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审查调查措施篇1

论文摘要：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wto反补贴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内容。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先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和《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司法审查作了明确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具有创新之处。

wto协定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于2001年11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为《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在2004年3月被修订)第一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采取反补贴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一、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

1．反补贴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补贴措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我国对wto规则认识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 经济 交往中，各国主要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口，以实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员方的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使运用关税等手段达到限制进口的效果不断缩小。相应地，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渐演变成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秩序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所受理的244个国际纠纷中，有46个与补贴或反补贴措施有关，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补贴案件38件，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6．67％，是wto受理的纠纷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迅猛 发展 使各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进口补救作为外贸政策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长期使用的关税和其他海关壁垒。例如，美国在从1979年到1995年期间共处理的反补贴案件多达440余件。j进口补救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实质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或几个 企业 的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视地同时对所有出口成员实施；而反补贴则是直接涉及政府行为。事实上，补贴又经常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易导致受补贴的产品向国外倾销。所以，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使用反倾销调查，而不是反补贴调查。但是，这不影响反补贴作为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在2004年4月被修订)第五章规定，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家措施有三类：保障措施(第29条)，反倾销(第30条)，反补贴(第31条)。

2．司法审查标志着反补贴措施的法治化

司法审查在 现代 法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原因就在于其抑制行政专断的功能。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维护反补贴措施遵守必要的行政程序和公正标准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机制。从补贴制度的演变来看，随着《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其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规定开创了国际补贴和反补贴法的 历史 。[33《关贸总协定》第6条规定了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将“反补贴税”界定为：为了抵销任何产品在生产、制造或出口时直接间接给予补助或补贴的目的，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税。在第10条“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中，只是规定了对有关海关事项的管理行为，每个缔约方应保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所以说，它对反补贴的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不明确的。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反补贴守则》(正式名称叫《关于解释与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第23条的协议》)对司法审查也言之不详。1994年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此第一次作出了规定，凡是规定反补贴措施的成员方政府立法都应当规定司法审查制度。这一新规定为各成员方使用反补贴措施提供了一个司法制约机制，有利于防止反补贴措施的滥用，为受到反补贴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请求进口国提供司法救济确立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我国有关反补贴的法律规定首先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7年国务院根据该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专门立法。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是2001年l1月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该条例第52条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比较概括，只限于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和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事项。在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涉及受理范围、管辖、当事人、证据、审查内容、判决方式等问题，其中核心是法院对反补贴行政决定的审查范围和干预程度。法院应在何种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特别对反映行政管理专业特长的事实认定上，是确立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所在。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在成员方国(境)内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它的确立则是反补贴措施司法化的标志。

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定和语义诠释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反补贴守则，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作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列入wto协定附件1a的。它结束了1979年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只约束其“签约方”的历史，对wto所有成员均有强制约束力。wto{反补贴协议》，广义上说，还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反补贴部分、第16条、第23条以及相关的协议、决议、宣言、声明等。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司法审查”作出规定：“国内立法包含反补贴措施规定的成员均应设有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其目的特别包括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定的行政行为有关。且属第21条范围内的对裁定的审查。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及裁定或审查的主管机关，且应向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了解审查情况的机会。”该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应当履行的义务。

1．司法审查的主体

按照该条的规定，已经在国内法中包含了反补贴规定的每一成员方都应在其国(境)内针对反补贴措施的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这表明，还没有在国内法中规定反补贴措施内容的成员方不受该条款的拘束。该条规定的司法审查，在形式上包括由“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进行的审查，而不限于司法机关的审查。有人因此认为wto协定中的司法审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司法审查，也可以是行政审查和仲裁。wto协定之所以这样规定，实际上是由于各国法治水平不一，不能一概采取法院审查相互妥协的结果。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的机会”。所以，我国采取的是将法院审查作为终局的审查方式。

2．司法审查的范围

该条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特别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以及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是指行政机关对反补贴案件的最终裁定，而非初步裁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裁定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依据第21条，其审查范围包括：(1)反补贴税的时间和程度；(2)对反补贴税措施的复审；(3)对证据和程序规定的复审；(4)对承诺的规定。

3．司法审查的效率性

该条对司法审查的效率给予了重视，要求“迅速审查”，旨在防止有关当局或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对反补贴作出裁决的t]j,-i司，避免司法审查制度流于表面而无助于利害关系人。反补贴措施在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定后即可实施，司法审查程序的启动不会阻止该项措施的执行，而这些反补贴措施又有可能给利害关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司法审查程序一经提起就应该迅速地作出结论。一般认为，对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的时问不应超过成员方现有的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时间。

4．司法审查的独立性

该条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也提出了要求，即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裁定或审查机关。司法审查的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所要求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而且应该是实质上的独立。如果成员方设立的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机构或程序不能真正独立于作出反补贴措施决定的主管机关，得出的结论则有可能不公正。

5．司法审查的可参与性

该条规定应该向所有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机会，享有了解审查情况的知情权。这有利于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公平及透明度。

三、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制度构建和创新

先后颁布的《反补贴条例》和《规定》，初步构建起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并有所创新，推动了我国涉及wto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制度的建设，将对我国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公信力、司法观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

起诉资格的有无及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司法救济的程度。一般来说，只有利害关系方才具有起诉资格。《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规定，“利害关系方”应包括：1、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进口商，或大多数成员为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同业公会或商会；及2、进口成员中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大多数成员在进口成员领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同业公会和商会。上述规定不妨碍成员允许国内或者国外其他各方被列为利害关系方。

我国的《反补贴条例》第52条未对享有诉权的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作了规定，即“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进口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该规定是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相对应的。所以，具有原告资格的人原则上就是这些利害关系方。《规定》第2条将利害关系人更准确地界定为“向国务院主管机关提出反补贴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1：3经营者和进1：3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将司法审查的范围规定为“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该条对司法审查范围的规定是对成员方在国内法中确定司法审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该规定将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最终裁决有关的行为。例如有关补贴和损害的最终裁决；一类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复审行为，此类复审是在实施反补贴税之后一定时间内，主管机关主动或应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对是否有必要继续征税进行的再审查。对于经复审作出的继续征税或终止征税的决定，利害关系方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按照我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的规定，对下列决定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1)依照本条例第26条作出的终裁决定。即有关补贴和损害的终裁决定。该条例第26条规定：“初裁决定确定补贴、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商务部应当对补贴及补贴金额、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终裁决定，予以公告。”外经贸部对倾销及倾销幅度作出的终裁决定和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其性质均属于行政最终决定。

(2)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按该条例第四章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一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补贴税。二是否追溯征收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实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3)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这些复审决定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建议作出的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补贴税的决定，或者由商务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的保留、修改或取消承诺的决定。《规定》第1条包括了上述三类决定，并在第四款作了开放式的规定，即还可对“依照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补贴行政行为。”应该注意的是，例如临时反补贴税决定等临时措施、反补贴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的拒绝决定，以及终止反补贴调查决定目前尚不包括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3．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的具体标准涉及到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包括对行政程序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的审查程度，甚至涉及是否对事实进行审查(是事实审，还是法律审)。审查的程度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尊重程度或者干预程度。

反补贴的案件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并且直接与国家的外贸政策相关。反补贴司法审查是采取法律审还是事实和法律一并审理，wto各成员方当中存在不同的做法。我国在起草反补贴条例时，对是法律审还是事实与法律同时审进行过讨论。但是，在《反补贴条例》中未对审查标准作明文规定。因此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标准只能依行政诉讼法的一般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结合该法第54条理解，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是一种广义的审查，即不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还需要审查事实，审查事实又是通过认定事实的是否充分和确凿进行的。《规定》第l0条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明确规定包括五个方面：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行政法规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和是否滥用职权。

4．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裁判方式

我国《反补贴条例》未对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判决方式特别规定。《规定》第10条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反补贴司法审查案件的判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维持有关反补贴决定，即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维持；(2)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补贴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3)依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可以作出其他判决。例如，如果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程序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法院在认定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成立时，可以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5．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创新与突破

(1)划分了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

《规定》第6条规定，法院对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此之前，我国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划分。其意义在于法院可以对行政行为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方式进行审查，在事实问题的认定上可以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尊重。同时还表明，法院对反补贴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全面审查，而不限于法律和程序上的审查。

(2)确立了案卷审查规则

案卷审查规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是指法院以被告的案卷记录作为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规定》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它首次提出了“案卷记录”的概念。由于反补贴行政程序复杂，行政机关必须形成案卷，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完善案卷，认真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立场。

(3)肯定了最佳信息规则

最佳信息规则是指在调查中，如果利害关系人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信息，调查机关就可以根据它所掌握的现有的事实作出认定。它是行政机关在反补贴调查程序中认定事实的一个证据规则。我国《反补贴条例》第2l条以及《规定》第9条肯定了这一规则。在利害关系人拒不提供证据、不如实提供证据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情况下，反补贴调查机关可以根据已获得的事实和最佳信息作出裁决，而不要求作出裁决所依据的事实或者证据必须是确凿和完全的。

审查调查措施篇2

（一）侦破的工作原则

按照案件侦破的一般规律，经济罪案侦破活动应当遵循先立后破、保密、限制使用侦查措施和不破不审的原则。

先立后破原则，是指经济罪案的侦破活动应当依法在立案后进行。这是保证依法实施侦破，合法收集诉讼证据的前提。立案是侦查活动的起点，侦破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依法应当在立案后进行。制定这一原则，一来，可以有效的防止侦查机关进行诉外调查，造成侦查措施的滥用；二来，可以保证在案件侦破中获取证据的合法性。

保密原则，是指对经济罪案的侦破通常应当秘密进行。保密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对立案活动的保密、对侦查对象的保密和对侦查内容保密。在侦破制度中规定保密原则，主要是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经济罪案的现场大都是历史现场，在侦破过程中，如果公开进行，罪犯在得知其犯罪活动被侦查机关立案后，极易采取串供、威胁证人、隐藏或毁灭证据、逃跑等方式反侦查或逃避侦查，给案件的侦破带来被动，甚至破不了案。二是，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立案的情况下，由于侦查机关只是根据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自首材料的主观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则进行立案，而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谁实施犯罪的问题尚需通过侦破来确认。通过秘密侦破查明被调查人未实施犯罪，或侦破中未能获取其犯罪的证据，可以立即撤案，从而避免因公开进行侦破活动，可能给被调查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不利，也不会对侦查机关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限制使用侦查措施原则，是指经济罪案的侦破中所采用的侦查措施及侦查使用方法应当受到限制。其具体内容既包括限制使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人财产等措施，也包括不得公开采用其他的侦查措施。设定这一原则的出发点是，侦破中所采用侦查措施及其具体实施应当以不限制被调查人正常行使社会权利为前提。侦破虽是侦查活动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尚未取得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如不限制使用侦查措施，一则，可能造成对无罪人的人身和财产的侵犯，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二则，在因主要证据灭失而无法破案的情况下，有些侦查措施的采用会被罪犯用来作为诋毁侦查机关形象的口舌。

不破不审原则，是指侦破活动中不得对被调查人进行讯问。即在未破获案件的情况下不允许进行预审工作。预审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活动，而只有在破获案件，确认犯罪嫌疑人以后才会出现预审对象，所以，在侦破活动中即实施预审，以审代破，是违反刑事诉讼法律的。在侦破工作中坚持不破不审的原则，对于侦查机关正确履行诉讼法律具有重要意义：⑴这一原则是侦查机关严格执法的体现，即侦查机关只对已确认犯罪嫌疑的人实施讯问；⑵这一原则也是侦查机关执行有关“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诉讼规定所必需的，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预审中，如果12小时内不能结束传唤，可以依法拘留、逮捕后继续预审。

（二）侦查措施的采用

首先，侦破制度中应当规定侦破过程中以及破案时可采用的侦查措施种类。按照限制使用侦查措施的原则，笔者认为，在案件侦破中可以采取的侦查措施包括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查询、鉴定；在破案时可以采取的侦查措施包括搜查、扣押证据、通辑等。

其次，侦破制度中应当规定秘密采用侦查措施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这里包括：㈠秘密通知证人进行询问，并告知其保密期间；㈡秘密检查相关单位和机构的财务会计资料，检查的内容及检查目的对被检查单位保密；㈢秘密查询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料，检查目的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保密，并告知其对检查内容的保密期间。㈣秘密进行物证、司法会计等技术鉴定，并告知鉴定人保密期间。

破案时采取侦查措施时可以公开进行。

第三，侦破制度中应当明确规定不得采取的侦查措施。主要包括：㈠对涉案人员不得进行传唤；㈡对涉案人员不得采取强制措施；㈢对案件涉及的财产不得进行查封、扣押、冻结。

（三）破案标准

破案是侦破工作的目的，也是侦破阶段结束的标志。在侦破制度中规定破案标准，一则，有利于区分案件侦查的侦破与预审阶段，以便于侦查措施的采用；其次，有利于树立侦破观念，使侦查人员能够正确地把握破案时机，破获案件；第三，有利于侦查机关考察侦查工作的效果，并将破案数量及破案比例作为考核侦查工作政绩的基本依据。

破案的标志，一是确认犯罪嫌疑人，二是抓获犯罪嫌疑人。在未能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不得实施破案措施，而只确认了犯罪嫌疑人尚未将其抓获，则不能算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问题，现有的侦查制度中已作出规定，如强制措施、通辑等，在破案制度中应当专门规定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标准。

确认犯罪嫌疑人主要是依靠证据进行。那么证据到什么程度才能确认被调查人为犯罪嫌疑人呢？这个问题刑事诉讼法中已有相应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0条规定的应当进行预审案件，是指“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时，案件的侦查就可以进入预审阶段。因而“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便是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标准。

审查调查措施篇3

1. 存在违纪违规行为。

2. 活动组织者范长城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周大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 依据2018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另外因周大勇还存在组织公务活动饮酒的违规行为。

案例二：

第1题、

案例办案主要流程：信访件（问题线索）受理（处置）、初步核实、立案、调查审查、移送审理。 

其信访件受理工作主要流程：（签订信访承诺书）信访举报登记---线索受理登记--（问题线索处置审批、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登记）---移送案管登记台账。

第2题

1、处置方式：（对周某、杨某、李某）初步核实，（如属实需立案）。

2.步骤：（B镇纪委）制定初核方案、确立核查组及人员--报同级（B镇）党委与纪检负责人审批--（B镇纪委）核查组收集证据--（B镇纪委）核查组撰写初核报告--确认后报批（B镇纪委党委主要负责人）

3.审批权限：a.谈话了解情况（周某财务不公开、田地私建房、套取补偿款与墓地款；杨某监督失职、收烟酒征收款；李某套取补偿款与墓地款、股金买烟酒送人）、b.要求相关组织作出说明、c（对周某、杨某、李某）调取个人有关事项报告、d查阅复制文件账目资料、e核查资产情况和有关信息、f进行鉴定勘验与技术调查（周某财务是否公开、对其母亲贫困补助是否公开、周某是否田地私建房、周某与李某是否套取征地补偿款50万与墓地款10万；杨某对周某田地建房是否监督失职、杨某是否收烟酒征收款；李某是否侵吞公租房土方工程款300万，李某是否开支股金30万用于烟酒送人）。

4. a.审批权限所需文书：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证明、证据收集审批表、关于请作出书面说明的函、查询存款通知书、提取技术调查审批表、介绍信等辅助文件。

b.初步核实所需文书：初步核实呈批表、初核方案、谈话笔录、初步核实报结呈批表、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第3题1.立案后移送审理的流程： （B镇纪委党委主要负责人决定）成立审查组----审查措施----违纪事实见面材料（周某、杨某、李某）----形成审查报告（集体讨论后B镇审查组形成）----（B镇纪委与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移送（A县纪委部门）审理。

2. 审批权限：（对周某、杨某、李某）调查谈话、查阅复制资料查询信息、暂扣封存冻结涉案财物、提请技术调查等。

3.a.审批权限所需文书：被审查人家属通知书、证据收集审批表、向社会公开违纪案件审批表、涉案款物处置审批表及清单 纪委暂扣/封存款物文件呈批表与退还、返还暂扣封存款物文件呈批表、使用留置措施呈批表、延长留置时间呈批表、解除留置措施呈批表、解除留置措施情况备案表、使用技术调查措施呈批表、延长技术调查措施呈批表、解除技术调查措施呈批表等。     

审查调查措施篇4

一、关于我市保障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的主要实践

在案件调查处理过程中，被调查处理人不论错误大小，都是帮助、教育的对象，都应得到同志般的对待。即使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人员，其享有的各种权利只要没有被依法限制和剥夺，就是合法权利，纪检监察机关就有责任予以维护。工作中，我市针对少数办案人员依纪依法履行职责不够严格、办案程序不够规范、对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保障不够到位等问题，围绕案件调查处理的不同阶段，大胆探索创新，强化监督检查，有效维护了被调查处理人的知情权、人身权、财产权、申辩权和申诉权等各项权利。

（一）积极实施“两规‘四书’”制度，及时告知被调查人享有的权利。作为对涉嫌严重违纪党员采取的党内审查措施之一，“两规”在查办重要或复杂案件方面具有其他措施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从严掌握、慎重使用“两规”，做到既有利于案件的查办和突破，又保护好被“两规”对象的合法权利，我市在严格遵守“两规”使用条件、程序、时限的基础上，以保障被“两规”对象及其亲属的知情权为重点，围绕使用“两规”措施的不同阶段，由调查人员适时向被调查人或其所在单位出示由纪检机关出具的“四书”，即：《实施“两规”措施决定书》、《被调查人的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实施“两规”措施告知书》和《解除“两规”措施决定书》。其中，《实施“两规”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是将实施“两规”的决定告知被调查人，让其知道自己已被实施了“两规”措施；《被调查人的权利和义务告知书》主要内容是规定被调查人在调查阶段的权利和义务；《实施“两规”措施告知书》主要内容是将被调查人已被实施“两规”的决定通知其工作单位，由单位在12小时以内将“告知书”内容通知被调查人家属；《解除“两规”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是对主要违纪事实已查清或经查证涉嫌犯罪的被调查人，需解除“两规”措施的，由案件主办人向其宣布解除“两规”措施。上述“四书”经告知人、被调查人、被调查人单位签字（盖章）后入卷存档。实行“两规‘四书’”制度后，被调查人对自己的权利、义务非常清楚，实现了与办案人员之间应有的信息对称，既保障了被调查人员的知情权，又为其实现其他各项权利奠定了基础。

（二）不断探索办案业务适度公开，督促调查人员正确履行职责。调查人员直接向被调查人进行询问取证是办案工作的重要环节，其间，调查人员能否正确履行职责，严格依纪依法文明办案，不仅关系到被调查人的人身权、申辩权等权利的实现，而且关系到整个查办案件工作的质量。为规范调查人员的行为，保证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防止出现错证、伪证甚至冤假错案，市纪委在建立健全办案工作纪律规定同时，加大办案硬件投入，在“两规”案件办案点添置了监控设施，明确专人负责，对整个办案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实行全程监督。在此基础上，市纪委定期开展“社会各界代表看‘两规’”活动，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派人士视察办案点，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开展询问等方式，加强外部监督，保证被调查人员的合法权利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维护。

（三）全面推行案件“审前监督”，及时查纠侵犯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行为。案件审理部门既是纪检监察机关办案的审核把关部门，又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监督部门。为切实加强案件审理部门对办案工作的制约和监督，及时查纠办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侵犯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市纪委前移审理监督关口，在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全面推行“审前监督”制度，即在每个违纪案件调查结束后，案件审理人员向被调查人员发放《调查情况询问表》、《违纪款物核对表》，就查办案件的程序、案件材料的形成、违纪款物的收缴、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申辩权的保障等方面，逐一征询被调查人的意见，并对其反映的问题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案件调查中没有查清的问题，立即向案件调查组反馈，由案件调查组安排人员重新调查核实；对被调查人提出的比较简单的问题，如属于对政策、法规认识方面的问题，审理人员可直接做好相关的咨询解释工作；对被调查人提出的办案人员违反“‘两规’四书”制度及其他办案纪律的，由案件审理室会同干部室进行调查核实。经查证属实的，报请纪委常委会研究，视情节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直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认真组织被调查处理人学习党政纪条规，增强其认错服纪的自觉性。在以往案件处理过程中，由于少数被调查处理人对党政纪条规学习不够，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深，总认为组织上对自己的处分过重，不断提出申诉。对此，市纪委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适时向被调查处理人提供有关党政纪条规资料，让其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量纪，提高纪律观念，增强认错服纪的自觉性，从而有效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申诉的发生。今年年初，市纪委在处理葛某受贿4000元问题时，葛某起初认为自己受贿数额不大，千方百计托人说话，想逃避纪律处分。市纪委及时组织其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让其对照条规进行自我定性、自我量纪。通过学习，葛某认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接受组织处分。

（五）积极开展审理助辩和公开审理，提高案件审理透明度。为及时反映党员和监察对象的意见，解决以往案件审理中书面审、内部审、缺乏透明度的问题，促进案件审理工作公平、公正，去年以来，市、县纪委积极推行“审理助辩”和“公开审理”制度，被处分人有权参加案件审理进行申辩，并聘请其他党员为其辩护。对本地有影响的大要案、审理部门与调查部门有一定分歧的案件、有利于开展以案论纪教育的案件、适合公开听证的申诉案件等四类案件，在调查人员、被调查人及辩护人和其他相关的列席人员、旁听人员、监督人员的参与下，由案件审理部门组织，分调查、质证、控辩、评议和总结五个阶段，对有关案件进行公开审理，从而不仅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制度平台，也为纪检机关不办错案，做到不枉不纵提供了保证。

二、我市保障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工作的主要成效

“‘两规’四书”、“审前监督”、“公开审理”等制度作为纪检监察办案工作思维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其综合功效逐步显现。

一是增强了案件查处透明度，维护了纪检机关的良好形象。过去由于办案程序和管理上不规范，有时被调查人被实施“两规”后，组织上没有及时告知被调查人单位及其家属，引发被调查人单位及其家属四处找人，甚至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社会上散布谣言。有的违纪人员由于对党纪条规不了解，对组织上不信任，不服处分，反复申诉，等等。这些都影响了执纪办案工作的顺利开展，损害了纪检机关的形象。实施“‘两规’四书”、“审前监督”、“公开审理”制度后，被调查人员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明明白白，被处理人员应承担的纪律责任也可以拿出来公开辩论，从而使案件查办工作变神秘为适度公开、变封闭为适度透明、变单纯执纪惩处为惩处维权并重，既促进了纪检机关依纪依法办案，又消除了社会上少数人的误解和猜疑，维护了纪检机关的良好形象。

二是强化了调查人员的维权意识，促进了依纪依法办案水平的提高。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强调保护被调查处理人的合法权利，要求案件检查、审理人员必须不断强化案件质量意识，严格依纪依法调查处理案件。如，通过开展审前监督，给被调查人提供申辩的机会，一方面促使调查人员严格遵循办案程序，提高案件检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审理部门通过及时反馈收集到的意见，帮助检查部门弥补调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保证了案件质量。去年7月，市纪委在对市医药公司副总经理耿某收受回扣案进行审前监督谈话时，被调查人提出以前收过业务单位的一个信封，他多次退还都没有退成，信封还在其家中，但调查人员没有实地取证，而是根据他估计的数额做了笔录。对此情况，审理人员迅速向检查部门进行了反馈，检查人员随即到被调查人家中提取了该信封，并当面对钱款进行了清点，不仅消除了被调查人的思想疑虑，同时也进一步保证了办案质量。

三是使案件查处更加人性化，维护了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去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对46名被调查人员实施了“‘两规’四书”制度，对68件案件开展了“审前监督”，对36件案件实行了审理助辩或公开审理，被调查处理人和助辩人共提出要求或意见71条，被采纳48条，受处分党员干部无一人因不服处分而提出申诉。去年5月份，市纪委在对市直某医院药剂科长徐某实施“两规”时，正值徐某女儿中考填报志愿，徐某根据办案人员向他出示的《被调查人的权利和义务告知书》的有关规定，向调查组提出要与其妻见面商量女儿填报志愿事宜，调查组了解属实后，及时安排徐某与其妻会面商量，经过一番反复权衡比较，最终确定了其女儿的报考志愿。充分体现了对被调查人的人性化关怀。

三、对进一步做好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保障工作的几点思考

我市对“两规”案件实行“四书”制度受到了中央纪委领导批示肯定；推行“审前监督”制度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审理参考》、《中国纪检监察报》采用；开展“社会各界代表看‘两规’”的做法被中央纪委办公厅《要情专报》采用。同时，办案工作实践告诉我们，保障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涉及到案件线索受理、立案、调查、审理等多个环节和办案人员的思想观念、队伍素质、办案方法、法规制度等多个方面，要把被调查处理人的各项合法权利进一步保障、落实到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必须进一步提高对保护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重要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办案政绩观。办案工作中存在的“重惩处、轻保护”，甚至侵犯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的现象，与案件调查人员不正确的政绩观密不可分。如少数调查人员不能从政治和全局出发，把取得最佳政治社会效果作为办案工作的出发点，而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地看待和处理案件，不讲政策和策略；少数调查人员认为重视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会影响案件的查办，影响自己的政绩，而没有认识到自己既有依法依纪惩治腐败、处理腐败分子的责任，又有保护、教育和挽救干部的责任。因此，要保障好被调查处理人的合法权利，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案件调查人员的教育，督促其牢固树立正确的办案工作政绩观。一要坚持权利和义务并重。对办案人员而言，既要充分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调查权利，也要明确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对被调查人而言，既要规定其在调查工作中应尽的各项义务，也要尊重其享有的权利，两者不可偏废。二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要坚持把实体和程序贯穿于办案工作的全过程，不能随意减省必须的手续、必经的步骤，更不能只重视结果，当依纪依法办案的要求与所要达到的办案目标发生矛盾时，就放松要求，忽视甚至侵害党员干部的合法权利。三要坚持惩处和保护并重。既要查清问题，依纪依法惩处违纪违法人员，又要澄清是非，保护被诬告、错告对象，切实维护被调查处理人的合法权利。

——必须进一步创新办案思路和办案方法，提高依纪依法文明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办案工作实践证明，办案思路和办案手段陈旧落后，缺乏有效突破案件的能力和方法，是导致不文明办案甚至违纪违法办案的重要原因。少数办案人员为了促使被调查人交待问题，在其他调查手段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便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侵犯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侮辱、体罚或变相体罚被调查处理人，以尽快获取“口供”。因此，要切实保障被调查处理人的合法权利，必须要在继续规范采用现有办案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思路，积极探索和改进办案方式和方法，不断总结新经验，提高依纪依法突破案件的能力和水平。针对新形势下办案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办案重心上，要着力在搜集证据方面下工夫，加大正面接触谈话前的调查力度，广泛收集书证、物证等关键核心证据，为依纪依法文明办案奠定坚实基础；在办案方法上，要善于综合运用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的多种办案措施，提高依纪依法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在办案手段上，要学会使用高科技手段突破案件，不断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

——必须进一步健全办案法规制度，打牢保障被调查处理人员合法权利的基础。要围绕保障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对有关办案的法规制度进行废、改、立，使办案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减少执纪随意性。一要加快反腐立法步伐，加快实现办案工作的法制化。对已经过时的法纪条规要清理废止，对相互脱节的法纪规定要整合统一，对明显缺乏的法纪条规要尽快制定。二要健全办案流程，加快实现办案工作的程序化。加紧修订和完善办案工作的程序性法规，包括初核、立案和处理的审批程序，调查取证程序，审理程序，处分决定执行程序等，都要有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和严格的时效要求。三要建立赔偿或补偿制度，加快实现办案工作的责任化。对损害被调查处理人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要依法给予补偿。

审查调查措施篇5

[论文摘要]应WTO反倾销协议的原则和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规定，尝试建立我周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基于反倾销调查程序涉及复杂的经济数据(事实)问题，我国相关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欠缺对倾销和损害构成的认定与评判司法审查技术层面上的具体规定。我国应借鉴欧共体、美国等国家和地反倾销审查的司法经验，规范和完善我同反倾销审查程序，以使我国反倾销行政案件的审理程序和实体规定符合WTO反倾销审查的原则和要求。

作为旧际贸易领域非关税壁垒措施之一的反倾销，长期以来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早在1947年各国协商签订的GATT义件中就对反倾销措施作出了规制。以后GATF历经多个回合的谈判和修改，直列1995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WTO反倾销协议(Anti—Dumping Agreement)对各成员反倾销行政主管部门的权限作出了进一步的规范，并要求对反倾销行政措施没置独程序，进行独立审查。

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依国内立法得以确立，涉及到反倾销管理机构测查程序巾的权利和义务、公信力等问题。不问国家或经济组织(如欧共体)的立法规定和权限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本文结合WTO反倾销司法审查原则和要求，对我同反倾销司法审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

一、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对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意义的理解

反倾销司法审杏是指法院(或其他指定机构)应反倾销措施所涉当事人的申请，审查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有关反倾销措施的行政终局决定的合法性，并做出相应裁判．反倾销措施本质上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属于行政法的制度范畴，该种行政权并不能对抗司法权，不能否定司法权的最后屏障功能。任何具体行政行为都应接受司法的监督与审查，这是因为作为国家权力执行机构的行政机关，行使具体职能时，依法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能依法进行并受到相应的监督，在一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和驱动下，难免违背法舰定的原则和精仲，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侵犯行政相对人等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已成为各行政法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法制闰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赋予利害关系人对包括实施反倾销措施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在英美法系行政诉讼义称为司法审查)，在司法程序上满足了当事人对自身权益保护的最大化要求，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在反倾销渊查中，进口国主管机关为有效抵制倾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作为对反倾销行政权力的约束，纠正错误或不公平的行政裁决，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就是法理上的应有之义。

我国1994颁布的《对外贸易法》率先对反倾销做出规定，1997年出台的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对反倾销予以细化，但对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未作规定。从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中可以找到作为司法审查法律依据的“影子”规定这些规定与反倾销调查程序中倾销价格、成本价格、构成价值等数据的收集和采信，以及倾销和损害竞争意图的认定等方面所涉及的技术复杂情形相比，可操作性明显不足，有利于主管行政局启动反倾销调查机制并轻易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终局决定，而使得利害关系人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因此在反倾销法中创设司法审查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司法审查制度目前已是反倾销困际法律的重要内容，亦是WTO法律化的重要标志。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要求，现行反倾销同内法应规定或增加规定司法审查方面的内容。WTO一揽子协议除反倾销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丰义协定(TRIPS)，以及海父估价协、义外，均很少规定司法审查的内容，当事人无法直接依据WTO的规定对相关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作为WTO的成员方，遵循WTO法律化原则，按照反倾销协议的要求，建立与完善反倾销罔内法司法审查制度无疑是一项圈际义务，对规范和完善我同反倾销调查程序、保障罔际进出口货物贸易大系的稳定发展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意义。

(二)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在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由于各规则的详尽程度不一，留给了各同反倾销主管机构不同程度的自由度，存立案调查标准、凋查期限、各当事方权限、倾销和损害的认定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行政斟酌权同时，对倾销事实包括出口价格等的认定存存诸多模糊和不确定的因素，致使反倾销容易成为各国政府实施不公平贸易保护措施的借口，违背国际自南贸易原则，扰乱WTO竞争秩序。冈而对各国反倾销措施采取适当的限制措施，包括增设司法审查制度等，是确保反倾销行政行为合法性和适性所必需的。

1．各国反倾销立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

从实行权分立制度的国家来看，行政权不应成为最终的决策权，一项行政决定措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应由司法部门根据立法规定进行审查和确认。反倾销法在同内法体系中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它是WTO的货物贸易法有关货物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协定之一。反倾销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反对不公平贸易的一种措施，另一方面又是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维护现行贸易秩序的一种手段反倾销行政决定涉及到进出口商、国内消费群体等公共利益，冈而应当接受独立审查。

2．防止反倾销被滥用

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防范反倾销机构滥用反倾销措施，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在当前反倾销立法和司法环境下，由于立法标准趋向于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幼稚产业，反倾销法的管理和实施在贸易保护的政治压力下，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以美同为例，美国早期的反倾销立法本源于法律救济，具有刑法的部分属性。在对反倾销法进行解释时，法院要参照反托拉斯法的相关义木和规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将是否“损害竞争”作为主要的标准和原则来对待。

然而，这种以反托拉斯法的相关原则作为反倾销立法参照标准的趋势却走得不远。到1921年，美国反倾销法完全完成了从竞争标准到国内幼稚产业保护主义标准的转化。任此期间和之后的反倾销立法，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两兰、日本等，都采取了保护主义者的态度立法原则从法定的客观标准到行政斟酌权的转化，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扩大了对进[|产品采取防范行动的类别和范围，而且使得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行动标准更具有自南度和随意性。在松泛的解释和举证标准下，反倾销法的管理和实施在各同寻求贸易保护的政治压力下发生了根木性变化，其变化幅度和速度远远超严格的法治原则标准所能允许的范。经过近半个多纪谈判和协商，WTO制定了新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平贸易规则，迫使各成员圈对本田的反倾销法作出较大的修改，包括对采用反倾销措施的条件和要求加以严格的限制和规范，强化反倾销司法审查力度等。

3．协调国际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限制经济主权

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对外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是一国参与世界经济大交流、大循环的重要途径。同家作为同际社会的组成单位，力图通过拥有包括经济主权在内的较大权力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其立足点和涉及范同与际公共利益具有冲突和矛盾，同时也具有协凋一致的方面。在经济利益的实现方面，各同除依靠国家权力外，还不得不利用市场力量。对外贸易构建一罔经济活动的内涵和外延，也必然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国内闪竞争、地区差距、供求关系等所出现的差价销售现象在进口贸易中也存所难免，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问题的关键是，差价销售的目的和动机是否应当受到谴责，其影响或所造成的损害是否应当予以必要的控制。国家经济立法及执法通过国际贸易跨越国境，进入国际市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他国产生影响，形成矛盾冲突，因而不得不在国际法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其中之一就是相互达成妥协，以条约形式约束各自的经济主权。尽管有主动限制，有被动限制，制约主权的冈素也很多，但最终起作用的恰恰是主权者自是。而由主权国家承担反倾销行政斟酌权司法审查职责，在程序上是限制一国经济主权盲目扩张的有效保障。

二、WTO反倾销审查标准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采取任何一项反倾销措施之前，必须经过成员国特别指定的主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调查程序。各成员国反倾销主管当局对调查事实所作的评估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证据事实的收集和采信，以及对事实的独立分析等。其中，第17．6 (i)条款对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事实依据规定了特别的审查标准，17．6(ii)规定了解释性事务(条约、规定的理解和适用)的特别审查标准，前者包括事实认定和事实评价两个标准。

其一，“事实认定”的审查标准。审查人员对调查机关以适当方式收集证据所确认的事实，应予以尊重。这一标准有利于防止因审查人员的偏好而作出不同的发现或认定。审查人员甚至不能对新发现的证据作出评判，对基于反倾销调查日后新近或公开的统计数据而获得的所谓新证据，不应作为认定事实构成的证明材料。该项标准审查的重点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获取证据事实的程序是否适当。

其二，“事实评价”的审查标准。审查人员对调查机关就事实部分作出的评价是否存在客观性进行审定和评析，防止或避免反倾销调查人员作出偏袒或不公正的结论。审查人员同样不得对事实部分独立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只是针对调查机关作出事实评估的方式和方法进行审查，也即事实结论本身是否基于客观公正的记录分析，调查机关是否基于全局考虑，没有偏心，也不存在冈受局部利益的影响而做fn偏袒或不公正评估结论的情形。

WTO试图将认定事实和做出反倾销措施法律决定两者之问的审查做出区分(Article17．6oftheWTO Anti—Dumping Agreement)，由此确立了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的独立标准。而在实践中这两类标准难于截然做出区分。比如，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第3条规定，对损害决定做出审查时，审杏人员首先要对事实依据，即相关的经济数据做出评判，其次还必须对涉及“损害”的条约规则的理解和适用做出解释。但各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做出的损害决定内容还包括构成损害状态的特定事实情节，这就不仅仅是评定所有经济数据的问题。独立地对经济数据做出简单的审查，并不足以表明构成损害，不能抽象地对损害条款做出解释便可认定应当采取反倾销措施。实际上，审查人员必须基于对(倾销)事实的认知并结合法律解释标准做出综合分析和判断。

三、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规定之不足

如上所述，基于反倾销调查程序涉及到复杂的经济数据(事实)问题，而对倾销和损害构成的认定和评判则涉及到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适用问题，WTO对国内反倾销主管机关采取反倾销措施设立了必要的独立审查程序。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即“国内立法含有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者程序，以特别用于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决，以及属于第1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此种裁决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负责所涉裁决或者复审的主管机关。”按照WTO反倾销审查程序的这一独立性要求，可以另行设立机构、配置人员建立独立的行政复议机关或仲裁机构，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进行审查。

考虑到我国法院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设立反倾销行政诉讼制度与行政审查方式相比更能体现公正性，并可避免外国企业和政府在对反倾销行政裁决不服时直接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此，我国对反倾销调查程序的审查采取了司法审查(行政诉讼)的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倾销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自此，依法审理反倾销(包括反补贴)行政案件，已成为我国加入WTO以后人民法院承担的主要职责。

近年来，人民法院如何审理反倾销、反补贴行政案件，逐渐受到国外媒体等有关方面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反倾销规定是我国设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依据，南于准备仓促方面的原冈，该司法解释与WTO的相关要求和原则尚有差距，与国内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也存在相互衔接的问题。

(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关系问题

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了，“反倾销规定”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及“证据规定”。从逻辑关系上可以推定，“证据规定”规则适用于审理包括反倾销行政案件在内的所有行政案件，因为“证据规定”的宗旨是公正、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由此，审判法官存处理反倾销行政案件时应同时以该两个规定为“准绳”。但该两个规定之间不一致时，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却十分突出。比如“证据规定”第一条第2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十日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举证的书面申请。否则，被诉行政行为视同没有相应证据。但“反倾销规定”没有对被诉反倾销主管机关的举证责任作出此种限制，只是简单规定被告负有提供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举证责任。

如果参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反倾销规定”作为新的特别规定，应予以优先适用。将导致违背“证据规定”第一条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原则，即确保原告有必要的对证据质证的准备时问，防止被告迟延提交持有证据直到开庭时刻，致使原告及其律师准备答辩困难，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

(二)对证据进行司法审查的公信力问题

根据“反倾销规定”第七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时，依赖于被告(反倾销调查机关)提供的案卷记录，对作出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时未包括在案卷记录中的任何事实材料不得作为证明该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但根据WTO反倾销实施审查标准，对合法性问题的审查要结合反倾销规则的具体规定和释义，而非单纯的“事实材料”。

另外，由于反倾销主管机关制作的案卷记录缺乏公开监督机制，致使人民法院无法确信或保证反倾销主管机关在实施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之后，没有在案卷记录巾加入新的“事实材料”。这使得人民法院对被告所提供证据的采信缺乏公信力。

(三)“反倾销规定”的解释性问题

“反倾销规定”条款部分内容语焉不详，在“正确”理解和适用之前尚需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其中第8、9条均对原告、利害关系人在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中提供证据的职责作出了要求，原告、利害关系人有义务配合被告进行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调查。对“严重”妨碍调查的，人民法院对原告、利害关系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不予采纳。在存在利害关系人“严重”妨碍调查的情况下，国务院主管部门根据现有证据作出的事实结论，可以认定为证据充分。

上述规定实际上将原告的举证期限变相予以提前，增设了原告在反倾销调查阶段的举证义务，增强了被告在举证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对双方平等诉讼主体地位的侵害，原告可能冈为与自己无关的“利害关系人”的不作为(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构成严重妨碍调查)而承担败诉的不利结果。同时，对“严重”妨碍调查的认定问题。没有明确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也没有明确认定的机关。究竟是由人民法院认定，还是由实施反倾销调查程序的有关行政部门认定?

审查调查措施篇6

 

关键词：反补贴；司法审查；WTO；事实审；法律审

WTO协定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于2001年11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为《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在2004年3月被修订)第一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采取反补贴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一、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

1．反补贴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补贴措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我国对WTO规则认识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主要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口，以实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员方的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使运用关税等手段达到限制进口的效果不断缩小。相应地，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渐演变成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秩序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所受理的244个国际纠纷中，有46个与补贴或反补贴措施有关，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补贴案件38件，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6．67％，是WTO受理的纠纷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各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进口补救作为外贸政策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长期使用的关税和其他海关壁垒。例如，美国在从1979年到1995年期间共处理的反补贴案件多达440余件。J进口补救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实质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或几个企业的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视地同时对所有出口成员实施；而反补贴则是直接涉及政府行为。事实上，补贴又经常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易导致受补贴的产品向国外倾销。所以，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使用反倾销调查，而不是反补贴调查。但是，这不影响反补贴作为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在2004年4月被修订)第五章规定，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家措施有三类：保障措施(第29条)，反倾销(第30条)，反补贴(第31条)。

2．司法审查标志着反补贴措施的法治化

司法审查在现代法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原因就在于其抑制行政专断的功能。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维护反补贴措施遵守必要的行政程序和公正标准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机制。从补贴制度的演变来看，随着《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其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规定开创了国际补贴和反补贴法的历史。[33《关贸总协定》第6条规定了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将“反补贴税”界定为：为了抵销任何产品在生产、制造或出口时直接间接给予补助或补贴的目的，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税。在第10条“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中，只是规定了对有关海关事项的管理行为，每个缔约方应保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所以说，它对反补贴的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不明确的。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反补贴守则》(正式名称叫《关于解释与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第23条的协议》)对司法审查也言之不详。1994年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此第一次作出了规定，凡是规定反补贴措施的成员方政府立法都应当规定司法审查制度。这一新规定为各成员方使用反补贴措施提供了一个司法制约机制，有利于防止反补贴措施的滥用，为受到反补贴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请求进口国提供司法救济确立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我国有关反补贴的法律规定首先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7年国务院根据该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专门立法。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是2001年l1月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该条例第52条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比较概括，只限于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和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事项。在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涉及受理范围、管辖、当事人、证据、审查内容、判决方式等问题，其中核心是法院对反补贴行政决定的审查范围和干预程度。法院应在何种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特别对反映行政管理专业特长的事实认定上，是确立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所在。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在成员方国(境)内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它的确立则是反补贴措施司法化的标志。

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定和语义诠释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反补贴守则，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作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列入WTO协定附件1A的。它结束了1979年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只约束其“签约方”的历史，对WTO所有成员均有强制约束力。WTO{反补贴协议》，广义上说，还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反补贴部分、第16条、第23条以及相关的协议、决议、宣言、声明等。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司法审查”作出规定：“国内立法包含反补贴措施规定的成员均应设有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其目的特别包括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定的行政行为有关。且属第21条范围内的对裁定的审查。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及裁定或审查的主管机关，且应向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了解审查情况的机会。”该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应当履行的义务。

1．司法审查的主体

审查调查措施篇7

第一条为了促进对贸易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以下除特别指明外，统称损害）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采取保障措施。

第二章调查

第三条与国内产业有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采取保障措施的书面申请。

商务部应当及时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

第四条商务部没有收到采取保障措施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国内产业因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受到损害的，可以决定立案调查。

第五条立案调查的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

商务部应当将立案调查的决定及时通知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委员会（以下简称保障措施委员会）。

第六条对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及损害的调查和确定，由商务部负责；其中，涉及农产品的保障措施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商务部会同农业部进行。

第七条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或者与国内生产相比的相对增加。

第八条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相关因素：

（一）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

（二）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三）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包括对国内产业在产量、销售水平、市场份额、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四）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

对严重损害威胁的确定，应当依据事实，不能仅依据指控、推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

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不得将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口增加。

第九条在调查期间，商务部应当及时公布对案情的详细分析和审查的相关因素等。

第十条国内产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第十一条商务部应当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与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第十二条商务部应当为进口经营者、出口经营者和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供陈述意见和论据的机会。

调查可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

第十三条调查中获得的有关资料，资料提供方认为需要保密的，商务部可以按保密资料处理。

保密申请有理由的，应当对资料提供方提供的资料按保密资料处理，同时要求资料提供方提供一份非保密的该资料概要。

按保密资料处理的资料，未经资料提供方同意，不得泄露。

第十四条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损害的调查结果及其理由的说明，由商务部予以公布。

商务部应当将调查结果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第十五条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可以作出初裁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终裁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三章保障措施

第十六条有明确证据表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在不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将对国内产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作出初裁决定，并采取临时保障措施。

临时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

第十七条采取临时保障措施，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在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前，商务部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第十八条临时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自临时保障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200天。

第十九条终裁决定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保障措施。实施保障措施应当符合公共利益。

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数量限制等形式。

第二十条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形式的，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采取数量限制形式的，由商务部作出决定并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商务部应当将采取保障措施的决定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采取数量限制措施的，限制后的进口量不得低于最近3个有代表性年度的平均进口量；但是，有正当理由表明为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而有必要采取不同水平的数量限制措施的除外。

采取数量限制措施，需要在有关出口国（地区）或者原产国（地区）之间进行数量分配的，商务部可以与有关出口国（地区）或者原产国（地区）就数量的分配进行磋商。

第二十二条保障措施应当针对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不区分产品来源国（地区）。

第二十三条采取保障措施应当限于防止、补救严重损害并便利调整国内产业所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十四条在采取保障措施前，商务部应当为与有关产品的出口经营者有实质利益的国家（地区）政府提供磋商的充分机会。

第二十五条终裁决定确定不采取保障措施的，已征收的临时关税应当予以退还。

第四章保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

第二十六条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不超过4年。

符合下列条件的，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一）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确定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仍然有必要；

（二）有证据表明相关国内产业正在进行调整；

（三）已经履行有关对外通知、磋商的义务；

（四）延长后的措施不严于延长前的措施。

一项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及其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

第二十七条保障措施实施期限超过1年的，应当在实施期间内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步放宽。

第二十八条保障措施实施期限超过3年的，商务部应当在实施期间内对该项措施进行中期复审。

复审的内容包括保障措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的调整情况等。

第二十九条保障措施属于提高关税的，商务部应当根据复审结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提出保留、取消或者加快放宽提高关税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保障措施属于数量限制或者其他形式的，商务部应当根据复审结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作出保留、取消或者加快放宽数量限制措施的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条对同一进口产品再次采取保障措施的，与前次采取保障措施的时间间隔应当不短于前次采取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并且至少为2年。

符合下列条件的，对一产品实施的期限为180天或者少于180天的保障措施，不受前款限制：

（一）自对该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之日起，已经超过1年；

（二）自实施该保障措施之日起5年内，未对同一产品实施2次以上保障措施。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任何国家（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产品采取歧视性保障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三十二条商务部负责与保障措施有关的对外磋商、通知和争端解决事宜。

第三十三条商务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审查调查措施篇8

【关键词】欧盟；日落复审；第384/96号条例

一、日落复审的含义及发展

日落复审（sunset review），是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第11.3条“日落复审条款”发起的行政复审。具体条文如下：“尽管有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但是任何最终反倾销税应在征收之日起（或在复审涉及倾销和损害两者的情况下，自根据第2款进行的最近一次复审之日起，或根据本款）5年内的一日期终止，除非主管机关在该日期之前自行进行的复审或在该日期之前一段合理时间内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的有充分证据请求下进行的复审确定，反倾销税的终止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在此种复审的结果产生之前，可继续征税。”设置日落复审的目的在于为反倾销税这一临时性关税设定时间限制。

日落复审制度源于欧盟，在欧盟反倾销法中称“期满复审”（expiry review）（以下皆称“日落复审”）。GATT1949年《反倾销守则》曾规定反倾销税只有在抵消倾销造成的损害所必须的期限内才有效，但未明确规定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欧盟在1984年通过的修订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EEC）2176/84号条例中首次提出，无论是价格承诺还是反倾销税的征收，若在生效后五年内无任何当事人提出复审要求，其效力在届满五年时自动失效，改条款后被引入1994年WTO《反倾销协定》第11.3条，美国也在其《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规定了此项制度。欧盟在1996年3月6日公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关于抵制来自非共同体成员国的进口产品倾销的第384/96号条例》（以下简称第384/96号条例）中对日落复审制度又进行了完善。

在世界贸易全球化的时代，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愈加频繁，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也日益增多，对欧盟日落复审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必要的。

二、欧盟日落复审制度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反倾销日落复审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在反倾销制度立法与实践方面有大量的经验，常被世界其他国家借鉴。欧盟反倾销复审分为期中复生、期终复审、新出口商复审、反吸收的复审共五种类型。现行的反倾销法即上文提到的第384/96号条例，其中第11条对日落复审进行了全面、集中的规定。第一款规定了欧盟决定进行反倾销日落复审的目的和基本原则，第二款规定了欧盟发起反倾销日落复审的程序和期限，第三、四款分别规定了期中复审、新出口商复审的申请、立案和调查的实体和程序要求，第五款为复审时限，第六款规定了各种复审的结果包括保留、取消及修改措施等方面的内容，第七款规定期中复审与日落复审的合并，第八款为退税程序，第九款为调查方法，第十款为复审中结构出口价格的计算方法。

（一）欧盟日落复审机构

欧盟日落复审主管机关与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是同样的，分别是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Ministers）、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ttee）这三大机构。欧盟委员会负责决定是否发起反倾销调查程序及反倾销调查的行政工作；部长理事会的作用是采纳欧委会提出的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建议，对于欧委会的建议一般是同意的；顾问委员会对欧盟委员会有关反倾销的事务提供咨询，咨询结果不具有强制性。

（二）欧盟日落复审的启动

第384/96号条例第11.2条规定了发起日落复审的两种方式：欧盟委员会主动提起；共同体生产商提出的或以共同体生产商的名义提出。实践中欧盟委员会从未主动发起过日落复审，所以只能讨论依共同体生产商申请的情形。另外需注意，在复审结论作出之前，反倾销措施是继续有效的。

条例要求欧盟委员会于反倾销措施适用期限最后一年的适当时候在欧共体官方公报上公布措施即将失效的通知，实践中，欧盟委员会通常会在反倾销措施届满之日前6个月通知，以便于共同体生产商确定是否提出申请和收集证据。[1]所以，条例具体规定了共同体生产商有权在五年期限届满前3个月提出复审请求。在共同体生产商提出日落复审请求的同时还被要求提供充分证据表明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会导致倾销和损害持续或复发。条例列举了若干可以证明这一很大可能性的证据，包括：继续倾销和损害的证据；损害的消除应部分或者全部归因于反倾销措施的存在的证据；出口商的情况或者市场的条件的证据。

根据体例11.6条，复审应当在咨询委员会商议后由委员会实行。

（三）欧盟日落复审的调查

根据条例规定，在进行日落复审调查过程中，应给予出口商、进口商、出口国的代表以及共同体的生产商机会对复审请求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阐述、反驳或者评论。在作出结论时，应适当考虑经书面凭据证实的相关证据，这些证据应对与一项反倾销措施的到期是否将很可能导致或者不很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持续或复发这一问题相关联。

日落复审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审查一项反倾销措施到期是否很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持续或复发。这种很大可能性是一种程度上的较高要求，在实践中，对倾销和损害的持续或复发的很大可能性的认定通常包括实质进口的很大可能性、倾销的很大可能性以及损害的很大可能性的认定。[2]

（四）欧盟日落复审的结案

根据条例第11.5条，日落复审应当尽快进行，并且一般要在从发动复审之日起12个月内结束。如果调查发现，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则倾销和损害很可能持续或复发，那么，反倾销措施将继续实施。此种情形下，反倾销措施通常从继续实施的决定生效之日起5年内有效。否则，如果不存在这一很大可能性，那么，反倾销措施应对终止。此外，在日落复审调查过程中，反倾销措施仍然有效。这意味着，在启动日落复审的情况下，一项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期限通常为6年甚至更长，而不是5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欧盟在决定延长反倾销税的征收前，会考虑欧盟的“公共利益”，直译是“共同体利益”。欧盟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反倾销税的征收看法未必能够统一，欧盟公共利益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欧共体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公共利益的考虑需要在各成员国之间寻求一种利益的平衡，从而作出是否延长征税的决定。[3]这一点被规定在条例的第21条中：“关于是否共同体的利益要求进行干预的裁定，应当建立在对所有的不同利益，包括国内产业的、用户的和消费者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只有当所有当事人根据第2条都有机会发表过他们的意见，才应根据本条作出裁定。在这样的审查中，应当特别考虑消除有害倾销扭曲贸易的作用以及恢复有效竞争的必要性。如果当局根据所有提交的信息可以明确推断出，采取这种反倾销措施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就不得实施这些基于被发现的倾销和损害而决定的反倾销措施。”

三、我国日落复审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国内最早规定反倾销制度的法律是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只是对反倾销制度进行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并未提及日落复审制度。1997年《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只对日落复审进行了简单规定。2001年颁布、2004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对日落复审制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规定，成为我国日落复审的主要依据，但并未专门地规定日落复审制度，而是与期中复审笼统地规定在一起。

从现实因素考虑，我国曾经被实行反倾销措施的产业已逐渐临近5年期限，进入日落复审多发期，同时，我国自加入WTO以来国内市场开放程度与日俱增，我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取反倾销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建立完善的日落复审制度是必要的。

笔者在此提出两点浅薄的完善建议：

1、制定单独的、统一的《反倾销日落复审暂行规则》。我国对国外产品提起反倾销日落复审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规定散见于各种规章、规则和司法解释中。既然日落复审制度在当下显得愈加重要，我国有必要将其单独列出，或者与期中复审等其他行政复审制度一同形成独立的制度体系。在制定这一暂行规则的过程中，应吸收借鉴上文所列欧盟的相关制度，比如启动日落复审的期限及程序、调查内容及裁定继续或终止反倾销措施的标准、日落复审是否能够修改原反倾销措施的内容等。

2、引入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在我国的《反倾销条例》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公共利益”，一是第33条“价格承诺能够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决定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另一个是第37条“终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反倾销条例》规定“复审程序参照本条例关于反倾销调查的有关规定执行。”而反倾销调查的规定属于另一章节，并未涉及公共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应在日落复审制度，甚至于整个反倾销制度中，贯彻适用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同时在标准的制定及适用上，既要照顾到各利害关系方的利益平衡，又不损伤国内产业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丹.欧洲共同体反倾销法律制度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295.

[2]邓德雄.欧盟反倾销的法律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36.

[3]徐妍.反倾销日落复审制度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9(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