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范文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1篇

精神赡养实乃应有之义

孝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而“孝”的真正含义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而且还包含精神赡养的方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少人认为，“常回家看看”是一种精神赡养，是源于血缘的亲情而主动为之的，一旦由法律捆绑而来可能导致的更多是伤害。不可否认，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但它是为人子女应尽的基本义务，也是法定义务的基本内容，因为无论是物质赡养还是精神赡养，都不仅是道德的，更是法律应规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强制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举个例子而言，如果每个人过马路时都遵守指示灯，那么对于“绿灯行、红灯停”的规则而言，我们认为它是发挥了指引、评价作用还是强制作用呢?

虽然中国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界定精神赡养的涵义，但是依据1996年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可以认为中国宪法规定的“赡养扶助”应包含物质赡养、精神赡养和生活扶助。这不仅符合中国老年人生活需要的实际情况，而且也为展开精神赡养立法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

赡养立法回应社会需求

目前，中国的老龄人口已达1.67亿，并且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全国老龄办2008年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指出，今后空巢现象将更加普遍，空巢期也将明显延长。与发达国家独居及夫妇空巢户高达70％～80％的比例相比，中国老年人空巢比例持续增加的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

所谓的“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这些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因子女不在身边而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现有社会保障机制下，让老人们不愁吃不愁穿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相反，对于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而言，精神需求的满足更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出现这一幕也就不足为奇了：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社会生活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法律要发展，对此就必须给予解答。基于中国老龄化日趋严峻的社会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新草案的这一规定是对老年人越来越强烈的权利要求的理性回应。

常回家看看是有效途径

现阶段，中国虽然存在多种养老形式，但由于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还很薄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养老将占据主要位置。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自然也主要是来源于家庭的，并且这一部分来源于家庭内部的精神赡养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精神赡养所无法替代的。因此，这种精神赡养应以亲自履行为原则，并且以法律义务的形式表述出来，以期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常回家看看就是成年子女提供精神支持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解决精神赡养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新草案的这一规定，实质上是赋予了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义务人探望的权利，满足了其要求赡养义务人关心的自然情感需要，为加强精神赡养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与此相对应，使赡养义务人承担在精神上赡养老人的法律义务更加具体化，也可避免赡养义务人一方拒绝探望老年人的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加强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法律责任。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道德；法律；冲突；理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1

一、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及其表现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是指在对某一行为或事物的属性进行评价和价值选择时， 根据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和价值选择与依据法律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二者是相互排斥，即依据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其行为或性质是合道德的，而依据法律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 其行为或性质是违法的；或者依据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 其行为或性质是不道德的， 而依据法律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 其行为或性质是合法的。道德与法律冲突依据是：道德与法律指向的对象都是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具体的、现实的；某一道德行为或法律行为都依赖于人， 会常常同时集于人一身；个人的利益是不相同的， 而道德与法律都是调节个人利益手段。当道德与法律两个标准同时集于一身时， 冲突就产生了。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产生的原因是道德和法律存在差异的表现。法律具有强制性，违反法律理所应当受到制裁。对于公民而言，并不愿触犯法律；对于审判部门及相关执法人员而言，法律是唯一的评判和信仰标准。但是，“刚法总有遇到柔德的时候”，即当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则办事的时，看起来好像不道德和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对于与法律冲突的行为或性质， 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大义灭亲。如某父杀死自己作恶多端的儿子，为民除害。其行为是道德的， 但却是违法的。许多民众集体签名为此犯罪者请求从轻或免于处罚，这正是此种犯罪行为存在道德上的合理性的表现。第二，包庇、窝藏、协助潜逃。如某子犯罪， 其父为其销毁证据；某人犯罪，其姐为其提供窝藏之处；某父、某姐协助其子、弟潜逃，其行为有道德上的可同情性，但却违法。第三，司法人员总是无法彻底地避开人情， 各种亲情、友情总会想尽办法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司法工作人员。即使已实施回避制度，但也不能保证亲情、友情一点儿也不渗透到司法过程之中。在制度与亲情、私交之间，无论执法人员选择从轻还是选择间接帮助，都会产生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对于与道德冲突的行为或性质， 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恶法在它本身的体系中是合法的，但却是不符合道德的。第二，被依法判处死刑或死缓后，行刑者的行刑行为是合法的，但行刑者内心受到道德的煎熬，经常不能入眠甚至作恶梦，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血腥的场面，很少有人在行刑中产生喜悦。第三，由于执法只是依照法律已有的条款执行，它并不考虑执法之后所产生的其它后果，因此有些执法行为会带来无法避免的道德缺陷。第四，婚姻法中，虽然离婚的权利是合法的，但离婚的行为不一定是合道德的。

二、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对法律伦理学中的影响和意义

道德和法律的冲突为法律伦理学提供了研究的范畴和领域，有利于更深入的研究法律伦理学。具体概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严重影响着法律伦理的各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严重地影响着法律伦理中的各伦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重视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研究，深入探讨法律伦理中的各伦理的具体概念和原则，体现研究内容的针对性、规范性和现实性。这样，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遵守，才能真正起到规范作用。

第二， 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有利于完善构建法律伦理的视角和维度。现有的法律伦理学已从道德与法律一致的视角构建了法律伦理体系，这是普遍意义上的。但仅从道德与法律一致的角度构建法律伦理体系又是显得不足和无力，有视角和维度的缺陷。只有从道德与法律既一致又冲突的双重视角出发，并且多研究和分析道德与法律冲突的各项内容，才能构建真正的法律伦理体系。

第三， 重视道德与法律冲突的情境研究，法律伦理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才能走向多层次和多领域。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是在特定利益影响下并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抽象的道德与法律的一致和抽象的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并不存在。固然研究道德与法律冲突的情境格外重要。比如， 抽象地说： 一个人帮助自己的亲人是对还是错，一般意义上这个命题是无法判断的。只有把这个命题置于特定的情境下才能作出对或错的判断。进而，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有哪些冲突情形、进行怎样的分类、有哪些冲突方式、冲突对各法律伦理有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就应然地成为道德与法律冲突情境研究的内容。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法律的角度看，它影响公正公执法；从亲情的角度看，它不利于亲情和睦；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不利于社会和谐；从个人角度看，它不利于个人抉择。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及其社会危害性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并成为社会问题。由于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研究的忽视，导致了实践上解决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理论的缺乏。如何克服道德与法律冲突、如何建立道德与法律冲突后的补救机制以及如何引导人们消除道德与法律冲突所带来的道德心理的困惑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理论的支撑。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理论上加以研究、从制度上加以补救。

综上所述，要构建真正的、现实的法律伦理体系，除了完善法律伦理学科本身，还必须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欧元雕.当代中国法治的道德基础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2]郏红雯.论现代法治及其道德关怀[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3]张艳.论法律的道德价值及其实现[J].武汉大学学报.2004.

[4]李建华，曹刚.法律伦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5]（ 英） 戴维・M.牛津法律大辞典（ 中译本）[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6].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N].人民日报，1996- 02- 09.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道德体系 法律规范 社会主义 和谐关系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5）05-0017-06

DOI：10.13904/ki.1007-1539.2015.05.003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在哲学、政治学上，还是在法学上，都是人们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从其应用价值来考虑，它还将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社会风貌，即我们应该生活在“民免而”的社会还是“民有耻且格”的社会？因此，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必须十分慎重地加以考虑，并且严谨而科学地加以论证。本文将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索：第一，道德与法律在历史上曾经是什么样的关联，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第二，道德与法律在逻辑上具有怎样的结构，二者是如何和谐又是如何冲突的？第三，道德与法律在规范上如何区分，时序上如何安排？

一、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之维

（一）中国路径：德法合于礼、以德为主、强德弱法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分工结构共同决定了中国特定的历史逻辑：自然经济和熟人社会共同构成了一个家国同构的伦理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运用的也是同一套原理。在处理家族或国家问题时，人们习惯上以道德伦理为第一选择，而不是以法律作为首选方式。只有在道德教化不足以威慑时，统治阶级才“出礼而入刑”、“乱世用重典”。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的道德和法律观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孔子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既要靠法律的严厉制裁，更要靠宽容的道德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是法家，法家主张在“争于气力”的时代，应“以法为本”、“以法治国”，法律可以“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管子・七臣七主》），治国方略上要采用“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策略。“万事皆决于法”的极端法治思想只在秦统一六国前后盛极一时。然而随着秦的灭亡，人们不再接受“以法治国”思想，法律的威严与地位一落千丈。但与这种表面上的“寂寞”相应的是，法律从“显学”走向“隐学”，以低调的“姿态”与道德妥协：以“宽省简约”的“外在形式”向简单明了的道德体系靠近，内容上亦吸收道德精华而“引礼入法”。从汉至清，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一直以“德本法末”、“明儒内法”为主导思想，“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基本上反映了人们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共同认识。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我国法律体系随着国家的四分五裂而几乎全部断裂，但传统的道德体系却依然顽强地维持着，特别是在没有构建新的完备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艰难过渡。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革命道德，正是在这种新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取得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以模仿为特征的法律建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雏形，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新的法律体系的建构中途夭折。在法律体系还处于幼年的时候，“砸烂公检法”的运动更使国家陷入混乱。在此期间，革命道德亦难以独立支撑，道德无序和法律虚无恶性循环，道德与法律同样处于危难之中。

（二）西方路径：德法分设、以法为主、强法弱德

由古希腊和希伯来两个文明汇集而成的西方文化中，商业文明源远流长。与中国不同的是，不论是信仰一神的希伯来人还是信仰多神的古希腊人，上帝或宙斯这个宇宙至高的主宰都构成其思维观念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超验的上帝的维度，这位“创始成终”的上帝在人类整个历史中都存在，而且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位上帝是人眼不能见的，但人们相信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是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所没有的思想维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希伯来文明中的核心表述文本《圣经》本身由“旧约”和“新约”两个契约构成，宇宙创造者的至高神采用“约”的形式来安排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学会了用这种契约来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来自宗教的道德规范很自然地衍生出以私人合同与公共合同来治理国家的法律规范，且这些法律规范与宗教道德规范有着天然的联系，让法律成为外在形式而里面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从各国的宪法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源自于《圣经》的律法和诫命形成了最初的道德观念并演变为后来的法律制度价值观，西方传统的道德观念如正义、自由、平等等核心道德观念源源不断地进入宪法中，借助于宪法的最高权威和最高效力，这些价值再度转入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具体的法律文本中，以不同的法律规范形式体现出来，道德传统的力量借由法律的途径对现实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法治格局下，道德成为“隐身”于法律规范当中的“基因”，而法治则随着国家的权威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法治的有力保障下，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和信息文明等更高的文明模式不断迈进。与西方这种稳定而长久的法治文明相适应的是，法律至上、法治国家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近现代社会，西方历史中有的时期道德丧失良善的立场，成为法律的“附庸”，甚至出现道德被法律“背叛”、“驱逐”的现象，这是这种过度单一的法治模式的必然代价。例如德国在希特勒统治期间，“恶法亦法”论调的喧嚣使原有道德体系被颠覆，而二战后这样的法律体系也因其邪恶而被彻底摒弃，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使原有的道德秩序得以恢复。二战后的《联合国》和《欧盟》都回到传统道德的轨道上来。

从现象层面上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既出现过道德与法律相对协调的时期，也出现过彼此相矛盾的时期。在中国体现为短暂的德法对立和长期的德法结合。由于过于强调德与法的融合而造成两个系统的互相捆绑和限制，没有足够的独立发展空间，道德、法律体系都没能达到完善、成熟的程度。在二者关系上，传统中国过于看重道德的作用，忽视法的现实功能。而对于西方来说，在中世纪，当基督教伦理与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时候，道德、法律也曾紧密结合；但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随着宗教与世俗社会相分离，法律也从基督伦理中分离出来，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其直接后果就是道德和法律之间出现了距离，而且距离愈来愈远，最终使道德失去了对法律的制约能力。随着法律失去良菩的道德方向，道德亦走向虚无和迷茫。在德法关系上，西方的经验是法律与道德相互分离，这样二者可以各自保持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教训则是二者的过度分离所造成的体系之间的断裂乃至精神的背离。西方传统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法律体系的完备性建设，失败之处则在于忽视道德的统帅作用。总之，历史证明，法律与道德既不能相互僭越，也不能截然分开，不能互相独立和互相看顾的法律与道德迟早会走向歧途。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之间或和谐或对抗的关系都会对现实产生重大影响。当法律以道德为必要引导、道德能够辅之以内在力量的时候，法律的正当性就强；相反，当法律背离道德要求时，法律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摒弃。同样，道德有法律作为后盾时，道德的作用就得到彰显，而法律如果软弱到不足以支持道德时，道德的作用就涣散，就会出现道德沦丧的现象。历史经验证明，道德通达与法律昌明互为条件.道德沦丧与法律失效互为表里。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逻辑之维

（一）隐藏在历史之下的关系逻辑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借助这种有效的理论工具，不但可以从普遍现象中抽象出客观规律，同时也可以用得出的结论来解释历史现象，进而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制度的构建。以下笔者将在逻辑的路径上展开分析，即以抽象的、逻辑的方法来审视二者的关系，以求得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解和认识。相对于历史研究的外在的现象观察，逻辑研究更具有一种内在抽象的视角，这种视角使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更容易在微观层面上生动地呈现出来。

（二）道德――法律关系的二维结构

将道德与法律作为两个不同的变量进行交叉就得到一个两维的坐标系，交叉点是人的行为（如下图所示）。

道德一法律二维结构理论示意图纵坐标是道德坐标.上半部代表合道德的行为，下半部代表不合道德的行为；横坐标是法律坐标，右半部代表合法的行为，左半部代表不合法的行为。在道德与法律相交叉的两维空间里，按照人们对行为与规范的判断结果，可以将行为进行归纳与分类。某一行为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标准判断之下，可能形成四种结果：合道德且合法的行为，合道德但不合法的行为，不合道德且不合法的行为，不合道德但合法的行为。当道德与法律取向一致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并尽量稳定，当道德与法律都禁止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这种既非法又不符合道德的选择，当道德与法律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进行适当调整。调整需要首先考虑道德的菩恶，道德为菩的行为法律就不应禁止，而应鼓励，而道德为恶的行为法律就不应褒扬，而应批判，因为道德既是法律正当性的来源之一，也是对法律进行评价和改进的动力。但在法律生效之后，道德则应以遵纪守法为其本身的行为规范，在法律适用的各个环节上以道德的方式促进和保障法律的实施。

（三）道德与法律的相遇、界分与对立统一

1.道德与法律在人的行为上相遇。道德和法律共同作用于同一目标或同一场域，即人的行为。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通过人的内在意志选择和外在行为表达才转变成一种事实。由于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受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支配，因而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呈现双维交叉关系。一方面，法律是人制定的，不同的立法者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追求，这样就决定法律也必然反映立法者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法律也是作用于人的，而人则是具有某种道德感的生命个体。因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势必会与道德相遇，道德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在场。法律必须重视道德的存在。可以说，法律必须具有道德的内在底蕴，完全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

2.道德与法律在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上有明显界分。从规范的强制性程度上来讲，道德规范的实质是行为的可选择性.道德规范一般采取“应该如何”的语式，这种语式代表一种规劝和建议，而法律规范的实质则是行为的不可选择性.法律规范一般采用“必须如何”的语式，这种语式代表的是一种“不得不如何”、“否则便如何”的压力。相对于人的行为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软”约束，而法律则是外在的“硬”约束。与此相应的是，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而道德则是人们内在的良心的约束，它并非一定要以国家统一制定的形式存在，它可以习惯、纪律、道德原则等不同形式存在于个人的良知和公共舆论之中。

3.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对立与统一。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同时受到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调整，由于道德与法律本质的相异性，造成法律与道德成为两种不同的判断标准。当道德与法律取向一致的时候，二者的判断结果是一致的，如A区域的行为获得法律和道德的共同肯定，而C区域的行为则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同时否定；而当法律和道德的判断不一致时，一个行为就会出现互相矛盾的判断结果，如处于B区的行为合道德但不合法，而处于D区的行为则合法却不合道德，这样就出现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冲突，人们在选择行为标准的时候不知以何为首要。

由此可见，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是一种行为规范，二者都会对人们的行为发生特定的影响。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纯粹单一的道德之治或法律之治。因此，不论是道德之治还是法律之治，都是治国之策的选择之一。二者不是绝对的对立、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容、相持、互相补充的关系。一方面，道德构成了法律正当性的基础，道德是法律的灵魂，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道德之治的必由之途，法律始终是道德的忠实守护者。

三、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规范之维

由于道德和法律这两种规范共同作用于人的意志和行为，因此在人们进行选择时，往往发生内在的冲突，当一项法律与个人的价值观相冲突的时候，是听从道德良心的声音还是服从法律规制？在历史上人们对此考虑往往一概而论。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问题还原”和“情景对应”的方法来求解，亦即首先将问题还原成：“当道德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究竟以哪种规范为上？’其次罗列几种典型的冲突情境，在具体情境当中，将道德与法律两个要素摆放到里面去，看一看究竟是哪一种规范为上。这种分析方法既可以看作道德与法律冲突在时间序列的全面展开，也可以看作对上述二维结构原理的纵向挖掘。

（一）立法阶段：道德为上

这一阶段道德应当成为立法所要参照的标准，法律本身的正当性不能来源于其自身，而只能来源于道德，因此它必须服从于道德。换言之，不符合道德的法律是没有权威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被造之物。在这一阶段，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哪些道德规范法律化，这一问题指向了道德法律化的限度；二是通过何种技术手段将道德法律化，使法律能够以特有的技术反映道德的要求并落实道德的要求。从法律体系而言，法律的价值、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都是道德渗入法律的有效渠道，通过价值引导、原则设定和规范确认，使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变为具体的法律操作技术。

（二）执法阶段：法律为上

由于道德的要求已经在第一阶段嵌入法律规范当中，因此在这一阶段应以法规范为唯一标准，而不是将道德与法律并列起来，在作为判断标准的意义上，法律成为首要的也是唯一的标准。道德则成为法律实施和运用的辅助，而不是主宰或进行过多的干预。但在这一阶段道德的作用依然是存在的，因为道德可以通过对执法者和守法者的观念而起到潜在的作用。

（三）司法阶段：法律为上

在这一阶段道德同样是法律实施和运用的辅助，而不是主宰。由于法院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机构，因此，这一阶段也应以法律至上为根本准则。道德的不明确性、不严格性应让位于法律的明确性、准确性和严格性，这一阶段道德应当在规范形式方面保持中立，而不应当直接介入，特别是不能作为案件的判断依据，形成法外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的依据必须是“纯粹的法律”。但道德在这一阶段并不是无所作为，它可以通过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及诉讼参与人的社会公德系统发生潜在而间接的影响。

（四）立法、执法及司法之后阶段：道德为上

这一阶段通常为人们所忽视，但这一阶段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整个过程的必要连接和更新机制。虽然目前有的国家已经开始了立法评估的探索，但总的来讲，这一必要阶段在现有的法律体制当中还远远没有成熟或者独立存在，甚至还没有明显或者特别的制度性标志。但这种现实本身并不能否认人类理性的可错性，同时这种现实也不能遮蔽人类进行更高合理性追求的欲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法律整个体系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法律进行完善。在这一阶段，对法律进行评价的标准仍然应当来自道德，合理性高于合法性。通常意义上讲，公正、自由、平等、宽容、效率等价值是人们经常用来进行批判、检验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

四、道德与法律矛盾关系的和谐解

在历史维度下，道德与法律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法律与道德始终是相伴而行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时而相交时而相离的状态恰恰表明它们有很强的功能互补性和结构亲和性。不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外国的历史，至少说明道德与法律一直是共存，而且有可能是协调共荣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相排斥关系。因此，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需要在如何共存共荣、如何互相调适这一更现实深刻的问题域中展开研究。

在逻辑维度下，我们可以看出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和谐也有冲突的可能：当一个行为受到道德和法律的一致性评价的时候，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认定一致的关系，如杀人、盗窃、等行为。不论是以道德的立场还是以法律的立场来看，都会得到否定性评价。而安乐死、拾金而昧、见死不救等行为，如果从道德和法律两个不同的立场出发，往往会得到不同的判断结果。如何解决二者的冲突，就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是逻辑维度所揭示的内容。

在规范维度下，将法治的实施阶段按时间顺序划分为立法、执法、司法和反思四个阶段，在这四个不同的阶段当中，道德与法律各自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占据上风，立法阶段和反思阶段道德居上，道德优先于法律作为上位规范，而在执法和司法阶段法律则为上位规范。在法律的不同阶段，道德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法的建设过程。因此，我们在谈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不能简单、片面地说“道德至上”还是“法律至上”。同样，在谈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时，也应当注意到道德与法律的相容或相持关系，“以德治国”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而是对“依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反之，“依法治国”也不是对“以德治国”的颠覆，而是对“以德治国”的必要延伸。

由此可以看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中西方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同时，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很多的场景下聚集于同一个行为。最后，二者更不是各自独立、不相往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五、道德与法律的承接与对应

在我们从现象上和逻辑上理清道德与法律之司的对立统一关系之后.在现实的制度层面就应采取一种双向的、均衡的操作方案.一方面使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以各自的方式存在，并保持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要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对立统一关系，使现实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能够互相承接、互相对应。

（一）立法阶段

在立法阶段，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要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支持，使社会主义的法律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权威。在这一阶段，道德应当勇敢地站在法律的前头，给法律指出明确的方向，将正确的价值观念“输入”法律当中。具体做法是使公正、效率、平等、自由等道德观念恰当地融入法律规范中.通过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进行转化。为此，在这一阶段的道德体系建构当中，应以法律的建设为主要目标，慎重地提炼出科学合理的伦理价值体系。具体的做法是以中国传统道德、革命道德为基本指南，使社会主义道德成为立法活动的价值指导。这里可以暂时考虑让伦理学家参与国家重大立法，以保证国家主流的道德原则能够顺利地进入法律当中，将来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道德委员会，专门负责道德与法律的协调关系，保证法律的道德性，提高立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二）执法和司法阶段

在执法和司法阶段，道德应当成为法律实施的保证。在这两个阶段，道德不是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而是实现法治的“得力助手”，道德的目标是提高执法者和守法者的守法自觉性。因此，遵纪守法就成为这一阶段道德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从一般规律来讲，个体道德的水平高，执法就很顺利，违法的现象就会减少；反之，法律的实施就会遇到很多障碍。因此，道德主要应当从两个方面保证执法的公正，一是增强执法者的道德水平和职业修养，二是提高守法者的荣辱观念，增强守法者的“羞耻心”。在这两阶段，道德不是站在法律的前边进行引导，而是融入法律之中进行转化，辅助法律的实施，以便更好地实现法律之治。具体来说.在执法阶段，要明确公务员伦理道德义务，使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化，重点强调公务员的道德水准，使其成为公务员考核的重要内容，道德修养要与执法水平相协调，将道德与法律两套行为规范转变为具体化的行为指导，纳入《公务员法》及公务员的日常考核当中。在组织上建立公务员伦理监督办公室，在法院和检察院系统设立职业道德监督办公室。

（三）立法、执法及司法后之反思阶段

在法律评价和完善阶段，道德应当成为评价法律成败的重要标准。法律对社会经济利益的调整是否公正、有效率，是否能够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监督公共权力，法律还有哪些需要改进，都是需要在这个阶段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阶段，道德再次站到法律的前面，批判法律、弥补缺陷.从而促使法律体系能够不断进步。具体来说，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构中，大力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对法律的指引和评价作用。第一，完善制度，以制度作为法律评价、法律反思和法律完善的有效机制，及时纠正立法的不周和偏差。建立立法后评价制度，使法律效果的评价与道德效果的评价共同进行。第二，建立立法建议征集制度。国家应当广泛征集并建立那些能够发扬传统美德、提高公民道德素养的制度，如孝养父母制度、公民良好行为奖励补偿制度、慈善制度等。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道德；法律；融合

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侧重通过舆论、信念、习惯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约束力。

一、中国道德和法律融合的必要性

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二）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作用的互补。道德和法律虽属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作用上却可以相互补充。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1.建立道德促进法律的机制。第一，要用道德来指引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活动，从参与主体、制定过程到制定内容都要用合乎理性的道德观念作指导。第二，要保证执法者的道德践行能力。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能力。执法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2.寻求法律促进道德的路径。第一，建立刚性约束机制。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演进，通过法律强化公民行为的道德水准；第二，引进法律对道德的监督、评价和保障机制。法律可以惩恶扬善，引入此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谴责不道德行为，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教育犯罪分子、道德不端分子时时事事守法。

参考文献

[1] 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01）.

[2] 王红.道德和法律的融合[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4）.

[3] 王桐林.当代中国道德与法律相互作用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3.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5篇

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

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是中职德育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新版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紧紧围绕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课程内容包含：个人形象礼仪，职业道德修养；弘扬法治权威，程序正义维权；犯法罪预防，民事经济活动等章节，职业礼仪、劳动维权、婚姻家庭、环境保护等内容更紧贴中职学生生活实际，也是中职学生走上社会的必备知识。这门课程，对增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推进素质教育，培养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中职法律基础知识课究竟如何定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不同于道德教育，不同于法律渗透，也不同于知识传输。我们可以依据教材、大纲，根据学时安排，结合时事，结合社会职业道德与法律，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让这门课程变得生动、有趣，接地气。因此，如何改革教学方法，使这门课程讲好讲活，达到预期目的，很值得从教者探索和尝试。

多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大多中职生文化基础薄弱，接受道德法律教育的悟性也偏差；《职业道德与法律》课不如其他专业课程形象生动，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不强，如何结合教材，有效开展课程教学，我们尝试在教学中以典型案例为引导，以身边事件来说法，以学生需求为重点，以有效防范为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根据教学内容，进行重点教学　教材内容重点之一是让学生懂得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和界线，弄清什么行为违纪、什么行为违法、什么行为受道德谴责、什么行为受法律保护。为理清这一概念，我们以发生在北京一武校学生斗殴事件为案例，说明道德与法律的界限。2015年北京某武校学生在学校食堂就餐时因插队而发生纠纷，经值班老师劝阻和平解决。事后当事人互不服气相约决斗，斗殴中掐脖子致一方当事人窒息死亡。就此案例，组织大家分析：①就餐插队是道德问题，行为人不遵守公共秩序，轻者受批评教育，重者受纪律处分。这些都是道德范畴。②相约斗殴致人死亡，就触犯了法律，要受刑法制裁。③如果斗殴致人轻伤不够刑事处罚，那有可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受行政处罚。后两者都超出了道德范畴，是法律问题。经过以上的分析，学生很容易就清楚了道德与法律的区别。《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内容多，课时有限，不能面面俱到。教学过程要突出重点敢于取舍，善于取舍。在教学案例列举中，也要有针对性的选择与中职专业相关的案例，上课时尽量选择适合学生专业需求，让学生更易接受。如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侧重挑选《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校园伤害事故等相关案例；旅游专业的学生主要选择旅游法规的案例；机械电子、建筑工程专业学生多讲一些安全责任方面的法规案例。这样有的方矢的重点教学，能够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注重教学效果，实施案例教学　例如，关于“民事法律关系面面观”一课中关于“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讲解，我们着重于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讲解。例如，赵青同学（16岁）在学校统一组织参加的全国性计算机大奖赛中获得一等奖，得价值4000元的电脑一台。按学校与参赛学生事前签订的书面协议约定：学生所获奖品归学校所有，学校按奖品总价值5％的钱作为奖金，奖励获奖者。请同学们分析，学校与参赛学生签订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吗？对此身边的事例，学生兴趣很浓，看法不一，有同学认为赵青是代表学校参加比赛的，奖品应归学校所有，而且有书面约定。有同学认为，赵青是未成年人，无能力与学校签定财产协议，应认为无效。通过此案例讨论，同学们很快领会了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概念及含义。明白自己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每一次的案例教学过程都要明确向学生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要突出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分析案例，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深入的思考。教师针对社会热点，进行目的性教学　结合学生比较关注的，如网络上广泛流传的“艳照门”事件，我们就在“公民的人身权利”课程里的作为一个案例素材，和学生讨论，谁是事件的受害者，为什么“传播那些东西是犯法的”。老师意在引导学生注意自我保护，学会如何保护自身隐私及尊重他人隐私等。并告诫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不要盲目追星。事实上，很多所谓敏感的热点话题，都可以以案例形式引入课堂，让教育贴近社会，贴近学生的生活与思想实际，从而更有效。

结束语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要结合时代特点，要体现人本主义思想，提高中职生的职业道德认知，学习基本法律知识，树立爱岗敬业、遵纪守法的观念，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是教学首要任务。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6篇

一、主流道德

对法律的认识存在“恶法”与“良法”之争，判断法律善恶的标准是道德，“良法”的精神不应违背道德。这里先不谈违背道德的“恶法”是否具有正当性，作为法的评价标准的道德原本也具有不确定性。道德是人意识的产物，表现为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指导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观存在差异，有时会发生抵触。若人与人之间不交往、不发生任何人际关系，那么他们各自在道德观上的矛盾不会产生实际冲突。人类群居，形成社会，而社会需要秩序，要避免因每个人道德观的差异所导致的相互间行为的冲突，就得对个人的个体道德观进行改造，使其趋于统一，形成社会的“主流道德”。主流道德的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它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具体意志。形成及影响主流道德的基础是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主流道德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由主流道德所体现的社会伦理表现为“必然性”，即主流道德所指向的目标必须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而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往往与“个人利益最大化”之间是矛盾的，社会倡导社会成员按照主流道德来生活，但个人基于对个体利益的需求不可能人人都达到主流道德的标准。道德基于人的意识，主流道德基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共识，因而对社会成员产生精神约束力。但这种约束不是刚性的，且主流道德的要求本身也比较高，所以实践当中的主流道德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但社会成员整体意识是打了折扣的主流道德。

二、法律从哪里来

社会成员之间能够沟通、合作，进行利益分配，有行为边界，便是有秩序。在一种秩序之下，社会成员之间的身份不一定平等，利益分配也不一定公平，但社会成员默认这种秩序，不愿意将其。能够指导、约束全体社会成员遵守、维持这种秩序的力量是主流道德，但只是打了折扣的主流道德。充分实现主流道德的社会秩序必然是高尚的，不会发生不公平的情况。所以实践中维系社会秩序只要求社会成员必须遵守主流道德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主流道德”便是法律。1.法律在“主流道德”中法律最初表现为部落的习惯，有了文字符号之后才能够被记载下来，成文化。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成文化的法，只要有社会秩序存在，维系这种秩序的力量就是表现了“一部分主流道德”的法律。法律是道德，但法律只表现主流道德，并且仅仅是主流道德中的“一部分”。2.法律与“主流道德”的关系相比自然界的洪水与猛兽，个体的人类显得弱小。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群居，组成社会。所谓“社会”并不仅仅指一群人聚拢在一起，还包括社会成员之间要行动一致，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分工协作。法律所起的就是行为标准的作用。法律是社会主流道德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占全部主流道德的“比例”是由维系社会秩序的最低要求所确定的。标准太高，便是要求社会成员都成为十分高尚的“圣人”，这会使法律在实践中没法执行。标准太低，分配利益的不公平程度将超过社会成员所能忍耐的限度，秩序将会被，不再存在。法律是主流道德的一部分，但与主流道德一样，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决定法律在主流道德中所占比例。决定这一比例的还是社会客观经济条件。

三、恶法的形成

法律被主流道德所包括，但除了上面谈到的“比例”之外，法律与道德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主要表现在社会效果中。道德客观存在，由社会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但人们所认识到的道德是“意识”层面的道德，是一种愿望。道德来自于人的意识，但人们对道德也会产生“认识错误”，即人们眼里的“道德”并非符合社会客观条件的“真道德”，而是“存在谬误的道德”。法律来自于主流道德，倘若主流道德存在谬误，那么基于“存在谬误的主流道德”的法律也不符合“真道德”。这便是“恶法”。1.一元法律与多元道德“恶法”比“存在谬误的主流道德”对社会更具破坏力。法律是对主流道德正当性的确认，“恶法”则助长“存在谬误的主流道德”的错误。与主流道德相对应的还有“非主流道德”。倘若主流道德存在谬误，那么“真道德”则必然隐藏在非主流道德中，“真道德”会为了真理而抗争。与道德的“多元性”不同，法律是唯一的。它代表着秩序，拥有强制力，一旦成为“恶法”，隐藏在非主流中的“真道德”将无力与之抗衡。2.恶法的解药道德有对错，法有善恶。社会容得下对主流道德的批判，却承受不起恶法的巨大破坏力。然而恶法下的秩序也是秩序，法律以其刚性保证其实施，这重刚性的直接来源是社会成员的权利让渡，而不是意识层面的道德。道德自身因其复杂性尚不能确定对错，哪来所谓的“真道德”可以轻易地否定经过公民投票而发生效力的法律呢？恶法客观存在，但要消除恶法影响还得依靠法律自身。毕竟，道德与法律，对于社会而言都是为了维持秩序，为了纠正恶法而损害法律自身所固有的法律秩序是不值得的。3.难逃恶法上文讲的是发现恶法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其实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发现恶法。“恶法”的范围很广。前文提到“比例”，比例过高的是恶法，比例过低的也是恶法，完全与“真道德”相违背的更加是恶法。道德与法律都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但与道德不同的是，法律是“猛药”，其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明显而确定的，只适用于保护社会秩序不受侵害，而不该过多介入到社会成员个体在不影响其他社会成员正常生活的情况下的自由意志。当然，这里所指的都是强行法。成熟的法律都是以一定渊源表现出来的，其固有的不周延性注定它不能规定得过细，保护标准也不能定得过高。这是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道德的自身属性所决定的。法律是主流道德的一部分，但主流道德不受个人意志所左右，它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因而本身是不确定的。而法律的“刚性”与道德的“不确定性”是矛盾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法律占主流道德的比例倒该是越少越好，低到仅够维系社会秩序的层面是最恰当的。

四、显性的法律

法律与道德，道德与法律，两者对社会都不可或缺，但意义却相差很多。当社会越来越发达，人群越来越密集时，法律在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另一个装满普罗大众的我们都能看得见的外部世界。对于个体来说，道德在两个世界中都存在，但更多地是在影响人的内心。道德直接作用于人的想法，间接地才能影响人去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而每个人只能感觉得到自己的想法，对于其他人便只能看到对方的行为，以此去推测对方的真实想法。因而道德的实际作用就是影响每个人的内心。而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法律的作用更大。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是人群的外部行为。法律不同于道德，它刚性，用语明确，且直接指向人的行为。相对于道德，法律以更低的成本、更高效的方式维持社会秩序的运转。

五、结论

法律脱胎于道德，但不是道德的附属品。发达的社会对秩序的要求相比以往要高，它要求保障更大规模的群体的安全，需要及时、清晰的反应，这一点单纯的道德无法满足，而法律技术可以满足。古罗马在共和时代通过元老院政令，当征服四邻、版图扩大后却进入了帝国时代。人不能没有道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要有道德，但仅靠道德还无法满足治国的需求。要维系如此庞大帝国的健康运转，得依靠奥古斯都手中的权杖。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7篇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 ……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 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8篇

教学过程中，应对所选案例进行及时的更换。因为有的案例会在时间的发展下出现新的情况，或者由于法律的重新修订，使案例之前所具备的示范作用失效，严重的还会出现误导情况。对案例进行更新的主要目的是让案例时刻体现出现实感及新颖感。所以，教育者们应时刻观看新闻联播、道德观察等类型的节目，并进行详细全面的记录，搜集社会上一些焦点话题。此外，我们还应在网上下载、复制有关于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的案例，把各类新颖的新闻事件和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方面的知识点综合起来。总之，要把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变成常讲常新的学科，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生良好的互动，转变角色，和学生做好朋友。

二、案例的教学方法及其运用

（一）采用讲授法凡是学生不够了解，具有较强理论性的内容，教育者应扮演好主导者角色，运用各类形象生动的案例，详细阐述基本理论，强化学生的理解，让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比如，讲授《避免误入犯罪歧途》中，在讲到何为犯罪时，教育者向学生们讲述了19岁的小佳偷偷的拿走了残疾人鑫鑫看病用的900块钱，致使鑫鑫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最后不得不将双腿截掉。小佳这种行为已触犯到刑法，故以盗窃罪判处其一年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元。教育者告诉学生，若单单按照小佳的盗窃金额，还构不成犯罪，但其所盗窃的对象是残疾人，并且，最后造成残疾人双腿截肢的重大后果，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达到了犯罪标准。所以，犯罪能够产生严重的危害性，只要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让学生清楚的知道犯罪之事不可干，这不仅是对自己、对家人，更是对整个社会负责。

（二）利用案例指导教学，创设良好环境，调动学生兴趣课前，应先通过典型的案例设置相应的问题，让学生深入的思考，进而引出新知识。比如，讲授《依照程序维权》时，导入新课：2010年，李某在自己舅舅的织布厂上班。9月末，李某向自己的舅舅讨要3000元工资多次，舅舅置之不理，没有给。为了能够要到工资，李某把舅舅的小儿子给绑架了，并打电话告诉自己的舅舅，要想要儿子，就必须发放自己应得的工资。当李某看到舅舅及其妻子赶到，立即把其儿子举得老高，并恐吓他们要把孩子狠狠摔在地上。之后李某被制服，法院最终以非法拘禁罪拘役李某五个月。提出问题：李某怎么会被判刑？若你在外上班老板拖欠你的工资，你会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同学们通过互相讨论、积极发言，总结归纳，将本节课中的首要内容引出，即不用打官司也照样可以维权。

(三)通过案例讨论，强化学生能力将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中，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还使得学生有机联系社会生活，提高学生对新问题有效处理的能力。学生在案例分析或者找寻处理问题的方式手段时，要先对案例中的内容予以细致的筛选，从而获取有利于探究活动的信息。在反复的练习下，能够增强学生对信息的整合、筛选、运用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法律课堂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不仅能够增强教学活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还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短时间里了解诸多的实际情况，对理论学习和实践调查中存在的不足予以有效处理。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要积极探索，不断健全案例教学，全面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案例教学中更快更好的发展。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9篇

关键词：汉代劫质道德法律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9－13

就汉代“劫质”而言，其于政治、军事和刑事犯罪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然而发生在汉代政治、军事领域的“劫质”事件虽间或涉及汉代伦理道德评价之问题，但尚未发现依法制裁的成案记载，当然也存在不完全属于法律制裁范畴的因素。汉代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的行政处理却不乏其例，汉代“劫质”即今天所说的“劫持人质”，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制裁(或应受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仅凭汉代“劫质法”来看，汉代依“劫质法”处理“劫质”案不仅渗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因素，也深深蕴含着时代的法律思想，况且实际案例之内容一定也会更加丰富。因此，本文仅以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作为主要考察、论证之中心，并藉此以深入探讨汉代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道德与法律二者之关系。

笔者经过统计，在所有汉代的“劫持人质”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的记载并不十分详细。内容不够具体是突出问题，既未明言是否以此勒索钱财，也未言明是否以此让官府投鼠忌器，以逃避官府的追捕。如《后汉书》载汉顺帝阳嘉三年“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但是以下尚有二例“劫质”事件，可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劫持人质”方面案例。其不仅属于汉代社会治安中的刑事犯罪案例，而且分属于汉代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笔者试逐次考察并以汉代道德和法律视角加以分析之。案例一源自《汉书》：

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京兆尹赵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遏，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通过赵广汉的事迹考察可以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在此案发生前京兆尹赵广汉已处理过有史料记载的一起未遂类似案件，即“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因此，就汉代刑事犯罪治安案件来讲，并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可初步得出，至迟在汉宣帝时期“劫质”案件已出现，而且汉宣帝时期发生的这个“劫质”案是汉代已知“劫质”类刑事犯罪案中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说，笔者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劫质”刑事案件在此前汉代实际社会生活中还有存在的可能。

理由一、秦汉时期在政治军事领域早就出现过“劫质”事件。这些发生过的“劫质”事件源自于当时的社会实践生活之中，因此在汉代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为劫掠他人的钱财等目的必定会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可能无闻于“劫质”之胁迫手段。

理由二、引文中赵广汉所言“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中的“释质”显然是当时久已熟识的司法用语。这为此前汉代出现过“劫质”案件又增加了一种可能。

理由三、西汉法律专门的“劫质”律令虽至今尚无发现，但西汉相关“劫人法”在反映汉初法律内容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就有体现，即“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J69)”以及从此案件的终审判决为“至冬当出死”的结果来看，此“劫人法”也可适用于“劫质”案件。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劫质”与“劫人”在刑事犯罪行为中的主要犯罪目的和犯罪处罚上有相同之处，但是无论是从犯罪名称，还是在“求钱财”犯罪手段上看，两种犯罪行为显然并不相同。况且但就犯罪目的而言“劫质”行为也不会仅限于“求钱财”一种，挟持人质同行以保证安全逃窜也是一种目的。这就是说“劫质”与“劫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

从道德和法律视角讲，此“劫质”案的处置不仅体现了赵广汉作为执法者的业务素质，也体现了他作为执法者的职业操守，乃至其道德水准。这是西汉时期处理比较好的一宗解救人质的典型案例，其比较充分体现出了人格魅力以及道德教化的力量和法律的震慑力及其严肃性二者的统一。

第一，“劫质”案发生后，负有社会治安责任的部门行政长官亲自出现场，且比较迅速，即“有顷，广汉将吏到家”。就本案讲，这与京兆尹赵广汉干练果断，特别是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有密切关系，即“广汉(汉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这也和赵广汉勤于研究、善于研究社会治安学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的职业才能不无关系，所以在关键重大社会治安案件发生后能够作出快速而有力的处置方案。为此，陈鸿彝先生、高恒先生对汉代地方官吏的诸多破案措施已有所总结。更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赵广汉的职业操守。古人有所谓“食人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之观念。张锡勤先生和柴文华先生认为：“在汉代，更多的人所以忠君，是出于‘食人食者死其事’(《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92页)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臣子所以忠君的重要出发点之一)”。赵广汉坚决依法行政并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忠于君主的实际行动。正如有学者认为，即所谓“在帝制时代，居官尽心尽职乃是忠的表现”。

第二，京兆尹赵广汉做到了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具体处置方法也比较得当。在得知“劫质”犯罪嫌疑人有两名之后，赵广汉马上派长安丞向犯罪嫌疑人喊话，这最能体现赵广汉精明干练之处。为了不激化现场的矛盾，可谓是晓之以法理，动之以真情。首先是用平和而有礼节的语气向犯罪嫌疑人提出了“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的条件。另外，引文中有所交待之情况，即“富人苏回”之内容，据此初步推断本案的犯罪目的基本是为了钱财而非杀人，但由于犯罪分子被包围就使得杀害人质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这个条件是得以继续谈判的基本前提。否则，如果杀害人质，况且人质还是“宿卫臣”，那犯罪嫌疑人肯定会被处死，而赵广汉等人的一切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于是赵广汉稳住了局面并避免了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突出了法律的震慑力，也体现了法律本身的严肃性。接着赵广汉进一步提出“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对犯罪分子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笔者认为，这其中含义包括了一个承诺、两个结果。其中一个承诺：如果释放人质，犯罪嫌疑人起码会有“得善相遇”的照顾。两个结果：其一，劫持人质所构成的罪行是死罪，时人尽知，而文中隐去而未明言；其二，“幸逢赦令，或时解脱”，这对于生命来说毕竟是一线曙光，而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也是一条可能的最好出路。在汉代得遇赦免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亡命之徒，见大势已去，一般是不会放弃这种侥幸逢生的机会。况且“又素闻广汉名”，就是说，

犯罪分子一向了解赵广汉的威名，并对他们一直产生着震撼性的力量。那么这个“名”到底是指什么呢?

《汉书》载，在昭帝时期，赵广汉“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而在宣帝时，又“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以致形成“一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及“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唯广汉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已广为流传。

由此观之，赵广汉自进入仕途为吏以来，在治绩上可以说是治行优异，而其本人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并且还体现出了他有着嫉恶如仇、忠于职守这样鲜明的道德观念。作为劫匪而言，深深震撼他们的恐怕不仅仅是赵广汉吏职之精，广汉忠勇的社会伦理道德之影响可能更具震撼力。就古代的教化手段而言，有礼乐之教、诗书之教以及所谓“神道设教”，充其量这仅属于道德教化的范畴。而赵广汉以法为教进行现场说法，法律的震慑作用在此时此地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道德教化的作用也仅仅是辅助。在生与死的对决、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在此法律最终成为阻遏犯罪行为发生的最后一道堤防，但这并非否认道德教化所具有的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力。在此“劫质”案的处理过程中，赵广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劫匪进行说服教育，他几乎是以其京兆尹的人格担保，并许以“善相遇”的诺言。这些内容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作为人际间的基本准则或规范的“诚”与“信”。正是由于赵广汉的诚恳劝说，才赢得了劫匪的信任，而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在进一步诠释着广汉本人曾许下的充满诚信的诺言，“送狱，敕吏谨遇，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即是明证，而被判死刑劫匪的“死无所恨”一语也似乎证明“信”这一传统伦理道德以此形式实现了它道德教化的完美社会作用。案例二源自《后汉书》：

(汉灵帝时)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嗔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予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这个“劫质”社会治安案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在这个资料中没有明确时间标志，但是根据桥玄在“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又因为出“劫质”案现场的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等京官中有司隶校尉阳球，而阳球在光和二年为司隶校尉，而且在任司隶校尉当年便转任卫尉，冬十月甲申下狱死了，所以这既排除了阳球其他时间再任司隶校尉的可能，同时又无疑确立了此案件发生的时间在汉灵帝光和二年。至于是汉灵帝时期的什么具体时间?笔者认为应该在汉灵帝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五月。其中将光和二年五月作为下限是根据《后汉书》：

(光和二年)五月，卫尉刘宽为太尉。……冬十月甲申，司徒刘合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谋诛宦者，事泄，皆下狱死。

这就是说，汉灵帝光和二年5月卫尉刘宽官升太尉之后，基本可以断定司隶校尉阳球才得以升任卫尉。所以说此案一定发生在阳球升任卫尉的时间之前，即光和二年五月(包含五月若干日)之前。而以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作为此“劫质”案发时间上限的根据有两点。其一、在汉灵帝光和元年十二月丁巳至光和二年三月乙丑期间，桥玄一直担任“掌四方兵事功课”的太尉。其工作和起居之地理应有较多军吏、卒担任较为严格的保卫工作，因此笔者认为此时不大可能发生“劫质”这样的事件。而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桥玄又担任了太中大夫，他于是便有“就医里舍”之举。这对一个级别较高官员来说，其在缺乏足够警力保护的情况下到普通里舍居住肯定不会太安全。其二、从“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人舍登楼”来分析，基本断定桥玄住在居民区的里舍。于是这就可以断定“劫质”案发的地点就在居民里区中，而案发时间上限为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为此，笔者认为此汉代“劫质”案一定发生在汉灵帝光和二年3月乙丑――5月(包含五月若干日)之间的某个时段。

其次，从法律和道德两个角度综合分析，这确实是一宗极为不同寻常的‘劫质’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一，“劫质”案发生后，被劫质人的监护人的态度很特殊。当三个劫匪劫持桥玄的十岁小儿子向桥玄“求货”时，而“玄不与”，甚至放弃解救儿子的生命。这有悖于常人常理。其二，“劫质”案发生后，现场治安官员司隶校尉阳球的处理方法也比较耐人寻味。阳球在开始围捕劫匪时“恐并杀其(桥玄)子”，这是阳球最初的心理活动，但阳球最后为何又不顾桥玄小儿子的生死而果断下令进攻劫匪、以致造成“玄子亦死”的结果。那如何理解这种前后看似矛盾的行为?而阳球当时又是如何跨过这道心理和道德门槛的呢?

就前者而言，笔者认为，桥玄在幼子被劫持时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殊的态度，是有一定历史和思想道德方面背景。《后汉书》载：

玄少为县功曹。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案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宾客，具考臧罪。昌素为大将军冀所厚，冀为驰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还檄不发，案之益急。昌坐槛车征，玄由是著名。……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

由此可知，桥玄年轻时就开始从政且屡受重用、屡蒙圣恩、一生为官。桥玄为官一方，他忠心报国、忠于职守，并且也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官吏，直到晚年他仍然流露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拳拳报国之心。桥玄忠君忧国，处处以国事为重。应该说，桥玄是一个中国古代有着浓厚忠君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忠实卫道士。因此，桥玄才会有“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之豪言壮语，也才会有请求下诏“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之慷慨陈词。同样是在汉灵帝时期，赵苞(辽西太守)曾极其痛苦地对其母亲说：“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为此有学者认为：“忠在东汉进一步强化，一个更重要的表现是，当忠孝不能两全、兼顾时，东汉人往往服从于忠。”这确实是东汉时期的一个现象。更何况“一子之命”又根本不可能与“其义不可以加”的最高德行“忠”和“孝”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因此其也就无从凌驾于代表君主或国家意志的法律之上。即使桥玄怜爱其幼子，但他在思想上也无法逾越当时“忠孝”高于一切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忠君爱国之思想观念是与坚决支持并模范遵守或执行国家法律相一致，也是与破坏和践踏国家法律的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势不两立的一种态度。而本案中劫持桥玄之子为人质的劫匪被称为“国贼”已超出了家仇方面的表述，而分明是将其犯罪行为上升为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高度。事实表明，就某个时代和社会而言，道德与法律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一

致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因此法律体现着社会道德观念和思想，也守护着最低的道德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过即使主流道德所体现或维护的观念也并非能置于当时法律完全保护之下，而法律最终或真正维护的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道德或价值观念。

就后者而言，司隶校尉阳球虽然最终选择了进攻劫匪之举，但在阳球处理此案过程中理智显然与情感存在过较量，而且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纠结对阳球的冲击显然也在所难免。分析如下：

一、司隶校尉阳球比较迅速地到达并包围‘劫质’现场，处置得当。之后准备解救人质而没有马上实施断然抓捕，即“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毫无疑问，这个举措属于情感和道德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然而“劫质”案情并未因此向有利方向发展，这对阳球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作为京畿地区的最高专职治安官，阳球当然不会轻易被情感和道德观念所左右，他毕竟是法律的守护者和执行者。在此矛盾情形刚一发生之际，桥玄一义弃亲的慷慨之辞却使问题趋于简单化了，于是司隶校尉阳球也就不会因为不顾人质生命安全这一道德问题而进退失据了。此时此刻理智和法律观念开始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如让劫匪走脱或劫匪目的得逞的话，阳球势必会被弹劾，甚至因失职以致罪。这是司隶校尉阳球不得不很好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引言中可以了解到，至少在东汉安帝之前的几朝期间曾颁布过“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之类的社会治安法令，否则，不会又有“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之说。而且据案例分析表明“劫质”的对象自安帝之后已经扩大到权贵阶层，“赎质”现象越来越普遍，从而直接导致京师社会治安法禁松弛的结果。即所谓“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从而说明安帝之前已明确‘劫质案’属大案，而对“劫质”者可以攻杀之。而要想改变京师社会治安法禁松弛的局面，针对“劫质”案而言，就是拒绝“赎质”，拒绝与“劫质”者妥协而坚决依法办案。适用本案的汉代法律就是“凡有劫质，皆并杀之”，忠实地践行法律就是忠于职守，而忠于职守就是忠于汉朝的天子。表面上看，汉代法律在与汉代道德的抉择中取得了优势，但归根结底还是汉代道德领域中的终极问题，即“忠”之德在汉代整个统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问题。

道德与法律范文第10篇

一、新教材与旧教材相比的新尝试

新教材全面贯彻了素质教育思想，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比较2009年版与2001年版两本教材，可以发现新教材在理论体系、阐述方法等方面均作了一些新尝试。

第一，从理论体系来说，新教材摆脱了旧教材的大而空、不实用的理论体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将整本书分成了道德与法律辩证统一密不可分的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道德的内容，第二部分为法律的内容，在第一部分教会学生一些职业道德规范之后，从道德（人们心中的法律）很自然地过渡到法律（外在强制的道德），帮助学生学会做守规矩的人、做具有法治精神的人、做维护宪法权威的人、做会用法律维权的人、做善于同违法犯罪斗争的人、做依法从事各种民事活动、经济活动的人。将知识融于实际，这样的理论体系还是较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在授课之间，稍微一点拨，学生便有了对本书的大致了解。

第二，从阐述方法来看，新教材也是形式各一。处于中职这一年龄段的学生，正是从青少年向成人转变的关键时刻，让他们通篇阅读文字，听大道理，容易引发反叛思想，达不到教育的目的，而新教材一反过去的模式，设置了很多切合学生实际、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的案例，通过案例的形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形成议一议，想一想的局面，自己讨论分析得出答案。

总之，新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通过以上几点改变让师生真正达到了交流，真正地实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

二、新教材的瑕疵及其矫正方法

1.关于自然人的定义

新教材（121页）对自然人的理解为：民法通则称之为“公民”，指基于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笔者认为有所不妥。我们知道，对一个名词所下的定义，越是详细具体，它所涵盖的范围就会相应缩小，而自然人，在法律上是与法人相对的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很广：无论是早产婴儿，剖腹产婴儿，人工授精婴儿还是植物人，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残疾人、无国籍人、双重国籍人等等都在自然人的范围内，不因其性别、民族、年龄、种族、政治立场等因素的不同而被排除于自然人之外和剥夺行使民事权利的资格。究其原因，还是受过去的教育模式影响，凡新出现一个名词，必给其一个名分，给它下一“科学”定义，殊不知，这样不仅不科学，还给学生及老师带来困惑和不解。

分析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大可不必给它下一个结论，只要给学生了解一个事实就行了，即让学生知道自然人是与法人相对的一种民事主体，但它与我们平常讲的公民不完全一样，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人，它属于政治范畴，而自然人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还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自然人和无国籍的自然人，它比公民范围要广。

2.关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新教材（120页）在讲到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时一句话带过说始于出生，止于死亡。笔者在授课时学生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

对于出生，通说理解为“独立呼吸说”的出生就行了，对于胎儿的继承这一例外，给学生讲清在分割遗产时，应保留遗腹子（即胎儿）的继承额就行了。对止于死亡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教材理应对此做一个阐述。在法律上，死亡分为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两种。自然死亡，即在医学上认定呼吸、心跳、脉搏停止，瞳孔放大的死亡标准。由于死亡多发生在医院，医学上的死亡标准实际上就是法律上的死亡标准。自然人的死亡是重要的法律事实，不仅发生死亡人权利能力终止的法律效果，而且还发生关系到他人的法律效果，如继承开始，婚姻关系消灭，人寿保险合同的条件成就等。而同样会产生这些法律后果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宣告死亡：如去年发生的3.11日本9.0级大地震，很多自然人无法找寻到尸体，不能认定是自然死亡，法律于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早就立下了规定，当自然人在意外事故及战争情况下下落不明满2年，在通常情况下下落不明满4年，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该自然人死亡，同时产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后果。

综上，笔者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止于死亡。这里的死亡要讲清楚既包括自然死亡也包括宣告死亡。

以上几点，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谨为新书的出版，并结合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谈以上浅薄的看法，以使中等职业教育不断完善和提高。

（作者单位：桂林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