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理论与政策范文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1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 政策网络 公共政策 利益博弈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财税改革：不是选择之一而是必然选择

财税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够科学合理良性有序运行的命脉问题。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财税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中国的税收历史悠久，事实上随着国家的产生，税收就伴随产生。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税收政策效应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如何“顺势而为”，对财税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及至秦国首创了较为完整的财政体制，赋役制度和税收制度都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唐宋时期的“两税法”将中国税制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改革以及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都在中国古代财税改革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纵观这些改革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在于，改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不可不改，改革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既得利益团体，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反哺了社会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虽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将“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各级政府、公权和公民三种关系交汇在市场体制中间”①。这一次财税体制改革也被称之为“中国改革历程中的经典之作”，其整体的思路和框架延续至今，20年过去了，分税制的弊端亦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着财权事权不一致，各个地方的实际税负也不一致等问题。财政收入与地方收入之间存在横向不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存在着纵向不均衡，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性和层次性复杂，难以发挥真正的效果。在此情况下，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已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了“倒逼”②。

近年来，有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公报中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事实上，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改革所涉及的层面也非常广泛。从某种程度上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乃是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推动整个社会改革的关键点和重要突破口，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财税体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改革具有重要的反哺价值。就此而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已经不是众多选项中的选项之一，而是一种必然选择，大势所趋，不可不改。

理论溯源：政策网络理论的缘起嬗变与分析方法

政策网络理论（policy network theory）缘起于多元主义与综合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多元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广为流传的一种政治思想，是多元价值主义的一种必然结果，其基本观点在于政治权力是多元的。综合主义同样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广为流传的一种政治思想，综合主义也强调政府与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但是与多元主义有区别，多元主义的互动强调的是一种竞争，综合主义的互动更多的是政府将利益集团纳入国家运行的轨道。随着英美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多元性与广泛性的特征日益明显。传统的多元主义与综合主义虽然对于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影响有所考量，然而在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合作模式上存在分野。政策网络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及至20世纪90年代，政策网络理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③。

政策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政策网络从本质上说一种结构性的政治概念，政策网络的网络是由各级政府机关、利益团体、官僚机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行动者组成的，各个行动者都拥有自己的资源和预期，各个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政策网络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政策参与者所拥有资源的异质性使得他们之间相互依赖，需要各个政策参与主体采取相应的策略活动来互动博弈实现自己的目标 ④。20世纪90年代，政策网络理论蔚为大观，成为欧美国家分析政策过程的重要工具。

政策网络理论作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展示了其巨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其分析方法上的创新，既不同于多元主义的“竞争”，亦不同于综合主义的“纳入”，而是强调“合作”，改变了传统的“线性关系”，在政策过程中强调“互动合作”。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之于传统的政策过程有很大的差异，传统的公共政策更多的是一种线性方式，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众（或者说特定群体的公众）更多是一种受众的角色，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公共政策由政府各个机构通过一层一层的上传下达，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在政策网络理论视角下，传统的单线关系被改变，执行过程不再是一元性的，而是一种复合结构，强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协同执行。尤其是让公众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加强了与政府的合作，同时极大地减轻了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阻力。

政策网络理论强调“合作共赢”，理性选择、人际互动、网络分析、结构分析等分析范式是政策网络理论的重要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在具体操作上略有差异，但作为政策网络理论整个范畴体系下的分析范式，也存在着诸多共同点⑤。首先，强调政策过程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其次强调政策参与主体是具有理性的；再次强调政策参与主体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是积极的；此外，政策网络的分析方式强调“互动”、“博弈”。

现实困境：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困境分析

顶层设计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至关重要，如同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如果因为缺乏方向指引而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反而到不了正确的港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财税体制改革“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明确指出必须要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战略规划的方向，但是所提出的这些内容，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从立法层面而言，中国的《预算法》修订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迄今为止已经经过了三届人大的修订工作，但是距离《预算法》真正能够修成正果恐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就税收立法而言，税收是一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议题，法定性也是税收的基本原则之一，当前我国的现行的24个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三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其他大部分涉税法律法规的立法层级较低，规范性文件较多，而且很多文件还是暂行措施。又如就事权而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大一统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财权事权的纵向不平衡使得各个地方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实现“二次分配”的动态平衡⑥。

利益博弈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群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事实上，在政策网络理论的视野中，即使是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管理机构也存在自身的利益，并不只是一个政策制定执行的工具或机构。基于这样的认识，官僚机构面对不同的政策环境、政策参与者的时候也会显示不同的政策偏好，正是因为每个主体都有着不同的政策偏好，必然会出现了多元博弈的情况。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阶层分化也较为严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野较为明确⑦。如在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的过程中，搜集到的意见建议就达到了23万条，事实上还有很多人没有通过网络这一渠道进行意见建议的表达。又如2013年讨论较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问题，也涉及到多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与行政部门法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都有关联性。此次《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多多少少都涉及到行政法一些基本制度的衔接问题，特别是对于税收复议前置，包括纳税之后取得诉权、复议权制度的内容。如何有效平衡各方利益，虽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也应该实现“帕累托改进”，但是我国的层级机构体系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建设不足，往往各自为政，愿意揽功却不愿担责，可以预见，在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复杂多元的利益博弈将长期存在。

公众参与的困境。公共政策要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关键在于政策的有效执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步骤大概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等过程。公众参与可以为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提供正当性、公共性以及一定程度的理性。尤其是财税体制改革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在纳税问题上，不管来自哪一个部门或单位，实际上每个人都是纳税人，我们的工资要扣税，我们购买的每一件商品里面也涉及到税缴纳。在财政问题上，财政支出的事项及其流向对于公众也影响甚大，尤其是在一些诸如道路、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上，与公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密切相关。但是，当前我国公众在参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还存在着极大的困境，参与的深度、广度都不足，参与的质量和效率也亟待提高。一方面，政府部门本身往往愿意“闭门造车”，没有听取公众意见建议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作风，使得政府部门在制度设计之时，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推行，而不愿意在推行之前自下而上的听取意见。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的渠道匮乏，从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而言，公众作为政策目标的基本指向，有着极大的意愿与理性参与到公共政策过程中，但是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渠道不足，一些听证会及网络意见征集大多流于形式。

路径选择：政策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改革策略

以政策网络理论为视角，财税改革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虽然政策网络理论强调“多元互动”，财税体制改革是纷繁复杂的：虽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⑧。因此，对于财税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良好的公共政策制度体系，既要“通顶层”，也要“接地气”，传统的“多元主义”与“综合主义”之所以受到挑战与二者过于强调所谓“竞争”与“吸纳”密切相关。所谓“多中心即无中心”，就此而言，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战略规划，对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必须在立法、税收制度设计、财政转移支付、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平衡以及督促地方发债等问题上有明确的制度规划，“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了明确的战略规划与设计之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有望得到加速前进。

二是协调利益冲突寻找平衡。对于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单单从“钱”或者“事”的传统层面去认识理解，而是应该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高度去加强理解⑨。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将政策过程分割为多个阶段进行分析，而是从整体网络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政策网络中，各级政府机关、利益团体、官僚机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政策参与者针对公共政策的内容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遵循妥协与谈判的规则。作为理性的利益团体或个人，追寻自身的利益并无问题，但是也应该超越“局部利益”看到“整体利益”，对部分利益的让渡并不一定导致失去利益，由于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必然会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从原本的让渡与牺牲中收获更多。

三是加强公众参与机制构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新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有大的眼界、思维，先进的理念，宏观战略，不能局限个人利益和本位主义⑩。社会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也为人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政府部门应该改变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树立合作精神，对公众参与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缺乏公众参与的改革，非但达不成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一方面要完善公众参与财税体制改革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加强听证会、座谈会、调查研究、网络意见搜集等公众参与渠道建设，此外，还必须构建公众参与政策议题的监督反馈机制，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和效率。

综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乃是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推动整个社会改革的关键点和重要突破口，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财税体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改革具有重要的反哺价值。本文从政策网络理论出发，分析了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顶层设计困境、利益博弈困境、公众参与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以期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有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洛阳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王雍君：“重塑央地财政关系”，《人民论坛》，2013年第21期，第43页。

②谢旭人：“坚定不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人民论坛》，2011年第2期，第8～10页。

③闫文仙，张磊：“政策网络理论的完善路径：与IAD的整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88～91页。

④石凯，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28～35页。

⑤杨代福：“政策网络理论途径的缺失与修正”，《理论月刊》，2008年第3期，第82～85页。

⑥朱大旗：“新形势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应有理念”，《法学家》，2004年第5期，第11～15页。

⑦马海涛，肖鹏：“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6页。

⑧方胜：“财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难点与重点”，《理论学习》，2012年第7期，第42～43页。

⑨祁晓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几点思考”，《中国发展》，2013年第13期，第38～41页。

⑩董幼鸿：“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政策评估制度建设―以政策网络理论为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第83～91页。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2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13.R.Gropp&K.Kostial：“外国直接投资与公司税收入：税收趋同还是税收竞争”，《金融与发展》，IMF，2001年6月。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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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4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2.1国内外理论研究

2.1.1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et.al.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2.1.2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2.2国内外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2.2.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2.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4）教育类税收制度安排及运行效率评价研究不足。从已有的国内外文献来看，教育类税收制度介绍中，要么针对开征教育税或者单一的税种（如财产税对教育经费的筹资作用），要么介绍某些教育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其他教育类税收优惠政策（如对校办企业的所得税、助学贷款利息等税收减免）及教育税收管理（如非税收入的管理）等却很少提及，而对于这些教育税收机制运行效率的实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从总体上看应该进一步研究，从而能得出有应用价值的政策性建议。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5

关键词：资产价格：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国民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黄金发展期之后(最典型代表如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都会迎来资产价格的大幅剧烈波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浪潮兴起，金融市场日益发展，各种资产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却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升共同存在的现象。各国的历史特别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低通货膨胀率对于实现资产价格的适度水平而言并不是充分条件。1994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是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棘手的课题：中央银行是否应当更多关注资产价格泡沫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也从沿海城市波及到内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我国沪深股市也经历了两年的持续上涨，对于此轮资产价格的强劲上涨，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针对流动性过剩，2007年央行先后10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17.5％，不断刷新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央行还连续多次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截至2007年12月，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为4.14％和7.47％。

目前，由于世界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股市已经出现了严重下跌，房地产市场也岌岌可危，但是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类投资主体对主要经济变量形成的理性预期没有改变之前，中国资产价格(特别是不动产价格)长期上涨趋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逆转，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遏制资产价格的再次恶性膨胀，货币政策的研究必不可少，财政、税收政策的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

一、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国外文献针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关注资产价格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Frank Smet(1997)认为，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总需求对经济稳定产生破坏作用；资产价格是由市场套利公式所决定的，关于未来收益的预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使用MCI(货币条件指数，是短期利率和汇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Goodhart＆Hofmannf 20011在MCI(货币条件指数)的基础上，加入了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构造了FCI(金融条件指数)，目的在于使用该指标来反映未来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学者利用Goodhart将资产价格用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思想。对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试图探索直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否更好地实现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研究结论是：Goodhaa的建议无益于改善美国的经济表现。Ben S.Bemanke和Mark Gertler合著的《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是关于资产价格波动最权威的著作之一。他们指出许多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瑞典和芬兰的股价和房地产价格都经历了由高涨到暴跌的周期，在此过程中，实际经济活动都受到明显冲击。他们认为即使中央银行确切地知道目前股市充斥着泡沫，一旦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表现在股市泡沫中被平均化地进行了处理，无论用何种方法进行度量也看不出明显的政策效果，而且，如果中央银行对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反应强烈，则会对国民经济和通货膨胀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Benjamin M.Friedman(2000)在the Handbook ofMonetary Policy一书中，用VAR方法对美国股票价格和通货膨胀、经济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96)认为：要想刺破股市的泡沫，意味着中央银行比市场还了解市场。并进一步提出(Alan Greenspan，1999)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很复杂，目前经济学界对于资产价格对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过程还没有相当的了解。

对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国内有不少学者结合国内外资料也进行了系统分析：成家军(2004)在《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一书中对我国股票指数、通货膨胀、利率和信贷增长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从理论上将资产价格纳入到通货膨胀的测量指标中是可行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资价格测量的困难、资产价格波动较大等原因，将资产价格直接纳入到通货膨胀的新测量指标是不现实的；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不占主导地位；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股价指数对在第二期或者第三期各层次货币供应量(M1、M2和M0)都有较大影响；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央银行能够对股市进行有效调控的证据尚不充分。瞿强在《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一书中通过考察经济思想史构建了一个资产――信用――货币的分析框架。郭田勇(2006)在《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与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完善》一文中构造了中国的综合加权指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货币政策以后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关注资产价格。

二、资本市场税制理论

1、税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Elton和Gruber(1970)、Miller(1986)、Schole(2002)等西方学者对课税的资本市场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课税能够对金融资产的收益、证券的价格、证券种类、证券交易的时机甚至资本市场的所在地产生影响。Kevin HoHand指出，“尽管税收与资本市场共存的时间很长了，但关于税收对资本市场运行的影响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OECD(1992)等对资本市场活动对税收立法者以及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2、资本市场的税种研究。(1)托宾税。“托宾税”问世于197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詹尼威讲座(JanewavLectures)，托宾(James Tobin)倡议对所有与货币兑换有关的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征收统一的小额税收，所得收入用于在全球救济贫困，托宾税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凯恩斯《货币论》中一些观点。1991年，托宾进一步提出两级托宾税构想，后为IMF财政事务部顾问、法兰克福大学公共财政教授Paul Bemdspahn所完善。这一构想是对所有金融交易适用低税率，以免妨害资本流动性，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异常资本流动课征临时惩罚性高税收，以威慑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Sphan，1996)。尽管继托宾之后，托尼尔(A

Tomell)、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相继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托宾税”建议自从提出之后仍然被打入冷宫达20年之久。反对者认为托宾税“在经济上不正确”，也缺乏现实可行性。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空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促使国际社会反思资本自由化，托宾税吸引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视线。(2)证券交易税。J0seph Stigliz(1989]等学者从证券市场运行、社会资本配置、财政收入效果等方面对证券交易税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探讨。(3)资本利得税。德国学者Hans-Wemer Sinn(19971从经济增长、企业融资与决策、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对资本利得税的经济效应与归宿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资本市场税收制度的研究囿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极其曲折，政府有形之手运用得过滥、过频，制度性变动过于频繁，因而相关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现有的研究成果包括：1、中国资本市场税种研究。(1)证券交易印花税。范南、王礼平(2003)对我国印花税变动对证券市场波动性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2)资本利得税。常华兵(2000)提出了我国未来实行“税率乘数”型资本利得税的设想。2、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税制的探讨。中国金融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小组编著的《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2004)对完善中国证券税制、基金税制、金融衍生工具税制的路径与对策进行了探讨。尹音频主编的《资本市场税制优化研究》首先构建了一个资本市场税收机制的理论框架，对资本市场税收机制的性质、构成、作用机理进行了详尽阐述，并提出资本市场税收优化的课税理念，认为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坚持课税观与适度课税观对于虚拟经济课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作者还探讨了中国证券市场税制优化路径、中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税制的构造路径和资本市场税收管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三、房地产市场税制理论

从税制发展史上看，房地产税收问题一直是财政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古典经济学派中的重农学派创始人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单一土地税主张。亚当・斯密提出的地租税系包括土地税、土地收益税、什一税等。20世纪初，美国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皮吉・B・马斯格雷夫将财产税作为三大税种之一。西方财政理论界对房地产税收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房地产税是否是一种良税：二是房地产税收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及资源配置的影响(Dillinger，W.1991)；三是房地产税收能否成为城市财政的主体税种(Musgrave.Peggy B.and Richard.Musgrave.1989)。

关于房地产税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被称为“受益税”观点，由著名的蒂布模型延伸而来，其首先由Hamilton(1975)，Fischel(1975)和Wllite(1975)提出，并由Hamihon(1983)，Fischel(1985，1992，1998.20011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另一种观点被称为财产税的“资本税”观点，系由Mieszkowski(1972)提出，并由Zodrow和Mieszkowski(1986)拓展。

Tiebout(1956)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足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和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样就确保了在各个地方社区内个人和地方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水平趋同，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

Hamiltonfl975)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引入Tiebout模型，从而使Tiebout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引入财产税的Tiebout模型假定地方政府用财产税而不是人头税来提供支出费用。Hamilton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1)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2)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3)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4)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分区法规(zoning)，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而调整其房屋消费，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体现在房屋价格的差异上，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财产税是一种“受益税”被Fischel(1992，1998，2001)再次拓展，形成了著名的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型。

Wallace E.Oates(1969)计量经济模型表明，提高不动产保有税税率会减少住房价值，而增加学生的人均教育支出则会增加住房价值。Ymger(1988)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论证了财产税和地方公共服务支出之间的差额被资本化进了房屋价值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房地产税不是一种良税，即“资本税”观点：对资产征税，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和地方财政决策。因为财产税税基既包括土地。又包括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所以地方财产税增加了建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的成本，减少了房屋和其他地面设施的建设，导致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资本、土地之间的比率也随之降低。

“资本税”观点以Miesezkowski(1972)提出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基于Harberger的关于国家税赋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全国资本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并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相对高税收的地区和相对低税收的地区。最终的结论是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团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赋的平均负担。

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2)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3)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其分析的结论是：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资本税”论认为，财产税是对地方资本使用所征收的扭曲性税收，财产税税率的差别导致了全国存量资本无效率的配置。

国内有部分学者(蒋晓蕙，1996；雷根强，1999)对财产税体系从多角度进行了划分，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各国在选择财产税的征税对象时，一般只对不动产征税。而对动产不征

税。理论上看，由于是对不动产和财富进行征税，财产税具备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良好品质(刘荣，2005)。

我国理论界对房地产税的研究主要涉及的内容有：一是土地租税费改革；二是统一内外房地产税制(安体富，王海勇2004)；三是优化房地产税制，理顺房地产税负结构(邓宏乾2000)。最近两年有关物业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国外房地产税制的比较研究；二是物业税的税基是否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三是物业税开征对房价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开征物业税可以使房价下降30-40％左右(高艳平2004)。

深圳市物业税评估体系课题组(2005)认为，完善的物业税评估体系是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必要基础，我国物业价值评估工作应遵循效率为主、兼顾公平、区别对待的原则，分别采用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以国土机关为主的物业评估管理模式较适合我国的国情，申诉机构的选择应遵循“谁作出评估结论，谁受理纳税人申诉”的原则。完善房地产登记及交易制度等配套征管措施的建立和加强刻不容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6)通过实证研究全国35个大中城市和广东21个地级市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1)物业税的改革并不必然导致地方公共财政出现缺口。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反而可能出现盈余；而大中城市也并不一定出现缺口，少量的城市出现缺口，只有极个别的城市会出现比较大的缺口。(2)综合对广东各县、地级市以及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分析，可以发现实行物业税改革之后，住宅物业税收入将成为地方政府新的税源，并且加强了房地产税收在地方财政中的地位。(3)从住宅物业税的绝对水平上说，发达地区要比不发达地区的高，但是住宅物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则不同。在中小城市这个层面上，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住宅物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要比发达地区高。

倪红日等(2007)梳理了2005年以来国家针对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部分城市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状况而出台的多项税收调控措施，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房地产税收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目前对供给方征税转向对需求方征税，即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为此，应尽快建立起全面准确的房地产信息资料和监控系统，加快推进物业税(不动产税)的改革。邓宏乾(2006)批驳了当前有关物业税改革的最具权威的设计理念：将现制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各种收费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税费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按年统一收取物业税。该思路的目的在于降低房价，遏止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而过度地“批地”、“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邓认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税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将土地出让金合并到物业税中，实际上是混淆了租与税的关系；房地产开发领域中的各种收费也不能全部以税替代，费的收取有利于显示个人偏好，防止公共品过度消费；开征物业税对降低房价的作用有限。唐明(2007)提出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重流转轻保有的局面，减少流转交易环节重复征税，增加保有环节税负，既可建立抑制投机的长效机制，又能将物业税培育成地方政府主体税种。龚刚敏(2005)利用李嘉图等价定理，对房地产价格与政府行为在开征物业税条件下的影响进行了数学论证，结果证明，物业税的开征对房产价值、租赁价格及政府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白彦峰(2007)结合我国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我国城镇土地出让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并认为我国不宜实行年租制、也不应简单地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而应赋予物业税一定土地出让金的功能，通过市场手段和税收政策之间的结合实现对土地市场的有效调控。

四、资产价格与财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前瞻

以上文献表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研究，着眼点在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其研究结果也表明，货币政策对于资产价格即使作出反应，其对通货膨胀和经济产出的实证表现也是混沌不清的。

资本利得税和证券交易税的研究，无论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显然还是在传统的税收研究框架之内；托宾税的研究在当今全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显得非常必要，如何运用托宾税――逆流而上的沙子疏导资本的洪流在理论上都是和实践上激动人心的。

西方财政理论界对房地产税(财产税)是否是良税的争论由来已久，围绕房地产税收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及资源配置的影响，受益税和资本税观点各执一词，由此发展出很多模型，总之，西方对此问题研究大致在此范围之内。

国内经济学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有待发展和深化，对于资产价格与财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是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而现实又迫切需要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对于今后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笔者暂罗列于下：

运用中国的数据构造反映中国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FCI(金融条件指数)，使用该指标来度量未来通胀压力，验证资产价格是否宜于用作制定货币政策：

中国的证券交易税(印花税)被当作政策手段频繁升降，资本利得税也被作为政策大棒时时威胁性祭出，这显然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定位时常迷失有关，今后在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努力、明确中国资本市场定位的前提下，研究资本市场税制对资源配置、财政收入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领域。

相对而言，我国理论界对房地产税的研究较为充分。涉及的内容涵盖土地租税费改革，房地产税制优化和物业税征收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重点应在于明确土地出让金的性质，并对财产税(物业税)的负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还应当由政府出面，加强理论界与政府执行机构的沟通和信息共享，以免理论研究流于空泛、实践领域左支右绌。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6

[关键词]　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3]黄春蕾。当前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3，（1）。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7

海峡两岸房产税制度比较研究

纳税人用税监督权研究

美国资本弱化税制改革研究

公共财产收入的法学解构

2011年财税法理论研究综述

试论财税法的本质属性

财税法的面向与理论方法

论房产税降低房价的约束条件

论证券交易所得税制之宪法界限

海峡两岸欠税限制出境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房产税的制度发展与征收述评

房地产税保有阶段税收规制研究

论公共财产的基本体制法之纵横展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现代财政制度

现行不动产保有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房产税优惠制度的探讨和重构

转型中国:公共财政重构与中国梦的实现

公共财产法视角下的财税法学新思维

走出宏观调控法误区的财税法学

韩国企业所得税立法与判例的最近动向

韩国共同事业场及同业企业课税制度之介评

试论公共财产法视域下的公共财产权

公共财产法中的“私人”财产权

试论公共财产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区别与意义

论公共财产法之宪法基础——不只是财产权保障

房产税:市场规制权与市场对策权的博弈选择

韩国的不动产保有税制:以价格抑制机能为中心

韩国不动产政策税制的必要性与立法之研究

对不动产转让所得的重课税现状和改善的课题

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房地产税制变化趋势

台湾地区房地产奢侈税“立法”及其“宪法”界限

论公共财产支出法之建构——以程序理性为中心

财税法的本质属性:公共财产法还是宏观调控法?

比较法视野下的环境税内在合法性论要

论房产(保有)税、财产税与结构性简税之税法改革

论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时间效应——以房产税为例

韩国法人税征收中支出利息的不算入损金制度之介评

论财税法的法律性质——以公共财产权为中心

税收法定还是宏观调控?——以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为视角

民国时期税法目的评析——以民国时期财税法学研究为依据

基于回顾与反思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完善

个人所得税之合宪性控制——基于量能课税原则的考量

论财政法的意义及其学科构建——一种研究思路的展开

论财税法人才的培养——以德国税法硕士的培育为借镜

财产权理论谱系的重构——从公共财产权的结构性缺位谈起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财产权体系——基于公共财产的请求权

厘清公共财产的概念——兼论公共财产权的内涵、外延与本质

韩国在价格走势转换期为设计新的不动产税制的租税政策之审视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8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 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何盛明所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国家比，我国政府承担着领导国家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及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重位。由此我国财政除了承担西方财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个基本职能外，财政必须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必须支持改革和为转轨服务，财政必须在防范风险中起主导作用，财政在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中势必要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认为，过去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很弱，1998年应是一个转折，财政必须对经济发展实施更加积极的调控。过去主要是基建规模的调控，是总量调控，所以银行起主导作用；现在经济出现的是结构性问题，金融手段有效性下降，财政必须起主导作用。政府在优化结构方面想干些什么，主要靠财政，要让银行保持独立性。不能让它代替财政执行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