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4 04:02:45
3月21日，春分，莫言和本刊记者几乎同时来到扬州鉴真图书馆。在第二天的“扬州论坛”演讲中，他谈了自己与星云大师的交往，以及对佛教的看法，并痛斥当今社会的人性之恶。
2003年10月，扬州大明寺举行鉴真东渡日本1250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上，星云大师决定捐建一座图书馆。一千多年前，鉴真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60多年前，出生于扬州的星云大师去往台湾。
这座全国最大的佛学图书馆，因“扬州论坛”而广为人知。近年来，星云大师遍邀文化界名流，主讲传统文化。去年9月，莫言拜访台湾佛光山时，星云大师邀请莫言在扬州举办论坛。
2012年年初，莫言赴济南参加《齐鲁周刊》主办的“齐鲁精英人物”颁奖典礼，当时的授奖词是：“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1个月后，本刊记者赶赴高密，和莫言畅聊“高密四宝”；10个月之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得知2014年是《齐鲁周刊》创刊15周年，3月22日演讲前夕，莫言欣然为本刊题写“在这里阅读齐鲁”。
一个作家的立地成佛
很早以前，莫言就知道星云大师。1990年，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曾聆听过星云大师的演讲。后来他多次去台湾，其中一次是受佛光山所属的南华管理学院邀请。
去年2月，星云大师到北京，约他去见面，并送他一束佛珠，他一直戴在身上。去年9月，受星云大师之邀，莫言前往台湾佛光山，这是“一次开悟心智、开拓眼界的旅行，去了后感觉不虚此行”。莫言感慨道：“佛光山在台湾的地位，是任何一所大学不能代替的；星云大师在台湾的号召力，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所不能比的。”
在佛光山，莫言和星云大师有5次以上的交流，“可惜我没有慧根，如果有慧根的话，我现在也差不多快立地成佛了。”其中一次对话中，他们以“看见梦想的力量”为题，分别从“文学家的梦想”、“宗教家的梦想”观点出发，同台交流，共谈梦想的力量。
很多西方著名的科学家，最终变成了上帝的信徒，为什么呢？莫言说，他研究越深入，越感觉到大自然赋予他的一切越神奇，越不可思议。“没有得到关于大自然、宇宙最终的答案，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上帝的存在。”
有一年，莫言去浙江的一个寺庙，看到了庙宇和宝塔，感觉很像日本的风格，主持庙宇的年轻长老跟他说：“不是我们的庙宇像日本的庙宇，而是日本的庙宇根本就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现在我们如果要建一座唐代风格的庙宇，在西安很难找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很难见到，但是到日本去可以处处见到。
“文化是人类共享的财富，当年确实是中国的庙宇建筑风格影响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建起了千万座的庙宇，过了千百年后，这样的一种文化又回到中国来。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来来回回不断添加的过程，看起来是照搬模仿实际上创造的过程。”莫言说。
从“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
莫言对佛教多有研究。早在2005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对佛教便有着深刻的领悟。
2012年获诺奖后，在瑞典的一次演讲中，莫言讲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西门闹（《生死疲劳》主人公）几次转世的这个灵感来自于佛教六道轮回的这个概念。我是在写这本书以前曾经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叫承德的城市里去，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庙宇，在庙宇的墙上就画着六道轮回的壁画。”
莫言说，在中国民间，佛教的“轮回”观点是一股很强的道德制约力量。有人犯错，不是说他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是说他死后会下地狱，来世做牛做马。这也是彻底中国化的佛教。
3月22日，莫言在演讲中谈到，佛教的很多基本理念，就是对儒家的改造和升华。首先要做到儒家所谓的君子，才能成为合格的佛教徒，“如果连儒家的道德标准、理想人格都不具备，即便天天去庙里面磕头、烧香、捐钱，依然是南辕北辙。”
佛教的最高理想，远远超出了现实。儒家所谓的君子人格，在佛教看来只是一个基点，六道里面，人道只是其中之一。“佛教认为，即使是天道，依然没有脱离轮回之苦。”每个人都生活在万丈红尘之中，即使到庙里落发修行，依然活在红尘之内。
“侈谈极乐世界，侈谈脱离六道轮回，是不现实的。”莫言戏谑道，“极乐世界谁也没有看到过，有一些高僧大德圆寂之后，似乎去了极乐世界，但他们没有跟我们通信，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没有。”
唯一一个骑自行车的名人
有一次，莫言与太太散步，遇见一位受伤的老人，太太主动前去救治，自己当时还劝阻太太不要惹事。事后那位老人的家人上门感谢，自己觉得十分惭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批评别人，很少触及自我。”莫言说。
此言一出，经扬州当地媒体披露，莫言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演讲的当天上午，莫言看到一条震惊的信息，南方某城市有一个数千人的丐帮，这里面有很多乞讨的儿童，残疾的儿童，他们有的曲着背，有的断了腿。这些儿童很多是被拐骗，犯罪分子让他们服下强力安眠药，等他们一觉醒来时，就变成残疾人。
莫言发出感慨，“为什么科学发展到如此昌明的程度，人心之恶比之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0年，莫言第一次到扬州。当时南方闹水灾，他作为记者前去采访，但等他到了以后，洪水已经下去了。原本的采访任务成了游山玩水，他去了南京、宜兴、苏州、无锡、扬州，一路上没看到水灾。
多少年后，却有战友写文章说他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驾着冲锋舟，深更半夜深入到村庄里营救被洪水困住的群众。“捏造的表扬跟捏造的批评同样可怕，因为时间长了，你也信以为真了。”谎言听多了，他就感觉自己当年似乎确实是驾着冲锋舟营救群众，“在当今世界上，充斥了很多谎言、谣言，所以我们必须具备一双慧眼，也要具备一双慧耳。”
人人都在骂雾霾，却很少有人拒绝开车。“大家都不愿骑自行车出门，我就会每天骑自行车出门，因为我不会开车。”2012年时，莫言就曾告诉本刊记者，他有一辆永久自行车，早年女儿在北大附中读书，开家长会他骑自行车跑二十几里赶去，后来在家周围五公里内无论什么活动都骑自行车。有一年，他参加一个活动，人家都开宝马、奔驰，他却骑着那辆破自行车。有朋友调侃说：“京城里还有两个人在骑自行车，一个是洪博培（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一个是莫言。”
然而，如果我们把问题的由来更往上追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问题的根源，那么历史的坐标就应该设定在1840年。
为什么是1840年?
它的道理不言自明。就在这一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从此，封建中国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蚕食鲸吞；为了救中国，无以数计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也从此苦思“中国往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同时朝着如何让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展开了漫长而艰辛的寻索以及分歧的实践。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从侵占台湾展开，具体地说就是所谓“牡丹社事件”。1874年4月，日本政府借口3年前因遭飓风遇难而漂流台湾的琉球居民被牡丹社少数民族误杀，派兵进攻牡丹社。在这场侵台战斗中，美国一直参与其中，充当谋士，供给军火，直接参战。最后，在英国公使从中调停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台事专约》：日本政府在索取赔款50万两银后，从台湾退兵。然而，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任巡抚，展开了台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3年后，康有为上书主张变法。再过6年，清廷在甲午战争战败。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的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因为台湾的割让，于是就有了“”的产生。与此同时，台湾人的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也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发展。
割台之议甫定，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愤然而起，立即会同任职朝中的台湾进士，，表示强烈抗议：
“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间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
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势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这里，所谓的“隐痛”，不就是弃儿意识(孤儿意识)的感情根源吗!
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亲睹台湾举人垂涕请命，莫不裒之，于是聚会商议，公推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指出割让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
另一方面，割台消息传来之后，台湾全岛群情哗然，丘逢甲等士绅及官员商议于5月25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之旗为国徽，并发表抗日宣言：
“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查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千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从这段宣言可以看到，这时候，台湾菁英主观的自主意识依然压过“无天可吁，无人肯援”的客观处境，还没有发展到悲怨的弃儿意识(孤儿意识)。
论坛吸引了台湾地区逾两千位民众参加。星云大师、莫言、远见天下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高希均教授在论坛上进行对谈，分享自身对梦想、生死及欲望的观念与想法，鼓励社会大众以梦想为力量，用华人的软实力站上国际舞台。
记者应邀与会，2周的行程，亲历台湾现代佛教的入世与慈善力量—追求出世的路途中，洋溢着活泼的人间情怀。在那里，佛像、僧尼、庙宇绝对不是佛教唯一的中心，他们更关心世俗红尘里的芸芸众生。这背后，正是“人间佛教”的理念与实践。
给莫言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此次论坛的目的，按高希均的说法，就是融合人间佛教与人文世界。
人间佛教是星云大师所阐释的：“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而“人文世界”是指人类对多种面向的求知与知识的理性探讨。当“人文世界”聚焦于“人本思维”时，就是在提倡人类的平等、博爱、正义、公平。
在论坛的前一天，“佛光山二一三国际书展”正式开幕，近百家出版社携带新书云集佛光山，让寺庙道场一时变得门庭若市。星云大师携同台湾地区教育部长蒋伟宁、高雄市长陈菊出席开幕会。办书展，搞论坛，每一步都可说是踩在时代脉动上，让古老的佛教焕发活力，也让人疑惑。星云大师用“佛教现代化”给出回答：“佛教走上现代化，是一条必然的途径。本来佛教就是以人为本的宗教，佛教是五乘共有的真理，不光是出家人特有的修行准则，而且是七众弟子共有的人生指南。佛教要因应每个时代的需要，以最巧妙的方便，将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于社会，也就是要‘现代化’于每一个时代。”
佛光山的现代化，在办学上亦可见一斑。
9月21日，莫言到台湾佛光大学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佛光大学是由星云大师所创办的大学，它是一所以“人文精神”为依归，“义正道慈”为内涵之森林大学，下设人文学院、社会科学暨管理学院、理工学院和佛教研修学院，4个学院下辖有23个系所，其中，文学系还设有博士班。目前有将近4000名师生。
佛光大学是星云大师创办的5所大学之一。目前，佛光大学推动“四校一体”，即由佛光山办的佛光大学、南华大学、美国西来大学和澳洲南天大学四校一体的学校系统（菲律宾世间解大学刚刚建立），成为台湾第一所国际性大学系统，四校之合作与资源整合，四所学校将针对教师交流、课程教材研发、图书设备、资讯系统、学生交流等进行资源整合及分享，并且提升佛教学术研究合作。
黑道大哥林宏弦也去做义工
对于星云大师倡导举办各种事业的目的与意义，研究“星云模式”的满义法师把他归纳为五点，概要说来是：促成佛教教团建设和人员构成的年轻化、知识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推进佛教深入社会和生活；促使佛教与时俱进，自我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发挥佛教的生活性、人间性的功能，结合时代制定可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人生礼仪”；坚持“非佛不作”，然而又一切以民众需要为依归，善于将各种施之有效方法用于弘法利生。
星云大师深入监狱弘法布教的故事在台湾家喻户晓。
1956年，星云大师进入台湾宜兰监狱关怀受刑人，各地弘化的邀约不断，反应风评鹊起。
如今，法师、居士深入监狱的慈善活动已扩至全台湾，为受刑人阐述转迷为悟，转暗为明，人生从忏悔后重新起航，透过生命的回顾与省思，使浪子回头，生命再度出发。他们还将关怀触角延伸到校园，向青少年倡导不吸毒、不暴力、不自杀等珍爱生命的教育。
今天，台湾地区的49处监所，其中 40处已有佛光山监狱布教师固定进驻。来自佛光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以2011年为例，监狱布教受益人数达到79376人，看守所布教受益人数达到7958人，少管所布教受益人数达到2014人。
聊起去监狱布教经历，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历历在目：走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高墙、铁栅、重锁，进入关着杀人、抢劫、贩毒等重刑犯的隔离监舍中，伴随法器梵呗，布教师恳切地对受刑人说：“有形的监狱不可怕，心内的监狱才是真正的禁锢。”鼓励他们以佛法消除暴戾之气。
那些在胸口满是龙凤刺青的壮汉，在别人眼中如凶神恶煞，在佛陀眼中，只是众生中的一个。这时候，平时桀骜乖戾的重刑犯，面对布教师的循循善诱，温驯如绵羊，俯首聆听教诲。回头浪子不胜枚举。曾经的台湾混黑道的林宏弦叱咤风云，进入各监所多达20多次，因改造枪支、吸食等重罪而入监服刑。首次参加佛教班的他，没有，看到佛法稳定人心的力量，内心竟也嘲谑了起来，认为监狱布教师们定是施了法术，才会出现这认知失谐的画面。今天，林宏弦成为佛光会的一员，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去监狱布教，以身示教，演讲“路要自己走”。
吴伯雄、曾志伟都是追随者
50年前，这位来自扬州的年轻和尚，心无旁骛，穿越了台湾半世纪的时光隧道，开创了一个无限的佛光世界、风格独具的道场，是否偶然？
台湾《人间福报》社社长符芝瑛认为，从外因缘来看，半个世纪的台湾，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层面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经历着从贫穷困蹙到繁荣富足、单纯朴素到多元繁复的发展过程，而佛光山的发展与台湾奋斗的历程一体相连。“人间佛教”提倡学佛要促进人们的幸福安乐，带来富裕美满的人生，恰好合乎台湾人民对未来的向往，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目标。
1991年，星云大师创立国际佛光会，目前在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有200多个协会、千余分会，会员人数近300万，更于2003年正式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的成员。针对各阶层人士，星云大师通过艺文化、生活化、大众化，将“人间佛教”的种子广为撒播，聚拢社会各阶层，包括企业领袖、文教精英、知识分子等。如荣誉主席吴伯雄曾担任了一届佛光会中华总会的会长；香港演艺圈多人皈依大师，例如曾志伟、钟镇涛、邝美云等等。
今天，佛教在台湾已深入人心。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佛堂寺庙四处可见，不少都市道场就设在白领写字楼内，外貌上也不再是飞檐翘角，寺庙的功能亦渐渐多元化。有调查称，自认信佛的台湾民众高达总人口的60%。结婚有佛化婚礼，生子请法师起名、短期出家、假日修道、丧葬仪礼等佛化生活方式，逐渐通行。在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推动下，在台湾的高雄、屏东、嘉义及宜兰等偏远山区设立了500个读书服务点，配备50辆车每月巡回送书，每辆车配备1万本书，每次出发会有2000本的图书，使得阅读风气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进入部落，更借由阅读的过程，来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与改变命运。同时，书车也与行动电影院结合，让阅读的形态不单只是书本而已，而是拥有了更多元化的一个视野，这也让不喜欢看书的人，开启另一种机缘。
台湾文化评论家林谷芳说：“愈多的知识开拓，往往带来更新、更多的未知领域。随着文明的发达，我们反而愈看到宗教的不可取代。”
超越宗教
“我们不要把他的成就只归功于信徒，不要把他的事业定位在宗教，更不要把他的贡献局限在台湾。星云大师的贡献实在跨越宗教，超越台湾，飞越时空。”高希均教授如是评价。
从高雄一隅播撒全球，星云大师在全球传播佛教的方式，仍然是古老的禅宗边缘化扩张方式，即在五大洲创建寺院，从佛光山分灯，往世界各地扎根本土，就地蔓延。
位于法国巴黎，被称为欧洲最大寺院的佛光山法华禅寺堪称典型代表。从1991年4月星云大师派人至巴黎筹备建寺事宜并成立首个巴黎道场起，法华禅寺历经二十余载建成。其间，从建寺选址，到建筑设计，因文化的不同，法国政府与佛光山进行了多次交流，最后建成了一座占地6750平方米，依自然、环保理念设计，融合东方佛教和西方哲学建筑理念，符合人间佛教弘法空间需求的现代道场。
道场建起了，佛教在法国弘法的困境接踵而至。“首要面临的困境是语言问题。”佛光山欧洲总主持满谦法师告诉记者，传播佛法的首要困境，就是难以当地语言讲说佛法，为此，满谦法师组织开设了中文免费培训班，佛光中文学校目前有近千名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同时，尝试在全欧洲十几个国家巡回推广“茶禅悦乐欧洲巡回文化飨宴”。满谦法师发现，欧洲人的主要生活饮品虽是咖啡，但经过几年的观察，他发现咖啡和茶的内在精神面是一致的，于是他决定把中国的茶禅和西方的文化融会交流及分享，把茶与禅带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
满谦法师认为，禅宗在中国之所以能盛行，也因它融入生活。中国禅法里，茶禅更占有重要的地位。茶与禅的共同之处在于追求自我精神境界的纯净与升华。在每一场“茶禅悦乐”盛会中，茶禅行者先引导与会者静坐，使久受外境干扰的心识沉淀下来；接着，以中国传统茶道示范“动中禅”，为来宾专注地沏泡来自台湾的有机好茶，让与会者透过感官的视觉、嗅觉和味觉，于喝茶中体验茶道美学，细品出不同层次的茶香口感。
我外公出生在台湾，青年时参军来到大陆，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等战役，全国解放后，又积极投身到建设大西北的火热征程中。乡音难改，乡音难忘。在我的记忆中，外公的身影永远是那么孤独，伫立在窗前，静静地；外公的神情永远是那样落寞，半靠在摇椅上，缓缓地……
永远记得外公揽我在怀，教我唱《天黑黑》的童谣：永远记得外公抱我在膝，在一张发黄的台湾地图上轻轻抚摸；永远记得外公牵我在手，轻轻吟唱着歌仔戏的片段……
1981年的一天，外公忽然嚷嚷着外婆张罗了一桌饭菜，破例拿出珍藏的好酒，把全家召集在一起，激动地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了!我们台胞有家了!”那一天，外公喝醉了……1983年10月18日，陕西省成立了，那一夜，外公再次酩酊大醉!自此，外公又快乐起来，联系台胞，联络乡亲，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用外婆的话说：“你外公现在30岁呢。”
上世纪90年代初，在陕西省的帮助下，外公联系到了台湾的大哥，终于在40年后又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很快，台湾老兵可以回台定居的政策就出台了，一方是魂牵梦绕的故乡，一方是养育了他40多年的水土，难以割舍的外公彻夜难眠……陕西的同志找到外公：“老林啊，陕西省永远是你的家，欢迎你随时回家!”外公终于作出了决定――和外婆回台定居!年近七旬的他们面对着纷繁的回台手续一筹莫展，这时候的叔叔阿姨带着各种表格来到外公家，帮助外公办理各种手续。那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可以在外公家看到的同志在忙，而上学的我就成为外婆打趣的对象：“哼，我最近见同志的时间比见到你还多得多。”终于到了外公赴台的那一天，机场里，换完了登机牌的外公迟迟不肯过桥，拉着同志的手说：“要写信喔!寄相片给我!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在台湾的日子里，外公常常写信回来，不过令我嫉妒的是往往写给叔叔阿姨们的信比寄给我的明信片还多!
十几年过去了，外公、外婆都已驾鹤而去，可第一次临别机场的那一幕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作为第三代台胞，1996年11月我光荣的加入了台盟。作为一名青年台胞，又是台盟一员，我主动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在“和平发展”这个大舞台上，不断提高着自己的能力与综合素质，认真发挥着台盟参政党的作用，为推动陕台各项交流和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力争成为青年台胞良好形象的代表。
该片分为《太阳旗》和《彩虹桥》两个部分，讲述了世世代代居住在台湾岛上的原住高山狩猎民族赛德克族，过着狩猎、农耕、编织的丛林部落生活，虽有各部落的纷争，但也相安无事。直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台湾岛割让给日本人，从此，自由自在的赛德克人就处在异族的高压统治之下，男人伐木做苦工，女人帮佣做奴隶，他们苦不堪言。终于，在沉默中，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爆发了，以马赫坡的头目莫那·鲁道为首的几百名赛德克人在雾社运动会那天成功袭击了驻守的日本人。日本人怒不可遏，派出更多的军队，拉来飞机大炮，疯狂地向马赫坡进攻。赛德克人寡不敌众，最终遭到围剿，但是并不投降，纷纷以自杀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灵魂救赎，到达彩虹桥的另一端，和祖先们相会，成为真正的英雄——“赛德克·巴莱”。
在日本人统治之下，有了邮局，有了商店，有了学校，大家可以更加文明地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之下，很多年轻人被慢慢同化，变得没有了血性和灵魂。而且，他们被禁止纹面，失去了成为“赛德克·巴莱”的信仰和图腾，渐渐地，就会失却梦想和尊严。这正是作为酋长的莫那·鲁道不愿意看到的，是为了延续种族，苟延残喘呢，还是为了尊严，做最后的抗争呢？
虽然敌众我寡，“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他们还有飞机大炮，先进武器，但是，莫那·鲁道还是选择了抗争，并且，“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失去了高山和猎场，赛德克人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失去了血性，赛德克人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无法成为“赛德克·巴莱”。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与其忍辱偷生，不如有尊严地死去。于是，虽然聚众也就三四百人，莫那·鲁道还是向侵略者反戈一击，顽强战斗！
即便有飞机大炮，还有正规军，日本人并没有占着一点便宜，赛德克人顽强的意志力，强健的体魄，能在丛林中健步如飞，如鬼魅一般转瞬消失，加上熟悉地形，让日本人不胜其扰，伤亡甚重。几百个赛德克族战士，竟对抗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兵。失败之后，无一投降，自杀殉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赛德克族抗争的精神和各个民族的抗日史交融在一起，汇合成千古不朽的中华民族斗争精神，可歌可泣！
在好莱坞大片疯狂来袭的今天，中国电影尤为艰难，但并不是无路可走。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民族风格，不盲从，不跟风，不功利，用心去做好每一部电影，我想，中国电影的出路应该会很广阔，很明朗。
影片信息
片名：赛德克·巴莱
导演: 魏德圣
编剧: 魏德圣
主演: 林庆台 / 马志翔 / 安藤政信 / 河原萨布 / 徐诣帆 / 温岚 / 罗美玲 / 徐若瑄 / 大庆 / 林源杰
类型: 剧情 / 历史 / 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语言: 赛德克语 / 闽南语 / 日语
上映日期: 2012-05-10(中国大陆)
片长: 153分钟(中国大陆/国际版)
又名: 赛德克·巴莱 (上下)合集 / 赛德克·巴莱 剪辑版 / 真正的人 / Warriors of the Rainbow: Seediq Bale
“部级”领导加盟商业电视台，但这并不会让电视台老板诚惶诚恐。台湾许多电视台的主持人中并不缺乏政治人物，退休的政客满地都是。而且这些电视台的一些优秀主持人也会从政，如陈以真，曾经是台湾《年代新闻》女主播，2011年选择回到家乡嘉义参选“立委”，败选后被看上，成为“内阁”成员之一，担任“青辅会主委”。2013年，台湾搞行政机构改革，“青辅会”被裁撤，陈也失业了。3月7日，党内初选民调出炉，陈以真以40.915%的民调支持度胜出，将代表参选年底嘉义市长，算是重出江湖。
“部级”领导参选市长再正常不过，甚至还有“部级”领导参选民意代表的。苏俊斌曾经是2008年竞选大位时的贴身发言人，选后曾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但有志于从政、曾担任过“立委”助理的苏俊斌深知，若能当选“立委”可比担任所谓“正部级干部”获得更多加分，民意基础比级别待遇重要。2012年台湾大选中，征召了这位青年才俊，作为“刺客”参选台南市的区域“立委”。
在台湾，除非已经当选地区正副领导人，卸任后有安保、车房经费等外，其他人员卸任或退休之后就是平头百姓。体制内外跳槽也几乎没有成本，更无“职称”、“级别”之说。选举上台的官员所任免的执政团队成员，可能是之前只是地方“局长”，也可能是作家、大学教授。龙应台两度从政，第一次是被时任台北市市长的招揽为文化局局长，到了成为地区领导人的第二任期时，她成为“文化部部长”，地方的局长到地区的“部长”，根本不需要熬政治级别。
只有“副部长”及地方“副局长”以下的文官，才有级别之说，不过级别更多只是来核定工资。根据台湾相关规定，“行政院副秘书长”是文官体系内最高的一个台阶，所以这个位子也被称为“最高文官长”。正副领导人靠“选票”上台， “行政院院长”、“部长”和“政务次长”是“看当选人吃饭”，常务次长以下就是雷打不动的文官。
故事起始于19世纪末，世居台湾岛上的高山原住民赛德克族，向来 以恪守祖先训示，遵循四季流转的方式，过著狩猎、农耕、编织、等各式传统的山林部落生活。
然而，自1895年（清光绪21年、日本明治28年）起的日据台湾时期，日人为了丰富的山林矿业资源，对各原住部落采行严酷的理蕃政策，赛德克族逐渐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与信仰，男人必须搬木头服劳役，不能再驰骋山林追逐猎物；女人必须低身为日本军警家眷帮佣，不能再编织彩衣。最重要的是，他们被禁止纹面，完全失去成为“赛德克·巴莱”的传统信仰图腾，无法成为“真正的人”。骁勇善战的赛德克族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见证了30年来的压-迫统治，看着族人过著苦不堪言的日子，心中反抗的种子逐渐萌生。
1930年秋冬之交，正是一切劳役最焦热的时期。少数原住民为节省体力，使用铁索将木材由山上滑曳到地面，日本警察发现后，将赛德克族人鞭打成遍体鳞伤，族人们反抗与复仇的意念在心中滋长。某日，马赫坡社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了，好不容易举办一场让族人忘却痛苦的酒宴，新任的日本驻警却来巡视。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多·莫那（Tado Mona）热情招呼日警喝酒，却因手脏而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打；愤恨不平的达多·莫那协同兄弟索·莫那（Baso Mona），把那位新任驻警打得头破血流。因一场误会种下日警和赛德克族的紧张关系，自此马赫坡社便生活在日警报复的阴影里。
几天后，一群年轻人围绕着莫那·鲁道，强烈要求他带领大家反击日本人。莫那·鲁道在“延续族群”和“为尊严反击”之间思索良久，这时，他看见了围绕在身边这群年轻人的脸，他们几乎都是一脸白净、没有赛德克图腾的孩子。于是，他下定决心，并告诉那些年轻人：“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
莫那·鲁道在片中更是语气坚定地对着族人吟唱：“孩子们，在通往祖灵之家的彩虹桥顶端，还有一座肥美的猎场！我们的祖先们可都还在那儿呐！那片只有英勇的灵魂才能进入的猎场，绝对不能失去……族人啊，我的族人啊！猎取敌人的首级吧！雾社高山的猎场我们是守不住了……用鲜血洗净灵魂，进入彩虹桥，进入祖先永远的灵魂猎场吧…”
［素材点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居住于台湾的赛德克族原本是一个恪守祖训、温顺善良的民族，然而，日本人裸的压迫与残酷剥削却最终促使他们觉醒，最在本族英雄莫那·鲁道的带领下最终走上了反抗之路、斗争之路。压迫与反抗，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若要消除战争，必须从根本上消灭压迫、制裁与偏见。
［适用话题］英雄、拯救、战斗的激情、压迫与反抗
【经典台词】
1．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
［素材点击］身体与灵魂，构成了一个人的全部。然而，身体是一个人的“外在形态”，看得见，灵魂却隐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看不到。许多的时候，你可以将一个人的身体轻而易举地摧毁，然而却永远无法摧毁一个人不屈不挠的意志。
［适用话题］坚强、果敢、身体与灵魂
2．为什么我会在这样遥远的台湾山地，见到这一群如此面对死亡的战士？
［素材点击］这是一名日本军官濒临死亡时叹息，语气中充满了困惑与无奈。这名日本军官的困惑不无道理：穷乡僻壤、山穷水恶、缺吃少穿，然而，他们一个个却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这就是反抗的力量，伟大的反抗的力量：当一个人被压迫得走投无路时，往往会爆发出惊人的反抗的力量，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适用话题］死亡态度、意念之美、精神的力量
【拍摄花絮】
长达十二年筹划、跨国动员两万人拍摄
由《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所执导的史诗英雄巨作《赛德克·巴莱》于2011年1月31日正式公布电影上下集片名、上映日期、首波前导海报预告和系列书发行计划，为这部史诗英雄巨片正式揭开神秘面纱。至今一直保持神秘的英雄主角莫那·鲁道，也终于在前导预告最后一秒露出半张脸，完全呈现魏导拍摄前苦寻很久的猎人般眼神！此外，公司也顺利在过年前筹到一笔资金，特地赶在农历新年前，将所有努力的工作人员的薪资全部汇出，除了希望所有团队同仁都能过好年外，也藉由刚出炉的前导宣传的成果，答谢全体幕后人员一直以来的努力与辛劳。
［素材点击］愈挫而愈奋。电影《赛德克·巴莱》从筹划到上映，历经十数年。十数年间，全体剧组人员更是遭到了巨大的困难：周期过长、资金困难、伤员伤病......然而，他们愈挫而愈奋，硬是以惊人的毅力走出了困境，迎来了美好的明天！这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适用话题］信念、困难与挫折、坚持就是胜利
英雄莫那现身预告、拍摄团队挑战台湾影史纪录
从筹备就备受艰辛的《赛德克·巴莱》，不论制作规模或台、日、韩等跨国团队投入大量人力心力拍摄，都不断挑战台湾影史纪录，在历经十个多月的拍摄下，首次曝光首波视觉海报，采用大量的原住民色调，英雄主角莫那·鲁道叼菸扛枪的剪影，成了海报最鲜明的视觉符号，而前导预告更逆向操作，短短三十秒预告里面，以跨国团队拍摄过程的影像纪录为主，不论是穷山恶水的环境或举步艰难的拍摄，都将带领观众直击本片如何完成高难度挑战，而最后一瞥的英雄主角莫那鲁道的勇猛眼神，让人兴奋地对《赛德克·巴莱》更加期待！魏导说：“《赛德克·巴莱》将超过1800个特效镜头，在特效完美呈现前，我希望用短短数秒钟的画面让大家能先窥见一些内容，并藉由前导预告能让观众见证，这群优秀制作团队所完成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素材点击］极限之美。很显然，电影《赛德克·巴莱》挑战并超越了极限，而极限过后，留给观众则是一场完美的视觉“盛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如身体极限、心理极限等，挑战极限的过程也注定困难重重、痛苦无比，称得上“山重水复疑无路”，然而，一旦超越极限，则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同学们，学习的过程中，你有过挑战极限的经历吗？
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
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
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
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CPI）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
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对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体系，只要市场信心存在，而且只要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态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系统（包括金融）可以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也许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可以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可以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未来。现在所说的混沌或复杂系统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对于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结束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现在做起，改进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观察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提问："谁能养活？"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提问都导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适应性反应，从而使得爆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台湾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适应性反应很可能使得台湾在春节以前不会发生本土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台湾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台湾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思。大陆，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征和经济模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如果说那些国家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管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办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救援(bail 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如果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当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进，出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通过其他银行的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断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导致发生系统性崩溃。
如果纯粹按照市场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后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波及面有多大。只要波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引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可以优化市场结构。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有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范等办法。
台湾五年前就建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今年，台湾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范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一致的（market 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一致的、因而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
（1） 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段。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所有自己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已经多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
（2） 台湾当局已考虑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中，已要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
（3） 去年已将金融营业税有5%降至2%，最近计划继续降至零税率；
（4） 新政府上台后，曾提高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协助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
（5） 调降存款准备金；
（6） 准备推出机构合并法，以促进银行合并；
（7） 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如果人心涣散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台湾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已经较强，这一方面导致容易暴露出来，容易爆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惯做法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披露消息，在短期内通过化解措施保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长远的考虑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要从根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量按照市场运作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
1． 卡尔·波普尔："论民主"，载德国《明镜周刊》1987年第32期。
2． 尼古拉斯·拉迪："金融体制存在的困难及改革的路径"，载《国外专家谈中国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
3． 兹为·博迪和罗伯特·C·莫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
4．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经济学》，华夏出版社，北京，2000年。