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范文

时间:2023-11-18 10:57:33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1

关键词:土地流转;产权;信息不对称;寻租

一、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都是中央关注的焦点。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继续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镇收入差距是中央持续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由制度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制度转变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逐渐减缓,城乡人均收入差距逐渐加大。21世纪初,中央就开始探讨增加农民收入的更为有效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在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再次强调“鼓励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承包地”。

对于土地流转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关系,Deininger和Jin(2005)、李中(2013)、冒佩华等((2015a,2015b) 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方法研究了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及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学者研究普遍认为,土地流转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土地流转是对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增加农民收益。然而,事实上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非常小,土地流转现象并不普遍。本文将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农村土地流转顺利进行提出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二、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提出与发展现状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8年开始的时期,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进行组织管理。这一阶段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统归集体所有,劳动成果也由集体统一分配。第二个阶段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最大特点时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而经营权则归农户,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改革开放后,这一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第三阶段即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实际上,早在200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就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这一政策。之后,中央了关于农村问题的文件和法律法规中都指出了农户土地流转问题。

土地流转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就是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农户所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将农户拥有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土地流转的方式有转包、出租、股份合作、互换等方式。我国目前以转包和出租两种形式所占比重最高,以2014年数据来说,这一比例达到近80%。就我国土地流转面积的发展变化来看,2007年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仅为5.2%,而2014年增加到30.4%。就地区而言,上海市土地流转面积所占比例最高,江苏省次之,而西部地区,尤其是土地流转所占比例则非常低。

中央明确指出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就要促使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而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则是进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土地流转是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途径,农村土地流转使农民将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通过租赁等多种方式转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鼓励和引导农户通过转移土地经营权实现规模化经营,打破农村土地细碎化经营的局面。

三、 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一节本文对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迁以及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虽然,土地流转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比例仍然较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仍处于较低水平。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呢,对此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比如有学者认为缺少农民社会保障是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翟辉等,2011;何京蓉等,2010);也有学者认为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是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韩星焕等,2012;徐美银,2014);还有学者认为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水平也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韩星焕等,2012;陆益龙,2012;韩菡、钟甫宁,2011)。

接下来,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产权不清晰造成的土地流转风险及交易成本的上升。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核心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明确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并通过权利交易达到资源配置或产品收益的最大化。清晰地产权可以克服外部不经济,降低社会成本。同样,在土地市场中产权理论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产权的的不稳定性可以提高了土地流转过程中风险以及并增加交易成本,因此要确保农村土地市场顺利运行需要产权制度的稳定与清晰(陈锡文等,200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使得农村土地生产活动由生产队为单位转为单个家庭为单位,农户也随之取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农村土地承包权确立是由村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为主导进行的,根据村集体拥有土地总量,不同家庭的人口数量,土地质量等等因素来确定每个家庭所承包土地的面积。而每个家庭所分得土地的数量并非固定不变的。这种以村委会主导的“分地”,依照不同情况而定,每年或者每隔几年重新进行土地分配,这种特点就直接导致了村民所承包土地面积、所处位置等会随时变动,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也就是产权不明确。由于产权的不明晰,一方面对于租出农户而言,在出租承包土地时就会产生产权安全性顾虑,担心出租土地被重新分配,而失去土地造成自身的损失。另一方面,对于租入土地的农户也言,租入土地产权不清晰会造成其所签订的土地租种合同由于承包权的转移而被迫中止,造成侵害和合同纠纷。现有产权制度导致产权不清晰也同样会产生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黄少安等,2008)。

第二,信息不对称导致土地流转效率低下。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由于不同的人对信息了解和掌握情况及途径的不同,从而产生信息差异,这就造成了在政治谈判、市场交易等过程中双方所处的地位不同、利益失衡。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也使得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对于土地流转市场而言,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市场流转信息并不发达。尤其是从中找出相匹配的具有土地租出意愿和租入意愿的交易双方十分不易。对于一部分想要出租自己承包土地的农户,由于农村市场中土地流转的信息不畅通,而难以寻找到适合的需求者。即便找到相应的需求者,也可能由于对土地流转市场的价格不清楚而以低价出租,从而未能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对于想要租入土地的需求者而言,也同样由于信息的缺乏而难以找到合适的出租土地的农户。而即便是遇到相应的土地供给者,也可能会由于缺乏对土地质量、承包权信息等因素的了解而使自身受到损失。因此,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由于缺乏相应的获取土地流转信息的渠道和中介,有出租意愿的农户无法将土地租种出去,造成土地耕种的浪费甚至撂荒现象;对有租入土地意愿的一方而言,由于无法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也搁浅甚至放弃租种土地,从而导致土地流转的效率低下。

第三,村民自治组织不当干预导致的寻租行为。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由于土地流转供求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产权不明晰,在某些地方村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就在土地流转交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村委会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当干预会产生寻租行为。首先,村委会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交易中介作用。村委会之所以能够在土地流转市场中起到交易中介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土地供求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许多交易活动的产生需要村干部的帮助和协调,在这一过程中就容易形成村干部通过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在土地供求双方达成租种合约的过程中获取不当收益,从而减少了土地流转市场中供求双方的利益。其次,由于在某些地区土地承包权不确定,村干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不当干预,从而导致流转合同执行不力,发生纠纷。由于土地流转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信贷配给等问题,村干部会依靠行政手段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调整,但是这种手段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且还会产生土地寻租和腐败现象(李庆海等,2011)。

第四,非农就业市场发育不健全也会影响土地流转。一般情况下,农民对于农业经营活动有着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业收益率相对较低,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相对于不变地耕地面积而言产生劳动力过剩现象。土地流转的主体包括土地转出者以及土地转入者,对于转出者而言,其选择将土地经营权转出的前提条件就是非农就业收入高于农业活动收入,所以对于非农就业市场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现象也较为普遍。在非农就业市场较为发达的地区,农业人口向外转移的规模和频率较大,并且非农就业收入越大,其耕种土地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农民选择将土地经营权转出,以获得租金收入的概率就越高;如果某地区非农就业市场不发达,缺乏有效地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市场转移的途径时,农民则以农业收入为主,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也相对落后。许恒周,郭玉燕(2011)从非农收入角度研究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并认为农民的非农收入能够影响土地流转。所以,对于农户而言,如果该地区非农就业途径较多,或非农就业市场较为发达的话,其将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的意愿越强烈,该地区土地流转规模也就越大。

四、 政策启示

本文从产权理论、信息不对称、行政干预以及非农就业市场的发展等几方面对阻碍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本文将针对影响土地流转的这几个因素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顺利和健康运转。

第一,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制度安排,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产权不清晰会造成土地流转风险及交易成本的上升,所以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中要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并完善相关制度,明确界定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这包括对农民承包土地的确权以及明确土地流转的产权关系等。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正在进行中,该项工作2017年全部完成。付江涛等(2016)通过对江苏省三县实地调查,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农村承办地确权登记颁证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他们认为从农户转出土地看,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能够显著促进农地流转。此外,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后,同时也要加强宣传教育活动,农户对农地产权的认知程度能显著地影响土地流转的进行(晋洪涛,2011)。

第二,构建土地流转的交易平台,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信息沟通渠道。土地流转的交易平台可以建立土地产权交易所,比如2008年成都成立了第一家产权交易所;也可以建立互联网信息平台,通过查看网络平台上公布的土地流转的最新信息,了解各地区土地的供求情况。土地流转信息平台的建立可以有效地为广大农户和经济组织提供更为全面和丰富的土地流转信息,减少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土地流转市场信息不对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供给与需求信息的交流,充分发挥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作用,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激励农民积极进行土地流转。

第三,积极推动地区非农就业市场的发展。非农就业市场的发育程度能够影响土地流转的进行,所以促进土地流转必须以发展非农就业市场为前提。发展非农就业市场,一方面要走出去,这就是说将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使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需要不断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途径。另一方面也要引进来,这可以将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引入到农村来,在农村设立企业和工厂,通过对农民的短期培训,招聘农民进行非农生产活动;还可以积极引进优秀的大学生回乡创业,带动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此外,还可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让不愿离开土地的农民在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组织中进行农业生产,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和劳动收入,还可以消除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部分农民担心失去土地不安全心理。

第四,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首先,就转出土地的农民而言,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非农就业。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可以提升其非农技能,拓展非农就业渠道,增强竞争力,从而提高其非农就业的机会和收入。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正规教育的培养,提升农村教育条件并加大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使得农村学生拥有与城市学生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升学机会;另一方面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获得非农就业的渠道和专业技术。其次,对转入土地的农户而言,定期对其进行农业技能的培训,加强经营管理知识教育,掌握农业发展的新技术,对农业生产工作进行科学化、专业化的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 陈锡文,韩俊.如何推进农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2,(3):35-37.

[2] 付江涛,等.新一轮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否促进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来自江苏省3县(市、区)的经验证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5-113.

[3] 韩菡,钟甫宁.劳动力流出后“剩余土地”流向对于当地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1,(4):18-25.

[4] 韩星焕,田露.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吉林省为例[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12,(2):225-229.

[5] 何京蓉,李炯光.农村土地流转状况调查与分析:基于三峡库区7个乡镇23个村的调查[J].经济问题探索,2010,(3):163-167.

[6] 黄少安,刘明宇.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承包制的困境与出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经济学解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2):52-59.

[7] 晋洪涛.以农地权属为视角的土地流转行为研究:基于河南455个农户样本的调查[J].社会科学战线,2011,(5):52-57.

[8] 李庆海,李锐,王兆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及其福利效果[J].经济学(季刊),2012,(1):269-288.

[9] 李中.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基于湖南邵阳市跟踪调查数据的研究[J].经济地理,2013,(5):144-149.

[10] 陆益龙.农户的耕地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2,(2):110-117.

[11] 冒佩华,徐骥.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管理世界,2015a,(5):63-74.

[12] 冒佩华,等.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理论与实证[J].经济研究,2015b,(11):161-176.

[13] 徐美银.发达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426份调查问卷的实证[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97-105.

[14] 许恒周,郭玉燕.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土地流转关系的协整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6):61-66.

[15] 翟辉,等.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175-181.

[16] 赵丙奇,等.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土地流转方式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绍兴市和安徽省淮北市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1,(11):60-65.

作者简介:张美岭(1987-),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问题。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2

关键词: 农村养老保险;农业资金;解决思路

农村养老保险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金融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农村养老保险关系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金融问题,农村社会保险又与某种融资体系相联系,并影响着社会资金在各产业之间的配置。本文主要关注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金融方式对农业资金造成的影响,即社会保障基金带来的农业资金流出的问题。

一、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带来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存量的增加

1993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正式推向全国有条件的地区。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范围虽然不断波动,但总的来看仍呈扩大的趋势。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374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54亿元。尽管目前看来,这部分资金总量尚不高,但是,随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必将大幅增加。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资金的流向加以分析,以明确其对农业的影响。

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方向

对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而言,进行投资来对积聚的养老基金进行保值与增值,对于保证养老金的按时、足额支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使得大量资金向非农领域流动。对于银行存款而言,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存于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系统。农村信用社资金的贷款方向,集中于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其中,乡镇企业贷款有相当大的比重投到非农领域。邮政储蓄系统长期以来实行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依赖于储户于转存中央银行之间的存款利差,成为中央银行回笼资金的一种手段,即使将这部分资金推向金融市场,由于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所以,农业的贷款并不具有吸引力,银行贷款款的流向,只能以非农产业为主。对于国债而言,国债的发行目的是为了弥补赤字与筹集中央建设性预算的部分资金,对弥补赤字而言,无论是作为政府人员的工资还是用于政府采购,都是使资金进入非农领域,并在非农领域周转。对建设性预算而言,除了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建设和农网改造的资金是流向农业之外,其余国债项目的资金都是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对于其他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公司债而言,更是各种非农产业的主要筹资手段,使得资金流向非农产业。

然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又主要是农业资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是非城镇户口的农村人口。因此,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所交纳的资金,也只能是农村人口收入中的一部分。固然,农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中包括了大量乡镇企业人员和外出打工人员,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但是,这些人员是原属于家庭保障范围的,他们向社会保障的转移意味着原有家庭保障格局的打破,使得由他们进行家庭保障的另一部分人群也必须纳入社会保障,以保障其老年消费。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能仅仅面向这些“离土”人员的,还必须包括这些人员所对应的原家庭保障中的人员。这后一部分人群的收入却主要是农业收入,他们交纳的保费,也只能源于农业收入。农村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村居民的收入,不仅用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还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就此而言,农业收入与农业资金具有一定程度的等价性,源于农业收入,就是源于农业资金。总的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仍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农业资金的。

因此,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运作的结果,是资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净流动,其资金来源是农业,其资金使用是非农产业。农村养老保险规模越大,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越多,农业资金的流出也就越多。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只会越来越广,保险基金的规模也只会越来越大,与之相应,农业资金的流出会越来越多。

三、农业资金流出的经济后果

农业资金的流出会造成以下三个主要后果。

1、农业资金流出的最直接后果,是农业的萎缩。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农业需要不断的将获得的收入重新进行投资,以维持简单或扩大的再生产。农业资金对农户自筹配套资金的依赖性较高,而农户自筹资金的获得,主要是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会使农户的生产支出显著降低。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尚不发达,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投资主要是依靠家庭积累,农户缺乏其他的融资渠道来弥补参加社会保险所交纳的资金,这也减少了家庭进行农业投资的规模。

2、农业资金流出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不足的恶性循环。农业资金的流出,要求在农业生产中用更多的劳动来替代资本,使农业中劳动力的使用量增加。而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又是逐步递减的,因此,农业资金的流出,使得劳动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农业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小,农村人口的外流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不断增加的农村外流人口加剧了原有家庭保障的解体,形成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带来了农业资金的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业萎缩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3、农业资金流出的第三个后果,是降低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提高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的新要素投入,农业资金的流出,减少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民对土地的要素投入也就相应减少,导致农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的扩大,作为资本要素的农业资金的流出也越来越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会因资金的缺乏而难以进行,这就使得我国农业的成本始终偏高,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

四、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引起的农业资金流失的思路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农业资金流出,既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也危及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但是,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又是势在必行的,这就需要一个与农村养老保险同步的农业资金补偿机制。本文建议采用以下思路进行应对:

1、建立农业资金的回流机制

通过建立资金回流的机制,可以抵消建立养老基金的影响,方案如下:

(1)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农业建设国债

补偿农业资金的第一个方法,是把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资金,再用于农业建设。这可以有两种方式:直接投资于农业,或者购买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但是,直接投资的方式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农业投资的风险较高,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投资的安全性则有严格的要求,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直接投资于农业也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所允许的社保基金投资方向也不包括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因此,购买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也就作为补偿农业资金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的资金是流入农业的,另一方面,国债作为一种国家信用,其风险很低,也可以满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安全性的要求。

(2)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单纯以购买国债方式来回流农业资金是不够的。就目前的农村贷款而言,主要是用于短期资金周转的,而不是用于长期的农业投资。因此,存入信用社、邮政储蓄系统的农村养老保险,是难以回流到农业的。这就必须由财政出面,来引导农业资金的回流。一方面,可以加大国债资金对农业的投资规模,以抵消农村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农业资金流出。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农业贷款贴息等方式,来促进农业贷款的增加,以增加农村养老保险存款流回农业的比重。

2、以渐进方式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

鉴于农村养老保险对农业资金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也必须是渐进的,以避免对农业造成大的冲击。一方面,要使农村养老保险结构与我国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使其有一定的地区差别;另一方面,推进的速度又不能太快,以保证资金回流的机制能逐步与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是相当不平衡的,农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对农村收入高,农业收入比重低的地区而言,农村养老保险所保障的人口,以在非农产业工作的人口为主,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对农业资金的影响较小。但是,对农村收入低,农业收入比重高的地区而言,农民用于养老保险的资金只能从农业资金中获得。社会保险范围的迅速扩大,会使农业资金大量流出。因此,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必须承认这种差异,农业收入为主的地区,还要以家庭保障为主,非农收入比较高的地区,方可逐步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重。并且,农村养老保险的建设,要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相配合,同步推进。

3、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就城镇养老保险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第二、三产业内部的融资方式,来自第二、三产业的工薪收入,以养老基金的方式筹集起来,之后仍然以直、间接的方式投向第二、三产业。而农业养老保险,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不论作为存款还是购买国债,都是用于非农部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业贷款的高风险与土地生产率的下降。由于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发达,对长期贷款与农业基础投入的风险难以准确测算,有限的贷放量往往带来高风险,这是信用社所难以应对的。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发达,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资金瓶颈,抑制了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形成。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农业对资金的吸引,不能把农村养老保险建成农业生产的融资来源。因此,加强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农业收益率的提高,降低农业融资的风险,是将农村养老保险带来的农业资金分流吸引回农业的重要手段。从长期来看,这是减弱农村养老保险分流农业资金的最终解决途径。

注释:

①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3] gopinath, m., kennedy, agricultural trad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state leve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2, 5, pp1213-1218

[4] 郭敏、屈艳芳:《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2年06期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3

今天,能够在这样庄重的场合发言,谈点对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的粗浅认识,我深感荣幸。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是农家子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家乡五谷杂粮的哺育,父老乡亲的悉心呵护,使我长大成人。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乡,到了鼎湖创办实业,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然而,对农村,我有不可割舍、无法忘却的深厚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情感纽带起作用,我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对农村的现状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使我倍感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令我心情沉重的是,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生活贫乏;公共基础设施脆弱,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滞后,村巷道狭窄坑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垃圾乱堆乱放,人畜混居、污水横流,蚊蝇孳生,露天厕所臭气熏天,使人望而却步。农村脏乱差的人居环境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城乡发展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报道中知道,市委、市政府在2003年作出了实施“千村生态文明工程”的重大战略部署,并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以治理脏乱差、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为突破口,抓好改水、改厕、改路、改灶、改造住房,实现村有篮球场、有垃圾处理填埋场、有生态小公园、有禽畜饲养栏、有建设规划的目标。三年来,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不断健康有序推进,创建成效明显,一些群众迫切盼望的热点难点问题得以解决,村容村貌大为改善,农民群众安居乐业有比较舒适的环境。创建生态文明村,对广大农民是一种美好的时代福音,是一项农村得发展、环境得改善、农民得实惠的民心工程。我认为,这项工作的前景无疑是光明的,但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农村长期的积贫积弱,仅仅依靠农村的自我积累、农民的自身努力来加快生态文明村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应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动员社会各界支持来促进。生态文明村建设,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民营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受惠者。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由全国政协常委、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等民营企业家向全国民营企业发出倡议:民企下乡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支持农村改善环境,争做新农村建设排头兵。我们民营企业要积极响应,在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反哺农村。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的产业。农村是最大的生态屏障,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重要之地。像我们这样的以自然资源为支撑的企业,如果农村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受到破坏,则举步维艰,甚至难以为继、无法生存。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力所能及为他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我们有责任,也愿意这样做。我们飘雪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能发展到今天的生产规模,市场份额日益扩大,产品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这有赖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有赖于肇庆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有赖于农村和广大农民兄弟的大力支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要树立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民营企业与农村开展的“一对一”结对共建生态文明村活动。并与结对子的村庄共同研究,细心规划,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帮助村里治理环境、发展产业、促进就业、兴办文化、扶助教育,凡是对农民群众有利的事情都尽力去做,以实际行动推进我市生态文明村建设的步伐。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4

[关键词]农村教育;教师知识;实践知识

与大学职能相比,农村学校职能容易被人们所忽视,通常被看作基础教育的代名词,主要服务于文化传承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实际上,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题来看,农村学校担负着培养学生、发展知识与服务社会的职能,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同农村学校的职能相一致,需要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满足学生、社会与学术的需求。

一、农村教师专业问题反思

1.教师教学同教学专业化要求相差较远

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有由乡村承担的教育费用取消,全部由县一级财政负担,现有的地方财政投入方式使农村教育经费出现较大缺口。为了节约办学成本,减少财政压力,多数采取“综合教学”方式,即一个教师承担应由多个专业教师共同完成的工作,相当一部分农村学校教师专业性不够,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教师较多,而英语、音乐、信息技术教育的教师短缺。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有的教师无一人能胜任英语教学,音体美教师更是缺乏。同时,农村地区教师亦师亦农,工作之余还要从事农业劳动,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严重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学习。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农村学校没有完善的网络设施,教师缺乏网络技术培训,使用网络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欠缺,教师知识更新较慢,处于专业早期的求生阶段[1]。

2.缺少提升教学有效性的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之一,离开了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探讨,没有规范化的教学程序与研究方法,教师教学经验难以转化为显性的实践知识与有效的行动模式。对农村教师而言,多数缺乏普通高等教育经历,本科学历的比例偏小,没有教学研究的意识。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主要是以高师院校为主导的外在强制性方式,这种培训方式,理论学习占主导,经验交流与案例研讨内容偏少,导致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出现了两种误区:一种是教学失范,这和学历较低有关,对农村教师应加大学历教育供给力度;另一种是高校培训模式失效,参与培训的主体性不够,应转换培训模式。目前,以高校为主的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日益为人们所诟病,以校本培训以及行动反思为主的发展模式成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由于教师缺乏研究的意识,尽管教师尝试教学反思专业发展模式,但多数教师没有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研究设计,缺乏研究的严谨性与完备性。

3.农村教师教学信心不足存在假象

在加大校本研究力度之后,农村教师校本研究的程序不规范,缺乏合理的研究设计,没有按照预定的过程进行实施。当农村教师同高校教师在一起讨论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时,普遍存在发言不积极,话语较少的现象,与专业研究者沟通不多,尽量回避专家的提问,从而形成了农村教师自信心不足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农村教师之间的交流十分活跃,教师的主体意识鲜明,积极性较高。之所以出现农村教师自信心不足问题,这同其交流的对象有关,由于专业研究者长期生活在城市,从事更为专业的研究,学术话语的专业性较强,同农村教师交流存在较大的文化反差,农村教师话语所特有的地方文化同城市语境中的学术文化形成了无形的隔阂,产生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陌生与对抗。

从有关研究的结论来看,普遍认为农村贫困地区所处的文化环境弱,福利待遇差,网络资源少,学历层次低,导致农村教师缺乏校本研究的观念和教学研究能力,难以创新知识体系,不能提供有效的社区服务。从教学实践来看,教师所拥有的学科专业知识需要同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教学知识。特别是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学校独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其不能游离于新农村建设之外,而是要深入其中,因此,农村教师的任务与专业发展途径应该不同于城市,不能用城市文化视野审视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而应该立足农村发展需求,分析与建构农村教师知识结构。

二、农村教育需求

1.学生发展需要同农村现代化相一致的生存智慧

现存的高考制度对农村教育发展有着较强的引导性,促使农村教育需求主要体现在书本知识的记诵方面。农村学生对书本知识的依赖性学习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尽管新的高考制度改革正导向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但书本知识体系考核模式在短时间内仍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将有所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也会有所缓和。受近年来高校就业率偏低的环境影响,学生及家长开始思考学习的成本问题,通过高考渠道实现社会流动已成为高风险的投入。传统的学习与发展观念逐渐松动,通过高考阶梯改变自身的命运并非唯一的选择,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农村学生发展的另一种渠道。

教育目标是多元的,教学不是归结为制度化的学问关系,而是存在着以知识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2]。与成人世界一样,学生生命中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发展的时空连续,不能人为地把学生的学习阶段同其生活隔离开来,不能把学生个人从教学群体中孤立出去,教师应把学生的学校生活作为生命延续的组成部分,把学生的学业发展同未来的职业生活紧密结合,把学生的生命延续同情感发展结合起来。由此,教师需要以学生发展为本,把知识积累同学生的情感发展、意志提升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学生在学校学会处理未来社会可能遇到的矛盾与问题,提高服务于社区的心理倾向与实际能力。

2.社区和谐发展需要农村教育引领

农村教育是农村区域发展的组成部分,教师与学生是农村区域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学校同农村其他组织一起,共同推动着农村经济与文化发展。由于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教师成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学生也是现实的文化群体,因而生存于农村社区的教师与学生成为农村文明发展的引领者,成为化解各类矛盾的劝说者,也是农村风俗的传承者。

由于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效应,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城乡之间协调发展。当前新农村建设旨在通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着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保护与传承乡村文明,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由于农村学校同社区的天然联系,农村教育除了担负起教育教学的任务外,还要承担起乡村建设任务,如通过深入农村社区,改善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环境,及时化解内部矛盾,促进乡村文明;通过举办劳动技术培训班的方式,培育新型农民;通过学生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家庭文明水平等。尽管新农村建设由政府提供引导,但最终还是要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实现自主发展,农村各级各类学校具有亦教亦农的特征,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学校的支持。

3.学术知识拓展需要发展农村教育

在公众的视野里,由于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阶段,重心在于传授知识,提高学生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因而同大学的培养目标明显不同,不需要通过教学与科研活动创新知识体系。实际上,从教学性质来看,随着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教学活动不再局限于经验性范畴,如同科学研究一样,教学内部蕴藏着丰富的问题,隐含着凭借经验难以解决的危机,使学术视野逐渐同教学问题相结合,突破了学术作为专门化系统性学问的认识。在李•舒尔曼看来,“教学像其他形式的学术一样是一种成果。当教师将工作公开、接受同行评价和批评,并与所在专业社团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时,反过来又加强了自己的工作,这时教学就变成了教学学术”[3]。也就是说,只要某种知识能够公开、能够面对批判与评论、能够同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成员进行深度交流,就具有学术功用,包涵学术价值,可以纳入学术范畴。学术的外延不断扩大,不仅指专业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还意味着通过课程发展综合知识,通过发现一定的方法应用知识,以及通过咨询或教学传授知识。因此,农村教育同样存在着基于自身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的学术内容,学术保存与知识增长也是农村教育的内在功能。

三、农村教师知识构成

农村教育功能多样,既要满足学生的需求、又要适应社会与学术的发展,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关键在教师。为了提升农村教育的供给能力,需要加快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步伐,促进农村教师不断积累,形成多种知识,优化知识结构。

1.专业知识

受区域文化环境的影响,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目前仍处于外在制度的依赖阶段,教学还远未达到专业化发展阶段[4]。由于贫困地区农村教师普遍学历较低,农村教师专业知识应以积累学科专业知识,扩充教育专业知识为主。鉴于师资紧缺的现实情况,其专业知识不能局限于原有的学科知识增长与深化,而是要根据需要进行取舍。与职前教育不同,职后阶段重在把实践经历同教育学科知识相比较,不断积累有效的教学法知识。只有教师把实践经历与职前教育阶段所学的教育专业知识相比较,把两种知识在行动中有机结合,不断反思教学实践,在学科专业知识教学中生成学科教学法知识,才能增强两种专业知识的教学意义。

教学专业化很容易导致狭隘的专业知识取向,忽视有关农村学生未来发展,以及农村问题的专门化知识。面对农村多元教育需求,教师在做好常规教学工作之余,还要积累同教育职责相符的专业知识,担负起促进农村发展的义务。如:掌握职业伦理知识,承担对学生自立、自信与自强的教育职责,弥补规章制度存在的强制性缺陷,弱化个人自主产生的自由主义倾向[5];了解关于平等的知识,激励农村社区更高的发展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涉猎多元文化的知识,学习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掌握家庭教育知识,增强家庭教育能力,以共同承担教育学生的责任[6]。教师只有积累更多的通识知识,拓宽问题视野,才能适应农村社区的发展需求。

2.实践知识

国内外有学者对教师实践知识进行了许多研究,展现了教师实践知识的内涵与特征。施瓦布是“实践性知识”研究的鼻祖,他提出了“实践性样式”的术语[7]。此后,“默会知识”等概念不断出现,开始确立了教师专业发展所拥有的独特性知识信念。它认为实践知识同具有系统性、严密性及客观性特点的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相比,有着根本区别,带有典型的情境性与缄默性特征。但这些研究普遍存在把实践知识归结为缄默知识的倾向,把实践知识生产与表达神秘化,不利于积累与建构实践知识。其实,通过积极的实践与反思,教师在实践中形成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可以转化成可交流的显性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提供工作案例、增长专业工作效能的背景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实践知识蕴含教师工作的背景知识,有助于提供工作案例,提高专业工作效能。就教学活动而言,新的主体观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表达为主体际关系[8]。换言之,教师、学生与知识之间不是单向的流程,而是教师与学生围绕知识共生的过程。教师所传达的知识渗透了教师在生活与工作学习中积累的社区新闻与经验知识,这些知识作为知识背景对教学发挥解释功能。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把学习的教学法知识同课堂教学相比较,进行再次加工与完善,形成常规的教学操作程序,以及解决重大教学疑难问题的策略,经过交流与讨论,形成普遍的程序知识与策略知识。服务农村社区,需要教师在工作与生活过程中注重经验积累,积极参与人际交往,了解社会新闻事件,积累家庭生活知识,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3.行动模式

基于工作实践,教师把内化的知识结构同各种场景相结合,形成了多种实践知识。在波兰尼看来,这些实践知识有些是默会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或者说不能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无法同教师具体行动分隔开来。与一般教师不同,优秀教师通常有超常的教学智慧,有着解决教学疑难问题的良好思维方式、认识问题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所需要的灵活性。在认知心理学看来,这些实践知识包括了程序知识与认知策略,为了同上文的实践知识区别开来,可把那些基于实践形成的默会知识界定为行动模式,把那些能够通过交流进行明确表达的操作程序以及实施策略作为实践知识。

行动模式是教师基于人格特征、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素质,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整合而成的难以文本化的操作程序以及行动策略。在实践过程,每个教师都会追求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行动模式,但并非每个教师都能达到行之有效,它需要教师结合自身的素质调整教学行为,产生适切性教学行动。有效行动模式可以随着教师个性的发展与变化,以及自身素养的整体提高而不断进步,这就需要教师分析影响无效行动模式的关键因素,设计专业发展路线,重塑教师职业的价值取向,同时,深入各种实践场景,增强各种实践场景的反思能力,不断磨练文化性格,积累有效行动模式,促进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浩.农村教师业余生活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7,(18):173.

[2]熊梅.当代综合性课程的新范式:综合性学习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51.

[3]王玉衡.试论大学学术运动[J].外国教育研究,2005,(12):26.

[4]蒋茵.国外教师专业发展新范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5,(9):27.

[5]绍学伦.关于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的思索[J].山东教育科研2002,(8):14.

[6]黄白.教师专业发展的视角:美国教师培训新态势[J].中小学教师培训,2006,(11):58.

[7]Schwab,J.J.(1969).Thepractical:Alanguageforcurriculum[J].SchoolReview,1978,(2):20.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5

[关键词]“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元社会结构

城乡统筹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059-07

一、“三农”问题已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度特征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化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大使命,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度是有差异的。1978年之前,农业问题的核心是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制度和户籍制度,促使农业剩余流转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初始来源;相对地,农民和农村问题由于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和城乡流动的实质隔离而并不突出。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制内生的激励难题,乡镇企业的兴起则为农村劳动力的“社区性”流转提供了通道。在此阶段,农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农民通过农业经营和社区就业而实现了稳步增收,农村的社会进步、民主管理、文化供给等问题尚不显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结构转化、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促使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呈现出交织态势。农业生产呈现出“过度”与“不足”的周期震荡,农村劳动力流转更多采用跨地域、跨产业的“农民工”方式,农村要素流动性加速、农业产业收益下降又延迟了农村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才开始以“三农”问题来代指原本分散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以“三农”问题来代称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表明我国已进入一个需要用系统思维来理解“三农”问题的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化和社会结构转变.化解“三农”问题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而社会发展具有“价值理性”,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要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增速超过9.8%的持续增长态势,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并未呈现持续收敛趋势。显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能有效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则增长必定难以回应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将化解“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在延续,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路是通过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来形成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接替,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是农民支付能力不足且消费意愿偏低。2007年占总人口55.1%的农民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仅为25.6%,在农业发展受阻、农民增收迟缓的背景下,要大规模地启动内需并回应外部冲击是困难的,化解“三农”问题有助于通过内需增强来形成对外部冲击的回应。显然,无论是从实现持续发展还是从应对外部挑战的角度看,化解“三农”问题均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农业供给能力增强与农业发展的约束条件

“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问题,此问题的实质是如何通过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来确保农业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来开展国际贸易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居民福祉,然而,从安全性角度看,提高国内供给能力始终应作为我国确保农业安全的主导方式。我国如果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身的食品消费问题,则不仅面临国际市场能否、愿否供给的风险,而且面临着国内非农产业能否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的挑战。如果对上述问题不能做出肯定回答,则单纯强调比较优势可能就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提升本国农业供给能力就依然具有实践意义。

既然提升农业供给能力是重要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我国农业供给能力的变动方向。农业供给取决于两组因素:要素以及要素的组合效率。从要素角度看,在技术给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取决于土地、水、劳动、资本的投入状态。就耕地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耕地面积已经呈现出缩减趋势,城市化“挤占”的主要是城市近郊、平坦、肥沃的优质耕地,因此在耕地面积缩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趋于恶化。就水资源而言,水资源空间分布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的“偏差”呈现出增大趋势。我国农业生产中心已具有显著的“北移”特征,H农业生产的“北多南少”与水资源的“南多北少”之间的偏差趋于强化。就劳动而言,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要方式进行跨产业流转。而流出劳动力基本是年轻、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劳动能力较强的“精英”。就资本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而在产业资本回报率有差异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将资本转向非农产业的“虹吸效应”。概言之,我国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水、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均存在条件弱化的倾向。

在要素供给条件恶化的背景下,农业供给将“被迫”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源禀赋差异会诱发出两类农业技术进步:以美国为代表的机械化、劳动集约型技术进步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生物化、土地集约型技术进步类型。就我国而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意味着农业发展应更多考虑生物化和土地节约方式,这样才能在土地短缺情形下增加产出水平。然而,农业技术进步程度最终取决于农户的需求能力与意愿。当前,在我国农业经营零碎化的背景下,农户预期农业经营对最大化自身收益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其在有限耕地面积上采用技术进步的动机将受到抑制;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自然风险,且农村资本具有单向流出的显著特征,农民通过投资来改进技术的能力也就较为低下。显然,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状态恰好阻碍了技术进步需求,这表明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效应是不稳定的。

农业供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数量和规模问题,而且是一个结构和品质问题,“粮食安全”本身包括数量和品质两个层次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趋优化,农产品品质也在提升;但是横向比较而言,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品质安全仍存在提升空间。首先,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已呈现间接粮食消费占比上升而直接粮食消费占比下降的态势。然而。直接粮食向间接粮食的转化效率整体较低,农业加工转化流程难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必将在关注食品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食品品质。食品是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等多个领域才最终进入消费环节的,因此,我国应着眼于“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形成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检测机制。其次,农业具有产品、要素、市场等多重贡献,且农业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休闲体验等功能日趋凸现。由此,我国不仅需要克服“面源”污染等问题以提升农业生产率,而且需要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来凸现农业多功能性。最后,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特征。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均有较为显著的粮食价格或食品价格先行的特征。导致粮价波动的因素包括居民的需求强度、政策的调整影响、国际市场传染等,实现国内粮食市场平稳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形成与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农产品定价机制。

三、农民收入的结构特征与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的体现,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在主体层面的体现,此问题的指向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机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是:1978-1985年出现收敛态势,1985年之后在波动中拉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36:1。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且持续表明农民尚未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消费能力受到收入的刚性约束。农民收入源于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年这四种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3.0%、38.5%、3.1%和5.4%,由此,可以主要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增收问题。

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民增收取决于家庭经营的产品类型和产业结构,也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和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可见,农业现代化的中心是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即从不愿冒风险的“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行为者――资本家式农民。当前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面临三重制约。其一为产业结构制约,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和副业收入,而我国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特征并未改变,2007年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占比仍高达59.4%。其二为产业特质制约,农业在生产领域面临着相对于其他产业更为突出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着需求难以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展的市场风险.在交易领域面临着农产品当期价格决定下期生产的滞后调整状态。其三为谈判能力制约,分散化、零碎化经营方式导致单个农户不具有市场谈判优势,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和农产品收购企业在交易中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农户由于定价劣势而经常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等状况。

从工资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工资收入均有了显著增强,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依然面临着较多的制约因素。首先,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为11.3%,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为40.8%,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其他产业。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则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仍有持续性。其次,即使农村劳动力具有强烈的流转动机,但由于人力资本特征和体制性安排,农村劳动力流转通常需要支付较高的流转成本,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劳动市场和二元社会保障,更是缩小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选择范围,抬高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进入壁垒。最后,即使农民可以顺利转入非农领域,但农民工的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导致其就业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薪酬福利较低的行业,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者为1.318亿人,其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人数分别为4248万人和2866万人,两者在外出总人数中的占比为54%,而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工资分别为各行业平均工资的85.5%和78.1%。

四、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维度与多重挑战

区别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单向度特征,农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在空间层面的表现,它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学的复杂性特征,农村问题的实质指向是通过社会意义的体制改进来持续推进农村社会协调发展。1978-2007年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的占比已经从82.1%降至55.1%,然而,当前农村人口规模依然有7.28亿人,农村人口占比依然超过50%,即使未来我国城市化率仍以年均1%的水平持续增加.则根据趋势预测,2030年我国仍然约有5亿农村人口。即使在考虑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我国农村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应摆在战略高度进行对待。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二元社会结构依然显著。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二元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逐步消减,这首先表现在城乡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失衡。当前.我国城镇已基本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养老、教育、医疗和就业等社会保障依然处于缺位状态,农民保障在某种程度是主要依靠子女和土地的“自我保障”类型。2007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182.4元/人.月和102元/人.月,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70元/人.月和37元/人.月。从养老制度来看,城市实行的是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社会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待遇确定型与缴费确定型相结合、共济特征较强的养老制度安排,而农村采取的是个人缴费、个人帐户、缴费确定型、共济特征较弱的养老制度安排。显然,在生活型公共产品或社会保障层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依然是显著的,这种差别也导致承载着公共品均等化功能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二元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向方面具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表明:2006年水利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村占9.56%,来源于集体的村占13.39%,来源于其他的村占6.63%,无资金的村占70.42%。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选择了以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基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财政配置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是发展战略的逻辑必然。改革开放初期,公共产品提供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依然具有路径依赖效应,而分权化改革和GDP考核方式则导致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对区域GDP贡献度相对较低,分散化农户对决策的影响度相对较小,以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这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财政扭曲”和“政府失灵”。

农村社会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农民不仅需要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需要社会文明、民利、文化需求的更大满足。从政治角度看,当前农村政治发展需要进行两重努力。其一,从决策和监督角度看,应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增加基层农村代表的占比。根据现行《选举法》,我国在分配人大代表名额时,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配。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理念应在上升为国家意志后积极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实际行动。其二,从基层民主的角度看,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指向的村民自治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主要形式,然而,在执行层面需要回

应:如何规避民主选举中上级的违规越权干预?如何化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际决策中的矛盾?如何预防民主选举可能出现的“廉价选票”和“恶人治村”?从文化的角度看,在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的文化需求扩张速度可能快于文化供给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精英”已流转到城市和工业,这加剧了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萎缩,而农民工返乡带回的商业文化又会“侵蚀’’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的原生态、多样性面临着挑战。随着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分配差距的拉大,如果不能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细分并进行适应性供给,则农村的文化生态很可能会出现“富者奢侈、贫者堕落,,的态势。

五、“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与突围思路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并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绩效,但依然面临着农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持续推进的使命。在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变、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在表现形态、形成原因等方面均具有系统性特征,理解这种系统特征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置条件。

从表现形态而言,“三农”问题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关系。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产业发展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体发展问题,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协调发展的地域发展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属于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农民收入增长取决于农产品供给水平以及农民在其他产业的工资性收入,而农村问题包含了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多个维度。显然,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外延依次扩大,前者对后者具有基础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又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具有互动特征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也具有受多因素影响,从而应综合进行考虑的特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需要考虑生产要素的获取,更要考虑通过技术一制度创新来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一制度创新能否实施又取决于创新主体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强度。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考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就农民纯收入两大主要来源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紧密相关,而工资性收入又取决于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就业机会、报酬水平和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农村社会发展不仅体现在农产品持续供给和农民收入增长等经济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发展能否伴随和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等非经济层面。事实上,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其他诸多因素.显然,我国的“三农”问题并不是单个要素、单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多种因素、多个领域的系统性问题。

就形成原因而言,“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更是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市场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就产业特征而言,农业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导致其在生产领域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恩格尔定律揭示的需求下降的市场风险,在流通领域面临生产难以随着需求进行即时调整的经营风险,这种产业的弱质性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从而出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态势。就资源禀赋而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水资源相对高度短缺,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以及农民社会保障的实质缺位导致农业发展只能采取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不仅从需求层面缩减了农业的技术一制度创新空间,而且从决策层面弱化了农民在生产资料购置和农产品销售领域中的谈判能力。就市场改革而言,市场化改革为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域的流动提供了条件,由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收益率存在差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趋势。特别是,农村极度短缺的资本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性金融方式的非农化流转,加剧了劳动力和土地追随资本而流向非农产业,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要素动员能力面临着严峻挑战。就政府政策而言,户籍制度所承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中,由于城市居民的谈判能力更为突出、城市项目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其公共产品供给依然带有较为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特征。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发展理念需要依托具体的机制设计才能被有效执行并实现预期目标。

从化解思路而言,“三农”问题应从部门和地域关联的角度给出化解路径,囿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来找寻化解出路与问题的系统特征难以契合。就农业发展而言,必须从大产业角度出发去不断提升农业产品供给能力,单纯从农业(尤其是传统种植业)角度去理解农业发展是狭隘的。国际经验显示:农业现代化内生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的提高是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前提的,农业经营过程中的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高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均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可见,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为指向的农业发展必须要和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接。随着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不仅应该从直接粮食生产领域拓展到粮食加工、储藏、转化、运输和消费等众多领域,而且种植业和养殖业内部也应随着市场需求而形成多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就农民收入增长而言,农民增收需要考虑农民自生能力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显然,不能单纯从农业或农村的角度来构建农民持续增长的常规机制。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的前提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将“被迫”更多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的工资性收入应受到格外关注。为了提高工资性收入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持续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梯度转移为农民非农化流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创造有利条件,这两者需要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农村社会发展而言.农村社会发展应该放在整体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进行对待才能够最终实现,消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有赖于整体经济具有持续高速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潜能,而且有赖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能够促使现有的城市偏向战略得到根本矫正,前者是能否充分“做大蛋糕”的问题,后者则是能否有效“分配蛋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进步。然而,由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双重制约的背景下,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乡二

元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出现持续缩减的趋势,1978-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缩减趋势;1985-2002年,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在波动中拉大的态势;2002-2008年,农村改革加速推进,但由于问题的惯性特征和政策的滞后效应.城乡经济社会差距依然较为明显。另一方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通常被概括为“少取、多予、放活”,这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六个1号文件可以得到证实: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这些理念和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国也在努力形成与“三农”问题系统性特征相吻合的政策体系。然而,现有政策较多偏重“少取”和“多予”,即过多强调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输血”而忽略了“造血”功能,且在实践层面政策的关联性和执行力仍然面临较多挑战,迄今我们尚未构建起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6

大学生做村官,从北京、河南、沈阳等地的实践活动来看。有成功更有失败。有一部分人看到尝试探索阶段的几个失败案例,就先自消弭了信心,认为大学生村官要不得,不可行,理由是大学生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农村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大学生会给农民增加负担,一村一名大学生的时机还不成熟等。正如韩愈在马说》中指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一些改革实践中,其诸多矛盾的孕育、显露、发展、斗争、转化直至最终解决,需要较长时间,过早和轻易地下结论都是不严肃的大学生当村官,无论从年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方面来讲,还是从新农村建设对社会发展提出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要求来讲,都有不可替代的素质优势,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拉动新农村建设全盘工作的千里马”对于大学生村官,不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只是空空地“执策而临”大呼“天下无马”这种态度将会扼杀众多千里马的奔跑能力和希望。

对农村发展需要和基层人才诉求的归纳基础上,对于大学生村官。锁定了四大目标,即是否促进了基层班子的团结、激发了基层班子的活力,否影响和提升了群众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否形成了生动鲜活和有效实用的实践经验,否使村里的政治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四大目标的宏观覆罩之下,大学生村干部工程的推进过程成了一个充满变数但也决不缺少成功希望的学习和创造工程。对此,分析如下:

县乡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大学生村官工程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因素。已有的大学生村干部实践活动中。村干部与村民的欢迎与配合态度,大学生待遇的落实程度,专业素质、组织协调能力与村子发展实际的对接状况,村子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给大学生村官作用发挥提供的空间,凡此种种,这些从不同侧面指出了影响和决定大学生村官取得成功与否的多种因素。

常常会由于某一制胜规律的突出作用,大学生村官工程的成功规律具有一种不平衡的特征。某一个现实的实践场中。引起工作中某个节点或某一环节的变化,山重水复而后柳暗花明,从而锁定成功的路径。比如,一个好的人缘和处事态度,一种有益于当地发展的农用技术,一次用努力和韧性把握住了政策机会,一个适合本地发展的农业项目,一次有理有据、依纪依法排解的邻间纠纷,都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埋下成功的种子。

但毕竟不是影响事情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大学生村官工程的成功规律为主观能动性发挥预留了较大空间。自身基础与各种困难间的比例关系固然重要。使大学生村官的顺利推进成为主客观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成功的可能存在于人们将可能变为现实性的自觉努力之中。

解读“千里马”

8月31日截止,县第一批大学生村干部报名自2009年8月1日始。报名人数463人,符合报名条件的为344人,专科278人,本科40人,其中有26人为在职人员。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和上岗培训的层层选拔,100名优秀大学生将于

共组织座谈会5次,月日走上基层工作岗位。调研组以问卷、走访、座谈和介入选拔程序等方式在全县展开调查。并针对乡(镇)党委记、村支和应聘大学生三种人群设计了三类问卷,下发问卷165份,收回165份。调查组在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后,将问卷中显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三个不可低估”三个不容乐观”三种最大担忧”和“四组黄金比例”

有95%问卷对大学生村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三个不可低估:①大学生创业农村的热情不可低估。为什么选择报考大学生村官”调查中。或出身农村,熟悉农村生活,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或生在城市,对新农村建设有兴趣、有见地,愿意到农村施展才华和发挥本领,大都对农村工作充满了激情,有为农村做贡献的强烈愿望。大学生经过考虑权衡作出这样的选择,虽然不能排除就业压力的影响,但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有克服农村苦、条件差的心理准备,并树立了农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②大学生的组织协调、交流沟通能力不可低估。此次参加报名的344名学生,平均每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3次,其中有86名在校期间担任过班长、团支、学生会干部以及学校的各种协会负责人。通过交谈,发现,这些大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交流沟通能力都比预想的要强许多。如一名叫张辉的应聘者,谈及对基层工作的认识时,说,自己在农村长大,从小就感到农民苦,收入低,如果能当上村官,很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笔者问,觉得与村民交往会有哪些困难,说,大学期间,任团支,组织过多次社会实践活动,感觉与村民打交道应该不会有太大困难。③大学生村官活动设计对人才的培养和锻炼作用不可低估。座谈和答卷中,许多乡镇领导干部对大学生村官持乐观态度,认为大学生村官冲破传统身份、城乡、地域等人才壁垒,通过农村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机遇及一系列优惠举措吸引大学毕业生从基层起步、农村创业,较于以前的直接分配进机关的选人方式,以“实绩用人”理念在选才用才环节上的生动体现。

有近30位的支部记盼望大学生村官有一定的政策运用能力。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多数大学生对农业政策一无所知,三个不容乐观:①大学生掌握农业政策的能力不容乐观。40份问卷中。虽然有一部分也谈到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但与农村工作要求存在很大差距。②大学生对创业困难的认识状况不容乐观。您认为大学生到村里任职会遇到哪些困难”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村支多数认为,大学生人生地不熟,容易与其他村干部产生隔阂,村里的宗族血缘和邻里关系错综复杂,部分群众对大学生当村官持不信任态度,加上大学生自身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与农村工作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都会影响大学生作用的发挥。而大学生在对“农村任职的最大担忧是什么”回答中,多数对到村里任职的困难估计不足,这样就很可能造成大学生在任职后的几次碰壁中,产生消极厌倦情绪。③大学生专业状况和村民期望差距不容乐观。问卷中,村干部大都希望县里能把专业对口(提到较多的有农业种植、养殖,法律,财会,电子信息,企业管理)综合素质较高、为人正直、作风踏实、性格外向、能带领大家致富创业的优秀大学生派到村里。而从报名登记情况来看,与村民期盼的对口专业仅占26%大学生初出校门,对农村的环境、现状了解不深,对市场经济了解不够,与经济发展能联系起来的不多。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大学生当村官就极有可能成为“作秀”工程。

无论家庭还是事业,三种最大担忧:①乡镇干部的担忧—大学生村官能否长久。大学生刚刚踏上社会。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加上每年国家、省市的公务员考试,2-3年的时间里,可能都会去考取某一个职位。刚刚对村里有些感情,工作摸到头绪、上路了又要走人了从个人情感上来讲,应该祝贺他但从农村工作的延续性来说,村官的更换频繁是不利的所以乡镇领导对他三年后能不能留在农村心存疑虑。②村里干部和群众的担忧—大学生的知识能否用得上。问卷中,45%村民对大学生带领全村致富的能力提出疑问,认为大学生只晓得理论知识,缺乏社会实践,随便一个邻里纠纷就可能使其完全乱了阵脚,很难成为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心骨。③大学生的担忧—三年后能否有个好出路。待遇上,有80%大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参加考试,并不是看重县财政每月拨付的固定工资,而主要期盼三年后县里的有关承诺能否予以兑现,即表现优秀的可按照程序优先选用为村支部记,优先推荐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时重点推荐加分,县直一般事业单位缺编时优先考虑补编;表现特别突出的经组织考察,可提拔担任乡镇领导干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优先考虑提拔重用,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

豫剧《朝阳沟》中的栓保”形象代表的一种走出农村又回到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四组黄金比例”①大学生身份类型比例。相比较而言。而“银环”则是城市青年第一次走进农村。相比较而言,栓保”所代表的大学生人群更具抗艰苦力,信念更坚定,加之出生农村,感情上容易融入农村,农村干事创业要比“银环”容易和可行的多。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村支认为在前几批的选拔过程中,可以先以走出农村的大学生为主体,大概比例应确定在8020并建议在今后的三年中要注意对以此为标准分出的两种人群进行跟踪考查,做出数据分析,再行调整。②笔试与面视分值比例。县此次

如何“执策而临”

极仔细地对待它尽力帮助他成长,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指出:应当缜密的研究新的幼芽。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要使大学生到农村就业成为一种职业性常态,使之成为优化和变革基层管理模式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必须找准大学生作用发挥的自身规律,抓住各方面担忧问题的交织点和结合点,建立成长机制,激发创业热情。

一、以食之尽其材。就是生活上、事业上、待遇上让大学生村官有盼头、感觉有前途。秦朝的商鞅深知变法一个国家对民众的信用的重要性。就已经奠定了变法成功的基础。大学生村官涉及面很广,影响也很大,较为敏感地触动着社会的各种神经,也是打造诚信政府的重要机遇。作为第一次尝试,首批大学生村官存在一个“信则立”问题,开好了头,各种承诺兑现了各种待遇落实了大学生到村里任职的人才流动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以食之尽其才”一是要切实解决好村官的生活问题,特别是对到村里任职的外乡(村)学生食宿问题有一个统一的办法;二是为优秀学生村官提供向上晋升的渠道,对能力强的成绩突出的要按照试行意见中的承诺,该提拔的提拔,该重用的重用,该加分的加分,该留任的留任;三是参照县村支“评星定级”管理办法,建立一种有利于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长期创业基层的待遇激励机制,使管理更趋科学、规范、合理,让大学生村官有干劲、有激情、有盼头。同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前几批的选拔过程中,可以先以走出农村的大学生为主体,因为相比较而言,豫剧《朝阳沟》中的栓保”形象代表的一种走出农村又回到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而“银环”则是城市青年第一次走进农村,相比而言,栓保”所代表的大学生人群更具抗艰苦力,信念更坚定,加之出生农村,感情上容易融入农村,农村干事创业要比“银环”容易和可行的多。

二、以鸣之通其意:就是要建设起大学生村官与三种人群(村民、县乡村领导干部、大学生村官群体其他成员)和谐交流平台。银环”形象告诉我大学生到农村创业一定会有一段备受煎熬和考验的心理嬗变历程。不太可能与村民建立平等和谐的沟通和倾诉关系。所以,政府在推进大学生村官工程的同时,要积极创建各种形式的平台。一要畅通大学生村官向上级反映问题的渠道。各级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定期组织大学生村官民主生活会,听取工作汇报,掌握工作情况,解工作状态,解决工作难题,思想和工作上给予他良好的建议,给他提供更大的价值实现空间。二要建立一个大学生村官交流平台。让他平等交流的对话氛围中,把成长中遇到问题和困难讲出来,把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讲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大学生村官的倾诉需求,而且可以推动和促进工作。如有可能,可以创刊《大学生村干部交流》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倾诉的平台,帮助他从事物的实际情况入手,帮助他把握农村工作的实际规律,鼓励他结合实际,结合自己理论学识,提出有利于村庄发展的新思路、新看法。三是以“村支部协会”党组织设置方式为基础,鼓励大学生村官到新兴的农产品协会中学习、任职,并努力成长为协会的骨干力量,通过共同的工作主题,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和与村民沟通交流困难带来的各种问题。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7

关键词: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

中图分类号:G5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351-02

近年来,我国教师队伍的发展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教育发展中的教师总量不足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同时,教师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义务教育是关系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关系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关系到青少年健康发展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

一、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界定

教师资源配置,主要是指教师人力资源在教育体系中各级各类教育主体之间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配置。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平均发展,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1]。

本文所指的城乡差距,是主要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前提的地域差异。“城”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具有人口密度高,以工业服务业发展为主要经济基础,交通便利的特点。“乡”是指相对城市而言,人口密度低,聚居规模较小,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地域。

教育的相对落后是乡村落后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在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已经迫在眉睫。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并不是简单追求单纯的完全的公平,而是在承认和接受现今城乡存在各种差异的前提下,致力于城乡教育的双赢发展,大力加强农村教育的发展,逐步实现城乡教师资源的优化[2]。

二、城乡教师资源配置的现状

1.城乡教师资源在数量上存在严重差异

当城市教师资源充足甚至出现超编的情况下,农村地区却面临着缺编的问题,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2.城乡教师资源在质量上也存在严重差异

近年来,虽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师水平相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教师资源在质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农村教师素质整体上相比城市地区而言落后很多。主要表现在:学历不高,职称偏低,缺少必要的进修机会。相比而言,城市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师资甚至出现硕士、博士教学的现象[3]。

3.农村教师向城市单向流动严重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资源的流向不合理,并造成了恶性循环。边远地区和农村教师的流失比较严重,这种不合理的流动加剧了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4.农村教师资源本身存在着很多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农村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普遍较低。其次,农村教师课业繁重,并且担负着与自己专业不符的包括音乐美术等课程。再次,农村社会的硬件设施不利于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因此,农村教师一有机会就向城市流动,而城市中一些不合格的教师也会被安排到附近农村学校。这加剧了农村教师队伍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2]。

三、国家在城乡教师资源均衡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例如组织农村教师培训、城乡教师交流、顶岗实习等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教师差距,但是由于“许多教育政策的出台,大多没有调查研究和实验的支撑,这样难免偏离我国农村教育的实际”[4]。

1.教师培训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为了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教师培训工作,这些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但是教师培训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与农村教师的教学活动相关的培训较少。其次,培训内容大多脱离农村教师的实际。第三,教师自身对培训的重视度也不够。

2.教师交流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各地区开始了城乡教师交流活动,这一活动对促进城乡学校教师资源的均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在教师交流方面的各种条件还不成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教师认识不到位;交流中深层次的问题关注不够等。由于交流活动对教师个人及家庭生活带来的问题考虑不够,这也使得在交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再者,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假如对当地农村教育状况不了解,短期内很难有效进行教学,等到农村学生刚刚适应了城市教师的教学,教学活动开始变得顺利的时候,新教师又要走了,这种短期的交流活动,不但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加重了农村学生适应不同教师的负担。

四、实现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几点建议

1.实现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根本方法――实现城乡一体化

只有城乡一体化的真正解决,城乡教师资源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逐步缩小城乡各种条件的差距,给农村一个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以此来吸引优秀教师,逐步实现城乡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

第一,要着眼于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对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是解决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根本方法,大多数教师不愿留在农村教学,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农村提供的各种生活条件远不如城市。农村相对城市而言,有着自己天然的优势,环境幽静,还可以提供绿色水果蔬菜和家禽,这些都是人们越来越重视的东西,所以对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会使农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都会慢慢改变城乡教师资源各方面的不均衡。

第二,要着眼于改革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城乡统筹应着眼于消除现存的户籍制度及附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城乡差距的制度。

第三,在政府决策层面上,要彻底改变以往以牺牲农村利益来发展城市的模式,真正意义上去解决农村的经济,文化条件。实行以工补农,城乡就业统筹,逐步完善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给农村教育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5]。

2.实现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教师工资制度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市场在调节教师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政府应该运用行政手段重新调整城乡教师劳动力的价格,通过教师待遇来调控教师资源的城乡平衡。长期形成的教师资源分布不均根源于城乡教师待遇的巨大差距,要实现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统一城乡教师待遇,使农村教师待遇不低于城市教师,甚至,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制度,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使偏远山区教师的工资高于城市同级别教师,这是农村学校吸引优秀教师的前提。

3.实现城乡教师资源配置的重要方法――优化农村教师培训的方式和考核机制

教师培训是提高农村教师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的重要方法,近年来的教师培训取得成绩的同时暴露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从这些教训中总结经验,使得教师培训起到真正有利于农村教育发展的作用。

第一,应该从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村教师自身知识结构和教学水平,采取农村教师易于接受和感兴趣的方式,只有农村教师真正成为教师培训的主体,这样的培训才会变得有益。比如近年来通过网络方式采取的各种视频教学培训,由于大部分农村老教师对电脑等现代设施的不熟悉和不习惯,往往很难达到培训预想的效果。笔者认为,应该在对农村教师整体走访和了解的前提下,采取集中学习互相讨论共同进步的方式进行培训。

第二,应该在优化教师培训方式的同时,加强培训活动的考核机制。任何有效的培训方式都需要对培训结果进行检验,有效的考核机制会加强教师对培训的重视程度。笔者建议,不能只通过交作业和感想的方式进行考核,应该在培训结束的时候,直接组织培训教师在真正的教学课堂去试验方法,并将这种考核直接和教师职称等教师自身利益挂钩。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师对培训的重视,进而提高农村教师的综合素质。

4.农村教师资源配置的优化应该着力于自身的改革和农村教师的共同努力

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真正的发展还在于学校自身的改革和努力。城乡教师交流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薄弱学校而言,这种外来的教师资源供给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教师资源缺乏问题。所以,在有效利用这种教师交流资源的同时,农村学校要着力于自身的改革和建设,只有从自身条件出发,自食其力,农村的教育资源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第一,利用政策优势打造自身良好的硬件软件设施。地方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学校的经费投入,使薄弱学校在场地与校舍、设备与设施、经费保障及教师编制等方面获得一定的保障。在各种基础设备逐渐完善的前提下,农村学校要善于利用各种政策优势,引进优秀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第二,增强农村学校生成优质教师资源的能力。在获取外界各种资源的支持下,农村薄弱学校怎样立足自身情况,开发、生成更多优质教师资源才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首先,农村教师应该抓住城乡教师交流和在师范院校进修的机会,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其次,应尽量邀请在岗位的优秀城市教师在农村薄弱学校示范、指导,兼职、任课,同时,聘请经验丰富而身体健康的城市退休教师到农村学校指导、示范。再次,农村学校应努力建设学习型校园,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组织教师学习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促进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实现城乡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是当务之急,但是由于我国城乡长期存在的差距,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要我们在做着努力,事情就会向期待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夏茂林,冯文全.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问题探讨[J].教育科学,2010,(1).

[2]王金铎.重庆市城乡教育统筹中的教师资源配置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3]张岚.论高校教师资源合理配置的实现[J].交通高教研究,2001,(2).

[4]吴波.论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J].云梦学刊,2009,(1).

农业农村工作交流发言篇8

[关键词]省际边界;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和省会、沿海相对较发达的城市较远。政府方面,交界地区发展往往忽略,扶持力度不够,关心和重视程度不够:资源方面,边界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资源没有合理的分配,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交通方面,省际边界地区地处经济洼地,交通不发达,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目前,我国“新四化”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我国工业化发展速度较快,我国城镇化率也已经突破50%,这其中,与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滞后。旧的农业经营体系是阻碍我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枷锁和障碍,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解决“四化”发展不平衡的有效途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创新,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在处理农户与经营主体关系方面,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提出:应准确把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特征和组织属性,正确处理承包经营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不同经营主体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优势和作用。刘勇认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实质是要使当前农业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核心任务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的前提下,积极培养和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家庭经营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又能使家庭经营通过一定的组织和渠道融入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促进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赵月兵和顾俊提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面的几点不足:资金筹措难、人才引进难、平台建设难、服务到位难。王征兵提出新型农业主体的建设要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总而言之,国内学者已经从很多方面分析了我国现有农业经营体系的不足,并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积极的措施。本文一方面是在前人言论上做出一些总结,另一方面着重对比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农村在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的存在差异,就其差异方面详细分析的原因并提出可行地解决办法。

二、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农村现状

我国现有农业经营主体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迫切要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各省相应全国号召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构建新型的农村经营体系。但省之间差异比较大,即便相邻的省市之间农村都有很大的差异。从数据可以看出位于江苏省和山东省的农村经济发展比位于安徽和河南的农村经济发展好。

(一)旧农业经营体系:

有些地区仍是旧的农业经营体系,所谓旧的农业经营主体是指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形成的经营主体

农户,农户在我国有2亿多。旧的农业经营体系严重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伴随城镇化的脚步,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又显露出来,由于农民收入较低、社会地位不高、收到天气等外因影响较大,许多年轻人不愿回想务农,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老人、妇女、孩子成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面临严重困难。例如安徽省灵璧县的火庙村、蔡塘村在家务农多为老人,人均不到一亩地,主要就是种植水稻和小麦。

(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1、农业规模经营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农村中,江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较好,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雁群村为例,雁群村1300户,有30%都有个体企业,以种植、养殖和水泥制品为主要产业,其中水泥制品列入政府“一村一品”项目中,每年人均收入有10万元,劳动力丰富。雁群村有200多户成规模的养殖大户,种植业主要以桃树为主,从安徽引进桃树,一亩地收入月5000元,政府派专业技术人员下乡指导,农民参与度很高。许多农村城镇化显著,如铜山区大公村、厉弯区人均3分地,国有土地很少,90%的村民都是到在附近的钢铁厂工作,上班,耕地面积很少。

2、农民专业合作社。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高度重视,妥善解决土地流转问题。这一点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卞庄村得到很好的解决,村里共有4个合作社,主要经营:农产品、农机、水产品养殖、旅游业。有一个产业园区朝阳庄园,主要是水产品、葡萄、养殖。卞庄村还有四大产业:稻米――大型工厂有11家,许多东北大米到此加工,年收入近2个亿:纺织――共有70多家纺织厂,60多家成规模,有500亩的纺织工业园区、机器、电子,农业经营框架结构好,物流发展迅猛,已有电子商务产业园,与买粮网、食全网合作出售粮食,产销顺畅,整体发展较好。

3、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创办者主要是在外创业有雄厚的资金作为支持,看中新型农业产业有很好前景的成功人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资金短缺、信贷困难的问题。在山东省微山县韩庄镇的后阁村有一个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典型,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以水产养殖为主龙头企业,后续投资发展旅游业,一共有1080亩,初期预算投资1.8亿,近几年来,国家作为重点企业扶持,力度达到1000万,还有后续的项目引入等优惠政策。

三、存在问题

(一)土地流转难

如表3所示,很多农民抱着“宁可撂荒不可失地”的思想,害怕失去土地所有权,而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但是在家中普遍是空巢的老人和孩子,缺乏青壮年劳动力,许多土地不能及时的有效率的耕种,导致很多土地荒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要想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积极培养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充分发挥不同组织的不同优势来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

(二)人才引进困难

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猛,农村人才向城市单项移动,造成农村缺乏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短缺,村里缺乏懂科学技术、会培养种植的人才。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比较好,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用已经发达的地区来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情况,政府会支援一些具有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的人员到欠发达的农村,帮助当地政府农民解决矛盾,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是对于安徽的经济水平不能够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兼顾农村经济,所以往往没有技术人员下乡指导,农民关于种植养殖的技术水平相对不高。

(三)资金不足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农业大户、农村生产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与分散经营,规模较小、一家一户的旧农业生产主体不一样的是,雄厚的资金来源是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必要条件。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角度来看:一是信息不对称性,金融机构很难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部分不讲信用的从业者,为了获得贷款不惜作假,或者对于有些收入水平有限的农户来说,不一定可以按时支付利息、出现信用不良等现象。二是内在弊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弱质性,容易受到不可抗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等等,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还款来源不能保证,信用指数低,增加农村贷款的风险。

(四)“滑地”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

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是发展落后、不受重视的“滑地”,县政府、村干部会有中“天高皇帝远”的想法,中央、省、市政法颁布的政策往往不能很好的落实。在安徽、山东交界村庄的村委会中大多是杂草丛生、满目萧条、无人值班,许多村干部对于如何发展本村的经济,如何提高村民收入,如何脱贫并没有完整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层面上。

四、建议与对策

(一)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鼓励农民以多种不同的创新性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在坚持“依法、自愿”的前提下,积极的推进土地流转,建立土地使用流转权档案,用书面的方式登记在册,使得土地流转有了书面法律的保证。人均不到一亩三分地,很难使农民富裕起来,实现农业现代化。“聚散为整”使更多的土地向农业大户、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好的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二)大力引进人才

引导和鼓励当地农村的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回乡就业,也解决了现在就业难的问题,农村出身的大学生相对于普通大学生对于家乡有亲切和熟悉的感觉,对于农村现在的问题也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对于农村的发展建设也有不一样的观点,提拔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深入农村基层,政府还应为下乡创业的大学生完善社保体系,使大学生可以安心的扎根于新农村的建设。

(三)完善农村信贷问题

由于农村信用贷款风险比较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例如税收优惠、放宽贷款额度等政策来吸引农户贷款。农户缺乏足够的抵押品也是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原因,建议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户和企业可以用动产来作为抵押品。放宽利率政策,完善利率结构,为适应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适当的调整利息,加强贷款后的管理,当农户遭遇自然灾害时,可以有一系列的保障政策,保证农户的还款能力。

(四)开放农业用地,增加土地流转后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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