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资本“医疗梦”

根据“十二五”医改方案的安排，到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和服务量将达到总量的20%。不过，6月20日“第三届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疗服务机构里面床位中94.8%还是非营利的，营利的只有5.2%；国有和私营方面，私有的部分床位数占到6.16%，卫生人员则只有12.34%。显然，在新医改进入第五个年头之际，完成既定目标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

那么，进入了深水区的新医改将面临怎样的制度困境与尴尬？制度的变化将带给医疗行业怎样的竞争格局？民营医院的生存状态到底怎么样？民营医院的发展壮大能不能离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

几多欢喜几多愁

观点PK

杨向阳：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不可太悲观，更不可太乐观，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碰一个一个的利益集团。所谓的深水区就是改革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

倪正东：我们看到所有行业里面，医疗健康是最稳健、值得得企业家和投资人们长期关注和跟踪的行业。”

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老人”，深圳市源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杨向阳对新医改感慨颇多。他说：“不管是从投资角度也好，创业的角度也好，我特别想在这里跟大家呼吁一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只有两种人是我们称为先生，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对以老师愤怒，对医生发脾气，这种状况进展下去的话，甚至会引发后果不堪设想的危机。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给予医生理解和包容。”

医改难，难于上青天。甚至，把医改说讨论清楚都很难。“我见过（医疗健康行业）民间精英，见过‘大内高手’，到现在为止坦率地说，没听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怎么改。”杨向阳说，“动不动就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这甚至对诸多业内人士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实，所谓的深水区就是改革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这就是深水区。”

杨向阳直言：“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不要太悲观，更不要太乐观，就像当年邓小平所说，依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次摸石头就是碰一个一个的利益集团。”

谈到医疗体制改革的实施，杨向阳认为顶层设计至关重要：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医改的最终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目标就是让人民能够享受到好的医疗服务，并且是在收入水平能够自己决定的情况下享受到的对应的医疗水平。其次，明确了服务对象与目标还不够，还得保证改革的实施者――医护人员的权益。杨向阳认为，现有的医院体制对医护人员的收入、待遇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甚至不得不长期背负不合理体制下日渐积聚的误解与怨气。

现在国有医院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但非公资本的进入又是何其之艰。举个例子， 从高层到地方，方方面面都在说大力鼓励减少民营医院，但效果差强人意。从申办手续、审查审核、到医护人员安置、再到不平等的税收，每一步都困难重重。既得利益面前，推诿成风尚且不谈，甚至有的环节根本没有设置专业的人去做上述工作。

杨向阳认为，医院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具体表现是医院数量一定会增加、性质一定会改变，不都是所谓的国有。再就是收入与投入变化，各路资本怎么把钱投到一个地方去，这个钱最后怎么流入医疗产业并用于购买服务？美国、欧洲及台湾地区，都是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以后，整个医改才呈现出一个好的状态。

不过，与杨向阳的谨慎相比。清科集团董事长倪正东显得乐观许多：“从我看到的主流的基金来看，医疗健康投资团队都得到了重视。无论是红杉，还是靠健康医疗行业起家的九鼎。我们跟基金的主管合伙人打交道，他们以前都不太提医疗健康，现在都是说医疗健康投的特别好，做得特别好。”

地方官员支招：抓两头？放中间

突破口

非公资本和国有三级甲等医院正面比拼是不太现实的，而应该独辟蹊径，发现那些被国有巨无霸们忽略的细分领域。

年财政收入超过一百亿，号称上海第一镇――安亭镇主抓经济工作的副镇长袁浩在繁忙的政府工作之余还有一项被他称之为“非常重要的工作”：帮助生了病的亲戚朋友、领导邻居等等安排住三甲医院、联系知名大夫。毕业于某知名医科大学的袁浩无奈的表示：“一些做手术的朋友，除了为他们服务好。往往在手术之前还要把三级甲等医院的教授请出去，大家见一面、吃顿饭。”

对于这项强人所难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袁浩把个中原因归咎于体制：优质的医疗资源基本上都在三级甲等医院。他坦言：“这不应该是我做的，应该是市场来做的。说到投资，民营资本、民营医院应该能从这个现象背后挖掘出一些机会。”

袁浩认为，在一个比较长的阶段，非公资本去和国有三级甲等医院正面比拼是不太现实的。而应该独辟蹊径，发现那些被国有巨无霸们忽略的细分领域。

他举例说，现在国有医院尤其是国有大型医院因牵涉到管理机构的考核，比较注重周转率，基本上你做再大的手术，7天到10天必须出院。这就把手术后康复护理与服务的问题排除在其体系之外。另外，日益繁忙的现代人大部分都是亚健康，住院前的健康管理或者说日常健康管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国有三级甲等医院是根本没有心力去做这些事情的。

“一个是人在生病前的服务；还有一个生了病，手术以后，马上要出院。我认为这两头是民营资本投资非常有希望的，”袁浩说。

导入市场化机制

市场化机制

创新需要改变土壤与环境，而改变需要奖励有贡献的投资者、创新企业和企业家，以及相关利益方。这种奖励其实就是市场机制。

无论是医药、医疗器械还是医疗服务，都有很多创新的机构和企业，大家都在做创新的事情。但整体而言，目前还处在一个小、多、散、低的格局。

对于这种状况，豁达直率的杨向阳展示了其委婉的一面。他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一个好的馒头一定需要好的面粉，好的面粉，一定需要好的麦子，好的麦子一定要有好的种子。而这个好种子一定需要好的土壤、好的阳光、空气、水和其他必须的养料。”

创新需要改变土壤、环境，而土壤与环境的改变需要奖励作出贡献的投资者、创新者（企业）及相关利益方。杨向阳说：“这种奖励其实就是市场机制。”

对此，北京傲锐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为无直言：“创新发展（需要）奖励机制，我尽管是开公司的，但很理解投资人的心情。投资人如果回报率不高，这个基金只能管一次。他们也有老板，有LP，之所以愿意把这个钱投到基金来，因为基金回报率比买美国的债券回报率高。如果社会对某一个产业的奖励不够，不会有人去投。这是人性。”

相比何为无的换位思考，已涉足医疗领域投资的清科集团董事长倪正东则显然在为资本“站台：“企业家跟投资人谈价格的时候，别把价格谈得太高，让投资人赚点钱。我们投资更多的医疗健康行业的企业。我呼吁大家价格不要太PK，九鼎给的价格很高，或者哪个给的高，同行别太竞价，别去吵架，最后大家都没得赚，好的项目大家一起投投也没关系。”

杨向阳综合了二人的观点：“创新中的奖励是双向和交叉的，这种改变如果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趋势，创新谈不上，是没有的。”“创新需要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共同支持。”

袁浩结合安亭镇的情况，对政府在医疗健康行业创新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做了阐述：“第一、金融服务方面，嘉定区和安亭镇都有引导基金。如果有基金投资医疗行业，我们经过评定可以进行引导；对于比较优秀的、有潜力的科技型企业，包括医疗服务企业、科技创新类企业，则有直投的基金；对成长性好的企业，经评定以后，在财税方面有直接的扶持。第二、人才政策。符合产业导向，像医疗服务、医疗科技的优秀人才，孩子在上海读书、医疗方面、户口引进方面都是可以做的。第三、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我们政府支持、扶持类似创新企业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袁浩透露，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三级甲等医院――东方肝胆医院已由原来的杨浦区迁到安亭镇。在东方肝胆医院基础之上，公共研发平台――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将于今年投资营运。围绕这两个大的平台，安亭镇拨出2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起了医疗健康产业园区。园区以服务为主，集聚了一大批投资机构，创新型的企业和医疗服务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