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制度论文范文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2年7月，国务院颁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首次阐明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确定为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和公共文化体育等八个领域，明确制定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间表。这是我国政府的首部基本公共服务规划，标志着我国在进入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后，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理念上升为国家实践，使之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

现行财税体制不完善是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财力逐渐弱化，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84年的40.5%猛降到1993年的22%，严重影响其职能的发挥。1994年推出的分税制就是把各项税种按一定原则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制度。它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税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成功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分税制在促进了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这一比例为55.7%），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但是，这一具有明显集权倾向的改革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1．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问题，通过规范财政收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大幅度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占比。但是，分税制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基本延续了原有的划分范围，且只作了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细致的界定，因而在具体操作中许多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分配给了下级政府，于是就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即“财权上移、事权下移”、“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收支格局[2]。近10年来，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比则从2000年的63.5%上升至2011年的84.84%，特别是在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方面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分担比例严重失衡。例如，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医疗卫生服务，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仅负担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30%，其余70%都由地方政府负担；而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在公共卫生支出中的占比，澳大利亚为59.4%，新西兰为100%，美国为69.5%，法国、德国、荷兰分别为99.8%、96.4%和96.2%。2011年，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分别为3248.6、1747.78、4715.77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分别为15117.06、6296.17、10641.41亿元，是中央支出的4.65、3.60、2.26倍。这反映出中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责任不够明确，使得一些本来应该由中央承担的职责转移给了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必然结果是严重限制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不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一些欠发达地区以及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难以承担上级政府层层下压的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只能愈益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来提供公共产品，致使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数量和质量下降。更为严重的是，为了缓解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不惜代价扩大财源，使得收费、批地、举债等行为泛滥，土地出让金连创新高，几度占据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高达70%以上。“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投资过热，城市迅速扩张，政府债务剧增，既扭曲了正常的收入分配关系，又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2.地方税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国内实际开征的税收项目19种，其中有11种划归地方税种，虽然税种不少，但较为分散，除了营业税、所得税外均为小额税种，缺乏大宗、稳定的支柱性财源。因为在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比较便利、收入充足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而留给地方的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征收范围偏窄，征管难度较大，税额少且不稳定，难以形成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不利于地方政府更有效地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区域经济。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广大县乡财政本级收入显著下降，基层政府运行困难。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滞后，客观上刺激或迫使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通过行政性收费、土地有偿出让、罚没收入等非税方式谋求更多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使得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非理增长。2011年，全国地方非税收入高达11342.75亿元，比上年增长43.4%，非税收入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21.6%。2012年上半年，广东省税收收入同比增长4.3%，而非税收收入增长32.4%，全省有10个市非税收收入占比30％～40%，其中茂名和云浮高达44%和42%。大量资金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必然对国家正常的财政秩序带来严重影响。

3．转移支付制度欠合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旨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均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2011年，我国地方财政本级收入52433.86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92415.48亿元）的比重为56.7%，可见中央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当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与统筹城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突出问题：一是尽管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逐年增大，但总体仍然偏小，不能根本上缓解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地方财政支出低速增长与改善民生等刚性需求持续增长的矛盾，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全国各地区间财力差距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受到明显制约。二是专项转移支付种类繁多，设置欠科学合理。目前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达几百项，覆盖面过宽，重点不突出，且大多数项目需要地方政府资金配套，致使自身财力困难、配套能力低但又急需资金的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助。

构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主要对策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向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责无旁贷，而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必须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构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税体制。

1．明确划分财权事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基础。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建立健全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是目前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保障。应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原则，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一般来说，中央政府除负责国防、外交、司法等国际国内政治事务外，还具有宏观调控经济运行、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统筹安排社会事业等经济职能，地方政府则主要负担本地行政管理、基础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事务。所以，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性质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承担与本地区事务相关的费用；对于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则应分清主次，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加大中央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社会保障的支出责任。因为社会保障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地方财力十分有限，无法提供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甚至连基本的公共服务也难以保障。因此要提高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并逐步过渡到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服务，以加快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2．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能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偏低的直接原因是财政投入不足，而财政投入不足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制约：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二是地方财力不够。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无法享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一定的税收自。中央政府可在税收立法范围内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种选择权和税率调整权，尤其是在地方独享税课征上有更多的自和更大的灵活性。为此，应明确界定地方税种，优化税种结构，科学安排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适当扩大地方与民生关系密切、具有区域特性税种的分享比例，稳妥推进房产税、资源税改革，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增加地方收入，逐步确立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发挥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和培育地方支柱财源的作用。同时，要加强税收信息管理、税源监控、税收征管队伍建设，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以满足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

3．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手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财力差异较大，这就需要较高层级的政府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各地区的财力，以保证经济落后和财力困难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调节收入再分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实现手段。当前，应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深化公共财政体系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一是要科学设置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结构。继续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整合繁杂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部分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并归到一般转移支付中，以增强各地区政府统筹安排财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二是要完善转移支付的方式。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适当简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方法，改变各自为政、项目众多、层层报批的状况，客观科学合理地分配资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尽快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三是要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加快转移支付的法制建设，按照公平、公正、透明、效率的原则确立分配资金的依据和操作规程，在保持一般性转移支付公开的同时，将涉及民生的专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以强化社会监督。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未来财税体制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公平税负的税收制度，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减轻劳动者税收负担，提高资产性税收负担。二是抑制宏观税负的过快增长。三是调整税制结构，减轻累退性，降低流转税所占比重，提高所得税的比率，加强财产税的征收。抑制宏观税负增长的同时减少收费，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财税改革重点不在于政府收入的多少，重要的是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本身的消费，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整个民生公共产品的投入。

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3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学者及国外专家3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现将部分专家关于收入分配与财税体制改革的观点摘要整理如下。12月4－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内外研究机构在海口举办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的第7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对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财税体制进行整体性重构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以缓解收入差距为目标的财税体制改革。对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财税体制进行整体性重构，已成为新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为此，建议“十二五”财税体制改革要与收入分配改革同步。（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2）实行结构性减税。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现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改变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承担为主的局面，切实降低低收入者税负；（3）明显加大对所得税和财产税的课税力度，适时开征遗产税，开征社会保障税。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财税体制问题和收入分配密切相关，核心是财政本身利益关系如何调整。第一，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是初次分配问题，财政手段只能做二次分配。如果初次分配不能很好调节，二次分配很难。第二，财政是一个整体，就某一个具体税种讨论是相对片面的，需要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第三，收入分配需要同时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做调整。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的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开支。为此，要求实施国有资产的全预算安排，使国有资产变成可变现资产，通过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为重点推进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重视对财政收入的管理和控制。第一，要分析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政府实际收入约为11万亿元，占GDP的33%左右，政府收入过多不太合理。建议修改预算法，把全部政府收入不得超过30%作为一条红线，每年财政收入增长控制在红线之内。第二，要加强控制政府支出。建议用五年、十年的时间逐步把行政公务开支及“三公”消费从现在的30%降到15%，节约出来的财政资金可用于社会保障、低保等公共服务，更加促进社会公平。第三，加速国有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资产的社会化，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加快土地财政的改革，废掉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目前土地强制征用的制度，改为向房产收土地交易增值税的制度来遏制目前这种劫贫济富的土地财政。第四，要加快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进程。尤其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要公开化、透明化。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可能真正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式很多放在物上，关键要把视角转移到人身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府的干预应当重点在财政支出方面，而不是主要从税收等政府收入方面做文章。

靳东升（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重点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在政府收入结构中，流转税占比较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较低，因此税制的累退性特征比较明显。从劳动与资本角度看，劳动性所得税额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过高，超过70%，资本性所得税比重过低。在收入分配上客观上鼓励了资本，有利于资本。

财税改革重点不在于政府收入的多少，重要的是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本身的消费，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整个民生公共产品的投入。因此，未来财税体制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公平税负的税收制度，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减轻劳动者税收负担，提高资产性税收负担。二是抑制宏观税负的过快增长。三是调整税制结构，减轻累退性，降低流转税所占比重，提高所得税的比率，加强财产税的征收。抑制宏观税负增长的同时减少收费，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

周长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调整税制结构，重点要强化税收公平分配功能。从长期来看税收调节收入功能的实现依赖于税制结构的调整。流转税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以及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的不合理等税制结构缺陷是造成税收公平分配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

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目标构建财税体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2010年1月8日，中南海，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正在进行中，此次的主题是“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是近年来民间与政府都高度关注的话题，中央领导对此次讲座非常重视。作为专题的讲解人之一，贾康对此更是慎之又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课题组精心准备，讲稿经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多次。

讲课结束后，许多领导余兴未尽，在怀仁堂的会场，继续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之后，贾康听到了来自中南海的一些反馈，“满意度还比较高”。

这并不是贾康第一次参与议政，他有些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中南海了。2002年以来他先后多次受到邀请，座谈经济工作，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南海问策”的财经专家。

贾康从来就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搞理论推导的学者，他从投身到财政理论政策研究的那一天起，就把目光投向现实，投向国家的大政方针、投向经济改革的最前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贾康就是一个“活跃派”：他是分税制改革的有力推动者，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积极促进者，更是我国宏观经济的敏锐观察者。多年来，贾康参与了多项国家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的过程，他的思路和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这位财政部科研所成立以来就职时最年轻的所长，中国经济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得者，拥有严谨、理性的科学素质，卓越的感召力和行政组织才能。但三十余年来促使他在科研领域不断进行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理论探讨的动力，是那颗跟随中国前途与命运一起跳动的心。作为从困惑、彷徨中“上下求索”，经历“十年浩劫”的青年一代，贾康从未忘记自己承载的历史重负，时刻祈盼着民族振兴。

坎坷的求学之路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贾康迎来了春天――通过勤奋的自修和对解析几何等课程的突击补习，他考上了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

此时的贾康已近24周岁。带着多年以来的期望、梦想以及自学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如饥似渴般地泡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室，并最终以八个学期各门考试课程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求学道路上贾康并未打算就此止步，但他认为自己若搞理论经济学研究，容易走上“空对空”的路子。抱着可以将经济理论与实际经济部门的运作结合起来研究的念头，他报考了财政部科研所，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自第二年开始，他便跟随由资深研究人员担任的指导教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机关工作、学术活动和基层调研交织进行，十分繁忙。

在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光，贾康初步学到了如何站在全局视角观察我国复杂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现象，也开始了对中国经济问题和财政状况的理论探索。1984年，他离京赴江苏调研，从南京只身一人坐火车，转汽车，乘江轮，辗转于常州、无锡、南通、镇江，走访财政部门和有关综合部门，调查了数十个工商企业及乡镇企业，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江苏之行的调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文章随后陆续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受到了专家的好评。而他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介绍的常州市综合财政工作情况，也被财政系统称之为“常州经验”而得到推广。此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不止如此，贾康还找到了一条科研之路――他确定了自己未来“从事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深入社会并奉献社会”的人生主线。

留财科所工作后，1988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顺利地申请到每年只在全球资助两人、入选率极低的美国亨氏基金进修项目，去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1989年9月，贾康如期归国，随身携带的是《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发》研究报告中英文本，并托运回了四大箱书籍资料。

回国以后，贾康继续在财科所工作。1994年担任财科所副所长，1995年破格晋升为正研究员，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5月出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并出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财政研究》主编，先后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为顾问或兼职教授……

纷繁的行政事务、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贾康的学术研究。他潜心工作，边调研边写作，完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报告：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财税改革方向、预算外资金的宏观管理、振兴财政的战略性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多篇论文被权威刊物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贾康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至今提起最初的也是最难忘的专题之一，还是分税制改革。

最坚定的分税制改革推行者

1994年的宏观层面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的国家宏观间接调控新体制，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体系制度建设里程碑。这次改革中，财税配套改革处于中心地位，而核心就是实行分税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实行了“统收统支”、“总额分成”、“分灶吃饭（地方包干）”等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原有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中央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过度下降，中央财政吃紧，财政分配状况紊乱。

1993年4月，中央领导听取了关于财税改革的汇报，指示财政部要研究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问题，指出现行包干体制是一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搞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施。

而贾康正是这场变革的经历者，更是推动者之一。早在1986年，贾康就率先提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必须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1990年，他所写的《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一文受到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高度重视，写下了长长一整页批语。同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

财政改革前后，他执笔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改革》（1991年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奖一等奖）、《我国财政平衡政策的再认识》（1993年全国财政征文二等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993年中国科学院评为“八五”优秀科技成果）、《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1994年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等文章、调查报告，以及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所作的关于分税制的谈话，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对推进分税制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分税制实施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分税制调动了中央、地方政府的理财积极性并促进了企业摆脱行政隶属关系的公平竞争，开启了后续深化改革、推进公共财政转型的空间。

从1986年的设想到1994年付诸实施，分税制改革从提出到最后出台，历经八载以上时间。这期间，贾康一直把主要研究重心放在宏观经济和财税改革上。能亲历改革历程，有幸成为分税制改革的推动者，至今仍是贾康感到骄傲的工作之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非完美。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分税制的优势展现出来，但运行中存在和出现的各类问题也很快显露端倪。在中央把财权适当上收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以下的财权上收。县乡基层政府财力捉襟见肘，许多地方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当舆论对“分税制改革”愈益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贾康认为，分税制改革对我国财政经济的正面影响毋庸置疑是里程碑式的，问题出在分税制的落实而不是分税制本身。他在与白景明博士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中指出“县乡财政困难”的源头在于“五级财政、五级政府”的行政体制和财政层级构架，使得20多个税种的分税在其中无法落实。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思考与在各地普遍调研的分税，贾康提出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的思路，从财政体制创新入手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通过财政层级扁平化――将五级渐次归为三级，进而才能摆脱体制难题，扫清改革障碍，走上真正的分税制和健康循环之路。

这篇文章获得2003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贾康被称为“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改革理念的推行者”。以后几年间，与这个思路相关的改革事项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和认同，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试验（“乡财县管”与“省管县”）开始在各地积极尝试和扩展。

把提案当成论文写

2008年，贾康当选为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光荣地担负起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使命。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在上会前做了不少“功课”，积极准备为国家大事建言献策。

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总理专程来到经济、农业两个界别的联席会议，听取意见建议。贾康有机会做了一个10分钟左右的发言，建议在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和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积极实行财政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转移支付、官员政绩考核、财政奖补措施和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改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

总理听得十分认真，边听边记。贾康一讲完，温总理就即席讲了一段令他印象深刻的话：“如果读一部财政史，你会感到惊心动魄……”――总理把财政分配制度和政策问题，提到人类历史中社会进步和追求公平正义的高度来认识。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表示“本届政府要下决心推进财政制度改革”。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财政研究的学者，贾康听到总理的这番话语，深感自己作为政协委员责任重大。

“我是长期从事经济和财税研究的，参政议政对我是个新课题，如何才能尽职尽责、不负重托？我选择从熟悉的领域做起，从自己的专业做起。每次准备提案，我都把它当成科研项目，多方调研，反复论证，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力争以严、深、细、实的学术态度，把提案当成论。”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拥有专门针对油气勘探与开发的石油税费制度，本文对国外石油税费制度模式、财税制度类型、油气矿业主要税费种类进行研究，并对国外的石油税费的特点进行归纳，以期对我国石油税费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国外石油税费制度模式

完全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国家石油工业对内对外完全开放，石油税收对国内外各类石油公司都采用单一标准，一视同仁。政府所得主要来自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主要是以现代租让制为基础的。

同时，这些国家往往实现分税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有权征税。

大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程度很大，石油勘探活动主要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石油税收对内对外实行两套标准。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其石油勘探活动主要是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的。虽然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和矿区使用费，但是国家有大量的来自产量分成和政府参股的非税收入。因为这些国家一般都有国家石油公司，所以政府对其设置的税收没有实际意义。

小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对外开放的范围小，其石油税制结构简单，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比较晚的几个大的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业主要靠国内的石油公司在支撑，税收主体也主要是国内的石油企业。尽管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征收公司所得税和油气出口税，但是这些税额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

国外石油财税制度类型

政府获取石油税费的方式主要体现于石油财税制度。石油财税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油气税收和合同安排，它囊括了构成资源国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关系的所有合同和财税因素，其主要内容是与成本回收和利润分配有关的财税条款和规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拥有专门针对油气勘探与开发的财税制度。

世界上石油财税制度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租让制，一种是合同制。租让制允许私人获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所有者将矿产权转让给石油公司，而石油公司向矿产所有者支付矿区使用费。合同制政府保留矿产的所有权，而石油公司可通过产量分成合同或服务合同获得油气产量或其销售收入的分成权。合同制又细分为服务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承包公司所获得的报酬是现金还是实物（原油）。其中，在服务合同下，勘探开发成果归政府所有，承包公司只能根据合同约定以现金形式回收成本并获得一定报酬；在产量分成制下，承包公司除回收成本外还可获得产量分成。服务合同又进一步分为风险服务合同和单纯服务合同。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根据利润收费。在风险合同下，承包公司可根据利润收费，而在单纯服务合同下，承包公司的收费与利润无关。

租让制与合同制的根本差别在于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处理不同。在租让制下，石油公司可以得到矿产权；在合同制下，矿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

不同石油财税制度下有不同的石油税费项目。租让制下的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土地租金、矿区使用费、所得税、生产税或开采税及其它税。产量分成合同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矿区使用费、产量分成、税收及政府参股。石油税费在不同阶段，征收项目也不同。在油气发现前，政府主要获取定金和土地租金；发现油气后，政府开始参股；在开始生产后，首先征收矿区使用费及生产税和从价税，然后是产量分成，最后是所得税，各种附加税均在所得税后征收。通过对国外石油税费项目、征收途径和过程分析可知，不仅税费种类和费率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税费项目的性质及其征收顺序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也同样产生影响。在上述税费项目中，定金和矿区使用费大多具有递减性质，并且是首先征收，这就人为地抬高了石油公司的成本，从而使低品味的储量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政府的收益也难以随着油田效益的提高而提高，这是使用具有递减税性质的税费项目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外油气矿业主要税费种类

国外重要产油国石油税费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油气矿业特有的税费，如权利金、资源租金税、矿业权租金等；适用于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通税费，如所得税、增值税等。

权利金。权利金也称“矿区使用费”，是指采矿权人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因开采和耗竭了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而进行的支付，是油气资源所有者经济权益的体现，其所调节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油气资源开采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资源租金税。资源租金税也称“资源税”，是指对石油企业超过基本的投资收益水平以上的利润征收的税收，从性质上看，属于应由采矿权人返回给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的超额利润。资源租金税是作为权利金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经济权益中的级差地租部分，目的在于调节因不同石油企业的资源丰度等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采矿权人收益上的显著差距，保证公平竞争。

矿业权租金。矿业权租金也称矿业权使用费，是指矿业权人依法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其租金费率各国都不一样，一般根据矿业活动的类型按面积收费。矿业权租金虽然是按照所占土地面积征收的，但它与土地权无关，而是矿地租金，也是源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体现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矿业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所得税。所得税是最重要的一个税种，通常按应税所得的一定百分比计征。不同国家所得税税基的确定方法不同，所得税税率也各不相同。所得税税率较多采取单一税率制或累进税率制。

增值税。增值税的类型有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三种。但国外基本上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一般为20%左右，如丹麦、瑞典税率为25%，芬兰为22%。其特点是，在计征时允许将固定资产购置时，已纳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

结论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行业，诸如投资开采的高风险性、开采与输送的巨额资本需求、相当长的投资准备期及投资偿还期、储量的可耗竭性等。因此，在制订石油税费制度时必须认真考虑和研究石油工业发展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实践，世界各国逐步完善并形成了以所得税和权利金为主的较有特色的石油税费制度。

与石油勘探开发有关的财税制度是一套由税法、石油法及其附属法规、投资法、国家资源政策及能源政策或特别法等组成的复杂体系，是调整石油生产经营过程中诸多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条例乃至管理体制的总和。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项具有高风险性、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其税制既要服从一般性的税制规定与要求，又要体现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及政府对其发展给予的鼓励政策。为此，大多数国家在制定税制时给予这一行业诸多的优惠。

石油勘探开发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其税制多体现以下特点：允许投资有适当的收益率；对于筹集的风险资金所支付的利息和股息在计税时有合理的扣减；允许通过加速折旧等各种办法尽可能早地收回投资。

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开采公司为了补偿日益耗竭的储量，必须投资于勘查，不断寻找新的接替储量。为此，许多国家在税制中采取了“耗竭补贴”制度，这种耗竭补贴的实质是通过降低公司的应税收入而减少公司的税负。

对天然气的消费，虽然各国都规定了较高的消费税或增值税税率，但对商业性用气均规定有“可以返还”的优惠，以体现对天然气工业发展和消费的鼓励政策。

由于石油工业本身发展具有周期性以及世界石油市场变化频繁，石油税收政策调整的频率因此大大加快；同时由于石油勘探和开发条件恶化，石油工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使得税收条件相对宽松。

参考文献：

1.单卫国.国外石油税制研究(上)[J].国际石油经济，1996（3）

2.杜吉家.国外石油税费分析及调整国内石油财税政策建议.经济师，2007（3）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财政学是我院的重点学科,财政学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等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科学设置专业课程,把财政专业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专业。

一、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过去财政学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财政学专业也是经济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这样的定位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财政学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

首先,财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论文百事通它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等问题;同时,它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主要运用效率准则衡量其经济行为。作为政治范畴,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职能,财政收支规模的大小及活动范围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衡量其行为的主要准则是公平,不仅要达到经济公平,更要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市场中的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目标,计划经济集中表现为审批经济、权力经济,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位”并存的现象;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存在重叠、交叉,与市场经济、WTO所要求的服务观念格格不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将由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来承担,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调控宏观经济、公平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责。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通过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为实施国家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同时对市场的运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和缺陷。财政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题中应有之意,“公共财政”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条件,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政资不分、乱收费、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随意更改预算等就是“官本位”在财政中的具体体现,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要界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合。

其次,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作为经济学,财政学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及其运用。作为管理学,财政学侧重于财政收支管理,具体包括税收管理、公债管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其管理、国家预算收支管理、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等内容,其目的在于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的财政三大改革更强化了其管理性。

二、关于财政学的专业定位问题

既然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财政专业的专业领域也应相应拓宽,从单纯的只为政府部门(财政、税务部门)培养人才拓展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培养人才。专业培养方向既要考虑政府(政治)需要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形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包括新兴的非赢利机构和组织的需要;还要考虑市场化的影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各类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领域。

三、关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的特色问题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也是强调特色和个性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后的今天,云南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云南财贸学院作为云南省重点财经院校,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的财税理论发展及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接壤各国的财税体制,争取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三是考虑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省情,从云南财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比如研究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云南省及省以下财税体制及转移支付问题、县乡财政困难及解决办法、民族自治地区财政问题、“烟财政”问题等,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四、应重视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应重视财税法规建设及执法问题。近年来的财政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执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必须加强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一方面应从预算编制、审批工作入手,使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逐步公开、透明。国家预算是规范、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布的往往只是总数、总预算、使用的大体方向,部门预算和收支的具体内容并不对外公开,很难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公开性”是国家预算的重要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内容外,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应以一定的形式公诸于众,以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将国家财政收支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预算调整仍很频繁。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全面介入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及决算工作过程,按法定程序对预算执行与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质询,强化依法理财。新晨

五、关于财政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问题

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财政专业主要课程除《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原来设置的专业课外,因重视和加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分类支出管理》、《地方财政》、《财税制度比较分析》、《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法》、《东盟国家财税制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中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多介绍相关案例和现实情况,避免纯理论的说教,坚持走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让学生做到理论清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也明了,缩短毕业后适应实际工作和社会的时间和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构建中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J]?财政与税务,2001,(5)?

[2]周宇宏?目前国外财政学界研究热点概述[J]?财政与税务,2002,(5)?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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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大中央、小地方”的财税体制需改革。

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如火如荼，进入2013年，一场关于“分税制改革会否迅速提上日程”的讨论和猜想在财税专家和各大媒体之间蔓延开来，而国税与地税合并的传闻在新的“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也开始流传。

1994年，分税制改革施行，中国财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在此后的20年中，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与这一改变相关，比如拆迁、土地财政、计划生育罚款、地方债务积重等等，时隔近20年后，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又将如何谋划？ 营改增，地方财政亮红灯

2012年，作为中国“十二五”时期结构性减税重头戏的“营改增”（即将企业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试点进入快车道：1月1日，上海作为首个试点城市正式启动改革；9月1日起，试点扩围至北京、天津、江苏等各省市；11月，广东省加入。2013年试点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尽管目前试点的行业覆盖范围有限，但对地税收入的影响已有所显现。”广州市天河区地税一位征管人员告诉记者，试点范围内的“现代服务业”占天河区产业比重较大，自2012年11月广东营改增试点以来，“在GDP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地税就同比减收接近10%。未来这个数字肯定还会增大。”

诚然，在现有的分税制基础上，营业税是地方最重要的税种，其一旦被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增值税所取代，意味着地方政府失去了主体税。

“这对长期以来都入不敷出的地方财政而言，岂不是雪上加霜？”“营业税没有了，地税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一时间，带有悲观色彩的言论在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悄然弥漫。

“这些质疑都是有道理的。”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对《南风窗》记者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媒体报道，关于国税与地税合并的政府调研正在进行之中，传闻的版本分两种：一种是将地税部门进行拆分，将原来涉及营业税税收的地税业务人员划归国税，再将其他人员分流到财政系统和社保系统；另一种则是将国税总局重新并入财政部。

“最近大家争论的这些问题，包括地方财政的困难、税收机构调整的必要性等，都存在已久，‘营改增’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矛盾。而上述问题形成的根源，在于分税制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刘桓指出。

是故，形势看似很严峻，但对于多年来改革进度缓慢的财政体制而言，却未尝不是一个压力和契机。 财权上收，事权下放

2013年初，珠三角迎来了一个暖冬，李云峰感受到的却是阵阵寒意。大约2000年前后，他开始在东莞市财政局上班。在人们眼里，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台商和制造业集中地的东莞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开始那几年，李云峰也认同这个印象。

彼时，东莞市财政几乎每年都盈余。然而渐渐地，他就感觉到不妥了。他发现，若单以税收收入而言，向以富裕著称的东莞财政竟然是入不敷出的。幸而制造业发达，“政府没钱花就卖地”，倒也不愁。

这不是东莞独有的现象。事实上，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转变是两方面的。财权层层上收是一面，同时还有事权的层层下放。以中央和地方为例，中央政府仅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拉开序幕。此后，财权基本集中在中央手里，财政收入分配也大幅向中央倾斜，如最重要的税种“增值税”的分配上，75%的税收归中央，地方只能获得25%，地方财政收入严重“缩水”。 诚然，在现有的分税制基础上，营业税是地方最重要的税种，其一旦被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增值税所取代，意味着地方政府失去了主体税。

“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民生改革、教育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林林总总。”刘桓说，一收一放，形势产生了重大逆转。中央获得了财政、制度权优势的代价，是地方政府的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中央不得不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部分中央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根据过往的调研结果，中央占财政收入的60%以上，然后有20%通过转移支付返还给地方。”刘桓说。

然而，如此转移支付在实际操作中常出状况。一是使用效果难以保障。对地方来说，中央把钱收走了，再去要回来，肯定多拿一分是一分，谁还管必要性和使用效率；而中央对各地的情况也不甚了解，给谁钱、怎么给，就看官员要钱的本事了。于是，这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有关部门权力过大，寻租和腐败现象不断滋生。

而相对京城“跑部钱进”，分税制在地方引发的另一个更严峻的现象，则是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在2012年的 “两会”上，广东省地税局局长王南健曾当众放炮，称现行税制“逼良为娼”，“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增加收费项目，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

如今，杀鸡取卵式的土地财政恶果已在东莞呈现出来。李云峰说，由于过往卖地致富轻易而举，省里对东莞的转移支付一直寥寥。然而到了2008年，眼看着能卖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猛地又遇上了金融风暴，“企业撤厂，税收减少，没地可卖”，财政状况一下从原来的风和日丽跌入了寒冬。

这时，东莞才开始反思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误入歧途”。“卖地，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创造的税收却大部分被中央拿走，不曾有几分返还，留给地方的只有被污染的环境以及流失的土地。”李云峰说。 镇村财政：卖地，计生

这边厢，土地资源已过度消耗的珠三角在反思；那边厢，在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县乡级政府，土地财政仍然是备受追捧的香饽饽，这不是简单的“短视”，更是无奈。

“计划生育社会扶养费和土地财政，是镇上仅有的两个财政收入来源。”江西某镇政府的余滔说。

余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镇里编制内的政府工作人员共50多人，按人均年收入5万计算，每年政府工资福利支出近30万；作为窗口乡镇，每年政府接待费用约50万～70万。“然而每年，县里给到镇上的转移支付金额仅有几十万，还不够最基本的支出。”更何况，“计生、危房改造、产业支持、土地管理、镇区规划、重大基础项目运营、森林防火、防灾减灾……镇里全部都要管”。

那经费从何而来？在2004年以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农业税和工商类税费”。然而，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后，种种集资、乡五项统筹和村三项提留等统统取消，乡镇财政就开始恶化；到2004年，政府更宣布 “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个打击是致命的，乡镇收入来源彻底丧失。”余滔说。

由于乡级财税所的功能基本名存实亡，2004年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乡权县管”的基层财政机构改革，余滔所在镇的财税所就被取消了，建立了农村财政所，唯一的功能就是与县财政局对接，处理镇政府的各项经费支出。

然而，财权上收，县里却无力给乡镇提供足够的转移支付以维持其运转，更遑论提供公共服务。“县里也是没有办法，江西省很多县市的财政都是负债的。”余滔表示，无可奈何，镇乡政府只能自谋出路。

在镇计生组“兢兢业业”的努力下，镇计生罚款每年收入上百万。卖地则更是财源滚滚，“每年都卖，能有几百万的收益。”然而，当问及是否存在对土地资源过度消耗的担心，余滔愣然反问，“这么多地，如何会卖得完？”这里的土地财政，才刚刚开始。 财政体制改革才是核心

“营改增”的推行，使得这些财事权不匹配，基层财政走“旁门左道”的情况更为严峻。

“地方失去了主体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财力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需要重新进行调整。”对此，刘桓的态度略显兴奋。

在他看来，1994年以来，中国税收体制改革的步伐迈得相当大，然而财政体制改革却一直滞后，“所以，改革的核心不是分税制，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在事权层层下放的背景下，应该在财权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性”。

“地方钱不够花，出路只有两条，一是靠转移支付，事实证明这肯定会出问题，效果也不好。那就只有第二条路，权力下放，让地方发挥‘自己过日子’的精神，主动理财、科学用钱。”

具体到执行层面，财权下放，在美国等联邦制国家里，意味着完全的分税制，即地方政府有开征和减免地方税种的权力。在中国，这当然不太现实，因此，目前财税专家普遍建议，折中的方式是全国统一税种，但是地方有征管的灵活性，比如某些税种是否开征、税率定多少，可以由地方财政自主掌握。

“大税统一，至于一些小税，地方需要的时候可以开征，想招商引资时可以减免。中国是个二元分化比较明显的国家，东部和中西部发展速度差别很大，税率一概统一，本身也不科学。”在刘桓看来，目前房产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范，由国家统一制定，目前上海已提出试点，其他地方则暂不开征。

而至于国地税合并传闻，刘桓认为，“营改增”必然会催化地税和国税的重新整合，然而这一整合并不会像坊间传闻那样简单地合并。

“地方财政收入既有税收收入，也有非税收入，而且非税收入所占比重很大，不可能由国税局一家，否则会造成税费大量流失，即使取消了地税局，也需要一个机构来统管这些地方收入。因此，机构整合应该把财政、地税、国税三个部门搁在一起进行考虑。”

不过，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征税权，也可能面临着“一放就滥”的危险，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征税权力不受人大等权力机关制约，地方财政的收支弱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之下，财税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重新调整，都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综合的统筹与考虑，进行真正触及体制的改革。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 持续3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发端于1978年并与整体经济改革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已经持续3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4年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领域入手的。最初确定的主调，便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提高被传统经济体制几乎窒息掉了的国民经济活力。而在改革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所占份额。这一整体改革思路与财税体制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便有了如下的若干改革举措：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从1980年起，先后推出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

——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减税让利”。从1978年起，先后推出了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制度。

——在税收建设制度上，着眼于实行“复税制”。从1980年起，通过建立涉外税制、建立内资企业所得税体系、全面调整工商税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完善农业税等方面的改革，改变了原相对单一化的税制格局，建立起了一套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复税制体系。

——在与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上，给予“财力保障”。以大量的财政支出铺路，配合并支撑了价格、工资、科技、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改革举措的出台。

上述的这些改革举措，对于换取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整体改革的平稳推进所发挥的作用，可说是奠基性的。然而，无论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主要由财税担纲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却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

一方面，伴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数字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数字迅速下滑：前者由1978年的31.1%，相继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和1993年的12.3%。后者则先升后降，1978年为15.5%，1980年为24.5%，1985年为38.4%，1990年下降为33.8% ，1993年进一步下降至22.0%。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并未随之下降，反而因“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而出现了急剧增加（如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所带来的价格补贴以及为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而增拨的专款等）。从1978年至1993年，财政支出由1122.09亿元一路增加至4642.20亿元，15年间增加了2.1倍，年均增加21%。

与此同时，在财政运行机制上也出现了颇多的紊乱现象。诸如擅自减免税、截留挪用财政收入、花钱大手大脚、搞财政资金体外循环、非财政部门介入财政分配等问题，相当普遍，随处可见。

作为“两个比重”数字迅速下降并持续偏低、财政支出迅速增长以及财政运行机制陷于紊乱状态的一个重要结果，不仅财政赤字逐年加大，债务规模日益膨胀，而且，中央财政面临的困难，已经达到了难以担负宏观调控之责的空前水平。

从1979年至1993年，除了1985年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之外，其余年份均出现财政赤字，且呈逐年加大之势：1981年为68.9亿元，1990年上升至146.9亿元，到1993年则扩大至293.35亿元。若按国际通行做法，将当年的债务收入纳入赤字口径，则1993年的财政赤字水平实为978.58亿元。

从1979年起，政府恢复了中断长达20年之久的外债举借。1981年，又开始以发行国库券的形式举借内债。后来，又先后发行了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特别国债和保值公债。1993年，国家财政的债务发行收入规模已经达到739.22亿元。

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央财政债务支出＞)而论，到1993年，已经达到59.63%的国际罕见水平。这意味着，当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举债或借款收入来解决。

第二阶段：1994—1998年

如此的困难境况，很快让人们从改革最初成果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意识到“放权让利”的改革不可持续，在这一思路上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财税改革自然要进行重大调整：由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转向新型体制的建立。恰好，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从1994年起，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

1994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过，政府便在财税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通过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土地增值税以及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基本规范等一系列的行动，全面改革税收制度，搭建了一个新型的税收制度体系。

——在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实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本框架。

——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同时，实行国有企业统一按国家规定的33%税率依法纳税，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

——彻底取消向中央银行的透支或借款，财政上的赤字全部以举借国债方式弥补，从制度上斩断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必然联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所推出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多是围绕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展开的。而且，也是在整体改革目标定位尚待明晰的背景下而谋划的。这次改革的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以往“放权让利”思路的束缚，走上了转换机制、制度创新之路。从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入手，在改革内容与范围的取舍上，既包含有利益格局的适当调整，更注重于新型财税体制的建立，着重财税运行机制的转换，正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重心所在。

迄今为止，我们所颇为看重并为之自豪的发生在中国财税领域的一系列积极变化，比如财政收入步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两个比重”持续下滑的局面得以根本扭转、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得以改进和加强、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有了基本的规范等等，正是那一次财税改革所收获的成果。可以说，通过那次财税改革，已经为我们初步搭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阶段：1998—2003年

1994年的财税改革，固然使中国财税体制走上了制度创新之路，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因为，说到底，1994年财税改革所覆盖的，还只是体制内的政府收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则没有进入视野。而且，1994年财税改革所着眼的，也主要是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至于另一翼——财政支出的调整，虽有牵涉，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的掣肘加之财政增收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使得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或变通性色彩。

随着1994年财税改革成果的逐步释放，蕴含在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和财政支出一翼的各种矛盾，便日益充分地显露出来并演化为困扰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收支运行过程的“瓶颈”。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先后进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并由此将改革带上了财税体制整体框架的重新构造之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1998年3月19日，朱?基总理在当选之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段颇具震撼力的话：“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对此必须进行改革。”以此为契机，中国拉开了“税费改革”的序幕。

实际上，在全国性的“税费改革”正式启动之前，各地已经有过治理政府部门乱收费的尝试。最初的提法，是所谓“费改税”。其主要的初衷，是通过将五花八门的各种收费改为统一征税的办法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视野的拓宽，人们逐渐发现，现存政府收费的种种弊端，并非出在政府收费本身。现存的、被称之为政府收费的大量项目，既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又基本不纳入预算，而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作为自收自支的财源，或归入预算外收入，或进入制度外收入，直接装入各部门、各地区的小金库。因而，它实质是一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来源。“费改税”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统统改为征税，而是以此为途径，将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纳入规范化轨道。于是，“费改税”开始跳出“对应调整”的套路而同包括税收在内的整个政府收入盘子的安排挂起钩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费改税”一词为“税费改革”所取代，进而被赋予了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特殊意义。

在“税费改革”日渐深入并逐步取得成效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翼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先后进入改革视野的有：财政支出结构由专注于生产建设领域逐步扩展至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优化调整；推行以规范预算编制和分类方法、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状况为主要着眼点的“部门预算制度”；实行由财政（国库）部门集中收纳包括预算内外收入在内的所有政府性收入且由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政府部门所有财政性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进将政府部门的各项直接支出逐步纳入向社会公开竞价购买轨道的“政府采购制度”。

然而，无论是财政支出一翼的调整，还是以“税费改革”为代表的收入一翼的变动，所涉及的，终归只是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局部而非全局。当分别发生在财政收支两翼的改革的局限性逐渐凸现出来之后，人们终于达成了如下共识：零敲碎打型的局部调整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新构造，并将局部的调整纳入到整体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之中，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于是，将包括收入、支出、管理以及体制在内的所有财税改革事项融入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并且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当时，人们也发现，能够统领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覆盖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的概念，除了公共财政之外，还找不到任何其他别的什么词汇担当此任。于是，以1998年12月1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为契机，决策层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定：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作为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位，带有整体改革布局性质的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正式进入到财税体制改革的轨道。

第四阶段：2003年——

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由构建到完善的跨越过程一样，伴随着以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核心的各项财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而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任务。在时隔5年之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那次会议上以及那份重要文献中，根据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判断，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目标。认识到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放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从而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方案，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以此为契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又开始了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

最先进入操作程序的，首推新一轮税制改革。在《决定》的第20条款中，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被概括为如下八个项目：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从2003年10月《决定》通过至今，已经先后有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改进个人所得税内容之一——上调工薪所得减除额标准和实行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改革的重要一步——取消农业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市和中部地区26个城市进行试点、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内外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几个项目得以启动。并且，以处于核心地位的改革项目——内外资企业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的启动为标志，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操作期。

几乎是与此同时，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管理制度线索上的改革也投入了操作。对此，《决定》的第21条款描绘了如下一幅蓝图：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与以往发生在这些事项上的改革有所不同，这一轮的改革适逢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故而，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棋盘上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并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应当说，在上述的这些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重要进展：公共财政开始了逐步覆盖农村的进程；财政支出越来越向以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为代表的基本民生事项倾斜；围绕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并相应调整了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以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为入手处，强化了预算监督管理，进一步推进了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的规范化，等等。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税收管理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

税收管理体制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稳定的税收管理体制，尤其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税收管理体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还不够全面与深入。建国以来，我国税收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财政体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是1994年我国全面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了保护各省市，特别是富有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还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这次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是我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首先，“分税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制度是一种公共性规则，具有强制性与约束性，制度创新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规则和契约安排。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在预算约束下提高目标水平。税收管理体制是一组特定制度的组合，规范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税收管理活动。这次税制改革的成功在于它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博弈双方都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形成一个双赢。总的来说，分税制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红利。

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激励相容的机制，真正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分税制首次规范了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范围，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从1994年以来在税制、税种和税率以及收入分配比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促进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也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增长都明显高于分税制改革前的情形。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中央有求于地方，特别是有求于那些“财大气粗”的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后，地方有求于中央，这既包括那些不发达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包括那些沿海发达地区，没有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财政援助，这些省区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这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调节与控制，使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处于主动地位，从政治意义上讲，这有利于从体制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统一，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税收规模迅速扩大，也使国家财力日渐雄厚。

其次，这次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制度的要求，对传统的税制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进一步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通过这次改革，使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

再次，改革还贯彻了“依法，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思想，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税收征管机制不断完善，征管手段明显增强。

总之，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一次体现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创新。

纵观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税收管理体制都有不同的具体方式，但是，分税制是建立悦收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虽然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提出适应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项制度创新，它规范了政府与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确立了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导向，建立了中国财政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新机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创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仅仅是初步搭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许多关键之处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主要问题有:

第一、税收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从发展历程来看，在我国，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税收权力上收到中央来的同时，各省也依样画葫芦把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结果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随着改革的进程，中央把一部分社会发展责任放给省里，省里则往地市放，地市又往县乡放，但是责任从上往下放的时候并没有伴随着足赂的财政转移支付，因此形成各级政府财政权利和公共事务的责任不对称。几次调整尽管给地方政府下放了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但是地方末建立自己的地方税体系和征收管理机构，管理权限非常有限。

第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在事权上，使本属于中央财政事项让地方承刃、，而本身中央财政资金较宽裕，地方财力较紧。地方又要承担属于中央的项目，这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乡镇政府实际取得收入无法应对必要开支。相应的农民的负担也加重了。

第三、收入划分不规范。现行分税制在收入划分上既有按税种、税目划分，又有按行业、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导致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而大搞重复建设，结果各地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严重阴碍着资产重组，制约着结构调整。

第四、税收政策不统一，税收优惠过多过滥。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现行税制没有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性，歧视性，区域性税收政策，直接导致税负不尽公平，现行税制内资外资企业税法不统一，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造成纳税人的税负失衡，外资企业不需缴纳某些税，税收优惠和税率不统一。转第五、税权的划分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对税收管理体制做出法律性规定的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中，由国务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明确，而不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确定，其权威性和规范性均较差，与法制原则也不相吻合。目前作为税收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的法规性文件仍是1977年制定的《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从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已经过了十几年，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问题和矛盾，因此有必要根据实践的结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科学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我国实际的税收管理体制，对于我们正确贯彻国家的税收政策法令，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提高税务管理效率，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进的相关建议有:

第一、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我国的分税制立法应坚持“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的原则。探索成立财税执法监督局或改革充实中央驻各地财政专员办的力量和职能，加强对财政体制和财税政策法规的执行检查。要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下的财税法律体系，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推行支出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转移支付监督，减少任意性，最终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在此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科学界定支出范围。只有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才能确定支出范围，以此来作为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划分的前提。显然，事权的划分是最重要的，是财权划分的基础。只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相适应，政府履行职能才有物质保证。而事权的划分与政府的职能紧密相联。因此，完善分税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二是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和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这两个层面，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属于政府该办的事，如义务教育，卫生和环保等公共事务，应该按照其性质划清由哪级政府来负责。

第三、完善税制，合理划分收人。在收入的划分上，除了要考虑中央的宏观调控外，还应考虑满足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应在完善现行税制的基础上重新合理划分收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税基;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改革农业税，完善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等。在不违背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对不需要全国统一的、地方特征特别明显的一些地方税的税权下放地方。

第四、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经济发展影响的力度，提高使用效率。因此，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调整结构，压缩规模。另外，要改变目前的税收返还办法，加大向落后地区的资金转移支付力度，使落后地区具备一种能够快速发展的能力，推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综合国力的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五、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精简机构，减少政府级次，实质性地建立三级分税制和分级财政，提高县级财政的统筹平衡能力。贯彻财权与事权配比原则，财税机构改革应统一、同步，应规范收入划分办法，要完善财政、税务、金库收入划分体系，减少人为因素、降低税收成本，合理配比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科学测算收支基数和共享分成比例。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税政策，收入分配差距

一、 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时存在的问题

政府间转移支付模式单一，还没有建立地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制度基础上的，城乡社会保障支出有很大差别；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中央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投资结构也不合理。

（二）税收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时存在的问题

首先， 我国的税制结构仍是以间接税为主体， 直接税比重相对较小。其次，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与税收调节有关的税种还很不健全， 还未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再次， 税收监控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滞后， 致使高收人群体的逃税、避税现象严重。

二、美国利用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经验借鉴

为实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目标， 美国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税措施。

（一）税收调节措施

美国已经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调节体系， 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 个人应税收入 （或财产 ） 越高， 征税比例就越大， 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最大。

（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

一是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并管理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项目；二是由政府立法强制实施、全体劳动者参加并共担费用的社会保险项目；三是由各种基金组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办的私人团体年金、医疗保险和个人储蓄。

（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

美国对教育按学区进行独立的管理。各州为了公平分配教育经费， 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资助学区， 但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基本资助拨款， 它属于一般性补助， 即公式拨款； 另一种是专项拨款， 主要考虑地方学区特殊的教育需要， 多用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

（四）反贫困调节措施。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比较系统解决不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估计， 1997年联邦财政补贴达到2752亿美元， 占联邦支出的比重达到16.3% 。

三、发达国家运用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一）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财政对策

1.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借鉴国际经验，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法制化；从单一的纵向逐级转移方式向纵向全面覆盖式转移与横向转移并用方式转换；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同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力度。

2.保证义务教育本身的公平性

从义务教育的实施来看， 为了落实义务教育的公平性， 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应承担义务教育的大半经费， 并实行差别拨款补助方式； 英国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超过了50%； 德国州政府大约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75%； 日本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在1994年达到了50%。

而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则主要由县及县级以下的政府承担， 这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做法不能保证全国所有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同等的待遇。目前的关键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左右， 其中中央负担30%， 省级负担40%， 中央经费部分不能搞一刀切， 要实行地区差别，即主要投入中西部地区， 使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能基本得到保障。

3.有目标、有资金保证、科学而依法地进行反贫困。

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 需要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 但政策的实施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 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刺激措施， 引导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扶贫开发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 将扶助置于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

4.借助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确定保障的重点。

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可以是低水平的， 但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要尽快地在城乡分步实施。尤其应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二）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对策

充分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需要建立完善的税收体系，促进不同税种间的相互配合、协调。

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辅之财产税的完善税制体系，能够从流量及存量两个层次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有效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中以流转税为主，重视对经济总量及结构的调整，大大弱化了税收的收入调节效应。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提高所得税比重，同时完善财产税体系，及早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加强对居民存量财产的征管工作，从而形成一个高效、健全的税制体系。

参考文献：

[1]陈铁山.财税政策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和局限性.税务与经济，2011（4）.

[2]杨灿明，胡洪，曙俞杰.收入分配研究述评［J］.国民经济管理，2008（5）：10－15．

[3]吴文庆.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11（11）.

[4]王秀云.借鉴国际经验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 8） ： 18 －21.

[5]陈雪莲.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财税对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中国优秀博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

财税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国家的财政税收，是各个历史时期支持和维护社会制度产生、巩固与发展的物|基础。因此，了解本国财税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对现代财税专业的大学生理解、分析现实问题实有裨益。然而目前经济类学生忽视专业史学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即成为专业史学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即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合适的路径，推进《中国财税史》课程的改革和进步。

关键词：财政税收；中国财税史；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127-02

我国国家财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变革、发展深刻影响着数千年来社会制度的演进，反映着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因此，对大学生而言，财税专业史学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是一体两翼、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了解、掌握中国财税史的基本演变轨迹、特点及其规律，有助于财税专业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理解。因此，如何改革《中国财税史》的课程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值得深入地研究与探索。

一、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必须符合教学目的。当前高等学校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之目的，是试图使学生在全面了解课程基本观点或基本理论基础上，可以自主地运用这些观点或理论来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就《中国财税史》课程而言，就要使学生掌握中国财税制度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轨迹、特点及其规律，还需使其进一步了解我国财税制度在数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得失，以史为鉴，使其将来能够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税体制。

2.教学内容必须满足学生需求。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必须要注意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财税史》课程在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应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必须要做到鲜活生动、翔实有趣，最大限度、最大深度地去激励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学内容也要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不能超出学生的理解能力范围。

3.教学内容必须结合相关课程知识。财税专业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其中各门课程也都有其各自特点。《中国财税史》与其他专业主干课程又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要积极扩展相关知识，使《中国财税史》课程能够在服从专业整体结构的安排下达成教学内容、结构的不断优化，建立相对稳定与动态更新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并且可以使相关各门课程间形成知识上的内在联系，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从而整体推进财税专业的建设。

4.教学内容必须适时更新。在专业史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融通。因此，教师要注意将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引入课堂教学，不断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并且引导学生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使专业史学真正成为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一门学问。

二、师资队伍建设

1.培养机制。优秀的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必须要求有良好的培养机制。培养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为常见和有效的方式就是“以老带新”，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另方面还能增进教师间的感情。当然，也可以采取推送青年教师往国内外相关院校进修，或者聘请校内外专家进行专门培训等方式。

2.竞争机制。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激发潜力，这对教师队伍建设同样非常重要。目前专业史学教育中经常存在的问题是，教师讲课的风格甚至讲课的内容经常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加以更新，缺乏意识上的更新和方法上的创新。而竞争机制的采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思进取的情况。

3.外聘机制。结合本学科课程实际情况，外聘机制需要有长期的规划，以形成对自有教学资源的必要补充，以接近或达成课程建设的目标。教学的主体是教师，因此必须足够重视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建设起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

1.采取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专业史学的基本教法依然是教师讲授。但在《中国财税史》的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要善于将丰富的历史事实条理、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学生，注意避免罗列史料、平铺直叙，力求简练化、通俗化、大众化地讲授，并可以设计将部分历史事件情节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做到论从史出，将历史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其乐于接受。其次，专业史学的教育也要注意课堂互动。教学的过程，应该被视作师生积极交流、共同提高的过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教师可以围绕所讲授的历史事实，提出学术界存在争议的某些问题、某些观点，让学生来分组讨论、交流意见，如此，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更有利于其深入理解所学知识。蔡元培先生有句名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其目的都不外是为激发兴趣、活跃思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分析问题的能力。

2.使用丰富的教学手段。首先，随着学生对课堂教学形式要求的多样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而《中国财税史》课程本身包含了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对于财税学科中其他课程来说，更适于用多媒体展示相关历史图片及视频资料，充分调动学生感官，使“死”的历史知识“活”起来，从抽象变为具体。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上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历史能够再现，增强课堂授课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而目前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诸如中华文明网、中华文史网、华夏文明网、中国文物网、各地博物馆等网站，都纷纷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书影、历史文物、历史遗迹等图片，同时，目前发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史话》等相关科教纪录片资料，都是丰富的教学资源，使中国古代的财税发展史生动地再现于课堂。其次，要加强网络课程建设。网络能够提供规范、直观、便捷的教学学习资源，一般来讲，课程教学平台的内容要准备齐全，要能提供便于下载的教学计划、大纲和适用于多媒体环境的电子教案，便于学生进行自学；也要能提供教师授课用例题库和例题题解，便于学生自测；而且，由于《中国财税史》课程的特点，即其存在着大量直观的历史素材，网络课程便可以直接提供教师授课选用的图片、视频等素材或者相关网站的有效链接，同时，还可以设置在线交流的栏目，方便师生及时沟通。

四、实践内容

实践内容建设的重要性不亚于教学内容。《中国财税史》课程的教学，同样也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设计专业史学课的实践内容，先要把握住课程中可与实践结合的知识点，可以针对某些有借鉴价值的重要财税历史问题，要求学生去资料室、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如讲授中西封建财税制度差异时，可以“中西封建社会财税思想比较”为题，要求学生撰写论文或报告。同时，论文报告之外，还可采取学生学术沙龙的形式探讨专业历史问题，为使探讨的问题更有针对性，教师可预先较宏观地确立所讨论内容的基点、立论的基础或大致脉络，再让学生自由发挥、讨论，这样，既可以使所探讨的问题集中有序，同时又可以激励学生畅所欲言。

针对目前财税专业学生史学知识较为贫乏的状况，可以有目的地加强该方面的训练。具体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结合专业史课程的内容，要求学生阅读历史著作、相关史料等，并做好读书笔记。（2）在讲授每一章知识前，介绍本章重点内容研究现状及有关资料，并列出参考书目。（3）结合每章重点难点，每学期指导学生完成1-2篇小论文或报告。（4）每学期抽出2-3课时的时间用于课堂讨论或组织学术沙龙。（5）利用网络系统，开辟财税史教学、讨论专栏，鼓励学生发问，教师答疑，为师生交流讨论搭建平台。

总之，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尤其是考虑到目前经济类专业学生对专业史学普遍较为漠视的态度，以及专业史学课程的特点，必须从实际出发、构建合理机制，做出详细可行的计划，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专业史教师自身只有勤加探索、不断充实，努力扩展知识构成、理论深度和信息量，才能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适应现代教育的新需要，逐步完善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课程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周春英.关于高校中国财政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历史教学，2007，（7）.

[2]贾春梅.中国财政史教学中的突出问题与改革建议[J].科教导刊，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