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建议范文

生态环境的建议篇1

恩施州生态文明建设执法环境有所改善，逐步优化，但这些仍然与我们建立生态文明法治国家的最终目标相差甚远，还存在一些缺陷，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环境监管体制不顺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分级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地方政府是各项环境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涉及各个具体的污染领域，如水、固体废弃物、噪声、城市空气等，对各个污染领域的监管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污染源，对污染源的排放实施监督和核查。除了环境保护部门，还需要其它有管理权的部门协同动作。如水的管理被分作地表水、地下水、海水，分别由水利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的矿产局和国家海洋局负责。如恩施州在清江保护问题上就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州及县市没有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管理不统一，多头执法，没有形成合力，环境执法实践中最大的瓶颈就是监管体制不顺畅和监管机制不健全。同时，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往往具有跨区域外部性，它造成政府对企业监管缺乏足够的动机。此外，现行体制中，地方环保机构的人事和财政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在环境监管中自然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有些地方政府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项目上马和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片面追求企业和项目的数量，放宽审批条件，引进那些工艺设备落后、国家明令淘汰的高污染项目和企业，以致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批权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三同时”制度形同虚设。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全面足额征收排污费，造成一些地方征收排污费的数额少、比例小，降低了企业违规排污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企业违法超标排放行为，阻碍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进程。

（二）环境监管能力不足

一是环境监管执行人员及经费不足，难于实施有效监管。以利川森林公安为例，在经费方面，其财政预算只有地方公安的六分之一（人均2.2万元），经费无保障，而且装备经费还未纳入预算。在人员方面，利川市国土面积和森林面积在全省县级单位是最大的，林地面积450万亩，但只有29名森林民警。有限的警力不仅要办理数百起行政案件和数十起刑事案件，还要承担森林防火和林业主管部门安排的诸如林权纠纷等其它工作，每个派出所5个民警，辖区都是4到5个乡镇，机关两个外勤科室负责全市范围内大要案和难度稍微大点的案件，被动接处警，疲于应付，很少能有机动警力巡查和主动出击。二是环境监管执法条件差，少数基层环保部门完全不具备最基本的执法条件，发生污染事故甚至要靠鼻子去闻，很多基层执法部门装备不齐备，没有执法记录仪。三是监管缺乏威慑力。现有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有权对排污企业进行监督和处罚，但没有什么威慑力。主要原因是企业可以预期到的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其守法成本。四是污染源排放监管技术规范不足，对监测方案没有详细的技术规范和明确的设计要求。检测频率、检测指标、采样方式等主要内容都缺乏明晰规定。致使环境执法缺乏有效依据。

（三）执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一是执法意识不强，p徇私枉法p以执法名义谋取私利；或执法不力、消极执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以言代法p自立标准，关系风p说情风严重，把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凌驾于法律之上，视法律为摆设。二是法律知识及技术欠缺。如一些执法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掌握能力不够；对现场检查情况缺乏分析、判断能力；执法过程中没有沟通技巧；法律文书写作不规范；缺乏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等。

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执法环境的路径选择

执法工作是法律的生命，也是法治的生命力所在。恩施州要实施生态立州，推进绿色繁荣，必须加大执法力度，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一）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和环境处罚力度

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和案件。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决不允许违法排污的行为长期进行下去，决不允许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环境违法者逍遥法外。要严格执行各项法规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强制淘汰制度等。加强部门协调，完善联合执法机制。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强对环境执法活动的行政监察。针对违法企业坚信“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加大处罚额度，提高违法成本。同时，给环境安全监管和打击环境违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完善生态执法监督机制

要加强执法责任、执法监督、权力制衡执法监督机制的建设。首先要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比如在清江保护方面，要着力推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污染治理，要求工业企业、医院学校产生的废水污染物达标排放。完成对重点企业的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任务，切实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其次要加强对环境执法活动的行政监察，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层级监督，加强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和执法备案工作，使层级监督规范化和经常化。强化各级执法监督责任，使宏观调控和具体监管相结合的环境保护监管机制得到进一步的落实，是我们执法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

（三）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首先要清理、废除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行政性法规与规章；从源头上解决地方政府干预环境执法正常进行的问题。其次要完善地方环境执法制度，建立与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随意干涉的相对独立行政执法管理体制。再次建立健全环境问责机制。追究政府相关人员的环境违法责任，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要经常组织执法人员学习培训，不仅要深入透彻理解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同时要吃透法律要义，理解其法律精神，具备相应的执法素养，同时注重执法技巧，以人为本，真正做到执法准确化、科学化、人性化、规范化。

生态环境的建议篇2

生态文明主要是指以国家持续繁荣发展作为基本理念，人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但是在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阻碍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宗旨，农村地区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要使广大农村群众转变传统是思维理念，实施策略来改善农村环境情况，呼吁人民群众保护环境，培养村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努力创建人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才能加强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力度。下面将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分析在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2 分析农村环境保护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各界人士对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在党中央召开十七大会议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发展理念逐渐被广大群众所熟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助于国家繁荣可持续发展。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标是指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优化农村居民生活环境，而在当前农村环境问题中，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两大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进度，因而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造成重要影响。只有改善农村环境问题，才能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快速发展，才能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顺利完成，从而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3分析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3.1出现的问题

（1）农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虽然当前农业现代化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在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方面仍然缺乏系统的管理，一些科学的农耕方法得不到普及，使大多数地区农民群众仍然采取粗放的生产技术。这种农业生产技术主要是依靠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化肥、农药的应用量来提高产量，在投入农药、化肥的过程中，一些农药的利用率较低，其中约70%的农药没有得到合理使用，反而渗入到土壤中，对农田周围的土地、水源造成极大的破坏，被农药灌溉过的农作物也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们群众的身体造成危害。因此，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容易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2）农作物后续处理造成的污染：目前自动化农业技术已经走入千家万户，虽然保证了农作物的产量，但是由此造成的机器噪声污染、尾气排放污染却日趋严重，尤其是自动化农用机器需要大量的柴油，在燃烧的过程中对大气层环境造成污染。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煤炭、天然气逐渐代替了传统的秸秆焚烧，致使大量的秸秆成为垃圾，农民为了清理秸秆，只能采取火烧的方法，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还使农村环境受到污染，出现雾霾、灰尘、沙尘暴等情况。

（3）农村工厂排泄污染：大量的工业厂区建立在农村周围，由工业制造产生的有害物体都流入到农村附近的水源中，使农村附近的水源受到污染，村民在饮用有毒水质后，对村民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有毒河流在灌溉到农作物后，使农作物产量大大减少，同时有毒河流所蒸发的气体对农村环境也造成极其恶劣的污染。

3.2解决策略

（1）培养村民保护环境意识：农村政府领导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引导全体农民群众培养环境保护的意识，树立先进的、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同时也要开设一些农用技术培训，使村民能合理运用现代化农业技术，从而减少农业方式操作不当造成的污染。

（2）健全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农村政府单位要制定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制度，使一些工业单位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生产，减少由于无节制的的工作所造成的工业污染，对工业单位的垃圾排放要重视起来，垃圾排泄物要统一处理，密切控制工业污染排放量，确保农用水资源干净、安全。

（3）不断开发科研技术：农村政府部门要不断创新生产方式，根据不同的土地决定采用哪种生产方式，同时加大对农业技术开发的投入，努力创建科学化种植，从而在根本上减少资源浪费，减少环境污染。

4结语

生态环境的建议篇3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国，对旅游资源的维护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旅游资源是全社会共享资源，只有大家都有保护好它的意思才能使它更好地为大众服务，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大力提倡珍惜旅游资源对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趋提高和每周五日工作日的实行，外出旅游观光已渐成为时尚。这给旅游事业及相关产业的繁荣兴旺乃至拉动整个国民 经济 的增长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应该看到，与此同时，也给旅游城市旅游风景区带来了环境问题，长此以往下去，宝贵的旅游资源会遭到破坏以至过早枯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一、旅游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旅游能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 ，同时旅游也加剧了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消灭。联系到在旅游风景区的目睹耳闻，有的地方人为制造许多所谓的景点，把原本不错的 自然 风景搞的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有的景区为了方便旅客，到处架设空中缆车，把个好端端的景区弄得乱七八糟，造成明显的景观破坏几乎每个景区小商小贩乱设摊点，残汤剩羹随地乱倒。气味难闻，污秽不堪。 

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驶入了快车道，如果人类过多地、片面地思考旅游带来的“利”，而忽略因旅游而给环境带来的损耗和负面影响，必将影响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对旅游业我们应该有更理性、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认识，让旅游业在以后的岁月里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旅游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 

 

造成旅游区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传统观念及认识误区的影响 

一是在我国传统的经济和环保观念中，或者认为没有参与劳动的东西没有价值，或者认为不能交易的东西没有价值。这种传统的资源环境无价的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政策，导致对旅游资源的无偿占有，持续性开发和浪费使用，以至造成旅游资源损毁、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二是把旅游业当作“无烟 工业 ”，认为它不像其它产业那样对环境造成污染，在这种错误观念指导下，旅游区开发遍地开花，但缺乏应有的资源环境配套保护措施。加快了环境改进的退化速度。三是“低投入、高产出”的误导。认为旅游业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高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把旅游资源消耗，尤其是环境资源的消耗纳入旅游成本之中，从而忽视或歪曲了旅游成本的构成，低估了旅游成本水平，虚增了旅游新创造价值部分。旅游资源并非绝对可再生资源，而且旅游活动也消耗甚至破坏或毁灭旅游资源和环境资源。而所谓旅游资源的可再生性是建立在人们适度开发利用和旅游资源、环境资源所允许的范围以内。 

（二）人类经济行为的不当破坏了旅游环境具体讲有三方面 

 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生产排放的废物及产生的噪音污染了旅游区的自然环境，扰乱了旅游区应有的宁静。结果一方面旅游区丧失了以往清新的空气、透明的水体、静谧的氛围；另一方面游客游览的兴致因环境污染而降低。②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与农业生产方式破坏旅游区的自然生态平衡，旅游资源直接受到影响。例如森林砍伐使水土流失严重；开山炸石使奇山丽景惨遭破坏。③在经济结构、生产力布局、城市发展规划中，忽视旅游资源的存在，使得区域经济结构类型、生产力布局方式、城市发展方向与旅游业持续发展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相适应。如在云南石林旅游区建设大型水泥厂。 

（三）旅游活动及开发对旅游生态环境的影响 

旅游活动对旅游区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旅游过程产生的垃圾对景点环境的污染以及旅游活动及开发本身对景点自然生态平衡及旅游意境的影响。①旅游产生的“三废”污染及噪声污染。旅游地各种 现代 化的 交通 工具及某些旅游活动中所使用的机动工具产生的废气和噪声污染相当严重。旅游饭店、宾馆产生的大量废水和废弃物也相当可观，处理不当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②旅游经营中，环境超载运转是降低环境质量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旅游旺季，主要旅游城市及景点人满为患，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③旅游者本身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影响。由于某些旅游者的素质偏低，其破坏行为也会造成恶果。如旅客原因引起的火灾、乱踏、乱折植被造成的植被退化、土壤的板结；乱扔废物造成的水源及景点的污染等。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山辟路，大兴土木，乱垦滥伐现象也相当严重。对旅游区的生态环境有很大的破坏。一方面可直接破坏景观资源，另一方面还可造成水土流失。 

 

三、对策与建议 

 

（一）建议国家应尽快研究制定和颁布有关旅游景区（景点）开发与保护的 法律 法规，对诸如旅游景区（景点）的选定、报批程序和开发，旅游景区（景点）的保护，以及奖惩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便执法有据，违法可究。这既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珍惜和保护我国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使旅游也步入健康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 

（二） 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要首先树立山、水、林、泉、洞等均是宝贵的 自然 资源的意识，一旦损耗或破坏将是很难恢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我们要倍加珍惜；对自然资源开发应与保护并重等 科学 理念，依法行政，下大力气抓好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管理与保护工作。要让本系统上上下下的干部职工都明白“风景名胜资源的存在，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和自然人文资源的存在是对游客永恒吸引力”的道理，更自觉更理性地做好服务工作。这是旅游业成熟与健康 发展 的标志。旅游景区（景点）的职工在树立“旅游生财”观念的同时，还要克服“杀鸡取卵”等短视行为，端正服务态度，尽力完善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为游客提供游、宿、食、购、行等方面的诸多方便，以优质的服务赢得顾客，增加效益。同时要加大治理力度，把对旅游景点（景区）的人为损耗和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景区（景点）要千方百计，采取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和保护旅游景区（景点）环境 教育 力度。 

生态环境的建议篇4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610072）

摘　要：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建设生态文明要求良善完备的环境文化与之配套，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传统的环境伦理观亦要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观。“立足于在有限环境中永久地无限制地扩张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持久，它追求的扩张主义目的越是成功，它的寿命也就越短”。然而直到这种生活方式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戕害得千疮百孔时，我们才开始迟钝地反思已滞后多时的环境文化。我们需要寻本溯源，从古老的“天人合一”环境哲学中汲取智慧，借助儒家伦理法的导引，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思想，将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结合起来，促进环境道德的法制化和环境法律的伦理化，藉此构建符合生态文明的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

关键词 ：生态文明；环境文化；环境法治；环境德治；儒家伦理法

中图分类号：G12；K90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1－0146－08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原文：第八部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收稿日期：2014-12-18

作者简介：陈开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

一、生态文明的产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已经有学者开始使用“生态文明”这一提法，并呼吁保护环境，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维持和谐统一的关系。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关注逐渐升温，研究领域随之扩宽，生态文明也开始进入法学界的视野，得到法学界的重视。在环境法学及环境保护法学领域，生态文明更是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除了理论研究迅速开展之外，生态文明的理念也逐渐被决策者所采用，开始频繁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文献中。早在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就作出了“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的重要论断；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概念，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①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时代高度。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经历了“天人混沌”的原始文明；“天人渐离”的农业文明；“天人相悖”的工业文明。[1](P2-11)其中，工业文明给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带来了最多的创伤和痛苦。自20世纪中叶，人类逐渐反思工业文明的教训，因此，以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应运而生，人类文明开始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跨越。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更是一种汲取和发扬工业文明的优点和长处，摒弃其弱点短处，力求将工业文明转型升华为符合自然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型文明。

二、“环境文化”的历史沿革与内涵梳理

“环境文化”一词包含着双重涵义。首先，其作为一个系统性文化概念，是工业时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与大自然承载力间矛盾的日益加剧的情势下，由环保主义者们提出的，承载着人们恢复大自然生态平衡的良好心愿；其次，自“环境文化”这一文化名词正式孕生起，人们对其认知与渴求的与日俱增又催生了以“环境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环境文化学”，此即为“环境文化”的学科性概念。从以上两个意义来讲，“环境文化”是时代的新生儿，然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文化现象，站在民族性、历史性的角度看，它却是个古老的命题。几乎从刀耕火种的中华文明萌芽开始，就有了关于环境文化的记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配套环境文化虽是针对第一种意义上的“环境文化”而言，但是为了对两者有全面深入的解读，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寻根溯源，考察两者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

（一）我国传统环境文化所体现出的生态文明

翻开中华文化的千年彩页，有关王公贵胄、仁人志士们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珍视环境的记载比比皆是，莫不流露着作为传统的农业古国，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特殊的依赖感和敬畏之情，莫不颂扬着我们虽朴素却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环境文化思想，也无处不体现这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以环保立法的发展为例，据记载，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有“木官”、“火官”、“土官”等专司生态管理的官职，[2]这标志着中国的环境文化意识早在四千年前就觉醒了。并且，官方（黄帝）已经提出了“考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的明确环保要求。[3]到了奴隶社会，开始出现习惯法形式的严格环保法令，如夏法规定：“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4]周王亦有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这些简明严苛的规定中渗透着古人“无为而治”、“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朴素生态哲学观，这正是最为原始的生态文明观，正是它们开创了中国环保立法的先河。

此后的封建历朝历代，也都积极借鉴前朝采用法律手段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经验，纷纷设立明确的生态保护法规和环境管理机制，环境法制日臻完善。战国时，一代名相管仲秉承“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的理念，颁布严格的封山禁令，为使“山林梁泽以时禁发”，甚至动用极刑威慑；至秦朝一统天下，不仅多沿袭先前《秦律》中甚多甚严的环保法规，①且好颁令施诏，时本着“生即仁”和“仁民爱物”的思想，以皇权为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请命，该习惯到了汉代仍有借鉴，“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的环境伦理隐现其中。如汉宣帝时诏令：“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掷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2]可见我们的祖先已不乏朴素的生物链意识。秦汉时还尤其重视植树造林，秦始皇不仅诏令在驰道两旁“树以青松”[6]，且通过行政法令将此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使得当时全国植树造林“已有相当规模”。[7]以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提出“生态文明”这一理念，但由此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当时已初具形态，这也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体现。直至唐宋，中国古代的环境立法水平达到了巅峰。从保护范围上看，可谓天罗密布、无孔不入。被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自然资源不再限于秦汉时代的山川丘陵、河泽溪薮，也包括三山五岳等风景名胜以及城市绿化；禁伐区与禁猎区也以皇家囿苑为中心扩展到京畿地带……就执法的认真程度论，较之秦汉时亦有加无减，比如北宋时亦有规定，基层官吏除了处理行政事务，也要负责侦捕违禁捕杀动物的人。

“我们可以将环境文化区分为环境技术文化、环境行为文化、环境规范文化、环境心智文化等四个子系统或构成要素”，而“环境规范文化”“通常包括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环境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环境和环境保护的管理方式和制度等。”[8]因此，中国古代环保立法的发展脉络就是环境文化演进过程的一个缩影。而历朝历代的环境立法，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无不彰显着昔日先哲们“大山为友、松鹤为伴”的生态文明思想，无不倾诉着泱泱华夏古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精神。

（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的断层

文化要不间断地在一片土壤上代代传承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自我延续的惯性，更要借助于绵绵不断的哲学意识流与坚实稳固的制度基石。这两者一旦滞涩松动，文化就有出现断层的可能。近代以来我国环境文化的衰落恰好证明了这个规律。如果说我国传统环境文化在外化推衍上以严刑峻法为制度支撑，那么在内部构造上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学为价值导航。前文已对古代环境法制做了粗疏考察，但在历史和现实的烛照下，我们也需对“天人合一”的古老东方智慧一窥究竟。总的说来，“天人合一”哲学并非哪个流派的一家之言，而是一种以“天地合一的和谐精神”为骨，以“道法自然”的道家自然哲学与“天人合德”的儒家人文伦理为翼的整体智慧。①无论“采菊东篱下，攸然见南山”的出世情怀还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入世憧憬，其内核无非皆是“天人亲和”、“众生协调”。

中国这种“天人合一”“和谐”的宇宙观与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后者注重的是虑周藻密、枝叶扶疏的纯形式逻辑思辨，追求的是一种“我思故我在”式的终极真理。在这座由缜密学科体系构建的西方哲学思维大厦中，超越万物的绝对理性精神成为命脉根基。正所谓“哲学为观照历史而带来的唯一思想即‘理性’这一单纯概念；即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是宇宙的实体。”[9](P783)而中国式的宇宙观诚如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所言，缺乏理论性思辨色彩，是一种系统的、生态的、混沌的、超越时空的哲学“一元论”，特征是擅长运用直觉性、体验性、形象性、非线性循环和隐喻性类比思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圆圆”、“道生万物”的老子学说正是这种思维范式的典型代表。以这种前科学时代的先验思维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形而上”的“天”和“形而下”的“人”同属于一个内在统一的“大同”世界，人并非自然界的统领，反之，和万物一样，乃其组成部分，是循环往复的生态系统中平衡运动着的一环。“天人合一”所追求的不是一个逻辑上完美无瑕的终极真理，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宇宙生命和谐共生的“大道”。在这种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模式下，一种生态理性与生态德性水乳交融的环境文化自然而然地熔铸而成、孕育而出、风发泉涌、绵延千载。

然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人合一”哲学观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阮籍、嵇康的“自然主义”发展至宋明新儒学②的极致时，亦逃不脱亢龙有悔、盛极而衰的发展规律，逐渐走上西风落叶、火烬灰灭的下坡路。长期不明主客、无谓主次的“天人合一”思想到此阶段已不满足于一元论的宇宙和谐理念，更升格为一种人伦至上的宗教信仰。“在经历了历代贤哲的无数次的系统化论证后，在三纲五常为统治阶级反复提倡下……使人们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10](P322)这种思维禁锢带来的恶果首先是国人个体觉悟的消亡、自我人格的泯灭，其后更放大为整个国家、民族开拓意识的淡化、创新思维的停滞。正是在这种“故步自封”的意识迷雾中，中华文明逐渐没落，政治流于声色犬马、经济酿成一潭死水、科学沦为奇技淫巧……于是，帝国主义的铁蹄“势如破竹”般乘虚而入，给予旧制度摧枯拉朽的打击，霎时间，统治神州大地千年的中华法系“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与此同时，全然迥异于我们的西方意识形态潮水般涌进国门。“穷则变，变则通”，知识分子们亦开始返观内照，救亡图存，从而掀起一场师夷长技、革风易俗的浪潮。“筚路蓝缕启山林，创榛辟莽开先路”，哲学作为文化之源，其改造无疑首当其冲。魏源强调“经世致用”，[11]严复号召“与天争胜”，梁启超提倡“乃物随我”，③孙中山坚信“人能胜天”④……自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禁锢人性的“天人合一”变为众矢之的，弘扬个体的“主客二分”渐成众望所归。法度灭、哲理失，则传统环境文化顿时“上无所蒂，下无所根”，徒有“随波逐流”，走上向“人本主义”生态观嬗变的不归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环境文化断层由此形成。

（三）生态文明对新环境文化的呼唤

西方“主客二分”思维引导下的“天人分离”生态哲学，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控制和征服自然为内核的人类主体性思维。这种思维将人与自然打造成两个完全分离的对立阵营，而“天人分离”的纵深发展便是“人本主义”环境文化。正如“生态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一样，“人本主义”在西方也历史悠久。这种文化滥觞于公元前3世纪，当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自然是人类的仆人”的命题。之后，基督教更是打着“救世主”的旗号，引申出“人是自然的主人”之教义，并借虔诚的基督徒之手使之广泛传播，给整个西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直到17世纪末，西方人还笃信《创世纪》中所言，以为人是上帝的使者，享有至高无上之殊荣，人的任务就是改造自然。[12](P11)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为满足工业化大生产的现实发展需要，这种文化中立足于经济理性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的工具价值一面被资产阶级深挖放大，进而衍生出一种鼓励竞争、追求效率、以征服猎物为目标的工业时代狩猎式环境文化。①

这种文化在促进西方乃至全世界经济繁荣、科技飞跃、政治昌明、法治蓬勃中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甚至可以断言，它是工业文明得以降临的必备要件。然而它为了迎合物资爆炸时代人们对于金钱的贪婪渴求，过度解放了人性中无节制消费资源的原始欲望，从而导致人们对除人以外的生命价值的极度漠视，工业文明的大厦几乎建立在对生态资源的屠戮之上。又由于该消极因素本就是普世价值观中不可拔除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狩猎式环境文化毒泷恶雾般向社会蔓延扩散的情况下，生态危机就成为必然恶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西方工业文明是人类可怕的自我毁灭的蛮荒，其文化发展模式与文明的真正实质是分裂的或背道而驰的。”[13]因为“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然界对人的一次又一次的报复”[14]。愈演愈烈的环境矛盾在当前的环境文化图式下已不可调和，正日益转化为阻碍发展的新瓶颈，不顾一切的继续掠夺意味着敲响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丧钟。在这种生态裂痕大背景下，原先被西方哲学奉为圭臬的“主客二分”逐渐走下神坛，源于中国的“天人合一”竟否极泰来，成为济世良方的天然药引。随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主客二分”思想开始向“主客相融”的哲学转化。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应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睦相处。[15](244)

正当西方人忙着向古老的东方智慧取经时，我们却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只顾陶醉于“主客分立”带来的蝇头微利，却茫然不知自己正在重蹈他们“天人分立”的覆辙，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君不见，蒙蒙一片雾遮天，滚滚八荒沙蔽颜。举目无极云罩日，伸手不见指当前！君不见，日照南山升黑烟，疑似妖魔降人间。可怜莽原变荒野，苍灵焰中舞翩翩！君不见，鸟兽含冤入画图，鱼虾抱恨葬浆污。花泣不见蜂蝶舞，山恸难挽松柏枯！君不见，日出霞光耀蓝藻，春来江口涌赤潮。渡头柳衰燕语塞，江南酸雨多寂寥！君不见，“落星”痛失苍穹鉴，玉环岂愿逐飞燕？浩渺烟波成旧梦，空余芦荻曳阑干！君不见，江豚“愚笨”迷厄水，珠蚌“慧黠”喜鸩肥。若个污了“长江肺”？“金山”不语大桥岿！君不见，白暨哀弃云梦泽，夜鹭苦觅灌木窠。“迷魂阵”内倾巢殁，“长江之肾”又如何！君不见，土花漠碧云茫茫，沧浪化尘染天光。曾经淮海难为水，黄河之后有长江！君不见，鱼虾贪杯醉氮酒，昔日碧波浮白沤，沱江不必独幽咽，龙涎染镉胜一筹！君不见，硫烟秘织幽云绣，浮尘暗渡乌粒游，长空痛替人垂泪，扎入心底刺双眸！②

不胜枚举的事实证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若我们继续执迷于“人本主义”的畸形文化，必会招致灭顶之灾！唯有回归“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理念，才可能跃出越发展却越不可持续的怪圈。但这并不表示着我们要完全回到落后的过去，根据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伟大理想，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生态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体现自然美、生态美、环境美的“生态文明”与追求高度工业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工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工业文明”新路，而为这条新路导航的必将是一种新的中国特色“环境文化”。于是，“环境文化”的新理念应运而生，环保人士们站在历史角度向其赋予“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自然价值关怀使命，它因此被总结为“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文化型态。”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是对我国现实环境危机的反思与应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世界生态文明理念的吸收和创新。[16]

三、儒家法文化启示下的环境文化二元构建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论，③文化变迁受四个因素影响：发明、积累、传播和调试。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正是针对滞后于可持续发展观的旧环境文化所进行的积极发明创新。而受适应文化（相对于物质文化）①根深蒂固的惯性和保守性，即“积累”的消极效应影响，新适应文化要得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可须经历一个与旧适应文化斗争的过程，在此漫长阶段内，旧文化仍持续生效。反映在环境文化的更新（指不施加任何外力的自动更新）中，则为先进的新型生态环保观“并不能立即改变人们的开发模式，由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诱惑，人们会想方设法敷衍、甚至抵制新环境文化。”[17](P23)幸而文化并非单一无机体，而是由高度整合的多个部分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大可利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机制，通过对某个核心部分的改变刺激其它部分进行适应性调整，进而促进文化整体之演变。这可以称为“调试”基础上的文化“传播”，该方法或许不及文化革命来得迅猛彻底，却避免了社会震荡带来的血雨腥风，这种平和中正的模式恰与我们古老的中庸之道契合，不失为一条理想的环境文化复兴之路。

（一）“法治”——环境文化的“安身”之本

在这套复杂精密的多米诺骨牌系统中，确定作为引动核心的第一张骨牌的位置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接下来便开始研析这个问题。上文已提及，环境文化包涵环境技术文化、环境行为文化、环境规范文化、环境心智文化四个子系统。其中，“环境心智文化”作为人们的环境意识与环境理念的综合反映，指导着人们的具体环境技术活动和生存行为。比如，一个讲求环境道德的人在进行生产加工时自然会注意监测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可能为追求效益超标排污。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心智文化无疑是整个环境文化系统的最高层次。而通过给人们设定纲纪和划定自由空间界限来调整人们行为的环境规范文化，其健全及完善程度恰恰反映着管理者对环境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表征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环境心智文化的基础发展水平，[18]因而可以看做是更高位阶的统治性“环境心智文化”。其优劣与否直接决定了在其指引、评价、教育、预测下的各种文化行为是否理性有序，整个环境文化产业和事业是否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稳步向前。可以说，缺少了先进环境规范文化的必要制度保障，旧环境文化很难获得及时、积极的调适，只能在民间缓慢地发生变化。[17]在这个过程中若人们的经济利益、眼前利益与保护生态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人们的观念还局限在对生态环境的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时，就可能由于环境文化失调发生一些公害事故。[19](P52-60)由此可隐约窥见环境规范文化作为第一张骨牌的泉眼性纲领地位。

在国家引导和保障环境文化发展的所有规范中，唯有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他律机制。作为建立和维护环境秩序的依据，环境法律法规以其特有的制度权威和普适性优势制定和实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准则。它不仅要求普通大众知法、守法，更对政府部门和党政领导提出了依法行政和执法的硬性要求，通过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环境权、制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来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环境文化关系，从而将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中对环境行为美丑荣辱、褒贬奖惩的文化认知评价反映出来，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制度性推崇有效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先进环境文化也由此得到延续。因此可以说，“环境法治”是决定环境文化大局的中坚力量。尽管通过“命令和控制”手段强制性推行环境政令看起来稍显人情味不足，但对整个国家环境伦理秩序的建立、对在社会范围内弘扬生态文明正气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基础且实际的。诚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那样，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其不仅能够有效地固化和体现生态文明文化理念，“而且还是经济计划和市场工具的一个框架。”[20](P87)正因为如此，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包括文化变革）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21](P323)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两点。首先，“环境法治”（非“环境法制”）才是环境文化的安身立命之本，之所以强调二者的区别是因为“环境法制”仅重视静态维度上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构建，而“环境法治”涵盖的维度更广，它是一国环境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有机统一，是法治理念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贯彻。即将环境保护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既包括一国静态的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法制），也包括环境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运行和实现状态。[22]自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我国环境立法已耕耘30余载，目前无论数量上还是体系上都已初具规模②，然“环保法律既无大错也无大用”[23]，法制体系的完备并未带来山明水秀的实际效益，反之，环境质量是每况愈下，终于到了前无古人的严重程度。这倒也不难理解，立法再完美，如若不能得到有效实施，也无异于一纸空文。“法制存、法治亡”正是当前我国环保领域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的重点应从立法转到执法和司法上来，建立高效运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与环境法执行机制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正如吕忠梅教授所言，“如果我们因为一部法律没有得到执行而将这部法律弃之不用，再去制定新的法律，其结果也只能是重蹈覆辙。”[24]其次，“法治”可以从两种角度进行解读。其一为英国宪法学家戴雪提倡的“形式法治”，即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说的“服从法律的统治”（Theruleoflaw），它强调的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二是“实质法治”，又可称为“至善之法”。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良法之治”原则，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5](P199)正是对实质法治最简明扼要的诠释。它强调的是公民权利有效保障和社会真正公平。我国当前的环境立法偏向形式法治，而“环境法治”恰恰应将重点放在“实质法治”上，尤其是确认和保障公民的“环境权”更是重中之重。

（二）“德治”——环境文化的“修身”之道

“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生存权，既是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诉讼的基础，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核心要素。[26]我们本应全面贯彻“十八大”的精神，制定一部确认环境权、有效促进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律，但囿于缺乏足够的环境道德支撑，环境立法的伦理基础始终薄弱且畸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前者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后者则往往被视为发展经济的掣肘。这才铸造了仅加以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对于作为该义务前提和条件的环境权却缄口不提的荒谬立法逻辑。而顶层制度设计的偏误决定了环保法律与环保目的南辕北辙，这样一来自然常陷于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环境执法和环境司法的软弱乏力便更不在话下，甚至环境守法的成效也因此大打折扣。

环境立法不说无孔不入也算是密而不疏，为何违法行为却前仆后继、屡禁不绝呢？表面看来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管理对象由于受地区条件、经济基础、政策水平、文化素质等因素的限制”，[27]不少人不愿自觉呼应政府的行政法令。实际上，公民与政府行政的相呼应来源于制度规范中喷薄而出的国家心智文化导向以及行政人员的以身作则。这是因为人的行为受制于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氛围，而主流文化正是由立法所圈定的。如果立法本身都已背离其表面宣扬的环境伦理价值，执法人员又习以为常地亵渎法律权威，又怎能期待普通民众培植出自觉保护环境的深层心理动因呢？因此，环境法治的最终实现，根本上还是取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调整。[24]而调整的动力须来源于社会良好环境道德习惯的积累。古罗马法谚说得好，法律没有社会伦常的支持又有何用？也正如哈特所言：“一个法律制度并不而且也不能仅仅依赖统治者的权力，所以它必须依赖道德义务感或对制度的道德价值信念。”当众多个人习惯（尤其是立法者和执法者）不约而同升华为全社会的道德共识时，规则意识才可能最终培养起来。由此可见，环境德治是环境立法和环境法治的连接点。

不仅如此，环境德治还是环境法治和整个环境文化的连接点，该关系在环境文化的构建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27]这是因为，尽管环境法治是构建环境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存在不够经济的固有缺陷。申言之，“制度的形成和实行必须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包括制度设计和实施、立法程序、执法组织等的成本，还包括制定法律(规)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修订成本、教育成本等。”[28](P34)并且，“从制定法律到培养出人们的良知，这需要一段时间。最健全的法律所包含的规范内容，也不会多于起码的消极性的公共伦理的内容。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却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29]这就决定了环境法治的实施效果可能大大缩水于预期。而以“扬善”为宗旨的德治无疑完美地弥补了该空缺。首先，成本低廉。由于环境道德具有传染性，除了宣传教育外，其养成更多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传播与学习，这就大大节约了环境德治的成本；其次，作为社会核心的“自律”机制，环境道德的强制力来源于社会舆论与良心谴责带来的自我羞耻感，这种精神的禁锢远比于金钱损失和身体压迫更具约束力，加之环境道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事前预防，相比于环境法治的事后补救在减少违规、增进秩序方面显然更有效率；再次，道德强调“义务至上”，关注的是公益而非私权，这就避免了“法不责众”在遭遇多主体环境违法时爱莫能助的尴尬窘境。更重要的是，环境道德在高度上更贴近环境文化的内核，它不仅仅是强调个人对他人的善意与尊重，更旨在培育一种善待环境的情感和习惯。这类似于我国古代伦理文化中的自然道德，即不仅将自然万物纳入道德伦理范畴中，肯定并赋予其内在价值，同时明确人对于自然万物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些独特的优势决定了环境德治同环境法治一样，是整个环境文化系统中的引导性骨牌。

（三）“德”与“法”的互蕴互动：儒家法对环境文化构建之启示

德与法虽属不同文化形态，但二者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关系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这是因为社会秩序（包括文化秩序）的建立本就是一个特定历史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整合过程，从该意义上而言，环境德治与环境法治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倒毋宁说是个实践问题，二者恰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基本方略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具体实现。正是因为如此，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补”一词所能显微阐幽，二者在文化调控中的价值配比也远非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相辅相成”足以张本继末。格物方能致知，察古而后通今，不求甚解和纸上谈兵则只会使理论束之高阁。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作为中华文明思想基础的儒家法文化入手，结合当今的具体国情，通过与西方进行对比，探索法治和德治在环境文化构建中的合理定位，洞悉二者间微妙的联系。

我们常称儒家法文化为“伦理法”，正是源于其睿智渊深的德治传统。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见早在三千年前，儒家始祖们便明察秋毫，窥探到了人们在对刑与利进行博弈时的侥幸心理和法律（主要是刑罚）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局限性，因之提倡以道德在人们内心中筑起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以德教维护秩序、稳定统治。儒家重德并不意味着弃法，事实上，一直以来，其都坚持德法并用，只是在具体价值配比上侧重不同，即所谓的“德主刑辅，德教为先”。这种观念从西汉开始正式成为治国之道有其历史必然性，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统治者吸取了秦极法背德暴政而亡的教训。之后隋朝的“礼入于刑”、唐朝的“德礼为本，刑罚为用”都只是在“德主刑辅”思想基础上的发展完善，一直到明清，该理念都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不曾动摇。在黑格尔眼里，“中国人将法律和道德混在一起，法律亘古不变，统治者是道德的化身，个人缺乏独立的人格。”[30](P243)这种明显带有贬损意味的评价笔者并不认同。诚然，儒家法有其阶级性与历史局限性，其为维护封建君王的大一统，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以至于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治烙印，比之同时期西方的法治思想似乎愚昧落后得多。然而，我们须意识到法治作为一种文化设计，是与贯穿西方整个历史的海洋文明分不开的。外贸通商的便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正是在这种文化母体中，法治的胚胎才得以孕生。而中国的大河文明注定培植不出法治的种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密织不断的宗法血缘结构决定了儒家的德治之路才是理性的选择，惟其如此，中华文明才得以绵延不绝，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仅存的硕果。所以说，儒家法与西方法治间并无孰优孰劣的高下之分，而只是因地制宜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调试。

撇开其中的消极面不谈，蕴藏儒家法中的厚实传统菁华仍可为我们今天的环境文化建设所汲取。以其“德治”思想为例，其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政德。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德行操守皆应为世人典范，上行下效则法治昌明；第二，官德。一切行政人员都必须是有德君子，须忠君爱国恤民修身，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第三，心德。重视道德自律（即道德感和羞耻心）在民众行为约束中的积极作用；第四，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正是鼓励利用道德弘扬正气、促进社会和谐。这些无疑对促进环境德治甚至环境法治（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积极意义。无怪乎狄德罗、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等都高度颂扬孔子，称其比基督高明，基督不过是禁人行恶，而孔子是劝人行善。因此，儒家伦理法在今天的中国非但不能被抛弃，反而要积极弘扬其中的合理成分，形成新的文化合力。并且，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转型，再不是古老的伦理本位社会，已不能再将调整社会文化秩序的使命仅仅寄望于伦理，而是要走法治的道路。但是，受儒家伦理法的长期影响，我国历来缺乏规则治理的传统，“诸如临时议事、事实类推等作法源远流长，长久以来就是司法惯习，历来长官的意志就是法律，司法官员以规则裁判的法意识也没有根本确立。”[31]时至今日已然如斯。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在国家向度内，即规则之治的层面上，须借助德治的力量实现。因为“只有培养了对法的理解之后,法才有能力获得普遍性”。[32](P20)同时，仅有伦理的内心自我约束以及外在的舆论谴责很难将环境道德所倡导的理念推行到底，教化的作用是有限的，强制力的推行必不可少，[33]环境法律“使道德上已经具有最大的社会重要性的东西形成条文和典章”，[34](P17)并指引人们从服从法律到自觉保护环境，形成环境道德文化氛围。由此可见，在当前的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建设中，德治和法治并非完全分离，而是一种相互渗透，互蕴互动的关系。我们可以将之总结为“环境道德的法制化”和“环境法律的伦理化”。前者是指“环境道德的地位、任务、内容等不断为环境法律所肯定、确认和保护，并趋向于法律和制度的形式，使环境道德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定化；后者主要侧重于环境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守法过程，指环境法将环境道德的要求不断体现在法制的整个过程中，使一定层次一定范围的环境道德责任体现为环境法律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并使环境法成为一种最有力的环境道德教育手段，培育和强化人们的环境道德意识,形成符合环境道德和环境法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35]“环境道德的法制化”和“环境法律的伦理化”二者间是辩证统一的,环境道德的法制化是环境法治的基础，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环境法治的内涵[36]。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双向趋同也仍然具有相对性，亦即环境德治与环境法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质，环境法治对人们的约束，重在外在行为，是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环境德治理则强调内心调控，是把人们的行为调节在“理想”的程度上。二者的相互转化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并不能相互取代。也就是说在理解“环境道德的法制化”和“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时,要避免法律万能论和泛道德主义两种错误倾向。[37]

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说环境法治是环境文化的“安身之本”，那么，环境德治就是其“修身之道”。前者是环境文化得以开疆扩土的制度基石，后者是促进环境文化欣欣向荣的价值保障。法治与德治恰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刚柔相济、缺一不可，共同为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提供适宜的土壤和丰沛的养料，助其在褔风瑞雨和金声玉振中慢慢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日益频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在提醒人们地球已经无法承载只顾经济利益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转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正确的必然的选择。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是它的必要条件之一。环境文化作为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智慧，是人民群众思想和精神的重要载体。良善完备的环境文化建设必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文化兴，则文明兴；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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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建议篇5

近年来，东北地区土地退化面积不断扩大，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渍化为主，耕地大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东北地区的部分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呈现出“边建设，边破坏”的特征，甚至建设赶不上破坏。

1.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退化难以遏止

水生态平衡失调愈演愈烈，以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区域性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和湿地破坏最为典型，干旱地区绿洲和植被日趋萎缩，灾害日益频繁。由于过度砍伐，可供开采的森林资源濒临枯竭，森林的生态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有增无减，部分城市已经饱和，甚至黑土资源都受到侵蚀。部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锐减，大量珍稀濒危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例，大庆市原来的湿地资源很丰富。由于油田的深度开发，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大量的湿地被开发利用，许多湿地变成了泥浆地、排污池、废水排放池，土壤、植被及湿地水体的污染加剧，使得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在逐渐减少，湿地萎缩，功能丧失。

2.区域性水污染严重

水污染程度加剧会导致水体中和周围地区动植物大量死亡，使水域生态物种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进一步降低水环境容量。水污染也直接减少了可供人类使用的水资源数量，导致水质型缺少。有的地区河流严重污染，使流域附近居民陷入守着河流没水吃的窘境。2010到2012年三年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持续增加，增加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黑龙江省2011年比2010年增加了5792万吨，增幅为16.6%；辽宁省2011年比2010年更是增加了16387万吨，增幅为23.2%，虽然在2012年有所下降，相比2011年的增加量16387万吨而言，降幅较小。2012年，东北三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167663万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7.6%。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大于100万吨的省份有10个，黑龙江省排在第3位；全国氨氮排放量大于10万吨的省份有11个，辽宁省排在第10位，同时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石油类排放量上，排在第3位。

3.城市空气污染危害严重

从总体上看，东北城市空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使得汽车尾气正在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新型“罪魁祸首”，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2013年底，哈尔滨市民用车辆比上年增加12.4万辆，总量达到142.2万辆，比上年增长9.5%。其中，汽车总数突破百万辆，达到100.5万辆，同比增加11.2万辆，增长12.6%。哈尔滨市整治大气污染压力最大，提出2017年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要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10%。目前，哈尔滨市建成区将不再审批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火电、钢铁、建材、焦化、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化工等高污染项目，现有的项目也要逐步向外转移。

4.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越积越多

2012年，吉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差距明显，一半城市的综合利用率在90%以上，吉林市和白山市却低于50%；辽宁省的鞍山、抚顺、本溪和丹东更是低于30%，超过90%的只有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相对其他两个省份要好一些，只有双鸭山在50%以下，其他城市都在70%以上。除工业固体废物外，生活垃圾也是固体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东北城市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造成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局面。由于处置能力有限，很多城市并非是对垃圾进行处理，而是堆放垃圾。大量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这些废物经过雨雪淋溶，可溶成分会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水体污染；或随水从地表向下渗透，向土壤迁移转化，富集有害物质，使堆场附近土质酸化、碱化、硬化，甚至发生重金属型污染。这些有毒物质在土壤中发生累积而被植物吸收，毒害农作物，威胁人们的食品安全。

二、东北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东北城市的生态环保建设原则是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要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整体和谐，又要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经济技术生态和自然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城市的和谐。

1.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建立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机制

要以增加城市绿地为主构筑城市景观，构建自然生态体系，突出城市特色。绿色植被能够很好地吸附灰尘，吸收有害气体，平衡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起到净化城市空气的作用。城市公园、街道两旁的树木、草坪都可以通过叶片来吸纳烟灰和粉尘。此外，修建屋顶花园不仅能够使建筑物减少紫外线辐射，增加建筑物使用寿命，同样能够起到治理大气污染的作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用地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调整，对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进行调整，对城市交通格局进行调整。

2.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经济体系

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局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引导和限制那些能耗物耗高、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在区域层面上建立大循环模式，即工业园区层面的循环经济，把不同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个企业的能源和原料。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逐步由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向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转变。

3.注重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安全

从水量、生态栖息地、水质恢复三方面构建水生态安全体系。不仅考虑环境水质标准的限值，更强调从维系水生态安全出发，保障水生态系统的健康需求。从水源地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区，水污染总量控制等方面进行建设。同时，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防洪抗旱并举，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水与防止水污染相结合，市区污水处理厂加大运营力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市的供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逐步解决城市公益设施的配套完善问题。

4.加强城市生态修复，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合理配置资源，禁止乱砍滥伐，不要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使物质、能源、信息得到高效利用，保持生态的良性循环，使其在相对平衡状态下持续发展。转变城市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加强东北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建设，发展产业生态学，推行清洁生产，把相关的工业企业集中在工业生产园区，使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厉行节约用水、用电，可以用自然能源的区域尽可能使用自然能，减少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增强自然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重要生态功能区内要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活动和其他人为破坏活动，特别是城市建设和工业布局；严格控制区内人口增长，保护区内人口在承载力之内；改变生产经营方式，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5.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坚持减量化、无害化

生态环境的建议篇6

一、尽快完善生态系统税收制度

（一）从保护重要生态屏障、考虑减轻农牧民负担、解决生态移民生活困难、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税收角度出发，应当采取“税额减免、提高起征点”等税收手段，初步形成“生态无税区”。

（二）在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政策下，对矿产资源性产品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将开采矿山中发生的采矿权转让费、生产探矿费、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有偿使用矿产资源的支出和购置节能减排设备所含进项税金应列入准予抵扣的范围。

（三）资源税的征收应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合理提高税率标准。即提高有色金属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等矿种的资源税税额幅度上限, 辅之以提高税收负担的办法，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高于再生资源。

（四）应当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资源税收管辖权，合理调整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对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行定额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办法,即先在开采或生产环节实行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之后在销售环节根据销售价格再实行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充分发挥资源税在节约非再生资源、稀缺资源方面的调节作用。

二、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一）对开采石油、天然气征收的矿区使用费应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二）煤层气也属于自然资源，应对地面抽采煤层气征收资源税。

（三）借鉴国际经验做法，对自然资源输往本地区以外时，就该资源或者矿产品的产量跨地区征税。跨区域征税的纳税人虽然是在本地区从事矿山开采的居民或企业，但其负税人实际是资源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利用这种办法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保护资源，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四）对在境内从地下或其他水源地耗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列入水资源范围征收资源税，具体办法是：

1、根据水资源所在地海拔高度设置比例税率，地域海拔越高设置较高税率，按照使用水资源的径流量或者立方数按规定税率征税。

2、根据下游水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和用水量、水头大小确定起征点和累进税率，按发电量征收，规定每千瓦时定额税率。

3、按照税收征管属地原则，由当地税务机关根据河流管辖区域收取，确定水资源源头地和水资源利用地分享比例，对征收的水资源税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用于生态移民生活困难补偿、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水资源生态保护。

4、以城市用水销售量、工业用水自用量为依据征收水资源税。

三、开征环境保护税

（一）将资源开发及循环产业现行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税（费）改并，提升其立法层次，将排污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

（二）对在采挖各种中药材缴纳的“草皮承包费”纳入税收征纳范围征收环境保护税，其税收收入作为专用基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四、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将地区采挖取得的中藏药材植物初级产品应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对采挖人数进行规模控制，并进行采挖技术培训，提高保护草场意识，减少并淡化药材保健作用的宣染，从源头上杜绝无序疯狂采挖，保护草原原始生态。

五、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继续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

（一）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原则性规定，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适当灵活的税权。如由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改为全额恢复征收增值税，所征税款全部用于生态资源开发补偿，开挖回填、草原灭鼠等，让农牧民切实得到实惠，使生态环境恢复得到落实。

（二）为扶持资源循环经济，在还没有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前，对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在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废旧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好的产业政策中增加循环经济在资源保护、节能减排方面购置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规定。

（三）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支出给予税收减免的规定。

（四）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

（五）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与环境保护项目建设的投资支出准予所得税前扣除，对企业购进节约资源、防治污染、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允许一次性摊销。

六、优化分税制收入体制

根据实际，应改变“有税源的地方无税收，无税源的地方得税收”的分税制体制。并根据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分类管理、优化服务、核定税基、完善汇缴、强化评估、防范避税”的办法，如将现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确定为经济核算企业，全部入库中央级的企业所得税和特别石油收益金实行中央与地方共享的税收分级收入体制。

总之，通过以上税收政策，增强税收调节手段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生态环境的建议篇7

关键词：议程设置　拟态环境　构建

印度神话中有这样一则：“其实世间的一切，不过是梵天做的一场梦，你我都活在他的梦中。梵天一旦睁眼，这个世界便消失了，直到他再次睡去，周而复始。”在这则神话中，梵天做梦才是真实，而世间的一切不过是梵天构建的“拟态环境”。而人们的生活，所接触的世界是否就如同这则神话，只不过是梵天做的一场梦，所不同的是传播扮演了梵天的角色，在我们称之为“议程设置”的传播理论中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拟态环境”。

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是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切却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钟都有上千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的演员。以电视台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演员们共同制造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以及楚门毫不知情的自我传播最终为楚门构建了桃源岛这个“真实”的拟态环境。

在探索本文结论的过程中，本人通过对《楚门曲世界》进行传播学层面的分析，深入思考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的“拟态环境”和“议程设置”的理论，并且在下面几个方面对这一传统经典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真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之间的区别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人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因为，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所谓人作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李普曼认为人们是生活在“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叠合的双重环境中，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是同时存在，但又是截然不同的。就好像北方的人经常会问“云南是不是遍地都是孔雀，出门都是骑大象”，这就是他们通过各种信息来源渠道形成了云南的“拟态环境”，而真实的云南是一个与其他城市一样的现代化都市，既没有那么多孔雀，也不可能骑大象出门。在这个例子中，可“清晰地辨别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它们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

但是我认为，从大众层面来说，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区别。然而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并不存在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区别，二者应该是同一的，所不同仅仅是人自身的意识发生了改变。就好像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在大众的服里，在真实的世界中，楚门作为一部泡沫剧的主角才是他生活的真实，而桃源岛上楚门的生活不过是媒体刻意为之的“拟态环境”。然而在楚门意识到他的生活是一场演出之前，他的工作、朋友、家人等构成了他的生活环境，这些对于楚门这个人本身来说就是真实环境。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过是一部肥皂剧，桃源镇对于他才成了虚幻的存在。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二战时期逃入深山的日本兵一直不知道战争的结束，那么对于他来说二战仍然在持续就是他的真实环境，尽管对于大众来说“战争没结束”不过是“拟态环境”。

不仅是大众传播构建拟态环境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李普曼对“拟态环境”进行阐述时用的是“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统理论认为拟态环境通过大众传播得到构建。就像《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媒介搭建了桃源岛这个平台，虚拟了楚门的生活环境，并且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向大众展示这一“拟态环境”。

但是我认为在“拟态环境”的构建中不仅仅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了作用，而应该是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甚至是自我传播在内的所有传播方式共同构建了“拟态环境”。例如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所处的桃源岛这一拟态环境就是由演员构成的人际传播、电视媒体参与在内的大众传播，甚至是楚门自身的自我传播共同构建的。当楚门通过人际传播得知他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一场闹剧，他的自我传播在其中不断地深化“闹剧”这一事实，最终他从桃源岛逃离出来，但是谁又能保证楚门之后的生活就是完全真实的呢?其实出走的生活不过是各种传播方式合力打造下的叉一个属于楚门的“拟态环境”。再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朋友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是“温柔的”，那在平时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就会强化这个人的这一特质，最终让其真的很“温柔”，这就是人际传播对“拟态环境”的构建。

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广义范围的探讨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该理论认为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可以判断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三个关键词：“公众”、“公共事件”、“大众传媒”，也就意味着“议程设置”理论只有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

然而在现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只是大众传媒，其他的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也体现了“议程设置”理论，比如和朋友交谈时通常会把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排列，并且期望通过话题的排列和强调改变或者强化朋友的态度。因此可以把议程设置理论的关键词做一个范围延伸，把“公众”、“公共事件”、“大众传媒”改为“所有人”(包括公众和个体)、“事件”、“传播”(包括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由此得到一个议程设置理论的新概念：所有个体的人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正相关关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通过对“议题”的排列和高度强调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判断和观点的形成，同时影响人们的行动。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人们生活在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叠合的双重环境中。另外，“议程设置”是大众媒介通过对公众事件进行议题的设置从而影响公众的态度，最终导致公众的行为发生改变。

而我的结论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阐述：第一个层面，是传播而非仅仅是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第二个层面，议程设置对于“拟态环境”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议程设置的最终结果就是构建了“拟态环境”；第三个层面，就个人而言，在议程设置中构建的是真实的“拟态环境”。

“广义议程设置构建‘真实’的拟态环境”的现实意义

首先，通过这个结论我们不得不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大众传媒构建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的说法进行反思。比如前段时间热议的网游玩家跳楼事件，各方都认为在该起事件中网络游戏负有主要责任。然而这一“拟态环境”不仅仅是网络这个大众传播媒介造成的，在小男孩所处拟态环境的构建过程中有大众媒介的因素，也有网络游戏其他玩家的人际传播元素，还有小男孩自身自我传播强化的因素。它是一个多方面传播造成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大众传播的错。

其次，在议程设置中构建的拟态环境就个人层面而言就是真实环境。也就是说通过传播对议题进行强调和排列，可以对人的认识和行动进行塑造。如果在教育中应用该结论，就可以在人的幼年阶段发现其潜能和天赋所在，之后利用各种传播方式通过对议题的设置和排列让其潜在天赋不断得到强化，增强教育效果。

生态环境的建议篇8

在县政协贯彻环保法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专题民主

协商会议上的讲话

县长

2016年6月 日

各位委员，同志们：

县政协此次召开的贯彻环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专题民主协商会议，为我县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再次增添助力。会议期间，各位政协委员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为加快优化人居生存环境，加快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集思广义，建言献策，这既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充分履行与发挥，也是对县政府工作的最大帮助和支持。各位委员站在促进地区永续发展、关乎全县群众民生福祉的高度，深入调研，建计出力，问题定位准确，分析深入具体，建议切实可行，会后，我们要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加以整理，认真研究，形成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认真落实解决。同时，我们真诚的希望各位政协委员继续关心、支持县政府工作，向我们提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充实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内容，拓宽政协参政议政渠道，努力为政协履行职能创造良好的环境。下面，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就如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形成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充分体现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为此，全面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

多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建设生态大县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实施“青山保护工程”、“碧水工程”、“蓝天工程”，开展综合环境卫生整治等一系列有效举措，全县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意识明显提高。农业、林业、畜牧业、旅游业开始走上效益型发展轨道，成功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改善生态环境，才能保障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生态建设和环保节能减排的任务和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别地区盗伐林木、私挖大苗、开荒种地等现象仍未杜绝，导致水土流失现象加剧。二是水环境质量，受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生活污水、市政设施不健全等因素制约，造成了我县水环境质量不够稳定；三是空气环境质量，由于建筑拆迁、机动车辆巨增、镇内燃煤锅炉、春秋焚烧秸秆等造成了空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因此，全县各级各部门必须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要进一步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高度重视、认识到位，加大节能减排和重点区域环境治理力度，加快生态设施和生态文明建设步伐，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二、突出重点，破解难题

（一）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要加大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和城市绿化力度，继续增加绿地、树木覆盖率，从严治理破坏森林资源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努力使环境敏感区生态环境切实得到保护。

（二）加大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力度。要积极对上争取，通过修建拦河闸、蓄沙池、设置拦污网、进行生物防护，开展水源地多条干流治理工程。通过加强管理、完善设施、动员群众、舆论引导等措施，坚决杜绝垃圾入河的现象。要及时清运河道两侧垃圾，及时拆除两岸违章建筑，打造高档次的景观河道。

（三）切实加大空气污染防治力度。城建、综合执法局要进一步健全扬尘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突出抓好拆迁、绿化、市政、建筑施工、物料储运等环节的扬尘防治措施的落实，最大限度的把扬尘污染降下来。要抓住棚户区改造和热源厂建设扩能等有利时机，优先利用集中供热和天然气等新型能源解决群众取暖需求。要继续深入开展小燃煤锅炉、小烟囱等低空排烟设施的拆除取缔工作，减少低空污染。切实抓好春秋两季秸秆禁烧工作，积极推行秸秆综合利用，落实管理责任，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四）全面抓好镇村环境卫生整治。要以加快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为重点，深入推行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积极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大生态示范创建力度。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各乡镇、相关部门要落实责任，加强监管，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生态环保长效机制。

（一）明确责任。新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环境质量负总责。要严格环境保护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环保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各类污染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对各种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行为，坚持“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谁违法、谁担责”原则，确保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与提升。

（二）强化监管。县林业、农发、环保、动监及各乡镇要立足全局，统筹安排，不断加大监管工作力度。要严格执法，坚持现场巡查与联网监控相结合、定期检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扩大监控覆盖面，提高现场执法的快速反应能力；要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实行“零容忍”，坚决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文秘站:wmz.co m<<br />（三）密切合作。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县环保局要不断提高监测能力和执法水平，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站位，强化责任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各乡镇、各部门必须认真做好辖区内和职责范围内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形成齐抓共管、共创生态文明的良好局面。

（四）加强宣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要广泛宣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大力宣传中央、省和市环境保护的大政方针，努力营造“人人参与环保、共建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要着力提升全民文明素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倡导绿色消费、健康出行、低碳生活，节约能源资源，更好地凝聚各方面力量，更好地把环保事业和生态保护工作做好。

同志们，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十分艰巨。让我们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讲话精神，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全县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为将清原打造成为美丽、幸福清原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