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最新政策范文

财税最新政策篇1

（一）财政政策的根本含义及其对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剖析

总体来讲，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完成一定的宏观经济目的，而调整财政收支范围和收支均衡的指导准绳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贯串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表现在收入、支出以及预算均衡和国度债务等各个方面，它是由支出政策、税收政策、预算均衡政策与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好的政策体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理财家们就有“量入为出”与“轻徭薄赋”等朴素的财政思想，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迸发了大范围的经济危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上升，偏重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行为的凯恩斯学说也悄然兴起。在我国，财政政策依照其作用空间停止划分的话，能够分为微观财政政策、中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财政政策，总量调理的财政政策与构造调理的财政政策，无论哪一种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条件都密不可分。

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开展，经过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展国内需求，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加强消费的推进力，坚持社会供求总量的根本均衡；第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节约资源作为根本过程，应用财政政策开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开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谐和；第三，进步自主创新才能，应用财政政策把自主创新才能作为科学开展的战略基点，特别进步原始创新才能、集成创新才能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才能；第四，促进区域经济谐和开展，应用财政杠杆的倾斜，支持“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建立开展，落实区域谐和开展机制，构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场面；第五，促进社会主义调和社会的建立，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的根底上，优化支出构造，加大对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证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谐和开展。此外，财政政策还有坚持物价程度的根本稳定、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再就业时机、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进步社会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在此不再逐个赘述。

（二）税收政策的根本含义及其对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剖析

税收是指国度为完成其职能目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则，以政治权益为后台，经过税收工具强迫性和无偿性的参与国民收入以及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具有强迫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根本特征。而税收政策是国度依据特定的经济社会开展的目的而肯定的用以指导制定税收法令制度和展开税收工作的根本方针与原则。需求指出的是税收担负问题是税收政策的中心问题。

总体来说，税收政策在调控经济行为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组织财政收入、调理社会经济与监视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等几个方面。笔者分离本人的研讨经历和心得，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税收政策在调控经济行为中的作用：第一，税收对劳动供应的影响。税收对劳动供应具有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后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了维持既定的收入程度和消费程度而减少或者放弃闲暇从而增加工作时间，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使得劳动和闲暇的相对价钱发作变化，人们选择以闲暇替代工作，依据这一原理，加上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应非常充足，又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主要问题是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所以合理应用个人所得税至关重要。第二，税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普通来说，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主要要素是居民个人的收入程度和储蓄利率程度。个人的收入程度越高，储蓄的边沿倾向就相对较大，储蓄率也高，税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主要是经过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和间接税影响居民的储蓄倾向以及整个社会的储蓄率。第三，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劳动力和资本是最为根本的消费要素，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议要素，而投资决策是由投资的净收益和投资的本钱共同决议的，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经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抵扣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影响征税人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本钱。第四，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收入分配能否公平是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税收作为一种调理收入分配强有力的工具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政府经过征税不只仅能够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还能够经过转移支付手腕进步低收入者的收入程度，详细来说主要有个人所得税、税收支出和社会保险税几个手腕，此外，所得税的指数化是减轻通货收缩的收入分配扭曲效应的一种良好的办法。

二、我国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及其窘境剖析

（一）我国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

依据我国财政政策的理论和经历笔者以为能够将我国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年以前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详细来说，1996年以前我国的宏观调控不断处于一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恶性循环状态，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目的是在扩展与紧缩之间不时调整中，但根本取向是以减税让利为代表的放松政策。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迸发，加上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迟缓，经济构造性矛盾突出，通货紧缩的趋向凸显，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向，国度开端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收支两个方面，经过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直接作用于投资、消费和出口，扩张力较大，奏效较快。但是到了2005年的时分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和信贷扩展引发了经济过热的现象，而且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存在着国际国内诸多不稳定要素，国度开端施行政策转型，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型稳健的财政政策。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开端提出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于坚持现有范围的赤字程度，坚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根底性作用，优化财政支出构造，进步财政效率。

（二）我国税收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

我国全国统一的税政开端于1950年1月，其根本根据是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制定的《全国税收施行要则》，这一要则规则，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开征14种工商税，这一税制保证了当时国度财政经济的需求，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开展，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一税制明显不契合请求，如税负不均，国度和企业的分配方式不标准，税收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力度不够，手腕落后等问题严重。1994年我国实行了工商税制变革，又称分税制变革。工商税制变革之后对经济行为的调控主要经过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推行标准化的增值税为中心；二是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三是统一个人所得税；四是调整、撤并和开征一些其他税种。初步完成了税制的简化和高效的统一。

（三）我国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是一个开展中国度，又处于经济体制从方案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这就决议了我国的财政税收的开展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求有步骤地停止变革和完善。目前我国财政税收存在着一系列同社会请求不相顺应以至产生摩擦抵触的状况，主要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构造性失调，对经济行为的调控弱化；局部财政政策存在着互相穿插或某些税收政策的税种自身存在亟待处理的突出问题，如增值税和停业税在征税的范围上就存在着穿插堆叠的问题；社会经济的开展对财政税收政策提出新的请求，如财政政策必需顺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状况，税收要顺应社会需求开拓新税种。但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笔者以为最为重要的是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问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在法制化方面还存在着较大问题，其稳定性连续性由于短少法制或遭到行政权利的过度干预得不到保证，其公平性和标准性依然任重道远，如固然我国的税费变革曾经在某些方面获得停顿，但是乱收费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政府收入的方式短少法制标准，在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上存在诸多疏漏和单薄环节。

三、法制化——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开展途径

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是指以国度的宪法和法律、法规为根据，本着表现人民意志，依照反映财政税收决策过程规律的准绳停止决策，并使财政税收决策者的权利和行为遭到法律的约束和公众的有效监视。笔者以为在公共财政税收形式中，法治的肉体应该浸透到财政税收管理的方方面面。财政税收的法制化是完成财政税收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主要在于：财政税收决策程序的法制化；财政税收决策权利的法制化。详细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推进财税法制进程，注重立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需以法制为准绳，良好的财税法律法规是依法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前提，如在税收方面依法治税不只仅要管好征税人、效劳好征税人，确保征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则实行征税义务，同时还要保证征税人享有充沛的涉税权益，经过合理的立法，合理表现征纳双方的权益和义务，标准双方关系，这关于推进财税的科学合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在财政税收的立法中要留意法条的可操作性，注重效率。要完善立法过程中的听证和逃避等制度。

二是增强行政执法的紧密标准。法律的生命在于施行，没有施行的法律最多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实践意义，良好的财政税收法律标准还需求得到相对应行政机关的科学紧密标准的执行，这就必需增加相关部门的权责认识，明白其执法主置，同时必需依法行政、文化执法，并承受相关利益人及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的普遍监视。需求指出的是必需让财税政策的客体保存最后申述的权益，当相关利益人的合法权益遭到影响的时分能够经过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提讼等方式取得赔偿。

财税最新政策篇2

关键词：财政税收；问题；深化改革

严格意义上说，财政税收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税收应该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财政政策还包括财政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多个方面。但由于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与财政支出一起构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近年来，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变已经辐射到各个角落，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和分配也发生了绝大变化。国家不仅要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稳保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和转型升级，更要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如区域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等。如何主次兼顾、有序推进，需要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当前财政税收政策面临的问题要有务实的正视，进而才能科学地研究如何进行制度和政策的创新。

一、社会经济巨变给财政税收政策带来的挑战

财政税收包括税收征收和支出两个两面，税收收入不仅是国家建设和运行的资金来源，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无论是税收的征收，还是税收的配置利用，都必须以不断促进国家竞争力提升为终级目标，其中包括产业竞争力、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保障等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科研投入、公共设施建设、保障体系建设来实现，在不同的时期下，如何让持续这些影响因素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至于因短缺或过度供给而带来国家机器整体的健康运转，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核心人物。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同样带来了副作用，我们同西方国家一样无法避免。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化、收入差距扩大、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等等问题，就需要财政税收政策来制衡。而在不同时期，这些问题所呈现的状态以及解决的途径不同。近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层面的几轮刺激计划，买下的隐患已经完全暴露，一是如房地产泡沫、大宗商品产能过剩、要素价格飞升等问题，导致大量传统实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以及海外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的成熟，大量产业转移到了国外，国内的传统就业机会减少；二是高房价、高物价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压力，而同时收入因为实体经济的疲软而得不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三是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再一次拉大，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持续的时间更长。面对这些“副产品”，财政税收政策必须主动进行调整，逐步消除不健康的发展方式，促进和扶持新兴的发展方式。此外，各种新兴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也带来了大量的机遇和问题。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发展潮流，不仅重新组织了社会生产方式，也促进了大量新业态、新岗位、新模式的出现。财政税收政策面对这些新生事物，需要及时得更新版本，与时俱进。

二、现有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税收水平和结构不合理现象仍普遍存在

首先，我国税收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匹配，明显较高。从实际购买力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根据全球水平统计数据看，我国目前的税收水平已经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尽管我国在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但税收重头还是在于名目繁多的流转税。而这些流转税来源于企业的利润，因此最终会反映在群众的收入上。税收种类多，征收总体比例高，最终导致群众的工资收入得不到有效提高。而面对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进而引发的物价上涨，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迟迟得不到显著提高也是情理之中了。其次，税制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一方面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比例不合理，营业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占到税收的七成，而各类所得税仅占两成。因此，虽然流转税有利于国家财政的资金筹集，但在更深层次的分配领域，所得税的作用被抑制。而目前我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来源于分配领域，劳务和资本收入分配、城乡之间的分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分配、区域之间的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利益主体的收入水平以及后续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税种设置不合理，税种交叉问题仍较为严峻。例如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涉及分配领域的税种迟迟得不到应用，而部分流转税的税种重合和交叉问题又得不到及时得解决。最终，主要税种与经济结构变化不匹配适应。例如增值税为例中的生产型增值税带来的行业间税负不均，资本比重高的生产型企业，大量的固定资产那购置税不能抵扣。资本的沉没成本很高，因而限制了资本在各行业之间的灵活流动，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消费税对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品，没有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中，或者征收的比例很小，起不到调节的作用。

2.财税支出体系不完善，资源配置不科学

从支出方面看，财政税收政策在资源配置上比税收征缴面临更大的挑战，用好每一分钱是财政税收政策的责任。从上文提到的诸多“副产品”可以看出，我国现有财政税收政策在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严峻。受到时代背景的约束，财政政策的实施周期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变化脚步，加上许多积累多年的问题暴露，使得原来优选的财政政策在如今看来并不尽如人意。也就是说在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和人才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提升，确保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能够灵活调整，跟上脚步；此外，财政支出的权、责、利关系协调和监督体制建设需要完善。诸如财政公开、省直管县等措施实施需要加大力度推行落地。

三、财政税收政策创新的措施建议

1.推进财政税收政策管理的技术和能力水平提升

任何一个财政税收政策的问题，都不是单方面的思考和解决的。财政税收的系统涉及领域十分复杂而又在不断变化。因此，如何为更好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需要有强大的管理技术和能力做支撑。财政税收的每一个动作都涉及大量的数据，包括资金数据、经济活动内容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问题就隐藏在这些数据和关系中。如何高效地从这些活动和数据中挖掘出规律和本质，是财政税收政策创新最根本和最科学的依据。随着ICT技术的高度成熟，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普及，财政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以及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借助这些高科技能力，去观察和分析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具体来看，一方面财政税收相关的组织应积极应用现代化的办公和管理工具，数字化和互联互通。将数据公开、流通和共享，背后的真相挖掘数来，并将成果分享出来。另一方面，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尤其是管理者，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学造诣、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2.优化税收结构和水平

税收结构和水平的问题已经很明显，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制约影响。因此，对于明显的缺陷，需要及时地进行改进创新。首先，可以调整或合并性质类似或者存在交叉的税种。例如印花税与货物、劳务交易、证照合同相关，可以将其纳入行政事业收费，或者纳入房地产税等税种中；其次，开征必要的新税种，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国家主导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完全公平合理的在各个群体中得到分配。大量的垄断、资本优势拥有者，获取了经济发展最丰厚的果实，而作为基础的建设者的群众，不但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却因为资本和垄断需要在支出领域为既得利益群体买单。例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应当不遗余力地推广，才能从长远上协调社会问题。

3.加强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配置效率

区域间发展差异、群体间的发展差距的协调，最直接快速的方法是通过扶持和补贴的方式。落地地区和落后群体需要发展的资本，而一些需要淘汰的产业和组织也必须坚决地淘汰。将财政扶持从落后的领域从解脱出来，用于落后而又有潜力的地区的发展动力培育、用于新兴行业的支持，以及公共民生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同样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配置效率提升，不仅需要从上之下坚决贯彻法制规则，也需要各层级组织和从业者具备专业的能力和必要的工具。

作者:初咏春 单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财政局监督检查处

参考文献：

[1]白庆敏.当前财政税收存在的问题及深化改革策略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14).

[2]张敏等.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J].经济学动态,2015(1).

[3]赵丰.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思考[J].北方经贸,2014(11).

财税最新政策篇3

关键词：绿色经济财税政策低碳经济

一、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健全的财税政策体系涵盖了财税政策的政策目标、财税政策的践行手段以及财税政策的手段传导机制三个关键部分。财税政策的目标是其制定的核心，是财税政策实施的指导思想与不断前进的方向。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是财税政策践行下对经济发展状态产生作用，并最终实现财税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①。一般来说，财政体系所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一般是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收入政策等财政分配活动来完成的。因此，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也涵盖了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其中，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指通过提升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来降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行为的成本，从而达到激励生产企业或消费者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目的，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涵盖了财政预算投入政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优惠政策等②。财政收入政策一般是指通过征税方式对不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高排放的经济行为进行逆向调节所使用的财政政策，这种方式可以通过加大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以及消费者成本来阻碍其经济行为的进行，同时提升财政收入。第一，预算投入政策。预算投入政策主要用于推动依靠市场经济规律作用发挥难以调节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发展。预算投入资金通常按照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实际经济实力、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因此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主要起到引导作用。一是加大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财政预算投入，可以清晰表明政府对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以及立场，引导社会各渠道资金进入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产业，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③。二是一定的财政预算投入是绿色技术开发与运用的有力后盾，能给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经济技术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调动企业开发技术的积极性，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在发展绿色经济中，通过预算投入政策可以优化配置政府的社会经济资源，通过各种分配组合，将有限的资源优化配置到最合适的领域，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的资源调配功能，进一步加大用于绿色经济发展的预算投入，使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资金能够得到稳定。国家预算投入资金大多可以用于建设绿色经济投融资体系、加快绿色技术发展、开发绿色产品市场化等方面，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第二，财政补贴与财政贴息政策。财政补贴是政府为了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所采用的一种无偿政策支出。在对市场价格结构造成影响的基础上，影响市场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动，并最终使得资源配置结构出现变化。政府为了实现预期设定的财政政策目标，通常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对相关部门进行补贴，降低生产与消费主体的成本。制定高效合理的财政政策能够有效优化社会生产资源，财政贴息能够有力提升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通过适量的贴息资金投入政策能够引导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政府鼓励的低碳绿色经济发展中，从一开始的财政政策引导手段来最终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财政补贴与贴息政策是十分常用的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的优势在于其十分灵活，不仅仅可以直接面向低碳技术、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企业，低碳绿色产品的生产企业，也可以直接面向新能源产品、绿色经济的消费者④。直接补贴给研发生产主体可以降低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成本以及低碳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使得生产主体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绿色经济发展中，实现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直接补贴给消费者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使用绿色低碳技术或消费绿色低碳产品的成本，对绿色低碳产品起到良好的推广作用，引导消费者朝向低碳绿色方向消费。同时，还能够通过消费者的绿色低碳消费行为来引导生产企业生产绿色低碳产品，以形成良性循环。财政贴息补息作为财税政策的方式，已经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第三，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指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政府收入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支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生产绿色低碳产品的积极性，有效减少产品成本低投入。税收优惠能够全程作用于绿色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等所有环节。一般来说，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为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间接税收优惠。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有定期减免、降低税率；间接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有加速折扣、投资抵免、延期纳税等形式，能够引导纳税人优化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对低碳节能产品或绿色产业链实行税收减免政策不仅仅能够鼓励生产者生产及应用来绿色低碳技术，还能够直接推动低碳产业发展⑤。对低碳技术研发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与企业一同承担技术研发风险，大大鼓励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研发工作，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第四，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主要是指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来选购产品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与倾向性地选择可以实现政策引导目的的产品。对于推动绿色经济成熟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来说，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对象为绿色低碳产品、生态环境保护认证产品等。政府采购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政策之一，在推动绿色产品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政府采购是由于自身工作需求进行的产品采购，采购资金源自于国家财政，所以政府选择绿色低碳产品可以被看作是政府成为了绿色低碳产品的使用者。确定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产品对象与规模，能够有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因此，完善优化政府采购政策十分关键，只有健全政府采购政策才能够起到政府的服务推动作用，有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政府采购政策的数量与金额都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通过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低碳产品来起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采购也可以改善绿色低碳产品销售困境，刺激生产者继续生产。第五，税收政策。税收征缴是限制引导企业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与消费行为模式的有效的财政手段。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高收入，使得国家能够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正常履行政府职能，保障政府管理能力。同时，税收征缴还能够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起到限制产生环境污染的生产行为。税收政策对限制抑制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生产行为作用主要体现在外部性方面。政府通过征收排污费、丰富碳排放税种类，将高排放与其他环境污染等经济主体消耗的外部成本通过税收的形式转变为内部成本，使得生产主体能够通过选择生产技术、减少生产数量等形式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减少能源消耗等，使得生态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⑥。针对当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税收政策的性质决定了其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同时实现限制市场行为以及筹集绿色经济发展资金的作用。针对高碳排放行为模式进行税费征缴，开设环境保护税等税种，不单单能够有效降低生态环境污染，还能够把所收缴的税款作为投入资本进入市场，为新能源发展、节能减排提供充足的资金。

二、完善广西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路径

（一）加大绿色经济财政预算投入

加大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财政预算投入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广西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定公共支出预算时需要根据生态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借鉴国际或先进地区的相关经验来加大绿色经济财政预算投入，预测评估广西绿色经济发展应保持的环境生态、保护年增长率，再结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设定低碳经济发展资金增长率，从源头上保障节能减排资金投入能够稳定提升⑦。同时，优化节能减排资金的支出，提升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将财政预算投入的重点放置于研发可再生能源、研发低碳技术等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领域中，支持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全力支持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对维都林场、高峰林场、七坡林场等进行有效保护。着重做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工作，保障财政预算投入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为广西绿色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二）强化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新能源产业发展是推动广西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是对传统能源产业进行替代变革的产业。新能源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的绿色产业对于广西绿色经济发展，优化广西能源结构消费，培育广西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低碳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广西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财税政策来推动核电产业、风电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通过财政政策扶持来引导新能源产业成熟进步。一是要加大对核电开发的财政支持。广西核电重点开发项目，如防城港红沙核电项目、平南白沙核电项目的开展都可以由当地政府直接进行融资投资，并且通过财税政策来吸引各个渠道的社会资本参与到核电开发中。二是全力推动生物质能开发，特别是沼气工程建设。加大财政政策投入，在地理环境适合农村区域打造推广集合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村发展模式，力求实现农村家居环境的绿色清洁，降低农村生活污染程度。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加快农业结构优化与绿色转型。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实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推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的再利用，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建设，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发展绿色经济。三是充分发挥沿海风电开发优势，拓展风电开发规模。对广西北海细长、金紫山等拥有丰富风力能源的区域予以税收减免与贷款贴息等财税政策。四是重点加强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汽车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要根据当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规划整合、逐渐扩大新能源汽车专项补贴资金，全力支持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的基础设施配套。加大对广西新能源优势汽车企业的支持力度，如对桂林客车、柳州五菱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大财税扶持力度。2018年广西政府印发了《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具体指出，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国家或自治区认定，并且进行了新能源汽车研发工作的机构，各级财政资金补贴标准在原有标准上提升50%；2018—2020年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自治区本级财政按照国家标准的20%进行补贴，具体补贴形式为对新能源车企进行补贴。

（三）提升对低碳技术研发利用的税收优惠

提升对从事低碳技术研发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广西要根据自身绿色经济发展需求以及低碳技术发展现状，制定有利于低碳技术发展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对低碳技术研发、利用、转让、使用予以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其中包括，低碳技术研发投资成本抵扣所得税、转让低碳技术的税收减免、引进使用低碳技术的税费减免等。对研发绿色低碳技术的企业，不仅要享受广西科技产业企业所享受的税费减免政策，同时还要允许低碳技术研发企业按照实际技术研发费用抵扣当期纳税金额。如企业购置低碳技术设备或装置，则可以根据一定比例进行税费减免，并且实行设备加速折旧政策，以鼓励企业持续引进先进的低碳设备与装置。落实低碳技术研发的投资退税政策，对于低碳绿色节能服务产业要严格按照相关税收扶持规定，减免增值税、所得税等⑧。

（四）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政策的执行

为了进一步推动广西形成绿色消费模式，广西在执行政府采购政策中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范中的条例进行。《政府采购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都是在执行政府采购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相关法律。我国的出台并实施政府采购政策起步较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当前实行的《政府采购法》不够完善，对政府绿色低碳采购制度支撑力度不足，仅仅只是对绿色低碳采购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因此，在当前现有实行的《政府采购法》框架中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绿色低碳采购法规，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办法，明确政府绿色低碳产品采购的主体、法律责任、采购标准等，制定合理的绿色低碳采购目标，以法律来标识政府采购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持。通过相应的行政手段使得政府部门、部分事业单位能够优先采购《政府采购法》中罗列的清单产品，让低碳采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利用政府采购行为引导消费者消费绿色低碳产品。广西政府相关部门要明确落实政府采购工作，建立绿色采购标准，公开政府采购信息与绿色采购清单，优先购买高科技与低碳环保产品。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应对生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必须要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已经在国际社会达成了共识。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下，发展绿色经济成为了我国战略性目标之一。广西作为我国重要省份之一，必须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财税政策来优化广西经济产业结构，全面推动广西绿色经济发展。

财税最新政策篇4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人们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急剧加大。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家纷纷调整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海洋经济的发展必将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税政策作为一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施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海洋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资源依赖性强，环境约束程度高，开发利用及保护的难度大、风险高。目前相关的财税政策尚不完善，且多是采用行政手段，缺乏利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整的政策。具体说来，已有的政策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海洋经济相关财税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例，现行税法中涉及海洋经济方面的相关规定散现于各类税收政策中，如农产品相关增值税税收政策，水生动物的疾病防治免营业税政策，海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等项目的规定设备、仪器等免征关税政策，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征税方案，渔业生产用地、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港口的码头用地等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政策，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政策以及从事远洋捕捞以及渔业养殖业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等相关政策。

（2）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范围不够全面。以海洋渔业发展为例，渔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即是疾病和自然灾害。目前，财政已投入一定资金用于良种培育、疾病防治和防灾减灾工作，对于疾病和自然灾害损失的相关保障工作则较为有限。尽管对这些损失不可能完全通过国家财政来消化，我们仍可以通过引入巨灾保险机制，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对风暴潮等发生频率低、损失重大的灾害进行再保险，增强渔业生产的抗风险性，促进海洋渔业发展。鉴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善，建立巨灾保险机制所需的灾害损失数据亦有待整理完善，这一市场的建立必然需要借助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支持。

（3）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方式不够完善，除行政手段外，还应采用多种市场调节手段。以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为例，就企业融资角度来看，需要多种政策支持手段。在产业发展初期，将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的相关扶持；在由研发成果的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则需要国家开发资金、企业研究开发资金或个人注资，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的相关扶持；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环节，主要是以风险投融资方式为主，从而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在产业化中后期以及生产经营规模化阶段，企业多以商业信贷、有价证券买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为主，此时同样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

（4）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效果不够显著。以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为例，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该项技术，以期提高海水养殖抗风浪能力，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大力发展。国家科技部也将深水抗风浪网箱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先后列入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以及科技部新产品计划等予以重点支持，先后投入经费上千万。然而，尽管国内深水网箱的技术已经达到国际进口网箱标准，同时价格降低了数倍，但目前国内有深水网箱的生产企业仍只有10多家，深水网箱养殖业有待进一步发展，相应的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有待加强及优化。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政策效力，势必要对可行财税政策及其适用性进行研究。如林光纪（2006）[1]、郑奕等（2008）[2]、韩立民（2008）[3]研究了渔业生产及资源保护中的税费等相关制度，孙颖士（2008）[4]、徐小怡（2010）[5]、赵晓宏（2006）[6]讨论了渔业领域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性渔业保险问题，陈蓝荪（2006）[7]、苏昕（2006）[8]、闫杰等（2007）[9]讨论了渔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机制，邝奕轩等（2011）[10]、王伟伟（2011）[11]则主要研究了渔业或海洋财政的国际经验。

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少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1）多为定性研究或对国外实践经验的分析，缺乏对于各种财税政策工具实施机制的分析。（2）多集中于渔业、滨海旅游业等产业，缺乏对于海洋经济主要产业的全面分析；同时没有区分政策的行业差异性。首先，政策工具是具有多样性及差异性的，在建立健全海洋经济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时，必须要“因材施教”。其次，在不同性质的行业中，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其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程度、发展特征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此的政策方式、力度等肯定是不同的，相应地政策也应有一定的针对性。忽略了这些差异，而采取“一锅端”的政策，必然导致政策效力的下降。有鉴于此，本文从通过财税政策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及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海洋经济优化发展的财税政策实施机制，并尝试结合产业特征及政策工具作用机理给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财税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之一，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通过预算、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财税政策工具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作用是对市场失灵的调节，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其他外部性较强的产品、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形等。财税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投资的分配，对民间投资进行结构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收入不平衡问题；三是，通过国家财政来汇集资金，建立健全预算、税收、国债等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财税政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收入，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二是支出，主要体现在财政补贴（直接补贴或贴息贷款等）、财政投资以及政府采购等；三是财政预算；四是国债。此外，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政府专项扶持基金、信贷担保等。本文主要关注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

在实际作用过程中，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在激励方式、激励对象、反应速度等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税收优惠作为目前来说应用最广的政策之一，具有以下几方面基本特征：一是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即，企业的投资活动完全是自主决策的；二是税收优惠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起到激励作用，覆盖面较广。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税收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然而，就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效果而言，其反应速度相对较慢，同时存在着“强者愈强”的作用结果，因为税收优惠只有纳税企业起作用，未纳税的企业则无法享受，而未纳税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或新进入产业的企业，正是最需要优惠政策的群体。此外，税收优惠的执行成本相对较高，这些成本包括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纳税人的申报成本及其效率损失等。相反地，财政补贴尽管是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政府而非企业对资助范围进行选择，覆盖面较窄，但财政补贴的反应速度较快，其执行成本也较低。更重要的，政府由于其信息方面的优势，对资助项目的选择往往更科学合理，更能体现政策导向，当然，一旦政府决策失误，其后果也是更为严重的。此外，财政补贴政策有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会减少该项目的投资，从而导致产业的整体投资水平下降。然而，财政补贴与税收政策面临同样的困境，其往往也不能惠及中小企业或新进企业。就这一点来看，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p#分页标题#e#

首先，财政投资对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的优惠主要体现在公共品的投资方面。一方面，政府可投资于外部性较强的项目，如研发投入等，这一正的外部性是惠及产业内所有企业的，当然就不排除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另一方面，财政投资于产业初始所需设施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新进企业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的沉没成本，刺激企业进入。其次，就金融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贷担保等，降低其投资成本，而投资决策依然是由企业自主选择，风险由企业承担，这避免了政府选择资助项目的主观性。同时，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是不同的，而金融支持政策可以较好的实现灵活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这就意味着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与税收、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第2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

2财税政策作用机理分析

除了政策工具特征的差异外，财税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也是不尽相同的。特别地，税收政策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在财税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财政补贴由于作用迅速而直接，且执行成本较低，也得到了广泛的采用。鉴于二者同属于事后激励机制，本文尝试统一的建立静态局部最优化模型，对这两种工具的作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应是政府财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之一，且二者均具有事前激励的作用，本文也将在统一框架下对这两种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2.1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基本的税收制度设计（如税种、税率、课税范围、计税依据等）以及税式支出手段（如税收豁免、税收抵免、优惠退税等）来设置差别税费，从而改变不同产业或经济行为的比较利益，引导资金、劳动、技术等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在基本税收制度设计中，税种设置以及课税范围都是从外延的角度设置差别税负，税率及计税依据则是从内涵角度设置差别税负。就税式支出手段而言，其主要是通过对特定行为给以背离基本税收制度规定的让渡来设置差别税负的，如税收豁免是通过直接减免应纳税额提供税收让渡的，而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则是通过改变课税要素而间接提供税收让渡。

2.2财政补贴政策

从财政政策工具的性质来看，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支出中，财政补贴、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等投资性支出①（下文称之为财政投入）都属于供给调节型支出，政府采购则属于消费调节型支出。鉴于供给调节型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具激励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为持久，本文着重讨论这一政策的影响机制。

2.3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③

对于财政投资而言，基于政策性的要求，其投资目标主要是基础产业、公共基础设施、技术研发等有利于改善产业投资环境的项目，因而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进入，由此达到支持产业发展的目标。对于金融支持而言，其主要目的与此一致，即提高产业内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企业进入。不同之处在于支持方式，金融支持并不直接投资于项目建设，而是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如贴息贷款等。二者的作用机理类似：假设产业原来的资本需求曲线和资本供给曲线分别为DD1和SS，均衡点为A，均衡投资数量为K1。在政府进行财政投入或优惠贷款之后，企业投资相同额度时其成本会降低，从而引致投资回报率升高，资本需求曲线变为DD2，均衡点为B，均衡投资量为K2，产业内总投资增加。由此可见，当政府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某产业以后，受其直接的拉动作用以及间接的外部性及政策引导作用的影响，产业内的总投资额增加；但随着投资支持幅度的增大，其对产业内总投资额的带动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即单位投资所引起的资金回报率的增加是递减的，这符合边际收益递减原则。从企业角度来讲，由于产业内各企业的融资等成本不同，要求的资金回报率也是不同的，当产业的实际资金回报率大于企业要求的资金回报率时，企业就会进入该产业，因而当政府投资和金融支持提高了产业的资金回报率时，就会吸引具有更高要求资金回报率的企业进入该产业，从而使得产业内的投资总量增加。

3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3.1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政策选择

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结合海洋产业特征，本文认为：首先，对于新兴产业（包括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等）及其他投资经营风险较大的产业（包括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目前产业内企业数目不多，需要鼓励企业进入该产业；二是考虑到这些产业未来的利润是较丰厚的，目前较少企业进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始沉没成本较高、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风险较大；三是这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都亟待提高，而企业的研发力量往往不够。因而应综合采用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投资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采用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直接投入研发活动或间接支持企业投入。结合政府期望的政策效果，若政府希望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利润税优惠，或财政补贴。若政府希望提高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采用从量税优惠。同时鉴于利润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力度更显著（变动幅度大于从量税），且达到同样效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④低于财政补贴，应主要考虑采用利润税政策。对于传统产业（主要指海洋渔业等）及其他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产业（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化工业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发展较成熟，但技术水平不高、发展结构不合理，亟待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如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高端滨海旅游业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但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鉴于此时政策的对象是特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注意到，尽管财政补贴见效快，但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可考虑主要运用金融支持政策，同时在专项扶持基金的设立中，可考虑发行海洋经济建设债券，募集公众资金支持海洋产业发展。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保障性机制建设，包括海洋工程建筑业、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渔业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以及海洋经济巨灾保险机制、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润率较低或外部性较强，企业投入生产建设及研发的积极性不高，难以运用市场化机制促使企业自主投资，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敦促大企业投入建设，同时协调使用金融支持政策以通过多种途径募集资金，保证基础性及保障性设施的建设，保障海洋产业健康快速发展。#p#分页标题#e#

3.2基于海洋产业面临问题的政策选择

目前海洋产业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1）环境污染严重；（2）技术效率亟待提升，包括加快新技术研发、推动技术应用改造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度等。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政策以解决上述问题。

3.2.1针对环境污染的政策选择

针对环境污染这一问题，鉴于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且应发挥事前激励作用，避免企业采取高污染的生产工艺等，根据我们对四种政策工具特征的分析，应该使用税收政策进行调节。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利用税收手段治理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征收硫税，从征收方法上看，一般根据主要能源产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计算征收。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应用经济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方面，丹麦堪称“楷模”，推行生态税收制度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丹麦的环境，而且为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使丹麦在欧盟国家中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利用征收资源税也可以达到节约能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产品的使用等目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源的浪费和过渡消耗。开采税是美国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的开采征收的一种税。开采税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开采的速度和数量来影响环境，它会抑制处于边际上的资源的开采和经营活动，促使减少资源的开采。荷兰的土壤保护税是由省级部门对抽取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从土壤保护中直接获益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是为保护土壤提供资金。瑞典的一般能源税是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的一种税。综上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应尝试开展污染税征收，同时对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资源的开采征收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低污染水平。

3.2.2提升技术效率的政策选择

在技术效率方面，我国海洋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研发动力不足。这主要是指我国现有技术落后，亟待进行技术研发，如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风电并网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深海资源开发等所需的高新技术。这些技术一旦研发成功，其利润是客观的。目前较少企业进行研发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投资成本高、风险较大，多数企业无力单独承担；二是研发的正外部性较强，信息溢出会使得企业研发成功后极易被模仿，从而利润降低，无法弥补成本。要解决这一问题，应综合采用税收、补贴以及金融支持三种政策。首先，鉴于财政补贴政策执行成本低、反应快、效果最为直接，财政直接投入一直是公共财政促进科技创新最主要的手段，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各项科技计划、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及对企业的直接补贴等对研发活动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人才储备和培养的作用、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政策支撑作用。因而应首先积极对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的研发活动所采用的仪器设备等进行补贴，降低企业研发的投资成本。

在企业研发成功之后，则可对研发产品进行政府采购、销售补贴等，以避免出现企业将资金投入研发后无力生产的局面，促进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投入资金在管理中存在着诸多难题，要有效解决总量与结构、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问题。而在政府采购方面则应构建科学、合理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要完善其组织和规划，如建立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优化自主创新产品评标方法，编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等，并加强部门协同全方位落实。其次，税收政策方式对研发促进作用的扭曲效应较直接财政支出小，因而可同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以惠及所有企业的研发活动。税收政策在遵循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研发活动的进程，但税收政策作用是有限的，应以最小的税收优惠成本取得最大的促进研发的效果。针对我国研发活动中所面临的突出困难，未来研发活动税收政策要在税收激励的原则、方向和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实现我国税收激励政策设计总体考虑和各项政策的有效配合，如明确税收激励政策对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定位，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税收激励的方式要突出税收中性，实现优惠税种以流转税优惠为主，对所得税的优惠实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

最后，金融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政府可为企业的研发行为提供信贷担保，或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用于支持具有广泛使用性和正外部性的研发活动，已有的成功案例包括深水网箱养殖技术的研发等；另一方面政府可发行相关的债券或衍生品，募集公众资金投入研发活动，同时将研发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由此可解决企业无力单独承担大规模研发活动的问题。最后，由于研发的外部性较强，对于企业的研发成果，政府除税收减免或补贴外，更重要的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研发企业的利润，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二是技术升级困难。这主要是指我国已经具备某些先进技术，但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所需初始投资大、经营风险高，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如我国目前深水网箱养殖技术虽然已较成熟，但仍未得到广泛推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升级的初始投资一般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灾害频发，技术升级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受灾害影响，这就使得技术升级带来的利润不一定能弥补成本，即一旦灾害发生，带来的经济损失加上技术升级投入的成本将远超技术升级前的损失。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可对技术升级活动进行补贴，如对购买新设备进行补贴，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其次可财政投入海洋经济危机管理机制及巨灾保险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完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提高灾害预报技术，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当灾害发生后，根据所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及时对企业或渔民损失进行补贴以及保险理赔。三是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集群发展不成熟。当前我国海洋产业集群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规模较小。以浙江省为例，全省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达五百多个，诸如海洋渔业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和集群化建设项目47项，总投资123.81亿元，计划投资47.6亿元（王宁，2008）[12]。黄瑞芬、苗国伟（2010）[13]利用区位熵法⑤对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的海洋产业聚集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海洋第一产业（海洋渔业）存在明显的聚集性。但也说明了较多的资源聚集在低层次的初级生产上，海洋产业集群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一问题，财税政策应着重改善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同时鼓励创新。创新这一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进行了讨论，在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方面，相关财税政策一方面可投入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如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园区发展专项基金，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政支持和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可投入建设信息平台，提供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信息和数据：有关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信息数据，以及有关对集群参与者的建议与咨询报告等等。#p#分页标题#e#

4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财税政策作用机制模型，对税收、财政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四种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

首先，从特征上来看，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此外，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

财税最新政策篇5

关键词 电力企业 财税筹划 管理路径

一、电力企业财税筹划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一）财税工作信息化程度不高，工作人员欠缺培训

很多电力企业的财税筹划工作还是以传统的工作方法为主，其信息化程度较低，甚至在实际的办公中一些关键性的工作仅仅依靠财税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和简单判断就做出决定。很多电力企业的财税工作人员专业技能还不是很熟练，或者很多财税岗位的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专职的财税工作人员很少。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财税工作人员事务繁多，跑税务局、加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不能够专心投入财税工作，更没有充足的时间研究财税方面的工作。

（二）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素养

在具体财税筹划管理中，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不过关就会造成整体配备的缺乏和知识结构的单一，严重影响财税工作的正常开展。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电力企业在财税管理方面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和组织方式不统一的现象。并且，在具体的应用中，财税管理人员身兼多职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就使得在具体工作中，相关人员的精力和时间极为有限，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财税管理的工作中，难以有效地实现财税筹划，并得到基本管理。

（三）财税政策和企业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当前我国的财税政策中，一些对电力企业非常重要的政策没有很清晰的界定和标准，这就会导致电力企业出现“主观理解”的问题，在进行了一定的财税筹划工作后发现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相异，导致财税筹划工作出现问题。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相关政府部门有不同的要求，都需要当地的电力企业去不断熟悉。从电力企业的财税制度上来说，很多电力企业的财税相关部门没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这就导致了财税筹划工作没有明确的工作规范。

二、电力企业财税筹划的相关管理路径

（一）避免纳税过程中的额外税负

避免纳税过程中的额外税负是税收策划过程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对财税人员日常工作的基本要求。公司在这项工作中，要求做到：第一，保证财务账目清晰；第二，会计核算方法准确；第三，完整保存、保留各项财务凭据；第四，正确填报各项纳税申报表并按时申报；第五，按规定要求及时缴纳各项税款。这项基础工作得到加强，可以避免因自身原因或错误导致多缴纳税款，防止因工作失`违反税法的规定，造成税务机关认定的偷、漏税行为，从而受到税收处罚和名誉上的损失。财税人员的责任心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是避免纳税过程中额外税负的保证。同时，财税人员对税法政策的深入理解可以一定程度上防范税务主管部门不规范性的征收，防止在具体税收执行过程中因政策理解的偏差造成的涉税损失。税务主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合理、合法纳税，并运用财税理论结合实际情况避免重复或多缴纳税款。在会计与税法的差异上应以事实为依据，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按规定认定和缴纳税款，不应在税法尺度和理解上混淆不清，造成税务部门在执行过程中不规范性的征税行为，避免因此遭受的涉税损失和风险，从而达到节约税收成本的目的。

在“营改增”税收改制中，电力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在不同程度上享受更大的税收改革利得，扩大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对降低税收成本而带来的既得利润，从某种程度上对电力企业发展和资本性结构带来变化。在增值税进项税实行抵扣的过程中，要做到应抵尽抵，把税赋降到最低，更加规范、合理享受“营改增”带来的成果。

（二）大力宣传

做好用户宣传工作，在与用户沟通过程中注意方式、方法，遵循“统筹兼顾，促进发展，协商自愿，无偿移交，依法合规，规范操作，统一政策，分级审批”的原则，站在用户的角度引导其移交资产。用户资产，是指由用户，包括政府、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等电力用户出资建设的、专门用于电力接入服务的专用网架及其附属设备、设施等供电配套资产。

（三）加强电力企业内部信息化程度，增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

大部分电力企业的财税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情况下，对很多部门的信息和财税方面的问题不能够形成一套应对的工作体系，财税工作很难把很多杂项综合在一起。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电力企业财税工作的信息化程度，定期对工作进行汇总存档和总结。在财税工作人员方面，要减少兼职人员的存在，专门聘用专职财税工作人员，并且要求财税工作队伍定期召开财税工作研究会，进行具体的财税管理研究。

（四）创新财税工作方法，增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流

电力企业作为财税大户，一定要对政府的财税政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税务部门的征收重点方面、查处多发方面做好自我核查，保证税务上缴无遗漏。在这其中，我们还要对税收稽查过程做充分的了解，找出企业自身财税方面与税务部门要求不吻合的方面，建立专门的交流工作组，及时与税务部门沟通，解决相关争议问题。除此以外，还要对政府的各方面财税政策拿捏到位，通过正确的理解来进行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在这其中，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对国家优惠财税政策大力争取。我们要在电力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找符合国家优惠财税政策的经营方向和相关业务，积极与地方税务部门沟通，争取得到国家的相关支持。第二，要得到当地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家出台大的财税政策后，地方也会有相应举措，一定要争取地方相关政策的支持。

（五）认真开展项目清查，资料收集

对电网新建项目符合“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的工程进行确认，逐年建立新建项目新增资产台账，财务部与项目管理部门对电网新建项目的政府批复文件、投资计划、实际完成数、项目竣工决算及资产卡片等多项数据进行整理。对于电网新建项目已取得竣工决算报告的，应提供相应竣工决算报告、会计账务处理凭证等资料，以证明新增输变电固定资产原值的真实性以及原值金额准确性。若电网新建项目在未取得竣工决算报告前已投入运营并取得收入的，先暂按合同规定的金额确认为新增固定资产原值，待取得竣工决算报告后，按税务机关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结语

税制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在不断变化的，所以电力企业在财税筹划管理时，需要先明确自身在管理建设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而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提出，以确保其管理活动同整体的税制环境相一致，实现合法合规的建设管理，使电力企业能够在科学化发展的过程中有效降低财务风险和运营成本，实现企业效益的合法提升。

（作者单位为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会昌县供电分公司）

参考文献

[1] 张思维.电力行业税收负担及对策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2014.

[2] 刘慧. ZY电力公司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案例分析[D].辽宁大学，2014.

[3] 杜燕.论供电企业的税务筹划应用[D].大连海事大学，2014.

财税最新政策篇6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反周期经济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是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迅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社会总购买力，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减税，增加居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再投资能力和增加居民购买力；二是通过增发国债，实行赤字预算，以增加政府投资和增加公共消费，从而扩大企业产品销路，刺激消费需求。显然，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使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对于增发国债，实行赤字预算，可把社会即期闲置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社会公共消费和鼓励帮助外贸出口来扩大即期支出，这一措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一般都会采用。但对减税这一手段，各国会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财政支出规模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对是否减税或确定多大减税规模和减税范围，则会有不同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意味一定要大规模减税，而且，在增发国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更不能靠减税，而应该充分发挥税收作用，有效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最终财力保证

1.税收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是政府执行社会政策的主要手段：首先，在各种财政收入形式中，只有税收能给政府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并无偿地用于国家公共支出，税收这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形式，与“公共财政”的支出格局相适应。其次，税收对政府执行经济社会政策具有重大作用。税收是政府参与gdp分配的最规范手段， 能有效地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领域，征税之处，就是调节之点。利用税收调节分配，可以对市场经济活动较少地干预，取得最优配置效果。再次，税收集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一体，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税收法制体系，合理调整运用税收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最后，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合理的税制、统一的税法、公平的税负对于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实现公平竞争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提高对税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最终离不开税收支持。去年我国工商税收增收1003亿元，国家财政实力也因此大大增强，对全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工作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1999年的经济形势，为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今年有许多非办不可的大事需要财政预算作出安排，这包括国家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农林水利和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大的财政支出，而更多的税收收入恰恰是确保财政支出的根本保障。因为目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如果没有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财政支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3.减轻国债对财政的压力，必须依靠税收的稳定增长。举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但举债规模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实力相适应。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已对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构成一定压力。从财政发行国债的空间看，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指标看，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长以为继。债务依存度是指当年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根据各国的经验，这一指标应控制在15％—20％为宜。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为25—30％。我国1994年以来已经超过50％，1998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高达60.4％（＝3891／6443）；国债偿还率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应控制在10％以内，而我国去年已经达到24.3％。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在于增加税收收入，提高两个比重。而且在既定的财政支出规模条件下，经常性财政收入形式的税收与国债是一种“此消彼长，你增我减”的相互替代关系，税收的稳定增长可直接缩小国债规模，从而最终减轻国债对中央财政的压力。

4.中长期财政要收支平衡离不开税收稳定增长。按照1999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中央财政赤字为1503亿元。考虑综合财政信贷平衡，我国潜在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规模已经比较大，增发国债只是我国在非常经济时期采取的短期微调措施。从根本上说，经济的增长要立足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并积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从中长期看，我国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逐步缩小和消灭财政赤字。要弥补积极财政政策的巨大支出缺口，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只能依靠税收的增长。

我国目前不宜大规模减税

有人认为大规模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选择，于是对我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取向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减税的确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减税规模和空间要视各种不同情况才能具体确定，从我国具体情况看，目前没有多大空间，如果进行大规模减税，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1.税收占gdp比重过低，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财政占gdp 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的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国家各项税收占gdp 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由于比重过低，导致国家财力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规模持续增加，这不仅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压力，也会削弱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2.市场经济不发达，依法治税机制尚不完备。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尚不规范，企业特别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对减税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各地通过各种越权和乱减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时有发生，地方保护主义又客观地助长了偷逃税，从而大大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减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

3.短期减税不至于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采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在各国都是短期做法。一个企业也不可能长期靠减税生存和发展。对投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前景预期。在我国目前的“消费无热点，市场无热货，投资无热线”的情况下，仅靠减税难以起到刺激企业投资的作用。只有靠国家投资带动需求增长，通过需求增长扩大市场，并刺激生产和投资积极性，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依靠政府的投资和引导。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我国有许多公共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欠帐较多，这些投资项目回收周期长，直接回报率低，投资规模大，只能依靠国家的财政资金投入。此外，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急需调整阶段，若大量减税，会刺激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于一些短平快的加工项目，导致新一轮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扭曲。只有通过政府重点投资和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的升级换代，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

5.我国目前税收收入增长仍有一定潜力。税收增收并不是指随意扩大征税范围和搞“寅吃卯粮”，而是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按现有的税收政策，加强征管，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从1998年税收工作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年清理拖欠220亿元，占全部拖欠的50.7％； 全国税务稽查实现查补税款460亿元，比上年增长157亿元；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增收23.3亿元；改善税收执法环境，纠正违规文件623份， 追缴税款入库11亿元；打击走私，关税净增2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商业小规模纳税入征收率和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有较大幅度下调，但通过加强征管和打击走私，全国商业增值税、海关进口税和关税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再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98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24155亿元， 而商业增值税仅为794亿元。若按4％的税率征收商业增值税，全国应征商业增值税应为966亿元，与实际入库商业增值税相差172亿元。这说明我国当前组织收入中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要措施到位，完全可以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取向

1.尽快出台部分“费改税”方案并付诸实施，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国家财力。逐步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我国企业负担过重，主要不是税收负担重，而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和基金的迅速膨胀而致。这些负担不仅数额大，而且绝大多数是越权设立的，属巧立名目的乱收费，严重侵蚀国家税基。1998年国家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今年此项改革将继续推进和深化，并以道路车辆收费为突破口，以燃油税和车辆购置税取代道路车辆收费， 据初步测算， 仅这一改革就会增加税收约600亿元，这将为理顺国企分配关系、 增加国家税收和振兴国家财政开辟新渠道。

2.在保证税收总量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结构性减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现阶段大规模普遍减税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但是，我们可采取有选择的局部结构性减税措施，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当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对高新技术产业不利，其税负明显高于其它产业，因此，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上必须要予以扶持，适当降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税率。或者采用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税式支出和财政贴息等方法，以刺激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3.积极稳妥地进行到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为吸引外资，鼓励社会投资和支持开发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仅老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这一项，1994年至1997年，国家在这项政策中税收返还总额就达32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外资企业的发展。 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的继续存在既不必要，也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年主要是对老外商投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开发区税收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并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清理到期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关税税率，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税制，理顺财政分配关系，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企业公平竞争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也有利于防止国家税收流失，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中央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4.继续完善和改进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出口。1998年在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和我国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及时作出了“提高出口退税率，支持外贸出口”的决定，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437亿元， 其中提高退税率增加退税60亿元，对稳定外贸出口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出口创汇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外贸形势会更加严峻，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我国仍可适当提高一些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因为有数据表明，如果调高出口退税率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1％，与汇率贬值1％的效应一致。同时，要尽量简化退税程序，缩短退税时间，进一步严厉打击骗税套汇活动，各级退税机关应尽量加大税收对外贸出口的支持力度。

5.改革和完善税制，促进经济发展。健全和完善税制结构，加快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解决社会财富过于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从而盘活社会资产总量，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加强调研，认真分析，在有条件的地方对部分行业逐步进行“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规定企业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税款不能抵扣，限制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的积极性，如改革成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将会极大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建议在经济形势稳定、财政状况良好、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的城市率先试点。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经济日报》98.12.10

2.《加快“费改税”》丛明　《人民日报》99.2.8

3. 朱?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摘登》《深圳特区报》99.3.6

4.曾培炎《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法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摘登　《深圳特区报》99. 3.7

5.项怀诚　《关于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案的报告》摘登　《深圳特区报》99.3.7

6.《过剩经济！过剩经济？——形势与对策》　陈淮主编

7.《财政问题是1999年的焦点》《中国税务》1999.2.5

8.《外贸形势严峻，政策再送春风》　《投资导报》农历12月13日

财税最新政策篇7

一方面，推出了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税费减免举措。另一方面，继续执行2008年已经实施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等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从而，拿出了涉及9个税费项目、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500亿元的“减税大单”。

将如此减税规模与我国的财政收支盘子联系起来并以2009年的预算数字为依据，可以发现，5500亿元的减税规模，大体占到全国财政收入（66230亿元，不含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的505亿元）的8.3%和全国财政支出（76235亿元）的7.2%。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是一个小数。透过如上的大致清单，我们所看到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已不再是停留于理论上的抽象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一系列具体行动。

诸如此类的各项扩张性财政举措的陆续推出并逐步到位，无疑是促成当前我国经济呈现转折性积极变化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中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这一难得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那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补上一句话：其中的主要政策力量，就来源于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盘点以往实践经历的目的，当然是谋划未来。当我们大致把握了过去一年多来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轨迹之后，如下的问题便接踵而来：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之路该如何走？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如下的两条显然已在定论之列：

其一，鉴于当前全球经济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仍然离不开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拉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已经实施了一年多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取向必须坚持，不应也不能改变。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本身的特点就是“逆风行事”，它是要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的。取向不变，并不意味着2010年要全盘“照搬”或“复制”过去一年多的政策内容。事实上，即便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是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的。也就是说，在保持取向不变的前提下，2010年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在力度、节奏、重点等诸方面作相应的调整。

“不变”之中有“变”，在“不变”的取向之下酝酿并实施“变”的内容，可以说是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2010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总图景。

从“不变”的角度看，进入“不变”之列的，当然首先是财政上的扩张性取向。既然要延续财政上的扩张性取向，在宏观经济大势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便仍然需要“增支”、“减税”两个工作同时并用、协同作战。即是说，两翼并举的“全方位”财政扩张格局，也应在“不变”之列。进一步看，既然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效应，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便仍然需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即是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攻手”角色，也应是“不变”的。

从“变”的角度看，进入“变”的序列的，应首先是政策的实施重点。迄今为止，就“增支”和“减税”的主要举措而言，其基本的着眼点，大都放在了直接增加公共投资或间接拉动民间投资方面。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既然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已经由全力保增长转移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来，并且，也只有最终的消费需求被真正拉动起来并步入正常轨道，我国经济的回升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故而，无论“增支”还是“减税”，当前最需要调整的，便是把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由以往相对偏重投资适时转移到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上来。除此之外，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并且，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已经日渐增大，致力于扩张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审时度势，适时地降低扩张力度，相应地放慢实施节奏。

无论是“不变”，还是“变”，对于我们来讲，如下的基本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政策的实施成本―――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因为，在反危机的年代，不仅经济不景气甚或经济增速的下调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而且，基于财政扩张需要而实施的“增支+减税”的政策安排，更是以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前提的。

然而，面对此状，更需强调放眼全局而不计局部得失的道理。从历史的轨迹看，必要时宁肯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来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毕竟是我们在财政政策选择问题上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次也不例外。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账，若能以财政收支困难的暂时加大换得一个经济尽快回暖和尽快回归平稳较快发展轨道的局面，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否则，倘若我们满足于尚不稳定的经济回升势头且顾虑财政收支困难的进一步加大而动摇继续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决心，或者，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深化和完善问题上裹足不前，那么，且不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萎缩的形势很可能进一步发展，即使单就财政本身的日子而言，由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收入下滑、支出上扬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扭转。换言之，以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所带来的，将不仅是经济的较快平稳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局面。而且，有了这个基础，财政本身的日子也才会逐步好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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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布局好结构性减税棋子

在过去一年多的反金融危机实践中，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两大工作线索之一，结构性减税一词不胫而走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进入2010年，在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棋盘上，显然少不了与结构性减税有关的棋子的布局。

问题是，2010年的结构性减税，不仅要立足于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形势这一新背景，而且，要同已经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减税举措相衔接，故而，它肯定要凸显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梳理一下过去一年多来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可能是必要的。这可以分别对2008年和2009年两个预算年度来说。

2008年推出的减税项目共有10个，涉及大约2800亿元的税收收入规模。这包括：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允许困难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降低四项社会保险费率等。

在此基础上，2009年推出的减税项目共有9个，涉及大约5000亿元的税收收入规模。其中包括，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完善新企业所得税法、继续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继续实施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政策、继续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继续实施降低住房交易税收政策等。

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的减税项目，大致可以分作两个层次：一是植根于既有税改方案而实施的减税，另一是着眼于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减税。前者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后者如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前者早已写入了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属于制度安排性质。无论有无金融危机的发生，它们都要启动、实施。只不过，或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拨快了它们的启动、实施时间表，或是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它们的启动、实施具有了时间上的巧合；后者则属于权宜之计、临时措施。完全是因金融危机的发生、基于反金融危机的需要而推上了启动、实施的平台。

注意到两个层次减税项目的差异，可以认定，对于它们，在2010年，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而“区别对待”：植根于既有税制改革方案的减税项目，不仅要继续实施，而且要长期实行下去的。着眼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减税项目，则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施期限的结束而做“相机安排”。这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已经率先回升向好、宏观调控的目标已经有所调整之时，单纯用于反金融危机目的的减税项目是可以也应当随之取消或做出新的安排。

其实，除了上述的两个层次之外，还可有第三个层次的减税项目：伴随于新形势、新变化的减税。2010年毕竟不同于2008年、2009年，后金融危机时期也毕竟不同于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中，因而，根据2010年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新形势、新变化而对既有的税制改革方案做相应调整，或推出新的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减税项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照我看来，相对于前两个层次而言，起码在2010年，我们关于结构性减税的讨论重点或重心，应当放在第三个层次上。在这方面，我们可做的文章不少。

比如，基于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可以着手研究并谋划推进增值税的“扩围”行动：在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基础上，将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扩大至建筑安装和交通运输业领域，甚至扩大至所有服务业领域。从而，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收负担的大致均衡。

再如，基于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可以着手研究并谋划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行动：采取实质性的举措，尽快增大综合计征的分量，加速奠定实行综合计征的基础。以此为契机，实施“个性化”的所得费用扣除并将其调整制度化。从而，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还如，基于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需要，可以着手研究并谋划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开征环保税或“碳税”的行动：结合节能减排的目标并参照国际经验，加快实施新的资源税改革方案步伐，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环保税或碳税制度。从而，为实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之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打下相应基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财税最新政策篇8

运用税收政策引导和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政策，而且力图通过相关税收政策的实施达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步履迟缓。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问题①，比如我国的税收政策的目标是否明确、作用点是否恰当、是否符合博弈的理性化要求？产业税收政策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而对我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正是本文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当前正值强调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时候，尤其是在讨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否失灵的时候，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研究就更加必要，这对于改进政策制定系统，克服政策运行中的弊端和障碍，增强政策的活力和效益，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外，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加快了新一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研究如何有效发挥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政策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作用，对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参与产业国际竞争，支撑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财税激励手段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目标。从能够查阅到的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针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HallandJorgenson（1967）利用1929~1963年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设备和建筑投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美国战后三次税收政策调整对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1954年国内收入法案采用加速折旧法大大促进了企业对建筑业投资，推动了美国建筑行业的发展；1962年国内收入法案主张缩短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及对设备和机器实行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对设备投资的激励效应很大。[1]C.Jhonsnog（1982）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税收政策对重化学工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崛起具有重要贡献。[2]R.Minami（1994）认为，通过将公共资金配置到某些特定的私人产业，政府能够使其选定的产业规模化，这也鼓励了私人金融机构对这些产业的信贷。[3]Rajagopal和Shah（1995）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评价了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R&D的税收激励效应，发现税收激励措施仅对部分行业的R&D有效。[4]当然，不同的研究样本及样本数据差异可能得出不同甚至相左的结论，如Alim.Ei-Agraa（1997）通过对日本不同产业接受日本发展银行贷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及增长速度数据的分析发现，1974~1990年期间政府下大力气扶持和保护的产业部门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获得政策支持较少的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最多且得到较多税收优惠的精密仪表业在产业增长率上明显落后于获得较少产业支持的电子机械和通用机械产业。[5]我国学者专门针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某一方面的关系，如R&D税收激励效应的研究方面等。李丽青（2007）建立回归模型对我国现行R&D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现行R&D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具有正的影响，但激励作用不明显，原因在于R&D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优惠范围较窄、与现行税制不协调等问题。[6]戴晨、刘怡（2008）利用面板数据对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对企业R&D活动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发现，税收优惠比财政补贴对企业R&D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7]曾光辉（2010）运用AHP分析法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但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的生存环境较差及税务执法人员的创造力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8]综上文献回顾可知，关于产业税收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相关的研究成果被间接转化在各国产业税收政策规划之中。但客观地讲，与国外有关研究相比较，国内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突破性研究。

三、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

众所周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税收政策要根据现实不断作出调整，而调整的依据就是产业税收政策是否有效，能否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所以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客观地评价，以取得政策实施的相关信息，作为决定该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一）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进行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基础，该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独立、相互补充的各类指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可以采用政策制定有效指标、政策执行有效指标和政策效果有效指标来衡量。政策制定有效指标包括政策目标的科学性、政策工具的科学性、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执行有效指标包括政策对经济的适应性、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和政策运行环境的支撑性；政策效果有效指标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速度、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二三产业产值的比重。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层次结构指标如表1所示。

（二）计算指标权重集并确定权向量

为了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的形式，邀请财税政策方面的学者、税务工作者及企业管理人员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情况进行赋值评分。此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200份，回收185份，回收率达92.5%，其中有效问卷180份。在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整理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各指标的判断矩阵、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过程略）。表2中的单、总排序就是根据相关判断矩阵确定的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运用上述指标权重，确定目标层、准则层的权向量。目标层权向量：W=（0.346，0.328，0.326）准则层权向量：W1=（0.343，0.331，0.326）；W2=（0.337，0.329，0.334）；W3=（0.335，0.332，0.333）

（三）建立评语等级的模糊尺度集和评价矩阵

定义评语集为V=（V1，V2，V3，…，Vi，…，Vp），此处p=5，用“较强、强、一般、弱、较弱”5个等级评语来表述，则V1、V2、V3、V4、V5分别代表评语为较强、强、一般、弱、较弱。将V={较强，强，一般，弱，较弱}作为产业结构财税政策有效性各指标的评价等级。评分采用百分制，“较强”为[90，100]，“强”为[75，89]，“一般”为[60，74]，“弱”为[40，59]，“较弱”为[0，39]。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确定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二级评价指标对各评价等级的隶属度，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单因素等级评价矩阵如下（Ri分别表示评价因素集Ai到抉择评语集V的模糊关系，其中：i=1，2，3）：R1=0.1120.5000.3880.0000.0000.0560.4440.4720.0280.0000.0550.5000.3900.0550.00000R2=0.1460.3770.4380.0330.0060.0740.3270.4440.1160.0390.0500.2770.5000.1730.00000R3=0.0500.3330.4860.1230.0000.1010.4440.4110.0440.0000.0560.5000.4440.0000.00000

（四）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1.对目标层各指标做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到如下结果：对政策制定有效的评价为：B1=W1•R1（0.074，0.4810.418，0.009，0.000）对政策执行有效的评价为：B2=W2•R2（0.090，0.324，0.465，0.107，0.014）对政策效果有效的评价为：B3=W3•R3（0.069，0.425，0.447，0.059，0.000）2.经过二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到目标层综合评价集为：B=W•B1B2B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0.411，0.443，0.057，0.011）3.计算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综合评价值为：D=B•VT=73.85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分值为73.85，按照评语集及其对应的分值段[60，74]，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分值属于一般。

（五）简要评析

本文在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发现，中国产业税收政策的有效性一般。那么制约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发挥的因素是什么呢？一是从准则层的单排序值排名来看，在影响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三大因素中，各要素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作用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均衡的，依次为政策制定有效（0.346）、政策执行有效（0.328）和政策效应有效（0.326）。从我们分析的结果可知，我国产业税收政策制定是有效的，这构成了产业税收政策执行有效和效应有效的基础。因此，产业税收政策作用能否充分发挥、预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政策本身制定的科学合理性，其次受制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二是从指标层中各指标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总排序值来看，作用最大的前三个指标分别是政策目标的科学性、政策工具的科学性、政策的可操作性，作用最弱的后三个指标分别是产业税收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产业税收政策运行环境的支撑性、产业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适应性。这表明现行产业税收政策目标的确定基本上是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而且各种政策手段的组合与配置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产业税收政策制定是科学有效的。但与此同时，上述分析结果也反映出制约我国产业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薄弱点，这些薄弱点也是我们提高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着力点，即通过增强产业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强化产业税收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优化产业税收政策的运行环境，有效发挥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控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还可以释放更多的潜能，还有较大的作用空间；通过对评价结果的综合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税收政策的制定是合理有效的，但是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的不健全，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制约了税收政策调控功能的发挥。为了强化我国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要准确定位财税政策的作用领域。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可以介入并促进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财税政策应包揽一切，财税政策应在找准自身作用领域的前提条件下，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安排相应的财税政策，并在尊重和承认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要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引导作用，以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有序、顺利地推进。

二是要优化产业税收政策运行的环境，以保证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财税政策应与国家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科技政策等密切配合，综合运用，减少政策内耗，最大程度地发挥政策合力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