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范文

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1

一、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难题

无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还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出售，以及国有资产较低的积累率，必然是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终是退居次要地位。这实际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体现？有一种说法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体现在质量上、控制力上或发挥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国家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超过自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产。应该承认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国家作为大股东如果能够控制股份公司，则这样的股份公司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弊端照样存在，这样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要在数量上占优势、保持优势，有了数量优势，作用上的优势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须符合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则是要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分开来，并且不要将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即：国有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性质也大不相同，这说明，国有制本身并没有一个什么固有的内在性质，相反，它的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服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如资本主义国有制；相反，如果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公有制服务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营经济之中。

二、社会经济形式结构图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公有、私有、民营等等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式所作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是相互交叉的，许多人搞不清这一关系，这是造成有关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对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一个系统的分类，见下表。

基本社会经济形式分类表

按经济性质

公 混合 私

按经济主体 国家（官） 国家公有国营 国家混合国营 国家私有国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按产权结构

国家公有民营 国家混合民营 国家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社会（民） 社会公有民营 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社会公有国营 社会混合国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上表作出的分类一目了然。经济性质维度：公—混合—私；经济主体维度：国家（官）—社会（民）；产权结构的维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态。三个维度两互交叉，构成12种基本类型（应该是8种，考虑公、私混合经济性质，为12种）。

“国家公有国营”和“国家私有国营”就是我们常讲的“国有国营”，性质有公、私之分。同样，“国有民营”也有公、私之分。隶属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国有资产股份结合以后，就成为“混合国有”，它有国营、民营及公、私之分。

类似地，民（社会）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国营、民营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有民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社会混合民营”形式；“社会私有民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公有经济，有两种类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的大私有制。“社会公有国营”、“社会混合国营”就是过去存在过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国有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营的，故被称之为“二国营”。

从上表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应该就是“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公有民营”，在此基础上可作一些扩展，如国家混合民营。国有国营只是少数。少数国有国营企业的目标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会目标、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至此，我们可以就标题中的“民营经营”作一说明了。最广义的“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相对称，指“国营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形式，既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也包括其他非国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营经济形式。狭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民有民营经济”，既有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最狭义的“民营经济”则指私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最好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民营经济”这一概念，或者范围再小一点，仅指“民有民营经济”。

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原因，它们最初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中国经济的观念”——当时谁敢说中国经济还可以甚至应该包括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呢！于是我们又用强调“中国特色”撇开了一些抽象的无意义理论之争，特别是批判了纠缠于理论是非忽视实践和阻碍实践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风气。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实际含义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它强调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将非公有制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归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之中。

所以，现在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概念确实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但它已约定俗成，我们不妨继续使用，只是要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指中国经济，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这一概念已内含着“非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含义，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就是出尔反尔，并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当然，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来指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更好，而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指 “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地位，或者用于强调中国经济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另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从调节经济的手段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经济的，首先，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其次，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提法，我认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因而中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这些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将非公有制经济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堆里归呢？我以为仍然是“恐私症或恐资症”在作怪，这又与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下决心切实纠正实际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论上的问题也应该搞清楚。但决不能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顺而采取将它硬塞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框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理论的进步都毫无补益，反而混淆了问题，使人们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

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具体来说，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都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非公有制、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为“恐私症”的阴影违背基本常识而牵强附会地将非公有制、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归到社会主义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称它们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1 朱正国：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主义劳动股，学术，1996（6）；

2 朱正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1996（10）；

3 朱正国：广东财政，国有制与市场经济，2001（1）；

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2

关键词：产权；公共领域；经济绩效；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8.068

1.引言

产权理论源自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不同的产权初始界定对资源配置效率或社会经济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指正式制度（包括宪法、法律、法规、条例甚至政府政策等）对特定客体所衍生的产权项归属的正式规定，而市场交易一般称为产权的再界定。

通常，人们认为正式制度将特定客体的产权归属完全界定清晰的效率最高，但产权界定从来不是绝对的，正如巴泽尔（Barzel Y.，1997）所说，“因为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产权作为经济问题还从来没有被完全界定过”。通常，正式制度对产权归属的界定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界定，而现实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产权归属界定称为经济意义上的产权界定。陈利根等（2013）认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无论是法律上的产权界定还是经济上的产权界定，产权的界定都是不充分的”。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些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进入了某种公共领域之中，于是，对产权公共领域的研究就成为产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在对产权公共领域的研究历程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2.产权公共领域研究综述

作为产权公共领域理论的创始人，巴泽尔（1997）较早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并系统研究了产权公共领域的形成原因。巴泽尔认为，是交易成本的存在阻止了产权的完全界定，而这些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形成了公共领域。巴泽尔认为“人们对资产的权利（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最后这点主要通过警察和法庭奏效”，他还认为“商品具有许多属性，其水平随商品不同而各异。要测量这些水平的成本极大，因此不能全面或完全精确。面对变化多端的情况，获取全面信息的困难有多大，界定产权的困难就有多大。”巴泽尔实际上是从主观方面（主体行为能力）和客观方面（包括商品属性、他人行为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分析了交易成本的产生及其对产权公共领域形成的影响，其他学者对巴泽尔产权公共领域研究的扩展，大多也是沿着这两条思路展开。

国外还有其他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产权不完全界定或公共领域问题。一是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提出的产权残缺问题，他指出，“权利之所以常常会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者（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对废除部分私有权的控制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已由国家承担”，“所有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二是埃格特森（Eggerts-son）提出了产权弱化问题并对产权不完全界定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如果政府对独占权加以一定限制，我们习惯地把这些限制称为产权的弱化。如果个人交换资产的权利，获取并使用来自交换的收益的权利，都没有受任何限制，就可认为产权没有被弱化”。同时，埃格特森也研究了当主体界定产权的期望收益为负或者外部强制性干预（政府管制）时“排他性权利未被界定的情况”。三是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及哈特和莫尔（Hart-Moor）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交易费用的存在，所以主体签订的合同总是不完全的，那些在合同中没有被完全界定归属的权利就成为剩余权利。我国学者刘宝明等（1999）用该理论研究产权残缺问题，而吴忠培（2000）用该理论研究产权模糊问题，王洪（2000）利用该理论推演了产权公共领域的产生。四是租值消散理论，该理论认为相比于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又称公共资源）会导致导致租值消散，从而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绩效。我国学者多用该理论来研究产权公共领域的经济绩效问题。

肖屹和钱忠好（2005）扩展了巴泽尔关于产权公共领域成因的分析。他们将公共领域的成因分为两种：一是由于正常因素或技术因素，使人们不能完全认知复杂多变的客体属性，导致产权界定的交易费用高昂，从而使客体产权不能完全界定而引致产权公共领域的存在；二是由于非正常因素或非技术因素，如不恰当的制度安排、政策法律的规定等，导致产权界定的交易费用高昂，从而使产权不能完全界定引致了产权公共领域的产生。肖屹和钱忠好进一步分析了产权公共领域存在对经济主体利益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产权处于公共领域之中时，如果相关利益主体能够公平获取公共领域内产权资源，就不会产生“产权侵害”，如果相关利益主体实力地位不均等，就会产生强势主体对弱势主体的产权侵害。罗必良（2005，2011）认为巴泽尔本质上主要从技术方面研究了产权公共领域的成因，他在此基础之上区分了五种公共领域：由于商品属性的多样和多变性所造成的纯技术层面的公共领域、法律界定成本高昂而引起的法律层面的公共领域、官僚集团通过制订歧视性法律而造成的法律歧视性公共领域、主体行为能力不完全而造成的公共领域以及主体行为能力受到外在限制而产生的公共领域。罗必良认为产权模糊的本质就是政府有意制造和限制主体行为能力而造成的公共领域，而政府具有不完全界定产权的倾向。在其产权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罗必良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化和r地产权公共领域存在造成的农地流失、农民利益受损、政府利用农地产权模糊设租寻租以及其他主体对农地非专有收益（即公共领域中的财富）的争夺等问题。陈利根等（2013）更为系统的对肖屹、钱忠好和罗必良的产权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完善，但并没有增加实质性的新的理论内容。

现阶段对产权公共领域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学者们大多利用租值消散理论来研究产权公共领域对主体行为选择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罗必良和何一鸣（2008）认为，“对产权的不当限制，会使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而只要对产权集合“中的一个或多个子权利的运用实施限制甚至删除，就属于‘产权管制’范畴”，而“管制会约束产权安排的选择空间，进而会影响其经济绩效”。产权管制影响经济绩效的原理，就在于产权管制“把资源留在了公共领域，它们的经济价值便是租金，从而引起了所有理性主体的攫取行为”，“公共领域内的资源随着攫租活动的加剧而减少”。所以，如果放松产权管理，会阻止租值的消散，从而提高经济绩效。此后，在何一鸣和罗必良（2009，2010，2012）以及何一鸣等（2013）明确构建了一个产权管制一公共领域一制度绩效的理论框架。何一鸣和罗必良利用登姆塞茨的产权残缺理论、西方的政府管制理论发展出一个产权管制理并借鉴租值消散理论，来研究产权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产权公共领域对主体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韩江波（2012）系统构建了一个“产权稀释一产权资源不完整一产权资源公共领域一相关利益主体寻租动机一产权资源租值消散”的逻辑框架，然后以此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

3.现有产权公共领域研究评析

首先，涉及现有产权公共领域研究的一个暗含前提或假设。目前对产权不完全界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多将完全的私有产权或者产权应该归私人所有当作研究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或者私有程度越高的产权才有效率或效率才更高，而私人的产权的不完全、残缺，或者模糊等都是无效的，都使私人权益受到了侵害。如经典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在私有产权下，任何共同协议的合约条件都是得到许可的，尽管它不一定都要得到政府执行机构的支持。如果有些合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禁止，私有产权就被否定了。……对于较强的私有产权可能比较弱的私有产权更有价值这一点可能没有争议……”这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偏好或者研究假设，而我国学者在引用西方学者对产权公共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时，也多没有对此前提有足够认知，也潜意识的接受了这种假设。如我国多数研究土地发展权的学者都假设土地发展权归农民所有，政府的限制造成了对农民的伤害。

其次，涉及一系列近似但又有差异的概念的滥用。这些概念包括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管制、产权模糊、产权弱化、产权不完全界定、产权不清晰、产权排他性弱等，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是否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存在实质性差异？目前的产权公共领域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明，学者们多将他们当成近似或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而且也存在相互论证的毛病。

再次，涉及对产权公共领域概念本身的随意使用。现阶段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对“产权公共领域”进行严格定义。很少有学者直接论及什么是产权公共领域，似乎这个概念是不言自明的或者无需解释的。事实上，就连巴泽尔自己也没有对产权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进行过严格定义。由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它所理解产权的公共领域是那些没有明确界定归属的商品的属性形成的，同时也与多人共享某一或多种商品属性有关。其他学者多从第一个方面将产权公共领域理解为没有完全界定清晰的产权的集合。因此，仅从商品属性的角度理解产权公共领域是不充分的，并不是每一种没有界定清晰的产权集合都有意义，应该从商品属性的不完全界定和多人对这些属性的共享两个角度理解产权公共领域的涵义。

4.未来产权公共领域研究展望

首先，应该对产权公共领域的基础性概念进行区分、定义并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前文的分析，应该摒弃产权残缺之类概念的使用，而产权模糊、产权不清晰、产权不完全界定和产权公共领域之类本身并没有内在预设前提，因此可以使用。但这几个概念的地位并非完全相等，产权不完全界定导致了产权公共领域的存在，而产权公共领域的存在表现为产权模糊或者不清晰，可见产权公共领域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其他问题或者理论逻辑的推演都围绕着公共领域而展开。

其次，应加强对外在强制性因素不顾主体理性选择而强行扩张或缩小产权公共领域的研究。在给定特定客体的某一产权稀缺程度的条件下，主体在自身理性水平、主观偏好、行为能力和外部技术水平的约束下，选择一个最优的产权界定水平，从而形成了一个可以共享该客体产权的主体的最优规模。此时，如果政府不顾主体的理性选择，而强行扩张公共领域的范围，会导致可以共享该客体产权主体规模的扩张，就会对不同主体的行为产生扭曲性激励和约束，从而对社会经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再次，关于产权公共领域对主体行为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一般是借鉴租值消散理论来研究当稀缺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时的经济影响，认为产权公共领域导致公共领域中“非专有收益”（又称为“公共资源”、“公共财富”、“无主财富”以及“租”），于是引致众多理性主体花费资源去攫取公共财富，而攫取公共财富实际是一种不创造财富的非生产。但是，主体不但会从事非生产，也会从事创造财富的生产，违背主体意愿的公共领域会同时对主体的生产和非生产产生影响。

5.结论

本文通过对产权公共领域研究的综述和评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产权公共领域理论包括产权公共领域的形成原因、经济绩效、动态变化及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四个部分。关于产权公共领域的形成原因的研究相对比较完善，但此部分应该加强对政府干预造成的产权公共领域的研究。关于产权公共领域经济绩效的研究相对薄弱，多为借鉴租值消散理论的观点和结论，缺乏自己的理论内核。关于产权公共领域的动态变化及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是产权公共领域研究中最需要填补的部分。

第二，产权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存在定义不清、使用随意和逻辑关系混乱等问题，建议以产权不完全界定概念为核心，对产权残缺和产权模糊等概念进行深入研究，理清它们的暗含前提、相互联系与区别。特别是需要重视产权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内涵，它是产权公共领域研究的核心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不言自明和或者不需要解释的，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3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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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4

关键词：绿色信贷 赤道原则 社会责任 社会回应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11-058-03

一、绿色信贷是中国环境经济制度和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建设的切入点

人类必须正视和解决日益凸显的两大环境难题――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和人类在使用生态环境资源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是环境技术问题，后者是环境制度问题。在技术水平既定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人不敌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新境界的天人合一”所映射的“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环境问题正发端于此）生态文明”的路线，展现了环境制度的出现、变迁总是依存于并作用于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图景。基于福利经济学而侧重于政府干预的庇古手段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而强调市场机制的科斯手段，在论争中不断助推着环境制度的变革；同时，其长久不息的纷争本身就意味着，对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并不能简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两者都存在一定的有效的和失灵的区域。分析政府有效或失灵和市场有效或失灵的两两组合的四种状态（Ⅰ双有效、Ⅱ政府有效市场失灵、Ⅲ政府失灵市场有效、Ⅳ双失灵）的结论是：双有效多为理想状态；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间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完善与不完善的选择，而多是在不完善或缺陷的程度和类型之间的选择（如Ⅱ和Ⅲ之间的选择），甚至可能仅在不合意与无法容忍之间选择（如Ⅱ与Ⅳ或Ⅲ与Ⅳ之间的选择）。既不能完全摆脱政府又不能全部依赖市场的现实选择，实为一种次优选择，是对制度创新和新的社会机制重塑的理性诉求。

因此，鉴于制度由政府制定的正式约束和民间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生态社会建设既需要“硬”的正式约束（如政策、法律手段等）、刚柔相济的两种约束的结合（如经济手段），又需要“软”的非正式约束（如教育手段、社会准则与规范等）；环境制度的目标架构应是三足鼎立的“政府+市场+社会”的有机联动。

在我国，在绿色GDP试图以政策干预地方排污冲动未果，在区域（流域）限批被职能部门自认效果有限后，《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以绿色信贷为切入点的环境经济制度的实施大幕已悄然开启；而环境保护的实质就是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其目的在于督促生产者和消费者关注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社会福利效应，督促和引导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二、赤道原则是商业金融组织的社会责任基准

政策性金融组织本身就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无需赘言；而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国际浪潮，对全球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引发了人们对金融领域的深刻变革的审慎思考――应运而生的赤道原则及其与商业性金融组织（以下的金融机构均指商业性的）运行的对接，成为国际金融与经济深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2003年6月由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等7国的10家国际银行率先宣布实行的赤道原则（EPs），（意即“非南非北”而居中间赤道，以示公平）是由这些世界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目前，已有52家国际著名银行（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这一原则。其历史背景在于：环境危害事件的直接制造者企业，其背后的金融推手银行难咎其辞：它们在提供重大（重要）项目的融资支持时，有责任评估、监督环境和社会影响,并要求不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由风起云涌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催生的赤道原则，以首次确立国际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的最低行业标准，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既非国际条约又非国际组织的赤道原则，其实是一个自愿守则――某金融组织只需宣布已经或即将建立与该原则相一致的内部政策和程序即可；其奠基人意在打造一个有吸引力的“尽可能宽广的教堂”，并非想创立另一个与现存的国际金融组织抗衡的银行集团。另外，赤道原则于2006年7月关于项目融资规模由5000万美元调低为1000万美元的修订，表明对发展中国家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忧虑和扶持的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项目规模多在5000万美元以下而未能按要求“入围”）。赤道原则的这种软约束机制，为急欲经济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意的借口；然而，这张无形的网，又激发企业公民以一种道德责任感和“公司良知”去积极应对。遗憾的是，中国无一银行接受赤道原则；但面对这一国际环保标杆，中国银行业正朝着改善金融生态之路前行，与赤道原则已渐行渐近――绿色信贷正是赤道原则在中国金融领域的第一次试水。

三、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化路线解析

作为公民个人的社会责任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而作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思想则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的美国（由克拉克1916年提出），这由美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所决定：大公司及其形成的著名的伯利一米恩斯命题（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两权分离），催生了管理者资本主义（1941年伯纳姆最先提出本概念，1978年被钱德勒称为由管理者企业主导的制度），挑战经典的自由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产生了这一思想。

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历史演变，典型地体现了斯特龙伯格的名言：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自克拉克提出后的30年内，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表现出一种公司慈善性面貌；之后，其演变历经了五个阶段：即1950年代的狭义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1970年代的公司社会回应、1980年代的公司社会表现、1990年代的与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全面结合和21世纪的为公司公民概念所替代的阶段。五阶段的论争无不指向一个焦点：管理者尤其是现代公司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即回答一个简单但本质的问题――公司是谁的公司。

狭义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着眼于寻求公司社会责任的原则。被推崇为“公司社会责任之父”的鲍恩，其1953年的划时代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标志着现代公司的社会责任（CSR）概念构建的开始。鲍恩的定义――商人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去确定政策，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义务，包含责任主体即现代大公司、责任实施者即管理者、责任原则即自愿原则三大内容。戴维斯的“责任的缺律”（责任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责任越少，权力越小；企业非经济价值）和五条定理，扩展了鲍恩的思想。斯维斯建议企业在承担“社会―经济”责任时，还要承担“社会―人类”责任，做到社会责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兼顾；并总结道：“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在保护和提高社会生活质量时也保护和提高自身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本质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生活在与自己内心、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中。企业对于这些和谐，尤其是后两种和谐起重大影响作用。”

60年代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动荡，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等引起企业外部环境的剧变，促使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之争，化作事关公司存亡的现实问题――提供可执行公司社会责任原则的行动维度，使之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的公司社会回应诞生了。戴维斯和布洛斯特罗姆阐释了社会责任与社会回应的关系：理想化终极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理念、过程和功能实现，以社会责任为理念，企业创造性的社会决策为过程，它导致社会行动（社会回应）功能的运行，最终达到更有效的结果。阿克曼和鲍尔关于公司社会回应的“三段论”（认识政策、学习应对和制度化承诺），深化了这一思路。弗雷德里克提出从CSR1到CSR2，，即以公司社会回应替代公司社会责任概念，试图实现从理念和伦理概念向行动导向的管理概念的转变。不过，公司社会回应虽从环境评估和管理过程方面搭起了新的现实平台，但其本质上只是解决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单维度问题的静态理论，没有涉及社会变动以及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动等问题，从而最终未能取代公司社会责任概念。两者是等量齐观，相互补充。

于是，就有了对此进行修正和完善的产物――公司社会表现，一个包含了道德维度和管理维度的内容宽泛的主张。塞西为普雷斯顿和波斯的公司社会表现的早期思想，套上“结构框架”，即衡量公司或特定行业公司行为的“令人合意和有用”的方法。卡罗尔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公司社会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即由公司社会责任（可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四部分）、社会问题管理和公司社会回应共同构建的三维空间。而沃蒂克和科克伦在此模型基础上的经典定义――公司社会表现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准则、社会回应过程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之间的相互根本作用，将企业与社会领域的三大主导方向，即社会责任的理念导向、社会问题的组织导向和社会回应的制度导向，融合在一起。通过对三大维度的修正，伍德将定义重新表达为：其是指一个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与政策和方案的构成，以及当它们与企业社会关系相联系时所产生的可观察的结果。可见，公司社会表现模型是重新建立起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社会回应之间断裂的联系。同时，公司社会表现的实证检验即其财务业绩表现，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必须从相关利益者理论寻求支持。

被认为是可用于评估公司社会责任“最为密切相关”的理论依托的相关利益者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实现从概念框架到一体化的理论框架的转换。1993年的第一次多伦多会议，完成了从概念框架到理论框架的第一次转变；而琼斯和威克斯的“一体化相关利益者理论”，通过对共生的超越，完成了理论框架一体化的进程。也只有在一体化的理论框架下，相关利益者理论才能与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分庭抗礼。由此出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与相关利益者理论在全面结合中的共同发展――前者为后者提供实证检验方法；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依据。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这种超越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力量，来自于它自身以及它所依托的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内在的全面性和包容性，体现在它们既满足股东的要求，又顾及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从而谋求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这场关于公司本质的认识革命，正如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最有影响的坚定反对者弗里德曼所言：它是一种颠覆性的学说，改变了公司的根本目标。

21世纪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主题词则是“公司公民”。关于公司公民与公司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公司公民局部观、等同观和延伸观之说。三种学说最终归于对公司公民的核心和本质的认识问题。洛克于1690年就指出，（个人）公民拥有对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而公司是否也有这种天赋人权，对此有公司是公民、公司像公民、公司管理公民权三种不同的答案，公司公民通过将公民的概念从个人延伸到公司，又基于全球化，扩展为“全球公司公民”，是对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继承、发展和突破。其继承在于，它将上述四个阶段的概念、学说融入统一的框架中；其发展在于，它将公司社会责任从一种自愿行为发展为公民观下的公民――作为整个生态大环境的企业――对社会的义务。其突破在于，它重新审视了公司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重要命题，直接触及了公司与社会关系或公司在社会中的本质问题。无论公司“是”或“像”公民，还是“管理”公民权，必定有须遵守的条件、满足的标准和履行的义务，由此提供了关于公司社会性作用的规范思考。同时，这种向全球公司公民的扩展，使原有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突破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为跨国公司践行全球社会责任而实现新跨越提供了新指引。

四、结语

追寻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嬗变轨迹，其实是为梳理出这样一条主线：近一个世纪以来，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总是在与其对手特别是与其最大的“敌人”――传统的或正统的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学思想――的激烈斗争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并由此深刻影响着那个时代的经济（当然含金融）、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反观中国企业（金融的和非金融的企业及其联动）的成长，则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借用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关于“行善赚钱”(将慈善行为作为企业改善公共关系的“公告广告”，目前承担的支出是为了今后更高的回报)和“赚钱行善”（即将对社会的需要转化为公司的盈利机会）的思想，它们要么是游走于“行善赚钱”和“赚钱行善”之间，要么是假“赚钱行善”之名而行“行善赚钱”之实。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特定的体制约束条件下，那种“骑墙式”的哲学思维最终会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行善赚钱”的实质作为。

同样，在环境经济和生态金融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有恶化趋势的大背景下，从仍具有“管制―命令”痕迹的绿色信贷到具有自愿自发机制，特别是具有作为“全球公司公民”责任感的赤道原则的实质性转变，根本取决于能否成功实现从公司的社会责任到公司的绿色社会责任的思想变革。

参考文献：

1.沈满洪.绿色浙江〔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82-83.

2,齐薇薇.“绿色信贷”令〔N〕.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8-01（13）.

3,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46-47.

4,徐光华.基于共生理论的企业战略绩效评价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20-122.

作者简介：

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5

盛洪的新书《儒学的经济学解释》，在我看来应该叫做《儒学与经济学》，而不是一本用经济学解释儒学，或者是用儒学解释经济学的书。儒学和经济学互相解释，背后是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二者有重合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区别。

经济学解决不了公共问题

个人的幸福只有个人知道。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怎么处理的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相当有限。我们不能简单去说在公共事务中也存在帕累托最优，利益冲突中没有人受损失的情况

哲学和经济学是有区别的。首先说，经济学是有局限的。经济学解决私人物品和个人利益问题，用交换能解决的，经济学都可以解释。只要属于个人利益，只要能够交换，只要有界定清楚的边界，经济学就都能解决。甚至，经济学也可以用一些近似的方法，把外部性近似到内部性，把不可计算的想办法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计算，本来受损失的人用补贴的办法使他没受损失，来解决公共利益的计算问题。但总体上来说，经济学只要超过个人利益，一超出个人的领域到公共事务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就有限了。

个人的幸福只有个人知道。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怎么处理的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相当有限。我们不能简单去说在公共事务中也存在帕累托最优，利益冲突中没有人受损失的情况。一致同意的情况太少了，幸福不可说明，不可以比较，不能经济学家说你幸福就幸福了，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做的事情非常少。

虽然后来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但是总的来讲，很多东西仍是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宪法的来源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宗教，盛洪的书里也非常强调宗教的传统。宗教的意思就是，有些解决争端的思维方法是超越利益的，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方法，有些事情就无法解决。宗教为什么能够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就是因为宗教提供这些东西和价值观，这些东西严格说来是社会政治，是哲学反映，或者神学范畴，是属于宗教意识形态的东西。

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个体会，道德的概念可以二分法，一种叫行为美德，一种是公共理性。行为美德就是讲私人道德，公共理性是讲天下怎么和谐、怎么组织，使大家安居乐业。后者不是一般人想的，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美德、伦理，而我们通常强调美德而忽视了公共理性原则。

经济学把道德美德和价值判断作为前提接受它，将其作为行为函数。我们的行为约束、偏好，就是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研究角度不是这个，经济学不能决定伦理是什么，经济学不能假定你能不能损人利己，或者利他。亚当・斯密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但是，那是先为自己，后为他人，是有次序的。

而我们的美德是，你要先为他人，大公无私，非得是把自己钱给别人花，才叫美德，这跟英美人在制度设计时对人的假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就是这个目的，不损人利己叫美德。但经济学其实不否定损人利己，而经济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假定所有人都没有道德，假定所有人都损人利己，或者就是经济人，以自己私利为最大化，但怎么防止损害别人利益，经济学靠制度，不靠道德说教。经济学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制度约束人。

经济学只要界定、给定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给定了个人经济人的概念，给定了利益最大化的概念，公共行为的事情就只能用均衡的办法，只能用价格之外利益均衡的办法处理，经济学没法超越它，超越它经济学就给不了答案。只要不是帕累托改进，只要一个人受损失就没法论证这件事。而哲学、公共理性、政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让一步，都受点损失，将来这个事才能更好，你们都别在这给我杠上。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跟经济学家是不太一样的。

经济学家里头也有一部分公共经济学家，在解决公共的问题。但是严格说来，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均衡概念当中还是帕累托最优概念，不能有一个人受损失，有一个人受损失，经济学家就做不了判断。法官的工具除了利益均衡之外还有正义，还有法律程序这些东西，而我们经济学家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用非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公共理性的问题，判断公共事务中可能有人要受损失是一件好事。这些损失可以使我们能够进步，对整个社会有好处，对下一代有好处。比如环保的问题，还有体制改革的问题，都应该使用超越经济学的思维。体制改革为什么改不动，因为在利益集团那卡住了，每个人都只能允许帕累托改进，改国企不是帕累托改进，就卡住了。最早过渡经济学文章提出非帕累托改变，相对应改革的问题都是非帕累托改进，得有人受损失，没人受损失多数情况改不动。中国唯一的一个帕累托改进，是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普通民众都从中受益才行。要改革必须超越经济学，必须是一个政治考量，必须有经济学之外的工具和理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认真思考公共理性

中国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历史传统的被打断都有关系。儒学是宗教的哲学，一种关于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为当下的中国人提供的伦理基础，或者叫做正义基础

我最近看过研究香港政治体制的文章，觉得挺有启发。西方的三权鼎立概念，是让总统代表全民的利益。总统是政党选出来的，因此总统有两重身份，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精英，就是君子，就不是儒家学说中的小人，而是能够比别人多想一层，能想公共利益，想家国天下的事情。

小人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贬义，只是没有公共理性，喻意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人、普通人。君子可以同时是小人，而小人只是小人，做不了君子。君子和精英也得生老病死，也是一般的人，经济社会当中买东西少给我一分钱我也不干，也有经济理性。但我们同时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要有公共理性，比小人想得远一些。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君子同时思考公共理性，小人只负责思考经济理性。

美国是总统假定既是政治家又是知识精英。国会里的议员纯粹是政治家，政治家是利益团体，就是互相斗、互相掐。但对总统的要求就有点高高在上，尽管总统是政党选出来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就要超越政党的利益去想全国的事情、想整体的事情。三权分立的制度又设计了另一个司法制度，所谓大法官制度，把公共知识理性的责任交给大法官。国会负责利益，大法官负责公共利益，总统则兼有二者之能。

但是，三权鼎立的架构，现在也面临严重的政治衰败问题。总统和大法官也有政治色彩，是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知识精英的行政能力，很多事情就开始走向政治衰败。而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制度是官僚体制，官僚选出的总理有行政权，议会可以跟他冲突，但是只要选出了总理，他就有充分多数权力，他的地位和多数票是正比例的、一致的。因此英国不像美国那样对行政无能，英国这种制度完全可以行政有效，是精英执政。一方面，执政党可以考虑全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官僚体系，就是文官体系也在考虑全国的问题。而且，英国也还有一个大法官去制衡。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家和精英统一的制度。一旦是总统或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一定想全国的事情，尽管他有他的利益基础。整个管理行政系统的人也都是精英。因此与英国的制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但是，如何体现知识精英的公共理性，我们现在非常欠缺制度层面的设计。孔夫子思考的问题是精英和皇帝，和行政是一致的。他所谓道德伦理、仁义礼智信、君子概念都是一体的，我们现在仍然传续他一体化的概念。尽管出了很多问题，但是一体化的概念没有变，皇帝的德治跟法治要结合起来，要公共思考，想天下子民的利益，要把德的范畴提高到最高的程度，把它贯穿到行政当中去，让行政有充分的权力来管。但是，没有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的坏处是，一旦有了明君我们就有了盛世，一旦有了暴君天下就轮回。成也它，败也它，我们总寄希望于出现明君。这就比较糟糕。

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美国的开创者其实不仅依靠，也依靠杰弗森这些人对欧洲千年历史的思考，依赖历史的智慧。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最好的统治是什么样的统治，最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宗教起了一个作用，他告诉信众，人都是人，都是上帝子民，如果理解上帝旨意的话，怎么现实格物致知，要面壁思考过去历史，从过去历史当中接近上帝，接近完美的制度。

中国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历史传统的被打断都有关系。中国今天要解决公共理性的资源来源，就不要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因为儒学贯穿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来也可能贯穿于政治宪法框架当中。儒学是宗教的哲学，或者哲学的宗教，或者具有相当于宗教的部分功能，但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一种关于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为当下的中国人提供的伦理基础，或者叫做正义基础。

再加上经济学的利益考量，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制度。经济学可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超越经济学的就是政治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政治，不能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解决，这也是我们探讨儒学最重要的意义。经济学必须与儒学相结合，来为中国人的公共理性提供思想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儒学，而是儒学和经济学缺一不可，经济学替代不了哲学，哲学也不能够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超越经济学的哲学，来处理这些问题，处理的实际是什么呢？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但是政治问题也是处理人们利益关系的，超越了经济利益，经济学能够分析的利益关系之外的那个利益。

谁来传递公共理性？

知识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面是建立一种制度，从顶层的制度要具体经营制度，然后要维护这个制度的实施，而不是考虑这个时候道德说教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最高层次上，所谓的宪法层次上没有宗教传统。我们没有宗教，又批了儒家，所以我们的社会没有公共理性。中国人总爱说知识分子是传道的，我宁可不用道这个词，知识分子是传递公共理性的。公共理性就是，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公共问题，使得社会怎么和谐、怎么运作。

但是，归根结底问题就是，谁是那些主动承担公共理性的公共知识精英，如果大家都没有知识精英，这事怎么办？如果大家都没有美德，都道德沦丧，我们大家都不想这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无解。知识界有些人连基本“小人”的美德都没了，处处知识腐败。另外更多人比如经济学家想的是现实问题，经济怎么发展，通货膨胀怎么着了，这些思考都很功利、很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忙于天天要解决那些主流关心的现实问题，而这些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有时候看起来不是很容易击破的。

话说到底，我们进入道德沦丧的时代，我们怎么来建立公共理性呢？光靠说教行不行，说教没人听，还得找一个好的方法。

首先处在这个时代，知识精英确实很稀缺。而且特别是经济学界尤其稀缺。经济学变成了显学，博士生毕业找的工作也都不错，所以没有人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很焦虑也没用。大概要经历一个时期，什么时期呢？就是经济的发展真正到了下一代，有了一批衣食无忧的学者。知识精英就这么来的。我们所崇拜的当年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出身。钱学森订婚的时候，送给他未婚妻的是一架白色三角大钢琴。我跟我导师说，你当时30年代出国东京留学，你们家一定良田万亩，你衣食无忧，因此你想的都是道德文章。现在知识分子都是从山沟里刚考出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不想点那些问题？而且大科学家，我们老说西方学校就是为了好奇心而学，那牛顿坐在那吃饱了撑的没事看着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才想天体的事情。

我接触过一些英国贵族，你能感觉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发展中国家之间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早超脱了，我根本都不想。我们现在缺君子的背景，缺贵族。有人也许会说我，经济学家说这个干什么，经济学家要解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企业已经这么不景气了。但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就得多少有些超越的人去思考一些超越性的事。我现在有点理解当时胡适他们为什么那样着急改变中国，是因为中国当时那么落后啊。

儒家为君子的精神培养提供了精神资源，君子之道，就是精英养成之道，就是培养君子而不是小人，去主动思考公共理性，传达公共理性的人。但是，儒家的表达需要现代化和通俗化。儒家的话语体系是说教型的，说教人们不喜欢。因此，儒学的当代表达，第一怎么能够切合理论的本身含义，第二怎么让公众更加理解就需要注意。中国回到宗教时代已经不可能了，时代已经过去了。宗教是人类年轻时候童年的产物，你过着青年生活，重新变成宗教怎么可能。

但是回到儒学是不是对，是不是好，这个固然可以讨论。但是，到了现在你怎么去跟9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说，让他们真正接受儒家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本书讲我们的传统，也吸收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科学的东西，理性的东西有比较开放的概念。另外文化精英，比如学文化，学文学的，学历史的，不是学经济学没用了，其实经济学是非常有用的，对建立理性思考，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都是非常有用的。

道德有两层意义。毕竟儒学讲美德，我当时说经济不讲道德，最重点针对的问题是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拿道德出来说话，批路上走的人吐口痰说自私自利，这是批小人，不是批制度，这是道德说教的办法。而且让大家做好事学雷锋，这种已经是纯粹道德先生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大家都是雷锋社会就乱了，茅老师老强调这个，都不出钱，都找关系，这个就乱了，生意就是生意，市场的秩序还要维持。知识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面是建立一种制度，从顶层的制度要具体经营制度，然后要维护这个制度的实施，而不是考虑这个时候道德说教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更愿意强调知识分子载道的作用，应该更多载公共理性、载天下原则，天下国家公共利益的制度，而不是去进行一般道德说教的事情。

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6

概念是构建理论的基石，也是实践交流的工具。学习十多年的会计，我的一个体会是财务会计中的许多概念-诸如“控制”、“权责发生制”、“实质重于形式” 等-的含义有些似是而非，缺乏严谨的定义。这对会计理论的严密演绎和会计在实践中的效用都有不利的影响。本文尝试解剖“控制”概念。

一、“控制”概念的重要性

“控制”或“控制权”在财务会计中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资产的定义中有“控制”概念，比如：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 IASC《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所定义的资产，“控制”都属于核心词。会计确认常常以“控制”或“控制权”为基础，比如：金融资产转让终止确认的金融合成分析法、控制权法即是以“控制权”是否转移为基础；我国及IASC的“收入”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之一都有：“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一些经济事项的会计核算方法选用依赖对“控制”情况的判断，比如我国的“投资”准则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反之，采用成本法核算；IASC的“企业合并”准则关于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核算的选用基础即是“控制”。报表编制与信息披露范围也与“控制”相关，比如，合并报表编制范围的确定、关联交易的披露范围与“控制”情况有关。不用继续枚举，已可见“控制”概念深入渗透至会计定义、会计确认、会计核算方法选用、会计报告等环节或活动中。这些环节或活动属于财务会计研究的核心方面，也是会计信息生成的重要环节。因此，可以说“控制”概念的准确界定既关涉相关会计理论的顺利演绎，也关涉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二、“控制”概念的定义现状及其局限

综合起来，财务会计在上述场合使用的“控制”概念可分为两类：对资产的控制与对实体的控制。资产定义、金融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收入确认涉及的“控制”属于“资产控制”一类；而投资核算方法、企业合并核算方法、合并报表编制及关联交易的披露涉及的“控制”属于“实体控制”一类。目前，财务会计也是分这两条线索定义“控制”概念。

对“资产控制”的直接定义较为少见，实践层面仅见英国ASB在其的FRS5“报告交易实质”中和IASC在其“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中有过定义。两者都认为，资产的控制是指获取与一项资产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力或能力。理论研究层面的定义就更少了，在我信息所及的范围内，仅见一位学者在讨论资产定义时有过定义，其认为：“要予确认计量乃至报告的资产，又是由该特定会计个体所‘实际控制’的资产。所谓‘实际控制’，从形式上看，意味着该特定会计个体对资产具有实际经营管理权，能够自主地运用资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谋求经济利益；从实质上来看，它意味着特定会计个体（如某个企业）享有和承担着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相应风险。”

对“实体控制”的定义则较为常见。ASB在FRS5中认为，对另一报告主体的控制是指为了从另一个报告主体的经营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而主导该主体财务与经济决策的能力。IASC在其“企业合并”准则中指出，控制指决定（govern）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藉此从该企业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我国在“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投资”及“合并报表”等准则或规定中也有类似定义。同时，“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投资”及“合并报表”等相关规范在定义“控制”时，还并行定义了一个涉及实体控制的“共同控制”概念，即“按合同约定对某项经营活动所共有的控制”。这些规范通常在定义基础上，还列举了“控制”、“共同控制”的具体情形。

财务会计关于“控制”概念的这些定义存在以下几点局限：

（一）只有对“资产控制”和“实体控制”的分类定义，没有对“控制”概念的一般性统一定义。

（二）“资产控制”与“实体控制”的关系不清晰。其至少未解决这样一个关涉合并报表与母公司个别报表各自存在的价值及编制范围的现实问题：如果母公司A主体控制了子公司B主体，那么是否意味着A主体同时也就控制了B主体的资产呢？

（三）没有明确“控制”与“拥有”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我国会计基本准则与IASC、FASB在定义资产时采用了不同表述，前者定义的“资产”是一个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而后者定义的资产是一个主体“控制的”资源。

（四）在实体控制方面，各准则制订机构定义的“控制”与“共同控制”在语义逻辑上存在问题。即：既然“控制”是指类似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关系（控制实施的主体是单一的“母公司”），那么“共同”与“控制”结合而成的“共同控制”就是一个逻辑“病词”（“共同”就不可能“单一”）。也即从语义上讲，“控制” 与“共同控制”不可能是并列关系。

三、重构“控制”概念群

针对关于“控制”概念的上述局限，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构其定义、分类。

（一）关于“控制”概念的一般定义。据汉语词典的解释，控制（control）有以下一些语义：施加有节制或直接的影响；施加权力；指导或管理的能力或权力，指挥或抑制的支配；抑制的行动或事实等。综合这些语义，我们认为财务会计所谓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资产、实体等决定性、支配性的影响能力。应从以下方面理解该定义：其是一般性定义，而不是关于资产控制或实体控制的分类定义；施加控制的主体（控制方）可以是一个或几个主体；控制对象是资产或实体等；控制对应的能力是一种决定性、支配性的影响能力。

（二）关于“控制”的分类。可以从多种角度对控制进行分类。依据控制施加主体的不同，控制可分为单独控制和共同控制。单独控制是指由单一主体对资产或实体施加的控制。目前我国“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及“投资”等准则所谓控制实际上应是单独控制。共同控制是指由几个主体共同对资产或实体等施加的控制，主要包括共同控制资产（比如两个公司共同控制石油管道）、共同控制实体（比如投资方共同对合营企业的控制）。

依据控制对象的不同，控制可分为资产控制和实体控制。资产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资产的决定性、支配性的影响能力，通常表现为对资源或权利的占有、使用、管理、处置或限制。实体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另一主体的决定性、支配性影响能力，通常表现为前者能够决定后者的财务及经营决策。我国“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及“投资”等准则所谓“控制”和“共同控制”都属于实体控制。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财务会计对资产控制和实体控制的定义，都是以控制方从被控制资产或实体取得经济利益为基础。该定义特征经不起检验。比如，质押存单，通常属于出质方与受质方共同控制，但受质方却未必能从该存单中获得经济利益流入；托管企业，通常属于托管方控制，但托管方取得的托管收益可能来源于委托方，而不是被托管企业。因此，在本文的定义中，不论资产控制，还是实体控制，都并不含控制方必然能从控制对象（资产或实体）中取得经济利益的意蕴。另外，从资产控制与实体控制的定义，可推断两者的关系。一般地，一个主体单独控制或与其他主体共同控制了另一主体的某项资产，未必就单独控制或共同控制了另一主体。但也可能有例外，比如A主体可通过对B主体关键技术的控制而控制B主体、破产重组中债权人可通过对债务人抵押生产线的控制而控制债务人等。相反，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对另一个主体的控制，通常也意味着前者可以控制后者的资产。

按影响能力实现方式的不同，控制可分为基于财产权的控制（简称“财产权控制”）和非基于财产权的控制（简称“非财产权控制”）。财产权控制是指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凭借其拥有的一项资产或实体的财产权而实现对该资产或实体的控制。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股东权；物权又分为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其中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比如租赁使用权等）和担保物权（比如抵押权等）。对实体资产的控制通常即是借助于这些物权实现的；而非实体资产的控制通常是借助于债权、知识产权实现的；而最常见的实体控制则是凭借股东权实现的（比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非财产权控制则是一个主体或几个主体共同借助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手段实现对资产或实体的控制。其又可分为协议性控制与非协议性控制。协议性控制是一个主体基于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签订的协议实现对一项资产或一个实体的控制。比如，基于托管协议、承包协议、表决权协议对某实体的控制。非协议性控制是指一个主体借助其担任的职务、亲属关系等非协议性因素实现对资产或实体的控制，比如：关键管理人员对其管理的企业或企业资产的控制；关键管理人员通过亲属对另一企业及其资产的控制等。

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7

辨析“混合所有制”

所有制问题即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问题。所有制只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公有制又包括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而私有制只有一种，产权可以量化到自然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应运而生和快速发展的行业协会等法人组织，属于非盈利社会组织，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把其称为“准公有制”，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关于经济问题研究的一家之言，未经政府认可，也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内容。

现代企业制度包括股份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私有独资公司和合伙制公司五种，都是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属于特例，今后将不会有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产生。以上任何一种所有制实现形式都是产权清晰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如果要成立一个“混合所有制”公司，在工商部门都无法登记，要登记注册就只能是以上五种公司的一种。

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不是一种所有制，也不是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一个企业中，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谁多谁少，得由投入资本的数量说了算；至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代表谁大谁小，谁说了算，谁来管事？得由大股东（相对控股）说了算。

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再次提出和肯定，与政企分开无关，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无关，而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系密切。

“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

“混合所有制”概念在《决定》中的承认和肯定，一是表明中央政府对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和消除所有制歧视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承认和肯定一个企业中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可以同时存在的现实情况，并允许今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互相持股。三是意在对过去国企改革领域的股份制改革倒退情况予以纠偏。但这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所以，我认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再次提出和肯定并不会对国企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至于坊间部分学者和部分企业家的争论和看法，再正常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改进的过程，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和寻找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以指导国企改革思路的完善和具体改革路径的推进。而不是纠结于某个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误入“成败论英雄”的樊篱之中。

目前，部分或个别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搞得不错，经济效益很好。其原因要么是选对了一个职业经理人，要么是其他偶然因素导致。但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一个优秀企业的经典案例只可借鉴，不可复制，也就没有推而广之的价值。

在一个企业中，如果国有资本不控股或者持股比例很低，那么，国有资产还有什么必要存在于这个企业，何不逐渐退出或者一次出售，卖个好价钱？把退出的资金用在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如果只看到现在的利益还可以赚钱，万一以后亏损和倒闭又怎么办？岂不悔之晚矣。如果不是为了赚钱，又何必与民争利？

终结“集体所有制”概念

“集体所有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过，但基本上没起过促进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如果说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发展阶段起过有限作用的话，那就是在社会形态公有制的前提下，代行了部分国家计划的功能和作用，其实质就是打着集体所有制的旗号，充当公有制经济分配计划指标和剥夺公民财产权的二道贩子。

这种情况典型的有如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和至今仍存在于社会发展形态中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村有模式、“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所谓的“供销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形式。这种集体所有制生产经营模式是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的，虽然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一是“集体土地私有化”问题；二是“人口自由迁徙”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其他问题就自然而然迎刃而解了。而“集体土地私有化”的前提是要厘清“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概念。

首先，要搞明白中国农村目前的“集体组织”是指村一级组织（原生产大队），还是村民小组（原生产小队），当然这两者只能必居其一，不可互相兼顾。其次，乡、镇一级政府是不能划归“集体所有制”之中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所有权不能重叠；二是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为国家公务员，不具有法律赋予的财产权利。那么，在这种集体组织中人员不断变动的情况下，“集体所有制”实际就变成一种“人员流动的集体所有制”了，而控制集体所有财产的人就只能是不断变化的“村长”或“镇长”等人了。很显然，这种“集体所有制”就是名义上归本集体成员所有，实际上是无人负责的“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而已。其存在的优点当然不能与“私有制”相比，甚至也不能与公有制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国有制相提并论。

结合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改革的现状，我认为从思想观念上尽快终结“集体所有制”的概念，是指导当下中国各项改革与时俱进并实现长期改革红利的挑战性思维，极需超强的决断力和敏锐的前瞻性。目前，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就是中国所有制改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不能不认真对待，仔细思量；不能够不改实质，做表面文章；更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绝不能错失良机，追悔莫及。至于曾经存在过也辉煌过，现在还在维持生存的所谓“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股份合作制”一类“集体所有制生产经营模式”，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与“集体所有制”概念一并消亡。如果说“集体所有制”概念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还能得以苟活的话，那也只是局部和较短时间的存在而已。此乃经济规律使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难以抗拒。

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篇8

一、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会计学的理论基石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的性质，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表现为对企业的两种不同定义，一是科斯的定义，二是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的定义。

根据科斯的定义，“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他把企业和市场视为“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在企业之外，价格运动调节着生产，对生产的协调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实现的。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不存在了，与这些交易相联系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让位于调节生产的企业家一协调者。”②显然，科斯基本上是把企业理解成为一种与市场协调机制具有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行政协调机制。

关于企业的另一种定义是詹森和麦克林于1976年提出的。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和大多数其它组织一样，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就企业而言，这“一组契约关系”就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③这里的契约关系既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明确的书面或口头契约，也包括不明确的契约，即所谓“默契”。

如果我们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企业所包含的内容就必然被分解为若干契约关系，参与这种契约关系的无非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和产出品的消费者。如果我们撇开这些契约关系，再来看企业的话，那么，企业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了。

显然，如果詹森和麦克林的观点正确，那么，意味着对科斯的观点之否定。詹森和麦克林强调的是“契约关系”的确立过程，但是，他们忽略了“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而科斯却相反，他强调的是“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而忽略了“契约关系”的确立过程，因而未能充分指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外部的市场协调的内在联系。企业不同于市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具有生产的功能。就契约关系的确立而言，企业确实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点，但是，作为一个与市场不同的、具有“生产功能”的企业，在契约确立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贯彻这些契约。这时，企业就成为一个层级组织。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就是在这样的层级组织中进行的。因此，全面地理解企业的性质，应该是把表面上似乎对立的这两种企业定义结合起来，企业既是个人之间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点，又是一个层级组织，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可见，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企业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性质正表明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层级组织，企业是市场的对立面，它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协调手段；然而，作为层级组织的企业恰好又是市场本身的产物。除非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一个“巨型企业”，否则，离开了市场，企业便不能产生。在确立了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之后，后面的行文将根据需要而强调其中某一重性质。

尽管今天企业的组织形式存在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三种形式，但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最适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同时，推动了现代会计学的发展和完善，而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通过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和繁荣。这就是现代公司制度、金融市场与会计学具有共生互动性。因此，以现代公司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构成现代会计学的理论基石。现代会计学的许多基础问题如会计主体概念等都建立在现代企业理论基础上。离开现代企业理论就没有现代会计学可言。

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会计主体概念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会计主体是现代会计学的基本概念，因此，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有助于会计学界从更高层次理解和把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

会计主体（Accounting Entity）概念是一个古老的会计学概念。

13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会计活动中广泛采用的复式簿记（复式记帐）就已经有了“会计主体”的萌牙，但是，它发展到今天成为现代会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却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虽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大概到19世纪下半叶才在现代管理理论上得到正式承认，但是早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出现之时，独立会计已经孕育着这样的基本思想：企业必须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其所有者的经济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主体基本假定促进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当然，会计主体概念的真正确立必须以企业经营独立性为前提。在独资或合伙企业阶段，会计主体概念虽然产生，但仍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和应用。只有到了股份公司制度阶段，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明显地分离了，会计主体概念才具有明确的实际意义。

企业作为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上，从而，在经济上要相对独立，必须成为独立于所有者之外的“法人”。而公司制度就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法人。但是，事物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在早期，会计主体棗企业的所有者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企业的所有权。在相当长的历史对期内，指导会计主体的基本理论是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 Concept），所有权观念主宰着财务会计。虽然这个理论也承认企业在会计上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甚至也承认企业所占用的资产应当与业主或所有者分离，但是，它又突出地强调，企业的全部资产归所有者所有，企业全部的负债也由所有者承担，构成所有者的义务。所有权观念只是要求会计主体概念服从于业主严格管理和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需要，并不完全承认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在经营上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