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的意义范文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1

生物多样性的意义练习卷（I）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小朋友，带上你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一起来做个自我检测吧，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

一、选择题

1

.

（

）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A．多种多样的生物

B．土壤

C．植物

D．动物

2

.

下列（

）不属于我国的珍稀动物。

A．白鳍豚

B．丹顶鹤

C．袋鼠

3

.

和蚕不属于同一类动物的是（

）。

A．蜘蛛

B．蜻蜓

C．蚂蚁

4

.

目前濒临灭绝的动物是（

）。

A．海虾

B．麻雀

C．大熊猫

5

.

草履虫、变形虫等原生动物都是由（

）细胞组成。

A．一个

B．多个

C．无数个

二、填空题

6

.

构成生命体的“积木”是一种微小的结构，胡克把它命名为________。

7

.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个层次：______多样性、______多样性、______多样性。

8

.

生物细胞的____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生物的____是不同的，生物不同器官的____也是不同的。

9

.

每立方米的蓖麻叶中叶绿体的数目多达（

）

A．几十亿个

B．几百亿个

C．几十万亿个

D．几百万个

10

.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物圈中___________的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___________和生存环境。

11

.

生物体都是由________组成的，它是生物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生物最基本的功能单位

三、判断题

12

.

所有植物的花繁殖后代时都需要昆虫帮忙传粉。（______）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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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季节的变化，校园生物的分布也会随着发生变化。（____）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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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食物会含有所有营养成分，所以我们不能偏食

。（_________）

15

.

蝌蚪在水里长出四条腿就变成了青蛙。（_______）

16

.

单个细胞都很小，鸡蛋太大，所以鸡蛋中的蛋黄不是单个细胞。（____）

17

.

蜜蜂、蝎子会蜇人，见到它们就要打死。   （______）

18

.

秋天，种子在适宜的条件下也会萌发。 （_____）

四、简答题

19

.

想让生态瓶中的生物生活得更好，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0

.

有生命的物体的共同点什么？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2、

3、4、

5、二、填空题

1、2、

3、4、

5、6、

三、判断题

1、2、

3、4、

5、6、

7、四、简答题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2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3

关键词：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科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011-04

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找各种救国良方。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种哲学思潮也陆续传人中国。联系中国的现实问题，各派思潮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便是当时“空前思想的大笔战”。论战最初在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展开，这两个派别实质上所奉行的就分别是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唯意志论。论战后期，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学的作用、东西文化优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于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予以积极回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一、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观

近代中国，早在被西方的枪炮打开大门之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推崇中体西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发展实业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新文化运动则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科学一度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外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的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然而一战后，西方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却动摇了科学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对科学的质疑，成为“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先声。

1923年2月，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所作的《人生观》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区分，认为，科学是客观的、采用论理的方法和分析方法、为因果律所支配、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则是主观的、关涉直觉、自由意志、采用综合方法、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劢的观点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赞同，并由此形成论战中的玄学派。他们将西方的唯意志论和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结合起来，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精神现象，出自人的自由意志，不受科学因果律所支配。针对张君劢的观点，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23年4月发表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人生观）》一文中提出，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他认为，科学作为认识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既适用于自然万物，也适用于社会人生，因此科学完全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奉行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他们针对玄学派认为主观精神现象不受科学因果规律支配的观点指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都是导致人生观变化的原因。

由此，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掀起了当时的学术界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激烈论战。在论战中，“如何看待科学的作用”成为科玄两派争论的焦点，“科学是否能够决定人生观”的争论实质上渐渐演变为“科学能否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争论。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于科学技术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他们反驳了玄学派认为人生观是出自自由意志的、毫无因果规律可言的主观精神现象的观点。陈独秀从唯物史观出发来论证科学可以说明人生观。陈独秀指出，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指的便是人生哲学。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们拥有不同的人生观，是由他们周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由主观的意志造成的。他说：“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瞿秋白则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说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在他看来，这场论战的实质就在于是否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是否承认有“意志自由”。他通过对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指出，尽管社会历史的发展包含着人们不同目的的活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历史的发展有其因果规律：尽管社会和人类精神现象表面上看来充满了偶然性，但实际上，这种偶然性本身永久地受到它内部所隐藏的因果必然性的支配。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所谓意志自由，实际上也是因果律支配下的自由，人的意志越遵循因果律就越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由此，他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能够解释人生观，还足以改变人生观。其次，他们对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也进行了反驳。瞿秋白依据西方社会的发展现实，从多方面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单纯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从残酷的自然权威下解放人类。他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阶段，尽管经济上达到了高度繁荣，但是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疑难病症、精神病象，也远远比以前要多得多。瞿秋白认为，这就是单纯地发展技术科学的结果。他还从人与自身关系的角度指出，尽管从表面上看科学技术能够暂时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但是“实际上人类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心并不因为技术发达而减少——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如此转辗推移，永无止境”。在此基础上，瞿秋白进一步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指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们不能自发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操控而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给人生造成的危害，使科技的革命充分地释放出来。因为在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有定论派亦不因为发现了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律，便应当听天任远的让资本主义照着资本家的心愿去发展，却反而可以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决定更正确的斗争方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以看出，针对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能够说明人生观，而且还能改变人生观。同时，针对那种妄想把社会的美好未来寄托在科学技术本身的唯科学主义者，他们强调了科学技术作用的限度，指出科学技术不能自发地发挥其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才能使社会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才能使科技的革命充分地释放和显示出来。

二、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

科玄之争实际上也蕴含着当时一直存在于中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之争。“在‘五四’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与东西方文化论战相联系着的，科学派多半是西化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基础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领域非靠科学所能解决，多数强调东方文化有其优越性，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讲‘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生统一于道，哲学家之道与哲学家之人格应是统一的，在人生观问题上，正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中国传统。”

这一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西方文化是以科学为核心的物质文明，而中国文化则是侧重于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科学破产论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原本极度向往的西方文化的看法发生改变。许多曾经热烈地传介西方文化、极力主张用西学来救中国的学者，在这时也开始宣称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甚至呼吁以东方文明去挽救西方的物质文明。一时间，关于东西文化高下优劣的论战在思想界激烈地展开。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等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以西方文明的危机来宣扬科学破产论的同时，推崇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提倡内心修养，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才是救世的最大法宝。科学派则坚决地反对科学破产论，并对西方文明持乐观态度。丁文江引用中国古人所说的“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来说明世界上不可能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胡适则指出，“中国此时还不曾享受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

对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化问题。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文化”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成果，包括生产力状态、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由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所决定的社会心理和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因此，在研究文化时，如果离开经济基础去谈所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疑是首足倒置。从这样的文化观出发，在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时，瞿秋白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别并非性质上的差别，而是由于两者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同，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心理和反映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才呈现差异。进而，瞿秋白对东西文化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东方文化并非本质就是坏的，它也曾经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维护社会的生产秩序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它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时，它就成了东方民族社会进步的障碍了。因此，“东方文化派”的学者们所竭力拥护的“东方文化”实质上只不过是已经处在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畸形的封建制度、殖民式的国际地位等。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并非是适合东方民族的文化。他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科学文明的确曾对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动力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只想独享这种科学文明，并且极力阻止无产阶级和其他弱小民族发展科学文明，因而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文化进步的阻碍。由此，瞿秋白认为，东方民族未来的新文化应当是克服东方传统宗法伦理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之弊端的民族新文化；而通向新文化的道路，就是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起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真正实现道德的平民化和科学的社会化，这才是东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之路。

二、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参与论战，对科玄两派进行了批判，“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科玄两派的代表人物则对唯物史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提出了质疑。对于这些质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予以了明确的反驳，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和阐发。

玄学派的代表人物粱启超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机械人生观”。对此，陈独秀指出，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性，但并不否认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的唯物论者，以为人是物质造成的，历史是人造成的，如何说他是机械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则从多个方面对唯物史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提出质疑。首先，他认为唯物史观仅仅只限于对历史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涉及对宇宙万物的看法的人生观问题。在他看来，历史只是一个人解释历史的见解，而人生观是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因此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他指出，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而唯物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因此，唯物史观并不能用来解决人生观问题。其次，胡适认为，唯物史观用以说明历史的客观物质原因就是经济，唯物史观不过就是经济史观。在他看来，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历史发展的大部分的问题，因为思想、知识、言论、教育同样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原因。再次，在胡适看来，仅仅把经济作为说明社会的原因会导致经济决定论，否定了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针对胡适对唯物史观的诸多质疑，陈独秀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的阐发。针对胡适认为唯物史观仅仅只是一种限于历史的历史观的看法，驳斥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这实质上坚持的是物质一元论。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思想、文化、宗教、道德等精神现象的存在，但这些都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他列举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众多事实，指出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教育的进步根本上都是源于经济发展的推动。陈独秀指出，胡适把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与经济并列起来，把这些精神的东西也看作是变动社会、解释历史和支配人生观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在主张心物二元论。陈独秀认为，这实际上和玄学派把自由意志等看作社会历史的根本原因一样，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张。对于胡适认为唯物史观会导致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陈独秀指出，尽管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但经济的发展同样要依靠人的活动。唯物史观并不否认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在社会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达到其实践活动的目的。他举例说，人们虽不要妄想建造铁路通到月宫，但却可以想象建造一条铁路到新疆。他指出，人们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进行社会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必需的，但是人们的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则要受到社会的物质条件限制。这些对唯物史观的详细阐发有力地反驳了科玄两派对唯物史观的质疑，加深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

四、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科玄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在与奉行唯意志论和宣扬宋明理学的玄学派、奉行实证主义的科学派的论争中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首先，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科玄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分析和回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为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人们极力寻找各种救国之路。“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厂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一时间，文化被视为救世救国的法宝。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来建立新的文化以救国。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在以西方文明的危机来宣扬科学破产论的同时，推崇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才是救世的最大法宝。科学派则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进行回应，既强调科学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又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和文化不足以救国，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历史观的初步阐明，为无产阶级何以能够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科玄论战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作出的这些回应，为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提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由此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而且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中国现实问题、与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道路。

其次，在科玄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现实，这使得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更为系统和科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更加透彻，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科玄论战之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介更多地是侧重于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介绍，对辩证唯物主义则很少涉及。如，在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认为唯物史观、经济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三大主体部分：陈独秀在1922年的《马克思学说》中主要介绍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等。而在科玄论战中，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则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系统地阐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个人意志的关系、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这表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中国传介，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理解和把握，显示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品格的尊重。

科玄论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无法忽略的作用。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科玄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也有其局限性，但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4

    一、作为精神科学的黑格尔哲学及其超越路径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声称，该书的目的是要以追求真理为指向，致力于“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③，即建立一种“精神科学”。在这里，“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是没有精神的东西，是感性的意识。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或者说，为了产生科学的因素，产生科学的纯粹概念，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④。在这个过程中，“真理”的展现表现为概念的辩证运动：“真理在本质上乃是主体；作为主体，真理只不过是辩证的运动，只不过是这个产生其自身的、发展其自身并返回于其自身的进程”⑤。因此，“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⑥。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精神科学”作为“意识的经验的科学”，描述的是意识的“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辩证法”的展开过程。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即“精神现象学也可叫做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在其发展阶段上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诸阶段的缩影”⑦。这也意味着，在人类的思维形式上，相对于抽象的经验论者“对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与唯心主义者那种“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黑格尔作为“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人”⑧，深刻地总结与表述了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在黑格尔之后的任何“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但黑格尔不愿意将“精神科学”仅限定于思维，他还要将这种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国家与法的领域，甚至自然界也被他一网打尽。黑格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有效地应对怀疑论、独断论与直观论的挑战，又能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简单对立，还能与以前的所有“哲学”区分开来：它是“绝对唯心论”而不是“主观唯心论”，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也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由此可见，黑格尔通过“精神科学”将整个世界“精神”化了，并宣称自己的“哲学”才是这种精神的“科学”。

    黑格尔去世后，黑格尔哲学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且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出现了多样的、甚至互相反对的理论形态，“尽管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⑨，但就他们继续停留在“意识”领域之内，从没有离开“哲学”而言，他们实际上依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中：起初他们抓住的还是纯粹的黑格尔范畴，后来则将这些范畴世俗化。尽管形式多变，但黑格尔“精神科学”的特质与局限性从未得到实质性的清算总结。

    19世纪末兴起的新黑格尔主义流派虽然开始通过各种视角开掘黑格尔哲学的价值，但就基本立场而言，他们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占有黑格尔精神科学的基本内容，甚至也依然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斯特林在《黑格尔的秘密》中认为“具体”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任何具体事物的条件在于两个对立面”，但他依然在“抽象”与“具体”的对立下阐发黑格尔哲学，认为“理智的抽象使我们看不到现实事物的这个条件，我们主要生活在这些理智的抽象之中，所以无法深入和接受黑格尔的具体原则”⑩。这就没有把握黑格尔“精神科学”的辩证实质。芬德莱在《黑格尔再考察》中详细分析了“精神”与“辩证法”的内涵，并驳斥了对这两个概念内涵的误解。他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反形而上学者、经验论者、唯心论者和辩证法家”(11)，是“一个革新式的哲学家、一个自由的人道主义哲学家，一个始终坚持温和的革命立场的哲学家”(12)。德国学者克罗纳将黑格尔纳入到肇始于康德的唯心论演进历程中，认为“尽管康德的唯心论与黑格尔的唯心论很不一致，尽管康德所说的理念与理想很不同于黑格尔用同样的语词所指的意义，但是语言上的一致毕竟应当表示一种实质上的相同；康德所开辟的方向，亦即康德自己称之为先验唯心论的方向，必然就是所有属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家们行动的方向”(13)。这样便将黑格尔精神科学拉 回到了先验唯心论的传统中。法国学者依波利特则将黑格尔所揭示的“自我意识”理解成“人的存在”，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科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命”，“人自己获得的意识就是生命意识本身，它最终到达的是苦恼意识”(14)。这种解读以“人”取代“意识”，显然是对黑格尔精神科学的创造性发挥，并直接导向了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但正如阿尔都塞所言，这种人本主义依然没有摆脱黑格尔的意识形态(15)。

    由上可见，黑格尔之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似乎有整体上超越黑格尔哲学之势，但就他们对黑格尔精神科学的特质与局限性未加辨析而言，他们还是“黑格尔主义”的。

    二、从黑格尔精神科学到马克思历史科学

    与以上各种解读方式不同，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派别，这是“唯一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6)。具体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历史科学”的观念(17)。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探讨马克思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不能简单地根据“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标准便判定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否则，黑格尔便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因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首先肯定了作为认识对象的“直接的或者现存着的东西”的存在，并且明确指出：“对象存在，它是真实、是本质。不论对象是被知道或者是不被知道，它一样地存在着。即使它没有被知道，它仍然存在着；但是如果没有对象，便不会有知识。”(18)原来，黑格尔精神科学的目的并非追寻“存在”，而是追寻“存在”的真理，即语言中可以表达出来的共相，而“凡是被称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不真实的、无理性的、仅仅意谓着的东西”(19)。由此可见，黑格尔精神科学并没有否认“对象”的客观存在，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结合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方式”，方可揭示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精神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

    具体来说，马克思是从现实生活的最根本处，即从物质生产入手建立一种“历史科学”，阐释一种“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由于这种“历史科学”“不是在每个时代寻求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0)，这种历史科学就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揭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而且还可以将作为“理论的产物与形式”之一的黑格尔精神科学包容在内。

    我们看到，与黑格尔精神科学追寻“逻辑中的事物”不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将“意识”视为“现实生活”的“意识”，即从物质生产出发来阐释这种历史观。他说：“研究就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1)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22)。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方式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方式的唯物论解答，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精神科学的根本区别。

    但同样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我们又看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23)。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辩证法在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地位与意义呢?

    如前所述，由于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人”，因此，在黑格尔之后，任何作为理论形态的“学科”要想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即要真正摆脱认识上的经验论与唯理论或者两者的简单对立，必然采取“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所欲建构的“历史科学”亦不例外。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基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费尔巴哈与施蒂纳唯心主义的批判，那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正面展示了“历史科学”的路线图：由于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4)，“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因此，研究“资本”这个“现实”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与表现形式，正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主要对象。那么，如何研究这个特殊的对象呢?我们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首先是提出了“生产一般”的抽象，然后再构造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此矛盾中来考察“资本”的。这种“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了“历史科学”的辩证本性，这也是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精神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相似之处。

    不仅如此，马克思历史科学对研究成果的阐述方式与黑格尔的精神科学也具有相似性。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形态才是真理的科学体系”(25)，即“科学的真理”与“科学体系的陈述”是紧密相关的。基于此，马克思才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卖弄起黑格 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只是形式而已，叙述的方式不同于研究的方式，“叙述的过程”也绝不能代替“实证的研究过程”。因为“对现实的描述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6)。马克思选择类似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阐述形式，其实也是偶然的。他在1858年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27)

    三、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实践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揭示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两层意义，即“唯物论”作为“思维对存在的地位”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意义，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阐述的方式”的意义，并在这四个变量中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历史科学超越黑格尔精神科学的理论路径与历史意义。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精神科学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并不体现在“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意义上，而是体现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方式上。由于黑格尔精神科学将“现实”看作绝对观念在某一发展阶段的外化，因此概念的辩证演绎即可把握“现实”的绝对真理；而马克思历史科学则将人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的反映，因此，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不再是思辨的，而是实践的。就两者的传承关系来说，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精神科学之所以都可以称为“科学”，原因不仅在于他们都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在于他们也采取了“辩证的”阐述方式，这样不仅使得他们的理论形式充满艺术的美感，也使得他们的理论既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对现实的批判力，更具有朝向理想目标的范导力。正因如此，黑格尔精神科学为人类思维的创造力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而马克思历史科学使得自维柯以来的“历史”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以上我们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中揭示了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精神科学的对立实质，那么，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又是如何展现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实践”特征与革命意义呢?

    我们认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之“物”，不是一切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感性存在”，而是“感性活动”(28)；不是黑格尔所谓的与“思维”相对立的“存在”，而是作为理论对象的“实践”，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之“辩证”，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实体”之间的矛盾，而是通过“生产”的视角对“实践”进行理论抽象之后形成了“生产一般”，然后在此基础上构造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贯彻的是“实践”的原则，实践的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由于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生产，任何人都在从事不同形式的生产，“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身也就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29)“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3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开头也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31)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意义就在于他对“生产”在一切时代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标志与共同规定进行了总结抽象，提出了“生产一般”的概念并对其做出了如下规定：首先，“生产一般”不是与分配、交换等并列的那个狭义“生产”，而是一个“抽象”，即一个有机的“生产整体”，其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32)，马克思以此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生产整体的割裂及其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其次，这个整体不是黑格尔主义的整体，因为其中是“物质生产”而不是“概念”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33)。再次，“生产一般”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也是一个科学的抽象。就合理性而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34)。显然，作为“抽象一般”的生产并不是生产的“一般条件”，因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35)。

    我们认为，只有基于“生产一般”的抽象，马克思才能进入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别”，即“资本”，因为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6)，“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也正是&l dquo;生产一般”的抽象及其“唯物论”的规定性，使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区分开来了。而从“生产”到“资本”所贯彻的正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普遍”到“特殊”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是以“实践”作为“理论”的对象，作为“理论”的“实践”显然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与思辨唯心主义的“物质观”，而马克思将理论的任务规定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37)。其历史科学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原则，建构了从“生产一般”到“资本具体”的演进路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践原则的集中体现。正如雷蒙·阿隆所言，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他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上科学课，同时也为革命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的科学成为了革命的科学，在这里，仍然是在这个词语的双重意义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引发了科学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以这种批判本身宣布了革命的必然性。如果资产阶级只能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又有唯一的一种没有剥削的制度出现在前景中，人们怎能不成为革命者?”(38)

    反观目前的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学界普遍认同“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意义，但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形式，特别是马克思所提炼的“生产一般”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而继续在一种直观唯物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之“唯物”的内涵，这就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与其唯物论的立场不能有机贯通起来，其后果是，不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实践特征与革命意义得不到有力的彰显，甚至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是“物质”还是“实践”的问题争论不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

    四、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未完成性

    以上我们阐述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作为社会研究方法论原则的基本内涵，但毋庸讳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展开的历史科学主要是从经济这个基础性的领域展开的，在政治领域的整体研究却付之阙如了。科莱蒂就直接断言马克思缺少政治学理论(39)。这并非没有道理。这也可以从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之缺乏学理资源与可操作性方法得以反证。

    换言之，在对整个社会“实践”进行抽象的过程中，如果说马克思历史科学是基于“生产一般”的抽象从下往上贯通，而黑格尔精神科学则是基于“意识一般”的抽象从上往下渗透，那么，处于经济生活与理论生活之间的“政治生活”正好是他们的“交集”，但这个领域的研究却是真正的难点。因为从近代以来市民社会兴起之后，政治生活成为了人们的“真实生活”，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只有基于政治生活才能得到理解。从这个意义说，黑格尔精神科学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都可以视为对政治生活的某种抽象。但相对于政治生活的现实性与复杂性，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还只是一种狭义的历史科学，而黑格尔的精神科学却可以说属于一种广义上的历史科学。这一点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展开的“法权现象学”与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政治取向得以证明。

    如果这种区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前提，对“政治实践”“规范一般”的抽象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可以尝试借助葛兰西所谓“暴力”与“同意”的区分作为“规范一般”的基本矛盾：由于任何社会之统治秩序的建立都不得不在“暴力”与“同意”之中达致平衡，因此，以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构造与黑格尔对“主体”和“实体”之间矛盾的构造为参照，考察“暴力”与“同意”这两种貌似相对的规范形式之“镶嵌”与“咬合”过程，进而考察权力的内在构成、运作方式与表现形式，应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准此近代政治哲学的政治正当性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问题便可以归入同一个理论空间进行辩驳，正如马克思之批判“商品拜物教”一般，我们可以此来祛除“权力拜物教”与“观念拜物教”。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首先应在一个宽广的视野中重新清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之间的对立，以把握马克思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前提，然后明确马克思所做过的与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而在坚持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构建出一种既具有现实感，又具有学术性与思想性的“政治哲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并真正推进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纵深拓展。

    注释：

    ①王时中：《实存与共在——萨特历史辩证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王时中：《在“理智”与“理性”之间——论科莱蒂对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学海》2009年第6期。

    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7页。

    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44页。

    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⑩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

    (11)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第517页。

    (12)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第525页。

    (13)张世英主编：《 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第531页。

    (14)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第421页。

    (1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1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65页。

    (1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7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5

关键词：实证；逻辑分析；实证分析；价值关联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6-0090-03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

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有机统一

任何一种理论在把握世界的过程中都必须有或必须借助于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研究方法的科学程度是能否客观、科学把握世界的前提预设。对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正是因逻辑方法和实证方法的有机统一和出色运用而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典范。所谓逻辑分析，强调的是科学认识及其结论依据理性的原则，依据事实的内在联系进行正确的抽象和推理；而实证分析则主张人的认识活动必须对事实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坚持从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出发。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构中，这两种分析方法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之中。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中抓住了物质生产方式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动因”，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形成历史的唯物史观。“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而社会的变革最终要通过人的主体作用来体现，马克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基础之上，强调阶级斗争对社会变革的直接推动作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2］。马克思以高度抽象化的语言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变迁动力、发展趋势并且在哲学的层面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这种高度抽象的逻辑分析方法也为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式。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不仅需要哲学层面合理性和可能性的论证，而且需要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实证分析而得出的事实依据。这或许也是促使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转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以商品入手，创建了劳动价值论，进而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奠定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植于现实基础之上”［3］。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内部剥削关系的揭露，毋宁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具体情景下的生动化。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实现了理论与经验、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实证的高度统一与有机结合。“一方面，唯物史观是实证方法的认识论依据，没有唯物史观的逻辑思辩，实证方法的运用就会失去明确的方向，从而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科学；另一方面，实证方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没有实证的运用，唯物史观将失去它的逻辑起点和客观依据，从而

也难以发展出严谨的社会科学”［4］。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实证精神的弘扬

现代化的进程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是近代世界的历史主题并深刻地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文化上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传统价值、规范权威的倾覆，开始强调摆脱前提的理论预设、追求事物的本来面目、倡导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孔德将社会学同哲学分离出来并强调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微缩。作为几乎同时代的马克思亦无法逃脱时代的影响。在分析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马克思就经常以肯定和赞赏的口气说他们的著作是诚实的研究，遵循了严谨的客观的科学方法。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更是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前提不是某种哲学，而是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已有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首先不是学说而是社会运动，是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至于共产主义理论，则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追求社会知识的科学性、真实性为其最终的理论依归。

首先，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来看，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欧洲社会实证观察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晶。18世纪下半叶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席卷了欧洲大陆，其在创造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更是彻底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则是小生产者的无产化、无产者的大量增加以及劳动者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这种严重的社会阶级对立局面引发了此起彼伏的无产阶级斗争浪潮。也正是这些社会事实使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继续进步甚至不会使无产阶级的状况有丝毫的改善，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与空想社会主义建构理论的路径相反，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从抽象的人性概念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事实出发，依据科学的、实证的精神，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剖析总结出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

其次，从科学社会主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来看，它力图摆脱意识形态的预设，努力客观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貌。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关系的表现。这种想象关系是个人对世界的认识与世界真实之间只能是一种非同一性的关系。而意识形态则遮掩了这种非同一性，通过阐释或制造姿态代替现实的做法来制造一个想象性的有意义的现实。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往往制约着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方法和结果。正是对意识形态规制作用的强烈体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坚决摈弃了一切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主张摆脱先天的理论预设，一切从社会事实出发，还世界以真实。这种科学的、实证的精神恰恰就体现在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之中。一般广义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理论之间相互统一、密不可分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产过程出发，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总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本着实证的精神，以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商品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层面分析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斗争理论的最终形成。科学社会主义以其稳定的物质前提而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假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5］。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困境及出路：

实证方法的反思与研究中的“价值关联”

实证研究一度主宰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掌握了近代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在这种背景之下，科学性往往被等同于实证性。然而理论的演进却不断地向纯粹的实证性提出挑战。人们在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的行为有时真的能够离开人的主观建构而完全依赖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社会学流派正是针对实证主义研究中人主观意义的缺失而开创了一条完全的不同的理论进路。当然，作为一个生活在没有了统摄性价值观的现代社会的思想家，韦伯同样要对科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这一时代要求做出回应。韦伯主张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原则，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要回避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以自己的价值观、物质利益去影响科学分析的过程。然而，韦伯不同于实证主义者之处，在于其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关联的深刻体认。“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的无穷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支配研究者及其时代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在研究方法上，指导性的观点对于建构在研究在中将被使用的概念系统非常重要”［6］。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中，无论是对象的选择还是加工都无法逃避价值观的前提预设，完全、彻底的实证研究很难实现。但是“价值关联”绝不是与“价值中立”水火不容，其在社会科学中的普遍存在也绝不是否认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研究背后的相关价值。正如阮新邦所言，“在研究的方法学上，韦伯却一贯地指出一旦这些相关价值被确认后，我们便有了一个客观程度来审核研究的客观性和有效性”［7］。

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对世界做出实证、客观的回答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它的“价值关联”在哪？作为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当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长期理论指导思想时，能否避免自身滑向意识形态的宿命？勿容置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性理论，有着强烈的阶级关怀。反对者长期以来也正是抓住这个“把柄”来贬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科学性进而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却不能针锋相对，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建构以及缺少理论根基的空洞宣传上。事实上，如前所述，“价值关联”的存在不是判断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对待社会理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清醒地意识到“价值关联”规制作用的基础之上，努力做到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但是在理论实践中，如果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过于教条化、表面化，便会无形中将其中的“价值关联”成分无限放大，掩盖住其自身固有的科学精神，进而导致理论现实解释能力的下降和发展的困境，给反对者以口实。因此，通过对“价值关联”的充分体认，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品格的再次维护完全成为了可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2-8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5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4］马克思.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法论初探［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

［6］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9.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6

关键词：俄罗斯 科学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转向

abstract: as worl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ary shape",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 rise not only correspond to we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lso is soviets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ing, and as a domain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general philosophy of soviet ideological trend overal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60's.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ical 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pp.42,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 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 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 ，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苏]в.е.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贾泽林等译,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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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弗拉基米尔•让诺维奇•凯列:《论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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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панцхава и.д.(москва), пахомов б.я.(бийск) ,предмет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еия в област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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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иалектик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1972, №6.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7

【关键词】小学科学；科学概念；发生定义

中图分类号：G6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01-0036-02

科学概念是构建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科学概念也是科学思维的基本单位。小学生在科学学习中获得科学认识、展开科学思考，也依赖于科学概念的建立。科学事物的发生方式和其来源是小学生容易感知和理解的，小学科学课程中的很多科学概念是以发生定义的方式获得的。

一、发生定义的内涵

发生定义属于概念的内涵定义。内涵定义：一个概念的内涵，则是该概念所代表、指称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区别性特征，通过这些属性或特征，能够把这类（或这个）对象与其他的对象区别开来。内涵定义的主要构成是属加种差定义。属加种差定义是先找出被定义概念的属词项，然后找出它与同一个属下的其他物种之间的区别，简称“种差”，并以“被定义项”的形式给出定义。

二、典型归纳中发生定义的应用

典型归纳推理的前提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个体。这样的个体通常是根据一类事物的定义属性来选择的，这种定义属性，可以看作这类事物质的内在决定性。这也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也被称为科学归纳法。首师大版科学教材第六册《勺柄是怎样变热的》一课，对“热传导”这一科学概念是这样描述的：温度不同的两个物体接触时，温度高的物体会向温度低的物体传递热；同一个物体，也会从温度较高的部分向温度较低的部分传递热。这个概念是从热传递的发生条件（接触）和发生过程（传递）进行定义的，属于概念的发生定义。而在教学中，采用如图1所示的实验装置，即用一根金属棒作为典型代表，根据其热的传递所得到的传递规律将推广到所有固体。这种概念获得的逻辑方式，是典型归纳。也就是应用典型归纳法，寻找固体热传递的特点，从而作出发生定义。实验现象：蜡烛烧铜棒一端，直立的火柴（用凡士林将其粘在铜棒上）先后掉落。引发问题：为什么火柴会掉落下来？火柴掉下来的先后顺序说明了什么？引导学生分析，火柴掉落，是被烧铜棒变热，使凡士林熔化。这里运用了转化的方法，把无法观察的热（安全考虑，不能触摸），通过粘火柴棍的凡士林的熔化反映出来。火柴掉下来的先后顺序，说明火焰把热量先传给接触火焰的金属棒、距离火焰近的金属棒又把热量传给距离火焰远的金属棒。得到判断：火焰可以说是一个物体，金属棒可以说是另一个物体，两个不同的物体相互接触时，热从高温传向低温；同一个物体，比如铜棒，它的热量是从高温处传向低温处。同时需明确：火焰与铜棒的接触，铜棒内部各部分间的接触，构成这种热传递的条件。展示热传递过程的实验和对这个过程所呈现信息的分析，使学生对“热传导”过程达到明显感知和理解。这时，学生可以顺畅获得发生定义的“热传导”概念。

三、求同归纳中发生定义的应用

求同归纳是指在不同环境中，都有一个因素总是存在，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现象，则这个因素与这个现象存在因果关系。同样是“首师大版”科学教材第六册《勺柄是怎样变热的》一课，课件提供了直铁丝、“S”形铁丝、“弓”字形铁丝、“米”字形铁丝，如图2。也是利用凡士林将火柴粘在不同形状的铁丝上面，引发学生猜想：用蜡烛烧这些铁丝的一端，其上粘的火柴棍会怎样？实验现象是：无论酒精灯给什么形状的铁丝加热，酒精灯火焰的热量都是先传给接触火焰的铁丝，接触火焰的铁丝再将热量逐渐传给没有接触火焰的铁丝。可以看到，在所提供的四种不同情景中，都有一个因素存在，即火焰加热；都产生了相同的现象，即热由高温传到低温。这是思维方法———求同归纳法的使用。概括得出认识结论：当温度不同的物体接触时，温度高的物体会向温度低的物体传递热；同一个物体，也会从温度较高的部分向温度较低的部分传递热，此时也要引导学生注意热传递过程的接触性。对每一个实验而言都是充分感知热传递的发生过程，通过发生定义的方式获得“热传导”概念。这就是在求同归纳中发生定义方式获得科学概念的应用。若作为拓展或概念应用练习，可以进行追问：如果把“米”字形铁丝无限加密，会变成什么形状？（圆形），教师此时呈现圆形的平底锅，并继续提问：如果给平底锅进行加热，热会怎样传递？这样的问题设计体现了科学概念的解释和预测功能，同时通过这样的问题设计来拓展、加深学生对传导的认识。

四、小学科学教学中应用发生定义要注意的问题

1.把握科学事物发生的过程和来源，是建立发生定义

概念的基础上面两个教学案例，都关注让学生自己通过实验去体验、感知传导发生的过程，并在体验、感知的基础上让学生将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进行描述，之后指导学生对描述的内容进行本质判断，即抽象，然后再进行概括，即将实验中使用的具体材料一般化和普遍化，这样学生就明白了传导概念发生的过程和来源。

2.观察实验的设计要能够呈现科学概念的发生过程和来源

无论是指导学生通过对一个实验现象的分析来建立科学概念，还是指导学生通过多个实验现象的分析来建立科学概念；无论是指导学生运用典型归纳法、求同归纳法等哪种思维方法来建立科学概念；无论是运用了转化法、放大法等哪种实验方法来提高学生的感觉和直觉，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学生在实验中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概念发生的过程，基于此教师的观察实验设计要体现直观性、典型性的特点。同时考虑到小学生的动手操作特点，观察实验还要做到操作简单。上面所述实验设计，揭示传导发生过程就做到了直观、典型、操作简单，它为学生建立传导概念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经验。

3.关注概念发生的条件

首师大版科学教材第六册明确要求教师要指导建立三种热传递方式：传导、对流、辐射（传导、对流、辐射的定义方式都是发生定义）的概念。同时教师还知道，建立这三个概念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学生能够对生活中的这些现象进行准确判断并能够利用这三种热传递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此教材还单独设计了《保温和散热》一课来考查学生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应用情况。这就提醒教师不但要指导学生认识发生定义的发生过程，同时也要指导学生认识发生的条件。总之，在小学科学教学中，要区别出哪些科学概念的定义是用发生定义的定义方式进行定义的。针对这样的概念，教师要注意指导学生通过典型、直观的实验，让学生亲眼目睹、亲自体验到概念的发生过程和来源、条件，同时指导学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观察实验中所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形成科学概念，为学生科学概念的迁移和灵活应用打下基础，进而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更高效。

参考文献：

[1]陈波.逻辑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2

[2]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第五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93.

[3]叶宝生.小学科学教学观察实验设计的依据和方法[J].课程•教材•教法,2013,12:69-72.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物理教学；唯物主义；科学精神

初中《物理课程标准》对初中物理教学更注重了对德育教育培养的要求。在每学期开始，教师要结合该学期物理学科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状况，在明确物理知识和能力培养目标的同时，对该学期的德育教学目标、方法、手段、内容进行详细计划，保证物理教学中的德育教育有序进行。笔者谈谈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德育的理解。

一、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可行性

1.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渊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物理学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远远超越了西方其他国家，因此，在有关史料中记载着许多关于物理的知识及其发展的内容，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比如，在讲授“磁场”时介绍指南针，地磁场中的磁偏角，相对运动时的“神舟七号”，这些都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大批优秀的物理学家献身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事业，这些优秀感人的事迹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

2.物理学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渗透。中学阶段所学的“分子动力论”是对扩散现象的宏观解释，但扩散现象实质是分子运动，这一过程是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具体体现。牛顿第一定律，是在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尔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推理、概括出来的。因此，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好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材，只要将这些素材融入到物理概念、规律的讲解过程中，就能达到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问题的目的。

3.物理学能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学生在实验学习中会受到良好的科学素养训练。通过实验学习，培养学生严格操作、认真实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而树立学生主人翁的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在教学中，重点对中外科学家发现的重要定律和原理作详细讲解，可以培养学生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如英国科学家焦耳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积 30余年实验研究，做了40多次实验，为能量守恒定律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法拉第刻苦自学，经历十多年研究，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二、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有效方法

1.结合物理实验教学，培养严谨科学精神

初中物理学科中的科学精神教育，与其他学科相比，有着丰富的内容优势：（1）学生可以通过亲自实验来认识事物的本质，避免死记硬背的不良倾向，培养学生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2）在有序进行观察、实验的活动中，避免随意性，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3）依靠科学实验验证物理理论的正确与否，培养学生不盲从的怀疑精神和批判创新精神；（4）在需要几个人协作的物理实验中，培养学生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特别在探究式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尊重事实，勇于战胜困难和团结协作的科学精神。总之，利用物理学科的天然优势，以物理实验为主线，结合课堂教学，对学生进行严谨的科学精神教育。

2.细读世界物理学史，树立人生观价值观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应多向学生介绍世界物理学史，使他们体会到蕴涵其中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习那些曾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物理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热爱和平、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些永远是对学生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良好素材。如在讲浮力时，介绍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死在罗马士兵的刀下，留下的是“给我留下一些时间，让把这道还没有解完的题做完”。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学生的精神支柱，是德育的深层次问题。物理教师要充分认识到物理学科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素材，注意收集和挖掘，同时还应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人生，成为具有高尚品格的物理人才。

3.培养良好道德观念，健全个性心理品质

在物理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诚实严谨、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锲而不舍、永不服输的顽强品质，刻苦钻研、勇于进取的探索精神，遵守纪律、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独立追求、勇于创新的心理品质，等等。例如在讲电学时，介绍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在讲授放射线时，适时穿插介绍居里夫人历尽辛苦发现新元素，为纪念祖国波兰，将其命名为“钋”；在发现镭后，拒绝高价购买，无偿奉献让人肃然起敬。课堂不仅是知识传递的殿堂，更是人格养成的圣殿。在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更应培养其成为人格健全的人。

4.联系生活生产实际，培养科技创新意识

通过对物理学的研究，人类可以认识自然，不断的进行科技革新，达到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为人类服务。追溯历史，伽利略、牛顿等对力学的研究，卡诺、焦耳等对热学的研究，法拉第、麦克斯韦等对电磁学的研究等等，促进了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等方面的发展。联系近年来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之神速。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应把生产、生活实际等引入教学内容，并在课外科技活动中向学生介绍一些科技常识，使学生明白物理知识的广泛应用。同时，应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励学生的动手实践，在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

5.关心生态注重环保，实现和谐持续发展

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中学各科教学的主题，也是现代德育的核心。科学技术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进步与和谐又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但是科技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正、负效应，培养学生关心由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社会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教材中世界水日，我国已探明的煤、石油、天然气的储量，电磁污染，南极臭氧洞，常见干电池和使用注意事项等等。在物理教学中结合这些相关知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观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德育应由远及近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大部分章节的德育因素并不突出，而是融汇在对知识点的讲解过程之中。因此应将德育教育渗透于具体的知识讲解过程中，德育的重点在于渗透，即在讲授物理学科教学内容时，将德育内容隐性地穿插于课堂教学内容当中，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物理知识与技能的同时，也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运用“物理学科文化”感染学生，用“物理学科美”陶冶学生，用“物理学科史”知识激励学生，用正确的“物理学科观”指导学生，用现实“物理学科模型”鼓舞学生，用优良的“物理课堂文化”影响学生，从而更好地把道德教育融入到物理教学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