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医学的概念范文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1

【关键词】 SNOMED CT；中医临床术语集；标准化

中医临床标准术语的应用能有效提高临床信息采集与数据挖掘的速度与效率，更有助于临床信息经过采集、存储、传输直至利用的多个工作环节仍保持其完整性与真实性，使基于数据进行的中医临床科研工作具有更高的科学性，研究结果的说服力更强。我们依托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个体化诊疗评价体系的研究”，对现有标准以及实际工作对术语的需求进行了系统研究，目标是基于现有标准的规范化应用，建立起能够理想地支持信息化临床科研工作的《中医临床术语集》。

研究中发现，当前中医临床科研涉及的术语已远远超过了纯粹意义上中医术语的范畴，西医术语以及非医学专有术语被大量应用，成为中医病历书写、科研、医事管理等工作所必需；同时，由于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缺乏相应指导性标准，在对研究需要达到目标或程度的界定上还缺乏清晰统一的定义。从术语涵盖范围、术语分类体系以及临床实用性等角度进行考量，现有标准与实际工作的需求还存在差距。

《系统化临床医学术语集》(SNOMED CT)是一部先进的现代西医学临床标准术语集，已得到40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引进，广泛应用于电子病历书写、电子处方、医嘱录入、检验报告、文献编码等工作[1]，证明其具备了能够满足信息化临床科研工作需求的标准化特征要素。系统总结提炼SNOMED CT内涵的标准化特征要素，探索并提出《中医临床术语集》应当具备的标准化特征要素，将有助于强化工作重点，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及可应用性，更好地发挥术语标准对中医信息化临床科研工作的支撑作用。

1 SNOMED CT的标准化特征要素分析

探讨临床医学术语集标准化特征要素，主要是为了明确术语集在完成哪些主体工作后才达到符合标准之标准，实质上属于术语标准化工作“指导性标准”研究的范畴。所谓指导性标准是对“标准化工作的原则和一些具体做法的统一规定”。由于标准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以SNOMED CT这样发展成熟、方法学体系完备并得到世界范围广泛应用的标准化术语集为研究对象，提炼总结其标准化工作的

原则与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捕获其内涵的标准化特征要素。通过系统化研究，我们将SNOMED CT的标准化特征要素总结概括为“以概念的逻辑化定义为中心，以概念分类与语义关联为主要手段，以三张核心表格为主体内容”。

1.1 以概念的逻辑化定义为中心

与现有标准大多处于术语研究层次不同，SNOMED CT已转型成为以概念研究为核心的术语集。依据现代术语学理论，概念先于术语，具有唯一性，术语是概念的表达方式，不具唯一性。不同语言都可以描述同一个概念，同种语言中还有术语同义、多义现象，这是造成术语使用欠精确的原因之一，也是术语标准化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以概念为核心进行术语标准化研究，能理想地甄别概念与术语以及同义术语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特定知识领域概念体系的建立。

概念定义是术语标准的一项重要内容，SNOMED CT采用了“逻辑化”概念定义模式，将概念的逻辑化定义作为中心任务，在实现准确定义概念的同时，也为术语在临床科研工作中的便捷运用奠定了基础。与现有标准惯常采用的文字描述定义模式不同，逻辑化定义是基于概念语义，通过建立概念间明确的关联关系而实现概念定义的一种标准化工作模式，此处关联关系包括了概念间纵向的上下位(IS-A)关系与横向的属性关系。与文字描述性定义模式相比，逻辑化定义模式能够更好地保障术语在临床病历书写及科研工作等脱离了文字描述性定义支持的实际应用环境中得以正确使用。

以概念“面神经疾病”的逻辑化定义为例(见图1)，其下位概念是“先天性面神经麻痹”，其上位概念逐层向上分别是“颅神经病症”“神经系统疾病”……“疾病”“SNOMED CT概念”。“SNOMED CT概念”是术语集数十万个概念中最顶级的概念，又称“根概念”，概念“疾病”是根概念下19个顶级分类之一。基于纵向直至“根概念”的上位关系明确了“面神经疾病”在概念分类上的归属(属于“疾病”类概念)，与其紧邻的上位与下位概念则确定了“面神经疾病”在概念体系中的纵向坐标；在横向上通过“发病”、“发现部位”、“严重程度”等概念，将“面神经疾病”与能够描述其固有属性的属于其他分类的概念进行连接，确定了其在概念体系中的横向坐标。纵、横定位结合界定了“面神经疾病”与其他概念的本质区别，完成了逻辑化定义。SNOMED CT采用数字编码固化了每一个概念具有的纵、横向关系及其拥有的多个同义术语，为实际工作中基于概念关联关系的术语快速调用创造了条件。

1.2 以概念分类与语义关联为主要手段

概念分类与语义关联是SNOMED CT最主要的两种标准化工作手段，两者在功能上“一分一合”，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是实现概念体系建立与概念逻辑化定义的基础。

“概念分类”是依据标准化研究目标与成果的应用环境，依据对学科固有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对特定领域知识体系进行有机分割，形成以其中内涵的互不重叠的若干顶级特质属性为轴心的概念集团，每个概念集团内依据概念间的上下位关系逐级建立起树状层级体系，形成术语集框架纵行支柱。我们研究认为，SNOMED CT进行概念分类的理论依据是现代西医学本体论疾病观，其建立的19个顶级概念分类较理想地覆盖了临床科研工作所需概念种类，各种分类之间具有的逻辑关系符合现代西医学临床诊疗规律。

“语义关联”是结合应用环境，基于概念语义，通过特定属性连接概念，将具有内在关联关系的概念两两相连，并揭示出这种关系具体是什么。建立概念分类层级体系中用到的上下位关系，其实质也是一种语义关联。通过语义关联，将经由概念分类形成的概念集团从纵向与横向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概念体系的建立。SNOMED CT利用包括IS-A在内的60种连接概念，形成近100万种语义关联组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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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三张核心表格为主体内容

1.3.1 概念表——概念的标准化

SNOMED CT概念表用于收录概念，并为概念提供了数字编码、概念当前的应用状态、概念完全指定的名称(FSN)、概念在CTV3(英国的医学术语集，SNOMED CT是由SNOMED与CTV3合并形成)及早期SNOMED版本中的编码、概念逻辑化定义程度等信息。概念编码与完全指定的名称在术语集中均具有唯一性，为同时满足概念的人类与计算机理解提供了条件。概念状态与概念逻辑化定义的程度，用于记录概念的加工修订。早期概念编码则为利用以原有术语集进行编码的历史性文档提供了概念映射的功能。

1.3.2 描述表——同义术语的标准化

SNOMED CT描述表用于记录同义术语标准化研究的结果。SNOMED CT中共有3种术语描述类型，即“完全指定的名称(FSN)”、“首选术语”及“同义术语”。每个概念都有一个FSN和一个首选术语，同义术语是除去首选术语外，其他能够描述FSN所描述概念的术语。描述表为术语指定了唯一的编码，标明其具有的描述类型，并将能够描述同一概念的所有术语都指向同一个概念的编码。如与“面神经疾病”相应的术语共计14条，亦即有14种不同的描述都能代表“面神经疾病”这个概念。通过建立概念与术语的对应关系、同义术语之间的等级关系，增强了临床科研工作中对概念表达的灵活性，并有效地解决了由于“同义”、“多义”而造成的术语使用混淆。

1.3.3 关系表——语义关联的标准化

SNOMED CT的语义关联由“概念1＋连接概念＋概念2”组合形成，“概念1”是被描述的主体，“概念2”是描述的值，连接概念用于揭示描述的属性。关系表记录了具有临床意义的全部语义关联组合，逐条为其赋予了数字编码及特征类型、可改进性、所属的关系组等信息，以“语义关系类型”的形式明确了系统当前使用中60个连接概念。

以概念“面神经疾病”为例(见图1)，通过“IS-A”、“发现部位”、“发病”、“严重程度”等连接概念与相关概念组合，形成“面神经疾病属于颅神经疾病”、“面神经疾病发现部位是面神经结构”、“面神经疾病急性、亚急性、隐匿性发病”、“面神经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具有临床意义，可直接被用来描述临床事件的短句。不仅能提高临床病历书写的速度，也梳理了与概念“阑尾炎”具有语义关系的概念及其间具体语义关系的种类，为基于概念的数据挖掘提供了便利。

2 中医临床术语集标准化特征要素初探

从现代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与提高标准化术语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建立概念体系、完成概念精准定义、编织概念系统化的语义关系网络，是领域术语标准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标准化术语集能够理想地支持实际工作的基础，这一点并不受中西医学知识领域个体化特质的影响。

《中医临床术语集》与SNOMED CT具有相同的研究目标与应用环境，均服务于信息化临床科研工作，为病历书写与数据挖掘提供标准化术语支持，SNOMED CT具备的标准化特征要素是术语集，而并非限定为“西医学术语集”体系构建的原则与工作方法，其在主体上同样适用于《中医临床术语集》。因此，符合中医临床诊疗固有规律的概念分类框架体系、概念的逻辑化定义、甄别明确的同义术语、翔实的语义关系，应当是《中医临床术语集》所具备的标准化特征要素。

【参考文献】

[1] 郭玉峰，刘保延，李 平，等.知识本体与中医临床术语规范化工作[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7)：1368－1370.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2

成功的处方药概念营销，能够确立新的竞争框架，在众多的竞品中脱颖而出，达到迅速在医生心目中确定领先地位的效果。

处方药的营销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概念营销

第二重境界：循证营销

第三重境界：关系营销

国内医药企业的处方药营销几乎全部停留在第三重境界；绝大部分外资和合资企业的营销属于第二重境界；个别有远见卓识的外资和合资企业采用了第一重境界的营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骄人业绩。

靠第三重境界的关系(带金)营销完成原始积累的国内企业，如果不提升营销的水平，必然会在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竞争中落败。而概念营销并非外企的专利，只要有想法、有办法，国内的产品同样可以进行成功的概念策划。

处方药概念营销分类

1．疗法概念营销

定义：一种新的治疗常规或标准(类似于临床治疗指南或真正发展为指南)。

策略：

(1)将自己的产品置于疗法概念中的有利位置；

(2)向临床医生推广该疗法；

(3)临床接受了该疗法，就自然确定了该产品的竞争地位。

案例：北京萌蒂(专业生产治疗癌痛的处方药)推出的《癌痛治疗三阶梯》，遵循了根据个体病情轻重逐级给药的原则：

轻度疼痛给予非阿片类(代表药物为意施丁)，为第一阶梯；

中度疼痛给予弱阿片类(代表药物为奇曼丁)，为第二阶梯；

重度疼痛给予强阿片类(代表药物为美施康定)，为第三阶梯。

《癌痛治疗三阶梯》因为有理有据，又能简化临床医生的处方选择过程，在作为一种治疗规范在全国推广后，迅速被临床接受，从而确定了萌蒂的意施丁、奇曼丁、美施康定等多个产品的竞争地位，营销取得极大的成功。

2．机理概念营销

定义：对药物发生作用的原理进行提炼，创造新的概念。

策略：

1．深度挖掘该产品发挥药理作用的各个环节，找出关键点；

2．全面梳理临床分类标准和概念，找出机会点；

3．用上述关键点弥补机会点，并赋予逻辑的概念名称。

案例：杨森吗叮啉的“胃动力”。吗叮啉为外周多巴胺受体阻滞剂，直接作用于胃肠壁，可增加食管下部括约肌张力，防止胃一食管反流，增强胃蠕动，促进胃排空，协调胃与十二指肠运动，抑制恶心、呕吐，并能有效地防止胆汁反流。

上段所述是药理和生理学专业术语，这些专业词汇虽然医生都能够理解和接受，但是不容易记忆，所以杨森经过加工，提炼出一个词：“胃动力”。 “胃动力”指的是胃肠道平滑肌蠕动，是一个生理学范畴的概念，但是经过提炼和后续推广，胃动力不足从一种消化不良的内在表现变成了病因，变成了一种分类标准，并快速造就了吗叮啉的成功。 “胃动力”概念的成功还表现为很容易被普通消费者接受，吗叮啉转为OTC后，这个概念更是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为营销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发展处方药概念的思路

处方药的概念发展不能信马由缰，必须遵循严密的流程，总体思路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建立假设：结合市场机会、临床进展、竞品策略，对产品进行深入分析，寻找关键点和机会点，提出概念假设。

2．收集证据：在此概念下寻找证据，收集国内外专业文献，听取专家意见，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罗列出A类、B类和C类证据。

3．建立逻辑：对所有证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提炼出概念。

最终的概念必须符合以下评价指标：科学性、创新性、引导性。

科学性指的是不但要有循证依据，还要符合逻辑，这样才能够被专业人士接受；创新性指的是不但概念要新颖，还要符合国内外主要学术潮流；引导性是最终目的，指的是或者在新概念中明确自己的竞争地位，或者成为新概念的代表药物。

发展处方药概念的原则和方法

一个原则

发展处方药必须坚持以科学证据为本的原则。

处方药的概念发展不是一个创意过程，而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像目前很多OTC尤其是保健品那样凭空编撰概念是行不通的。

三个方法

1．联合其他产品共同形成治疗常规，并赋予临床学或医学哲学高度的概念。如通过医学模式，由生理学治疗模式向社会――生理――心理模式的转变，可以带动抗抑郁药的推广。

2．将生化、生理、解剖学的机理运用到临床。如上述的吗叮啉案例。

3．对现有临床概念进行梳理和整合，创造新的概念。如笔者2003年为丽珠的“达吉”创造的新的消化不良概念：“酶缺乏性消化不良”。

丽珠销售的韩国产品“达吉”含有多种消化酶和熊去氧胆酸，其中多种酶能够在消化道内精确定位释放，可以说在消化酶制剂中，“达吉”确实是一个好产品。此前，丽珠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服务费聘请一家著名外资广告公司制定了推广策略，主推消化酶的精确释放优势，市场反应不佳。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达吉”面临的难题不是在消化酶品类中的地位问题，而是整个消化酶品类整体低迷的问题。当时的消化不良医学分类有两种：一是分为器质性和功能性，二是分为动力性和化学性。如图1所示。这种分类对“达吉”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分类中没有提到酶缺乏，“达吉”没有根基，不容易被医生想起；第二，即便是“达吉”能够成为化学性消化不良竞争框架中的代表产品，和动力性的、器质性的产品也是并列、对立、排斥的关系，和吗叮啉会形成直接的竞争。

笔者进一步对国内专家进行探访，发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所谓的化学性消化不良，其实就是消化酶缺乏造成的；第二，消化酶缺乏与否与其他分类不排斥，也就是说，动力性的、器质性的和功能性的消化不良都有可能有消化酶缺乏，当然也可能不缺乏。

现在的情况比较明朗，那就是推出“酶缺乏性消化不良”概念，把消化不良分为酶缺乏性和酶不缺乏性，其中酶缺乏性消化不良与器质性、功能性和动力性是交叉关系，而不是并列排斥关系(如图2)。把“达吉”定位为“治疗酶缺乏性消化不良的第一选择”，将含有多种消化酶、精确定位释放等产品特点作为支持理由。

这样，“达吉”将原来的化学性消化不良概念淡化，从一个“边缘人”变成了不可或缺的治疗药物，和其他治疗胃病的药物由原来的竞争关系变成了联合用药关系。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小结

处方药概念营销的意义在于：

1．通过概念的推出，引领新的分类标准，建立新的竞争框架，确定在新的竞争框架下的领先地位，迅速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3

[关键词]躯体化；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医学史；文化心理学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是指不能用实验医学的生理疾病过程进行合理解释的躯体障碍，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之一。作为一种精神或心理诊断的必要条件，“医学无法解释”的界定却完全基于实验医学的生理判断标准，反映出躯体化诊断和实验医学生理性思维路径的密切联系。西方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认识和理解伴随着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不断演变。而对于中国本土来说，这个深刻植根于西方医学体系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却缺乏相应的理解基础。因此，从本土医学观念的角度来反思这一概念，或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躯体化问题。

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变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概念源自实验医学的诊断过程。在西方实验医学的解释模式中，一些躯体症状之所以被诊断为“医学无法解释”，是因为缺少病理学意义上确定的变化去指向某种疾病实体，比如器官的癌变就能指示癌症的存在。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因为症状向医生求助，而医生则通过诊断来对患者的症状做出解释。当医生找不到病理学确定的疾病来解释一个患者主诉中的躯体症状，这些患者的症状也随之被称为难以理解或“无法解释”的功能性或躯体化症状。从这个角度上说，“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建立在一种固定的逻辑基础上：即通过病理证据对所有疾病进行排除，而这正是在实验医学将疾病确定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之后才产生的概念。

在历史上，哪些躯体症状或综合征会进入“医学无法解释”的领域和特定时代的医学技术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随着实验室检验和病理检查技术的发展，某些原本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在发现病因之后变成了医学可解释的症状；而反过来，新的科学发现也可能否定某些被认为已经得到解释的症状的病因，使其再度成为无法解释的症状。另一方面，某些症状在一个时代内“无法解释”或“原因不明”也并不意味着医生就会对其置之不理。相反，他们必须做出新的理论假设来努力尝试解释这些症状。而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假设也是随着医学技术和观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无法解释”的症状，因为大部分病痛体验也无非是用前科学医学观念下的一些假定的原因来加以解释的。比如，最初源于古希腊的“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一概念，其希腊语原意就是“子宫”。整体性的朴素唯物论将这些和情绪激动共同出现的躯体综合征解释为集中于特定身体器官的紊乱，尤其是带有特殊道德意义的生殖器官。文艺复兴之后，对解剖学的进一步理解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被当作无法解释症状的病因，这种观念将歇斯底里、疑病症等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逐渐划归到一个分类之中。1667年，英国权威解剖学和神经学家Thomas Willis从脑解剖学角度对各类“神经性”疾病做了研究，批判了传统认为歇斯底里产生自子宫的观念，转而认为歇斯底里中的激情症状通常来自头脑，但其源头仍然是生理性的病变（Sharpe & Carson，2001，pp.926-930）。

在17-18世纪，精神病学逐渐发展，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精神病学发展的初期，医生们所认为的“典型”精神疾病只包括丧失心智，抑郁和躁狂等单纯具有心理症状的状况，很少有学者将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拿来和这些疾病相提并论（福柯，2005，第399页）。而到了19世纪，随着精神病学逐渐建立自己的体系，越来越独立于普通医学体系，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开始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上发展，而这两种路径分别处于身体和心理两个平行的维度上。其中一条路径是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的生理性解释，另一条路径则是将发展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心理生成论（Psychogenesis）观点。在精神分析学派崛起之前的一段时期，神经生理的解释一度占据主流，无法解释症状公认的病因是神经系统的可逆性失调。但是，逐渐发展的病理检查技术始终未能证明脑部或其他器官存在可观察的解剖学异常，这就导致这些生理失调被称作微妙的或“功能性的”（Trimble，1982，pp.1768-1770）。

这种神经生理解释的一个典型就是19世纪中期由George Beard提出的“神经衰弱”的概念。Beard总结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一类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将其命名为“神经衰弱”，即“由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机能衰竭”，其症状包括多系统多项躯体痛苦，比如全身不适，功能衰弱，食欲不振，长期神经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类似症状（Beard，1869，pp.217-221）。Beard认为这些神经系统上的虚弱或疲惫以及各种精神和身体的低效症状是由于神经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调所造成的。神经衰弱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质性生理功能紊乱和多种由于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障碍。而虽然身为神经病学家的Beard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都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中枢神经系统真的存在功能失调，但他仍然更强调神经衰弱病因学上的生理性而不是心理性。其后，同为神经生理学家的Charcot将Beard总结出的这种疾病在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使其从先前被人认为的“美国病”变成了一种国际化的疾病（Goetz，2001，pp.510-514）。

19世纪的解释模式转向最终明确地区分开了生理和心理的病因，而所谓的“医学不可解释”根据这种二元划分，最终被交给了精神医学。20世纪，心理分析的时代到来了。脑部功能失调的概念大部分被心理发生概念所替代。由此，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治疗完全成为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的管辖范围。Freud的支持者，奥地利精神医师Stekel（Stekel，1924，p.341）创造了“躯体化”一词用来解释精神问题如何表现为躯体症状，其所表达的心理机制和Freud的“转换”概念如出一辙。当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Ⅲ）时，特别划分出一类以躯体痛苦为主的精神障碍，即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s），这个诊断逐渐被世界其他重要的精神诊断手册所接受。而伴随这个诊断分类及其标准一直延续下来的核心条件之一正是“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二、“医学无法解释”的逻辑基础：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

回顾“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实验医学内的一种解释模式的反复和循环，而这也是普通医学（medicine）和精神医学（psychiatry）逐渐分裂的一个写照。17世纪Willis对歇斯底里的分析和19世纪Beard对神经衰弱的定义都曾经是一度占据主流并影响巨大的理论观念，他们的理论代表了原因不明躯体症状的解释模式中一种相似的路线：从生理角度将此类综合征归于一种神经生理系统的疾病。而在Willis和Beard对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的经典论述之后，两种疾病理论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转向”：由“真实”生理疾病变成“无中生有”的心理障碍。在歇斯底里的例子中，传统的子宫冲动学说随着解剖和生理学的发展，逐渐转变为由大脑主导的神经系统作为中介的紊乱，但并没有改变此类疾病植根于身体的基本观念。可这个主题在18世纪却从身体空间的动力学变成了心理空间的伦理学，使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进入了精神病学的领域（福柯，2005，第410页）。同样，在神经衰弱的例子中，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日渐扩大，神经衰弱也被逐渐纳入到精神分析的情感冲突框架中。导致症状的潜在的情感因素变得比表面的躯体症状更加重要。在诊断上，神经衰弱也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最终被抑郁症争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所替代（汪新建、何伶俐，2011）。这些例子显示出，在医学科学的疾病分类一直到精神病学理论观念建立之初，医生首先会尝试从神经系统疾病的角度解释“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现代的医学系统中，医生也是首先从他们自身所属的医学专科考虑能否对症状做出解释。而当病痛和症状被医学排除在外，它们才最终落脚于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领域。由此可见，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躯体综合征与其他典型的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障碍不同。按照医学科学的身心二元观念，这些主观的躯体症状和病痛体验最初进入的应该是非精神科的普通医学话语体系。

科学观念中的机械身心二元主义对疾病和医学观念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精神病学从普通医学中分离出来，将身体病痛留给医学，将精神病痛留给精神病学。在笛卡尔的机械二元论之后，被客体化的身体只是一种“机器”，它与遵循科学规律运行的物质世界中的其他“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身体获得了机器的隐喻，而疾病就是“机器抛锚、燃料缺乏或者摩擦过多引起的机械故障”（波特，2007，第59页）。这个纯粹物质性的“机器”是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不能涉及的，专门属于医生的领域。而心灵却又经历了另一种意义的转换，一方面心灵是理性的来源，是决定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心灵也是一种系统，一种“机器”，它也能被科学化，并逐渐丧失原本的道德伦理意义，而变成另一种客观存在物。这个心灵被降格的过程则是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产生的起点。

在西方医学科学的体系中，精神病学虽然诞生自医学，也一直被当作一个医学专科来看待，但在很多语境中它明显有异于其他医学专科，甚至和它们对立起来。对于以生理解释为主体的现代西方医学体系来说，精神病学始终缺乏等同于普通医学的合法性。20世纪中期Szasz曾针对精神病学展开颇有影响力的全面抨击。通过分析歇斯底里和精神分析这段经典历史，Szasz声称精神疾病并不像癌症等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一样“真实”，因为没有生物化学检验或神经生理发现能够证实其存在（Szass，1974）。他认为精神疾病是用来伪装道德伦理冲突的神话：“严肃的人不应该将精神病学当同事――它只是对理性、责任和自由的威胁。”（Szasz，2008，p.2）虽然有不少学者和精神医学从业者认为Szasz的批判过于极端，但却也难以否认其主张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精神病学分类中的疾病和障碍确实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充足证据，特别是以躯体病痛为表现的心理问题，比如躯体化。进一步说，围绕躯体化疾病分类和诊断逻辑的争论正是整个精神病学遭到批判的缩影。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在身心归属明确的疾病或问题上，两者分工明确，“合作愉快”。但在躯体化现象这种本体和性质模糊的问题上，两者似乎就产生了龃龉。一定程度上，正是疾病分类体系对疾病体验的规训使得躯体化成为现代生物医学的“弃儿”（汪新建、王丽娜，2013）。

三、从本土医学观念看“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对于大多数非西方社会而言，西方的现代医学体系是一个外来物，与医院模式、医疗保健体制相互捆绑，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空降”而来。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早在明清之际就对一些流传而来的西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但真正采用西方的医疗体制和诊断系统，也不过就是一个世纪以内的事情。本土社会接受的是在西方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形的一整套体系，对于“医学无法解释症状”中所反映出来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具有历史渊源的纠缠与竞争，恐怕没有多少切身感受。

首先，从中国传统身体观和医学观的角度看，将患者的病痛原因划分为“医学可以解释”和由其他原因解释的“医学无法解释”是一种不太自然的做法。在本土医学观念中，“医学解释”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包括对所有病痛和不适的解释。其典型如宋代陈无择提出的三因学说，将病因根据来源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冈。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圻，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陈无择，2011，第22页）。外至风邪入侵，内至情志所伤，这些病因全部共同作用于患者的身体。

而这种传统的病因解释和诊疗模式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身体观。传统思想与医学理论往往以天人类比的方式，建构身体概念。身体通过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天地万物的共有本源与整个自然世界相互贯通。又有“五行配脏”的理论，使身体各部分不但和阴阳之象相互对应，而且喜、怒、悲、忧、恐也是通过配属于五行而与各自对应的脏器联系到一起。由此，个人的情志通过阴阳五行的意象连结到身体各部分以致宇宙万物上。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也就成为了一个天人相应、内外相通、与自然世界具有有机联系的功能系统。纯粹物质的躯体只是身体系统的一部分，而躯体与心理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共同组成一个身的整体，其内部存在普遍联系、相互交感的关系。中国人谈到“身体”时，并不进行躯体和心智的划分。身体本身是人的健康和疾病状态的基础，它同时也参与心理、精神层面的活动。因此，中国人的“身体”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志，是生理与心理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

正因为这种传统的身体观，传统中医也不存在针对躯体、器官或针对精神、心理的两种医学专科的二元分裂。在整体性的身心系统中，心理与生理并无本质区别，而只具有功能和形式的区别；它们的运作没有机理的不同，只有具体表象的不同。因此，在本土观念中，身体的疾病也自然涵盖心理与生理的双重维度，不必再行区分。在传统中医的临床实践和诊疗模式中也并不是不存在分科，患者的疾病原因也有内外之分，但医生必须能够对所有可能的病因做出判断并加以应对。

除了中国本土身心整体观念和西方二元论的差异，从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上看，“医学无法解释”的说法也很难被习惯了传统医学诊疗模式的患者所接受。无论古今中外，所有医学体系都必须为患者的病痛寻找某种“解释”，这也是诊断的意义：医生必须要通过他的诊断告诉患者，他的痛苦是什么，原因何在。但是“解释”的方式以及能够被患者接受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却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以科学主义为基础西方实验医学的“医学解释”必须要依赖于生物病理证据建立的严格因果。而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医对疾病病因和过程的解释依据的则是中国人传统的意象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因果判定方式与科学模式不同，它以主体意向判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对因果关系进行主观性、体验性、感悟式的论证，因此传统医学的理论通过理论本身的自洽性和个案例证即能建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吕小康、汪新建，2013）。这种解释模式并不用证实关于某种疾病实体的“假设”，也就不要求科学严谨的因果性证据。

意象思维的影响又体现在中医的“辩证”模式中。中医的对象并非是西方科学定义下的“疾病”，而是一个本土概念“证”。中医所说的虚、寒、热等证候并不是西方医学中的“疾病”那样的客观实体，它们既是现象的描述，又附有本质的概括，这就是所谓“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吕小康、汪新建，2012）。而在中医的辨证模式下，其实所有体验都可以和这些体验性、感悟性的隐喻及意象连通到一起。一些带有情志因素的身体病痛按照严格的科学观念无法加以解释，但是其中却表现出直观的心身影响或交互作用，在本土的文化中被归结于意象性的“气”、“火”、“经络”等概念。对于并不太了解医学理论的患者而言，这些概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某些生命“力量”或“能量”的隐喻，它们也许是直接从外界侵入，也许是身体受到外界刺激后而产生。通过这些隐喻所给出的“为什么生病”的解释也不难接受：这些力量或能量的起伏扰动了身体系统的整体平衡和正常状态，导致了各种非正常状态的产生。

已有研究发现，即使在西方社会，对躯体性病痛给出纯粹“心理和精神”的解释也较难得到所有患者的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患者主观体验到的病痛是身体状态（Kirmayer，Robbins，Dworkind，& Yaffe，1993，pp.734-741）。而中国传统意象性诊疗观的文化环境熏陶下的本土患者可能更难以理解和接受“医学无法解释”。患者并不清楚“医学无法解释”中暗含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划分，因此在科学角度上严谨合理的“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条件，对于患者来说却更像是医学在解释他们的问题时表现出的一种“无能”。“医学无法解释”还暗示着患者的症状不是真的，这种对想象性疾病、诈病和伪病的暗示也是对医患相互信任的一种损害。而本土的诊疗模式却相当依赖这种信任关系来获得体验性的病痛主诉，并总能根据患者的主诉提供一种宽泛的医学指导，形成一种“治未病”的医学传统（吕小康、钟年、张紫馨，2013）。这种传统未必能够在所有案例上得到科学的验证，但仍是极强的文化传统，对塑造患者的求诊模型和疾病表达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躯体化诊断的本土反思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种种问题反映出躯体化这个概念及一系列相关诊断在西方医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从西方实验医学体系内部而言，“躯体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障碍面I临合法性危机。“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躯体化定义和诊断的核心条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医学体系中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而这种贯穿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元主义又恰恰是中西方医学在观念和诊疗模式上差异最大的部分之一。这种矛盾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被进一步放大，导致躯体化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不适应性。

在治疗方面亦是如此，身心二元主义划分的代价是限制了有效的心理疗法和普通医学实践的整合。以目前的临床医学系统来说，如果患者首先不是进入精神病学专业科室，而是进入初级保健中，那么大多数主诉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患者都能够得到各个专科的解释：纤维肌痛、肠易激综合征、神经性胃炎等等。对于各专科医生来说，这些诊断能够被患者接受，而患者也能够得到处置，也就是说这些解释在初级保健系统中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合法性”。对于内科各科室的医生来说，主诉躯体症状的精神障碍，比如“躯体化”等概念，其合法性可能还不如各类功能性综合征。因此，虽然心理疗法可能对患者很有帮助，但仍然有很多去非精神科看病的患者无法得到这些治疗，而另一些患者则根本不接受精神疾患的解释。一方面，在普通科室，医生和病人可能不断重复没有结果的医学检查和干预；另一方面，称这些病人具有精神病学问题，转介精神科，让他们觉得受到误解和污名化。患者可能被留在一个狭窄的“无人区”：生物医学方法否定他们的症状是生理性质的，而他们自己又拒绝心理解释（Quill，1985，pp.3075-3079）。

西方医学和精神病学界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医学无法解释”这一条件造成了躯体形式障碍诊断在病因学上的模糊性，美国精神病学会在新版本的修订中去除了这条标准（APA，2013）。但是这种修订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众多反对者认为，如果去除“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条件，就会模糊躯体化一类心理障碍和医学状况之间的明确界限。而界限的模糊将可能会扩大精神障碍的范围，将很多确实患有医学疾病的人群错误的指为“精神障碍患者”（Frances，2013）。可见，在基于身心二元主义的西方实验医学体系中，跨越身心两个领域的躯体化问题是个难以解决的“痼疾”。如果严守科学主义的机械二元论分野，当前被诊断为“躯体化”的心身病痛体验无论如何都必须被一分为二：或是归为心理领域的疑病症，或是归为普通医学中的各种功能性综合征。如果像此次DSM修订一样，简单地在诊断标准上去除二元主义暗示，就会陷入与医学科学观念的基础相抵触的境地，使精神病学本身遭到“试图入侵医学领域”的指控。

而这恰恰是本土观念可以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启示之处。中国本土传统的诊疗观与西方科学主义的医学观念存在差异，哪种观点更“好”或更“健康”，要看适用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能妄下结论。更准确地说，不同的医学观念和诊疗模式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由此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释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心身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的发展致力于拟合西方医学中生理和心理的分裂，在诊断和治疗等各方面促进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方法的融合。由此所致的医学观念的改变，可能和传统医学将身心视为整体性系统的直观理解殊途同归。在这样的观念下，医生无须拘泥于单一的病因学解释，“医学无法解释”可以作为确定患者某个具体症状边界的线索，而不再是将患者完全划归到某种类别的生硬条件。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4

关键词基因组医学精准医学医学遗传学教学改革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及新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已经步入“精准医学”（PrecisionMedicine）新时代。精准医学主要利用疾病基因组学以及药物基因组学大数据，通过基因诊断并以此为依据对疾病进行分类、分型，根据基因组特征，采用最新的个性化治疗等技术，为病人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最有效的药物，最安全的剂量，对传统的医疗模式进行革命和创新。

基因组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而迅猛发展。基因组医学是由诸多科学家在2003年为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年时所提出的一个医学领域的新名词。基因组医学是以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为基础，将生命科学与临床医学相整合，从而将基因组的研究成果快速地应用于临床医学实践，这将是贯穿21世纪的在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领域的一次伟大革命。

在基因组医学时代背景下，各临床专业科室都必须适应基因组医学带来的临床变革，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医学遗传学作为一门基础和临床相互融合且发展飞快的学科，不仅要求医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要求其可以将相关知识致力于临床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对医学遗传学传统教学内容及模式进行调整。因此，如何以基因组医学为导向，着眼于精准医学，推进临床医学教育，加强医学遗传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让学生掌握医学遗传学的临床应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其普及社会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综上所述，我们对医学遗传学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及教学思维等进行了改革。

1改进课程内容设置

我们以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医学人才为目标，根据医学专业的发展特点，合理设计医学遗传学课程，而课程的设置、编排等问题直接影响到教学进程、教学的内容和教学质量。因此，课程改革也是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1]

首先，对于基本的医学遗传学课程，我们将围绕遗传病开展教学，课前引导学生查阅资料，让学生对遗传病基础有一定了解，课堂抽查课前预习效果。课堂上从临床遗传病常见病例着手，用实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介绍其发病机制，如何导致疾病发生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然后系统地介绍遗传物质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再从临床遗传学角度开展疾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基本知识点和原则逐点介绍。

其次，根据医学遗传学课程发展需要，我们新增加生物信息学内容，介绍如何利用信息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技术，收集、整理、研究目前快速发展的基因组测序、蛋白质组序列测定、结构解析和代谢组等领域的大规模数据，同时通过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实例，讲解生物信息学的基本知识和重要作用，激发学生对本门学科的兴趣。通过病例为示范，引导学生将生物信息学理论知识用于实践。例如我们实验室收集到一个高度近视的隐性遗传家系，致病原因未明，我们先采用基因芯片进行连锁分析定位致病区间，然后对两个患者和一个正常人进行全外显子测序，指导学生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法对三个样本的测序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对检测到的患者共有的而正常人没有的外显子区间影响功能的纯合突变进行初步筛选并对定位致病区间的突变在家系内进一步筛选验证，最后成功定位到3号染色体189713156位置上的NLEPREL1基因一个GLN氨基酸的终止突变。该基因与胶原蛋白的装配和稳定性有关，此突变与带有白内障和玻璃体视网膜退化表型的非综合征型高度近视有关。这样的案例式教学法不仅巩固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提高了学生进行科学分析问题的能力。

医学遗传学是一门涉及数千种遗传性疾病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综合性学科，具有基础性和前沿性并存的特点。[2]为了让学生了解到最前沿的科研动态及相关遗传病的研究进展，我们同时开设了“医学遗传学研究进展”课程。“医学遗传学研究进展”是一门以“医学遗传学”课程为基础的课程，它着眼于现代医学遗传学最新最受关注的领域，旨在让学生对医学遗传学的知识进行消化和升华，它的课程内容紧跟国内外前沿，针对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内容和最新进展设置讲座内容，结合教师当前研究的科研项目进展加以讲解，促使学生了解和关注医学遗传学的前沿进展。该系列讲座强调结合基础科学和临床科学，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开阔学生的眼界，掌握最前沿的科研进展。2改革课程体系

绝大多数疾病均与遗传相关，临床中每个科室都应不断更新对相关疾病的知识，因此我们在临床医学范畴下的二级学科的教学环节中应增加相关医学遗传学内容的介绍。例如，消化系统专业课，我们将增加消化系统的遗传学基础知识的介绍；神经内科专业课程，我们拟设置专门的神经内科遗传病及致病的遗传学基础的章节，系统介绍神经内科常见的遗传病种类、遗传学基础、分子和细胞系诊断方法以及相应的遗传咨询要点。

将基因组学作为一个大平台，根据不同的学科，每个学科上课的比重都不一样，把基因组医学与疾病基因组学灌输到临床，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教授核心知识点，并且把基因组医学、遗传病学、精准医学、个体化医疗等理念贯穿到临床教学中去，使学生掌握从基因组水平上考虑对疾病诊断、防治与治疗的重要观念。通过打破常规，教授新的医学遗传学理念，以鼓励学生不拘泥传统的循征医学思维模式，以基因研究为导向，提倡“精准医学”，让个体化医疗这一概念从理论中走向生活。

3教学思维，引领学生建立个体化医疗的观念

在教学上，我们率先突破常规的循征医学思维模式，建立以基因研究为导向，提倡精准医学的思维模式。“精准医学”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其本质上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精确寻找到疾病原因和治疗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亚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这是对传统医疗模式的革命和创新。[3]美国总统BarackObama在今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正式宣布精准医学计划（PrecisionMedicineInitiative），该计划的提出是集合了诸多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知识与技术体系，体现了医学科学发展趋势，也代表了临床实践发展的方向。[4]我们顺应时展潮流，率先将个性化医疗、精准医学的理念引入课堂，不断渗透精准医学理念，使学生掌握从基因水平上考虑对疾病诊断与防治的重要观念。

为引领学生建立个体化医疗的观念，需要我们加强各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使现有的教学知识体系更加完善，让学生们能够学以致用。我们积极推进与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病理学、医学免疫学、生物信息学、预防医学、材料学、计算机学等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既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交流，又培养了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模式。通过交叉学科的建设，学生将本科专业知识和医学遗传学知识重新组合，更具创新性思维。我们还成立了“教育部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吸引了不同专业的学生进入医学遗传学领域来，学生在实践课题或项目的设计当中，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并引进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利用其他学科的优势来弥补自身不足。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已进入大数据时代，高效准确地处理数据显得愈发重要。以医疗大数据作为支撑，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是“精准医学”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数据分析平台。我们与生物信息专业进行合作，将临床诊断中收集的数据，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再将分析的结果反馈到临床中去，建立个体化医疗。同时，在授课过程中，不但传授医学遗传学核心知识点内容，而且将精准医学理念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学生从基因水平上考虑对疾病诊断与防治的重要观念。

医学遗传学发展非常迅速，基因组学技术和规模化的特征将会延续并发扬，大数据、复杂信息、新概念和新知识等等，都在不断地催生新的教学思路和新的思维境界。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和各类“组学”研究，最终将汇集在一个或者数个生物学命题下（比如癌症、代谢疾病、脑发育与认知等），形成一种整合性、更高层次的“数据―信息―知识”消化和理解过程。[5]作为医学遗传学教育工作者，要针对未来生物医学基础和临床科学的发展，整合基因组生物学新的学科前沿，运用新的概念和技术，将“3P”医学时代――预测（Predictive）、预防（Preventive）和实现个体化（Personalized）治疗的理念融入临床医学教育中，为实现全社会“从实验室到病床”、“从实验室到家庭和个人”的卫生与健康保障，及时地、有效地提供专业人才。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5

【关键词】归化法；异化法；中医术语

中医术语，纷繁复杂，对中医术语的英译的标准化造成了很大难度。翻译手法的运用也不尽相同。除了直译、意译法外，归化、异化的方法也是争论的热点。

所谓归化，就是表达时向目标语靠拢，译者采用流畅的风格，尽可能减弱译语读者对外语语篇的生疏感；所谓异化，就是表达时向原语靠拢，译者故意打破目的语的行文规范，刻意保留原文的异域特色。

母语为英语的Wiseman坚持要用异化的方法。Wiseman认为，中医英文词汇的选择要立足于中医的整体观念系统，在译文中将中医概念忠实地反映出来。他从中医特有的人文精神出发，摆脱了一味迁就现代医学专业词汇及译法规则所建立的翻译体系，大量使用日常用语，从而使他的译文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中医词汇源于生活感受的事实及取类比象的构建原则。而王朝辉等则认为，西医语林是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宝库，可以灵活运用三种翻译法翻译中医名词术语：直接借用西医现成的术语、比照西医求同存异、仿照西医构词，主要使用现代医学语言进行中医翻译。

而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事实上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其运用，也需根据不同的情况，正如中医的辩证施治，关键在于对证。

以下为对2008年至2010年间在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学习的长期及短期留学生共计300人，对于各标准中常用争议英译词汇认可率的调查，试各举一例，以说明笔者对于这两种不同翻译方法在不同场合运用的体会。

一、归化法

前阴，后阴

存在有争议英译：

WHO anterior yin， posterior yin

WFCMS external genitalia， anus

主题词表 external genitalia（2007），anterior pudendal orifices（1987-2006），anus（1987）

中国针灸学 external genitalia，anus

结果：

认可率：external genitalia>anterior yin， anterior pudendal orifices Anus>posterior yin

前阴指外生殖器（包括尿道），后阴指。

“anterior yin，posterior yin”，“anterior pudendal orifices”采用了异化法进行翻译。古人用“前阴”，“后阴”这样的词，是因为古人很传统，这样的说法比较隐讳和文雅。用异化法保持了原语的特色，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已没有必要用这样隐讳的说法，因而没有必要保持这样的原语行色。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都是比较直接的，这样的译法反而会让读者看了不知所云，什么是前面的“阴”，后面的“阴”？而中国语言又有一词多义的特点，到底这里的“阴”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翻译不能让读者准确理解原语的原意，也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而“external genitalia，anus”是运用了归化法进行翻译的。因为前阴和后阴古人就是指的外生殖器和。目标语和原语的意思是等同的。这样不仅准确表达了原语的意思，而且言简易赅，一目了然。读者一看便迅速而准确的捕获其意。显然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

如上例，归化法的运用，把难以理解的中医术语转化成了外国留学生所熟悉的语言，因而用归化法进行翻译的词汇，往往更容易被外国留学生接受。但是“信”是运用归化法翻译的基本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在“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当目标语和原语的意思能基本等同的情况下，应尽量采取归化法进行翻译。

二、异化法

脏，腑

存在有争议英译：

WHO viscus，bowel

WFCMS zang-organ，fu-organ

主题词表 zang-organ，fu-organ

中国针灸学zang organs，fu organs

学生建议： 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

结果：

认可率：Zang-organ，fu-organ>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Viscus， bowel

脏腑，是内脏的总称。按照内脏的功能特点，分为五脏，六腑两大类。五脏共同的功能特点是“藏精气”，六腑共同的功能特点是“传化物”。五脏是一个综合性的功能单位，不但包含着西医学同一脏器的部分功能，而且还概括了其它某些器官的一些功能在内。

“Viscus，bowel”，“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采用归化法。这样翻译学生比较容易对脏腑的概念有个大致的印象。但是，仔细推敲，这并不符合中医学中脏腑的定义。

关于“Viscera”和“Bowel”的释义，韦氏字典解释如下“Viscera”指“an internal organ of the body；especially：one（as the heart，liver，or intestine）located in the great cavity of the trunk proper”；“Bowel”是指：“intestine，gut；also：one of the divisions of the intestines ―usually used in plural except in medical use”，可知“Viscera”指内脏，如心、肝、肠等；而“Bowel”是指肠；可见这在更大意义上还是指具体的脏器，让初学者认为“脏”与“腑”对应于解剖中的内脏和肠道，而中医学中的脏腑的概念，更是一个功能单位，注重于各脏的生理功能，而不是单纯解剖学上的意义。因而这样的翻译并不能正确表达中医学脏腑的概念。认可率为0。

“Solid”意为“实心的”，“Hollow”为“空心的”。“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也存在上述弊端。这样翻译意在表达“脏”和“腑”不同的生理功能。“Solid”是指“脏”“藏而不泻”，“Hollow”是指“腑”“传化物而不藏”。《素问・五藏别论》说：“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这里的“满”，指精气充满；“实”，指水谷充实。可见“solid”是和脏精气充满的状态不一致的，而“hollow”也是和腑水谷充实的状态不一致的，这样翻译并不准确。

“Zang Organ” 和“Fu Organ”是用异化法，音译的方法翻译，由于“脏”和“腑”的内涵深刻，多元复杂，且为中医基本术语，采取异化音译反而更能体现中医特色，更能表现其深刻的哲学内涵，而“Organ”则表明其为体内器官，体现了其物质性的一面，故该翻译包括了“脏腑”的哲学概念和物质性，更符合中医学中脏腑的概念，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和中医师的认可。

如上例，中医术语纷繁复杂，很多中医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们概念独特、含义丰富，具有特殊文化含义。对于这类词汇用归化法翻译往往不能忠实地反映原语的意思，而用异化法翻译却能保留原中医术语的原汁原味，不仅能忠于原意，还能反映出中医词汇源于生活感受的事实及取类比象的构建原则。

而“语言国情学”也告诉我们，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些反映该民族特有的事物、思想和观念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别国的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异化音译的翻译手段。而事实上，采用异化音译所翻译的中医词汇，如“气”、“阴”、“阳”、“气功”、“命门”等，事实上，已被国际中医界广泛地接受。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可以用归化法译成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更易于被认可。用归化法进行翻译，更利于中医术语的被接受度和广泛流传度。然而“信”、“达”、“雅”三个翻译原则中，“信”的原则是最为基本的。所以，当运用归化法进行翻译时，必须在目标语和原语的意思能基本等同的情况下。

中医在古代，是和哲学、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发展到现在，外国留学生来学中医，首先是视之为医学，因此它的科学性是第一位的。这就决定了中医术语的翻译，准确性是第一位的。很多中医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用归化法不可以确切的表达它，表达出来有歧义，甚至没有英语单词或词汇与之相对应的。这时用异化法或音译法进行翻译，不仅忠于原意，也可以保留中医的特色。对于初学者，接受这样的词有一定难度，但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慢慢对中医有更深的了解以后，便也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术语了。而事实上，目前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很多目的语读者已处于高级阶段，在对中医理论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能很好地接受这样的译法，而这也有利于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医的有关概念和理论。

参考文献：

[1]李运兴.英汉语篇翻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22-228.

[2]李照国.Nigel Wiseman的中医翻译思想评价[J].中国科技翻译，1998，11（2）：41-43.

[3]王朝辉等.西医语林是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宝库[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0，20（10）：785.

[4]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中医基础理论[M].南京中医药大学编印，1986：74，31.

[5]李永安.音译在中医名词翻译中的应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10）：792.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6

解剖的学习和实践，要牢记层次的概念，即在由浅入深的解剖操作过程中，每一层次具有的解剖结构要清晰明确，显微神经解剖的培训学习应秉持同样的理念。神经外科手术显露范围有限，要求术者在操作过程中熟悉局部解剖层次。学员在颅脑标本上模拟进行各种临床手术入路的操作过程中，须对每一手术步骤所涉及的重要解剖结构分层次一一显露，并对容易误损伤的重要神经血管结构进行重点解剖，对其有更准确、直观的认识，从而为今后临床手术操作奠定基础。例如，后颅窝手术入路中椎动脉的保护，其关键是要了解并熟悉椎动脉走行的层次，椎动脉通常走行于寰椎上表面椎动脉沟内，即在头夹肌和头半棘肌的深方，寰枕筋膜的浅层，只有明确其走行层次，在手术操作过程中才能辨认清楚，避免对其误损伤。与此相似，端脑内部解剖结构层次感的建立，将加深对其结构位置关系的理解。如自岛叶皮层由浅入深解剖，依次是最外囊、屏状核、外囊、豆状核、内囊、丘脑，上述各结构的层次关系，可作为手术操作的坐标。因此，层次概念的建立将有利于显微神经解剖学习和神经外科术中操作。

2建立三维立体概念

2010年美国神经外科杂志介绍了两位巴西部级人物Niemeyer兄弟。OscarNiemeyer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PauloNiemeyer是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两兄弟之所以在不同领域均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归因于两人都具有超强的空间构筑能力［2］。由此可见，建立三维立体概念对于神经外科医师非常重要。显微神经解剖对空间感的要求尤其严格，将二维图像在头脑中建立起三维概念，将是神经外科医师综合实力飞跃性提升的过程。神经影像是解剖与临床的重要纽带，其发展可促进神经外科医师对颅脑三维立体概念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MRI问世，为颅脑解剖学习提供了非常好的载体，通过水平、矢状及冠状三个方位的扫描，间接构建立体影像，较平面图更加直观、形象。其中弥散张量成像(DTI)，还可以显示各神经传导纤维的三维空间结构。在临床阅片过程中，神经外科医师要注意培养将不同方位图片构建成立体影像的能力。数字减影脑血管成像(DSA)可以显示颅脑血管的走行及分布，结合MRI影像可以加深对颅内血管空间结构的认识和理解。此外，神经导航系统模拟CT和MRI的数字化影像，与实际神经解剖结构之间建立起动态的联系，展示三维立体解剖结构，使医生能够实时了解病变在颅内的空间位置以及与周围结构之间的关系。电脑软件的开发，如通过3D多边形建模重塑、虚拟现实等技术，可显示颅脑的三维重建影像，对神经外科医师的理解和认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3］。在神经影像学辅助的基础上，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显微镜下的颅脑解剖操作。通过认真的观察、体会，比较各结构间的位置关系，在术者头脑中建立具体解剖结构的空间定位，将对神经外科医师手术操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三维立体概念的瓶颈，需要神经外科医师付出时间和汗水去突破。

3传承传统学习方法

3．1重视绘图伴随多媒体教学的发展，黑板绘图可能正在淡出其传统的重要地位。对于神经解剖的记忆，绘图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尤其线条图具有明显优势:方便自如、一目了然、突出重点、利于记忆。如构成椎动脉三角的四块小肌肉，通过对其起止点的线条图即可形象表明三角的组成及各结构的关系。神经外科医师能通过记忆准确绘图，则表明已充分理解并牢记相关的解剖结构特点。

3．2简单、精炼的概括对神经解剖结构的精炼总结，如节奏鲜明、朗朗上口的歌诀，容易增进记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颈腰两膨大，终止腰1下，表面6纵沟，锥丝马尾巴”，概括了脊髓的大体结构特点。

3．3借鉴前人的学习经验俗话说“以史为鉴”，回顾历史可以了解过去，可以清晰神经解剖的发展历程，知晓神经外科前辈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假说，验证理论，这亦是循证医学的理论。20世纪神经外科史的两位巨人Cushing和Yasargil，其高超的手术技巧和卓越的疗效让神经外科手术成为艺术，其天才和美德是神经外科医师心中的灯塔。对神经解剖学科发展史及神经外科大师贡献的回顾，借鉴其宝贵经验，将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科学史观，激发求知欲和上进心。总之，作为神经外科医师，基本功的训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在未来，通过更深入的颅脑显微解剖学习，将显微神经解剖理念贯穿神经外科诊疗的全过程，提高疗效，治愈患者，将是我们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7

近年来有关并存疾病（comorbidity）的报道在国外各种精神病学期刊中层出不穷，而有关它的理论和临床实践国内却很少有人提及，因而对此进行评述。

一、并存疾病的概念

并存疾病的概念首先由Feinstein提出，是指一个正在探究中的索引病例在其治疗过程中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疾病［1］。以后逐渐演变为既包括同时（simultaneously）发病，所谓横向联系（cross-sectional），也包括先后发病（insuccession），所谓纵向联系（longitudinal）。目前并存疾病有代表性的定义有4种摘要：（1）Campbell［2］精神病学词典摘要：在同一病人同时存在或患有一种以上的疾病。（2）Burker摘要：同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内患一种以上的特定的障碍［1］。（3）美国精神病学词汇摘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患同时存在，例如，精神分裂症和物质滥用，或酒依靠和抑郁症同时发生。这种联系可能反映一种障碍和另一种障碍之间的偶然联系，或者对两种障碍都有潜在的易感性，也可能这些疾患的临床表现和任何常见的病因或易感性无关［3］。（4）医学术语、俚语和专用语词典摘要：在同一病人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理状况或疾病，这种情况可能使住院治疗复杂化，在美国卫生保健工作中，在作出相关的一组诊断后，在合理地决定住院期限的长短时，并存疾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4］。

以上有关并存疾病的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反映了对并存疾病的熟悉摘要：狭义概念强调两种疾病的同时存在，适用于临床工作；而广义概念强调并存疾病的前后联系，适用于流行病学探究。和并存疾病含义相近并经常使用的英文词还有coexistence和concurrent，这两个词都强调并存疾病必须是同时存在或同时发生。

二、探究并存疾病的意义

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版（DSM-III）和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的制定过程中，人们对并存疾病的探究产生了喜好。尽管使用了排除性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但在现场测试中却发现同一个患者存在一种以上的疾病。正因为如此，并存疾病的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探究并存疾病有以下几点意义摘要：（1）假如并存疾病普遍存在，那么排除性的诊断标准的正确性将受到挑战，可能引起诊断标准的改变；（2）几种相互独立的疾病假如能够经常同时存在，可能有其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探究发病机制有指导意义；（3）某些疾病治疗困难，医疗费用增加，住院时间延长，其原因可能是有并存疾病存在；（4）并存疾病的概念引起了治疗原则的改变，即多种疾病需同时治疗；（5）并存疾病的探究，对判定疾病的预后有重要参考功能；（6）由于并存疾病的存在，可能是某些探究尽管方法相同而结果却不同的合理解释。

下面我们从并存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和预后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发病机制

并存疾病的发病机制是一个复杂的新问题。因为并存疾病种类繁多，原因也并非一致。目前认为并存疾病可能的发病机制有4种摘要：（1）一个人可因甲病引起乙病，接着又引起丙病，例如长期的焦虑引起抑郁，而后又产生物质依靠；（2）两种疾病可互为因果，如焦虑可引起抑郁，抑郁反过来也可引起焦虑；（3）一种关键的先决因素对不同的疾病有其非凡性，如某种人格障碍对形成多种精神障碍有一定的促进功能；（4）一种或多种不同的关键先决因素都起功能。我们以惊恐障碍为例阐述并存疾病的发生模式摘要：产生惊恐发作的先决条件有生物学的易感性、认知的易感性、分离性焦虑障碍、目前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境遇性的危险因素；并存疾病的产生过程可分为6个期摘要：第1期产生惊恐发作；第2期产生生物学和认知行为的改变；第3期产生惊恐障碍；第4期由回避行为导致群聚恐怖；第5期情绪低落达到抑郁程度；第6期由于不适当的寻求帮助方式而导致物质滥用或依靠［1］。以上是从理论上对并存疾病假设的病因机制，也是今后探究的要点。

二、诊断

由于探究的方法不同，并存疾病的概念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些探究方法在诊断概念、诊断范围、时间跨度、评价方法和设计分析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目前，单独的诊断概念至少有5种摘要：（1）认为并存疾病是特定时间内不同的描述性诊断间的联系；（2）强调并发（concurrence）即不同症状或综合征之间的横向联系；（3）选用符合诊断标准的病例样本；（4）选用不符合诊断标准的亚临床或阈下症状为病例样本；（5）选用ICD-10和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中提供的不同等级的诊断。在诊断范围方面也不尽一致，有的包括各种精神障碍和特定障碍内的亚型，也有的包括人格障碍或躯体障碍，还有的包括以上各种障碍所致的社会心理伤害和残疾程度。在时间选择上更是差别显著，以横向联系为主的探究，其时间多为2周、4周、6个月，而以纵向为主的探究，时间多选择1年、2年、3年，甚至终生。诊断工具的选择，也关系到并存疾病诊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经常使用的诊断工具有5种摘要：（1）非定式的诊断标准；（2）松散的定式诊断标准；（3）定式的诊断会谈方法，如神经精神病学评定表（SCAN），用于DSM-III修订本的定式临床检查（SCID）；（4）标准化的诊断会谈方法，诊断会谈量表（DIS），复合式国际诊断会谈（CIDI）；（5）非凡并存疾病的调查工具。

目前，并存疾病最权威的探究是美国并存疾病的调查，他们对14种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和一年患病率的并存疾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52%的被调查者从来没有罹患过任何一种精神障碍，21%患有1种精神障碍，13%患有2种，14%患有3种以上。在精神障碍患者中，只有21%的患者终生只有1种精神障碍，而且始终没有并存疾病发生，79%的患者有并存疾病［5］。这项探究使得Burker有关并存疾病的定义被广泛接受，表明并存疾病的探究既要包括横向联系也要包括纵向联系。例如探究焦虑和抑郁的关系就是横向联系，而探究焦虑和抑郁导致自杀的发生率就是纵向联系。横向探究的时间跨度在12个月以内，而纵向探究则从3年到终生。根据探究目的诊断标准可以不同，最宽的范围应包括各种阈下症状和亚临床的诊断，以及社会功能障碍。检查工具越规范化越好，尽量使用SCAN、CIDI、DIS和SCID等，对探究各种障碍间的联系，包括诊断，鉴别诊断，寻找病因和预后评估，以及治疗都有重要意义。

三、治疗

并存疾病的概念已经带来了治疗的变革。临床医生不再以单一的诊断指导治疗，而是针对存在的多种症状进行诊断治疗，即以并存疾病指导治疗。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功能性精神药理学，要求对一个患者同时使用不同的精神药物。医生将开始实践一种多元的精神病理学的治疗方法，即针对具体目标及功能障碍的治疗。在临床治疗中，当碰到任何难治性病例，首先要考虑有没有并存疾病存在。例如对难治性强迫症的治疗，首先要考虑是否因为同时患有情感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物质滥用及人格障碍而使治疗复杂化。假如存在并存疾病，联合用药的策略将事在必行。氯硝安宁、抗精神病药、丁螺环酮、曲拉唑酮、锂盐、L-色氨酸和可乐宁等，在和抗强迫药物的联合应用中，均取得令人可喜的疗效，说明在并存疾病存在的情况下，针对多种症状的治疗是明智的选择［6］。

对并存疾病的探究可能导致诊断概念的变化，比如临床医生在同时治疗焦虑和抑郁时，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再分清二者的概念，即焦虑和抑郁还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单元。这就不能不对诊断系统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使治疗发生明显的改变。

四、预后

探究证实具有并存疾病的患者，其社会功能的损害程度明显高于只患一种疾病的患者；而患同类并存疾病的患者，其社会功能的损害程度则是相同的。因而，可以通过探究并存疾病的预后，猜测某类并存疾病所致的社会功能损害程度。这对决定住院时间的长短、提供多少医疗费用，以及再就业的可能性有重要的参考意义。Fawcett调查200个诊断为心境障碍的患者，发现至少42%～72%有中度的精神性焦虑和躯体性焦虑，29%的患者有惊恐发作。焦虑评分高的患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使用多种药物（包括锂盐）的机会增加，在患病第1年自杀的机会也增加，且有频繁发作的抑郁病史。焦虑症状不仅和抑郁有关，而且，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焦虑是抑郁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7］。Dinwiddie等［8］做了一项静脉药物滥用者的并存疾病和自杀关系的探究，结果表明无论静脉滥用何种药物，和人格、酒中毒及单相抑郁的并存疾病率均增加，且自杀未遂的发生率高于无静脉药物滥用者8.27倍。Nutt［9］认为至少5%的美国人患心境障碍，其中大多数是重症抑郁和心境恶劣；焦虑障碍就更加普遍，大约累及9%的人口；约95%的抑郁患者至少有一种焦虑症状，20%～65%的焦虑患者变成了抑郁患者；焦虑和抑郁并存的患者需要更多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对医疗保健系统增加了负担，不仅增加了30%～60%的医疗费用，同时自杀率也明显增加，最后他得出结论摘要：在抑郁患者，焦虑的存在是病情严重、预后不良、治疗反应差和自杀危险性升高的标志。上述探究表明，某些精神障碍导致另一种精神障碍是有一定规律的，为猜测精神疾病的预后提供了线索，亦为如何进一步采取预防办法指出了方向。

精准医学的概念篇8

我从事医药代表已经12年了，一直在外资企业做.前段时间看了两份报道《学术营销正逢时》，《要专业也要技巧》，受益非浅，但是困惑也不少.前篇文章说关系营销，广告营销会逐渐退出医药营销行列，专业话学术推广之路正逢时.他举例说A企业现在把政府，民间的医学团体，药学团体/组织/学会成了他们的攻克对象，企业出人财物，这些学会挂名组织各种研讨会，研讨会中邀请的专家要涉及A企业的药品，他认为这就是学术营销.其实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研讨会还没有纳入政府管理或司法管理，这就是我国医药混乱的关键所在.我个人认为那位作者是不负责的说法，因为开研讨会不一定就是学术营销，他们会对民间团体行贿，他们可以借研讨发送贵重礼物，他们可以借研讨名义较长时间地灌输产品知识，俗称"药品洗脑".第二篇文章，认为医生分级管理，进行学术交流，把医生对企业的贡献划为某一类会员，对所谓VIP医生就给予出国.规模较大的产品学术交流会放在四星级以上宾馆召开等.为医生提供继续教育学分也是学术推广.我个人认为第二个作者的观点也是有所偏激.我认为由企业把医生划类，提供异地学术会议与继续教育学分等不是学术营销.

医药的学术营销就是以处方药产品特性与临床价值为核心，提炼富有竞争力的产品特点，通过多渠道与目标受众沟通（以医生为主），实现客户价值的增值（提高处方质量，优化治疗方案），从而实现产品的销售与产品品牌忠诚度的营销模式。学术营销不是几个会议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销售员工在日常的拜访中就要用科学营销的态度与专业学术语言跟医生进行对谈与沟通。为什么会议营销江河日下?原因就是没有抓住关键点：1，会议营销需要结合概念营销，2，用生命周期管理的原理管理会议营销。为什么概念营销（观念营销）风光不在？很多企业的观念营销技术较差，不懂科学营销；观念营销的态度不严谨，追求时髦与销量第一，不是患者的利益第一。差异化的概念虽然是营销传播中制胜点，但是概念的提炼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有科学依据，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它分为专业媒体营销，学术会议营销，专业人员营销与科研营销四种形式。目前专业媒体营销与科研营销有国家管理，但是学术会议营销与专业人员营销却没有相关部门来管理。

我个人认为举办医学专题/论坛，通过民间团体或政府团体邀请专家，专家主讲医学/药学专题，而不要涉及产品，如果4小时会议，半小时给予企业自己主讲产品的药理药学特性与临床研究，是真正的学术会议.而且期望国家有关部门立项规定会议用餐标准，礼品标准，讲课标准，时间标准等，并由政府继续教育部门进行管理/监督.否则任何形式的学术营销都会走偏.赞助科学研究也要不仅在企业管理，也要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管理.对于科室会议，政府/行业也要规定标准，各大医院的继续教育部门也要管理起来.这样的自律管理会保证学术营销不走样.

因此我呼吁我们国家的政府要立法立规矩管理好学术营销的四种形式，让学术营销本着科学与生命的态度为我们广大医疗工作者，为我们的广大患者服务，也让企业向品牌企业与服务社会的企业发展。虽然任重道远，但是为了生命的可贵，我们必须去探索管理学术营销的办法。作为药企的我们，要弘扬道德伦理的人道主义精神，本着科学与严谨的态度教育好员工，让他们成为造福百姓的受人尊重的良医伙伴。本着为患者利益服务的态度把那些侵犯患者利益的违法份子清除医药代表这个伟大的职业！只有这样做，药企与医生及患者才会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