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范文
时间：2023-11-13 16:20:08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1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技伦理；科技立法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自科技革命以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迅速发展，尤其是人类步入21世纪后，科技发展水平以前所未有的时速突飞猛进。因此，人类传统的道德观念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上世纪的西方，科技伦理产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目前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并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如网络伦理、生态伦理、基因伦理等。但是道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科学研究或技术应用中，科技工作者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还不够，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科技道德和科技法律作为防止科技异化的两道控制线，备受关注”。科技立法“是繁荣科学技术，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重要措施”，所以，科技立法问题尤显突出。
一、科技道德与科技立法的关系
科技道德和科技立法两个名词中都含有“科技”一词，说明它们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运用等过程有关，那么首先来看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二者反映的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统治阶级总是将本阶级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使之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因此，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法律反映的道德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治阶级的道德。首先，道德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其次，道德水平的高低影响着执法的质量；再次，道德调整有助于弥补法律之不足。总之，“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一是起源不同，道德是在人类早期的劳动和交往中产生的，法律是随着经济、私有制、国家、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二是表现形式不同，道德通常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之中，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多为规范性法律文件；三是反应内容不同，道德侧重于人们的义务，法律强调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四是实施方式不同，前者的实施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等，后者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五是调整范围不同，道德的调整范围比法律广泛得多，不仅包括属于法律调整的人的现实行为，还包括人们的思想、品格等。
（二）科技道德与科技立法。在科技伦理发展初期，人们更多的是针对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制造过程中的行为进行道德理论的论述、阐明科学技术和道德的互动关系、新技术革命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挑战、伦理学在新技术革命影响下新发展等问题。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科技道德的主体不仅包括科学家，还包括科技成果的使用者；调整范围不仅包括科技共同体的内部道德规范，还包括科学研究者、使用者的社会责任。如此广泛的主体和关系范围，仅仅通过道德，以内心信仰、社会舆论来进行调整和监督，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科技成果一旦开始应用于生产领域，种种新的社会关系就会相继出现，法律问题也就接踵而至。科技立法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应运而生的。比如，人们对克隆技术的担忧远远超过它所能带来的利益，国际上呼吁建立完善克隆技术的法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生物技术、核技术、环境保护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经济、科技之迅猛发展，科技工作者面对的诱惑和干扰也是空前的，当其不能坚守内心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时，那么“科技之恶”便不足以防范，只有将科技道德的底线上升为法律，才足以强制、惩戒这些对人类社会有损的行为。
二、我国科技立法现状
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不仅需要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作指导，也需要社会主义法制强有力的保障。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科技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颁布了20多个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的法律制度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进步法。该法是我国科技领域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是有关科技立法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并有几点基础作用：第一，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全面发展；第二，保障科技工作的稳定发展；第三，加强对科技工作的管理；第四；推广及普及了科学技术的应用。
（二）关于技术合同的法律。1987年6月23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该法对我国技术商品化和技术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之后，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该法并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中，使之规定更为准确、详尽。
（三）保护科技成果的法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相继颁布了《专利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并加入了一系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对一些发明、技术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给予奖励。
（四）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科技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生态环境问题，为此，有关森林、草原、矿产、土地、海洋等自然资源保护的立法均已出台，为实施经济发展观的转变，依法保护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加速并完善科技立法
虽然我国已有许多科技法律规范出台，但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能力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对许多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之上的、与最新学科革命趋势一致的尖端、创新的高新技术的规制，传统的道德规范已不能加以控制，需要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指引科技向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因此，要加强对我国科技立法的建设。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健全《科学技术进步法》这一法律。该法自1993年10月实施以来，对其他科技立法具有指导和约束功能，不过同时该法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要想更好地为我国科技立法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完善。首先要明确科技法律关系中的后果责任问题。法律规则由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法律后果是法律对个人和组织的依法行为或违法行为的评价和处理，规定法律后果的目的是通过制裁确保法律得到遵守与执行。1993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共62条，其中大多数是鼓励性、倡导性条款，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不利于对科技行为进行监督及制裁。2008年7月1日，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此条为新增的禁止性条款，与上部法相比已有相当程度的进步；在法律责任一章中也较以前之规定内容更为丰富、详尽，可以看出立法者已经认识到法律责任的重要性。不过，对于违反了该二十九条应如何承担责任，该法还是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完善配套的科技立法、加强专门性的科技立法，是下一步要做的重要工作，使整个法律体系成为和谐一致、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
（二）加强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立法。迄至20世纪四十年代之前，能得到科学家们普遍关注的科学伦理问题基本上局限于科学圈子里的不道德现象。即弄虚作假、争夺优先发现权、恶性竞争、窃取抄袭等。事实上，上述科学道德规范只适用于科学技术组织尚缺乏高度社会化和灾难性破坏力的历史阶段。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在更广泛领域的表现把它同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高新技术扩大了技术的二重性，如当今有关变性人的争议、试管婴儿的功过、安乐死的评判等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道理，这正反应了科技道德价值取向的主观性。生物技术就是很典型的二重性表现，如转基因技术，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指出，“能杀死玉米螟害中的改良玉米的花粉将落到临近的马利筋属植物上去，它会杀死大王蝶的毛虫”。在1999年7月，美国的Monsanto公司研制出一种重组牛生长素，用于提高牛奶产量。而兽医认为该激素对牛有很多副作用――残疾、生育问题及遗传病。患病不仅导致牛的痛苦，而且需要用抗生素治疗，这些抗生素进入牛奶并最终进入人体内，从而担心对人类“导致产生过敏性反应和抗生素抗性”。
在不久的将来，这类转基因问题也会出现在我国，其他高新技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我们不能等事情出了再想办法，如我国出现的“毒奶粉”事件，亡羊补牢固然是一种补救的办法，而提前预防更是一种良策。我们应借鉴国外类似事件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预防高新技术危害性发生的法律、法规，明确主体、权利和责任，不至于放任发展和在不利后果到来时一片混乱。
（三）与国际科技立法相接轨。现今，国际社会已经发现，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1997年5月13日的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上，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反对克隆人的决议，因为克隆技术的发展会产生史无前例的道德后果，并呼吁医生和研究员“自觉自愿地避免参加克隆人类的活动”。不过这个决议只是从道德角度指出人们应该干什么、不应做什么。之后，欧盟19国1998年1月12日签署了一项禁止克隆人的国际条约，为禁止克隆提供了法律支持，对此我国也表示了赞同。
在国际环境保护中，道德的约束功能尤显软弱，各国认同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的活动中运用指定的国际法或国际条约的重要性。为此，各国召开了一系列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会议，签订了众多条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国际环境法，如《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等。我国应积极参与到世界环保行动中来，加入国际性条约，并将其移植或借鉴入我国的环保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四、结束语
从古代的科技与道德“同一论”，即知识就是美德、科学就是道德；到现代的科技与道德“统一论”，实现了从“是”到“应当”的过度，达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科技行为仅用道德来约束是不能够保证其发展方向的，必须加上法律这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手段。道德来约束人的内心、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科技立法以国家强制力促进了社会伦理规范的落实，这种双轨的调整机制对于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必要，希望这两者的配合，能使科技成为永远为人类服务的动力。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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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2
abstrac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60 years since 1949. it develops more perfect, but there still are some problems. therefore, from the problems of legal and policy normative system of chin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this paper discussed chin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关键词： 现代科学技术体制；法律政策规范；措施
key word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legal and policy norms；measure
1 中国科技体制的法律政策规范体系构成
科技体制是指从事对科学技术的机构设置、管理研究、职责范围、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整套国家层面的结构体系和制度设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法制建设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科技立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三部综合性科技法律和《中华人民个共和国专利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几部专门法律；《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科技成果奖励条例》、《自然科学奖励条例》、《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例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等十几部行政法规；还有《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科技成果登记办法》、《国家科技项目承担人员管理的暂行办法》、《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等若干政府部门规章。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科技体制的法律规范政策体系的基本构架：第一，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全面发展的制度。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贸易、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等制度。第二，依靠科技进步，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包括关于促进人口科学发展、减灾防灾、以科技促进医药卫生水平和社会公共设施水平，推动运用科技手段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度等。第三，促进科技发展的投入和保障制度。如关于科技投入的保障制度、科技奖励制度以及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科技进步事业的制度等。第四，加强科技工作管理的制度，如科技工作管理体系的制度、有关国防科技、科技信息、生物资源出入境、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制度。
2 中国现代科技体制的法律规范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法律以社会为基础。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全面进步，我国的科技法制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对我国科技体制的法律规范政策体系还存在的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
2.1 我国现有的科技立法还存在很大缺陷 其中表现在：已有的法律规定稀少并且过于僵硬，操作性不强；法律中存在较多的空白和漏洞，制约了法律效力的全面发挥。立法体系不健全，由于缺乏整体设计、周密规划和严密部署，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文献中；科技立法还存在法律之间缺乏衔接，系统性不强，配合欠缺、相互重叠；大量与科技活动有关的社会关系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等弊端。如国家和地方科研经费的来源、管理、使用也没有法律依据；科技发展与管理的基本法还没制定，各类所有制形式的科研机构的性质、任务、权利、义务及其不同的法律地位等也都缺乏法律予以规范；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尽快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调整。怎样继续抓好科技立法工作，构架既能适合我国国情，又能引导我国科技事业尽快向前发展的科技法规体系，是我国科技法制建设中应注意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2 在科技法律人才的培养、科技执法、司法、执法的监督检查等重要方面，都差强人意 现有的科技法律、法规中，对负责实施的主管部门的任务没有明确规定，有的虽然规定了却没有及时组建符合要求的执法队伍，并且现有的司法人员队伍数量不够，有的素质也不高，完成他们比较熟悉的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理都比较费力，遇到涉及一些科学技术问题的案件就更力不从心。例如：执法检查人员忽视了技术商品的特殊属性，把科技成果按照有形商品、一般物质财产处理，不承认知识的价值和创造性，不承认技术开发的风险性和技术服务，把技术咨询的收入视为贪污和受贿；科技人员的正常兼职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公正的执法和司法需要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保障，这包括人大监督机制、行政系统自身的执法监督机制、新闻媒介监督机制和群众监督机制，目前我国这几方面的机制都不健全。科技法制建设迫切需要一批既懂法律又懂科技的人才，但是要使一大批科技法律人才迅速成长，还需要一个过程。
2.3 各级领导、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健全科技法制、对推动科技进步的重大作用缺乏深刻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法制建设才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受到应有的重视，得到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惯性影响，全民族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在领导干部中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3 完善中国科技体制的法律规范政策体系的措施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进程滞后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事业发展的进程。我们应该从这些薄弱环节入手，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科技法制建设的进展。
3.1 完善科技立法工作 在我国的现阶段，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量新的立法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如航空法、原子能法、基因技术法；同时，因生育技术进步而出现的试管婴儿及其所导致的亲子关系、抚养关系和继承关系发生变化，计算机创造作品而引发了著作权归谁所有的问题等出现，对传统的法律提出了挑战，使得许多原有的科技法律法规就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这就需要确立新的立法指导思想，修改或者颁布新的法律法规，使科技法制体系得到不断的完善和配套，使科技法更具法律的特性，由国内本位立法向国际立法发展，更好的保护科技上的利益。
3.2 必须严格科技执法、改进和加强科技司法工作 这是整个法制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严格科技成果检验检测程序，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和权威科学机构，严格科技法规的执行程序和主体资格的认证，认证的程序要公正。
执法人员的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执法的好坏。目前执法队伍的现状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存在着执法违法、徇私枉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是执法队伍的素质偏低。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一方面要注重法律人才的培养，不断向执法队伍输送新的血液，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现有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整顿，要给他们补法律知识业务课，补职业道德教育课。对于肩负实施、执行科技法律、法规、规章这方面任务的执法人员还要补必要的科技基本知识课，这样才有可能要求他们秉公执法。在办理有关科技工作的案件中，除了办案人员本身的素质原因外，还要增强他们对科技客观规律的认识，增加他们对科技知识的了解，善于听取科技专家的意见，充分理解科技实业和科技事业的战略意义，尊重科技人员的智力创造成果。这样将能保证科技案件得到比较公平的审理判决。
要做到严格执法，还必须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制约监督机制。监督检查，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予纠正，督促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公正执法；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法律、法规、规章在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映，予以修改。因此要建立多层次的监督制约机制。包括：权力机构的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行政领导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互相之间的监督；监察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
3.3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意识和法律意识 做好对科技法律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加强对有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学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国民的法律意识和遵守科技法的自觉性。如法官、律师、法学研究教学人员，就需要他们提高的科技文化素质，从科技的内容和方法那里获得有益的启示，提高法律贴近科技领域的显示程度，从而自觉地运用专业知识为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科技人员群众，如发明家、科学家、技术实业家、科技研究学者，就应该增加相应的法律知识，能自觉地寻求法律的帮助，克服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中人为的障碍因素，保护自身权益，从而增大科技研究成果的产出率。除此以外的一般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具备了科技意识和法律意识，就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科学，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和舆论环境，推动科技法制建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科技法规建设是我国亟待完善和发展的工作，我们希望，在科技发展过程中能够有健全的法律保护社会、人民的利益，达到科技和社会的协调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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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3
《科学技术进步法》自1993年10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科技工作发生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其中有关科技工作的大政方针迫切需要从法律角度予以确认；科技工作的成功经验，亟待上升为法律予以普遍施行。任何法律都有个经过实践检验而完善发展的过程，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几经修改就是明证。科技法律作为一个新的法学体系，尤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律体系方面，更需要不断探索；《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法律的“基本法”，对其他科技立法具有指导意义；适时修改完善可起到提纲挈领之功效；况且《科学技术进步法》已施行8年，对其修改的过程，也是个宣传、动员、组织社会各界进一步重视科技工作的过程。本文试图就《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改问题谈点看法：
一、对科技认识的深化亟待用法律予以确认
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中央根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大战略；它不仅仅是指导科技部门的行为 准则，而是指导全国科技工作的行动纲领。科教兴国实施几年来的显著成效也说明，这一决策英明正确。因此，迫切需要把科教兴国的战略以法律形式确认，通过法律保障使其成为调整全社会科技关系的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
党的15届5中全会在关于“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建议中把“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作为指导方针之一，随后由国务院提出计划纲要草案，经全国人大批准，正式写进“十五”计划。
把科技进步和改革开放并列作为两大动力，摆在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党和国家对科技进步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科技进步和改革开放一样，都是强国之路，这一重要命题，需要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用以规范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的行为。
二、《科学技术进步》的调整对象亟待修改
一是《科学技术进步法》要把相关的国家行政组织纳入调整范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经济建设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而《宪法》和《组织法》又赋于了各级政府经济管理和科技管理的职责，因此科教兴国是各级政府的最大任务，各级党政第一把手都要亲自抓第一生产力。适应这一要求，《科学技术进步法》必须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承担的科技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下来。
国家行政组织是我国科技行政主体的主要承担者，但这一特点并不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相对人。也就是说某一级政府，政府有关科技、财政、税务、工商、人事等部门在科技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地位时，它便成为行政相对人。现行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仅仅对科技管理部门的法律责任予以明确，而没有把其它国家行政组织中涉及科技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明确下来，亦没有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是《科学技术进步法》要把国有企业及科技计划的受益人纳入调整范围。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技法律要考虑公有制为主体这一中国国情。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科技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负有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责任的国有企业更需要明确其在科技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高新技术企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获得科技计划支持的企业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丰富的科技实践为科学技术进步的修改奠定了基础
资金、人才和环境是制约科技进步的突出障碍，而《科学技术进步法》恰恰在这些最紧要的问题上过于笼统原则。例如，对政府科技经费的投入只提到“国家”“国家财政”，而没有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财政”提要求；且只讲“逐步提高”投入水平，而没有定量要求；只有科学技术经费增长的相对数要求；而没有经费基数和绝对数增长要求。至于“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就更谈不上了。针对地方科技投入不足问题，各级科技部门从1995年开始，通过创建科技兴市、科教兴市先进城市，采取倡导鼓励的办法，促进了地方科技经费的落实；从1998年开始，各地通过实行党政科技目标考核责任制的形式，督促科技经费的落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需要总结完善成为法律条款，加之，政府科技投入不到位的地方仍不少，的确需要以国家法律形式，从定量要求上予以规范，使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特殊的强制力。在解决科技创新的资金方面，政府除加大财政投入作为引导外，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为扶持手段，虽然目前出台了不少这方面的政策，但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没有关于有关部门不执行这些政策的制裁办法，致使这些政策落实的难度大，不少企业只能望梅止渴。
为鼓励高新技术发展，创造科技创新的软硬环境，全国相继成立了53个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各地纷纷创建科技园区，落实人才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便捷服务，打造优良的基础设施，某些地区如北京市还出台了有关条例。这些成功经验都需要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中予以肯定，通过法律规范予以推行。
近几年来，涌现了一大批重视人才，重视研发投入，加大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的优秀企业，为《科学技术进步法》规范企业科技行为提供了大量生动实例。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引导企业加大投入的同时，必须发挥法律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此外，走出科技立法的误区，加大科技执法检查的力度，也是修改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执法检查监督，就发挥不了法的作用；而仅有检查，没有制裁处罚，就没有体现出法的权威和震摄力。因此，《科学技术进步法》应当在规范法律后果方面，对科技工作的不作为行为制定惩罚性的法律条款。
四、其他立法不能替代《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改
以上笔者从三个方面说明《科学技术进步法》在内容上修改的必要性。而涉及法律的修改，要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才行。能否采取法律解释或行政法规的立法途径来解决呢？
法律解释只涉及“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显然法律解释不能解决笔者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采取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办法也不能代替《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改。首先，两者立法层次不一样，《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法律的基本法，对科技法律体系建设具有指导作用，是其他科技法律的上位法；如果其在有关重大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上不明确，势必影响下位法的制定。其次，科技法律关系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和其他部门法、经济法的衔接问题；唯有作为科技“基本法”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专门法才能较好地解决可操作性问题。第三，《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改滞后已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科技法的前瞻性、预测性要求必须立即着手《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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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苗 湖北省襄樊市医疗保险处 441021 0710-3536799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4
1.科技金融立法数量多
仅在2006年——2011年期间，共有71项科技金融立法。
2.涉及的主体多样化
当前，科技金融立法的主体，包含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11个，国务院直属机构6个，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个，中华全国总工会1个，大型国有企业2个。
具体包括：
涉及的具体国务院组成部门：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劳动和保障部、商务部 、国土资源部 、建设部、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
涉及的国务院直属机构：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知识产权局 、海关总署。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外汇局。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银监会、证监会、 保监会 、中科院、社保基金会。
国有企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其它：中华全国总工会。
3.科技金融立法的内容范围广而散乱
科技金融立法的内容涉及到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工商、税务、人事、知识产权等方面，但内容杂乱，相互之间衔接不够紧密，各项法律法规的体系化较差。
4.立法规格不够高
立法形式主要是部委规章，缺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高规格的、统一的科技金融基本法。
二、国外科技金融立法情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国家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推进科技立法，特别是进行科技金融综合性立法。如：法国于1982年和1985年即分别颁布了《科技方针与规划法》、《科研与技术发展法》，1999年颁布《技术创新与科技法》，对《科技方针与规划法》、《高等教育法》等与科技相关的法律进行修订和补充。日本于1994年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于1995年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俄罗斯于1995年通过了《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韩国于2001年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于2002、2003年及2004年1月和9月共进行了四次修订。墨西哥于2002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法》。这些法律尽管名称各异，内容详尽不同，但都以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为宗旨，具有科技金融领域基本法的性质。特别是，法国、韩国重视跟踪科技金融发展的新态势，及时对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使立法既有鲜明的时代性、现实性，又有前瞻性、预见性。
综上所述，由于现有的制度创新跟不上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促进科技发展的法律制度保障不足。
三、建议内容：提升规格、相互配套、形成体系
1.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金融法》
当前，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科学、经济学问题，也涉及政治、法律问题，必须通过综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工具的途径来加以解决。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部门都是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公权力源于公民的授权，权力运行的宗旨在于实现公民的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尽管政策也可能达到在相当程度上容纳公众意见的状态，但与法律的制定机制相比，它从本质上看仍是一种人治的决策机制。在我国，立法本身是建立在有广泛代表性的民意机关的基础上，而且有一个相对民主的立法程序作保障。这使法律的制定基本上是反映民意的。为此，在促进科技金融发展上，尽量将可以法律化的政策法律化，克服政策的缺陷。
2.完善相关配套性法律规范
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科技金融发展的配套性法律体系，充分发挥立法在指引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运用法律手段规范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相关主体行为。把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加快形成制度保障机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保障。在法律制度上，应当逐步建立起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较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
在融资方面，建议由科技部、银监会、中央银行共同制定《科技型企业贷款实施细则》。在细则中规定各商业银行可以单独设立科技支行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园区及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这样可较为专业地解决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资金匮乏、信息不对称等现实问题，弥补现有银行体系及银行功能上对高新科技创新支撑不足的缺陷，成为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有效结
合点。
3.通过立法推进金融制度创新
借鉴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经验，通过立法，鼓励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资本市场相关机构，与有上市意向的科技型企业对接，大力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产价值评估等服务，构建科技企业上市便利通道，进而形成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4.完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5
新科学、新技术[1]的迅速进步正在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危机。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计算机技术，天文科学、宇航科学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最直接地冲击着社会诸多重要伦理规范。这些重要伦理规范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诸如辈分、性关系等伦理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神之间的伦理关系。上述重要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新科学、新技术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大挑战。
例如，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克隆（生物复制）技术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克隆人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人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尽管克隆人甚至克隆其他动物的技术还远谈不上成熟，但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呼声已经是甚嚣尘上。虽然目前从实定法角度来看，各国对于克隆人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在美国、日本等国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了对人进行复制的行为。
那么，针对新技术和新科学的发展对人的伦理观念的冲击，作为调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科技立法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应禁止伤害人的伦理情感或引起人的厌恶的科学实验呢？对于上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行为所采取的立法态度必然直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脚步，同时也必然影响人们的态度的转化和演进，因此，这一问题十分值得思考。笔者以为，确定科技立法的立场，首先应该确定立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而后，以从人类历史进程来认识科技发展、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为基础，在逻辑地分析法律在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地位的过程中得出结论。
二、 对科学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分析
从科技[2]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关系。
首先，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冲击人的伦理观念，并且引起伦理观念的改变。人类基本伦理价值之一——宗教伦理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的发展促使宗教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本身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包含着许多的信仰和表现形式。”[3]在古代，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是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正是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演变成了现代一神教的。图腾崇拜的对象是某种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山等无生命之物。而人对自己上述崇拜对象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不断认识，这些崇拜对象逐步失去了作为人类心灵寄托的权威性。中世纪时期，作为一神教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督教中的核心价值——上帝，在客观世界中也拥有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天堂”。这一时期的天堂不仅是抽象的，不仅是人类心灵的归宿地，同时也是具体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人类赋予了“天堂”以客观认识上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人和上帝及“天堂”间是有可循的物理通道的。而随着天文学研究的进展，人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使上帝和“天堂”失去了在天上的存身之处，逐步演化为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归宿地。按照基督教代言人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就是：“正如这个世界承认教会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教会也明白它自己从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中得到益处。教会从以往世代的经验中，从科学的进步中，从隐藏在各种文化中的财富中得到益处，由此更强烈的光芒将照耀人性，通往真理的新的大道展现出来。”[4]
从人类基本伦理之一的人人关系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传统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以生理关系为依据的，即父母之间的两性关系决定了父子、母子关系。父母之间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子女才是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同时也是法律所接受的。而主要是在人工授精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这一伦理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出生的子女与其母亲的丈夫如何确定关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养育父亲”与“遗传父亲”之间，“哪一个是对他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以美国为例，“人工授精技术刚在美国开展时，该国法院对这类（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的出生裁定为非法。”而到了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则规定，凡由指定的开业医师进行的异源人工授精并且附有夫妻两人同意书的，子女出生即具有婚生子女身份，并且这一规定已被列邦法律。[5]事实上，许多国家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关系的所谓“父亲”，不再与其所谓“子女”有任何关系和权利义务。
其次，历史也表明，人类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总是限制科学的发展。还以宗教伦理来考察，中世纪的西方有着著名的以宗教伦理的规范借助法律的力量制约科学研究的事例。欧洲被广泛接受的人神伦理的代表——罗马教皇及基督教会，为了维护上帝造人和人是上帝之子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也就是中世纪的核心宗教伦理）得以成立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在认识领域提出进化论和日心说的科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科学家们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审判，企图利用法律的力量阻止科学的发展。
经验的历史表明，以伦理规范限制科学研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可行性的，只有打破旧的伦理界限，科学研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事实上，尽管伦理规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但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最终会改变伦理规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伦理规范随着科技成果被接受的范围扩大而不断演变。应该看到，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只是暂时的、可变的，法律与伦理规范的一致性也必然是暂时的，而科学的发展是稳定的，具有恒常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在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关系中应扮演科学卫士的角色，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
三、 科学技术与伦理的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分析。
学者认为，“人是那种必须有某种善的标准的生灵。人如果不以自己所处的这种境况为前提，即不首先断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善“的，那么就不可能从这种境况中解脱出来。”[6]伦理就是这样一种作为人的“善”的标准的社会规范。在“我们喜爱或选择一个东西——物质客体、行为方式、观念或理想、个人而不是选择另一个东西时，价值评价就出现了。”而“价值是既能令人满意又能使人完善的经验。”[7]可以说，正是基于伦理的规范，人们得以对自己的行动作出预期，并在预期中获得安全感和情感上的满足感。
但是，伦理一旦成为既定的社会规范，它同时也必然是对人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束缚和制约。理由是，人类既有的伦理的规范都是基于经验、习惯和惯例形成的，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学者认为，“许多负责任的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主观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道德价值起源于人，其基础正是人的智慧和习惯。不存在可普遍使适用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的效用依赖于历史的、文化的或其他条件。”[8]从社会表现形式上讲，虽然人们参与伦理观念的创造，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伦理价值只是其既定的 生活环境，是其不得不接受的环境因素，其主动性往往只是选择，人们的伦理观念是选择的结果，被动接受的结果，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诺兰等认为，“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惊骇地发现人民群众是多么容易接受堕落的宗教、残忍的政府、偏执的家族以及自称的道德代言人所宣扬的价值标准。”“许多人事实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在受别人价值观的影响与左右。”事实上，在新的社会现象面前，“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仍在受到不厌其烦的反复宣讲。”[9]既定社会架构中的传统强势阶层往往通过制造推销自己的伦理观来保存自己的地位、抵抗社会革新的力量。
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人们基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是人解放自己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尽管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同样要继承前人的成果，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规律是统一的，因此，前人的科学成果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科学技术真理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因此，一方面，科技进步具有相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只有独立的理性思考才是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同时，科技史表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具有加速发展的特征。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技术进步是随着科技总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快前进的步伐的，尽管不是每个科技成果都是划时代的，但我们可以说，科技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另外，尽管人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和对方向的一定程度的把握，但由于世界规律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人的思维的复杂性和发散性，以复杂发散的人类思维来认识复杂繁复的世界规律，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往往就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在人类的未知世界面前，人的主观预测具有不稳定性，稳定的认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
分析表明，科学技术和伦理的关系是矛盾的。以稳定的、被动的、可预测的伦理为基础指导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是不符和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本身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法律以伦理为基础来确定立法的方向，其必然结果是制约科技发展。
四、科技和伦理的矛盾统一
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伦理道德的关系放到人性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二者矛盾的本质是人理智的一面和情感的一面的冲突造成的。作为心灵和智慧的统一体的人类，既有对未知世界无尽追求的渴望，又有无法把握命运时心灵寄托的需求。智慧的一面往往体现为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对哲学、历史以及社会现象的思考，体现为不懈的追求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而作为心灵的一面，人类又往往承认既定的现实，以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可预期的时间、空间，按照可预知的规范以可预知的方式活动，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和对自己命运的预测。从这一角度来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变化是人自身两面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人类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他的心灵随着他的智慧的增长而不断调整其归宿之地。对自然界一无所知的原始人类把动物、石头作为自己的来源和寄托，而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人又把自己的心灵寄托给了上帝、佛祖和真主，一旦上帝、佛祖和真主被科技发展赶出了天堂，人类又发现了现代的唯物主义，以自己为自己的上帝。这些都表明，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发展是在人类心智的统一体中矛盾地存在着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看，二者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革命力量和社会保守力量的冲突的体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10]相对于伦理规范来讲，科技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是活的生产力的表现，因此，科技发展不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科技进步是被统治阶级的福音。科技进步能够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必然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而伦理规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必然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并往往以法律的形式成为被统治阶级的枷锁。事实上，我国古代的礼法制度对既有秩序的维护和对新科技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奇技淫巧”的伦理判断不知断送了多少次中华民族的腾飞机会！
而如果我们从哲学角度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的矛盾是量的积累和质的界限的冲突。如前所述，既然科技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而伦理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那么，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科技的发展必然最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也必然导致伦理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的变化是恒常的，是生产力发展的量的积累，而伦理的变化则是生产力发展引起上层建筑质的变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统一性的基础是科学研究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从而引起伦理的变革。在新的伦理基础上，科技和伦理二者会达到暂时的统一。因此，科学技术是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形成过程中的革命因素之一，也是社会伦理规范渐进过程中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伦理的螺旋式上升。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会在新的社会伦理规范中达到统一。
五、立法的价值取向、可行性和具体态度
法学家一般认为，法律同其他社会秩序一样，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些价值一般包括自由、平等、社会福利等。尽管道德标准也是法律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作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道德标准要低得多。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分析基督教道德标准——“爱”与法律的关系时认为，“耶稣——表明，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起他（耶稣）所要求的低得多。”[11]由于科技发展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科技立法的角度来考虑法律追求的价值的话，作为立法者制定规范科技行为的法律，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应是加速科技发展，从而增加社会福利。我们应该也只能把社会福利作为科技立法的核心价值。
以法律手段促进科技发展的可行性在于，与伦理相比，法律更具备理性思考结果的特点，因此，法律比伦理更具有导向性和超前性的一面，从而立法采取和社会伦理不同的态度，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伦理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基于前文对立法价值取向、可行性以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论
述，笔者以为，科技立法应采取辨证统一而又有所侧重的的立法态度。针对引发伦理观念危机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开发行为，立法者首先应采取的立法态度是：法律应重点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不对科学研究进行干涉。当然，尽管法律和道德伦理不同，道德也不是法律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但人性尽管复杂，道德伦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法律具有一致性，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尊重人的伦理情感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并且，由于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对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必然进行伦理价值判断，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如果“不合俗”，完全不顾及伦理道德，其有效性是有限的，也不利于法律的施行。因此，法律的制定也要体现对人的伦理情感的尊重。
那么，我们从上述两个大原则应该引申出什么样的具体原则呢？
笔者以为，具体来讲，要体现以下几个具体原则：
一：保障科学研究权利是科技立法的首要原则。我们应保障公民从事科研可技术改造的权利，但对于伤害人的伦理情感的科学研究不能用政府资金予以支持。理由是：政府资金来自民间，是税收，人民群众不支持的科研当然不能用人民群众的钱来支付。同样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对民间资金只能采取采取不干涉主义。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预测性），某一领域的科研尽管现时可能伤害人们的伦理情感，但最终也有可能成为科学新成果，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同时，对一种科研成果往往会有不同看法，作为国家机构应采自由主义，而不是横加干涉。就拿克隆人来讲，尽管许多人反对，但也有人认为，克隆人可以解决夫妻双方不育或有遗传性疾病或不愿意自己的后代有别人基因的问题。[12]
二：信息对称原则。对于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来讲，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将产品的形成和形状在市场范围内公诸于众，从而真正形成公众的选择权，保护其情感。由于知识产权是消极权利，是将科研成果公布和开发者收回投资的最佳途径。而人们既然有基于伦理价值判断的权利，因此，应该把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通过知识产权渠道公之于众，让人们通过货币投票来进行自主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或淘汰伤及情感的产品或形成新的伦理规范。同时，对于投入市场的科研产品应进行明确的生产方法、形状、后果的标注，以利人们进行判断，进行自主选择。
三：限制范围、消除后果和恶意承担责任原则。所谓限制范围、消除后果
原则是指为了尊重人的伦理情感，对于那些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实验应该严格限制在实验室范围内进行，而且要对环境污染等后果承担消除责任。对于无法消除的影响应采取恶意承担责任的原则。
——
「注释
[1] 新技术、新科学当然是相对于已有技术、已有科学知识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技术、新科学是有特定内涵的。但同时，技术的进步是以不断的技术淘汰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也是以不断的深化认识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新技术、新科学事实上就是“技术”和“科学”，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这里之所以强调“新”字，是从历史和人的心理角度而言的，因为所谓对于人观念的冲击事实上是有着上述内涵的“新事物对人演变相对滞后的既有的”旧“观念的冲击。
[2] 这里“科技”一词的内涵同注1.
[3]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48页。
[4] 《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签署。转引自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288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版。
[5] 王志毅、姜展红，“人工授精技术的相关法律问题”。
[6] 爱德蒙德。拉。B.彻波尼亚，《冷酷的心》（纽约花园城：达布而迪，1955年），28页。转引自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3页。
[7]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6页。
[8]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14页。一般来讲，道德是伦理的同义词。
[9] 同上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505页。
[11]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5页，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6
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法律
高职教育横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领域，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这与高职院校教学条件和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符合。高职院校天然地承担着教育学生的职责，但并不是唯一的责任承担者，培养高职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是家庭、社会和高职院校共同的责任。实践证明，在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作用，能更有效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
一、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的内涵
产学研结合是指科研、教育、生产各部门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我国产学研结合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的“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明确了以市场为导向，鼓励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使企业成为科技研发和投入的主体；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与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产学研结合强调个主体之间的“结合”，要求相关主体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产学互动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非简单的利益结合。
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是相关社会主体之间为了推动技术创新的共同目标结合而成的有机体，主要包括：高职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在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中高职院校是实施教育活动、开展科学研究的天然主体，它有科研设备和师资队伍，自身能够开展科研活动获得技术突破，也能为企业提供科研服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科研设备条件也较强，部分科研机构能够承担大型创新活动，这是大部分高职院校和企业不具有的优势。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对市场发展信息更为了解，更能选择适合市场需求的项目进行技术研发，从而减少新产品的市场风险。
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基础是基于各方主体意思一致，其有效的运行还需要各主体的有机配合。首先，高职院校的教育水平是基础。在以高职院校为主的产学研结合中，科研活动的开展以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条件为基础。教师在产学研结合中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又能指导教学，突显出产学研结合对高职院校教育水平的提升作用。其次，充分发挥科研机构的作用。科研机构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主体，并以其专业的科研队伍和科研设备来开展科研活动，是获得新技术突破的重要保障。再次，企业的积极参与是关键。企业参与产学研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创新成果的市场风险，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在给予其一定优惠措施条件下能更好地提升其参与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例如：创新技术的优先购买权，税收减免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等。从更深层次来讲，企业参与产学研活动是其肩负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使命，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
二、产学研结合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产学研结合的良好开展除了各主体的积极参与还有赖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激励和扶持。我国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法律、法规较多，散见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政策之中，常见的有《高等教育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它们明确了产学研结合的主体、权利、义务，并为产学研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指导和激励措施。以法律为依据，以政策为导向，2007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成立了推动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旨在破解产学研结合在政策、体制方面面临的障碍，推动产学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国家创新体系的背景下，提升产学研结合的质量越来越重要，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一定的瓶颈和制约，已经不能满足产学研结合的需要。
1、我国没有对产学研结合进行专门立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促进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结合的专门立法，有关产学研结合的法律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法律、法规在对产学研进行规制时，存在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有部分领域没有相关法律进行规制。已有的法律在产学研中介组织服务、风险投资、科技投入等方面还没有进行相关规定，这不利于产学研结合活动的更好开展。
2、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
从已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对产学研结合的支持多为原则性条款，例如：《科技进步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相结合；《高等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事业组织之间开展协作，实行优势互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这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不利于产学研结合活动的开展。
3、法律、法规之间衔接不紧密
《科技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是科技创新领域的母法，对整个技术创新和产学研结合立法有指导作用。截止目前，《科技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还没有制定，国务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条例。缺乏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力配合，支持产学研结合法律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不强。
三、促进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的立法建议
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引导、激励其开展生产活动。高职教育产学研的顺利开展需要法律的保障，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能够更好地推动产学研活动的开展。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能满足产学研结合活动的良好开展，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立法活动。
1、制定《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
从保障产学研结合的实效出发，需要一部强有力的法律规范来指引。由国务院制定《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符合现有状况，其制定程序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更简便，也能达到推进产学研结合良好开展的目的。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可待《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实施较成熟时，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产学研结合创新法》，以彰显国家对产学研结合的重视。《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应以《科技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依据，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国家创新体系为背景（指导思想），其内容包括：产学研结合创新主体制度、财政支持制度、金融扶持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奖励制度、创新成果流转制度等。《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应考虑与上位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配合，也要考虑与科技政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有机结合。
2、产学研结合的税收优惠
产学研结合创新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能够产生新的技术成果，带动产业升级，同时，也能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对产学研结合的激励应是多方面的，税收优惠是其中重要部分之一。企业在产学研结合创新所发生的科研费用应加计扣除，对企业购买的用于创新活动开展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抵扣；高职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产学研结合创新中购买的用于创新活动的机器、零部件和实验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产学研结合创新活动，对主要科研人员在产学研活动中的收入减征或免征个人所得税；对高职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产学研结合创新成果的转让收入免征或减征所得税。
3、产学研结合的财政支持
专项财政资金支持是政府对产学研结合的又一重要支持政策。从目前来看，国家重视通过专项财政资金支持技术创新活动，已有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再配合以地方政府的专项财政资金形成了支持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体系。支持产学研结合的专项财政资金项目还比较少，只有部分地方政府设立了产学研结合创新的专项财政支持资金，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门的支持产学研结合创新活动的专项财政资金。在《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制定中应明确地方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设置专项财政支持资金，再配合其他支持创新活动的专项财政资金，更好地满足产学研结合的需要。
4、产学研结合中介信息服务平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其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信息不对称就是市场缺陷之一。在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中，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创新活动的良好开展。在产学研结合之初，高职院校、企业、科研院所都在寻求合作单位，但苦于信息不畅，不能较好地找到满意的合作伙伴。建立产学研结合的中介信息服务平台，将各主体的信息汇总并，满足产学研结合主体和其他市场主体的需要。产学研结合创新存在风险，一方面是来自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风险，另一方面是创新成果能否被市场所接受的市场风险，产学研结合中介信息服务平台能够提前让各主体了解市场信息，从而规避市场风险。产学研结合中介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对风险投资的引入，创新成果的转让和创新成果的转化都有促进作用。
四、结论
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提升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的必然选择。法律为产学研结合活动的良好开展起到激励、指引和规范的作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在促进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原则性规范较多、可操作性不强、衔接不够紧密等问题，不能满足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对法律、法规的需要。由国务院制定《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既能满足产学研结合的现实需要，又能尽快地指导产学研结合创新活动的开展。在《产学研结合创新条例》中明确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政策、中介信息服务体系、金融扶持政策等，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促进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的法制保障体系，以真正达到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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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7
摘 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三者之间相互促进，有着微妙的关系，科学指导技术的发展，发展的技术又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得我们的认知得到了提高，又有助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当前的自然辩证法起到了指导科学与技术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通对科技发展的哲学思考，可以加深对科技发展的了解。科技发展在于人才，在于创新，还在于正确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推进科技蓬勃发展，推动社会持续进步。本文就科技发展的哲学底蕴进行初步探析。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技发展,辩证法 ,
一、科学技术发展所体现的自然辩证
1．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促进
技术发展一般是落后于科学的发展的，往往是由新的科学发现推动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发展都是不停的创新，事实上科学一向是在不停的创新中使得自己不断发展的，技术也在科学的带领下，不断的推出新的技术。当前的制造业中，许多制造技术与科学发现是密不可分的，如X射线的发现，就出现了深层X射线光刻掩膜技术。后者更是我们在微细加工中最具开发潜力与应用潜力的加工技术。这些科学发现是推动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先进的技术可以制造出更先进的、更精密的工具，可以使得许多在当前难以制造的工件变得易于加工。如原子力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要求其探针非常的尖锐，最好在其针尖处只有一个原子。这在以前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在早些时候，原子的发现还是通过间接的证明来发现的，更不用说去制造一个针尖处只有一个原子的探针了。然而由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发明，使得我们在微观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得其制造变得可能。 技术的发展又促进科学的发展。原子力显微镜的发明使得我们人类在观察微观世界更得心应手了。比如，我们可以研究物体表面的结构对其自身的性能的影响等。 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2．创新观
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科学技术的创新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历程。然而，它们自身也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得到发展。放眼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在不停的自我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中前进的。如地心说可以解释太阳的升起与落下，而日心说则不仅可以太阳的升起与落下，还可以解释许多其他的天文现象，当然，目前对宇宙的认知更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了。因此，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中，我们只有不停的创新才能得到发展。
二、科学技术发展是对辩证法特征和规律的自觉运用
科技的发展是辩证法运用的结果，需要辩证法的指导。
1. 体现了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孤立的事物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恩格斯在谈到普遍联系的“辩证图景”时指出, “当我们透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构成的复杂系统,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体。坚持科技发展, 将会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更均衡、更环保、更优化、更包容。科技发展对其他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2. 体现了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观点
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总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 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和动力, 良好的发展理念将引领社会取得巨大的进步, 相反, 不良的发展理念将导致发展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是写在书本里的教条, 它体现的是时代的精华, 它要丰富和发展就必须与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时代以及具体的实践过程密切结合起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 我们党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 适时地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 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发展的经验教训, 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自觉地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统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向。
3. 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它们揭示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普遍本质, 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的最一般的规律。科技发展的过程就是三大基本规律描述和展示运行的过程, 因此要发展科学技术, 就必须把握好事物运动的基本过程。
遵循对立统一规律, 就要把握好事物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 对立统一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一对基本关系和基本属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的结果。矛盾既有普遍性, 又有特殊性, 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实现科技的发展, 就要做到眼前和长远的统一、全局和局部的统一、渐进和突破的统一、横向和纵向的统一以及上下和左右的贯通。
遵循质量互变规律就要把握好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关系。质和量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 质量互变是客观存在的规律。由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极其复杂, 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种多样且丰富多彩, 要实现科技的发展, 就不能急功近利, 要克服急躁情绪, 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努力做改革和发展的促进派。
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就要把握好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关系。肯定和否定是事物内部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因素, 二者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 具体道路是曲折的, 甚至有倒退现象发生。要允许探索不同的途径, 宽容暂时的失败, “风物长宜放眼量”, 建立起鼓励创新发展的纠错机制。要敢为人先, 勇于冒尖, 准备曲折, 不怕反复, 以“好事多磨”、“事缓则圆”的心态, 自我革新, 浴火重生。
三、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哲学思考的当代意义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添加一个诅咒。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不是少数和少数民族的发展，也不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而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是否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应该得到公平的发展；人类发展也指的是不仅是现代人的发展，它应该包括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应追求局部和暂时的利益，而且应该追求整体、长远利益。短期利益的风险，应该记住，追求整体、长远利益和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我们永恒的方向。
（一）科技发展应注重人才培养
指出：“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事实证明，大到宇宙飞船，小到一根火柴，从生活扩展到社会领域也都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息息相关。人可以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认识世界，同时也可以改造世界。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会思考，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改变，以促进社会与自身的发展。科技发展的主体包括个人和集体。纵观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重大科技发明主要是个人的贡献，如爱迪生发明的照明系统、贝尔发明的电话等，蕴含了个人创造的结晶，表明了个人的才能与智慧，但个人创造的技术仅占少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科技创新归根到底，就是大众创新发展，只有让每一个劳动者参与其中，科技发展才有更广阔和更坚实的基础。
（二）科技发展应注重创新
科技发展在于创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过于注重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胜利的果实”，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如若一味追求效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势必会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应着重加快科技创新的进程，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机器化的劳动，使得人们待在同一位置重复同一动作，人似乎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放弃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了必要的交流与沟通。我们的技术创新是为了减轻人们的负担，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为自由时间创造更大的空间。
（三）科技发展应注重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
毋庸置疑，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引发了众多的问题。制造机器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减轻工人的负担，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得工人在机器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压抑了人的天性。因此，在技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协调好人与科技的关系。一方面，人是科技的发明者、发展者、传播者。另一方面，科技对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我们不应把人与科技的关系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两者之间是双向的。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篇8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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