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与信仰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变动和内乱迭兴的时代。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魏迎汉献帝于许都算起，至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重新统一中国，将近400年的时间里，除西晋有过短暂统一外，大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中。三国鼎立，十六国和南北朝长期对峙，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不堪回首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新思想、新制度层出不穷的创新变革时期。源于印度的佛学在这一时期传入并得以大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学在这个动乱而迷惘的时代变异为空灵的玄学，而所有这些看似文化上的变迁都与国家的财税政策息息相关。

玄学影响

汉末随着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转而苟全性命于乱世，清谈清议时政，心态发生畸形的裂变，对天下对人生对自己都丧失信心，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这种思想流派在整个魏晋时代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晋风度和玄学。魏晋玄学注重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轻视外在瞬逝的功名、富贵，普遍具有内心旷达、形迹放浪的风度，正是这个动荡混战时代思辨哲理的具体化。从魏晋风度和玄学不满现实的反传统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的财税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前朝所没有的创新性的税种和征税方式：诸如估税（东晋始征，对大额买卖交易立有文据者课的税，相当于今契税）、散估（对小额买卖交易，不立文据者课税）、赀税（南朝始征，相当于今财产税）、通行税（东晋始征，相当于今贷款修路过桥收费）等新税种，其影响直至今日。而且自北魏开始，实行醋专卖；南齐时，实行市税（相当于今营业税）包税制，是我国赋税征收行包税制之始。

驱动佛教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外在表现则为寺院经济的蓬勃发展，内在表现则是佛教日益融入中国人的思想，可以说，正是开放的财税政策把佛教引进中国，也是步步紧缩的财税政策迫使佛教走上中国化的自我发展道路。

永嘉之乱后，中国一度出现了思想真空。在北方，由于汉族统治的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向被视为汉族文化之股肱的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在五胡并乱的动荡时代，儒家学说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的南方，在士族重玄学的风气下，儒学也处于劣势，不能在社会上起思想统领的作用。但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属于一种贵族化的文化，它只能局限在社会上层狭小的圈子中，而这一圈子之外劳苦大众则出现了所谓的思想真空，当时受尽社会动荡和分裂之苦的百姓，普遍有一种“人命若朝霜”“人生若尘露”的“犹生之嗟”，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渴望被拯救的潮流使得宣传救苦救难的佛教获得了广为传播的土壤。

为扩大皇权根基赢得民众的支持，南北方统治者都选择了佛教作为其思想控制工具，不但如此，很多皇帝带头信佛，不仅在财政上支持佛教的发展，规定凡愿意奉佛信佛者一概免除赋税，而且见了和尚都加礼敬，亦十分注重利用佛教收揽人心，树立自己的威信。比如，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公元386-409年）与晋室通聘后，笃信佛教。规定寺院可以豁免赋役，“那些生产僧祗粟的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可谓是“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那些寺院的官府赐户所受的免税免役优待，对一般编户齐民更具有无限的诱惑力，于是贫苦农民纷纷“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以求寺院庇护。道武帝去世后，他的继承人明元帝（公元409-423年）继续推行佛教，建立佛像，宣传教义，广建佛寺，使北魏的佛教大发展。就是在南方，亦如唐代诗人杜牧的诗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竟然出现君主梁武帝4次执意舍身寺院为奴，弄得大臣以3亿铜钱的国库资金为代价将其赎回的事情。此时的寺院及其依附者独立于国家编户之外，不但能免除赋役，不劳而获的生活，而且出现了自己的庄园和佃户，成为佛门地主；有的佛寺还出资兴办油坊、磨坊等成为地道手工业主；有的采取强制手段控制寺院周边商业资本谋取自身利益，公然与朝廷争财利；更有甚者，有些佛寺仗着有钱，无视国家法律购买武器，建立“僧兵”队伍，据统计，北魏孝文帝至宣武年间的12次农民起义中，僧侣领导的即占6次。可以说，寺院地主凭借神权的力量来聚敛社会财富，成为与封建统治者争夺土地、劳动力、财税收入的主要对手。

长期以来，佛教免税政策使得国家纳税户大幅度减少，僧人免役政策又使国家兵源枯竭，佛教成为国家财源争夺的对手，佛教与财税的冲突发生了。首次冲突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时期，不满佛教的太武帝即位后在财税政策上采取强硬手段，下令全国50岁以下的僧人必须还俗，服兵役，缴纳赋税。并在长安下令“灭佛”诏，诛杀僧人，焚毁佛像，这次空前的“法难”，为后世帝王的灭佛开了先河。但在北魏文成帝接位后，又恢复了佛教，开凿石窟修建佛像，以龙门、云冈石窟最有名，僧人又获得免税特权，一时寺院经济又大发展，到北周时期，僧人一度达到全国人口的22%。寺院再次成为与朝廷争财利的重要对手，鉴于此，北周武帝又发动了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灭佛”，下令僧人还俗，僧财全部由政府部门接受，通过“稍分佛利”，北周国家的赋税和服役的人口大增，可惜第二年，壮志未酬的北周武帝英年早逝。宣帝继位后，又宣告恢复佛教。但经过两次“法难”，佛教开始从思想源头反思自己的理论功底，在经济上也注重自我约束，避免与朝廷发生冲突，在教义传播上，开始吸纳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的经典，走向中国化的自我发展的道路，由此奠定了中国思想界“儒、释、道”三分天下的格局的基础。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财政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