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观

儒家的民本观是中国传统的民主观念，也是民主的实质内容。这个内容有其优秀的传统。与现代西方民主相比，各有优长，可以互补。许多人以为民主高于民本，是由于不了解民本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此有必要详细介绍民本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以及在历史上的贡献。脱离实际，仅从理论上探讨问题，容易失于空疏。

（一）民惟邦本

《尚书•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又说:“天命有德。”“天罚有罪。”“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这都是把民与天联系起来，借天的权威，强调民的重要性。《尚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皇祖指大禹。大禹认为民可以接近，不可歧视。本指树根。国家像一棵树，民是树根。树根稳固，树才能正常生长。本固指人民安居乐业，邦宁指国家稳定安宁。民是国家的根本。面对民众，治理人民，就像用腐朽的绳子驾驭六匹马拉的车那样危险，作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敬？这个“敬”，是专心致志、认真负责的意思。孔氏传:“能敬则不骄，在上不骄，则高而不危。”社会管理者对于自己所管理的范围，要专心致志，要认真负责，才能做好。只要专心致志、认真负责，就不可能骄傲，只要不骄傲，虽居上层，也不会有危险。现在升官而有危险，多是由于骄傲，自以为官大智慧就高，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导致失败。以民为本，是大禹的遗教，对后代统治者的警示作用，不可低估。稍有懈怠，紧跟着就是民灾国难，再下去，就是国破家亡，身败名裂。民本，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哲学的中心，也是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二）齐天主神

西周时代，明智的统治者就提出天命论，认为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认为人民的视听与天的视听是一致的，所以统治者要以“敬天保民”作为执政的理念，在民面前作威作福，就是得罪了上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人民有什么愿望、要求，天会努力使它得到实现。这些事情做的如何，就决定了自己的地位是否巩固。因此，他们又从理论上概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语）德，指使人民得到好处。天没有亲戚，它只辅助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有德者。他们把民抬到与天并列的崇高地位，说明他们极端重视人民的作用。因此，敬天保民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

春秋时代，敬神与保民作为社会风气同时流行。有的统治者重视神，祭神特别隆重，从人民那里刮来很多财富，准备祭品，作为敬神的物质条件。同时，他们每有大小事都向神请示，非常相信神，凡事都按神的意志办。另外一些思想家把民放在比神还重要的位置上，要求统治者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然后再去向神表示敬意和感谢。例如，季梁说，治国之道就是“忠于民而信于神”。忠于民，就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要经常想着如何才对人民有好处，就是“上思利民”。他又说:“夫民，神之主也。”在古代，蜡烛的芯，叫做主。民为神主，大意是说:神的情绪随着人民的意愿而产生变化。人民高兴，神也高兴。人民不高兴，神也会不高兴的。所以，圣王先办完人民的事情，然后才花一点时间去敬神。“民和而神降之福”（《左传》桓公六年），人民安居乐业了，神才会降福，统治者办事才会成功。“民不和神不享”（《左传》僖公五年），人民生活不好，神就不会享受统治者给它的祭品，当然也不会给他们降福。

无论是将民与天并列，还是主张民为神主，都说明西周以后开明的思想家已经有了重民的思想。当时普遍的观念还是天与神有崇高的地位，风俗是畏天敬神的。天、神的地位都在最高统治者天子之上，如果民与天、神并列，那么，很显然，民的地位应该在天子之上。

（三）民贵君轻

君与民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君是天子，民与天齐，那么，民的地位自然要比君高。按道理说，民是君的叔叔或伯父，天子只是民的侄儿。一些县级芝麻官却被称为人民的“父母官”，这不是吗？乱了秩序。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贵君轻”思想，孟子还作了详细的论证。战国时代，社会等级是天子、诸侯、大夫。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得出结论是: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人才能当天子，统治天下。这就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得天下的决定因素，也可以说是民心主宰天下，主宰历史，或者叫民心决定论，民心史观。民心史观虽然不是唯物史观，其合理性、进步性却是非常明显的，与唯物史观在重视人民大众方面则是高度一致的。

《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确立君即统治者，是为了人民，并不是为了君。如果君不为人民做事，就是违背天命，就要被废除掉。又说:“君，舟也;庶民，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说民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民可以拥戴君主，也可以君主。君主的上台下台，是人民决定的。这就是民本思想，这里包含深刻的民主意识。

（四）倾听民意

古代传说，尧时曾经设立“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舜时“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尚书•舜典》）。商朝就有召集群众议论大事的习惯。如《尚书•商书•盘庚上》载“王命众悉至于庭”，讨论关于迁都的事。《尚书•商书•盘庚下》载:“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商末周初出现的《洪范》有“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的记载。庶人就是一般群众，区别于当官的卿士。《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西周时代，有一种制度，在大事决定之前，要进行商量。一方面，国王与各大臣在朝廷上商议。另一方面，派小司寇到外朝向万民征询意见。国家大事有三件:一是国家危险的时候，外国入侵，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要与别国订立结盟，都要与民众商议。二是国迁即迁都，首都要迁移，也要与民众商量。三是立君，即确立新君，决定国君接班人，这也是与民众关系极大的事情。

（五）善为众主

人民群众的意见是复杂多样的，不尽合理。因此，《吕氏春秋•不二》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有时也采取“投票”的方式，来看多数人的愿望，例如《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吴国进攻楚国，吴国派使者到陈国召陈怀公。陈国是小国，夹在吴、楚两大国之间。吴楚相争，陈国怎么办？陈怀公感到很为难，就向国人征询意见。国人意见分歧很大，讨论很长时间，莫衷一是。陈怀公说:“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这大概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站队”问题，也是最早划分左派和。站队点人数后来演变成放豆子，举手表决，无记名投票，再到电脑计票。民主形式可以不断发展，民主精神则是贯通的。根据人数（即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大事，不尽合理。中国古代比较明智的思想家不是根据简单多数来决定大事，而是理智地审察群众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抉择。例如，《左传》成公六年载:楚军进攻郑国，晋国栾书带兵去救援郑国。郑国与楚国已经停战。楚国退驻蔡国。千里迢迢来救援，却没有打上一仗，白跑了？有的人主张到蔡国去打驻在那里的楚军，有的人不同意。赵同、赵括等将军力主向楚军开战，一决雌雄。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不赞成，认为救郑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班师。如果开战，胜了没有什么意义，败了会遭世人耻笑。主帅栾书决定撤兵。这时主战的将军们对栾书说:“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栾书说:“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群众的意见也是变化的。经过一段时间，实践证明它是好的，最后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的，会成为多数人支持的意见。

总之，先秦时代，统治者重视听取人民的意见，群众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也不是一定就按群众的意见决策。统治者听取各种意见以后，再进行思考、分析，选择最佳方案。这是当时最合理的民主方式。

（六）民主观念

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民本的思想，但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行。例如《吕氏春秋•贵公》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就是天下人民的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但是，秦二世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富，要求天下侍奉他一个人。刘邦得天下后，问父亲:“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我的事业财富与老二（秦二世）比谁更多呢？实际上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财富。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这是民本思想的系统论述。贾谊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此后，不以民为本者，比比皆是，与民为仇者，不绝于世。唐代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更加明确人民是主人，所有当官的都是人民用自己的税收雇佣的仆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不是哪一种制度规定的，而是本来如此的。

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很丰富，进入秦汉，建立起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儒家又概括出适应社会政治需要的“三纲”理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被以后，中国要走向民主，民本主义重新得到发扬，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思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民本思想还要有新的阐释，还需要创造适当的形式来保证它的实施。

【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