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的监管范文
时间：2023-10-16 10:44:26
私募基金的监管篇1
关键词：私募基金；监管；立法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4-0212-02
1 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
虽然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找不到对私募基金的准确定义，但是在市场中实际上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上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001 年,夏斌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估算出当时中国私募基金达7000 亿元。目前我国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
（1）工作室。
工作室是目前最公开最常见的私募基金。以较有名气的股评人士或研究人员命名的各类工作室大部分负责给客户提供详细的市场操作计划，而且，随着资金量的较大差异 表现为所谓 “金牌会员”、“银牌会员” 等一般地进入工作室所要求的资金量门槛并不高。在深圳，一些著名咨询机构下的工作室只要有 50 万元就可以达成合作的口头协议。 正因为资金量不算太大，一些客户提出了较高的年保本收益率，这一数字目前一般为 20%左右。至于工作室的收入，大多数并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而是由工作室与客户进行交易的证券营业部进行协商，从交易佣金中提取。
（2）券商。
证券公司是最早参与地下私募基金的。1993年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由经纪业务转向一级市场业务，与之相应的是需要定向拉一批大客户，久而久之,双方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证券公司的角色也就顺理成章的转换成委托人。从 1999 年起 综合类券商经批准可以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受托管理现金、国债或者上市证券。从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之后，各券商在这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目前，一些证券公司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中都有相同的承诺，如保证收回本金保证年收益率等。
（3）公司型私募基金。
从1997年以来，更加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以公司的形式出现了，如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以及投资公司。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来自于企业，大多以专用账户的形式存在。在出资额、使用期限、分配等方面都参照公募基金。投资咨询公司能作为 地下私募基金的发起人、管理人，其工作重点也会以目前的公司形象宣传转而向提高所管理资产的利润率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至于监管方面，这部分基金多让大投资者做资金的监管人，重大投资则须经投资人本人同意，因经营业绩相当不俗，这些基金在市场上颇受追捧。
2 私募基金发展的风险分析
2.1 我国私募基金的风险分析
中国的私募基金一直游离于法律、法规监管之外，没有取得合法地位，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首先，我国的私募基金一般以工作室、券商、公司型私募基金等名义存在，在组成形式上与受托理财、集资投资相似，基本上通过私下订立契约而形成，建立在这种非法的契约上的委托关系是很脆弱的，无法控制受托者的道德风险，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法律保障。
其次，国外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段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在目前我国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不完善甚至不存在基金管理人素质不高的条件下，私募基金主要依靠在证券市场上做庄或跟庄获取收益，既影响了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也使其面临的风险扩大。
最后，由于目前国家对私募基金的立法没有正式出台，投资者还面临着政策调整的风险，由于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低，高财务杠杆投资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和社会震荡性。所以，如何加强对私募基金风险的控制和适度监管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2.2 私募基金蕴含巨大的风险
（1）信用风险 。
因为私募基金在法律上还没有正式地位，所以它的投资者与管理者签订的契约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是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资者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
（2）到期无法兑现的风险。
私募基金投资者对管理者使用资金都有一个期限限制，如果私募基金到期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那么，就会像非法集资案一样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因兑付现金越来越多而集资资金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无可挽回的兑现风险。
（3）系统风险。
虽然一些较大规模的私募基金采用了西方基金的做法，有一套监管、运作的方案，而且，迄今为止私募基金的运转从整体上讲还算正常，没有出现系统性的信用危机。但由于缺乏外部监管，加上此类业务本身就处于地下状态，使得基金管理人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行为时有发生。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法律地位不确定，很多基金管理人短期行为严重，经营风格激进，一旦市场大势发生逆转，基金经营的资产质量下降将会引发很多金融风险。
3 国外私募基金监管的经验
目前各国对私募基金的规范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私募基金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二类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形成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私募基金监管法律体系。
3.1 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
美国对私募基金的规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投资者资格的限定。美国法律规定,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所谓“有资格的投资者”是指必须符合《1933 年证券法》的“法规D”,以及《国民市场证券改革法》的有关规定。
（2）对私募基金设立的放宽。据美国《投资公司法》的规定,在美国从事证券投资、证券交易的基金必须向全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登记注册,并且只能设立固定面额证券公司、单位信托投资公司和公开募股管理型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从基金的投资资格、范围、方法、手段等方面予以审查监管。但是对于私募基金,美国的《证券法》却为其提供了“安全港”(Safe Harbor) 条款《 证券法》中的D 规则规定私人合伙投资于证券市场,投资者可以不按《投资公司法》规定的三种方式设立合伙制的投资机构,并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如符合投资者人数的规定或不公开发行证券等,可以免于登记注册《证券法》的S 规则则为外国人的私人证券投资提供了同等优惠的条款,这样美国的私募基金实际上就具备了一条合法的避开金融监管且注册豁免的简便路径。
（3）对私募基金公开发行的限制。美国法律规定私募基金发行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只能在私下进行。因为大众投资者不具备专业分析和自我保护能力,美国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限定的原则,就是将他们严格控制在有自我判断、自我保护和具备抗风险能力的人范围,因此严格限制公开发行。
（4）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做严格要求。根据美国的法律,公募基金必须定期向投资者通告经营状况,包括净资产报表、收入和支出报表等,不得少于每半年一次;向SEC 提交年度或半年度经营报告,汇报主要经营情况,并接受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内部会计制度等。而私募基金则不要求在监管机构登记、报告或披露信息。因为美国相关制度的设计就是以投资者的成熟、理性为基础,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技巧跟基金经理人合作和沟通,监管部门和公众都无须介入和了解情况。
3.2 英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
英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上。在英国《2001 年集合投资发起(豁免) 条例》中, 从传播信息的角度, 对“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进行限制, 将“传播”理解为“被授权人在业务过程中邀请或请求加入某不受监管计划”, 并将“传播”划分为“对某人的传播”和“指向某人的传播”、“实时传播”和“非实时传播”等。在传播过程, 其一般要求提供: 投资者的资格证明、投资者本人的声明和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发出警告及有必要的防止其他非目标人员参与的机制。其对“实时传播”则仅限于由海外人士向海外人士传播关于海外投资的计划, 投资专家, 拥有高额资产的公司、非法人公司组织, 熟练投资者, 信托的发起人、受托人、其他代表和信托、遗嘱的受益人。
英国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定也包含在证券和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包括有1958 年的《防止欺诈法》, 1973 年《公平交易法》,1976 年的《限制交易实践法》以及1985 年的《公司法》等,而1987 年的《金融服务法》,可全面监管投资基金的各项运作环节。但总的说来,英国私募基金业管理宗旨是以行业自律为主,法律的监管居于次要地位。其行业监管体系由三个机构组成:证券交易商协会、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证券业理事会。各个机构都制定有一整套的行规和条例来进行自我监管。不过近年来,英国证券市场监管有了些变化,出现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趋势,但总的说来,与美国相比,英国的法律监管体系还是较为宽松。
从以上私募基金监管模式我们可以知道私募基金在国外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国外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主要靠一些较为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即便在最发达的美国其监管也是很严格的。因为“私募基金”投资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国外私募基金监管的重点：一是对于投资者人数和资格的限制；二是对私募基金发行方法和信息传播的限制。因为私募基金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所以我国的私募基金监管模式应主要向监管较为严格的美国的监管模式学习。
4 我国私募基金监管的立法选择
我国的私募基金目前处于地下状态，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它完全是适应资本市场的需求而自发产生的。尽管时间不长，但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逐步规范私募基金，使其合法化是必然的趋势。借鉴外国经验,再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政府应当加紧制定和完善与私募基金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其有一个明确和恰如其分的法律身份,再配之以严格的法律环境和监督制约,这样既可以顺应市场发展的大趋势、减少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它们的规范运作。具体来说，应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4.1 严格设立管理人与发起人条件
鉴于私募基金的高风险性, 基金管理人的资格应该制订得比公募基金更为严格。作为私募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起码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其注册资本和净资产要达到一定规模, 同时要根据其注册资本和净资产的大小来核定其募集基金的最高限额; (2)具有一定数量的专家型从业人员和固定的经营场所及必要的设施; (3) 要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良好的信誉等。在试点阶段, 符合一定资产规模的, 规范运作了规定年限的, 有成功管理基金业绩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大型投资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投资顾问公司可以作为发起人和管理人的首选。
4.2 确定统一的监管部门
信托业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而证券市场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这就导致当私募基金出现问题后,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行使行政管理权时,存在管理权的交叉或真空地带,在对违规的私募基金进行处罚时,两个部门之间必须花费精力来相互协调。为防止出现多个行政管理部门都管,结果都不管的情况,建议应该明确由一家机构作为行政监管机构。从我国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向看,目前基本上是投资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从监管的便利、及时出发,私募基金的行政监管机构为各级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更为妥当。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私募基金的监督部门,有利于整个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和监督。
4.3 加强对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
监管部门应当要求私募基金定期地不间断地向投资者公开其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增强其经营透明度，并且，定期就其投资情况、资产组合和资产状况向监管部门备案 。
参考文献
［1］夏斌.中国私募基金报告［J］.金融研究,2001，（8）.
私募基金的监管篇2
不过，从客观角度分析，私募基金本身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合理产物，如果以非自由化经济的本位出发去认识这一事物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偏差。换言之，如果我国经济体制对私募基金的接纳与融合存在问题，那么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环境中某些内在机制（例如产权结构）的不适应作用，而不是直接源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缺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证券市场管理高层、投资者抑或学者都很少基于这一前提来评价私募基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导致在私募基金的界定、运作模式、立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缺乏客观性。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如果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s）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旧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5）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6）建立双向交易机制，增加金融投资品种，使得私募基金有可能在股票、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产品所构成的广泛空间中进行操作，并借以提高证券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私募基金的监管篇3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监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国际监管趋势
（一）基金筹集阶段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有时会为基金聘请第三方作为投资顾问，这部分费用可能由基金来承担。同时，投资顾问可能与基金管理机构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与其有利益往来，而这一点未必会向潜在投资者披露。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在事前协商确定基金承担的咨询顾问费用范围，费用超过某一数额时，超出部分由管理机构承担；二是费用发生时需进行披露；三是承销费用由管理机构自行承担（直接承担或者以管理费抵消），也需向投资者披露。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通常希望基金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可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也可以获取更丰厚的报酬。但是基金规模如果过大，投资者的收益率可能会降低。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管理机构及其成员以自有资金投入到基金中；二是管理机构为保护名誉以及和投资者的关系进行自我约束；三是投资者与管理机构约定基金规模上限，并约定如果规模超过上限，管理费提取比例将降低。
（二）投资阶段
复合策略基金可能会有多家基金投资到同一公司中，且各基金在资本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被投资公司经营不善时会产生利益冲突。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先通过合同确定基金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决策过程；二是对冲突部分实行信息隔离；三是发生利益冲突时通过投资者咨询委员会向投资者披露。
当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旗下有2只以上相同或类似策略的基金投资额没有用尽时，会面临选择哪只基金进行投资的问题，通常会有在先基金优先的规定。缓解方法有四点：一是设立投资策略与已有基金重合的基金时，需通过投资者咨询委员会向两方投资者披露；二是披露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交易；三是如果管理机构有在先基金投资优先的惯例，须披露；四是事先约定同一管理机构旗下基金数量上限。
（三）管理阶段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在与被投资公司发生关系时会产生各种费用，费用可能需要基金承担。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前约定基金可以承担的费用范围，并明确费用结构以及应当用基金管理费抵消的费用；二是费用需经独立第三方核实；三是费用发生时要披露。
有时基金管理机构会雇佣其关联方提供收费服务，但在公平竞争条件下，该服务机会可能不会由关联方获得。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前约定哪些服务可以由关联方提供；二是费用交由第三方审核并披露；三是公开招投标。
（四）退出阶段
通常私募股权基金的期限为5-7年，但为了让基金管理机构有更多的时间退出投资，经投资者同意可以延长基金期限。但基金管理机构可能仅为收取更多的管理费而要求延期。缓解方法有两点：一是延期需要投资者咨询委员会同意；二是延期时若要缴纳管理费需要投资者在基金设立时就同意。
有些基金以基金市值为基础计算管理费，管理机构可能有虚报基金价值的倾向。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先约定基金的估价方法；二是约定管理机构报酬的计算方法，披露其报酬并交由第三方审核；三是外部审计。发达市场中的实践是投资阶段以基金总额为基数计算管理费，之后阶段以基金投资额为基数计算管理费。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政策环境
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和定义经历了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股权投资基金名称上的演变，所以法律框架也出现了不同名称的演变，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的法律法规、一行三会（指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通知规定、地方政府法规，现归纳汇总见表1。
我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行业监管
（一）规范股权投资企业的设立、资本募集与投资领域
以私募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并不承诺确保收回投资本金或获得固定回报。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只能以私募方式向具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特定对象募集，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募集人须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及可能的投资损失，不得向投资者承诺确保收回投资本金或获得固定回报。
资本缴付可以采取承诺制。投资者只能以合法的自有货币资金认缴出资。资本缴付可以采取承诺制，即投资者在股权投资企业资本募集阶段签署认缴承诺书，在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运作实施阶段，根据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约定分期缴付出资。
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投资过程中的闲置资金只能存放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等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投资方向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股权投资企业所投资项目必须履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的有关规定。外资股权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投资项目核准手续。
（二）健全股权投资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
关联投资应实行关联方回避制度。股权投资企业的资金运用应当依据股权投资企业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约定，合理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股权投资企业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股权投资企业对关联方的投资，其投资决策应当实行关联方回避制度，并在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以及委托管理协议、委托托管协议中约定。对关联方的认定标准，由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以及委托管理协议、委托托管协议中约定。
受托管理机构为外商独资或者中外合资应进行资产托管。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应当载明业绩激励机制、风险约束机制，并约定相关投资运作的决策程序。股权投资企业可以有限存续。
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为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的，应由在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托管机构托管该股权投资企业的资产。
（三）明确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责
受托管理机构履责范围。股权投资企业采取委托管理方式的，受托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委托管理协议，履行下列职责：制定和实施投资方案，并对所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后管理；积极参与制定所投资企业发展战略，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定期或者不定期向股权投资企业披露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运作等方面的信息。定期编制会计报表，经外部审计机构审核后，向股权投资企业报告；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股权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应公平对待其所管理的不同企业的财产，不得利用股权投资企业财产为股权投资企业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对不同的股权投资企业应当设置不同的账户，实行分账管理。
受托管理机构退任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权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应当退任：受托管理机构解散、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的；受托管理机构丧失管理能力或者严重损害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者利益的；按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持有一定比例以上股权投资企业权益的投资者要求受托管理机构退任的；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受托管理机构退任的其他情形。
（四）建立股权投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定期信息披露规定。股权投资企业除应当按照公司章程和合伙协议向投资者披露投资运作信息外，还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年度业务报告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股权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和托管机构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年度资产管理报告和年度资产托管报告。
不定期信息披露规定。股权投资企业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发生下列重大事件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报告：修改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管理机构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等文件。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管理机构增减资本或者对外进行债务性融资。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管理机构分立与合并。受托管理机构或者托管机构变更，包括受托管理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及其他重大变更事项。股权投资企业解散、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五）完善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程序
豁免备案条件。凡在试点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主要从事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投资业务的股权投资企业，以及以股权投资企业为投资对象的股权投资企业，除下列情形外，均应当按照本通知要求，申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并接受备案管理：已经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备案为创业投资企业；资本规模不足5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外币；由单个机构或者单个自然人全额出资设立，或者虽然由两个及以上投资者出资设立，但这些投资者均系某一个机构的全资子机构。
申请注销备案条件。股权投资企业出现下列情形，可以申请注销备案：解散；主营业务不再是股权投资业务；另行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备案为创业投资企业。
（六）构建适度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适度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建立健全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对股权投资企业实施适度监管。
发现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未备案的，应当督促其在20个工作日内向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备案手续；对未按本通知规定备案的，应当将其作为“规避备案监管股权投资企业和受托管理机构”，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自律管理。组建全国性股权投资行业协会，对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进行自律管理。
参考文献：
1.任纪军.中国式私募股权基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私募基金的监管篇4
［关键词］私募基金；监管套利；默契僵局；统合立法
一、综合化转型与分业监管的冲突产物：私募基金监管竞争、监管纵容和监管套利
私募基金并不是由法律法规确定的法定概念，而是投资业对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投资模式的表述。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各类私募基金都具有区隔于公募基金的特征：资金募集方式的非公开性、投资者的适格性、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和基金的有限开放性等。而从外延来看，私募基金的概念范畴又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国内市场实践中具有明确的立法依据、监管架构和运作模式的，主要是集合/单一资金信托计划、集合/定向券商理财计划、一对一/一对多基金专户管理计划等。这些产品类别的划分，并不是由于产品的性质、投资风格或者风险管理等主要特征有实质性区别，而是分业监管体制下，由于监管区划而由各监管部门及其监管下辖的金融企业创设的同质性金融产品。
因此，在国内的私募基金市场上就出现了三个层次的竞争关系：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竞争；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企业的竞争；信托计划、券商集合理财、基金专户等私募产品的竞争。
分业监管体制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各类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之间存在可以识别的市场区隔，彼此之间在产品特性、市场需求、客户细分等方面都不存在强有力的竞争或者替代关系。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纷纷打破分业经营格局，开始了涵盖机构和产品两个维度的综合化双重转型，［1］导致支持分业监管的市场界限趋于模糊。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分业监管体制的存在，信托、基金和券商还是不能直接适用其他法律来开展对方的业务；但另一方面，各类机构都有业务能力和资质去研发同类型的产品。于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业务模拟”，各家机构分别推出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但由于监管机构的不同，这些产品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监管机构及其指定的不同监管规则，从而产生了市场竞争的公平问题。
有学者对此指出，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类金融理财产品，是金融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监管乱局的源头之一。［2］各监管部门按照机构监管的原则各自为政，在投资金额起点、期限设置、能否保本、能否有固定收益、能否转让流通以及能否跨地区分支机构经营等基本问题上各执一词，既不利于相关业务的顺利开展，更不利于有效监管和投资者保护。
究其本质，私募基金规制现状的混乱源于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竞争、而这种监管竞争，不但其所谓“提高监管效率”的正向激励功能值得怀疑，反而还会导致两大负向效应：一是监管者的监管纵容，二是被监管者的监管套利。
关于监管竞争理论的经典表述是格林斯潘所言“多个监管机构的存在可以促进监管的竞争与创新”。［3］从经济学上来说，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把法律和监管视为政府对市场供给的公共产品。那么完全竞争才能提供最优秀的产品。
然而，问题是在金融监管领域，是否真的存在完全竞争的公共产品市场状态？即使在我国私募基金的分业监管体制下，监管依然是一种垄断供应的行政产品，除非转换企业身份以换取行业准入，否则企业无权自由选择监管主体。但这种转化和准入又存在难以逾越的行政障碍，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信托公司的牌照需要各自监管部门的审批，经营资质和业务范围也因为企业主体身份的差异而受到明确的行政规制。因此，金融企业事实上无法享受到所谓“监管竞争”所能带来的制度选择便利，金融企业的生产要素资源也就无法自由流动而形成真正的公平竞争市场。
与之相反，政府机构监管作为监管垄断力量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道德危害从而导致监管失灵。［4］(2)多个监管机构并不能明显地产生所谓的竞争效率，以至于能够弥补因此造成 的成本。那么，监管竞争的反对者的主要论点即“监管纵容”和“监管套利”，在我国私募 基金规制上又是否成立呢？
就监管机构而言，监管纵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实际上，由于有效实施监管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前提条件，监管宽容问题在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5］分业监管下的制度割据非但不能产生开放性的良性监管竞争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反而可能由于封闭性的恶性监管竞争而导致监管纵容。例如有研究借鉴Kahn and Santos（2004），Repullo（2000），Sleet and Smith（2000）的基本模型，发现高风险证券公司倒闭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巨大的政治成本。这种政治成本使得监管当局只能对高风险证券公司采取过度宽容的监管态度，其决策临界点远远偏离于社会最优值。［6］
反之，监管者为了“短期政绩”做大市场规模，会“竞相降低监管门槛”，以确保所属的金 融企业能获得相对的市场竞争优势。而且，监管机构本身作为受托履行监管职责的专业组织，其行为往往涉及多方利益，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委托关系。在各相关利益者的博弈互动中，监管者的行为并不必然会与既定监管目标一致，既存在着因监管者被“俘虏”导致监管宽容问题，也存在着监管人员利用监管权力寻租、设租导致监管腐败的问题。［7］就被监管者而言，分立的监管体制和多重的金融产品立法，产生了监管套利空间。经典的监管套利模式是遭受较严厉监管的金融机构通过支配监管相对松弛的金融机构而逃避监管。［8］而在我国，由于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机构的主体支配存在障碍，所谓监管套利并不是通过“机构支配”，而是通过“业务模拟”来实现的。在此情形下，监管相对松弛的产品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获得较快的发展。结果就是监管套利空间的存在导致趋于严格的监管效率改进对于监管者并没有短期利益。而经典的激励相容理论揭示了监管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监管激励不足。［9］
但监管者难道不会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市场风险以及自己要承担的监管责任吗？如果监管者能够明智地控制风险，那么，格林斯潘所言“多个监管机构的存在可以促进监管的竞争与创新”不就是可行的么？
二、默契僵局：我国私募基金横贯规制滞后的一个解释框架
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市场秩序的行政保障机制。为了有效履行职能，金融监管必须着眼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市场状态为基准来自我调整和完善。然而，由于理性的有限性、信息不对称、博弈成本等原因，制度供给的实现会呈现一定的滞后性，包括自然性滞后、自发性滞后和自生性滞后。
具体到金融市场，由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和传导反馈的时差性，立法机关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总是存在“自然性滞后”；立法者有时也会主动地保持缄默，为那些前瞻性的市场参与者提供试验甚至试错的机会，从而人为产生“自觉性滞后”。不过立法者在收到迟到的市场信息后修订市场规则，从而弥补自觉性滞后造成的损失；而自觉性滞后并不意味着撒手不管，立法者会对市场动向保持追踪和研究，在认为合适的时机主动行使调控权力。
但这种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行政监管者，成本-收益考量却可能成为扭曲其行动的关键因素，使其未能有效行使调控权力，导致“自觉性滞后”成为“自生性滞后”。所谓自生性滞后，即由于一国决定制度供给的组织系统理念与结构特性而造成的滞后。就私募基金规制而言，分业监管体制正是造成相关制度供给滞后的重要肇因。作为现代法理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素，金融监管者未能有效发挥持续立法和主动执法权能，未能履行应该担负的制度供给的推进职能。
制度的供给不仅会对市场经济主体造成影响，也会对制度供给者本身带来收益和成本。分业监管体制确立以来，“一行三会”监管机构达成了基本的资源分配共识，并拥有联席会议制度作为正常沟通机制，奠定了金融控股监管领域的利益格局。而私募基金的横贯立法必然牵涉到行政监管者权力边界的界定和权力资源的分配。对于制度变革的前景，由于存在监管机构及其权力资源整合的可能性，各个行政监管者都没有足够的收益预期，也难以确定可能承担的风险即由于权力结构再造而可能流失的现有资源，同时也意味着既有利益协调机制的废弃。一般来说，公共部门（或者说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属于风险厌恶者。正如布罗姆（Bromley,1989）指出，“公共决策者经常采取使损失最小化的行动，而不是收益最大化的行动。”［10］在难以明确获利机会的情况下，行政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保持既得利益，除非出现重大危机而有足够的外力迫使其实施变革。
综上所述，行政监管者作为既得利益者明显缺乏推动制度变革的动力。另一个值得探讨问题的是，在制度变迁历程中，除了行政监管者的供给意愿以外，金融企业是否拥有以制度供给为目标的游说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供给的实现效率。而通过收益-成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存在监管纵容和监管套利的情况下，对于我国金融企业而言，私募基金业务已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未来制度供给的边际收益可能出现递减效应，甚至会带来明显成本。特别是鉴于私募基金的特殊性质，立法重点是风险监管，包括管理人注册登记、关联交易限制、信息披露、受信责任等，其在赋予金融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也对其施加了行为约束和责任负担，必然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降低运营自由度。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成本-收益分析，当私募基金统合立法制度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缺乏意愿时，就会造成所谓的默契僵局即形式意义上的供给-需求均衡，但实质上却是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而导致制度更新的停滞。
当然，基于丰富的职业经验和历史教训，监管者和金融企业都可能意识到，可预期的风险很可能超过保持默契僵局的收益，从而构成打破僵局的动机。然而，有限理性模型表明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的是“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11］尤其是监管者面临任期约束和分业负责，而企业经理人受到短期绩效的激励，其成本-收益分析的考量维度并不完整，默契僵局造成的部分长期性成本不会纳入分析范畴。由于既得利益已经达到“满意标准”，监管者和金融企业便失去了进一步追求最优选择的动机，从而维系默契僵局的现实。进一步分析，有限理性所造成的成本考量缺口，主要是公平市场竞争和投资者利益保护，这也正是统合立法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三、私募基金统合立法的政策建议：以基金法修订为契机
对于新的制度供给方案，理论上主要有三种思路：(1)协调监管。有观点认为对于已有的理 财产品应根据其基本功能由人民银行会同“三会”协商确定基本监管规则，报请国务院以行 政法规形式。［2］但次贷危机证明，在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产品面前，基于权 力分散和组织独立的监管体系并不能有效地实施功能性监管。而且这种功能性监管模式不但 效率值得怀疑，也难以系统解决监管问题。(2)统一监管。次贷危机发生后，一些发达国家 准备或正在组建超级监管机构来避免监管套利、监管本位主义和监管宽容。［12］但 要求我国分业监管体制在短期内变革并不现实。(3)统合立法。欧盟2004年《金融工具市场 指令》首创“金融工具”概念，涵盖了可转让证券、短期金融市场工具、集合投资计划单位和衍生品，2006年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合并了原有《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证券交易法》等，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对象，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韩国随后也于2007年7月通过了《资本市场统合法》。
在行政监管处于默契僵局的情况下，回归到统合立法作为制度供给路径，就成为私募基金规制的现实选择。目前，《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处于修订进程中，私募基金将被纳入基金法规制范畴，成为完成横贯规制制度供给的重要契机。建议如下：
(一)厘清法律移植误区，明确各类私募基金产品的信托法律属性
明确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是金融活动有序展开的基础。应通过统合立法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明确划分和适当分配，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在现行法制环境下，我国信托业实行严格的主体资质限制。但从实践来看，券商理财、基金多客户计划与集合信托业务的竞合特性，又模糊了法规上的严格限定性。因此，明确各类私募基金产品的信托法律属性成为当务之急。
与法系内国家的整体移植不同，转型国家是有选择性地从不同法系国家进行法律移植，从而可能出现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法律体系本身所具有的逻辑自恰性、规范系统性、理论完整性都可能受到削弱，从而导致植入国具体制度的低效率和相关法律体系的混乱，不但会造成法律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削弱法律体系建设的有效性。上世纪初，我国模仿英美法系国家导入信托业，但信托业的定位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兼实践问题。［13］《信托法》将信托业排除在调整范围之外，而根据银监会《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银监令2007年第2号），目前只有信托公司能够经营信托业务。可以说，信托法律和大陆法系原有的委托-法律关系并行不悖，直接导致了私募基金法律属性的混乱。但是，如果将信托仅仅定位于信托投资公司从事的信托业务，而否认其他私募产品的信托法律属性，则会出现法律适用的差别，动摇私募基金市场的法律基础。鉴于信托法律的实用性、灵活性和可拓展性，在私募基金统合立法中应该迎合这一趋势，明确各类私募基金产品的信托法律属性。
(二)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圭臬，提升私募基金风险监管水平
1.风险准备金：现行法规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关于基金管理公司提取风险准备金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都规定投资管理人应提取部分基金管理费收入作为风险准备金。《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也做了相应规定。建议立法明确私募基金也适用风险准备金规定，考虑到私募基金的风险特性和超额报酬制度，在提取水平上应该比公募基金高为宜。
2.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是基金风险监管的重点，公募基金已经建立了严格系统的监管规则，而私募基金的关联交易监管相对缺失。建议立法明确私募基金关联交易限制、监管程序及罚则。
3.投资者适格性：从对投资者的资质适格性来看，券商集合理财的起点最低，信托计划次之，基金专户要求最高。这种较大的差异是值得商榷的。三种产品在投资方向、风险水平、监管环境等方面都近似，对投资者的资质要求也应该趋同。因此，为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建议在立法中统一对投资主体身份、个人或家庭资产状况、投资资金门槛的限定，提高到相对较高的水平。
(三)统一重要规则，营造私募基金公平竞争环境
1.监管协调：国务院应协调银监会和证监会，制定我国私募基金市场发展的战略规划，平衡和统一发展全国市场。从保护投资者角度出发，银监会应向证监会的制度看齐；证监会应给银监会监管的机构同样的优惠政策，避免同一产品实施不同监管制度给客户带来的不同风险。
2.基金份额及零售化限制：目前规则差异较大，券商集合无人数限制，信托也放宽松，但基金专户严格限定在200人。《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第七十五条之七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私募）合格投资者不得超过二百人。”这一规定有失灵活性，建议参照现行集合资金信托的规定，原则上有人数限制，但大额投资及机构投资不受此限（如集合资金信托投资额超过300万不受50人的限制，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也不受限制）。
3.异地募集问题：《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在注册地以外的地点开设分支机构”，而券商、基金公司等并无此限制，造成竞争起点的不公平性。尽管2007年3月实施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异地推介信托计划的，应当在推介前向注册地、推介地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省级派出机构报告”，2009年又下发通知“信托公司开展异地信托业务，应向属地局和异地局逐笔事前报告”，原则上认可了异地信托业务，但由于监管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信托公司在异地发行私募基金产品上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无法与券商理财、基金专户等平等竞争。因此，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私募基金产品异地销售的一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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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Legislation for Conflict between Separating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Focusing on Privately Placement Funds Zhang Bo
Abstract: Regulatory competition, connivance and arbitrage deri ve from the confl ict between separating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It hurts competitio n order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in financial market for difference of applicatio n of law to homogeneous privately placement funds in china. To break the tacit d eadlock between separating regulator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tegrated Leg islation is necessary for institution supply and also can overcome separating re gulation system reform problem. By means of Securitizes Invest Funds Law, We sug gest identifying legal characte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vestor interest protect.
私募基金的监管篇5
【关键词】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规制
一、对私募基金进行市场化监管已是大势所趋
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金融大动荡暴露出美国私募基金(尤指对冲基金)经营风险过大的问题,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对私募基金加强管制的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对私募基金进行严格的管制。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国会议员和金融监管部门都不赞成对私募基金采取直接的管制措施,会加强对私募基金的间接监管,尤其是对其债权人的监管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私募基金面临的经营风险。“中科创业”和“亿安科技”等重大违法、违规事件的爆发,引发了证券市场的大“地震”。广大中小投资者损失极为惨重,深深地触动了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神经,切肤之痛使得监管层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让私募基金浮出水面接受监管。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已是必然的选择,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进行规制是极其必要的。市场化监管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趋势,应当承认市场自发选择和私募基金存在的合理性,将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规制置于资本市场发展和提高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大背景之下。
如果不消除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和过度投机行为的制度根源,不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即使赋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也难以有效规制其行为。因此,在赋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的时候,首先应当努力弥补制度漏洞,规范市场秩序,降低证券市场较高的投机收益。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应当“在规范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规范”,规范是手段,而发展则是目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监管政策应吸收市场参与者自发性制度创新中的合理因素,使监管框架更为市场化。在我国这个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上,尤其是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的早期,监管的力度应该超过成熟的资本市场。但是如果对其监管过于严格,部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能会选择继续处于地下运作的状态,这有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的初衷(比如,增强外部风险管理;完善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应当适度监管、注重效率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得以规范发展。
世界各国对公募基金的监管标准要比私募基金严格得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高风险特征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法规时,着重从投资者资格和范围、管理人资格、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以及杠杆手段的运用等方面考虑,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严厉查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减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对整个资本市场造成的震荡。各国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约束主要是利用与其有关的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比如,私募基金内部投资者、管理人、托管人之间的相互制衡;私募基金与银行、交易商和经纪商之间的相互制衡),来约束私募基金的行为。私募基金监管的另一大特色就是,通过行业协会监管以及监管与私募基金有关的各市场参与主体。
二、规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若干建议
我国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的规制应主要放在如下几方面。
(一)在市场准入方面尽量避免新的垄断
监管部门需要审批基金公司的设立和基金的设立。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是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当满足一定的资本金、投资管理水平和信用程度等条件时,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投资顾问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都有资格作为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参与市场,形成充满活力的、多层次的竞争格局。
(二)严格审查投资者资格及范围
各国的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直接约束较少,监管的重点放在确保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有能力并有可能(私募基金必须提供必要的信息)来保护自己。在确定基金与投资者关系时,监管部门应对合同或公司章程加以严格审查。对投资者的监管应着重把握三点。其一,投资者应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即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由于私募基金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因此应该考虑私募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应该规定投资额的下限;对于机构投资者,也应规定相应的投资额和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限。其二,投资者的资金来源应当合法合规。由于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收益保底契约的资金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灰色”资金或非正规资金,即大多是国企、外企暂时闲置的资金,也有部分属于银行贷款,甚至是上市公司的募股资金。因此加强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资金来源的监管,对于抑制其违法违规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三,投资者数量的限制。
(三)加强对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的监管
由于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要比公募的证券投资基金宽松,监管部门不能对其具体投资行为干预过多,因此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一个监管重点就在于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方面。这可以使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了解更多的基金内部信息,增加违约被发现的可能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减少违约事件和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另外,在信息披露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对对冲基金的要求 ,建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向基金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和监管部门报告其大额交易情况。
(四)严格监管收益保底承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保底”承诺有悖于其信托法理,也有违于我国《信托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但在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未确立,社会信托观念淡薄的情况下,市场对于“保底分成”模式有着强烈的需求,收益保底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和合理性。但是合理未必合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保底承诺及其导致的基金管理人的市场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加剧了市场风险的累积,助长了市场投机和违法违规行为。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流行保底分成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当股票市场处于持续的非正常的“牛市”行情,而证券法规不健全和监管不力时,市场存在的暴利空间诱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采取这种模式。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在其私募基金发展之初也有相似的经历,甚至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环境等方面日渐成熟,收益保底模式会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严格监管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本金)保底承诺的同时,应尽快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相关法律制度(包括突破有限合伙制的法律障碍),确立社会信用体系,提高监管水平,加大监管的惩罚力度,有效规制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丰富市场投资产品,推出避险工具,逐步消除“保底分成”模式存在的客观基础。
(五)资产管理与托管的分离以及托管人的独立性
委托人资产管理与托管分离是保护委托人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欧美各国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欧盟成员国均提出了资产管理与托管分离的要求,并对分离后资产的托管问题作了规定。在美国《投资顾问法》的具体规则中也明确指出,如果投资顾问不将委托资产进行托管,而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自己持有,则构成欺诈、欺骗、操纵等行为。我国公募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监督基金管理人运作的作用有限,其主要原因是基金托管人是由基金管理人来选择,托管人的独立性很差,而且托管人出于同基金的业务和利益关联等考虑,往往不能尽其职责,甚至协助基金管理人的市场运作。因此,为了强化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能,必须从立法的角度保证基金托管人地位的独立性并强化其法律责任。为了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除了证券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之外,基金管理人必须接受基金发起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监管。鉴于证券公司与基金之间存在密切的业务关系,以其作基金的托管人可能并不适合,商业银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保证其独立性并强化其监管的法律责任。我国监管部门对公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重点之一就是监管基金资产管理和托管的分离、托管人的独立性以及托管人是否履行了其监管责任,这在我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我国基金管理人挪用客户保证金等现象非常普遍,而基金托管人形同虚设使得基金的内部监管受到极大削弱,基金投资行为的违规性和随意性等特征十分明显,投资者利益缺乏保障。
(六)提高监管水平,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严厉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遏制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以后,仍然会有部分不规范的“地下”基金在运作。除了监管规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之外,还应防止不规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扩张,增加其不规范运作的难度。除了以一定的法律法规规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之外,还应加强对其交易对手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控制其财务杠杆系数,即借款融资的数量应该规定一定的范围,如规定其占基金净值的比例,以控制私募基金的风险。
(七)严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做广告
私募基金的投资者限定为少数、特定、有实力的机构和富人,且有数量限定。为了规范私募基金的行为,保护投资者尤其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禁止私募基金做广告的做法。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1982年的《D条例》第502条规定私募发行禁止以下且不限于以下形式的广告:1.在任何报纸、杂志及类似媒体,和通过电视、广播、计算机的传播进行任何形式的一般性广告宣传;2.通过一般性召集或广告而召开的研讨会或其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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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的监管篇6
关键词：私募基金 发展 法律 信息披露 监管
一、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主要特点及问题
（一）我国私募基金主要特点。
1、出资人多元化、专业化、机构化。2010年之后，机构类基金开始成为私募基金最主要的潜在出资人，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先后获准投资PE，包括上市企业、银行系资金等，市场结构趋于多元化和专业化，市场竞争加剧。
2、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缓慢，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较迅速。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社会信用环境较差、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相对较缓。根据各方面情况可判断出，我国境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总规模远远大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
3、私募基金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呈现出逆势增长的特点，在助推高科技和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市场需求成为推动私募基金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传统企业升级转型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大量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不断涌现。其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和资本市场有机对接，推动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发展。
4、政府积极推动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包括成立各类引导基金和发展基金参与市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风险。政府引导基金以引导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方向、投资行为和投资阶段，扶持创新企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目标，改善了市场的资本来源问题，与社会资本形成互惠互赢。
5、私募基金存在较多的运作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承诺的保底收益率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投资者的利益容易遭受损害；另一方面，内幕交易严重，操纵股价现象普遍，据《中国经营报》记者撰写的《股市被“黑”的一份样本》一文，披露了上市公司与内幕交易的内幕，如募集资金投资问题、坐庄问题等，揭露上市公司董事及第一大股东如何参与内幕交易和操控股价的流程情况。
（二）目前中国私募基金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我国目前的私募信息披露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对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缺失。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向同样的投资者私募信息的披露要求不统一，导致投资者无法得到平等保护；其次，发行人可能会劝诱不合格的投资者进入私募，加大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2、中国私募基金规模较小、品种较少，且金融产品单一，基金缺少足够多的投资对象和避险工具。中美对比可知，国内的私募基金规模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因为品种和规模上的不足，导致证券投资基金在证券市场上未能发挥稳定发展作用，不能实现为国家政府调控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功能。
3、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法规仍处在健全过程中，还不够成熟。目前国内法律中，《证券法》第十条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另外，《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可接收特定对象资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监管的滞后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也是导致国内私募基金运作不规范的主要原因。《证券投资基金法》2013年修订后，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调整范围。
4、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而且没有对应的监管机构，中国私募基金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这也导致在投资过程中信用风险增大。由于缺乏监管，管理人容易为追逐利益而违背道德，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在私募基金交易中频繁发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募基金的良性发展。但随着近年私募基金的迅速发展，政府以及中国基金业协会也开始重视起对私募基金行业的监管，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管理的私募基金信息，要求定期登记备案，以确保相关更新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二、美国私募基金的运作机制
美国私募基金产生于1949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深和各种投资工具的创新，美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迅速，基金的数量和规模每年都以近20%的速度增长，现在已经成为美国金融领域一支成长最快的力量。[4]
一般来说，美国的私募基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基金，主要利用各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进行不均衡套利活动。通过收集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一国的宏观经济变量是否偏离均值，从而对目标国的股市、汇率、利率进行反向操作，获取巨额收益。宏观基金的代表是索罗斯领导的著名的量子基金。第二类是相对价值基金，通过投资相关证券的相对价格，使用高杠杆操作，赚取收益。最著名的相对价值基金是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
美国法律对于私募基金投资人有明确要求，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所谓“有资格的投资者”，是指个人投资者必须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证券资产，并且最近两年的年均收入高于20万美元；法人机构投资者，其机构财产至少在100万美元以上。
美国关于私募基金的相关法律主要包含在1933年颁布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内，这些法律构成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其中，1933年的《证券法》对证券做了相对宽泛的定义，将私募基金份额归类于证券，所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法院理所当然成为私募金的监管机构。《证券法》第17条确立了反欺诈的一般原则，禁止在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中的欺诈行为、重大虚假陈述和隐瞒，并对其中的犯罪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
另外，私募基金还受到各州《蓝天法》的监管。其中，美国《投资公司法》对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做出明确规定，私募基金必须向投资者公开关于运用信托财产的投资策略和投资内容的文件资料。
三、中美私募基金行业的对比分析
（一）行业规模和定位不同。
规模方面，美国的私募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九万多亿美元，只有两千多家管理了私募基金，平均管理规模达三十多亿美元，行业集中度较高。而中国的私募基金行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共两万多家。目前，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呈现“全民私募”的趋势。
行业定位方面，美国私募基金行业被誉为华尔街王冠上的明珠，是一种超越投行和共同基金等传统金融机构的高级金融业态，在金融领域占有极高地位。在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已基本被定位为次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初级金融业态，而且有不少私募登记机构在登记完成后就处于“失联”状态。
（二）分类和业态不同。
美国大体上将私募基金分为宏观基金和相对价值基金，并且，私募基金主要集中在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中国是按照投资标的的不同对私募基金进行分类，目前，基金业协会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创投基金管理人等类别。
在业态方面，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等二级市场现货，定期开放，运作模式类似小型的开放式基金。而这种业态在美国属于公募基金的一种，而非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则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基金品种，所有不在二级市场投资的私募基金均被划入私募股权基金的类别。
（三）投资者不同。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报告显示，美国的个人投资者投资规模达到0.74万亿美元，其他主要投资者包括政府养老金、企业养老金、基金会、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等。所以，在美国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长期资金。中国的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虽然法定条件高于美国，但是投资者结构呈现散户化、短期化的特点。私募基金主要通过银行、券商、信托、第三方销售机构等渠道销售，导致私募基金的持有人高度分散，以个人投资者为主。
（四）监管侧重不同。
美国金融监管整体上实行功能监管，牌照管理，只要是私募基金的管理人，都要接受美国证监会的监督管理，杜绝了监管套利。美国对私募基金行业的监管重点在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而且，美国证监会的监管重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所有募集的资金都要接受证监会的监督，从而控制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中国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仍处于初期阶段，监管体系不够完善，不同机构的监管标准不一，存在套利空间，监管部门的主要重点在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非法集资风险。
四、对中国私募基金发展提出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因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投资者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不仅投资者的专业素质要低于发行人，而且在非公开发行的过程中，发行人相比投资者而言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通过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达到保障投资安全的目的。同时，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地防止私募基金等违法行为。
披露制度的制定应该向投资者倾斜，以反欺诈为核心，并且对于信息披露欺诈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突出民事责任，从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防范此类行为。
（二）健全完善相应法律法规。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3年修订后，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调整范围。2014年2月7日，中国基金业协会根据法律授权正式启动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工作，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在法律上正式得到确认。基金业协会也开始对中国私募基金行业进行统计监测。
法律制度的设立应该更加侧重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身职业条件的审核以及投资行为制定明确要求，对于私募基金具相关违法行为的惩处措施进行明文规定，一旦发现欺诈、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
（三）加强建立私募基金监管体系。
尊重市场规律，监管部门在实施外部监管的同时，也应尊重被监管者的利益。通过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完善私募基金的治理结构，对于投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并且充分调动和发挥私募基金自身的积极作用，将外部监管与内部管理有机结合，共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在此方面，中国基金业协会应充当主力军，对私募基金的运行过程、资产情况等进行及时监督和评估，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四）建立健全私募基金评级体系。
通过对私募基金进行评级，投资者能够更加直观地判断基金管理人运作资本的能力以及投资资产的安全程度，这也弥补了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缺陷。此外，评级体系也能够促进企业重视自身的经营管理和资金运作，规范私募基金的运作程序，以拓宽发展空间，形成良性的行业内竞争体系，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成长。
在私募基金存在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评级机构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做出评估，以供投资者选择参考。在评判标准制定方面，基金的流动性、安全性等指标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本文认为，目前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与私募行业已相对成熟的美国相比，中国私募仍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内幕交易、信用危机等问题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中国私募基金的良性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该重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使该行业的行为程序规范化、合法化，坚决抵制违法行为，利用法律武器规范私募基金的运行操作，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监管部门应该对私募基金进行及时的监管，对私募基金公司的资金流向、资产结构和信用等级进行有效的测定和评估，达到控制风险的作用。虽然目前中国的私募基金现状仍有很多缺陷，但是，相信通过市场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制度与法规的不断跟进，中国私募基金行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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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清华.论我国私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J].中国法学，2014（5）：149.
私募基金的监管篇7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体制的研究，结合私募基金监管的国际经验借鉴，分析出当前我国私募证券基金面临分别来自政策层面、监管层面和运作层面的障碍,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监管 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基金相关概念
（一）私募基金的分类
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募集方式募集，投资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资金管理方式。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可将私募基金分为两类，一类是私募股权基金，一类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中，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非上市企业股权，基本是采取有限合伙制企业形式进行管理；私募证券基金投资于二级市场证券，其中运作规范、定期公布业绩的被称为“阳光私募”，当前的运营方式主要是通过信托公司发理财产品，集合符合资格投资者的资金来进行理财（见图1）。
私募基金（包括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在投资策略和运作方式上与公募基金（共同基金）有诸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大型机构和富有个人，投资起点较高；私募基金一般采用封闭式，不上市流通。在封闭期间投资者不能随意抽资，封闭期限较长（私募证券基金通常为1至2年，私募股权基金通常为5至10年）；组织结构比较简单，较多地采用有限合伙制；投资组合得以豁免披露义务，操作具有较高灵活性；采取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除固定管理费外，会收取一定的投资利润作为奖励。
我国的私募证券基金与海外的对冲基金相比，从投资策略、运作特点、免于披露、激励机制都非常类似，在研究监管与发展时可以将二者近似等同。二者区别主要是，我国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范围较为狭窄，局限在股票和债券领域，尚未投资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此外，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未建立做空机制，无法发生实质的对冲行为，由于配套政策和对应税收安排的不完善，国内证券私募基金通常采用公司制，而非有限合伙制。
（二）私募基金的运作体制
私募基金的运作体制主要是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有限合伙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迅速普及，并成为私募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在1980年，风险投资行业规模45亿美元，合伙制基金占40%，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份额增长到80%以上。合伙是一种非正式的企业，其最大优点是经营管理上的灵活性，它没有任何法定的经营程序，合伙人可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对合伙有直接控制权，而不必像公司那样设立独立于股东会之外的董事会等专门机构来管理、经营企业的业务。
在美国法律体系里，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GP）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LP）以其投入的资本为限承担企业的负债。有限合伙企业自身不是纳税主体，税收责任分摊到各合伙人，由合伙人分别缴纳相关税收。如黑石集团便是这种结构。另外还有一种变形，为有限责任合伙（LLP）企业，在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较为普遍，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也不是纳税主体，收入和费用直接分摊到各合伙人。
美国的有限合伙企业甚至可以上市，但在我国，合伙制企业不但不能上市，而且不享有国际上普遍针对合伙企业的税收成本优惠，而我国采用公司制还可以在部分省区享受到政府引导资金配资的政策优惠，因此，在我国的私募基金当前大多采用公司制运作（见表1）。公司形式的最大优点是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但股东必须为这样的有限责任付出代价，不能直接插手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公司的收益要缴纳两次所得税。巴菲特的伯克夏哈撒韦公司便是这样的组织形式。
2007 年6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一次确立了“有限合伙”这一组织形式在我国的合法地位，为民间私募基金提供了发展机遇。如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避免了双重征税，使我国私募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可以合法享受免税优惠，但仍存在一些法律欠缺，影响了可操作性。如私募基金公司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未建立与普通合伙人对应的个人破产制度、私募证券基金公司无法作为法人开户等。
当前我国私募证券基金发展面临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私募基金蓬勃发展。1988年全球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不足420亿美元，到2006年底已接近2万亿美元，18年时间里，基金规模增加约40倍。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刚估计，至2007年，我国私募基金总量约8000亿至9000亿，其中私募证券基金约5000亿。
我国“阳光私募”始于2006年，经过3年发展已达近300个信托产品，单个私募证券基金管理资金规模5000万到愈10亿不等。在民间我国的私募基金以委托理财协议的形式悄然发展，未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逐步形成和民间“专家理财”意愿的增强，私募基金将成为流动性的重要载体。然而，在行业高速发展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遇到了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始终没有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没有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从而阻碍了私募基金的有序发展。
（一）政策层面：《证券法》未提私募而借《信托法》曲线运作
我国私募基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障。《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法》、《信托法》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的含义、资金来源、组织方式、运作模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目前，我国民间私募基金协议双方是典型的委托理财关系，而对这种委托理财业务是否合法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该理财方式和理财协议的合法性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合作双方在此合作关系中都面临一定风险，如果对方违约，任何一方都很难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例如，如果委托人到期不按照协议向投资管理人支付投资咨询费或投资收益分成，投资管理人可以采取的措施非常有限。另外，如果投资管理人从事为他人锁仓、拉抬，以及其他不正当投资行为造成损失，委托人也很难了解其中内幕，追索投资损失。
实际操作中，采用这种方式的委托双方通常有一定的私人关系，对对方个人有一定了解和信任。因此这种合作方式是建立在相互了解信任和签订君子协定的基础上，很难大面积推广和发展。私募投资机构直接进行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存在两个问题：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和过高的税收成本，目前国内合法经营的私募基金基本借助《信托法》进行私募证券投资。而这样安排，对私募证券基金来说是绕了圈子，加大了交易成本，对于监管者而言则是增加了监管难度。
（二）监管层面：接受银监会监管而非证监会监管
在国外，私募基金统一由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管理，在美国是备案制，我国香港是发牌制，即颁发一个投资管理的牌照。每个私募基金拥有两个持牌人就可以替客户管理产品，与内地具备资格的保荐人推荐上市公司类似。持牌人需要通过证券管理方面和法律方面的专业考试，同时也要具备一定年限的理财经验，最终由香港证监会决定是否颁发。在香港注册一个投资管理公司，拥有两个持牌人就可以募集私募的资金。
而在我国，由于《证券法》的空白，集合理财又违法，私募证券基金主要通过信托平台来进行运作。从法律上讲，实际上受托人并不是这些私募证券基金，而受托人实际上仍是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聘请投资顾问，私募基金公司以投资顾问身份参加管理。由于信托公司的监管部门是银监会，因而这些阳光私募实际上是由银监会通过信托公司来监管，遵照《信托法》及相关部门规章（见图2）。
私募证券基金的本身属性是投资以股票为主的证券，但目前又归属银监会监管，银监会的监管框架更适用于间接融资方式下的低收益低风险金融产品，而对于股票、证券乃至未来的股指期货这类直接融资方式下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及衍生品，并不合适。近期银监会提高了信托理财产品的门槛，主要是出于对风险的考虑，但沿用银行管理的方式管理私募，在监管体制上的不适应进一步显现。
2007年1月，银监会根据《信托法》制定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提到，“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和“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这两个条件较以前的门槛有所提高。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是有充分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设定100万的门槛是合理的，但人数减少至50人，在方便监管的同时却给基金的募资与规模带来诸多不便。比如早期一期就可以发200份，开一个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就可以，现在如果是自然人就需要化为4期，每期都有一个独立的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银行和券商的对应工作量加大，并且增加了交易成本。当前私募证券基金已接近300家，私募证券行业整体增加额外成本的同时，监管部门也更加难于监管。私募基金是资本市场中的一类重要的投资者，但从证监会的角度还是重视不够，基本把全部力量都放在公募基金（见表2）。
（三）运营层面：无法开立独立账户，信托通道费用过高
目前私募证券基金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固定管理费部分与浮动业绩报酬部分，其中，固定管理费收费标准通常为客户委托管理本金的1.5%，其中银行托管费0.25%，信托公司通道费1%，私募证券基金自身只能获取0.25%；浮动业绩报酬一般是私募证券基金与客户二八分成，所获取利润中私募证券基金占17%，信托3%，投资者80%。信托提供通道服务的同时，收取中介总利润中2/3的固定管理费，和15%的浮动业绩报酬（见图3、4）。
无法开立独立账户可能带来的管理风险和税收问题。通过信托公司平台，每个信托产品都可以单开账户。单开账户的好处是投资者自行交税而不在信托公司交税，企业所得税交25%，而对于个人投资者是免税的。倘若不借助信托公司平台，根据现行法律，私募证券基金等投资咨询公司在交易所只能开立一个账户，如果把投资者的钱和自有资金混到一起，首先是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即便双方处于信赖关系，资金安全也存在隐患，如同券商保证金和券商自己账户不分，一旦挪用对投资者而言是极大的风险。
如果采用联合设立公司的方式，投资者都以股东身份进入，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不便，一旦发生赎回或认购，对公司来说就是增减资，工商处理非常麻烦。同时，资金进入投资公司账户后，就会产生税收问题：按国内税率，公司账户需要交25%的所得税，给机构投资者分红时还要交20%的分红税，对于私募证券基金而言盈利的压力巨大，会促使其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进而带来市场的整体性风险。
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单开多个账户，基金账户和基金公司的账户是分开的，每当募集一个新的基金就可以开立一个新的基金账户，与需要交纳所得税公司的基金公司账户不同，托管在银行的基金账户是不必就地交税的，如果是个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解决我国私募证券基金生存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政策层面：立法为私募基金正名，加快发展FTF
相对其它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坚硬遗产，基金业是最贴近市场化，也最易于产生改革成果的领域。私募证券基金作为资本市场投资主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应当被提倡。当前私募证券主要面临的是政策束缚，公募基金垄断不是建立资本市场投资系统的初衷，因此，需要通过政策支持来加快私募证券基金的发展。
首先，需要在法律上给私募基金正名，近期进行修订的《投资基金法》应考虑将私募基金纳入合法的市场投资机构，界定其含义、资金来源、组织方式、运作模式，以为今后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其次，《证券法》事实上已为其它证券参与者预留了空间，国务院证券管理机构认可的机构就可以做资产管理业务，只要国务院直属证券监管部门―证监会发文给予其私募合法地位即可。再者，政策层面应大力发展建立FTF（Fund to Fund，基金的基金），应鼓励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这类国有大型投资机构委托私募管理资金将一定比例资金配置给公募基金之外的私募基金，以专业管理能力和良好业绩为评判依据，通过资产组合和基金考核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而不应因私募与公募的形态不同而有所歧视。这不仅对培育多元投资体系，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有重要作用，而且通过投资多元化，本身就能够平抑市场波动，稳定资本市场发展。
（二）监管层面：证监会试点并发放牌照，逐步规范私募市场
在监管主体的选择上，基于私募基金的本质属性和灵活多变的投资特点，当前比较适宜的做法是确立证监会为主监管机构，在此基础上根据私募基金的投资领域加强各监管主体的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发展进程以及混业监管协调的演进，进一步考虑是否适宜由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统一监管对冲基金。
监管的短期目标应将监管主体置于证监会监管范围内，以事前监管为主；中期目标是通过证监会发放牌照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建立，使私募基金阳光化，阳光基金制度化；长期目标是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建立金融政策协调委员会，在其框架内延伸监管的品种与加强机构间的协同，随着私募基金业的发展与多元化，发挥事中监管的作用，应对金融混业经营局面，更全面地掌握私募基金信息，从而保证国家金融安全、保护投资者并完善资本市场。
私募证券基金近3年来发展较快，银监会监管中由于属性不同带来管理上的一些不适应已经出现，因此综合来看，由证监会发放牌照是一条具备可操作性的路径。从目前政策环境看，证监会已允许公募基金进行私募式运作，考虑到私募证券基金通过近几年通过信托公司通道运作已具备了良好基础，相对便捷的办法就是由证监会提出相应要求和规范意见，择优选择一批阳光私募进行试点，将运作规范、业绩良好、规模较大、经过长期检验的阳光私募通过考核颁发牌照，纳入证监会监管范围。如果说银监会监管的信托是预备队本科生，那么证监会监管的阳光私募就是研究生，阳光私募每个月公告一次净值，社会监督较强，由证监会统一监管的私募可以享受公募待遇。
监管框架需根据产品特点与运作原理设定，在制定具体的监管政策时，应避免与共同基金监管同质化。在监管初期，本着培育市场的思想，不宜对监管条件要求应避免繁琐，在牌照发放的方式上，可以直接将牌照发给公司，在事前监管设定认购条件时，可设定最低投资额，同时可借鉴不控制认购者的人数。私募证券基金发一个基金即可，客户资金都在一个账户上，也便于监管。
（三）运营层面：在交易所开立基金账号，降低税收与交易费用
给私募证券基金发放牌照之后，就可以在交易所开立基金账户，独立于公司账户，证监会批准后交易所批一下私募基金能够与公募开立同样的账号即可。单设的基金账户首先解决了双重征税问题，只要交易所同意开户，开一个不同于私募基金公司的基金户，就会享受公募基金的待遇。另一方面，一旦在交易所开立独立账户，私募证券基金的运作也进入了良性循环，开户银行和券商都会主动上门，因为有托管费，券商也会乐于服务，因为有交易佣金收入，私募证券基金不必再依托信托公司，缴纳高昂的通道费用，显著降低的成本将使私募证券基金得到更好的发展，降低的运营成本可以转化为更完善的研究和内控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发挥其资源配置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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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的监管篇8
不过，就在公募基金受到普通投资人热捧、资产规模突破8000亿元之际，若干公募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却悄然离开公司，转而加盟私募基金，其中就包括业内闻名的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经理肖华。近来，又有建信基金公司研究总监蒋彤、长盛基金基金经理闵玉与原中金公司的李刚组成铁三角加盟某知名私募基金的消息传出。嘉实基金的基金经理刘欣、易方达基金的梁文涛据说也已加盟了私募基金。私募基金行业因为这些公募基金的精英加入，突然之间备受注目。
私募基金暗潮涌动
某私募基金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其利益机制。公募基金以是否跑赢业绩基准作为衡量其优劣的标尺，而私募基金则追求绝对收益。对公募基金来说，其利润来自于管理费，收入和基金规模成正比，因而基金公司的动力在于做大基金规模。而私募基金的收益则来自于绝对收益的部分，获利部分通常由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八二分成，亏损则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因而从机制上来说，私募基金的动力在于获取超额收益，公募基金的动力在于做大规模。也正因为如此，私募基金存在以风险博收益的内在激励机制。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其正名，国内私募基金长久以来行走于“灰色地带”。由于缺乏托管制度，只有极少数私募基金有能力凭借自己良好的信誉，向企业或个人定向私募资金，并成立基金；而大部分私募基金则是以账户管理的方式生存，资产仍然在客户的名下，私募基金只拥有账户管理权。这两种方式均建立在双方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并没有任何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私募基金选择和信托公司合作成立信托项目，私募基金则作为信托公司的投资顾问。某信托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项目资金中的一部分为私募基金的自有资金，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形成投资顾问、信托公司、托管银行、交易券商四方监督机制。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防范私募基金的道德风险。投资者获得收益部分的80％，另20％则由私募基金和信托公司按照协定比例分配。该人士同时表示，目前这种信托产品实行向银监会备案制，投资者对其认同度比较高。
私募基金规模不断壮大
除了本土的私募基金外，目前也有部分国际对冲基金借道QFII或者其他方式进入A股市场。
“对冲基金卖空A股的方式，通常是从QFII处借入一定数量被它们看空的股票，将其卖出，等待股价下跌，然后在较低价位重新买进，偿还经纪商并获得差额利润。但是由于当前内地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对冲基金在大陆一时还无法施展拳脚。现阶段，它们的主要操作对象还是香港的中资股。”对私募基金颇有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此前曾对外披露过海外私募基金进入内地的一些操作手法。
英国《金融时报》对那些进入A股市场的对冲基金也曾有若干报道。文章称：“一些对冲基金公司涉嫌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快速上涨的股市中从事交易活动。因而亚洲市场最大的对冲基金投资者，比如KBC、Sparx等较为保守的养老基金，由于担心对冲基金进入A股市场所面临的政策风险，所以选择回避这些投资于A股的对冲基金。”
近几年来，全球对冲基金的总体数量急剧增加。2005年，美国通过一项新的规定，允许养老基金等较为保守的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对冲基金。此后，对冲基金的规模迅速扩张。据悉，目前全球对冲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随着对冲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所带来的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威胁力和破坏力也在不断增大。
在不久之前召开的G7会议上，七国集团在肯定对冲基金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的同时，也同意目前对于对冲基金潜在风险的评估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表示，目前对冲基金里面存在大量的场外交易，它们完全绕过了市场机制，脱离了监管的控制范围。而且其交易越来越复杂，一些结构型产品把很多的投资工具联系在一起，不仅没有透明度，而且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骨牌效应。
而这一点，也是国内监管机构所担心的问题。对国内私募基金合法地位的肯定，以及相关监管制度的研究，在风生水起一年多以后，直至今日仍无实质性进展。而与此同时，私募基金仍在市场中大范围活动，且规模不断壮大。
私募基金所获取的高额收益以及基金管理人所能获得的高额管理费成为其巨大的推动力。据某业内人士透露，2006年牛市期间，公募基金经理收入最高的是几百万元，最低的大约只有20多万元，而私募基金经理个人收入超过千万元的则大有人在。激励制度的差异，促使更多优秀的基金经理走入私募基金行列。这也是欧、美等金融市场的普遍趋势――对冲基金行业中聚集着最优秀的一批人。
何时给个合法地位
在既成事实面前，是否给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地位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证监会1月召开的“两法”座谈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正庆表示，现在证券市场形势虽然好转，但是越是好转，越要重视依法加强监督管理。他建议，现在要加以研究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问题。
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最近的研究报告中，也对私募基金的政府监管和发展提出了八项具体建议，报告指出应明确私募基金合法地位。这份报告建议，我国对私募基金的政府监管可以遵循三大原则：一、明确私募基金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合法性及其地位，既不能一律封杀，也不能放任自流；二、明确私募基金的特色和优势，通过政策鼓励和发展它的特色和优势，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优化；三、明确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重点和方向，避免使私募基金与共同基金趋同。
在监管思路上，国内专家的看法和国际潮流是一脉相承的。深交所在报告中提议，应通过禁止私募基金从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小投资者那里吸纳资金，保护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通过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范围，避免私募基金风险扩大化、普及化和公众化。将私募基金监管的重点放在限制私募基金投资者资格和数量上，以及私募基金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上。
比如，美国证监会对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按照规定，对冲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必须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证券资产，最近两年平均收入最少在100万美元以上。只有资产在2500万美元以上的机构才有资格投资对冲基金。
一般而言，对冲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签订《合伙人协议》后，除了给投资者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回报率外，基金经理人要求很大的自由度，投资过程和投资策略高度保密，投资者很难获取有关信息。这种信息披露的特殊性为监管出了难题，监管部门很难定出一套有效的制度进行监察、评估及管理其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