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公司人事制度范文
时间：2023-09-21 09:55:18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1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积极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城市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市资源、资产的有效整合和合理流动，建立政府主导、政企分开、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为我县城市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投融资体系建设按照“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要立足我县实际，规范投融资公司启动运营，融资规模既考虑满足城市建设资金需求，又控制在县财政可承受限度之内，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要先把投融资公司做大，解决融资问题，再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主营业务，做强投融资公司。
（三）总体思路。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分开、市场运作”的模式，以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融资平台，通过注入资本金、增加有效资产、现金流量等措施，先做大公司，再逐步赋予公司土地开发经营、城市资产经营等职能，通过履行职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公司自身的发展壮大，使公司逐步发展成为资产规模大、资产质量优、投融资能力强、偿债能力佳的综合性投融资机构，形成融资—投入—收益—再融资—再投入—再收益的良性循环机制，走出一条以城建城、以城养城、以城兴城的市场化路子，形成资金“借、用、管、还”一体化长效机制。
二、搭建投融资平台
（一）公司组建。以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为基础，组建投融资公司，作为政府主导的城建投融资主体。
（二）公司性质。投融资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领导成员由县政府提名。
（三）公司职能
1、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针对县政府下达的城市项目建设计划，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联系和沟通，依法进行融资、建设、管理以及部分项目的运营。
2、投融资公司作为项目法人，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公益性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并享受国家相关财政、税收的政策优惠。
3、建立城市规划与土地储备相结合的联动机制，在公司设立土地储备分中心，通过项目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引进社会资本，推进城镇土地储备、整理和开发工作。
4、受县政府委托，参与旧城、旧村拆迁改造，形成的储备土地，通过招拍挂形式注入投融资公司，实现土地增值，获得收益。
5、运营管理分散在各部门的城建资产和其他政府性资产。
（四）公司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运用市场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科学管理与决策，建立健全公司的劳动人事、统计、财务、投资管理及公司议事规则等内部制度，形成规范的权限、决策、执行、监督体系。
三、公司的运作
根据公司职能，通过整合各类政府资源，把现有能够利用的分散在各部门的城建资产和其他政府性资产全部划转到投融资公司。
1、对已划转到投融资公司的企事业单位资产，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理顺产权关系；由国资局牵头，摸清拟划转的国有资产情况，完成清产核资，确定有效资产，尽早实现划转。
结合我县实际，企业资产划转，目前保持原管理体制不变，即人事管理、重大经营决策、资产处置等仍按体制由相关部门审核、审批，但通过投融资公司履行手续。财务方面，在管理权限不变的前提下，账务上实行合并报表，以形成银行认可的有效资产。
2、选择部分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占有使用的土地、房产以及所属经营性资产进行整合，从原单位剥离划入投融资公司。
3、将城市规划区内已拆迁开发的部分土地和已完成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道路、管网、绿地、公园等城市资产注入投融资公司。今后，根据建设发展情况，逐步将其他城市资产和资源划入投融资公司。
4、把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周边和旧城、旧村改造形成的储备土地，通过招拍挂形式注入投融资公司。
四、建立健全各项机制
（一）建立规范的决策机制。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建设、规划、国土、财政等有关部门为成员的县政府投融资管理领导小组，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投融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每年年初，根据全县经济发展和财力情况，制定投资和融资计划，确定融资方案和投向，按照法定程序审批后，下达给投融资公司执行。在不影响既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经县政府投融资管理领导小组研究，所融资金可以在不同项目之间进行统筹调剂使用。
（二）建立城建投资主体偿债保障机制。优化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的债务结构，严格控制债务风险。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第三方担保、资产抵押、应收账款或股权质押担保、财政专项收费受益权和财政专项补贴资金承诺等多种方式为城建投融资主体融资担保。从财政资金、土地出让收益和其他经营开发性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设立城建项目偿债基金，委托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管理和使用，逐步形成以盈利性项目为载体，以城建项目偿债基金为还款来源，与城市建设相适应的城建投资主体偿债保障机制。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2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问题是困扰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虽有所改善，但治理效率仍然低下。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城市商业银行迈入上市公司的行列，为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效率提高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分析，来探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效应。
一、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1、股权结构不合理。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据统计，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平均持股为32%，最高的达到60%，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根本没有话语权。二是大股东主体虚拟。由于大股东为地方政府，缺乏一个真正明确的、以利润为目标的股东主体，因此，很容易形成对经营者监督不力、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成本高企等公司治理问题。
2、“三会四权”形同虚设。
根据《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前称城市合作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商业银行，根据本《规定》，每个城市商业银行内部都建立了所谓的“三会四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经营管理者）”的治理架构。但是，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时有发生，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对中小股东进行保护；董事会基本上是通过听取行长报告来对银行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不直接进行决策；由于行长是政府任命，常常出现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制约的局面。从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的普遍情况来看，其内部的三会四权的治理架构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3、信息披露不完善。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绝大部分尚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并且相关信息并不需要进行公开披露和接受公众监督，因此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年报在内容和格式上存在不规范现象，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有的甚至没有，在风险方面尤其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非常少，信息披露存在巨大“缺口”。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除了存在上述公司治理问题以外，还存在激励机制不足、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除了在于城市商业银行产生时的先天性条件不足外，还与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制度基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了解和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基础，对于改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分析
1、关于股权结构。
《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城市合作银行股本由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入股资金构成。其中，地方财政为最大股东，其入股比率不得超过城市合作银行股本总额的30%”。根据规定，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为地方财政，即地方政府，其他出资人除城市信用社原有的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两者加起来占股本的比例都很小)外，实际运作中基本上都是当地国有企业。
也就是说，国有成份占有绝对多数，而且出资人出于同一座城市。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地方政府表现出较强的金融控制力，从而使城市商业银行依附于地方政府，变成地方政府的准行政部门，导致盲目投资和金融风险积累。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这一虚拟主体对剩余索取权的追逐要求无形中被软化，因此，很难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经营班子形成约束机制，“三会四权”的制衡职能严重弱化。
应该说2002年后，随着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主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股权结构开始逐渐分散，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的股权比例出现明显下降，民营资本参股比例有所提高。但是，随着民营资本投资比例增加并取得实际控制权后，在城市商业银行内外部制约机制原本就不到位的情况下，民营资本急功近利的逐利性特征显现出来，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治理问题开始凸现。
2、关于外资参股。
关于外资参股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的入股主体，仅仅包括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明确排除了外资参股的可能。在1994年的《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也明确禁止外资、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应该说，这是和当时中国金融环境相适应的，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逐渐有所开放。2003年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
随着对外资和合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开放不断推进，许多城市商业银行逐渐被外来资本所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在带来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同时，还在董事会层面强化了制衡关系。从上海银行、南京银行、西安商业银行和济南商业银行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各行均为外资方提供董事会席位，增加外资话语权，强化双方合作与技术协助，对城市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是，由于所占股权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有限，外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很难起到点石为金的效果。
3、关于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出了整体规范，规定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2004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应当披露的内容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要求，包括主要财务信息、风险管理状况、股东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公司治理和重大事项六个方面，涵盖了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整体状况。自2004年11月起，银监会多次下发文件、通知，针对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试点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分类明确了要求。
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审慎经营，加强自我约束，但由于所披露信息的关注主体主要是监管机构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而且披露信息的详细程度还有待于加强，因此，很难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压力。从目前来看，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受众群体十分有限，很难受到市场公众的监督，因此，其外部监督主要来自于监管部门的监督。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应接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管理、监督和稽核，并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4、关于股权激励。
关于商业银行的股权激励问题，目前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的条款或规定，对银行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和薪酬制度改革，虽然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进行尝试，但也只有部分上市银行才获得批准。在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形成之初，有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这种员工持股与资本形成过程有关，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股权激励的范畴，确切地说是员工持股。
在公司资本形成过程中，员工和外部投资者出资取得股权，与通过股权激励获得股权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这种形式形成的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的状况，能否在公司未来发展中体现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还不能确定。
三、推进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进符合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加快上市步伐，有效改善城商银行股权结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以及完善公司高管激励体系，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改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
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来看，在上市前体现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虽然经历了2002年以来的增资扩股热潮，但股权结构集中的特征依然明显，而且体现出地方色彩。城市商业银行通过上市公开募集股份，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关于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投资主体范围得到广泛扩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将使公司股权结构得到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根据本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境外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向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比例将突破25%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境外机构加大股权投资比例，增加其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强化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机制，提高治理效率。
2、有助于改善信息披露，强化外部监督。
虽然监管机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不断强化，但由于关心信息披露的利益主体仍然不够公众化和普遍化，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在上市前进行的信息披露并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关心，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情况仍然得不到纠正。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崭新的市场主体上市后，这将会极大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全面性，并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上市后，城市商业银行除了要遵循银行监管机构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和相关财务制度，还要遵循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因此，将大大提高其披露质量和水平。
3、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
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并对激励对象、数量、股票期权、信息披露、监管和处罚做出了详细规定。2006年9月，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股权激励方式、激励对象、激励条件、授予数量、授予价格及其确定的方式、行权时间限制或解锁期限、申报、考核和管理等具体内容。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基础，很难对管理层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政策作出重大突破。两个试行办法的出台，为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开展长期股权激励，完善经理人长期激励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廷科,张旭阳.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及其改革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02;1
[2]谭震.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
[3]陆岷峰.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J].海南金融，2002;12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3
一、指导思想
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紧紧围绕民生搞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整合土地资源与城市资源，盘活城市存量资产，按照“借、管、用、还”一体的原则，多渠道筹措民生建设资金，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滚动发展和良性循环，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部门联动、责权对等的投融资管理体制，为以民生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公司组建、职能及组织架构
市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市国资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
根据市政府授权，市城司承担以下职能：
（一）投融资职能。负责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融资工作，负责偿还项目贷款本息。
（二）土地整理职能。负责城市规划范围内土地整理。
（三）建设职能。负责城区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及其他项目的建设。
（四）经营职能。经营城市的无形资产和其他优良资产，参与政府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中低收入住房、棚户区改造和其他特许经营项目。
（五）其他职能。
市城司组织架构：
（一）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名。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监事会。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1名。
（三）经理层。经理层由3人组成。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2人。
（四）财务总监1人。
三、资产注入
（一）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的优良资产；
（二）规划区范围内的存量土地；
（三）财政性货币资金；
（四）其他资金。
四、公司的运行机制
（一）建立融资、偿债机制。
1．该公司根据市政府确定的年度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计划，协同相关部门编制年度融资计划方案，经市政府审批后实施。
2．夯实公司融资平台。将土地收益除按有关政策规定上缴外，其余收益拨入公司滚动运作，增强公司融资、投资和偿债能力。
3．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偿债准备金用于融资贷款的还本付息，其主要来源为：年度土地纯收益、政府列入预算安排的财政资金、公司纯收益等。偿债准备金额度和归集办法根据不同项目融资需要由公司制订方案，经市政府审批后实施。
（二）建立土地储备经营运作机制。公司通过建立融资、偿债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组织进行土地整理。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市城司土地整理后，由市国土局依法进行公开出让，公司土地整理成本从土地收益中支付。
（三）建立资金监管机制。公司要建立健全工程项目资金使用监督制度，实行资金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切实保障项目资金效益与安全。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4
一、公司定位
__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城建投”）和__市经济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市经建投”）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名称不变，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直属市政府，归口市国资委管理。按照“融资平台、投资主体、集团管理、利润中心”的发展定位，将其打造成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主体。
新公司的人员组成要精干，公司组建初期，人员各暂定40人左右(含子公司，但市经建投不包括市公交总公司人员)，以原公司现有人员为主，并注重引进和补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新公司用人体制实行全员聘任制。
二、资产注入
市城建投拟注入的资产包括：1.城市道路及设施，资产原值19亿元；2.城市公用资产；3.国有土地使用权500亩，首次注入柳叶西路北厢6号地块中的土地350亩。
市经建投拟注入的资产包括：1.行政事业单位7家宾馆、酒店，资产原值26917万元；2.国有土地使用权500亩，首次注入紫薇花城的200亩土地、火车站东站货场100亩土地和601矿100亩土地；3.市公交总公司整体资产。
5月底前完成对城市道路及设施、城市公用资产、市公交总公司整体资产、首次注入的国有土地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宾馆、酒店资产的注入。6月底前完成对两家公司全部资产的注入。其中，宾馆、酒店资产应办理“两证”过户并减免相关费用。
三、法人治理结构
(一)组织架构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市国资委根据市政府授权行使股东会的职权。
1.董事会。两家公司董事会均由5人组成，由市国资委、市国土资源局、市建设局和公司派出人员及其他人员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监事会。两家公司监事会均由5人组成，由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公司派出人员及其他人员组成。监事会设主席1人。
3.经理层。两家公司经理层均由3人组成。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2人。
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可分设，也可“一肩挑”。
(二)职权界定
出资人：1．审议批准公司的融资、投资、对外担保、资产处置和资产损失核销等重大事项。其中，融资1000万元以上、投资500万元以上、资产处置300万元以上、资产损失核销500万元以上、对外担保100万元以上须报市政府批准。2．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3．审议批准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减、产权变更。其中，涉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变更公司形式的事项须报市政府批准。4．制订和修改公司章程。5．决定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6．委派公司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
董事会：1.制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发展规划。2.拟定为政府项目提供担保的方案。3.拟定公司分支机构的设定方案。4.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5.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6.拟定公司的工资总额及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方案。
监事会：1．检查公司财务。2．对董事、高管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经理层：1．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融资方案。3．拟定公司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4．制定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
四、党群组织及公司内设机构和子公司
(一)两家公司均设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二)两家公司内部均暂设4个部门，即：办公室、财务审计部、投融资管理部、人力资源部。内设机构根据实际需要，由董事会决定调整。
(三)子公司：
市城建投为：1.__市龙马有限责任公司；2.__市西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__市城市公用资产经营管理
公司；4.天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市经建投为：1.__市穿紫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常德金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3.__市酒店经营管理公司；4.湖南泰达置业有限责任公司；5.__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其资产整体划转市经建投后，财务报表与市经建投合并，企业的经营体制维持不变）。
五、关于参与项目建设的子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组建
市城建投出资组建“__市龙马有限责任公司”和“__市西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市经建投出资组建“__市穿紫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常德金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4个子公司董事会均由3人组成，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另设监事1人、经理1人、副经理1人。董事长、经理实行“一肩挑”。
每个子公司暂定员10人左右，人员分别从新公司员工中调配。可适当引进部分专业技术人才。
(二)关系理顺
协调小组：协调小组为市委、市政府推进市政重点工程建设而设立的临时派出机构。人员暂定5人左右。工作经费由财政单独安排。协调小组对项目工程行使组织、协调和督办的职责。1.负责项目工程的前期准备；2.负责协调有关行政事务，为项目开发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3.负责对市委、市政府决定和交办的事项进行督办。
母公司：1.负责市政府委托建设项目的筹融资；2.按母子公司架构注册子公司，并统一调配公司员工；3.对子公司实行目标管理和投资预（决）算管理。
子公司：1.负责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在协调小组的全面协调下负责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以及工程竣工后的验收、移交和资料的整理归档等工作；3.负责拟定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计划，确保工程进度；4.负责工程的建设质量和安全生产。
市财政局：负责子公司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
其他与市政重点工程建设相关的部门和单位以及地方政府，要为市政重点工程建设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营造良好建设环境。
六、城市公用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和酒店经营管理公司的启动和运作
(一)市城建投和市经建投分别按市政府新注入的资产组建城市公用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和酒店经营管理公司两家子公司。
(二)明确城市公用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和收益分配，经营范围包括：1.城市道路、桥梁、码头、广场、体育场馆、会展中心、公共场地等公益性资产的冠名权、经营权；2.城市出租车（客运、货运）、道路公共泊车位等资产的经营权；3.户外公共广告位经营权；4.其他政府特许经营权和城市公用设施经营权等。城市公用资产要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与经营管理分开，经营收益用于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和原行政、企事业单位的收益分配。
(三)明确酒店经营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包括：常德华天大酒店、常德国际大酒店、德华宾馆、佳和大酒店及门面、金沙大酒店、凯悦大酒店、八运村宾馆等7家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资产。上述宾馆、酒店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过户到市经建投名下，由酒店经营管理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授权原经营单位继续经营，各宾馆、酒店的财务报表与市经建投财务报表合并。
(四)5月中旬前召开城市公用资产和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的宾馆、酒店资产清理移交工作专题会议，明确移交工作。
七、企业负责人管理
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织书记3个职位由市委管理，按中ⅰ型企业正职对待。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主席、监事会成员、副总经理、子公司董事长和经理由市国资委党委管理，任前向市委组织部备案。其中，公司监事会主席由市国资委委派；公司分管财务副总经理由市财政局提名，市国资委委派，人员实行定期轮换，薪酬由财政单独安排；子公司董事长、经理实行“一肩挑”。公司及其子公司负责人的任免按《公司法》和有关干部任免的程序办理。
八、工资待遇
新公司组建初期，董事长、总经理、党组织书记薪酬按不高于公司员工平均工资的3倍确定；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及其他高管人员的薪酬按不高于公司员工平均工资的2.5倍确定；员工的工资原则上按不高于上年度全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确定。全资子公司员工(市经建投不含市公交总公司人员)工资待遇参照公司同类人员标准执行。新公司工资总额和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由公司提出方案，市国资委根据公司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兼职董事、监事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进入新公司“老人”的原工资待遇一律进入档案，不作为新公司确定其工资待遇的依据和标准。
九、调整项目运作机制，保证公司经营收益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5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号）、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贯彻国院务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412号）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意见》（渝府发〔〕8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有关事项交流如下：
一、明确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3421”工作思路，以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匹配资源、防范风险、完善机制、提升能力为工作目标，逐步建立“政府统筹、市场化运作、责权利相统一”的投融资管理新体系。
二、制定工作目标
通过财政性资金、存量资产、土地出让收入、行政规费、税收收入等政府性资源注入投融资公司，建立长效投融资平台资本金补充和偿债保障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形成“投、融、建、管”专业化，“借、用、还”一体化的投融资体制和决策科学、执行流畅、监督有效的运行机制。
三、锁定平台数量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意见》（渝府发〔〕81号）明确的“主城九区和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政府投融资平台不得超过3个，其他区县（自治县）不得超过2个”的要求，我区继续保留现有的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农村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构架。
四、理顺职能职责
（一）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城市基础建设、社会事业、交通、旅游等重大建设项目投融资任务；负责经批准的土地储备、整治等工作；经营国有资产，确保保值增值；从事房地产开发；参股能源行业和金融机构；享有产权收益，决定子公司的经营方针、重大产权变更、分配方式以及其他重大经营决策等事项；承担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市农村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城乡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农业、水利等城乡统筹发展项目和其他重大建设项目的投融资任务;负责经批准的土地储备、整治、开发、整理、复垦等工作；承担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有关工作；经营国有资产，确保保值增值；承担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
（三）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园区、、、组团开发建设、园区外工业项目及其他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政府投融资任务；负责园区、、、组团土地储备、整治等工作；担任园区、、、组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业主、法人，并具体负责实施项目建设；负责园区、、、组团征地安置补偿及拆迁还房建设；负责园区、、、组团标准厂房和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及经营管理；争取并承接上级对特色工业园区建设的政府扶持、项目定点和资金补助；经营国有资产，确保保值增值；享有产权收益，决定子公司的经营方针、重大产权变更、分配方式以及其他重大经营决策等事项；承担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
五、完善治理机构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依法建设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区国资办代表区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作为平台公司的主管部门，对公司实施监管。投融资平台公司要优化管理体制，配备素质高、业务精的专业人才从事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六、增强造血功能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6
随着生产技术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将不同功能机构布局在相应的城市，从而形成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格局[1]。一些大中型城市具有人才、信息、资本、商务服务以及制度优势，大量吸引价值链高端功能如企业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等；而加工、组装、制造等功能集中于中小城市。这种价值链分工中，大中城市是区域经济控制者，决定人才、资本以及信息流向。这种城市间分工将改变城市间基于物质经济的联系，取而代之为信息流、服务流、资本流以及人员流动，这些非物质联系需要依赖于交通通信技术，而相关人员面对面交流也非常重要，从而引致对城市间快捷交通的需求。总之，基于价值链的新型分工将强化高端城市的经济控制力和辐射力，强化城市间非物质联系，从而推动城市群的形成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城市功能专业化将是大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大城市面临着土地、环境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纷纷寻求产业升级换代或功能升级，甚至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吸引企业总部入驻，提升城市竞争力。近年来，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确实吸引了不少国内大中型企业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的高端功能。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城市正在转向功能专业化呢？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城市产业专业化，辨识各城市主导产业，或者根据各城市的产业专业化对城市职能进行分类。目前我国的官方统计资料没有按照价值链功能来统计的数据，因此难以根据统计数据来展示中国城市的功能专业化趋势。
城市功能专业化与企业组织形式变化联系在一起。为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和提高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生产片段化，将不同功能布局在不同国家；在东道国内，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战略性市场，跨国公司也会通过功能片段化来获取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和优惠政策。因此跨国公司空间组织提供直接审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趋势的重要视角。跨国公司一般会采取渐进方式进入国际市场[2]，逐步积累国外市场知识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一次性决定，是连续多次完成的。在面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产权模糊、财产权保护能力弱、市场结构不完善、政府干预多、进入壁垒较高和政策较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取渐进式投资策略。
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是一个多阶段过程，最初建立一个代表处，学习如何在中国市场运行和管理业务，并评估继续投资的风险和潜在回报。随着经济转型，体制不确定性逐渐消失，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同地方建立多个分支机构[3]。不同功能区位偏好不同，销售活动追寻市场，生产可能追寻效率或知识，研发寻求知识，总部追寻战略地位。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在空间上分离各功能环节[4][5]。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某些功能之间的共聚，如研发和区域总部，生产和销售[6][7]。因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地理集聚可以理解为连续投资下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结果。跨国公司的不同功能可能会偏好某些城市，从而促进城市的功能专业化发展。下面本文先阐述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然后以财富全球500强来描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功能升级和地理扩张，最后基于离散选择模型探讨跨国公司是否采取功能集聚的区位战略。
1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
跨国公司国际扩张过程中常会遇到巨大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源于母国和东道国的各种差异。企业管理和生产机构的日渐分离正在改变着城市的经济结构。
跨国公司以跟进投资于不同功能环节，这些功能有不同区位模式。销售活动通常是寻求当地市场机会，生产活动寻求效率或知识，研发寻求知识，总部寻求战略资产[5]。不同功能对规模经济敏感性、知识密集度和竞争强度都有不同要求[6]。销售和客户服务活动表现出空间非敏感性，而生产和企业支持活动表现出空间敏感性。研究和发展与企业支持是空间最敏感和知识最密集的。最后，不同功能环节的要素组合机制不同。
跨国公司管理人员需要做出的决定日益复杂，并导致跨国公司活动更加精细，要针对每一个功能环节选择最佳区位。不同跨国公司的类似活动将集聚在同一地区，尤其是上游活动，如总部和研发。总部是知识密集型活动，需要大量专业化服务和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倾向于集聚从而受益于知识外溢效应[14]；研发活动从技术外溢和专业化劳动力中受益很多，而较少受到本地竞争的影响；生产活动受益于专业化供应商，其次是专业化劳动力和技术外溢；销售活动是最不容易集聚的，因为他们从聚集经济中受益最少，而对竞争压力最敏感[5][6]。因此，跨国公司不同功能环节有不同区位偏好[15]。Yamawaki对日本外资制造业公司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差异[4]。Alcacer探讨了通讯行业里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竞争、集聚和区位决策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子公司较为分散，研发机构较为集中[6]。
然而价值链上不同功能存在互补性。如果价值链的每个阶段都远离其他阶段，企业可能会面临额外的协调成本。跨国公司可以将价值链上不同功能布局在相互靠近的地方，以节省协调成本，并受益于互补性和经济联系。空间临近性对有特殊职能的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的，因为并非所有信息可以无成本地被转换和传输。区域总部可能与研发机构合作，因为这两个功能都需要面对面的交流。 总部和研发机构也会重视与生产机构的地理临近，从而节省协调成本。在中国，由于协调成本较高，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欠发达，物流成本较高，跨国公司不同功能可能会共聚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区域。总之，跨国公司的功能既有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倾向，也存在共聚于同一城市的可能。
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特征
2.1 跨国公司功能扩张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渐进式扩张，逐步提升投资功能，扩大地理范围。为了展示在华跨国公司渐进式跟进投资过程，我们从《跨国公司中国报告》(王志乐主编)中收集财富全球500强在中国的投资数据(不包括中国内地企业)，同时访问相应的跨国公司网页来补充数据。对于每一个分支机构，我们可以找出母公司、来源国、东道城市、功能类型以及成立年份等。总共确认了5391个分支机构，其中有430家分支机构缺少建立的时间。在对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时间模式的描述中，我们排除了有缺失的时间数据，但这部分数据包括在空间分析中。参照Defever的研究，我们将跨国公司的职能分为地区总部、办事处、研发培训、商服(包括银行，保险和物流)、生产、销售以及其他等[7]。
图1显示了每年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新建分支机构数。第一阶段，在1979年-1991年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每年只有少数新成立的分支机构，投资规模小，以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为主(图2)。跨国公司还很难将地区总部、研发、商业服务等高附加值投资转移到中国。实际上，跨国公司也面临着这些高增值活动投资的更严格规定，被限制进入服务行业。如外资银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允许在少数城市进行人民币业务，很多生产者服务业直到2002年才对跨国公司开放。
图1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历年在华新成立分支机构数
图2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分别在1979-1991年(左)、1992-2000年(中)和2001-2008年(右)的功能结构
在第二阶段，1992年-2000年中国加速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进一步向国际投资者开放中国市场。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沿着价值链建立了诸多分支机构，向价值链上游扩张，包括区域总部、研发中心；沿价值链向下游扩张，包括商业服务、销售和市场营销。仅在1995年，全球500强在中国成立了450多家分支机构。同时，全球零售商如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以及欧尚等迅速渗透中国市场。1995年国家颁布了鼓励外资建立企业的暂行条例，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投资控股公司，从事管理投资、再投资、销售、培训和信息收集工作。这些投资控股公司实际上成了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
第三阶段，在后WTO时期中国逐步解除市场限制和地域限制，调整外商投资政策以落实WTO协定的承诺。面对更为有利的商业环境和20多年关于中国市场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价值链式投资于中国，服务部门如银行、物流、保险和零售部门也跟随客户或竞争对手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寻找本地商业机会。截止到2008年，约310家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在跨国公司的功能结构中，生产功能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研究开发机构等上游功能和销售、市场营销等下游功能日渐重要。目前，绝大多数500强跨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包括了从管理、研发、生产到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多种功能。
图3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空间分布及其在城市体系中的分布(2008年)
2.2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模式
图3展示了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地级市的分布。全球500强跨国公司集聚在少数地方，偏重于沿海地区，包括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内陆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西安也能够吸引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的一些分支机构。简而言之，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高度集中于中国城市体系中的高等级城市。到2008年，跨国公司已进入175个地级城市。作为两个最好的区位，上海和北京分别拥有1340个和800个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占总量的39.70%。第二等级城市包括广州、天津、深圳、苏州、大连，约有23.06%的分支机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进入顶级城市，可以增强国家和区域中心的国际竞争力，带动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调整。
我们进一步分析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不同功能的地理分布。地区总部是跨国公司的信息处理中心、决策制定中心，是总公司和子公司交流的桥梁。跨国公司在中国只设立一个区域总部，显著集中在一线城市，因为他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需要良好的商业服务，需要充分利用集聚经济。如图4所示，北京和上海拥有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总部；其他分散在广州、深圳、沈阳和厦门。跨国公司建立办事处来收集信息，建立分部来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子公司提供服务。他们在选择区位时强调基础设施、市场潜力和信息成本的重要性，一般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和武汉这些国家和区域的中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这些特大城市区域对办事处和分部特别有吸引力。
如图5所示，生产功能居于价值链中间，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布局特征。生产功能高度重视商业联系和接近管理、研发中心[17]，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销售功能追随客户，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地区。一方面集聚在都市圈，另一方面又分散到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会。本研究中涉及两种类型的销售功能。一类是来自于全球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这类销售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进入中国一线城市，加入WTO以来开始向都市圈周边和沿城市等级体系扩散。另一类是从属于生产企业的销售功能，他们一般靠近生产工厂和区域总部。商业服务功能涉及银行、物流、采购中心等，除少部分从属于跨国制造业巨头外，绝大部分属于跨国服务企业。已有研究发现商务功能追随其竞争者或客户，在华高度集聚于某些城市[18]。它们同样对管制和信息外部性敏感[19]。商务功能不同程度地集聚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大连和天津。同时，商务功能和其上游功能环节有共聚趋势，特别是接近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以跟进投资的扩张模式加快在中国布局。不同功能环节的区位要求不同，但总体上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匹配。存在强烈经济联系的功能之间 会共聚在某些城市，如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上游功能如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集聚在一线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中游的生产功能散布在大都市区，并向一线城市周边扩散，下游的销售功能最为分散。这种分布展现出一种金字塔结构，高附加值的功能环节位于城市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低附加值的功能沿城市等级体系向下扩散。
3 基于条件逻辑模型的跨国公司功能区位模型
3.1 条件逻辑模型与变量设定
上述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偏好一些城市而规避另外一些城市。本文采用McFadden(1974)提出的条件逻辑模型来模拟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选择。本研究在模型估计中，采用随机挑选35个城市的方式进行模型估计(包括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的城市)。另外，条件逻辑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区位选择的独立性，但是在本文中显然不完全符合这个假设。因为同一个跨国公司的前期和后期投资的区位可能是相关的，为了控制同一跨国公司前期投资区位对后期投资区位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截止到前一年城市中属于同一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数(Count_own)。
图4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总部(上左)、研发培训中心(上右)以及代表处和分部(下)在中国的城市分布
图5 财富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商务服务机构(上左)、销售机构(上右)以及生产机构(下)的空间分布
首先，为了研究跨国公司的跟进投资对分支机构区位选择的影响，我们首先引入以下变量：截止到前一年同一跨国公司在城市中投资机构数(Count_own)和其他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城市投资机构数(Count_other)。本研究考察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是否存在功能集聚或者共聚，我们引入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相同功能的机构数(Count_samefunction)和不同功能的机构数(Count_otherfunctions)。此外，在进一步考察功能区位的模型中，我们还引入截止到前一年，不同功能在城市投资的机构数(Count_Business，Count_Office，Count_Production，Count_RD，Count_Sale)。
我们还引入其他集聚变量和控制变量。市场潜力(MART)衡量来自需求方的集聚力量。跨国企业需要大型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的内部规模经济，从而更倾向于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地方。市场潜力测算如下，
我们引入服务业比重(SERVICE)和每万人网络使用者数(INTERNET)来衡量供给集聚效应，平均工资率(WAGE)用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同时，我们引入直辖市虚拟变量(MUNI)和省会城市(PROV)虚拟变量来衡量行政体系力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作用。我们引入市区人口超过500万人(SUPER)和200万人～500万人(BIG)的虚拟变量来衡量城镇体系对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影响。最后，我们引入反映经济特区和沿海沿江开放城市的虚拟变量(OPEN)来反映早期的制度优势。本文条件逻辑模型的解释变量总结如表1。
3.2 统计结果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Count_own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呈适度相关，其相关系数小于0.60，但是其他各计数变量高度相关。直辖市虚拟变量和超级大城市虚拟变量之间适度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73，其他的相关性比较弱。为了减小共线性问题，我们分别考察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区位选择过程中跟进投资和功能集聚。全样本条件逻辑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拉格朗日检验显示了该模型的显著性。
统计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跟进投资的区位选择追寻其前期在华投资区位。Count_own和Count_other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同一个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存在提升了其后续投资在同一城市的概率。跨国公司不仅追寻自己以前的投资，也追寻其他跨国公司的前期投资。跟进投资必然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空间集聚。相对而言，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追寻自己的前期投资，因为可以更方便在跨国公司内分享前期积累的当地知识，并通过自己前期投资经验来发展自身的能力。同一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空间集聚将促进当地的知识共享和转让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并减少保存、搜寻信息的成本。同一公司的不同时期投资可能存在经济技术联系，需要集聚在同一区位。与此同时，其他跨国公司也是本地信息和知识天然的渠道，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
跨国公司的跟进投资可能属于不同的功能环节。统计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往往与其具有相同或不同功能的分支机构共聚。不同功能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聚集在同一个城市，跨功能的业务联系使得他们需要降低基于距离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表3详细讨论了功能的集聚与跨功能共聚。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跨国公司重视城市的市场潜力，但并不十分关注劳动力成本。MART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而工资在三个模型设定中都不显著。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是战略投资者，主要以中国市场为目标，能够承受较高劳动力成本。跨国公司集中在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的城市以实现规模经济，较强集聚效益可弥补劳动力成本。服务业水平预期为正，但不显著，而互联网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跨国公司偏好有良好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城市，这是集聚经济的一个新的原因。对互联网的便捷访问将减轻跨国公司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跨国公司在区位决策时重视中国城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MUNI和PROV都是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更喜欢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这些城市是国家或地区的行政中心，享有更多的决策权。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是一个讨价 还价的过程，涉及与地方决策者密集的互动，地理上的临近将有助于这种互动。例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大多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以获取的政策体制优势和信息外部性[14]。正如预期，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明显关注中国城市等级中最高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最后，开放政策对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并不显著。OPEN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本研究着重于后WTO时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向国际投资者打开国内市场的大门，并在许多领域实施放松管制政策，特别是服务部门。很明显，对跨国公司来说，聚集经济比政策优势和体制优势更加重要。
为了进一步探索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不同功能上的共聚，我们对不同功能区位模型进行了检验和估计(表3)。统计结果显示，同一功能或者有不同功能的分支机构间都可能发生空间集聚。除了总部和办事处，其他类型的业务单位跟随他们母公司的前期投资，证实了跟进投资的集聚效应。通常，每个跨国公司在一个城市只设立一个总部或办事处，它不跟随母公司的前期投资。商务服务在同一功能内相互排斥，但他们可能跟随总部、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一个城市中商务服务功能的集中将显著降低该城市吸引商业服务功能的概率。然而，总部、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不仅吸引相同功能的分支机构，而且还吸引其他类型的分支机构。总部和办事处倾向于跟随总部和生产机构。生产机构往往跟随总部、生产机构和研发中心，但规避商务服务和销售功能。总部和办事处为其他功能提供的信息和知识，而生产机构需要商务服务提供服务，总部和研发中心可以为销售和营销子公司提供最终成品。和预期不符的是，研发中心与地区总部及办事处并没共聚。他们甚至互相避开对方。然而，研发中心和生产机构彼此互相吸引，这与许多研发中心主要为制造和处理工厂提供技术支持有关。销售和营销子公司跟随总部、办事处和生产机构，但他们没有吸引其他类型的投资。
此外，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主要着眼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不同类型的功能将对各区位因素做出差异性的响应。商务服务和物流高度关注市场准入和互联网发达程度，尤其青睐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体制优势的城市。商务服务和物流在入世以前受到严格的规定，此后中央政府逐步放宽其业务和地域限制。他们还避免劳工成本较高的城市。相比之下，总部和办事处尤其青睐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城市，其中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作为信息资料收集者、加工者和决策者，总部和办事处在他们选择区位时明确强调了集聚效益和政治优势。生产机构更加重视市场准入，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开放城市，但避免直辖市和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城市，这意味着，生产机构往往利用有利的政策优势，如在特殊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免税政策、廉价劳动力。研发和培训中心集中在具有较高工资率、良好市场准入和较高政治地位的城市，因为他们需要高质量劳动力和来自政府的体制支持。他们不被开放城市的地位所吸引，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利用主要针对生产和加工机构的有利政策。最后，销售和营销分支机构特别重视互联网络发达程度、具有有利政治地位的城市，以及人口超过250万的城市。良好的互联网表明更好的沟通，促进销售分支机构和客户之间的互动。此外，国家和省级中心是中国的主要市场。
4 结论与讨论
跨国公司通常渐进式、分阶段进入中国市场，随着本地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本地能力的发展，他们逐步提高资源投入，提升机构功能，进行地理扩张。本研究发现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步扩大，并在不同功能环节上跟进投资。相似功能的分支机构往往集聚在某些城市，而具有互补联系的功能，如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共聚在某些城市。上游功能如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大体上集中于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中游功能如生产都集中在大型城市区域，并已扩散进入一线城市的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功能布局强化中国主要经济中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强化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推动城市群发展。
跨国公司跟进投资确实导致了分支机构空间集聚，各功能共聚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在一线城市中高度集聚。跨国公司十分重视城市的市场潜力、互联网发达程度和政治地位。总部、办事处及生产机构将吸引各种功能的跟进投资，而商务服务和物流、研发和培训中心以及销售和营销并不利于其他跟进投资，研发培训中心和生产机构则彼此吸引。具有有利政治地位的大城市，能够吸引上游职能，如总部和办事处、研发中心、商业服务，也能吸引下游职能，如销售和市场营销。
总体上，本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区位选择中存在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以及功能集聚和跨功能集聚等，集聚效应对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较政策体制优势更重要。本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城市功能专业化的证据，上游功能集聚在城市体系中顶端的城市。功能专业化将导致大量的信息、资本和服务沿着城市等级体系流动，从而改变中国城市间联系的本质。本研究说明，全球化力量正成为重组中国城市体系、提升高端城市控制权的关键因素。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7
自7月底，上海市劳动保障局局长祝均一涉嫌挪用社保基金被揭开冰山一角后，很快牵连出了上海龙头国企电气集团的两位高层，进而又扯出了一家区级政策性房地产公司新黄浦的总裁，并最终导致这个中国经济第一大市的一把手落马。
在中央一系列令人酣畅淋漓的反腐重拳下，有识者不仅认清了个别官员的道德沦丧，更开始深入地反思孕育这一连环腐败的制度土壤――在内因之外，是哪些外因纵容了他们?
据笔者了解，上海经济决策层的智囊圈子目前重启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议命题――政府介入经济的边界在哪里?
在上海，很多官员与专家纷纷重谈无为而治。而此前，强势政府合理性的调门还不绝于耳。
那么，这个夏末秋初，有可能成为一个分水岭，从此改变上海前十年的惯性思路吗?上海后一个十年的道路何去何从?上海模式的调整对全国的借鉴意义又在哪里？
反思之一：
投资驱动力的未来
几乎没有人可以否认．上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上取得的飞跃性成就。
根据有关资料，自浦东开发开放14年来，上海的经济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GDP从756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9140亿元――这意味着，上海现在一年GDP的增幅，比90年代初全市总盘子还要多。
但是，情况正在改变。清醒者已开始未雨绸缪。
今年3月28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韩正到上海市重要的智囊机构――社科院做了一个两小时的报告。
一开始，他就向在场的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回过头总结一下，推动(上海)过去15年强大的动力因素在未来是不是会有变化?”然后，韩市长自问自答：“我感觉到是会有变化的。”
随之，他为专家们布置下了13个研究课题，比如推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范畴涵盖了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及哲学等。
这是笔者所见的上海市政府高层近年来第一次公开吹响反思的号角。
谈到上海发展环境出现的变化，首先就表现为资本驱动力的后劲问题。
前面15年，上海曾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建设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市政建设因公共投入严重不足，整个城市老化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对当时情况的一个直观反映是，1991年底，一股北方袭来的寒流，竟然在一夜之间造成了上海五万多处地下水管破裂。还有资料显示，那时上海人均住房只有2．8平方米，一平方米公交汽车上最多时要挤进11个人。
于是，当时上海政府决定重启远东第一市的活力时，决定通过自费改革的艰苦实践，把筹集的大量资金首先集中投入城市急需的硬件设施。这种资本的集中投放，驱动了此后上海城市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两个重心。
宏观的官方数据显示，“八五”期间上海全社会投入达3900亿，“九五”期间为9600亿，“十五”突破了13000亿，分别占到全国的1／11－1／25――累加起来，上海前15年的总投资达到26000多亿元!
这两万多个亿释放m来的巨大能量，很快使上海步入了一个“魔法师时代”般的十年，城市面貌由此脱胎换骨。
“可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我们还是按照这样的投资速度来支撑，是不行的。”韩正在社科院说道，“如果上海在投资驱动上，投资结构不调整，是难以为继的。”
到了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新的判断?
据了解，上海2005年全社会同定资产投资3500亿，南于世博会的来临，“十一五”期间上海的重大项目仍将达到5000到6000亿的规模，也就是说在未来五年，上海仍可基本维持每年10％的投资增长。但是到世博之后，增幅下降是肯定的。
上海社科院2005年度一个《上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课题报告研究表明，从90年代开始，上海市总体经济投资的边际效应呈现出一条向下倾斜的“下坡线”。
“总体经济每一元同定资产投资对应的经济增加值，1990年是0．64元，2004年这一数字是0．44元，下降了31％。”报告说。
而中央对上海市发展服务业的战略定位．正促使上海必须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但需要意识到，服务业的投资不比第二产业。因为，目前投资大的主要是第二产业，1000万美元在第二产业里是小项目，1000万美元在第三产业里则是了不起的大项目。
“如果按照前15年的投资结构，上海将会有‘两个不能承受’――一个是土地承载率不够，不能承受；二是上海的容量不够，不能承受。”韩正说，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区域统筹协调上第一重要的，“如此高密度的投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未必是一个唯一的方向。”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上海对增长方式的及时反省，或将帮助它重新趟出一条值得其他城市仿效的新路。
反思之二：
政府能否直接经营城市
此前15年，上海一度在城市经营上探索出了一条曾颇为自豪的发展之路，有人将之归结为“上海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政府来承担城市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
“以往上海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再通过现有资源吸收整合其他资源，包括外资和民资，共同推动上海的城市发展。”上海一位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介绍说。
由政府直接出面“集中资源、集中办事”的上海模式，在基建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
上海市一位领导曾在2002年的亚行会议上揭开过其间的谜底――主要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的大胆创新。
据其介绍，上海城市建设投资的融资体制改革走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是以建立举债机制为重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90年代中期．则是以土地批租为重点，大规模挖掘资源性资金，而90年代后期，则以资产运作为重点，扩大社会融资。
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种突破性的思路转换是，上海的市政建设不再以财政划拨的方式直接投入，而是通过设立一系列的政策性投资公司来操作，即后来所称的“拨改投”。
其中1987年成立的综合性投资公司久事公司，与1992年成立的专门司职市政建设投资的上海城市建设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堪称该类企业的鼻祖。
“久事”跟“九四”谐音，其故事是这样的：1987年上海发展资金了无着落，中央给了上海“九四专项”政策，允许上海到国际市场上自借、自还、自担保32亿美元，于是上海成立久事公司统借统还。这个32亿美元货款就是著名的“久事债”。
根据久事公司工商注册资料，上海久事公司成立于1987年，当初为“正局级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属市综合经济领导小组领导，归口市计划委员会管理”。当时上海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兼任久事公司的董事长。
这大概正是后来各地冒出一大批“政
策性红顶公司”的肇始，直到2003年中央出台了当年的二号文件，这种由政府在任官员直接兼任政策性公司老总，推动城市经营的模式才大规模得到整顿。
不过在90年代，久事的诸多做法更多被视为一种开创性的实践经验。
当时上海市赋予久事公司的任务，是“审核‘94专项’项目的经济效益，负责资金的统筹调度和还款。”除此之外，久事公司还“开展综合开发经营等业务，以增强还款能力”。
随后，久事公司的业务外延不断扩展。1990年，跟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实事公司”合并，并于两年后正式获得房地产开发资格。1991年，久事公司还跟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合并，并身体力行地“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先后筹措了上千亿的资金，连续投资上海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依照久事模式，上海市随后又存市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简称上海城投)，专事城市建设开发。城投和久事又共同成立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专营城市轨道投资。
其中，仅城司一家自1992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就通过各种渠道为上海筹集了1200亿左右的城建资金。
可硬币总有另一面。
“这些主要依靠政府信誉融资．担负着为政府背债职能的政策性公司，由于投入的多是市政基础建设，同报率有限，偿债能力就不会太强。而惟一的方法就是借了新债还旧债。其结果必然是陷入负债率越来越高的局面。”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位教授直言。
来自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浦江两岸建设投融资体制创新研究报告》印证了该教授的判断。
该报告指出，城投的“资金来源基本可分财政投入、内外举债和其他i部分”，其中“内外举债的资金筹措额占总融资量的60％，并以银行贷款为主”。这意味着，这些年来城投向各大银行的累计借贷额应当在500亿以上。
针对于此，上海市在使用这些政府性公司上也体现出了“高超”的运作技巧――一位前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介绍，上海市是轮流使用这些政府性公司，哪家公司负债率高了，政府就让它修养生息一阵子，比如补充资本公积金，或者是划拔一块土地给它开发；而其他负债率不高的公司再替换它冲上投资建设的第一线。
久事公司的例子使这一说法得到印证。
从久事公司2005年度的年检来看，资产总额610．04亿元，负债为344．52亿元――这已是政府多次注资后的结果――从久事公司的工商资料也可以看出，上海市财政和它存在资金上的紧密关联。例如1998年，上海市财政局将轨道明珠线8亿元的专项拨款转作了久事公司的资本金，2001年上海市财政局又将轨道交通项目财政专项22．5亿元转作公司资本金。大略统计，从1998年开始，上海市财政局和国资办至少分四次向久事公司增加了资本公积金，计有40亿元左右。
反思之三：
模糊的新国企模式
尽管上海独特的投融资改革所催生的经济奇迹有日共睹，但是，上海一位接近市政府的专家提醒：“上海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取决于上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环境条件的变化。强势政府在前15年的跨越式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很有效，可一旦进入平稳期，就需要回归，就需要克服惯性。”
他说，惯性往往是最可怕的东西，特别是在之前做得很成功的情况下。
可环境时时在变，回头来看，上海的投融资模式已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弊端，值得警醒。
一是政策性公司主体过多、过杂。
城司1997年处于融资高峰期时，当年为上海城市建设融得的资金突破了140亿元，但到了2001年，它直接投身市政建设的金额仅为80亿元――而这一年．上海的市政整体投入却是4年前的数倍。
所以，2002年上海将市政投资的担子不得不更多地压到了另一家新的政策性公司――同资经营公司身上。
不久，上海各级政府手中的“牌”就变得越来越多。
久事、城投模式被不断克隆，其结果是，不仅在市级层面形成了多家综合性投资公司，比如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等。在工业、农业、商业、地产、体育等领域也都相继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投融资公司。
甚至于，很多政府部门都或明或暗地成立了林林总总的政策性公司，直接插手市场运作。
事实证明，在那个市场与计划经济“有缝衔接”的15年里，这种地方政府走上前台，以提高社会运作效率的方式一度起到积极作用。
但熟悉这类公司运作的人士指出．这种政府性公司拥有高效的同时，也埋下了诸多隐患，市场约束不强就是一个“致命伤”。
“政府直接插手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就形成城市经营型发展，这种发展非常有效，但政府层面的绩效是以扭曲市场关系为代价的。”上海市一位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评价。
特别是如果这些公司的范畴被无限放大，且处在“内部人”控制下，执行人出现道德风险，则进而整体上揭示了这套体系的风险。
第二个问题是，政策性公司的角色定位模糊。
首先，就概念而言．政策性公司并不是一个特定称谓，有人将之称为新国企，以区别于以往的生产性国有企业，有人则将之称为地方二财政的壳公司。
作为地方政府，通常可以调动的资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地方财政，二是土地，三是无形资源――政策。
我国自1994年后实行分税制后．地方财政收入大幅提高，但这仍远远满足不了地方炙热的资金需要。比如，2005年上海的地方财政收入为1433亿，但当年地方两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超过1600亿。
那么，庞大的资金缺口如何填补?
土地和政策，无疑是地方政府的两大法宝，而两者嫁接到一起，则正是大多政策性公司都集中在土地领域的原因所存――通过地方性政策法规，为政策性公司保驾护航，把土地盘活起来，变现为地方的二财政，有些甚至蜕变为个别领导的小金库。
再以上海国资经营有限公司为例。这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最初的角色设计是最大限度地盘活国有资产，并把所得的资产和利润无偿上缴给政府部门，再由政府将这些钱以财政的名义投入到政府的重大建设项目和高科技产业。
但当其在2000年进入规范运作期的时候，困惑却接踵而至。
“我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会计制度上的技术性问题，原来的思路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2001年我们就改成了接受政府的指令，然后由我们直接把钱投出去。”国资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曾这样告诉笔者。
这种角色转换的具体表现是，很快，国资公司就由一个以盘活国资为目的演变为一个强力介入市政基础建设投资的“壳”。
仅2002年，国资公司就先后担任了上
海大小洋山深水港项目、黄浦江开发项口、F1赛车道项目、松不江新城项目、浦东铁路建设项目、外高桥项目等等“政治上的经济任务”。
“事实上，因为是政策性公司，在我们公司内部一直是两个轮子前进。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政府指令做的，自己做的比较关注经济效益，政府指令做的则更多关注社会效益。”国资公司的一位高层对笔者说。
这种角色模糊的现象在上海其他政策性公司身上同样存在。
比如，为解决当年土地招投标工作推行不力，上海市政府于2002年11月18日挂牌成立了上海市地产集团。这个国有投资的集团公司，是上海近年由政府投资组建并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加上银行已经承诺的授信额度，成立之初其实际可运作资金就达100亿人民币以上。
地产集团的对外使命是，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通过市场化的运作，进行土地开发，实现土地增值，确保土地出让中的政府收益，并代表政府对上海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调控性经营，发挥土地供应市场的“总龙头”、“主渠道”和“蓄水池”的作用，从而在上海房地产市场中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但市场对此却质疑不断，一个焦点是，当时上海土地发展中心目前也被并入了新成立的地产集团。同时划归地产集团的还有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闵虹(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同有经营性房地产企业。
市场人士追问，地产集团既然代表政府储备土地控制一级市场，那又为何拥有众多房地产经营企业。如果同时操作土地一二级市场，岂不又是一个裁判与运动员的混合体?
由上二述两点，则直接带来了第三个严重弊端――监管不透明。
其实，上海模式基本还是代表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在操作层而存在诸多疏漏，核心问题过于“灰色”，因无法监管而无法完善。当它们投资失当时，因运作不透明，也会导致责任无法追究、无人追究的一面。
如今可以看到，此次上海社保风波的三大涉案机构，症结几乎都在于此――上海劳动保障局下而设立了一系列对外投资公司，如东展公司、安联公司都成为社保案的操作主体，它们二度造成巨额亏损，却仍能继续演绎疯狂的游戏；电气集团的所谓三大民营的战略投资者，最后被发现几乎都是与地产商的合谋；而新黄浦，本身就是一家典型的区级政策性房地产公司，体系庞杂，财务混乱。
这些事实证明，一旦垄断经营的前提存在，这些政策性公司往往具有不可抑制的投资冲动。
其根源在于，虽然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因其垄断性，具稳定的市场前景，完全可以吸引民间资本，但政策性公司更愿意靠政府信用的介入去吸引资金。原因在于，国有投资系统想要继续垄断这一领域，让传统融投资体制带来的超额垄断利润去消化传统体制下的低效率。
这一体制需要的只是借助民间资本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不是想把这一领域市场化。甚至宁愿利用政府信用来承担保底回报率的风险，也不愿真正让民间资本来分这杯羹，让政府的角色和对资源的支配权力因为民间资本的介入被削弱。
所以说，政府性公司是一柄“双刃剑”，在早期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还较陌生的情况下，能有效利用政府的信用、聚集政府资源办事。但久而久之“玩大”了之后，就演变为地方政府的一项冒险――如果“二财政”继续缺乏“一财政”那样相对完备的制约系统性，则风险仍将长期存在。
今天，上海模式的反思因社保案的爆发而显得尤其迫切――在新的环境下，前15年上海发展的路子是否继续有效?抑或说，上海政府运作的这套模式，要不要转变，如何转变?
或许，正是这一背景，今年3月底，韩正存社科院的演讲最后指出，今后上海改革核心的核心就是，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位一休的改革，“我们政府的很多管理思想、管理的模式，包括体制、机制，在‘十一五’都要进行一些不失时机的改革。”
城投公司人事制度篇8
为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变化和金融、土地政策带来的影响，抢抓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机遇，提升**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实现城市的产业升级转型等，我们拟对**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经投”）进行改革，推动公司转型，从根本上解决我市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金筹措和债务管理问题。现将改革转型思路汇报如下：
一、主要工作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一）主要工作成绩
1、融资方面
介绍自公司成立以来，围绕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通过发行债券、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贷款及其他等手段累计融资52.74亿元。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我市城市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弥补了我市财政支出的不足；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融资经验，且保持良好的信用水平和较低的融资成本。
2、资产盘活方面
通过整合5个全资子公司，以及持有的敦煌种、甘肃银行、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敦煌旅游等股权，公司资产规模不断壮大，一方面增强了公司融资能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利用效率，实现资产的集约化利用。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公司先后完成北大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新城区二期开发、老城区搬迁改造、高铁**南站站前广场、市博物馆、工贸中专及城区道路建设、市县（区）棚改等项目，极大地提升了我市城市宜居水平。
4、其他方面（如有）
（二）转型发展存在的问题
1、原有融资模式受到限制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文）出台之前，公司承担我市政府融资职能，根据市城建项目需要，利用自身资产、信用、项目等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形成的债务被纳入政府性债务。国发〔2014〕43号文出台之后，作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被剥离，加之公司有效资产不足、盈利能力较弱等，无法满足资本市场融资条件，因此，其原有融资模式受到极大限制，目前公司融资工作面临较大挑战。
2、有效资产严重不足
公司账面净资产87亿元，但主要是土地、固定资产以及股权等公益性资产或无法处置资产，以及并表的资产。不仅权属手续方面的瑕疵较多，而且无法产生收益，对公司来说为无效资产，严重阻碍了公司实体化运作。
3、政府债务规模巨大
介绍公司的债务情况
4、业务定位不明确，运作能力弱
公司作为市政府主要投融资平台，自成立以来，主要承担城区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用事业建设等支出及其融资任务，近期政府逐渐剥离公司土地一级开发以及城建项目的业务，导致公司未来业务方面不明确。
5、城市城建资产资源分散
介绍政府目前的城建投融资体制机制，各平台情况。普遍存在散、乱、弱、缺的特点。
二、转型的必要性（一）顺应政策发展需要
国发〔2010〕19号文要求，必须从资产注入、政府担保、融资方式等方面严格规范投融资平台的行为；国发〔2014〕43号文要求，“剥离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性债务”。这些政策性规定把政府融资性平台公司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口，走市场化转型发展道路已成为唯一出路。
（二）助推产城融合发展
我市作为古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未来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空间巨大，而我市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对城镇建设和产业投资的支持极其有限，因此，必须通过做大做强政府投融资平台继续为我市产城融合发展提供服务。
（三）加强国有资本运营
中发22号文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管理，将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探索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发挥其规模效应和投资放大效应，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四）提升市场融资能力
目前公司存在资产有效性差、经营性现金流单一、大量政府债务需偿还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公司发展。因此，公司必需通过充实有效资产、拓展经营性业务、增加经营性现金流来源等，提高市场化融资能力，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持续资金支持。
三、目标、原则、总体思路（一）目标
厘清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明确公司发展方向与职能定位；通过外部资产整合，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通过市场融资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缓解财政压力；通过拓展经营性业务，增强公司造血能力，实现实体化、市场化转型，服务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原则
一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二是规范有序、平稳过渡。
三是做大做强、突出主业。
四是市场运作、规范管理。
（三）总体思路
以构建规范化、市场化、现代化投融资机制为目标，整合我市现有四家平台公司，整合其他政府性资产资源，强力扶持，做实做大做强公司，继续为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公司需从以下四方面转型发展：
第一，将公司职能定位由单纯的融资主体转变为具有投融资和运营管理职能的市场化运作主体，履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职能；
第二，将公司经营范围从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融资扩展到经营性项目的投资与运营，通过划入或设立专业子公司，进行板块化运作，提高公司自身造血能力；
第三，转变公司运行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PPP模式等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第四，通过公司化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增强公司运营管理效率。
四、实施建议（一）职能转型
公司应从单一的融资主体转变为具有投融资和运营管理职能的市场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主体，以“1+N”的集团化架构进行运作，公司本部负责战略的总体把控，各子公司负责战略执行。
（二）管理转型
公司应由行政化管理向企业化管理转变，理顺公司组织管理体系，调整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组织架构、部门职能、岗位设置及人员分工。根据《公司法》、《国资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需要，设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
（三）业务转型
未来公司转型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按照“1+N”的架构进行板块化运作，构建土地一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资产运营、产业投资、金融服务等板块（根据**资产资源情况、平台公司积累等再做设计）。通过拓展业务范围、优化运营模式增加公司盈利来源，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公司造血能力。
六、近期需重点推进的事项
基于公司现状和转型发展需要，近期公司亟需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一）理顺我市投融资决策体制机制
设立我市城建投融资决策管理委员会，并设立城建投融资决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负责政府投资项目规划、立项、决策、资源匹配、具体计划下达等工作。以土地、资金、项目为三条主线，理顺决策机制。
（二）明确公司定位
明确公司由市政府授权国资委出资，并由市政直接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建议首批将其余四家平台公司作为子公司整体划入**经投，未来市政府将具备条件的城建类国有资产有计划、有步骤划入（具体目标单位待定）。
**经投对划入的平台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不参与具体经营。（未来可逐步做实）
（三）债务问题处理
对**经投的存量政府性债务问题进行分析，合理区分，制定归置措施，为企业转型减负。
（四）剥离政府融资职能
在妥善处置公司存量政府债务基础上，由市政府公告，明确公司今后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同时尽快退出银监会监管类平台名单，为公司进行市场化转型奠定基础。
（五）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为改善公司有效资产不足现状，建议市政府通过资产置换、回购等方式，将公司在建工程、无法处置的土地等无效资产剥离；并协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政府经营性房产、户外广告、停车场、国有股权等国有资产或股权注入公司，做实公司资产。
（六）确定人事改革方案
建议公司按照“自愿选择，企业管理”原则对现有人员制定详细安置方案，保证公司人员均为企业身份，并请求市政府在人才招聘、薪酬制度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构建公司具有竞争性的绩效薪酬体系，提升员工工作热情，为引进、留住人才等提供制度保障。
（七）聘请专业团队设计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