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范文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1

关键词：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设计市场中签订的合同是必然产物。合同明确规定承包商需要完成符合业主需求的建筑，而业主需提供给承包商相应的资金和施工条件。合同管理对规范市场经济的有次序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合同具有法律有效性，若出现法律风险，可用建筑工程设计合同作为证据。我国的建筑工程合同存在一些问题，给我国的建筑市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所以提高设计合同的管理对完善建筑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存在的问题

工程建筑的复杂程度越高，制定的合同的难度随着增大。由于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我国的建筑市场目前并不规范，交易行为等方面具有不规则性，给市场的秩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主要存在以下五点问题。

1、阴阳合同影响建筑市场的管理

阴阳合同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工程建筑的合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设计人的利益。阴阳合同主要是指双方按照协商签订合同后，业主不按照合同规定，附加不合理条约，而设计人只能被迫同意，例如承包商需垫付工程的资金等。

2、双方难以遵守合同准则，易出现违约

工程建设过程中会出现违约现象，主要有业主支付资金的问题，时间和价格与工程合约不一致。业主可能会在工程竣工后甚至处于使用期间，仍然不付费用。拖欠工资和相关费用，严重动摇了了建筑工程市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设计人可能会出现不按照建筑工程设计合同所规定的时间、期间完成建筑设计任务，导致工程延期难以完成。

3、合同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设计人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需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业主的需求，但是仍需要追求经济利益。在合同上，会出现设计人与业利和义务的不对等。使承包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会违背相关的合同准则，出现报假账，缩短工期，对工程建筑持有不负责的态度，出现危险时，双方易发生经济纠纷，给市场带来了消极影响。

4、双方忽视了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律规定，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没有权利对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更改，目前，仍然存在有一方在利益的驱使下违反合约规定的情况。为了保障权益，应整理好合同规定的索赔资料，在一方违约之后，能提供相关的资料赢得官司。然而，我国的承包商和业主存在法律意识低的现象，忽视了法律的力量。产生纠纷后，因没有提前准备好索赔的资料而难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出现纠纷后，不拿法律武器维护，而动用武力等不合法的行为与之对抗，最终给市场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5、合同制定不规范

我国制定了《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一些设计人和业主不按照示范文本签定合同。会出现口头合同、自制合同等不规范的私下合同。私下合同往往是设计人为了得到业主的竞标而提出的。示范性的合同往往是对外检查时使用，而双方并不按照其履行义务和获取权利。私下的合同协议并不符合我国的规定，更改建筑设计、材料等行为是违法的。

二、完善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管理的对策

1、严格按照国家示范文本制定合同

规范的合同在建筑工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给建筑设计过程中的合同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减少了纠纷、风险的出现。我国相关部门应严格检查设计单位使用的合同是否与实际建筑工程内容相一致，避免出现设计人与业主不按照规范性合同进行私下协议。我国需跟随国际的角度，不断完善合同示范文本，使设计人和业主都能认识到我国示范性合同对工程的意义，科学合理的合同能减少因歧义、矛盾带来的纠纷，使建筑工程能顺利地完成。

2、规范合同的管理和执行

建筑工程设计合同是结合设计人和业主的利益而制定的协议，双方需要履行义务同时具有的权利。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在施工时期应严格按照合同，管理人员应对合同所包含的信息了解透彻，收集相关的信息。制定合同时，双方需遵循法律规定，结合多方面考虑合同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工程延期、拖欠支付等违约的行为，需注明对方在各种情况下违反合同应付的责任。

3、签订合同双方提高法律意识

合同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双方利益的协议，合同管理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建筑工程设计合同降低了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建筑材料价格、工程期限等带来的问题。通过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签订合同的双方意识到合同所具有的的法律约束力，通过合同有利于科学地管理建筑工程，从根源上解决了设计人与业主存在的矛盾，减少了因纠纷带来的经济损失，建筑工程设计合同有利于使建筑市场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同时，我国应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督，对不按照法律规定的合同管理双方进行惩戒。

4、提高索赔意识和增强索赔管理工作

若有一方没有遵守合同所规定的准则给另一方带来经济损失时，一方可向另一方提出索赔。目前，我国设计人、业主的索赔意识都较低。合同作为索赔的依据，是约束双方行为的规定，双方应提高索赔意识和法律意识，当对方不能按照合同进行赔偿时，应采用法律手段。在制定合同时，双方应充分考虑到可能因对方带来的损失，将各个方面列出来，科学评估带来的经济损失。双方都应在合同有效期间，结合相关法律，对施工过程中任一方存在违约行为时，对其提出补偿要求，保障自己的利益。

5、优化合同的管理

对建筑工程的内部结构进行优化，有利于合同的管理。参考一些国家先进的分包合同，制定出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合同。建立分包合同管理制度，规范分包合同的管理，与国际接轨，但是合同应与我国的建筑市场相适宜。

结束语：

建筑工程设计合同涉及建筑设计单位与业主的利益和应履行的义务。提高对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的管理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建筑市场，减少纠纷问题。目前我国施工合同主要存在阴阳合同、出现违约、合同双方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合同制定不规范等问题，将我国的建筑工程管理带入了困境。针对上述问题，制定出严格按照国家示范文本制定合同、规范合同的管理和执行、优化合同的管理等对策。实行以上对策，有利于保障合同双方的利益和权利，同时提高了我国建筑市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于亚薪,谢玉岩.搞好工程项目合同管理是堵塞承包商出卖资质的有效途径[J]. 吉林水利. 2002年03期.

[2]石嘉,陈伟鹏,丁照兵.浅析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合同管理[J]. 山西建筑. 2008年32期.

[3]王福元. 目前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02期.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2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由来及其过程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表示，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将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进入创建轨道。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07年5月22－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机制也日趋完善和成熟。

二、剖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因

首先，共同利益是双方对话的基础。"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中美双方均从这种贸易、投资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①如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第四位进口国。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升降；而获取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的廉价产品，不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开支，而且使美国的GDP每年增加0.7%，通胀率减少0.8%，有利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确保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除了经贸关系联系紧密，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全球和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世贸谈判等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和平发展，也一定程度需要美国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②另外，中国现今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对环保、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也都是符合美国的对华一贯立场的。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不但能够给中国带来所需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也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建立以经济对话为基础，兼顾政治、安全以及环境范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单单可以使中美双方解决经贸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其它领域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其次，冲突与磨擦不断加大是对话的刺激因素。虽然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中美冲突与摩擦的程度并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恶性循环的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所以美国一方面批评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一方面却又加强对华的技术出口控制。美国作为高技术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高技术产业占据比较优势。控制对华技术出口必然导致加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华不信任感，形成恶性循环。这类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对话来逐步构建双方互信，将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再次，双方认知趋于一致是对话的先决条件。双方合作的意愿，仅仅有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双方主观认识相一致。"相互依赖引发了国际合作的愿望，国际合作是国家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选择，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判断基础之上的"③。中美双方对有关问题的认知逐步趋于一致，使对话有了了现实的可能。比如，时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④。2005年9月，一些美国政府高官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时，说应尽量淡化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制造商的"负面影响"，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困难更多地归咎于其他因素。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也开始从自身分析问题。比如，中国意识到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不仅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它地区的利益，也会导致国内高新技术难以发展，所以中国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高，并承诺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都说明双方的认知逐步趋向一致，使双方走向对话的道路。 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在某种情况下，合作的进行，仅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⑤中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但要在这个共同利益上实现有效的合作，还必须发挥机制的作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在中美多年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首先，对话定期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自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后，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对话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话定期举行，使得该机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对话立足点高，涵盖面广。战略对话就是要站在制高点来全面审视双边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建立之初，就立足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对话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使得双方能够更为全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再次，对话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从第一次对话讨论的五个专题，扩展到第三次对话的八个专题，逐步扩展到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并在原有议题逐步进行深化和扩展。从广度和深度的循序渐进，有助于降低双方调整的烈度，使双方合作能够更加稳步进行。

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为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对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运作，我们也应该有理性而清醒的认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等因素，导致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并确保机制的顺利运行，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注定将在复杂、曲折和艰难的道路中前行。

首先，中美双方关注点和期望值不对称。中美各自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点不同，从目前中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方最关注的是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中美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不少问题的期望也是不对称的，在美国看来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例如金融市场、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需要在长期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让步。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牵制。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国内政治极为复杂，政党间、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斗从未停止过，众多的行为者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美国的各政党与利益集团中，汇集着大批在对华贸易中的"受损者"（如劳工集团），强烈要求对华采取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国内政治的纷争发生"溢出效应"，必然影响到"高层政治"，使得在双方对话中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影响战略对话进一步加深。

再次，构建战略互信存在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延长在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继续向世界各国推广美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基本主题的自强发展战略。⑥其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基本符合一致的。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两国战略互信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两国在这些领域又是相互竞争的。合作与竞争的交织，使得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双方难以互相信任。另外，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双方并非通过短时间的沟通就能得以相互理解。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是会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美国对此心存疑虑。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真正将中国看作"利益攸关者"的外在表现，还是因为陷于反恐战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缓兵之计？

总之，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都存在着很现实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更是由来已久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所以，也不能期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能迅速高效的解决所有问题，它也只是中美双方的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通过对话加强理解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利益汇合面，但要解决中美关系间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中美双方在彼此发展中的作用，还需要中美两国从多方面、多层次上做出更大的和不断的努力。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3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变为可能,通过谈判缔结或参加有关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是各国分享贸易自由化成果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参与自由化的程度和步骤各不相同,因此其在谈判中的立场和策略也并不一致,从而使国际贸易谈判方式日趋丰富和多样。

国际贸易谈判两种形式

根据参加方数量和纪律约束范围的不同,可以将国际贸易谈判分为双边和多边谈判。双边谈判一般是指两个伙伴之间就双方感兴趣的贸易议题展开的谈判,谈判结果只对谈判双方具有约束力,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多边谈判是指多个伙伴共同就协商一致的贸易议题展开的谈判,谈判结果对所有谈判参与方都具有约束力。

多边贸易谈判一般指在WTO框架下进行的旨在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各项议题谈判。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GATT)生效到1995年WTO成立,多边贸易体制的参加方共进行了8轮谈判,在货物、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了广泛的协议,大大削减了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贸易自由化发展。自2001年启动,目前还在进行的多哈回合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第9轮谈判,也是WTO成立后的第1轮多边贸易谈判。在多边谈判中,由于成员间发展水平差异,各自关注不同。一些具有共同利益关注和兴趣的成员便通过“诸边”(Plurilateral)方式对部分议题进行“先行先试”,在有兴趣的成员间先达成协议并实施,同时保持协议开放状态,其他成员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加入,最终使该类议题协定走向“多边化”,如《政府采购协定》的谈判。

多、双边谈判特点不同

在贸易谈判中,多双边谈判的共同点是谈判参与方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通过对攻防利益进行讨价还价,双方做出共同决策,达成谈判协议。但由于在谈判主体数量、谈判方式和机制的差异,两者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双边谈判只有两个当事方,相比来说,在确定谈判时间、内容和议程安排上要更为简单,谈判的进攻防守交接更快,双边的谈判效率相对要比多边更高;另外,双边谈判灵活性大,谈判内容形式多样,在促进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方面比多边谈判机制要更为直接有效。

但双边谈判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 1.通过双边谈判难以形成完整系统的经济法律体系。在国际层面,一个国家需要编制一个庞大的双边经济条约网络,才能全面处理其与各国之间的经济法律问题。以国际投资为例,上个世纪下半叶,世界158个国家和地区共缔结了1160多项双边投资条约。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建立纵横交错的双边经济条约体系,不但在条约谈判过程中耗时耗力,在协议执行方面也将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引起重复工作,造成效率损失。2.通过双边谈判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缺乏稳定性。在双边谈判中,谈判双方往往以对等交易为前提,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缔约方随时可能废约。例如,在20世纪初,法国和英国为了防止和转嫁经济危机,曾相继公开废除两国间的友好通商条约。

多边谈判的特点是参与成员数量多、谈判领域广、议题多,如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谈判),150多个成员在包括货物、农业、服务贸易以及规则、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等20个涉及国际贸易不同领域的众多议题展开谈判。多边谈判的另一个特点是以“一揽子”(Single Undertaking)方式进行,即成员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协议,不能只挑选接受其中的部分协议而拒绝接受其他协议。

多边谈判由于参与方众多,各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注的重点利益也各不相同,谈判包含议题多样,为了确保各方权利和义务大体相等,必然要求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总体平衡的协议。其多议题、宽领域的特点有助于达成包含多个领域的国际协议,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GATT正是通过8轮的多边谈判,在货物、农业、服务等领域达成了广泛的协议,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从而奠定了其在国际贸易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建立了WTO,成为多边机制的重要一极。其次,“一揽子”谈判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or nothing)原则,有助于参加谈判的各方达成一个权利义务平衡的综合协议。谈判参与方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组合不同的利益的集团,在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对于谈判力量弱小的成员,可以利用谈判力量强大的一方,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更为有利的条件;而在处于劣势的产业部门,如果多数利益一致的成员团结起来,也可以使强势成员做出让步。

然而多边谈判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谈判效率问题。由于谈判参与方数量众多,谈判各方利益诉求多元,各方对议题立场往往存在分歧,容易拖延谈判进程,整个谈判可能长达数年。多哈回合从启动至今,已经进行了9年,但各方还是未能达成“一揽子”协议,导致谈判进程受阻。由于谈判久拖不决,许多成员纷纷转向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目前已经实施的双边和区域协定多达400多个,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一定的冲击。二是“搭便车”问题。最惠国待遇原则虽然有效加快了谈判进程,但是在也容易造成“搭便车”的现象。以关税减让谈判为例,谈判一方如果就某产品大幅度减让关税,使所有的其他缔约方受益,在其他缔约方就另一些产品谈判减让关税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各方之间的利益不平衡,甚至最终导致所有谈判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的僵局。

多边框架下双边磋商解决多边谈判困境

多边框架下的双边磋商正是谈判人员结合多、双边谈判不同特点,试图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双边手段”解决多边谈判困境的产物。多边谈判由于涉及参与方数量多,如各方对议题存在分歧而长期僵持,最终可能将谈判拖入失败。在双边磋商中,由于谈判只有一个对手,从技术上而言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同时在双边磋商中,谈判方可运用的政治及经济压力相对来说较少被弱化,当然这也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影响他国行为的筹码数量。双方一旦达成共识,就可以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使之多边化,让所有其他成员享受谈判成果,即所谓的“双边谈判,多边适用”。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WTO的谈判一般使用这种谈判模式。理论上讲,申请加入方要和所有WTO成员方分别进行双边磋商,但由于政治、地缘和历史等原因,往往有许多国家不与申请者进行谈判,而是无条件同意后者加入。在整个加入谈判过程中,申请加入方和WTO成员之间所达成的成果对所有其他成员都适用。中国加入WTO就是沿用这种模式。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各成员往往根据自己的谈判需要,通过不同的渠道,联系目标成员,就感兴趣的议题进行双边磋商,这在服务贸易谈判最为明显。参加集体谈判的成员,往往在谈判开始前后,通过双边磋商就各自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具体承诺问题进行谈判,或对谈判有关的问题进行澄清,以便摸清各方底细,为更大范围的利益交换准备自己的要价和出价。

由于多边谈判本身是各国追求利益的博弈,有时候会出现一成员要求另一成员在双边机制下进行多边议题谈判的情况,比如美方要求中方在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中探讨多哈回合议题。出现这种谈判情形时,如果双方承诺不脱离多边的框架和原则,此类双边磋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多边谈判,无论谈判地点或谈判方式怎么变化,都不会改变谈判的性质,其结果最终都要对所有成员适用。要是双边磋商背离多边框架原则,谈判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事实上的双边谈判,其后果是谈判最终结果依然需要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对所有其他成员适用,而且这将使双方都失去和其他成员进行利益横向交换的机会。

多边框架下的双边磋商和双边机制内的多边议题谈判虽然同是两个谈判主体,但两者所面临的谈判压力、规则和灵活性等方面有很大区别。一是谈判的压力不同。在多哈谈判中,参与方多达153个,谈判议题的启动需要所有成员的共识。成员如果在某个议题上存在困难,可以隐藏在具有相同利益的其他成员后面,期望谈判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在双边场合,双方直接交锋,谈判弱势方无法像在多边框架下那样利用各谈判阵营的矛盾保护自己。二是谈判遵循的规则不同。“平等但非互惠”是多边谈判的重要原则,该原则为发展中成员和新加入成员提供了差别和优惠待遇。以中国为例,我们在多哈货物贸易谈判中争取到了新成员加上发展中成员的差别待遇。一旦谈判结束,这些特殊待遇可以让国内产业少减或不减关税,从而为其发展提供缓冲空间。而双边谈判强调平等互惠原则,两个发展水平相近的伙伴之间的谈判一般来说没有特殊和差别待遇考虑。对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成员之间的谈判,发展程度高的一方一般是通过设立更长的市场开放过渡期加上提供资金补偿、技术援助等手段使对方获得相对的利益平衡,如欧盟与ACP国家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

谈判策略选择

在多边贸易谈判实践中,成员往往根据自身的进攻和防守利益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方式开展谈判。对于具有进攻利益的领域和部门,尽可能通过多边机制下的双边磋商与需要获取市场准入的重点成员展开谈判,先易后难、各个击破,获取最终的谈判利益;或者直接将议题纳入双边机制进行“单独公关”,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一个部门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谈判中则应采取防守立场,坚持多边场合谈判的策略,将自己隐身于具有共同利益的其他成员当中,形成利益集团,用集体力量共同应对进攻一方压力。

以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谈判为例,发达成员在金融、电信、计算机服务等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往往积极推动双边磋商,甚至要求在双边机制如中美、中欧战略对话机制等框架下进行WTO相关议题谈判,而对发展中成员具有出口利益的自然人移动、海运等部门则表现消极,不愿做出让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方致力于要求把多哈谈判服务贸易具体议题作为双边对话的核心内容,而我方则一直坚持在不影响各自多边谈判立场前提下,只能在双边对话机制下就多边谈判的整体性问题进行原则探讨,而非具体议题的谈判。

总之,对于各个不同的谈判议题,无论是选择多边场合进行谈判,还是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双边磋商或通过双边机制谈判,其谈判策略都取决于谈判各方的利益诉求和谈判力量对比情况,谈判参与方需要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力争获取平衡高质的谈判成果。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4

一、中欧的气候与能源合作现状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气候变化逐步成为中欧双方的重要议题。中欧双方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深入的过程。

中欧领导人峰会是中欧气候与能源合作最重要的官方领域。目前已经举办了13次。从历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看，明确涉及环境议题始于第5次会晤，而气候变化问题则从第5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开始，并出现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第12次中欧领导人峰会2009年11月30日在中国南京举行。双方会晤后签署了《启动近零排放碳项目第二阶段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性问题之一，需要双方共同合作加以应对，进一步协调双方立场，以务实的态度落实已经签署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强化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加强清洁能源领域中零排放项目，提升双方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方面的伙伴关系，具体合作项目可涉及可再生能源、能效、气候友好技术的联合开发、示范与转让、可持续城市发展、能力建设和区域合作，以促进双方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提升双方在气候和能源方面合作的层次和质量，为双方在新时期和全球经济低迷状态下向低碳经济过渡实现经济可持续和经济尽快复苏提供良好的基础。近几年，双方已经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积极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对话与交流，并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清洁、可持续能源的利用和全球能源安全，可再生资源、清洁煤炭、生物燃料和能源效率等领域的具体合作，如通过开展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务实合作，双方已经在中国和欧盟成员国境内，开发和示范了一系列先进的近零排放发电技术，为双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合作机制。2010年4月29日，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委员康妮・赫泽高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形成了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部长级定期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加深相互理解、加强协调、推进务实合作。联合声明提出了“中欧科技合作”与“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两大双边合作计划。前者为一项综合性的科技计划，旨在促使中欧双方2005年签署的关于交通运输与能源战略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洁煤战略能得到更好的落实。后者则具体关注双方在低碳技术，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源效率以及包括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在内的近零排放/洁煤技术等方面的合作问题。

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于世博会期间访华，商谈中欧双方能源合作事宜。世博会开幕前一天，发起于《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合声明》（签署于第十一次中欧峰会）的中欧能源中心在北京成立，与欧洲在上海的新能源中心遥相呼应。“中欧能源中心”于2010年4月30日在清华大学中意环境节能楼举行了启动仪式。该项目对中欧双方参与清洁能源合作的机构进行了招标，并投入资金规模达1240万欧元，执行期限为5年。“中欧能源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欧长期性清洁能源合作平台的建立，是欧洲委员会与中国国家能源局长期合作的成果之一，可以为中国的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提供帮助。

中国-欧盟清洁发展机制促进项目是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滚动工作计划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迄今为止欧盟在中国资助的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能力建设相关项目，总资助额达230万欧元。项目为期3年，于2007年2月启动，至2010年1月前结束。该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能力建设、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等为中国CDM健康发展提供直接的帮助。 表1为2010年中国CDM批准项目估计年减排量。欧盟作为中国CDM机制中最大的供应者，为中欧在气候与碳减排合作方面提供了许多务实合作，中国通过CDM机制获得了大量的低碳资金和先进技术项目，达到了碳减排目标，为实现“十二五”规划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的约束性指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2010年，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合作项目达到2300多项，这些项目预期的年减排量为 5.22亿吨碳当量（tCO2e），在中国所批准的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估计减排量占54.70%，节能和提高能效估计减排量占总减排量的15.86%，两项合计减排量达3.69亿吨碳当量，占总减排量的70.56%。目前，中国已成为联合国CDM机制项目数支持最多的国家，CDM机制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在节能和能源效率方面获得提升，为中国企业参与CDM项目获得技术和资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带来巨大的收益和经验，当然，CDM机制的实施也为欧盟企业获得了许多碳减排量，减少了欧盟内部减排需负担的更大代价，这些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

二、中欧气候与能源合作的障碍

（一）中欧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方面的分歧

因中欧双方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双方在能源消费方面和掌握的低碳友好技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如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由于中国还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耗还会持续增加。而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对传统能源的消耗量处于下降阶段，为此，双方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技术转让的政策、态度和出发点就存在明显的差异。欧盟在低碳经济和新能源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进入新世纪之后，又成为全球低碳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欧盟已经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友好技术占领了许多新能源市场，并且还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市场中，获取低碳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发展欧盟经济，尽快摆脱欧债危机的阴影。

中国在低碳经济方面和欧盟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希望通过中欧合作获得欧盟在气候领域和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认为，欧盟作为历史上的碳排放大国，应该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但欧盟认为，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资金充裕，欧盟许多国家则处于债务危机中，资金极度短缺，欧盟只能通过市场途径对中国进行低碳技术转让，也希望中国能帮助欧盟摆脱债务危机。另外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如果欧盟对中国无偿转让先进的低碳友好技术，会影响欧盟企业的利益。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总理就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积极努力，加强合作，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促使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持续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有效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同样在那次会议中，大会主席、丹麦气候和能源大臣赫泽高就公开指出，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应当对目前的全球变暖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应建立相应机制，落实发达国家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二）中欧在碳排放量减排方面的分歧

欧盟2006年10月以来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比以往更加强调中方的“责任”。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对中国的期望和压力也不断增大。在碳排放量方面，中欧都是全球主要的排放力量。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2004年以前，欧州的碳排放量一直高于中国，此后，中国的碳排放量超过欧洲。图1反映了中国和欧洲从1980年到2008年的碳排放量变化情况，欧洲的碳排放量基本上维持在40多亿吨，变化幅度不大。中国的碳排放量则一直上升较快，1980年仅为14.6亿吨，2008年则上升到65.3亿吨。中欧双方在碳排放量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中国碳减排是应在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方面实施。

欧盟一直积极推行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碳排放量上升不大，甚至还有所下降。因此欧盟在许多场合要求中国实行温室气体总量（即绝对量）减排。欧盟认为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且碳排放量的增长较快。如果中国不参加减排，欧盟的减排效果就会受到影响，这样会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国则认为，历史上欧盟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而没有承担国际减排责任，而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尚不足欧盟人均值的1 /2，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盟应率先减排，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帮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解决13亿人的温饱问题，应保障中国基本生存权利，区分中国生存排放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

（三）中欧在征收碳关税方面的分歧

碳关税（碳调节税）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实施碳税的边境税收调节措施。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碳关税。如果只在国内实施碳税政策，会使国内许多生产企业增加生产成本，陷入生产经营困境。一方面由于实施碳税会削弱本国生产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导致国外没有实施碳税的国家的产品大量进口替代，结果是虽然减少了国内的碳排放量，却增加其他地区的碳排放量，使碳税的实施效果减弱；另一方面可能引起国内生产企业不满，并将企业转移到没有实施碳税的国家，影响本国的就业和产业安全。

为此，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碳税政策方面一直很慎重，他们觉得实施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碳排放和保护环境，但碳税的实施要达到不能损害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就业前景的努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不实施碳税国家的能源密集型食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收。即对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按照国内碳税率征收碳关税，对出口产品减免国内碳税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碳关税概念最早在法国提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很快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推广，但由于碳税的技术困难，目前真正实施的国家并不多。

在讨论征收碳关税时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占领国际气候问题的道德制高点，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施加压力，不断强调：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是希望积极减排温室气体，发展中国家不仅搭便车，还可能因此获得比较优势，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实施碳税，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这会抵消西方发达国家作出的减排努力，产生碳泄漏（指一个国家减少碳排放而被其他国家的排放增加所抵消的行为）；再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安排，碳关税只是谈判失败的备用方案，是无奈之举。因此，发达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极具蛊惑性，使本该同情的发展中国家因不征收碳税而受到谴责，本该谴责的发达国家却因碳税问题被同情，增加了中国碳减排的国际压力。碳关税这种举措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有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的保护措施只是对某一领域产品的打击，而碳关税则是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全面冲击。

碳关税中的竞争力问题也是发达国家为了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借口。当前，发达国家失业率高居不下，很难走出危机后的经济低谷，这时发达国家就想极力维护其国内一些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夕阳产业的竞争力，从而为其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和为经济尽快复苏提供基础。于是将碳关税影响国内竞争力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挂钩，实际上是想通过征收碳关税为逐渐衰落的产业和企业的减排买单。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发达国家依照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征收碳关税，将会对其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和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对中低收入国家征收碳关税，其出口额和实际收入会分别下降8%和2.4%。事实上，按照现有的检测手段并不能完全准确衡量每种产品的碳含量，要征收碳关税在技术上很难实施，只能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中国作为碳排放量最多的和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欧盟国家征收碳关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无疑非常严重，中国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三、中欧气候与能源合作的展望

尽管中欧双方在气候与能源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但中欧双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变暖作为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已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威胁。通过中欧领导人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双方已经开始开展一系列紧密的对话与务实合作，在低碳经济领域也启动了一些具体项目，如双方合作在中欧开展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这些有助于促进双方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尽快走上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基础，为欧盟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提供机遇。因此，只有中欧双方建立持久互信的合作关系，从双边关系的大局出发，在气候与能源合作中，求大同存小异，推动气候友好关键技术的转移和应用，这样双方的合作才会更长久、更深入，并能为全球低碳战略转型提供榜样。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涉及各国经济利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是国际气候合作的基石，它凝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作为《公约》的缔约方，中欧双方应在《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下进行富有成效的气候与能源合作。虽然中欧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双方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具有共同的责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欧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欧已互为对方的最主要贸易伙伴。双方都需要降低对石油等传统高碳能源的依赖，开发核能、风能、水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从而保证各自的碳减排量和能源安全。

欧洲商务部曾推测，中国清洁能源市场规模到2020 年将达5550 亿美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这对欧盟吸引力巨大。目前，欧盟的碳排放交易规模全球最大，欧洲清洁能源技术和科研开发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早在2003 年欧盟就确立了排放交易系统（ETS），而中国需要在能效提高等领域引进许多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中欧双方在低碳新能源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很大的合作空间。2007年中欧已经启动了清洁能源项目，并于2010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中欧能源中心，这些都为中欧气候与能源将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欧之间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强有力的双边合作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固和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通过双方合作，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引导和表率作用，可以促成国际经济的重大转型――发展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也可以为两国的经济在新时期走向繁荣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刚，京都议定书与国际气候合作，[M]，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2] 潘家华、陈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3]李慧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政策立场分析，[J]，世界政治与经济，2010年第2期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5

2000年6月，被告华为开发公司建设新元小区，需拆迁原告食品公司部分房屋，为此，双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回迁门面房262m2，其中：包括民族路（东西向），新元小区公园（小区南大门）入口转角处门面房。2000年9月1日，原被告就回迁门面房又签订《房屋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预购被告开发的新元小区房公园转角处1号、2号门面房，建筑面积60.78m2，单价1680元/m2，合计价款人民币102110元。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差超过暂测面积的正负5％时，每平方米价格保持不变，房价款总金额按面积调整。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合同附示意图一份，载所购房屋方位为新元小区公园（小区南大门）入口转角处1号、2号。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原告按约付清购房款人民币102110元。同时，该小区2号楼门面房亦相继对外预售。其中，同年11月，被告与卢某签订的2号楼35号门面房买卖合同后，附有房屋平面图，显示35号以西相邻的门面房即为公园入口转角处门面房，呈内弯圆弧状。此后，被告委托江苏华丰建筑设计院设计绘制了“新元小区详规调整图”。对房屋和公园大门规划进行了调整。同年6月12日，被告召集原告开会，通报规划调整后的规划方案，可能导致原告回迁房面积减少的情况。该会议记录载明：“徐某（被告方副经理）：…。根据市规划的要求，考虑新元小区的宝塔与谢眺楼视线走廊，对我新元小区南大门入口处的物业管理用房进行适当调整，调整的范围基本保持原样不变，去掉转角处的一个三角形的拐角，可能造成食品公司回迁房的面积减少。为此，请食品公司能理解，关于减少的部分面积，如何处理，待房屋建成后，再做商订。”王某（原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规划调整，但涉及到我公司回迁的门面房面积减少，到底减少多少目前数据还没有得出来，如果减少的门面房面积，今后在计算上，我们不能按文件标准计算，要给我们亏损企业加大补偿，给予弥补。”事后，被告调整了公园入口转角处1号、2号右边依次是2号楼的36号、35号门面房（此前，平面图显示1号、2号右边即为2号楼35号门面房，无36号门面房），左边是上二楼的楼梯间通道。随后，被告将36号门面房以每平方米人民币7472.33元的价格预售给第三人周某，双方签订《房屋购销合同》一份，原告发现自己所回迁的1号、2号门面房的建筑面积明显不足，且在1号、2号门面房与2号楼35号门面房之间出现了36号门面房，遂找被告，经房屋测绘部门测量的3号裙楼的底层1号2号门面房建筑面积为40.27m2，2号楼36号门面房建筑面积为44.70 m2，遂于2002年5月20日向本院起诉，要求按市场价赔偿减少20.51m2面积的损失。

处理结果：

审理认为：被告是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企业，在开发新元小区中，需要拆迁原告的房屋，与原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原告回迁被告拟开发的部分门面房。双方就回迁的门面房位置及价格等事宜又签订了一份购房合同，该份合同实际上是具有拆迁利益补偿性质的合同。合同约定了回迁门面房的具体位置、价款、付款、交房期限，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又不违反法律规定，该份合同有效。合同签订后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确定的义务。被告应当向原告交付合同约定的60.78m2面积门面房，在合同履行中，被告调整规划设计方案，在2号楼35号门面房与3号裙楼公园入口转角处1号、2号门面房之间设计了朝向民族路36号门面房，如不增建，被告在实际履行合同中可以使1号、2号门面房建筑面积达到或超过60.78m2，满足原告要求，实现合同目的，而被告建造了36号门面房，并将该房出售给第三人，原告房屋面积减少20.51m2，致使原告预购60.78m2面积房屋的合同目的及足额回迁的预期利益不能实现，被告主观上存在违反合同的恶意，客观上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应予赔偿。被告调整房屋规划设计方案后，虽然通知了原告，但原告要求加大补偿，被告亦认同可以协商，双方未达成协议，双方对面积不足处理约定不明。根据合同约定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差超过暂测面积的正负5％时，每平方米价格保持不变，房价总金额按实调整，应理解为双方对建筑面积合理误差的处理，而本案因房屋平面结构的变更造成原告预购面积大幅度减少，不属于合理误差的情形，不适用合同中该条款的规定。因原告是产权调换房屋，具有拆迁补偿利益，其损失的计算，不能按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也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规定，应当参照购买36号门面房的市场价格人民币7472.33元/m2计算，扣除原告购房1680元/m2，其差价人民币5792.33元/m2来赔偿原告损失，才能弥补原告的损失。被告辩解原告房屋面积不足，根据合同第5条规定，按合同约定价款增补、退减房款，而不是市场价赔偿不足面积房款的意见，不能成立，因被告在合同中约定面积差为5％，但实际上相差20.51m2，占原告所购房屋面积的1/3，明显存在恶意，按照合同约定补、减，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该辩解不予采纳。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判决：被告华为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日内赔偿原告食品公司房屋建筑面积减少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8800.60元（20.51m2×5792.33元）。

法律点评：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6

一、现状与成因

截止今年8月31日，全市粮食总库存19.9亿斤，其中政策性粮食15.3亿斤（占76.9%），分别比2012年同期增加7.6亿斤和7.4亿斤。现有库存中，小麦1.2亿斤，稻谷17.4亿斤，其它1.3亿斤。荆州市形成粮食库存积压的成因：

（一）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2015年，全市实现粮食总产84.2亿斤，比2004年总产60.8亿斤，增加23.4亿斤，增幅为38.5%。荆州市粮食“十二连增”与国际粮食供求宽松同步碰头，是导致粮食库存沉淀的重要原因。

（二）农户留粮逐年减少

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户的存粮较以前有大幅度的减少，据粮食部门调查，2015年末，调查农户人均存粮比2012年下降19.7%，表明荆州市农户家庭存留口粮习惯正在改变，生产的粮食先交售，再到市场上购买口粮，已成为新常态。

（三）加工企业不愿存粮

近几年，由于国内粮价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粮价，荆州市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对市场预期没有信心，很多企业边收粮、边加工、边销售，基本不留库存；有的企业甚至把收购的原粮转手销售，规避经营风险。

（四）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据了解，9月上旬，荆州市中晚籼优质米批发价2.17元/每市斤，而越南进口大米到岸价仅1.63元，比国内市场低0.54元，低幅达33.1%。近年来，由于低价进口稻米、小麦数量增加，严重冲击国内市场，荆州市粮食在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华东地区的浙江、上海等销区竞争力下降，销售量减少。

（五）托市收购成为主导

2004年以来，国际粮价几次年度波动幅度超过40%，而国内托市提价保持年均10%左右的水平，稻谷和小麦累计最大提价幅度分别达107%、71%，已经到了“天花板”，与市场供求形势相背离，粮食最低收购价成了“最高价”，因而造成市场经营困难、多元主体收购不积极，大量粮食进了国库。由于托市价比市场价高，粮食难以顺价销售，因而形成库存积压。

二、困难与问题

近几年来，国家连续启动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荆州市政策性粮食收购量逐渐增多，库存压力越来越大。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

（一）粮食品质下降，损失损耗增加

我市现有托市粮库存中，2013―2014年生产的中晚籼优质稻有2.96亿斤，储存时间达2―3年。由于呼吸作用，粮食在储存期间不仅存在自然损耗和水分减量，而且品质、营养和食味也逐年下降，时间长了还会失去食用价值，只能转作饲料或其它工业用粮；如果发生虫害，则品质下降和损耗增加更多。

（二）储存费用增加，财政负担沉重

粮食储存需要收购费、保管费、出库费及占用资金利息支出。以2015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格为例，中储粮按托市价每市斤1.38元收购农民的粮食，中央财政当年支付每市斤粮食所产生的利息、收购费、保管费0.132元，如果储存三年，每市斤粮食需支付收购、保管、利息等费用共0.346元，再加上粮食销售时出现的新陈差价，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三）产区高仓满储，影响新粮收购

2015年，全市纳入统计范围的各类主体收购粮食52.8亿斤，创历史新纪录，其中按最低收购价收购8.7亿斤。据统计，全市预计收购中晚稻37.6亿斤，其中托市13.4亿斤。新粮上市后，加工企业通过边收购、边加工、边销售，可缓解部分仓容矛盾。该市粮食部门通过采取腾并转销等多种措施，筹集收购仓容。全市现有符合托市条件的仓容8.95亿斤，目前荆州、江陵、松滋、公安、石首反映中晚稻托市收购仓容缺口4.45亿斤。

三、对策与建议

为突破粮食库存积压瓶颈，防止出现农民“卖粮难”和国有粮库“储粮难”问题，近年来，市、县（市、区）粮食部门通过采取加强粮食品质测报、促进品种结构调整，落实腾并转销措施、积极扩充收储库容，加大维修改造力度、提升粮食收储能力，开展粮食产销对接、唱响荆州粮食品牌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粮食种植结构、收储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建议：

（一）调整品种结构，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荆州是传统农业大市，也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全国优质水稻集中产区，增产潜力巨大。市委、市政府提出到2020年创建百亿斤产粮大市目标，体现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荆州担当。荆州市粮食生产的潜力在发展水稻生产，重点在鼓励农民“单改双”，努力扩大双季稻播种面积，出路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稻谷品种。建议扩大双季稻面积，早晚连作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推广水稻集中育秧、机械化插秧、超级稻种植技术，提高全市粮食单产水平；积极发展再生稻，将一熟制中稻田发展再生稻，提升稻米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改革收储制度，实行目标价格政策

鉴于目前国际与国内、产区与销区、政策与市场粮食价格“三个倒挂”的实际，可适当下调最低收购价格，减少国家托市收购数量，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根据目前国内市场行情，参照国际粮价水平，考虑到农民种粮成本和合理收益，建议将粮食目标价格确定为：小麦1.10元、早籼稻1.25元、中晚籼稻1.30元、粳稻1.40元以内为宜。当市场粮价低于目标价格时，由国家对农民按粮食销售数量直接补贴差价。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好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种粮农民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实惠，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三）坚持多措并举，消化现有粮食库存

一是降低竞价标的。2013―2014年托市收购粮食由于储存时间长、品质差，目前市场销售十分困难，建议国家降低托市稻谷竞价标的，确保粮食顺利出库。二是定向邀标销售。开展小麦、稻谷定向销售，结合进口粮食配额进行竞价拍卖，消化现有粮食库存。三是实行竞价销售。建议将2015年托市中晚稻按入库成本价提前投放市场，实行竞价销售，避免稻谷陈化贬值；可以提前公布拍卖时间和标的，便于用粮企业掌握粮食质量，提高拍卖成交率。四是扩大粮食出口。建议将粮食出口作为对外经济援助，为欠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进而降低国内粮食库存。

（四）控制进口配额，减轻国内库存压力

建议国家加强进口粮食控制，减少进口数量。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东南亚边境贸易管理，打击大米走私行为，防止国内粮食价格出现大的波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五）建立长效机制，加大粮食奖励力度

建议国家把产粮大县奖励补助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增加奖励资金规模，适当调整奖励范围，对单个县市的奖励资金上不封顶、下要保底。明确奖励资金使用重点，规定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粮深加工和仓储物流建设的最低比例，促进全市粮食产业发展。

（六）落实扶持政策，支持粮食产业发展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7

    二、执行和解的概念、特点执行和解是指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有关执行内容，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以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

    执行和解是审判调解的补充和延伸，它与审判调解既有相同点，但也有较大区别，其主要表现在：（一）程序不同，审判调解是在审判程序中进行的，执行和解只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二）对象不同，审判调解的对象是诉讼争议，执行和解的对象则是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三）主持人不同，审判调解一般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执行和解则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法院一般不参与；（四）、效力不同，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而和解协议则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三、执行和解及执行和解结案的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第267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第87条规定：当事入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结案处理。

    四、执行和解履行完毕结案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即报结案的利弊（一）执行和解履行完毕结案的利弊。执行和解履行完毕若做得好，能产生下列三个方面的良好效果：1、缩短执行周期，减少执行成本；2、避免强制执行，降低执行风险面；3、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在执行实践中却难于达到此目的，有时执行和解会带来许多弊端，这些弊端主要表现在：1、被执行人假意借和解去恶意拖延执行时间，增加对方讼累，严重损害申请人的正当权益；2、法院对有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案件执行周期长，使这些案件久拖不决，成为“口袋案”、“抽屉案”，造成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长时间得不到实现，使申请入对法院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另外，法院在主持执行和解中要费时费力，这样也有损法院的司法权威；3、使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严肃性和权威性大打折如，因为在执行和解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随意对法院的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进行大幅度的变更，使生效的法律裁判文书在执行和解过程中显得苍白无力。

    （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即报结案的利弊。在执行过程中，大多数法院对执行和解的案件通常采取和解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即将执行案件作为执行结案处理。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减少积案，提高执行案件的结案率，使执行法官的精力集中到另外未结案件的处理上来。但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弊端：1、虽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作了结案处理，但仅靠当事人双方的诚信来保证协议的履行，而无其他的担保措施，和解协议可能会变成一纸空文。2、如果被执行人不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虽然申请人可以恢复执行，但无疑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3、如果恢复执行，则又需要重新执行，这样大大增加了法院的执行工作量和当事人的诉累。

    五、对完善执行和解制度结案规定的建议无论执行和解如何结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完善之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一）对于义务人能在法定执行期限6个月内将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待履行完毕后作结案处理。

    （二）对于义务人不能在法定执行期限6个月内履行完毕的，但在延期3个月内能履行完毕的，待将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作结案处理。

    （三）对于履行期限较长的和解协议，在法定执行期限6个月内未能履行完毕的，延期3个月后仍不能履行完毕的，则在法定执行期限6个月内中止执行。

    六、执行和解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了弥补现有执行和解制度对结案规定立法上的不足，充分发挥其积极效能，及时结案、避免久拖不结、降低恢复执行率、缓解社会矛盾、减少执行对抗、确保执行效果，近年来经过反复摸索，我院总结出一些较为行之有效，既有利于执行和解又有利于结案的基本思路和成功经验。

    （一）在执行和解的过程中，应当严格审查协议的内容，以避免因协议违法而不能履行，影响结案。尽管和解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但是其存在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不得违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因此，法院应适当介入。对违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和一方当事人以欺诈、胁迫或恶意串通的方式签订和解协议的，法院应不予认同。

    （二）对和解协议成就的条件应当加以限制。l、在双方初次达成和解协议时，被执行人有金钱给付义务的，法院应要求其先支付申请入一定比例的执行款项，以检验被执行人在履行和解协议时的诚意，减少某些被执行人假借和解协议之名故意拖延时间的行为发生：2、执行和解协议中规定的履行期限不宜过长，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履行期限不规范的现象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已经严重的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因此，法院应当规定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一般在6个月的法定履行期限内，最长不得超过9个月，以便法院结案。

    （三）对执行和解的次数应当加以限制。当事人一方对和解协议反悔后，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但对恢复执行中达成新的和解协议的次数，法院必须做出最高限制，笔者认为应以不超过2次为宜，以避免案件久拖不结。

    （四）应在执行和解制度中设立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促使被执行义务人按协议履行。一旦被执行人反悔并拒不履行义务，仅仅告知申请人可以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远远不够的，被执行人应当为其再次不履行而承担赔偿金等责任，这方面应当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篇8

关键词:基础设施 融资 创新

目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占到一国gdp的3%-5%,因此我国要在现有的城镇投融资框架下获得足够的资金,单独依靠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进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ppp项目融资就成为提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必然选择。利用民间资本市场可以极大地弥补公共资金的不足,满足城镇居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对政府而言,利用这些财政投融资方式,能够引导投资者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减轻财政负担,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对投资者(尤其是私人投资者)而言,也增加了一种投资获利的渠道,是进入城市建设和经营领域的有效途径。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通常采用ppp即公私合作的项目融资方式,公私合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ppp指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基于某个公共项目结成伙伴关系,通过双方的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和收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双赢甚至多赢。从这个角度说,ppp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围绕某一公共项目的合作关系,泛指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一系列模式的总称,是一个概念范畴,如bot、boot、dbft、dbfo、tot、privatization 等。而狭义ppp 指的是一种具体的融资模式,即政府以公共资本参与或政府担保的形式与民营企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一)公私合作的模式

在ppp融资模式下,政府部门作为项目发起人,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与中标的私营部门组成特殊项目公司(spc),由spc 负责筹资、建设和经营。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在spc内相互协调、共同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通常来说,政府部门提供部分资金或与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达成直接协议,向其做出承诺,在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政府和spc 签订的合同支付本金和利息;项目经营期满后将无偿交给政府。在公私合营ppp模式下,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的私营部门进行补贴、税收优惠或贴息贷款,目的在于确保社会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能获得一定的回报,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满足私营部门在确定风险可承受程度的前提下的收益最大化;同时保证社会公众对于公共物品的价格承受能力。

(二)ppp项目存在的风险

在ppp融资模式中,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者通常要对合作项目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进行细致的识别、量化、管理,并在合作各方之间合理地分配,优化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风险的管理和分配。风险的承担应由对风险比较了解且有能力处理风险,又能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或能在风险获得一定补偿的人来承担。

在看到ppp融资存在优点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与私营投资者目标利益的冲突,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而私营企业是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项目实施的过程看,契约双方的有限理性、信息的非对称性、合同条款的模糊性、合同签订和履行的时间差等许多因素都为私营企业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私营企业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代理人,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投机行为:一类是所谓逆向选择问题,契约的一方在订立契约时就已经掌握私人信息,即只有他自己知道对方不知道的信息,如在私人企业在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时候,它清楚地了解自己公司的实际运行情况,而政府却不能完全掌握合作企业的信息。因为在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双向选择中,一对多的关系加大了政府筛选信息的难度,而且面对激烈的竞争,签约者可能为了争取合同而做出欺骗行为,而根本没有真正履行合约的意愿和能力。另一类是所谓道德风险问题,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的对他人不利的行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代理人不可能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通常情况下,私营企业与政府先签订合同,然后进行项目的融资、建设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私营企业在这些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便成为其私人信息。他们有可能采取其他的手段来捞取不正当利益,如建设过程中的偷工减料、降低服务的水平等,这些手段往往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特别是在惩罚与监督不力的情况下,私营企业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投机行为。

ppp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

对不具有竞争性的准经营性ppp项目,政府的政策性补偿或贴息贷款可以在政府的担保下,将贷款或政策性补助资金,直接委托给政府代建中心进行运作,政府代建中心及spv公司共同委托设计部门进行设计,根据spv协议分别对项目的子项目进行建设,私营投资者利用自有资金,代建中心利用政策性资金进行建设,待工程建设完毕,根据转让协议,代建公司将建设好的子项目或完整的项目以协议转让的形式交由spv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减少了政府对私营融资公司的担保风险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监管难的问题,这种投融资建设模式的优点在于:对项目的补贴可以在项目协议的转让金额中实现;有效减少了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投资商对建设资金的虚报、建设过程监管难的问题。通过代建制的实施,既可保证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质量,又可以减少私营投资商在建设方面偷工减料等投机的行为,减少了政府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见图1)。

结论

ppp项目融资及管理机制的创新,可以减少公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及逆向选择问题,减少政府对在建项目担保风险,增加项目建设过程的透明度,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ppp融资机制的改进,避免了以往私营投资者在建设中出现的投机行为。

参考文献:

1.吴庆玲.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管理,2007(2)

2.孙洁. ppp管理模式对公共财政的影响[j].财政研究,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