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境范文

道德困境篇1

道德，这一词最早是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出现的。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其中的“道”指自然运行和人世共通的真理，“德”是指为人处世的德性、品行、王道。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积极的社会价值取向。评价通常指对某件事或某个人进行判断、分析后的结论。道德评价是指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标准对他人和自己的行为进行善恶、荣辱、正当或不正当等道德价值的评论和断定。通过赞扬、褒奖或批评、谴责，激励人们扬善弃恶。道德评价是道德教育外环境中对道德教育结果的回应。道德教育最终是要在社会中时间的，而道德评价在社会中对道德行为起到一定的权衡作用，适度的道德评价可以对道德教育起到监督，反馈，激励的作用。失衡即失去平衡。道德评价失衡是指判定道德行为的标准失去了准确的度。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往往当人们用法律的武器去判定道德行为时，其评判结果可能会出现误差。例如，五年后才现真相的南京彭宇案，2006年仅仅凭借主审法官的一个“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扶她”的有罪推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其赔四万余元。从法律角度考虑，“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扶她”或许是有推理论证的点，但是从道德的视角来讲，有失道德评价合理的度，这就是道德评价失衡的一个例子。道德评价失衡从道德教育外环境方面使其产生了一定的困境，使道德教育实践与外环境的评判产生分歧，找不到相对应的点。当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达到了道德教育本身的目的，但是当其道德教育行为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却得到与之相反的道德评价，便产生了道德教育困境。

二、道德评价失衡对道德教育的影响

1.道德评价失衡影响道德教育与社会现实的一致性

道德教育的目的除了是培养有德行的人之外，同时要兼顾社会的需要，社会是道德教育实施的主要环境。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以及实践方式需与社会外环境找到相对应的点，保持一致性。道德教育为社会现实提供培养的基础，而社会是道德教育成果的检验基地。因而道德评价作为道德行为检验的重要准则，其对道德教育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道德评价的失衡使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以及道德教育的行为与现实生活失去了一致性，产生了道德教育困境。

2.道德评价失衡影响道德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

道德教育行为最终是要被应用到社会现实中，当道德主体将在道德教育中所获的道德行为应用与社会外环境中，道德评价即会对道德主体产生反馈作用。适度的道德评价是培养道德主体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起到调节器的作用，从教育主体自身来讲，道德评价是将道德由他律转为自律的重要方式，同时，适度的道德评价可以改造、提高社会道德氛围。而失衡的道德评价会使道德主体产生困惑，影响道德主体对道德的判断以及对道德教育的信任，也会有部分道德主体失去对道德实施的动力。

三、基于道德评价失衡提出的策略

1.注重道德修养的教育

道德社会环境的优化，是希望通过外部因素以对人实施引导，是强调他律性的；道德修养则是人的自我教育，是强调自律性的，是真正摆脱道德教育困境的根本。道德修养的培养需要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从社会方面来讲，应着力于通过道德激励机制引导人的道德行为，调整道德评价的失衡状态。从道德主体自身来讲，加强道德修养的教育可以使其在面对道德评价失衡的情况下摆脱困惑。在道德修养的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道德修养的正确方法。理论是人们对道德的初步认识，实践是人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各种道德关系的最终途径，只有落实于实践中，人们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有德性的人。

2.儒家思想是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代表

儒家思想重视道德的教育，注重个体道德的自我修养，注重整体的和谐，强调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者把个体、家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集体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这些都是我们应传承的儒家道德思想的精华。加强传统道德的教育可以使道德主体在繁杂的社会生活中加强自我德行的修养。

3.道德教育的普及化

由于教育机制的原因，道德教育尚未普及，从而导致了大部分人的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评判的误区，加大了道德评价失衡的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产生了道德困境。这不仅影响社会道德机制的健康运行，也影响了道德主体对道德行为的实践。道德教育的普及化可以扩大和净化道德教育的外环境，调整道德评价平衡，加强道德建设，有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总之，道德评价失衡是当前道德教育困境的主要症结之一，削弱了道德教育的作用，给道德教育的健康运行带来了困惑。分析道德评价失衡对道德教育困境的影响以及做出相应的策略，对当前的道德教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道德困境篇2

――党的十七大报告

2010年6月27日，爱心敬老院，76岁的李素琴老人以不赡养老人为由把儿子告上了法庭。敬老院的工作人员称李素琴老人的儿子自从把她“寄放”在敬老院之后，就再也没来看望过老人。每次打电话来联系都说工作忙，明天就来。可是明日复明日，这一下子就过了半年之久。李素琴老人也变得越来越忧郁了。无奈之下，她决定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经过法院工作人员的调解，最终李素琴老人的儿子接回了自己的母亲，并保证以后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一定照顾好母亲，尽好孝道。

目前，老人们需要很多的关心和爱护，需要用立法等手段来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利益。

伴随着新老年法草案的推出，尤其是草案中将子女应“常回家看看”的内容写入条文，并增加了“精神慰藉”等，热议声此起彼伏。

去年，某区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李延安老伴去世后，儿子工作繁忙，几乎很少来看望老人。在一次社区组织的太极拳比赛中，李延安认识了王淑玉，得知王淑玉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丈夫经常酗酒后对其和孩子进行殴打。于是，李延安经常开导王淑玉。两人十分投缘，经常一起聊天。

可是，没过多久，李延安患上了癌症。王淑玉很难过，自愿提出照顾李延安。李延安的儿子觉得王淑玉和父亲原本就是朋友，而且很投脾气，非常适合照顾病重的父亲，就雇佣了王淑玉。

王淑玉搬到了李延安家里，承担起了保姆的责任，虽然是保姆，但王淑玉却像亲人一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这位病重的老人。

不久，李延安去世了。王淑玉在其枕头下发现了份报恩遗嘱：“感念王淑玉对我好，在我患病期间周全照顾，她是个好人，也是个可怜的人，为感谢她，我自愿将我的一套住房和房内的财产全部赠给她，任何人不能干涉。”

王淑玉的丈夫和儿子知道此事之后，都不能原谅她，把她赶出了家门。李延安的儿子得知后，十分气愤，“王淑玉不过是我雇请的保姆，充其量也不过陪我爸过了一年多，凭这些就可以要房子?”

无家可归的王淑玉没有办法，欲求助于法律讨回公道。

遗产赠保姆，法律可以支持，遗产赠第三者，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王淑玉在这份报恩遗嘱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保姆，还是第三者?介于两者之间的她，又如何在法律上寻找到平衡点呢?李延安老人的遗嘱又是否有效呢?

由“空巢”家庭老年人引发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

“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由于目前社会“空巢老人”增多，“常回家看看”被列入了“老年法草案”。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更加注重了老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也是老年法草案最突出的亮点。

律师点评

魏位　山东岛城律师事务所

当今社会“空巢老人”的现象愈加凸显，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上述案中李延安老人生前留下的遗嘱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给王淑玉的行为是否有效呢?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根据该条法律规定，王淑玉对李延安生前悉心照顾，李延安怀着对王淑玉报恩的心立下了该份遗嘱，自愿处分其个人财产赠给照顾自己的王淑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人不得干涉，包括李延安的子女，故王淑玉要求受赠财产请求诉诸法律会得到支持。通过这则案例也折射出当今社会，“空巢老人”这样一个群体，如今面对更多的是无奈，我们在赞扬王淑玉照顾老人的同时，是否也该问一下作为“空巢老人”的子女，我们又做到了些什么?

本刊视点

“常回家看看”，本是人之常情，更是儿女对父母的基本义务，但对大量“空巢老人”而言，却变得越来越奢侈，于是一曲《常回家看看》唱红了大江南北。说实话，这支歌旋律一般，歌词很婆婆妈妈，但却一炮走红，其神奇的魔力何在?显然，缺少亲情和温暖的老人太多，在空巢中四顾无侣的老人太多，这是一种共同的疼痛，于是一首寻常的歌，似乎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空巢老人”的困境，是道德的困境，更是文化的困境。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生尚不足百年，“百年树人”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指的是一个文化建设周期。文化生态一如自然生态，一种良性循环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积累过程，所谓五代才能培养贵族，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要想弄清楚我们当下的道德文化困境，有必要梳理一下百年来的历史风云。

传统的父子关系，最形象的范本是《红楼梦》，贾宝玉跟贾政的关系，形同鼠猫，即使贾政心情不错对儿子很满意时，也动辄就是一声“畜牲”的断喝。更极端的例子则是“郭巨埋儿”：面对饥馑又要恪守孝道，郭巨的解决之道是“埋儿”。显而易见，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尊老”与“爱幼”火拼，结果郭巨做了坚定的父母党。不过，这种看似轻松的道德选择，其实已经埋下了更深的哲学悖论：如果埋了儿子，还有未来吗?因此，对以忠孝为基础的传统伦理，曾有学者概括为“杀子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觉醒与启蒙，本质上是对“杀子”的清算与反扑，对此，《家》是不错的注脚，年轻人追求个性自由与离家出走，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诉求。不过，相对于更迫切更棘手的民族独立与革命，涓生与子君的矛盾纠结，显得太小资太轻飘甚至是无病。这是个血与火的时代，斗争始终是最高亢的主旋律，所以传统伦理很快就代之以革命伦理，到时期学生斗老师，或者儿女宣布脱离家庭关系，便不仅是反传统伦理，甚至已经反生物学。

根本的游戏规则受制于文化哲学。我们面对的是文化的重建。几年前，曾经有一位父亲要去少林寺习武，因为他在儿子的拳打脚踢之下已经度日如年，他想学一身武功好制服那个忤逆不孝的儿子。这种啃老虐老的语境，是极具讽刺意味的，那个古老的“杀子”，这会儿就回到了“杀父”，转了一圈，只是完成了一次“换岗”。

道德困境篇3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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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评价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文章屋在线：www.wzk.co

道德困境篇4

【关键词】诚信；考试；道德

一、考试道德及其困惑

“考试”是通过某种方式考察参与者的知识和技能的一种行为，“考试”一词最早出现在广川董子的《春秋繁露》：“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可见考试最初是用于考核政绩评价优劣的，而现在考试是为了检验学习成果，更是为了选拔合格的人才，这种制度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道德”一词最早源于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道”是指宇宙本源，是世界运行的动力，是万物运动的规律。“德”是指“德者，得也。”即对于“道”的应用。而现在“道德”是指人们依靠内在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调整人们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所以所谓的考试道德就是在考试这一社会行为中我们大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即要诚信考试，公平竞争，不作弊通过自己的努力凭借真才实学取得真实的成绩。不欺骗自己，更不欺骗他人，并且在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要监督别人防范考试作弊，维护社会的公平，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和良好的考试道德氛围。考试的目的是通过考试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通过考试选拔出大量人才，这不仅对于国家建设拥有巨大的意义而且激励着天下学子积极向学的学风。但是自古以来伴随着考试也出现了各种各样考试道德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考场舞弊。尤其是近年来考试舞弊的新闻屡见报端，各种舞弊小广告也贴满大学校园。舞弊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从最为原始的夹带抄袭，替考，到现在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手机短息、无线耳机传递答案，更有甚者直接贿赂考官篡改分数，漏题买题。方式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越来越高隐蔽。这些人的这种做法在社会上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影响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因此对于考试道德的规范势在必行。

二、考试道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考试道德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自身也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究其根本原因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自身缺乏自律，诚信缺失

个人的诚信以及社会的公信力是造成当前考试道德缺失的内在因素。诚信自古就被作为我们重要的道德标准，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者，天下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行不信者，名必耗。”“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诚信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更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不过现阶段在各种因素的影响冲击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的环境下，公众的诚信意识有所缺失。在各种利益面前许多人不在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相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各种欺诈的行为也屡见不鲜，人们彼此之间不再信任，我们社会也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很多人不相信通过诚信的考试能够获得成功，人们总是认为在考试中总有一些所谓的“潜规则”存在。许多人不相信规则能够战胜“潜规则”，不相信风骨能战胜眉骨，不相信通过公平竞争能够获得应有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考生个人便不会严格的要求自己，缺乏自律的精神，他们认为在其他人作弊的情况下自己不作弊会落下风，在竞争中首先就会输在“起跑线”上。并没有洁身自好，反而自己也随波逐流。由此造成社会诚信的公信力越来越弱。

（二）公众对待考试的态度以及考试功能的异化

考试本身是整个教育系统的评价体系，是对考生学业能力的评价，考试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然而，在现实中考试更多的成为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方式。一方面，考试道德的缺失，说明公众对待考试的态度的转变以及考试功能的异化。现在的考试不再是对人们的考评更多的是一块“敲门砖”，是获得更多发展前景的捷径。人们也渐渐的觉得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就会取得成功，反之则会一事无成。就高考而言，高考本身是教育层次的考试选拔，而实际上却被公众当作考生未来重要的一道坎，就好比鲤鱼跃龙门，越过龙门，便可化鱼为龙，在社会地位、未来生活状况等方面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说高考考试成绩决定了考生未来一生的发展情况。于是渐渐的高考的成绩便至关重要，许多人的学业难以以公平竞争的途径通过高考，但是为了获得未来发展的机会，就有了高考作弊、“考试移民”的现象。另一方面，考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产业，成为许多人谋生的手段和渠道。社会上围绕考各类教材、教辅资料编撰者、考前复习辅导和培训组织者和各级各类考试主持者，其中不乏为了经济利益不惜迎合考生借考试“跃龙门”的想法，想尽办法帮助考生作弊。教辅资料的编辑者为了获得可观的收入，卖出更多的资料，守信的商家会通过研究历年考题以及考试政策对考题作出预测。然而一部分不法者为了短时间获得更大收益，他们便通过贿赂命题人、考官，买题漏题帮助其客户作弊。

（三）道德教育的内容滞后社会的发展

学生作弊主要是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获得一个理想的分数。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家长对待学生过分的以分数的高低来评价，分数高的就是优等生，分数低的就是“差生”，而忽视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和评价。学校对于学生的德育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德育的内容与现实社会的不道德现象存在很大的反差，影响着学生的价值判断。例如德育课上要求学生诚信为本，然而社会上的不诚信的现象却层出不穷，考生在这种矛盾的价值观念中不知何去何从。其次，学校的对于德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大多流于表面。对于德育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没有教导学生将其付诸于实践。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德育课常常让步于数理化等主科。最后，在教育方法上，学校的德育其方法不能完全适应学生生理心理的特点，这样常常是学校的德育流于形式甚至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产生相反的效果。德育课中还是以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为主，经常是老师讲的天花乱坠，底下学生昏昏欲睡。

（四）评价体系以及考试方法不够科学

父母们望子成龙，学校以分数为重，社会上只注重结果。在这种评价体系之中考生为了取得较高的成绩，获得好的评价，不得不为了考试而考试．为了分数而学习。为了能够成为父母的眼中好孩子，学校眼里的好学生，社会中的好青年，学生们在重压之下学习，而一旦没有把握获得理想成绩，考生便可能会走上作弊这条不道德的道路。这种只重考试结果的评价体系，诱导着一部分人避开公平竞争，获得最大利益。考试方法是针对考试所使用的方式和手段。我国目前大部分考试都采取笔试的方法，考试题目的类型也主要是主观题，而客观的思考题或者自由发挥题很少。这种考试主要考的是学生的记忆力，对于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考的却很少。这样就导致记忆力差又想通过考试的考生就只能选择作弊的方法。

三、关于规范考试道德方法的思考

考试道德的缺失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损害了社会的公正，对于社会的和谐起着负面的作用。因此，对于考试道德重建与维护十分必要。必须将考试道德的建立作为一种系统工程，多维立体的进行建设。首先，道德的规范需要法律的维护所以要加快法治建设，制定考试方面的专门法。十三中全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规范考试行为的专门法，而仅仅在《教育法》第79条规定：“在国家考试中作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考试无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显然处分的力度不足，而且对于作弊的考生也仅仅是取消成绩，这不足以震慑考生，杜绝作弊，规范考试道德。对于考试行为的规范约束力度不足，便容易滋生考试的不道德现象。“考试法”的出台将不仅对考试行为过程的规范，更会一些动“歪脑筋”的人加以威慑和行为引导。其次，规范考试制度，改革考试方法和内容。当前的考试有很多考试都是教考结合，也就是说教学的机构同时负责考试，这种制度无疑为想要钻空子的考生大开方便之门，而且考试的公信力也会遭到怀疑。因此我们要实行教考分离，考试部门单独设立加强管理。在考试方法上，要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分阶段多次进行考试，“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不仅减少了作弊等不道德行为对于考试的影响，也避免了因考生失常发挥而错失人才。在考试内容方面也要更多的考查学生的动手和实际操作能力，更多的以考生对于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作为考查的标准。不仅仅要求考生掌握理论更重要的要引导他们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再次，要形成理性的社会评价体系。社会评价体系，对于个人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积极地社会评价会使人强化其正确的行为，减少或者消除不良行为。而消极的社会评价则会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扭曲。考试道德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评价体系扭曲造成的。我们应该引导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评价体系，改变以往以分数看人才的思维。通过榜样示范等方法，宣传“行行出状元”。同时也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减少行业间的差距，对于各种行业的人他们都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都应该收到我们的尊重，也应该受到公平的待遇。为此，既要加强政策和法律制度的评价体系建设，通过国家政策和立法来弘扬考试道德，让“道德考生更为道德，不道德的考生变道德”。而且要加强社会舆论的评价体系建设，大众媒体的导向作用拥有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通过大众媒体对于考试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对考试道德模范的弘扬引导考试道德的规范。最后，加强个人诚信建设，强化考生的德育。诚信据弘一法师所言即为“内不欺已，外不欺人”。就是对己不违心，对人不欺骗。要加强个人诚信就要引导考生养成慎独的精神，提高考生的自律意识“诚于中，形于外”只有考生自己认识到作弊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同时，学校要加强对考生的道德教育通过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校也要建立考生的个人诚信档案，一方面，可以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帮助其养成健康的道德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诚信档案的公布可以引导学生趋好避坏，分清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考试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规范的考试行为不仅仅能够选拔出合格的人才，更能够最大限度的促进人的发展，因此考试道德的规范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己主义思想日益膨胀，仅仅凭借考试道德的维护，无法完全地规范人们的考试行为。但是，道德的规范仍然是解决考试问题的根本途径，要通过各种途径建设和维护好考试道德。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中华书局,2006.

[2]江畅.教育考试公正论[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3]张秀英.考试作弊行为的经济博弈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2006(5).

道德困境篇5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道德困境,体现为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价值冲突剧烈且不可公度和社会道德共识难以凝聚三重意蕴。其本质是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失衡。它内生于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结构,并因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的放纵,而蔓延成社会结构的整体病症。确证了个体主义和价值中立立场的经典宪法,顺应了道德困境的生成逻辑,因此不但无法有效回应,反而可能助推道德困境。为回应道德困境,又不致淡化其卫护自由之传统功能,经典宪法应以社会核心价值为理据,建构其与宪法价值体系的对接机制,进而指引宪法“权力——权利——义务”结构调整,以期达致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重新平衡。较之于经典宪法,中国宪法的独特品格和相关规范,可以更好直面道德困境。因此,以中国宪法为思考理据,从如下路径回应道德困境:表达社会核心价值,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确证宪法义务价值,实施宪法义务体系。

一 问题与思路

时下诸多现实问题,均可谓是道德困境不同程度之显现:小悦悦事件以及一系列扶老争议,是信任缺失和诚信衰退的直接体现;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体现为治理失范,更是社会道德的滑坡;权力腐败,从根本上说是权力伦理的异化;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运转不灵及其种种悖谬,核心是市场经济伦理的失范;缠访缠讼等现象,也有缺乏道德约束而主张利益至上的偏颇权利观念的因素;冠之以维权之名的医闹、碰瓷、谋利访等不法行为折射的无底线道德退滑,已成法治治理的极大困扰;至于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的诈骗行径,早已化为公共安全难以祛除之痼疾。

如涂尔干所言,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任何较严重的变化都会波及到整体。[ ]WriteZhu('1');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 name=1>[1]作为人们共同生活和行为的内在标准,道德规范体系的破坏,无疑将社会置于整体困境之中。涂尔干在200多年前指出的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即道德失范状态及更严重的道德沦丧,于转型中国仍有警示意义。[ ]WriteZhu('2');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 name=2>[2]在以经济主导迈向工业社会的历史逻辑中,道德困境经社会有机体的交互感染而掺杂于上述诸种问题中。这些问题由其催生或助长,而其彻底解决,则根本上仰赖道德困境之化解。

然而,对这一显明的问题,中国宪法学却鲜有关注。当然,不能仅因该问题之“新”且“显明”就应关注。就宪法学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可转化为:道德困境能否构成所谓“宪法现象”?如果可以,那么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其宪法学逻辑结构又是何样?再进一步,宪法学研究应该如何帮助宪法回应道德困境?

现行宪法颁行以来,中国宪法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然而,其关注重点仍停留于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两大命题,尚未延伸至时下已与二者紧密缠绕的道德困境。究其缘由,一则由于所处特定时期的特殊时代问题所限,二则是对西方经典宪法观念及其模式的附趋,三则源于对中国宪法本身独特品格及精神文明规范的忽视。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内生于中国社会结构、以中国宪法及其逻辑为思考理据的宪法社会哲学理论,在当下中国付之阙如,以至于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以中国宪法为主线提炼中国法治原理、凝聚中国社会转型之价值共识、构建当代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理论自觉。

本文主要目标在于,阐明道德困境的具体表现及生成逻辑,证成道德困境作为宪法现象,描述其宪法学逻辑,论证以宪法正当性(效力来源)、宪法外部结构(宪法、法律体系与道德)和宪法内部结构(权力、权利与义务)为框架的宪法道德使命的理论,据此正视中国宪法的独特品格和价值体系,探讨中国宪法回应道德困境的具体路径。

二 道德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现代社会道德困境,体现为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价值冲突剧烈且不可公度和社会道德共识难以凝聚三重意蕴。它内生于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结构,并因权力价值中立立场的放纵,而蔓延成社会结构的整体病症。

现代社会以“自由”为标榜,个体的自由选择是基于理性指导下的自在行为。在自由理性的现代社会语境下,道德从人们的共同生活准则被转化为“自由理性的人如何自律”的问题,被视为个体自律所彰显出来的品质。相应的,个体从古典一元道德权威中脱离出来,可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从而孕育出各种分殊有异的价值观念,形成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镜像。这一多元,是各种具有自身独特规定性的“内在价值”的多元,[ ]WriteZhu('3');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 name=3>[3]它不仅是对相较于古典更为多样化的价值状态的描述,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于这些价值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立场。

个体自由被贴上“权利”的护身符,无限激发了个体的能动性,构成现代性的内在动力。然而,个体能动一方面失去了传统的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无法受到权力价值中立立场的有效规约,因而极易走向极端。加之,资本主义为满足无限欲求,不断将大众“工具化”,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的组织角色(马克思所言“人的异化”),作为补偿,资本主义不断促进大众享乐倾向,进而导致人的精神生活日益萎靡,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却。[ ]WriteZhu('4');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4" name=4>[4]而自由的市场竞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个体在庞大的资本面前不堪一击,生存的困难和欲望的难以满足,使得个人更加容易放弃原本就不堪一击的脆弱自律,个体放松道德自律最终演化为普遍性的道德滑坡危机。由此可见,个体放松道德自律所致的道德困境,其实深藏于个体主义的社会结构。

更深刻的是,即便那些能够严格自律的人,在现代社会下,同样会遭遇道德困境。由于缺少一个可以公度的尺度,各种价值之间就缺乏一个可供交流融合的平台,遂只能以永久竞争的状态存在。[ ]WriteZhu('5');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5" name=5>[5]权力为防止其对某一价值的偏好而伤害其他价值,只能遵循中立立场。这一中立立场,将道德自律交由个人,放纵了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导致人与人间的冲突日趋频繁。[ ]WriteZhu('6');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6" name=6>[6]以价值冲突呈现的道德困境,给个体带来了无从选择的“两难”。这一“两难”,是指在价值冲突中,无论如何选择,不管采用什么行为方式,其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不存在任何基于道德理由的解决方式,所有解决途径在道德上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普遍缺乏道德正当性。[ ]WriteZhu('7');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7" name=7>[7]多元价值虽为现代人提供了多种价值选择方案,但因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实则将现代人置于价值选择的“迷茫”之中。即使某个选择符合个体内心的道德判断,也有可能被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他人加以拒斥甚至谴责。于是,社会道德评价陷入模糊境地,现代人生活在道德选择的“不确定”之中,似乎无法找到正确行动的方向,不可避免地做着在他人看来道德上的“错”事。[ ]WriteZhu('8');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8" name=8> [8]

从社会秩序维系的角度而言,现代社会无法为频繁激烈的价值冲突提供恰当的解决路径,这就迫使个体只能以各种妥协折中来寻求自我解决。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消损着社会道德共识。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道德共识渐渐走向虚无,最终,人们在共同体中必将无所适从,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滋生。 [ ]WriteZhu('9');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9" name=9>[9]社会道德共识的虚无是道德困境的最深刻之处。它使得传统的善恶判断失去基础,日趋模糊,人们的行为最终只能按照自身的道德判断来做出。在冲突愈剧无从消融、竞争激烈日趋分化的背景下,这就将现代社会进一步推入个体道德自律弱化和社会道德评价标准模糊的漩涡之中。

身处转型期的中国,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复制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必然会面临西方不同发展阶段的错位与重叠。因而,在当下中国,诸种历时性的问题呈现出共时性姿态。道德困境尤其如此。相对于西方社会“线性”的道德困境演化模式,当下中国可能是一种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与价值冲突剧烈相互纠结,进而导致道德共识消损的更为深刻的道德困境。

在当下中国,传统遗留的宗法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与现代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体主义价值,发生着持续性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可理解为个体主义价值对宗法价值和集体主义价值的冲击。后二者因之碎片化,而个体主义价值却不足以为国人提供新的价值指引,转型中国无奈身处核心价值交接真空中。各种非理性的价值趁虚而入,价值关系呈现“非理性多元”之杂乱无序局面。在此价值关系的作用下,当下中国弥漫着信仰缺失的随波逐流;利益之争主导着价值之争;在缺乏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公共权威的情况下,“难以说清道理”似乎成为人们一个共同的感慨。在缺乏共识和认同的社会,人们开始失去向心力,极易走向极端的个体认同,从而陷入各种唯己主义所致的道德困境之中。这一困境的最终结果,便是以最高价值消散、人生目标低俗化、人们无度索求而拒谈付出、非道德主义泛滥等为表征的道德危机。

三 道德困境作为宪法现象的证成及其逻辑

道德困境何以构成宪法现象?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的宪法学逻辑如何?此两个问题,正是对宪法学为何研究以及如何研究道德困境的解答。

作为现代社会基础规范的经典宪法,[ ]WriteZhu('10');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0" name=10>[10]确认了生成道德困境的个体主义和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据此,经典宪法确立了“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义务”的结构,建构起一套以逻辑自洽、普遍适用、程序中立为核心特征的法律体系。这一规范主义的经典宪法理念、结构与体系,恰恰顺应了道德困境的生成逻辑,因此注定了,经典宪法非但无从有效回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推着道德困境。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揭示道德困境与经典宪法的内在关联,据此阐明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及其逻辑结构。

(一)消极无为的权力价值中立立场

“权力—权利”结构的预设是,国家权力的良好运用是达致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必要路径。权力的良好运用,首要要求权力不得滥用。随着社会情势发展,权力干预经济生活,似已成趋势。不过,权力对于道德文化生活的退避三舍,却一直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底线价值而备受珍视。[ ]WriteZhu('11');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1" name=11>[11]可以看到,经典宪法在政治经济事务上可以从消极的“夜警国”走向积极的“福利国”,而在道德文化领域,却一直严守保守主义的价值中立。即使是在堪忧的道德状况下,他们也丝毫不放松这一立场,而只是在价值中立的框架下尝试补强自由主义的道德观。[ ]WriteZhu('12');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2" name=12>[12]这固然由于价值中立是自由主义的底线,不可僭越;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家意识到道德困境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如果放松价值中立立场,那么极有可能危及现代社会结构之基础,进而引发联动效应。

经典宪法在道德文化领域坚守的中立立场,实则出于对权力介入价值冲突的严重不信任态度。经典宪法的这一态度,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承担的反抗神权和王权、证立资产阶级革命正当性的特定历史使命息息相关。就经典宪法的产生而言,保障个体权利是其产生的原始动因。为实现这一目的,打碎封建王权和神权对于个体权利的压制是其首要任务,而这种压制又以道德权威的强迫性统治为支撑,因此,彻底粉碎道德权威是经典宪法的迫切使命。就此而言,对于“权力滥用可能复归道德独裁”的担忧,犹如悬梁刺股,深刻警醒着经典宪法。

不过,经典宪法的这一态度,却颇有“矫枉过正”之嫌。它不清楚,权力价值中立,虽降低了权力道德独裁的可能性,但其代价却是权力对于道德困境的碌碌无为。对于处于价值选择迷茫中的人们而言,通过恰当制度设计而为的道德指引,有时却是增进个体福祉的“利器”。不仅如此,这种道德指引,对于共同体的发展,同样不可或缺。更何况,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在涉及公共政策合法性判断时,权力价值中立立场更像是“掩耳盗铃”:价值中立作为程序性的框架,并无法阻止客观存在的价值排序——程序中立仅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形式要素,而公共政策必然要立足于明确的价值判断。在更多的时候,由于各种价值的侵略性,为了确保现代社会的精神自由和多元价值并存局面,权力的价值中立,往往沦为价值冲突的平衡术。现代国家疲于应付着永不停歇的价值冲突,但始终无法给予人民所需的确定价值指引,亦无力培育良好的多元价值秩序。

(二)偏斜的“权利—义务”结构

经典宪法以个体权利为基点,“权利”是受到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普遍性,仅仅是形式层面上的,并不具备真正的“普遍”意蕴。因其无法准确界定实质内涵,“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泛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个体利益诉求均可依其主观界定诉诸“权利”,哪怕是那些再浅薄或任性的一己之私——空泛的“权利”似乎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奴婢”。这也正是尽管利益冲突激烈但人们仍能普遍认同“权利”的缘由所在。不过,这种认同,只能是最为肤浅的表面一致。它迎合了个体的欲望,也由此沦为部分个体和利益集团各种可疑利益的装饰,“权利”原有的厚重伦理意蕴日渐被越趋分化的社会集团的私利所覆盖。[ ]WriteZhu('13');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3" name=13>[13]从本质上讲,此点是个体利益对社会核心价值的遮蔽,是社会核心价值的“虚无化”表现,构成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深刻肇源。由此可见,权利虽是人类无比珍视的价值,但正是由于“权利”空泛化所致的误解,才助长现代人那些漠视道德的行为,而在享乐主义横行的当下,权利绝对、责任失语已然与道德困境浑然一体。[ ]WriteZhu('14');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4" name=14>[14]

“权利——义务”结构的另一问题,是对“义务”价值的淡化。在权利绝对论的导引下,义务被视为权利实现的工具和保障。此点无可厚非,但如果就此狭隘化的理解“义务”,那就必然降格“义务”本身的重大价值。义务不仅仅是权利实现的工具,如果从共同体维度观察,义务还承载了维系共同体的重任——“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一样,均是宪法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价值的规范载体,而且,较之于宪法权利,宪法内在义务更能彰显作为共同体立基之本的普遍道德与作为宪法灵魂的宪法价值。”[ ]WriteZhu('15');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5" name=15> [15]而经典宪法却被权利创造的辉煌蒙蔽了双眼,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义务”。更或者说,对于这种淡化,现代人也乐见其成——乐由自己享,而苦则由社会和他人负担,何苦要操心?当现代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这种困境在不知不觉间生长,俨然成为现代社会的最大困局了。

就现代人面临的因不可公度的价值冲突而不知如何选择的困境而言,经典宪法更是无能为力。因为恰恰是公民个体成为了道德判断主体,而将古典整体式的道德观分化为个体道德并立之局面——这正是价值冲突和道德选择困难的原因所在。道德两难实际上是作为道德责任的“义务”两难。而在行动时,现代人虽可以“我有权利”为由行动,但如上所述,经典宪法的“权利——义务”结构之下的“义务”仅是作为“权利”实现的工具和保障而言,并不具有道德意义。因此,经典宪法无从提供指引现代人走出道德“两难”的“义务”话语。

(三)去道德化的法律体系

以经典宪法为“基础规范”而建构的法律体系,内含鲜明的目标:为不确定的个体道德生活提供一种确定性的行动指引。其哲学思想,源于规则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它不针对个别行为,预先将功利原理通过规则确定下来,人们只需按照规则行事,而无须运用规则背后的功利原理。规则的正当性来源于其与功利原理的契合;而具有正当性的规则,就成为了人们的行为标准。服从规则,往往比违反规则更能产生功利。这些规则,不仅是简单地对功利原理的具体化,而且与个体在实践中的道德感觉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之所以符合功利原理,乃是经受经验和权威检验的。[ ]WriteZhu('16');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6" name=16>[16]

法律体系与作为规则实质性权威来源的功利原理相结合,建构起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实证主义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过程中的价值博弈甄选出合适的价值原则,将其具体化为可供直接援引的规则,并通过利益衡量机制和责任机制等,试图为大多数价值冲突提供精确的适用模板和确定性的答案。它预设了统一的功利价值,以一种普遍适用的姿态,摒弃了纷繁复杂的人性选择,超越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为身处于道德困境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道德风险最小的方案,使其克服了内心的道德焦虑,明确了自身行为的预期,有助于个体走出道德“两难”。而且,一致行为标准也是重获社会共识的经验基础,由此可为现代社会寻求多元价值的协调并存。

然而,这一法律体系在建构完成之后,却呈现出一种以祛除道德判断为内容的去道德化倾向——既然道德判断在确定规则时就已经做出,那么规则的适用自然与个体的道德观念无关,更多的是一种指引现代人走出道德选择两难的技术措施。它淡化了个体内在的道德品格判断,日益丧失对“人”的终极关怀,抑制了好坏标准和善恶标准的存在。当法律体系日益失去了判断好坏的能力,就不免沦为某些利益的浅薄说辞,这就可能为某些不道德行为加冠授冕。

而且,这一去道德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法律体系的固化。一次性的道德预判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道德生活,加之法律规则本身的形式稳定性和运行技术的专业化隔阂,导致既存的道德预判与个体道德体验及社会道德预期逐渐疏离,进而使法律体系沦为一种“无道德内容”的载体。也正是这一固化,人为地造成了现代法律体系与道德生活的区隔。虽然这一法律体系以确定性的指引带领人们走出了道德两难,却陡然间发现业已陷入了另一种可能更为深刻的困境之中了。

四 宪法道德使命的理论

(一)宪法结构调整与道德使命担当

在经典宪法的发展史上,宪法危机一般是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同期而发。在历次危机面前,经典宪法以其系统性转型和局部调整,为克服危机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在润物细无声的道德困境之前,经典宪法却手足无措,至今未有有效的应对之策。这一境况的原因是深刻的:其一,道德困境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作为社会结构之反映的经典宪法,自然无法超越这一结构,它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后知后觉地修补。其二,经典宪法本身内含有应对道德困境时的悖反,经典宪法以个体权利为逻辑起点,强调个体自由,道德作为私人事务交由个体决断,而这恰恰是现代人放松道德自律的潜在诱因;但如果宪法介入道德判断,便是僭越了价值中立立场,挑战了个体精神自由的底线,那么经典宪法自身的框架也将遭到根本性的颠覆。此情此景之下,为系统回应道德困境,经典宪法必须再次进行包括观念重塑与体系重构在内的结构调整。

然而,这一结构调整,并非昭示经典宪法已然走向穷途末路。实际上,任何制度和理念,均面临与社会情势变化相适应的课题;尤其在崇尚无限创新的现代社会,这一时不我待的感觉尤甚。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早期,个体主义及社会多元价值所释放的,是横扫压抑人性的旧体制的正能量,人们大可对其潜忧忽略不计。时至今日,当个体主义愈来愈强大,多元价值所致的社会分裂恶果日渐浮现,甚至有动摇社会根基之虞,经典宪法表达的“权力——权利——义务”结构,自然面临无力回应道德困境的有效性诘问。

这一有效性诘问,尚不足以波及其正当性。作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基石的个体自由,仍需经典宪法的卫护。这就意味着,在回应道德困境时,我们不能顾此失彼,更不可削足适履: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权利,以及遵循形式品格的法律体系,尽管各有道德忧虑,但因其对个体自由的卫护,决不可轻言废弃。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在保留经典宪法之传统功效的前提下,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与回应道德困境功能的耦合和平衡?这就涉及到宪法结构调整以何为标准的问题,即宪法结构调整的理据。

(二)宪法结构调整的理据

“权力——权利——义务”的宪法结构,背后隐藏着宪法的价值法则。宪法价值法则,是宪法的价值来源和逻辑起点。[ ]WriteZhu('17');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7" name=17>[17]而“权力——权利——义务”的宪法结构,则是依据这一价值法则,结合一国实际条件而建构的宪法体制的整体框架。这一宪法结构的调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宪法的价值法则,另一则是一国实际条件。而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因为宪法价值法则根基于特定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

宪法价值法则的发现,实质是宪法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社会核心价值的提炼和确认。社会核心价值是共同体成员关于生存和发展核心诉求的共识。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核心价值经历了从一元权威向多元价值并存的转型。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个体价值占据支配地位的情景下,社会核心价值难以获得独立地位,甚至有被个体价值遮蔽之忧。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没有核心价值。这是因为,若没有社会核心价值提供明确的价值指引和目标导向,一个社会就不能进步,甚至还会面临分崩离析之厄运。现代社会数百年的持续进步,反证了社会核心价值的存在;而当下道德困境,则是社会核心价值被遮蔽以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之故。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核心价值并非不证自明,它要向共同体成员阐述自身与社会发展核心诉求的一致,以此获得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普遍认同。[ ]WriteZhu('18');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8" name=18>[18]此点明确了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关系,即,多元价值并非从属于核心价值,而是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宪法程序为各种价值通过自我论证升华为核心价值提供了秩序平台。这一过程的积极效果是,可以借此促使社会成员道德观念的正当化,更能够以基础观念的变迁来促发社会制度的发展。

宪法价值法则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内在地表明宪法与共同体生活的相互适应性,由此构成宪法的正当性基础。易言之,宪法作为最高法,并非凭据凯尔森所言的法律体系内的“最终规范”来获得效力,[ ]WriteZhu('19');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19" name=19>[19]也不是由各种制宪技术来赋予。[ ]WriteZhu('20');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0" name=20>[20]宪法的最高法效力,只能来源于一种社会哲学的思考。如夏勇教授所言:“蕴涵基本价值的根本法则,才是宪法所由产生的逻辑根据,并奠定宪法和的道德根基。只有这样的法则,才能高于宪法,并以根本不变之道赋予宪法根本法特性,使宪法享有最高权威。”[ ]WriteZhu('21');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1" name=21> [21]基于此,有关宪法的共识,不仅是源于人民的同意、通过严格的立宪程序而达成的“形式”共识,更是在宪法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动态互动过程中不断被建构起来的,以宪法为载体,以社会核心价值为底蕴的“实质”共识。

宪法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实际上是依据本国传统与现实生活审慎构建宪法价值体系,并由此推衍出宪法体制和宪法权利体系的过程。具体而言,社会核心价值经过制宪程序进入宪法,型构宪法价值体系。基于宪法价值体系的价值基础作用,“权力——权利——义务”的宪法结构是对宪法价值体系的制度化,宪法价值体系为这一宪法结构提供一种立足于现实社会的价值理解框架,使之指向特定历史时空的共同体现实生活和具体诉求,从而也为宪法实施铸造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WriteZhu('22');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2" name=22>[22]而一旦这一结构无从适应社会发展而有待调整,便意味着作为社会发展实质内容的社会核心价值的变迁,要求与之相联接的宪法价值体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在此基础上,依据新的宪法价值体系调整宪法结构。如此,既可缓解宪法规范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的固有张力,又维持了“权力——权利——义务”宪法结构作为社会治理基本方式的相对独立性。最重要的是,这一调整模式,以宪法价值体系为中介,实现了“权力——权利——义务”宪法结构与社会现实发展的对接和互动,有效避免了无序和无效变动。

(三)宪法结构调整的进路

宪法的结构调整,主要从外部和内部而行。前者是指宪法在回应道德困境这一系统工程中所居的地位,即与作为社会秩序具体维系方式的法律体系与道德规范体系的分工;后者则是作为宪法内部结构的“权力——权利——义务”的调整。

其一,宪法不能替代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在回应社会道德困境中所应承担的功能。如果说后二者可以通过提供直接的规则指引来直面道德困境,那么宪法作为二者的沟通桥梁,可使二者在直面道德困境的过程中互补不足,形成系统效应。

具体而言,宪法是法律体系的“基础规范”,宪法本身的效力源于社会核心价值。因而,宪法将法律体系与道德规范体系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串联起来,既维系了现代法律体系所赖以存在的自治性之根基,打通了其与道德规范体系的双向联接管道,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赋予了形式法治以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又为道德提供了一种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承载机制。由此,可打破二者的固化倾向,形成二者经由宪法的双向流动。

另一方面,在部门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其遵守、执行和司法需要从宪法中不断汲取合宪性资源,以满足社会现实生活的最新需求,从而保证法律体系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适应。由此,宪法与法律体系之间,通过合宪性解释机制形成了从制定到实施各个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关系,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根本法之地位,获得具有实质内容的确证。[ ]WriteZhu('23');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3" name=23>[23]

其二,宪法道德使命的实现,是通过宪法在社会的整体观念层面阐述宪法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在关联,据此建构宪法价值体系,指引宪法调整“权力——权利——义务”结构,进而通过其实施矫正业已失衡的社会结构,重塑道德秩序。

宪法要通过妥当的方式表达社会核心价值,这表明宪法已然超越了传统的价值中立立场。但是,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表达,并非意味着宪法对核心价值的绝对主导地位的强调。宪法同样需要通过某些程序机制,为个体价值保留宪法空间,以免复归道德独裁。[ ]WriteZhu('24');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4" name=24>[24]同时,依据宪法价值体系,应当对宪法权利和宪法义务做符合宪法价值体系的理解,进而明确其规范内涵,克服易被滥用的权利泛化倾向,从整体上为权利实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宪法道德使命的现实落脚点是,通过宪法凝聚社会共识,以此走出现代社会因不可调和的个体价值冲突所致的道德困境。这是对宪法传统的形式主义共识观的超越。只有以社会核心价值为内核的宪法,才能形成实质性的宪法价值共识,宪法才能由此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也才能引领唯己主义横行的社会走出凝聚力涣散之危机。

由上可见,宪法道德使命的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实是统一的。宪法道德使命的外部结构调整,为宪法道德使命的内部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而内部结构则是外部结构的实际支撑。这一统一状态可归结为,宪法提供了一种有关“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观念与实践。因而,可通过宪法的结构调整,矫正道德困境背景下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失衡状态,实现宪法在当下较为迫切的道德使命。

五 中国宪法回应道德困境的路径

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近世中国宪法一直以经典宪法为模板。不过,百余年跌宕起伏的宪法实践却颇能说明,追问中国宪法的主体性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契合性,也许才是叩开宪法之门的根本之道。在回应道德困境这一维度,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宪法,相对有较多的可挖掘之处,由此构成中国宪法回应道德困境的三大利好因素: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式的社会,共同体观念和集体主义传统远较现代西方社会浓厚,中国宪法孕育于这种传统中,其所具有的集体主义品格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历史承继,并是对中国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抽象总结。这是个体主义式的经典宪法所未能具备的。[ ]WriteZhu('25');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5" name=25>[25]第二,中国现行宪法是世界上较为全面系统规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宪法。虽然由于其所承担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以及由此所致的不确定的宪法效力,这些条款并不足以直接有效应对道德困境,但是,精神文明建设规定的主要意义在于确证中国各项德育政策的宪法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宪法对于道德问题的基本立场,具有丰富的宪法内涵和现实意义。第三,中国是宪法后进国家,虽然可能面临不同阶段错位和重叠的弊病,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种后进状态,对于宪法改革和发展而言,却是鲜明的“后发优势”。中国宪法学一方面要强烈反思那些不经理性省思就推进西化的宪法学理论;另一方面,要以未雨绸缪的姿态,在经典宪法前鉴的基础上,规避歧路,将成功经验融入到中国宪法的独特品格中,理性 规划中国宪法发展之路。

由上可见,尽管当代中国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可能更为深重,尽管中国宪法仍处于后进状态,但中国宪法完全可以利用诸多优势,切实实现宪法的道德使命,从而有效回应愈趋严重的道德问题。也正是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是以中国宪法为思考理据的,即尝试从中国宪法独特的价值体系和规范条款本身,探讨中国宪法回应道德困境之道。

(一)表达社会核心价值,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在西方社会,价值实现需要通过以“市民社会”命名的非国家实体,国家被排除出这一过程,只承担各种价值运行的平台建设和秩序保障功能。在此意义上,经典宪法是实现这一功能之重要载体。在中国,国家权力显然无法超然于价值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宪法被作为国家引领社会达致核心价值共识的主要路径。, , 宪法序言及其所建构的宪法价值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规范,在其中承担核心作用。

宪法序言的功能,在于阐述宪法的正当性,并由此建构实在法层面的宪法价值体系。依据宪法序言规定,中国宪法价值体系由宪法指导思想、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目标价值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构成。在宪法价值体系中,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对作为当下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宪法表达。[ ]WriteZhu('26');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6" name=26>[2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宪法指导思想的社会基础和内在构成,是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适应性之体现。[ ]WriteZhu('27');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7" name=27>[27]

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偏重于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主流精英的言传身教。而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语境下,加之新型传播技术发展所促发的立体式传播效应,既有的独白式宣传模式日益感受到不适,进而陷入所谓的“核心价值认同困境”。作为“话语共识”的宪法的介入,更可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可资实施的宪法话语,由此有效克服传统宣传模式的空洞化倾向,并使其具备了共识的基础。推进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相关规定的实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一条合乎法治运行规律的现代道路,也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现实间搭建了联接通道,从而可有效应对作为社会现实普遍问题的道德困境。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社会层面的文化建设和个体层面的思想道德教育。宪法以倡导性的规范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相互建构关系,将共同体的道德标准潜移默化地辐射至个体。宪法指导思想对包含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认,并通过宪法规范对“公德”的明确表达,表明了宪法鲜明的道德立场。这就是宪法所尝试塑造的“人”的形象。就其本质而言,这实是共同体伦理的宪法教导。共同体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人若想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自我约束以成为一个符合共同体道德立场的人。宪法承载着人与共同体的相互建构关系,在保障个体权利的前提下,协调大多人的公共意愿,形成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提炼社会价值共识,并通过各种宪法制度表达和推进这一共识。本文所言的宪法与社会核心价值的价值同构、权利的共同体观念和宪法义务的价值确证,以及权利的规范内涵之理解和宪法义务体系的完善,均是宪法建构个体与共同体的协调关系,以促进价值共识形成的具体表现。这一共识经由宪法实施覆盖至社会各个领域和社会成员,最终培育了共同体整体的共识氛围,提升社会凝聚力。在此基础上,从观念上培育了个体的共同体意识,从制度上设置了诸种人与共同体协调并进的机制,内在地促进了依据个体内心道德的倡导性义务的履行。

在制度层面,宪法的诸结构要素要贯彻精神文明建设的要义,就须以宪法价值体系作为宪法结构的融贯性基础。依据宪法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表达所重新提炼的宪法价值体系,对权力、权利、义务三大宪法结构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可以有助于宪法以一种妥当而谨慎的权力立场、负责任的权利观念和强调共同体伦理的义务观念来积极回应道德困境。下文对此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旦进入宪法,一方面将不可避免地有了僵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其借助宪法的最高法效力,以价值引领为名而行价值统治之实。为克服上述弊端,有必要在宪法中设置相关程序机制,以防上述偏差。这一程序机制的要义在于:一是以宪法序言的修改和以宪法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宪法解释体制,确保宪法与社会生活的联动;二是防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元化立场,在此维度,宪法要通过精神自由保障条款表达对其他价值的尊重,同时设置能够表达分歧的机制,且不应强行介入价值间的冲突。这一程序机制,并非大而化之地与宪法诸种程序的对接,而应有其特指,也即为防止出现上述偏差为目标。就此而言,这一程序机制应集中于对少数价值或持少数价值者的保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宪法立法起草程序,应主张百家争鸣、多方博弈,以防止价值一边倒;[ ]WriteZhu('28');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8" name=28>[28]二是少数价值受不当压迫后的权利救济程序,在这一点,由于中国宪法体制的缘故,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未能建立,这在未来的宪法改革中应重点关注。

(二)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

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提供了一种与经典宪法不同的模式,它在肯认现代个体主义权利观念进步性的基础上,强调兼顾权利的社会责任。

与西方典型国家宪法的权利文本相比,现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一个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国家”一词的反复出现。现行宪法不仅提纲挈领宣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还在具体权利条款中以“国家”名义大量规定国家的义务,特别在经济社会权利类型中;而且,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大量可见“禁止”一词,“禁止”之主体即为“国家”。可见,中国宪法认为,宪法权利实现均须仰赖国家;不同类型权利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国家担负义务的不同。

这一特色,彰显了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共同体观念。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之下,因而不是一种个体意义的权利表达,而是与共同体福祉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是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是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终级关怀;另一方面,只有处于共同体之中,人才能获得终极意义,因而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共同体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WriteZhu('29');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29" name=29>[29]

在这一观念下,权利的规范内涵可以得到明确的界定。权利是个体参与公共资源分配的合法性根据。享有某项权利,就有资格要求国家提供满足此项权利的公共资源。宪法是公共资源分配的根本法。某项权利得到宪法的认可,就表明宪法须按照特定的程序,将与此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分配给包括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宪法主体,监督履行,并提供救济。宪法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要与个体诉求形成平衡。某项诉求能否上升为宪法权利,取决于宪法能否在公共资源的既有分配格局中为其谋得一席之地,或者公共资源总量的增加,为这一诉求开辟了权利空间。反过来讲,如果宪法以超出公共资源的承受力来特别满足某一诉求,就意味着在有限的公共资源总量下,宪法给予此类诉求“特权”地位,也意味着减少了其他权利应享有的公共资源,剥夺了其他诉求上升为权利的机会。[ ]WriteZhu('30');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0" name=30>[30]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理解马克思所言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WriteZhu('31');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1" name=31> [31]这一审慎态度,确保有限的公共资源能够达致最大化的权利保障效果。据此而论,宪法与权利之间,不仅可说宪法因列举权利而具有最高价值,亦可说,权利因被宪法列举,摆脱了自然法虚无缥缈的道义幻象,由此具有了经由宪法理性确认、与社会结构相适应、并获得宪法庄严承诺的确定性规范内涵。

当然,宪法须设置部分合理诉求上升为宪法权利的开放机制。一方面,这一机制内含诉求甄别程序,这一程序可与代议民主对接实现;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经由甄别程序检验而可为“权利”的诉求,因公共资源不够而无从有效实现,不宜通过宪法列举,否则会给宪法招致“虚伪”骂名。妥适的做法是,以“未列举权利”来容纳,“未列举权利”同样构成宪法的庄严承诺和奋斗目标。它表明,一待社会资源总量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权利时,宪法便将对这些权利的“承诺”转化为“宪法义务”。[ ]WriteZhu('32');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2" name=32>[32]

宪法权利规范内涵的这一界定,对于克服道德困境有如下意义:其一,这一权利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表达的共同体价值目标定位相适应。这一关于共同体及其成员关系的表述,展示出一种立基于客观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关于权利的共同体共识,重塑了权利本已十分薄弱的道德基础。其二,它明确了宪法权利与公共资源分配的内在关联,赋予了“权利”严格的规范内涵,由此有效克制了传统权利话语因其高度主观性所致的“权利泛滥”倾向。

(三)确证宪法义务价值,实施宪法义务体系

权利的共同体观念表明,权利的实现仰赖于共同体的存续。而共同体的存续,立足于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共同体所负义务的基础之上。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因“共同体”而关联,内在地统一于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协调关系之中。因此,宪法确证共同体成员为共同体存续而担负的义务,可为宪法回应道德困境提供一条有效路径。[ ]WriteZhu('33');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3" name=33>[33]

如何将自由的个体组织进入自由的社会,是自由主义的一大关切。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徇私而有益公益”式的社会构成无力约束膨胀的个体欲望,而康德式的自我道德立法亦无从直面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人的自爱之心与善良意志,似乎均无法独立担当组织社会的重任,然而,却皆在某个层面上深刻揭示了人的社会化之道。有关个体的社会化义务的探讨,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由于熟人伦理的消却和个体自由的宣扬,个体间的陌生程度日益提高,共同体内无处不在的间接互惠关系被遮蔽,以至于陌生人间的关系较为冷漠。其实,在现代异质程度较高的陌生人社会中,这一源于共同体互惠关系的义务伦理,尤应受到重视。富勒在回答互惠性义务如何才能更好地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问题时,指出:一是互惠关系产生出来的义务必然源于个体自愿,二是互惠义务必须是等值的,三是互惠关系必须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和可逆性。[ ]WriteZhu('34');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4" name=34>[34]其中,互惠关系的流动性和可逆性,深刻阐明了现代社会为何要对此“间接”的互惠义务予以重视的理由:在现代社会不能依赖权力渗透和熟人伦理规导个体道德行为的情景下,现代社会若想有效存续,就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通过市场之手引导一种社会合作的氛围。而义务作为富勒所言的最低限度的“为人准则”和“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基本规则”[ ]WriteZhu('35');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5" name=35>[35],立法必须规定之,否则这个社会将危如累卵。

总而言之,义务来源于人们为组成共同体并维系共同体生活所自愿承担的自我约束和限制。宪法义务体系的构建,实是宪法基于对共同体整体生活和公共利益的关照,对共同体成员所应承担义务的类型化和体系化。

由此理解现行宪法义务体系,应秉持如下认知:

其一,现行宪法义务体系规定的义务,包含两种类型,一是第51条规定的所谓“宪法工具性义务”,即为保障他人权利实现而承担的义务;二是确证公民担负维系共同体重任的具体义务类型,如公民纳税、服兵役、劳动、受教育等义务。[ ]WriteZhu('36');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6" name=36>[36]

其二,宪法义务体系的构成,包括“禁止性义务”、“要求性义务”和“倡导性义务”三个层次。“禁止性义务”一般是“底线型”,划定了人们的行为;“要求性义务”对应于具有特定身份的公民的职责要求和因某种行为而担负的后续行为要求;而“倡导性义务”则与前两者不同,并非强迫为之,主要是促进共同体美德之行为标准,如行善义务、资源节约义务等。部分观点认为“倡导性义务”不构成宪法义务,其理由是义务对应着法律责任,而“倡导性义务”无从对应法律责任。[ ]WriteZhu('37');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7" name=37>[37]这一观点实是以法律义务的视角来理解宪法义务,颠倒了宪法义务与法律义务的逻辑关系,且未能理解宪法义务的真正含义,也不清楚其所对应的宪法责任的性质。

其三,倡导性义务只能在宪法上予以规定,部门法义务仅是对“禁止性义务”、“要求性义务”的具体化。这是因为,包括禁止性义务和要求性义务在内的强制性义务可以外化为个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是否履行强制性义务的行为构成法律事实,可以形成法律关系。而倡导性义务是个体内在道德品质的体现,法律技术的限制使其无法外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只能导致法律对个体道德品质的“强制”和“专制”。因此,倡导性义务无从通过部门法调控。[ ]WriteZhu('38');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8" name=38>[38]

其四,在实施方式上,“禁止性义务”、“要求性义务”通过部门法实施,这是中国宪法间接实施方式的体现;而宪法“倡导性义务”,无法在部门法层面上予以直接实施,它只能通过宏观层面上的共同体伦理的宪法教导和微观层面的制度的正向激励和事后救济来实现。应当注意,不履行“倡导性义务”所对应的宪法责任,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否定性的。时下诸多类似于“道德入法”或“见死不救入刑”的规定,不仅缺乏宪法依据,而且缺乏可操作性;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贻害众多。[ ]WriteZhu('39');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39" name=39>[39]在个体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当下,所要考虑的,或许不是如何科以责任,毋宁是,在社会层面上抬高行善的评价和行善风气的良好引导,在制度层面上消除行善障碍。对于法学研究而言,针对行善者法律风险增大这一对社会行善氛围有着无以复加的负面影响的现象,既有法治体系如何调整,颇值考量。[ ]WriteZhu('40'); href="/article/default.asp?id=9748#m40" name=40>[40]

注释:

[ [1]]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1页。

[ [2]]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第14—16页。

[ [3]]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7页。

[ [4]] 参见[美]丹尼尔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9-122页。

[ [5]] 伯林以“不可公度”来解释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他指出:“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致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把道德的决定看作是原则上由计算尺度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这正是价值冲突非但不能被消解、反而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的逻辑。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 [6]] 这被韦伯称为“祛魅“后的现代社会所必然遭遇的“诸神之战”困境(诸价值领域不可消解的对立冲突)。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页。

[ [7]] See Silvina Alvarez,“Constitutional Conflicts, Moral Dilemmas and Legal Solutions”,Ratio Juris, Vol. 24, No. 1,March 2011,p.60-61.

[ [8]] 麦金太尔列举出三种真正的道德困境,他说到,在这三种道德处境中,无论当事人如何选择,他或她都将以做错事或成为一个可能做错事的人这样一种方式而行动,陷于道德困境中的个人似乎无法找到正确行动的出路。参见[美]A·麦金太尔:《道德困境》,莫伟民译,《世界哲学》1992年第2期,第14页。

[ [9]] 施特劳斯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2页。

[ [10]] 经典宪法,是以近现代宪法现象为抽象对象,秉持“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二元结构,揭示了是“国家根本法”的观念。参见刘茂林、仪喜峰:《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15页。经典宪法的实质,是蕴含其中的现代性逻辑,由此构成当下各种类型宪法的“模板”和“原型”。

[ [11]] 自由主义道德保守的立场,亦代表了当代美国的意识形态。这是由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浪潮推动的,其杰出代表是约翰·罗尔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讨论基本转向了道德文化领域。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证也是围绕于此。一大批自由主义学者有关自由主义与道德的着作相继涌现,这些着作无一不为自由主义对于道德问题的重视而辩护。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第44-46页。

[ [12]]在价值中立的框架下,如何调和价值冲突以形成道德共识,构成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焦点。大体来讲,形成“公共理性”(罗尔斯、哈贝马斯、蒂利)、“至善论”(拉兹)、“现实主义”(约翰·格雷)三条线索。

[ [13]] 参见薛军:《权利的道德基础与现代权利理论的困境》,《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88页。

[ [14]] 美国学者格伦顿教授最早对权利话语的泛滥做了系统反思,参见[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3页。

[ [15]] 刘茂林、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法学》2012年第11期,第40页。

[ [16]] 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7页。

[ [17]] 参见夏勇:《宪法之道》,《读书》2003年第3期,第16页。

[ [18]] 参见张静:《社会言论:正当性理据的变化》,载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 [19]]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 [20]] 林来梵教授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总结到,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主要由四种方式确立起来的,成文宪法的自我规定;硬性宪法的技术,如特别严格的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违宪审查机制的作用,传统或宪法惯例。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302页。

[ [21]] 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7页。

[ [22]] 韩大元教授指出:“制宪的行为或者制宪的过程,就是把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共识规范化为一种宪法的内涵,也就是说通过制宪行为把一种共同的价值转化成为具体的宪法规范,使它成为宪法解释的一个依据和基础。宪法文本实际上就是社会共识通过一个制宪者的行为,使得共同的价值转化成为具体的规范的内涵。”韩大元:《宪法与社会共识:从宪法统治到宪法治理》,《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第8页。

[ [23]]在技术层面,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构成宪法与法律体系的沟通机制。合宪性解释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在于,贯彻宪法价值判断,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以民法为例,民法中存在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中的“行为内容合法”的引致规范,和诸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概括性条款的合宪性解释,可经由宪法将民法与道德相沟通。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56页。

[ [24]]应当指出,这一问题并非宪法在回应道德困境时所独有。现代宪法所鼓吹的社会义务,同样面临权力扩张如何防范的难题。归根结底,权力的扩张和限缩,取决于其工具性立场,即如何借助权力的合理运用以使人的生存和发展得到更好的满足。

[ [25]] 在西方思想史上,作为对古典自由主义道德忧虑的回应,以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社群主义”思潮兴起,其目标在于对日益碎片化的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式整合,以求得自由主义下孤立式个体的精神皈依和社会认同。“社群主义”昭显了西方政治哲学因应时势的演进路径,但这一思潮至今还在与自由主义论辩之中,理论优势尚不明显,遑论对于社会现实的说服和改造。与之不同,可以说,共同体观念和集体主义话语,对于国人而言,具有天生的熟悉感。因而,理论论证和制度实践,在中国相对而言较为简单,也易于被国人接受。

[ [26]]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改革共识的缺失。而共识重建,当务之急在于挖掘、整合、升级蕴藏于改革之中的各种动力资源,重塑改革的价值基础。适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系统回应了当下社会转型的系列难题和核心问题,是社会转型核心诉求之表达。它是以现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新的价值认同系统,是社会转型在价值领域的“顶层设计”,其历史使命就在于指引转型中国走出价值多元悖论之困境,进而从价值层面引领中国完成社会转型。更为本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内蕴的核心价值理念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体现。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在新的改革形势下的全新诉求,是对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

[ [27]]作为宪法指导思想主要载体的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构成宪法(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发展的联接机制,宪法序言的修改是确证宪法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宪法价值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联动机制。现行宪法实施的历史经验显示,自其颁布以来,其后数次修订无一不涉及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恰恰说明现行宪法的与时俱进。

[ [28]] 参见童之伟:《完善宪法程序若干问题初探》,《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5页。

[ [29]] 参见刘茂林、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第39页。

[ [30]] 参见秦小建:《宪法为何列举权利?——中国宪法权利的规范内涵》,《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 [32]] 既有关于“未列举权利”的观点,偏重从公民的角度来谈“权利保障”,并没有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由此同样可能陷入与“权利”界定相似的主观思维中。这一缺陷的显明表现是,宪法是否列举权利,不影响权利的保障效果。很显然,作为“权利”载体的“宪法”,其意义被忽视。

[ [33]] 参见刘茂林、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第41页。

[ [34]]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页。

[ [35]]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第8页。

[ [36]] 有学者将宪法义务分为“权界式义务”与“单纯式宪法义务”,这一分类与本文有相似之处,但并未认识到所谓“单纯式宪法义务”所蕴含的独立价值和伦理意蕴。参见李勇、蒋清华:《论公民的宪法义务》,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5页。

[ [37]] 参见梁洪霞:《公民基本义务:原理、规范及其应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 [38]]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公务员法》、《教师法》、《法官法》等身份型立法中,均明文规定了此类身份所承担的义务。这类义务,构成身份之基础,违反即颠覆身份之根本,因而宜归于“禁止性义务”和“要求性义务”之强制性义务范畴。若不履行,则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39]] 具体论证,参见秦小建、陈健夫:《见义勇为的法律救济及补偿机制》,《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51-56页。

[ [40]] 已有成果,请参见桑本谦:《利他主义救助的法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27-140页;方世荣等:《见义勇为及其行政法规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道德困境篇6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依据道德困境产生的原因，可以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规范缺失性难题、规范冲突性难题和角色冲突性难题。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我们还通过对代际正义、环境伦理学、安乐死以及医生角色冲突的具体分析，揭示了这些道德难题的具体内涵，为我们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指引。?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我们只要有了对特定的道德情境和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断和选择。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时，对相关事实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据的道德原则又相互冲突，或是道德范畴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就会陷入难以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困境。这时道德难题就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规范缺失性难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似乎已无力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按忧那斯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伦理学具有的如下几个特征。(1)在时间上具有当下性。它们都对活动的直接标准加以规定,并且活动的主体和对象是同时存在的。(2)在空间上具有相邻性。伦理地域被限定在这样一些范围内:伦理主体和对象作为邻居、朋友或敌人相处,或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弱者与强者以及所有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处。所有的德行对于这些相近的活动范围都适用。(3)伦理学知识注重此时此地,是一种适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识。由于传统伦理学的上述特点，其确证和提供的道德规范适应的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践，但由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处于传统伦理学视野之外的具有崭新性质的活动领域和利益关系，要调整这些活动和关系，必然面临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某种空白而出现道德难题，即所谓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

代际正义就属于这类难题。代际正义是调整人类社会世代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把社会中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三种形式：家庭中的世代关系、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和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显然，就家庭中的世代关系而言，我们清楚对于长辈和后代应尽的道德义务。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义务，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父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对长辈有赡养尽孝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没有规范缺失的问题。就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清楚无论对于上代还是后代都有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规定有代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处理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时，也不存在规范缺失的问题。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只出现在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个意义上的代际正义主要调整的是非同时存在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现在的世代没有重叠的那些世代”［1］，具体来说是“那些将生活在未来，但是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死亡以后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2］。avnerde-shalit准确地概括出了这种世代之间关系的五个方面的特征［3］。（1）对这个世代关系中的世代之间的传递问题，人们必须考虑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现在的资源更符合未来的生产潜力要求，因此，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物品传递意味着后者将获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损失更多的价值。（2）在这种世代关系之中，预测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难的，即使能够预测，在与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是极为复杂的。（3）我们与后代人在经济上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我们为后代人进行储蓄、或对他们施加经济压力，他们都不可能进行回应，或者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对我们进行“惩罚”。（4）后代人的人口规模是未知的。在这种世代关系中，不同的人口规模将影响对各种物品的分配方式。反过来，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对后代人口的数量和身份产生影响。（5）在这种世代关系中，许多当代人采取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例如，造成某种物种灭绝的行为。这种不可逆转性影响了我们对后代人义务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可见，代际正义问题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效边界，使我们调整这种关系时，面临无规范可以应用的道德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际正义才“使各种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严厉的考验”［4］。除此之外，还有种际正义、基因伦理等问题，也都涉及规范缺失性的道德难题。

二、规范冲突性难题

规范冲突性难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是人类道德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道德困境。麦金太尔正是从道德冲突出发，来反思近代道德理论的困境的。麦金太尔认为希腊悲剧之所以为悲剧，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过失，而是因为道德原则存在内在冲突。在具体的伦理困境中，当事人的道德处境与安提戈涅相似。他们不想违背道德义务，但是道德规范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行动方向。道德冲突是道德难题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道德冲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其二是非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同一价值体系内诸要素在特定情境里产生的冲突。

第一，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恩格尔哈特曾提出道德朋友和道德异乡人的概念，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冲突，就是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恩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的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是一个道德多元化的世界，深刻的道德分歧充斥着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不同道德体系、拥有不同道德传统的人们，对于人体改造等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不能共享道德原则或道德观，他们之间的道德争端就难以解决。对于这些持有不同道德前提的人，恩格尔哈特称之为道德异乡人，反之则称为道德朋友。恩格尔哈特的论述具有普遍意义，道德朋友与道德异乡人之分，不只存在于生命伦理领域，也存在于其他伦理生活领域。换言之，在当代社会，人们常常要在两种层次上过自己的道德生活，即与道德朋友们共享的生活和与道德异乡人共处的生活。后者的生活必然要发生对抗性的道德冲突。

在生态伦理学领域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就是这种对抗性冲突的典型。这种对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高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的价值尺度低于并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尺度，人的利益实现应以不破坏或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限度。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的价值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的价值标准，只有当所有存在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时，才是“善”的。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肯定自然存在物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存在物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具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存在伦理关系，人和自然存在物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人类不仅要以自身的尺度行动，而且要以其他存在物的尺度行动。主张通过对自然界的肯定、顺应和服从来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的。自然界整体的完善发展应以不损害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存为度。显见，这种冲突是基于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分歧和冲突，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决策的道德困境，就是所谓对抗性规范冲突导致的道德难题。

第二，在同一价值规范体系内，不同的道德原则规范在运用于同一情境时，彼此之间也会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的道德困境。套用上述恩格尔哈特的概念，这种冲突是可以发生在道德朋友之间的。

我们以不同的道德原则应用到安乐死的情境中所产生的冲突来予以说明。尽管关于安乐死的定义有了初步的共识，即安乐死是指使人生命感受上最小限度地承受痛苦和最大限度享受安详的一种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但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主要在于各种道德原则间的冲突。自主原则是为安乐死的正当性辩护的主要原则。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同样，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如果人们独立而理性地选择安乐死，那么，对人格的尊重将使得社会和他人有义务不干预甚至协助主动安乐死。正如德沃金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利作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5］但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自主原则却可能与其他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其一，它会与不伤害原则发生冲突。不伤害原则是由英国思想家米尔最早提出来的，并得到了许多人进一步发展的原则。他主张应当给予个人最广泛、最大可能的自由，但同时也承认，如果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必将引起伤害。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安乐死显然不只是私人的事，它涉及医生、病人、家属和社会等多重关系。患者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也可能与家属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患者家属也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而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等又都可能与代表“社会公意”的“社会”这一抽象之关系主体发生某种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可见，安乐死的行为不是自我相关的，而是涉他的行为，都有可能因为伤害到了他人、家庭和社会的意愿和利益而不被允许。不伤害原则当然还包括不允许自我伤害。主动的安乐死也有可能是导致自我伤害的行为。因此，为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可对其自主行为进行干涉，迫其促进自我利益或阻止其自我伤害。其二，除了具体的伤害，安乐死的行为也可能因为冒犯了他人而被限制。冒犯原则常常被用来作为反对安乐死的有力论证。因为安乐死确实有可能冒犯人们的职业使命感和。其三，它会和公正原则发生冲突。

需要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常常要花费巨大的医疗资源来维持低质量的生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抢救本没有救治可能性的濒亡患者，这会加重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减少医疗机构对其他患者的医疗护理，甚至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可见，社会公正原则的适用，往往是与自主原则相违背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则的彼此冲突，导致了安乐死的道德困境。

第三，同一道德原则应用于同一情境，也可能发生冲突。以基因改造中的自主原则为例。以前所出现的身体改造行为，如美体美容等，都是当事人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但基因改造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个性的举动，这就必然产生不同主体间自的冲突。例如父母有改造基因生产后代的权利，但这同时会限制后代自主选择的权利。

三、角色冲突

如果说，前述的规范冲突是在社会层面上说的，角色冲突则是在个体层面上说的。麦金泰尔在《道德困境》一文中指出，有关道德困境的哲学讨论引人注目。他认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境遇似乎确实成了问题。他提供了需要考虑的三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角色冲突的例子。它讲的是:一个道德上严肃的人(此人已承担或被分派发挥一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的责任，有人会问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这样吗)发现，履行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将阻止自己去履行另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在应用伦理学领域里，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职业角色和其他角色伦理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点区别。其一，职业道德的落脚点是职业全体，而角色道德的落脚点是社会个体。职业道德尽管看起来是直接约束每一个从业个体的，但实际上的目的在于维护职业整体的信誉与尊严。只有通过维护整个职业的利益，才能使每一个从业人员最终获益。这是职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根本区别，否则人们只要根据社会的规范体系来调整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足够了，职业道德就无必要了。而角色伦理约束个体的角色行为，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种约束，使个体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从而维护角色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其二，职业道德是以职业为存在前提的，是对职业本质的反映，它调整的是通过职业活动而产生的职业内部及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它调整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相反，角色道德的调整范围就要广泛得多。它以社会个体的存在为前提，调整着社会个体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各种关系，而不仅仅是职业关系，如在医生的角色伦理里，除了与职业道德相联系的职业角色规范外，还包括了非职业角色，如先赋角色的公民角色，这是一生下来就具有的；还有身份角色，如某一宗教的信徒、某一俱乐部的成员等等。其三，职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则会在很长时期内存续下去。除了该职业的职业操作规范外，该职业世代相续的内在精神对职业的存续与发展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这种内在精神是职业道德的本源。所以，职业道德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其他角色伦理就不具有这么大的稳定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同一个角色也许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如同是医生，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这个角色要求就不同，所以角色伦理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同时更具时代性。例如，救死扶伤一直以来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但现代社会的医生却往往被要求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我们以医生的角色冲突为例。医生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这种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的制约。忠诚于患者是医生职业伦理的核心。其一，忠诚包括了诚实的义务，但医患关系中的具体角色常常要求医生有善意的欺骗。因为有时如实地通知病情(特别是死亡预后的通知)会造成病患不安，破坏病患希望，减缓医疗效果和导致病人自杀等。况且某些病患(特别是重病且濒临死亡的病患)其实并不想知道关于自身状况的实情。其二，忠诚包括了为患者保密义务，但医患中的社会角色常常要求为了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放弃保密。如果不相信医生会保密，病人就不愿意对医师提供资讯或让医师做完整的检验，而没有这些资讯，医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及建议。实际上，保密是忠诚的具体化。但保密有时会与他人、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如患者携带了艾滋病毒，此时，医生一方面要考虑到病人的利益和要求，为之保密，免其遭到歧视和排挤；另一方面，医生的职业终究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不同，它提供的服务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对于从事医生、律师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因此，他在履行对患者的忠诚义务的同时，还要忠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医生就有可能放弃对患者的保密义务，这两者就发生了冲突。其三，忠诚包括了医生信守承诺的义务，但医师有时会面对冲突的情形。如父母带小孩就医，医疗人员应对病人(小孩)负忠实义务亦应对契约的相对人(父母)负忠实义务，此二义务间有可能发生冲突。

上述规范性难题所导致的道德困境既出现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也出现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1］d.claytonhubin,justiceandfuturegenerations，philosophyandaffairs,vol.6,no.1,1976,p.70.

［2］seelawrenceb.solum,toourchildren’schildren’schildren’s:theproblemsofintergenerationalethic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vol.35,2001,p.171.

［3］avnerde-shalit,whyposteritymatter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5,pp.4-5.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75.

道德困境篇7

关键词：文化道德困境；社会德困境；道德危机

在当代道德困境中，文化困境是突出表现。当代的文化困境归根结底是文化选择难题，造成文化选择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因为如此，才要科学分析文化道德困境的表现，找出解决它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社会道德困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文化道德困境的表现

（一）文化产品的导向性迷失

当前的文化产品呈现出了定位和导向性迷失的状况。众所周知，文化产品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它是政治发展状况的风向标。正因为如此，要掌握文化领导权，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但是，各地在文化建设上却失去了导向性，打开电视、电脑，扑面而来的是各种西方的文化作品，电视娱乐节目更加庸俗化，特别是各地方电视台，各种花样繁多的选秀节目造成了极大地精神污染。不仅如此，各地主导的文化建设热衷于建“假古董”，各种古城的重建，不仅造成了极大地资金浪费，而且使文化建设缺乏时代精神。在这些假古董建设热潮中，各地花样繁多的主题文化园、风情园纷纷兴起，造成了社会出现了文化复古主义的逆流，不利于时代精神的构建。这必然会使人陷入一种深深的疑惑当中，当代有时代性的文化产品么？当代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因此，文化产品导向性的迷失容易导致民众思想混乱，不利于国家未来的稳定。

（二）民族文化认同出现危机

在全球化竞争中，没有什么比文化认同的丧失更可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西学东渐，但是这也带来了对民族优秀文化认同的缺失以及泛西方化的兴起。这在文艺创作中体现的最为深刻。特别是小说、诗歌的创作成了民族文化消解的重灾区，国内对于西方的思潮研究多，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研究少；写作过程中运用西方话语权时候多，能够引用本国诗词的少。特别是当前的文艺工作者，能写出西方的十四行诗，却不晓得古体诗词如何写。名为文明开化、实为自我消解；名为创新，实为数典忘祖。就现实看，这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造成的，西方的观念、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在年轻人当中颇有市场，但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却被年轻人淡忘。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导致本民族优秀文化被遗忘、被忽视，更谈不上继承与发展，这必然消解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最终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

（三）文化产业受到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掌握文化的话语权，关键在于文化的强势；落后国家之所以被发达国家驱使，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落后。当前我国之所以在文化选择上出现了困境，就是因为文化产业化程度不高，在文化产业发展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体现在当前在文化产业过程中，国内文化企业力量薄弱，特别是没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巨头。国内推出的文化产品制作水平不高，在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中无法突出优势。以动漫产业为例，目前在国内，美国、日本动漫产品大行其道，但是国产动画片却少之又少。目前，国内发行最好的儿童读物是迪士尼公司的《米老鼠》，国内暂时没有与之抗衡的儿童出版物。在传媒领域，各种外国进口的电影、电视剧充斥各电视台，年轻人都在追韩剧，都在争相观看《太阳的后裔》，国产电视剧却难以推出优秀的能够打动观众的作品。这些都是文化选择难题，一方面我们为了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促进文化产业化发展，但是由于创新不高，又让人难以对本国文化产品做出选择，这就造成了文化选择难题，长此以往，文化繁荣难以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发生动摇。

二、消除文化困境的对策

能否走出文化困境，事关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巩固，社会发展能否持续进行，关系到能够抵御得了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因此，要摆脱文化困境，必须采取一系列对策，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摆脱文化选择困境指明了方向。要实现文化繁荣，必须把爱国融入到文化作品当中；为了弘扬社会正能量，必须做到诚信；敬业是文化工作者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主义文化本来就是要弘扬公平、正义的主题。所以，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入到文化产业发展当中、写进文艺作品当中、融汇到文化发展的理念当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突出它对于社会思潮的引领地位，使中国文化发展摆脱选择难题，使民族文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

（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建设

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冲击与挑战，推进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和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各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理论创新。加强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分析、鉴别和吸收工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种思潮，积极吸收借鉴那些科学的、对我有用的成果，克服和抵制错误思潮的影响和腐蚀，不断健全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消化机制，增强消化能力。用创新的理念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整合主流意识形态、学术和大众文化各种话语系统，整合理论资源，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创新力，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时代潮流。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开放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扩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加强对国外确有新思想、新观点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引进工作，有计划地多引进世界学术名著。加强引进的计划性和规范性，绝不能放任自流，随意引进。加强对引进书籍的出版管理，严禁有政治问题的文章及书籍公开出版，做到“管而不死、管而有序”。在引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推向世界，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四）加强对思想理论领域倾向性问题的调研和引导工作

加强对社会思潮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随时掌握动态和倾向，对于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进行积极的、坚决的斗争。加强对报刊理论文章、学术著作、刊物的阅评，及时掌握社科理论界的思想状态和研究热点。针对当前往上兴起的各种杂音和噪音，必须予以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有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散布一些有害言论、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针对这种情况，必须严肃宣传工作纪律，严厉打击各种有害言论的传播，对于一些以研究为名行散布主义之实的行为，必须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特别是宣传部门要加强研讨会、讲座、论坛的管理，防止其宣传内容发生异化。建立严格的审批、定期检查制度。加强高校“两课”和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严禁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美化西方、贬损中国的错误观点通过教材、课堂、讲坛传播。

道德困境篇8

    宗教德育将道德的本质、终极追求归于神就是将人的责任感、奉献精神、使命感等有价值的道德寄托于有无限价值的神身上,使教徒的道德行为能使他的人生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并从而实现道德对人的终极关怀。宗教德育的本质使其注重促进基于宗教信仰的道德信仰的形成,其道德信仰的形成是通过促使教徒不断学习,接受宗教道德体系和确立这一信念,将这种道德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其过程的完成使个人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道德良心,使个体的道德境界与品格升华,实现道德境界的提升和道德境界的提高。宗教德育通过对神的信仰使教徒确信其道德理想并激发人们追求和达到自身所确信的道德理想信念。这种道德信仰的激发及形成是宗教德育提升信徒道德境界的表现。宗教用神的震慑力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人的道德,而德育本身就被认为是“德性的熏陶”,是教育工作者用道德规范教育影响学生并使其将道德转化为自身实践,据调查显示,全社会总人口约98%的人接触过宗教,而道德更是广泛地存在和渗透于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所以人们时时都有可能在接受基于宗教对普适性道德的教育。

    二、我国高校道德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一)我国道德教育的现状

    我国道德教育的现状是将道德仅当作一种知识来进行教育和学习,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高校德育专门化课程化

    我国高校德育受传统学科观念的影响,存在着道德教育课程化的倾向。我国高校习惯于把德育等同于道德的学科教学,把学校德育任务当成是道德课程教学任务,使学校的其他教育活动由此找到了放弃德育任务的借口,从而很大程度上使德育变成某一门课的任务,变成在一个集中时间段里进行的教学。从而导致高校德育处于孤立的状态。近一个时期以来,高校德育在已被孤立为学科教育的同时,内部也被分解,出现了诸如自信教育、责任教育、诚信教育等分成种类的德育。每个特定德育的内容就像某一学科下面的专业,有各自的教学内容、方法、实践、评价等。各自不同的德育分别进行,安排不同老师上各自内容的课。这种课程化的结果是高校德育功能的弱化。人的德性是综合及完整的,人的道德培养也应是综合及完整的。高校德育应是一个渗透于一切活动中的过程。这种割裂的德育不可能在道德人格培养中真正起作用的。学生只会把这样的德育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己的规范,一种他人强加的道德意识,很难真正接受这样的德育。

    2.高校德育内容知识化倾向明显

    德育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但德育不应只停留在知识这一层面。道德的学习不同于知识学习。在德育中,道德知识学习是作为手段而存在,而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使受教育者得到情感的陶冶并提升道德境界才是根本目的。然而,在知识教育的惯性作用下,很多高校的德育课采取了知识化的课程,将道德的观念或规范按知识进行编排。这样的教学方式的德育很难说能帮助解决高校学生的人生目的及人生态度问题,这样的道德教育也很难说对高校学生的生活有多大的助益。这种德育课实际上与真正的德育没有很大关系,只能被理解为是知识教育。

    3.高校德育采取灌输的教育方式

    道德教育课的知识化和体系化与灌输的教育方式存在着直接联系。知识化的德育把道德知识像科学知识那样,按部就班按目录“教”给学生,这种教育,老师传授道德知识,学生接受道德知识。所以,这种教学必然以教师为中心,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使德育失去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很容易使学生把道德知识当成与自己生活没有关联的客观知识,导致学生无法产生学习热情。

    (二)我国高校德育的困境

    我国高校德育的困境表现在内容和形式相分离,道德包含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道德的形式是道德借以存在的形式,涵盖道德知识等内容。道德的内容指在个体中形成的有一定内容的道德规范,包括道德信念、道德原则,是个体内化了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我国高校德育的困境是与我国道德教育的现状分不开的。德教知识化导致德育内容和形式分离,德育的知识化重视道德知识的灌输,片面强调道德的内容,却忽视了道德信仰、情感等道德的形式,使道德的内容与形式处于分裂状态。道德知识只有与道德形式结构即道德意志、道德情感等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使学生获得完整的德行的进步,道德知识的记忆式学习,无法形成完整的德性,进而也无法对学生的日常行为发挥引导和制约作用。我国知识化的德育只关注道德知识的识记与传授,忽视学生的内心体验,导致学生对识记内容的抗拒,很难起到促进学生道德进步的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学生对道德的漠视。

    三、借鉴宗教德育完善我国高校道德教育的举措

    宗教德育有重信仰的形上性、重与生活结合的优点,借鉴宗教德育完善我国高校德育体系应集中以下几点:

    (一)注重道德信仰的教育

    “人的本质是对生命意义的精神性的诉求。德育的本质和寻求有道德的生活的本质是求索人的生活的终极意义。”这就反映了道德教育对信仰问题的不可回避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仰是道德的归宿,宗教德育其本质就是以后天教育等方式使信徒在认识达到一定水平后自发产生道德的行为。信仰与道德及道德教育有紧密的联系,现时期我国道德教育对道德终极价值的忽视,已经导致了道德教育的实际效能的低下。而在一些闭塞的山区中,没有人向山民传播各种道德,但他们却不会丢失基于自己族群的信仰的道德操守。在那里,信仰与基于那种信仰的道德如同日常习惯那样根深蒂固。我国当前的德育已退化为规范教育,行为规范后的价值信仰没有得到重视。即使有少量的价值信仰教育、也在应试教育的囚笼里奄奄一息。这不是道德教育所独有的,而是社会的普遍现状,但是如果德育都不能将信仰等与价值有关的问题作为核心,又怎能奢望民众对道德信仰和自身价值做不懈的追求呢?基于这样的思考,德育应在两方面需要加强。

    1.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涵盖伦理、风俗等众多的内容,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载体。以“仁”为核心对道德的终极问题做了回答,其本质有宗教性的作用,对维护社会团结与稳定有重要意义,其在天道与人伦这方面的思想具有突出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也有三纲五常一些阶级因素造就的糟粕,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文革”和改革开放使儒家文化被民众所淡忘,但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主流文化。这种缺失造成了社会道德规范缺乏根基,进而导致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无序。现时期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主流文化缺失的状态,缺乏为民众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应是将传统与现实以及政府和教育所提倡的意识形态相融合的和谐体,只有这样的文化以及以其为信仰基础的道德规范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才能真正改变当前的道德无序,才能让学生真正拥有道德信仰和践行道德信仰。

    2.要进行信仰的灌输

    “灌输”一词在近年来被当作贬义词来指代教育上的不当行为。但是,灌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的理性未建立起之前,宗教德育其本质难道不就是一种灌输吗?从宗教德育的观点来看,必须首先使教徒拥有这种信仰,然后才是使教徒践行与这一宗教信仰相关的德行。这是道德教育应该借鉴的地方。伦理与德育工作者的首要工作应是确立具有崇高地位的道德信仰,并将此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灌输。这实际意味着对古人的德育的方法、原则一定程度的复归。《大学》含有丰富的道德说教和灌输意味,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当今社会环境已大不相同,过去依靠灌输产生的不良后果也不可能在今天出现,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因为背诵古籍而变得迂腐也是不可能的。从这种角度看,现时期高校德育必须加强古代经典内容的背诵,以达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功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学生将道德行为内化为自身信仰的结果。

    (二)注重与生活实践结合的德育

    宗教德育的特点是通过建立以神为终极关怀的宗教道德信仰并通过教会以及其他教徒的熏陶进行渗透于生活之中的德育,使教徒形成并拥有道德的生活,以这样的角度作为思考的出发点,高校德育应明确具体的生活实践是道德生活的全部内容。个体道德来自生活、并在具体生活中得以实现,明白这一点,就应将高校道德教育的课程内容变成基于生活的道德的提炼,并努力避免道德教育活动中将道德教育等同于知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