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原则范文

审查原则范文第1篇

一、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

“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是“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在违宪审查制度中的具体表征。依据该原则，宪法审判机关不能主动审理宪事案件，解决宪事纠纷，制裁违宪行为。因此，一项违宪的法律，如果未被诉至宪法审判机关，则该法律仍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在美国，有关总统任命行政官吏的权限争议，自1789年第一届国会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187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任期法》（Tenure of office Act）规定总统有任命行政官吏之权。对于这部法律，不少人士包括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内，均认为是违宪无效的。可是直至Myers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才有机会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并于1926年判定1876年的《任期法》违宪无效，解决了自1879年以来这场宪法问题的“历史论争”。[i]

从实证层面而言，“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可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1）如原告需与违宪案件有利害关系，则违宪审查为主观性审查，与普通案件一样应严格遵守“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如原告无需具有诉之利益，则违宪审查已被客观化，那么当事人则可以维护秩序为由，向宪法审判机关提起违宪审查请求，而不需遵守传统司法意义上的“无讼案则无审查”的原则；（2）如原告在提起违宪审查请求时需遵守“成熟原则”，亦即原告只有在遭受被诉法律、法规的损害时，才能提讼，则违宪审查制度就应严格遵守“无讼案则无审查” 原则；如在宪法审判中，当事人可提起预防性违宪审查，亦即在法律、法规尚未伤害自己权利时，或该法律、法规尚未颁布前就可向宪法审判机关挑战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则该违宪审查制度在 “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的遵守程度上就降低了许多；（3）如果宪法审判机关可对一些明显具有政治性质的问题进行审查，则宪法审判机关无异于议会与行政部门，“无讼案则无审查” 原则就被彻底放弃，因为这时的宪法审判机关已被彻底政治化了。如果宪法审判机关严守“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则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4）如果宪法审判机关享有“宪法问题的咨询权”，则违宪审查制度根本无须遵守“无诉讼案则无审查”原则；如果没有，则宪法审判机关则需或多或少地受该原则的约束。美国是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最为严格的国家。在美国，根据宪法第3条规定，原告提起违宪审查请求必须要符合“案件”或“争议”的要求。何谓“案件”或“争议”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资料处理组织联合会案件中提出了“事实上的损害”标准，亦即原告只有在其权利受到法律、法规的侵犯，并造成了损害或有造成损害之虞时，方能向法院提起违宪审查请求。[ii]马歇尔在1824年的sborn　V. Bank of United states一案中，也认为：当事人依法律规定之形式就有关法令向法院主张其权利时，司法权才有行使可能。如果专就抽象问题是否违宪，请求法院加以审理、裁判，因其是非诉讼案件，法院不能受理。所以，美国法院拒绝就“宪法性问题”接受咨询；拒绝对法律、法规进行事先性、抽象性审查；拒绝就“政治问题”作出裁判。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宪法审判机关在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上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这种差异可通过以下论证获得说明：

1、事先性审查、事后性审查与混合性审查模式。以被审查对象是否已经生效为根据，违宪审查可以分为事先性审查、事后性审查与兼两者之特征的混合性审查。在事先性审查中，因法律、法规尚未生效，不可能产生利害关系人，就不具有“诉之利益”的原告，因此在该模式中，根本不可能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例如，根据法国宪法规定，各有权主体应在法律颁布以前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在法律颁布以后即使发现该法律违反宪法也不得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宪法委员会也不得对该法律进行审查。另外，根据该国宪法第61条规定，各项组织法律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的内部规则在执行以前，均应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以裁决其是否符合宪法。可见，组织法律和议会规则无须任何人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即应自动接受审查。这表明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彻底放弃了“无讼案则无审查”的原则。事后性审查是指法律、法规颁布后或在特定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之后，由违宪审查机关对之进行的违宪审查。因为法律颁布实施后，就会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法律与当事人之间便会产生利害关系，在该模式中，违宪审查提请人或多或少地具有诉之利益，因而该模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需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在混合性模式下，其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 原则的程度介于事先性审查与事后性审查两种模式之间。可见“无讼案则无审查” 原则的遵守程度以事后性审查、混合性审查、事先性审查模式为顺序递减。

2、抽象性审查与具体性审查。具体性审查是指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当事人认为具有违宪争议的法律、法规涉及其权利、义务时，而向违宪审查机关提起审查请求。具体性审查因不能脱离个案争议，故其遵循了“无讼案则无审查”的原则。抽象性审查是指有关提请主体脱离具体的争议，单就某一宪法疑义而向违宪审查机关提请违宪审查。抽象性审查是脱离具体案件而单纯就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进行的审查，故其遵守“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的程度较具体性审查为低。德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虽属事后性模式，但其可以对违宪的法律、法规进行抽象性审查，故其遵守“无讼案则无审查” 原则的程度比美国要低。

3、主动性审查与被动性审查。主动性审查是指违宪审查机关不需相关机关与私法主体的提请，就可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在该种审查模式中，根本不存在“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的遵循问题；被动性审查是指违宪审判机关应特定机关、组织或者个人提出的违宪审查请求而进行的审查，故其与主动性审查模式相比较而言，至少在一定程度需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

4、

咨询权问题。就宪法问题发生疑义，有关机关向违宪审查机关进行咨询的制度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迥然不同的。在英美法系，违宪审查机关不具有此项权力。1793年华盛顿曾就美法缔结条约中的有关条约解释的29个问题咨询联邦最高法院。但联邦最高法院委婉拒绝，认为未以具体诉讼之案件向法院提起之问题擅自以判例表示见解，乃是行使非司法权能的违宪越权行为。[iii]大陆法系的违宪审查机关却拥有此项权力。例如，俄罗斯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联邦主体立法权力机关的询问，解释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的宪法解释属于正式解释。一切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企业、机构和组织、公职人员、公民及其联合组织都必须遵守执行。咨询权的行使根本不需遵守“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

下列图表（由于技术原因，请见文首）直观反映了各国在遵守“无讼案则无审查” 原则的情况。

上列图表的“原则遵守强度”亦反映出该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司法化程度。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因无需遵循“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则被视为“政治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而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关则是各级普通法院，其违宪审查制度已彻底司法化。当然法国、美国只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基于违宪审查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的考量，大多数国家游离于两者之间，其具体做法是对不同的违宪案件适用不相同的标准，亦即在违宪审查制度中，根据本国国情合理配置主观审理与客观审查，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并通过判例解释“政治性问题”与“咨询权问题”，为不同的违宪案件设置了不同的诉讼要件，体现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弹性。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因无具体的判例可供研究，故只能依《宪法》与《立法法》的有关条文进行推演。根据《立法法》第90、91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个人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时，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因为《立法法》并未要求违宪审查申请须以个案与具体争议为条件，因此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是采用具体性审查与抽象性审查并行的混合模式。另外，我国《立法法》也规定了立法批准制度，亦即确立了预防性审查制度，并且我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中的预防性审查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履践，而事后性审查则在实践中还尚未实施。可见，我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又是以事先性审查为主、事后性审查为辅的。“无讼案则无审查”原则的遵守强度被列为IV级，这表明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司法化程度较低，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如下制度：（1）宪法诉愿制度。宪法诉愿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遭受到立法机关或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在用尽一切普通救济程序或普通救济程序根本不济时，而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救济请求；（2）完善具体性审查制度的移送程序，使各级人民法院在遇到其所需适用的法律存在宪法疑义时，有可操作性程序可以适用；（3）完善抽象性审查制度。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提起抽象审查的条件及其审查程序；（4）建立以事后审查为主、事先审查为辅的违宪审查模式。可规定国际条约、国际协定以及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需要进行事先审查外，其余法律、法规、规章均只能实行事后性审查。通过这样的改造，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司法化程度可以从IV级提升到II级，从而达到较高的水准。

二、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

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是指法律一经立法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后便具有宪法上的确定力，即使对其产生疑义，亦应推定其符合宪法，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均应遵守之。在此原则之下，当事人提起的违宪审查请求不会导致被诉法律效力的中止，宪法审判机关亦无权对被诉法律作出假处分以暂时中止其效力。具体而言，作为违宪审查原则的“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主要是指：（1）宪法审判机关应运用各种方式和技术规避法律出现宪法性问题；（2）在对法律存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其中一种解释是法律合宪有效，另一种解释是法律违宪无效，则宪法审判机关应采纳使法律合宪有效的解释；（3）除法律明显违宪且理由充分外，宪法审判机关不能宣布法律违宪无效。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已为各国违宪审查实践所履行，据统计，挪威最高法院判定法律违宪的，大约有20到30个案件，其大多数发生于1885－1930年间，二战以后，最高法院逐渐倾向于保守，基本上没有宣布法律违宪无效，丹麦最高法院则更是小心谨慎，几乎找不到一个判决宣布某部法律违宪无效[iv]，即使是违宪审查制度实施得相当顺利的国家，被宣布违宪的法律占所受审查法律的比率一般都很低。1991年被德国联邦宣布无效的法律仅占所审查的法律的10%，意大利为11%，匈牙利为19%.[v]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了大约4000件左右与解释宪法有关的案件，其中只有100多件国会制定的法律被宣布为违宪，数百件州法律被宣布为违宪[vi].我国台湾地区在1982年至1995年间的196件宪法解释案中，解释为违宪的58件，其中违宪且立即失效的解释43件，违宪但不立即失效的解释15件，违宪率虽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高，但也仅为29%.[vii]

各国违宪审查机关为何要恪守合宪性推定原则？原因不外乎四点：（1）对法律稳定性的考量。法律经立法机关制定颁布施行后，一般会在社会发生作用，受其影响的民众为数众多，如果法律一旦被宣布违宪无效，虽然许多国家的违宪判决仅具有有限的溯及力，但当事人仍可申请刑事案件以及涉及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案件的再审，因此违宪判决对司法的冲击是很突出的。还有，一部法律被宣布违宪无效，根据条款辐射原则，依据该法律规定制定的所有下位法均自动失去效力，这不利于实现国家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2）违宪审查本身所固有的反民主多数的原罪难题。按照近代民主政治原理，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所组成，其作出的决定应是代表民意的，而司法机关并非人民选举产生，由其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并可以自己对宪法的解释民意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显然违背了民主-多数决定的基本原则。违宪审查制度由此便成为民主制度的异物，因此，违宪审查机关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支持，采取了“自我抑制”的司法消极主义，除非确定某特定法律已超越相当可疑之程度，且明显侵犯了宪法，否则应推定该法为合宪有效。其理由无他，乃是法院对制定法律之立法机关的贤明、诚实及爱国心表示理所当然的相当尊敬而已；（3）职能分立原理的固守。按职能分工原理，宪法旨在创造、维护思辩民主，代议机关应进行某种形式的思辩以作成合理决定，不受派系或私利团体的控制，并最终向人民负责。宪法采用职能分工结构，不仅在于消极地防止专制的发生，亦在积极地促进思辩民

主，其中法院因为分工与资源配置的缘故，应仅扮演有限而自制的主体角色，各种实体价值的形成，各项社会改革的实现，基本上应委由思辩民主的程序达成，宪法审判机关的作用仅在于确保宪法职能部门的动态平衡关系不受破坏，避免代议机关或其他宪法机关“只穷其权而不尽其能”。这就要求宪法审判机关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作用，只有在宪法所确立的职能分工结构遭到立法机关破坏时，方能以司法介入；（4）法律连续性的保障。因为法律一旦被宣布违宪无效后，便会产生法律真空，形成法律漏洞，这不利于实现社会关系的法律化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因此，为了避免因缺乏法律规范而形成社会秩序失控的局面，宪法审判机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形下，不能动辄宣布法律违宪无效。

从理论上而言，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下辖两个原则：法律合宪性解释原则与法律明显违宪原则。其中法律合宪性解释原则又包括消极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原则和积极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原则。消极的法律合宪性　解释原则又称为消极的规避宪法判断之法律合宪性解释原则，是指违宪审查机关应尽量避免使法律产生宪法问题，亦即对法律作某种解释，虽不引起该法律明显抵触宪法，但却有违宪之可能性时，违宪审查机关应尽量避免作出这种解释。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5年的Ashwander v. Tennssee valley Authority一案中指出：“在国会制定之法律发生有无效力之场合，纵令就法律之合宪性提出重大疑问，法院之基本原则，仍须最先确定是否有可能作成规避该问题之法律解释”[viii]；积极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原则是违宪审查机关在不能避免诉讼案件中产生的宪法问题后所适用的原则，其内涵是指违宪审查机关在实施违宪审查时，对被诉法律可能有两种以上解释，其中一种解释为合宪有效，其他解释为违宪无效，由此产生宪法上的疑问或争论时，违宪审查机关则应采用使法律合宪有效的解释。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6年的Nation labor Relation Board V. Jones and Laughlin steel co. 一案的判决中曾指出：“在同一法律中，纵令有性质暧味之一般立法的宣言存在，法院也不能自由地据此加以推论，而对议会本诸于宪法权能所制定之明确之法律规范，凌架其上去否定其效力。解决法律之基本原则，乃在救济其穷、非在心存破坏。就同一法律而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如依其一则法律违宪，依另一则合宪有效。法院显然有义务采取能救济法律之穷之解释，本院对此业经一再重复主张”[ix].

法律明显违宪无效原则是指宪法审判机关在运用技术手段不能规避宪法问题或不可能对争议法律作出合宪性解释时，其也只能在法律违宪情节达到明显而易见的程度时，宣布法律违宪而无效，若法律违宪未至明显而易见的程度，即使其存在不妥当的情形也不能宣布其因违宪而无效。因为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裁量权，其对“是否制定法律”、“如何制定法律”等问题享有自我决断的权力，因而如果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未至明显的不合理程度，均应认为未逾合理裁量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876年的Sinking Fund case一案中，认为：“当联邦国会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在通常诉讼程序中被要求作违宪审查时，将违宪法律宣告无效，乃是法院的义务，然而除了一见明显的违背宪法的情形外，绝不可轻易宣告法律违宪无效。假如还有可能，成文法律应继续推定为有效，直至该法之违宪事实已经合理证明且无什么疑问为止。因为政治组织的一部门若侵犯其他部门的权力必会产生危险，美国制度的安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严格遵守此一有益之原则。”[x]现在，许多国家已将明显违宪原则纳入成文宪法中，例如瑞典1987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并在修正案的最后规定：“如果法条是国会或政府确定的，该法条只有在其错误极为明显的情况下才能被废除。”[xi]在德国、我国台湾省，宪法审判机关为了体现明显违宪原则的精神，在合宪有效、违宪无效的判决形式外还创制了警告性判决或指示性判决形式。所谓警告性判决或指示性判决是指法律规范的某些内容虽不尽妥当，但因其违宪尚未达到明显的程度，仍可以忍受，于是宪法审判机关并不宣布其违宪无效，而是指出其违宪之处，并建议立法机关对之进行检讨，在一定的期限内予以修正。我国台湾省司法院在1982年至1995年间作出的指示性判决达31件之多，为同期所有违宪案件的16%.[xii]

当然，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立法机关借口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避免国家社会紧急危难等含义模糊、内容笼统的理论，制定法律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则不能适用“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由此可推断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审查原则是“不适当”原则与“相抵触”原则。不适当原则意味着全国人大如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滥用或不当行使立法裁量权时，可以撤销其制定的法律规范并使之无效或者直接改变不适当的法律规范使之合宪有效。相抵触原则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如认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宪法、法律内容或精神不相符合时便可撤销，并使之无效。可见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采用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违宪审查机关拥有宽泛而灵活的违宪审查权。在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尚未真正确立的今天，这一有违世界惯例的违宪审查原则对我国立法体冲击不大。但从未雨绸缪的角度出发，我国大陆应借鉴瑞典与我国台湾省的经验，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明确规定法律违宪未至明显且重大程度，不得撤销之，但宪法审判机关可指出法律的不妥当之处，并建议立法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予以修正。

三、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相结合原则

根据性质的不同，宪法规范可以分为程序性规范和实体性规范，相应地，违宪行为也可分为两类，即程序性违宪行为和实体性违宪行为。宪法审判机关在进行违宪审查，解决宪事纠纷时，既要考虑被监督主体对宪法程序性规范遵守和执行的情况，又要考虑被监督主体对宪法实体性规范遵守和执行的情况，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从而防止和避免不公正的宪法裁决的发生，这就是所谓违宪审查制度中的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相结合的原则。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该项原则的内涵相当丰富，但主要包括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与平等保护原则两项子原则。这两项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虽有重叠，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原则。首先，在“正当法律程序案件中，政府法律据称侵犯了所有人的权利”，而在“平等保护案件中，政府法律据称采用了任意的区分标准，来侵犯某人-而非其他人-的权利”；其次，“平等保护”是指普遍意义上的“立法归类”，并不涉及执法机构的具体归类是否正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则主要处理“行政归类”，即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具体归类。[xiii]

1、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⑴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它是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宪法审判机关将宣布这部法律违宪无效；⑵程序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该原则要求：其一，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一切权力主体作出剥夺公民权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意见。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西方违宪审查程序中运用频率最高的基本原则。有人曾作过统计，在近半个世纪中，就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来说，有40%的案件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有关。因此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基本人权的守护者”。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包含两个结构层次：首先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范围。美国建国初期，该原则的适用范围相当狭窄，仅限于“生命、自由和财产”。后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选择性吸收与反向吸收两个释宪技术大幅度地扩展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而使该原则几乎涵盖了所有对公民权益有重要影响的案件；其次是正当法律程序的程序标准，亦即什么样的程序才算是正当的。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先后采用了两种模式进行确认：⑴历史判断模式。当法院面对要判定某一程序是否符合宪法上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时，其判断的重点在于该程序是否符合当初制宪者心中期待的程序，也就是以制宪者的原意来作为程序正当性的判断基准；⑵利益衡量模式。所谓利益衡量模式是指三阶利益衡量。这三阶利益分别是：X＝可能受到政府行为所影响的私人利益；Y＝利益在程序中被错误地剥夺的风险，以及因任何额外或替代程序所产生的利益；Z＝政府的利益，包括因为额外或替代的程序所带来的财政或行政负担。具体来说，在法院所指出的三项利益中，如果X+Y>

Z，那么，目前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不足的，这时应采用替代性的程序保障以满足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相反，如果X+Y

2、平等保护原则

因为违宪审查的监督对象主要是议会的立法行为，而立法主要是以分类调整为手段来配置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国会每通过一部法律，就会在人们之间造成权益上的差异，宪法审判机关审查议会立法是否合宪，其实质标准就是平等保护原则，亦即国会通过立法所造成的差异是否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在美国、印度等国，宪法审判机关一般是通过目的-手段的方式对国会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其审查程序为：⑴审查立法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⑵如果立法目的具有正当性，那么就对立法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的正当性进行审查；⑶如果立法所采取的手段具有正当性，那么就对立法目的与立法手段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审查。当然，宪法审判机关判定“因果关系”的基准也是不统一的。一般采用以下三种判断标准：⑴严格审查标准。此一标准为最严格的违宪审查标准。在此标准下，该特定立法所欲达成的利益（立法目的）若不是最实质重要的利益，或者政府为达成该立法所设定的目的所选择的手段与该实质重要利益之间未具有严密关联性，则该立法通常会被认定为违宪。而有趣的是，只要法院采用严格审查标准，最后通常都会导致违宪的判决。根据各国司法判例，此一审查标准已经普遍适用于有关“种族”此一在社会中长久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族群的案件的审查中；⑵中度审查标准。此标准不及严格审查标准严格，但在此种标准之下，该立法所要达成的目的虽不必为实质重要的利益，但至少必须是重要的利益，并且该立法所选择的手段必须和该利益之间具有充分的重要关联。凡是与“性别”此一社会地位接近弱势族群有关的案件，大多适用此标准。它所适用的结果，虽不至于必然导致受审查的具体立法遭到违宪的判决，但较以下所述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要严格得多；⑶合理性审查标准。在此审查标准下，只要立法或立法手段未基于任何弱势群体作为分类标准，同时也不违背任何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则只要其具有合理正当的立法目的，且其所选择的手段与该目的之间具有合理的关联，则该立法通常会通过合宪性审查。[xv]

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确立了平等原则。不过我国一般是从抽象、静止的角度来理解平等原则的涵义的，认为法律平等是指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司法平等、守法平等等。但是从违宪审查的角度而言，平等原则的含义应从它的对立面-“差别”去理解。其实，平等保护原则并不反对差别，而是要将差别控制在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可以忍受的限度内。至于何谓可容忍的限度，我国现阶段实不宜采用美国的严格审查标准与中度审查标准。考虑到我国现行立法粗陋的现状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精神，我国平等保护原则应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亦即只要立法分类、行政分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便可认为是合理的差别，具有合宪性。一般而言，合理差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所采取的责任权利等方面的合理差异；⑵依据人的生理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⑶依据民族的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⑷依据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所得的差异所采取的纳税负担上的轻重的合理差别；⑸对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主体的特殊义务的加重和特定权利的限制。

四、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

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在英美通常被称为“政治问题原则”，在欧陆则称为“统治行为原则”。从理论上而言，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属于政治部门的权限，根据宪法，应当由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或者由两者共同协商、斟酌、运用裁量权决定。因此，宪法审判机关就应当尊重政治部门的意见，不干预或者不介入政治问题或统治行为的纠纷，这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

违宪审查制度中之所以确立“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原因固然很多，但概括起来主要有：其一，法官不是政治与行政专家，在收集、整理、分析各种情报与资料方面，难以与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相比，因此要求法官凭借自身的情报收集、整理能力来发挥决策的机能，实在强人所难；其二，法院或者法官如果干预政治问题，必然会导致宪法审判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司法权之独立性及中立性将受重大影响，宪法审判机关的权威性也难免不受到损害；其三，基于三权分立的原理，宪法审判机关不宜介入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政治决定，否则将动摇权力分立的基石与信念；其四，基于民主主义思想的责任政治原理，参与政治问题的议会议员或人民代表和行政官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其负政治责任，一旦失信于民，则面临罢免落选的政治后果，而法官并非来自选举，不承担政治责任，若政治问题不由负政治责任的议员或人民代表、行政官员作出决定反而由不负政治责任的法官作出决定，实在有悖于“责任政治”的理论与逻辑。基于以上四点，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xvi]

从实证层面而言，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马歇尔在1803年的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确立的。该案判决认为“联邦宪法赋予总统若干重要的政治权能，总统自得以自己之裁量权行使之，并以政治的资格对国家负其责任，为执行这些职务，总统有任命若干官吏之权限。……这些官吏之行为具有政治的性质，……其权能既委任行政机关，则行政机关之决定系终局之决定。……绝非可由法院加以审查者。”[xvii]从此，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法院避免卷入政治漩涡的避风港，因为法官如果超越合理的司法权界限，无视其资格或能力，恣意过问政治，政治司法化的结果不但不会出现，反而会致使司法政治化的恶果。在日本，国会的召开、众议院的解散、国务大臣的任免、条约的缔结和国家预算的编制等具有高度政治性或者有关对国家利益具有明显影响的行为的争论，在理论上，即使是相当于法律上的争讼，也不应由无政治责任的法院依诉讼程序来解决，而应将其排除于司法审查对象之外。日本最高法院在苫米地案件中曾对此作了深刻的阐明：“应该认为像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核心的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它即使成为法律上的争讼，法律有可能对此作出有效或无效的判断，但这种国家行为处于法院审查权之外，该判断应由对者即国民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国会等的政治部门作出，最终委托国民作出的政治判断”，“司法权的这种制约是司法权受宪法本质的内在制约。[xviii]”那么，政治问题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对此，至今仍缺乏权威的解释。因为在世界各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制定法上的概念而是由判例形成的。如在法国，政治问题主要是指：（1）政府和议会关系中的行为，包括召集和解散议会，以及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各种行为；（2）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所采取的行为；（3）总统认为出现紧急情况，作出实施《宪法》第16条的规定以及总统根据《宪法》第11条规定，作出将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议的决定。[xix]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62年在Baker v. carr案中对政治问题作了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界定。在此案中，Brennan大法官列出了6种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政治问题：宪法文本明确规定由政府部门管辖的问题；缺乏司法性发现标准、操作标准去解决的问题；在政策判断确定之前无法作出司法裁判的问题，而该政府判断虽然不具有司法性质；脱离其他政府部门合作，法院无以独立处理的问题；需要无异议地遵循政治决策的问题；导致不同部门就同一事项作出多项裁决的问题。[__]日本学者小林直树教授从比较学的角度，就日本的政治问题作了如下的分类：第一是有关内政方面的政治问题：（1）有关国会及内阁的基本事项。如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任命、代议机关代表的惩罚及资格的审查等；（2）有关内阁及国会运作的基本事项。如内阁会议的组成、内阁会议的议事或议决方式、内阁会议之裁决，国会的议事程序、议决方式，议会出席之最低人数、议会委员会的议事或议决方式、两院职席会议等；（3）有关内阁与国会关系的事项。如召集国会、解散众议院，由政府作成法律案或预算案，或其提出或撤回国会开会中的政府报告等；（4）有关发动紧急权的措施，如总理大臣命令军队执行防卫或治安任务、宣布紧急状态、宣布等。第二是有关对外方面的政治问题。（1）有关领

土之处理及其结果。如领土之割让与合并等；（2）有关一般外交活动者。如对外交官的训令，对在外国侨民的保护、派遣特命大使等；（3）有关条约的签订手续、形式及其适用行为；（4）国家之承认；（5）有关战争之行为。如宣战、停战、讲和等。[__i]

不过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并无分明的界线，例如国会的议事程序、议决方式为国会自律之事项，均属于政治问题，与宪法无关，不构成违宪审查的对象，但是自律事项之决定应符合自由民主秩序的原则，如议会议事程序明显抵触宪法或与自由民主的秩序相背，则该项政治问题就会蜕变为法律问题，自然构成违宪审查的对象。又如，在美国，州议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时认为该问题是政治问题，法院无权过问，但到上世纪60年代，它又认为选举中选区的划分问题，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条款的实现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法院有权对此作出判断。

我国台湾省也确立了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于第328号解释文指出：“国家领土范围之如何界定纯属政治问题；其界定之行为，学说上称之为统治行为，依权力分立之原则，不受司法审查。”我国大陆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尚未发生实效，故谈不上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的确立与适用。不过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原则。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国家行为界定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和总动员等行为。虽然国家行为仅为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但我们仍可以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这种立法例在我国将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时完全可以被吸收，并确立该原则。

注释：

[i] Claudius O. Johnson “Government In United States” 4th ed. P.297

[ii]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iii] 汤宗德：《权力分立新论》，月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52页。

[iv] ［法］　路易斯·亨金等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1页。

[v] 参见杜钢建：《外国制度研究》，载《湘江法律评论》（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vi] 杨泉明：《宪法保障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vii] 黄昭元：《从“违宪但不立即失效”的大法官解释检讨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载《月旦法学》1996年第4期。

[viii] Ashwander V·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1935）， 279. U·S. 298.

[ix] National labour relation Board V. Jones and Laughlin steel company （1936）， 301.U·S. 30.

[x] Sinking Fund cases， 99， U.S. 700 1718. 1878.

[xi] ［法］　路易斯·亨金等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1页。

[xii] 黄昭元：《从“违宪但不立即无效”的大法官解释检讨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载《月旦法学》，1996年第4期。

[xiii] 张千帆：《西方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xiv] 参见李树忠、焦洪昌主编：《宪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5页。

[xv] 刘静怡：《同性恋者之宪法平等权保障》，载《月旦法学》1997年第11期。

[xvi] 参见胡肖华著：《宪法诉讼原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xvii] Marbury V. Mandison 1 cranch P.165－166， P.170－171，1803.

[xviii] 日本最高法院1960年6月8日判决，民事集第14卷第7号第1026页。

[xix]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页。

[__]李树忠、焦洪昌主编：《宪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__i] [日]小林直树著：《宪法讲义》， 东京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724页。

本文曾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审查原则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实质审查原则；形式审查原则；公司注销登记

一、公司登记审查原则的分类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在受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后，依法对申请进行审查。那么，公司登记机关在履行审查职责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学理上，公司登记机关审查原则分为三种：形式审查原则、实质审查原则和折衷审查原则。

形式审查，是指公司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只做书面上的审查，即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采用这种审查原则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比利时、瑞士；实质审查，是指公司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在形式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审查、核实材料和申请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采用这种审查原则的代表；而折衷审查，顾名思义，是实质审查原则和形式审查原则的相互妥协，即登记机关通常只对登记申请作形式审查，但在必要情况下，也有权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核实。

二、我国公司登记审查原则的历史沿革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形式审查原则，但也有折衷审查原则的影子，而在早期的立法中，我国实际采用的是实质审查原则。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8年11月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55条第2款的规定：“（二）审查：审查提交的文件、证件和填报的登记注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并核实有关登记事项和开办条件”，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对登记申请的材料和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核实。1996年《细则》经过了第一次修订，但保留了对登记机关实质审查职责的规定。直到2000年，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对《细则》进行第二次的修订中，才将该规定修改为“（二）审查：审查提交的文件、证件和填报的登记注册书是否符合有关登记管理规定，并核实有关登记事项和开办条件”。删除“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审查原则由实质审查向形式审查转变。

2014年最新修订的《细则》进一步删除了“，并核实有关登记事项和开办条件”的规定，全面实施形式审查原则。几乎同时，新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新增了第二款“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也在新增的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申请文件、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予以受理的，应当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至此，中国的形式审查原则完全确立。

三、实质审查原则效率低下，有违市场自治

形式审查原则与实质审查原则各有不同的特点，中国从实质审查原则向形式审查原则转变实际上是近年来整个公司法体系改革的缩影，反映了公司法自由主义和尊重市场自治逐渐成为立法者的主流意识，以牺牲部分安全价值的代价去追求更高的效率价值，进而决定了公司法以及配套法律规范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实质审查原则贵在安全，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和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可以更好发挥公司登记制度的功能，有效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但不足在效率和成本。实质审查程序严苛，无论是申请人还是公司登记机关，付出的时间、人力和经济成本高昂。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公司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家长式地关爱，与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加强市场自治的公司法改革方向是相违背的，应当适当允许公司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去辨识风险和防范风险，自主决定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鉴于此，我国公司登记审查从实质审查逐渐向形式审查原则转变。

四、以公司注销登记为视角再审视我国形式审查原则

形式审查原则贵在效率和成本，不足在安全。由于申请人自己对申请材料和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公司登记机关只作形式审查，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对登记和公告的公司信息甄别真假。以公司注销登记为视角，由于公司注销是公司终止的后置程序，是公司终止的标志，传统的公司法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认为，公司注销则终止，丧失了法律人格和行为能力，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承担任何义务。因此，公司注销登记事关公司本身以及与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市场主体的债权债务的实现和承担，而承担公司注销登记审查职责的登记机关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形式审查原则下，公司登记机关不对公司注销原因，公司清算程序，清算报告等文件和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实质性审查，仅仅审查其文件、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如果当场受理，则当场决定予以登记。这种审查，虽然极大的保障了投资者的退出机制，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但无疑大大加剧了公司债权人债权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我国清算机制尚不健全，无法有效保障债权人参与公司清算、遗留债权欠缺有力救济措施、部分投资者精于钻法律的空子，甚至采取违法手段，恶意注销公司的情况下，大开公司终止方便之门，是置债权人的利益于不顾，加剧了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失衡。我国目前大量存在公司非破产注销后遗留债务难以处置的问题，跟这种审查原则不无关系。

五、公司登记审查原则变革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在选择和运用审查原则的时候，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取实质审查原则之长，补形式审查原则之短，公司登记机关对不同类型的公司登记申请区别适用审查原则，即：对公司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采用形式审查原则，对公司注销登记则采用实质审查原则。公司拟设立之初，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相对很少，一般不存在过于复杂的利益纠葛，为鼓励和刺激投资者参与市场经济，在保障安全交易的基础上，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其法人资格仍然存在，享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既可继续享有权利，也可承担义务，即便发生法律纠纷，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与诉讼。而公司注销登记适宜采用实质审查原则，是基于公司注销制度从本质上属于市场退出机制，是公司终止的标志，亦是公司债权人维护权益或者公司本身维护权益的最后一道保障。尽管我国立法规定了公司终止必须履行清算程序，了结债权债务关系，但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清算机制尚不健全、拟注销公司“生前”法律关系如此之多且错综复杂、清算队伍从主观到客观上，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清算目的的实现。而反观我国当前立法规定的对遗留债权人的救济手段适用情形有限，保障不足。所以，严格把控公司注销登记的质量，仍然是维护债权人权益的最后一道关键的城墙。因此，与公司设立登记、变更登记不同，公司注销登记需要公司登记机关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采取实质审查原则，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注销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核实。（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克武.公司登记法律制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2005.20-29.

[2]李克武.我国公司登记机关职责之划分：现状检讨与应然选择.法学评论（双月刊）.2011.04.

[3]石慧荣.商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

[4]王妍.企业登记制度的效力与贵任.求是学刊.2001. 03.

[5]段仁元.试论我国企业登记审查制度及其完善.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2.

审查原则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概述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们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行为。[1]合法性审查的实质是对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限制，即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享有不完全的司法审查权。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对象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讼，则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司法审查的对象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发现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机关带有普遍性的抽象是违法的，也只能用判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得用判决的形式确认、宣告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更不能以判决的方式将其撤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为依据，“参照”规章。人民法院在审查其是否合法时，首先要根据法律、法规对规章的合法性作出鉴别和评价，合法的予以参照、不合法的则不予参照。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只审查合法性，原则上不审查其合理性

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予以尊重。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就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原则上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而不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作出判决。行政诉讼法原则上限制了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三）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有严格限制：必须是属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

（四）司法权不代行行政权

除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法院可也进行直接变更外。法院的司法权不得代行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理论认为，进入审判程序后，行政权不再具有主动性，应受司法权的约束。然而在实际中，法院是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只能也监督为本，而不纠正。

三、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缺陷

（一）造成了我国的行政诉讼范围过于狭窄

从目前看，合法性审查原则基本排除了合理性审查，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合法性审查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受案范围。然而，由于行政行为的复杂性和立法的局限性，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毫无遗漏地详尽地规定下来，由此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大量存在。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任意作出，它仍应遵循一定的规则，主要是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要公平、客观、公正、适当、符合公理。如果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就等于撤除了界于自由和随意之间一道必要的防线，默许了主观随意产生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合法，其结果与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宗旨相悖。

（二）权利与权力不相对应

理论认为，有权利就应有救济。司法救济是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最公正也是最后的途径。若司法权被限制，则其结果只能是公民权利的虚假、空洞和被任意的践踏。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旨在保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人民法院只受理行政相对人因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提讼的行政案件。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还享有广泛的其他权利，如政治权利、劳动权、受教育权等，这些权利都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由国家宪法赋予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真正的权利。公民享有的这些权利即使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因为与人身权、财产权无关，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解释》已经将受案范围扩大到事实行为，但还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三）造成行政诉讼案件“安结事不了”

这是司法权不代行行政权的必然。理论认为，进入审判程序后，行政权不再具有主动性，应受司法权的严格约束，司法权应优先于行政权。然而在实际中，法院是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只能也监督为本，而不纠正。这势必会使司法权劣于行政权，使得法院处于弱势地位。支持一方认为，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技术、信息、经验等方面的绝对优势。这些是法院所不能比拟的。这确实是客观事实，但放在司法审判程序中，此观点就欠妥了。进入审判程序后，行政权应受制于司法权，不然法院就不能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彻底地纠正，只能责令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鉴于中国现行体制，行政机关势必拖沓，甚至搁置而放之不管。其结果只能是行政诉讼案件“安结事不了”。

四、造成目前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缺陷的原因

根据年代的分析方法和经济基础的分析方法得出：我国《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在规定行政诉讼范围时实行司法审查法定原则以及施加多方面的限制，这与当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年代背景、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有关。当时主要考虑到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这既考虑到了行政机关开始当被告有不适应的问题，也考虑到了一般群众对提起行政诉讼有不敢告、不会告的问题。应当说，这基本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在1989年，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巨变之中。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经济管制型体制、专制体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势必会受到计划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所以《行政诉讼法》也必然会限制诉讼范围，缩小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约束和干预，烙上不那么民主的印记。

（二）由于长期以来行政专权思想盛行，民主意识落后，在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难以做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法院对事实问题的调查取证遂称为弥补诉讼地位平等，保障诉讼结构平衡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追求实体真实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对行政审判的影响仍十分明显，这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赋予人民法院必要的调查权是一致的。

（三）我国行政机关关注行政程序的观念不强，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制度十分欠缺，短期内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有很大困难。因此，指望通过严格行政程序最大程度上保证行政机关对事实问题的合理认定尚不实际。同时，行政专横和行政恣意等违法行政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造成公民对政府缺乏应有的信任感，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怀疑就为行政诉讼审查事实问题提供了一种诉讼期待。

（四）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要求审理行政案件不仅要审查事实问题，还要审查法律问题。实际上，我国法律制度一直没有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传统，而且，从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业务素质和行政诉讼监督行政的现状来看，我国良性行政法治还是刚刚起步，在行政诉讼中只审查法律问题，既显得仓促，也难以完成监督行政、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有时甚至不能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

虽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但是，行政审判在实践中却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虽受到了违法行政行为的侵犯，但由于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往往难以受理。还有一些发生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案件，由于既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也不属于民事案件，当事人陷入了不能寻求任何司法救济的两难境地。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所建立的只能说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不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法院只拥有和行使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它远不能适应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对改进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建议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是要借鉴国外规定司法审查范围的通常做法，从根本上废除司法审查法定原则以及对行政诉讼范围规定的各种限制，将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都纳入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使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实施全面的审查和监督。

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充足的宪法依据。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从该条的表述来看，它所使用的“任何”这一措辞有特定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所有违法的行政行为，都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无任何例外和特殊情况的排除。

（一）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

1、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需要。依法治国关系到国家各个方面的管理，特别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主要是依法行政。[2]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一项全面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说，依法行政的内容还应当包括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全面的审查和监督，任何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如果说行政机关的一些行政行为要接受法院的审查和监督，而另一些行政行为可以不接受人民法院的审查和监督，这显然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和依法行政的要求。

2、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合法权利，除人身权、财产权外，按照宪法规定，还享有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相对人的这些权利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权利的保障除了需要有完善的民主机制保证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法律救济机制，保证相对人的人权和其它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主体侵犯后，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然而，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它所保护的权利仅限于法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却排除在外。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司法审查制度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人民法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应当是全面的监督，人民法院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应当是全面的保护，法治原则不允许留下任何监督或者保护的空白。所以，为适应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需要，应立即着手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摒弃保护权利的限制，扩大相对人受保护权利的范围，确保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统一。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应包含合理性审查内容，自由裁量行为也应该且必须接受司法监督审查。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仅明确规定了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合理性问题规定不甚明确，但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我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以合法性为标准，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和行为可适用合理性标准。

1、将行政合理性内容全面纳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合理性原则是现代社会行政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合法性原则的更高体现。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制首要的基本的原则。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纷繁与复杂，立法不可能通过严密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一切行政行为，大量的行政事务只能由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的一定幅度内“灵活”处理，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由此产生。“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3]但与此同时，由于行政裁量较少受到法律的约束，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在不少地区和部门广泛地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膨胀，客观上造成了对行政法制的破坏。随着社会民主与法制的健全与发展，对自由裁量行为应有所限制日益成为社会及公民对政府的普遍要求。E.博登海默也指出，“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4]正是在此需求下，行政合理性原则产生了。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决定内容客观、适度、符合理性。《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处罚失显公正的，可以判决撤销和变更。实际上承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但这一范围还远不能适应行政诉讼的实际需要。仅就行政行为显失公正来说，并不仅仅存在于行政处罚中，由于缺少明显具体的程序限制等原因，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行为中因随意裁量而造成的不公正行为更为广泛的存在着。行政主体只有合法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才能达到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维护行政法制的目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会绝对增加，与此相对应，作为行政权重要内容的自由裁量权也会绝对扩大。如果不能对此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监督，则滥用此权力的上述“自由”条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将转化为可能。如此，则是对行政法制的极大威胁和破坏。

2、将行政合理性内容全面纳入司法审查的标准。

根据行政法对行政行为合理性原则的要求，对其司法审查应在此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目的。二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必须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并符合情理。三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使其作出的自由裁量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行政机关一旦确立了某些标准、原则，它本身也必须遵守，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定这些标准和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坚持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此标准和原则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行为中显得尤为重要。四是行政机关必须对合理性问题负举证责任。因为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怎么合理处罚，公正处理，一般涉及到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专业技术、专业知识问题，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是合理的，同时也是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五是对于法律、法规适用问题，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外，法院应进行完全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越权、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问题，对于关涉重大政策导向、涉及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等事项，基于宪法对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与界定，法院只应进行合理性审查，不得对之做出深度判决。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是以维持、撤销为主要判决方式，并可以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来补救，变更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才适用。因此，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仅限于监督，不会造成越权行政。

中国行政合法性原则支配和约束着我国各种行政法律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我们乐观地相信中国行政法上合法性原则的内容亦会愈来愈得到充实。

参考书目：

[1]应松年等.《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6-57.

[2]姜明安.《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1996年年会综述》[N].《法制日报》1997年1月4日。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70.

审查原则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民/违宪审查/案件/宪法救济/时效/诉讼程序

因“孙志刚案”而引发俞江等三位博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以公民个人的身分，（注：俞江等三位博士称：“我们虽然是法学博士，但更愿意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写这份建议书，因为宪法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参见《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12版。实际上，法学博士是一种学位，而不是一种身分。同时，《立法法》除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外，仅规定了公民个人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而没有规定法学博士也具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资格。就公民而论，所有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下一律平等，而不能区分普通公民和特殊公民。某些公民由于担任一定的公职而拥有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其公职相联系，而不是与其公民身分相联系。因此，并不能说这类公民是特殊公民。）就国务院于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三位博士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属于《立法法》中规定的‘超越权限的’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应该予以改变或撤消。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注：《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12版。）一些报纸为此还配发了评论，有报纸甚至称，“可以说，这份薄薄的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注：《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12版。）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公民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违宪审查的建议，只是至今还未有审查结论。（注：四川省某市一女副市长认为关于女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的规定，构成了性别歧视，违反了宪法关于男女平等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建议。）

我国现行《宪法》关于违宪审查的主体作了明确规定，即在我国，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违宪审查权，（注：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实施违宪审查权，1975年《宪法》对违宪审查权未作规定，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现行《宪法》考虑到全国人大为非常设机关，而违宪审查是一项工作，因此，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实施违宪审查权的规定。因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常设机关，实际上，我国的违宪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立法法》的规定，体现了宪法规定的这一精神。）但对这两个主体实施违宪审查权的具体程序、违宪审查的对象等没有作出规定，特别是关于哪些主体能够启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违宪审查程序，更是没有任何规定。200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90条和第91条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实施违宪审查的主体、审查程序作了规定，但《立法法》的规定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此次俞江等三位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更直接地反映了这种倾向。本文仅就公民个人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所涉及的某些原则作一探讨。

一、公民作为启动违宪审查主体的必要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大体上都是两部分内容：一是国家机构的权力，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人权）。国家机构所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存在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对国家机构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规范、保障和控制，特别是在不得不依靠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状态下，需要对公共权力控制或者限制。因此，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构其设置的基本出发点都在于：通过控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和运行，达到服务于社会成员、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资本主义国家设置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原则，社会主义国家设置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两类基本原则虽然在性质上不同，在国家权力之间的配置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也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政治理念都是相同的。（注：从权力分工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权力分工，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对权力进行分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工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表现。）

宪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宪法根据不同时代的需求，规定了一系列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从自由放任主义原理和个人主义出发，主要规定了公民的各种自由，例如思想自由、表现自由（表达自由）、自由、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居住自由、营业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财产权等；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同时又从团体主义原理出发，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社会权利，例如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环境权、结成工会权、工会的团体交涉权、生存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一开始即从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团体主义原理出发，既规定了个人的一系列自由，又规定了个人的一系列社会权利。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体是公民，而公民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公民是一种身分，意味着某个特定的个人在特定国家中的地位，而表明这种地位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换言之，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基本义务，而公民的基本义务则是国家的基本权力。衡量国家机构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的基本标准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以实现。

可见，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宪法的字里行间透着两个字——“人权”。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是“有权利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是什么呢？是恩赐，因为它不符合权利的基本性质。既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那么宪法就必须同时规定当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和手段；既然宪法权利的主体是公民，那么请求宪法救济的主体就只能是公民自己。

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主体包括公权力的行使者和私权利的行使者。私权利的行使者是公民或非国家组织，受实力和性质的限制，其侵害毕竟是有限的。公权力的行使者主要是国家，国家拥有无比强大的强制力，因此，来自国家所行使的公权力的侵害，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主要侵害。任何国家的权力作用都可以分为立法作用、行政作用和司法作用。其中，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行政管理，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裁判，而只有立法机关直接依据宪法进行创制规范的活动。立法机关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是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它是直接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基本规则。如果这种基本规则违反了宪法规范，则必然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如果行政机关依据违反宪法规范的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司法机关依据违反宪法规范的法律规范进行裁判，那么公民的宪法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这是一些学者将违宪审查又称之为“违宪立法审查”、多数国家将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限于法律的原因所在。

私权利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可以请求行政机关进行保护，最终可以通过提起普通的法律诉讼，请求司法机关保护；行政机关无论是依据法律制定抽象行政行为还是针对特定个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机关保护；相应地，直接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规范如果违反宪法，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也应当为公民设置获得救济的制度。公民以自己的名义就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请求有权机关进行审查，就是宪法设置的公民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规范性文件侵害时的救济制度。

这种宪法权利的救济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受其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司法传统和司法原则等因素决定，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公民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普通司法机关提讼，普通司法机关依据宪法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民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特设的提讼，依据宪法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

依据宪法，我国确立的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施违宪审查权的体制，但在我国，一直以来，公民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规范性文件的侵害时，能否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立法法》基于宪法的精神和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明确规定了公民个人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规范性文件的侵害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为公民的宪法权利设置了宪法救济制度，这表明了我国法治的巨大进步。

二、案件性原则

受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所决定，公民应当成为启动违宪审查机关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的主体，但公民在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时，要受到若干条件的限制。其条件之一就是案件性，即只有在因规范性文件的实施而发生具体案件时，公民才得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案件性的具体要求包括：

第一，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得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基于立法裁量权，立法机关有权判断应该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先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后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规定一些什么内容，等等。规范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围绕着是否应该制定该规范性文件和是否应该规定这些内容发生争议，是完全存在可能的，但由于该规范性文件并未生效，即并未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产生实际的影响，因而公民不得将其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

第二，在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后发生具体案件之前不得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已经生效的规范性文件可能因违反宪法而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但在发生具体案件之前，公民不得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其原因是：（1）这些规范性文件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它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个人而制定的，其作用于具体的个人、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还需要通过一项具体的行为而实现。在具体行为之前，这种侵害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并没有现实地发生。换言之，特定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受到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影响。（注：在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律生效以后的法定期间内，在没有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宪法明确规定的部分国家领导人，如总统、总理、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等有权向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基于该请求，可以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法国甚至规定，议会制定的有关议会的议事规则在生效以后必须主动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这一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是协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抑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而侵犯其他两机关的宪法权力，而主要不是以保护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为出发点的。）（2）英美法系国家也好，大陆法系国家也好，实施违宪审查的机关通常是以诉讼的方式进行违宪审查，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而诉讼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了实际案件，存在实际争议和双方当事人。普通法院或者在解决实际争议过程中，较为易于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了宪法，而根据宪法原则去抽象地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注：美国在制宪过程中，围绕着违宪审查权应当赋予何机关发生了争论。多数意见认为，应当将此权力赋予司法机关，原因是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而纠纷必然涉及利益相悖的双方当事人，此双方当事人又必然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解释法规范，因而较易发现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的冲突之处。）（3）在没有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能是某个规范性文件的受害者。假定没有案件性的限制，任何一个公民在某个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后，都可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如果这种情况可以存在的话，那么违宪审查机关必然会被违宪审查请求的潮水所淹没。

第三，公民必须在发生具体的案件之后才可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所谓案件，必然是规范性文件已经生效，规范性文件已经通过某个具体的行为实际作用于特定的公民个人，某个特定的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纠纷，这种纠纷已经符合规定而成熟为案件被法院受理。由此又产生以下要求：（1）发生实际纠纷；（2）纠纷已经成熟为案件；（3）案件被法院受理；（4）公民个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侵害，而不是他人的宪法权利受侵害。换言之，任何一个公民只有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实际侵害时，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普通法院或者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在本案中，俞江等三位公民并未被作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收容遣送，他们的宪法权利并未受到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侵害，因而不具备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的资格。（注：仅就案件性而论，孙志刚是受害人，具备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资格。孙志刚受到的侵害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依据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二是被殴打致死。他被殴打致死，应当追究国家赔偿责任，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他被限制人身自由是否应当追究国家赔偿责任，取决于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宪法。孙志刚已经死亡，可以由他的近亲属承受其资格，就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反宪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

三位博士可能这样反驳：《立法法》并未规定必须是自己的宪法权利受侵害，《立法法》只是规定了公民，并没有限制必须是受害的公民。笔者认为，《宪法》和《立法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受害的公民，必须具有案件性，但是这两项要求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一样，他们也必须是在受理并审理案件过程中，结合具体案件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就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而不可能在不存在案件的情况下，抽象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对某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违宪审查。

英美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提供宪法救济。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保障，即只有在个人权利受侵害时，才能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提供宪法救济。因此，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又称为“私权保障型”。普通法院行使司法权的基本条件或者自律原则就是案件性。公民在发生具体案件的前提下，才能向普通法院提讼；普通法院只能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附带地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

大陆法系国家由进行违宪审查，提供宪法救济。由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理论基础是既要保障宪法秩序又要保障个人权利，因而既可以在发生抽象的请求后依据原则进行审查，又可以在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依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审查。但是，就公民个人提起宪法诉讼的资格而言，必须是在发生具体案件的前提下才能获得。

三、穷尽法律救济原则

穷尽法律救济原则是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机关在处理公民提起违宪审查时所共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里涉及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关系及相关方面的问题。

1.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宪法的制定权主体是人民，宪法是民意的体现，而法律的制定权为立法机关，法律是民意代表机关意志的体现。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及其所行使的权力都是宪法设置的，是制宪权的派生物。在人民原则下，民意在一国之中是最高的。因此，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法规范体系中地位最高，法律居于宪法之下。法律的效力取决于其与宪法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的效力源于宪法。与宪法相一致，是法律具有效力的前提：“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不是法律”，当然也就不具有效力。

2.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称之为“宪法权利”，而由法律所确认的公民的权利被称之为“法律权利”。基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权利只能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同时，法律权利必须与宪法权利相一致，法律权利不得与宪法权利相抵触。

3.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关系。因宪法的适用而产生的问题是宪法问题，因法律的适用而产生的问题是法律问题。因宪法与法律基本功能的差异，它们适用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宪法是通过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和协调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起到人权保障书的作用的。因此，宪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二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具体的行为。法律则调整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及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因为法律是直接依据宪法制定的，所以调整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及私权利之间关系的直接依据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由此，通常情况下，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问题是法律问题，是法律适用的结果。宪法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二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是否违反宪法。

4.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关系。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救济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法律权利，而法律救济制度主要是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司法机关在进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即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时，其依据是规范性文件，最高依据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惟一依据是宪法，而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了宪法，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越严格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越受到侵害。因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是来自于规范性文件，因此，就需要为公民提供针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救济制度。这种救济制度就是宪法救济。

可见，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功能是不同的：宪法救济的客体是宪法权利，而法律救济的客体是法律权利；宪法救济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规范性文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法律救济针对的对象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的具体行为；宪法救济是判断某个直接依据宪法进行的行为是否合宪，而法律救济是判断某个直接依据法律进行的行为是否合法；宪法救济解决的是因宪法的适用而产生的宪法纠纷即宪法问题，而法律救济是解决因法律的适用而产生的法律纠纷即法律问题。

如前所述，法律救济的基本方式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相对于宪法救济的方式，人们通常将这三大诉讼称之为“普通诉讼”，将提供法律救济的主体的法院称之为“普通法院”或者“普通司法机关”；宪法救济的基本方式是宪法诉讼，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在英美法系国家为普通法院，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为专门的。

通常情况下，人们之间发生的纠纷是因法律的适用而引发的纠纷，属于法律权利是否受到侵害范畴内的纠纷，司法机关通过适用法律就可以解决这类纠纷，而不需要诉诸宪法。而只有在适用法律解决不了这类纠纷时，才需要适用宪法。所谓适用法律解决不了的纠纷，只能是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了宪法而引起的纠纷，这种纠纷或者争议称之为“宪法纠纷”或者“宪法争议”。

在英美法系国家，公民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普通法院提讼。这种诉讼首先是作为一般法律诉讼或者普通诉讼而向法院提起的。法院先查明案件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法院需要适用法规范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法院在适用法规范时，首先必须适用法律，即把该案件作为一个普通的法律案件来处理。在适用法律时，案件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不能适用某项法律或者一项法律的某个条款，理由是该项法律或者该项法律的某个条款违反宪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审理该案件的法院才需要审查本来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某项法律或者该项法律的某个条款是否违反了宪法。法院之所以需要进行这种审查活动，是因为如果不进行这种审查活动，案件的审理就不彻底，就不能给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完全的、公正的保护，就不可能消除当事人的疑问，当事人就不可能从内心服判。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只要当事人提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疑问，法院就必须进行审查，在判决书中说明法律的合宪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把英美法系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做法，称之为“附带性审查”或者“附随性审查”。（注：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既审查合宪性又审查合法性，因此，公民对于任何案件都可以向普通法院提讼，但普通法院在进行法规范的适用时遵循法律适用优先原则，即有法律必须优先适用法律，只有在没有法律或者不能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才适用宪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前所述的原因，除普通法院外，还设置了专门的。不属于司法机关系统，它不受理和审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及刑事案件，而只审查公权力的行使是否违反宪法。公民个人在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必须首先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根据普通法院是否受理，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普通法院受理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违反宪法而不能适用时，向普通法院提出违宪审查建议。这又可以分为两种做法：（1）普通法院如果同意当事人的建议，则裁定中止普通法律诉讼，就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的合宪性向提出审查请求。在接到普通法院的审查请求后，仅就该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判断，而不审理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具体的权利义务纠纷。普通法院在接到的审查结论后，恢复法律诉讼并作出裁判。（2）普通法院如果不同意案件当事人的建议，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符合宪法，不移交就其合宪性进行审查，则可以直接依据该法律作出裁判。在普通法院作出终审法律裁判后，公民可以就该裁判所依据的法律的合宪性，直接向提出诉讼，这种诉讼通常称之为“宪法控诉”或者“宪法诉愿”。（注：德国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件：德国某州制定了《家务劳动日法》，该法规定，如果雇佣单身母亲，则除法定休息日外，雇佣者还必须另行给一天时间让其料理家务。该法实施若干年后，某单身父亲觉悟，认为自己的家务量与单身母亲相同，因而应参照该法享有多休息一天的权利，遂向雇佣者索取应休息而未休息时间的报酬。雇佣者拒付，引发诉讼，告至劳动法院。劳动法院认为该法并不适用单身父亲，同时该法的规定也并不违反基本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依据该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后，当事人以作为该裁判依据的《家务劳动日法》为诉讼对象，向提出违宪审查请求。经过审查，认为该法违反了基本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予以撤消。）

第二，如果普通法院不受理该案件，则公民就可以直接向提出宪法控诉。与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上有所分工：只审理宪法案件，解决宪法问题和宪法争议；普通法院只审理法律案件，解决法律问题和法律争议。不审理法律案件，普通法院不审理宪法案件。因此，所谓普通法院不受理该案件，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作为诉讼对象的行为是直接依据宪法进行的，是一种直接的宪法行为，需要直接依据宪法进行判断。因此，它不属于普通法院的受理和审理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无法通过普通法院的诉讼活动以救济自己的宪法权利，而只能直接向提起宪法控诉。（注：《德国基本法》规定，德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生命权的义务。基于这一义务，德国政府在发生绑架案后，满足绑架分子的一切要求，以保障被绑架者的生命，但这一做法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绑架案件愈演愈烈，绑架分子的要求越来越高。德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在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劫持后，绑架分子又提出了苛刻条件，德国政府第一次予以拒绝。被绑架者的亲属对政府的这一决定不服，认为其违反了政府所承担保护公民生命权的宪法义务，但普通法院不受理，因而直接向提出宪法控诉。经过审查，认为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并未违反其宪法义务，而是从更深层次上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这里涉及基本法所规定的政府保护公民生命权义务的含义。）

还需要说明的是，普通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进行的是合法性审查，这里的“合法性”中的“法”不包括宪法。（注：学者们在探讨“合法”与“合宪”的关系时，由于将合法中的“法”理解为包括法的所有表现形式，特别是包括了宪法，这使得在解释这一对概念时，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很明显，这里的“合法性”中的“法”当然不包括宪法，因为我国法院不具有依据宪法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力。）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依据宪法所进行的审查是“合宪性”审查。普通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最高依据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如果由于规范性文件存在着不同的层级，这些规范性文件可能都是普通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而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或者抵触，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普通法院有权依据法律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然后根据该审查结果，对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作出法律裁判。普通法院对案件适用依据的合法性审查也属于司法权或者审判权的范畴。（注：在我国，法学界及法律界通常认为审判权（司法权）的范围仅限于法院依据法律对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判。实际上，审判权既包括依据法律裁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还包括依据法律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审查其他规范性文件。然而，我国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一做法。）

在“孙志刚案”中，孙志刚的近亲属能否就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呢？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根据1989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范围的规定，孙志刚的近亲属必须先就广州收容救治站对孙志刚的收容救治行为即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对于孙志刚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现行立法已经提供了法律救济。根据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当事人必须先寻求法律救济。

《立法法》第8条第5项明确指出，“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9条又进一步明确规定：“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根据《立法法》的这两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才能设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或者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和进行处罚，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内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作出规定；行政法规只能在法律规定之后，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具体化的规定。而国务院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其所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很显然，这一办法违反了《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在前，《立法法》制定在后，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该办法因与《立法法》相抵触而失效。）因此，孙志刚的近亲属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有权向审理该案件的法院提出该办法的违法性，要求先对该办法进行合法性审查。

根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法，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的请求或者建议。据此，审理该行政案件的法院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的请求，也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的建议。如果审理该案件的法院不同意孙志刚近亲属的意见，认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符合《立法法》的规定，并依据该办法作出了裁判。孙志刚的近亲属只能在法院作出终审行政裁判以后，就该终审行政裁判的依据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因为存在《立法法》的明确规定，所以孙志刚的近亲属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也只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而不能提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建议。（注：因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违宪”也就有广义的违宪和狭义的违宪。就广义的违宪而论，如果法律符合宪法，则违反了法律当然也就违反了宪法。一些学者在讨论实践中发生的案件时，往往直接提升到宪法层面，认为构成了违宪。这是从广义上理解违宪所致。但是，探讨这种意义上的违宪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宪法学上所说的“违宪”只能是狭义的违宪。实践发生的案件大多是违法案件而不是违宪案件，其判断的标准应当是宪法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例如，在招工、招聘中，一些单位规定了年龄条件、身高条件、户籍条件、性别条件、地域条件、学历条件等，这些条件中有一部分与所招聘的工作并无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并不是一种必要的要求，这就构成了歧视，违反了平等原则。我国已经制定了《劳动法》，《劳动法》中对平等的就业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可见，一些单位的歧视性规定直接违反的是《劳动法》的规定，而不是《宪法》的规定，其所构成的是违法而不是违宪。如果是《劳动法》规定了这些歧视条件，则构成了违宪。）

第二，如果全国人大没有制定《立法法》或者《立法法》中对立法权限未作明确的规定，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直接依据宪法制定的，那么，孙志刚的近亲属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后，认为该办法违宪，有权请求审理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或者由审理法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以后，孙志刚的近亲属才可以就作为终审裁判依据的该办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但是“孙志刚案”没有这样的前提。

四、时效性原则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民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时效规定。规定提起时效的原因在于保证社会关系的稳定。宪法和法律的功能都在于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当社会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其人权也就没有保障。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作为社会关系主体行为的指引规范，法律直接涉及主体的权益。社会关系主体依法律所获得并受法律保护的权益，称之为“法益”。从理论上说，符合宪法的法律才是法律，才具有效力，依据这种法律所获得的权益才能受到宪法的保护。如果某项法律违反宪法，依据该项法律所获得的权益不可能受到宪法的保护。当事人已经根据某项法律获得了一定的权益，而该项法律因违反宪法而被违宪审查机关予以撤消，该项权益也随之失去保护的依据。依纯粹的法治主义，一项法律无论实施多长时间，如果违反了宪法，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就其合宪性进行审查。但依据利益衡量原则，一项适用久远的法律并根据该项法律获得了权益，在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如果仍然可以撤消，依据其获得的所有权益均归于无效，对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对于人权的保障都是极为不利的或者说是弊大于利的。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的违宪审查请求是在普通法律诉讼审理过程中附带提出的，普通法院也是在审理发生于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纠纷过程中附带地对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因此，违宪审查请求的提出必须符合法律诉讼的时效规定。在普通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作出终审裁判前，可以向普通法院提出违宪审查。如果普通法院依据某项法律已经作出了终审裁判，当事人再向普通法院提出或者向其他机构提出，也就无济于事了。

在大陆法系国家，依据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当事人须先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如前所述，有的案件属于普通法院的受理和审理范围，普通法院予以受理；而有的案件普通法院并无权力受理并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普通法院将不予受理。因此，它就具有两种不同的时效规定：一是不属于普通法院受理案件的宪法控诉时效，一是普通法院受理案件的宪法控诉时效。德国《联邦法》第93条关于公民提起宪法控诉的时效规定最为具体，值得我们借鉴：（1）对于经过法律救济之后，仍认为规范性文件侵害其宪法权利的，控诉的对象是普通法院终审裁判的依据，时效为一个月。该时效自送达或者自不依照一定形式通知完整格式的裁判时起算，但以按照有关程序法的规定依职权作出的为限；在其他情况下，期间自裁判的宣告时，裁判无须宣告的，自以其他方式通知宪法控诉人时起算。裁判的完整副本未交付宪法控诉人，宪法控诉人因此以书面的或者在书记处作成的笔录请求交付完整的裁判时，前面的期间即为中断。期间中断至完整的裁判正本由法院交付宪法控诉人，或者依职权或者由参与程序的诉讼关系人送达到宪法控诉人时止。（2）对于没有法律救济的公权力行为，公民在该项法律时效后或者机关行为作出后一年内向提出。

《立法法》也没有就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时效作出规定，这是《立法法》的一个立法空白。但对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首先必须要有时效，其次，也必须要有两个不同的时效。笔者认为，我国的违宪审查体制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它不是由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附带地进行审查，而是由与普通法院相分离的独立的机关进行审查，就法律诉讼权与违宪审查权分离而论，类似于德国式的模式。因此，德国的规定可以作为参考。

就孙志刚案来说，假如孙志刚的近亲属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话，也应当是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后的一个月内。俞江等三位博士在孙志刚的近亲属尚未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不符合程序和时效的规定。

五、适用诉讼程序原则

公民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如前所述，必须是以发生具体的案件为前提，相应地，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时，适用诉讼程序。按照诉讼程序的惯例，通常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初步审查和立案。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受害人以自己的名义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违宪审查机关在接到控诉后，先按照案件性、当事人资格、穷尽法律救济、宪法控诉对象等要求进行初步审查。经过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立案，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如果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驳回。（注：在德国，大约只有1%的宪法控诉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对于退回的控诉，要附加理由。参见张千帆：《西方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第二，审理。实行开庭审理方式，由双方当事人对席进行质证和辩论。关于举证责任，通常采用双重基准原则：（1）考虑到表达自由对于民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如果控诉的对象是规范表达自由的规范性文件，则假定该规范性文件违宪。在这一前提下，举证责任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一方，由制定该规范性文件的机关举证证明该规范性文件是合宪的，以违宪之假定；如果制定者一方不能举证或者不能履行充分的举证责任，则违宪假定成立。（2）除表达自由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表示审查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的尊重以及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假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合宪，举证责任由控诉者一方承担。控诉者如果不能举证证明该规范性文件违宪，则假定成立，该规范性文件合宪；如果控诉者一方举证证明了规范性文件违宪，则假定。

第三，裁判。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裁判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其诉讼标的并不是法律是否违反宪法，而是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具体的权利义务纠纷。普通法院无权在判决书中直接宣布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因违反宪法而无效，而只能在判决的理由部分拒绝适用被认为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大陆法系国家的是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其诉讼的对象是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因此，根据宪法控诉的对象及其所存在的形态的不同，分别有权驳回、撤消、确认违宪。如果是因违宪而被撤消，或者被确认违宪，在这两种情形下，规范性文件或者具体行为都归于无效。如果是规范性文件，应当自何时失效呢？从法理而言，既然违反宪法的法律不是法律，则应当自生效之日起失效，即裁判具有溯及力。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用这样的原则。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自被撤消或者被确认违宪之日起无效；一部分国家采用的是被确认违宪或者被撤消之日起6个月后失效。这样做的法理基础是利益衡量原则，目的是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审理具体的案件，其审查的对象为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因此，基于其性质和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某项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有权予以撤消或者改变，或者确认某个具体行为因违宪而无效。

六、余论

《立法法》具体规定了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主体和基本审查程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尤其具有标志意义的是，《立法法》确认了公民作为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主体的地位，这对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推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立法法》关于违宪审查程序的规定仍较为粗略，并受容量所限，一些违宪审查的基本内容未作规定，这就使得既定的违宪审查程序缺乏可操作性。《立法法》自2000年通过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根据《立法法》关于违宪审查的规定进行过一次审查，就是明证。因此，全国人大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内容作出完整而全面的规定。仅就公民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条件和程序而论，除上文中所提到的一些缺陷外，仍有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一，因公权力的行使形态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和作出具体行为两个方面，因此，公民除可以就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外，应当还可以就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注：《立法法》的基本任务是规范立法行为，因而对公民就国家机关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能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未作规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否则，这类纠纷因不属于法院的受理和审理范围而被拒之门外，公民相应的宪法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虽由宪法所规定而未被法律所具体化的公民权利就成了一纸空文。（注：1999年在北京曾发生王春立等32人诉民族饭店选举纠纷案。王春立等32人为民族饭店的下岗工人，1999年正值民族饭店选区选举，选举委员会将王等32人列入了选民名单，但未发给选民证，也没有通知参加选举的时间，致使该32人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该32人向选区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选举诉讼，西城区人民法院拒绝受理；又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仍被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选举纠纷案件仅规定了一类，即选民名单案件，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选民名单案件，因而不在法院的受理范围。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在法院不受理的情况下，不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其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必然形同虚设。）

第二，除上文所论述的案件性、当事人资格、穷尽法律救济、时效性等条件外，还有以下各点需要进一步明确：（1）只能对作为法律救济必要前提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公民能够提请全国人大进行违宪审查的，必须是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不是法院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时所必须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不应当进行审查，即违宪审查与法律救济必须具有因果关系。此即“回避宪法判断原则”。（注：日本曾发生偷割自卫队电线的案件。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提出，自卫队属于宪法第9条所禁止的“武力”，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反宪法的，因而自卫队属于非法组织，要求法院先审查自卫队的合宪性，再审理刑事案件。由于自卫队是否属于违宪的非法组织，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在本案中拒绝就自卫队的合宪性作出判断。）（2）公民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不得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

第三，公民可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的对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根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因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存在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可能性，这些规范性文件也就都应当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

审查原则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民/违宪审查/案件/宪法救济/时效/诉讼程序

因“孙志刚案”而引发俞江等三位博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以公民个人的身分，（注：俞江等三位博士称：“我们虽然是法学博士，但更愿意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写这份建议书，因为宪法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参见《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12版。实际上，法学博士是一种学位，而不是一种身分。同时，《立法法》除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外，仅规定了公民个人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而没有规定法学博士也具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资格。就公民而论，所有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下一律平等，而不能区分普通公民和特殊公民。某些公民由于担任一定的公职而拥有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其公职相联系，而不是与其公民身分相联系。因此，并不能说这类公民是特殊公民。）就国务院于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三位博士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属于《立法法》中规定的‘超越权限的’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应该予以改变或撤消。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注：《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12版。）一些报纸为此还配发了评论，有报纸甚至称，“可以说，这份薄薄的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注：《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12版。）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公民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违宪审查的建议，只是至今还未有审查结论。（注：四川省某市一女副市长认为关于女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的规定，构成了性别歧视，违反了宪法关于男女平等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建议。）

我国现行《宪法》关于违宪审查的主体作了明确规定，即在我国，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违宪审查权，（注：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实施违宪审查权，1975年《宪法》对违宪审查权未作规定，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现行《宪法》考虑到全国人大为非常设机关，而违宪审查是一项工作，因此，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实施违宪审查权的规定。因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常设机关，实际上，我国的违宪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立法法》的规定，体现了宪法规定的这一精神。）但对这两个主体实施违宪审查权的具体程序、违宪审查的对象等没有作出规定，特别是关于哪些主体能够启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违宪审查程序，更是没有任何规定。200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90条和第91条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实施违宪审查的主体、审查程序作了规定，但《立法法》的规定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此次俞江等三位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更直接地反映了这种倾向。本文仅就公民个人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所涉及的某些原则作一探讨。

一、公民作为启动违宪审查主体的必要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大体上都是两部分内容：一是国家机构的权力，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人权）。国家机构所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存在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对国家机构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规范、保障和控制，特别是在不得不依靠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状态下，需要对公共权力控制或者限制。因此，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构其设置的基本出发点都在于：通过控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和运行，达到服务于社会成员、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资本主义国家设置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原则，社会主义国家设置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两类基本原则虽然在性质上不同，在国家权力之间的配置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也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政治理念都是相同的。（注：从权力分工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权力分工，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对权力进行分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工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表现。）

宪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宪法根据不同时代的需求，规定了一系列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从自由放任主义原理和个人主义出发，主要规定了公民的各种自由，例如思想自由、表现自由（表达自由）、自由、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居住自由、营业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财产权等；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同时又从团体主义原理出发，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社会权利，例如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环境权、结成工会权、工会的团体交涉权、生存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一开始即从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团体主义原理出发，既规定了个人的一系列自由，又规定了个人的一系列社会权利。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体是公民，而公民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公民是一种身分，意味着某个特定的个人在特定国家中的地位，而表明这种地位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换言之，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基本义务，而公民的基本义务则是国家的基本权力。衡量国家机构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的基本标准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以实现。

可见，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宪法的字里行间透着两个字——“人权”。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是“有权利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是什么呢？是恩赐，因为它不符合权利的基本性质。既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那么宪法就必须同时规定当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和手段；既然宪法权利的主体是公民，那么请求宪法救济的主体就只能是公民自己。

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主体包括公权力的行使者和私权利的行使者。私权利的行使者是公民或非国家组织，受实力和性质的限制，其侵害毕竟是有限的。公权力的行使者主要是国家，国家拥有无比强大的强制力，因此，来自国家所行使的公权力的侵害，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主要侵害。任何国家的权力作用都可以分为立法作用、行政作用和司法作用。其中，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行政管理，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裁判，而只有立法机关直接依据宪法进行创制规范的活动。立法机关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是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它是直接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基本规则。如果这种基本规则违反了宪法规范，则必然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如果行政机关依据违反宪法规范的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司法机关依据违反宪法规范的法律规范进行裁判，那么公民的宪法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这是一些学者将违宪审查又称之为“违宪立法审查”、多数国家将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限于法律的原因所在。

私权利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可以请求行政机关进行保护，最终可以通过提起普通的法律诉讼，请求司法机关保护；行政机关无论是依据法律制定抽象行政行为还是针对特定个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机关保护；相应地，直接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规范如果违反宪法，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也应当为公民设置获得救济的制度。公民以自己的名义就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请求有权机关进行审查，就是宪法设置的公民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规范性文件侵害时的救济制度。

这种宪法权利的救济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受其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司法传统和司法原则等因素决定，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公民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普通司法机关提讼，普通司法机关依据宪法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民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特设的提讼，依据宪法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

依据宪法，我国确立的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施违宪审查权的体制，但在我国，一直以来，公民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规范性文件的侵害时，能否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立法法》基于宪法的精神和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明确规定了公民个人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规范性文件的侵害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为公民的宪法权利设置了宪法救济制度，这表明了我国法治的巨大进步。

二、案件性原则

受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所决定，公民应当成为启动违宪审查机关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的主体，但公民在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时，要受到若干条件的限制。其条件之一就是案件性，即只有在因规范性文件的实施而发生具体案件时，公民才得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案件性的具体要求包括：

第一，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得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基于立法裁量权，立法机关有权判断应该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先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后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规定一些什么内容，等等。规范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围绕着是否应该制定该规范性文件和是否应该规定这些内容发生争议，是完全存在可能的，但由于该规范性文件并未生效，即并未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产生实际的影响，因而公民不得将其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

第二，在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后发生具体案件之前不得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已经生效的规范性文件可能因违反宪法而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但在发生具体案件之前，公民不得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其原因是：（1）这些规范性文件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它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个人而制定的，其作用于具体的个人、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还需要通过一项具体的行为而实现。在具体行为之前，这种侵害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并没有现实地发生。换言之，特定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受到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影响。（注：在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律生效以后的法定期间内，在没有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宪法明确规定的部分国家领导人，如总统、总理、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等有权向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基于该请求，可以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法国甚至规定，议会制定的有关议会的议事规则在生效以后必须主动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这一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是协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抑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而侵犯其他两机关的宪法权力，而主要不是以保护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为出发点的。）（2）英美法系国家也好，大陆法系国家也好，实施违宪审查的机关通常是以诉讼的方式进行违宪审查，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而诉讼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了实际案件，存在实际争议和双方当事人。普通法院或者在解决实际争议过程中，较为易于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了宪法，而根据宪法原则去抽象地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注：美国在制宪过程中，围绕着违宪审查权应当赋予何机关发生了争论。多数意见认为，应当将此权力赋予司法机关，原因是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而纠纷必然涉及利益相悖的双方当事人，此双方当事人又必然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解释法规范，因而较易发现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的冲突之处。）（3）在没有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能是某个规范性文件的受害者。假定没有案件性的限制，任何一个公民在某个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后，都可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如果这种情况可以存在的话，那么违宪审查机关必然会被违宪审查请求的潮水所淹没。

第三，公民必须在发生具体的案件之后才可以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所谓案件，必然是规范性文件已经生效，规范性文件已经通过某个具体的行为实际作用于特定的公民个人，某个特定的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纠纷，这种纠纷已经符合规定而成熟为案件被法院受理。由此又产生以下要求：（1）发生实际纠纷；（2）纠纷已经成熟为案件；（3）案件被法院受理；（4）公民个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侵害，而不是他人的宪法权利受侵害。换言之，任何一个公民只有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实际侵害时，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普通法院或者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在本案中，俞江等三位公民并未被作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收容遣送，他们的宪法权利并未受到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侵害，因而不具备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的资格。（注：仅就案件性而论，孙志刚是受害人，具备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资格。孙志刚受到的侵害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依据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二是被殴打致死。他被殴打致死，应当追究国家赔偿责任，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他被限制人身自由是否应当追究国家赔偿责任，取决于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宪法。孙志刚已经死亡，可以由他的近亲属承受其资格，就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反宪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

三位博士可能这样反驳：《立法法》并未规定必须是自己的宪法权利受侵害，《立法法》只是规定了公民，并没有限制必须是受害的公民。笔者认为，《宪法》和《立法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受害的公民，必须具有案件性，但是这两项要求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一样，他们也必须是在受理并审理案件过程中，结合具体案件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就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而不可能在不存在案件的情况下，抽象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对某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违宪审查。

英美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提供宪法救济。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保障，即只有在个人权利受侵害时，才能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提供宪法救济。因此，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又称为“私权保障型”。普通法院行使司法权的基本条件或者自律原则就是案件性。公民在发生具体案件的前提下，才能向普通法院提讼；普通法院只能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附带地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

大陆法系国家由进行违宪审查，提供宪法救济。由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理论基础是既要保障宪法秩序又要保障个人权利，因而既可以在发生抽象的请求后依据原则进行审查，又可以在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依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审查。但是，就公民个人提起宪法诉讼的资格而言，必须是在发生具体案件的前提下才能获得。

三、穷尽法律救济原则

穷尽法律救济原则是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机关在处理公民提起违宪审查时所共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里涉及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关系及相关方面的问题。

1.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宪法的制定权主体是人民，宪法是民意的体现，而法律的制定权为立法机关，法律是民意代表机关意志的体现。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及其所行使的权力都是宪法设置的，是制宪权的派生物。在人民原则下，民意在一国之中是最高的。因此，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法规范体系中地位最高，法律居于宪法之下。法律的效力取决于其与宪法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的效力源于宪法。与宪法相一致，是法律具有效力的前提：“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不是法律”，当然也就不具有效力。

2.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称之为“宪法权利”，而由法律所确认的公民的权利被称之为“法律权利”。基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权利只能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同时，法律权利必须与宪法权利相一致，法律权利不得与宪法权利相抵触。

3.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关系。因宪法的适用而产生的问题是宪法问题，因法律的适用而产生的问题是法律问题。因宪法与法律基本功能的差异，它们适用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宪法是通过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和协调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起到人权保障书的作用的。因此，宪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二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具体的行为。法律则调整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及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因为法律是直接依据宪法制定的，所以调整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及私权利之间关系的直接依据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由此，通常情况下，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问题是法律问题，是法律适用的结果。宪法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二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是否违反宪法。

4.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关系。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救济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法律权利，而法律救济制度主要是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司法机关在进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即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时，其依据是规范性文件，最高依据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惟一依据是宪法，而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了宪法，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越严格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越受到侵害。因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是来自于规范性文件，因此，就需要为公民提供针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救济制度。这种救济制度就是宪法救济。

可见，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功能是不同的：宪法救济的客体是宪法权利，而法律救济的客体是法律权利；宪法救济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规范性文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法律救济针对的对象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的具体行为；宪法救济是判断某个直接依据宪法进行的行为是否合宪，而法律救济是判断某个直接依据法律进行的行为是否合法；宪法救济解决的是因宪法的适用而产生的宪法纠纷即宪法问题，而法律救济是解决因法律的适用而产生的法律纠纷即法律问题。

如前所述，法律救济的基本方式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相对于宪法救济的方式，人们通常将这三大诉讼称之为“普通诉讼”，将提供法律救济的主体的法院称之为“普通法院”或者“普通司法机关”；宪法救济的基本方式是宪法诉讼，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在英美法系国家为普通法院，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为专门的。

通常情况下，人们之间发生的纠纷是因法律的适用而引发的纠纷，属于法律权利是否受到侵害范畴内的纠纷，司法机关通过适用法律就可以解决这类纠纷，而不需要诉诸宪法。而只有在适用法律解决不了这类纠纷时，才需要适用宪法。所谓适用法律解决不了的纠纷，只能是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了宪法而引起的纠纷，这种纠纷或者争议称之为“宪法纠纷”或者“宪法争议”。

在英美法系国家，公民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普通法院提讼。这种诉讼首先是作为一般法律诉讼或者普通诉讼而向法院提起的。法院先查明案件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法院需要适用法规范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法院在适用法规范时，首先必须适用法律，即把该案件作为一个普通的法律案件来处理。在适用法律时，案件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不能适用某项法律或者一项法律的某个条款，理由是该项法律或者该项法律的某个条款违反宪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审理该案件的法院才需要审查本来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某项法律或者该项法律的某个条款是否违反了宪法。法院之所以需要进行这种审查活动，是因为如果不进行这种审查活动，案件的审理就不彻底，就不能给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完全的、公正的保护，就不可能消除当事人的疑问，当事人就不可能从内心服判。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只要当事人提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疑问，法院就必须进行审查，在判决书中说明法律的合宪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把英美法系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做法，称之为“附带性审查”或者“附随性审查”。（注：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既审查合宪性又审查合法性，因此，公民对于任何案件都可以向普通法院提讼，但普通法院在进行法规范的适用时遵循法律适用优先原则，即有法律必须优先适用法律，只有在没有法律或者不能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才适用宪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前所述的原因，除普通法院外，还设置了专门的。不属于司法机关系统，它不受理和审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及刑事案件，而只审查公权力的行使是否违反宪法。公民个人在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必须首先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根据普通法院是否受理，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普通法院受理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违反宪法而不能适用时，向普通法院提出违宪审查建议。这又可以分为两种做法：（1）普通法院如果同意当事人的建议，则裁定中止普通法律诉讼，就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的合宪性向提出审查请求。在接到普通法院的审查请求后，仅就该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判断，而不审理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具体的权利义务纠纷。普通法院在接到的审查结论后，恢复法律诉讼并作出裁判。（2）普通法院如果不同意案件当事人的建议，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符合宪法，不移交就其合宪性进行审查，则可以直接依据该法律作出裁判。在普通法院作出终审法律裁判后，公民可以就该裁判所依据的法律的合宪性，直接向提出诉讼，这种诉讼通常称之为“宪法控诉”或者“宪法诉愿”。（注：德国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件：德国某州制定了《家务劳动日法》，该法规定，如果雇佣单身母亲，则除法定休息日外，雇佣者还必须另行给一天时间让其料理家务。该法实施若干年后，某单身父亲觉悟，认为自己的家务量与单身母亲相同，因而应参照该法享有多休息一天的权利，遂向雇佣者索取应休息而未休息时间的报酬。雇佣者拒付，引发诉讼，告至劳动法院。劳动法院认为该法并不适用单身父亲，同时该法的规定也并不违反基本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依据该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后，当事人以作为该裁判依据的《家务劳动日法》为诉讼对象，向提出违宪审查请求。经过审查，认为该法违反了基本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予以撤消。）

第二，如果普通法院不受理该案件，则公民就可以直接向提出宪法控诉。与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上有所分工：只审理宪法案件，解决宪法问题和宪法争议；普通法院只审理法律案件，解决法律问题和法律争议。不审理法律案件，普通法院不审理宪法案件。因此，所谓普通法院不受理该案件，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作为诉讼对象的行为是直接依据宪法进行的，是一种直接的宪法行为，需要直接依据宪法进行判断。因此，它不属于普通法院的受理和审理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无法通过普通法院的诉讼活动以救济自己的宪法权利，而只能直接向提起宪法控诉。（注：《德国基本法》规定，德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生命权的义务。基于这一义务，德国政府在发生绑架案后，满足绑架分子的一切要求，以保障被绑架者的生命，但这一做法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绑架案件愈演愈烈，绑架分子的要求越来越高。德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在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劫持后，绑架分子又提出了苛刻条件，德国政府第一次予以拒绝。被绑架者的亲属对政府的这一决定不服，认为其违反了政府所承担保护公民生命权的宪法义务，但普通法院不受理，因而直接向提出宪法控诉。经过审查，认为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并未违反其宪法义务，而是从更深层次上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这里涉及基本法所规定的政府保护公民生命权义务的含义。）

还需要说明的是，普通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进行的是合法性审查，这里的“合法性”中的“法”不包括宪法。（注：学者们在探讨“合法”与“合宪”的关系时，由于将合法中的“法”理解为包括法的所有表现形式，特别是包括了宪法，这使得在解释这一对概念时，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很明显，这里的“合法性”中的“法”当然不包括宪法，因为我国法院不具有依据宪法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力。）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依据宪法所进行的审查是“合宪性”审查。普通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最高依据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如果由于规范性文件存在着不同的层级，这些规范性文件可能都是普通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而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或者抵触，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普通法院有权依据法律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然后根据该审查结果，对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作出法律裁判。普通法院对案件适用依据的合法性审查也属于司法权或者审判权的范畴。（注：在我国，法学界及法律界通常认为审判权（司法权）的范围仅限于法院依据法律对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判。实际上，审判权既包括依据法律裁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还包括依据法律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审查其他规范性文件。然而，我国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一做法。）

在“孙志刚案”中，孙志刚的近亲属能否就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呢？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根据1989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范围的规定，孙志刚的近亲属必须先就广州收容救治站对孙志刚的收容救治行为即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对于孙志刚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现行立法已经提供了法律救济。根据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当事人必须先寻求法律救济。

《立法法》第8条第5项明确指出，“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9条又进一步明确规定：“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根据《立法法》的这两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才能设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或者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和进行处罚，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内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作出规定；行政法规只能在法律规定之后，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具体化的规定。而国务院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其所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很显然，这一办法违反了《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在前，《立法法》制定在后，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该办法因与《立法法》相抵触而失效。）因此，孙志刚的近亲属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有权向审理该案件的法院提出该办法的违法性，要求先对该办法进行合法性审查。

根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法，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的请求或者建议。据此，审理该行政案件的法院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的请求，也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的建议。如果审理该案件的法院不同意孙志刚近亲属的意见，认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符合《立法法》的规定，并依据该办法作出了裁判。孙志刚的近亲属只能在法院作出终审行政裁判以后，就该终审行政裁判的依据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因为存在《立法法》的明确规定，所以孙志刚的近亲属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也只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而不能提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建议。（注：因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违宪”也就有广义的违宪和狭义的违宪。就广义的违宪而论，如果法律符合宪法，则违反了法律当然也就违反了宪法。一些学者在讨论实践中发生的案件时，往往直接提升到宪法层面，认为构成了违宪。这是从广义上理解违宪所致。但是，探讨这种意义上的违宪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宪法学上所说的“违宪”只能是狭义的违宪。实践发生的案件大多是违法案件而不是违宪案件，其判断的标准应当是宪法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例如，在招工、招聘中，一些单位规定了年龄条件、身高条件、户籍条件、性别条件、地域条件、学历条件等，这些条件中有一部分与所招聘的工作并无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并不是一种必要的要求，这就构成了歧视，违反了平等原则。我国已经制定了《劳动法》，《劳动法》中对平等的就业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可见，一些单位的歧视性规定直接违反的是《劳动法》的规定，而不是《宪法》的规定，其所构成的是违法而不是违宪。如果是《劳动法》规定了这些歧视条件，则构成了违宪。）

第二，如果全国人大没有制定《立法法》或者《立法法》中对立法权限未作明确的规定，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直接依据宪法制定的，那么，孙志刚的近亲属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后，认为该办法违宪，有权请求审理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或者由审理法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以后，孙志刚的近亲属才可以就作为终审裁判依据的该办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但是“孙志刚案”没有这样的前提。

四、时效性原则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民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时效规定。规定提起时效的原因在于保证社会关系的稳定。宪法和法律的功能都在于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当社会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其人权也就没有保障。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作为社会关系主体行为的指引规范，法律直接涉及主体的权益。社会关系主体依法律所获得并受法律保护的权益，称之为“法益”。从理论上说，符合宪法的法律才是法律，才具有效力，依据这种法律所获得的权益才能受到宪法的保护。如果某项法律违反宪法，依据该项法律所获得的权益不可能受到宪法的保护。当事人已经根据某项法律获得了一定的权益，而该项法律因违反宪法而被违宪审查机关予以撤消，该项权益也随之失去保护的依据。依纯粹的法治主义，一项法律无论实施多长时间，如果违反了宪法，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就其合宪性进行审查。但依据利益衡量原则，一项适用久远的法律并根据该项法律获得了权益，在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如果仍然可以撤消，依据其获得的所有权益均归于无效，对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对于人权的保障都是极为不利的或者说是弊大于利的。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的违宪审查请求是在普通法律诉讼审理过程中附带提出的，普通法院也是在审理发生于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纠纷过程中附带地对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因此，违宪审查请求的提出必须符合法律诉讼的时效规定。在普通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作出终审裁判前，可以向普通法院提出违宪审查。如果普通法院依据某项法律已经作出了终审裁判，当事人再向普通法院提出或者向其他机构提出，也就无济于事了。

在大陆法系国家，依据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当事人须先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如前所述，有的案件属于普通法院的受理和审理范围，普通法院予以受理；而有的案件普通法院并无权力受理并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普通法院将不予受理。因此，它就具有两种不同的时效规定：一是不属于普通法院受理案件的宪法控诉时效，一是普通法院受理案件的宪法控诉时效。德国《联邦法》第93条关于公民提起宪法控诉的时效规定最为具体，值得我们借鉴：（1）对于经过法律救济之后，仍认为规范性文件侵害其宪法权利的，控诉的对象是普通法院终审裁判的依据，时效为一个月。该时效自送达或者自不依照一定形式通知完整格式的裁判时起算，但以按照有关程序法的规定依职权作出的为限；在其他情况下，期间自裁判的宣告时，裁判无须宣告的，自以其他方式通知宪法控诉人时起算。裁判的完整副本未交付宪法控诉人，宪法控诉人因此以书面的或者在书记处作成的笔录请求交付完整的裁判时，前面的期间即为中断。期间中断至完整的裁判正本由法院交付宪法控诉人，或者依职权或者由参与程序的诉讼关系人送达到宪法控诉人时止。（2）对于没有法律救济的公权力行为，公民在该项法律时效后或者机关行为作出后一年内向提出。

《立法法》也没有就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时效作出规定，这是《立法法》的一个立法空白。但对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首先必须要有时效，其次，也必须要有两个不同的时效。笔者认为，我国的违宪审查体制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它不是由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附带地进行审查，而是由与普通法院相分离的独立的机关进行审查，就法律诉讼权与违宪审查权分离而论，类似于德国式的模式。因此，德国的规定可以作为参考。

就孙志刚案来说，假如孙志刚的近亲属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话，也应当是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后的一个月内。俞江等三位博士在孙志刚的近亲属尚未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不符合程序和时效的规定。

五、适用诉讼程序原则

公民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如前所述，必须是以发生具体的案件为前提，相应地，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时，适用诉讼程序。按照诉讼程序的惯例，通常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初步审查和立案。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受害人以自己的名义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请求，违宪审查机关在接到控诉后，先按照案件性、当事人资格、穷尽法律救济、宪法控诉对象等要求进行初步审查。经过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立案，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如果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驳回。（注：在德国，大约只有1%的宪法控诉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对于退回的控诉，要附加理由。参见张千帆：《西方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第二，审理。实行开庭审理方式，由双方当事人对席进行质证和辩论。关于举证责任，通常采用双重基准原则：（1）考虑到表达自由对于民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如果控诉的对象是规范表达自由的规范性文件，则假定该规范性文件违宪。在这一前提下，举证责任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一方，由制定该规范性文件的机关举证证明该规范性文件是合宪的，以违宪之假定；如果制定者一方不能举证或者不能履行充分的举证责任，则违宪假定成立。（2）除表达自由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表示审查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的尊重以及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假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合宪，举证责任由控诉者一方承担。控诉者如果不能举证证明该规范性文件违宪，则假定成立，该规范性文件合宪；如果控诉者一方举证证明了规范性文件违宪，则假定。

第三，裁判。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裁判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其诉讼标的并不是法律是否违反宪法，而是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具体的权利义务纠纷。普通法院无权在判决书中直接宣布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因违反宪法而无效，而只能在判决的理由部分拒绝适用被认为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大陆法系国家的是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其诉讼的对象是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因此，根据宪法控诉的对象及其所存在的形态的不同，分别有权驳回、撤消、确认违宪。如果是因违宪而被撤消，或者被确认违宪，在这两种情形下，规范性文件或者具体行为都归于无效。如果是规范性文件，应当自何时失效呢？从法理而言，既然违反宪法的法律不是法律，则应当自生效之日起失效，即裁判具有溯及力。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用这样的原则。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自被撤消或者被确认违宪之日起无效；一部分国家采用的是被确认违宪或者被撤消之日起6个月后失效。这样做的法理基础是利益衡量原则，目的是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审理具体的案件，其审查的对象为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因此，基于其性质和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某项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有权予以撤消或者改变，或者确认某个具体行为因违宪而无效。

六、余论

《立法法》具体规定了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主体和基本审查程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尤其具有标志意义的是，《立法法》确认了公民作为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主体的地位，这对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推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立法法》关于违宪审查程序的规定仍较为粗略，并受容量所限，一些违宪审查的基本内容未作规定，这就使得既定的违宪审查程序缺乏可操作性。《立法法》自2000年通过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根据《立法法》关于违宪审查的规定进行过一次审查，就是明证。因此，全国人大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内容作出完整而全面的规定。仅就公民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条件和程序而论，除上文中所提到的一些缺陷外，仍有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一，因公权力的行使形态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和作出具体行为两个方面，因此，公民除可以就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外，应当还可以就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注：《立法法》的基本任务是规范立法行为，因而对公民就国家机关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能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未作规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否则，这类纠纷因不属于法院的受理和审理范围而被拒之门外，公民相应的宪法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虽由宪法所规定而未被法律所具体化的公民权利就成了一纸空文。（注：1999年在北京曾发生王春立等32人诉民族饭店选举纠纷案。王春立等32人为民族饭店的下岗工人，1999年正值民族饭店选区选举，选举委员会将王等32人列入了选民名单，但未发给选民证，也没有通知参加选举的时间，致使该32人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该32人向选区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选举诉讼，西城区人民法院拒绝受理；又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仍被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选举纠纷案件仅规定了一类，即选民名单案件，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选民名单案件，因而不在法院的受理范围。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在法院不受理的情况下，不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其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必然形同虚设。）

第二，除上文所论述的案件性、当事人资格、穷尽法律救济、时效性等条件外，还有以下各点需要进一步明确：（1）只能对作为法律救济必要前提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公民能够提请全国人大进行违宪审查的，必须是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不是法院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时所必须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不应当进行审查，即违宪审查与法律救济必须具有因果关系。此即“回避宪法判断原则”。（注：日本曾发生偷割自卫队电线的案件。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提出，自卫队属于宪法第9条所禁止的“武力”，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反宪法的，因而自卫队属于非法组织，要求法院先审查自卫队的合宪性，再审理刑事案件。由于自卫队是否属于违宪的非法组织，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在本案中拒绝就自卫队的合宪性作出判断。）（2）公民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不得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

第三，公民可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的对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根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因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存在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可能性，这些规范性文件也就都应当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

审查原则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违宪审查制是美国对理论的独特贡献?是美国宪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它起源于美国独立运动领袖的 自然 法观念和分权思想?具有既基于宪法和“三权分立”而产生又受限于二者的基本特征?在监督宪法实施、捍卫精神方面有着特殊的功效。

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当今世界上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开创了西方国家制定成文宪法的先河?并提出了构成美国制度基础的若干宪法的基本原则?违宪审查制便是其中之一。笔者对美国宪法之违宪审查制原则作一考察?仅以求教。

一、违宪审查制的起源

违宪审查制是美国对理论的独特贡献?是美国宪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关于该原则的起源?学者各有说法?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成文宪法中并未对该原则有明确规定。笔者 参考 了一些资料?以为关于此问题?应从美国独立运动领袖的思想理论观点和 历史 经验中寻找答案。

在美国建国前各殖民地制定的一些 法律 中贯穿着两个基本的法律观念?保护殖民地社会的每个人从事他个人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得危害社会利益?其间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然权利的观点和具有基督教宗教色彩的原始的平等、自由思想。美国独立运动正是以这种自然权利观和其他民主思想作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斗争的武器。独立战争前夕?1761年北美殖民地最高法院颁布协查令状?允许英国海关人员以搜查走私物品为由?任意闯人北美民宅?引起殖民地人民强烈反抗。马萨储塞州律师詹姆斯·奥蒂斯为此发表的以自然法为论据的著名演说?广为传播?成为反对英国议会立法压榨殖民地的有力武器。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明确地说:“国会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违反自然平等的原则也是非法的……法院必须通过裁决?宜布废除这样的法律。”这些言论可谓是美国独立运动领袖和先驱继承并 发展 欧洲启蒙思想家自然法观念和分权思想所得出的与英国所谓“议会至上”完全不同的结论。从历史经验看?美国第十五任首法官伯格说?在殖民统治时期?对美国议会立法毫无制约措施?北美殖民地人民深受美国殖民者以议会立法名义强加给他们的压榨?因此深感议会立法并不都是完善的?必须对其加以制约。美国独立宜言起草人杰斐逊说:“政府的一切权力、立法、行政、司法?最后都是归于立法机关。把这些权力集中于同一双手中··…‘由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来集中行使这些权力?并不能减轻暴虐程度,"19 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等人积极倡导宪法应规定违宪审查权?他说“对立法权的这类限制实际上只能通过法院的中介来行使?法院的职责就是审查一切违背宪法原意的法案?并宣布其无效。’?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压力?该原则未被写人宪法?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803年马歇尔大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终于将该原则以司法判例形式确立起来?他的著名判词是:“极为明显而不容里疑的一项立论是:宪法取缔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法案。违反宪法的法案不成法律。判定何者为法律?断然属于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从而开创了美国“违宪审查立法”的先例。

二、违宪审查制的基本特征

随着美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繁荣?违宪审查制在实践中日益完善?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均可依据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分别对联邦立法和州立法进行审查。美国实行的是联邦法和州法的两重法律体系?联邦宪法与各州宪法并存。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联邦最高法院取得对联邦国会立法审查权后?州最高法院也陆续通过判例确定了对州立法的违宪审查权?那么最高法院对州立法是否有审查权呢?早在181。年?最高院就在“弗案彻诉佩克案”中宜布一项州法违宪。在“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决1789年《司法法》不违宪而有效?又为自己确立了一项特权:对州最高法院作出的宪法问题裁决进行审查?行使上诉管辖权。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所审查的是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和行政命令?而非国会提交的议案。在美国?国会提交的议案一般须经总统签署后方可生效成为法律?之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美国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司法机关不得千涉立法行政职权。如果允许法院对未生效的议案就作出是否违宪的判断?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控制了国会立法决定权?也使得行政对立法丧失了牵制作用。

第三、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联邦最高法院无权主动审查某项法律和法令?而只能就宪法权利受侵犯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进行审查?即审查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的法律和法令。美国宪法第三条以“案件”和“诉讼”作为界定联邦法院管辖权的标准?最高法院自身解释为要求诉讼以对抗的形式?在对抗的背景下提交联邦法院?才能以司法判决形式解决?而且它的解决不违反对违宪审查起限制作用的分权原则。〔见“韦拉斯特诉科恩案”(1968)]。因此?最高法院不就联邦宪法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它只对“实际存在的”诉讼进行判决?即便是国会和总统主动要求最高法院审查某项法律和法令也无此权。美国传统的司法观念认为?法院主要任务是判决诉讼当事人所提出的争执案件?至于宜布法律或法令是否违宪?不过是判决案件不可缺少的附带工作。

第四、联邦最高法院经审查只能作出“合宪”或“违宪”判决?而不能撤销某项法律或法令。联邦最高法院对某项法律或法令作出“违宪”判决?原则上虽只适用于有关的具体案件?但由于美国实行判例法制度?适用“遵循先例”原则?下级法院在以后同类案件审理中将最高法院判决作为“先例”而以尊重和服从?这样便在实际效果上否定了该项法律或法令的适用。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法院能决定该项法律或法令的存废。因为它是由议会或受托的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并生效的?具有程序上的合宪性?撤销或废除仍需依法定程序进行?而不应由法院在判例中附带地宜布撤销?否则法院行为本身就构成了违宪。

第五、宜告某项法律或法令违宪?须经联邦最高法院2/3多数法官同意。这项特征或者说是规则的确立?说明了违宪审查权行使的懊重性和严格性。宪法在美国人民心中享有祟高权威?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自行推定享有独一无二的宪法解释权?但同时也为自己设置了重大的责任。违宪审查权的行使?实际建立在对宪法相关条款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各大法官学识偏向、处事原则及情感倾向各不相同?又相互独立?难免各抒已见?结论不一?甚至分歧很大?因而从程序上设置2/3多数表决制?可见为公正审判的一种程序性保障。毕竟以2/3的多数来否决也是经由多数投票通过而生效的法律、法令?更符合衡平机制的要求.

第六、经宜告违宪的 法律 或法令并未完全丧失效力?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后判例中改变意见?均可适用该项法律或法令.这一条特征与第四条特征相互照应?经宣告违宪的法律或法令只要未被撤销或废除?效力就并未完全丧失?而是处于冻结状态?解铃还须系铃人?联邦最高法院若能以新判例旧意见?则等于自动恢复了其效力。众所周知?美国判例适用遵循先例原则十分灵活?联邦最高法院经常自己作出的宪法判例。这是因为美国宪法比较简洁?需不断作出与客观实际 发展 相适应的新解释?同时由于修宪程序十分繁杂?宪法制度上缺陷很难以此纠正?因而以司法手段或修正过去判例是重要而有效的补救手段。

以上这些基本特点反映出联邦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宪法的最后解释者?拥有保障宪法正确实施的特殊权力—违宪审查权。弗兰克福特法官曾一语道破:“最高法院就是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案例?遍及美国 政治 、 经济 、社会各个领域?对美国宪法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统治秩序的维护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美国权力制衡政策是不允许任何权力过分膨胀的?面对不断受到政界人士、法学家和舆论的质疑和抨击?联邦最高法院很明智地进行自我限制:“一、除非有实际的诉讼案件或争端?法院决不决定有关宪法的争执(见特征之三)?二、即使实际的诉讼案件?亦严格遵守‘政治问题’原则?苟且争点属于‘政治问题’?亦不予受理。”法院这种自我抑制有一些正当依据?包括:"(1)在宪法案件中司法功能的微妙性;(2)建立在宪法基础上判决的相对终极性;(3)需要适当考虑‘享有宪法权力的其他部门’;(4)需要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包括法院的权力分配;(5)‘司法程序固有的限制’〔见‘救援军诉洛杉矶市法院案’(1947),]”总之一句话?违宪审查制基于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产生?但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受限于二者?这也许正是美国法律制度精妙之处。

三、违宪审查制的功效

自从违宪审查制确立以后?最高法院以“严格”的司法解释实现对宪法执行的“有效”监督?通过审判具体诉讼案件?发挥其在捍卫精神方面的特殊功效。尽管人们常以从事“司法立法”为由抨击联邦最高法院?对违宪审查制作用也历来褒贬不一?但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大量判例?遍布美国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从法律功效看?违宪审查制对美国史发展意义重大。美国的宪法是刚性成文宪法?原文仅7条?修正案也不过二十几条?如此简短?竟沿用200余年至今?很大功劳归于违宪审查制的设立。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中动用司法解释权?对宪法中有关弹性条款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深化了其含义?有效地补充和发展了联邦宪法的内容?通过灵活的遵循先例原则将古老的宪法原则与新时代的法律需求联系起来?使美国宪法成为一部不断发展的“活”的法律。当然?任何制度并非万能?违宪审查制不足之处在于它仅是一种事后救济的方式?既无法对法律作普遍的原则审查?也无法受理与制定法律有关的普通公民的诉讼?它只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宪法权利受侵害后才能跳出来主持公道(当然还有种种严格的受理限制)?无法有效地预防违法的危害发生.

其次?从社会功效看?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判例?或表现为民主进步倾向?或表现为保守反动倾向。法律象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本身发展?需要适应杜会发展需要?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社会发展。历任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个人素质有高低、思想观念有差异、政治倾向有分歧?又面临各异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所作出的违宪判例在一定的 历史 和社会环境中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不仅如实记载了美国各个领域深刻变化?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实际变化。例如:早期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加强联邦权力?促进了自由竞争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干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迎合了垄断时期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审查原则范文第7篇

做为宪法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违宪审查制度一直是我国宪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违宪审查的制度设计方案也层出不穷。在本文中，笔者只就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的适用进行探讨。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违宪审查模式下，不告不理原则如何适用。鉴于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还不完善，笔者对不告不理原则在我国的违宪审查中如何适用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字：违宪审查 不告不理原则

引 言

尽管“齐玉苓案”在我国法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媒体称该案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但我国的违宪审查程序未曾真正启动过。在现代国家，违宪审查已成为一项专门的宪法制度，在法律的世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内外的学者都对此项制度有过深刻的研究和阐述。本文中，笔者只就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的适用进行浅显地探讨，探寻在何种违宪审查模式下能够适用不告不理原则，并对不告不理原则在我国的违宪审查中如何适用提出一些建议。

一、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适用的涵义

（一）违宪审查的涵义

违宪审查泛指根据宪法或惯例，对特定法律或者特定国家机关或官员（在德国还包括政党）的行为是否违反成文宪法的审查。违宪审查是宪法监督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近现代的违宪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联邦宪法的先例，以判例的形式对悬而未决的宪法问题作出解答，开创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一般有三种模式：一是立法机关（议会）行使违宪审查权；二是司法机关（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三是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和）行使违宪审查权。违宪审查具有保证宪法的根本地位、统一的宪法秩序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功能。有宪法就必须有违宪审查，只有通过违宪审查，才能及时发现宪法实施过程中的违宪现象，并及时予以纠正，维护宪法的法律权威。

（二）不告不理原则的涵义

不告不理原则是现代各国诉讼法所普遍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审判原则，是指没有原告的，法院就不能进行审判。具体体包括两层含义层含义：一是没有原告的，法院不得启动审判程序，即原告的是法院启动审判程序的先决条件；二是法院审判的范围应该与人的范围一致，不得对人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判。法院的审判活动受人诉讼要求的限制。不告不理原则早在奴隶制罗马诉讼中就已出现，当时采取控告式诉讼形式，每个公民（奴隶主和自由民）在得到最高裁判官的许可后，即可作为告诉人提起控诉，法院则根据其控诉在指定的日期进行审理，如果告诉人不到，则撤销控诉。随着社会的发展，弹劾式诉讼逐渐被纠问式诉讼所取代，不告不理原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法官开始依职权主动追究犯罪，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诉讼的过程中，继承了古代弹劾式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并加以发展，重新实行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的分离，建立专门的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由此可见，不告不理原则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奴隶制社会弹劾式诉讼模式下的不告不理原则；二是近代社会混合式诉讼模式下的不告不理原则。现今不告不理原则已成为司法机关的基本活动原则。

（三）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适用的涵义

违宪审查的原则包括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推定法律合宪性原则、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原则、宪法判断的回避原则等等，学者极少将不告不理原则作为违宪审查的原则加以使用，因此本人更倾向于将不告不理原则作为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主动性相比，司法权具有被动消极的特点。不告不理原则是司法机关的基本活动原则，只有在或者上诉的案件中，当当事人对某项法律或法令的合宪性问题提出异议时，法院才能进行违宪审查，并在判决中对该法律、法令的违宪性问题做出裁决；否则法院无权主动进行违宪审查。例如韩国规定了五类违宪审查权，分别是法律违宪审查权、弹劾审判权、政党解散审查权、国家机构之间权限争议审查权和宪法诉愿审查权。这五类案件的审理都以特定主体的提请为前提，比如说法律违宪审查权，必须是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案件所依据的法律可能涉及违宪问题，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向提起法律违宪审判。如果当事人申请违宪审查，而法院不同意提请，那么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提起宪法诉讼。因此，是无权主动干涉普通案件的审理的，这充分体现了在违宪审查启动程序中必须遵循不告不理原则。

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尤其独特的涵义，是指没有相关机关、个人、组织和团体的申请，违宪审查机关不得主动对法律法规是否合宪进行审查，当事人（包括上述的机关、个人、组织和团体）的申请是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前提要件；其次违宪审查机关审查的内容和范围仅限于当事人的申请，不得对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要求进行审查。不告不理原则在诉讼法中和违宪审查中的定义是不同的。诉讼法中原告的或者上诉是法院启动审判程序的前提，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法院不能主动进行审判是由于司法机关的被动性决定的，主要是限制法院司法权的滥用。而在违宪审查中，不告不理原则主要针对的是违宪审查机关，包括但不局限于法院这样的司法机关，同时当事人不一定要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其他机关、个人、组织和团体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有异议时，也可以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适用的范围比在诉讼法中更广。

在违宪审查中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的适用能够防止司法权的专横、不受控制。孟德斯鸠曾说过，有权力的人们行使权力，一直到需要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不告不理原则能够约束司法权，使权力行使的范围受到限制，使法院在违宪审查中能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树立宪法的权威。其次，不告不理原则有利于法官在违宪审查中保持中立性，防止先入为主而产生臆断，最低限度地在程序上实现公正，进而进行合理地判断裁决。总之，不告不理原则是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必须要坚持的准则之一。

二、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适用的基本条件

既然要在违宪审查中遵循不告不理原则，那我们就必须分析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适用的基本条件，这对于我们在哪种情况下适用该原则具有指导意义。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不告不理原则适用的基本条件有如下几个：

（一）不告不理原则适用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法院等类型的司法机关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违宪审查模式中由司法机关（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以美国为典型。我们注意到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的，因此，法院的存在是进行违宪审查的前提条件。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在实际中，联邦权力与州权力不断斗争与相互妥协，因此历史上美国形成了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系统，这两个系统互不隶属，各自独立。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并不是出自宪法的规定而是司法实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违宪审查的先河。联邦最高法院自取自封的“司法审查”权，使得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此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建立了普通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过程中，就作为该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行政命令等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的司法审查的模式。根据这些国家所奉行的分权原则，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议会和行政部门颁发的法律、法令无需事先咨询司法部门的意见。即使是颁发后，哪怕引起不良后果，如果没有遇到具体的诉讼案件，法院就不能主动对它进行审查，也不能以假设的事实为依据，对法律、法令进行预防性的审查。因此，采用不告不理原则的条件之一就是有法院这样的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不告不理本身就是司法机关活动的原则，也就决定了必须由法院来进行违宪审查，而不是立法机关或者专门机构进行违宪审查。

（二）不告不理原则适用的第二个条件是必须有当事人的申请，否则，违宪审查机关不能主动地审查违宪案件，行使违宪审查权。因为不告不理原则一般在司法审查制度中适用，而司法审查对法律、法规的审查不能事先、抽象地进行。法院对于法律、法规的违宪问题不能主动进行，只能被动地开展，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只能由当事人作为民事或刑事诉讼的附带性问题被提出来，即只能在初审或上诉审的案件中，当事人就该案件将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是否合宪提出异议时，法院才能对该案件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在案件的判决中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作出裁决。法院无权主动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即便是法院知道某一法律、法规明显地违反宪法，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或者上诉，法院也不会加以过问。同时，即使当事人提出了申请，但当事人对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没有提出异议时法院也不能进行审查。

总之，没有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就无权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做出判断裁决。

（三）不告不理原则适用的第三个条件是案件相关性要素，即违宪审查机关只能对当事人在申请中涉及到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对于申请中不曾涉及到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不能进行审查。换句话说，违宪审查机关审查的范围仅限于诉讼中该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果仅仅因为当事人提起申请，违宪审查机关就能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那么司法审查制度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继而造成司法权的滥用，影响宪法的权威性，同时也使民众对法律产生怀疑，破坏法的稳定与安定。此时，不告不理原则就成了一纸空谈，不能发挥原有的作用。裁判的对象不能超出告诉的范围，否则，这一“超出部分”的审判同样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因此，要坚持裁判的对象与告诉的对象一致，而不能进行所谓适当地延伸。

（四）以被审查的对象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为标准，违宪审查可分为事先审查型和事后审查型，而不告不理原则只出现在事后审查型中。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适用的第四个条件：被审查的对象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为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防止违宪的立法、行政决定和命令等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一些国家把违宪审查的重点放在法律、法规、决定、命令等制定出来以后在实际生效之前加以审查，如果不存在违宪的问题，就予以批准；反之，就不予以批准，不使其生效，这就是事先审查。与之相对应的事后审查，是指由普通法院进行的司法审查以及由或者其他有权机关对法律、法规、行政决定及命令等所实施的违宪审查。由不告不理原则的基本涵义，我们可以得知，只有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有异议时，违宪审查机关才能进行违宪审查。此时法律、法规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已经生效的，否则当事人无法提讼。由于许多法律的意义只在于行动中法律，事先审查可能就无法发现该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违宪问题，而且事先审查没有以具体的事例作为参考依据，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抽象审查，常常会忽略实质性问题。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很容易导致“行动中的法律”产生违宪问题，因此事后审查是必要的。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在事后审查中，才能使其原有的价值得以实现。

除了上述的基本条件之外，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适用还必须符合下列的一些要求：一是原告需与违宪案件有利害关系，如果原告无需具有可诉之利益，则违宪审查被随意化，任何人都可以以维护秩序为由，向宪法机关提出违宪审查的请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司法意义上的不告不理原则；二是原告在提出请求时必须遵守“成熟原则”，亦即原告只有在遭受被诉法律、法规的侵害时，才能提讼，那么违宪审查制度就应该严格遵守不告不理原则；三是宪法审判机关必须严守“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如果宪法审判机关可对一些明显具有政治性质的问题进行审查，则宪法审判机关无异于议会与行政部门，这时的审判机关已经被彻底政治化，不告不理原则也就被彻底地放弃了。

三、不告不理原则在不同违宪审查模式中的适用情况

众所周知，违宪审查存在多种模式，那每种模式下不告不理原则是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适用于哪里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一）立法机关（议会）违宪审查模式

立法机关违宪审查的模式，又被称为议会型或代表机关监督模式，即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这种模式起源于英国。笔者以英国和前苏联为例，具体阐述不告不理原则的适用情况。

英国历来奉行“议会至上”的原则，英国议会有着长期的不间断的历史，它由国王、上议院、下议院组成，是英国的立法机关。议会行使立法权，它可以制定、修改、废止任何一部法律。英国议会统揽一切权力，甚是包括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的权力。对议会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权集中在议会，别的机关无权干涉。议会行使违宪审查权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议会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监督，二是法律明确规定议会制定的法律享有豁免权，不必进行审查。但从理论上讲，英国议会既然可以制定、修改和废止任何法律，也就可以先前议会所通过的任何法律。因此，即便是对宪法性法律所进行的修改，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之下，也不会发生“违宪的”问题。如果议会的某项立法或法案与宪法的规定及其所体现的原则相抵触，抵触的部分被认为是对宪法的修改，而不会是违宪。英国的违宪审查范围比较广，方式也多种多样，既可以事先审查，也可以事后审查，亦可以具体审查，亦可以抽象审查。正如戴雪所言“在英宪之下，可以造法，也可以毁法，而且四境之内，无一人复无一团体能得到英格兰之承认，使其有权力以撤销或弃置巴力门的立法”。

在英国式的违宪审查模式，可以得知英国议会作为立法机关，进行自我审查和监督，当议会发现自己的某部立法违宪时，议会不是宣布该部法律无效，而是自己修改它，使得违宪审查制度流于形式，无法实践。英国构建了违宪审查的空架子，而无实质内容，因此英国不存在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继而不告不理原则无用武之地，完全不能适用。

（二）司法机关（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

自“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创司法审查以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在所制定的宪法中，建立了司法机关对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的司法审查模式。所谓司法审查模式，是指司法审查权由普通法院（主要是最高法院）来行使，即最高法院不但有解释和适用宪法的权力，而且有依照它所解释的宪法来审查立法、行政和其它国家机关的行为，以及审查下级法院的判决是否有效力的权力，可以对上述机关的行为作出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决。这里以美国为例分析不告不理原则在该种模式下适用的情况。

美国实 行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以实现相互平衡。司法权在分立的三权是最弱的，为了使司法权能够与强大的立法权、行政权相抗衡，保持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司法机关必须掌握违宪审查权最为对抗的武器。

在美国，违宪审查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1、诉讼当事人在自己的案件中认为国家的某部法律违宪，并且因此而直接侵害了自己的利益，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自己的请求，要求法院对该法律进行违宪审查。2、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相关的法律违宪，可以主动对此法进行审查，指出违宪之处。因此美国式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被动式的审查方式，法院不主动对任何一部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只有在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才对相关律进行审查，所以又称事后审查，不告不理原则贯彻的淋漓尽致。具体分析来看，违宪审查启动包括两种情形：一个是当事人主动提起违宪审查的要求，在自己的案件中认为法律、法规或者行为违宪，并且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向法院提出自己的理由，要求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违宪，法院也可以主动进行违宪审查。即使在第二种情况下，也是有当事人启动了诉讼程序，法院才有可能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行为进行审查。不告不理原则在美国式的司法审查中，要求必须由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法院才有权进行违宪审查，否则，法院是不能主动的进行违宪审查，以避免破坏三权分立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同时，在司法审查中，要求法院审查的范围仅限于该案件所使用的法律，对于该案不适用的法律、法规，法院不能主动去审查，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在司法审查中适用的情形。

综上所述，不告不理原则在司法机关（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中是完全适用的，并且被严格遵守着，以防止司法权的滥用，破坏司法在公民心中神圣的形象。

（三）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和）违宪审查模式

把违宪审查权赋予专门设立的或宪法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行使，一般称之为专门机构审查模式。由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和由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理论渊源都是凯尔森的专门机构监督学说。该模式最先实行于奥地利，后来捷克、西班牙、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等纷纷效仿，成为欧洲大陆国家违宪审查的基本模式，习惯上人们多将其称之为“奥地利型”或“欧洲大陆法型”司法审查制。宪法委员会为法国所特有，以德国为典型，所以对不告不理原则的适用以法国和德国为例，进行研究。

1、法国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模式

法国的违宪审查机制的形成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人民理论发源于法国，法国人不接受非民选产生的法院监督审查民选产生的议会这样的做法。在法国，议会制定的法律一旦通过公布生效之后，就不能对其合宪性提出审查。立法如果违宪，必须是由代表民意的专门机构进行审查，而且是事先审查和抽象审查。现今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属性较为特殊，一般认为其兼具政治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性质。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分为两种方式：（1）根据法国宪法第61条的规定，各项组织法律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的内部规则在执行前，均应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以裁决其是否合宪；（2）根据宪法61条的规定，各项法律在颁布以前，应由共和国总统、内阁总理或者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议长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这两种审查方式都是特定机关发动的、事先的、抽象的和强制性审查。不告不理原则在法国的违宪审查模式中无生存之可能，就是完全不适用。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是一种事先抽象的审查，只起着预防的作用。法律的实际生命力还在于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只有通过法律的实施，才能衡量法律的真正价值。当当事人认为不合宪的法律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当事人却无法以个人身份向宪法委员会提议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而不告不理原则要求当事人进行诉讼，才能启动违宪审查。法国违宪审查提起的主体中不包括公民，即当事人无法就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向法院提出违宪审查，不告不理原则无法适用。尽管不告不理原则在当下无法适用，但不能保证法国未来不会适用不告不理原则，毕竟法国总统先后两次试图通过隐含不告不理原则的法案。1974年德斯坦总统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即有扩大宪法委员会的受案范围，允许宪法委员会在公民权利、自由方面“不告不理”，但这项法案提交议会讨论时，议员们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公民权利、自由的理所应当的保证人，为此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该项法案。1990年4月2日，密特朗总统曾提议修改宪法第61条及宪法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普通诉讼当事人就案件适用法律提出违宪审查异议的权利，这项改革方案最终因当时在参议院占绝大多数的反对党的抵制而未能通过。笔者有理由相信，未来不告不理原则会在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模式中得到适用。

2、德国违宪审查模式

德国法院系统主要由六大类法院组成，分别是：、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劳工法院、财政法院和社会法院。违宪审查权是所独有的，它对法律法规的审查权，包括对抽象法律法规的审查权和对具体法律法规的审查权。（1）抽象的法律法规审查，指不涉及具体的法律适用或具体的诉讼案件的问题，而只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的程序，这实际上是对该项法律法规的效力的审查程序。联邦具有审查联邦法是否违反联邦基本法的管辖权，各州具有审查州法律是否违反州宪法的管辖权。（2）具体的法律法规审查，这种审查是指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其适用的某项法律或法规可能违反上位阶的法律规范，因而对该项法律或法规的效力产生异议，此时就必须停止该案的诉讼程序，而是将案件移送到具有审查法律法规管辖权的，由对应当适用的法律或法规的效力进行具体的审查。在对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审查案中，在整个程序中，都只是将法律法规审查案作为一项独立的案件进行，最后也只是对被审查的法律法规是否有效作出判决。不能干预或代替原先的法院审理具体案件。

在了解了德国如何行使违宪审查权之后，我们的疑问是：不告不理原则究竟是否适用于违宪审查模式呢？依据《联邦基本法》第9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以及《联邦法》第76条的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联邦议院1/ 3议员作为申请人之一，向联邦提起审查法律法规申请之后，则依法开始这种审查程序。《联邦基本法》第100 条第1项规定：“如果法院认为裁判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时，则应当停止诉讼程序。如果该项法律违反的是州的宪法，则应由对宪法争议具有管辖权的州法院作出裁判；如果该项法律违反的是基本法，则应当由联邦作出裁判；如果是州法律违反基本法或者违反联邦法律时，则也照此办理”。根据德国法律的规定，无论是在抽象审查还是具体审查中，都必须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因此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模式中是适用的。是司法机关，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事后性、消极性等特点，审查违宪案件，以当事人的申请作为启动的条件，没有当事人的申请，不能自行审理违宪案件，即使已经发现有明显的违宪，也不能自行立案开始审理程序。当事人的申请成为审理程序开始的必要条件，符合不告不理原则的相关定义。那的审理范围是否以当事人的诉讼范围为限呢？的审理程序开始于当事人的申请，但是一旦程序开始之后，便处于主动地位，不完全受申请内容的限制。不告不理原则的第二层涵义对此不适用。但总的来说，德国进行违宪审查，通常情形下还是遵循不告不理原则的。

综上所述，不告不理原则在不同的违宪审查模式中适用情况可以做出如下 总结：在立法机关（议会）违宪审查模式中，不告不理原则是完全不适用的；在司法机关（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中，不告不理原则是完全适用的；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和）违宪审查模式中，不告不理原则在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模式中是完全不适用，在违宪审查模式中是有条件的适用。

四、不告不理原则在我国违宪审查中适用的建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及一系列基本制度。违宪审查是一个国家监督宪法实施必不可少的手段，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在违宪审查模式选择上，我国既不采用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也不采用专门机关审查模式，而是实行的是人民代表机关审查的模式。尽管目前的宪法确立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违宪审查制，但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监督大多流于形式。从目前我国宪法以及《立法法》对违宪审查的规定来看，不告不理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适用得到适用。《立法法》第89条规定了类似于事先审查的备案制度，第90条、91条规定了类似于德国式的事后审查。《立法法》第90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从《立法法》90条的规定来看在法律进入到实施阶段后，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审查请求，或者有关个人、组织和团体提出审查建议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可以进行违宪审查。笔者认为不告不理原则在《立法法》中得到适用，因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进行违宪审查以是有关国家机关、个人、组织和团体的申请为前提。如果没有上述国家机关、个人、组织和团体的申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是不能主动地进行违宪审查。笔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不告不理原则。

理所当然，要使得不告不理原则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有效适用，我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必须重新构建，使违宪审查制度能够真正发挥其监督的作用。首先必须了解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对症下药，而不是照抄照搬其它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主要问题包括：违宪审查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关缺乏专门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受违宪审查；缺乏程序的保障，操作性差，违宪审查无法实际提出；宪法缺少可适用性等等问题。学者们提出多种解决的途径以试图重新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笔者认为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违宪审查制度实施的较好的国家无一例外的打上本国国情的烙印。

要使得不告不理原则在我国的违宪审查中得到切实实施，违宪审查制度或许可以采取如下的模式：

（一）建立一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民选产生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它只服从于宪法，独立行使职权。宪法监督委员会对颁布之前或者实施之前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也就是事先的、抽象的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根本无法适应宪法监督的经常性需要，尽管各专门委员会有权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是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规定和命令等，但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决定，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报告的形式提交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是否违宪还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宪法监督委员会则可以防止和纠正立法者滥用权力的行为，同时也可以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宪。

（二）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对抽象的立法行为进行事先的审查，对于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合宪性问题，宪法监督委员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在高院和最高院下面设立审理宪法纠纷。的案件来源：1、由下级或者同级法院在审理民事、刑事等案件中发现违宪，依法应该由审理而移送给；2、公民直接诉讼案件。公民在自己的案件中认为国家的某部法律或某个法律条文违宪，并且因此而直接侵害了自己的利益时可以向法院提出自己的请求，要求法院对该法律进行违宪审查。

在上述模式中，不告不理原则在违宪审查中得到适用。我国的进行违宪审查时，必须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以防止司法权的过度行使。在案件来源上，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以当事人的申请为条件，严格遵守不告不理原则，无申请则无审查，保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对于审理的范围是否局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限制，在赋予法院权力的同时，也要控制其滥用权力。

对于不告不理原则在我国违宪审查中的适用，笔者认为可以作出以下总结：一是必须要有类似于这样的司法机关，享有司法权，可以受理宪法诉讼，以判决的形式对某项立法或者行为是否违宪的问题做出处理。二是法院审判的范围应该与人的范围一致，不得对人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判，法院的审判活动受人诉讼要求的限制。在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模式下，不告不理原则无法完全适用，但不排除在将来我国的违宪审查模式改革的情况下，设立或者宪法法庭，开启宪法诉讼，审查违宪行为，适用不告不理原则，落实宪法的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保障宪法的实施。

结语

鉴于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健全的违宪审查制度，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吸收世界各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精华，吸取教训，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立足于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中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不告不理原则也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绝不能忽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告不理原则能在我国违宪审查模式中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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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琪，高立迎：《论美国的违宪审查及对中国借鉴意义》，载《理论研究》，20__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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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昌道，董茂云：《比较司法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__年版。

15 张彩凤：《比较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审查原则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概述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们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行为。[1]合法性审查的实质是对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限制，即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享有不完全的司法审查权。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对象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讼，则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司法审查的对象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发现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机关带有普遍性的抽象是违法的，也只能用判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得用判决的形式确认、宣告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更不能以判决的方式将其撤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为依据，“参照”规章。人民法院在审查其是否合法时，首先要根据法律、法规对规章的合法性作出鉴别和评价，合法的予以参照、不合法的则不予参照。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只审查合法性，原则上不审查其合理性

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予以尊重。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就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原则上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而不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作出判决。行政诉讼法原则上限制了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三）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有严格限制：必须是属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

（四）司法权不代行行政权

除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法院可也进行直接变更外。法院的司法权不得代行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理论认为，进入审判程序后，行政权不再具有主动性，应受司法权的约束。然而在实际中，法院是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只能也监督为本，而不纠正。

三、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缺陷

（一）造成了我国的行政诉讼范围过于狭窄

从目前看，合法性审查原则基本排除了合理性审查，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合法性审查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受案范围。然而，由于行政行为的复杂性和立法的局限性，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毫无遗漏地详尽地规定下来，由此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大量存在。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任意作出，它仍应遵循一定的规则，主要是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要公平、客观、公正、适当、符合公理。如果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就等于撤除了界于自由和随意之间一道必要的防线，默许了主观随意产生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合法，其结果与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宗旨相悖。

（二）权利与权力不相对应

理论认为，有权利就应有救济。司法救济是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最公正也是最后的途径。若司法权被限制，则其结果只能是公民权利的虚假、空洞和被任意的践踏。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旨在保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人民法院只受理行政相对人因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提讼的行政案件。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还享有广泛的其他权利，如政治权利、劳动权、受教育权等，这些权利都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由国家宪法赋予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真正的权利。公民享有的这些权利即使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因为与人身权、财产权无关，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解释》已经将受案范围扩大到事实行为，但还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三）造成行政诉讼案件“安结事不了”

这是司法权不代行行政权的必然。理论认为，进入审判程序后，行政权不再具有主动性，应受司法权的严格约束，司法权应优先于行政权。然而在实际中，法院是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只能也监督为本，而不纠正。这势必会使司法权劣于行政权，使得法院处于弱势地位。支持一方认为，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技术、信息、经验等方面的绝对优势。这些是法院所不能比拟的。这确实是客观事实，但放在司法审判程序中，此观点就欠妥了。进入审判程序后，行政权应受制于司法权，不然法院就不能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彻底地纠正，只能责令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鉴于中国现行体制，行政机关势必拖沓，甚至搁置而放之不管。其结果只能是行政诉讼案件“安结事不了”。

四、造成目前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缺陷的原因

根据年代的分析方法和经济基础的分析方法得出：我国《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在规定行政诉讼范围时实行司法审查法定原则以及施加多方面的限制，这与当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年代背景、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有关。当时主要考虑到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这既考虑到了行政机关开始当被告有不适应的问题，也考虑到了一般群众对提起行政诉讼有不敢告、不会告的问题。应当说，这基本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在1989年，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巨变之中。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经济管制型体制、专制体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势必会受到计划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所以《行政诉讼法》也必然会限制诉讼范围，缩小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约束和干预，烙上不那么民主的印记。

（二）由于长期以来行政专权思想盛行，民主意识落后，在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难以做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法院对事实问题的调查取证遂称为弥补诉讼地位平等，保障诉讼结构平衡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追求实体真实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对行政审判的影响仍十分明显，这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赋予人民法院必要的调查权是一致的。

（三）我国行政机关关注行政程序的观念不强，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制度十分欠缺，短期内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有很大困难。因此，指望通过严格行政程序最大程度上保证行政机关对事实问题的合理认定尚不实际。同时，行政专横和行政恣意等违法行政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造成公民对政府缺乏应有的信任感，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怀疑就为行政诉讼审查事实问题提供了一种诉讼期待。

（四）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要求审理行政案件不仅要审查事实问题，还要审查法律问题。实际上，我国法律制度一直没有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传统，而且，从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业务素质和行政诉讼监督行政的现状来看，我国良性行政法治还是刚刚起步，在行政诉讼中只审查法律问题，既显得仓促，也难以完成监督行政、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有时甚至不能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

虽然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但是，行政审判在实践中却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虽受到了违法行政行为的侵犯，但由于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往往难以受理。还有一些发生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案件，由于既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也不属于民事案件，当事人陷入了不能寻求任何司法救济的两难境地。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所建立的只能说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不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法院只拥有和行使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它远不能适应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对改进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建议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是要借鉴国外规定司法审查范围的通常做法，从根本上废除司法审查法定原则以及对行政诉讼范围规定的各种限制，将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都纳入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使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实施全面的审查和监督。

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充足的宪法依据。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从该条的表述来看，它所使用的“任何”这一措辞有特定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所有违法的行政行为，都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无任何例外和特殊情况的排除。

（一）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

1、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需要。依法治国关系到国家各个方面的管理，特别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主要是依法行政。[2]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一项全面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说，依法行政的内容还应当包括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全面的审查和监督，任何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如果说行政机关的一些行政行为要接受法院的审查和监督，而另一些行政行为可以不接受人民法院的审查和监督，这显然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和依法行政的要求。

2、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合法权利，除人身权、财产权外，按照宪法规定，还享有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相对人的这些权利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权利的保障除了需要有完善的民主机制保证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法律救济机制，保证相对人的人权和其它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主体侵犯后，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然而，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它所保护的权利仅限于法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却排除在外。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司法审查制度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人民法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应当是全面的监督，人民法院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应当是全面的保护，法治原则不允许留下任何监督或者保护的空白。所以，为适应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需要，应立即着手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摒弃保护权利的限制，扩大相对人受保护权利的范围，确保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统一。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应包含合理性审查内容，自由裁量行为也应该且必须接受司法监督审查。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仅明确规定了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合理性问题规定不甚明确，但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我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以合法性为标准，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和行为可适用合理性标准。

1、将行政合理性内容全面纳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合理性原则是现代社会行政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合法性原则的更高体现。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制首要的基本的原则。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纷繁与复杂，立法不可能通过严密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一切行政行为，大量的行政事务只能由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的一定幅度内“灵活”处理，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由此产生。“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3]但与此同时，由于行政裁量较少受到法律的约束，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在不少地区和部门广泛地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膨胀，客观上造成了对行政法制的破坏。随着社会民主与法制的健全与发展，对自由裁量行为应有所限制日益成为社会及公民对政府的普遍要求。E.博登海默也指出，“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4]正是在此需求下，行政合理性原则产生了。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决定内容客观、适度、符合理性。《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处罚失显公正的，可以判决撤销和变更。实际上承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但这一范围还远不能适应行政诉讼的实际需要。仅就行政行为显失公正来说，并不仅仅存在于行政处罚中，由于缺少明显具体的程序限制等原因，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行为中因随意裁量而造成的不公正行为更为广泛的存在着。行政主体只有合法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才能达到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维护行政法制的目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会绝对增加，与此相对应，作为行政权重要内容的自由裁量权也会绝对扩大。如果不能对此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监督，则滥用此权力的上述“自由”条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将转化为可能。如此，则是对行政法制的极大威胁和破坏。

2、将行政合理性内容全面纳入司法审查的标准。

根据行政法对行政行为合理性原则的要求，对其司法审查应在此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目的。二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必须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并符合情理。三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使其作出的自由裁量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行政机关一旦确立了某些标准、原则，它本身也必须遵守，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定这些标准和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坚持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此标准和原则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行为中显得尤为重要。四是行政机关必须对合理性问题负举证责任。因为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怎么合理处罚，公正处理，一般涉及到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专业技术、专业知识问题，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是合理的，同时也是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五是对于法律、法规适用问题，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外，法院应进行完全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越权、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问题，对于关涉重大政策导向、涉及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等事项，基于宪法对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与界定，法院只应进行合理性审查，不得对之做出深度判决。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是以维持、撤销为主要判决方式，并可以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来补救，变更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才适用。因此，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仅限于监督，不会造成越权行政。

中国行政合法性原则支配和约束着我国各种行政法律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我们乐观地相信中国行政法上合法性原则的内容亦会愈来愈得到充实。

参考书目：

[1]应松年等.《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6-57.

[2]姜明安.《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1996年年会综述》[N].《法制日报》1997年1月4日。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70.

审查原则范文第9篇

一、审慎审查原则的法律内涵

审慎审查原则是指公司登记机关在法定审查期限内，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形式审查方式和实质审查方式，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认真仔细、小心谨慎的审核，以发现申请材料形式上可能存在的瑕疵问题或者实质内容可能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并依法作出恰当的处理，以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换言之，审慎审查原则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登记审查职责时，对于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在主观上必须尽到作为职业人员的合理注意义务，在客观上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并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否则视公司登记机关主观上存在过错。可见，审慎审查原则尽管也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履行审查义务，但是其法律内涵与形式审查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的法律内涵不同。

首先，形式审查原则与实质审查原则之间属于相对性质的概念，但审慎审查原则与形式审查原则、实质审查原则之间属于补充性质的概念，形式审查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中均蕴涵着公司登记机关必须履行审慎审查的法律义务。例如，对于申请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有股东的签名，此为形式审查内涵中的法定义务；应该签有股东甲而非股东乙的名字，此亦为形式审查内涵中的法定义务；如果未有股东甲的签名，或者是股东乙的签名，则公司登记机关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但是，尽管有股东甲的签名，可股东甲的签名明显属于伪造，任何有理性的人均可发觉其真实性问题，而公司登记机关未能发觉，就应当视为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公司登记机关不能主张自己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而免除审慎审查的义务。

其次，审慎审查原则与形式审查原则对公司登记机关审查义务的要求不同。形式审查原则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对于申请材料，只作书面的、形式上的审查，即只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以及申请材料所记载的登记事项是否完备，而对登记事项是否真实则不负审查责任――公司登记机关对登记事项并不承担保证真实的责任，登记事项是否真实准确，由与之交易的人自己判断或者了解，但法律要求申请人要对登记事项的真实性负责。审慎审查原则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对于符合形式审查标准的申请材料，也要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能因为申请材料符合形式审查标准而放任其实质内容存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例如，对于申请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即使从形式上审查已经符合法定要求，但是如果公司登记机关已经通过其他途径得知股东会决议纯属伪造，就不能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视而不见。据此可知，公司登记机关违反形式审查原则的，大都未能履行审慎审查义务。但是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的，却可能未履行审慎审查义务，故公司登记机关不能以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对抗利害关系人的诉求。

第三，审慎审查原则与实质审查原则对公司登记机关审查义务的要求亦不同。实质审查原则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对于申请材料，不仅要在形式上审查其是否完备齐全，而且还要审核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审慎审查原则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在进行实质审查时，谨慎地作为，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例如，公司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的签字做司法鉴定时，应委托法定鉴定机构进行，而不能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否则视为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一般而言，公司登记机关在履行实质审查义务时并不是要确保核实的结果正确，但是在履行实质审查的过程中亦必须履行审慎审查义务。

审慎审查原则不同于形式审查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因为其对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义务有不同内容和要求。总的说来，形式审查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对公司登记机关审查义务的要求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审慎审查原则对公司登记机关审查义务的要求不仅是一个客观标准，而且还是一个主观标准。因此，公司登记机关不管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都必须对申请材料进行认真仔细、小心谨慎地审核，履行审慎审查的义务。在此种意义上，与其说审慎审查是一种审查原则，不如说是公司登记机关任何时刻都不得懈怠职责的审查义务。

二、审慎审查原则的法理基础

虽然形式审查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是理论上的分类，但都有明确的成文法规定。《行政许可法》第34条、第56条，《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8条，以及《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9条、第10条，均可分别视为其法律依据。但是，审慎审查原则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审慎审查原则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行政职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行政机关的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和行政义务的有机统一体，行政权力即意味着行政义务，即“有权必有责”。行政权力法定是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行政义务法定同样是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因此，行政义务的来源应当是法律而不是其他。现行法律制度中，行政义务的来源主要有法律原则、法律规则、行政规定、行政约定和行政惯例等五种形式。本文认为，公司登记机关审慎审查义务的法理基础源于“政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原则。

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义务的内容既包括“作为行为的形式”的要求，又包括“作为行为的内容”的要求。行政机关不仅有作为的行政义务，还有在作为过程中履行职责的其他行政义务。具体来说，行政义务的内容：一是作为的行政义务，二是实施一定行为的行政义务，三是行政上的台理注意义务。因此，行政义务应是作为、一定内容的作为和合理注意义务，而不仅是一个作为行为的问题。故将不履行行政义务的行为简单地概括成“行政不作为”，显然不全面。其实，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义务的行为，更符合怠于履行行政义务的特征。怠于履行行政义务的本质，是行政机关对行政义务不同程度的不履行，怠于履行行政义务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拒绝，即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明确予以拒绝，属完全程度的怠于履行行政义务；二是不予答复，即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既不履行作为义务，也不明确予以拒绝，亦属完全程度的怠于履行行政义务；三是拖延，即超过法定期限而未履行行政义务，但未超过法定期限亦可能产生怠于履行行政义务；四是没有实施防止危害的行为，即已出现的危害、风险和危险等情况，负有采取措施予以防止的行政义务，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且未防止危害的发生，亦属于怠于履行行政义务；

五是没有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即虽然实施了一定行为，但是由于没有尽到应有的、合理的注意义务，没有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而未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亦属怠于履行行政义务。第五种怠于履行行政义务的形式，不仅具有客观标准，也具有主观内容；不仅是对行为要求的违背，也是对结果要求的违背。在行政法上称之为“行政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原则。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机关在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均负有“行政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并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此种合理注意义务，是要求行政机关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执行职务，尽职尽责防止自身行为中各种潜在的危险，以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受损，则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行政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就如同“公平公正”、“程序正当”等法律原则一样，是公司登记机关必须履行的行政义务。故本文认为，审慎审查原则的法理基础其实就是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履行行政上的合理注意义务。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听政上的合理注意义务”贯穿于具体的法律规则之中，同时又超越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上，对行政机关具有法定的约束力。

三、审慎审查原则的法律要求

审慎审查原则的本质是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在作出公司登记决定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问题是，何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本文认为，要结合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予以判断。

从主观方面而言。合理注意义务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以公司登记管理工作为职业的“专家”。在履行职责时应该具有的注意义务；二是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普通“理性人”，在履行职责时应该具有的注意义务。从客观方面而言，合理注意义务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审查职责时，采取措施预防或者制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是指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对行使公权力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在主观上负有职业化标准和专业化要求的注意义务，在客观上负有采取适当措施的作为义务，以预防和制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换言之，如果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但没有注意到其身份或职务上的特别要求，而且连普通“理性人”应注意的事情都没有注意到，由此未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重大过失；如果尽到了普通“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但是未注意到身份或者职务上的特别要求，由此未能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一般过失。但是只要造成了危害后果，不管是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都视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均应当视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公司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和职责决定着公司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定注意义务。在履行公司登记审查职责时，公司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的公司登记审查行为高度负责和密切注意。

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主要有：一是放任危险的发生；对于审查中发现的有损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问题，未依照职权采取适当措施预防或者制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明知是虚假材料却视而不见，或者以符合法定形式为由放任虚假的后果发生；二是从形式上看已符合法定要求，但是一般理性人大都认为材料是虚假的，而未能判断出材料的虚假；至于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时限，或者申请材料所记载的事项不符合法定要求，或者申请材料文书格式不符合法定规范，这首先是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问题；三是形式上已符合法定要求，但是当利害关系人举报或者提出异议时，未能启动核实程序并认真核实，结果未能防止或者制止损害利害关系人权益。

我们应当对审慎审查原则作与其职责和能力相适应的恰当理解，既不能苛求其对一切把关，也不能做任意的狭义解释。总的原则是，根据公司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知识范围和工作经验应尽的注意义务没有尽到，从而导致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严重错误，应依法撤销。

四、违背审慎审查原则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和法定要求，导致公司登记行为违法的，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果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存在真实性问题，则应由申请人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此种规则并非是绝对的：公司登记机关虽然不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是仍然具有“审慎审查”的义务。审慎审查原则要求从主观上有无过错、客观上按照工作人员的知识范围和工作经验应尽的注意义务是否尽到等来判断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正确，并由此决定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公司登记机关未履行审慎审查义务、导致作出的公司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主动纠错，依法撤销该登记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自身亦存在过错的，可以根据《行政许可法》第69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公司登记机关未履行审慎审查义务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不作为或怠于履行义务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但是司法解释和国家赔偿的实践原则上均予以认可。当然，公司登记机关怠于履行审慎审查义务的赔偿责任，与作为行政行为违法情形的赔偿责任殊有不同：一是公司登记机关怠于履行行政义务，其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不具有典型性；公司登记机关在事实上并没有实施有形的作为行为，只是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作为义务或者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故就公司登记机关怠于履行行政义务与利害关系人权利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言，怠于履行行政义务不是利害关系人权利损害的直接原因、而只是成为权利损害原因的一个条件；二是公司登记机关怠于履行义务的赔偿责任应该根据各方过错分别承担；由于公司登记机关怠于履行义务和第三人或者受害人自己加害行为的并存，对于垒部损害结果的赔偿就有一个责任分担问题。故在怠于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是否均由国家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第三人的加害行为存在并直接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或者是有受害人自己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损害结果，将此种损害赔偿责任全部由公司登记机关负担，显然不客观和不公平，故应当相应排除或减少国家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因为有第三人或自己加害行为的存在。就完全免除怠于履行义务机关的赔偿责任，也同样不公平；因为造成损害发生的原因是多方当事人均存在过错，即混合过错。因此，要根据各方过错程度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审查原则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美国违宪审查制起源;特征功效

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当今世界上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开创了西方国家制定成文宪法的先河。并提出了构成美国制度基础的若干宪法的基本原则。违宪审查制便是其中之一。笔者对美国宪法之违宪审查制原则作一考察。仅以求教。

一、违宪审查制的起源

违宪审查制是美国对理论的独特贡献。是美国宪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关于该原则的起源。学者各有说法。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成文宪法中并未对该原则有明确规定。笔者参考了一些资料。以为关于此问题。应从美国独立运动领袖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

在美国建国前各殖民地制定的一些法律中贯穿着两个基本的法律观念。保护殖民地社会的每个人从事他个人愿意做的任何事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得危害社会利益。其间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然权利的观点和具有基督教宗教色彩的原始的平等、自由思想。美国独立运动正是以这种自然权利观和其他民主思想作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斗争的武器。独立战争前夕。1761年北美殖民地最高法院颁布协查令状。允许英国海关人员以搜查走私物品为由。任意闯人北美民宅。引起殖民地人民强烈反抗。马萨储塞州律师詹姆斯·奥蒂斯为此发表的以自然法为论据的著名演说。广为传播。成为反对英国议会立法压榨殖民地的有力武器。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明确地说:“国会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违反自然平等的原则也是非法的……法院必须通过裁决。宜布废除这样的法律。”这些言论可谓是美国独立运动领袖和先驱继承并发展欧洲启蒙思想家自然法观念和分权思想所得出的与英国所谓“议会至上”完全不同的结论。从历史经验看。美国第十五任首法官伯格说。在殖民统治时期。对美国议会立法毫无制约措施。北美殖民地人民深受美国殖民者以议会立法名义强加给他们的压榨。因此深感议会立法并不都是完善的。必须对其加以制约。美国独立宜言起草人杰斐逊说:“政府的一切权力、立法、行政、司法。最后都是归于立法机关。把这些权力集中于同一双手中··…‘由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来集中行使这些权力。并不能减轻暴虐程度,"19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等人积极倡导宪法应规定违宪审查权。他说“对立法权的这类限制实际上只能通过法院的中介来行使。法院的职责就是审查一切违背宪法原意的法案。并宣布其无效。’。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压力。该原则未被写人宪法。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803年马歇尔大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终于将该原则以司法判例形式确立起来。他的著名判词是:“极为明显而不容里疑的一项立论是:宪法取缔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法案。违反宪法的法案不成法律。判定何者为法律。断然属于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从而开创了美国“违宪审查立法”的先例。

二、违宪审查制的基本特征

随着美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繁荣。违宪审查制在实践中日益完善。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均可依据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分别对联邦立法和州立法进行审查。美国实行的是联邦法和州法的两重法律体系。联邦宪法与各州宪法并存。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联邦最高法院取得对联邦国会立法审查权后。州最高法院也陆续通过判例确定了对州立法的违宪审查权。那么最高法院对州立法是否有审查权呢。早在181。年。最高院就在“弗案彻诉佩克案”中宜布一项州法违宪。在“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决1789年《司法法》不违宪而有效。又为自己确立了一项特权:对州最高法院作出的宪法问题裁决进行审查。行使上诉管辖权。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所审查的是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和行政命令。而非国会提交的议案。在美国。国会提交的议案一般须经总统签署后方可生效成为法律。之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美国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司法机关不得千涉立法行政职权。如果允许法院对未生效的议案就作出是否违宪的判断。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控制了国会立法决定权。也使得行政对立法丧失了牵制作用。

第三、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联邦最高法院无权主动审查某项法律和法令。而只能就宪法权利受侵犯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进行审查。即审查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的法律和法令。美国宪法第三条以“案件”和“诉讼”作为界定联邦法院管辖权的标准。最高法院自身解释为要求诉讼以对抗的形式。在对抗的背景下提交联邦法院。才能以司法判决形式解决。而且它的解决不违反对违宪审查起限制作用的分权原则。〔见“韦拉斯特诉科恩案”(1968)]。因此。最高法院不就联邦宪法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它只对“实际存在的”诉讼进行判决。即便是国会和总统主动要求最高法院审查某项法律和法令也无此权。美国传统的司法观念认为。法院主要任务是判决诉讼当事人所提出的争执案件。至于宜布法律或法令是否违宪。不过是判决案件不可缺少的附带工作。

第四、联邦最高法院经审查只能作出“合宪”或“违宪”判决。而不能撤销某项法律或法令。联邦最高法院对某项法律或法令作出“违宪”判决。原则上虽只适用于有关的具体案件。但由于美国实行判例法制度。适用“遵循先例”原则。下级法院在以后同类案件审理中将最高法院判决作为“先例”而以尊重和服从。这样便在实际效果上否定了该项法律或法令的适用。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法院能决定该项法律或法令的存废。因为它是由议会或受托的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并生效的。具有程序上的合宪性。撤销或废除仍需依法定程序进行。而不应由法院在判例中附带地宜布撤销。否则法院行为本身就构成了违宪。

第五、宜告某项法律或法令违宪。须经联邦最高法院2/3多数法官同意。这项特征或者说是规则的确立。说明了违宪审查权行使的懊重性和严格性。宪法在美国人民心中享有祟高权威。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自行推定享有独一无二的宪法解释权。但同时也为自己设置了重大的责任。违宪审查权的行使。实际建立在对宪法相关条款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各大法官学识偏向、处事原则及情感倾向各不相同。又相互独立。难免各抒已见。结论不一。甚至分歧很大。因而从程序上设置2/3多数表决制。可见为公正审判的一种程序性保障。毕竟以2/3的多数来否决也是经由多数投票通过而生效的法律、法令。更符合衡平机制的要求.

第六、经宜告违宪的法律或法令并未完全丧失效力。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后判例中改变意见。均可适用该项法律或法令.这一条特征与第四条特征相互照应。经宣告违宪的法律或法令只要未被撤销或废除。效力就并未完全丧失。而是处于冻结状态。解铃还须系铃人。联邦最高法院若能以新判例旧意见。则等于自动恢复了其效力。众所周知。美国判例适用遵循先例原则十分灵活。联邦最高法院经常自己作出的宪法判例。这是因为美国宪法比较简洁。需不断作出与客观实际发展相适应的新解释。同时由于修宪程序十分繁杂。宪法制度上缺陷很难以此纠正。因而以司法手段或修正过去判例是重要而有效的补救手段。

以上这些基本特点反映出联邦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宪法的最后解释者。拥有保障宪法正确实施的特殊权力—违宪审查权。弗兰克福特法官曾一语道破:“最高法院就是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案例。遍及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对美国宪法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统治秩序的维护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美国权力制衡政策是不允许任何权力过分膨胀的。面对不断受到政界人士、法学家和舆论的质疑和抨击。联邦最高法院很明智地进行自我限制:“一、除非有实际的诉讼案件或争端。法院决不决定有关宪法的争执(见特征之三)。二、即使实际的诉讼案件。亦严格遵守‘政治问题’原则。苟且争点属于‘政治问题’。亦不予受理。”法院这种自我抑制有一些正当依据。包括:"(1)在宪法案件中司法功能的微妙性;(2)建立在宪法基础上判决的相对终极性;(3)需要适当考虑‘享有宪法权力的其他部门’;(4)需要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包括法院的权力分配;(5)‘司法程序固有的限制’〔见‘救援军诉洛杉矶市法院案’(1947),]”总之一句话。违宪审查制基于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产生。但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受限于二者。这也许正是美国法律制度精妙之处。

三、违宪审查制的功效

自从违宪审查制确立以后。最高法院以“严格”的司法解释实现对宪法执行的“有效”监督。通过审判具体诉讼案件。发挥其在捍卫精神方面的特殊功效。尽管人们常以从事“司法立法”为由抨击联邦最高法院。对违宪审查制作用也历来褒贬不一。但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大量判例。遍布美国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从法律功效看。违宪审查制对美国史发展意义重大。美国的宪法是刚性成文宪法。原文仅7条。修正案也不过二十几条。如此简短。竟沿用200余年至今。很大功劳归于违宪审查制的设立。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中动用司法解释权。对宪法中有关弹性条款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深化了其含义。有效地补充和发展了联邦宪法的内容。通过灵活的遵循先例原则将古老的宪法原则与新时代的法律需求联系起来。使美国宪法成为一部不断发展的“活”的法律。当然。任何制度并非万能。违宪审查制不足之处在于它仅是一种事后救济的方式。既无法对法律作普遍的原则审查。也无法受理与制定法律有关的普通公民的诉讼。它只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宪法权利受侵害后才能跳出来主持公道(当然还有种种严格的受理限制)。无法有效地预防违法的危害发生.

其次。从社会功效看。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判例。或表现为民主进步倾向。或表现为保守反动倾向。法律象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本身发展。需要适应杜会发展需要。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社会发展。历任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个人素质有高低、思想观念有差异、政治倾向有分歧。又面临各异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所作出的违宪判例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不仅如实记载了美国各个领域深刻变化。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实际变化。例如:早期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加强联邦权力。促进了自由竞争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干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迎合了垄断时期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