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典型经验范文
时间：2023-09-28 02:45:23
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1
关键词：金融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16-0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cn
*基金项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基础领域研究课题“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研究”
作者简介：唐时达（1983―），湖南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管理与劳动力市场;巴曙松（1969―），湖北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
一、引 言
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不是决定就业水平的唯一因素。金融发展领域的大量实证文献表明，金融市场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金融深化提高了金融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实际利率，因此推动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从而增加就业。金融发展对就业水平有直接和间接双重效应：直接效应在于金融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会根据市场导向作出合理的战略调整，创新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间接效应在于金融发展通过发挥其资金融通的功能，推动不同行业的成长，促进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带动就业增长。
最新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对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关的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对就业水平有不良影响，而影响程度则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这一领域，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侧重于考察劳动需求的因素，并采用微观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对劳动需求的影响。然而，采用宏观数据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而关于中国方面的经验研究则仍是缺失的。本文的研究对此是一个补充。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而中国金融结构也在迅速调整，故研究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采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就业水平。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考察金融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第二，考察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计量模型
为考察中国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影响对就业的作用，本文借鉴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设立如下计量模型：
lnEi，t=c+？琢i+vt+？字・lnlabori，t+？啄・lnfini，t+
？酌・lnlabori，t・fini，t+？渍lnCVi，t+？着i，t（1）
其中，Ei，t是就业率，？琢i是省际固定效应，vt是时间固定效应，？着i，t为残差项。labor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fini，t为金融结构指标，labori，t・fini，t为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与金融结构指标的交叉项，用以考察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对就业的影响，CVi，t为其他的控制变量。我们使用的是中国29个地区（1）1999―2012年的数据。数据的来源如下：各省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各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各省上市公司的IPO、SPO、配股增发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等来自相关年度的Winds数据库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他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经济统计公报。
（二）变量选取
1.就业水平指标
本文所采用的就业水平指标为各地区就业人数与其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金融结构指标
已有文献普遍认为，“金融结构”一词指的是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类文献中，金融结构被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这一定义被林毅夫（2009）、贾玉革和李健（2005）等学者称为“狭义”的金融结构。“广义”的金融结构则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金融机构的结构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等。
本文重点考察“狭义”的金融结构。因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反映金融结构：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和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M-finance）变量反映了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银行集中度（B-finance）变量反映了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
关于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划分标准，债券和股票为直接融资，杨俊和王佳（2009）认为在中国地区金融数据缺失严重的情况下，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是一个相对较好的表达市场主导型程度的指标，并在其实证研究中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对市场主导型结构指标进行度量。本文借鉴其做法，用债券和股票的规模/总融资规模来度量市场主导型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4―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关于银行主导型结构指标，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统称为中小金融机构。本研究借鉴其做法，用各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占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来衡量银行业集中度程度。该比例越高，说明该地区金融结构越偏向于银行主导型。
3.劳动力市场特征指标
当前，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具有二元经济和新古典的双重特征。中国劳动力市场正从二元经济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有二元经济的特征又有新古典经济的特点。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由于存在劳动力区域转移和部门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无法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古典模式下，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因此，本文用劳动流动指标来衡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转型的程度：劳动流动程度越高，向新古典经济转型的程度也越高。
目前，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指标有以下几种：
Parai & Beladi （1997）构造了一个劳动力流动弹性指标（w1/w2）=（L1/L2）1/？着。w1为农村部门的工资，w2为城镇部门的工资，L1为农村部门的劳动力，L2为城镇部门的劳动力。ε为两部门间劳动流动弹性，0<ε<∞，当ε=0时，劳动力完全无流动，当ε=∞时，劳动力完全流动。
蔡P（2001）利用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劳动的流动程度和两部门的劳动配置效率。比值在0到1之间，如果劳动要素完全流动，那么各部门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则比值为1。反之，如果政策和部门间的障碍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则比值小于1，比值越低，说明劳动自由流动的程度就越低。
与蔡P（2001）类似，王泽填与姚洋（2009）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比率来衡量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其假设部门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与工业部门的工资呈正比，而工资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因素。因此，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1;反之，如果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低，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0。
王泽填、姚洋（2009）和蔡P（2001）对衡量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指标的构造思路基本相同，具有较强的理论依据和可实现性，能较好地衡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唐时达和刘瑶（2012）的实证分析表明，与蔡P（2001）相比，王泽填与姚洋（2009）构造的指标能更好地表达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因此，本文将采用王泽填与姚洋（2009）的构造方法来度量中国劳动自由流动程度，检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对就业水平的作用。
4.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镇化进程等因素均对就业水平有着确实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了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和城镇化水平（urb）。温怀德（2010）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系数不利于就业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而对就业整体不利。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猛，劳动力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在巨大的人口及就业压力下，不仅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就业逐渐困难，而且挤出了教育水平不高或者非熟练工人的就业。众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认为城镇人口比例增加会降低农业就业人口，有利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本文用eduit表示i地区t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urbit表示i地区t年城镇化进程。关于人均受教育年限（eduit），1987年至2001年数据引用了陈钊、陆铭和金煜（2004）的数据，2002年至2012年数据为作者根据同样的方法独立测算。其中小学毕业教育年限设为6年，初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9年，高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12年，大学毕业设为16年。独立测算所需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化率（urbit），本研究用各地区城镇人口数与其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
我们以（1）式为基础，从模型（1）至（5）依次进行如下回归：模型（1）检验了劳动流动（labor）和市场主导型融资（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市场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M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和银行主导型融资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与银行主导型变量的交叉项（labor*BF），以检验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模型（5）将所有变量都纳入进来，查看计量模型的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前，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平稳，则可用上述解释变量对就业指标进行回归;反之，则继续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数据特点，本文主要采用五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LLC 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根据AIC准则选取的最大滞后期为7，检验结果如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5种检验方式的绝大数情形均证明，所有变量均为不平稳单位根过程，而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则表现为平稳过程。接下来估计面板回归方程，在估计回归方程之前，利用Stata11.2统计软件的vif和hettest命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也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自变量的vif都小于10）。
（二）面板协整检验
接下来本研究对变量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1）Kao（1999）、Kao and Chiang（2000）利用推广的DF和ADF检验提出了检验面板协整的方法，这种方法零假设是没有协整关系，并且利用静态面板回归的残差来构建统计量。（2）Pedroni（1999）在零假设是在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的条件下给出了七种基于残差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和Kao的方法不同的是，Pedroni的检验方法允许异质面板的存在。（3）Larsson et al（2001）发展了基于Johansen（1995）向量自回归的似然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这种检验的方法是检验变量存在共同的协整的秩。我们对lnE、lnLabour、lnMF、 lnBF、 lnlabour*MF、lnlabour*BF、lnedu和 lnurb进行Kao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 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Kao ADF 统计量在1%的检验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
（三）回归结果和分析
我们进行了面板回归，表4给出了样本的估计结果。
1.关于金融结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和（3）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M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间接融资（BF）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负值，但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实证结果印证了Rendon（2001）的研究，如果金融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证券（直接融资）来减少其劳动调整成本（即金融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替代），金融发展会促进就业。直接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机构，大型机构的就业吸纳能力通常来说不如中小企业，因此银行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提高就业水平。
2.关于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劳动流动程度（labour）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这与Wacziarg & Wallack（2004）和Kambourov（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Wacziarg & Wallack（2004）认为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会对就业水平产生有利影响，劳动力市场临时解雇成本的降低和限制政策的减少也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Kambourov（2009）构建了一个开放、劳动流动和就业结构转变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数值模拟，其结果也表明劳动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提高就业水平。
3.关于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2）和（4）可以看到，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MF）的系数显著为正，间接融资指标与劳动流动指标交叉项（labour*BF）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直接融资程度越高，则对提高就业水平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越高、间接融资程度越高，对就业水平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实证结果印证了donatella、christophe和anne-ga？c（2012）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会有利于新兴小企业的诞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自由流动才能与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匹配，从而提高就业水平。另一方面，直接融资的提高有利于劳动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从而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
4.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从（1）―（4）可以看出，一是人均受教育水平（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虽然（5）中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与我们的直观印象有一定出入，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高中、职专等中等教育规模和大学教育规模的比例失衡;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仅仅是改善了个人就业状况，其劳动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了其他人的失业。二是城镇化率（ edu）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以及农村自身的城镇化，使得农业劳动人口不断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且这样的就业人口的产业间调整一直在进行，使劳动要素达到最优配置，提高了就业水平。
5.关于模型的稳健性：从（5）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纳入全部变量之后，虽然有些变量显著性不够，但是在方向上依然与模型（1）―（4）保持一致，因此样本期内，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四、结 论
本文探讨了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金融结构中，市场导向型融资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市场导向型融资使得中小企业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从而可以优化资金配置，增强企业活力，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能够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反之，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则有可能对就业造成负面冲击，中国银行业结构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银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贷不可避免倾向于大型国有企业，从而对就业水平有负面影响。
2.劳动流动自由程度与就业水平呈正比。这表明降低劳动流动障碍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而且要重视创造条件让劳动要素在不同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流动。
3.金融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交叉作用能够影响就业水平。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低的时候，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当劳动自由流动程度趋高的时候，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
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看，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导致的城乡分割状态逐渐向新古典经济的自由流动状态转变，劳动自由流动程度大幅提高;从我国人口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不仅会在中长期内影响一国的资产负债的稳健度，而且也会在短期内影响这个国家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然而，在劳动自由流动程度逐渐提高之后，银行信贷所带动的杠杆扩张功能将受到限制。因此，无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还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比重。
注释：
（1）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本研究剔除了、台湾，将重庆的数据合并到四川之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相关标准划分，这29个地区包括――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海南; 中部：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西部：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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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2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市各级关工委落实省关工委20xx年初开展“设基地、抓典型、创品牌、建机制”活动(以下简称“四项活动”)的现状，推进“四项活动’’健康发展，市关工委于20xx年10月14日至11月14日，对全市12个县(市、区)和市教育局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xx年10月14日至11月14日，市关工委组织了四个调研组，分别由主任兰德明，常务副主任吴根发、邱乾春、陆火生任组长，到12个县(市、区)开展调研。在调研中，大家采取听取汇报与到点上考察相结合、开座谈会了解、探讨与个别交谈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了16个乡镇、12个村、8所中学、9所小学、13个社区、6个企业、24个基地、8个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召开了46场近350人参加的座谈会，通过近一个月的调研学习，我们深深感到各基层关工委都能结合实际，在“四项活动”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设立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基地、抓出了一批好的典型、创造了一些品牌、也建立了一些好的机制。
(一)“四项活动”在全市有效开展并初见成效
1、因地制宜设立各种基地，以基地为依托，提高青少年“三个素质”。各级关工委在设基地中，主动、积极地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充分利用社会和公共资源，积极参与，根据青少年的需求，在不同领域，设立了各种不同层次的教育基地。据统计，全市社区、乡镇以上青少年教育基地有579个。
县级以上已挂牌的青少年教育基地有164个(其中，省级15个，市级17个，县级132个)。关工委参与挂牌的有43个(综合教育基地3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5个，国防教育基地4个、法制教育基地9个、科技教育基地9个、劳动实践基地2个、其它教育基地3个)，已形成省、市、县三级青少年教育基地网络。各级关工委在设立基地时，都能千方百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社会公共设施(如青少年宫、展览馆、博物馆、科技馆等)依托各职能部门挂牌的教育基地(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等)参与各种基地的建立。如永安市关工委本着“用好现有的、建好社区的、办好家庭的、借用社会的”的原则，明溪县关工委提出“找依托、靠主管、做宣传、提要求、五老帮”的指导思想，设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已建的基地中，有不少是较成功的。如永安市利用原曹远镇中心小学的校舍，引进区外资金创办的永安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基地占地3.2万平方米，背靠500多亩生态公益林，设有办公活动区、生活区、德育展区、实践活动区、军事训练区、知识拓展区、劳动技能区、户外拓展区等区域。基地可一次性容纳学生500人食宿，实行封闭式准军事化管理。20xx年10月下旬开办以来，已接纳了3200多名小学生在基地开展活动。尤溪县委、县政府利用撤点并校多出的校舍，在尤溪县第四中学设立中小学生社会综合实践基地。目前已完成学生宿舍和食堂设施改造，完成1000多平方米鱼塘、400平方米沙雕、陶艺风雨棚建设。完成园艺栽培区土地平整、生产生活用具陈列室布展、仿真昆虫标本展室布展等项目。学生在基地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生产实习、参观访司、社会调查、公益劳动、志愿者活动、科普科技活动、木工制作、陶艺制作、沙雕制作、茶艺与健康、种养殖实践、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军事训练等。从20xx年10月份开始基地已陆续安排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全部完成后，每批次可接纳700人。将乐县要求各乡(镇)按不少于20亩的标准，在学校附近提供条件好、便于学生劳作和安全管理的耕地作为学生的劳动技能培训基地。县农业部门负责对学生的劳动实践活动进行技术指导和必要的物资支持。各乡(镇)农技站站长担任学生：劳动技能培训校外辅导员。现全县有11个乡(镇)16所中小学已落实基地160多亩。沙县关工委主动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将所建立起的8个基地都挂牌并多方筹集资金，帮助基地解决实行因难，改善基地活动条件。建宁县关工委根据培养新型农民的需要，在全县乡镇建立了15个青年农民科技种养传习培训基地。
全市各级关工委及报告团成员、校外辅导员都主动介入基地活动，结合关工委的主题教育，配合社区、学校，利用每年清明节、各种法定节假日、重大纪念日，组织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学生到基地进行入队、入团宣誓、参加劳动实践体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活动。
2、倾情培育各种典型，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挥余热。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各级关工委都能根据各地的实际，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结合青少年的需求，结合关工委创“五好”活动：因地制宜地抓出了一批典型。据统计，全市关工委培植的市级以上关心下一代工作典型有37个，其中，全国典型9个、全省典型15个、全市典型13个。这些典型中，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有8个、在法制教育方面有5个、在家庭教育方 面有6个、在“三结合”教育方面有3个、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有5个、在捐资助学方面有2个、在创“五好”方面有3个、在“留守孩”教育管理方面有1个、在企业青工教育方面有3个。梅列区关工委抓了区法院“青少年维权岗”、**市第十一中学等学校的“少年模拟法庭”、个私协关工委：开展学业、就业、创业的“三业”工程的典型。三元区关工委抓了14个基层关工委创“五好”、崇宁社区“一个中心、十大平台”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典型。永安市关工委抓了“德育‘三牵手’ 连心在社区”活动、“家教中心校”、“中华诗词进校园”、老少牵手夏令营、燕东街道患义社区“一个中心、八个青少年活动平台”典型。大田县关工委抓了大田六中的“建立道德银行，培育道德富翁”、大田五中的“三特生"教育，以及在全县开展的“带‘法’回家播撒文明”活动、“感恩、责任、服务”教育活动、基层关工委创“五好”活动等典型。尤溪县关工委抓了尤溪职业中专、第六中学开展的“感恩教育让学生学会做人”活动、溪尾中心小学“创办流动家长学校构建家校教育平台”等典型。沙县关工委抓了“教育托管中心”、 “关爱教育工程”典型。将乐县关工委抓了“关爱留守孩实行家长制”、“忠华扶贫助学基金”、“诚信档案”教育活动等典型。泰宁县关工委抓了“四访、四定、四帮”法制教育和帮教活动典型。建宁县关工委抓了“培养新型农民助富工程”、十佳青年科技示范户、“三带一网”等典型。宁化县关工委抓了“做一个合格小公民”、宁化一中“一分钱献爱心”活动、地税局“一帮一”结对子扶贫助学、“结对代管留守孩”、“祠堂文化”等典型。清流县关工委抓了“大手牵小手”、关爱工作、田源乡廖武村、祠堂庙会文化等典型。明溪县关工委抓了构建“二代教育”工程促进“留守孩”的健康成长，胡坊中心小学“知心姐姐信箱”等典型。
这么多的典型中，我们认为以下几种典型无论在影响力还是在效果方面都是较成功的：三元区构建崇宁社区“一个中心、一大平台”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整合、挖掘社区各类教育资源，开展“三结合”教育工作。3年来，社区内无出现青少年辍学和犯罪现象，探索出了一条“三教结合，整合资源，共建共育，实现5+2大于7”的新路子。大田六中“建立道德银行，培育道德富翁”以来，已有储户3000多人储蓄好人好事4600多人次，开展主题教育宣传活动29场次，收到捐款7800多元，资助了53名特困生，《**日报》、《**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该校选送的《建立“道德银行”，培养道德富翁》案例，被收录到《**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集》。大田县：关工委积极与有关单位配合，从20xx年开始，利用7假期，在全县开展万名学生“带‘法’回家播撒文明”普法宣传社会实践活动，得到省、市、县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推广。省、市关工委、司法等部门多次在大田县召开“带法回家”普法工作研讨会。《**日报》、《**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此也作了报道和宣传。宁化县地税局“一帮一”结对子扶贫助学活动，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把扶贫助学当作自己的正业来做，建立扶贫助学“爱心基金”，设立“爱心基金”专户。11年来，局长换了三任，但扶贫助学活动从未间断过，全局募集各类爱心捐款达50余万元。尤溪县“感恩教育让学生学会做人”活动开展5年来，已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亮点，先后被《**日报》、市教育局、市关工委、省关工委推荐为感恩教育品牌。尤溪县溪尾乡的流动家长学校，是适应撒点并校后，为加强学校与家长的相互沟通、科学教育子女而构建的家校教育平台。成为全省首家“流动家长学校”。20xx年获得中国教育协会、中国教育报、中央教科所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优秀成果展评”一等奖，20xx年溪尾中心小学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二作先进单位称号。明溪县胡坊中心小学在20xx年开设“知心姐姐信箱”，对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尤其是“留守孩”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成效明显，《**日报》报道了胡坊中心小学“知心姐姐信箱”的做法，同时入选**市委文明办编的《**市末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资料选编》，并入编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评选案例。
3、各具特色树品牌，提升关工委工作水平。全市各级关工委在抓典型中，不断深化、提升典型的水平和影响力，努力打造了一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品牌，这些品牌都是典型的精品，具有时代性、影响力。它们有不断丰富的内涵和长效的工作机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在市级以上关工委或其它部门得到总结、交流、表彰。据统计，全市关工委在8个方面创立了三类市级以上14个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品牌。一是关工委积极参与、配合有关部门创立的品牌。如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尤溪县“感恩教育让学生学会做人”感恩教育活动。在法制教育和帮教活动方面，梅列区“青少年维权岗”、大田县“带‘法’回家播撒文明”活动。在家庭教育方面，永安市“家教中心校”、尤溪县“创办流动家长学校 构建家校教育平台”。在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方面，明溪县关工委“构建‘二代教育’工程 促进‘留守孩’健康成长”，在企业青工教育方面，三钢关工委开展的“青工振兴计划”。二是关工委主动倡导、实践，引起了党委、政府重视，部门大力支持，全社会积极参与创立的品牌。如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三元区未成年人“星期六体验”道德实践活动、永安市青少年“德育‘三牵手’ 连心在社区”活动。三是：关工委主动作为，得到党委、政府重视支持，部门配合，自主创立的品牌。如在捐资助学为青少年办好事、实事方面，沙县的“三助三奖”活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新型农民，开展科技服务方面，建宁县“培养新型农民助富工程”。在基层关工委创“五好”活动方面，大田基层关工委创“五好”的做法和经验。在企业青工教育方面，三化关工委开展的“两带一助”活动。省、市关工委在各类会议上对这些品牌进行过肯定和推广，分别入选到20xx年、20xx年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
这些品牌中，以下几项尤为突出。
三元区未成年人“星期六体验”道德实践活动。20xx年9月，三元区关工委同区未保办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未成年人“星期六体验”道德实践教育活动，下发了活动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星期六体验”道德实践教育活动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以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主线，以社区为主要实践体验空间，以节假日为主要活动时间，以“六讲六争当”为主要实践内容，把学校、家庭、社区三方面教育融汇到“星期六体验”的德育大平台上，较好地促进了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
永安市青少年“德育‘三牵手’连心在社区”活动。永安市关工委在20xx年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与：有关部门制订家长与孩子牵手、老师与学生牵手、老同志与青少年牵手的“三牵手”活动方案。此方案得到永安市委的重视，永安市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于20xx年3月印发“三牵手”活动实施意见，举行“三牵手”活动启动仪式和万人签名活动，拉开全市“三牵手”活动序幕。20xx年以来，该活动被永安市委列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来抓，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坚持多年。目前全市有老少结对1200多对，受到学校、家长、社会的好评。 “三牵手”活动先后在中关工委长沙会议、省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作介绍、推厂。在《永安报》、永安电视台、《**日报》、《**日报》，**、省和中关工委《简讯》、网站都作了宣传报道。
沙县“三助三奖”活动。从l994年开始，沙县：关工委开展“三助、三奖”活动(“三助”即每年颁发义务教育助学金、孤儿助学金、录取高校特困生助学金。“三奖’’即每年颁发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教师奖教金、文明示范学校校长奖励金)。目前，沙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基金已超过20xx万元，其中县关工委工作基金超400万元。14年来，全县关工委助学、奖学5575人，金额1467466元；资助学校金额449000元；为青少年办好事、实事金额268712.42元；总金额达2185178.42元。20xx年，市关工委在沙县召开全市扶贫助学工作会议，总结推广沙县的经验，使全市关工委的扶贫助学工作上了一个新的水平。20xx年5月中旬，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一士到沙县对该县扶贫助学经验和基金工作进行调研，指导沙县关工委牵头把社会上34种基金进行整合，组成沙县关心下一代“联合基金”，并设立了管理机构，规范了基金的管理。
建宁县“培养新型农民助富工程”。建宁县关工委从20xx,年开始启动“十百千万”培养新型农民助富工程(在全县开展评选“十佳”青年科技示范户，“十佳”青年帮带一百个青年科技示范户，一百个青年科技示范户帮带一千个青年科技户，达到一万人受益致富)。县委批转了县关工委的助富工程计划，各乡镇村的党政领导非常支持，农业科技等部门积极配合。在此基础上县关工委将这一活动发展为“三带一网”(即：抓示范村建设，以点带面；培养先进典型，以先进带一般；组织“五老”骨干队伍，以老带少；“一网”经验交流网：县乡村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三带”工作经验总结交流会)的品牌。县、乡、村关工委在金县农村，由点到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扎扎实实地启动并广泛深入开展“十百千万”助富工程。20xx年县乡镇各评出10个“十佳”青年科技示范户，“十佳青年”年总产值运3200万元，创税78.7万元，纯利190万元。县乡共扶持300多个青年科技致富，并通过他们带动了1100多个青年学科学、用科学，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到20xx年，县关工委有“十佳”青年科技示范户帮助和带动5462个农村青年科技致富。
大田基层关工委创“五好”的做法和经验。20xx年大田县关工委在均溪、上京和一中、城小等8个基层关工委开展创“五好”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决定从20xx年3月起用3年时间分3批在全县基层关工委开展创“五好”活动，同年3月，县关工委下发了创“五好”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创“五好”活动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五好”的具体内容与要求，规范了“五好”活动标准，实现了创“五好”活动的统一标准，统一安排、统一检查、统一评比、统一表彰。到20xx年，开展创“五好”活动的关工委全部达到“五好”要求。通过创“五好”，加强了基层关工委领导班子建设，壮大了“六大员”队伍，健全和完善了各项工作机制。各级关工委思想、组织、制度建设，工作运行、考评、奖励、表彰，业务培训等长效机制更加规范、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关工委工作和老同志的实际。该县创“五好”活动的经验分别在省、市基层关工委创“五好”经验交流会上作过交流，得到省、市关工委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三钢关工委开展的“青工振兴计划”。20xx年开始，三钢关工委与公司团委围绕三钢企业发展的需求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联合开展“青年职工振兴计划”活动。通过学习培训，使80％参加计划的青年技术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升一个技术等级，为三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持。20xx年，公司荣获全国青工技能振兴计划“优秀试点”和“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4、建立保障机制，确保关心下一代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关工委的重视下，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建立了较完善有力的保障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运行机制。市关工委和12个县(市、区)都制定颁发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并随着新时期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新要求，不断修改、完善。
(2)联席会议制度。党委分管领导每年召开一次关工委与有关部门通报工作联席会议，并建立了“通报工作、沟通情况”会议制度。
(3)调研、总结、推广典型、品牌机制。各级关工委每年都深入基层调研，一旦发现某种好的活动形式或典型，如有总结推广价值，就会持续不断地抓，不断深化。通过召开现场会、座谈会、媒体报道、发简报等形式加以总结、推广。
(4)重要事项常务会议决策制度和学习、工作、汇报、培训、表彰激励等制度。
各县(市、区)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发展的要求，建立了有特色的运行机制，如：
梅列、三元、永安、大田、将乐、清流、沙县等县(市、区)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列入精神文明建设或乡镇、街道基层党建工作考评内容。
三元区建立了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运行机制。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文明委组织协调，以社区为枢纽，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关工委主动配合、全社会积极参与，使学校、家庭、社会汇入在“星期六体验”道德实践活动品牌下，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实现“三教”有效的结合。
沙县建立了筹集基金，整合资源，建立“联合基金”，开展扶贫助学、奖学助教机制。即由县关工委牵头联合34个关心下一代基金单位组成“沙县关心下一代联合基金”，制定基金管理规定，设立了由县长任主任的管理机构。每年8月16日召开全县助学金、奖学金颁发大会，使筹集基金，整合资源，开展“三助三奖”活动变成政府行为。
永安市社区、村，大田县、建宁县乡镇、街道、对级基层党委(支部)书记兼任关工委主任(名誉主任)，加强党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
永安部分乡镇和大田各乡镇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把“五老”人员队伍拓展到老党员、老村干、老农民、老退伍军人。部分村采取关工委、老人协会、乡风文明劝导队三位一体、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做法，共做关心下一代工作。
明溪县建立县关工委各工作委挂靠相关单位机制。学校委挂靠县．教育局、家教委挂靠县妇联、城区委挂靠县文明办、农村委挂靠县委农办、法制委挂靠司法局、帮困助学基金委挂靠县民政局、报告团挂靠县委宣传部、农业科技服务团挂靠县农业局。
(二)存在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我市各级关工委在开展“设基地、抓典型、创品牌、建机制”活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对“四项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识较模糊，观念存在偏差。不少同志认为开展“四项活动”牵涉面太广，工作难度大，加上关工委一没钱、二没权，人员力量薄弱，特别是在设基地上难作为。
2、对典型、品牌的概念理解不一，定位不清。对先进、典型和品牌的认识，不少地方在理解上还含糊不清。有的把本地所有表彰过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都称之为典型，使典型的数量很多：有的把所有的典型也称之品牌，使品牌的档次较低，不知道典型与品牌之间的差别，不知道品牌出自典型，并在影响的范围和时间的持续上都比一般典型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有的对典型培养、树立、推广的力度不够，以至使可以成为本地品牌的典型没有很好地发挥出示范、带头作用。
3、建立机制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各地参差不齐，有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工作落实不够。
4、基地的设置、管理、经费筹集等方面还存在较多困难。调查反映，各类基地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形势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主要是：活动场所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城市多，农村、社区、企业少。市区和多数县城目前还没有一个较具规模的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一些活动场所偏重于培养特(专)长学生，未能充分体现公益性原则和面向厂大未成年人的服务宗旨；校外活动与学校教育衔接补充不紧密，有差距。不少教育基地投入不足，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改扩建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青少年活动的正常开展；有的教育基地展示内容陈旧单调，展示手段落后，缺乏吸引力。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对青少年的培养和教育，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二、意见与建议
1、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各级关工委要结合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省、市关工委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深刻领会开展“四项活动”的意义和作用，把开展“四项活动”提高到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和“海西”建设生力军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2、要积极、主动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的重视、支持。“四项活动”工作不是关工委一家能做好的，必须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形式，争取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把各方面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保证“四项活动”的健康、深入、持续发展。
3、关工委在“四项活动”的具体工作中，要根据关工委的性质正确定位，一定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遵循“摆正位置、明确任务，理顺关系、形成合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量力而行、主动作为，贴近实际、不断创新”的原则。我们老同志毕竟不在位，且年岁已高，精力有限，不能包揽所有工作，只能加强同其他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和联系，在理顺关系、整合资源工发挥我们的优势和作用，切不可简单地把其他部门建的基地、抓的典型、创的品牌当作自己的成绩，只能是在建基地、抓典型、创品牌的工作过程中和建好的基地上发挥我们的优势，做好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二要遵循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例如在设基地这项工作上，关工委自己去建不现实，只能是在基地建设中发挥穿针引线、参谋助手作用；基地建起来后在加强联系，帮助改进完善，协调有关部门组织青少年到基地开展活动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抓典型方面，一旦抓出了好的典型就要不断地深化完善这一典型，不能以新典型否定老典型，也不可年年提新口号、换新典型。
4、要加强“四项活动”的宣传力度，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动活动深入、持续发展。各级关工委要利用各种媒体和相关会议、工作简报、专题材料、上门指导等形式大力推广开展“四项活动”的有效做法。同时，要以创新的精神，争创打得响，影响大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在全市评选出若干个品牌，并加以推广，扩大覆盖面，产生更大的品牌效应，以品牌带动工作。
5、要继续加强对“四项活动”的调查研究，不断探索，不断改进完善，不断发展、提高。基地设立的内容、方式要进一步完善，要探索一套管理制度。在20xx年上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全市“四项活动”座谈会或研讨会。通过专题研讨、经验交流、现场参观等办法，进一步促进活动深入、持久开展。
6、对加强青少年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提高对建设中小学生校外活动和实践基地重要性的认识。中发[20xx]8号文件指出：思想道德建设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要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区分不同层次未成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道德实践活动。**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管理工作的意见》(闽教思[20xx]59号)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间提出了具体要求。文件指出：“建好中小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加大中小学生道德实践活动，是关系到造福亿万青少年、教育培养下一代合格接班人，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战略问题。”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对建设实践基地重要性的认识。
(2)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一次督查。等10个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意见》(中宣发[20xx]22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xx]4号)等文件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和中小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理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但我市各县在执行中差距还较大。通过督查，促进这项工作的落实。
(3)各级党委、政府要把青少年校外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将基地的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统筹考虑和安排。按照中发[20xx]8号、明委发[20xx]10号文件要求，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每年安排一定资金，吸引和鼓励社会投入，动员各部门参与和支持，经过3至5年的努力，争取在每个县(市、区)都建立一个综合性、多功能且较为规范的中小学生校外社会实践基地。
(4)在市区建设一个中小学生校外社会实践活动示范基地。建议在市区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中小学生校外社会实践基地，作为全市的示范基地。具体方案可由教育部门提出。据了解，**一中农场(原牛岭分校，在三元区中村乡牛岭)比较有条件改扩建为市区中小学生综合性、多功能实践基地。该分校占地100余亩，有礼堂、食堂、学生宿舍等旧设施，还有水塘、水田、山林、农地，农场距市区12公里，有客车通往市区，可以作为市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备选场址。
(5)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议由市政府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支持、鼓励社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制定社会实践基地设置、管理配套政策。如：实践基地的机构规格、经费渠道、人员编制和职务(职称)以及学生收费标准等。今后，全市在进行商业住房建设、社区建设时，政府应明确要求：开发商要规划建设具有一定规模，配套设施较完善的青少年活动场所。
(6)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各具特色的青少年实践基地。除了每个县建一个综合性基地外，提倡各县借鉴将乐县的做法，建立一校一地的农村学校学生劳动技能培训基地。同时，要鼓励学校、社区利用各地撤点并校腾出来的校舍和社区内闲置的厂房、场地进行改造建设，建设一校一地、一社区一活动中心。
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3
一、“队伍主抓”与“全员参与”相结合
德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德育队伍来主抓，同时要有全体师生的参与配合，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我校非常重视德育队伍的建设，不仅在组织上健全，更注意德育队伍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每学期我们都举办“德育工作研讨班”和学生干部培训班。在研讨班上组织学习上级有关德育不作的文件和规定，统一认识，明确任务，研讨新时期班级工作的特点。有经验交流，有主题讲座，有命题讨论，形式多样。在“学生干部培训班”上学习、讨论学校的德育工作计划，进行经验交流，请已毕业的学生干部谈经验体会，其内容对学生干部针对性强，学生干部普遍反映受益匪浅。
然而，仅有一个主抓队伍还不够，德育工作更需要全体教职工和学生的参与。
为此，我们做了如下两项探索：
1．全体教职工参与学生操行量化考核制度。每个教职工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发现学生有好的行为或违纪现象，可填写学生处发给的加分或扣分卡，并送交学生处。学校规定，对在这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职工，年终考评适当加分，不做的将按规定扣分。这样，使全体教职工都能参与学生的德育工作，同时也促使教职工提高为人师表的意识。
2．在学生中开展以值周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各班轮流参与值周工作，每班一周。在这一周内，全班每个学生都参与学生管理工作，如检查各班自习纪律、卫生、广播操情况等。该项工作有三点好处：首先，能培养学生参与管理的能力；其次，提高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水平；第三，增强了学生做文明学生的意识。
二、德育科研与德育实践相结合
要提高德育工作的层次，必须努力探索德育工作的规律和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再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因此，学校成立科研处负责我校的科研工作，鼓励和奖励教工写教育教学方面的论文。
近几年，全校教工完成论文100多篇，其中德育方面的文章60多篇。
有了理论作基础，很快就能结出硕果。我们把获奖的论文由校行政办公会议研究后，迅速落实到相关的部门中去。例如，高中学生升学压力大，相当一部分同学又是独生子女，学生中存在种种心理障碍。学校吸收一位教师论文中谈的如何对学生进行健康心理教育的意见，由科研处负责成立了心理咨询研究小组，配备心理咨询室，在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到目前为止，已为50余名学生进行了咨询服务，解决了他们的心理障碍，从而对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较好的辅助作用。
三、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
学生文明素质的养成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们在进行这两方面教育时，一靠课堂上正面教育，二靠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
1．加强政治课教学。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道德行为规范和政治观点教育的主阵地。因而学校非常重视政治课的教研工作和教学能力的培养，领导经常参加政治组的教研活动，做到集体备课，并进行政治课观摩，提高了政治课教学的质量。
2．各科教学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渗透。结合学科教学，进行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3．创建“青年业余党校”。我校90％以上的学生是团员，大部分学生在初中就任班干或团干，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思想基础较好。根据这一特点，我校于1989年9月创建了“青年业余党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自“党校”开办以来，已结业五期，共计566名学员，约510名学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中，确定入党培养对象71名，发展对象43名，发展预备党员10名。这一方式激发了他们进步向上的热情，使他们赶有方向追有目标。
4．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搞风筝放飞比赛、植树活动、时事政治讲座、法制报告会、体育比赛、演讲比赛、诗歌朗颂比赛、元旦文艺汇演、书法展、摄影展、绘画展、小发明小制作展、小论文展等。这两年进行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向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更增强了同学们的德育意识。我校在开展“读好书告别‘两室一厅’（指台球室、电子游戏室、录像厅）”活动和全市教育系统的文艺汇演中均名列榜首；在“学雷锋、比贡献”活动中，我校为患白血病学生捐款一事被评为全市“十件好事”之一，上了报纸和电视。
5．建立“劳动班”制度。我们不把升学率与德育工作对立起来看。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校决定每学期每班都要进行劳动，劳动内容由学校统一安排，如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在校做工艺劳动等，通过这一途径使同学们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不怕脏不怕累的作风，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四、“主体”与“两翼”相结合
学校教育应是德育工作的“主体”，而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则构成德育工作的“两翼”，只有“两翼”和“主体”有机地结合，才能形成德育工作的合力，才能达到较佳的教育效果。
1．创建德育基地，发挥社区教育的作用。目前，我校已建立的德育基地有：市钟表厂、市电池厂、市烈士陵园、市劳教所、京华实业公司、刘庄村、三七一医院、54军高炮团、红军团、市武警支队等11处。我们分别定期组织学生到各德育基地开展活动。例如，每年春季的到劳教所开展“送温暖活动”，提高了学生的法制观念。暑假组织部分学生到54军高炮团、红军团参观座谈，进行军训，和战士一起吃注一起训练，培养了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每年开学前请市武警支队到我校给高一新生军训，已形成一个传统德育活动。
2．举办“家长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争取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及时了解对学校办学的建议和意见。通过“家长学校”，向家长讲述我校的优良传统，希望家长须配合学校做的工作，高中生的心理、生理和思想特点，学习方法指导，以及非智力因素对学生的影响等。这一活动，受到了家长的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家长学校”针对性强，内容充实，组织严谨，效果显著。
“家长委员会”是我校根据目前的形势和学校德育工作的需要而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全由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学生家长组成。其宗旨是沟通家长和学校的联系，听取家长的合理化建议，协助学校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等。“家长委员会”的成员有权参与教师教育教学的评价和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我校教育工作的透明度，使家庭和学校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共同教育学生的目的。
五、树立典型与严格管理相结合
学校要建立好的校风，需形成一个互相赶超先进的氛围，促使每个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树立全校各方面的典型，结合学生的德育量化考核形成一个学先进赶先进的局面，同时进行严格管理，对平时要求自己不严格的学生进行适当的约束。抓装两头”，带动“中间”，从而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
1．开展向“身边的典型”学习活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本校的学生典型，看得见，摸得着，感到真实、可信，学起来可行性较强。我们树立的身边典型有：学雷锋坚持做平凡的好事的典型；克服家庭和生活中困难刻苦学习的典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干部典型；坚持刻苦锻炼、为校争光的典型等。
我们召开学生大会，出校报，在橱窗里贴大幅照片，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号召全校学生向他们学习，形成了良好的德育氛围。
2．开展“月评好事”活动。这是全校学雷锋活动的具体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每月各班上报一次本班好人好事，学生处组织评选，评出的校级好人好事，在校大力宣传，且为其所在班级的量化评比中加分。这有助于树立学校的正气，使雷锋精神在校园里永放光辉。
3．实施“学生操行量化管理考评”?制度。学生的操行是一个“软件”，一般不好评，但是我们对学生的在校表现实行量化考评，较客观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考评细则》中有做好事加分、违反校纪或规定扣分的内容。操作性很强，切合学生的实际。对那些平时自我要求不严格的学生起到了督促作用，对于好人好事能给予及时的表扬和肯定。
4．班级进行量化考核制度。?这是对班级在德、智、体各方面进行全面评价的一种制度。对每班参加全校组织的活动、主题班会、劳动、遵纪、卫生、体育和学习等情况都按一定的权重进行量化考评，每周一公布，学期末输入微机，按照预先确定的权重系数进行计算，得出各班的积分，从而产生“模范班集体”，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六、“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我校既注重“显性教育”，又注重“隐性教育”，使二者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在“隐性教育”方面，我们主要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促进了德育工作。
要搞校园美化建设是需要资金的，在目前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如何使用有限的教育经费，我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少发奖金，多搞校园美化建设。近几年来，仅用于美化、绿化校园的资金就达50万元。我们先后修建雕塑五座、大型壁画绘制五幅，悬挂了五幅伟人像，改建花坛四处，修建了假山、水池、蘑菇亭、自行车篷，改建厕所，硬化地面，改建封闭式垃圾箱，教室配备劳动工具柜等。
我们还制作了校服、校徽，谱了校歌，订做了桌罩。优化了育人环境，发挥了“隐性教育”的功能。
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4
一、创建学习型工会组织
（一）建立健全机制，探索学习方法。
要依托职工之家为学习的基本阵地，建立切实可行的学习制度，建立学习实施方案、考核体系，如：目标、内容、时间的安排要求、学习的方式、范围、组织的办法等；要建立学习的奖励考核机制，抓好考评的方法、手段，先进的推评，奖励激励的落实等。在学习方法上，要讲求多样性、灵活性与指导性，做到集中与自学相结合，培训与会议相结合，报告与教育相结合，调研与实践相结合，电化教学与参观学习相结合等。要通过学习机制的创新，促进学习型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效化。
（二）培育先进典型，推动整体发展。
要培育先进典型，采取典型引路、面上推广的方式，用先进典型的学习成果和工作业绩激励身边职工。要通过举办读书报告会、学习经验交流会、学习成果汇报会、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总结树立达标的学习型工会组织和职工学习型典型，将创建活动中先进典型、先进事迹制成展板展出，起到宣传和示范作用。印发汇编成经验材料，推动公司工会学习型建设，指导基层工会创建活动健康发展。
（三）设计学习载体，注重学习实效。
要以“让学习完善自我，让学习超越自我”为主线，结合公司实际，开展学习沙龙活动。开展“争创学习型班组，争做知识型职工”竞赛活动，大力推行“五个一”计划，即：每个班组确定一个发展目标，读好一本书，结交一个知识帮扶对子，学习一门储备知识，为企业出一个金点子；开展“三比”竞赛，即：比学习、比技能、比贡献。要发挥工会工作的优势，设计实施内容丰富，富有新意的学习载体活动，吸引广大职工广泛参与，使其自觉在活动中受到教育熏陶，在活动中树立学习意识，养成学习习惯。
二、创建服务型工会组织
工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围绕公司中心工作目标，重点做好党政所急、职工所盼、工会所能的工作，探索创建服务型工会的路子，提高工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
（一）找准切入点：增强服务意识
创建服务型工会要以维权为重点，加强指导服务，为基层和职工多办实事；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干部联系制度，定期到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并服务基层工会工作，着重解决工会干部在平时能走下去、沉得住的问题。使工会工作与市场、企业相适应，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实实在在地做到“心里装着职工群众，凡事想着职工群众，工作依靠职工群众，一切为了职工群众”。
（二）把握着眼点：服务中心工作
根据《工会法》，工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增强维权工作的主动性，在既要维护企业利益，又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劳动争议。为职工提供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咨询，积极为其联系相关部门。
（三）着力落脚点：服务企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使是从职工的利益角度出发，工会也应该为企业服务，维护企业形象。教育引导职工懂得“大河无水小河干，企业要是倒了，损失最大的还是职工；企业兴旺发达了，对职工就更有利”的道理。结合争创品牌活动，组织员工开展岗位技能比武活动，开展劳动竞赛。大力推动劳动保护工作。每年组织职工代表综合治理大检查不少于二次，公司党政工及相关部室不少于五次，排除安全隐患，保护职工的利益，减少企业的损失。
（四）着手关键点：服务职工群众。
公司成立了“员工互助保障会”，做到全员入会，既有雪中送炭，还有锦上添花，让每一位职工会员都能享受到工会的服务，具体操作中做到“四清、五送”。“四清”即家庭住址清、生活状况清、思想状况清、工作情况清；“五送”即送政策、送慰问、送健康、送保险、送技能。
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5
职业资格是进行职业活动时能够应用的、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或潜力的标志，包括知识、技能技巧和基本工作经验。在课程开发领域，资格研究的核心任务是理清“工作”、“资格要求”以及“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十分隐晦，因此需要很强的方法论指导。
科学而可信的资格研究是一件复杂的系统性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水平劳动分工逐渐弱化，人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对职业活动进行准确地分析、评价、测量和总结，用传统工作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信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格要求与地方经济结构、技术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组织方式密切相关，人们很难确定具有普遍意义的资格发展趋势。例如同样是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如果按照泰勒（F.W.Taylor）模式将复杂工作分解成多个简单工作，我们只需“半技术工人”和“半工程师”就够了，整体资格要求水平降低；而如果采用其他生产模式，对劳动者的资格要求就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职业资格最重要的组成元素是专业知识和技能，它们含有很多经验性的隐性能力成分（Tacit forms of competences），无法直接把握并用显性的语言来确切表述，只能通过一个合适的载体来间接确定，如这个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资格研究帮助人们科学地确定和描述典型工作任务、将其转化为可实施的课程，因此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按照社会研究方法大师美林（P. Mayring）的观点，这些方法具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如有质量保障的数据解释，尽量接近研究对象和考虑多种因素相互制约等。作为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基础性工作，职业资格研究首先要完成以下任务：
一、行业分析。收集某一行业经济技术发展的基础数据，对该行业领域的职业工作和职业教育状况进行观察分析，从宏观上把握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和职业教育现状，在此基础上确定职业教育的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和课程模式。行业分析也是下一步工作分析中选择案例的基础，一般多采用二次文献分析方法。
二、工作分析。即对工作的性质、任务、责任、相互关系以及任职人员的知识技能及其条件进行的系统化调查和案例研究，客观描述它并做出规范化的记录。工作分析的对象包括生产（或服务）过程及其重要辅助过程，如工作步骤、工艺流程、规范、设备、参数和辅助手段等。工作分析的方法很多，在职教课程开发中常用的如职位问卷分析法(PAQ)、访谈、工作日写实和关键事件分析法等，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定。实践证明，按照接近研究对象的原则，在工作过程中进行“行动导向的访谈”对获得客观的分析结果非常重要。
三、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是一种程序化的关键事件分析方法，即在“实践专家研讨会”基础上，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和学习者职业生涯发展的大环境中对职业活动进行整体化的分析。典型工作任务是工作过程完整（计划、实施、检查和评价）的综合性工作任务。它是针对一个职业而言的，但不一定是企业的真实岗位工作任务的再现。每个职业15个左右的典型工作任务，不但确定了这个职业的基本框架（profile），也建构了对应专业的课程框架。
四、实践专家研讨会。是在DACUM座谈会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整体化职业分析方法。它将“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对“实践专家”职业生涯发展中的关键事件进行筛选、分析和区分，关注工作过程的整体性和完成任务所需的创造性和隐性能力。实践专家访谈会的结果是典型工作任务列表，而不仅仅是知识技能列表，它帮助人们确定和描述对应的学习领域，使基于工作过程的综合能力培养成为可能。
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6
关键词：交易成本；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交易；交易契约；治理结构。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既有的研究主要沿袭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将农民工受雇的企业作为一生产函数，从企业利用中国“人口红利”、追求成本最小化（主要是劳动力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而导致的农民工权益受损、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频发等问题切入，着力于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对工作关系控制过程的研究[1]，需要探究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劳资双方的互动关系。为此，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能纳入制度因素以及交易成本，从企业制度或经济组织运作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进而抓住农民工劳动关系的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企业分析。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1. 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企业看作一生产函数，进行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分析范式，引入了交易成本概念，进而进行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以经济制度，即企业、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签订合同行为为研究对象，认为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经济组织是经济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经济制度如何节约交易成本则转化为经济组织如何选择节约交易成本。把作为经济组织的工商企业看作一治理结构，而非生产函数，认为依据不同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及有关成本不同） 来选择不同的（具有不同属性的） 交易方式，即可达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之目的。
2. 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是经济交易。
经济组织是由经济主体及其互动关系构成，将人们之间的各种交互活动看作经济交易，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通过契约（或合同） 来实现的，各种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因此，参与经济交易的主体被看作契约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关于契约人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在交易时不可能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写入契约，因此，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意味着交易双方均有采取策略性的损人利己行为的倾向，导致缔约后的违约需要谈判和协调，以此来维持交易。如果诉求于第三方，如法庭来裁决，势必产生高昂的成本，即交易成本。
3. 经济交易行为存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生产成本，它是指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交易成本包括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成本和合同签订之后的事后成本。前者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后者主要包括四种形式的成本：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互不适应的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交易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启动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的成本；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
4. 经济交易追求交易成本节约。
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交易是稀缺资源，客观需要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交易成本因经济交易而生，不同的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的交易契约，客观上需要依据不同的交易特征，选择适当的交易契约，进而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区分各种交易的标志，即交易的三维特征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某项资产（主要包括专用地点、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的资产） 用于某种用途后，再转作其他用途的难易程度，可分为资产专用性高、资产专用性低两种类型；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对个人行为绩效评价的不确定所导致的交易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不确定性高和不确定性低两种；交易频率是指交易的频繁程度，可分为交易频率高和交易频率低两大类。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的契约，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标准契约，无论交易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如何，属于古典契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高的交易属于关系契约；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新古典契约。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即经济组织安排，最优化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
5. 节约交易成本需要选择适当的治理结构。
一般而言，古典契约对应的是市场治理，交易双方只需根据自己的经验即可判定是否继续保持该种交易关系，节约交易成本；关系契约对应的是双方治理或统一治理，由于资产专用性比较高，保持交易关系的连续性对交易双方意义重大，因此，通过双方自主行事（双方治理） 或通过兼并收购，实现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 （统一治理），将交易双方的外部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新古典契约对应的是三方治理，由于交易的偶然性大，双方专用资产交易的成本太高，需要一种中介性的制度形式，即通常借助于第三方的帮助（如仲裁） 来解决交易纠纷，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二、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1. 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雇佣关系。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经济社会关系[2]。农民工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为单位成员，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3]。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外出农民工主要就业于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在从业形式上，调查表明，2009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 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占93.6%，自营者仅占6.4%。这意味着农民工绝大多数以受雇形式从业，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是一种劳动雇佣的关系。在性质上，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劳动关系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下的一种新型雇佣劳动关系，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占主体地位下的私营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地位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合作关系[4]。
2. 劳动雇佣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农民工劳动关系的主体是作为农民工的劳动者（劳方）、农民工所受雇的单位（资方），劳动关系的确立是一经济交易行为，可称为劳动交易。交易对象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交易的具体内容是：在劳动法律法规等既定制度安排下，劳方在一定期限内让渡劳动力使用权与资方，服从于资方的生产经营管理安排，以完成一定的生产经营任务为代价，资方支付劳方工资，并提供劳动安全保护、购买社会保险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5]。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资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合同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和运作的基本依据。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往往以一定的契约（书面合同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 为载体，这种契约明确了劳资双方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是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确立劳动关系的一种意思表示。
3. 劳资双方追求交易成本的节约。
交易成本产生于劳动交易过程，劳资双方均是成本负担主体。不论是合同签订之前的搜寻、谈判、签约等经济行为产生的事前成本，还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保障合同履行、变更和终止合同等发生的事后成本，均涉及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履行，自然成为双方的经济互动行为成本。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作为“经济人”，节约交易成本是行为主体的自发性追求。
三、农民工劳动交易关系的契约类型。
1. 契约特征。
（1） 人力资本专用性低。
作为交易对象的劳动力是体现在特定劳动者身上的各种技能、经验和技巧的综合体，与劳动者密不可分。这些技能、经验和技巧构成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专用性。科学文化水平（通常以受教育程度表示） 和专业技能素质（通常以接受专业培训等体现） 可作为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重要衡量尺度。通常情况下，文化水平和技能素质与人力资本专用性呈正向关系。调查发现，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可见，外出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且一半以上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人力资本专用性低。
（2） 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
不确定性主要是指企业主（或其人经营者） 对劳动者工作任务是否可分割或估计单个劳动者生产率的难易程度，可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性质进行判断。从行业来看，外出农民工仍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39.1%，建筑业17.3%，服务业11.8%，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各占7.8%，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5.9%。可见，农民工主要在工作容易分割、单个劳动者劳动绩效容易测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这也为解释不少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劳动交易频率低。
劳动交易频率是指劳资双方签约行为的频繁程度，可从劳动者选择就业企业的频率进行评价。针对企业的调查显示：外地员工中2007 年春节回家探亲的占56.6%，这些探亲员工中约83%的人打算继续回本企业工作；针对外出农民工的调查显示，2007 年继续外出打工的人员中，76.3%的人员会继续回原企业工作，23.7%的人打算另谋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农民工的就业单位选择相对稳定，劳动交易频率较低。
2. 契约类型。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农民工劳动契约的同质性特征十分突出。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分析，农民工劳动关系契约的组成结构中，绝大多数属于新古典契约，存在少数关系型契约，基本上不存在古典契约（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标准古典契约属于极端情况）。
四、农民工劳动交易与治理结构匹配。
1. 劳动交易契约与治理结构匹配。
交易频率可分为偶然的交易（t0）和经常进行的交易（t1）；不确定性包括劳动者工作任务易于分割、生产效率易于计量（s0）和不易分割、难以计量（s1）两种情况；人力资本有专用性，可分为资本专用性低（k0）和资本专用性高（k1）两种情况。由于经济环境往往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劳资双方利益相应受到影响，决定了劳动交易围绕劳资双方利益不断调整。因此，可不考虑交易频率问题，重点考虑劳动交易中劳动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由此得到四种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劳动组织治理结构，如图1 所示：
（1） k0，s0：企业内部市场。劳动者掌握通用技术，人力资本专用性低，工作任务可分割，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工人可以更换雇主，业主也可改换雇工，双方无须担心各自的利益损失。因此，劳动组织治理结构低级化，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治理结构，如工会等。
（2） k0，s1：初级团队。尽管人力资本专用性低，但工作任务不可分割，每个工人的产出不易衡量，更换员工不会损失企业效率，但确定辞退工人的补偿标准成本高昂。因此，为降低交易费用，需要对雇员进行监督，以保证企业经营效率，防止“搭便车”行为。有一定的劳动组织存在，如生产车间的监工等，以保证经营效率。
（3） k1，s0：互担责任的内部市场。人力资本有较高的专用性，工作任务可分割。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企业经营效率高，维持该劳动关系能够保障劳资双方利益的实现。因此，需要在治理结构上设计出防止业主随意辞退员工的惩罚措施和员工任意跳槽的限制条款。通过这种初级形式的组织治理，订立严格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企业和员工行为，建立起劳资双方具有一定相互依赖、合作双赢的劳动关系。
（4） k1，s1：亲密型团队。人力资本专用性比较高，工作任务不可分割。业主需要提供相应的条件，保证雇员能够长期稳定的工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雇员有防止雇主侵害自身权益的条件，如某雇员可能是企业的业务骨干或技术专家等，甚至形成了技术团队。劳资双方通过建立起完备的组织治理结构，如吸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建立工会组织等来保证长期稳定合作。
2. 农民工劳动交易与治理结构分析。
上述四种劳动组织治理结构中，第一种对应新古典契约，治理结构低级化是其突出特点，是农民工劳动交易的主要治理方式，其他三种治理结构相对较少。目前，农民工就业所在单位工会组建率低，除了农民工流动性大、参会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外，基于劳动交易成本、选择新古典式契约及治理结构也是一重要原因。
暂不考虑交易成本，从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性影响来看，若劳动力供求在结构上相对均衡，则上述四种治理结构不存在优劣之分，均有利于促使劳动关系稳定和谐。但外出农民工的劳动供求特征是：目前存在、并且在今后一定时期仍将存在大量的、相对过剩的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劳动力，高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劳动力十分短缺。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条件要求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自身素质之间尚存一定差距：对企业的调查显示，87.7%的新增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23.8%的岗位要求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9.2%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而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则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不超过15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因此，农民工劳动关系形成了整体上的“资强弱劳”格局，“企业内部市场”型的治理结构尽管节约了交易成本，但难以兼顾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五、结论与建议。
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结合已有的数据资料分析表明：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追求交易成本节约是劳资双方的自发性经济行为；农民工劳动交易契约绝大多数属于新古典契约，人力资本专用性低、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劳动交易频率低是其突出特征；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企业内部市场”为主的低级交易治理结构。上述治理结构特征尽管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目前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将存在低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这一劳动力供求格局下，难以兼顾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劳动立法和执法力度，但一些企业低薪雇佣、拖延克扣工资、无视劳动者基本尊严的行为仍旧猖獗，甚至酿成了恶性劳资冲突事件。如2008 年的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和南海本田工人停工等。因此，调整公共政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平衡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促使劳动交易契约及治理结构趋向优化，成为构建稳定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的重要路径。
1. 落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近年来，为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家日益重视农民工培训工作。2003 年，农业部等部门制定了《2003- 2010 年全国农民培训规划》、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农民工职业技能等培训提供了政策保障。虽然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工单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民工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技能培训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二是培训体系尚不完善，出现了多头管理、不能有效整合资源，政策限制、不能灵活对接，培训管理粗放等难题。因此，应充分发挥各级相关政府部门职能，将农民工培训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力度，提高政策执行效果。
2. 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建设。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实践表明，农民工具有代际更替性。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是我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发展面向他们的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是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长久之计。因此，应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政策体系，从办学经费等方面对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在农村招生、人才培养提供支持；通过助学贷款等教育财政支持，鼓励和帮助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接受正规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教材和教学实践环境建设。
3. 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008 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日渐完善的双重影响，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返乡，但在农村如何就业成为新的问题。返乡农民工由于习惯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大多不愿或难以安心务农。他们大多积累了一定资金、专业技能和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具备了一定的创业条件。地方政府部门可通过资金支持、土地使用、税费减免、手续简化等激励政策，大力鼓励返乡农民工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民工外出数量，逐步减弱供过于求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进一步积累技能经验，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
4. 积极创造农民工就业机会。
除了技能培训、职业教育、自主创业等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工通过工作实践、以“干中学”的方式习得工作技能、积累工作经验也是一重要途径。因此，应充分利用“十二五”时期“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发展战略机遇，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通过支持发展城市中小型、加工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家庭服务等服务业，扩大农民工城市就业空间。同时，积极发展县域经济，以特色资源、特色产业为依托，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使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此外，还应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进城务工农民工公共服务、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专用性水平，优化劳动交易契约及治理结构，为形成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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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7
[关键词]新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劳动观念的重塑
抗战时期，社会教育作为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教育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村落为单位，以冬学、识字班、小先生制、黑板报和读报组等为组织形式，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关于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以往研究过渡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识字扫盲教育，同时又在与边区生产的结合过程中，对民众传统劳动观念实现了改造，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本文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边区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晋东北地区作为边区最早开辟的地区，民众多以农民为主，他们是边区生产和战时勤务的直接承担者，甚至是其子女也不得不因生活问题，而参与一定的劳动，从而也影响了民众对于边区社会教育开展的态度。费孝通先生在有关传统中国农民社会的论述中曾指出，“在一种匮乏的经济中，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闲暇来学习。务农是中国人的主要职业。农民们在土地上的劳动耗费了他们的精力，劳动时间漫长而难熬，并且只能从中得到很少的收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希望有长期闲暇的。”[1]抗战初期，边区物资的匮乏，军队补给的短缺；相持阶段后，日伪对边区的疯狂“扫荡”更使边区生产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抗战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2]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边区社会教育，在对广大民众进行智识启蒙的同时，如何“与生产相结合”是边区在开展社会教育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了能够切实解决根据地军民面临的生产生活困境，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然而边区面临着另一问题即民众对生产劳动的传统认识。由于世代生活在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的落后，更是加重了民众的愚昧无知和思想保守，民众头脑中仍保留着传统的劳动观念，“生产劳动是下贱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轻视劳动的观点尤为严重。[3]不少民众对于儿童进行生产教育很是不理解，认为“进行生产教育是两败俱伤，年小的孩子能生产什么还不是消费念书时间，念书也识不了字生产也学不了知识，就愿意让儿童在家帮忙做工。”[4]这些旧观念的存在，必然会成为提高民众劳动积极性的障碍，制约了边区生产教育的开展，以致影响边区生产运动的推动。更新边区广大民众的劳动观念，扫除民众对生产教育的质疑，也是社会教育在谋求与边区生产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另一深层问题。
二、社会教育与边区生产在实践中的结合
边区开展的社会教育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实际，通过设立各级社教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不脱产的教育，使民众在不耽误生产的条件下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谋求社教与边区生产的有机结合，以“造就一大批既有民族觉悟，又掌握一定的抗战知识技能，同时又是生产能手的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召之能打仗，散之能生产。”[5]
晋东北地区开展社会教育工作中，社教组织者根据农村分散聚居的环境，使各种社教组织在教学时间和组织形式上，都适合边区民众生产活动的实际情况。首先，在时间设置上，掌握农村生产“四时忙闲不一”的实际规律，社教工作者对民众多是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灵活机动地开展教育实践，做到“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晴天利用田间休息、午间休息和夜间休息时间学。”[6]在这方面上，较为典型的是繁峙县。繁峙各村在教育与生产结合中，一般采用集体与分散两种办法：“集体教育”多半用晚饭后很短的时间，排演有关生产内容的歌剧或秧歌舞，或利用街头吃饭的习惯，举行“饭碗会议”式的教育，内容多以政治和生产问题为主，识字教育较少；“分散教育”即拨工队的田野教育，常带报纸或者宣传品或日用百字文，休息时就进行学习。[7]其次，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通过小先生制、巡回识字牌、地头教学等多种形式，由教师或干部等对民众实行巡回教学，多方迁就农民的生产时间，以方便边区民众学习的便利。
正如1941年的《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只是给人民群众以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必须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8]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结合，不单是通过时间和形式上的结合，解决民众学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将生产相关知识等纳入社会教育中，实现教育与生产在实质上的结合。
在社教的教材编印上，适当增加浸种、施肥、防除病虫害等生产中所需的基本知识。“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因此进行教育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使他亲眼看到现实，才相信你的话，才能够接受，乐于接受，不然尽管你讲得天花乱坠，一切都等于纸上谈兵，毫无作用。”[9]边区的《生产课本》曾讲有关麦子不浸种容易生黑疸的问题。由于教员多未参与过生产，民众对其所教内容也颇为怀疑，认为“编书的人，又没种过庄家，懂得什么治黑疸！”教员为使民众接受浸种的常识，“亲自种了两片麦地，一片浸了种，一片没有，更写了牌子标出来。快收割时，村里人都来察看，没浸种的仍有很多黑疸，这样农民才真正相信浸种的好处。”[10]除了在教材内容上，社教工作者也借助社教组织对民众进行生产经验的传授。在民校里进行生产教育，“村干部将报纸上的经验向群众介绍（多利用群众报），区干部也随时进行教育调查研究并给各家做生产计划，认识更加提高了”。[11]
边区社会教育在与民众生产活动的结合中，注重学习内容、时间和教学形式安排等的实效化，不仅解决了广大民众的学习问题，同时也使社教工作深入民众生产生活中。“从前群众对生产上是老一套的办法，不组织计划。今年生产每家都有周密的计划，会挤时间（如玉茭地拉草都是利用早晨来完成，上山刨地捎着背粪）。”[12]这正是边区社教与生产在实践中密切联系，推进边区民众生产知识和技能增进的结果。
三、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
为了广泛号召根据地民众开展生产，早在1939年就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旧观念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13]1943年的《解放日报》更是发表了《建立新的劳动观念》社论，强调清除广泛存在于民众中的旧的劳动观念，如“劳动是苦事，劳动者是没有快乐和幸福的”，注重新的正确的劳动观念的树立。[14]在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的影响下，为切实推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扭转边区抗战的困境，晋察冀边区在生产中依托社会教育注重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革新，借此提高民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晋东北地区各县通过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等，改变边区民众对于劳动的旧有认识，重塑民众的劳动观念。1943年11月25日到12月1日，五台县召开县级劳动英雄模范工作大会，对生产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各类英模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具体有劳动英雄董五、模范教员刘贵和等，并着重借助各种社教组织宣扬劳动模范事迹和加强民众观念的教育。边区通过劳动模范大会，对各个领域的劳动英雄进行表彰，肯定劳动英雄的地位，其动机就是在民众间营造出“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幸福的，也可以成为英雄”的社会风尚，教育和引导民众转变对体力劳动的认识，树立新的劳动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素质低下，对政治任务将信将疑的群众，典型的力量可以起到树立信息和鼓舞勇气的作用。[15]通过劳动模范大会，对劳动典型的树立，在边区乡村中广泛地进行着思想改造，使民众意识到“在这里，劳动就不是苦事，劳动的结果，对于自己，是丰衣足食，过好光景，对于民族，对于全国人民，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与民族的解放，劳动应该被看作是愉快的，以至于光荣的。”[16]受到劳模大会的影响，民众纷纷反映“咱们明年也得向人家学习”，“英雄模范真光荣”。[17]
鉴于民众对儿童进行生产教育的质疑，晋东北各县社教工作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民众认识的转变。五台县模范教员刘贵和实行了学校生产与帮助家庭生产的方法，“早晨上课，白天利用地里生产的间隙进行温习，并由大学生教小学生”。就农业生产来说，“23个学生只有13个勉强拿动？子，开下了六亩半的荒，打下莜麦7斗多。”[18]繁峙县通过座谈会的方式由民校教员对民众说服教育，并指定个别民校示范吸取经验，从而推广至其他区，各区依据自身特点形成了“割草打柴”、“拾粪搬蘑菇”、“养鸭喂羊”等不同生产教育的中心。[19]各地儿童生产教育的推广，通过学校的集体劳作，培养儿童劳动的习惯和技能，不仅儿童入学可以念书，在学校中得到的生产收获还供给家中一大部分，减轻了群众对于儿童念书文具方面的负担，改变了民众先前对边区推行生产教育的误解，调动了民众生产和输送子女读书的积极性。如“学生不是拾粪就是割草，学校里还集体种了一块菜园，今年上学用的笔呀、纸呀、本儿呀……什么也不用家掏钱了，他们自己都解决了，眼下的学堂真不错啊！”[20]
“二流子”又称懒汉，在晋东北地区普遍存在，他们“懒惰、欺骗、说谎、、盗窃，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21]边区主要是以群众式的说服教育来进行“二流子”的改造。通过在各地黑板报上登载劳动模范和懒婆懒汉的消息，群众往来间就熟悉这些消息，以此羞辱和说服教育“二流子”。对于那些经劝说还不生产的懒汉，社教工作者就编排相关曲子，各村到处传唱唱着：“懒汉懒婆，光吃不做。”懒汉在这样的浪潮里是没有存身的余地的，很多懒汉听到人们笑他，歌唱他，便哀求地说道：“不要唱了，让咱们也积极起来吧。”22仅五台高洪口一村，改造了杨三忙、刘仁义等四个懒汉，还有一个孟大女懒婆，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并参与到生产实际中。[23]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定。”[24]
边区通过表扬先进、改造落后的方式，来教育和影响民众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向乡村社会传递了新的社会风尚，激发民众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为边区抗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结语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的基本诉求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改造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而给乡村民众以民族革命意识，动员民众参加以至坚持抗战。通过上述介绍，笔者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社会教育在寻求与边区民众生产有机结合上是很成功的，即通过社会教育使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劳动热情以及对中共所倡导新的劳动观念的认同有了很大的提高。
首先，社会教育实现了与边区生产活动的良性互动。社会教育以进行“不脱产的教育”为依归，多方迁就乡村民众的生产实际，并与乡村各种生产组织有效地结合；在社会教育内容上传授乡村切实需要的生产知识，以提高民众的生产知识与技能，改善边区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以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社会教育在生产与扫盲之间寻找到一种互利机制，实现了教育机会和受教群体的大规模增加、基本生产知识的普及，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其次，社会教育的开展重塑乡村民众新的劳动观念和认同感。对于劳模一类的积极分子，曾指出，劳动模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三个方面。[25]在开展生产教育的过程中，社教工作者充分利用边区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借助民众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来引导民众，促使民众劳动观念的转变和行动的自觉。对于“二流子”之类的落后分子，边区借助黑板报登载劳动模范和懒婆懒汉的消息等，以此羞辱和说服教育“二流子”，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并参与到生产实际中。对于处在落后封闭状态的边区农民而言，共产党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无疑于一场启蒙的过程，不仅将许多新的事物、观念和制度引入乡村社会，还清除了常年积累在他们身上的旧风气。边区政府依托社教工作的展开，通过说服教育和政策性引导，使乡村民众对其所处境地能够有个清楚的认知，并逐步向边区政府所期望或者说抗战工作所需要的方向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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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2、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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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繁峙县教育工作总结》（1943年），1-7-2，繁峙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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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繁峙在大生产中教育工作也活跃了》，《晋察冀日报》1944年9月9日。
[8]《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9]刘松涛：《农村中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卫生工作的经验》，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10]刘松涛：《农村中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卫生工作的经验》，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11]《关于后坪村综合性典型总结》（1944年12月），1-8-25，五台县档案馆。
[12]《关于后坪村综合性典型总结》（1944年12月），1-8-25，五台县档案馆。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4]《建立新的劳动观念》，《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4月8日。
[15]刘荣刚：《中央苏区政治动员述论》，《党史文苑》1997年第1期。
[16]《建立新的劳动观念》，《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4月8日。
[17]《中共五台县委关于群英会的简洁及今后工作的决定》（1944年），1-8-3，五台县档案馆。
[18]《模范教员刘贵和》（1944年），1-8-15，五台县档案馆。
[19]《繁峙县教育工作总结》（1943年），1-7-2，繁峙县档案馆。
[20]《北岳区生产教育的活跃》，《晋察冀日报》1943年8月4日。
[21][美]哈里逊・福尔曼著，熊建华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22]周而复：《晋察冀行》，阳光出版社，1946年版，第80页。
[23]《1945年宣教文联工作总结》，1-7-17，五台县档案馆。
[24]《选集》（第五卷），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72页。
[25]《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
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篇8
一、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办学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的外部环境相对较差
高职院校在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遇到的另一大难题是科研资金不足，主要来源只有学校的自有资金，融资渠道不畅，缺乏中试基地和生产条件。因此，拓宽产学研一体化的资金来源是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通，高职院校对企业的产品、工艺、设备以及对市场需求缺乏了解，科研针对性差、工程化的能力差，因而大多只能产出“试验型”或“技术型”的成果，与企业需要的“生产型”、“市场型”成果的要求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造成技术供给与需求的脱节。
（二）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及利益机制不够健全
由于我国的科研、生产体制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科技计划名目繁多、相互重复，科研人员流动难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造成教育、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另外由于产学研三方在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以及各自对利益分配的认识不同，从而产生价值认识上不平衡。
（三）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形式单一
一些高职院校没有形成有效的科技成果推广体系，没有从事技术开发和成果推广的专业队伍，产学研一体化仍然处于单兵作战的阶段，不能形成集团优势和强强联合优势。由于力量分散又缺乏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效果不佳。
二、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办学现有问题的成因
（一）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法规
国家缺乏宏观层面上的调控，缺少调动包括学校、企业以及学生积极性的政策法规。整个产学研结合的运行体系尚未构建，产学研结合的各方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二）产学研结合的内在牵动力不足，缺乏合理长效的运行机制
由于我国正处在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就业市场还不规范，许多岗位仍然被传统型劳动力所占据，致使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在当前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企业因处于就业的需求方，缺乏足够的合作动力。
（三）高职院校实验实训及科研水平不高，产学研办学思路不够开阔
高职院校的实验条件普遍不够完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高，致使学校与企业合作的途径不畅，影响了产学研合作的开展。这也是企业与学校合作积极性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另外高职院校把开展产学研结合仅仅作为解决原有模式下的学生生产实习的一个途径，而且在寻找产学研结合的合作伙伴时跳不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圈子，与各类企业接触不够，给产学研结合的开展造成很大的困难。
（四）典型产学研结合成功的经验总结不够，理论研究滞后
产学研结合需要高质量的典型引路。在普遍研究的基础上抽取共性，建立典型、共享经验、逐步推广。但现阶段相当多的学校产学研结合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能起示范作用的典型不多，从而影响了产学研结合总体水平的提高和实施效果。同时，由于政策、环境、资源等的限制，有关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探索本身进展缓慢，且由于不少学校开展的产学研结合只停留在经验层面上，远没有形成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三、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办学对策研究
（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的办学管理体制
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对高职教育来讲，主要应做好宏观管理和调控、制定规则和标准、提供经费和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创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办学环境，扩大学校办学自，为学校创造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灵活空间，为高职院校实现办学主体的社会化、多元化，为产学研结合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构筑产学研结合的长效运行机制
在现阶段，探索产学研结合发展高职教育的新道路，关键在于建立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政府应结合当前我国产学研结合的特点，制定一整套具有一定特色，有利于引导、支持和推动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法规。一方面，可通过设立“产学研结合基金”、实施“双师型”教师职称评聘制度，调动学校和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在制定有关企业法律时，应明文规定生产条件先进的企业有为教育服务的责任和义务，企业应将开展产学研结合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同时，政府可对参与了产学研结合的企业，实施一些减免税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政府还应通过有力措施协调产学研结合的全过程，应在有关法规中明确校企双方在产学研结合中各自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和相互关系等。校企双方应通过签订协议等形式明确各自责任，规范双方行为，形成契约机制，保障产学研结合的长期稳定开展，防止短期行为和流于形式。此外，政府还应建立对产学研结合工作的评估体系，在高职院校的评估中加大对开展产学研结合方面的评价权重。高职院校也应制订各专业开展产学研结合工作情况的具体评价指标，纳入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以不断检验、改进产学研结合工作。
（三）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典型模式，加强理论性研究
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典型模式，加强对典型模式的个案研究，可以展示产学研结合的效果和效益，为其他学校提供可资学习和借鉴的范例；逐渐推广和宣传典型经验，可以推动产学研结合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最终达到促进更多有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对于如何开展产学研结合的工作，目前许多院校在改革思路上缺乏理论指导，因此，应编制一本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服务手册，以明确学校进行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原则与方向，从而为高职院校提供清晰的理论思路和可供参考的操作模式。
四、结束语
实践证明，产学研合作教育可通过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使培养人才同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统一于同一过程之中，可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的“三赢”。为此，高职院校必须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大胆实践、开拓进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新道路，努力寻求产学研合作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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