的主题。对该政治观念的解释不能涉及任何背景，它适宜于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并得到它们的支持，而这些学说在社会中长期存在并由该政治观念规导。政治正义观念不同于道德学说，道德学说是普遍的完备性观点，这是一个范围问题。第三，其内容借助某些理念来表达，这些理念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之中。公共政治文化是由体制的各种制度及其公共传统和作为共同知识的历史文献组成。各种完备性学说属于背景文化，是社会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就其内容来而言，政治的正义原则是《正义论》中正义原则的发展，但表述有所不同，它遵循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表述，并回应了H.L A.哈特的批评。

其二，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划分。从政治的目的出发，理性而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特征是民主体制内人类理性实践的结果，一种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并不拒斥民主政体的根本。当然，某一社会也可能包含不合乎理性的、非理性的、甚至疯狂的完备性学说。在这些情形下，如何包容它们，以使它们不致削弱社会的正义和统一？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表明，在《正义论》中良序社会的理念及其实现原则并不一致，关于良序社会的稳定性解释也不现实。罗尔斯坦承，这是自1980年以来所讨论的问题，而公平正义也被描述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

于是，罗尔斯在理论层面上把政治的因素从完备性道德哲学中剥离出来，这种区分的根本性问题涉及对稳定性的解释。如何对稳定性问题做出更好的解释，必须发挥其他一些在政治正义基础上扩充的理念。“由于政治观念为大家所共享，而合乎理性的学说则不然，所以，我们必须在公民们普遍可接受的关于根本政治问题证明的公共基础与属于多种完备性学说的且只对那些认肯它们的人才是可接受的许多非公共证明基础之间作出区分。”罗尔斯剥离出政治领域，区分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

政治领域和政治正义的理念，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个范例。政治的正义理念与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区别是政治自由主义中最基本的区别。《政治自由主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五讲阐述了这些理念，并对其他观念作了界定。在政治领域，罗尔斯集中讨论了独立的政治正义观念、人的政治观念、公民的自由、良序社会、原初状态，理性、理性人和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政治建构主义、政治判断的客观性以及政治自律等。政治领域的理念和政治的正义观念都是规范性的和道德的理念，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首要理念。

罗尔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为了与《正义论》保持连贯一致，他又给出了几点解释。这些解释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至关重要：

1.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一种独立的观点，而重叠共识的理念则是对稳定性的解释；

2.对简单多元论与理性多无论的区别；它与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理念的联系；

3.对已被引进到政治（与道德相对）建构主义观念之中的理性与合理性的更充分说明，以阐明实践理性中权利原则与正义原则的基础。到此，罗尔斯把政治的正义从完备性学说中独立出来，完成了整个理论铺垫。《正义论》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在于，将现代社会的前提解释性理论当做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并取代了功利主义。这样的论证损害了契约论社会理解的价值中立性和普遍性，违背了“最低的最大限度”目标。一种从属于道德理解的社会契约论，总会带有特殊的道德倾向。现代社会文化价值多元论的事实使得任何道德政治一体化（道德的政治化或政治的道德化）的企图都不可接受，它要求对道德和政治作出相对独立的区分和限制，这符合现代西方许多政治哲学家倾向于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的趋势。

四、道德的意涵

罗尔斯虽然给政治划定了界限，但正义原则并非无视道德，他综合各种因素，探讨社会统一最合乎理性的基础何在。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的理念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重叠共识的道德实质

“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罗尔斯通过对这一理念的阐释，解答了在一个理性多元而又冲突的完备性学说存在的现代民主社会，如何达到理性共识和正义的社会秩序，如何到达社会的长期稳定。事实上，重叠共识的作用就是解决稳定性问题。

现代民主社会，理性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是一种永久特征，无法提供确保社会统一的基础。如果良序社会要到达统一和稳定，就必须有一种理念与政治正义相辅相成，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成重叠共识。在重叠共识中，各种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从各自观点出发并认可这个政治观念：其一，社会统一的基础是重叠共识；其二，达成这种共识的各种学说得到社会公民的认可。前一个主要说明政治正义成为重叠共识的核心，后一个则说明重叠共识对政治正义的认可。

重叠共识是在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原则基础上达成的社会一致。为了达成这种以稳定性形式的协议，为民主找到共享基础，它必须赢得每个公民的支持，必须切入政治文化背景。公共政治文化中积累着人们意识到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使这些原则成为适合现代社会公民所需要的政治正义观念。“该观念便能提供一种得到公共承认的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所有公民都能相互检验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否公正。……因此，公平的正义的目的乃是实践的；它本身表现为一种正义观念，该正义观念可以为公民作为一种理性、明智而又自愿同意的政治协定的基础而为公民所共享的。”可见，政治的正义原则就蕴含在公共政治文化背景之中，完备性学说的多元论是重叠共识的源泉。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重叠共识是排除各种意见分歧和对立之后的共同认识。重叠共识的实现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宪法共识。它满足政治正义原则，这些原则的接受，只具有一种程序性的作用；第二步是重叠共识。宪法共识产生后，政治团体进入公共论坛，那些持有不同的完备性学说的团体也加入进来，宪法共识是第一阶段的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面对诸多完备性学说的多元论事实，是在立宪原则指导下的理性公民达成的共识。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长久稳定而正义的社会制度。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虽然不以道德哲学为基础，但要得到各种理性的道德学说的支持。

（二）公共理性的道德底蕴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与“公共性”（pub-licity）相联，是政治自由主义又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公共理性不仅涉及正当性观念，还认为政治关系的原则是公共知识的目标。当把自己的理性与他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为政治生活而争取共同观点时，我们就要遵循公共理性，这种互惠性精神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从形式上说，公共理性是各种价值在涉及民主的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合法运用。公共理性不仅是公共的理性，它也包括规范的推理和证据的标准是否适合参与民主慎思和判断的官员及公民。对于罗尔斯而言，公共理性不是一种政治价值。公共理性的范围表明，公共理性理念在所有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以及非政治的问题上不以任何方式限制。

公共理性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公共理性的指南”，这些公共探究指南使这种探究成为自由和公共的。证据、推理、充分的理由和判断的标准，与完备性学说不同，在民主社会中，需要探究和推理的标准，允许持有不同的完备性观点的人有共同的目标来适用公共的正义概念。其二是一些附属性的政治价值，即“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公共理性。他们被看做是关于善在法律及其解释的公共慎思和论证，这些考虑在不同的基本价值和善观念的理性而合理的公民中得到认可。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包含“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坚持他们善的理性观念。

为什么基本自由被限制在“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之中，而不包括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其一，一个论证被公共支持来“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是有益的，公共理性的巨大吸引力在于，这种基础性的观念是一种公共的政治对话向更广范围的公民所持话语的扩展。这不是至善主义的价值，如果坚持“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对公共价值无益，则对其他政治价值有益。其二，罗尔斯并没有指出对民主社会来说坚持哪些至善主义的价值是必须的，也没有说一个社会不应该公开提供哪些不正义的东西。然而，深入理解一个世界被看做是一种公共善，这种善对民主社会来说是允许的。

这样，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就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罗尔斯并没有否定正当性和自律以及民主社会的正义，民主社会支持至善主义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包含了至善主义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公共支持是被证成的，发展和实践公民的道德力量，使公民提升他们的能力并继续更广范围的善观念。另一方面，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领域做了限制，他主要使用“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政治的正义原则成了理性多元论的重叠共识的核心，也就预示着社会正义的稳定。在重叠共识基础上的政治正义观念，被公共理性观念加强。

五、政治优先性

我们在详细考察政治的界限及其道德意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对善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并不一致，正义原则在面对各种争论时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性观点体现了正当对于善的优先性论证。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正义原则如何在正当优先的立场上保证其中立性？这正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写照，也体现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再认识。

首先，善观念具有政治的因素和道德的色彩，使得道德与政治双向涵摄。政治因素是指尚未进入“重叠共识”的道德理念；道德色彩是指已经进入“重叠共识”的政治理念。罗尔斯给出五个层次的善观念：作为合理性的善、基本善的理念、可允许的完备性的善观念、作为政治德性的善观念和良序社会的善理念。其中，“政治德性的善观念”把德性纳入到政治层面来考虑，而不是在完备性学说的层面。这是否意味着罗尔斯想完全排除政治哲学所需要的道德支持？一方面，罗尔斯承认“政治正义”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观念，并反复重申道德与政治具有相容性和互补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政治正义观念不能以任何完备性道德学说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各种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政治哲学需要某种道德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其次，道德正义是政治正义的基础，只是这种基础不是形而上学的。政治自由主义不想为正义原则寻求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它只寻求重叠共识的支持。与重叠共识理念相比，各种善观念只有进入政治共识的“重叠”部分，才能获得一种政治善的意义，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不能进入的部分则只能发挥非政治性的道德观念并存在于社会政治系统之外：（1）在政治哲学层面，政治观念优先于道德层面；（2）政治观念对道德善观念的限制，证明了重叠共识建立在民主社会的普遍政治理念基础上；（3）重叠共识的基础是民主社会中公共政治文化的“公共理性”。

再次，正当优先于善。正当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标准，是最抽象层面的道德，构成了民主的基本价值，而具体的善观念则是指具体的道德观念。正当优先于善是指抽象层面的道德价值和标准优先于具体层面的道德观念，抽象层面的道德不与具体层面的道德相对立。抽象层面价值的普遍性统摄具体层面的特殊道德标准，抽象层面属于重叠共识，而具体层面是多元的。具体道德价值不能违背抽象的道德原则，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可以比普遍价值更丰富多样。在不违背普遍价值的重叠共识的前提下容忍并尊重具体的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最后，道德正义与政治正义的互动过程最终指向政治，体现了一种政治的优先性。这种政治优先性论证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的中立性论证。事实上，罗尔斯并没有提出“政治中立性”的概念，而是给出了“正当优先于善”的论证。之所以强调“政治中立性”而非“正当优先于善”，是因为在肯定中立性对于至善论的优先性，以及肯定义务论对于目的论的优先性上，“正当优先于善”于事无补。虽然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典范，但这种政治中立性与以往的政治中立性不同。以往的政治中立性是指一个社会所确定的政治原则必须对社会成员所持的各种宗教和形而上学保持中立；而罗尔斯的政治中立性则认为，即使政治正义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它也需要一种道德学说作支撑。这种“灵活的”（flexible）政治中立性使得道德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促使道德与政治之间良性互动而达到和谐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解决方案。

结语

总的说来，罗尔斯的后期理论是一种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并非与道德无涉。事实上，罗尔斯规定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界限，这种划界体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我们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为线索，分析政治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这是根据罗尔斯的理论进行的一种推演或者推论。按照这种逻辑理路，如果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出发，最后达到良序社会或者稳定的社会这一结果，似乎缺少某个逻辑环节，而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应该是对这一逻辑环节的补充。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在罗尔斯的著作中看到这种逻辑推演。

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4

关键词:领导干部;法治教育;道德建设

在国家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的全球背景下，通过加强和完善政党建设制度，可以提高执政党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在我国，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和道德建设，是巩固和加强党执政基础地位的必要之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相关举措，内含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和道德建设。

一、领导干部法治教育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体现了党依法治国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都逐步进行了法治化建设，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色。基于此，领导干部负有法治责任担当，通过贯彻依法治国理念，提升法治思维，明晰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施路径，勇于承担执政使命，从思想上自觉进行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领导干部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责任人，法治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保障。因此，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是有效管理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条件。（二）强化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理念。法治思维是领导干部法治修养的基本要素，也是强化领导干部法治信仰的必要条件。通过法治教育，领导干部能够对法律精神和法律规范有更好的认识，养成法治思维，确立法治理念，从而达到对依法执政的价值认同。执法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精通大量的法律法规，还要领会法治精神，做到自觉守法和自觉执法。领导干部在进行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把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自觉依法管理和服务，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就可以全面落实。（三）助力反腐倡廉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已经成为党建十分重要的内容。道德滑坡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才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强力之策。道德的力量在于道德是法律的规范意识，道德的规范首先满足的是法制的规范，是遵守党纪国法，这是领导干部政德的重要内容，即法律意识。针对权力的运作，领导干部要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规范用权、科学用权和合法用权，把政德规范变成高度的行为自觉，使权力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合理运行。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可以在思想上构筑起抵御不良诱惑和经受风险考验的坚强后盾，防范各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四）引领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领导干部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这就决定了作为引领力量的领导干部必须成为社会的道德示范。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不只是作为社会管理者和服务者应有的素质，还能基于自身的道德形象，影响到他人甚至是全社会，即具有一定的道德推广、道德引领作用。因此，领导干部道德的好坏，直接影响了社会不同行业的道德规范。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但要自觉遵循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还要用道德标杆引导、教育他人，自觉成为高尚道德的示范者，恪守人民公仆的本色。

二、领导干部法治教育与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治教育有待广泛而深入推进。通过多年的法治宣传教育，大多领导干部对法治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法治知识还显欠缺，法治认同感仍需提升。一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学历层次偏低，难以适应法治环境，弱化了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法治能力。此外，传统意义上的“贤者治国”思想在某些领导干部的思维中被固化，习惯于权力运行中人的力量，误读法治作用，认为法治仅是解决权益纠纷的手段。另外，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具有的服从性特征，少数领导干部重人情而轻法理。（二）道德失范现象表现于多个层面。当前，领导干部比较突出的道德失范问题主要表现是：一是精神懈怠。少数领导干部服务人民的理念有所动摇，组织纪律松懈，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差。二是腐败堕落。部分领导干部，时有“官-商-黑”情况出现，严重扭曲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是形式主义。某些地方基层领导干部追求形式层面的政治资本，脱离地方实际，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四是享乐主义。一些领导干部私欲膨胀，严重浪费政府资源。五是。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摆脱不了官老爷作风，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三）监督机制约束力不强。我国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力量主要来源于上级机关，平级或是下级的监督力量薄弱。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监督制约机制，会产生三个明显的结果：一是上下级之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上级淡化对下级的监督；二是上级授权的方式通常形成行政机构的刚性，外部力量难以介入；三是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监督无力，激励不当。现存的监督制约制度存在的问题，导致监督制约操作困难，实际效用有待提高。

三、完善领导干部法治教育与道德建设的理路

（一）更新法治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在法治教育理念方面，确立创新性理念、制度化理念和求实效理念。从理念上对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的科学性进行有效提升，构建系统性的法治教育机制，形成法治教育规范化制度，使得法治教育在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中成为常态。在法治教育方法上，构建三种类型的法治教育模式：导向型法治教育、参与型法治教育和渗透型法治教育。这三种法治教育模式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导向型的教育模式能够通过典型案例发挥引导作用，实现领导干部对法治价值的认同；参与型教育模式能够让领导干部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渗透型教育模式能够在法治氛围当中，形成法治思想和行政行为的自觉。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能仅仅侧重某个方面的内容与模式。（二）构建科学的道德规范体系。实践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同样，对于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来说，道德规范体系的实践也应当基于相关理论来实现。通常来说，道德规范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核心、原则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体系也是由这三个内容来组成的。1.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从领导干部的社会定位来看，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其核心理念是为人民服务，其定位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在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中，应当始终把其放在核心位置。领导干部不仅要执政为民，同时也要以人为本，以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是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而衍生出来的，即集体主义。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正确认识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自我与人民群众、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反对本位主义，克服损人利己的错误思想。基于先进性和示范性的要求，领导干部要努力践行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3.领导干部道德基本规范。道德是一种行为准则，需要通过规范来明确以发挥其实践功效。社会上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人们辨别善恶是非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应该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和更强的约束力，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践履能力也应该具有示范性。（三）完善法治教育和道德建设制约监督机制。1.构建领导干部道德监督的专门机构。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利，因此，可以在各级人大选派专业人员组成专门的道德监督机构。这一监督机构应当体现在专门的法律规范当中，设定其道德宣传、培训、评议和监督的权力与义务，把道德评价结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业绩的重要参考，并直接与升迁相互关联。2.完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党内民主监督是实现党内民主与法制，推动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和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实际效果。当前，党内民主监督主要有三种方式：民主集中制、党纪党风检查机制以及党内民主制度。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这三种党内民主监督机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监督作风继续发扬光大。3.重视人民群众监督的力量。基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关理论，人民群众对于公共权力具有监督与制约的权力、义务。通过自下而上监督，人民群众可以体会到主人翁的意识，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实践中，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与当前我国的民主监督在实践层面难以操作密切相关，需要对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进行扩宽与疏通。（四）努力推动道德法律化建设。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制度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以约束个人的行为。所谓制度，即是具备伦理功能且能够实现相应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秩序，在现实层面，主要体现在相应的规章、程序和规则上。道德法律化是指将一定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道德法律化使用相应的制度和法律法规来规范相应的道德行为，具有强制约束力。博登海默说过，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我国领导干部的道德法律化建设需要努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政德制度尽量不要柔性太大，以利于领导干部掌握和运用，这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树立政德规范的权威；二是大力加强道德法律化制度的执行力，规范要求和实践标准尽量平衡一致，一体遵循以德行政和依法行政规范；三是保持道德法律化相关制度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减少领导干部个人意志的随意性，使制度、规范成为普遍遵循。总之，领导干部道德法律化建设涉及到道德和法律诸领域，需要各级党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凝成共识，社会多方力量有效参与，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长久成效。

作者:李全文 单位:阜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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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5

关键词:煤炭企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1.重业务效益,轻政治学习

在煤炭企业加快改制的情况下,部分干部职工认为,只要自己具备过硬的业务技能,就能为企业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对政治学习漠不关心,对党的理论知识更是漠然处之。认为搞好安全生产、经营管理,靠的是业务技能,缺乏应有的上进心,具体表现为轻视政治学习,重视业务技能的提高。

2.思想认识偏差

在煤炭企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之时,部分人认为搞市场经济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认为业务技能是硬的,物质激励是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软的,对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性认识有欠缺,认为十次的教育不如一次的处罚,从而对在职工中存在的思想问题、错误行为不能够及时地引导、疏通、教育,使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

3.价值观念错位

部分干部、职工存在着“一切为经济效益”的思想,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不了经济效益,甚至拖经济效益的后腿,对积极健康的思想能够产生“生产力”没有清晰的认识,对政治学习反应淡漠,对思想教育持不积极态度。

4.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存在的不足

煤炭企业还存在政工人员知识结构老化、思想观念陈旧以及缺乏对现代经济知识、科技知识的了解,对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向职工群众做出合理的解释等问题。政工人员队伍需要更新充实。

5.企业重视不够

“思想好、作风硬、战斗力强”的职工队伍是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缺乏良好政治素质的职工队伍是创造不出好成绩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隐形的,其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才能显现,个别企业认为费事不一定有效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和人员的配备显得不积极、不够重视。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采取的措施

1.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基

新时期在煤炭企业应该将职工的道德教育与养成做为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来抓。煤炭企业中的思想道德建设,要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时代特点,紧扣时代脉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根基。

1.建立煤炭企业思想道德体系。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煤炭职工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诚实守信的人际关系,规范职工的言行,以不断提高职工的道德境界,逐步养成敬业奉献、助人为乐的思想道德品质,从而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稳步开展。

2.将法制与德治紧密结合。法制是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则以其说服力和劝诱力提高社会成员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要求,自觉地“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煤炭企业在对职工进行深入的法制教育的同时,要充分重视道德与法律的同质性。因为道德是自觉的法律、法律是强制的道德,在教育、规范人们行为时,其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法律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持,道德规范一旦得到法律认可,其惩恶扬善的效果就会得到极大的强化。同样,道德将为法律提供广阔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法律又会巩固和提高职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要通过二者的融合,实现“以法治企”和“以德治企”的有机结合,促进文明矿区的建设和企业思想道德的建设。

3.将思想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融合。思想道德建设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我们要把引导职工树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为企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引导职工遵守基本行为规范,追求高尚的社会道德标准,净化、美化企业社会环境,在把社会公德建设不断引向深入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提高职工的社会公德意识。

4.形成良好的道德激励机制。一是道德激励是人的正当需要。我们知道,再好的物质利益激励也会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还是要在企业中建立起合理、科学的道德激励机制,利用道德激励促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煤炭企业的创业史、发展史也表明,道德激励不仅能提高管理效率,而且有助于人格的完善。可见,道德激励的着力点是在人的正当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把人的最迫切的需要作为激励的出发点。我们煤炭企业的道德激励,则应建立在对职工所付出劳动的估价,通过正确估价,提高职工对目标价值的正确定位,找准职工正常精神需要的切入点,从而通过相应的道德激励,促进职工精神素质的提高。二是多种需要激励有机配合。获得较高的物质利益报酬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但如果只讲物质需要激励,忽视社会需要激励、精神需要激励和政治需要激励,就会把人的物质需要推向极端,变成不正当的物质需要。一个只认金钱和财富,别无其他需要的人必定是人格不健全的人,对这样的人做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有更大的困难。同样,只讲精神需要、道德需要而不讲物质需要的激励,也必然软弱无力。只有各种激励方式相互配合,才能收到好的激励效果,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要做到根据职工需要结构和内容的变化及时变换激励方式。我们煤炭职工的需要结构和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是不断变化的。在某一时期,职工最强烈的需要可能是物质方面的,相应的物质利益激励手段可能见效最快,但当这种需要满足后,精神需要则可能上升,随之又需要新的激励手段。为了充分发挥道德激励的作用,我们必须关注这些相对隐蔽的变化,及时准确地了解职工的即时需要,建立与职工的需要结构相适应的道德激励方式,进一步提高职工的道德素质和综合素质,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抓制度、抓落实、抓创新

1.建立健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一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责任,实现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通过制订总体规划、确定方针目标、部署重大任务、建章立制等形式,加强宏观指导。二是要培养具有过硬能力的一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靠一支优秀的队伍去实现,因此,我们企业要采用各种方式对煤炭政工队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系统知识培训,并在实际工作中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指路子、搭梯子,及时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要引入竞争机制,选拔出热爱思想政治工作、业务素质又比较高的政工干部,促进政工队伍的新陈代谢;要搭建平台让他们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成为深入职工、贴近职工、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办实事、办好事的模范,从而更深入、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2.坚持将人力资源管理和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有机结合。在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要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人力资源充分结合,充分发挥人才激励机制的作用和考虑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性,坚持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统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原则。同时,还应加大政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的岗位交流力度,一方面促进干部的全面成才,培养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可提高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认可,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3.扬正气,树楷模,大力加强正面宣传,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一是要认真做到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武装职工头脑,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职工能够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企业的发展建设之中。二是要对那些为矿井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做出重大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树形象做宣传,使广大职工对“先进”有真实的认识和感受,同时,对矿井中的违章违纪等不良形象也要予以上榜、曝光,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要加强以正面宣传、引导,与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帮助职工认清形势,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市场竞争意识,科技创新意识、提高职工的心理适应能力。三是要把独特的企业精神与职工的个人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引导职工实现自我价值。要支持职工自学成才、岗位成才,要构建职工创业平台,满足职工自我发展需要,从而使职工关心、支持和参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4.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要紧紧围绕企业中心工作,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任务,及时调整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把握工作的主动性。

5.提倡民主管理,进一步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职工在企业改革中非常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内部管理及重大决策,对企业内的一些主要决策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方面,要畅通各种渠道,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能和作用,凡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及时公开,要通过让职工及时了解有关政策,并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监督等形式,去赢得职工的理解和信任,激发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自豪感,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进行。

6.进一步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煤炭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也日趋呈现出多元化。这就要求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们要注意教育内容的及时调整,尽量利用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将相关内容融合,以新颖的手法,根据职工文化和精神需要,深入开展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忌呆板、生涩、为做而做。

7.要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在煤炭企业,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本质要求就是实现生产经营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渗透、结合、作用于职工的生活、学习,直至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管理等全方位、全过程,使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矿井的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要深刻了解职工思想问题产生的动因,建立联动、互动机制,切实做到职工生活需要什么、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就研究什么。真心实意地关心职工群众,能够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一定要解决。对有实际效果的活动就要多搞、多抓,没有实际效果的活动坚决不搞,真正做到思想政治工作科学、有效,要努力防止“两张皮”、“两颗心”、“两股劲”等弊端,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6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法合治

一、道德与法律

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我国历史上的以礼治国就体现了治国中的德法兼施。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有的现象是由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维系的，调整人与自我生命、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是一种偏重于情感的、柔性的社会调节机制，是一种自律。“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评价，重点对于人的内心，在于主体由自身利益和文明素质熔铸而成的思想动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人们知识水平的不同，法的行为规范不可能囊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交往所达到的所有领域，而在法涉及不到的地方就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空间。不仅如此，法本身也需要道德上的支持一切合乎理性的良法同时也肯定是道德的。

道德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来影响人的行为；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道德扬善、法律禁恶；道德是一种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则是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规范。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二者各自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和边界。基于此，不但要注重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也要重视两者的界限和区别。道德和法律两者并不是必然对立的。法律无法调整之处正是道德的用武之地，法治与德治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二者应统一起来，相辅相成。

二、德治与法治

道德发挥作用的特点是求之于内而直指人心。古人讲：治世在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的主要手段就是靠“德治”。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道德教育是德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从渊源上讲，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人研究探讨过法治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的含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现代法治源于西方，它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而且至今仍在变革超越之中。我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历史，人治和德治传统厚重，法治意识明显缺乏，因而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应当在认识到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在注重法治“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对道德这一“软件”的开发上，加强道德建设，实施以德治国。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的治理选择

为什么法治与德治能够兼容而且必须兼容呢？因为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并不意味着法律万能。

1996年我国在通过宪法正式确认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之后，又于2001年前后提出以德治国主张，且有德治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相辅相成”之论证，意味着德治不只作为传统存在，更可能直接跃升为当下的治式选择，且可与已成既定目标和进路的法治并肩而行。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法治社会中的治国方式、治国手段的完善和补充。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地位绝不能动摇，同时也要看到以德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和重要补充的这种治国方式的重要作用。

以德治国是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德治，其有着健康的、蓬勃向上的、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肌体。德治对法治的实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社会关系领域法律不能调整的，或者没有相应法律调整，往往需要道德作为补充。

中国历经了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几经离合后，而在现代终于选择了德法合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现代中国努力构建德法合治的过程之中，在对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情况下，似乎应将德治即道德建设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

法治离不开德治，离开道德的法治就没有社会基础，同时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离开法律的德治就没有效力基础。因此同志才说：“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社会主义时期德法兼治，不仅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

德法合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制体系，而且需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意识作为前提。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选择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要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还要通过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德法合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加需要人们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信念。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缺乏道德修养，不坚持道德原则，即便有法律武器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也不能从根本上使人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因此，在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过程中，德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道德建设将越来越成为调节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必要调控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结合并用，施行德法合治，有力的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能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朝着健康、正常的轨迹发展，才能把我们的社会真正引入和谐的社会。

四、结束语

德法合治这一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我们要立足我国的国情与实际，批判吸收中外历史有关法治和德治的文明成果，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模式。（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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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7

人们往往试图发现德治与法治的人文基础，从人性善恶的哲学假设出发来理解德治与法治，认为，人性善的思想文化导致德治实践，而人性恶的思想文化导致法治实践。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来加以理解。对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是无所谓法治的，如果说也存在着法律的话，那只不过是“治民之器”，是统治的工具。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选择了什么样的工具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社会治理，这个工具就是好的。所以，统治者们在本意上并没有追求法治还是德治的动机。

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德治无疑是好于法治的，因为德治在于治治者，对治者有着特殊的要求和约束；而法治则完全是针对被治者的，治者则是超越于法的作用之外的，不受法的约束。可见，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法治与德治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根据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要求，选择德治就成了较为明智的统治方式。如果不是选择德治而是选择法治的话，那么这种仅仅针对于被治者的法治就必然会经常性地激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使统治显得缺乏稳定性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者愿意在统治的过程中向被统治者作出妥协的话，也会走向德治的道路。所以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德治。而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其原因就在于权力的公共性与权力行使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

当然，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在人性分析的基础上，现代哲学对人性的分析已经基本取得了这样的共同认识：人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非理性的成分。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都是不存在的。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不是绝对利己的人，也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因为，社会不允许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存在，也不可能为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总是表现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因素在人身上成为主导性的因素，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人的“经济人”因素和“道德人”因素也有着主次的区别。比如，在市场经济的领域中，人的利己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才会把人的行为纳入到道德的范畴；而在公共领域中，则要求人突出其利他的特性。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正是根据这种对人的人性的认识而作出的，即通过法治禁恶，通过德治扬善。或者说，借助于法律的手段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和抑制人的非理性，而借助于道德的规范激励人的利他行为和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最为基本和最为一般性的功能。也是法治或德治的根据。但是，法律与道德的功能毕竟不能等同于法治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法治与德治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般选择了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但只是表面上的德治，实质上则是“权治”。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则必然选择法治的社会治理方式。

根据把法治与德治与两种文化传统或两种不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就会把法治看作为西方文明的结果，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并不适宜于实行法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根据一些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法治与德治都是根源于某种人文精神的，都是由于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作出的制度选择。法治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德治也是出于为人提供扬善抑恶、和谐共存之生活环境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另一种错误认识，即把法律精神与伦理精神对立起来。其实，人类的伦理精神并不必然与法律意识形成对抗，相反，恰恰是伦理精神能够对法律构成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当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作用之后，人们就会根据伦理精神来理解法，并形成关于法的信念。

必须指出，对于法治的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而言，人文精神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社会选择了法治还是德治，主要是由于它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属类型的性质决定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都无法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统合，所以，在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就是一项合乎历史进步潮流的事业。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类型

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都存在着道德与法律的主辅之争，是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抑或法律为主道德为辅?都是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而实际上，这种争论往往又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属于可以争论的范畴。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是确定无疑的。相反，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为主道德为辅也是确定无疑的。所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但是，以公共管理为内奢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就不能够简单地被列入到上述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因为，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并不存在着主辅的关系，或者说在公共管理活动的具体行为中，它们是互为主辅的关系。在公共管理所致力于的公共服务中，法律是体现了伦理精神的法律，道德是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量的道德，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并不完全需要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贯穿在全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服务精神。

法律与道德谁主谁辅的问题还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它是以德治或法治的治理方式的面目出现的。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也是可以有法律的，甚至可能会存在着法治的呼吁，但那只能是空想，如果强制性地推行法治，无异于是自取灭亡。中国历史上的秦王朝一十五年而终，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典型形态必然是以德治的形式出现的。同样，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只能实行法治，如果无法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并实施普遍的法治的话，那么也就根本建立不起健全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虽然在几乎所有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都存在着关于所谓道德水平下降、价值失落的讨论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倡议，但是，总是无法找到把这种人文追求变为现实的路径。所以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包含着法律，但却是属于德治模式的范畴；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道德，但却是片面的法治模式。只有在以公共管理为内容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与道德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治理方式而存在的。

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都是两不相立的。统治型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倾向于否定法治，尽管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内也发展出法律工具，但法律工具的存在并不是服务于法治的，而是服务于德治的。同样，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也存在着与德治的不相容性，虽然法治也需要道德的补充，但道德对于这种治理模式而言，始终无法上升为制度性的因素，在制度安排中，不仅不能考虑道德的因素，反而处处表现出对道德的排斥。只有在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才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就社会治理模式的社会关系基础而言，在权力关系中，权威的一方提倡道德，也会在行为上表现出道德的特征。但是，在权力关系作用的过程中，道德是服从于权威的，在权威的作用力与道德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了对权威的服从，而不是坚守道德和拒绝权威。所以说，在主要是由权力关系联结而成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道德或者是权力执掌者自上而下的倡导，或者是权力权威的补充，在本质上，这种治理方式突出的是权威的不可移易。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中，由于权力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并存，权力的权威有时会受到法律权威的挑战和遏制，因而在人们的行为中会出现拒绝权力权威的情况。实际上，这种对权力权威的拒绝或冷漠，只不过是在权力权威和法律权威之间所作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道德的介入。公共管理也会遇到权力权威与法律权威相冲突的问题，但在解决这种冲突的时候，不是简单地选择某一方，它需要对这种冲突加以道德反思，根据道德判断来作出行为选择。这样一来，在权力的权威、法律的权威之上，就会出现一个道德权威。道德权威是判断权力权威、法律权威社会价值的标准，也是权力权威、法律权威总体化的整合力量。道德权威在权力权威和法律权威之间作出协调，消弭它们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法治的社会德治化。

我们讲德治，不是说在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只有道德而没有法律，我们讲的德治或法治，所指的是治理机制的性质。我们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德治的，是指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之上的。当然，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也就是统治，是通过对伦理关系进行改造而确立起来的统治。在这里，伦理关系是以权力关系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伦理关系已经演化成了权力关系。对这种统治的初步观察，所看到的是，它建立在权力关系与伦理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进行还原式的思考，我们说伦理关系是有着终极意义的统治基础。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来说，并不是不能有法，在一些特定的时期，不仅会有法律，而且可能会有着相当发达的法律。然而，无论法律达到了多么发达的程度，对于社会治理机制来说，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法律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同样，我们把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说成是法治的，也不意味着这种治理模式是完全排斥道德的，我们是讲社会治理机制的根本特性是属于法制的。与伦理关系的边缘性地位相对应，道德在这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边缘性的。

三、权治、法治与德治

尽管服务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想家们大都持有德治的理想。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从汉代确立了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治理还主要是依靠权力的力量来实施统治，真正像孔子所倡导的那样“为政以德”，是极为罕见的。近代以来，法律的权威得到充分的承认，在这同时，道德却遭到了相应的排斥，道德的作用日渐淡化。

权力是强制力的强制推行，是一种不容怀疑、不容违背的力量；法律则是一种规范，是明确宣示的具有公约力的行为准则。针对于个人来说，它们都是一种外在力量。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权力之于社会整体的意义在于，用一根绳子把一颗颗珠子串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而法律是用一个袋子把珠子装起来，也组成一个整体。实际上，这两种整体都是不具有总体性的整体，相对于整体来说，每一个人都还是单独的个人，在权力和法律的外在力量的制约之下，每个人既作为个体的人存在，又都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成了与每一个他人一样的被抽象了的形式化了的人。这就是以权力来治理社会和以法津来治理社会都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充分整合的原因所在。

在权力和法律相比，道德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催化出人的内心的道德意识，使人在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内在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促使他在把他人融入自己的生命活动之中，把他人的事业，他人的要求看作为促使他行动的命令，同时又把自我生存的意义放置在为他人的服务之中。公共管理在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的时候，正是一种可以在全社会生成道德规范体系和伦理机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它通过管理者的服务观念的确立，通过切实的服务行为引导社会，从而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张扬起伦理精神，使整个社会实现充分的道德化。

基于权力关系的社会治理和基于法律关系的社会治理都无法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只有当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平行地包容着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并实现了这三重关系互动整合，才能够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服务型的，在现阶段是以公共管理的形式出现的。公共管理无疑也是直接服务于秩序目的的管理，但是这种管理是以服务为宗旨的，是管理主体自觉地为管理客体提供服务的活动。这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权力或者法律，它的动力直接根源于伦理精神，而权力和法律只不过是贯彻伦理精神的必要手段。因而，它可以在管理制度的安排中，把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在伦理精神统摄下的权力、法律和道德规范相统一的管理体系，也就是一个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管理类型。

法治与德治有着目标的一致性，虽然在抽象的分析中，法治与德治各有其具体目标。但是，在终极目标上则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营造一个协调和谐、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氛围。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是一个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法治是高于权治的，因为，法治打破了权治条件下的“刑不上大夫”，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取而代之。同样，德治高于法治，因为，德治不仅包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打破了法治模式中的治者与被治者的相对确定性，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者与被治者的互动之中，治者就是被治者，被治者就是治者。治者要时刻不忘把自己置于被治者地位，不断地强化自己道德意义，提高道德素质，给自己造就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大动力。被治者在认同和接受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会加强自我道德心性修养，以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监督治者的遵法守德的行为，帮助完善治者的人格。

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法治与德治都得到了片面发展，而不是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片面发展了法治，而中国古代社会则片面地强调德治。结果是西方社会由于片面强调法治陷入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单向度的社会”；而中国古代社会片面强调了德治，由于这种德治得不到法制的保证，以致于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昏君佞臣而德治不得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文化中毕竟保留了“德治”的精神，这些精神是可以加以批判地继承的。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个值得注意的伦理设定，那就是认为“人皆可为圣人”，即人具有“善”的道德本性，虽然人的气质禀赋有所不同，但“为仁由己”，“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正是有了这一伦理设定，才为“德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才能够设计出“内圣”与“外王”的治国理念，即以圣人之德施王者之政。儒家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条目都是讲自身道德的完善，属于内圣的范畴；后三个条目讲的是外在事业的建立，属于外王的范畴。认为，内圣外王是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是出发点、立足点和本质所在。为了实现德治的目标，儒家要求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成为圣人，但人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如果履行“由内而外，由己而人”，“为仁由己”的修养原则就可以达到目标。早期儒家代表孔子认为，“仁人”要修己、克己，不可强调外界的客观条件，而要从主观努力上去修养自己，为仁由己不由人，求仁、成仁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道德行为。他还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有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是依靠自己主观努力追求所要达到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求仁而得仁，欲仁而仁至，为仁由己不由人，这是一个由内至外的过程，所以要修己以求仁。当然，他们把这种理论极端化了之后，就走向了否定外在规范必要性的歧路上去了，即认为只要具有“内圣”就自然能施行王者之政，就能成为“仁人”，不需要外在行为规范的控制。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过于注重道德自律的价值，而轻视法律对人的行为规范的意义。特别是认为，对于“王者”来说，法律却没有任何作用。

其次，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被称作为民本思想，把国家安危、社稷兴衰看作民心向背的结果，而民心之向背又取决于仁政、德治，即君以仁施政，臣以德治国。这就要求施政治国者都要以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实现仁政和德治。孔子认为治国应该以道德为主，刑政为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孔子认为德礼高于刑政；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他认为，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君臣之间不是靠权力制约关系，而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重在讲仁政，但对礼也十分重视。以礼治国，以德治国包括社会治理者自身如何受制于礼，为政以德，即所谓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以及普通社会成员如何齐之以礼，道之以德，以保证封建社会的有序和运行。重德礼、行德教和礼教，自然需要贤人治国。尽管这些思想对人们很有诱惑力，但却是属于圣人治理的范畴，并不是制度化的德治。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德治遗产并不是可以直接继承的，而是需要加以根本性的改造，祛除它的“圣人之治”、“贤能之治”的思想内容，发现那些可以启迪德治制度化的有益因素。

与以往的社会治理方式相比，公共管理有着社会自治的性质和内容，即使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组织，也无损于公共管理的社会自治性。正是这种自治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不同于以往社会治理模式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这种新的特征促使公共管理在组织结构上，在行为依据上，在治理理念上，都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以，那些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无法实现的空想，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就能够得到实现。公共管理主体在国家的德治建设中可以成为一个示范群体，他们的道德行为对社会有着楷模般的影响作用，他们的道德观念对社会有着价值引导的功能，他们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有着对法律规范的示警意义。当公共管理拥有了道德化的制度，在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化活动中，在治理者们的道德化行为中，全社会的道德习惯、道德行为就比较容易养成，就会逐步形成一个道德实践的环境，并进一步形成系统的稳定的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

“德治”和“法治”的相辅相成在理论上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为，道德讲自律，法律讲他律，自律和他律能够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的。他律可以促进人们自律，如果法制完善，人们知道某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为，自动就会促进人们自律，加强自我约束，不去做法律所不允许的事；反过来，如果加强自律，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会提高，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使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从而促进法律建设的完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治与法治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统一。所以，德治与法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人们能够发现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够真正解决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问题。而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就是能够使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四、德治能否在教育中获得

对德治的误读并不只是“圣人之治”，更是那种试图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化的设想。虽然实行德治需要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具有清楚明白的道德意识，但是，这种道德意识并不只是教育的产物，毋宁说它在根本上并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道德制度化的结果。因为，当制度实现了道德化之后，就会不教而学，无论是担负治理角色的还是被治理角色的人们，都会崇尚道德行为和乐于过着一种道德化的生活。当然，这一点只有在公共管理所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才能实现。在统治型的德治模式中，道德是被寄托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的，是试图通过道德教育去实现德治的。在《大学》中，我们读到的就是这种建立德治之思维路径的典型形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实，通过道德教育并不能实现稳定的德治，对于作为道德载体的个人来说，在教育中树立起来的道德意识可能会因某一偶然事件而顷刻丧失殆尽。这个基础丧失了，德治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德治是虚幻的德治，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德治。

如果在一个极其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教育”的涵义，是可以说德治之中包含着对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道德教育的。但是，这种教育与我们通常所讲的那种刻意追求的要达到某种直接效果的教育是不同的，而是作为一种次生效应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德治的直接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人们得到的是一种客观化了的必然教育。在这里，制度即师，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自然而然地具有道德特征，人们处理一切事务，都会包含着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

总之，德治并不是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方式。德治是一种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作出制度设计和安排所确立起来的伦理化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行为体系以及治理活动中的各种程序的合道德性提供保证。所以，德治与法治一样，都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推崇法治而贬低道德同中国古代儒家的“德主刑辅”都是错误的。在制度建设方面，德治与法治是两个维度，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只有把法治的理念与德治的理念结合起来，同时在这两种理念之下来社会治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才会获得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果说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或者片面地强调了法治一维或者片面地强调了法治一维或者片面地强调了德治之维的话，那么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首先需要把德治的理念与法治的理念统一起来，努力去建立一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包容和相互渗透的社会治理体系。

五、宗教、信仰与信念

在宗教产生的路径中，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宗教的教义和思想是来自于世俗的观念，是将世俗社会中流行的道德主张和规范以的形式再现出来。而且，一旦以宗教的形式再现的时候，就被神圣化了。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宗教看作是现世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结果。当世俗道德转化为宗教教义的时候，道德信念也同时转化为。这时，道德自身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它已经不再属于道德的范畴，不再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和属于信仰的内容。伦理学探讨善以及善成为可能的途径，宗教也讲善并提出了致善的道路，但是，伦理学设定为道德最高境界的善与宗教所倡导的善并不是一回事，致善的道路也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相近而已。

可是，宗教中的信仰概念在世俗的社会科学中受到了滥用。在整个近代社会中，一些富有理想的法治主义者往往也带有的情结，他们希望在法制社会中培养起对法律的信仰，并用这种信仰来弥补法律形式化、工具化的缺陷。可是，需要指出，对于信仰的任何期求，都是属于陈旧的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任何信仰都是建立在塑造出某一终极信仰实体的前提下的，对法律的信仰也就是把法律置于这样的终极实体的地位上。当终极实体确立起来之后，就会沿着这一终极性实体的边缘，生长起体系化的信仰客体，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结构，是属于等级化的结构，而且是等级化结构的权力体系。所以，任何信仰都倾向于造就等级化的权力关系。反过来，信仰也是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中的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往往也是权力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时代。

在权力关系走向衰落的地方，信仰也会趋向于衰落。权力关系与信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形式信仰都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等级化和权力关系化；另一方面，在等级化了的和权力关系化了的社会中，必然会产生出某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信仰决不是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消除的，更不是某些知识体系的发展可以取代的。甚至，一个社会在不同的信仰之间作出选择，也是受着社会的等级化的状况和权力关系体系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所以说，信仰的出现是有着客观基础的，如果一些人不顾及信仰的客观基础，一味任性地去研究如何确立某种信仰体系，就只能属于巴比伦人建造空中花园或通天塔之类的浪漫追求。

在我们所描述出来的历史图式中，倾向于产生信仰的等级化社会是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严格说来，无论是宗教性的或非宗教性的信仰，都应当是这一社会中的事情。当这类社会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候，实际上信仰的基础已经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动摇。代之而起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还是一个权力关系中心的体系，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中还没有实现充分的实质性平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信仰还会存在。但已经远不象在等级化的和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社会中那样重要了。即使信仰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还是生命的依托，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在此，我们也看到，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总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地方，必然有着某种或某些信仰与之相伴。所以，信仰的存在也可以看作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或者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的话，实际上是统治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危机。如果经过若干时日，信仰危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重新确立起了信仰，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又恢复了它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如果这个社会进入一个不再确立任何形式的信仰的时期，那么，它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替代形式。当我们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与信仰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又认为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信仰与德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对人类已有的信仰普遍发挥作用的社会进行考察时，人们不难发现，凡是存在着信仰的社会，都会以德治的形式出现。即使在现代社会，凡是具有信仰特性的人群，也会在其中表现出权力关系的线索和德治的情景。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有时可能是一种假象，信仰并不必然产生德治化了的社会治理。因为，虽然信仰对道德意识的生成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信仰本身并不必然与道德相联系。信仰之于人，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力量，是在人的精神创造实体化之后又反过来压迫人的力量。如果人在这种信仰的前提下生成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的话，那并不是道德规范的作用结果，而是信仰的结果。在本质上，并不属于道德性的。道德与信仰是不同的，道德根源于人的自觉，是一种内在的主观力量。

道德直接生成一种信念，而不是生成信仰。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来自于人的内心自觉的主观信念混同于来自于外在的压迫力量的信仰，才会把道德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德治的客观基础是伦理关系，主观依据是道德。德治并不必然与信仰相联系，信仰并不必然产生德治，德治也并不必然要求信仰的支持。信仰与德治在历史上的联系，或者仅仅是表面现象，或者只是一种假象。这也说明，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德治，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德治，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德治的特征而已。

道德与法治的认识篇8

关键词：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对高中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进一步推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我们有如下建议：

一、根据全面提高的要求，深化课程改革

调查显示，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在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上，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是其它课程所不可替代的，但在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学生的心理品质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高中阶段，法律意识教育内容在思想政治课中虽有一定的反映，但相对比较薄弱，而道德教育、心理品质教育的任务，几乎完全让给了其它德育渠道。

实践证明，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和心理品质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政治教育解决的是政治立场、政治信念和政治方向问题；思想教育是从认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道德教育是在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价值观的指引下，解决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问题；法律意识教育则是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在增强民主法制观念基础上解决依法行使公民权利、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问题。它们与心理品质也存在着很高的关联度，学生的许多心理品质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内化的结果，也是它们的表现形态，因此，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应当按照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同其它必需的社会科学常识教育相结合，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同道德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心理品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二、以“特色”理论为中心，深化教材改革

调查表明，高中学生具有较强的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现代化意识，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探索，乐意学习、掌握和接纳新思想、新理论，与些同时，他们的价值观趋向务实化、功利化和多元化。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高中学生的头脑，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上来，这是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改革特别是教材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把热爱祖国与热爱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在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确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说明。在改革教材编写中，要不断吸收理论界已被公认的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研究成果，才能引导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更好地提高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的信度和说服力，促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根据提高实效性的要求，深化教学和考核方法的改革

根据当前高中学生思想发展认识水平和行为表现的不协调性、理论认识和能力水平的不协调性的实际，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一定要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进一步推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改革，切实把加强基础能力培养、提高觉悟、规范行为的教育目标落到实处。

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他们的成长需要、接受基础、认知特点和思想实际，注意贯彻启发式的教学原则，切实改变以升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教育策略。要在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精神实质，努力将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有关社会科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内化为观念、外化为行为，切实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素质。在考核方法上，要按照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着重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和运用能力，把检查和促进知识、能力、觉悟的提高和认知与行为的统一作为考核的依据和出发点，切实改革以应付升学为中心的单纯考核学生的知识积累和应试能力的做法，把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撰写小论文和写调查报告、书面考核和行为表现考评结合起来，以促进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和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目标的落实。

四、加强与其它德育渠道的配合，拓宽教育渠道

当前高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既与学校教育有关，又与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有关。在学校内部，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与班主任工作、团队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在学校外部，必须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要充分发挥“三线”（思想政治课、班团队活动、社会实践）、“一面”（各科教学、各项教学活动渗透德育）的学校德育体系和“三位一体”（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一体化）的大德育网络在对高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为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