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演讲范文

莫言获奖演讲篇1

莫言与周刊颇有渊源。2007年9月，莫言到山东省图书馆做客“大众讲坛”，本刊副总编辑解永敏前去采访。当时，省内多家媒体记者在那里等着采访，莫言还要去国外，时间特别紧，演讲完就得立刻回京。莫言便邀请解老师一起帮他签名售书，顺便采访。

就这样，在签名售书、上厕所的间隙，采访顺利完成。几年后，说起这事，莫言开玩笑道：“你是在厕所里撒着尿采访了一只兔子。”

之后，莫言与周刊的关系密切起来。2012年年初，莫言获得《齐鲁周刊》主办的“齐鲁十大精英人物”称号，受邀到济南参加颁奖典礼。颁奖之前，我和解老师陪莫言去爬千佛山。虽是山东人，但济南对于莫言来说相对陌生，多次前来，都是过客，这是他第一次去千佛山。

一路走着，莫言讲述最多的，还是文学、文坛。到了兴国禅寺，莫言好久不说话，后来在书法家蒋维崧题写“舜典”的碑刻前驻足许久，直叹字好，气大。解老师说他的字也写的不错，博客里留的左手书法很有味道，他说没练过毛笔字才用左手写，如果用右手写那看上去和钢笔字就没有多大差别。

我的电脑里还有莫言站在千佛山顶，俯瞰济南城的照片，颇有风度。大作家小眼一眯，仿佛通晓古今。莫言接受“齐鲁十大精英人物”颁奖时，我们所写的上榜理由中有一句话：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作家。没想到仅隔十个月，莫言便真的成为诺贝尔奖得主。

那一年年后的正月十一，我和解老师前往高密，再次采访莫言，请他谈“高密四宝”。两天时间，他谈了很多，也很本色地聊小时候和伙伴们偷瓜摸梨的事，以及小时候怕自己长得丑找不到媳妇的事。吃饭时，见他吃得特别兴奋，解老师和他逗笑：“莫言老师，你的胃口真好！”他笑笑说：“小时候没这么好的东西吃，现在有了就得好好吃。为等你们吃这顿好饭，我可是留了一天多的肚子啊！”

高密到处是莫言的痕迹。位于高密一中校园内的莫言文学馆，收藏了大量与莫言有关的照片、杂志、书籍。馆长毛维杰多年来不辞辛苦，从北京莫言的家里把一摞摞杂志运到这里。我们就餐的饭店，主打红高粱文化，莫言左手写的书法作品挂满墙上。

那年10月，莫言获诺奖后，我再次被报社派往高密采访。那时候，高密成了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宣传部的朋友们忙得焦头烂额。我坐上一辆班车，前往莫言的老家高密东北乡平安庄，在他的旧居里参观。院子里种有一些胡萝卜，一个中年男人拔起一根胡萝卜，擦干净塞进兜里，大言不惭道，“这可是莫言家的萝卜啊。”被在场的媒体同行写进报道，一时间，莫言家的胡萝卜成为焦点。

紧接着，一年一度的红高粱文化节开幕，我和解老师又前往高密。此时的莫言，和以前大不相同，文化节现场，莫言发言后参观工艺品展览。无数人前呼后拥，有的摊位被挤倒了。忽然想起《笑傲江湖》里的一个镜头，任我行独霸天下后，逐渐享受到当年东方不败所享有的膜拜，令狐冲远远看着，觉得自己离剧中人是如此之远。

最近一次见到莫言是在扬州。今年3月21日，我与马军、刘子亮三人赶往扬州鉴真图书馆，莫言几乎和我们同时到达。在第二天的“扬州论坛”演讲中，他谈了自己与星云大师的交往，以及对佛教的看法，并痛斥当今社会的人性之恶。演讲前夕，我们去拜访他，给他带了专门制作的莫言相册。他谈起了两年前的济南往事，问了周刊的现状。得知2014年是《齐鲁周刊》创刊15周年，他把我们带到房间，为本刊题写“在这里阅读齐鲁”。

此时，距离他获诺贝尔奖已有一年多，但诺奖效应仍在发酵，莫言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演讲时，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当莫言步入会场，几百人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他朝观众席挥了挥手，然后低头疾走。他的手不自然地摆动，右手握住拳头往下按去，嘴巴一抿――好像有些微的紧张，他在给自己打气。

莫言获奖演讲篇2

反对者质疑莫言获奖实际上“功夫在诗外”，甚至批评诺奖委员会嘉奖中国官方作家，是基于政治因素上的考量。莫言自己则强调：诺奖授予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他在新闻会上表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 家。”在被记者问到对中国新闻审查的看法时，莫言说自己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限制和检查。他说自己申请签证要受到检查，坐飞机出国要被检查，甚至得摘掉裤带脱掉鞋子接受检查，但莫言说这些检查是必要的。由此，莫言说到新闻审查的必要性。他认为新闻审查中国和外国都有，只不过新闻检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他说只希望新闻审查有更高的标准，不违背真相的内容不应该被审查，造谣和诬蔑都应该被审查。面对瑞典记者提问，莫言否认自己说过躲避新闻审查有利于写出好作品的话，他说那是媒体报道有误。但他表示：“我要说句真心话，如果一个作家认为自由状态下必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是幻想；反过来，作家在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状态下必定写不出好作品，也是假话。”莫言说，自由与否关键在于作家内心是否自由，看作家自己是否能够超越政治、超越阶级而写作。

此次莫言“诺奖效应”对于文坛、媒体乃至政坛的震撼，是以往西方作家获奖时所不能比拟的，纷纷攘攘的热闹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势力皆高调地站出来表态甚至政治站队。笔者倒是觉得，此时此刻，仔细品味莫言诺奖加身后的诸多“语录”，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可圈可点。

笔者拜读莫言著作，除了佩服莫言“走钢丝的能耐”外，再就是觉得他的黑色幽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鞭鞑，甚至超越了某些所谓“体制外”的自由作家。就算莫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作家本人的一些作为也看似是在“迁就现实”，但莫言绝对是以其作品说话的一流作家，他是用小说来说真话。莫言的小说题材敏感、反思尖锐、特立独行、语言犀利、想象狂野、叙事磅礴、智慧非凡。

莫言获诺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莫言说：“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八十年的《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毫无道理。”莫言形容自己生活中是一个懦弱的好人，他说自己甚至连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有记者询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语录，好个意味深长。

在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历史上，萨特是法国共产党员，肖洛霍夫是前苏共党员，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南美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都是公认的传世经典。台湾作家龙应台对莫言获奖的感言是：对权力的抗议有很多种，有的是“细水长流”，有的则是“风风火火”。为此，龙应台呼吁“最宽大的空间”和“最宽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是同个模式、同种选择。莫言在其长篇小说《酒国》里，为人物丁钩儿写了一句墓志铭：“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发表演讲时对于外界的非议和质疑，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说到前苏联作家与诺奖的情缘，简直就是一部苏联历史回忆录。20世纪俄罗斯先后诞生过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普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其中只有一人即萧洛霍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对比之下，其他4位文学家则受到当权者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曾长期被囚禁于西伯利亚前苏联劳改营。而《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诺奖经历，更是一出文化专制下的悲剧。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年即颁发《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见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学和出版社管理总局，全面展开对新闻、出版及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检查。回顾苏联历史上控制人民思想意识的机构先后有：捷尔任斯基始创的特别委员会（契卡），后有格帕乌（政治管理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苏联的文艺政策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歌功颂德者，可以享受优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政见者则被关押或流放。

思想、言论和出版备受压力之下，苏联知识界，逢迎权势者有之；爱惜羽毛者有之；扛枷锁起舞者有之；挥刀自宫者有之。在苏联70年的统治时代，数不胜数的自由思想的载体——知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955年在小说《日瓦戈医生》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援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编辑部所指责的错误。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为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随即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全世界发出了一片赞叹。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在精神上为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作出如此精彩的概括与写照，《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1958年，鉴于《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再次考虑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几经周折，终于获得通过。但为了淡化时局的影响，获奖理由并没有直接提及这部小说，只说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这里的“叙事文学传统”，即指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氏获悉自己得奖后，很快致电瑞典文学院，表达了其喜悦之情：“无比激动和感激，深感光荣、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十分微妙。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气氛犹如黑云压顶，那些从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在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帕斯捷尔纳克对事态的发展始料未及，只得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并再次致电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在塔斯社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作家发表了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公开信，表达了他对祖国难以割舍的血缘之情，说自己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爱着俄罗斯，要他离开祖国到别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议的。接着作家又按官方的口吻进行了检讨：“《新世界》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有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曾评论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部充满了爱的著作，它并不反苏，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英国几十名作家联名表态：《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档案。小说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个性化写作的结果。他不服从于任何政治观念，只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反映个人的生活，因而被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教条下的苏联政府所不容。帕斯捷尔纳克的委曲求全终于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舆论的帮忙，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

对于一个看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检讨无疑开始了一场慢性自杀的过程。“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帕斯捷尔纳克如是说。

好作家就是好作家！诺奖以作品为本，授予文学声誉卓著的作家，是其勇敢的决定。莫言、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笔者敬仰的文学大师，诺奖授予共产党员作家莫言、肖洛霍夫、聂鲁达、萨特；抑或授予前苏联体制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那些不被某些当权者认可的人物，恰显示出诺奖是褒奖获奖者个人，而非褒奖政府和国家，更不是政治立场的站队。恰如莫言获奖感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家。这正是诺奖的价值。

莫言虽然视诺奖为“个人的荣誉”，可是，莫言老家的父母官劝说莫言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故居时却发号施令：“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诺奖加身后的另一个花絮是，“诺奖不值一套房”的热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当被问到巨额奖金打算怎么用时，莫言表示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莫言又说：“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对莫言的这一买房计划，地产界富商潘石屹也通过微博调侃莫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莫言，有北京户口吗？”

莫言获奖演讲篇3

在10月18日早晨，《新京报》首席记者张寒那篇《诺奖后，高密的“莫言效应”》被腾讯编辑“一鸡多吃”，找到了四个亮点作为标题—“莫言家乡拟种万亩红高粱，投6.7亿建旅游带”、“将种植万亩红高粱，曾因收益低弃种”、“游客拔莫言家萝卜做纪念”、“官员：儿子已经不是你儿子”。

诚哉斯言。尽管批评高密地方政府过于亢奋以至大煞风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对这个山东小城的官员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振兴机会。

争议爆发在结果揭晓之前

自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颁发以来，这是中国籍作家首次获得这项举世公认的最高荣誉。所以，新闻大战甚至在国庆长假期间就已打响。

10月8日，《环球时报》评论员即有言在先，“据法新社报道，一家公司认为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最有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打翻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的五味瓶”。

除了消解诺奖权威性，这篇文章更向“认定这位中国作协副主席、共产党员没资格获奖”的围观者开火，“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人比西方对华激进派还激进，他们在互联网上反对莫言获奖，不是因为莫言作品的好坏，而是他们嫌莫言‘不怎么骂政府’，他们认为只有坚定的‘异见人士’才有资格获诺贝尔奖”。

《新京报》则选择采撷微博言论，探讨《莫言离诺奖多近或者多远？》。摘录中，既有胡淑芬的视角—“现在反对莫言的民间声音，本质上用的同一种逻辑：我们要求给文艺松绑，自己却给艺术家们套上另一种枷锁”；也刊出了孙旭阳的坚持—“这13亿人即使无一人可以逃脱如此指控，也不代表是非黑白标准就应该对这国失效或豁免”。

而当《华西都市报》、《重庆时报》、《长江商报》等规劝各位《围观诺奖不如好好看本书》、《关注诺奖背后的文学生态》之时，还是腾讯敢于明确表达立场，以《莫言能否获诺奖不应强调政治因素》总结，强调“能否拿诺贝尔文学奖，主要看文学成就；莫言完全有资格竞争诺奖”。

媒体追逐新主角

在争议声中，时针走到10月11日19时，新闻大战的气氛在互联网上一触即发，仿佛所有的“读书人”，不论他们看没看过莫言的作品，在过去十几天里扮演的角色是预祝还是调侃甚至挖苦，都在等待着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

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哪个微博账号在精确到“秒”的竞争中惊险胜出了。

沸腾、井喷。五大门户在第一时间更换头条新闻，早就准备好的资料专题隆重推出；富有进取心的报纸、杂志也急忙通过微博账号传达自家连夜工作的成果，从展示莫言作品到采访他的二哥。

“今夜星光，无疑属于莫言”，这是当日《人民日报》晚安帖迫不及待的总结。现在看来，中国官方早就做好了莫言获奖的准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最资深的女主播李瑞英可以从容地临时插播，说出“本台最新消息，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个口径，自此成为中国媒体形容莫言时的标准定义。

在央视、新华社以及网络媒体掀起报道、评论热潮的带领示范下，几乎每一份中国时事报章次日都以莫言为封面主角，专题特刊更是连篇累牍。尽管在那些喜以“莫言”之名来创作巧合段子的人看来，类似《都市时报》的《莫言！莫言！》、《潇湘晨报》的《中国莫言》这样的标题总有暗讽之嫌，但这恐怕都是过度解读。

尘埃落定，《新京报》要《以平常心看待莫言获奖》规劝争执不休的人们，“在莫言获奖之前，国内各种公共舆论场即充满了各种争议；莫言获奖之后，争论也没有停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因为其他。大家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

获奖者感言

自辩也很重要。

据中新社报道，在12日的一场见面会上，“有记者问，有人质疑莫言是官方作家，站在权力角度写中国，不应得奖。莫言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的，并不是一个政治奖，这种质疑并没有说服力……有记者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表示，抄写《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

《人民日报》得以独家专访这位男主角，半版对话中，莫言再次提及“镜子”的比喻，“现在，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包括对我的赞誉，也包括对我的尖刻嘲讽、挖苦。特别是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而我自己，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旁边，看到大家指指点点、纷纷评价，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我必将是受益终身”。

那么，莫言现在幸福吗？央视《面对面》向他抛出那句国庆期间毁誉参半的“你幸福吗”提问，公开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的画面中，董倩问：“您幸福吗？”莫言答：“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他恐怕是不知道的。虽然李长春的贺信已盛情赞扬“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虽然陈光标甚至公开宣布愿意赠其一套北京别墅，但对他来说，甜蜜的烦恼才刚刚开始。

莫言的“经济效应”

周末过后，有关莫言的舆论议题已渐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转向“消费莫言”。因为，人们发现，在这位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周围，聚拢着形形“别有用心”的人，按照新华社的说法，“他的笔名、真名、作品以及各类传闻轶事都开始被人津津乐道，甚至连小时候‘掉过粪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等也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有报道称，莫言10年前的手稿飙升至120万元，签名书在网上加价售卖，例如《透明的红萝卜》要价已达10万元；家乡要重修莫言文学馆，发展红高粱文化旅游”。

莫言获奖演讲篇4

关键词 莫言 村上春树 《透明的红罗卜》 《且听风吟》

中图分类号 I3/7-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148-05

1985年《中国作家》第二期刊登了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篇作品在读者中好评如潮，为此前默默无闻的莫言赢得了文坛瞩目，被视为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创作不可多得的精品。莫言是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的，当年即有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问世，以后还写过《售棉大路》等作品，然而均反响平平。在这个意义上，把莫言的文学起点认定为《透明的红萝卜》，并不是一种随意说法。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登上文坛是在1979年，处女作《且听风吟》最初发表在《群像》杂志上，为他赢得了“群像新人文学奖”。不仅如此，评委丸谷才一还预见道：“这种以日本式抒情写成的美国味小说，不久可能成为这个作家的独创”。这意味着，这部处女作为村上小说的“个人革命”拉开了序幕。

莫言和村上双双在而立之年成名，文学发端各有不同，但是下述两点是肯定的：第一，这两位作家属于同一时代，成名作的问世时间相差不过六年左右；第二，《且听风吟》帮助村上横空出世，《透明的红萝卜》同样为莫言赢得了赞誉，只是没有获奖。

一、起点的语境方式

莫言和村上作为作家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这不只表现在国别的区分、文化的差异和创作经历的迥异等主要方面，即便是就写小说、讲故事的本事而言，要找出彼此的共同点也并非易事。

莫言生于山东高密县，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从来到黑土地上到21岁闯出去当兵，他所经历的完全是一个乡村孩子的入世之路。农村生活的积累，乡间眼界的短长，是莫言作为作家的唯一积累和财富。虽然后来走进艺术学院拿了大专文凭、进北师大研究生班获得硕士学位，少年莫言实际上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只读了五年书，经历的是一个山东少年现代农村生活的坎坷与困苦，这样的境遇所给予他的多方面生活理解显然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的生活积累虽然丰厚。而文化准备却委实不敢恭维。因此谈到作家人生，也注定了他为农民代言的宿命，表现其他题材无疑不是他的强项。他的获奖词《一个讲故事的人》，并没有去有意识地张扬古老黄河文明的分量，这篇纯粹的文学技术领域里的发言，实际上只表明了是莫言获了奖，而不是中国获了奖。

村上春树生于日本关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所高中的国语老师；母亲是船场商家的女儿，出嫁以后则成为专职家庭主妇。村上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从小生长在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环境中，读大学时赶上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和“安保”运动，尽管在早稻田大学读了七年才拿到文凭，但是成绩平平，大三时就早早结婚，《且听风吟》问世时正和妻子经营一间爵士乐酒吧。这是一位个体经营者出身的作家，处女作完成时只是在没有客人的深夜，尽量写一些简短而不是冗长的句子。所以他的出路除了操持都市题材的“青春小说”，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经历融入其间以外，文学起点上似乎看不出什么过人之处。然而，村上后来的文学影响竞超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成为代表日本走向世界的作家，而且数度直逼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这并不是什么神话。

无论是莫言抑或是村上春树的文学起点上，都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之处。这让人想到文学大师成长过程中究竟哪些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及发端形态，说明艺术上“这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原因和理由。

《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是“”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在一个农村民工修复滞洪闸的故事里，描写了黑孩、老铁匠、小铁匠和小石匠与菊子姑娘等几个农村青年。作品源自作家的一种意象，整体上弥漫着朦胧的气氛和心灵上的荒凉感。“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作品问世以后，有批评认为：“这种由意象而生发出来的思维方式，叫做‘内省型思维方式’。这种由内向外的东西，写出来一定带着明显的个人色彩，而且感情真挚。”

全力写人物成为这部作品十分鲜明的选择。在处理人物的艺术化过程中，作品有意削减和省略了与传统表现方式相关的大量内容，刻意寻求一种与形象相关的画面，努力做到让人物形象、而不是叙述者本人讲话，从而构筑起艺术上的模糊感与虚幻感。黑孩是莫言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是《透明的红萝卜》人物谱系中最为重要的存在。作品把黑孩的人生际遇和生活理解通过一个红萝卜联系在一起，表现的是这一人物基本上没有亮色的生活。作品结尾，地里的萝卜被黑孩拔出了一半，自己则地回了家。拔萝卜，偷地瓜，睡桥洞子，打群架的丑陋不堪的闹剧也至此终结了。莫言所表现的中的农村生活场景，作家不仅熟悉而且没齿难忘，所以才能把它处理成经过浓缩的画面，看上去分明保持着艺术的距离感。这生活、这历史、这艺术都是属于莫言的，没有任何与别人重复的痕迹。

在理解与表现生活的兴致上，莫言与村上异曲同工、有着同一步调。如同《且听风吟》所写运动与“安保运动”对年轻一代日本人的伤害一样，村上同样表现他所熟悉的这些无法忘却的内容。所不同的是，村上春树在《且听风吟》中热衷的主要不是形象塑造、而是语言的革命。“村上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出生，并伴随着日益繁荣却仍继续向往美国的富强和文化的日本一同成长起来的。”在对美国当代小说顶礼膜拜的意义上，是现今的日本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村上小说艺术的“个人革命”，首先是在语言领域内发生的。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的美国味是小说的美国味的前提。在文学起点上，村上开始就形成了二三条不成文的规矩。第一，对日本传统小说语言、特别是近代日本小说的平庸拖沓和魅力不足十分反感，基本的取向是在对峙中远离。第二，村上的文学语言蓝本，是在20年代以来的美国现代文学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涉猎的作家并不包括文学巨匠海明威和福克纳这样的大师，甚至连战后文学的中坚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凯鲁亚克也不在其中。第三，借鉴或重复广为人知的小说语言艺术，对于任何作家都是一把双刃剑。村上在实用主义和商业化思考方面，显然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且听风吟》的第一个日文文本由于与村上这样的追求相去甚远，所以数万字的心血被无情地丢进了垃圾桶，第二稿才改为先用英文写作、然后再译成日文的模式。由于“我的英文词汇有限，写不了太长的句子，这种情形反倒使我找到了一种节奏，同时实现了语言的洗练和句子的简洁。”

村上开始小说创作的70年代末，“‘纯文学’这一理念出现了决定性的崩溃。”读者对小说语言的接受趋势和审美标准，也不可遏止地转向大众化和世俗化，纯文学语言与大众文学的语言的界限在急速消失。时代呼唤着那些完全不是传统的写实主义意义上的语言文本的出现。这在客观上暗合了村上立志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故事的抉择，恰好顺应了文坛演进的客观性要求。

二、起点与创作高峰的整体性

除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外，莫言与村上的文学起点上，还共同存在着迄今为止尚未引起两国批评界注意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律。那便是这两位作家无不是以不断问世的高质量作品持续着与社会之间的对话，而且奇迹般地将自己的文学起点与创作高峰结为整体、一气呵成。从而出现了《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遥相呼应；《且听风吟》与《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比肩登场的文本现实，而且几乎没有给批评界留下喘息的机会，便已然成为分别代表中国和日本走向世界的作家。

据统计，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迄今仍在延续的莫言小说创作过程中，这位作家先后完成了《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等长篇小说11部，《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百余部，此外还有剧作、散文多部。其创作量之大，作品衔接之紧密，完全可以达到让读者与批评界目瞪口呆的程度。这些作品汇聚成了以山东高密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农村的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黑孩儿、媚娘、西门闹和姑姑等人物谱系。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不但征服了广大读者，还先后摘取了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第十三届意大利国际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和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许多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广泛传播。

村上春树继《且听风吟》之后，除完成了震惊文坛的“青春三部曲”外，其后又有《发条鸟年代记》、《海边的卡夫卡》、《1Q84》和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问世。和莫占一样，这些作品较之处女作和代表作不但艺术上毫不逊色，而且屡有创新，依旧延续着对读者的吸引力和征服力。其中，《寻羊冒险记》获得了“野间文艺新人奖”；《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则获得了“谷崎润一郎奖”。继《发条鸟年代记》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后，村上还获得了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和“耶路撒冷文学奖”等等。除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败下阵来，村上委实是获得了诸多奖项认可的作家。他的作品同样被译成了30余种文字，村上小说的国际化色彩在这一过程中也愈加鲜明起来。

作品是作家的社会联系的唯一渠道，无论成名作如何出色，那以后的创作倘若出现低谷，便意味着作家写作宿命的完结。问题在于，莫言和村上春树的文学轨迹并不是一般的写小说的人都可以轻易企及的境界。无论是莫言还是村上春树都是相当出色的和极富才华的。如果没有《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红高粱系列》所展现的“这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这是家族史上骇人的丑闻，感人的壮举，惨无人道的兽行，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便不可能有读者和批评界对莫言的真正认可。如果没有《且听风吟》之后的“青春三部曲”，村上春树也不可能完成爱情小说的顶级之作《挪威的森林》，轰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村上现象”便不会发生。作家的文学耕耘只有在自己心田里切实发生，文坛上才会开出绚烂的果实。这绝不是文学以外的包装和其他努力可以取代的。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成为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人所瞩目的作家，批评界对这位作家成功的理由也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这是莫言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皇家文学院的演讲词中的一段话，也是这位作家在自己的文学起点上发现的属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并成为他恪守的写作之道和小说风格。他接下来讲道：“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讲完了自己的故事，莫言开始讲述他人的故事，胶东的肥田沃土、身边的父老乡亲，于是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形象源泉。就这样，在他文学起点的后面，不断地耸立起一座又一座的文学丰碑。莫言文学的个性所在，是用作家演绎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汇聚起来的。失却叙述故事的能力，也便不会有莫言小说的成功。

如果说村上春树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可以当作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来解读的话，那么村上被视为一位对美国流行文化完全认同、几近臣服的当代日本作家的界定，是名副其实的。村上小说艺术的“个人革命”首先是在语言领域内发生的。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的美国味是小说的美国味的前提，这同样是村上在自己的文学起点上发现和找到、并且毕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方向。《且听风吟》是冒着英语文本日本化的风险而出现的，即便被人视为“翻译文本”，村上仍然锲而不舍，并且把这样的选择贯彻到其后的文学创作之中。除了将美国现代作家菲茨杰拉德的“要想讲述与别人不同的故事，就要使用与别人不同的语言”奉为经典，村上从来就未曾有过其它的选择。无论是作为小人物初登文坛的出路、还是作为大师风靡日本列岛时都概莫能外。村上对美国味小说语言风格的执着，包括他其后在小说艺术其他领域的努力，最终成就了这位作家的小说追求。

概括地说，两位作家在小说艺术领域中都付出过百折不挠的代价，莫言与村上的过人之处，都是在小说创作的基础领域中体现出来的。一个致力于故事的惟妙惟肖，一个倾心于语言的不同凡响，从文学的起点上便盯住不放，所以才终成正果。

三、起点后的汲养

客观地说，莫肓和村上春树都并不属于那种创作准备丰足的作家，由于在应该读书的年龄段分别赶上了各自国家的文化动乱，所以二者都是后天意义上的成功者。《透明的红萝卜》完成以后，莫言成了专职作家。在创作时间、写作条件方面天翻地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些变化在莫言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身上也发生着，而莫言的成功则在于其特有的心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自身文化潜能的发掘方面。莫言成名时，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人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之时，这种外来影响在莫言身上的中国化，集中表现在他盯住了三百年前有山东血统的志怪小说名家蒲松龄，从而也为自己的故事韵味平添了特有的色彩。

村山春树则在《且听风吟》发表后，给自己预留了两年成为职业作家的时间。此间，他除了卖掉酒吧、准备从事专职小说创作之外，另一个重要思考便是如何找到和完善成为一名小说家的路径，村上的选择是“以译养文”。从处女作问世以后，村上便开始了美国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他常规的工作状态是上午写自己的小说，下午从事美国文学作品翻译，就这样持续坚持了30多年。他从这项工作中获取了多少小说家所需要的营养，这些作品怎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恐怕是村上自己也无法说清的。时下村上已是名满日本的美国当代文学翻译家，翻译和创作相得益彰成为他文学起点上的独创和秘诀。

莫言在一首名为《师从》的旧体诗中，曾这样表述到：“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2012年底，这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词中又明确提出：“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关于莫言小说创作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批评界一直是有争议的，焦点在于“《聊斋志异》是马尔克斯架上常读书。《聊斋志异》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在全球畅销，世界各国很多作家都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而莫言之于蒲松龄，则完全是一种血脉传承的近亲关系。

莫言在接受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时，至少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之于莫言，不过是蒲松龄志怪小说的拉美版而已。“你们很乐意学习外国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潜意识等，其实，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潜意识，中国17世纪《聊斋志异》都采用过，后来又由曹雪芹的《红楼梦》发扬光大”。莫言的小说创作实践表明，2001年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便带有明显的《聊斋志异・梦狼》的痕迹。四年以后，莫言又完成了自己的扛鼎之作《生死疲劳》。作品中的轮回转世、亦人亦兽的艺术手法中，同样透着《聊斋志异》的文学真传。莫言借鉴和模仿蒲松龄，是那样的自然，信手拈来，毫不做作，完全没有学习西方创作方法的生硬痕迹。这是长期思考、刻意投入和水到渠成、炉火纯青的产物。也是作家在成名作完成后一直默默进行的、属于自己的修行功底。

村上春树在《且听风吟》问世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一边进行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的创作，一边开手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失去的三小时》和《父子间危险的代沟》的翻译。那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完成了《菲茨杰拉德作品集》和包括手稿与书信在内的雷蒙德・卡弗的全部作品八卷。这一过程中村上还感悟到随着语言与社会文明的演进，所有的旧译本无不面临一个“赏味期限”问题。“根据日语文体自身的变化，‘翻译文本’的最大‘赏味期限’是五十年”。因此借助20世纪80年代日本兴起的新一轮美国文学译介的热潮。涉足了四部美国文学的成熟期的经典成果，其中包括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雷蒙德・钱德勒的《长久的分别》、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杜鲁门・卡波特的《蒂芙尼的早餐》。对于“以译养文”，村上说：“归根结底，我的小说写法大都是从翻译劳作中学得的。通过将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一字一句由横写变成竖写，我得以从根本上破解了文章的秘密。”

在当代日本文坛上，像村上这样长期坚持一边写小说、一边搞翻译的作家，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特例。2007年村上在自传《话说跑步》中，为自己留下了这样一句墓志铭：“至少到最后，我都没有走过”。考察30余年间村上的文学翻译历程，他在战后日本文学发展史上同样是一个重要存在。而这个秘密，在作家的成名作问世的同时便已经存在了。

莫言获奖演讲篇5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包括凤凰网、新浪网在内的各大门户网站，也迅速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喜讯，并配以专题报道，其内容之齐备、角度之多元，令人叹为观止。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堪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说到底是一场体育的盛会，而上海世博会，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工业文明的展览，这两项盛事虽是崛起后的中国的集中亮相，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及中国文明的最深的内核，中国更渴望在文化而不是体力或者器物的层面被世界所认同。因此，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人们自然对诺贝尔文学奖多了一份更深的感情和期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作为一个民族精神魂灵的文学和文艺对于一个急于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已经厕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来说，它太需要一张世界文化殿堂的入场券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来得正是时候！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似乎只有放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百年旅程中加以审视，才能窥见其意义。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习惯了以西方为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或者一路狂奔或者茫然四顾的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似乎就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理不清扯不断的关系的某种隐喻。似乎只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文化才能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才能在西方的文化殿堂里登堂入室。中国作家所形成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因期盼而失望，因失望而怨恨，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世纪隐疾，年年发作。以至于大大小小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无法持有正常的心态，要么极力吹捧，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故作讥诮之语，莫言获奖，无疑缓解了这种世纪心病。相比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全国之力，莫言的获奖，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力量，其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似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然而，文学说到底是一项个人的事业，对莫言获奖的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他作品的解读才能加以体味。不可否认，莫言的成就，与他的包括《红高粱》《檀香刑》在内的一批重要作品中立足于地方文化的精神原乡中，所展现出的奇崛而瑰丽的想象力、肆意而丰饶的语言有关。他的为他赢得巨大文学声誉的作品，恰恰都是与现实、政治和主流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作品。不仅如此，莫言的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的文学世界所有意秉持的一种退步的、民间的、反启蒙的文学审美立场，恰恰是与百年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的、启蒙的、进步的文化方向相左的。这种倾向隐藏在莫言的创作轨迹中，从早期向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学习，到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莫言表现了一种东方式的智慧，一个本土作家的文化自觉———基于对本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清醒认识之上的文化自觉。深蕴于作家创作底气之上的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谦卑、内省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信。正如评论家葛红兵先生所说，“莫言的获奖，与其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失败，他正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对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我们是否能在传统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之外，为21世纪人类文明开掘出另外一种新路来？

然而，要清晰认识莫言作品的价值，我们还必须将之与诺奖竞争对手村上春树作一点比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呼声最高的两位作家是莫言和村上春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关于中日这两个作家水平之间的评判，又夹杂着非常复杂的民族感情。因为虽然文学可以超越国家和种族，但是文学评奖受到文学之外的政治、国族等因素的干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向来以小资作家示人的村上春树，自前年推出三卷本的《1Q84》，借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以隐喻的方式、感伤之风格对人类受到极权统治的威胁给予深切的关注，其呈现出的现实关怀让人为之震撼。而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在莫言的新作《蛙》中读到这样的震撼，虽然莫言看上去很讨巧地选择了一个很让西方人感兴趣，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的主题，但是他的立意中所谓的演义式的救赎，并没有石破天惊式的创见，而对于自己最拿手的东方式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却又因为毫无节制，而流于飘忽。今年在中日两国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村上春树在日本最大的、最主流的报纸《朝日新闻》中著文《狂热于领土好比醉于劣酒》，对日本政客的行径提出了批评，表达了对狭隘的民族情感可能会带来中日文化交流之路的阻隔的担忧，这大概是东亚领土之争以来，在政府和民间之外，最为独立和清醒的声音。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表现，特别是对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中的一些过激的行径的失语，其高下立现。

二

莫言获诺奖，既是一件文化事件，又是一件文学事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学事件。区别在于，作为一件文化事件，人们关心的是文学之外的作家的身份、荣誉、经历等文化因素，它们要纳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序列中，与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消费文化运作方式紧密相连。而作为文学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莫言作品本身，是莫言小说中那些明显具有个人烙印的文学气质———恣肆的语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和肆意燃烧的生命热力，以及在复杂的文学意象之后所要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深彻的洞察，特别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全球的纠葛中对于人文中国的深度挖掘。

但是，从网络传递的信息看，莫言获奖越来越成为一件文化事件。几乎从传言开始，网络媒体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几乎与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同时，凤凰网推出专题，刊登了许子东、程永新等一些学者对莫言获奖的评论文字，时间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感觉这是早已精心策划、安排、导演好的游戏，一切安排就绪，只待主角粉墨登场，而在百度贴吧“莫言吧”里，莫言获奖消息的帖子点击量超过2300万次。在获奖之前，莫言的关注度仅仅是韩寒的十分之一，获奖后，莫言的搜索量瞬间反超韩寒10倍。与此同时，莫言获奖后，作品洛阳纸贵，即使出版社开足马力，也是一书难求，而且一夜之间，莫言的手稿也暴涨百万元。而莫言的故乡也似乎嗅到了这种商机，正下大力准备整理莫言的旧居，试图作为红高粱文化品牌的一个景点挖掘出来。不仅如此，语文出版社也不失时机抛出绣球，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莫言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似乎更像是一场迟到的文化追授，意味着莫言作品正式进入了官方承认的经典体系，并正式被“写进了民族阅读的伟大传统”中。而莫言和张艺谋、姜文20多年前在《红高粱》拍摄现场光着上身的一张旧照片，也被翻了出来，被娱乐媒体大肆炒作了一回。更有消息传出，莫言作品将登上明年的春晚，与赵本山同台演出。

莫言和韩寒，一个是纯文学作家，一个是偶像作家，分属两个类型，莫言跟赵本山，更是扯不到一起，其在网络上关注度的变化，更像是大众的一种应急反应，并不能说明什么。然而，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一朝成名天下知，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却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文化现状。人们对莫言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人的真实的文学审美趣味，特别是对于具有精神探索性的文学艺术的真实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纯文学萎靡现实的原因。在这场狂欢式的大众礼赞中人们各取所需，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至于莫言作品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的内涵的挖掘，恐怕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去关心。

大众如此，再看看文化精英的反应。曾几何时，随着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公布揭晓，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指责和批评便一浪高过一浪，其所表现出的集体性的焦虑和狂躁，也算是一道风景。而今莫言获奖，评论家们却集体转向，众口一词唱起诺奖的赞歌。其实，诺奖的评奖标准和口味并没有变化，只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难道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作祟么？

不仅如此，莫言的获奖，无论是曾经的批评者还是赞成者，都不吝用最美的词语加以礼赞。莫言获奖的消息甫一公布，就有人撰文称这是诺奖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其实，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的授奖词中就可以看出，诺奖选择莫言，更多是基于西方世界所认为的莫言所建构的东方乌托邦神话的好奇，而不是基于中国当下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由衷接纳和认同。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又有人跳出来说，多年之前就曾预言莫言会获奖，甚至有人放言中国文学的第二春来了。此的心态真是了得，要知道两年前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论引发的争论还言犹在耳。从自卑到自大，中间只隔了薄薄的一层纸，中国人的心态转变得也太快了！

莫言的获奖，如同在中国孱弱的文化躯体上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本已被边缘化的纯文学获得一丝回光返照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某些“唱盛者”以遮羞的借口，让我们从此也陶陶然自我陶醉了起来。可以预见，在这场由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引发的文化事件中，莫言越来越成为一个抽空的文化符号，成为一个供奉在庙堂之上或者出入于娱乐频道里的道具。然而，在一个喧嚣的年代，一切浮华的附和终将如水流般逝去。莫言的获奖，很难改变今天文学创作整体良莠不齐、思想穿透力不足、精神品格不高的现实，也不能改变当下严肃文学被边缘化的趋势，文学也许终将是落寞的事业。

莫言获奖演讲篇6

瑞典学院的老头们为何青睐一个体制内的作家？一些国外的媒体对此颇有微词。其实，百余年来的诺贝尔奖评审，又何尝不是一种体制？而且，一个伟大作家往往有多重性格。荣格就区分过作为作家的人和作为人的作家。作家伟大如歌德，也会拖着一根庸俗的辫子。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圣徒勋章，而是文学的奖项，自有其评判标准。莫言曾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莫言的作品，而不是作家的行为。他的很多作品都在碰触敏感的神经，冲击着体制的壁垒，如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这更体现出一种引腾转挪的高妙。“天之赋道，不差胡华；人之禀性，岂限外内？”莫言写的是普遍的人性，他把人放在特定的境遇里，来试炼、来拷问其中的罪恶和洁白。诺贝尔奖给了莫言，正是文学的价值胜利。

刘（南开大学文学院）：我觉得首先需要把莫言其人、获奖其事和《蛙》其作分开来看。第一，不能因为人家获了奖就搞人身攻击，看见出头的鸟必枪打之而后快。莫言拿作协的工资就得替体制背黑锅，或者王安忆没抄《讲话》就更有资格获奖，这都不合逻辑。第二，诺奖评选这件事，只是某些标准和某些意志的体现，如果不愿意买瑞典绅士的账，完全可以“用脚投票”，选择其他作家特别是无缘诺奖者来阅读，比方说弗兰兹·卡夫卡、伊塔洛·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以上“三卡”纯属个人口味）。第三，对于《蛙》这部作品，颁奖词概括得挺准确，有魔幻，有民间，有历史，有现实，但“有”得太多了。莫言的野心还是大了，既要坚持民间叙事传统，又要与世界文学对话；既要关注（西方所关注的）历史重负，又要“写人”；既想把旧手艺好耍一番，又惦记着“创新”。这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丰富和“正确”的作品，但就好像一个高级厨师，想在一道菜里用上各种名贵食材和调味品，然后煎炒烹炸一溜够，您想这菜它是个什么味儿呢？当然也不只是莫言，“十全大补”几成当代长篇小说的共同特征：用生猛的“性／暴力”展演来宣泄曾经的性／政治压抑，用恣肆的语言狂欢来弥补禁忌空白的思想，用特定的价值理性来揭示历史秘辛、控诉民族苦难，用狐鬼神魔的文学传统来打扮当代现实的诡谲传奇……而莫言更胜一筹之处则在其强烈的属地性与丰饶的民间语言资源。在此意义上，如果诺奖一定要颁给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当然无愧，但他身上仍然存有一种烙印或症候，即“人”与“非人”对抗的价值焦虑，这种焦虑一旦用饱满得快要炸开的故事和语言来缓解，小说即走向完结，成为一个封闭完整的莫比乌斯环，它拒绝读者的重写和参与，更无奈的是习惯于在虚拟网络上实践、民主与个人生活／美学风格的新生代们早已不屑于参与这样的“文学”。这种双向的拒绝对获奖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个重创。所以，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诺奖———是勋章也是疮疤。

严彬（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鲁迅曾于1927年9月致刘半农的信中提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其时，中国除已然完成《呐喊》《彷徨》《野草》的鲁迅，另有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均已抱作成名。近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来说好似一年一次中途消退的潮汐，直到今年竟聚为一次大潮爆发，很有些始料未及。

尽管北岛据说曾数次接近诺奖，但他毕竟已是位缺少精深作品的人，而莫言依然每隔几年拿出一部高水平作品，他已经如此创作了20多年。放眼中国，几人有这样的文学生命？作为第一个以中国籍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他客观的文学成就，也有评委们主观的阅读，更可以加点命运之糖，才让中国人首次尝到甜头，“红高粱家族”也就加入“诺贝尔家族”。

当然，瑞典文学院本没有理由必须青睐遥远的中国，15位德艺双馨的院士也没有必然的责任去挖掘中国作家———他们选出过海明威和帕斯捷尔纳克，更错过了托尔斯泰和乔伊斯。

伊北（青年作家）：莫言先生获奖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对国家，对文坛，对出版界，对他个人。但四下的狂喜，又让人感到忧伤，跟北京奥运时的狂喜一样，这无疑还是一个西方为主导的时代，体育、经济，甚至文化，西方人真的懂得中国文学的好处吗？未必。中文写作的魅力，源自于汉字的魅力。汉字在世界语言的发展中是一个拥有巨大魅力的异数，中文写作，也有其优势和独特魅力。当代的写作没有跟五四新文学写作接续起来，而五四的小说写作又没有跟古典小说写作接续起来，而是直接跑去跟西方学，当代纯文学作家直接跟着西方跑的更多，很多都丧失了中文写作本身应该有的美感。中文写作，每个字都是有美感的，西文写作，字本身只是音，记录了一个音节，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西文写作的巨大缺失。诺贝尔奖是肯定，但诺贝尔奖未必能理解中国文学。

莫言获奖演讲篇7

莫言：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00，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13岁那年，“”爆发，仅读到五年级的莫言只能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好在辍学并没有消磨莫言的文学天赋，他想尽办法阅读所能读到的一切书籍，无书可读时，他甚至捧起了《新华字典》。1976年，他参加，所担任的部队图书管理员一职终于让他大饱眼福。1981年，他开始文学创作。从此，出版长篇小说和获奖就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先后获得“大家文学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奖”、“鼎钧双年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大奖”、“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茅盾文学奖”，直至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本名叫管谟业，他的笔名为什么叫“莫言”？他又度过了怎样的童年时代呢？我们来读读莫言的《我的童年》吧。

【顶级示范】

我的童年

莫 言

在我的童年时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照相这码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据后来看到过的一些历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忆，来想象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担保我想象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那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是赤身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烂程度是今天的中国孩子想象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她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没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人在险恶的环境里，也许会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不能适应的都死掉了，能够活过来的，就是优良品种。那时候我们都有惊人的抗寒能力，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时，我们光着屁股，也没有感到冷得受不了。那时的我真不简单，比现在的我优秀许多倍。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的每个角落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我的一个小伙伴后来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那时我的牙齿也很好，但不如那个当了电工的朋友的牙齿好，否则我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电工而不是一个作家了。

1961年春天，我们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大人们也扑上来吃。校长出来阻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至于煤块吃到肚子里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里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不要以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两年多。到了60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百斤粮食，再加上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愈来愈少了。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

当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开始回忆童年时的孤独，就像面对着满桌子美食回忆饥饿一样。我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洼地里放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里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是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在那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想象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了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树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对我的父亲说：“他爹，咱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后来我长大一些，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进入了成人社会，我在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许多麻烦。我母亲痛苦地劝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我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发誓再也不说话，但一到了人前，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作家生涯时，我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而且我只说真话。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顶级作文经】

我对作文被判零分的同学深表同情

莫言在东莞的一次文学演讲中，有人问他怎么看待现在的高考作文。一贯温文尔雅的莫言破例辛辣了一回，他说：

“我对作文被判零分的同学深表同情，也对判分的老师表示巨大的愤慨！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过分。如果我是阅卷老师，我一定会给分数的，绝对不是零分。”

莫言说，他原先以为高考阅卷老师都是博学鸿儒，后来才发现，连他的硕士研究生都会被“租”出去参加高考阅卷。“他们的认识比高考场上的孩子高不到哪里去，所以高考这个庙里年年有冤死的鬼，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因此，莫言只好在演讲的最后奉劝有才华的孩子，在高考时尽量克制一点，莫太冒险。

莫言认为，学生写作文要有“腔调”，即有自己的风格，但可以先从模仿开始。

莫言获奖演讲篇8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原名管谟业，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以一系列充满“怀乡”以及“怨乡”等复杂情感的乡土作品崛起，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8月，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

【名人评价】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价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他的小说都很长，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如果只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他还曾亲自对莫言说：“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莫言幽默地回答：“我知道，但是因为我非常会讲故事，只要开始了就讲不完。”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为，莫言是中国作家中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教授霍尔德·戈德布拉特曾将莫言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他还将莫言与狄更斯相提并论，说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很宏大、大胆、风格华丽、神奇、有力，而且都传递了道德信息。

阎连科：这是对中国文学30年大发展的肯定，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这个奖项对莫言来说是公正的，他的作品多，并且优秀，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何向阳：莫言创造力旺盛，想象力丰富，每部作品都不重复，具有探索精神，是不断挑战自我的作家。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再到《蛙》，莫言一步步走来，他一直在写故乡的亲人。他的作品始终贴近土地，他是一个忠诚于故乡和文字的作家。

张 宇：莫言获奖是众望所归。像王蒙、莫言、余华、阎连科这些作家，不管哪一个获奖都不会让人吃惊，他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韩少功：这是中国大陆作家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是一个好的起点，也鼓励了众多中国作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的善意表达。当然，也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学越来越有力量，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文学要想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可，还需要好的翻译，只有好的翻译越来越多，才能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认可中国文学。

苏 童：莫言获奖是中国作家的成功，也是文学、文本以及他个人文学特质的成功。诺贝尔奖的评委都是专家，以前总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带有政治性，我看未必是这样，这次莫言就是以纯文学性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书完全可以跟大师的作品平起平坐。

【相关故事】

1.酷爱阅读。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2.书架上只剩经典。谈到阅读，莫言说，现在的书太多了，但是他基本只读经典。“我这两年一直在书房里做减法，每年会清理一批书送给一些学校，现在书架上就剩100多本书了，都是经典。比如，中国几部古典小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有这些书就足够了，因为每次拿起一本书来，还没有读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等下一次拿起来，又把前面的内容忘掉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

3.孤独是一种财富。莫言在很多地方重复过一句话：“海明威曾经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创作的摇篮’。”莫言常说，饥饿与孤独是他创作的财富，其实莫言童年时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饿得面黄肌瘦、被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最后饿成作家，特别是像莫言这样有名作家的，屈指可数。他的不幸，也是他的财富。

4.面向苍生，背对文坛。莫言曾说：“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提醒。不要被文坛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

5.写作源于生活。《蛙》是莫言的代表作，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60年的生育史，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中“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莫言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6.媒体上很少露面。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出来后，其他获奖者在接受采访时，莫言正悄悄地待在山东高密老家的村子里，记者几乎找不到他。他说自己不是低调，也不是不看重茅盾文学奖，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最难的，但也是不可控的，写完了之后读者买不买，能不能得奖，就不是作家能决定的了。”

7.谦虚。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但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这样谦虚。莫言曾说：“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儿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的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8.获奖不能代表什么，将会继续努力创作。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被世界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相关链接一】

莫言获诺贝尔奖引发三大思考

孙丽萍

以书写山东高密乡村形成鲜明文学风格的中国著名作家莫言，于2012年10月11日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次标志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重大文化事件，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融入世界以许多启示和思索。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拥有包括莫言在内的不少世界一流作家，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是存在不小的障碍。莫言此次获得最受关注的世界文学奖项是一次奇迹般的突破，但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向世界依然任重道远，作品必须善于触动灵魂、书写人性、摒弃浮躁、关注现实，还要通过翻译努力跨越文字和文化的围墙。

中国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书写灵魂

长期居于世界文坛一隅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为世界做出贡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赞扬莫言的文学作品发人深省，并评论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

许多评论指出，莫言在《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中，以乡土中国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充满生命张力、寓言式的而又充满深厚历史感的世界。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说，莫言诡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令人赞叹。他更以持续30年的丰盛的文学创作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

莫言的想象力从来不脱离现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通过一个乡村妇科医生来反思计划生育、代孕生子等社会问题；《檀香刑》则通过描写暴力、酷刑和苦难，警醒世人抑制贪欲和邪恶的人性。

莫言不回避黑暗和丑恶，他通过写作来解剖人类灵魂，认为“只有跟恶和平共处，善和美才可以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莫言还曾多次表示“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在巴金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文学评论家周立民看来，“莫言的贡献在于，他从《红高粱》开始，就在寻求讲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他始终没有从当代中国的现实中退场。”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正是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软肋。

拒绝浮躁的写作态度

今年57岁的莫言小学辍学，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踏上文坛。30年来他的写作态度始终如一：摒弃浮躁世界诱惑，潜心文学创作。

与莫言相识20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形容，无论是当年初登文坛的腼腆少年，还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莫言“始终低调，窝在山东老家的乡村里写作”。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对于微博，莫言直言，“我经常在睡不着觉时，闭上眼睛想象：此刻的空中有数以万计的短信、微博，在不断地覆盖。上亿人都在写微博，将来谁的微博能够留下来？绝大多数微博都是写作者自娱自乐、自我膨胀的产物。”

与一些作家热衷于网络曝光率、关注度和点击率相比，莫言始终保持着一个写作者的本色和对文学的虔诚。

中国文学需要翻过“翻译围墙”

程永新指出，莫言获得诺奖，将大大鼓舞与刺激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回顾历史，鲁迅、沈从文都曾经离诺奖很近。但不可回避，“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汉语的特质，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是存在不小的障碍”。

事实上，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作家，在世界上也享有广泛声誉。王安忆、王蒙、北岛、欧阳江河、苏童、余华、格非、贾平凹等众多作家正在让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前行。

“中国文学一直在进步。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要说不足，我们缺少强大的哲学背景，还缺少一点宗教情怀。”程永新说。

但唯一令人忧虑的是翻译会成为阻隔中国文学和世界联系的围墙。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认为，莫言此次获奖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他笔下的乡土中国吸引西方文学界和读者。二是因为莫言的作品已经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不仅仅是英语，还包括很多小语种，在西方的传播比较广。

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地瑞典来说，莫言就有三部代表作被西方汉学家陈安娜翻译出版，分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中国当代虽然有许多像莫言一样的优秀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往往很少被以精妙的翻译传播给世界各国的读者。”

史领空期待，随着莫言的获奖，世界将把目光到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身上。这也会激励更多外国翻译者、作者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这对于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意义非凡。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出版界、文化界等方方面面也应该增强文化交流意识，推动更多中国优秀当代文学作品走向西方读者、走向世界。

（选自2012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

【相关链接二】

莫言 ——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桔 梗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的影响。幼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成为莫言荒诞小说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想象是其最大特色。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曾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振聋发聩。冯牧文学奖评委曾评价说，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的《蛙》则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在国际上也已享有盛誉。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福冈亚洲文化奖肯定了莫言对亚洲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认为莫言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据悉，莫言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红高粱家族》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等；《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