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范文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1

关键词:民营经济;宪法政策地位;刑事法制保障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渐进发展过程,如今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1年,我国民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20.46%,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已超过1/3。2002年,浙江民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5%。某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更高。为充分发挥我国民营经济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繁荣市场、增加税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保持民营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需要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许多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但是,离符合民营经济发展要求的健全的法制环境还差距甚远,任务艰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权,使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实现公平竞争。为此,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法制环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刑事法制的角度探讨如何完善刑事法律制度,加大刑事司法保障,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的顺利健康发展。

一、民营经济宪法政策地位的基本认识

我国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82年,《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社会主义经济的,并提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随后,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探讨和实践国有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国有民营就是其中的一种。“民营”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民营经济是相对国营经济而言,是指除国营以外的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称即非国营经济。就所有制形式来说,民营经济包括国有经济中的民营部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按企业形式来论,民营经济主要是通过民营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由于民营企业不是法律范畴,习惯上将民营企业涵盖国有民营、私营、个人独资及外资等企业组织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和加深,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法律政策规定得到逐步发展和加强,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也越来越突显。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7年,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002年,十六大强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从上述有关民营经济的宪法和国家政策规定可以看出,开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已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原来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国家最先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扩展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些宪法政策规定的演化表明民营经济的地位经历了由允许到肯定再到促进的发展进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民营经济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新格局。

二、民营经济刑事法制的现状考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导、促进和保护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确立、体现和巩固其国家宪法政策地位,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民营经济的法律法规,刑事立法、司法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在刑事立法方面,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了“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维护经济秩序”等;《刑法》分则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非法制造、销售注册商标标识、假冒他人专利、侵犯商业秘密等侵犯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犯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等扰乱民营企业经营的市场秩序犯罪,侵犯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个体工商户的人身权利和民利犯罪,抢劫、盗窃、职务侵占、挪用企业资金、合同诈骗、敲诈勒索等侵犯民营企业财产犯罪等。在刑事司法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两条规定清楚地表明,对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犯罪行为如何查处,应由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进行,而且必须根据客观事实,依照法律,所有犯罪主体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为打击犯罪,保护民营经济提供了具体的司法准则。

《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制度为我国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力的刑事法制保障,但是与建立健全保护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利益的完善法制环境还相差甚远。目前,我国有关民营经济刑事法制存在不少缺陷,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1.立法方面的不平等。突出表现在我国《刑法》对公私财产的保护、对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处罚不平等。例如,《刑法》针对国有财产所有权与非国有财产所有权主体规定了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这种规定虽不无道理,但在量刑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犯的客体是国有财产所有权,如果犯罪主体贪污10万元以上且犯罪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可能被判处死刑;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非国有性质单位的工作人员,侵犯的客体是非国有财产所有权,即使侵犯单位上亿的资产,甚至造成企业倒闭,最高只能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同样,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基于侵犯的客体不同,犯前罪的最高量刑标准是无期徒刑,而犯后罪的最高量刑标准则是10年有期徒刑。显然,《刑法》对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保护存在不一致和不平等。2.司法方面的不公正。立法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司法的不公正。由于长期形成的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以及立法滞后,司法领域出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平等对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难以得到真正贯彻落实。例如,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侵占了国有资产,要按《刑法》处理,依法判刑;而民营企业员工非法占有、卷逃民企的资金,往往按民事纠纷处理。如果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能只按民事纠纷立案;但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可能要按刑事案件查处。不仅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常常得不到有效保护,许多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名誉安全也得不到及时保障,甚至发生随意抓捕、羁押民营企业家的事件。此外,司法领域还存在向民营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等的不法现象。

以上可以看出,为了保障民营经济的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亟待解决刑事法制的立法不平等和司法不公正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民营经济刑事法制的保障对策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确保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当前,民营经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为发挥其在增加市场竞争主体、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就业渠道、丰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在《宪法》修改的基础上完善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创造和维护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统一的竞争环境。

1.修改《刑法》相关条款。按照《刑法》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修改《刑法》的271条的职务侵占罪和272条的挪用资金罪。建议前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巨大、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建议后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通过这样的修改不仅体现国家对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而且可以有效打击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违法犯罪行为。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2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有着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关键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与地位。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无非是“补充经济”或者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经济成份中的法律地位也居于次要地位。相应的，所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活动的主体（指个体、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个体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也只能享有“次国民待遇”。几十年来，习惯如此。这也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的特色。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主体没有主次之分，“领头羊”的身份是靠经济成份主体自己挣出来的。但是，打破旧有的习惯需要勇气与机遇。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 “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如此说来，“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一、36条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由国家政策法律的肯定与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一种所有制成份都将难以存续。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在政策上就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程。1980年8月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这是在政策上第一次对个体经济的肯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认可了“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多种经济形式的一种形式，以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政策上不断得到逐步提高。1988年4月，我国《宪法》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宪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工作，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0581户。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以私营、个体合作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在我国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在由国家政策肯定的同时，法律的确认也至关重要。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确认，最重要的是我国宪法的修正案。1988年，我国首次修改宪法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又一次修宪时，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经济”成份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再次修宪，增加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一步一步的变化，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并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享受国民待遇问题上，其实际操作突破不大，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到国际市场的拓展性发展受到了限制。尽管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这些被专家认为是涉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但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中小企业并没有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保护性措施。这说明问题仍然是来自于国家政策上和法律上的不完善。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上看，虽然宪法已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但至今在具体法律上仍没有明确其法律地位，因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方面仍面临着一些明显的体制性障碍。这些法律与政策盲区，使民营企业在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都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对以上情况，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就势而为，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推出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我国至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以此文件为分水岭，我国政府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举措，从分散的政策支持转为总体的制度保障。文件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格地位加以提升，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凡是对外商开放的行业与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同样享受。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主体一样，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原先的垄断行业和公共领域，这将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个“质”的飞跃。同时，意味着从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不受限制了。

总之，“在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之争的中国，非公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的关系。”①

二、36条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是指在证券发行中，发行人应及时公开与发行证券相关的信息；在证券交易中，投资者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而在证券市场管理和证券发行中，国家管理机构和发行人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上市申请者和股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公开原则是指政府机关管理行为的透明度。要求政府机关将自己的管理内容、管理程序以及管理行为适时公开，增强政府机关经济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公平原则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在市场竞争、市场交易中的平等，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待遇平等、获得的竞争机会平等，以及在交易中权利义务的平等；公正原则，则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应公正地给与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以同等的政策待遇，比如，对所有市场主体制定相同的竞争规则、标准来体现公正原则。其实，说到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所体现的价值，一是秩序，二是效率，三是公平。公平不仅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公平，还包括社会总体的公平。社会总体公平，不但要求市

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也要求国家给与市场主体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政策待遇。同时，有了社会总体的公平，才能体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开与公正，国家社会也才能有真正的秩序和效率。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是我国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选择。“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体现了社会总体公平原则。比如在市场准入问题上，“36条”以一个正式的国家文件形式，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本国公民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这不仅体现了“三公”原则，也体现了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实际行动。在入世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第一次为所有的市场主体构筑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给与了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公平的政策待遇。不管是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是外商投资主体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没有尊卑优先普通之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另外，“36条”在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服务方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方面，体现了公开原则。

三、36条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36条”是国务院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限于文件的自身性质，“36条”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36条”第一条第1款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清理和修订工作要在2005年底前完成。”那么，目前涉及到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哪些呢？如果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开业登记前，需要进行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且有些职能部门通过规章形式，自行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或擅自扩大实行许可证制度范围。因此，一些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待废止、修改与完善。②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待废止的法律，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试行办法》等。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国务院1990年1月颁布的《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中规定“国家不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金融业、对外贸易业、轻工业、房地产开发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等重要行业。”这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相悖的法律法规当然应当及时废止。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待修改完善的法律，是指那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本意相悖的，与宪法修正案内容不相适应的，或者严重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规要进行修订，这涉及到《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等等。以上法律法规到底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取得法人资格方面。以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也不同。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具有一定的注册资金，就可以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独资企业按《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也可以取得法人资格，而个体、私营企业，不管是独资还是合伙都不能取得法人资格，这意味着这些主体在生产经营中只能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非公有制主体能够取得法人资格，也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其注册资本按照拟设立的公司的不同类别（生产、商品批发、商品零售和科技咨询服务），最少不能低于50万元、50万元、 30万元、10万元。这样，对没有资金或者很少资金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要取得法人资格是不限制的限制。

2、在企业融资方面。《金融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禁止私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允许上市发行股票，也不允许通过银行发行企业债券，限制了上规模、有发展潜力的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成本。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也受到银行贷款条件、额度及担保条件的过分限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还规定，不允许公司向合伙企业投资，或者与自然人组建合伙企业，因此，个体、合伙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3、在申报自营进出口经营权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应按33%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从企业的收益中按20%的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这种既收企业所得税又收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制，必然增加个人独资企业的负担，限制个人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

4、在破产保障制度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激烈，风险很大，经营亏损、倒闭破产在所难免，但中国的破产保障制度，仅有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法》。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一个程序，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破产保障制度，导致在实践中倒闭破产的民营企业主不顾一切、一走了之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无法保障民营企业经营者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最终，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保障。

四、36条将树立反垄断的旗子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反垄断法，决定于它的经济体制。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企业兼并浪潮风起云涌时，自然形成垄断现象，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被大企业以及企业集团所排挤、掠夺。那么，这个国家为了保护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必然要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为所有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是以计划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则必然形成国家垄断，其政府部门会以行政命令式的手段限定行业垄断，对限定的行业限制部分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当然，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也就形不成竞争的市场氛围，就不可能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看来《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宪法”之法。

我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企业在兼并中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垄断现象充斥市场。近些年来，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借助我国对其的政策优势，也助推垄断的加剧，这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过渡期，10多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反垄断法》，迄今为止，仍停留在“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阶段。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界对涉及反垄断的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一直争执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算是十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其垄断的性质多为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纯粹的自然性垄断。因此，《反垄断法》的产生也就难以突破。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僵局，允许民营和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部门乃至国防工业。在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成为其中的竞争主体之一。

“36条”的规

定，是对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突破。全国工商联的新近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等15个行业。从调研数据来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商业类第三产业（20％）。③经过长期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出许多在国内国际市场中颇有实力的知名大企业，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不少民营企业准备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钢铁、汽车、微电子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这说明民营企业有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方面的要求。但这方面的进入通道仍然不通畅，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过高，行业限制仍然很大，特别是在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等国有垄断行业。众所周知，我国很多所谓的垄断行业，如民航、石油等实际上并不属于自然垄断，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一些行业之所以长期对民营企业紧闭大门，主要是因为许多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直接参与到某些行业的经营当中，由此导致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以维持高额的利税来源。垄断导致进入不充分，有效供应不足，价格向上走，也使一些垄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如水、电、收费公路、地铁等行业。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浓重行政干预色彩的垄断。而“36条”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就必然意味着对行政性垄断的突破，为我国的反垄断树起了一面旗子。

五、36条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3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这一规定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也结束了私营企业、个体挂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因财产归宿而发生纠纷的历史。在此之前，尽管宪法已经明确宣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由于宪法对保护公共财产的宣示要强烈得多（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种区别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为区别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法律和相关文件中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旧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是说，国家富有了，人民才有饭吃，所以保护公有财产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其实这种观念现在应该倒过来理解，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因为，溪流成河，百川归海。人民富裕了，国家就更加强大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间的财富积累，再怎么富也富不起来。因此，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是英明之举。“36条”在我国社会长期对财产保护观念不清的情况下，明前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这不但是财产明晰的一大进步，而且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存续、发展的实质意义上的保护。

以上是笔者对“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的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注：

①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在“全球财经观察”网上对36条出台的评说

②中国网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3

【关键词】 民营经济 法律改进 物权法

一、民营经济及其法律地位、法律改进的内涵

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一种经营方式的个体、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民营经济法律改进意指在法律体系和经济生活中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具体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不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本文所界定的民营经济是指狭义的民营经济，即指从经营层次上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概括性分类。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一种经营方式的个体、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包括该种经营方式的合法性是否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以及受法律保护的程度。明确个体、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其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两点。

首先，确定民营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并对其财产权进行合法保护。个体、私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民营个体企业的资产所有权由公民个人所有，个人拥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全的自。同时，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私营企业主占有和支配企业的生产资料，通过雇工来进行经营和生产，这就需要国家在法律体系中确定民营经济的私人物权性质并加以有效保护。

其次，确定民营经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确定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和在经济中共同发展的地位，从而对其平等市场主体地位进行制度保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框架下，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合法主体和平等主体，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公平竞争。这就需要国家在法律体系中明晰民营经济平等市场主体的地位，消除来自法律和政策的任何歧视。

本文所界定的民营经济法律改进意指在法律体系和经济生活中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具体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这有赖于宪法的原则性宣示，赋予其来自最高位阶法律的权威，但同时也有赖于具体的下位法的实施和供给。将宪法的原则性宣示贯彻到具体的经济生活中，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提升和具体法治环境的改善。

二、宪法修正案对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原则性宣示及局限性

1、1982年宪法及三个宪法修正案：宣告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但产权保护不完善

1981年，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个体户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之种由此播下。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国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对私营经济合法地位的认可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宪法11条增加了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国家第一次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宣告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7条“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这是国家重视财产所有权的信号，开始以财产所有权的不同来区分经济利益主体，为日后“私有”物权的提出埋下伏笔。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11条再次做了修改，明确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国家以宪法的形式宣示了民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成分的合法地位，表明国家对民营经济法律保护的重视程度愈来愈深。宪法几度修改，确认了私有财产的地位，表明了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重视和强化，民营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综观八二宪法颁布后三次的部分修改，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主要侧重于民营经济合法地位的宣示，对于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创造财富和积累财产方面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对于作为民营经济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的保护认识不到位，致使这一期间宪法对民营经济产权的保护仍然停留在宪法层面，民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权环境、制度环境依旧是不完善的。在此期间曾经出现的诸多民间资本外逃事件充分说明，仅仅有宪法原则性的宣示保护是乏力的。

2、2004年修宪：完善及宣示对民营经济产权的保护但有待落实

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现行宪法做了如下修正。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第四次修改没有拘泥于从形式上追求公民宪法权利体系的完善，而是通过宪法制度创新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建立了财产权保护的新的制度起点，体现了中国宪法一贯的渐进和稳健的进步风格。这次修宪完善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正式提出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法权观念理清了经济制度与财产权结构的关系，从而使第12条和第13条成为中国宪法关于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2004年修宪的重大意义在于，通过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法治环境，通过以恒产保护恒心致力于解决困扰民营经济多年的产权保护问题，这是民营经济法律地位从实质上跃升的重要标志。

2004年宪法修正案弥补了1982年宪法及三次宪法修正案关于民营经济产权保护缺失的制度缺陷，但是，宪法作为上位法，其原则性法条缺乏可诉性的特征使得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落实成为一大难题。宪法真正发挥作用，不能停留在抽象原则和理念的层面上，必须走向具体法治。毕竟对民营经济的法律保护不只是一种政治宣言，在宪法实施中仍存在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宪法所确立的民营经济保护制度得以贯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诸如民法、刑法等其他一般法律规范加以具体落实；二是宪法的司法化。在目前宪法司法化的实施还存在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保护民营经济主要依靠下位法来贯彻。这样，如何在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诸多下位法中增加制度供给就成了法治进程的重中之重。

三、物权法对民营经济法律改进的影响

1、从下位法的角度界定产权内涵，完善民营经济法律保护框架

《物权法》是一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的基础性法律，从而奠定产权保障的法律基础。它连接了财产关系、经济关系，维护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相关法律相比，《物权法》不但涉及了财产初始界定，还涉及了财产的确认、保护原则。《物权法》是《宪法》中有关保障公民和国家财产权利条款的延伸，进一步解决了《宪法》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财产关系都有所反映。《宪法》中所规定的规则主要是发挥一种宣示的作用，或者是原则性的规定。如果想把对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具体落实下来，应该通过《物权法》这样的单行民事立法去设置一些具体的保护规则，来实现宪法中保护民营经济的宪法原则。从这点上讲《物权法》承担了一个具体化和具体落实的功能。物权法的制定、实施使民营经济的产权有了具体的法律规则去保护，奠定了民营经济法律保护框架的基础。惟有进行法与制度的基础性建构，并不断完善其建构和实践，才能产生出关于“财产与权利”的公民法律意识与良好制度性社会行为习惯，与法治国家/社会“财产与权利”保障的意志。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保障实现了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有效对接，完善了民营经济法律保护框架。

2、为民营经济平等法律地位的保障提供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随着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的具体措施和配套办法相继出台和落实，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进出口等各方面所受的歧视大大减少。民营经济的平等市场主体地位也在经济生活中逐步确立。1982年宪法及四次宪法修正案在民营经济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表述方面是缺位的，这一法治状况已经滞后于经济生活的要求。如宪法第12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其中的“神圣”与“合法”二词反衬出公民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保护力度上的强大反差，这说明了公民的财产权与公有的财产权在宪法地位实质上不平等，意味着我国财产权保护制度仍存在等级差别，即国有财产权优先、集体财产权次之、公民财产权再次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所有市场主体获得平等地位。将经济生活中的现实要求在法律生活中的反映到法律生活中来，成为现阶段法治建设的重点。2007年实施的物权法反映了这一要求，在第一编第一章中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是这部法律的核心内容之一。该法第3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样就从下位法中明确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平等主体地位，为民营经济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物权法对民营经济法律改进的影响不止于此。物权法的实施开启了下位法、具体法保护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大门。物权法实施后，法律专家已就《立法法》、《行政许可法》、《公司法》等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这表明政府对民营经济法律保护制度的体系和框架正在持续的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新要求。民营经济的发展正步入一个提升与变革的新阶段，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制度条件将成为十分必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进一步强化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EB/OL].，2007-11-08.

[2] 陈宇峰：《物权法》的制度意义[N].中国经济时报，2007-04-20.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4

【摘要】本文非凡强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流转"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国有制经济只适合于计划经济，但不适合于市场经济。假如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让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的经营治理权，则又轻易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因此想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在保持企业产权的国有属性的情况下，让企业适应市场经济而生存与发展，也不是很恰当的办法。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国有企业，民有民营，股份制，产权改制，产权流转，公正的平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国民经济命脉，一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非凡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心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心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心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假如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心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假如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治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假如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假如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轻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治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二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治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轻易产生经营治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轻易出现随便浪费、轻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相反，假如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治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治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治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治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治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治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治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治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治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治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假如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轻易出现不负责任、、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把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三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把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关键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关键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把握它们就等于把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轻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从这一点来看，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并不有利于国民经济，相反，开放这些命脉性行业与部门，让不同所有制资本参与经营，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政府垄断经营重要行业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我们经常听说，现在中国市场上石化产品的价格是倒挂的，购进价比最终产品价要高。因为汽油、柴油等石化类最终产品的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那么，为了维持产品的低价格，政府只好花钱补贴在这些受政府高度垄断的行业产品上。反过来说，正因为政府高度垄断了石化市场，才使得政府有效地对之进行亏损补贴，从而使石化产品的价格上涨不至于过高到严重损害国民经济的地步。不过，一切垄断经营，非凡是对基础行业的垄断经营，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私人，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假如没有更适当的方式，更合理的目的，国家没有必要去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应该更大胆地解放思想，更大胆地开放市场，因为只有这样，国民经济才能发展至新的程度，否则，国民经济会因为"瓶颈"的制约而难以再上新的台阶。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5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宪定的经济成份,其宪法地位是通过宪法规范来确立的,宪法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基本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进行研究,认清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如何得以确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着怎样的宪法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有没有过变化,这对于进一步加深对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关政策的认识,颇具理论指导意义。

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

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所谓合宪性,是指符合国家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一个国家的性质即国体作出规定后,就要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作出规定。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符合国家性质的要求。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公有制经济自然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公有制经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因此,社会主义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1954年的宪法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都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º但是,那时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暂时的。按照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952年12月,党中央根据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法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了进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随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1954年的宪法形式上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实质是确定其不应该存在,至少是不应该长期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的经济成份,是要对其进行改造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宪定了,但只是形式合宪并非实质合宪。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¼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½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¾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些深刻论述,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1984年1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5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6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1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并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份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非公有制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份存在的经济制度基础,也就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从而使个体和私营经济从形式合宪到实质合宪。

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并非伴随着宪法的制定同时确立。前面说到,1954年的宪法是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的,所以,依据1954年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是没有宪法地位的。其后的1975年的宪法和1978年的宪法,没有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作出宪法规范。À因而,在这两部宪法施行期间,也没有确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有学者认为这是第一次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但是笔者认为,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理由是:第一,1982年的宪法只是对个体经济作出规定,并没有对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作出规定,个体经济只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与否都没有确定,怎么能说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呢?第二,1982年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总的来说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1982年的宪法第六条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第三,1982年的宪法第十一条对个体经济作出了规定,允许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这只能说是确立了个体经济宪法地位,不能说是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依笔者拙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首先,要在宪法上确立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要确认主要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性。再次,要确定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即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实现了这三个条件,才能说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而这是对1982年的宪法经过两次修改后才完全实现的。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个宪法修正案,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即私营经济的合宪性,接着在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个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具有利益和经济行为的独立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但是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经济制度。所以,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经过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宪后才确立的。1993年第二个宪法修正案,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标志。到此时,非公有制经济才成为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的经济形式,才具有宪法地位。

三、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升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升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得到确立之后,特别是5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的颁布实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并开始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促进和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这就要求其法律地位尤其是宪法地位要得到提升。笔者认为,自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确立后,通过修改宪法,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实现了两次提升。

(一)1999年第三次修宪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第一次提升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对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修改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宪法第六条的修改,二是对宪法第十一条的修改。对第六条的修改形成了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宪法第十一条的修改,形成修正案第十六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两条宪法修正案涉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内容有4个方面:第一,宣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机会和宪法保障。第二,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非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如按资分配得到了宪法确认。第三,定义非公有制经济及其范围。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宪定的经济形式。第四,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修改的内容中不难看出,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从公有制经济阴影中走了出来,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是一种与公有制经济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存在的经济形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共同发展。因此,这次修改宪法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从补充地位提升为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从替补升为正式队员,从后备军升级为正规军,而且是有保障的正规军。

(二)24年第四次修宪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第二次提升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6

今天，*市工商联在这里隆重召开第届次执委会，这是我市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广大非公经济界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向各位执委，并通过你们向工商联全体会员及全市个体私营经济界人士致以亲切的问候！

在过去的一年里，工商联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紧紧抓住引导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这个主线，认真履行职能，动员、团结全体委员和广大工商界人士，积极发挥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和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作用，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坚持围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市委、市政府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参政议政水平和能力有了新提高；坚持“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宣传、表彰、培训等活动，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解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企业家办会的原则，积极组建行业协会，推动了行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坚持维护和代表会员的合法权益、为会员在法律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提供优质服务，优化了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坚持创新工作机制，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自身建设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在充分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新的时期、新的一年里，工商联面临的任务将更加繁重、更加艰巨。市委、市政府希望工商联能够认清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明确职责，把握大局，坚持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开创工商联工作的新局面，为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下面，我就进一步加强工商联工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问题讲三点意见。

一、正确认识新时期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工商联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七大对未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辉煌前景，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伟大历程，使非公有制经济迎来了新的重要发展机遇。同时，党的十七大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联作为协助党委和政府工作的经济组织，必须深刻领会这些新的要求，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按照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近年来，中央领导多次就做好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员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

中央领导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为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工商联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工商联会员的结构主体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商联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到“两个健康”(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三个结合”(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和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方面，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联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队伍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重点民营企业，成长了不少个体私营经济群体，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市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发展形式，在全市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为工商联工作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工商联要顺应民营经济发展要求，在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加强引导方面更加努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新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再立新功。特别是在省、长春市以及我市都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程”，积极鼓励和扶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工商联发挥作用的空间将变大，领域将变宽，效益将更明显。因此，工商联要准确把握当前发展的有利形势，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工商联十大提出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树立信心，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服务于我市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把工商联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二、认真履行职能，积极推进我市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是各项工作的主旋律，工商联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

一要尽力促进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近年来，我市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整体水平看，不少企业还存在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管理方式比较落后、品牌意识不强、市场竞争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在很多民营企业中还存在。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此，工商联组织要围绕市委出台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及千名小老板工程，充分发挥桥梁和助手作用，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有所作为、大显身手。要团结工商联组织里面的民营经济人士，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帮助，共同发展；要帮助非公有制企业选择适合自身的产业发展方向，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及第三产业领域发展；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行科学管理，广泛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改革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不断培育出我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倾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广大工商联成员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与区外很多投资者和商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招商引资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工商联组织要积极组织、引导我区非公有制企业，立足自身产业、资源、技术、产品等优势，通过区内商会组织网络，扩大对外联络，广泛传递商贸信息，促进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经济联系，将引进外资与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先进管理方式，借力发展、借资扩张，提升我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三要全力支持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当今，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两大支柱，对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作用重大，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市工商联要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企业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工作，各位民营企业家要把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以此增强民营企业自身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四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目前，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构成复杂多样，文化水平高低不一，思想道德差异较大，有少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意识淡漠，法律意识薄弱，不注意加强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教育，甚至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消极模糊思想。对此，工商联组织要充分认识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牢固树立正确的公私观、义利观、信誉观和法制观，积极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活动，大力引导他们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守法，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积极争当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三、夯实发展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新的发展时期，复杂的经济形势，要求工商联的工作对象、职能和任务做出适应性变化，全面加强工商联自身组织建设十分必要。

一要建好队伍。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从提高素质、改进作风入手，加强工商联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一支既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又会做经济工作的工商联干部队伍。此外，还要加强会员队伍建设，坚持“稳步发展、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方针，重点发展有实力、有代表性的生产型、科技型和外向型的非公有制企业会员，不断壮大代表人士队伍。要建立会员、组织、代表人士数据库信息系统，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联系和管理。

二要优质服务。工商联干部要勇于为民企撑腰，勤于为民众办事，乐于和民企交友，敢于为民企维权，把企业的愿望作为第一信号，把企业的满意作为第一追求，把促进企业经济健康发展作为第一目标，做到企业有所呼，我有所应；企业有所急，我有所救；企业有所困，我有所助，把党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爱与温暖送到企业家的心坎上。同时还要注意搜集社情民意，积极反映他们的呼声；工商联要靠“联系、联谊、联心、联合”去做好“团结、教育、引导、帮助”工作。

三要锐意创新。要规范完善城区会员联谊活动机制，增强工商联的活力；要建立建全工商联会员企业以及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反映问题的对话渠道，进一步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工商联要参与围绕我区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7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姓社姓资”为“不争论”所取代,自上而下都把发展私营经济、积极引进外资作为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联合。”

所有制形式虽然各异,但可以实行相同的经营方式;同一所有制,也可以有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意味着所有制已不再是市场经济准入的评判标准。

一种“经济成分”到所有制的一员

对所有制的评判被解构,一系列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新举措陆续出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这是党和政府第一次提出要对“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进行“鼓励”。

“鼓励”一词,意义重大。此前,虽然有重视“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并没有主动向非公有制经济倾斜。此次“鼓励”政策的提出,使非公有制经济慢慢地丢掉了作为次要地位的“补充”帽子。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向。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与十四大报告相比,十五大报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政策指向再一次飞跃。两个报告都强调“公有制为主体”,但后面的语言表述却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十四大强调“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十五大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经济”,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却是所有制理论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附属于“所有制经济”制度之外的一种“经济成分”,而成为“所有制经济”制度之中一员了。至此,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地位被锁定。

政策的改变,需要以根本大法来加以确定。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形势的发展,使宪法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已经有了几次修改。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根本大法中予以确定。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再向前进。“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的依据。

1992年9月,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改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表示:“支持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外商进行合作”,“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简化登记程序,取消不适当的限制规定”。

1993年年12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将国营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使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以此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市场竞争。此后,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1999年的《个人独资企业法》,以及同年外经贸部的《关于赋予私营企业或科研院所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有利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非公36条”确立市场竞争机制

非公有制经济既然已经“登堂入室”,成为所有制大家庭的一员,必然要使其与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滞后,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制约因素。在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依然没有市场准入证,难以与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享受同样的待遇。

为改变这种状况,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提出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7个方面36条重要措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系统、全面、有针对性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文件。

“非公36条”,给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发了一个“通行证”:在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第一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第一次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可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和商业性勘察开发;第一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这个文件的核心和精髓,其实就是反垄断,倡导公平和规范,使民企和其它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的发展环境中。公平和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营企业拥有自由投资权,这是民企的基本权利,也是市场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石。

“非公36条”出台以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文件的要求,纷纷制定相关配套办法和实施细则,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当时各部委的配套文件有37个,至2007年底全部出齐,这还不包括各地相继下发的呼应性文件。从政策层面,这份文件已经与各部门各地方“无缝对接”。

可是,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诸多问题。当初欢呼“非公经济春天来了”的非公有制企业家,之后不但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明媚,反而与“三重门”――“铁门”、“玻璃门”和“弹簧门”――迎头相撞。

对民营资本在市场准入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障碍,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三重门”。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三重门”的构成,一是政府所谓的“产业政策”往往倾向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企业规模效益、避免散乱低和重复建设,从而“限小怕多”。二是政府的审批核准政策尺度不合理、程序不透明,存在寻租和设租的行为,加大了私营经济的进入门槛难度;三是部门利益及视私营经济为“异己力量”的传统观念也妨碍民间投资和“非公36条”的有效落实。

此外,在我国行政控制力较大、垄断性程度较高的大多数行业中,还存在着对私营资本“名义开放、实际不开放”的问题或“领了准生证,却没有户口”等普遍问题。

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篇8

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

1956 私人经济基本消失

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的私人经济基本消失，仅存的一些个体经济，由于人数与规模甚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此后的20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被彻底排斥。

1978 “非公”经济开始恢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84 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

1987 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方针。

1992 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为补充

1992年12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1997 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2005 “非公经济36条”

2005年，新中国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政府文件“非公经济36条”，内容涉及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融资渠道、企业维权和政府监管等，被视为民营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

2013 两个“都是”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创造力和活力。”

资料：四川民营经济政策措施

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为发展民营经济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2003年和2013年力度最大，影响深远。

2003年

4月，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出台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扫清障碍。这个《决定》是多年来四川省扶持民营经济力度最大的一份文件。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