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范文

财税体制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的要求。基于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缺欠，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方略，才能切实有效地完成这项重任，这是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财力与事权不匹配是现行财政体制的主要矛盾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多年来，人们在研究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中，都是运用完善分税制体制这样一个提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却提出了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新概念，这是为什么，经过学习和研究，我认为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否定，更不是要建立一个与分税制体制不同的新的体制模式，而是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体制存在的诸多矛盾认识的深化，是完善我国财税体制理念的创新，抓住了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主要矛盾，为我们指明了完善现行分税制体制的关键和要达到的基本目标。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的条件下，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解决任何事物，如果存在多种矛盾，就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十分成功的，既克服了旧的财政大包干体制的包死了国家财政，这一主要矛盾，又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1994年前我国实行的财政大包干体制，虽然有利于巩固扩大地方和企业自的成果，但这种体制既包死了国家财政，带来了我国财政宏观规模不正常的持续下滑的弊端，从1978年的31．2％下滑到1993年的12．6％，又包死了中央财政，导致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至1993年已下降至22％。致使国家财政的收支矛盾日趋尖锐，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建财政问题。为此于1994年，实施了以提高“两个比重”为目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由于这次改革抓住了财政大包干体制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主要着眼点，改革的成效十分显著，自1994年改革之后“两个比重”得到迅速的改善，不仅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从改革前的22％提升到了55．7％，而且建立起了财政收入宏观规模快速、持续增长的良好机制，从1993年的12．6％上升至2006年的20％。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受当时改革的客观条件所限，使分税制改革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略，致使分税制体制改革的某些基本方面没有完全到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刚刚确立，政府职能转变尚未起步，财政职能转换还处于理论探索之中，因此，当时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具备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条件，从而也不具备用科学的标准核定各级政府行使事权所必要财力的环境，只好采用承认已有事实的变通办法，即以1993年中央与地方各自行使事权的实绩来确定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边界，以1993年收支实绩来确定地方政府可能取得的收入和行使事权所需要的支出数额的办法。这种办法人们称之为基数法，虽然从静态来看，即从改革的时点来看，不失为一种明晰中央与地方事权边界和各自支出责任的好办法。但是从动态上看，它却既不能完全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分工，又不能达到事权与财力之间相匹配的目标。因为，从动态来看，政府事权的行使，是存在稳定的和可变的两类，稳定的是指政府在各个年度内行使的规模和力度基本不变的事权，可变的是指在各个年度内不一定都有要发生，或虽然都有所发生，但所需要的行使力度和范围会有所不同的事权。由于事权行使上存在这样的不同，使用基数法核定给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就会发生错位。加之多年实施的放权让利改革，各个地方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既得利益，对这些既得利益一时还难以触动，为了改革的顺利实施，又采取了保护既得利益，即改增量不动存量的变通方略。以上这些体制构造上的变通方略，虽然使1994年分税制改革，顺利地实现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提高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比重的目的，但也造成了分税制体制构造上的先天不足，留下了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的严重弊端，富裕地区可支配的财力大大多于行使事权的基本需要，而欠发达地区可支配财力大大低于行使事权的基本需要，这样，不仅未能解决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巨大差距，反而引发了地区间财力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矛盾，造成了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导致大面积的地方财政陷入严重困难局面，严重地制约了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中央财政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收支矛盾，不得不在财政体制外，不断地增加专项(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果不仅造成转移支付结构上的矛盾，一般转移支付过少，专项性转移支付过大的不合理局面，更造成中央财政负担不断加重，至200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已达地方财政支出总量的50％，使中央财政陷入了在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大好形势下依然要打赤字的困境。

总之，我国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困难，都是与1994年分税制体制构造上没有建立起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关系直接相关的，所以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就是在完善分税制体制基础上，要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体制构造方略的抉择，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解决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需要，方能成功。

二、构造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税体制方略的抉择

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当选取什么样的体制构造方略，才能达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目标，基于1994年财政体制建设的经验，基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需要，看来做以下几项方略的创新是必要的。

(一)把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放在体制构建的首位，从传统的承认事实的划分事权方法，转向以受益、效率、便民三原则为依据的划分事权的方法上来。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必须确保国家政令的统一，中央政府承担着对地方政府直接领导的职责。因此，行政管理体制安排的原则，始终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

统一领导是为了保障政令的统一和畅通，分级管理为的是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确保政府的公共服务的高效率及人民享受政府服务的方便，从而受益、效率、便民三原则就天然成为单一制国家，政府事权划分的基本准则。所谓受益原则，是指政府事权划分要按政府各项服务所覆盖的居民范围，来确定某项服务归哪级政府承担的办法，不同类别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的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全体居民受益，则应划归中央负责，有的只覆盖一定区域，则应划归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在通常情况下，按受益范围划分事权，也是服务效率最高和最为便民的，就是说受益、效率与便民三个原则通常是统一的。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不统一的矛盾。从实践经验来看，这种特定情况主要的可归结为两类：一是政府服务事项受益范围涉及若干行政区的情况；二是受益范围虽然是覆盖全国或几个行政区，但从效率和便民来看，交给基层政府或一个行政区的政府去办，会更为有效率和更为便民的情况。在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碰到这两种情况时，当如何处理为佳，基于单一制国家在行政管理上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方针的需要，看来依然要首先依受益原则来划分事权，如果是发生前边的第一种特殊情况，则要采取使受益范围内各行政区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挑选出一个区域具体承担主办责任的补充措施以提高效率。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要在依受益原则划定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再由责任主体依效率和便民原则委托给合适的行政层级去具体承办。用这种方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既可以在体制构造中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又可以做到各级政府在行使事权上的权责利统一，确保体制有效地顺畅运行。

(二)转换收支额度测定与划分的思路，从追求

全国使用同一标准，转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思路上来。从理论上说，在财政体制建设中的收支划分与测定上，采取全国同一标准，乃是最为公平的办法。但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特别是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的完善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来说，继续采用同一标准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不仅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不均等，并且财政收人实际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在收支测算与划分上适用同一标准，就意味着对现存差距的固定，这样既不公平，也与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不符。相反，从各地区实际情况出发，给予区别对待，才能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当然，区别对待并不是不要标准，而是说要依地区不同状况，分类设置标准来测定与划分。为此可做如下设想：

1．在财政支出基本需要测定方面，采取首先用统一的因素法测定出标准支出需要，然后以各类不同地区实际的公共服务水平，与预期要达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水平之差为依据，设定一个系数，对标准支出需要给予调整的办法。这种办法，既可保障测算上的规范统一，又可达到区别对待照顾欠发达地区的目的，满足缩小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2．在收人划分方面，可以设想在实行共享税为主的分税制办法的基础上，对共享税按地区分类采用差别比例分成法。这种办法从实践来看，乃是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方略，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在分税制构建办法上，追求全面实行税种专享式模式，并采用统一的比例划分收人，是与我国国情不相协调的。第一，我国的税制结构与实行完全的税种专享制不相适应。1994年分税制改革，我们曾经尽最大努力使分税形式向税种专享式靠拢，将当时的23种税中的22个全部划归地方专享税，仅仅是由于增值税收人占税收总量过半，划归哪一级政府专享，都没法将分税制实施下去，不得不采取了共享办法。这样，虽然从税种上看，1994年改革的分税模式基本实现了税种专享化，但从税收总量上看，专享税的全部税收仅占全国税收的40％，共享税却占60％，总体上看依然是共享税模式。然而改革后在体制运行上，并没有达到理论预想那样，可以不断地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财力配置上的不均衡，相反，随着体制运行却呈现出不断拉大地区差距的不良后果。中西部地区出现大量的收支不平衡，中央财政为弥补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弥补其赤字，不得不在体制外，不断地增加财力性的专项转移支付，中央财政的负担日趋沉重。中央财政为了能从富裕地区多收取一些财力，以弥补中央财力之不足，中央财政又不得不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关系，即对分税制体制进行调整，相继多次把地方专享税种改为共享税种，以达到增加中央财力的目的。截止到2003年共享税已从1994年改革时的一种税，扩大到9个税种，剩下的地方专享税都是一些零散小税，全部地方专享税收人只占全国税收收人的3．3％，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1994年实施的专享税式的分税制发展到今天，事实上已回归到分税种的比例分成体制。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我国税制结构并不适合实施专享式分税制模式。有人可能说专享式分税制最为优越，我们可以优化税制结构，扩大地方税种来满足分税制需要，应当开征的地方税是要开征，但专门为了适应一种分税模式，看来大可不必，因为综观世界各国的财政体制中的分税方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优模式。各国采取的模式是多样的，比如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从理论上说，似乎采用税收专享式分税制为最佳，然而德国依自己的国情，却采取了税种共享式的分成体制；日本是单一制国家，却实行了全面的专享式分税制。

第二，税收分成实行统一比例与我国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相适应。实践表明，采用按地区发展程度分类适用不同比例办法却优越得多。采用不同比例划分收人，既可以使无论贫困地区或是富裕地区，都能得到比较稳定的满足政府行使事权所需要的基本财力，又可减轻中央财政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负担，既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又利于在财政体制上构造起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

最后，与上述的财政收支测定与划分方式的改革相配套，还要彻底废弃保护既得利益的作法，取消税收返还制度。因为保护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制，是与行使事权所必须的财力无关的，是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相背离的。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条件下，税收返还办法真正得益者是经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所得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配置的差距，反而成为扩大差距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到位的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已齐备，资本出于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动机，常常是把生产地设在近资源、近劳动成本低的地区，把销售总部、研发中心等设在经济发达地区，从而就发生了税源发生地与税收收入地分离的情况，我国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这种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中西部地区的税源向东部地区流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税收返还制，更是不利于推动地区间财力配置均衡化发展，不利于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取消税收返还制，不仅是实现地区问公平分配之必需，更是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税体制应有之义。

(三)转换转移支付实施的思路，创新转移支付机制。应当肯定，近些年不断加大的，财力性专项转移支付的成就是显著的，1994年改革前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2％和35％，近些年来经过中央不断加大的转移支付，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有明显的提高，至2005年已提高到42％和48％。但是多年的实践也表明，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有很大的缺欠，已不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形势要求。对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的缺欠，专家学者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看法是：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缺少一个总体的法律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少，临时性专项转移支付多等等。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看来还有三项基本缺欠：一是没有建立起稳定的长效机制；二是现行的纵向转移支付方式采取的是逐级传递式的支付办法，即中央财政先拨给省，然后再由省逐级下拨的办法，这种办法虽然有利于发挥地方因地制宜处理的优点，但也有发生转移支付资金在途中被截留的危险，并且也不利于中央财政在各级政府间，作全国一盘棋式的统筹安排。此外，这种办法也造成资金转拨时间过长，不利于及时满足需要，大量资金积压在途中，不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三是缺少横向转移支付功能，不利于调节东中西部地区间税源与税收分离所带来的不公，特别是在我国的宏观战略上，为了促进资源开发和消费的节约，在资源性产品定价策略上，实行生产环节定低价，在消费环节定高价策略，在这种策略下，资源开发的利益也如同税收一样，呈现出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失的问题，这也需要利用横向转移支付加以解决。故在我国转移支付体系中增加横向转移支付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分析，看来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以下几方面改革是必要的。

第一，加强转移支付的立法工作，在近期不能实现财政基本法立法的条件下，尽快颁布《财政转移支付法规》是十分必要的，在法规中，把我国转移支付模式的各个要素尽可能地做出明确规定，以便于实现转移支付的全面规范化和强化对转移支付的监督。

第二，实施直接到位的转移支付方式，即无论是一般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都由承担转移支付责任主体通过国库直接拨给接受转移支付的主体的办法。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再实行逐级传递方式，以消除这种方式的弊端。

第三，实施纵横结合的转移支付模式。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设想：横向转移支付，只承担解决税源与税收分离，及政策定价等带来的地区间分配不公，纵向转移支付依然全面承担促进各级政府财政平衡任务。其所以要这样分工，是因为税源与税收分离，及政策定价所带来的地区间分配不公平，由中央财政从纵向实施转移支付是很难操作的，而由地方之间横向交流，却不仅能比较准确地发现应转移的数额，而且由地区友好协商解决，也利于增加先富带后富，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积极性。

财税体制范文第2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财税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口之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同样是以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实践证明这些都是十分成功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与公共权力主体的系统化改革息息相关，与整体资源配置机制改革息息相关。财税是经济社会分配关系中矛盾的汇合点，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方面矛盾和问题，或多或少都与财税体制有关，所以财税体制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开局良好，可以对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财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节点和关键环节，财税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财税体制改革历程

历次财税体制改革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生相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下面几个环环相扣的阶段，每个阶段在当时整体经济改革的影响下，均表现出独有的特点。

一、与社会主义探索相适应的大一统财税体制。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建立，相应的我国也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财税体制。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是财政收支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实行国家财政统收统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

二、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初步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逐步加快，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一场以“分灶吃饭”为标志的财税体制改革逐渐开始推行。这一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束缚，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央政府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减税让利，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步面临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央政府法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下滑，这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相适应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财税体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财税体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税制度。分税制改革本质上是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划分的初步探索，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相适应的优化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相适应，财税体制改革也进入到了微调时代，突出表现为以费改税为标志的对税费的进一步规范，以营改增为标志的对税收结构的优化，以开征、取消和调整部分税种的起征标准为标志的对税种的优化，以专门类别转移支付等为标志的对支出结构的优化等等。这一阶段的财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修补和完善的特征。

现行财税体制亟待改革

当前财税体制弊端和不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不够规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得到了理顺，但仍然没有达到规范的程度，财政职能存在缺位、越位、错位情况。主要表现为财政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还存在着缺位和不足的现象，在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越位情况还有较多存在。

二是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够规范明确。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间的财权划分初步得以明确，但财权是以事权为基础，同时要求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等。目前，我国政府间责权划分还不够合理，不够清晰，缺乏明晰化、可操作的清单式管理。地方税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部分地方政府财源不足。同时，转移支付总量过大，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规范、不合理等问题。

三是预算体系与预算制度的现代性不足。预算制度是财税体制的核心环节，本质上是明晰收入来源和收入去向的问题，预算体现着财税体制的特征和政府执政理念。当前，我国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监督各环节之间的制衡机制不强，预算透明度不高，不利于预算的社会监督和发展绩效的考评和问责。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预算制度的现代性、公共性和透明度都有待提高。

四是政府收入体系存在结构性不足。目前我国的税收体制中间接税收的比例较大，直接税收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税种结构仍然不尽合理。同时，非税收入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府收入中可以纳入公共财政统筹调配的收入比例还不高，绝大部分收入定向性的特征还比较显著。

五是政府支出体系存在结构性不足。目前我国的政府支出比重中，行政费用性支出依然占有较大的比例，相应的民生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支出结构对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不强，部分转移支付的支出结构科目过细，支出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六是宏观财政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还没形成国家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包括国有企业资产、国有事业单位资产和国有资源在内的国家资产仍然没有完整规范地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管理仍然缺乏规范的制度约束，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近年来表现尤为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财政基础信息和财政信息的交叉协同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再出发。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来讲，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对新一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给出了明确的战略定位和总体设计。

要站在完善国家治理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进一步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涉及到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分配关系，涉及到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和重构，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是国家运行的基础，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导向和整体的社会管理，因此必然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支撑。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因此，只有扭住财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才能更好地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财税体制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税体制 财政 改革 思考

财政收入与支出是国家对社会公共措施进行建设等各项社会治理工作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行政系统得以运行的重要支柱。财税体质的改革对于实现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兼顾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统筹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

首先，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市场合理公平的配置资源，将会更加有力于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增加国民经济活力。

其次，在财税改革中针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差别化财政政策，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以促进其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更加的经济、环保。

再次，可以发挥财政对金融资金的引导功能。可以进一步完善担保系统的发展来整合国家的扶贫基金，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把资金真正的引导到需要资金来促进发展的贫困地区。

最后，可以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彻底改变以前只以GDP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入城镇居民收入、社会就业率、物价水平、环境保护、财政收入、贫困人口等指标。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保护环境。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对资源税改革，坚持实施“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国家层面政策的引导来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投资力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房价高，要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监管，为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支持；医疗卫生关系着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借助互联网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实现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全覆盖；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要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保障教育公平；社保对实现社会公平，稳定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健全社保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保预算制度。

二、财税体制改革深化的措施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当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人口结构老龄化、全民社保制度建设等问题对财政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弊端日益显著。为了应对未来持续存在的财政压力和充分发挥财税制度的调节作用，亟待启动建立与当前我国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制度。

（一）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现代国家已经将预算管理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并以写入法律。预算不是预测，是对预测的一种反映，是对未来的规划。如，国家预算体系不够统一完整，各级政府预算外收支缺乏整体协调，预算的许多环节不够透明，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而且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固化，与财政收入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对此，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不仅仅依靠 《决定》，更要健全法律保障，出台 《预算法》，以规范政府权力。预算制定的整个过程都要从法律上予以监督控制，全面维护公款的安全规范使用。

（二）完善税收制度

税收是国家取得收入的基本形式，也是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税收制度的改革。从《决定》精神来看，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逐渐取消营业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畴；不动产也被纳入了增值税进行抵扣的范畴，减少了企业增值税的缴纳压力。这项改革是牵动着整个财税体制的重大举措。过去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税，“营改增”必将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分税方式。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必须兼顾两方面的利益，适当调整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基本原则是不影响地方的既得利益，以保障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此外，对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资产也纳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综合考虑，彻底调整两方面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和划分方式。

（三）财政制度的支出责任与事权相适应发展

目前我国的各级政府间存在着支出责任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现象。一是二者的界定不清晰、明确，例如：中央将一些应该自己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完成，而一些地方应该自己负责的事务，却让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二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协调机制存在着一些漏洞。例如：中央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总是以部委下发文件的方式命令基层政府执行，没有提前沟通协调。三是一些新增支付责任划分不明确。如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低保、村级组织财力保障等。对此，可初步设计出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明细单，明确事权划分，界定好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在以后工作中逐步优化与细化。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间收入，对于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可借助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途径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必定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但是任何改革遇到阻力都是必然的。然而，如果这些改革符合人们大众的根本利益，只要坚持推进和改善就能够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调整，促进社会经济活动更加的具有公平、效率，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保障发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贾康.服务全局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调控[N]. 广东商学院学报，2014（02）

财税体制范文第4篇

深化财税改革面临三大任务

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当前仍然面临三大改革任务。

首先是预算改革。预算的公开性、透明度要明显提高。透明度是社会走向现代化民主法治状态的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还要求完整的全口径预算，即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允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体系内的合理形式，包括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资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以及土地批租收入等要进入基金预算，该体系已清晰化。在预算改革中必须编制中期规划，2015年开始，中央级的预算需要编制3年，称为3年滚动预算。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配套，如需引入权责发生制，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资产负债表等等。

其次是税制改革，突出六大税改。目前已经推进的“营改增”改革，按照时间表要争取于2015年全覆盖，中国以后市场上的进项抵扣链条要完全打通，以利于企业专业化细分，公平竞争，也配合结构性减税，推进打造升级换代的中国经济升级版;资源税改革要继续按“从价”机制推进，除产生调节作用外，也将形成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消费税的改革有望迈出重要步伐，除优化设计外，还将考虑将征收环节从生产领域推到销售领域，使消费税能给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有分量的财力来源;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并推进以环境方面的费改税为第一阶段重点的环境税改革，这两个税种改革首先是完成“立法先行”的过程，对立法过程我们可拭目以待;此外，关于个人所得税，明确在本年度加快研究方案，条件成熟时启动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法修订。

再次是财税改革任务，涉及中央和地方如何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比如适合于事权合理化配置的税基和收入划分，对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制度优化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事项。事权方面，涉及投资权如何清晰形成中央和地方间的界定，还涉及司法管辖权如何以“先行先试”做系统化的调整，这已在改革过程中。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六大路径

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路径应包括以下方面。

以政府扁平化改革为框架。近年来，以部分地区“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和“乡财县管”方式改革试点为切入点，财政“扁平化”改革取得较大进展。总体来看，中国的“省直管县”改革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像目前各省的改革试点搞的那样，省主要对直管县的财政进行直管，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但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统一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某些市毗连的县可改为市辖区;第三步是市改革，在合理扩大市辖区范围的同时，合理调整机构和人员，总的方向应当是撤销传统意义上的管县的地级市（级别可保留，人员逐渐调整），全面落实市县分置，省直管县。

在上述过程中，还可大力推进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其财政收支的办法，对一般乡镇实行“乡财县管”方式，在保持乡镇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

以合理调整事权为匹配逻辑。在顶层规划下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包括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与地方共担事权、中央委托事权、中央引导与鼓励事权等等，进而按照政府事务的属性和逻辑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尽快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细单的工作，并在其后动态优化和加强绩效考评约束。尽快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地方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项目投资领域，同时规范省以下政府的事权划分边界。

以地方税体系建设带动税制改革和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建设和完善地方税体系，以税制改革为配合，积极完善以税种配置为主的各级收入划分制度。积极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积极推进房产税立法。大力推进资源税改革，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并将该税种收入划归地方。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部分税目的消费税征收环节，将部分消费税税目收入划归地方;将车辆购置税划归为地方收入;在积极推进“营改增”过程中，将增值税中央增收部分作为中央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来源。

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现事权优先原则。按照人口、地理、服务成本、功能区定位等因素优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强对欠发达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尽量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原则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以建立现代公共预算管理制度为基础性支撑。结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在全口径预算前提下从中央级开始积极试编3～5年中期滚动预算;把单一账户国库集中收付制发展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配之以“金财工程”、“金税工程”式的全套现代化信息系统建设来支持、优化预算体系所代表的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落实新《预算法》关于地方债的规定，加快地方阳光融资的公债、市政债制度建设步伐，逐步置换和替代透明度、规范性不足而风险防范成本高、难度大的地方融资平台等隐性负债;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也需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而积极推进。

以举债权和产权管理为重要组成要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内含地方适度举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举债权是规范化的分税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已较为成熟和完善，成为地方融资的重要途径和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规范的法定程序，在有透明度和受监督的条件下以适当规模举债，筹集必要的建设资金，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分级预算运行中应对短期内市政建设等方面的高额支出，把支出高峰平滑化分摊到较长时段中，并借力于社会资金和市场机制发挥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职能，有效弥补地方政府收入的不足。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责编：徐豪

财税体制范文第5篇

机不可失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应地，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集权过多，管得太死，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因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强经济活力必然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当然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

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总是首当其冲；不管进行何种改革，都离不开财税的参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两个包干体制：一是财政包干制，二是企业承包制。无独有偶，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干”。

大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所谓企业经营承包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税收不上来。这一财政体制的弊病，从北京和上海可窥见一斑。北京当时内部规定在包干期内，财政收入每年只增长4％，绝不多收，因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分税制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八九十亿元的收入。又如上海，中央对其包干体制规定，以1988年核定的作为基数，超过部分中央与地方打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5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165 亿元之间，基本没增长。

如此，结果自然是是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当时人们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年在海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说，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同志兼任部长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会上有同志跟我开玩笑说：您可能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我说，过去旧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国库空虚，当时不理解，今天当了财政部长，才理解了这四个字，而且体会非常深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对我说：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为缓解财政困难，也曾想过一些办法：一是打费的主意，以费补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出台了“预算调节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要求各省作“贡献”，共借了三次。名为借款，实际上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也不愿慷慨解囊，所以闹得很不愉快，真是非常伤感情。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到1993年，中央财政的状况已难以为继，朱基讲，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这不是危言耸听”。

面对这种局面，从1987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在少数地区和企业中进行了“税利分流”和分税制改革试点，但局部的试点跟总体的政策发生矛盾，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春雷，使得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决定，并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即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财政部门长期以来想干的事情、想搞的改革，终于可以向前推进。

1993年4 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我和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汇报。常委们不断插话，讨论是非常热烈的。我还记得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总书记说，你们提的方案这么复杂，胆子不小嘛！金鑫很有意思，答了一句：科学嘛，就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4 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朱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

1993年7月中旬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三个初步方案。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将原定的分步实施方案改为一步到位，要求9月份之前拿出具体方案，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中央成立了财税改革领导小组，我任组长，金鑫和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任副组长。9月2日、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并同意财税改革方案。

核心是分税制

1994年财税改革涉及的内容较多，核心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主要内容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收入范围；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我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初，曾向国务院领导说，中央向地方借钱这个办法不行，哪有“老子”向“儿子”借钱的？只有“儿子”来向“老子”要钱才有凝聚力。说：手中没把米，叫鸡也不来，更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呢？后来分税制改革决定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句话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也是有深刻政治含义的。

但是，如何分税，是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93年设计分税制改革方案时，恰逢我国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在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情况下，既要达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又要致力于改善宏观环境。因此，在划分税种时是费了一些心思的：明确将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为鼓励地方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和效益型经济，将主要来源于这些领域的税收，例如营业税等划为地方税；为淡化地方片面追求GDP，防止地区封锁，减少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将国家控制发展的一些消费品，比如烟、酒、高级化妆品实行消费税，而消费税100％归中央；当时最红火的加工制造业的流转税，改革前主要属于地方税源的产品税，改为增值税以后实行共享，中央拿大头；同时，为体现资源国有，国家要保留对资源税的分享权，考虑到大部分资源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资源大省一般都是财政穷省，大部分资源税全部留给地方，个别品种如海洋石油资源税划归中央。

增值税是税制改革后最大的税种，也是这次改革关键的内容。朱基在听取我们汇报后，在增值税的增量分成比例上，他提出了“高、中、低”三个分成比例，即“二八”、“三七”、“四六”的设想，请方案小组算算账，核心原则是“保地方利益，中央财政取之有度”。

8 月31日，在总理办公会讨论时，我们拿出 “高、中、低” 三个测算方案。只有个别人认为，要借分税制改革之机中央多拿一些，选择“高”方案，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也有个别人同意“低”方案。“高”、“低”两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决了，更多的人倾向“三七”开的“中”方案。最后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时确定分成比例为7525方案。同时建立一个超过上年增长部分给予返还的系数。

建立返还系数是激励地方的做法。以一个基期年为基点，按照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而且逐年给予一定增长。究竟递增比率为多少合适？开始时，我们倾向按通胀率确定，朱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按中央财政的实际增收比率系数化、指数化来确定。最后确定了一个10.3 系数，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1 0.3系数，时间越长，返还的系数就会起变化，不断降低，这是因为分母、分子的大小差不断变化而引起的。

分税制改革是一个渐进式改革，朱基对河北省委及财政厅的同志说：这种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地方既得利益没有损害，而且返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块“发面”。

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

1994年财税改革前，税法约束软化。省、市、县各级政府都有权减免税。除地方有意藏富于民的体制性原因外，征管体制也存在缺陷。当时全国是一个税务系统，实行属地化管理。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可以得心应手地大量减免税收。减免的税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为应当上缴中央的收入。地方“请客”，国家“埋单”。企业减免税多了，财政就没有钱了，中央财政更没钱了。分税制改革后，如果在征收上不实行分开征收，税种划分再合理，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

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如美国就设有联邦、州甚至地方税务局；日本不仅分设有中央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还设有专门的税务警察局。这些国家都是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才这样做的。

我国按照分税制体制要求，分别设置了两个税务局，一个是国家税务局，一个是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实行垂直领导，地方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会增加税收人员。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如何？1995年全国税收人员共73.4万人，其中国税43.9万人，地税29.5万人。到2007年底，全国税务系统74.8万人，增加了1.4万人。其中，地税35.2万人，增加4.7万人，国税39.6万人，还减少了3.3万人。即使地税系统增加4.7万人，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1995年决定将原由财政部门征管的农业税划给地方税务系统，由此，随业务划转，有的地方将一部分农税人员转入了地税系统，没有划转的地方招聘了一些农税工作人员。

当时设立两个税务局最大的问题，是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怎么划分。后来朱基请示决定，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除非本人愿意留在地税局，原则上国税局全收。这就是说中央把离退休人员全部担起来了，由此解决了问题。

分设税务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如果没有分设两个税务局，现在根本不可能每年征收到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收入。因为分设税务局，多盖了一些办公楼，这是事实。但它们之间的得失是不言而喻的。更为重要的是，分设税务局从制度上杜绝了拿别人的钱请客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规范了税收征管秩序，净化了市场经济运行环境。

关键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是1994年财税改革又一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主体是以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公有制企业，非国有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数量还不大，但其市场化特征比较明显。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国有企业另搞一套，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当时社会各方面议论较多的问题。因而，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的改革，核心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走市场化道路，和非国有经济统一纳税，这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我们。我记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吴晓灵（后来是副行长），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赞成我们的意见，认为应该统一征税，公平竞争。

改革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首先要客观分析实际情况。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得税率高达55％，税后利润必须上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还要承担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职能，如职工养老、公费医疗等。此外，企业还办“社会”，如子弟校、幼儿园甚至政法机关。这些负担如果降不下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难以平等竞争，而承包制又面临诸多矛盾，诸多不平衡。

为了合理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1993年在财税改革的同时采取了六项措施：一是停征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二是普遍提高折旧率，并允许企业加速折旧；三是企业的技术开发费按实际发生额，进入成本费用，用于技术开发研究的设备购置，5万元（当时价）以下的直接进成本，5万元以上的分年摊销进成本；四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利息可以列入成本；五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六是作为过渡措施，对1993年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缴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

上述措施的最后一条，我们的最初意见是应该交。方案出来后，我让财改司副司长刘克崮先去征求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司长蒋黔贵的意见，双方意见达成了一致。第二天在朱基主持的改革方案讨论会上，经贸委领导王忠禹、陈清泰的表态是积极的，认为财政部认真考虑了他们的意见，方案总体不错，建议对税后交利问题适当考虑，有些细节可再改进，同意在全国实行。最后，朱基以改革大局为重，说服我接受企业税后利润暂时不上交财政。我当时认为，出资人（即老板）应当有回报。税是公共收入，利润才是出资人的红利。朱基的理由是，当时国有企业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服务职能，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可以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他的理由是正确的，我接受了。

1994年的改革统一了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没有考虑涉外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什么定为33％，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财改司的同志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按照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全部测算企业四个口径，分别按35％、33％和30％三种税率，测算了三套改革方案，对相应的增减收情况进行了精确计算。最后建议取33％的税率方案，企业负担与改革前比总体持平，略有下降。还能不能再降一点呢？姚依林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汇报，是可以低的，但是现在不能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0％，另外地方可以有10％（即3个百分点）的附加，合起来为33％。如果国内企业再降，就不符合企业公平税负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了。现在想来，正是当时合理确定了企业所得税税率，才使得我们2007年推出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一的改革，具有了税率上的法理基础。

工商税制改革

工商税制改革内容繁多，动作很大，是这三项改革中操作最复杂、工作量最大的一项。改革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

流转税是工商税制改革的关键，因为它是收入的大头。改革后的流转税由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组成。流转税改革中，增值税改革是核心。改革后实行统一的生产型增值税，取消旧的多环节重复征收的产品税。

这次改革选择生产型增值税，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不能影响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较现实，尽管它与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还欠科学，但毕竟比传统的流转税前进了一大步。二是1993年前后，中国经济处于投资失控、膨胀状态，而消费型增值税恰恰对投资具有一定的刺激效应，与当时实行的紧缩政策不一致。

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当时有不同意见。我们建议税率定为18％，理由是：第一，当时普遍实行增值税的欧洲各国，增值税税率一般从21％到25％不等，如果我国按18％定税率，税负还是偏低的。第二，18％的税率是按照改革后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原则，我们的几个同志在黑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他们戏称为“黑办”）连续加班干了半个多月测算出来的。但是税总和经贸委的意见是定在16％。由于意见不统一，朱基让我牵头协商。过后一两天，在财政部我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三方会商。开始，三方表态都与上次一样。我的对策是，干脆复杂问题简单化，双方都让一个点，定为17％。最后，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记得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周有道曾经打电话给我，说市领导让他们专门找了一些企业进行模拟运算，结果表明，如果按17％定税率，企业税负比改革前下降，表示赞同17％的增值税税率。

昼夜兼程、“游说”各方

财税三大改革内容多、动作大，涉及各方面利益。因此朱基在北戴河会上就提出要到各地宣传解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3日通过财税改革方案后，信息传播很快，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紧”，并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广东省委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基那里领工资。朱基果断决定，立即带领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地方，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听取意见，改进完善。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时间，朱基亲自带队，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计划单列市），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南，接着是广东，最后一站是河北。我陪同走了海南、广东两站。

为什么先到海南、广东？因为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区，而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且当时在全国经济发展是最快的，如果不能得到这两个省的支持，税制改革在全国就推不开。

海南一站，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轻松，气氛和谐。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 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 亿元。阮崇武当时是海南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我们把情况详细介绍以后，他同意实行分税制。

最关键的一站是广东。广东的财政包干体制运行力度一直较大，对地方经济作用也大，头两天他们明确要求继续实行包干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我们开始分层次协商说服，朱基同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谈，我同省长朱森林和主管财政工作的副省长卢瑞华谈，财政部司长和省财政厅厅长一起做测算账，国家税务局的同志和地方税务局的同志谈。我们反复解释，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是多拿了一些，但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不会因此影响广东追赶“四小龙”。这期间有博弈，也有碰撞。但广东省委、省政府最终是顾全大局的，同意实行分税制。同时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基数问题，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广东省提出要用1993年为基数；二是希望原有对企业的减免税政策保留几年。

后一个要求，朱基和我很快达成了一致，表示同意，但是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过渡期三年，不能无限期；二是减免税政策以省级文件为准，市、县的文件不认账。广东方面表示满意。后来，除了个别地方开了口子，全国各地都照此办理。

争议最大的是基数的基年问题，我不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主要原因是财政从未以也不能以未发生的数字为基数，担心地方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会产生极大的不规范行为。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朱基同意了广东省的要求。回到北京以后，据此又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中央予以批准。

事后，朱基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整个过程中，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一度反应消极，主要是这些省份对方案没有完全搞明白。他们提出，既然转移支付，钱早晚都要返回来，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成，能否100％留地方？消费税中央能不能不拿走？朱基在新疆说，分税制改革对贫困地区是有利的，你们应该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也不能太焦急，不可能一下子就得益很多。税制改革，全国必须统一，没有哪个地区可以搞特殊，你们提出的要求一概不能接受。

中西部地区还有一个烟酒消费税的问题，主要是贵州、云南。它们财政长期靠烟酒支撑，是名副其实的烟酒财政。当时已经决定对烟酒征收消费税，按照分税制的设计，消费税增量100%归中央。显而易见，这些地区是“吃亏”的。1993年9 月，召开片会，也叫六省座谈会，贵州省代表就站出来反对分税制，谈了分税制对贵州的影响。中央后来在其他方面给了这些省份一些照顾。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后来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一次人大开会的时候，我问他通过转移支付给贵州增加了不少财力，现在贵州对分税制怎么看？他说：满意而不满足。我说，有这句话就行了。

事后，朱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在这两个月里，中央原定的分税制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调整、妥协与让步。但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改革元年，如履薄冰

从1993年末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初实施改革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如履薄冰。改革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但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的，具体组织实施也是财税部门的事。账要由财政部门算，各种税要靠基层税务人员收。我是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4年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我们面临出现三种不利局面的可能：第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有可能有人指责是财税改革推动了通货膨胀；第二，税负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造成生产下滑；第三，征收人员和纳税人尚未熟练掌握新税制，一旦税款收不上来，财政支出就会成问题。

记得在一次财政部党组会上，我讲了这三个担忧，并说如果出现其中一个，我这个部长就准备“牺牲”，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当时金人庆作出响应，说：“你如果光荣‘牺牲’，我们前赴后继。分税制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改革不能停，不管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为防止出现万一，我向朱基汇报了我的担心，并请他特批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20亿元，以备不时之需。朱基非常理解，特批借款，期限3个月。那年春节是2月，节前我正在北京市看望基层财税干部。一天晚上11时，我刚要结束走访，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1月税收快报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当时的心情我不描述大家也能猜得到。我第二天向朱基汇报，并很快还了120亿元借款。

财税体制改革实施前后，我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以了解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改革方案。但由于身兼两职，加之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各种会议不断，财税部门的负责同志又要逢会必到，因此我很难抽身远出调研。焦虑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短、平、快”的调研方式，经常带两三名同志，利用周末到北京所属各县（有的现改称区）及河北的保定和涿州、天津的武清等地转一转。往往是早上不到七点就出去，很晚才回来。

新税制无论对征管人员和纳税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内容。我们的培训工作力度很大，连金鑫都亲自在电视台讲课。但我还是心中没底，因而这成为我调研的一个重点。在天津市武清县一家企业，一位年轻的会计人员把台账拿出来，能够逐笔说明销项税和进项税的抵扣情况，税收政策把握得很清楚，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是，许多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百忙之中，主动学习和研究新的财税体制。比如，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副省长来京，我借机向他们了解省里新财税体制的执行情况，在交谈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新税制和分税制的内容弄得比有些财税人员还明白，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喜中也有忧，比如我到北京郊区基层税务所调研时，征管员的回答就不尽人意。总的来说，尽管财税改革草案进行了多次调整，但绝大部分同志都基本掌握了新财税体制的基本内容，这说明我们的准备工作是扎实有效的。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三四个月，虽然全国财政收入每月同比都是增长的，但增幅逐月回落。联想到1993年的最后四个月超常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后四个月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0％、90％、110％、150％），如果这样下去，下半年收入必然增长缓慢，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结果中央不仅集中不了收入，可能还要赔上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组织核查组核实基数，或者削减1／3的基数，实现预算平衡。但是，大检查组从年初到4月底陆续回来，都未能发现有虚增收入、提高基数的情况。为什么查不出来？为了抬高基数，地方有许多高招，而检查的手段又十分原始。朱基半开玩笑说，这种事情省市长做不出来，只有财政厅长才会出这种馊主意。这让我们感到很担忧。

1994年5月末，我邀请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厅、局长座谈，专门研究应对可能减收的方案。当时共有三种选择：一是税收增长与各地GDP增长率挂钩；二是调减1993年基数，从上年增加的绝对额中，拿出一部分按照各省的基数增长率进行相应的抵扣；三是向前看，承认上报的1993年基数，但下达收入增长目标，通过收入增长来解决潜在赤字问题。座谈中，时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提出，应当采取同心同德向前看的办法，通过确定各省“两税”增收目标来解决问题，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至于如何下达中央“两税”增长指标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与各省GDP增长比例挂钩；另一种是与各省1993年“两税”增长幅度挂钩。对第一种意见，大家认为，如一挂钩，为了追求财政利益，GDP的绝对额将会出现“缩水”问题，其副作用太大。而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合理，1993年得益多的省市增幅相对高一点，应该多承担把财政收入蛋糕做大的任务，对中央多贡献一点。

第二项重大调整是关于与各地增长率挂钩的问题。1994年开始实施的方案是，按照全国“两税”收入增长幅度，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的系数返还给各省（区、市）。当时有均贫富的因素。后来地方同志在座谈中提出“两税”返还系数与本省（区、市）增长率挂钩计算，认为这样调整，既调动了发达省的积极性，也使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保证了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并做了调整。

我将座谈情况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原则同意了大家的意见。1994年8月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朱基到会做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讲话，号召大家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完成改革目标，并在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关于两项重大调整的决定。经过会议不断深入的讨论，具体形成了三条意见：一是全国以1993年当年“两税”增幅的1／3，即16％作为1994年增长目标，各省以本省上年增幅的1／3为目标。二是完不成“两税”增收任务的省市以地方收入赔补，完不成上年基数的要扣减返还基数。三是凡完成“两税”增长目标的地区，中央按当年本地区“两税”增长率的10.3返还；凡“两税”收入超过增长目标的地区，其超过部分给予一次性奖励，返还系数由10.3提高为10.6。

由于及时调整政策，从9月起，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目标提高了，全年实现增长18％多。总理在一次会上讲：“政策的威力真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组织实施财税改革过程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方案进行了微调和完善，仅仅1994年第一季度就发出了80多个文件。我当时不禁感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有些比较大的政策性调整，我至今记忆犹新。比如，小水电企业反映税制改革后增值税负担增加较多，希望予以解决。我们一研究，就发现小水电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它们几乎没有进项税可扣，税制改革前对小水电企业征收的是5％的产品税，新税制按17％征收增值税，税负的确增加较多。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整。

此外，改革方案中曾提出取消对农民征收农林特产税。但许多地方表示实施起来有困难。记得朱基曾告诉我，至少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给他打电话反映，如果马上取消农林特产税，地方财政特别是农业县的财政将出现较大困难。经过反复权衡和综合分析，最终还是采取了两头兼顾的办法：一方面，充分考虑部分地区尤其是农业县市70%―80％的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税的实际情况，否决了取消农林特产税的方案；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将原产品税中农林牧水产品税与原农林特产税合并，统一征收农业特产税。另外，还规定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7％降为3％。

改革的第一年在曲曲折折中度过了。这两项重大调整，保证了当年改革的成功，也带来了后来每年1000多亿到2000多亿元，乃至每年几千亿元税收的增收。

点滴感悟

2003年，我参加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文件起草组组建不久，有一次，总理到会上部署工作。他谈到，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10年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10年时间，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财税体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地方税收体系尚未建立，资源税等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力配置还不配套，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部分地区县级财政仍然有困难，等等。这些都有待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完善。

退休以后，好多人见到我，都说你这一届财政部真干了一些事！我总是讲，不是哪个个人的功劳，成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凝聚了财税部门全体职工、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心血，体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起了一个组织实施的作用。

回首1994年的财税改革，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要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和步骤，并艰苦细致地去落实。否则，不管改革方案制订得多么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有些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方案本身有问题，而是组织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特别是要注意及时有效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问题。

财税体制范文第6篇

10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举办了一场“博弈谈——中央和地方事谁干钱谁出？”的报告会，针对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展开讨论。

主持人请每位嘉宾用一个关键词概括最想说的话，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出了这四个字。

按惯例，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为下一步深化改革指明方向。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不例外，因此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

10月26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体制改革。“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从以往经验看，财税改革往往都成为各领域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而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由于面临重重阻力且共识难以达成，中国的财税改革停滞不前，而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都有赖于财税改革的先行突破。

分税制何去何从、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将如何划分、地方税体系如何重构、地方债如何解决等等一系列问题，各界期待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找到答案。 支出责任应该按照外部性、信息复杂程度和激励相容三个原则进行划分。 坚持分税制

从1994年开始施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已经走过整整20年。当年的分税制改革旨在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从当年改革目标看，这一目标早已完成。1994年改革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1.2%；到2012年，这一比重已提高到22.6%。而财政收入增幅远超GDP增幅的现象，也多年为人诟病。

而就另一改革目标而言，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仅为22%，2012年已达47.9%。

20年过去，很多人开始反思看似有些“矫枉过正”的分税制，有人甚至称其重启了“中央集权时代”。

此前，浙江省财政厅以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两省一市”为例进行核算，分析分税制对发达地区财政产生的影响。数据显示，全国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约两成来自江浙沪地区，但这三个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占比提高的同时，支出占比却相对下降，三地创造的税收总量中有六成被中央抽走，三地发展创造的财富更多贡献给了中央和其他地区。同时，实行分税制以来，三地从中央获得的补助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与财税贡献形成鲜明对比。

在今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上，一些与会代表就对如今还要不要坚持分税制提出看法。有代表认为，以前是中央政府缺钱花，现在是钱多得花不完，数以万亿元的财政资金常年闲置在银行账户上，以至于决策层提出盘活存量资金。

与中央资金充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方政府缺钱成为普遍现状，地方债高企的风险也随之而来。

参加莫干山会议的贾康则认为，分税制造成中央集权的判断不成立。贾康对《财经》记者表示，分税制改革实现了行政性分权到经济性分权，而当前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问题以及仍未完全解决的基层财政困难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绝不是分税制，而恰恰是由于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至今迟迟不能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实际上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浓厚的分成制与包干制。比如浙江和福建省以下并没有推行分税制，而是实行总额分成，收支包干和统收统支也在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

“我们走回头路，注定无出路。”贾康表示，省以下分税制迟迟不能真正贯彻的“病理分析”并不复杂，就是因为省以下还有市、县、乡镇，“地方”的概念在中国至少有省、地级市、县、乡镇四个层级，加上中央，整个政府财力分配体系中共有五个层级。如何以20个左右的税种实行五级分税，在技术上是无解的。出路在于逐步推进“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两个层面的扁平化改革，把财政的实体层次减少到三级，省以下的分税制才可能真正实行。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近期表示，在过去20年中，财政体制格局出现了偏离分税制、重归“分钱制”的迹象。从“财权”到“财力”的提法，虽说是迫于现实条件的一种不得已选择，但终归是从分税制财政体制基点的倒退之举，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还是应该坚守分税制。

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近日提出的简称为“383方案”的改革设想，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适应，总体方向会继续坚持。 上收地方事权

1993年进行分税制改革设计时，并未触动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而是承诺分税制改革后再行处理。

20年过去，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却基本沿袭了1993年以前中央与地方支出划分的格局。在分税的前提下，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央地事权不清晰、不合理和不规范等问题也同时存在。

一部分本应该中央负责的事务，近年来事实上交给了地方。比如国际界河的保护、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治理、跨地区污染防治、跨地区经济纠纷司法管辖、海域和海洋的使用管理等方面事关国家利益，涉及多个省份，应该由中央管理却交给了地方。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涉及劳动力的跨域流动，也本应由中央为主管理，目前则处于极度碎片化的状态。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职责重叠，共同管理的事项，各级财政责任不清，中央和地方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博弈，容易造成职责不清、互相挤占或者双方都不过问的情况。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此前曾撰文表示，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已经积累了不少矛盾。从中央支出占比和中央公务员占比都明显偏小的事实看，中央政府没有负担起应负的管理责任是问题的关键。中央应该管理的事务放到地方去做，与外部性和激励相容原则不一致，地方往往没有积极性。而一些本应由地方管理的事项，中央却介入过多，影响地方的自。

支出责任的不合理，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在支出规模上的异化。此前，楼继伟曾在由博源基金会、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研讨会上表示，中央集中了全国财政收入的53%左右，但是中央财政支出只占全国的20%。“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和任何大国都不一样，地方财政支出占绝大多数，而中央的财政支出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几。”楼继伟说。

按照“383方案”改革设想，应该以事权合理划分重新确定财力配置。合理确定中央事务、地方事务、中央与地方共同事务、中央委托事务、中央引导和鼓励性事务的边界，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边界。

按照财政部的思路，支出责任应该按照外部性、信息复杂程度和激励相容三个原则进行划分，把中央应该管理的责任向上集中，同时人事任免和支出所需资金的安排均由中央负责。

如果依旧维持目前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简单地增加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而且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大，项目多，较为分散，管理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适当向上集中支出责任能够减少部分不合理的专项转移支付。

比如，中央应该集中一部分社会保障责任、公共卫生职能、教育职能，以及一部分跨区域重大项目的建设和维护职能，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又涉及全国市场统一标准的管理职能如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等等。

不过对于事权的上收，地方政府并非完全欢迎。贾康举例说，比如财政部高层领导曾经明确说过，经济案件的司法审判权应该提升到中央。经济案件在某一个地方审理，但案件涉及的利益关系可能是跨区域的，哪个地方行使经济案件审判权，地方都会天然地保护地方局部利益，从而影响案件审判的公正性。但这件事如果跟地方去说，地方官员一定会勃然大怒，因为这等于把他们的实权拿走了。 重构地方税

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之后，地方税体系的重构问题就摆在面前。

地方政府本来就缺乏收入规模较大的主体税种，2012年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推行以来，营业税这一收入相对较多的地方税种也行将消失。重建地方税体系迫在眉睫。

对江浙沪三地财税现状进行核算之后，浙江省财政厅有关官员认为，应该在统一税政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增强地方的财力保障能力。同时要加快研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税种，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

依照国际经验，财产税可以作为基层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种，增加财产税也有利于在间接税体系基础上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然而，中国的财产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房产税在各国都是比较大的税种，且在绝大多数国家作为地方税。房产税的开征会为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等方面的支出找到一个收入来源，而且有助于引导和完善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更加关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不过房产税同时也是一个较难征收的税种，需要审慎设计和周密准备。

2011年1月28日起，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开始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两年多以来收入极少，效果不彰，伴随着诸多争议。

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沪渝两地试点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证明，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并不成功。所有主张房产税试点的人所提出的政策目标，短期内都不可能实现，个人住房房产税制度不符合当前的中国形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2012年一次论坛上提出，征收房产税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税收制度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但目前征收房产税的政策意图、标准都不明确，应尽早提交全国人大讨论。

作为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的支持者，贾康对此回应说，由人大先立法再推行房产税“基本没有可行性”。

贾康表示，由全国人大牵头主持房产税相关法律的设立，法律制定到位后全国一起推行，这个意见中建立在法治税收的内在逻辑上值得肯定，但回到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在当前直接税改革充满争议的情势下，采用这种方式基本没有可行性。

全国人大修订《预算法》拖了十多年，目前仍处于博弈阶段。在贾康看来，《预算法》修订的二审稿体现的，是立法机关的不作为。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由人大做房产税法律的制定，五年十年都不一定能见到眉目。中国的改革必须允许先行先试，给出一个弹性的创新的空间，如果不给空间只强调必须先立法，没有法律就不要动，那很多改革都无法推进。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贾康主张，中国推行的房产税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而是只能坚持调节高端房产的思路。

资源税，也被看作地方政府尤其是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的主体地方税。楼继伟此前曾撰文表示，资源税原则上适宜为中央收入，然而在中国资源主要分布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为支持这些地区的发展资源税可以继续留给地方，但最好留在省本级，以免资源分布不均衡带来分配不均。

楼继伟认为，在中央规定地方税设立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赋予各省一定的开征地方税的权力，不过应该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不得对生产和流通环节课税，保证市场的统一；二是不得实行地域歧视政策。

国研中心“383方案”提出，要积极推进以房产税和消费税为主的地方主体税建设，加快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尽快完善相关制度，一定过渡期后全面推开，并明确为区县级政府主体税。按照消费地原则将国内消费税划为地方税，由生产环节改为零售环节征收，同时将车辆购置税划归地方税。

什么是理想的分税制，贾康认为应表现为“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进而形成一级规范、完整、透明的现代意义的预算，并配之以一级产权和一级举债权”，另外还要辅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以因素法为主的转移支付，和必要的生态补偿式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

作为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曾直接参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此前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好的财政体制应该具备六个方面内容：

财税体制范文第7篇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十一五”以来，我国所推行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加强了市场的宏观调控，维护了经济秩序的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1.改进了财政支出体制

建立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各项管理制度，实施财政绩效管理制度的变革，在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当中，以集中采购为基本特征的政府采购制度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财政绩效评估等重大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财政管理效率。通过优化与调整支出结构，逐步完成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进行的转变。由于财政支出结构实现了调整，加强了政府在公共基础建设及社会服务、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加大了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投入，推进了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农业上深化了农村税制改革，加大了农村财政投入的力度，推进了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等体制改革，从而完善了广大农村的公共服务事业。

2.完善了预算体制

通过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强化了预算监督体制的实效性。通过实行部门预算制度、单一账户制度与收支两条线制度，增强了预算体制效率。为扩大预算管理体制之范围，还建立起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制度，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3.实现了税制转型

目前，已全面完成增值税、所得税改革，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体系，实现了从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产品税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流转税的根本性转变，并维持了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上升。通过建立完善分税制体制，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宏观调控能力。完善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补助额度，利用税收返还等一系列政策缓解了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紧张的问题。

二、当前财政税收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

1.转移支付不够规范

大量实践经验表明，政府间的财政收支结构呈现出转移支付不够规范、资金使用率较低，甚至引发腐败这样的情形。收入结构的划分以中央政府为主，支出结构的划分则由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从目前分税制改革的运行情况来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正是这一财政收支结构的真实写照。实施分税制之后，我国财政收入中的中央集中率显著提高，使中央财政能有较大财力通过转移支付来平衡地方经济及财力的不平衡。当前，我国转移支付主要分为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这三大类。然而，在转移支付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规范之处。一是显示财力均等化功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例很小，而带有维护地方既得利益性质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在这三大类转移支付总额占比较高，导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所得到的税收返还额也越高。时间一长，不同地区所获得的税收返还额差距会迅速扩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二是因为缺乏健全的制度与规范化的监管，中央在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过程中，产生了支出不透明、截留漏损等弊端，其中相当多的环节是糊涂账，谁也难以说清。同时，资金分散于各部委，激励了地方政府“跑部钱进”、争取项目，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负面的制度条件。

2.乱收费现象再度抬头

国家在1998年以来所进行的大规模清费正税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相继取消了沿袭千年的农业税及大量的农村不合理收费，很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因为行政体制改革仍然未能取得良好进展，造成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以下政府人员难以精简，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设法将收入来源转嫁到农民头上。县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方财税收入比例一下降，导致收入来源不稳定，正规与稳定的税源趋向枯竭，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不彻底，人员难以精简，市县政府只能将许多本应由财政预算承担的机构及人员经费，转而要求他们去为自己创收，为财政做出贡献，从而陷入了依赖收费、罚款来养人的怪圈之中。其后果是严重地扭曲了市场经济行为，打击了群众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十分艰难。同时，政府机构及人员又出现了循环式恶性膨胀，许多地方出现了吃饭养人型财政，这样一来，势必将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大就业的难度，扭曲政府实施的行政行为。

3.土地财政助长房价飞涨

不规范的转移支付体制直接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困境，除了乱收费与乱罚款、摊派之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手中最大的一块能够进行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这也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最重要保障。土地财政制度也就由此应运而生。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出让金主要都归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由地方政府进行直接支配，而且使用权也不在财政部门。这就导致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十分混乱，全国各地分别存在许多不同的规定，较少纳入到一般预算管理之中。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规范的管理方式，资金直接在财政体制外运行，透明度十分低，而且监督力量也较为薄弱，容易在收入与支出环节上滋生浪费与腐败问题。这种行为助长了各地房价的一再攀升，从而严重透支了当地居民的进一步消费能力，同时还埋下了激化当地社会矛盾的隐患。

三、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建议

1.健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搭配，形成资金来源稳定可靠，资金分配方法较为科学合理的中央、省（市）两级两类转移支付体系。首先是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整合其中的专项转移支付，妥善安排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其次是要改革税收返还与增值税分享制度，从而稳定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最后是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立起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资金分配体系，从而逐步改变目前从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数额与转移支付水平的方式，进而探索采用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土地面积、人均财政收支、公共服务成本及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因素法测算方法，以便科学合理地确定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的数额与水平。

2.深化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在各行政级次间分税，以切实保障各级政权行使事权的财力。所以，事权的划分是前提条件，而财权与税权则是保障，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的关系。说到底，中央和地方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是财政税收关系，其格局主要应当按照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来进行设计。由此，要彻底地建立分税制，就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彻底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而压缩行政级次，建立三级行政体制，主要是将县市归并为一级，乡镇则成为县市的派出机构。同时，要将现行的省份进行扩大，以分化安置归并后的富余人员。在此基础上，要具体细化各级政府的事权，并按照相应的事权配置各自的税权与财权。二是继续深化分税制改革，关键在于切实下放给各级政府税收立法权，由地方各级人大来行使税收的立法权，并按照三级行政体系开展三级分税，从而打破现行的五级行政两级分税的不协调现象。

3.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对税务机关而言，理顺国税和地税的职责关系，健全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本身就是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在实行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除了极少数省份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分别设置了国税与地税这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在目前的改革背景下，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机构的继续分设，已经显得不大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了。虽然整合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具备，但是因为地方税制改革滞后等因素，机构整合的难度仍然显得比较大。在目前情况下，国税与地税机关应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加强工作的联系协调。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试点国税与地税合署办公。各地的国税与地税机关也应充分开展信息交流，当对政策有不同理解或出现争议时，双方要共同探讨，合力解决问题，实现国税与地税的良好协调。

4.建立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税负结构的公平合理，有利于健全完善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一是要减轻纳税人的税外负担，明确合理适中的宏观税负水准。在不断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取消体制外行政收入的基础上，要相应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二是要加快增值税的转型步伐，及时开征物业税。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经验，将所得税与增值税作为中央财政税收的主体税种，将营业税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将尚未开征的物业税作为市、县、乡等政府的主体税种，建立起科学合理、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四、结语

财税体制范文第8篇

随着财政收入规模的不断壮大，财政支出规模也逐年上升。2011年-2015年累计完成财政支出177.42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0.9亿元，基金预算支出56.52亿元。财政支出从2011年的24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52亿元，年均增量7亿元，年均增幅20%以上。

（二）2015年1-11月财政收支情况。1-11月完成地方财政收入385225万元，同比增长51.23%。其中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8733万元，占年度预算任务的93.22%,同比增长16.43%；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56492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69.97%，同比增长77.92%，预计可完成今年收入目标任务。同时相关部门及时把握政策，主动捕捉项目信息，时申报项目，继续抓好节能环保、“一事一议”、特色小城镇中心村及棚户区改造、交通及城市基础建设项目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等政府投资大、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资金争取工作, 截止目前已到位17.8亿元，全年力争项目资金20亿元，增长30%。

（三）2015年1-11月政府融资情况。为了解决重点项目建设、兑付农户征地补偿款及归还银行贷款等资金不足的困难，通过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贷款，努力提高融资工作实效，全力争取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截止目前到位贷款28.8亿元。积极申请自治区政府债务置换资金，截止目前三批共到位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资金514822万元。

（四）2015年1-10月各项存、贷款情况。截止2015年10月底，永宁县辖区内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103.19亿元，同比增长4.41%。辖区内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118.63亿元，同比增长4.55%，其中长期贷款余额55.18亿元，短期贷款余额60.46亿元，行政事业及企业贷款余额73.59亿元，基本达到货币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融洽统一。

（五）“四个清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按照银川市的统一部署，从3月至6月下旬，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闲置土地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清理、政府存量资金清理和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清理四个专项行动，清理结果为：

一是闲置土地清理方面：对认定的7宗部分建设土地，下发限期开工通知，按期进行开工建设；对认定的因征地拆迁、规划调整等原因造成的9宗土地闲置（面积为933.48亩）。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相关规定，我县与用地单位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重新约定了开工、竣工时间。

二是政府债务清理方面：截至6月30日，全县共有36个单位上报了政府债务，上报总额共计1799009.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共计346290万元，涉及9个单位、部门；地方政府债券（含国债转贷）33071.28万元，涉及1个单位；外国政府贷款3013.6万元，涉及1个单位；企业债81976.37万元，涉及5个单位、部门；应付工程款1334658.67万元，涉及29个单位、部门。通过全面清理和核查，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政府债务的总体情况。

三是政府存量资金清理方面：截至6月30日，核查清查工作结束，全县133个账户余额为88511万元。依据核查情况，全县各单位账户按原用途继续留本单位使用金额18903.8万元，财政收入上缴财政金额16.4万元，财政拨款资金结存退回财政国库金额264.8万元，财政专户余额为7221万元，贷款户62105万元。依据核查情况，县财政已将拨款资金结存应退回财政国库金额264.8万元全部收回统筹安排。其余资金继续按原用途留用。

四是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清理方面：截至6月30日，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实有固定资产价值达67962.19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34728万元，通用设备16160万元，专用设备12451万元，图书、档案类459.3万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3638.35万元，文物和陈列品194万元，无形资产334万元。通过清理核查，我县固定资产盘亏7863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2020.8 万元，通用设备3539.9万元，专用设备1429.1万元，图书、档案类34.18万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705.8万元，文物和陈列品 2.27万元。

（六）推进财税体制机制改革情况。一是为促进全县经济健康发展和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出台了《永宁县社会综合治税工作

实施方案》，根据我县实际建立综合治税“三个一”工作机制，主抓七项重点工作，形成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长效机制。二是为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顺利开展，出台了《永宁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暂行办法》及《永宁县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已下发各单位执行。三是推行国有资产动态管理，开展经营性资产专项整治，建立设施园艺贷款清收工作长效机制，截止目前共收回设施园艺贷款本金857.37万元，利息162.04万元，本息合计1019.41万元。 二、财税工作运行情况分析

一是我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所占比例较小（截止11月底为66.57%），税源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一方面从行业角度看，房地产建筑业税收比重进一步加大，占总体税收收入的80%以上，另一方面从政府协税角度看，收入比重也在加大，占总体税收收入的39%。二是定期召开的综合治税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收效果明显。三是财政部门加强对非税收入、国有资产收益的监管，截止11月底，完成非税收入4.3亿元，超收2.3亿元。四是全县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和民生等薄弱环节发展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存款、贷款持续增长。

一是财政收入质量不高。受宏观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我县支柱产业减收严重，特别是房地产业成交萎缩，造成税收增长乏力。我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所占比重较小（截止11月底为66.57%），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主要靠非税收入拉动，非税收入所占比重较大（截止11月底非税收入为4.3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33.43%）。今年我县虽能完成今年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目标任务，但收入质量不高，可用财力较少，造成年初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不能及时保障到位。

二是偿债压力较大，国库资金调度困难。由于历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逐步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困扰着财政工作正常运行，加之兑付农民征地拆迁安置等支出无资金来源，维护稳定任务较重，今年还本付息等支出占用大量国库资金，造成部分中央和区市专项资金不能及时拨付，加之上年结转专项资金数额较大，造成财政支出矛盾突出。

（一）培植财源抓增收。一是配合税务部门，积极培植财源，切实加强征管，确保应收尽收，不断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对水资源费、排污费、人防费、交通罚没等非税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形成税收和非税收入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促进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2015年增长7%。二是对全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从立项开始进行跟踪服务，实施优惠政策促进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速度，尽快形成有效税源。三是继续加大项目和资金争取力度，及时把握政策，主动捕捉项目信息，配合相关部门及时申报项目，继续抓好节能环保、“一事一议”、特色小城镇中心村及棚户区改造项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交通及城市基础建设项目等财政投资大、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资金争取工作, 增强县级可用财力，支持全县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力争2016年比上年增长20%以上。四是落实各项支持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设立小微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科技后补助资金、创业就业担保基金等各类基金，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涵养有效税源，支持鼓励全民创业就业。五是设立永宁县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加快推进各行业快速发展。建议以永宁县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为平台，县财政每年注入1亿元（三年共计3亿元），委托一家商业银行，引入社会资本，放大若干倍，作为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同时对现有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扶贫产业扶持基金、妇女创业基金、劳动就业创业基金、木兰村村级互助基金等各类基金进行整合，设立若干子基金，聘请先进经营管理团队，提高运营效率，为全县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担保。

（二）完善制度抓征管。一是为促进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破解由于经济下行影响导致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的难题，根据《永宁县社会综合治税工作实施方案》，继续深化社会治税工作，建立综合治税“三个一”工作机制，主抓七项重点工作，实现“政府领导、部门共管、财税主办、社会参与、司法保障、信息化支撑”的综合治税新格局，形成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二是制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动态管理制度。将原有的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统计报表系统由单机版升级为网络版，改变以前年底集中报送为即时报送，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实行网上填报、统计，实现实时检查，实时更新，随时监控各单位的固定资产变化情况。三是完善建立经营性资产管理制度。明确经营性资产管理主体，完善建立经营性资产统一管理、公开招租制度，出租价格、出租期限等，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防止经营性资产随意出租出借，甚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加强经营性资产收入管理，做到经营收入应收尽收，及时、足额上缴国库。四是研究制定政府性资金竞争存储管理办法。加强政府性资金管理，规范各部门在金融单位存储资金的行为，探索建立政府性资金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放的激励机制，全面提高政府性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三）搭建平台抓融资。为进一步增强我县投融资能力，更好地发挥融资平台公司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融资、建设、经营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对我县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组建政府经营性平台公司，实现国有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风险资本的有效结合，进一步拓宽融资通道，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1、划分三大类资产。根据我县债务系统锁定的债务及“四个清理”专项行动中的国有资产清理结果，将所有债务和资产对应划分为非经营性资产（如学校、医院、城市公用基础设施、道路、水系、林地等资产）、可转换经营性资产（如城市综合管网、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路灯维护、绿化管护等资产）、经营性资产（如国有土地、增减挂钩土地、黄河公路大桥及连接线工程、小城镇中心村配套营业房、新建学校、医院等资产）三大类。

2、组建五个平台公司。一是组建两个经营性资产公司，对经营性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发挥国有资产经营效益，解决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问题，同时为控股公司新的融资模式提供有效担保。二是组建一个可转换经营性资产公司，将所有可转换经营性资产及对应的债务全部纳入该公司管理，通过PPP经营模式，进一步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将经营效益前置，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局面。三是组建一个非经营资产管理公司，将所有非经营性资产即对应的债务全部纳入该公司管理，负责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并承接政府现有债务。四是组建一个国有控股公司，从银川市收购一个国有控股公司，将以上四个公司的有效资产以股份的形式全部纳入控股公司管理，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私募债券、项目收益债等融资手段奠定基础。

3、建立六个偿债主体。一是以新组建的五个公司作为五个偿债主体，分别就各自资产和债务，承担各自相应的债务，在正常经营条件下，自身作为偿债主体承担相应的债务，如遇中央、自治区等上级政府债务化解时，自动纳入政府债务，进行化解。二是县财政作为另外一个偿债主体，将以上五个公司新增债务报请政府，政府经人大决议后批复列入财政预算管理，为五个新公司融资提供偿债保障。

（四）规范市场防风险。严格执行新《预算法》，硬化预算约束，切实推进财税管理制度改革。

一是严格执行新《预算法》，推进财政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细化财政预算编制，减少财政代编预算规模，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执行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切实做到“先预算后支出”、“无预算，不支出”。 同时加强对全县财政干部、各预算单位领导及财务人员的宣传培训，以增强其预算法治意识，把新《预算法》的要求落实在实际行动上，贯彻到具体操作中，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二是根据新《预算法》要求，全面公开全县118个预算单位（县武装部不公开））的部门预算、决算及及财政总预算、决算（政府公众网公开）。同时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的统一安排，按照“先行试点、同步完善、普及实施”的总体思路，积极推进项目及涉农资金信息公开工作，通过永宁县政府公众网、乡镇民生服务中心电子屏、村队公示栏等方式公开公示各类项目及涉农资金信息，推进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三是根据《永宁县政府性债务管理实施暂行办法》的规定，不断规范地方政府债务举借、资金使用、偿还和担保行为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动态管理，切实做到“心中有数、底数清楚”（2014年全区政府存量债务清理甄别确认的政府债务余额为159.71亿元，截止目前，政府债务余额18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余额53亿元，征地拆迁补偿35亿元，工程及其他97亿元）；积极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和债务偿还预算保障机制。将偿债准备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2015年财政预算安排偿债准备金为99487万元，2016年根据财力情况继续按规定在预算列入；积极申请自治区政府债务置换资金，截止目前三批共到位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资金514822万元， 2016年继续申报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政府存量债务。通过政府债券置换、财政预算保障、拆迁安置结算、土地收益及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积极化解政府债务，维护政府信誉，有效降低政府性债务风险。

四是规范资金管理程序，修改完善《永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宁县财政性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办法的通知》（永政发〔2014〕144号文件），项目建设资金由用款单位提出资金申请，县财政局业务主管人员核实预算资金安排及项目实施情况，提出审核建议，经主管局长审核后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财税体制范文第9篇

“十五”时期，天津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财政收支规模迅速扩大，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全市财政收入由245亿元增加到725亿元，年均递增24.3%，五年财政收入累计达到2360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5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4.9%提高到19.8%。2006年全市财政收入预计达到920亿元，增幅在26%以上。随着天津财政收入规模的不断扩大，财政支持天津发展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一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天津财政部门遵循“经济发展不欠社会发展账”的原则，坚持以政府投资为引导，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相结合的优势，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不断扩大投融资规模，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五年财政累计投入662亿元，用于支持海河综合开发、交通体系建设、地下管网改造和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城乡绿化水平和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二是促进经济发展作用明显提高。天津财税部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调整完善财税政策，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不断完善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政策性环境。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不断扩大产业基金规模，五年累计投入195亿元，积极支持工业战略东移和新一轮“嫁改调”，促进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加大滨海新区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地方收入全留、税收返还、以港养港、专项补助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新区公共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增强新区快速发展活力，实现了区域经济协调健康较快发展。

三是支持公共事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天津财政部门按照建立公共财政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事业投入，推进教育资源布局调整。五年教育投入累计达到266亿元，重点实施天南大共建、医科大学“211”工程，建设高校重点学科和试验试训基地，建成48所示范高中校、14所模范小学、268所市区规范学校，新建改扩建350所村办小学。加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投入，初步建成以卫生防病中心、海河医院、传染病医院、120急救中心等公共卫生体系；新建改扩建一批现代化医疗卫生机构，完善社区和乡村卫生服务体系，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五年累计支出38亿元，新建一批现代文化体育设施，加快广播电视数字化改造工程，保障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四是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天津财政部门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五年财政累计投入169亿元，初步建立了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再就业、失业和最低保障联动机制，努力促进下岗失业和低保人员再就业。五年累计实现下岗人员再就业38.4万人次，全市享受低保人员由30万人减少到14万人。完善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适时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优抚对象抚恤标准，保障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基本生活。

五是财税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天津财政部门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改进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一步理顺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初步建立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财政运行机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增强资金管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度。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将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纳入预算和财政专户管理，取消了行政执法部门收支挂钩办法，根据部门履行职能需要，保障经费供给，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按照《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到“十一五”末，我市财政收支总量要实现翻一番，年均递增16%以上。为实现“十一五”财政发展规划，天津市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建设和谐天津目标任务，积极促进“三步走”战略和五大战略举措，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和自主创新。坚持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努力扩大财政收入总量，加大公共事业、社会保障和新农村建设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未来五年，天津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不断扩大财政收入规模，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积极制定和完善财税政策，不断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进一步涵养和壮大财源，努力增强财政实力。以建立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为依托，全面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努力实现应收尽收。建立财政收入分析预测制度，加强对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重大投达产项目的分析预测，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增收措施，保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加强行政管理部门协作配合，健全税收源泉控制和代扣代缴制度，全面落实财政收入目标考核责任制，加强企业税收与经济指标相关性分析，确保财政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

――积极支持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较快发展。紧紧抓住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布局的历史性机遇，规范和完善滨海新区财税政策，积极整合各类财政资金，放大资金规模和效应，形成造血机能和创新机制。建立滨海新区发展基金，充分利用政府投资、财政补助、财务宽让、税费减免等方式，支持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自主创新，改善企业投资环境，构建现代制造和科技研发转化基地，着力构筑高层次的产业集群，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优化区域资源布局，加快新区公共设施建设，完善新区公共设施和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全面提升新区服务和辐射功能。

――努力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制定实施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的财税制度。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大幅度提升本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控制土地等稀缺资源的使用，鼓励资源循环式利用、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社会循环式消费。积极支持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有害物回收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加大社会公共事业投入，努力促进和谐天津建设。完善以政府为主的教育投入机制，促进教育事业均衡协调发展。加强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重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加大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优先安排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建设项目。加大城乡基础设施投入，加快海河综合开发改造，健全城市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推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积极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落实增加群众收入财税政策，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鼓励企业建立工资与效益同步增长机制，建立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建立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惠农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稳定农民增收机制，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搞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示范小城镇和文明生态村建设，切实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加大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救助制度，建立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立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的农村综合改革。

财税体制范文第10篇

首先，税制改革

在税收制度方面我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税制和税收政策。另外，税收征管。我们是两个部门，海关和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财政部主要是帮助支持税收的征管。税制的改革和税收政策是财政部的核心工作之一。

目前需要进行的一个改革是两个所得税税法的合并，实际上这也是1994年改革当时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当时留下两个问题，一个叫做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税收的归属，归中央还是归地方。另外，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两个不同的税法。

我们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现在是后过渡期，这种做法有背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公平、平等地竞争，我们需要把它合并。合并是在适当降低名义税率的基础上，合并两个税法。在税基的考虑上，成本概念的考虑上，基本上是参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法，这个税法是接近于国际通常定义的。

同时还有一条，尽量使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接近，尽量减少减免。此外，还将完善农业的出口体系、出口退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开征物业税等等。

第二，推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近年来，中国财政围绕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预算制度改革。我们通过将过去预算外的收入纳入预算内，通过给予每个部门设置预算，而不是过去有个笼统的功能预算，改变了预算的编制预算制度，我们通过国库集中收复的体系，政府采购的一套制度，改进了我们的预算执行制度。这样使我们预算的公平性、公开性、透明度和完整性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财政的功能还有很大差距。

同时我们发现一个瓶颈，就是政府收支的分类体系必须改。现在叫做预算收支科目，mmf叫做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我们的预算收支科目弊端已经日益突出，现在报送全国人大的预算并不能清晰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为了落实中国政府关于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的监督，去年以来我们充分借鉴了oecd国家政府收支分类框架设计基础之上，研究设计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并选择了一些中央部门和一些省市进行模拟试点。

第三，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差距比较大，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是三级政府管理，中央、州省和地方，我们现在是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这个层次是比较多的，而且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各级政府的职责都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承担的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提供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重要的职责，一般相对比较集中财力。

一是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对困难县乡的财政支持力度。我们今年在预算安排的一般转移支付已经900多亿了，比去年又多了200多亿，除此之外又增加了150亿对于困难县专门的转移支付。

二是扩大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试点范围。我们督促各省，中央也在做，省级财政在财力的补助、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等尽可能直接核算到县，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实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乡镇财政收支的办法。

四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我们现在一般转移支付都是按照公示分配的，我们刚刚900多亿分配下去。这个公示在各个地区都是公开的。

楼继伟 1950年12月生，浙江义乌人，1968年2月参加工作，硕士学位。曾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政府党组成员，现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十六届中纪委委员。

规范政府行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范恒山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但是深入推进这项改革又会相当困难。这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尽管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前一阶段政府是主导力量，而这一阶段政府仍然是主导，但是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受利益剥夺最大的就是政府，到了今天要更集中地剥夺政府的权力和某些不应当的职能，自己改自己，当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改革都非常关键。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它实际上涉及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些关键性内容。这些关键性内容既包括机构的精简，也包括权力的削弱，还包括身份的转换等。

中国正在发展中，刚刚越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走向3000美元。政府职能已经明晰了：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只是一个方向，从现在就要做起。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界定清楚。从当前形势看，政府可以说介入了经济活动，是双刃剑——没有政府介入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不会保持全世界最高水平，但也带来了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地区封锁或者对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等本不该政府管的事情。因此，在这两难之中如何做出选择，对政府来讲是困难的。

中国经济社会生活长期依赖政府，形成了一种依赖政府的文化传统，政府一介入，很多具体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因此，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此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到位不仅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系列观念的配套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政府管理体制本身看，涉及到一些关键点，具体可以概括：减少层级，五级政府要朝比较少的层级方向转变；整合机构，改变五大班子一贯到底的局面；履行职能，重新界定部门之间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政府和企业组织间的职能；改变方式，科学审批，变管制为服务；公务员体制改革，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合理选拔机制和正确评价。这是政府改革至少涉及的五个关键点。

而有三项配套改革非常重要。

一是微观基础的改革。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格局，适当收缩国有经济的运作面，同时推进以多元产权为基础的股份制或者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二是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的改革。以合理的财政制度来保障政府行使公务的时候有足够的财力，特别是使公共服务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与此相适应，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的融资体制或者资金流通体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强化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建设。政府行政一定是依法行政，而不能脱离法律之外；严格对政府的法律控制，转变对政府约束的法律角度，从现在的禁止性立法变成允许性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立法和政府行为范围的立法应该是严格的，只有这样，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