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管理学概念范文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1

关键词：边疆；边疆概念说；利益边疆

一、词典中关于边疆的定义

《辞源》解释边疆是一个边境之地；《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边疆是一个国家接邻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汉语大词典》解释边疆是靠近国界的领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边疆是靠近国界的疆土，附近大片的土地。归纳起来边疆就是指靠近国界，与邻国相邻的地区或者疆域。

二、边疆概念说

在中文的语境里，“边疆”一词司空见惯，“贫穷、落后”已是边疆的标签之一，这只是我们用想象代替事实。关于边疆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学说。

（一）国家边地说

即边疆为国家边缘之地或者边远地带。《现代汉语词典中》边疆：“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在古代中国，“蛮、夷、戎、狄”被视为边疆，按照“文化范式”来划分边疆，治理边疆。把远离中原地区专门划分出来边缘性地区视为最初的边疆，也形成了“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一点四方”的治边方略。

（二）边疆六个概念说

马大正教授在《中国边疆经略史》中指出，“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概括起来主要有：（1）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处于国家的边缘地区。（2）边疆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边疆是在历史中形成、演变、和发展。（3）边疆是一个政治概念，反应了中央政权在边疆地区的统治的有效程度。（4）边疆是一个军事概念，是一个国家的国防前沿、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可靠保证。（5）边疆是一个经济概念，代表着边疆地区经济落后于中心地区。（6）边疆是一个文化概念，边疆地区具有文化多元的特征。

（三）边疆十个范畴说

吴楚克教授在《中国边疆政治学》一书中，探究了边疆研究的范畴。（1）边境，一般是根据地形、地貌非等距划分为边境管理区域，是国家控制边境，维护、开展贸易、人员交流的一个前沿“窗口”，是一个政治，军事概念。（2）边界，指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有水界与陆界之分。（3）边防，是指边境防护，代表国家行使，对边境地区实施管理、防卫。（4）边关，靠近边境地区所设立的隘口、通关路卡。（5）边事，边疆事务的缩写，指相对于内地而言发生在边疆地区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6）边务，国民政府以前中央政府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和边疆防务的简称。（7）边疆政治，边疆地区的政治生活、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等政治范畴研究的领域。（8）边疆区域，指一个国家与相邻国家边界线内侧的行政管理区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9）边疆民族，边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10）周边国家，指与我国相邻的国家。

（四）边疆三种含义说

张植荣教授在《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一书中认为，边疆的含义包括地理、政治、文化三个方面。首先作为地理意义上边疆概念，指我国广义边疆，即包括陆地边疆与海洋边疆，这属于一种是一种自然界限。其次，作为政治意义上边疆，指国家之间领土分野即国界部分。再次，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边疆，指某种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边疆族群意识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五）边疆即民族地区说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居住众多少数民族。在东北部，居住着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在西北部，主要居住着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在西南部，主要指壮族、苗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纳西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换言之，我国的边疆与少数民族具有高度重合，少数民族地区与边疆地区可以划等号，少数民族地区就是边疆地区，边疆地区就是少数民族地区。

（六）边疆三层次说

周评教授在《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将边疆概念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传统的边疆概念、近代的边疆概念、当代边疆概念。传统边疆是王朝国家时期中央政权所能达到和延伸的地区，“蛮、夷、戎、狄”就是王朝国家的边疆。近代边疆概念是清代中俄两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不连斯奇条约》，这是最早中原王朝国家与外国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的条约，以条约的方式确立了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界，有了近代边疆概念。当代边疆概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又赋予了新的内涵，边疆不仅仅是边缘性区域，而且强调国家领土内的边缘性部分。

（七）边疆九种含义说

陈霖教授在《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书中对边疆概念论述比较全面：（1）地理意义的边疆边疆，需要运用地理理念来来研究中国边疆；（2）历史意义上的边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需要运用历史的理念来研究中国边疆；（3）民族意义上的边疆，我国边疆地区居住着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需要用民族理念来研究中国边疆；（4）宗教意义上的边疆，即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有不同的信仰，需要用宗教的理念来研究中国边疆。（5）认同意义上的边疆，我国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国家认同是重点研究工作，需要用认同理念来研究中国边疆；（6）路权意义上的边疆，陆地边疆利益宝贵，需要用路权战略来研究中国边疆；（7）海权意义上的边疆，中国海上边疆直接决定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能否抓住海洋边疆战略，这就需要海权战略来研究中国边疆；（8）发展意义上的边疆，边疆的发展对于我国整体战略至关重要，需要运用发展的理念来研究中国边疆；（9）国防意义上的边疆，中国边疆是对外维护国家，对内保卫国民安全的重要屏障，需要运用国防理念来研究中国边疆。

三、“边疆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扩展

全球化时代，边疆的形态与边疆的概念等都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何明在《边疆观念的转变与多元边疆的构建》中认为，“边疆”一词是个异常复杂的空间，其中涉及族群关系、国家认同、民族文化、国家形态、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治理技术、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并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发展，不断赋予边疆新的内涵和重构新的边界。边疆从模糊到清晰，从只重视陆疆向海疆和空疆三位一体并重的转变。何明在《边疆特征论》一文中，认为边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多重力量建构的产物，现代边疆具有建构性、矛盾性、交错性等特征，以建构论的路径来解析边疆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徐黎丽在《国家利益的延伸与软性边疆概念的发展》中认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多元边疆出现以及以往的陆疆、海疆、空疆等硬边疆受到挑战，文化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等新型边疆凸显出来。

利益边疆是领土边疆的放大和转化。杨成在《利益边疆：国家的发展性内涵》一文中认为，维护领土边疆是生存意义上的利益，而维护其国家利益边疆则是发展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于沛在《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一文中认为，利益边疆的出现是由于全球化时代引发诸多不安全因素，造成国家重视安全边疆，首先涉及的就是经济边疆和政治边疆，当然安全边疆远远大于经济边疆和政治边疆。（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页。

[2] 杨成：《利益边疆：国家的发展性内涵》[J].现代国际关系，2011，（11）.

[3] 张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2

关键词：建筑结构设计运用

1概念设计的重要性

概念设计是展现先进设计思想的关键，一个结构工程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特定的建筑空间中用整体的概念来完成结构总体方案的设计，并能有意识地处理构件与结构、结构与结构的关系。一般认为，概念设计做得好的结构工程师，随着他的不懈追求，其结构概念将随他的年龄与实践的增长而越来越丰富，设计成果也越来越创新、完善。遗憾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大部分结构工程师只会依赖规范、设计手册、计算机程序做习惯性传统设计，缺乏创新，更不愿（不敢）创新，有的甚至拒绝对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纳（害怕承担创新的责任）。大部分工程师在一体化计算机结构程序设计全面应用的今天，对计算机结果明显不合理、甚至错误而不能及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导致他们在大学学的那些孤立的概念都被逐渐忘却，更谈不上设计成果的不断创新。

强调概念设计的重要，主要还因为现行的结构设计理论与计算理论存在许多缺陷或不可计算性，比如对混凝土结构设计，内力计算是基于弹性理论的计算方法，而截面设计却是基于塑性理论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这一矛盾使计算结果与结构的实际受力状态差之甚远，为了弥补这类计算理论的缺陷，或者实现对实际存在的大量无法计算的结构构件的设计，都需要优秀的概念设计与结构措施来满足结构设计的目的。同时计算机结果的高精度特点，往往给结构设计人员带来对结构工作性能的误解，结构工程师只有加强结构概念的培养，才能比较客观、真实地理解结构的工作性能。

概念设计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在方案设计阶段，初步设计过程是不能借助于计算机来实现的。这就需要结构工程师综合运用其掌握的结构概念，选择效果最好、造价最低的结构方案，为此，需要工程师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结构概念，深入、深刻了解各类结构的性能，并能有意识地、灵活地运用它们。

2协同工作与材料利用率

协同工作设计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对材料的充分利用。一般来讲，材料利用率越高（即应力水平越高），该结构的协同工作程度也越高（从优化设计的角度，尽管结构性能最好的方案，不一定是材料利用率最高），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设计的目的即是花最少的钱，做最好的建筑，这就要求设计时对结构材料的充分利用，这从梁类构件的演变可以看出。矩形截面梁是最普通的受弯构件，它的材料利用率很低，原因有二：一方面是靠近中和轴的材料应力水平低，另一方面是梁的弯矩沿梁长一般是变化的，这样对等截面梁来说，大部分区段，即使是拉、压边缘，其应力水平均较低。针对梁的这种受力特点，用结构概念分析，主要是因为梁截面存在应变梯度，只有当构件是轴心受力时，材料利用率才可能增大，于是就出现了平面桁架，平面桁架可以理解成“掏空”的梁――将梁中多余材料去除，既经济，又降低自重；故桁架的上弦相应于梁的受压边，下弦相应于受拉钢筋。规则桁架中腹杆的受力（拉、压）与梁中主拉、压应力方向一致，根据上述分析，还可以将桁架的外形设计为与弯矩图相似的形状，从而使桁架的弦杆受力均匀。由于桁架中大量存在压杆，压杆的强度往往由其稳定性决定，而不是由杆件截面材料强度决定，因此，在平面桁架的设计过程中，应设法降低压杆的长细比。

单纯增大截面是下策，特别是上弦杆，应努力增加其平面外的刚度（有时上弦采用双杆形成的复合压杆），提供平面外约束（增加支撑），如果把这些平面外的支撑再连接成桁架，这样就使平面桁架变为平面交叉桁架，最后发展为空间网架。空间网架的材料利用率高，应力水平高，故在大跨度、大空间结构中广泛使用，但网架结构中仍然存在压杆，压杆（特别是钢压杆）的应力水平不可能太高（因为随着跨度的增加，网架的高度增大，腹杆的长度将增大，同时节点距离的增大也导致弦杆长度的增大），这样高强材料就不能使用。因此，努力减少或消除结构中的压杆，就使我们找到了悬索结构，悬索结构中所有的“杆件”均为拉杆，这样就使悬索结构中杆件的应力水平极高，材料利用率极大，高强材料得以充分利用，还可施加预应力。因而在超大跨度的结构中，悬索结构（或包括悬索结构的组合结构）是首选的结构类型。就混凝土基本理论的发展来看，也体现了使各种材料充分发挥性能，并相互协同工作的特点。林同炎教授认为：钢筋混凝土与预应力混凝土之间的区别在于钢筋混凝土是将混凝土与钢筋两者简单地结合在一起，并让他们自行地共同工作，预应力混凝土是将高强钢筋与高强混凝土能动地结合在一起，使两种材料均产生非常好的性能。反映了人们对混凝土中的协同工作认识和运用过程的加深。

目前广泛使用的钢-混凝土结构 ，是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互取长补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结构形成。尤其是钢管混凝土，与预应力混凝土相似，更将这两种材料能动地结合起来，实现了结构材料的又一次革命。钢管混凝土的原理有二：1）借助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使核心混凝土有更高的强度和变形能力；2）核心混凝土又对钢管壁的稳定提供了有效可靠的支撑。钢管混凝土的极限承载力远大于钢管和核心混凝土两者的承载力之和，约为两者之和的17～2 0倍，其极限变形能力是普通钢筋混凝土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是钢材与混凝土的又一次理想结合。它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受压破坏特征由脆性变为延性，对结构抗震的延性设计意义巨大，也使超高层建筑底层柱的轴压比限制问题迎刃而解。

从上述结构构件的演化，推而广之，在结构设计中，只有当构件越多处于轴心受力状态，其材料的利用率才可以高，经济性也就越好。对框架结构，竖向载作用下，框架柱宜处于小偏心受压下工作，若大量柱处于大偏心受压工作状态，则该结构方案的经济性一般不好，故对非地震区的框架结构，其框架柱应优先设计为小偏心受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在地震作用下，大部分柱可能处于大偏心受压状态工作，截面设计时，大量柱的配筋仅仅是为万一发生地震而增加的，这些钢材在不发生地震时，将不起丝毫作用，这显然是不经济的，与抗震设计的整体思想也不相符。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应设法加强结构整体性，必要时，在某些楼层设置刚性转换层，从而加大整体弯矩，减小引起柱弯曲变形的局部弯矩；另一方面，对柱的设计，可将整个楼层面的柱设计为多肢柱，使多肢柱的每一根杆件都能处于轴心受力状态，如对钢管混凝土柱，只有在小偏心受压（或接近轴压）时，钢管和核心混凝土才能更好地协同工作，在偏心距较大的受压构件中使用时，更宜将其设计成双肢、三肢或四肢组成的组合构件。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3

关键词 地表权；地下权；应用模式；环境产权

中图分类号 D9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11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20

土地作为特殊的自然资源包括地表、地下、地上三个部分，矿产资源依附于土地存在。矿产资源开发不可避免的涉及土地利用，而这当中又涉及许多复杂的权属关系。其中，引申出的比较重要的概念是地表权与地下权。我国对地表权与地下权缺乏详细的法律规定，在矿业法修改中对此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清晰的认识。这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地表权与地下权权属关系的界定，尤其是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的土地流转问题，该问题也是学术界、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和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核心部分，但学术界缺乏对此问题的系统探讨。文章将对地表权和地下权概念、应用模式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1 地表权、地下权的相关法律概念及界定

引入地表权、地下权概念的相关法律背景是模糊的，原因是围绕土地立体构成而形成的法律概念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土地两种基本权利即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学者们针对土地空间利用提出一系列概念：空间权、地上权、地下空间使用权、土地空间权、空间利用权、空间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永佃权等。以上概念界定混乱使得地表权、地下权的具体界定较为困难。

其中，空间权（Air Rights）是基于土地的立体构成的属性而提出的，但是，空间权的概念却并不统一。学术界对空间权的概念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空间权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概念的延伸，指公民或法人对土地表面上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支配权；第二，空间权指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土地表面上下的空间利用权，具有排他性；第三，空间权属于不动产财产权的一种，指于空中或地中横切一断层所享有的权利。在空间权法律属性、定位不清的前提下，围绕土地空间利用，学者们延伸出土地空间权、空间利用权、空间基地使用权等概念。实际上，土地空间权与空间权在概念上是相同的，只是称谓不同而已。而以王利明为代表的学者将“空间利用权”视为空间权的重要内容，并阐述为：“空间利用权是指权利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利用地表上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所谓空间利用权，是指对于地上和地下的空间依法进行利用的权利”［1］；梁慧星在《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将空间权视为“空间基地使用权”，所谓空间基地使用权“是指在地上或者地下一定的三维闭合空间所设立的基地使用权”，它是基地使用权中的一种［2］。

以上都是基于土地立体构成而形成的空间权概念，针对空间权的定义不统一。当然也有学者对土地的空间权利分层进行定义，如地上权、地下空间使用权等。徐国栋在《绿色民法典》中对地上权的定义为：“以在他人土地的地上或地下设置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的使用土地，并且可以转让或继承的权利，为地上权。”［3］中国台湾“最高法院”1985年对地上权的定义为：“凡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筑物为目的的而使用其土地者，不论建筑物系直接或间接的与土地接触，均得设定为地上权”。有学者也将地上权进一步分为：空间地上权、地下地上权及其延伸概念如“普通地上权”、“区分地上权”等，可见地上权的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指的是地上物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至于地下空间使用权，按照梁慧星等的定义：地下空间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利用地表以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并排除他人干扰的权利，就性质而言，地下空间使用权应属于不动产财产权［4］。在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地下空间使用权依附于土地所有权，且有“地下空间所有权”这一概念，而在英美法系中，将空间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财产权。

另外，还有地役权、永佃权等概念。地役权起源于罗马法，谢在全指出：“地役权是以他人土地为自己土地提供便宜之权, 故地役权是在他人土地上存有负担, 以提高自己土地价值之权利”［5］。 2007年我国《物权法》正式出台，地役权首次在《物权法》中出现。梅因在《古代法》中指出“永佃权( Emphyteusis)”概念来自于希腊语，证明远在古希腊时期永佃权已具雏形。它是一项他物权，是用支付租金的办法长期永久地使用、收益、处分他人不动产的权利［6］。

总之，围绕土地立体构成的空间权利是错综复杂的，且在以上概念不统一的情形下，清晰地界定地表权与地下权、理顺其理论脉络是比较困难的，在实践中，需要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在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讨论。

2 地表权、地下权概念及应用问题

我国目前对地表权与地下权没有统一的定义。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土地地表的使用，触及到地表权与地下权问题，然而从法律视角来看，我国对地表权、地下权问题的涉及是零散且没有针对性的定义，况且以上概念的混乱使用也使得地表权、地下权问题更为复杂。按照《商业词典》对地表权和地下权的定义：地表权指的是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以外或以上及水、地下中（除去矿产资源以外）的部分的所有权。地下权定义为矿业权。从《商业词典》对地表权的定义来看，地表权实际上是一种所有权，基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应该内含土地使用权、地上权、地下空间使用权等除去矿业权部分的权利，它是较为宽泛的概念。而地下权指的是矿业权，与地下空间使用权类似但却并不相同，地下权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矿产资源开采权利，而地下空间使用权是基于土地属性而提出的一种土地使用权，相比之下，前者是较为狭义的概念。

将地表权概念具体到我国实践中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地表权概念是涵盖了除去矿产资源所有权之外的部分的所有权，这种定义不适合我国具体国情。地表权的这种定义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概念紧密相连的。在西方国家，矿产资源国有化是近年来发展的趋势，因此，其在强调地表权的所有概念的时候排除矿产资源部分，其他部分实际上与私有制度相符。作为有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而言，不能硬套此种概念，而应在借鉴其精华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在我国宪法第9条中规定，自然资源包括水流、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而在土地所有制上，却存在两种形式：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两种制度形式并存的现状使得地表权、地下权概念应用应区别于其他国家。

地下权是针对矿产资源开发而提出来，是狭义的概念。广义的地下权应属于空间权的一种，包括地下基地建设权等空间使用权利。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地下权进行细致的区分。如果按照狭义的概念去分析地下权，仍然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讨论的。按照地下权的定义来看，地下权即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这本身是需要界定的问题。探矿权是一种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的权利，本身不涉及对矿产资源处分这一环节，这与采矿权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采矿权涉及到对矿产资源的实际处分，与其将地下权定义为矿业权，不如将其定义为采矿权，这样才不会产生地下权运用的混乱。

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必然涉及到地表权与地下权矛盾问题。这其中有三点问题是需要特别考虑的：一是地表权与地下权应用模式问题：相统一抑或相分离。二是地表权与地下权涉及的相关产权界定问题：地表权该如何具体界定、地表权与地下权中的环境产权归属及环境产权界定、地表权权利主体和地下权权利主体界定以及地表权、地下权涉及的产权范围、界限问题等。三是地表权与地下权中涉及的利益分成问题。以下是针对这三个层面的初步探讨：

各国对地表权与地下权的权属关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地表权、地下权相统一模式。实施这种模式的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拥有土地的权利人即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在这种模式下，土地所有者是矿产资源所有者，但是不能排除其他权利人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实行的是以利用为核心的开发模式，而不是将所有权置于产权的核心。这是典型的私有制模式，其强化财产概念，将各个权利人视为独立的交易主体。实施两权合一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纷争，但是也有其弱点：两权合一是典型的私有模式，虽然减少了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纷争，但是为私利服务的同时，忽略了矿产资源整体调配，在现实中私人利益很难与公共利益相统一。二是以德、法等为代表的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的模式。实施这种模式的国家，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是矿业权主体私人化、土地私有，因此，两权分离是为了兼顾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的宏观调控与私人权益实现。实施这种模式的国家，大部分为实施大陆法系的国家，其将所有权置于产权的核心，所有权是，使用权、占用权等其他权利是所有权的派生权利。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可以宏观调控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但是弱点是将地表权与地下权对立起来，导致矿产资源开发的利益纷争。三是以南非为代表的两权有限结合模式。李国平等［7］指出南非在某些地区允许地表权、地下权相统一，但是大部分地区由于存在土地私有与矿产资源州政府所有的两种对立的所有制度，实行地表权与地下权分离制度。南非地表权与地下权权属关系具有灵活性，但是也有其弊端，制度形式不统一，法律及政策实施很难协调。

地表权与地下权的产权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大部分实行的是矿权从属于地权制度，因此，不存在地表权与地下权的产权界定问题；在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有着油气等重要矿产对地权的优先制度，减少了产权界定的麻烦。而在我国地表权的界定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地表权涉及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土地使用、占有、支配的权利和土地生态环境利用如水资源利用等形成的环境权。其中，环境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原因是其概念属性的天然扩张性，不论环境权主体抑或环境权内容都是较为宽泛的。前者涉及我国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的界定，尤其重要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产权界定。后者界定是比较复杂的，在我国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按照我国所有权在产权中的核心地位，水权等环境权应归为国家所有，但是，由于自然万物都在普遍的联系中，环境权的利用涉及各种利益主体，包括环境污染的主体及环境污染受害者，因此环境权的归属应在具体情况下，具体讨论。就环境权而言，非常清楚地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必要在两种制度形式的基础上，划定环境权的范围，给予利益主体环境权利界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约束排污主体的排污行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清晰地界定土地农村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划定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主体环境权范围，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中达到均衡。至于环境产权的归属，大多文献将归属对象分为排污者、受害者，然后进行比较分析［8］，但是究竟将环境产权归于哪一方尚需讨论。

在地表权与地下权应用模式明确、相关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下，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各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达到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首先，从外部成本的视角来看，矿产企业开采矿产资源会造成土地地质构造损害及环境污染等生态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环境优化治理，如何分配环境产权以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是实现矿产资源开发有序进行、经济与社会稳定健康运行的重大问题。其次，地下权尤其是采矿权涉及到矿产资源的实际处分权，涉及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维护问题，在保障矿产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开发效率从而实现矿产资源的优化利用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再次，矿产资源开发还涉及到地表权权利主体的补偿问题。矿产资源依附于土地之中，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必然涉及到土地地表的利用，这会造成地表损害、建筑物塌陷、种植物损失、噪音破坏、大气污染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是矿产资源开发顺利进行的前提。

3 中国地表权与地下权应用模式及探讨

由于我国土地二元所有制特征，矿产资源开发必然涉及到地表权与地下权冲突问题，主要表现为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用问题。我们将分以下情形对地表权与地下权权属关系进行讨论：

情形一 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相统一

在这种情形下，土地所有者也即矿业权主体。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也即拥有依附于其土地之上的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利。如果实施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我国宪法及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一律为国家所有，因此矿业权主体只能是通过国家审批的方式指定，虽然农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是其并不拥有依附于其土地之上的矿产资源，这两种对立的所有权必然会产生矛盾。暂且抛开农村集体是否具备开采矿产资源的设备条件、技术条件等硬件和软件设施，农村集体也会根据其土地情况不予开采或基于利益过度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的浪费。由于农村集体与国家视界不同，二者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关注点不同，很难协调二者间的利益。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国家实行地表权与地下权相统一的政策，原因是这种制度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况且英美法系中的产权理念是以“利用”为核心，不是“所有”为核心，即其法律允许其他权利主体开采矿产资源，且赋予其并行的权利，而不是依附于所有权，在地表权与地下权问题上争议较小。但是，我国是不同的，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为标杆，产权的核心是所有权，如果我国效仿英美法系的国家实行地表权与地下权相统一，那么就意味着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也拥有矿产资源开发的权利，排斥其他权利主体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不利于矿业权市场及土地市场的有效运转。二是农村集体作为矿业权主体本身是不合理的。矿业权主体应具备矿产资源开发的各种条件，如技术条件、设施条件、安全条件等一系列保障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权益、环境保护的软硬条件，而农村集体大多并不具备此专业条件。因此，这种情形的地表权与地下权设定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情形二 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来讲，两权分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所有权意识占统治地位，其它权利是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处于从属地位。矿业权是在矿产资源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的权利，实质上是所有权功能的分割。两权分离是符合我国意识形态的一种模式。但是，我国在两权分离情况下的具体做法是存在问题的：

一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国家解决农村土地供给的方式是强制性的征地方式，这意味着国有大于集体所有，二者的地位是主与次之分，造成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在征地中的大量利益损失，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是矿业权主体行政审批问题严重。如我国采矿权与探矿权的获得实行行政许可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第五条指出“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公权与私权混合的法律条款，我国目前并没有对二者的清晰界定。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公权侵犯私权的现象：如矿业权的法律地位没有充分体现，出现一旦存在问题即吊销矿业权许可证的不合理现象，使得本来属于私人财产权的矿业权转为国家所有。这种矿业权与行政许可证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使得我国矿业权问题更为复杂，本来矿业权就界定不清晰，再加上矿业权与行政许可证之间的界限模糊使得我国矿业权市场化进程放慢了脚步，在实践中产生许多的权利冲突。况且我国现在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并没有给矿业权充分的立法支撑，对矿业权许可证的吊销的规定也是模糊不清的。

三是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税费体制及矿业权价款征收的混乱上。首先，我国法律条文并没有对资源税的清晰界定，只规定了资源税的征收原则：“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可见资源税的征收实质上是受到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的影响，目的是为了调节级差收益。但是，此种原则在实践中却表现出另一种形式，表现在法律条文上是对我国所有的矿产资源征收资源税，不论是优质的还是劣质的，如我国根据不同的矿产资源等级确定了不同的资源税率。这样资源税的征收在级差调节的基础上也暗含着对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的体现，也即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绝对收益，这与级差调节的原则是不一致的。资源税的征收实质上具有两重属性：一是调节级差收益；二是调节绝对收益，部分实现国家所有权收益。这种定位的模糊和不清晰使得资源税的征收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其次，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初衷是对国家出资的矿产资源勘查予以补贴，《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然而，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是由采矿权人缴纳，这是一种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体现，因此，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法律界定也是错位的。在法律上的界定混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导致人们误以为矿产资源补偿费就是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的一种手段，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权利金概念，而实际上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率却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权利金率，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再次，矿业权价款征收混乱。我国的矿业权价款包括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两种，它们的出现来自于1998年2月国务院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区块的探矿权，探矿权申请人除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缴纳探矿权使用费外，还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价款；探矿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同时《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采矿权申请人除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还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可以看出，采矿权价款和探矿权价款都是政府作为勘探工程的投资者而向矿业权人所收取的地质勘查成果补偿费，是对政府前期勘探投入的补偿。然而人们对“税费”概念的误解进一步延伸到了矿业权价款上，将其视为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的手段，在实践操作中虽然部分体现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但是却进一步掩盖了本质问题：国家所有权收益的实现并没有充分的界定和说明。这种混乱的有偿使用制度为我国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是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晰。在我国矿产资源法中有关于采矿权主体关于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责任与义务，其中涉及到采矿权主体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法律、法规过于宏观、形式化，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权界定缺乏详细的条文。法律、法规在这方面的缺陷，导致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破坏现象严重，且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治理机制。主要原因是环境权主体不明确、环境权范围划定不清和政府的监督治理不到位。

总之，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是与我国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但是我国在具体的权利行使中却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表权与地下权制度体系，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纠纷是需要探讨和摸索的问题。

情形三 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有限结合模式

在这种情形下，部分执行地表权和地下权相统一的模式。在我国，尤其是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农村土地所有者权益的部分理论上是需要两权合一的。因为，既然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拥有者，而矿产资源又依附于土地，从土地属性来看，农村集体应该为此部分矿产资源的所有者。但这又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即与矿产资源，不论地表还是地下，一律归国家所有的宪法规定有矛盾，如果农村集体完全拥有土地（包括地表、地下和地上），那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法律架构，很明显，这不是合理的方法。

但是，矿产资源开发必然触及到土地所有者利益。如果不给予土地所有者合理的补偿，那么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和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因此，解决的方式可以按照给予农村集体合理的补偿的思路进行。一是可以让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享有一定比例的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农村集体可以参与到矿产资源开发的实践中，这样可以照顾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二是理顺国家征地制度所带来的价格机制扭曲，使得农村土地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得到合理的价格补偿。

综合比较以上三个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适用于第二种情形，但是在第二种情形下，我国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存在若干问题。情形三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迪：只有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给予土地所有者以合理的土地流转补偿才能减少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有两个思路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是使农村集体参与到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成中，维护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者权益。二是在现有的征地制度下，理顺价格机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给予土地所有者以合理的价格补偿。

4 主要问题及进一步探讨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而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具体界定却很模糊。在《民法通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有着将农村土地界定为两级或三级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看似较为清晰的规定，实则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界定蒙上了模糊纸。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农地所有权实际上受到地方官员的操控，而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拥有的所有权权限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有学者提出将农村集体所有这一制度形式撤销，改为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但是，问题是如果将农村土地收为国有，这涉及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因征用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此，只能采取较为稳妥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农村集体所有制度，明确农地所有者，并使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限体现出来。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税费并存”制度具有不合理性：二者法律界定与实践应用中的错位掩盖了矿产资源开发中国家所有权权益的应有体现。因此，改革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税制结构势在必行。首先需要对各种税种的法律定位界定清楚，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应严格按照法律定位实行以避免税制的混乱。其次，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的监管制度，充分维护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在税制结构完善的基础上做到责任分明、分工到位、惩罚分明。再次，建立有效的环境成本评估机制，将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到矿产企业生产成本中去，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解决征地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合理分配。在我国，国家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在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后，国家再以出让、计划配置等方式将土地划拨、转让出去，国家享有土地流转的收益。这种扭曲的土地价格体系鼓励了地方政府对农村土地征用的积极性，同时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合理地评估土地转让价格，使得土地所有者利益得到充分考虑，才能使得土地使用权转让得以顺利进行。

如何有效解决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污染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应合理分配环境产权，以市场为基础调节排污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究竟将环境产权分配给谁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讨论。同时也需要一个有效的环境监管机制，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作用的发挥是一重要环节，因为市场运行的盲目性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之一［9］。一方面要求政府切实执行司法工作，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另一方面，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履行好保护环境的公共服务职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利明.空间权：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利［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2）:117-128.［Wang Liming. Space Right: A New Property Right［J］. Science of Law(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2007，（2）:117-128.］

［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91.［Liang Huixing. A Study on Law of Rights over Things in China. Beijing: Law Press, 1998：591.］

［3］徐国栋. 绿色民法典草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751.［Xu Guodong. A Draft of Green Civil Code［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4：1-751.］

［4］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48-350.［Liang Huixing. A Study on Law of Rights over Things in China. Beijing: Law Press, 2002：348-350］

［5］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40-350.［Xie Zaiquan. Theory of Civil Code and Law of Rights over Things（The First Half）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1999：340-350.］

［6］李敏.农地制度改革的一种选择: 新型永佃权制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8)：45-48.［Li Min. A Choice i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System of Farming Land in Our Country:A Consideration of the New Permanent Tenancy System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7，(8)：45-48.］

［7］李国平,李恒炜,彭思奇.西方发达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比较［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31(2):38-48.［Li Guoping, Li Hengwei, Peng Siqi. Comparison of Ownerships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1,31(2):38-48.］

［8］马士国.基于效率的环境产权分配［J］.经济学（季刊），2008,(1):431-446.［Ma Shiguo. Allo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perties Based on Efficiency ［J］. Economics (Quarterly), 2008,(1):431-446.］

［9］彭运朋.环境权辨伪［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11（3）:49-55.［Peng Yunpeng. Discri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11（3）:49-55.］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Patterns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and Their Related Analysis

SONG Wenfei1 LI Guoping1 HAN Xianfe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some legal concepts related to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finition complexity of those concepts, makes use of the definitions of those concepts with Commercial Dictionary,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patterns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the related definition of ownership and the existed problems when unitary ownership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dualistic ownership of land coexist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patterns mentioned above are investigated in three cases,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eparation pattern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complies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uch as less respects towards the statue of land ownership by community in rural areas, ser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process of the main body for mining rights, and less regards to the national ownership of mine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no clear definition about environmental property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Two ideas are put forward in the discussion: the first is the revenuesharing model regard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price mechanism,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the price compensation made to the land owners in the land transfer process. In the end, this paper conducts som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gives some advices for the definition of land ownership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problems about expense of taxation, price compensation of land transfer and allo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perties.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4

1概念设计的重要性

概念设计是展现先进设计思想的关键，一个结构工程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特定的建筑空间中用整体的概念来完成结构总体方案的设计，并能有意识地处理构件与结构、结构与结构的关系。一般认为，概念设计做得好的结构工程师，随着他的不懈追求，其结构概念将随他的年龄与实践的增长而越来越丰富，设计成果也越来越创新、完善。遗憾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大部分结构工程师只会依赖规范、设计手册、计算机程序做习惯性传统设计，缺乏创新，更不愿（不敢）创新，有的甚至拒绝对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纳（害怕承担创新的责任）。大部分工程师在一体化计算机结构程序设计全面应用的今天，对计算机结果明显不合理、甚至错误而不能及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导致他们在大学学的那些孤立的概念都被逐渐忘却，更谈不上设计成果的不断创新。

强调概念设计的重要，主要还因为现行的结构设计理论与计算理论存在许多缺陷或不可计算性，比如对混凝土结构设计，内力计算是基于弹性理论的计算方法，而截面设计却是基于塑性理论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这一矛盾使计算结果与结构的实际受力状态差之甚远，为了弥补这类计算理论的缺陷，或者实现对实际存在的大量无法计算的结构构件的设计，都需要优秀的概念设计与结构措施来满足结构设计的目的。同时计算机结果的高精度特点，往往给结构设计人员带来对结构工作性能的误解，结构工程师只有加强结构概念的培养，才能比较客观、真实地理解结构的工作性能。

概念设计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在方案设计阶段，初步设计过程是不能借助于计算机来实现的。这就需要结构工程师综合运用其掌握的结构概念，选择效果最好、造价最低的结构方案，为此，需要工程师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结构概念，深入、深刻了解各类结构的性能，并能有意识地、灵活地运用它们。

2协同工作与结构体系

协同工作的概念广泛存在于工业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中，对于任一个工业产品，我们均不希望其在远未达到其设计寿命（负荷、功能）时，它的某些部件（或零件）即出现破坏。对于建筑结构，协同工作的概念即是要求结构内部的各个构件相互配合，共同工作。这不仅要求结构构件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能共同受力，协同工作，同时达到极限状态，还要求他们能有共同的耐久寿命。结构的协同工作表现在基础与上部结构的关系上，必须视基础与上部结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处理。举例而言，对砖混结构 ，必须依靠圈梁和构造柱将上部结构与基础连接成一个整体，而不能单纯依靠基础自身的刚度来抵御不均匀沉降，所有圈梁和构造柱的设置，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

对协同工作的理解，还在于当结构受力时，结构中的各个构件能同时达到较高的应力水平。在多高层结构设计时，应尽可能避免短柱，其主要的目的是使同层各柱在相同的水平位移时，能同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但随着建筑物的高度与层数的加大，巨大的竖向和水平荷载使底层柱截面越来越大，从而造成高层建筑的底部数层出现大量短柱，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于大截面柱，可以通过对柱截面开竖槽，使矩形柱成为田形柱，从而增大长细比，避免短柱的出现，这样就能使同层的抗侧力结构在相近的水平位移下，达到最大的水平承载力；而对于梁的跨高比的限制，一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与长短柱混杂的效果一样，长、短梁在同一榀框架中并存，也是极为不利的，短跨梁在水平力的作用下，剪力很大，梁端正、负弯矩也很大，其配筋全部由水平力决定，竖向荷载基本不起作用，甚至于梁端正弯矩钢筋也会出现超筋现象，同时，由于梁的剪力增大，也会使支承柱的轴力大幅增大，这种设计是不符合协同工作原则的，同时，结构的造价必将会上升。多高层结构设计的主要目的即是为了抵抗水平力的作用，防止扭转，为有效的抵抗水平力作用，平面上两个正交方向的尺寸宜尽量接近，目的是保证这两个方向上的“惯性矩”相等，以防止一个方向强度（稳定性）储备太大，而另一个方向较弱，因此，抗侧力结构（柱、剪力墙）宜设置在四周，以增大整体的抗侧刚度及抗扭惯性矩，同时，应加大梁或楼层的刚度，使柱（或剪力墙）能承担较大的整体弯矩，这就是“转换层”的概念。防止扭转的目的，是因为在扭转发生时，各柱节点水平位移不等，距扭转中心较远的角柱剪力很大，而中柱剪力较小，破坏由外向里，先外后里。为防止扭转，抗侧力结构应对称布置，宜设在结构两端，紧靠四周设置，以增大抗扭惯性矩。因此，高层或超高层建筑中，尽管角柱轴压比较小，但其在抗扭过程中作用却很大（若角柱先坏，整个结构的扭转刚度或强度下降，中柱必定依次破坏），同时，在水平力的作用下，角柱轴力的变化幅度也会很大，这样势必要求角柱有较大的变形能力。由于角柱的上述作用，角柱设计时在承载力和变形能力上都应有较多考虑，如加大配箍，采用密排箍筋柱、钢管混凝土柱。

目前，部分已建建筑在其四角设置巨型钢管柱，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角柱的强度和抗变形能力。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柱轴压比的限值已成为困扰结构工程师的实际问题，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结构下部柱截面也越来越大，而柱的纵向钢筋却为构造配筋，即使采用高强混凝土，柱截面也不会明显降低。实际上，柱的轴压比大小，直接反映了柱的塑性变形能力，而构件的变形能力会极大地影响结构的延性。混凝土基本理论指出：混凝土构件的曲率延性，即弯曲变形能力主要取决于截面的相对受压区高度和受压区边缘混凝土的极限变形能力。相对受压区高度主要取决于轴压比、配筋等，混凝土的极限变形能力主要取决于箍筋的约束程度，即箍筋的形式和配箍特征值（λ=ρfyfc）。因此，为了增大柱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能力，控制柱的轴压比和改善配箍具有同样的意义，因而采用密排螺旋箍筋柱或钢管混凝土均可以提高柱轴压比的限值

3协同工作与材料利用率

协同工作设计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对材料的充分利用。一般来讲，材料利用率越高（即应力水平越高），该结构的协同工作程度也越高（从优化设计的角度，尽管结构性能最好的方案，不一定是材料利用率最高），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设计的目的即是花最少的钱，做最好的建筑，这就要求设计时对结构材料的充分利用，这从梁类构件的演变可以看出。矩形截面梁是最普通的受弯构件，它的材料利用率很低，原因有二：一方面是靠近中和轴的材料应力水平低，另一方面是梁的弯矩沿梁长一般是变化的，这样对等截面梁来说，大部分区段，即使是拉、压边缘，其应力水平均较低。针对梁的这种受力特点，用结构概念分析，主要是因为梁截面存在应变梯度，只有当构件是轴心受力时，材料利用率才可能增大，于是就出现了平面桁架，平面桁架可以理解成“掏空”的梁――将梁中多余材料去除，既经济，又降低自重；故桁架的上弦相应于梁的受压边，下弦相应于受拉钢筋。规则桁架中腹杆的受力（拉、压）与梁中主拉、压应力方向一致，根据上述分析，还可以将桁架的外形设计为与弯矩图相似的形状，从而使桁架的弦杆受力均匀。由于桁架中大量存在压杆，压杆的强度往往由其稳定性决定，而不是由杆件截面材料强度决定，因此，在平面桁架的设计过程中，应设法降低压杆的长细比。

单纯增大截面是下策，特别是上弦杆，应努力增加其平面外的刚度（有时上弦采用双杆形成的复合压杆），提供平面外约束（增加支撑），如果把这些平面外的支撑再连接成桁架，这样就使平面桁架变为平面交叉桁架，最后发展为空间网架。空间网架的材料利用率高，应力水平高，故在大跨度、大空间结构中广泛使用，但网架结构中仍然存在压杆，压杆（特别是钢压杆）的应力水平不可能太高（因为随着跨度的增加，网架的高度增大，腹杆的长度将增大，同时节点距离的增大也导致弦杆长度的增大），这样高强材料就不能使用。因此，努力减少或消除结构中的压杆，就使我们找到了悬索结构，悬索结构中所有的“杆件”均为拉杆，这样就使悬索结构中杆件的应力水平极高，材料利用率极大，高强材料得以充分利用，还可施加预应力。因而在超大跨度的结构中，悬索结构（或包括悬索结构的组合结构）是首选的结构类型。就混凝土基本理论的发展来看，也体现了使各种材料充分发挥性能，并相互协同工作的特点。林同炎教授认为：钢筋混凝土与预应力混凝土之间的区别在于钢筋混凝土是将混凝土与钢筋两者简单地结合在一起，并让他们自行地共同工作，预应力混凝土是将高强钢筋与高强混凝土能动地结合在一起，使两种材料均产生非常好的性能。反映了人们对混凝土中的协同工作认识和运用过程的加深。

目前广泛使用的钢-混凝土结构 ，是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互取长补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结构形成。尤其是钢管混凝土，与预应力混凝土相似，更将这两种材料能动地结合起来，实现了结构材料的又一次革命。钢管混凝土的原理有二：1）借助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使核心混凝土有更高的强度和变形能力；2）核心混凝土又对钢管壁的稳定提供了有效可靠的支撑。钢管混凝土的极限承载力远大于钢管和核心混凝土两者的承载力之和，约为两者之和的17～2 0倍，其极限变形能力是普通钢筋混凝土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是钢材与混凝土的又一次理想结合。它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受压破坏特征由脆性变为延性，对结构抗震的延性设计意义巨大，也使超高层建筑底层柱的轴压比限制问题迎刃而解。

从上述结构构件的演化，推而广之，在结构设计中，只有当构件越多处于轴心受力状态，其材料的利用率才可以高，经济性也就越好。对框架结构，竖向载作用下，框架柱宜处于小偏心受压下工作，若大量柱处于大偏心受压工作状态，则该结构方案的经济性一般不好，故对非地震区的框架结构，其框架柱应优先设计为小偏心受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在地震作用下，大部分柱可能处于大偏心受压状态工作，截面设计时，大量柱的配筋仅仅是为万一发生地震而增加的，这些钢材在不发生地震时，将不起丝毫作用，这显然是不经济的，与抗震设计的整体思想也不相符。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应设法加强结构整体性，必要时，在某些楼层设置刚性转换层，从而加大整体弯矩，减小引起柱弯曲变形的局部弯矩；另一方面，对柱的设计，可将整个楼层面的柱设计为多肢柱，使多肢柱的每一根杆件都能处于轴心受力状态，如对钢管混凝土柱，只有在小偏心受压（或接近轴压）时，钢管和核心混凝土才能更好地协同工作，在偏心距较大的受压构件中使用时，更宜将其设计成双肢、三肢或四肢组成的组合构件。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5

关键词:基础工程;工程案例;课程教学

基础工程是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方向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1］，在土木工程专业知识体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该课程不同于混凝土、钢结构等课程，涉及的理论和专业知识较多，与工程实践联系紧密，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强的特点。目前，兰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基础工程课程有32学时，存在内容多、零散而课时少的矛盾突出。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少，在学习该课程之前，进行了生产施工实习，学生对建筑工程有了初步认识，但工程实践和应用能力严重不足，工程意识薄弱。针对课程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对学生在学习中不容易掌握的重要内容和教学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国内外因地基基础引发事故案例的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提高教师的工程意识和专业素养，加强实践教学两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使学生具有独立思考工程问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最终为工程单位输送更多的、合格的工程技术人才。

一、教学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概念设计的重要性

作为建筑物载体的地基土具有三相性、碎散性(非连续介质)和天然变异性(非均匀性、各向异性、结构性、时空变异性)的特征，加之上部结构的多样性、岩土参数的不确定性，导致地基基础问题相当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概念设计是确保地基基础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地基基础的概念设计就是将土力学的概念、结构力学概念、岩土性质的基本概念、地质演化的科学规律、地下水的影响、各种施工工艺的特点、各种结构体系的特点、基础与地基相互作用、当地经验、经济水平等影响因素综合应用于地基基础的设计之中。概念设计贯穿于基础地基设计的全过程。陕西西安大雁塔的建造体现了古人利用简单的概念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例如:古人采用“堆土”的方式建塔，相对于现在的堆载预压地基处理方法，堆土的荷载和范围远大于塔重，土清除后，经过预压，地基的承载力和变形一般能满足要求。塔的基础采用半圆形式，类似于“不倒翁”的底座，具有一定自动纠偏的功能，体现了人类的智慧。雅典六个石柱的设计利用概念完善方案，将柱子的形状雕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柱顶采用少女头顶花篮的做法，花篮既起到柱帽的作用，也实现了美化功能。柱子在截面小的部位即人体的颈部采用披肩发将荷载传递到躯干，既增加了美感又避免了刚度突变。柱下部通过少女着长裙且腿部弯曲使裙外撑，既增大了柱截面面积，又增加了稳定性。正是由于古人利用概念设计，将美学和力学概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该建筑屹立千年而不倒。利用基本概念指导地基基础的具体计算，了解数学模型的适用条件，了解假设条件与实际工程的符合程度，了解计算方法的局限性和可能产生的偏差。利用基本概念和经验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判断。计算结果的合理判断对工程的安全至关重要，比如建筑的沉降计算问题，影响沉降的因素非常多，有些因素如荷载、上部结构刚度可以较准确考虑。有些因素如地基刚度、土的性质考虑不太准确，有些因素如施工周期、施工工艺、施工顺序等不易考虑。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程度依赖于综合概念和经验，利用概念判断沉降分布形态、沉降差的大小是否合理，利用已有的工程经验判断计算数值的准确程度等。教师通过对大雁塔和古希腊石柱典型工程概念设计的详细讲述，引导学生领会基础工程设计的特点，不盲目相信计算，意识到准确的基本概念和丰富的工程经验对于基础工程设计的重要性。

(二)天然地基承载力的特点

地基土为大变形材料，当荷载增加时，随着地基变形的相应增加，地基土的密实度提高，当变形稳定后，地基土内摩擦角、粘聚力和重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地基承载力也逐渐加大，很难界定出一个真正的“极限值”;另一方面，建筑物的使用有功能要求，常常是地基承载力还有潜力可挖，而变形已经达到或超过正常使用的限值，因此，地基设计采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这一原则，即按变形控制设计［2］。地基承载力是可以提高的。对于混凝土或钢筋，每一强度等级都有确定的标准值和设计值，而地基土的承载力并非土的工程特性指标，各种指标相同的地基土，承载力可能差异很大。影响地基土承载力的因素很多，不仅与土质、土层埋藏顺序有关，而且与基础底面的形状、大小、埋深、荷载情况、上部结构对变形的适应程度、地下水位的升降和地区经验息息相关。地基承载力随埋深增加而增大，承载力可以进行深度修正。地基承载力随基底宽度增加，随土质的不同而不同。饱和软土，增大基底尺寸不可能提高地基的承载力，而对于砂土，内摩擦角不为零，增大基底宽度提高地基的承载力，此时，承载力可以进行宽度修正。通过课堂对比分析，使学生对地基承载力的概念有了透彻理解，为地基基础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三)地基基础方案的选择

地基基础方案对建筑工程的安全、造价和施工有决定性影响，地基基础方案的确定是一门复杂技术，需要全面分析、综合判断。首先，需了解场地周围的环境和场地的稳定性，因为场地一旦出现问题，对建筑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其次，需了解地基土的分布和工程性质，调研场地周围既有建筑和设备管线情况，调研当地类似工程资料，考虑地震因素如砂土液化造成的地基土整体失稳、软土地基的震陷等。最后，分析与基础工程密切相关的地下水情况、地下水位的变化，以及有地下结构物的建筑工程对地基基础安全造成的影响。地下水的腐蚀性影响混凝土的耐久性，使地基土的强度受到破坏，形成土洞，致使地表塌陷，影响建筑场地的稳定;地下水中的承压水冲毁基坑，破坏地基，可能会给工程造成很大损失;在高寒地区，季节性冻土致使地基土出现冻胀和融陷现象，危及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地基基础是整个上部结构的载体，是为上部结构服务的，地基基础的方案确定应考虑上部结构的形式、荷载特征和刚度特点等，考虑当地的施工状况，经过综合的经济对比，最终确定地基处理方法、变形关键控制点及基础形式，让学生懂得地基基础方案确定的重要性及复杂性，让学生意识到只有优秀的方案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设计。

二、工程实例剖析

案例一意大利比萨斜塔建于1173年，当建至约29m时，因发生明显倾斜而停工。历经94年后复工，经6年时间完工，高达48m。1360年再度复工，历时10年于1370年竣工，共8层，塔高55m。目前，北侧沉降1m多，南侧下沉近3m，南北端沉降差1．80m，塔顶中心偏离中心线5．27m，倾斜5．50。该工程是典型的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建筑物倾斜的实例。案例二加拿大特朗斯康谷仓，平面尺寸23．5m×59．4m，高31m，容积为36500m3，基础为钢筋混凝土筏基，厚0．6m，埋深3．6m，地基为厚达16m的软粘土层，1911年开工，1913年秋完工。当谷仓装谷子达87．7%额定容积时，发现谷仓下沉，24小时内，西段下沉8．8m，而东端上抬1．5m，倾斜近270，上部谷仓保持完整。案例三上海工业展览馆中央大厅为框架结构，采用箱形基础，基础埋深7．27m，两翼展览馆为条形基础，地基为高压缩性淤泥质粘土。展览馆于1954年开工，当年年底实测地基平均沉降量为60cm。1957年中央大厅四周的沉降量最大处达到146．55cm。授课时讨论了这三类地基的性质及导致这三种地基事故的原因和相应的处理方法。讲到比萨塔倾斜情况时，学生情绪高涨，提出了比萨塔为什么会倾斜，是否会继续下沉，如何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分析倾斜原因，地基持力层为粉砂，下面为粉土和粘土层，地基压缩层不均匀，造成倾斜。现在每年下沉1mm。处理措施:1838—1839年挖环形基坑卸载;1933—1935年基坑防水处理，基础环灌浆加固;1992年7月加固塔身，用压重法和取土法进行地基处理，对几种处理方法做了归纳。案例二的事故原因，地基实际承载力小于破坏时的基底压力，谷仓地基因超载发生强度破坏而滑动。处理方法:在谷仓下面增加70多个支撑基岩的混凝土墩，使用388个50t千斤顶以及支撑系统，将仓体逐渐纠正。案例三是由于软土的压缩性大导致。由于地基变形过大严重影响结构物的正常使用。经苏联专家及清华大学陈希哲教授、陈梁生教授的观察分析，认为裂缝修补后可以继续使用。1979年9月中央大厅的累计平均沉降量达160cm。1957—1979年22年间仅沉降20cm左右，说明沉降已趋于稳定。但由于地基严重下沉，室外散水倒坡，建筑物内外连接的水、电、暖管道破裂。此外，从生活中的点滴入手，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比如讲到基础“架越”作用时，通过沼泽地(淤泥或淤泥质土)，直接步行或铺一层草袋不太容易通过，而放一块厚木板就可迎刃而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再分析总结。通过上述引导，让学生体会到基础工程的重要性，很自然地把地基问题归结为强度与变形两大问题。从实际工程出发，提出问题，采用启发式教学，启发学生独立自主地去思考探索，让学生寻求答案，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掌握解决基础工程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维规律，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进而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工程意识的培养

(一)提高教师的工程意识和专业素养

基础工程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均很强，教师在课堂上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求教师要有深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要求任课教师必须有工程实践经验，否则教学过程只能是照本宣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差，教学效果不佳。为此，学校土木工程学院教师还在以下几方面展开了尝试和努力。(1)青年教师参加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合作开展的“高校专业课程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通过半年英语语言能力、专业课程教学及课堂活动和专业教学研究等方面的培训学习，吸收多元文化，借鉴发达国家的最新科技成果，加强业务能力和语言能力，推进西部地区高教改革进程，提高西部地区教育与世界接轨的能力。(2)要求年轻的在读博士和刚毕业博士必须到实验室工作一年，参与实验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强化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3)在暑假期间，轮流选派青年教师到工程局的项目部进行实地训练，提升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4)学院建筑工程系50%的教师通过了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通过复习全面熟悉国家、行业乃至地区相关规范，以便于在教学中融会贯通。取得资格证书的教师，一般为企业的技术顾问，在合作的同时也培养和提升了自身的实践能力。此外，年轻教师积极参与工程的勘察、设计和施工，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工程素养，逐渐形成了教育理念先进、专业知识扎实、工程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确保了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国家关于“岩土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等从业人员试题库中有关实践的部分内容，通过课堂分析和讲解，使枯燥的课程学起来不至于乏味，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

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是落实实习内容和确保实习效果的基础，目前学校土木工程学院已经与全国部分铁路局、铁道第一勘测设计院、中铁集团部分工程局、甘肃省建筑工程总公司下属各公司、兰州中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一院集团甘肃勘察院和学校设计院、监理公司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了校内外实习基地。此外，还鼓励学生在确保安全与完成实习任务的前提下，自行联系将要就业的单位进行生产实习。配合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实施，与中铁二十一局、中铁西北研究院、兰州铁道设计院等单位签订共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合作协议，进一步扩充实践基地。通过与教学实习基地密切配合，带领学生参观兰州各种有代表性的工程，如:市区高层住宅的基坑开挖和基坑支护，设置数米长的支护桩、预应力锚杆和土钉墙等;湿陷性黄土地基中采用土和灰土挤密桩消除地基土湿陷性的地基处理方法，让工地的项目经理在施工现场形成进行现场教学，介绍工程施工过程、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应对措施，使学生对基坑工程形成感性认识。在实地参观各种浅基础形式后，搞清基础钢筋与上部结构的搭接方法，使学生对各种基础的适用条件、基本构造与配筋要求了然于胸。在桩基础教学中，通过参观打桩现场，了解桩的类型及特点、桩距、桩径、适用范围、打桩工序及桩身质量检测等。通过现场观摩，增加了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意识，加深了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的理解。自2012年以来，学校每年设立开放性实验项目，学生参与踊跃，每组学生由一位教师带队指导，通过选题、查资料、制定试验方案、试验和计算分析等环节的实训，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基础工程教学过程中，根据讲课进度分别以“为墙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设计”“柱下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的设计”和“桩基础的设计”为题，给出设计框图，根据给定的地质条件，要求学生完成三种基础的设计。此外，对掌握情况比较好的学生可进一步要求学习PKPM、JCCAD等软件，对手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大作业的综合训练，加强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熟练掌握典型的浅基础和深基础整个设计过程和相应的构造要求，使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再次温故而知新。在多年的基础工程教学中，通过对概念设计、地基承载力和地基基础方案选择几个关键问题的论述，让学生理清思路，掌握设计原则。通过工程案例的剖析，让学生深切体会到基础工程的重要性，掌握分析和解决基础工程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维规律。通过促使教师提高工程素养，确保在课内外、校内外各个环节，培养学生的现代工程意识。通过体验、实训和综合训练等实践教学环节，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实践能力，用人单位满意率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王月香，顾欢达．建筑工程方向基础工程课程教学初探［J］．高等建筑教育，2010，19(5):90－93

［2］GB5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6

一、我国现行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逻辑解析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土地公有制被区分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与集体土地所有制两种基本形态。近年来，法学界通常将这两种土地所有制形态称为国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但事实上它们迄今尚未完全具备民法语境中的土地所有权固有的价值内涵。基于此，本文在此仍然把它们称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与集体土地所有制。我国现行国有土地用益物权与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就是在这两种土地所有制框架内形成的。由这两种土地所有制衍生出两个土地用益物权的权利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深刻认识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内在逻辑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将城市土地宣布为国家所有。19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把一部分农村土地直接划归国家所有。同年《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颁布后，又有一些农村土地被征为国有。 国家土地所有制由此得以建立。

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建立颇费周折。土改运动使我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这种因革命运动而产生的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仅仅具有短暂的生命，几年之后，它就因另一场运动而被改造为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所有制形式）——土地公有制。这场改造土地私有制的运动始于1952年以后的农村合作社运动。农村合作社运动分为四个阶段：互助合作社运动、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高级农业合作社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这四个阶段的运动逐步确立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设想，农村土地私有制改造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村土地的全民所有化，亦即土地国有化，只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这一宏图大志才没有实现，我国农村的土地国有化运动止步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由此形成了土地所有制的二元结构。

我国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形成的历史内含着一个话语转型过程。自清末以来，我国就开始继受大陆法系民法制度与民法理论，到新中国诞生之际，无论在规则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我国的民法都可以列为大陆法系的一员。20世纪50、60年代，这种源自欧陆的法律话语体系逐渐被同样源自欧陆的以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另一种话语体系所替代。话语转型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 “所有权”概念被“所有制”概念取代。在大陆法系公、私法二元对立的法律体系中，所有权是一个纯粹的私法概念，近代法治理论甚至把所有权看作市民社会防御国家公权力不当干涉的基本工具，所有权赋予人们管理私生活的自主权。正因如此，拿破仑将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作为其民法典的三大支柱之一。这种私法语境中的所有权概念于近代传入我国，在立足未稳之际就被国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所有制”，后者成为重构我国财产制度体系的逻辑支点。这个过程清晰地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一系列政策——法律文本中。从我国20世纪50、60年代所起草的几部民法典草案入手，能够诠释这一话语转型过程。

迄今为止，新中国总共开展了四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其中有两次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两次编纂活动产生了几十个正式和非正式的关于民法总则和分则各部分的草案。有关所有权（制）的第一个民法草案诞生于1956年4月，其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有权篇（草稿）（最初稿）》（以下简称《1956年最初稿》）。该草案使用“所有权”，未使用“所有制”。草案还沿袭了很多民国时期民法典中的有关所有权的具体制度，比如取得时效制度、孳息制度、添附制度以及从物制度等。所有权的权能尚且比较完整，在许多场合，处分权能都得到肯定。显然，此时的所有权依然保留着传统民法所有权的基本轮廓。

在20世纪50年代随后的七个民法典所有权篇草案中，所有权概念依然被沿用，但其内涵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1956年最初稿》所设置的取得时效、孳息、添附、从物等有关所有权变动的制度被逐步取消。其中，取得时效与添附制度在1956年8月的《所有权篇草案第五稿》中率先被取消，孳息与从物制度则在1957年1月的《所有权篇草案第六稿》中被取消。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有关人士对于“处分”的态度。在1957年1月讨论《所有权篇草案第六稿》时，有人开始主张用“处理”和“处置”代替“处分”。在随后的《所有权篇草案第七稿》讨论时，依然有人持这种主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世纪50年代所有权篇八个草案的条文数目基本上呈递减趋势：《最初稿》共有63个条文，《所有权篇草案第一稿》有53个条文，而到《所有权篇草案第七稿》，条文仅剩下36个。以上现象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末，从欧陆国家移植到我国的所有权概念已经开始发生蜕变，私权色彩逐渐淡化，那些支撑和装饰着所有权概念的规则和语词逐渐被裁减掉，所有权已经面目全非。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活动总共产生了六个关于总则与所有制（权）的正式和非正式民法草案。在1963年北京政法学院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初稿）》中，第二编的名称已经变成“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该编下设五章：第一章“通则”，第二到五章依次是“全民所有制”、“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除了涉及个人生活资料的几个条款之外，其他地方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所有权”字样，“所有权”的位置已经被来自另外一个话语体系的“所有制”挤占。在随后的五个草案中依然充斥着“所有制”这个术语，甚至对于个人财产也避免使用“所有权”字样。传统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大权能已经变成经营管理、使用、收益、处理，或者干脆连“处理”都被取消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财产的所有权都被转变为由国家公权力进行计划、调拨的物资管理关系。财产的权利主体与公权力主体已经合为一体，公权力主体可以借助其财产所有人和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将国家意志、公共政策贯彻于财产经营使用活动之中，任何一项公有财产的利用与流转都是国家计划的结果，甚至个人保有的少量财产的利用与流转都经常受国家计划的影响。

显然，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作为私法支柱之一的所有权概念已经退出我国的法律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概念。“私法”消失了，民法这个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异，被理解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律”。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开始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知识型的断裂。

在土地制度领域，所有制话语取代所有权话语的结果是导致传统民法中的土地物权体系土崩瓦解。所有权是一个私法概念，它蕴含着主体独立、平等、意志自由等私法价值理念。与此相反，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则关注经济生活中财产的实际支配关系，从所有制话语的角度看，主体独立、平等、意志自由只不过是法学上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已。因此，一旦所有制话语被引入法律领域取代所有权话语的位置，主体独立、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等私法价值理念也逐渐被解构。在所有制话语笼罩我国法律场域的年代，原先参与经济活动的民事主体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改造，到最后，参与经济活动的只剩下国营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这些经济组织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与自治性，所以并非传统民法中的民事主体。

我国的土地就是由这些经济组织占有、使用的，由于它们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所以并不享有土地物权。以国营企业为例，国营企业并非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它们只不过是国家授权其经营管理国有财产、执行国家计划与各项政策的“代理人”而已。尽管它们占有、使用国有土地，但它们并不享有土地用益物权，因为土地用益物权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按照自己独立的意志占有、使用他人土地，而国营企业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却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执行国家的意志。在农村集体土地上也不可能存在用益物权。当时农村土地的所有制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亦即土地由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分级所有，人民公社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权以各种方式干预、控制集体土地的利用，欠缺独立地位的农民集体并不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耕作土地的农民也不享有土地物权。农民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由集体安排对土地进行耕作的，他们作为个体只是劳动者而不是土地的经营者与决策者，对于土地并不享有属于其个人的独立的权利。在所有制话语中，私法的固有逻辑已被解构，土地的支配利用关系根本无法用民法中的权利——义务图式进行解释。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土地用益物权体系逐渐淡出我国的经济生活领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用益物权才开始在我国重新发芽，复苏的过程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一次大胆尝试——把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这种与当时的政策法律相背离的“违法活动” 迅速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土地产权变革实践，并且循着“地方性政策——中央政策——法律”的路径获取了合法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先头兵率先重返我国的经济生活。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村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也随之产生。国有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则是通过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及1990年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逐步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之所以能产生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导致在国有与集体经济实体之外出现了第三类经济实体，包括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户。这些非公有经济实体的经营需要使用他人所有的土地——国有和集体土地，作为一种土地他物权的土地用益物权应运而生。可以说，我国现行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实践的自然产物，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尤其如此。立法者的观念更新始终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立法基本上都是对实践做法的事后追认。

随着我国与外界在经济与文化领域往来的增多，域外民法知识与理论再次传入我国，并且对我国的民法学乃至民事立法逐渐产生影响。在20世纪50、 60年代被挤出我国法律舞台的民法知识型重新回到我国，但迄今为止，它尚未完全取得对我国民事立法的支配地位。在土地立法领域，所有制话语体系的影响依然存在，其影响力呈不均匀状态。在城镇土地法域，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往来的增多，所有制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淡化，因此，国有土地用益物权并没有太多的社会政策负担，与传统民法中的用益物权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在农村集体土地法域，由于农村在我国现代化战略中的边缘性地位以及乡村社会文化心理固有的惰性，所有制话语依然处于支配地位。

迄今为止，我国的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仍然是以“集体土地所有制”作为其逻辑支点的。即便在某些法律文件中能看到“集体土地所有权”字样，该“集体土地所有权”也只不过是“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代名词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可以说它们分别属于两个语言共同体，缺乏可通约性。 实际上，我国的农民集体从来不曾享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

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理论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一种形式：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首先要将土地国有化。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私人）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我国的社会精英于20世纪50年代将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用于指导本国的土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城市土地的国有化运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农村土地则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无法立即实现国有化，只能实行公有化程度较低的集体所有制，等将来时机成熟，再进一步实行土地国有化。由此可见，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土地国家（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或者说变种）而已。在过渡阶段，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集体土地，这种控制主要体现在粮食统购统销、土地征用、城乡地产流转的国家专营、各种农业税费的征收以及乡（镇）政府——级别最低的国家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经营与使用的干预等方面。国家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意味着集体土地所有制欠缺自主性，同时也意味着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代名词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德姆塞茨的看法，这是一种残缺的所有权。

集体土地所有制的非自主性决定了以其为逻辑支点的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残缺性。尽管农民已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这种权利在设立与流转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甚至连权利本身的存续都时常面临来自集体经济组织滥用权力的威胁。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与乡村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在设立与流转方面同样存在诸多限制。国家给集体土地用益物权设置的各种政策负担使其成为与国有土地用益物权异质的土地权利，从而形成了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二元结构。

二、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逻辑支点的重构

我国现行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二元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国家加之于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各种束缚导致集体土地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从而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状态，广大农民的利益也由此遭受重大损失。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现行土地用益物权体系二元结构的症结在于其逻辑支点，要想消解该二元结构就必须重构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逻辑支点。

笔者认为，应当以传统民法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作为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新的逻辑支点。所有制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在专业性与独立性都比较强的民法领域不宜使用这个概念。20世纪50、60年代我国以所有制概念取代传统民法中的所有权概念，进而铲除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用益物权以及土地担保物权在内的土地物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误读。在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中，马克思认为：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 随后又宣称：“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和法学的幻想。” 这些论断表明，在马克思主义早期文本中，所有权与民法的独立性遭到否定，青年马克思站在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上，绕过所有权与民法直接把握社会经济关系，所有权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组现实的经济关系，其所蕴含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统统都被解构。这种所有权空壳化的思维倾向在一百多年之后被我国的社会精英继受并贯彻于打碎旧的法律学说与法权体系的运动中。这场运动的结果使传统民法体系与民法学说被挤出我国的法律舞台。

在今天看来，当年我们对传统民法体系及民法学说的全盘否定是欠妥的。纵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后期论著中，他们已经意识到法律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在同保尔·巴尔特以及德国社民党“青年派”的论战过程中，恩格斯指出：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以往马克思和他突出强调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其他的社会因素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则讲得不够充分。恩格斯认为，在形式上，法现象不仅区别于其他上层建筑现象，也区别于经济关系，因而获得独立性的外表。法的独立性又导致法具有继承性。法作为每个时代社会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这些法思想资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也就是说，不同历史类型、不同阶级本质的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经济关系的差异而进行继承。

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提出的法的独立性与继承性理论在半个世纪前并未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当时所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前期论著中有关经济关系、所有制、阶级斗争等问题的观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片面理解之后果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体系、私法自治、自然人、法人、法律行为等私法范畴都被扣上黑帽子，扔进历史垃圾箱。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作片面理解，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理论体系，时刻把握其发展的新动态。

既然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继承性，我们就不应该对传统民法斩草除根。诞生于两千多年前古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私法能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复兴，尔后又被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继受，表明私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超越社会历史形态的特性，或者如苏永钦教授所言，民法具有“惊人的超越体制特质”。尽管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在整体上与此前的其他社会存在差异，传统民法中的许多因素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仍然有其生存的空间。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依然是基本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作机制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至古罗马的商品经济并无实质区别。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应当建立在蕴含了平等、自由等私法价值理念的所有权基础之上。

在传统民法中，所有权被定性为自物权、完全物权和最基本的私权。所谓自物权，是指权利人对自己之物所享有的权利。所有权作为自物权意味着它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所谓完全物权，是指权利人对标的物享有全面的支配权，包括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等权能。所有权作为完全物权意味着它具有完整性。而所有权作为一种私权则意味着所有权人可以实行私法自治。自主性、完整性与私法自治恰恰是当前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欠缺的。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要素引入农村土地法域，那么集体土地所有权将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其与国家土地所有权也将由差等走向平等，由异质走向同质。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与国有土地用益物权获得同一个逻辑支点——土地所有权，二元对立的结构将因此而解体。

具体言之，集体土地所有权既然是具备自主性与完整性的所有权，那么其所有权人当然可以自主地在土地上设立各种用益物权，国家再也不能以“上级所有人”的身份对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设立进行干预。无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将土地用益物权设定给谁，这个人是城镇的单位、个人还是农村的单位、个人，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这些都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应当由其自主地进行决定。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一依法设立，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国家就更没有理由对其行使加以干涉。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集体土地用益物权流转的种种限制，比如乡村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直接流转给城镇企业、不能单独设立抵押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之限制等等，都应当被取消。

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在设立与流转方面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一旦被取消，其与国有土地用益物权的差别将不复存在，二者可统称为土地用益物权，在立法上实行一体保护。

应当强调的是，在民法领域以所有权概念取代所有制概念，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制这个实在。我们在民法中称国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而在现实生活中土地公有制依然存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土地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在观念层面上，所有权概念取代所有制概念是一个语境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思维范式与价值理念的转型。在制度实践层面上，这种概念转换意味着土地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发生改变。以往土地公有制的实现方式是国家通过行使计划、管理、调拨等公权力直接支配、控制土地的利用活动，从而实现公有制的政策目标。将来土地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应当是：国家与集体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通过行使土地所有权来决定土地资源的流向及其利用方式；另一方面，国家以计划者与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身份借助于征税权、土地规划权、生态环境保护权以及有限的土地征用权等公权力调节土地的利用。

三、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重构的渐进性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7

关键词：　公共利益；行政法；物权法。

2007年4月2日，曾一度被全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钉子户”事件终于在开发商与拆迁户的协商解决之下获得妥善解决，开发商与拆迁户最终达成了协议，房屋于当晚被拆除。从这一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究竟如何解决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个人房屋征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如何从包括《宪法》、《物权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获得对于公共利益的清晰界定，是在个人力量与国家权力相比处于天然弱势的情况下如何合理衡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宪法》，还是新颁布的《物权法》，对于公共利益这一概念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公共利益内涵本身的不确定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外延还在不断地扩大中，而这与法律要求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概括性，不可能实现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完善。

立法中对公共利益留下的空白只能依靠司法去填补，这要求法官针对具体案件发挥自由裁量权裁定是否为公共利益。但在我国目前的法院系统中，法官真的具有能够在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作为准据法的情况下，完全依据法理知识做出公正裁判的能力吗？ 况且在实践中，由于立法体制的不完善，部门立法现象的大量存在，公共利益的裁量权很大程度上交予行政机关行使，根本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其公正性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我们遇到了立法和司法的双重难题。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建议还是应当在立法中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国内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的学说。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国内外很多著名学者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观点。

早期德国公法学者洛厚德（C. E. Leuthold）在《公共利益与行政法的公共诉讼》一文中，以地域作为判断的基础，试图揭示公共利益之主体即“公共”的内涵。但他的理论过分强调了空间或地域的界限，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地域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其理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与洛厚德处于同一时代的德国学者纽曼（ F -J. Neumann）在《在公私法中关于税捐制度、公益征收之公益的区别》一文中提出“不确定多数人理论”，指出公共的概念是指利益效果所及的范围，即以受益人多寡的方式决定。只要有大多数的不确定数目的利益人存在，即属公益，强调在数量上的特征。纽曼的学说相对于洛厚德的理论来说更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其理论基础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原则相一致，所以至今仍被各国广泛应用。

针对2004年修宪中，《宪法》条文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我国许多学者关于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韩大元在《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一文中提出，公共利益具有公益性、个体性、目标性、合理性、制约性、补偿性六大特征； 袁曙宏在《“公共利益”如何界定》一文中提出，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公平性的特征。这些学者的观点，可以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特征，为司法机关判断“公共利益”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那么，在我国的立法过程中，究竟应采取何种标准对“公共利益”做出界定呢？ 民法学者以民法学者梁慧星牵头的物权法草案起草小组在其建议稿中曾对公共利益进行了这样的概括：“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 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很显然，建议稿中采用的是列举式规定的方式，但由于社会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公共利益”的外延随之不断扩大中，用穷尽式列举法显然无法包含公共利益的全部方面，用兜底式条款又失去了立法的本意，不利于法官引用断案，于是在最终颁布的《物权法》中，我们只看到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样的概括式规定。还有的学者建议，采用一个多数人的决策机制，以位于某个区域内的权利人通过法律程序投票决定，多数人的意见即为公共利益。[ 7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在实行方面会由于区域内权利人过多、程序过于繁琐等原因无法实现。

二、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法律的缺失。

我国目前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用个人不动产的相关法律依据分散在《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立法法》第8 条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必须制定法律，但其第9条亦明确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但是，《宪法》第13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的法律也是指狭义的法律。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制度，也就是说，土地的所有权不在公民个人手中。但是，公民个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条件，通常是购买开发商销售的商品房，从而获得基于房屋之上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公民享有对国有土地的用益物权。公民的土地使用权是有一定年限的（在我国为70年） ,在规定的年限内，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及其用益物权是不受侵犯的对世权。但《宪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征用个人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一条件就是公共利益。

土地管理学概念篇8

摘要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兴起以及旅游业的空前繁荣，使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增强，人们开始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但是少有人研究特定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通过对现有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分析，提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

关键词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

AbstractIn recent years，because of the rise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and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creasing，people began to explore the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but very few people studied specific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existing analysis of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ourism environment，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rural tourism was proposed.

Key wordsrural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concept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资源丰富，环境优良，则区域发展较快，反之亦然。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兴起以及旅游业的空前繁荣，使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增强，可持续发展战略广泛实施，乡村旅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同时各种负效应也随之出现，并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潜在威胁。例如:对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旅游景区的粗放式经营;旅游设施建设的过度膨胀;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威胁着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重要基础和载体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现就特定乡村旅游形式的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作一探讨。

1承载力理论

承载力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帕克和伯吉斯在1921年提出来的。指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生物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也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某种生物个体可存活的最大数量。Lrmi和Clem A.tisdell对承载力概念的起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在人类生态学和生物学领域承载力概念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北美、南美及亚洲草原地区，由于草地开垦、过度放牧等原因，导致土地开始退化，因此为了有效管理草原和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一些学者将承载力引入到草原管理中，于是提出草原承载力、最大承载畜牧量等相关概念。由于全球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日趋减少，于是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土地承载力概念。美国的Allan在1949年将土地承载力定义为:“在维持一段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一个区域内能永久地供养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水平。”

20世纪50~70年代，国外许多学者探讨了土地承载力的计算依据，并认为:土地承载力是确保不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前提下，土地生产潜力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Mmillington等应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法，以各种资源对人口数量的限制，计算了澳大利亚土地资源承载力。后来，很多学者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等不同方面，对全球承载力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因此，了解承载力理论以及其计算方法，对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

环境容量是一个环境学和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指环境单元可容纳某种事物的量，后来人们在研究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时引入了这个概念。在早期的旅游环境问题研究中，人们普遍使用了旅游环境容量这个概念，用以表示旅游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的游客容纳量。此后，各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丰富和完善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和内涵[1]。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环境发展对旅游活动有着很强的反作用，环境容量的概念已经不能准确地表达旅游活动和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崔凤军在旅游环境容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体系，并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旅游地环境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及未来人有害变化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能承受的旅游强度，丰富和发展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和内涵[2-3]。

目前，大部分研究人员将旅游环境容量概念等同于旅游环境承载力，或将环境容量定位于环境承载力的一个分量指标。总的来说，相对于旅游环境容量，在旅游环境问题研究中使用旅游环境承载力这个概念更加科学、合理。首先，旅游环境承载力更能体现出旅游活动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环境容量作为一个环境学和生态学概念不能很好地体现出环境发展的主动性;其次，旅游环境承载力更加强调了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因此，本文在研究中采用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这一概念。

3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

3.1研究概况

承载力用于旅游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某一旅游区域范围内，在不破坏生态环境、满足游客最低游览要求(心理感应气氛)的情况下，该旅游区域所能容纳的游客量。包括物质承载力(自然环境和设施能够容纳的最大游客数)、心理承载力(在没有选择新的游览地之前，游客心理上所能容纳的最低的游览体验)、社会承载力(居民能够接受的游客的行为和人数的最大值)和经济承载力(在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行为)。

旅游环境承载力(或旅游环境容量，国外旅游承载力)是由拉佩芝(Lapage)在1963年提出，但没有深入研究。直到1971年，利姆(Lime)和斯坦奇(Stankey)对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讨论，关注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人才越来越多，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大致经历了2个阶段:第1阶段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注重从理论的角度研究;第2阶段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应用在旅游地实际管理中[4-6]。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意识增强，使旅游成为日常消费活动。大量游客涌入，旅游地由于本身旅游资源特性，基础设施不完善和管理不当导致环境问题的出现。这些环境问题得到管理者和学者的重视。赵红红、刘振礼和金键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和计算进行了最早的探讨。保继刚和楚义芳等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深一步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2类:第1类计算旅游地最大游客数;第2类景区承载力分级、评价。

总而言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外对于旅游承载力的涵义、指标体系的建立、定量估算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方法从最初的定性研究发展为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手段分析旅游环境承载力，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和估算模型。研究的范围也从单纯考虑旅游目的地、自然环境承载力发展为权衡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综合承载力[7-9]。

3.2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旅游环境承载力更成为衡量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旅游规划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性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型来动态监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变化。但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一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体系仍没有完全统一，其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普遍应用意义。虽然不同的学者因为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对2个概念还有所争议，但是从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实证研究来看，实际上研究的都是旅游环境容量问题。即研究的侧重点大多放在旅游点区的游客数量方面。二是目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一些测算模型大多为静态模型，对游客的特点和景区的类型、分布状况等因素考虑较少，缺乏普遍适用性。不同性质的旅游资源地在旅游环境承载力限制瓶颈因素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环境承载力的量测中应该体现这些差异性，这在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三是目前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多是针对旅游景点或旅游城市，缺乏针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尤其是缺乏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测算和指标体系的建立。乡村旅游地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的旅游系统，其中集成了观光、休闲、体验、娱乐等各种功能的旅游点区。各个旅游点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

4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

4.1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特征

4.1.1时空分异特征。从时间分布上看，旅游活动具有季节性。特别对于乡村旅游季节性更明显。由于乡村旅游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当地居民的心理因子和管理者的水平等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规律的变化。因此，由这些影响因子决定的资源空间承载力、经济设施承载力、社会心里承载力及生态环境承载力也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上述承载力分量所决定的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就具有时间分布特征。

从空间分布上看，首先由于乡村旅游资源是由各种类型的旅游景点组成的旅游系统，各种旅游景点在规模、质量、区位等方面不尽相同。这样，在整个系统内部，就会出现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非均匀性和差异性。其次，由于作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基础的自然环境其生态恢复力、敏感性等特征存在空间差异，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心理也存在区域性差异，这样就会出现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性差异。综上2个方面，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空间分布差异性。

4.1.2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除了受旅游地空间规模、自然环境、地域差异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以外，还要受到乡村居民素质、当地政府政策、乡村环境恶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可控性。

乡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后现在已不像以前是个简单系统，而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旅游只是乡村多种功能中的一种。乡村各种功能之间具有互动性，任何一种功能活动的变化都要影响到其他的功能活动。例如，乡村的农耕活动是为乡村的各种活动提供基础性资料，如果乡村中的农耕活动增多，就会增加对于土地、人员的需求，在土地、人员数量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减少转为旅游的农耕规模和人员数量的水平。

4.1.3限制性因素的差异性。乡村的性质差异性决定了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限制性因素的差异性。一般来说，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主要包括资源空间承载力、乡村旅游设施承载力、乡村生态环境承载力、当地居民心理承载力等要素。这些要素共同作用，决定着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对于不同性质乡村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要素也会不同。例如，对于观光乡村旅游，主要影响因素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乡村生态承载力。对于体验式乡村旅游，主要影响因素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当地居民心理承载力。

4.2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构成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按照国家旅游局2003年发布的《旅游规划通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城市旅游环境的特点，笔者认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由以下4个承载分量构成。

4.2.1资源空间承载力(Resource Space Bearing Capacity，RSBC)。相对于单个风景旅游区而言，乡村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一般而言，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大小和质量水平直接决定着其旅游环境承载力。不论是何种类型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都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4.2.2经济设施承载力(Economg Establishment Bearing Ca-pacity，EEBC)。经济设施承载力是指乡村旅游接待设施规模的大小。乡村旅游接待设施主要包括供水、供电、住宿和交通运输等设施。供水、供电和交通等设施属于乡村基础设施范围，依赖于乡村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住宿设施主要为旅游活动服务，其建设规模直接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是经济设施承载力的主要衡量指标。

4.2.3生态环境承载力(Zoology Environoment Bearing Ca-pacity，ZEBC)。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指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不会发生不可接受的破坏条件下所接纳的游客数量。生态环境承载力对于乡村旅游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乡村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作为重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方式。例如，土地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固体废弃物承载力等。

4.2.4社会心理承载力(Society Mentality Bearing Capacity，SMBC)。旅游活动本身也是一种促进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乡村旅游一方面会将旅游目的地的景色和文化展现在来自不同地域的游客面前，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产生冲击。旅游活动超过一定的强度不仅会造成游客旅游质量的下降，还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排斥和反感。社会心理承载力主要表现在这种不断交流过程中的游客满意程度和当地居民对旅游活动的认知水平2个方面。

4.3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

通过总结现有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成果以及根据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特征及构成得出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为:反映乡村旅游地当地居民、当地环境、旅游者三者和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特性总和。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所研究的对象是乡村旅游。二是游客对乡村旅游的需要，可分为明确需要和潜在需要。明确需要是指那些为人们所公认的、不必明确表达的、大家都知道的需要。潜在需要指那些必须要加以分析、研究、识别才能够确定的需要。三是当地居民的认可度。即当地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所持有的观点或承受能力。四是特性是指乡村旅游所特有的性质。五是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动态性。游客需要、当地居民认可度、当地环境会随时间而变化，这就意味着对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需进行定期评审。六是优良、和谐的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受益对象不仅是旅游者，还包括乡村旅游地的农民、员工、社会投资者、当地政府等。

5参考文献

[1] 保继刚.颐和园旅游环境容量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1987，7(2):32-38.

[2] 崔凤军.论旅游环境承载力——持续旅游发展的判据之一[J].经济地理，1995，15(1):105-109.

[3] 崔凤军.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及其实践意义[J].地理科学进展，1998，17(1):86-91.

[4] 刘玲.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M].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20-130.

[5] 翁钢民，杨秀平.国内外旅游环境容量研究评述[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3):39-44.

[6] 卢松，陆林，徐茗.旅游环境容量进展[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24(6):77-83.

[7] 曲小溪.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7.

[8] 王文斌.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