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
时间：2023-10-23 16:02:11
法律援助的性质篇1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健全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6.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105-04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救助贫弱的现代司法制度，在服务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随着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入发展，在法律援助案件数量迅猛增长的过程中，法律援助的质量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2015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将“提高法律援助质量”作为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法律援助的质量提升已成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是加强法律援助质量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法律援助事业新突破的关键所在。
一、法律援助质量定义及内涵
法律援助是由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对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的法律帮助，以使公民权益得以平等实现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对当事人虽然是减免费用的，但并不影响援助质量，不能因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公益性而在实效性上打折扣。法律援助要真正实现利民惠民而不成为形象工程或应景之物，就必须实实在在地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帮助，切实解决其法律问题，维护其合法权益。没有标准化的法律援助质量为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必然难以取得健康长效发展。
何谓法律援助质量？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质量是指由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所应具备的品质及内在的价值要求。[1] 笔者以为，此种表述界定的仅是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从广义上来讲，法律援助质量应包括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法律援助管理质量。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系指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情况；法律援助管理质量系指对影响办案质量的经费、人才和监督方面的管理状况。[2] 管理质量和服务质量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管理质量是基础和前提，服务质量是目标和成效，只有对管理过程进行严密控制，服务结果才会实现达标优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要内容。据此，我们将法律援助质量界定为：法律援助机构对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进行管理控制，达到标准要求，进而使法律援助服务产品具备相应的专业品质。本文所探讨的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体系，就是以标准化的服务质量为目标，严格管理质量监控，保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产品的各种措施、规范和机制的总称。
具体来说，法律援助质量内涵大致包含三个维度的指标。第一，是否执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程式。这是“遵守规范和程序意义上的质量”，要求法律援助服务符合法律规范的实体和程序要求，突出强调其“合规性”。包括：是否严格遵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指标；是否严格规范接待、受理、审查、指派等行为；法律援助人员是否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执业规范。第二，是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顾客满意意义上的质量”，突出强调其“合需性”。包括：是否依法维护了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是否实现了有利于当事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权利充分行使；是否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保证了诉讼结果的执行，实现了利益最大化；是否为当事人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第三，是否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实现制度价值意义上的质量”，突出强调其“合目的性”。包括：是否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积极修复破裂关系、缓和紧张关系、化解矛盾对立；是否平等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弘扬社会正气，发挥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法律援助质量现状和问题分析
法律援助（Legal Aid）萌芽于15世纪的英国，其从西方文明的摇篮中诞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经由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慈善和社会福利措施，演变为国家或政府责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司法部提出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在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开展法律援助试点工作。1995年，广州市率先建立了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1996年3月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同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正式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此后，在司法部的积极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的文件，各地也相继出台了有关法律援助的地方法规、规章，极大推动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进程。2003年9月1日，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在法制范畴内规范了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步入了法治的轨道。[3]
作为法律援助的后发国家，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在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就。法律援助案件数量迅速增长，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近五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99万余件，年均增长14%。河北省自2012至2015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7万件，2015年案件量增长高达35%。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提升亦不容忽视。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的法律援助质量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三个维度的指标仍有相当一段距离，质量现状并不乐观。课题组在河北省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前法律援助质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庭审前准备工作不足。一些法律援助人员办案积极性不高，重形式走过场。有些办案人员违规省略必要的办案程序，不阅卷、不会见、不调查取证，审前准备工作质量堪忧。二是法律援助办案专业化程度不高。存在办案程序公式化、实体问题简单化、辩护意见格式化、辩护策略模式化等问题，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不能做到因案施策。三是对法律援助质量重视程度不够。一些司法行政机关未能将法律援助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加以部署和落实，个别法律援助机构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有些办案机关不能积极为法律援助人员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其无法及时获取案件材料，不能对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细致充分的分析论证。以上问题导致法律援助流于形式，受援人得不到有效援助，法律援助办案质量难以取得理想效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公信力。
河北省法律援助质量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法律援助质量的整体状况。从整个国家的法律援助运行状况来分析，造成法律援助质量问题的原因是深层次多方面的。当前，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实践操作缺少经验，加之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与制约，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仍不完善。基于立法和实践上的缺陷导致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模糊、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法律援助人员力量薄弱等因素，都影响了法律援助质量的改善和提升。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援助立法层级低，内容简单，缺乏统一性。目前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唯一一部全国性专门立法是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其他相关规定则散见于部门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及司法解释中，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法律援助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立法层级较低，法律效力有限。虽然部分省市人大采用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对《法律援助条例》未能涉及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完善，但毕竟存在着地方性立法的局限性。此外，现有的法律规范对保障法律援助质量的规定少之又少，并且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政府责任，其具体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和规范。没有全面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力支撑，法律援助质量必然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2.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案件补贴标准较低。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河北省2015年度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数目为1700万元，占全省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投入的68%。尽管政府拨款额每年都在增长，但这种拨款与持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量相比，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向法律援助工作者支付办案补贴。近年来随着办案成本攀升、群体性案件多发等因素的出现，多地办案补贴费用标准已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以河北省为例，2013年修订的《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在本县（区）内办案的，刑事案件每件补贴400-600元，民事案件每件补贴500-900元”，虽然较之前调高了案件补贴标准，但仍低于社会律师平均办案成本。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由于补贴标准过低，办案人员不得不贴钱办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办案积极性，直接影响了办案质量。
3.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不强，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基于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及受援人员的特定性，法律援助案件类型具有专业性较强的特点，需要一批从业意愿强、专业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而囿于有限的补贴和薪酬，优秀法律人才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根据课题组在调研中获得的最新数据，目前河北省法律援助机构实有人员数目为623人，其中通过司法考试者为374人，占比仅为60%。即便如此，对于有限的法律援助人才，亦未能形成合理的选拔机制、科学的培训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法律援助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当前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法律援助人员紧缺的状况，如河北省很多县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其在案件指派、录入、归档以及其他日常管理工作方面即占用了绝大部分精力，业务工作无暇深入开展。法律援助人才短缺和积极性不足，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导致办案质量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4.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不清，评估监督机制不完善。要对法律援助办案质量进行监督，首先要建立一套监督依据的质量评价标准。《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 据此条文，法律援助办案应当有明确具体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衡量服务产品是否合格达标的依据。符合标准即为合格，不符合标准就是不合格，高于标准则为优秀。但遗憾的是，这个“标准”是什么，至今未有明确、统一的规定。[4]“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不仅是一种宣示性的规定，更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质量标准予以支撑。缺少统一的质量标准及评估指标等基础条件，就无法形成统一规范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导致对案件的监督管理和后续跟踪缺位，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法律援助质量的提高。
三、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针对我国法律援助质量现状和存在问题，课题组经过充分的分析论证，认为立法、经费、人才和监督机制是影响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四大因素。因此，法律援助质量建设须从立法完善、经费保障、组织保障和健全评估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使相关对策和措施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构建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统一体系，提高法律援助保障能力。
1.立法保障――完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建构完善的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体系，首要任务是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现行《法律援助条例》属行政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其他相关法律规范零散笼统，涉及法律援助质量方面的规定更是屈指可数，《法律援助条例》中只有三处涉及质量问题，并且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援助在我国已经开展了20余年，如果说原来的立法重点解决了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话，那么保障法律援助的质量已成为今日立法的当务之急。[5]
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的立法保障需从提升立法层级和健全法律体系两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提升立法层级，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纵观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英、法、韩等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我国制定专门法律的时机业已成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法律援助法》，通过立法提升法律援助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层级；其次，要对现有的零散的法律规范进行整理汇编，补充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内容，研究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修改或删除相互冲突的条款， 细化和增加法律援助质量管理规范；此外，可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制度，逐步建立起以宪法为纲领，以《法律援助法》为主体，辅以国务院条例、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多层阶的法律规范体系，从而以科学严密的立法确保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切实保障法律援助实施质量。
2.经费保障――拓宽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完善经费使用监管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投入直接影响着当地法律援助事业的兴衰”。[6] 为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的经费保障，首先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广泛开辟资金筹措渠道，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机制。
首先，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基于国家责任的逻辑，政府财政拨款应是解决援助经费的主要渠道，也是援助经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拿大规定法律援助的基本资金由政府提供，德国、法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国家拨款。在英国与荷兰，每年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均占全国财政支出的l%左右，丹麦占0.5%，香港的法律援助财政拨款则没有上限。就我国国情和法律援助的现状而言，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有财政资金不足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的因素。应大力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法律援助责任，尽快将县级以上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全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应加大各级财政拨款的力度，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基本需求。
其次，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多渠道筹集资金。通过社会捐助筹集法律援助资金，主要有以下两种渠道：一是设立法律援助基金。其通过接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及个人的捐赠，进行合法的投资运作，将其增值部分，包括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用于法律援助的业务开支。目前，我国已设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北京、江苏、重庆、云南等省市也设立了法律援助基金会。二是指定用途捐助。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团组织将自身的经费专项用于本行业需要援助的困难职工、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还有国外相关慈善组织等捐助资金，指定资助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等等。此外，利用国际组织以项目合作的方式进行资助、公益福利收入的定向使用等多种渠道募集国内外资金，也是弥补法律援助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这些资金的筹集会极大缓解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的问题。
最后，加强法律援助资金的使用监管。在法律援助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加强经费监管，提高使用效益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必须完善法律援助经费监管机制。可考虑建立经费使用管理和效益考核制度，规范经费使用管理，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单独建账，专款专用，禁止将法律援助经费与司法行政其他业务经费混同管理使用。上级法律援助机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监督，建立效益考核制度和投诉查处机制。
3.组织保障――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规范人才激励和培训机制。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和经费保障只是为法律援助的实施创造了条件，法律援助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法律援助的实施，而法律援助实施依靠的是专业人员队伍。加强队伍建设，是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组织保证。鉴于我国法律援助人员力量缺乏、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境况，应多渠道多途径扩充和增加法律援助人员。可考虑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探索由政府出资聘请专业人员进入法律援助机构，充实扩大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队伍。如河北省鹿泉市设立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惠民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创新了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形式，有效保障了案件质量。但目前我国对此类民办非企业尚无明确的准入性规定，建议尽快予以规范和推广。
在扩充人员队伍的同时，要注重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方面，可考虑实行办案补贴差额给付制，根据案件性质、难易程度、办案质量等级确定差额补贴的标准，按标准支付办案补贴，改变案件承办人员领取法律援助案件补贴一刀切的状况。精神鼓励方面，可建立办案奖励制度，每年对认真负责且办案质量水平较高的人员进行表彰，选取典型代表通过媒体宣传向社会公众推荐，提升知名度和认可度，从而调动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此外，为提高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特别注重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如定期组织律师就援助案件办案情况和工作经验进行交流，聘请富有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的培训授课教师，广泛采用远程教育等模式。以提高法律援助人员服务能力为重点，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力度，突出办案技能、管理技能、服务意识等专项业务教育和训练，不断健全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水平。
4.监督保障――制定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完善质量评估监督机制。首先，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质量标准是案件办理的“规矩”，是开展评估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案件质量的直接依据，更是规范和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措施。[7] 制定法律援助质量标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实践中影响法律援助质量的因素很多，而且具有可变性。因而要以科学、客观、全面的原则为指导，用先进的方法设计指标体系。结合前文提到的法律援助质量内涵的三个维度，完整的质量标准体系应包括服务过程的规范性、服务行为的时效性、服务能力的专业性、服务结果的有效性和服务水平的社会评价等几项指标。各项指标应以分值折算细化，便于评估。评分结果应进行分级，可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三个级别。如河北省法律援助中心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标体系为指引，以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质量标准规定为基础，确定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共8套方案，以“案件性质+程序阶段”为分类依据设置，实操性较强，值得借鉴和推广。截至2015年1月，全国仅14个省市法律援助试点地方制定了案件质量标准，[8]健全质量标准仍是未来一段时期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其次，完善质量评估监督机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是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切实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各国普遍采取的法律援助质量管理的核心内容。自2012年司法部在部分省市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以来，各试点省市的评估工作成效显著，但距建立成熟完备的质量评估机制仍有一段距离。一是在评估政策法规层面，应修改完善并尽快出台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意见》，加强对各地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二是要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国家和省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专家委员会；地市级和县区级法律援助机构组建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部门。三是要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成果运用和转化，形成案件质量评估长效机制，将案件质量评估工作常态化，不断提高案件质量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法律援助监督的宗旨是提高法律援助的实施质量，保障受援人得到充分的、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监督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因此，要从三个阶段对法律援助案件实施全方位的质量监控，环环相扣，有序实施。一是在案件受理阶段，法律援助机构是否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受理、指派案件，对当事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全面的审查。二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是否根据《办案计划》的预计时间与办案人员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案件进展情况。三是案件办结后，是否做好案件的归档工作，依据卷宗对律师办理案件的质量进行评定，并将评定结果与办案补贴挂钩。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可以将定期检查和经常性工作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通过多种监督方式的合力实施，有效提升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结语
法律援助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线，是法律援助的核心和精髓。法律援助的职能和价值能否得以切实发挥，关键在于法律援助质量能否得到充分保障。构建和完善法律援助质量保障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决非一蹴而就之事。囿于调研考察的局限性，限于部分资料的可获得性，加之课题组分析论证水平的不足，文章提出的初步设想并不能涵盖质量保障体系构架的方方面面，所提及的一些对策和建议也还不够稳妥成熟，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期盼我国尽快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的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体系，逐步推动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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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性质篇2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
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细化案件质量标准。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实施细则》，以案件办理程序为依据，针对案件办理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对各类案件各个办理环节的质量标准进行细化，以确保受理质量、指派质量和办理效果。按照部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内容制定管理流程和各项工作台帐。按照部级、省级、市级法律助案件质量管理文件内容制定相应的制度，特别要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案件初审、提交审批、指派的流程，以具体的制度指导办案。
法律援助的性质篇3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八)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
法律援助的性质篇4
一、法律援助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
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一样，都存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就无从实现；没有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就难以满足。供给侧和需求侧是法律援助管理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改革，着眼于满足困难群众法律需求，包括范围、质量、效率、制度四个方面，主要是通过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服务程序、完善工作制度，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进而推动人人享有平等的法治保障。供给侧改革，着眼于法律援助提供体制自身的完善，包括机构、人员、经费、创新四个要素，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主要通过合理配置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法律援助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适应工作开展和群众需求。
二、围绕供给侧改革理论分析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三个阶段
回顾我国法律援助发展历程，政策走向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作出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以供给侧改革理论为视角，我国法律援助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以供给侧改革为主。20世纪90年代，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并分别与、全国妇联、中国残联、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就开展法律援助提出指导意见。这一阶段是建机构、组队伍、要经费、打基础的时期，法律援助提供体制的雏形初步形成。第二个阶段，是21世纪初期至2020年之前，这一阶段以需求侧改革为主。法律援助打好基础以后，进入21世纪后的近20年中，法律援助发展以降槛扩面、提质增效为主要特色。从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为起点，全国人大、国务院、司法部以及地方人大、政府等纷纷出台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普遍由低保标准逐步过渡到低收入标准，法律援助范围特别是民事法律援助范围已经基本涵盖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办案质量有效提升，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困难群众法律需求开展工作，是深化需求侧改革的时期。第三个阶段，预计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一阶段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协调推进。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从需求侧改革看，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普遍调整到低收入标准后，从我国国情出发，短时期内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继续向中等收入人群延伸；法律援助管理也初步摸索出一套规范成熟的做法和体系，并逐步常态化。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改革来看，由于需求侧改革带来法律援助工作量的急剧增长，而供给侧改革相对滞后，人力资源和经费不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法律援助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下，这一矛盾日益凸显。今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重点将逐步转向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协调推进，以更好地消化吸收需求侧改革增加的工作量，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保障有效供给和服务质效。
三、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之所以强调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滞后于需求侧改革，主要是因为进入21世纪的近20年中，对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体制自身的改革进展较为缓慢，一些问题虽然基层呼声不断，但在行业内缺少足够的共识，对如何解决也缺乏成熟的设计。主要表现在：1.法律援助机构方面。一是机构性质模糊。据统计，全国行政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约占七成，其他大部分为全额保障事业单位，有的地方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法律援助机构应该如何定性缺少明确规定，能否参公管理也不明确。地方编办对此也认识不一，个别地方至今仍未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二是管理和办案职能划分不够明确。目前，大部分省份以及部分设区市参照司法部的模式，分设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中心，但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中心各自应当承担哪些职能，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和遵循，很多省份的职能划分都不一致。作为一项单纯的业务工作，分设两个机构以后，管理机构职能较多而经费很少，法律援助中心经费较多而职能减弱，个别地方两个机构负责人“同台唱戏不同心”，给工作衔接配合增加了阻力。三是县区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够清晰。县区司法局由于人员较少，法律援助中心一般同时承担管理职能和办案职能，应该是以管理为主，还是以办案为主，缺少明确的界定。有的县区主要指派社会律师办理案件，也有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案上，很少向社会律师指派案件，成了专职办理援助案件的机构，管理工作被人为闲置。2.法律援助人员编制方面。一是先天不足导致人员编制普遍紧缺。笔者对河北省各级编制部门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的批文进行了汇总分析。编制部门批复为行政性质的，一般都规定“所需人员从内部调剂，不增加编制”，导致七成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立之初，人员编制紧缺的问题就存在先天性不足。据2016年上半年统计，河北省共有122个县区需要局内调剂人员充实法律援助队伍，有71个法律援助机构实有人员不足3人，42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兼职其他股科职务，县区司法局原本紧张的编制更加捉襟见肘。二是人员编制压减。本届政府承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同时河北省正在推进“人员编制压减10%”，因此，原来人员编制少的，现在增加编制基本不可能，而且现有的人员队伍可能进一步压减，给工作带来更大压力。三是事业编制有被占用的现象。法律援助中心是司法局唯一的直属事业单位，法律援助中心批复为事业编制的，有的事业编制被机关其他科室人员和司机等占用，这一现象并不少见，但都比较隐蔽。个别地方将法律援助工作全部交给管理机构，而法律援助中心的事业编制完全被占用。3.法律援助队伍方面。一是法律援助队伍职业化建设缺少统一标准。两办文件虽然提出“探索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模式”，但还没有参照法官、检察官，设置全国统一的准入门槛。现有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较杂，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能力不够优化。据统计，河北省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中有248人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占实有人员总数的40%，其中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有66个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占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总数的38%。二是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需求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基层法律援助任务负担越来越重、职业风险越来越高，但是职级低、待遇差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高层次人才“进不来、留不住”的情况普遍存在，也使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缺少身份感和归属感。现在弥补基层编制不足主要通过政府购买公益岗位、聘任等方式，这些人往往工作时间不长，对法律援助工作也缺乏热情。三是法律援助律师处境尴尬。《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均未对法律援助律师作出相关规定，法律援助律师的职称待遇、培训等没有相关政策，司法部印制的法律援助律师执业证书至今仍有“试用”两字。不可否认，法律援助律师在一些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在能否为法律援助律师发放办案补贴的问题上，基层认识和做法不一，也使这部分群体面临困扰。而在一些发达地区，在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情况下，法律援助律师面临更加尴尬的处境，如果这部分案件可以向社会购买，法律援助律师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必要存在，这部分队伍如何转型？4.法律援助经费方面。一是经费分级保障主体责任不明确。两办文件虽然明确法律援助经费实行“全额保障”，但是中央、省、市、县四级法律援助经费分级保障的主体责任不明确，部分县特别是贫困县严重依赖中央和省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用上级拨付资金充抵本级法律援助经费，同级财政保障严重不足甚至缺位。虽然中央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但地方政府投入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些地方相应减少了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二是转移支付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预算法》规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立专项转移支付”，而两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虽然要求各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意见属于规范性文件，难以作为申请设立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转移支付的依据。在中央补助专款分配环节，财政部门对专款分配文件设置为不公开或依申请公开，很多县区收到专款后还以为是同级财政拨款，同时中央补助专款由省直接下拨到县，设区市不知情，在对县区经费监管上产生了盲区。三是县区经费使用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省、市法律援助经费基本都能做到单列科目、专款专用，但县区法律援助经费往往与其他司法行政业务经费打包发放，即使单列科目，在使用上也往往统筹安排，法律援助经费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四、深化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是一块“硬骨头”。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改革，这块“硬骨头”却是不能回避、不能拖延，必须正视问题、敢于攻坚，推动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协调推进。一是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形势的要求。当前，中央深改组正在推进以人财物改革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内容，2016年正在全国层面推开。公安机关也在开展公安机关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序列和警务技术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总的来看，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都在人财物改革的整体设计和推进上有着重要突破。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改革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从两办《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来看，更多地是固化需求侧改革的成果，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也有一些规定，但在人财物改革方面缺少清晰明确的设计和措施，与公检法部门的改革措施和力度相比，缺少“一盘棋”的整体设计和创新推进，在改革节奏和力度上滞后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二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法律援助经费保障面临实际困难。目前，东部省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整体优于中西部省份，且差距在逐步拉大。从2015年各省同级政府财政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来看，广东、江苏、浙江等省投入在4000万以上，山西、河北等中部省份不到1000万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不到500万元。2015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近5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99万多件，年均增长14.3%，但中西部省份经费并没有随着相应增长，经费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在财政普遍紧张的形势下，法律援助经费需求仅靠中央输血不是治本之策。由于法律援助经费分级负担主体责任不明确，司法行政部门争取经费本身就比较困难，如果经费保障不足，在政策执行上也会打折扣。三是适应法律援助发展规律的要求。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曾先后成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主线，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有了初步的基础，也使得两个方面的改革联系更为紧密，相互协调推进有了现实和理论的基础。忽视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改革势必难以深入推进，并最终拖累整个法律援助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努力做到协调推进、相辅相成。近年来，各省在协调出善法律援助实施意见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反映了基层对完善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愿望，亟待顶层设计予以重视和呼应。
五、推进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一是深入总结法律援助改革发展得失，寻求发展共识。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基层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为研究各种做法得失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推进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首先要总结法律援助探索达成的行业共识，在理论上率先突破。比如机构性质问题，各省都普遍存在行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等不同性质，哪种性质更符合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位、更有利于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比如法律援助经费作为政府责任，能否推广青海省按照人口总数计算经费投入标准的思路，提出同级财政保障的指导标准；比如法律援助人员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能否参照法官、检察官，设置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准入门槛。对于这些关系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全局性问题，可以设置理论课题，在全国范围内集思广益、寻求共识，作为改革的思想基础。二是全面阐释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完善顶层设计。在总结思想共识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优点，同时借鉴司法体制改革正在推进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改革经验，对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时代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研究提出符合中国特色、法律援助特点的人财物改革方案，并先行协调中央深改组纳入司法体制改革整体进程，有效促进解决法律援助存在的性质不明、编制紧缺、职级较低、待遇落后等问题；第二步是总结法律援助人财物改革的经验，同时综合法律援助需求侧改革的成果，系统阐述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三是抓住制定法律援助法的重要时机，规划发展路径。如果说两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主要是固化法律援助需求侧改革的成果，那么，国务院已经将法律援助法列入立法计划，则是推进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最佳机遇。期望抓住这个机遇，总结完善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成果，并通过法律予以体现和固化。
法律援助的性质篇5
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相关
法律援助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各种矛盾增多，各类纠纷频发。一些困难群众由于种种原因，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困难群众能够借助国家力量，获得律师帮助，维护自身权益。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直接体现“为民”精神的制度。
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司法领域公平正义的核心内涵。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原本没有能力获得律师法律帮助的公民，可以充分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进而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此，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也得以彰显。
促进全社会互帮互助、平等友爱。全社会互帮互助、平等友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虽然法律援助制度在性质上属于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政府，但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因而需要接受社会各方面的捐助。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自1997年5月成立以来，通过接受国（境）内外的捐赠资金，为众多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提供了资助。这大大缓解了我国法律援助需求巨大与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体现出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有利于形成全社会互帮互助、平等友爱的和谐局面。
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良好，保持安定团结，这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利益差异客观存在，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如果把握和解决不好，往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乃至社会混乱和动荡。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统筹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在社会冲突解决机制中，诉讼是规范性、程序性最强的手段。法律援助案件中绝大多数属于诉讼案件。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在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的公民在诉讼中能够得到帮助和保护，这有利于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协调全国性立法与地方性立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法规是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法规体系中既有全国性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又有地方性法规，如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等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或办法。由于大部分地方性法律援助法规是在《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之前制定的，其中有的内容与《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为了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和统一适用，需要对地方性立法进行修改，以使全国性立法与地方性立法相协调。
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法律援助人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承担者，其业务素质决定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效果。由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益甚微，目前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高素质律师较少，不少实际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办案经验不足，这大大影响了法律援助的效果。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比如，可以考虑建立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员资格准入制度，对参与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在从业年限等方面规定一些限制性条件，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
法律援助的性质篇6
主题词：法律援助 服务质量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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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机关改善民生、服务民生的一项“民心工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线，关系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法律援助制度法治、平等、公正等基本价值的实现，随着法律援助的不断宣传和普及，法律援助已逐渐被人们了解，受援的当事人对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者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一些地方给法律援助下达目标和任务，着重从法律援助的数量来考核法律援助工作，导致了法律援助机构追求法律援助的数量，而忽视了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健康发展。
法律援助中心承担了法律援助接待咨询、受理、审查、指派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案件信息的录入及法律援助的指导、管理等工作，有限的人员只够忙于应付日常事务，对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就缺乏足够的、有效的监督。
法律援助工作者法律知识不够熟练。不能很好地将法律知识运用到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案件办理中，致使定性不准、适用法律关系错误，从而影响了法律案件的质量。法律援助工作者还缺乏专业知识，办好一个案件除必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心理、医疗等方面的知识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如医患纠纷这些年逐渐增多，而从事这块的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少，擅长打医疗官司的律师又不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类案件的质量。
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贯穿案件的始终，从法律援助的受理、当事人的见面谈话、调查取证、出庭等方方面面，都涉及法律援助服务案件质量，必须重视。有的法律援助工作者对简单案件的，没有从全方位来考虑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单凭自己的经验来办理，与援助当事人见面交谈少，风险告知简单、调查取证不够仔细，庭前审查证据流于形式，导致准备不充分、仓促上阵，临时出庭、临时辩护。如果法律援助工作者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甚至导致援助当事人投诉。因此，强化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援助责任意识教育，不论简单或复杂的案件，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都要认真负责，心中都要树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责任认识，杜绝重形式、走过场、敷衍了事的现象。
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普遍低，一些案件的补贴费不够承办人的交通费、证据的复印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律援助工作者办案的服务质量。
根据以上存在的现象和原因，为了使法律援助这项民心工程健康发展，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一是建立以基层司法所为补充的法律援助队伍。基层司法所直接面向城市街道、农村，法律援助是司法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工资收入有保障，不像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人员靠服务的案件来生存。因此，应把基层司法所的人员全部纳入法律援助队伍中，鼓励司法所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二是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是指在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执业的律师，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们与社会律师的区别是有工资收入，不靠办案收费生存，他们的职责就是为受援人服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避免社会律师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对法律援助案件敷衍、不负责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
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管理和指导机关，法律援助中心应定期开展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者参加的以法律援助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内容的教育和培训，严肃法律援助的各项制度和纪律。
1、建立质量评估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集中评估，对具体案件作出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评定，对不合格的案件，对评估一件不合格的案件，由法律援助承办人作出书面意见，二件不合格的，给予法律援助承办人告诫，三件不合格的，取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资格。
2、加强案件过程的监督
首先一次性告知。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权利义务和监督电话等；其次跟踪办案进程。法律援助中心由专人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受援人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三是建立承办人员报告制度。承办人员在开庭前或定期就证据收集情况、（或辩护）的主要观点、案情分析意见等内容向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四是出席旁听审理。每月有计划地随机抽查部分案件参与旁听，通过个案的有效监督普遍的警示作用；五是建立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对在受理群体性法律援助案件、有较大影响的疑难、复杂法律援助案件，实行案件集体讨论，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在分析研究中准确确定案件当事人主体、法律关系、法律的适用，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3、注重办结案件管理
一是审查案卷。查看卷中材料是否齐全、谈话笔录、调取证据是否符合要求，起（上）诉述、答辩状、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使用法律是否正确等；二是回访当事人。采用案件质量跟踪卡、法律案件回访单等形式，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办理程序、服务质量、事实认定、应用法律等问题向受援人征求意见和进行跟踪监督；三是走访案件的承办机关。定期走访听取他们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案质量。
为充分调动法律援助人员注重法律服务质量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机构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定标准，法律援助机
构建立案件补贴与案件服务质量挂钩的办法。根据案件办理情况，对承办人员的办案质量进行评估，确定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质量等级。对质量不合格的法律援助案件下调案件补贴40％，对质量优秀的法律援助案件上调案件补贴30％，用质量评比和奖励处罚制度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法律援助机构要定期对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通报，结合法律援助案件检查评比的结果，服务质量好的案件，予以表扬；对服务质量不好的案件，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法律援助人员提出书面的整改措施，防止再次发生。
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案件的受理、办理的程序、与当事人的交谈技巧和语言、怎样进行风险告知、证据的收集审查及法律知识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培训的方式要多样化，注重实际效果。
承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违纪违规情况而被投诉的，法律援助机构逐一查清事实，并及时向投诉人反馈信息。凡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违纪违规、严重不负责任，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目前，市、区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乡、镇（街道）未将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政府工程，各级政府应从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民生来重视和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市、区（县）、乡、镇（街道）都应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的投入，法律援助机构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
法律援助的性质篇7
1、规范中心窗口建设。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确保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健全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机制，加强对法援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法援经费专款专用。
2、健全法律援助三级网络互动衔接机制。继续完善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站、联络员三级网络体系，做到及时沟通，互动衔接。在村居和有条件的规模企业、人群聚居点等最能为困难群众提供便利的地方设立援助站，对法律援助联络点实行规范化建设和管理，为援助对象提供便利，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就近、快捷地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真正做到方便群众，司法为民。
3、鼓励和吸收社会力量支持、帮助法律援助工作，组织具有法律知识或法律援助工作需要的其他专业知识，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和管理制度。
4、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信息系统的使用，要求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将来电、来访咨询事项及时输入信息系统，对经初步审查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直接输入系统，由中心在网上实时审批，并将系统逐步扩大到有条件输入信息系统的法律援助联络点和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尽可能地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建立法律援助咨询专线平台，并完善“148”法律咨询热线电话的工作台帐。
5、建立执业律师值班制度，要求执业律师年度内到法律援助中心参与咨询接待不少于5日，方便当事人得到更为专业的法律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落实法律援助中心的便民措施。
二、进一步落实工作制度，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1、根据《市法律援助案件全程跟踪管理细则》，进一步运用旁听庭审、质量反馈、回访当事人、归档检查等跟踪方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全程参与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管理，特别要落实对法官、仲裁员的回访制度。
2、加强法律援助档案的管理，下发归档案卷的统一标准，要求案卷材料齐全、装订规范并及时上交，并从归档案卷中检查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过程，严把案件承办的结案关。
3、加强与法院、残联、妇联、总工会、劳动局等相关部门的业务联系，发放法律援助监督卡，召开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义务监督员会议，征求意见和建议，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
1、中心工作人员的自身学习。继续坚持并完善每月一次的业务学习，做到学有内容、学有所得、学有记录。
2、对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的培训。充分发挥各法律援助站的作用，增强对各法律援助站负责人、联络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培训力度，提高业务素质。
3、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增强服务和谐社会、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效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法律咨询、社区顾问工作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惠民服务.发挥法律专长，加强法律援助力量。
4、加强对辖区内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的日常指导、监督和管理，受理举报和投诉，发现问题，及时与市局和律师协会沟通，配合市局做好相关工作。
四、进一步拓展宣传渠道，扩大法律援助的宣传层面
1、加强信息和调研工作，抓好日常宣传。及时报送法律援助工作的最新动态信息、典型案例，深入调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完成一定数量的调研或工作研究性文章，反馈工作中的亮点、难点，研究和探索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思路和新途径。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对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动态报道，提升宣传层次，扩大宣传效果。
2、寻求长效宣传形式。在辖区选址悬挂法律援助广告牌，让群众能随时随地看得到，提高宣传的有效性、长期性、针对性。
3、多样化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结合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组织较大规模的法律援助咨询活动。继续以法律援助深入社区、学校、企业、工地为主线；与工会、妇联、残联等部门在“三.八”维权周、“助残日”等深入开展法援扶贫、法援助残、法援济弱、法援解难系列宣传活动。
五、进一步突出特色活动，发挥法律援助的维权作用
1、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学习借鉴法律援助工作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区实际，完善便民“十项举措”，在扩大对困难群众的援助覆盖面和提高便民程度上有所突破。
2、继续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活动。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畅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大、仲裁或诉讼成本高、时间长、执行难的客观情况，积极采取诉前调解的方式，减少讼争，化解矛盾，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现场咨询、发送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外来务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3、继续开展“一社区一顾问”活动，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创新工作方式，发挥社区法律顾问的积极作用，结合特色的“十加十社区和谐促进服务团”工作，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纠纷，取得更大的成效。
法律援助的性质篇8
论文关键词 律师 法律援助 义务 研究
一、引言
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而维护社会公平，构建法制社会离不开律师，其作为推进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主要力量，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法律援助活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法律援助也逐渐由传统的社会道义和社会慈善行为，转变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社会保障措施和司法救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第三十四条的修改，扩大了刑事类法律援助的范围，对法律援助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更加需要专业的律师去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法律援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是否公正、法治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的标尺。在我国法律援助发展历史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多以地方政府官员，这部分人员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方式，以及法律素养等方面与专业法律援助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在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上也多以政府为主导，致使我国法律援助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法律援助的内涵
对于法律援助的概念，因为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速度和民主法制发展进程的不同，其在法律援助的思想、援助范围、援助条件和方式上也各有不同。但是在总体上，法律援助已经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保障符合援助条件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体现司法人权准则的联合国文件，它对签署的成员国的法制发展具有较为直接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法律援助作为国际公认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在被指控有刑事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例如诉讼等。而且在自己没有能力支付相关法律帮助费用时，可以不必支持该部分费用。
具体而言，我国对于法律援助的概念界定可细分我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其一，按主体的不同来划分。广义法律援助指的是检察官和法官以外的法律工作者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狭义的是指由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其二，从救助费用来划分。广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院减收或者免收相关费用的援助方式。狭义的是指律师免费或减免部分律师费的方式提供的援助。若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主要介绍和是阐述的是按主体的不同来划分的，狭义的以律师为主要实施主体的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形式与依据
法律援助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论文在借鉴西方法律援助经验较为丰富的国家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具体国情，以及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与主要形式进行探讨。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
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确定法律援助对象，也就是确定符合什么条件的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有资格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或者说是，法律援助应当在何种条件下、向何种人提供援助。
在我国《律师法》第41条中，规定律师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是公民，对于这种界定，我认为是在原则上的界定。我国法律援助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是指公民，主要指的是那些劳动能力地下，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或者是特殊案件中的公民；其二是指在我国境内接受审判，而且确实存在经济十分困难或者是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外国当事人（一般为刑事被告人）；其三是企事业法人，对于那些处境艰难的事业单位和经济上非常困难的特困企业，也列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内。
从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提供人员构成来看，其主要由公职律师和私人律师两部分构成，此外还有律师之外的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他们大多只能完成法律援助相关的辅助工作，例如为法律援助机构完成部分工作，或者是辅助律师办理援助案件。总体上律师依然承担着法律援助的核心工作，而且与一般基层工作人员和公证员相比，律师更能出色的完成援助工作，所以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是指代表政府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和机构，主要是指律师。
（二）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
依据我国司法实践和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精神，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律师通过的方式，承担委托人的诉讼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援助，为需要获得法律帮助，但是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诉讼当事人，免费担任其辩护人或者人，帮助诉讼当事人实现其合法的诉讼请求目的，这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其二，律师通过承担非诉讼法律事务方面的法律援助，为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其三，律师免费为生活贫困的当事人，免费提供各种法律咨询，各种法律文书，这些都是律师法律援助活动的常见表现形式。
（三）法律援助义务的依据
国内诸多学者认为，从事法律服务作为律师生活的主要来源，国家不应该强制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律师也没有义务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但是也有大量学者认为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项责任，作为律师就应该有责任肩负起这神圣的使命。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的依据在于它的职业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律师职业的正义追求。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动力在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无力承担高额的聘请律师的费用，律师无偿的提供法律援助就是对正义的追求和倡导。（2）律师职业的伦理特质。律师要始终坚守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维护正义的，但受援人诉请的权利到底是不是正义的，这只有律师接手后才能得知，那么这就需要律师严格律师职业道德。法律援助将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联系在一起，这就充分体现了律师职业伦理的特质。（3）律师职业的社会属性。律师其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在杜绝权力滥用，保护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我国大批律师不仅是简单埋于案首、奔走于法院，而是积极推动立法，参政议政，可见在律师这个群体里，总深深烙印着社会责任。
四、我国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现状
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法律援助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一，在制度上还不够完善。国外一些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上采用量化的方式。比如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比如美国要求每一万个穷人，必须保证提供两名律师；又如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一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点，这些做法为民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法律援助。而我国目前仍然有近两百个县市还没有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且约十万人才能分享一名法律援助专职提供的服务。其二，在财政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西方发达国家每年会将财政收入的较大一部分划拨用于法律援助。比如荷兰和英国每年就划拨约1%的财政收入用于法律援助，每人约合三十英镑，而据统计2005年，我国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才0.21元。
其次，区域之间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省市，财政上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力度大，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收入还有待提高，导致政府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和支持力度薄弱。例如广东、山东省每年法律援助经费超3000万，江苏、浙江也均超过了2000万，上海、河南、辽宁、重庆、福建、北京等地的法律援助经费也较超过1000万，以上十省法律援助的费用占全国法律援助总经费的60%以上，而西部新疆、内蒙、广西等地法律援助只有区区两三百万。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区域间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
再次，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不高。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的律师增长速度很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保障，使得一些案源紧张的律师、法律工作者非常青睐援助案子，造成对援助案子进行抢夺瓜分的现象。而很多经验丰富执业时间长的律师则不愿加入到法律援助中来。相反，经济欠发达地区，原本法律人才就缺乏，再加上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使得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远远不够。两种现象都直接造成援助案子的质量普遍提不上去。
最后，我国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主体混乱，有专职律师、法援律师、法律工作者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等，专业素质良莠不齐阻碍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快速发展。存在部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缺乏责任心、敷衍办案，甚至违规省略必要的办案程序，缺乏对法律援助深层次含义的认识——维护困难群众切身合法权益。
五、实现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的几点思考
根据2003年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五章规定，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然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及机构设置参差不齐。统一全国的法律援助机构性质，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和任务，促进我国法律援助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职律师的设立
公职律师拥有律师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在二00三年九月，重庆市将从事法律援助律师纳入了公职律师，这一举动在我国属于首创。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非常有参考借鉴价值。公职律师的设立将吸引一大批优秀的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的行列中来。作为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将公职律师的工质纳入当地财政支持，保障律师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公职律师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法律援助律师过少的尴尬局面，有利于法律援助案件处理质量的提高。
（二）通过类似于招投标方式
各地市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披露法律援助案件的信息，而且根据具体案件列出相应的奖励，例如每年年终颁发荣誉证书等。提高律师“投标”的积极性，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各个“投标”律师的详细信息，择优“定标”。通过这种方式可吸引大批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律师加入其中，获得荣誉，提高自己办案能力提供了有效途径，也有助于提高受案案件的质量。
（三）建立“希望”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