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1

关键词内生增长；税收竞争；收入分权；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0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1

近年来对环境污染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也使得这一问题再度趋热。环境污染问题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尤其是现阶段的雾霾天气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分权的过程，中央政府赋予地区政府的更多的财政自使得地方政府过分追求功绩而招商引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放松了对环境的监管。所以深入探究影响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针对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作用的研究较多，如，国外学者Beeker和Lindsay研究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原因[1]。Wilson[2]和Raushcer[3]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与收入增加，可能会采取降低税负或放松环境监管与治理的行为。Chirinko和Wilson研究认为地方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污染会采取“骑跷跷板”策略（不同的污染治理策略）[4]。国内学者崔亚飞和刘小川利用中国1998-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中对废水和固体废物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对二氧化硫排放反而放松了监管与治理[5]。刘洁和李文利用中国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负降低促进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增加，而地方政府实施宽松的环境政策改善了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环境问题，却增加了工业废水排放量[6]。张宏翔等利用中国2005-2012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竞争倾向于加剧废气和废水的排放，倾向于改善固体废物的环境问题[7]。

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统计方法的不同都使得研究结论呈现多元化。一方面学者研究发现提高分权程度会使得环境污染加剧，如，Sigman利用全球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水污染具有正向影响[8]。张克中等利用中国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碳排放）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俞雅乖利用中国200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正向影响[10]。另一方面少数学者认为分权程度的提高不会加剧环境污染，反而改善环境，如，Millimet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负向影响[11]。薛刚和潘孝珍利用中国1998-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污染排放规模具有负向影响，财政收入分权对污染排放规模的影响不一[12]。谭志雄和张阳阳利用中国1994-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污染排放具有负向影响[13]。

本文创新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探究影响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首先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出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作用于环境质量的理论框架；其次同时关注税收竞争、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然后将收入分权作为一种通道考虑，研究分权通道下，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后将总体划分为东、中、西部①三个地区，研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贺俊等：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中国环境污染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2理论模型

本文在Davoodi和Zou[14]模型的基础上，将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质量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构造出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作用于环境质量的理论框架。

2.1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由四部分要素构成，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k、中央政府政府财政支出f、地方政府财政支出s以及环境污染强度z。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则产出水平y为：

y=f（k，f，s，z）=Akαfβsγz（1）

其中，A表示技术进步率；α+β+γ=1，z∈[0，1]。

2.2消费者行为

设u为折现总效用，u（ct，et）为福利的瞬时效用函数，c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的人均消费。ρ表示时间偏好率。e表示环境质量。消费者在自身的和政府给定的预算约束以及环境约束下选择它的消费路径来使得贴现效应极大化，则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Ω=∫∞0e-ρtu（ct，et）dt（2）

其中，u（c，e）=c1-σ11-σ-（-e）1+ω-111+ω，σ表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ω表示环境意识参数。

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就是税后收入都用来消费和积累，即：

k・=（1-τ）y-c-（δ+n）k（3）

其中，τ表示税率，δ表示资本折旧率，n表示人口增长率。

根据Aghion和Howitt[15]的研究，环境质量e用实际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来表示，则环境质量变化的动态方程为：

e・=-yzψ-θe（4）

其中，θ表示可能的最大再生速度，ψ表示污染程度指数。

2.3政府行为

政府达到收支平衡，预算约束为：

g=τy=τAkαfβsγz（5）

其中，g表示财政总支出，g=f+s。

2.4竞争性均衡求解

考虑以上因素，建立在人均消费水平c上的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问题是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则最优化增长问题为：

max∫+∞0u（ct，et）e-ρtdt

k・=（1-τ）y-c-（δ+n）k

e・=-yzψ-θe（6）

对式（6）构造Hamilton泛函：

H=u（c，e）+λ[（1-τ）y-c-（δ+n）k]+μ（-yzψ-θe）（7）

在式（7）中，λ和μ表示Hamilton乘子。由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得：

H1c=0，H1z=0，H1k=ρλ-λ・（8）

综合以上式（1）、（5）以及（8），最终可求得在均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为：

gc=c・1c=11σ（1-τ）ατ1-α1αA11αf1gβ1αs1gγ1αz11αψ1ψ+1-δ-n-ρ

（9）

由式（4）可得：

e・1e=-yzψ1e-θ（10）

在均衡平衡路径上有c・1c=e・1e，由式（9）和（10）可得：

e=-στ1-α1αA11αf1gβ1αs1gγ1αzψ+11αk1（1-τ）ατ1-α1αA11αf1gβ1αs1gγ1αz11αψ1ψ+1-δ-n-ρ-θσ

）

由式（11）可知，本文已构建出宏观税率τ、财政分权s/g作用于环境质量的理论框架。

2.5主要结论

对式（11）求关于s/g的偏导数，发现e/（s/g）

对式（11）求关于τ的偏导数，发现e/τ

在上述两个结论成立的条件下，本文给出命题1：透过收入分权通道，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被加强。

为了验证理论结论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并验证命题1的正确性，本文将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3经验研究

3.1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理论结论的正确性，本文以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为因变量，以税收竞争强度和收入分权为自变量。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envit=α0+α1taxcompeit+α2fdit+∑51k=1βkxkit+εit（12）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不仅研究税收竞争、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还深入探究通过收入分权通道，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否改变。因此，本文引入税收竞争与收入分权的交叉项，研究分权通道是否会改变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调整后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α0，α1，α2，βk为模型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3.2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的面板数据包括除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市2003年至2012年的环境污染指标、税收竞争指标、收入分权指标、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贸易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环境规制的历史数据（因为的部分指标难以获得原始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国家数据库和中宏数据库公布的年度数据。

核心变量：环境污染综合指标（env），沿用谭志雄和张阳阳[13]构建的环境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具体为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基本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收入分权指标（fd），采用贺俊和吴照[16]对其的测算方法，用各省人均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与（人均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人均预算内中央本级财政收入）之比表示；税收竞争强度指标（taxcompe），现阶段我国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策略主要体现为税率竞争，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来降低地区的实际税负，从而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而准确衡量各地区税收优惠的关键在于测算资本有效税率。因此沿用王佳杰等[17]衡量税收竞争强度的方法，具体为全国的资本有效税率与地方的资本有效税率之差衡量各个地区的税收优惠程度，其中资本收入有效税率=资本征税/资本收入，资本收入=资本征税+营业盈余。

xit表示影响环境污染的一些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贸易开放水平（open）：用各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urban）：用各省城镇就业人数与全部就业人数之比表示；环境规制（rug）：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GDP之比表示；市场化水平（market），用各省当年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经济增长率（grpcgdp）：用各省当年和其后3年的人均实际GDP 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

3.3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用ADF检验来确定核心变量的平稳性。观察ADF统计值所对应的P值，以此判断变量是否平稳。判断标准为：当P

结果

Test

resultsD（env）1-18481 81（0，0，0）10000 01平稳D（fd）1-17134 21（0，0，0）10000 01平稳D（taxcompe）1-15897 71（0，0，1）10000 01平稳注：检验形式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期 k 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和SC值最小为准则。

35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

由于模型2和4使用的是面板数据，需要先对实证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回归检验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表2所示的模型2和4中Prob（H）均小于1%，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式（12）和（13）。模型1和3的估计结果中的二阶序列Arellanobond对应的p值均大于10%，拒绝二阶序列相关假设，因此说明回归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性。回归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10%情况下，除模型2中的市场化水平系数外，其他系数均能够通过系数显著性检验，此时F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小于显著水平为10%，说明回归模型也是显著的。模型2和4是基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与模型1和3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各经济变量回归系数符号一致，系数稍有差异。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无论是模型1、2还是3和4，反映税收竞争强度的税收优惠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在通过各类税收优惠降低实际税负来招商引资，放松了环境监管，从而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收入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越强（李鼎和赵文哲[18]），地方政府为了

更多的财政收入而偏向于“GDP至上”的项目，挤压了政府对环保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忽视了环境治理，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收入分权与税收竞争的交叉项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税收竞争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执行降低实际税负的优惠政策，以至于对环境放松了监管，加之收入分权高的地区，财政收入自主度高，地方政府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选择能给自己带来高收益的项目，所以说收入分权强化了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作用，换句话说透过收入分权通道，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被加强。这一结果佐证了命题1的正确性。

继续观察控制变量可知：贸易开放水平ope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贸易开放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技术水平和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最终降低了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城镇化水平urba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过快、机动车数量增加过快和使用频率过高、城市建设步伐过快，在这些过程中均产生环境污染物。环境规制ru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严厉使得本辖区企业的排污成本加大，促使他们使用先进的技术和清洁能源，从而降低了环境污染。市场化水平market的回归系数为正，原因可能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能源资源的消耗量过大，从而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经济增长率grpc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36区域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DumE、DumM、DumW）来探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别用虚拟变量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赋值1，对其他省份赋值0，这样，东、中、西部省份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差异虚拟变量向量为（1，0，0）、（0，1，0）、（0，0，1）。具体的计量模型为：

表3所示的模型5、6和7中Prob（Hausman）均小于1%，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式（14）。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无论是包含所有控制变量还是剔除部分控制变量，东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有限，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来提振本地区的经济，这样可能会降低环境保护的门槛，放松环境监管，从而会加剧环境恶化。而东部地区也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实际税负来招商引资，使得本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但是一方面东部地区本身具有优越的经济实力，有足够的财力支持环境污染的治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富裕地区居民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迫使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去治理环境污染，所以说东部地区税收竞争不会加剧环境的污染，反而有益于环境的改善。

4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推导出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作用于环境污染的理论框架，理论分析收入分权、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联系。然后，为了验证理论结论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表现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表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竞争通过收入分权通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被加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税收竞争有益于环境的改善，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却加剧了环境污染。

根据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财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行。利用财税手段引导企业治理污染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应予以行政上的制度规范。第二，完善我国的分权体制。从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的正向关系来看，未来应适当合理的分权，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使其能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第三，中、西部地区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控制。中央政府应引导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将政府支出偏向于环保支出，从而改善环境污染问题。中、西部地区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提振本辖区的经济，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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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Competition，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and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E Jun1LIU Liangliang1ZHANG Yujuan2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2

1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的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规律。美国学者Grossman和Krue-ger[1]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质12年的变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质量随人均收入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情况,其变动趋势呈现倒“U”型关系,这个假说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假说,诠释了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路径形成问题。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自由贸易将会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向着污染加重的方向转移,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经济结构作用的效果是使得污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环境质量也呈现出“先恶化,再改善”的情况。自由贸易很可能会改变生产技术,从而改变单位产出的环境损害。

Copeland、Taylor[2]利用南北贸易模型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虽然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但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随后又对南北贸易模型进行了修正与扩展,研究结果是贸易自由化使发达国家环境得以改善的程度远远小于使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加剧的程度,国际贸易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并由此提出了“污染避难所效应”和“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认为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商品价格和产地是独立的,虽然存在着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但是贸易自由化仍会使产品价格趋于一致,当产品价格一致时,工业区选址的决定因素是成本。如果各国除环境标准外,其他的条件都一样,那么那些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和地区就成为了污染避难所。

EstyandGeradin等人研究认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各国会竞相降低各自国家的环境质量标准,来维持或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出现底线赛跑或环境标准竞次下降的现象。[3]“环境标准竞次”假说也称为“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假说,该假说是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原理,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地悲哀”的发生过程,他们认为因为自由贸易使得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失去竞争优势,为避免损失产生,各国竞相采取比他国次优的环境政策,从而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标准下降,出现环境标准“竞次”现象。

Barrett研究认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可能会产生。Ropker提出,贸易自由化所引致的“环境标准竞次假说”会令某些国家的环境标准崩溃,因为污染者有可能会将其生产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天堂”,所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是值得怀疑的。

ElisteandFredriksson等学者研究认为,“环境标准竞次”的论点缺乏足够证据的。ElisteandFredriks-son研究了出口竞争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环境管制标准的影响。在对农业部门的分析中,没有发现充分证据可以支持“环境标准竞次”的结论。Wheeler研究中那几个吸收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中国)的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并没有准确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污染控制的状况。

关于环境“向底线赛跑”假说,前提假设是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较低的环境标准是资金流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假定却不一定成立。另外,关于“向底线赛跑”假说的经验研究大部分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完成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环境规制都在加强,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该假说确定的证据。因此,“向底线赛跑”假说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在国际上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看法。

2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贸易与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晚。余北迪[4]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负的规模效应大大超过了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总效应为负。李慕菡[5]通过对中国污染产品的进出口额经标准化处理后的贸易差额和贸易份额的定量计算,得出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存在污染的跨境转移。沈利生、唐志[6]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SO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污染排放强度低于进口污染减排强度,因此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污染减排。然而巨额外贸顺差以及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的下降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污染排放的逆差,而出口产品结构的恶化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杨万平、袁晓玲[7]基于1982—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指标,通过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长期动态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出口贸易则恶化了我国的环境,出口贸易是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得到证实。李慕菡、张连众[8]计算中国与东盟五国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的双边贸易经标准化处理后的贸易差额和贸易份额,研究发现中国在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对高、中、低三类污染密集度产品主要以净出口为主,或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且高污染密集度产品和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份额较大。中国在与菲律宾的双边贸易中,主要表现在对高污染密集度产品净进口。在与泰国的双边贸易中,主要表现在对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净进口。徐圆[9]以制造业及其进出口品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并特别强调加工贸易和FDI在这其中的作用。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3

关键词工业结构；大气环境效应；LMDI分解方法；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1-0157-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22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灾害的频发，人们逐渐意识到能源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不仅仅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2-3]。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4]、Torras[5]、Selden[6]等学者通过分析经验数据先后提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影响环境质量变化的重要因素，Stern[7]研究1973-1990年64个国家SO2变化驱动因素后发现，产业结构调整起到增加排放的作用，贡献率达到14%-22%。Llop[8]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法研究1995-2000年西班牙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影响，表明产业结构对污染物减排作用明显。Grossman与Krueger[9-10]等学者采用分解分析方法定量研究了经济规模效应、行业内技术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对污染物排放变化的贡献率，这种研究被广泛运用于当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分析。我国学者钱雪亚等[11]通过研究浙江省经济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的边际效应以及相关性，认为工业结构调整减缓了环境质量的下降速度，王海建[12]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产业技术变动、需求结构变动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刘文新、张平宁等[13]以资源型城市鞍山市为例，分析三次产业与环境污染物的互动关系，表明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对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影响最大。贺丹等[14]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环境效应，分析污染密集型产业变动引起的环境效应。总体来看，尽管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但目前对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仍然很薄弱，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单一产业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作用渠道与作用机制进行详细的研究，缺乏对三次产业整体以及更细产业门类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评价；在研究区域层面上，对市域、县域产业结构与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较多，缺乏对省域层面上产业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较多，缺乏定量研究。

伴随着经济规模高速和超高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大气环境质量的恶化首当其冲。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产业地域布局的核心，工业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鉴于上述研究背景以及山东省的实际状况，本文采用LMDI分解方法，研究1991-2011

年山东省工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大气环境效应，为山东省工业结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环境效应分解模型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4

[关键词] 国际贸易 环境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环境问题已成为构成未来世界格局以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虽然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却产生了很多冲突。由环境保护引发的贸易争端已成为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的焦点,绿色壁垒成为贸易变化的新形式。

一、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概述

长期以来,斯密的绝对优势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经典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理论都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独立的要素考虑在内。以这些理论为依据进行国际贸易时,国家只考虑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比较利益,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特别是在跨国资本流动频繁的现代经济中,发达国家通过投资将“三高”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学术界开始将环境纳入到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扩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众经历了三个阶段:环境本位阶段、贸易本位阶段和新环境本位阶段。第一阶段环境本位阶段以探讨最优环境保护政策为核心。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兴起了绿色运动并很快波及到全球,贸易与环境问题引起了广泛重视,经济学界开始关注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这一阶段的研究着重于环境问题,侧重研究环境标准和政策、通过税、费、许可证制度解决环境外部化问题,对于环境政策和标准如何对国际贸易、社会福利和比较优势的影响是这一时期主要争论的内容。

第二阶段即贸易保护阶段,研究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核心。这一阶段的研究焦点是贸易自由化对福利和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以及不同环境标准所引发的污染转移。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新环境阶段的研究重点又回到了环境保护上,围绕跨国界的污染和国际环境问题的探讨比第一阶段更为深入和广泛。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研究解决国际环境的外部性、探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等国际环境问题的贸易政策、制度以及对贸易自由化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贸易有害论和贸易有益论。有害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贸易规模的扩大加速了环境破坏,促进了有害物质和生产过程向环境管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加速了全球环境的恶化。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有cropper和 grifiths等。贸易有益论则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而通过贸易限制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只能造成进一步的扭曲。贸易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了环境保护技术,促进更有效的环境管理,加强了环境变化的国际合作。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keynes.j.m., ayres, grubel, koo 和stevens等。

二、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的理论研究

1.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的机制

grossman & krueger建立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模式,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scale effect)指贸易和经济扩张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贸易扩大了经济规模,对环境和资源造成更大的压力,如果生产结构和技术水平不变、又缺乏有效的环境政策法规的监管,经济规模扩大的结果会引起了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污染排放量的增加,产生环境恶化的负效应;另一方面,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国民收入,消费者更偏好于标准高的环境质量,人们更有兴趣和能力进行环境保护的投资和技术创新,产生环境治理改善的正效应。研究表明,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规模的环境负效应影响可能更大,污染会上升,但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后,环境污染就会趋于下降。

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是指贸易所导致的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会随价格的变动在各部门间重新配置,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的生产扩张而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下降。一般而言,一国在经济发展早期,贸易会导致经济结构向污染更为严重的部门转移;在经济发展后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促进经济结构向低污染部门调整。即在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贸易的结构效应是使环境污染水平先提高、后下降,环境质量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指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可能改变生产过程的技术应用从而改变单位产出的环境损害水平。技术效应取决于传统技术和外来技术的经济效益的比较。如果有利于环境改善的外来技术更具有经济效益,就会替代传统的恶化环境技术,环境质量得以提高;否则,如果导致环境恶化的外来技术更具有效益,传统的改善环境的技术就会退出生产领域,恶化环境质量。

2.污染天堂说

pua & esty1997年提出的“污染天堂学说”指出,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各国为了维持或增强本国竞争力,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标准,出现“向底线赛跑”的情形。如果各国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在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也存在差异,随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断扩大,污染产业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在经济发展早期,出于经济或其他考虑,发展中国家往往降低环境管制的标准,更多地生产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而环境管制严格的发达国家也会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贸易将环境成本从进口国转移到出口国,贸易自由化加重了这一问题:发展中国家专业生产并出口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合理”的贸易形式将污染“卖”给发展中国家,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恶化。

三、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大量的学者也进行实证的研究检验理论,分析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和范围。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uts curve, ekc)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grossman & krueger通过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和环境恶化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即,尽管短期内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消极的,但长期将改善环境的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较低时,环境质量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收入水平超过临界值时,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环境质量趋于改善。由于各国污染源和类型不同,这个拐点也不相同。这意味着环境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环境问题,而低收入国家没有必要实现环境保护措施,这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了ekc的陷阱。这一研究结果很快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自grossman & krueger,包括rock , hannes, seldon, song 及张晓、范金和胡汉辉、陈文华和刘康兵等学者也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成果表明,主要大气污染物与收入呈倒u型关系。学者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揭示的环境质量的运行轨迹是认同的,但运用不同类型的变量和数据实证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

2.“污染天堂说”的检验

虽然有较为严密的理论逻辑,但对“污染天堂说”的实证研究结果却相对混乱。支持这一假说的有robinson, low & yeats, mani &wheeler等,他们的实证结论表明,发达国家的贸易活动趋于更多地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富裕国家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政策迫使其污染产业向环境管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然而,tobey, lucas, birdsall & wheeler,grossman & krueger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持相反的结论,认为环境标准和政策对贸易模式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缓慢发展的封闭经济体的有害污染强度的增长更快,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的有害污染排放增长缓慢。

四、结论

国内外关于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的研究,理论性研究和是实证性研究并重,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第一,贸易自由化不是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贸易保护手段只能进一步加强市场扭曲;第二,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倒u型的关系说明,贸易提高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同时也改变了产出的结构和生产技术;第三,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难以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和政策,而这一差异导致可能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转移污染产业,但在其影响程度和范围领域里尚无定论;第四,反映环境质量的指标很多,难以建立反映整体环境状况的综合标准,因此污染标准的选择影响了实证结论。

参考文献:

[1]任建兰等: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与环境[m].商务印数书社,2003

[2]胡青红傅京燕:论环境成本内部化[j].生态经济,2001(4)

[3]叶汝求:环境与贸易[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5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土壤环境质量；相关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S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1-0011-2

环境和农产品污染问题已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持续关注。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市场的全球化，以及消费者对农产品关注程度的提高，使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相关性研究的意义

1.1 土壤环境质量安全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保证

由于人类一些不合理经济活动的影响，土壤环境质量及其安全性能日益下降，直接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而危害群众健康。我国耕地资源极其匮乏，所面临的粮食和土壤环境问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峻得多，加强土壤污染防治迫在眉睫。另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

2008年1月8日，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第一次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

1.2 土壤环境质量和农产品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且二者之间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即，土壤污染，相应农产品一定污染。土壤污染，某种类型的农产品却未被污染；土壤未被污染，相应农产品也未必安全。

有些生产环境适合这类农作物或植物的生长，相关农产品质量也好。有些生产环境适合另外一类农作物的生长。生产环境对农产品种类及对农产品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因此调查生产环境中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指导农业生产，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土壤环境质量。

1.3 科学研究及生产发展的理论基础

调查生产环境中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解污染物在农作物体内富集规律，为无公害蔬菜基地的选址和污染土壤的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调查生产环境中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土壤环境质量与农产品质量之间对应的数据库。为以后的科学研究、生产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支持。

项目的研究为相关性理论研究，但实际意义是如果确定农作物的产地，便可知其相应农产品的质量是否安全，为后续农产品的进出口等做了前期工作。并可进一步进行拓展实验：被环境污染物污染的农产品与生物体之间的慢性毒理学研究；食物链累积关系。

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土壤环境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通过文献查找，相关资料并不多见。较多的是研究环境污染物与人体健康的影响关系或是只是调查土壤环境污染与农产品中含有污染物的多少，对其深入的相关性研究并不多见。

2008年，赵勇、李红娟、魏婷婷、孙志强等人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和蔬菜污染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为绿色蔬菜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以郑州市常见的 5种叶菜类蔬菜为试验材料，采用温室盆栽土培的方法研究了土壤 Pb浓度与蔬菜污染的相关性,并对绿色蔬菜生产要求的土壤 Pb污染阈限值进行了预测。

2008年，李东坡、武志杰、梁成华等人通过分析土壤污染的原因、特点、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以及与农产品质量关系 ,提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积极研究土壤环境污染的控制方法与修复技术；加强无污染生产资料的开发技术研究，减轻土壤环境污染；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污染的绿色农业发展之路 ,确保粮食生产和农产品食用安全。并指出土壤污染是土壤环境恶化因素中对农产品质量影响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2005年，徐明岗、李菊梅、张青对土壤环境改善和食品安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题论述。

从上述文献来看，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与土壤环境质量及其他相关环境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但对其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很少，大多数文献报道的是环境污染物对农产品的直接影响或是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或是对生物、生态效应的影响关系做实验研究。其实三者即：环境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生物体生态生理健康，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否与对人体健康关系密切。

3相关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他问题

3.1 主要研究内容

确定农产品实验基地或者是农作物培育实验室，选择现今流行的一些环境污染物：如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确定几种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如Pb、Hg、Cd或有机有毒物质。用其污染土壤，然后再栽种相应的农作物，待生产成熟后，采收，确定农作物的果实或是其他可食部分，采用分析测试方法确定污染物的富集程度，根据土壤污染物的浓度和农产品中污染物浓度的数据，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分析其相关性，明确污染物在农作物体内富集规律，为无公害蔬菜基地的选址和污染土壤的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也就是实验和理论相结合，通过实验获取分析数据，采用数学理论对数据进行深层信息的挖掘，获取我们想要的信息。

3.2 关键问题

在确定污染指标的选择上是项目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曾经有文献报道过，有些污染指标在土壤环境中大量存在，但是在其相应的农产品当中未能体现出来，可能与农产品种类对该项污染指标的耐受机制有关。就象人们所能理解的，土壤污染严重，种出来的果实也一定有问题。有些污染指标在土壤环境或水体环境中含量很小，但是在农产品当中却表现得含量很高，这就需要不光考虑土壤单一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水体、大气等周围的环境以及农产品本身的种类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污染指标的浓度问题。

模型的建立也是关键，模型建立得适合，会真实地反映本质问题，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模型选择得不合理，未必得出真实结果。

土壤环境质量与相应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很复杂，并不是相关或不相关两个答案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多角度考虑影响问题的因素，才有可能得出客观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凌建刚,陈英旭,陈国,等.农产品与环境中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J］.农产品加工,2008,(4):19－21.

［2］李东坡,武志杰,梁成华.土壤环境污染与农产品质量［J］.水土保持通报,2008,28(4):172－177.

［3］李红双,肖琼,徐建强.不同环境蔬菜中铅污染的研究［J］.广东微量元素分析，2007,14（10）：34－38.

［4］赵勇,李红娟,魏婷婷,孙志强.土壤、 蔬菜的铅污染相关性分析及土壤铅污染阈限值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农产品加工,2008,16（4）:843－847.

［5］陈良超，康克功，岳田利，等.朱鹊自然保护区有机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J］.陕西农业科学，2008，（4）：19－21.

［6］董元华，张桃林.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土壤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J］.土壤2003, 35 (3): 182－186.

［7］凌建刚,陈英旭,陈国,等.农产品与环境中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J］.农产品加工,2008,（4）：19－21.

［8］金亮,李恋卿,潘根兴,等.苏北地区土壤―水稻系统重金属分布及其食物安全风险评价［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07, 23 (1) : 3339.

［9］王丽慧,王翠红,叶丽丽,刘新亮.城郊蔬菜地土壤铅和镉污染研究进展［J］.湖南农业科学，2009，（5）:50-52.

作者简介：常国才（1962-），吉林省大安市动物检疫站中级兽医师，研究方向：动物检验、检疫。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6

对EKC进行实证分析的数据主要有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Panyotou(1993)采用54个国家污染物样本，对三个污染物拟合了了关于每资本收入的对数二次多项式模型，得出所有估计的模型都是倒U形的。Carson、Jeon 和McCubbin（1997）使用美国50个州的数据，对七种污染物分别对人均收入作回归，计算结果和EKC预测的结果相一致。Hilton 和Levison（1998）利用48个国家的汽车尾气数据，得出转折点对函数形式很敏感的结论。Chaudhuri和Pfaff（1998）运用1991年巴基斯坦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室内空气污染和家庭收入的倒U形关系。Unruh和Moomaw（1998）运用OECD16个国家的数据，采用非线性动力学模型，认为收入并不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决定因素。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大部分依据截面数据得到结果都证实了EKC的存在。但从截面数据获得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证据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它只能说明收入高的国家或地区比贫困地区有更清洁的环境，而不能预测这些国家或地区以后的环境形势，即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静态关系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动态性。

二、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1.EKC存在的实证性研究。Hettige, Lucas和 Wheeler(1992)没有采用单个环境质量指标，而是确定了一个毒性密度指标，他们利用1960年～1988年间80个国家、37个制造部门的毒性密度指标进行了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而非众多国家收入快速增长时，污染性生产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了低收入国家。Shafik(1992)采用三种不同的函数形式对10种不同的污染指标进行了分析，发现只有两个空气污染物符合EKC假定，他们的研究结果被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IBRD1992)所采用。Sleden（199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四种空气污染物的EKC进行了估计，他们认为EKC背后的原因在于低人口密度的国家有较小的压力采取严厉的环境标准。Panayotou(1997)将污染变动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得出了二氧化硫的转折点。Schmalensee（1997)得出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历持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而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趋于稳定或下降时会出现清洁的变化。Islam在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对悬浮颗粒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结论：水平效应是单调递增的、结构效应呈现倒U形形状，而削减效应一般是递减的。Panayotou (1999)采用核函数以二氧化碳为因变量进行了估计，其结论是：每资本收入与二氧化碳之间的倒U形关系存在，当收入自较低的水平增长时，二氧化碳排放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在某个中间收入水平，排放达到高峰，然后二氧化碳排放递减。Taskin（2000）、Bradford et al（2000）等对不同污染物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存在的。

2.EKC不存在的实证性研究。Kaufmann（199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均收入与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不是倒U形的，而是U形的。他们认为以前的研究之所以有所偏离可能是忽略了一些反映经济活动空间密度的变量。Bruyn（1998）运用新西兰、西德、英国和美国1960年～1993年数据，对二氧化碳、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约化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结果说明经济增长对对污染排放具有正效应，即经济增长促进环境污染。他们认为污染排放的下降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造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采用面板数据时，估计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即使是支持EKC的经验估计,也得到了批评,实际上，跨国研究为了推断出单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环境和收入的关系，就含蓄地假定了所有国家将遵循这种模式。同样，为了推断整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环境恶化状况，跨区域也含蓄得假设了所列举国家的所有地区都遵循相同的模式。然而,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区域间的不同可能是很有重要的。

三、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

Vincent J.(1997) 检验了马来西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均收入和空气及水污染物质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单个国家研究中的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跨国研究可能无法预测收入与环境在单个国家中的关系；第二，Vicent所检验的污染物质中没有一个与收入呈倒 U型关系。和截面分析相反，收入水平的增加可能在实际中会使环境质量更糟糕。deBruyn.etal(1998)对1960年～1993年4个OECD国家(荷兰、西德、英国和美国)调查研究了几个空气污染物质的排放(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氧化氮)，并且发现在每个国家中这些空气污染物质和收入增加正相关。Hannes Egli(2001)采用德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短期内收入变化并不影响污染排放，而在长期，某些污染物呈现出EKC结构，但由于这并不是对所有污染物都成立并且所有的估计结果都不是很稳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一个单一国家存在值得怀疑。

四、对西方EKC研究的简单评述

1.虽然大部分理论研究证明了EKC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并不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结果都依赖于某些假定和特定的参数值。在适宜的假定下可以相当容易建立产生EKC的模型。

2.数据问题。EKC实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缺乏环境指标的良好数据。一般说来，环境数据要比经济数据少得多，即使在OECD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国家，环境数据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另外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存在数据不可信的问题。除了数据质量问题外，目前的研究也受到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Simone Borghesi1999），一是环境监测站往往位于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结果主要反映了当地的条件，由此污染被高估；二是跨国研究仅包含有污染数据的国家，而对于那些污染较重但没有数据的国家则没有包括，这样又使污染水平低估。

3.模型形式问题。EKC假设是在经济不受污染的反馈及环境是可以恢复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但一般情况下，经济与环境是相互决定的，因此估计一个自经济向环境的单向因果关系的模型是不适宜的。

4.经济计量学方法问题。对于截面数据模型，大部分没有检验异方差，而对于面板数据模型，绝大部分没有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都怀疑了EKC假设，并且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国家，这种均衡关系也不是倒U形的，因此EKC是一个有疑问的概念。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7

【关键词】环境管制；外商直接投资；污染产业转移

一、引言

根据传统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随着一个区域内各种要素成本上涨及发展空间缩小，经济发达传统产业发展优势逐渐失去，需要向欠发达进行产业区域性转移。环境要素作为众多要素之一，对产业区域间转移影响日益成为近年学术界热点问题。环境管制是政府为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目标，调节企业经济活动的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从实际情况得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却愈演愈烈。200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71.7亿吨，比上年增加2.7%。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9.0亿吨，比上年增加8.3%。在《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中指出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同时按照《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规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以此为背景，各地区纷纷采取不同的环境措施，而环境管制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一则报道充分体现这一点，在2006年8月安徽省环保局对全省98个工业园区进行专项执法检查中，40%没有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几乎没有一家符合环境监管标准。

基于此背景，本文以我国东、中、西部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2008年数据，从我国各省市历年新增FDI数额和新增外资企业数量为切入点，研究在影响产业转移各主要因素中，环境管制水平这一要素对基于FDI的污染型产业区域间转移的影响。并提出问题：即地区间环境管制差异对污染产业区域性转移产生的影响？环境管制这一因素是否是影响东西部污染产业区域性转移的主要因素？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外环境管制约束下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环境管制与污染产业转移关系。国外学者分歧主要集中于：环境管制严格程度是否促使污染产业转移。Walter&Ugelow（1979）最初提出“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密集型企业会从环境管制强度高的地区转移到环境管制强度低的地区，从而后者便成为“污染避难所”。Chichilnisky（1994）&Copeland（1994）和Baumol & Oates（1998）从理论上证明了“污染避难假说”存在的合理性。与此观点相反则是“污染晕轮效应”，Duerksen&Leonard（1980），Bartik（1998）和Judith&Mary（2005）研究发现，高环境标准国家会吸引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是外商投资与污染产业转移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外商投资并没有输出污染产业。Repetto（1995）利用美国相关数据发现，认为污染产业在发达国家中互相输出，而不是发展中国家。Birdsall&Wheeler（1993），Eskeland&Harrison（2002）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向东道国传播绿色技术，提升本国国民的环境福利状况。支持此观点还有Letchumanan，R.&Kodama，F.（2000），Eskeland&Harrison（2003）等。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外商投资同时也输出了污染产业。Copeland&Taylor（1994）通过构建南北贸易模型，表明跨国投资减少北方国家环境污染同时加剧了南方国家污染。Matthew A.C，Robert J.R.&Fredriksson.P.G.（2006）也支持这一观点。

国内学者在此领域成果甚少，起步较晚。潘申彪（2005）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采用江浙沪历年数据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加剧这些地区环境污染。傅京燕（2006）和杨昌举（2006）分别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中存在污染产业转移。熊鹰、徐翔（2007）等研究证实高强度的管制政策确实不利于我国吸引外资，但同时也指出环境管制并非FDI流量的主导因素。

纵观以往研究，国内学者大多数对产业转移中存在污染现象达成一致观点，较多研究限于定性分析。关于环境管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关注甚少，大多只是在理论层次上的探讨，或者往往囿于二者的一个方面。而且考虑到区域差异，实证研究中选择的样本和数据不同，加之，采用不同研究工具得到的结论也就不一。另外，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大多停留在国家范畴，没有深入到具体地方区域。所以在此领域许多问题亟待破题。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与模型

1.变量选择与说明

在产业转移中，因新增外商直接投资受环境管制的影响更大，同时新增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更能说明一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本文选取我国各个省市2000-2008每年新增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亿美元）NFDI和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单位：个）NFM作为衡量产业区域间转移的两个指标。

同时，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很多，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市场规模，能源条件，产业的集聚效应，文化差异，区位情况等。依据我国的国情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解释变量选取如下：环境管制水平（ECL）；经济发展水平（GDP）；劳动力的成本（ALC）；市场规模（AMS）；基础设施（IFS）。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

2.数据来源及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本文采用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共面板数据（不包括）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所有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相关各省市统计年鉴。考虑到异方差问题及减少数据的不稳定性，分析中把所有的解释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3.计量方法筛选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国际上常用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此模型既充分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种信息，同时鉴于对我国各省市数据分析所以初步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再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认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哪一个合理，在两个被解释变量hausman检验结果中，其中一个统计量为负值，Hausman检验无效，另一个统计量为18.24大于p值0.0027，故拒绝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理。

4.其他说明

由于统计口径和一些历史问题原因，研究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省，同时，鉴于地区相关一些解释变量数据缺失，所以本文研究中没有包括此地区。即依据“七五”划分法，将我国31各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辽宁、福建、浙江、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广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二）描述性分析

通过表2所显示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情况可以看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四组各NFD和INFM变量平均值相差较大，全国新增外商投资额平均值为55.2亿美元，东部地区平均值为127亿美元，中部地区为17亿美元，西部为11.1亿美元，同样，四组中NFM的平均值也有很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比起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的新增外商投资额和新增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值，这也一定程度说明我国外商投资集中于东部地区。其他变量如ECL、GDP、ALC等也呈现出东部高于其他两个地区。没有明显呈现出环境管制约束下外商直接投资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研究相似（见表2）。

（三）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3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对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后，比较两个模型相关统计值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结果：首先，控制了影响两个被解释变量其他因素后，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来看，新增的外商直接投资额NFDI与环境管制水平ECL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数则与环境管制水平呈现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从东部地区数值来看，两个被解释变量与环境管制ECL这一观察变量正负关系与全国范围相同，说明环境管制水平强弱并不是东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GDP、廉价劳动力ALC和市场规模AMS则是其优势因素。而西部的环境管制水平ECL与两个被解释变量表现为负向关系，从外商投资这一角度来说，吸引外资进入的重要因素是宽松的环境管制。经济状况，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这是此地区吸引外资的非重要因素。同时，在环境管制约束下，我国东部污部分染型产业向中西部发生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不明显。同时西部地区宽松环境管制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之一（见表3）。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本文对环境管制对我国污染空间转移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环境管制水平强弱不会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方向发生转移，环境管制力度的加强会显著减少具有污染性质的企业数量，但是不是显著减少外商直接投资额。这可以解释为在环保宣传和低碳经济下，那些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如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节能减排等方式由污染密集型企业向清洁产业进行转移。由此可知，东部地区政府应制定合理的环境管制政策，吸引高质量的外资投向本地区，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

第二，我国的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要考虑到本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西部脆弱的生态系统，恶劣的自然条件，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在不断加强的环境管制下，东部或国外一些淘汰或污染较严重行业可能迁移到西部去。所以，西部在利用外资时，应该具备长远眼光，着眼于本地区实际情况，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

参考文献：

[1]刘建民,陈果.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7(1).

[2]熊鹰,徐翔.环境管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7(2).

[3]沙文兵,石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2:76-81.

[4]潘申虎,余妙志.江浙沪三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5,5:74-79.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环境 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环境”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涉及环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也将不断加大，如何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制定适宜的环境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环境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不胜枚举。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过欧洲创新联盟（IU）间的合作关系推动生态创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认为中小企业却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个欧盟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环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进。

从总体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相关文献政策性研究居多，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结合起来并研究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文献很少。本文在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统计测度，并对不同的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分析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为政府制定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在本部分，我们利用灰色系统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响越大，政府应该加大这类政策的实施。

由于绿色金融、绿色贸易、排污权交易等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较晚，故其对应的指标很难找到相关数据，故我们根据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及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则，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选取指标体系中的下列指标：生态环境环境补偿政策中的排污费指标；环境税费政策中的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指标；综合环境经济政策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指标。

利用Matlab软件，根据2001年～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及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数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灰色关联，以2001年至2010年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同一时间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为比较序列，通过无量纲化、计算绝对差、计算关联系数、最后算出灰色关联度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别表示为排污费、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关联度排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三产产业的增加值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最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费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较大，为0.7019。说明我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对于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比较突出。

第三，在环境税费政策中，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说明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类似环境税费等后制性政策对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2]EC1（2011b）.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 The Eco-innovation Action Plan （Eco-AP）1Brus-sels，2011.

[3]刘思峰，谢乃明，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